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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ravitysworm · 5 years a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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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代游戏

2020年6月11日更新：帮香港蹲点Squatting团队写了一个更新的反思，加在这里：

时代游戏初稿完成于去年十月初，当时香港抗议在警暴泛滥下，展现出来的右翼成分逐步增多。我也在文章发布后在matters做过澄清，我致力于描述和解释的是香港抗议的公共面向，它如何被指认，代表和实践。一个对外极度去中心化的流水式抗议是否真的可以带来更平等和民主的面向，一个惧怕或者说暴露内在组织结构的运动如何逐步边缘化左翼，或至少是进步派的力量。我的判断是，在如今右翼政治占绝对上风的国际格局下，去中心化的运动发展到中后期，如果没有足够的内部反思和纠偏机制，就会被更大的政经结构中的民族主义和种族主义所反噬和冲溃。

现在大半年过去了，世界因为新冠病毒天翻地覆，北京趁乱绕过香港推出国安法，族裔解放运动再次席卷全美，既往政治的运行模式虽未根本变更，但确实在自毁般地加速。中美两大帝国的互相比烂大赛下，留给左翼的论述空间和行动方案看似越来越狭窄。现实中，即使以劳工阶层为名义的抵抗，也常常有意无意沾染上民族主义的色彩。香港的罢工论述愈发以和大陆划清界限为基准，和早期试图给大陆游客发传单，甚至试图介入国内群体性事件的努力大相径庭。当然，即使是早期的这些努力，也只是聚焦于一种趁乱打劫的想象，离劳工团结的目标也相去甚远。环顾世界其他地区，欧美和拉美的右翼在这次疫情中再次以工人阶级为名行种族主义之实。而目前美国BLM抗议潮中，左翼组织也被迫随波逐流，无法推出独立的议程。左翼在各地殊途同归的命运，并不意味着各国民众的总体政治倾向趋于保守，而是在甚嚣尘上的病毒民族主义面前，本土主义总是更容易抓住一切政治动员机会来壮大自己。相较之下，左派往往资金不足，在动员上也需要覆盖更多元的群体从而牺牲了效率。

在欧美世界对中国不加区分的敌意已经达到半个世纪来最高峰的时候，连美国亚裔都必须选边站队才能保住自己摇摇欲坠的美国性，更别说本就一直夹缝求生的香港人。只要中美二元对立的元叙事不被破除，香港的国际主义就很难脱离结构性的依附困境。一来，海外大量支持香港的人是带着工具性的目地在关注，香港只是北京恶行的一个注脚，而没有独立的命运和价值；二来，国际左翼总体来说并不关心、也不了解香港，或者说香港完全不在ta们的知识图谱里，这也是为什么对香港问题有明确表态的国际左翼组织寥寥无几。更无奈的是，这里面把香港抗议看作资本主义渗透的斯大林主义者还占据相当大的比例。这样的困境下，依附于欧美建制保守主义成了很多人看到的唯一通路。

如果关心香港的左翼要去夺回和开辟自己的阵地，就确实要去思考怎么提供另类的图景，而不只是劝说前线抗议者放弃某种他们可能并没有深思熟虑过的意��形态。如果特朗普当局不是香港前途的解药，什么才是新的联结点和支点？如何描绘两大帝国政治精英之外的世界，这个世界与香港的关系中潜藏哪些激进性的元素？

从2019年的全球抗议潮到现在美国的BLM抗议，暴露出的是各地有机连结的稀疏和脆弱。美国族裔解放的哲学和实践，黑人权力和泛非运动的历史、BLM的兴起、发展和与其他运动的联合，本可以与香港运动的斗争经验进行更深的互动。然而，现存的主导论述却完美陷入了中美博弈的圈套，将黑人解放看作对香港人所珍视的民主理想的背叛。我在时代游戏里曾经说过，要警惕将香港运动神话，从而制造出值得与不值得的抗议者之间的分化。但现实似乎恰恰在往这个方向狂奔，一个地区的抗争，被用来剥夺另一个地区抵抗的合法性。

已有的运动团结论述，也大都是通过英文媒体和会议作为中介和过滤器，欠缺有效沟通所需要的深度和持续性。运动学习不仅是在社交媒体上给已经爆发的抗争点赞助威，而是一种日常抗争哲学和实践上的互相指认、切磋和贯通。世界需要更了解香港，香港也需要与世界的抗争，包括中国的运动走得更近。一些香港组织已经开始推动这个目标，这些努力的重要性会在未来越发凸显出来。

当然，身为半个学院派，我明白左翼国际主义一直有被学术体制吸纳进一种精英俱乐部的危险。那些口中不断迸出后殖民、新自由主义、劳工团结、酷儿马克思主义等概念的人，不少受惠于和全球化剥削体系相辅相成的精英教育。受到学院薰陶的左翼熟稔于一套批判话语，却未必能体察和直面运动内部的纠缠与矛盾。因此，ta们未必就比出生于劳工阶级家庭，未有机会受到学院派教育的普通抗议者高明。抗议者身体所感受到的压迫，根据主导性的话语框架，可以转化成从国际主义到本土主义的任何一种模样。反省这种意识形态的生成和固化过程，可以让运动的限制和潜力同时被照亮。

