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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hihlun · 10 months a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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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江健三郎 - 後退青年研究所（1960）

黑暗的深淵在這個世界到處張著大口保持沉默。現實世界向遍布各處的深淵漏斗狀地傾斜，所以對傾斜敏感的人會不知不覺或者有意識地順首傾斜滑下去，墜入深淵黑暗的沉默之中，從而體驗現實世界裡的地獄。

我曾經像地獄把關人站在一個黑暗的深淵邊上，我所體會的對滑入深淵的漏斗狀傾斜的敏感，是指那些在政治或思想上道受過挫折的青年、心靈受到創傷的青年。當然，他們中的許多人在肉體上也有傷痕。

現實世界的一座地獄，即稱之為黑暗的深淵的話，就在大學旁邊不動產公司大樓三樓，房間總是亮堂堂的（啊，人為什麼自古以來就如此熱心努力使自己的周圍照得光明亮堂呢？人為什麼比野獸更強烈地討厭黑暗呢？我只是一個日本青年，不是基督教徒，對這些不感興趣，但每次一想到人對黑暗的恐懼，就想起「原罪」這個詞）。地上鋪著漆布，油光閃亮，不鏽鋼的辦公桌椅顯得清爽氣派，而且具有高效率，等待著合適能幹的主人。

但是，當我目送從走廊推門而入的挫折青年在回答我為了登記卡上的必要事項提出的、僅僅是卡片未曾明確記載但又必須記入卡片的簡單問題後，走進隔壁房間的時候，還是感覺到這間明亮的辦公室是地獄的一個入口。

隔壁房間有鬼嗎？有美國東郊的大學受過非常好的高等教育的嶄露頭角的年輕心理學家戈爾遜先生��擔任翻譯的東京女子大學學生在等待著。在思想或政治上受到挫折的青年邁出憂鬱的一步踏進這個房間，他們滿腦子苦惱，準備談談心裡話。我的大學同學把這間房間稱為「後退青年研究所」。其實正式名稱叫「戈爾遜訪談室」，英文縮寫為GIO。但沒有人稱呼它的正式名稱。結果戈爾遜先生的問題只提一個：「你為什麼後退了？」因為大家都是來談「自己為什麼年紀輕輕就後退了」的。

那個時期，是韓戰結束後相對穩定的時期，是學生運動處於如氣潭中間四陷的波谷時期。學生對社會的關懷表現在合唱俄羅斯民歌，在兩三年激烈動蕩的學生運動中受到創傷的學生重新回到學校，變得憂鬱苦悶，暗自舔著自己的傷口消磨時光。

於是，一個美國國籍的年輕學者就在東京大學旁創立了這家以遭受創傷的學生運動家為主要調查對象的研究所。它每天吸引不少所謂的後退學生。開始它只在校刊上刊登一則《戈爾遜先生恭候先前的學生運動活動家光臨！》的廣告，結果學生絡繹不絕。

我是在這兒打工的學生，今年剛剛二十歲，對青年神情憂鬱、臉色充滿抹不掉的髒垢的陰影般的苦悶可以說漠不關心，因此大概不會懷有同情之心。但如果GIO是對日本人炫耀優越者傲慢的那種研究所，我也不會接受接待戰戰兢兢地前來訴說自己內心陰暗的皺襞深處殘留的思想疙瘩的同胞這種工作，也許自己也會成為一個憂鬱症「病人」低垂頭把帽子貼在胸前排在長長的學生隊伍後面。

戈爾遜是個標準的開朗的美國人，雖然留著油煙色的短唇鬍，其實還不到三十歲，所以我在他這裡工作不覺得什麼強烈的自卑感。來日本的美國知識分子似乎要不是目空一切旁若無人或和藹可親寬厚溫敦，我們稱之為戈爾遜先生的這位芝加哥出生的社會心理學家可以說溫良敦厚的典型代表。

我現在還說不清楚戈爾遜先生為什麼跑到日本來調查受創傷學生的精神傾向，廣義地說，是否不少美國人在韓戰結束後很快就對日本學生的挫折心態發生興趣？用美國社會心理學的方法調查日本學生，結果對美國人有什麼用？

一般認為，美國人的調查是為了加強在遠東地區進行反共宣��的基礎的一項工作。這種看法多少令人信服，但就我所在的GIO來看，至少戈爾遜先生從未給我與反共宣傳有關的印象。