不是每个人都有机会站在不同世界体系的交汇处，凝视这个似乎会吞噬一切抗争可能性的深渊。对可以站在这个交汇点上观察世界的人，身体的流亡是困境，却也意味着论述上的特权。这就使得左翼在与运动对话的时候，必须承认和揭露知识本身暗含的阶级结构，思考它如何阻碍��解放性政治的萌芽。左翼的失语，也许也是这个结构里的关键一环。

原文：

整理了些零散的个人笔记，写得比较随意，不想发在任何盈利非盈利媒体平台上。只希望留个记录，很久以后自己回来看看是否能对照世界格局的恶化。Matters版本链接，包含不少有用的回应。

在警权扩张、暴力蔓延、中美冲突、中港撕裂四个过程不断互相激化的当下，讨论香港城市运动（革命？）的意识形态色彩，似乎有点不合时宜。但这场史无前例的，带上准革命色彩的反抗运动，又实实在在经历着明确的右翼转向。

香港街头的右翼转向，并不是抽象的香港光复和独立口号，不是具体的临时政府宣言，也不是暴力手段的迅速日常化和激进化。口号、宣言、勇武和暴力行为都只是运动中的剧码，可以有左翼，自由主义，右翼等不同表述和实践方式。刺杀金和刺杀希特勒当然是不一样的，地下气象员策划的爆炸和俄克拉荷马城爆炸背后尽管都是针对美国国家机构，却反映了对立的意识形态。

香港抗议的右翼化包括两个基本层面，一是通过种族化一般中国人而非权贵的方式来实现民族构建，延续运动的动力；二是通过欧美政治精英，而非其他途径来创建国际联系，强化而非挑战已有的世界霸权体系。仅以香港作为功利主义单元来看，这个过程未必是坏事。依附于现有权力格局的民族建构符合大多数人的心理本能，能够在有限时间内花费最少的资源。前线的义士，也并没有义务知晓、考虑香港以外的世界在发生什么。但如果把时间线和焦点拉大，香港的革命遗产又确确实实会在全球抗争史上拍下血淋淋的掌印。它会成为范本，被剪裁成有权和无权者们所需要的形貌。

匿名运动下的去中心与不平等

对于一个参与群体广泛，组织上去中心的运动来说，期间涌现出各种不同的意识形态再正常不过。早大半年开始的法国黄背心，一直都是各类意识形态团体，包括反犹群体争取曝光度的舞台。运动中出现反犹涂鸦并不意味着整场运动都导向纳粹了。只要社运的舆论场��各个势力相对合理的政治竞逐空间，这就还是个可以朝不同方向良性进化的场域。在反送中的启动期，去中心和匿名大大降低了个体被政治检控的概率，也使得多元的社会联盟可以更快地组建起来。在一些非常具体的，不涉及运动大方向的决策传递上，去中心传播的优势也异常明显。比如八月份电报可能泄漏电话号码的漏洞被曝光后，工程师、抗议者和传媒人士马上介入合作，很快就促使电报官方推出了安全更新。

但随着运动渡过了初始的规模动员期，深入到未来发展方案，去中心和匿名的优势迅速萎缩，弊端开始逐步暴露。当运动开始出现不可弥合的路线分歧，并没有内部协调机制来初步整合各方的意见，也没有任何办法保证一小群人的选择不会僭越和代表整个集体的决策。早在围堵机场后的公开致歉上，各个电报群就没有达成过一致，之所以后来似乎有一个统一道歉结果，是因为媒体信息将之“共识化”了。最近的例子，则是围绕是否用纳粹类比中国上。尽管公民发布会宣布集会并不会使用支纳粹的口号，这并未阻止现场依然出现了大量旗帜和符号。再往后的中大国旗、围堵银行职员和烧商务印书馆等事件，只是去中心弊端在传播上的自然延伸而已。

整个香港的民意，慢慢坍缩进一个类似于4Chan的匿名平台。右翼本土本并不代表每个香港人内心的真实想法，但却通过占据舆论场的核心位置，而成为了自我实现的集体预言。文化社会学家Ann Swidler曾用Unsettled Time的概念来描述这种不确定的社会竞争性状态，新的公民、民族身份和意识形态就在这种混乱的缠斗中诞生。而一旦一种新的身份浴火重生，就会成为一种不自觉的思维框架来形塑本来不稳定的舆论场。显然，偏右翼的思路逐步占据了上风，即使有再多可爱的香港左派也无法扭转态势。

目前经典的社会运动理论，一来完全植根于欧美中心城市的运动和工业化历史（甚至都没有欧美农村），二来基于传统社会运动团体的参与，比如民权运动中黑人教会、NAACP和SNCC的作用，学者只要研究具体的组织动员过程就可以对大致的因果机制一瞥究竟。过去十年所谓的去中心运动转向挑战了主流的学界方法论，超越了很多人对运动该如何开展的预期，而受惠于伞运的香港，又进一步将去中心的思路推到了极致。浏览欧美各大报头就不难看到运动伊始，各方对香港抗议云协调的各种浪漫主义描写。媒体的神话行为折射的恰恰是一种解释的无力，智识的偷懒，那种后阿拉伯之春年代被假新闻和极端主义耗尽的技术乐观主义和诸众崇拜，似乎又慢慢被捡拾起来，在香港这个特殊的社运城市昙花一现。去中心和中心，匿名和实名本不是一个二元对立的框架，当后者被拔高成面对威权镇压的万能利器，它在运动后期媒体关注退潮的时候，就会带来更大的破坏性。

匿名下的去中心不一定带来观念的多元。兄弟爬山，各自努力大概是本次运动里最误导人的核心口号之一。它通过创造一个和理非和勇武的二元对立，来强调去中心的优势，回避而非直面运动的意识形态争议。是否勇武的衡量标准取决于运动剧码和对官方镇压的预期，并不反映深层次的理念哲学之争。哪怕运动对毛语录的挪用，也是纯粹工具导向的，类似于右翼学习葛兰西。革命和社会运动的历史已经证明，虽说动员模式会从各种面向解放、束缚、推动、挤压运动的不同潜能，抗争的哲学理念和街头的鹰鸽博弈可以是完全脱离的，保守原教旨运动可以和左翼民族自决采用相同的激进暴力手段，进步主义运动也可以采用传统宗教运动的动员模式。被剧码之争置换掉的意识形态问题成了隐形的禁忌，反中的共识之下几乎空无一物。

匿名和多中心更不等于各社会群体更平等的参与机会。相比半实名的推特脸书，连登、电报等匿名平台极大鼓舞了普通人的参与和创造热情，但匿名数据缺乏可观测的人口变量，使得普通人更难关注到运动内部的结构性不平等。一旦出现结构性的压迫，运动内部也更难实现有效问责。匿名的动员也给研究者带来诸多挑战。是否有特定的社会群体主导了运动的讨论（有研究团队目前的初步分析显示连登上女性用户的发言比例只有两成）？相对于其他非政治话题以及之前的政治抗议事件，这种结构性不平等是否在今次运动中更严重了？种种关于运动走向的调查是否有代表性？一般来说，由于更宽松的审查，对仇恨言论更少的监督，大众匿名社区的马太效应和右翼色彩都要高于实名和半实名社区。这个一般趋势在香港的动员中是否存在？

去中心制造出的是一种我暂且称为“不团结的联盟”的阵线，与其说解决了运动的协调审议问题，不如说它只是拖延了这个问题造成负面影响的时间。运动需要的是不联盟的团结，是一种超越性的理解，而这种理解并不会在没有意识形态交锋的情况下产生。

右翼联盟与跨国想象的贫困

从G20峰会媒体刷版开始，这一切毋庸置疑已经成为一场高度国际化的跨国争议与奇观（至少从媒体视觉上看）。但“国际”，“跨国”依然是去政治的用语，可以依附于不同的政治语境，产生迥异的连锁反应。

记得旺角骚乱那年曾和朋友开玩笑说，大概只有在香港，人们能够目睹不是左翼的黑块。近来，从主流左到无政府主义者（本篇值得背诵）的各类团体也都表达了对抗议者神话欧美政府的失望。从纯策略角度，挥舞特立尼达和多巴哥的旗帜一定不会和挥舞英美国旗有一样的跨国动员效果。但是给定当前的霸权格局，当事人也并非毫无能动性可言。世界并不是只由发达国家和白人组成的大议会，哪怕没有Antifa和BLM焚烧美国国旗的勇气，至少可以给别的国家和群体多一些象征性的代表。即使没有勇气直接和中国的行动者联合起来，至少还有大量亚非拉的斗争正在上演。如果做不了进步政治的排头兵，至少可以不给保守主义添砖加瓦。

当黑块举��英美国旗和MAGA标语，英文媒体蜂拥报道的时候，这场运动的右转已经不可避免。这是一种纯粹的种族化动员，通过暗示自己才是那些更亲近欧美人的东亚人，主动钻入了种族霸权的诡计。这是两个帝国夹击下的两种右翼民族主义的格斗，它们表面上的红蓝对立并不妨碍其内里的交融。国旗的出现，又进一步给了欧美激进保守派直接的正反馈。不论抗议者如何和怀着不良意图的支持者撇清关系，这类街头行动最终都只会吸引特定意识形态的国际支持者。