戈爾遜調查室每個月都把調查結果報回本國，但接收單位是不知道他業已畢業還是尚在就學的美國東部某大學研究所，好像與美國國務院、議會並沒有直接的聯繫。當然，我在這辦公室工作期間，出於一種自我厭惡的情緒，本來就對辦公室的性質、目的十分冷淡，也不想深入了解。我坐在辦公室裡，也和來訪的學生一樣，心情極其鬱悶，但出了大學教室門，會無緣無故地朝氣蓬勃、輕鬆愉快，有一種充滿希望的解放感。

我想擔任戈爾遜先生的翻譯兼打字員的女大學生也是如此的吧。在辦公室裡，我從未見過這個高挑細瘦的女大學生一絲平靜輕鬆的表情，但偶然在東京大學和東京女子大學共同舉辦的歌舞聯歡會上時看到她時，這位憂慮愁悶的我的同事簡直判若兩人，兩頰緋艷動人，興高采烈，歡聲笑語，像鳥鳴一樣尖聲歡笑。第二天，我懷著某種期待和莫名其妙害羞上班，出現在我面前的仍然是像內分泌失調似地愁眉苦臉的女大學生。

GIO的工作性質本身就極為憂鬱。有一次戈爾遜先生說，日本的工作告一段落後打算去台灣或南韓從事同樣的工作，熱情動員我跟他一起去。那時候我很想試一試，甚至夢見自己在南韓調查受挫折的朝鮮青年，我不僅把戈爾遜先生的所有工作包攬下來，還手執鞭子像對待奴隸一樣抽打前來傾訴衷腸的青年，想來實在可笑。這也許是GIO表面上像穩重平靜的調查室，其實潛藏著將手指插進青年的傷口使勁摳攪脂肪、肉體的冷酷的一面的緣故，感覺在我的潛意識裡、在夢中重現出來。

我的工作是調查接受前來訪談的學生的履歷和訪談結束後付給學生報酬。酬金是採訪一小時五百日元。戈爾遜先生通常在發票上都寫採訪兩個小時，本來學生上學都有月票，無需交通費，但還是根據現住所到這兒的距離支付交通費，這對學生來說，是筆不壞的打工收入。但是，除了特殊情況外，這樣的「打工」只能申請一次，而且不是前不久積極參與學生運動後來倒退的這樣在思想上發生戲劇性��變的人不要。因此，雖然不是想像的那麼難，確實比一般的打工不容易。

在GIO工作幾個月後，來訪的學生開始明顯減少，有時我的卡片上一天也沒登記一個學生的名字，戈爾遜先生無所事事，皺著眉頭像狗熊一樣悲傷地在屋裡轉來轉去。在這成績不佳的日子裡，只有翻譯兼打字員的女大學生絕不心慌意亂急躁氣惱，板板正正地端坐在桌前，閱讀袖珍本的《矛盾論》、《實踐論》。這不會讓別人覺得她思想上有所共鳴，因為那個時期，在女大學生中，毛澤東的書和羅曼羅蘭的書一樣風行。

沒有學生來的時候，戈爾遜先生就到傳達室和我聊天。他不和女大學生交談。她非常不愛說話，幾乎從不發表意見（這種徹底的沉默寡言使人覺得不正常，好像向戈爾遜先生發表見解自己也就成了前來訴說精神挫折的學生），戈爾遜先生對她也有幾分發怵。我們一邊從辦公室窗子望著本鄉（本鄉，地名。東京大學位於此地一譯註）的大學裡高大的��木，一邊盡量避開商業、日漸減少的後退青年的話題，漫無目的、天南海北地神聊起來。

透過這種無拘無束的漫談，我知道這個家庭一貧如洗的白人兒子靠獎學金上的大學，說不上天資聰穎才華橫溢，卻對日本的挫折青年極感興趣。一個二十八、九歲的美國青年選擇這個問題作為研究課題來到日本成立調查所，這本身就令人覺得他的精神構造不可思議有悖常規。我開始感覺到戈爾遜先生不是深淵的擁有者，而是被吸進這個現實世界的深淵裡的第一個墜落者。於是很自然地聯想到自己，我在自己的學生同胞前來訴說陰暗的情緒崩潰的外國人事務所裡工作，覺得有點近乎賣良為娼的人口販子、老鴇這樣卑鄙下賤，想起少年時光，雖然那時還是戰爭年代，對自己二十歲這個年紀依然懷抱著玫瑰色的幻想。但如今已經二十歲，而且是在和平時期，卻幹這種不清不白不三不四的差事，心頭充滿難以言狀的苦澀和自我厭惡。

可以跟我互相交流自我厭惡情緒的應該說是那個同樣打工的女大學生，但她整天愁容滿面，一有空就全神貫注地鑽進毛澤東的書裡，從不到我的屋子來走動。我一到裡屋，就不得不面對那些登記卡，被憂傷鬱悶的學生的形象擠壓得喘不過氣來，所以絕不會從我這邊推開女大學生房間的門，於是只好愁眉苦臉地和同樣愁眉苦臉的戈爾遜先生漫無邊際地神聊。啊，GIO簡直就是一座無比憂鬱的地獄！

正是在這種閒聊中，戈爾遜先生動員我在日本的工作結束後跟他一起去台灣或者韓國，也正是在這種倦怠鬱悶的時間裡，我從他不經意的動作的細微處覺察出同性戀的傾向。他談到美國東部的鄉村小鎮，語調那麼親切眷戀，卻不遠萬裡跑到東方來，說不定是被流放到日本來的呢。外國人到大學的課餘打工科要求介紹擔任陪同聊天的人、導遊、翻譯的學生，大多都想藉此名義發展成同性戀對象。外國人的這種別有用心現在已經變成常識了。我的一個朋友透過打工和一個外國貿易商搞上了同性戀，後來被貿易商拋棄，因此自殺。「被拋棄」這三個字是他寫在遺書裡的。這也是韓戰結束後那一陣子的事。

我和戈爾遜先生用低得能聽見隔壁翻書響動的聲音斷斷續續地聊長天，但雙方的心並沒有互相靠攏貼近。我用半瓶醋的英文跟美國人聊白開水淡而無味的閒天，覺得著急，深深地感嘆自已為什麼會在這裡幹這種事。我現在大體能體會到與美國人一起工作的日本人、尤其三十歲左右的婦女為什麼一天到晚裝模作樣矯揉造作大聲叫嚷的秘密。那些戴著很講究很派頭的眼鏡抹著大紅嘴唇以痙攣性地強調突出臉龐的女大學生們即將埋沒自己的空虛乏味的恍惚。她們和舊式婦女一樣，自我要求對工作奴隸般地逆來順受。

就我自己而言，當我看著和我相對而坐自由交談的這個美國人玻璃般透明而遲鈍呆滯的眼睛、像在果子凍上灑一層麵粉一樣發喧的胖臉和手背的皮膚、當細小的高鼻子、突然發出怪聲的嘴唇時，甚至神經質地想如果為了深入了解對方的思想情緒、為了在對方的臉上恢復人的統一感，簡單地說，如果為了發現我和對方之間人與人的聯繫，可以發展到同性戀關係。

我剛剛二十歲，從這個世界的幾乎一切追尋人與人的關係。而對年輕人來說，無論正常或變態的性關係，都是盲目地沉溺在令人感覺怪誕無序的他在之中的行為，都是賦予意義、制定秩序、變成如自己身體的一部分那樣親密的行為。如果我每天都和戈爾遜先生進行這樣百無聊賴的持續不斷的談話，我很可能要麼神經發作地和他同性戀，要麽神經發作地和他大吵一通辭去GIO的工作。

但是，在某月月初，由於上個月報回國內的調查數據實在缺少內容，本��給戈爾遜先生發來一封信指責他工作消極怠惰，信的措辭相當嚴厲。他早晨上班看了這封信後，一整個早上都在房間裡心煩意躁地急步轉圈。下午，戈爾遜先生終於下了決心，對全所人員，除清掃女工外、即我、女大學生及他本人就當前的困境發表演說。

戈爾遜先生的論點簡潔明快，本國要求他今後每個月提供上個月三倍資訊量的調查數據，如果不能保證這個基數，將解除他遠東研究員的職務。因此，我們必須提高效率。

怎麼提高效率？是在校刊上登更大的廣告，還是在校園貼廣告？《戈爾遜先生恭侯先前的學生運動活動家光臨！》

我針對戈爾遜先生的提問，發表意見說不能指望廣告的方法可以使狀況發生根本性的好轉，因為戈爾遜先生的後退青年研究所在學生中已經出名，即使出廣告，也不會有更多的精神挫折的新學生前來。

翻譯兼打字員的女大學生基本上同意我的意見，她認為即使我們在校內張貼廣告，再到處尋找可能會前來訴說自己精神受到創傷的青年，也不會像GIO調查初期那麼多。歸根究底，社會上並沒有存在很多「精神受創」的青年，並不是有無數的在學生運動中有過挫折體驗的青年在等待著GIO的召喚。大概已經見底了吧。