爱国者祷告负责人七月在香港

占领赤鱲角那会儿，有西方游客抱怨堵路的抗议者：You have a problem with your government, not mine。这确实代表了欧美一般公众对香港的真实看法，尽管大部分人并不会直白地将个人冷漠表露在镜头前。那又是谁在积极介入支持香港？欧美保守派和极端右翼对香港的关注，是远远超过中间派和其他进步社会群体的。这两年活跃在美国西海岸街头的爱国者祷告负责人Joel Gibson早在六月初就和同事Carmen飞到香港直播他们眼中的反共游行，并借此给自己的组织筹款（有保守派媒体甚至声称香港人用美国国旗是受到爱国者祷告启发）。Alt-lite推手Paul Joseph Watson已经坚持在推特直播香港局势三个多月。一些新成立的组织，比如8月由美利坚大学毕业生Morgan Zegers组建的Young Americans Against Socialism，也抓住契机以香港为��教育年轻人守护民主，反对Antifa的暴力，它们的香港推文也确实获得了比其他内容更高的点赞和转发。欧美各大社交平台中最关注香港局势的，也是偏右的Reddit，很多香港用户也积极在上面发帖寻求国际援助。翻阅流行帖文，不难找到典型的另类右翼暗号（见图）。哪怕在看似超越左右的南方公园被封杀事件中，旗下留言的支持者也是一边倒的川粉。

Reddit香港板块某帖截图

自顾不暇的香港人不需要为这种似乎从天而降的右翼联系背锅。但这种联系得以在香港问题而不是在其他方面上生根发芽，确实是值得深思的问题。香港冷战前哨的历史地位当然是故事的一方面，同时值得关注的因素，还有本地的动漫游戏宅男文化，和欧美右翼之间存在天然的接壤性。欧美的游戏社群从来都是反政治正确和主流媒体的，纵观各类文化社区，香港抗议也只有在国际游戏玩家社群得到了最多的关注。八月底Dota2世界锦标赛在上海开赛前以及赛程中，Twitch直播完全被解放香港的口号、针对亚洲人/中国玩家的种族歧视段子和佩佩青蛙刷屏。这些刷屏除了在频道中造成信息污染，污名化中国玩家和选手外，并未增进国际社区对香港问题的认知。

美国保守派智库把香港年轻人和MAGA支持者归为同一类人

此外，六月开始浮现的香港抗议舆论，酝酿出一种看似褒扬，实则有害的香港例外论，即认为香港的青年人在品德、勇气和策略上都优于国际上其他的抗议者。这种例外论在波罗地海人链时候到达了顶峰，似乎仅此一役，香港年轻人证明了自己才是世界上最伟大的抗议者，其他人都只能乖乖在屏幕前见证和转发奇迹。这种对抗议者的等级划分，剥离了每场抗议所承载的现实语境（仅仅从移动设备持有量和网宽带覆盖，公共交通和路网密集度等上看，香港的政治动员条件就大大好于其他全球都市，更不用说种族构成等其他人口因素，顺便推荐Jen Schradie的书），进一步给了右翼可乘之机。世界范围内的抗议被强行划分成了值得（deserving）和不值得（undeserving）两大类（这像极了值得救助和不值得救助的穷人/移民的二分），前者是守卫民主反抗暴政的香港人，后者是破坏民主的反法西斯主义者和白左。

时代游戏、世界革命与反抗的悖论

去中心，匿名，浓郁的宅男文化加总下，这场运动的游戏元素已经多到难以计数，观察家们也早就注意到了流水示威的游戏化。连登上不时有人号召大家把运动视为完成每日和每周任务，电报群中则人有提议将参与者划分成输出和辅助两大块（电竞战队标准配置），而不是��理非和勇武。这是一场被叫做时代革命的城市沙盒游戏，不论是黑块人链，砸车烧店还是游击战运动方式，都只是游戏底层代码上面的技能呈现方式而已。游戏化是去中心的症候之一，也在不断反噬着运动中更有建设性和未来导向的思考。当一个运动回避意识形态争论，这个世界已有的保守结构就会入侵到运动最深层的肌理中。当去中心成为无法被质疑和撼动的准则，它本身就成为了压迫新力量的宗教。

某电报公海消息

香港的时代革命对世界其他地方的运动有激励意义吗？当然。一个延续了四个月的运动持续到今天还可以有新的能量和手法，其能够梳理出的有益资源是极为丰富的。运动的右转是匿名和去中心带来的投射效果，需要变更的是灯光投影的方向。一场运动如何被归类、论述和运动本身同样重要（这个问题上，Theoharis的书也给了我很大启发）。