戈爾遜先生、我、翻譯兼打字員的女大學生心情憂鬱地討論了很久。戈爾遜先生不想現在離開日本，工作半途而廢回到美國意味著在大學裡謀不到一個好位置。另外，我和女大學生都不想過早失去這份又安穩收入又可觀的打工。

越討論越覺得前途渺茫，大家陷於一籌莫展的時候，戈爾遜先生提出了妥協的方案。他說，下個月一個月大家好好幹，把成績提上去，全力以赴，做出好成績，就可以向國內提出報告說日本學生的調查已大體結束，這樣就會批准調到其他地方去。如果在成績惡劣、遭受批評的風頭上提出調任請求，會立即被炒魷魚，南韓與台灣就是別人的美差了。

我和女大學生覺得不是立刻丟掉飯碗，還有一個月的時間可以找別的打工。於是三個人一致決定大幹一個月全力進行調查提出高品質的工作報告。

但是，不找到幾個後退青年，我們連一張調查卡也填不了，寫報告更無從談起。這時，我突然心血來潮，一個主意浮上心頭：我們可以製造後退青年、即心靈遭受創傷前來訴說苦惱的青年，簡單地說，就是隨心所欲地把一般青年當做後退青年，編造他們前來GIO訴說精神苦惱的假報告。說起來，這麼好的主意為什麼以前就沒想出來。我們以前聽過積極參與學生運動或黨的活動、後來遭受政治思想上的挫折的「心靈受創青年」訴說自己的真實感受。至少我和翻譯兼打字員的女大學生都聽過。「心靈受創青年」的訴說，連我們的心靈都感受到��苦。「心靈受創青年」主動到GIO來訴說自己的內傷不僅僅要忍受痛苦，更是克服了巨大的心理障礙。其實，後退青年到GI0來本身就是極不正常的非人性的行為。

根據我的主意，只需要一般學生稍微做些表演就好。我目送這些青年走進隔壁房間接受調查時，不會覺得他們掉進黑暗的深淵而心頭難過，也不會從調查完畢出來的青年臉上看到遭受打擊一蹶不振的印象，或者由於說得太多而疲憊興奮得通紅的肌膚上出現後悔、自我厭惡這些陰暗憂鬱的污垢。因為這一切全是演戲。他們不是「心靈受創青年」。

於是我向戈爾遜先生保證我明天去大學找幾個調查應徵者來，一定是幾年前學生運動的積極分子、典型的後退青年。

第二天，我跑了一間又一間教室，還去研究室和課外小組活動室，說明我的宗旨。說是一般學生，其實對兩三年前的學生運動也很了解，而且全身都給人一種體驗過精神挫折的印象。應徵者很多，我從中挑了十個。他們都知道GIO。他們和我一樣，對後退青年研究所把他們演戲的錯誤數據信以真感到愉快。我們興高采烈七嘴八舌討論說，美國人以為能把自己的手指插進日本真正的「心靈受創青年」的傷口裡使勁摳攪，完全打錯了算盤，我們信口雌黃的遊戲奠定了他們學問的基礎。當天晚上，這十個學生去GIO的日期以及各自扮演的角色都安排妥當。

從下一周開始，GIO每天都是開業以來從未有過的充實豐富。戈爾遜先生情緒極佳，幾乎天天說終於採訪到了一直想見的典型的後退青年。我只是輕鬆地把巧妙玩弄訴說把戲的青年送進隔壁的房裡，心情十分舒暢。

但是，令我稍感不滿的是，翻譯兼打字員的女大學生出人意外地突然辭去工作，戈爾遜先生決定停止調查，立即整理報告。結果我預約的兩位表演者未能上場。

戈爾遜先生也寫了一份日本工作業結束，GIO現已關閉，待命調往他地的報告，隨同本月的統計報表送回。他也答應把女大學生的工作日期算到GIO關閉為止向國內申請特殊津貼。戈爾遜先生對這個月成功的調查充滿信心，相信他的報告將一鳴驚人，博得滿堂喝采。

戈爾遜先生最得意的是我的第七個表演者，這個學生個子矮小臉色淺黑長著猴子般的額頭。我對他說不上了解，但戈爾遜先生一採訪，立刻認定他是最典型的後退青年。後來才知道，翻譯兼打字員的女大學生也因為這第七個表演者才下定決心辭去工作的。

報告空郵出去以後，GIO立即關閉。那天晚上，我們三人小聚，戈爾遜先生問女大學生為什麼要辭去GIO的工作，她回答說實在不願意看見那種厚顏無恥的日本青年。我從容不迫地看著女大學生第一次展現的深切焦慮與悲哀，覺得很可笑。戈爾遜先生一臉困惑，但沒有平時那種難以捉摸的異常感覺，而是一個不諳世故的平凡普通的學者即將發作時的不悅表情。我甚至想知道那個猴子額頭的第七個學生是怎麼表演的。