并不能强迫所有抵抗都戴上国际主义的面具，团结并不会空降在一个缺乏历史基础的运动里，在很多语境下，蒙面的群众会比精英更加保守，因为前者需要考虑更短期、紧急和日常的任务。强求香港成为东亚的罗贾瓦，说轻了是自不量力，说重了是左翼阵营登高望远的自私。但关心世界，而不仅仅是香港的人有义务去揭示革命的内在矛盾，基于单一族群和向度的时代革命，不可避免会给更广泛的国际运动带来消极的影响，不管这种革命的发端是在这个腐败系统哪一级上被率先启动。香港时代革命的经验需要被自我批判，重构，才可以给埃及、印尼、伊拉克的抗争前线带来启发。否则，它就只是当前世界体系制造出的一个怪胎Mod，一个热闹的直播间罢了。真正的团结是大家一起在游戏里升级打怪，而不是只有发达国家的精英在屏幕外打赏。

更吊诡的事实又在于，只要中国的威权法西斯主义继续，香港问题就会继续困在反中认同上，其他正义层面的讨论就都不能正常展开。如果运动内部一开始没有系统性的组织和高度的内醒，面对残酷的镇压，逐渐流失的信心，它对外呈现出的导向也就会一路往右狂奔。中国给全世界投下的阴影不只是直接的暴力和恐惧，它最可怕的间接后果是让其反对者的正义，都变得幼稚，单薄和前现代。这条不断运转着的法西斯链条里，并不存在从内部加以和解的空间，甚至保有正义感的人们内心的荒芜和无力，也成了共犯结构的一环。你是支持还是反对南方公园、NBA和暴雪？当两个帝国都从骨子里溃败的时候，要找的不是一串二元回答，也不是一个让双方握手言和的中点，而是另一个维度。而寻找这个维度，也许并不如大部分人想象得那么遥不可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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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ekyll-hong · 5 years a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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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现代化的陷阱》摘录

对改革以后的中国，西方世界的看法很不一致。乐观者认为，在持续的经济改革推动下，中国国力不断增强，正在成为世界上的经济强国。持此论者所持的依据往往有二：一是以自己对中国北京、上海、广州、深圳等现代化城市的观感为依据；二是中国官方的统计数据与《人民日报》的报道。悲观者则认为中国社会矛盾丛生，弊病百出，中国政府如果没有能力改变现状，最后的结果是走向崩溃。

由于中国政府垄断了所有媒体，并将媒体的作用定义为“党的喉舌”。在信息不对称的情况下，即便是生活在中国的外国人，对这个庞大的国家也难窥其全豹。

中国政府乐于向世界展示每年的经济增长率以及几个亮丽的“现代化橱窗”，如上海、北京、广州、深圳等经济发达的城市。“经济增长”构成了政权合法性的基础，也成了不少乐于与中国政府在研究项目上合作的外国学者对中国的发展持乐观看法的依据。至于中国政府习惯性地对统计数据造假这一特点，却被这些学者出于一些利益考虑而被有意忽视。

中国政府学会了通过利益控制让国际社会形成对中国有利的舆论，一些学者在批评了中国政府后被拒发入境签证，不能进入中国，因而影响其学术生涯。这间接起了“引导舆论”的作用，尤其是一些研究中国的学者发现赞扬中国能够赢得中国政府好感，并从中国政府那里获取一些“材料”，而这是他们获得研究基金的必要条件，也是他们在学术界赢得地位的“资本”。于是在中国政府与��些学者之间形成了一种值得注意的“循环”：垄断了各种信息供给的中国政府是所有研究资料的权威提供者，而一些外国学者根据这些资料所做的研究，不管与中国的现实有多大差距，又被中国政府有选择地登载在《参考消息》及其它各种介绍国外的中国研究的报导中。中国政府藉此向本国民众证明：中国经济建设的成就已为外国学者的学术研究所论证并认可！

中国部份经济学家对“改革”造成的严重分配不公了然于心，但出于利益驱动，他们竭力为这种“改革”作“学术”辩护。为此他们提出了一种“代价论”：要容忍腐败，用“体制外资源（金钱）来赎买体制内资源（权力）”。他们认为，通过这种方式就能促使中国经济尽快转轨。有几位著名的中国经济学家甚至公开提出“经济学家就是要与利益集团相结合”，最典型的代表人物就是与中国政府关系比较密切的香港大学张五常教授。

1998年以后，对“改革”的反思逐渐成为中国思想界的一种潮流。但这种潮流只持续了两年左右，从2000年开始，便受到政府日益严厉的打压，此后在国内的媒体上已得不到任何表达机会。

1989年发生的“六四”事件是中国改革的分水岭。“六四”以前中国政府的改革思维与“六四”以后有很大的不同：首先，“六四”以前的改革以“创新”为目的，政治上淘汰毛泽东思想的教条、经济上则改变计划经济体制；而“六四”以后则以“巩固、完善和深化”现行体制为目的，强调“稳定压倒一切”。“六四”以前多以港澳台、美日欧的成功经验为借鉴，对外界保持谦逊和开放的心态，表示要学习西方民主制度的长处；而“六四”以后则将前苏联和东欧的“失败教训”引以为戒，呈现自负、保守的特征，戒备并与美国为敌（实质是排斥以美国为代表的现代民主政治），理论上公然赞美威权体制，表示民主政治不适宜中国国情。

近年来中共努力造成这样一个现实：没有任何有组织的力量能取代中共统治中国，中共政权的灭亡必然会导致中国的崩溃。由此推出的逻辑结果就是：为了中国不陷于崩溃，就得容忍共产党通过“改革”达成的利益分配格局及在此基础上形成的“市场经济+极权政治”。国际社会也因此对中国采取了“绥靖政策”，要求中国改善人权，建立民主政治的呼声越来越弱。

中��的意识形态战略以丑化西方民主政治为核心内容：

在学��里加强对学生的思想教育，通过语文、历史、政治这三门课灌输给青少年许多政治谎言。

加强对媒体的控制。中国政府垄断了几乎所有媒体，迫使新闻从业人员自觉认同“党的喉舌”这一角色，也使有良知的知识精英没有任何舆论阵地可以依托。

对知识分子采取“收买”与“打压”并行的策略。自90 年代中期以来，中国政府用各种学术荣誉与物质利益为诱饵，将绝大多数知识精英纳入了体制内。对那些少数持批评态度的知识精英，采取各种打压措施，如规定各类媒体与出版社不准发表与出版这些人的文章及作品，让所在单位以各种理由将其开除或解聘。这种策略极其有效地消弥了当代知识精英的批判意识。

中国知识精英在80 年代最大的幻想是：中产阶级一旦成熟以后，就会要求政治上的民主权利。这一幻想至90 年代后期完全破灭。中共政权的政治策略是将经济精英与服从的知识精英纳入体制之内共享利益，并非建立新的民主政治。

其实，中国官僚阶层的危机感比中国的知识精英们要强烈得多，自90 年代以来，中国的“资本外逃”现象日趋严重，不少高官早已将搜刮来的财富存入外国银行，其亲属也已经在国外定居。据统计，中国每年因留学而产生的资金外流高达40多亿美元。

希望通过中共内部的权力更替来改变中国现在的危局，只是一厢情愿的想法。中国未来的前途只能依赖于人民本身的觉悟，以及他们的政治能力。

中国从1978年开始的经济改革，其形式是由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轨，其实质则是对社会资源重新配置，对各种利益关系重新调节。资本的原始积累从开始进行到基本结束，总共只用了将近20 年时间，其时间之短，积累速度之快，积累财富之多，在世界上都堪称绝无仅有。

至今为止，中国已有三代身份迥异的富翁：第一代是为当时社会体制所排斥的人，如出身于地主富农等“黑五类”家庭、或是劳改释放犯人。这些人为生计所迫，不得已干起了当时为社会所轻视的“个体户”；第二代则是80 年代中、前期“下海”的知识分子与技术工人，这些人凭借自身的一技之长，投身于市场；第三代富翁是1985 年推行“价格双轨制”后的“下海”者，这类人中有不少与政府官员沾亲带故，甚至本身就是政府官员。

第三代富翁的财产规模之大，积累速度之快，均非前两代富翁所能企及。因为他们��凭借权力瓜分“价格双轨制”下的巨大差价--仅 1988年，价格双轨制所产生的差价就达1000 亿元之巨。到1991年以后，这些人又凭借权力和已积累的资本介入“股份制改造”、“开发区圈地运动”，以世界罕见的速度积累了巨额财富。

西方国家成立股份制公司和中国的国有企业股份制改造，在原始动机上存在着一个根本性的差别：西方国家仅是将股份制作为筹集社会资金的一种手段，而中国政府则是将其视为改变国有企业经营机制的一大法宝。按照中国经济学家的构想，对国有企业进行“股份制改造”意味着企业的产权归股东所有，企业的经营发展与利润分配都在广大股东的监管之下；企业经理既要对上（董事会）负责，也要对下（职工）负责；因为企业职工通过持有公司股票这一形式成为企业的主人，自然会有归属感并加强对企业经营者的监督，这就可以迫使企业“建立自我发展和自我约束机制”，从根本上增强企业的活力。他们乐观地预言：经过“股份制改造”，国有企业的所有弊端必将消失。

最初，社会的反应比较冷淡。直到1990年，在深圳的股市中“炒”出了一批百万富翁后，许多人才痛感到失去了致富良机。在一片狂热中，民众只注意到股票那巨大的增值功能，很少去探究上市的股份公司究竟是如何获得效益的。同时，各地方的当权者受到启发，竞相争搞“股份制改造”，认为这样可以回避二级市场的风险，最低限度还可以通过只赚不赔的“原始股票”捞一把。至于被列为“改造对象”的国有企业是否能“改造”以及“改造”后该如何运作，这些都不是他们所考虑的。