我是在另一個完全出乎意外的地方知道第七個表演者的伎倆的。GIO關閉一星期後，我從日本發行量最大的報紙上讀到有關第七個表演者的文章，也刊登了他的照片。照片排在介紹GIO活動情況的文章中，戈爾遜先生笑嘻嘻地站在第七個表演者旁邊。這一定是採訪結束後翻譯兼打字員的女大學生照的。報紙說戈爾遜先生認為第七個學生、即A君是典型的後退青年，發現他是GIO調查的最大收穫。報紙引用調查卡的記載這樣報道A君成為後退青年的經過。

A是日本共產黨東京大學支部的成員，但被懷疑為特務，慘遭監禁拷打，小手指頭第二關節被切斷，最後被開除出黨，戀人也離他而去。於是他主動向富士警署的某警察提供情報。但是他已經離開學生運動，情報沒有太大價值，當特務也沒資格。現在他非常孤獨。他恨先前的夥伴，是他們使他遭受巨大的挫折，但他的特務嫌疑問題似乎是一個背叛的同夥告的密。戈爾遜先生把A視為日本左翼學生後退的一個典型。

我覺得絕望的黑暗深淵正吞沒照片上與戈爾遜先生並排站立的、猴子一樣微笑著的第七個學生。我的身體開始顫抖，渴望確認自己在第七個學生不幸之外。我使勁從黑暗熱昏的腦子裡把女大學生的「那種厚顏無恥的日本青年⋯⋯」驅逐出去。

冬天。第五堂課結束時，整個大學籠罩著寒氣逼人的蒼茫暮色。我彎腰縮脖地走出大門，突然看見一個躲在電線桿後面的矮小男人用手套遮著側臉朝我走來。我們默默地沿著大學的磚牆在昏黑中並肩走著。

「本來打算鬧著玩的。」第七個學生萎靡不振地說，「我隨口胡編亂造，沒想到報上登出來了。」

「我也沒想到。」我陷入束手無策的困境，說，「向戈爾遜先生提抗議去。」

「已經提抗議了，我要求他撤回報道，但他不同意。他說報紙報道的內容，既有錄音又有證人，不能撤回。我說那是我鬧著玩的，是信口開河、胡說八道。但他說不管你鬧著玩也好，胡說八道也好，你說的內容很有意義。」

戈爾遜先生淡灰色的明亮的眼睛、細小的高鼻樑、胖乎乎的粉紅色皮膚立刻統一成一個傲慢的形象浮現在我的眼前，冷酷無情地把一籌莫展驚恐害怕的猴額頭青年猛力推開。我把自己融化在戈爾遜先生傲慢的形象後面，突然變得從容冷漠。

「其實報上的照片很模糊，能認出是你的不就是幾個親近的人嗎？既然是十分親近的人，對他們解釋這是一場玩鬧，大家哈哈一笑不就過去了嗎？」

「不行呀。就說我的戀人吧，看了報紙以後看我的眼神都不對了。」猴額頭的小個子把他的左手伸過來。

我看見他小手指第二關節被切斷了。我一陣難過，停下腳步。他像受欺負的小孩一樣眼睛直勾勾地盯著我，左手戳在我的眼前。我看著馬路上過來的公車，準備上車。

「戈爾遜先生答應一個月以後在報上發表更正啟事，而且把錄音帶還給我。你也幫我記著。好嗎？我幹嘛說那麼多呢？莫名其妙。」

汽車停下來，我上了車。我擔心他跟上來，但似乎他只是在黑暗中看著我離去。我終於鬆了一口氣，但我也不明白他為什麼要說那麼多。我至今也沒弄清楚。一個月後，戈爾遜先生的報告受到高度評價被調任為歐洲研究所。即使他在報紙上發表「內容與事實不符」的更正啟事，也毫不影響他前往歐洲赴任。但是他並沒有發表更正啟事，在我和女大學生的送行下，從羽田機場飛走了，因為第七個學生一個月後沒有再去找他。戈爾遜先生託我把錄音帶還給第七個學生，但至今仍保存在我這裡。我想起戈爾遜先生把錄音帶交給我的時候說的一句註釋性的話：「他是一個典型的後退青年！」

於是，我感覺到身邊的現實世界到處都是滑入默默張著大嘴的黑暗深淵的漏斗狀斜面。

（鄭民欽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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