从1991年下半年起，在各地政府或明或暗的支持下，各地的股份制企业以每年成百家的速度增长，所谓的“内部股票”一时泛滥成灾，四川还一度出现了一个以乐山为中心、遍及绵阳、德阳、自贡的“内部股票”交易市场。然而，这种不规范的“股份制改造”埋下了许多隐患：

大多数股份制企业只是“翻了个牌”，并未从低效运转的状态中解脱出来。这些国营企业搞“股份制改造”的真正目的并非是为了“重塑企业机制”，而是想通过发行股票筹集资金并藉此捞一把。

企业的股东们并未成为企业真正意义上的“主人”，他们关心的也不是企业的效益，而是股票在市场上转手之后可获得的差价。股东大会除了在制定分红方案时起有限的作用外，在选举企业的董事会成员方面并未享有应有的权力。董事会成员往往由公司的原经营班子和几个有关的政府部门官员组成，董事长、总经理也都由政府委派任命。

“股份制改革”这张所谓的“王牌”失灵，还有一个相当重要的外部原因，那就是中国大陆缺乏和“股份制”这种企业体制相适应的社会环境，尤其是没有股份制企业赖以生存和发展的法治环境。

中国的股票一级市场是“实践在先，法规在后”，总是在发现一些问题后才匆匆忙忙地出台相应的法规，这就给“内部人士”的寻租提供了大量可乘之机。股票二级市场也同样极不成熟，企业的进入和退出都没有完备的规范，加之政府对证券市场的违法行为监督不力，通过内幕消息或凭借资本实力操纵股市行情的事情时有发生。

“圈地运动”大体可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采用非市场化手段——行政划拨；第二阶段是非市场化手段和市场手段——行政划拨和土地有偿转让——相结合，但仍以前者为主。

深圳特区在全国各省市中，最早认识到土地的价值，于1987年率先在全国采取公开拍卖的方式，试行土地使用权有偿转让，使用期限为50年。

“圈地”首先于广东兴起。港资以深圳为基点，不断涌向珠海、汕头、广州以及整个珠江三角洲，各市、县纷纷建立“开发区”，仿效深圳搞土地使用权有偿转让，以此吸引外资。一时间，“开发区”遍及全国，台资投向厦门、福州；大连、天津、青岛则吸纳日本和南韩的资金。各地政府都将“引进外资”列为主要政绩。截至1993年3月，县级以上的开发区达6000多个，占地1.5万平方公里。

“圈地热”导致后果是土地供给总量严重失控、土地供给方式失调。所谓“供给总量失控”，不仅是指土地供给的绝对总量，更是指各地方在缺乏能力的情况下盲目划地，造成开发区的面积与开发能力很不相称的局面。所谓“供给方式失调”是指土地供给方式采用行政划拨，从而使权力进一步市场化，为不少人进行“权钱交易”提供了绝好的机会。

据房地产业内人士分析，中国房地产业的平均利润率在15%以上。中国的大富豪也异常集中在房地产领域。2002年，福布斯中国公布的100名富豪中，40多人涉足房地产业；前10名富豪中，7人有房地产业。与之相映成趣的是，福布斯全球富豪榜中，前500名富豪中只有30几人是地产商。

中国房地产业的暴利主要来自于如下五条渠道：

房地产商与政府官员勾结，使用各种“灰色手段”拿到土地。据业内人士透露，仅用于批地一项的贿赂成本就高达地价的30%左右，这在房地产业内早已不是什么秘密。

掠夺城市拆迁户的利益。房地产开发商在付出高额的“灰色交易成本”后，为了保持利润，只能“从羊身上拔毛”，其拔毛的方式之一就是想方设法降低拆迁成本。因各地主管拆迁的政府官员都是拆迁的隐蔽受益者，自然毫无例外地为房地产开发商撑腰。甚至有些房地产商在拆迁过程中收买黑恶势力介入，发生许多恶性事件。

掠夺农民赖以生存的土地。中国农民只有土地使用权而没有所有权，农村土地成了县、乡、村三级干部肆意支配的对象。

大量偷税漏税。多数房地产开发商向税务机关申报的是“微利”甚至“亏损”，而从房地产商那里获取利益的政府官员们对此睁只眼闭只眼，从不积极追查。

榨取购房者的财富。房地产开发商交付的房屋质量常常低于销售时的承诺，收取的各种附加费用更是多如牛毛。

中国政府大量出让土地本是为了积累建设资金，同时也是想通过此举促进城市居民住房的商品化，以改善住房条件。但是，由于土地“一级市场”实行的是供给双轨制，这意味着大部分土地是通过行政划拨流入的“二级市场”，没有多少收益。而有限的有偿转让部分，因缺乏公开的评估标准，使当权者在此过程中，为了居中牟利而压低地价，随意处置，导致收益大量流失。另外，虽然政府出让了很多土地，但民众的住房条件并没有得到多大的改善。房地产市场上，因大众化住宅（面向中低收入群体）无利可图，开发商纷纷建造豪华公寓和高级住宅，以高收入群体及富豪为销售对象。

目前，中国的房地产业的一个根本问题就是一次性支付的高房价与国民相对较低的工资收入。

始于1978年的经济改革，一直试图绕开“所有权”这个足以从根本上动摇人们对于“社会主义制度”信念的问题——因为“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本质特徵一直被理解为“生产资料公有”——但由于改革每深入一步，都要受到这一问题的困扰，中国政府和“奏折派”经济学家就发明了许多富有“中国特色”的词汇和方式，使社会资源非国有化。其用心之良苦，只有对中国意识形态领域斗争历史的残酷性有充份的了解，才能深切理解中国的经济学家们为什么要在“名”与“实”上煞费苦心。但是在社会纪律非常松驰的情况下，这一系列在“所有权”边缘所作的改革，都被一些掌握经济、政治权力的“内部人士”利用，寻租以牟取私利。

国有企业的“三座大山”是债务过重、企业办社会、冗员过多。这三大问题中，由于企业办社会和冗员问题牵涉到中国政府经常强调的所谓“安定团结”，并非是纯粹的经济问题。政府与企业之间互相埋怨：企业抱怨政府部门始终不肯给他们彻底松绑；政府则不断发布各种报告与统计数据，证明企业的毛病出在内��，与政府行为无关。

所谓国有企业改革，有两个根本性的问题无论如何都回避不了。一是产权问题，二是企业的运行机制和外部环境是否相容的问题。

80年代，由于“老左派”的干扰，政府高层无论从理念上还是策略上都无法接受“私有化”这一提法。为此，理论界动足了脑筋，先是将“所有权”变为“产权”，“私营”变为“民营”，使“产权重组”这一举措避开“私有化”的恶名，免受攻击。

国有企业在产权关系上，名义上的“产权所有人”——人民——连自己到底拥有多少财产都说不清，更无从支配。其结果是国有资产的财产权利私人化和财产责任公有化。所谓“财产权利私有化”，是指企业的管理层对国有资产享有等同于支配私人财产的权利这一事实；而“财产责任公有化”是指不管是出于什么原因产生的亏损，企业管理层均可不负责任，而由国有资产的所有者——人民——来承担。这种既拥有支配财产权利却又无须承担财产风险的现象是中国国有企业病根所在！

国有企业运行机制和市场经济体制不相容的第一点在于：国有企业经理层所受到的约束不是来自市场，而是来自上级，即政府主管部门。在这种体制下，面对任用、考察厂长的方式和标准，厂长们必然要产生对上的依附性、服从性和被动性。企业搞得虽好，但可能得不到提拔，个人待遇也不会有大的改观。而苦心经营与上级领导的关系，即使把企业搞坏了，甚至弄得资不抵债，但位子照样坐，待遇照样拿。

国有企业运行机制和市场经济体制不相容的第二点表现在它缺乏资本经营的概念，在资金问题上和银行的关系不但无助于中国完善市场经济体制，还破坏了市场经济的游戏规则。不少国有企业长期以来在企业发展的问题上长期依赖国家拨款、给政策，缺乏资本经营的经验。实行“拨改贷”（企业资金由国家拨款改成由国有企业向国有银行借款）以后，许多国有企业的固定资产投资和流动资金几乎全部来源于银行贷款，这就造成了很多国有企业高达75%以上的负债率和极高的利息成本。这样，银行和企业之间就形成了一种恶性循环：企业需要银行借贷，而借贷的高利率加上借贷成本又使企业不堪重负，于是从拖欠贷款到逃废利息。银行的烂帐则不断增多，信贷资金周转率下降，削弱了银行的应急偿付能力，一旦触发挤兑风潮，就会导致金融风波。

据国有资产管理局调查，造成中国国有资产流失的原因，主要是中国目前处于新旧体制转轨时期，新的管理体制尚不完善，许多政策、法规还不健全和配套。流失的渠道则有下列多种：企业经营亏损和管理不善，造成国有资产流失；在进行中外合资、合作和股份制改造中，国有资产流失；资源性国有资产流失（主要指对各种矿产资源、森林、草场的乱砍滥伐和掠夺性开采）；境外国有资产流失（指境外国有资产管理者利用手中权利，采用转移资产、参予炒股票和期货等活动，侵占国有资产）。

1994年，国家审计署对煤炭、电力、化工等行业的187户大中型国有企业的国有资产流失情况进行了调查，据测算，因企业身的原因造成的国有资产流失占流失总量的70～80%，手法有下列数种：

通过不提折旧和大修理基金，费用支出挂帐等方法，搞虚盈实亏，或通过虚列、多列成本，截留转移收入，搞虚亏实盈。

偷漏国家税收和私设“小金库”。

趁新旧制度转轨和产权变动之机，有意少计国家资本金，低估国有资产或低价出售国有土地使用权和房产等等。

在股份制改造中，对国有资产不评估或者低估国有资产的价值。

集体企业无偿占用国有资产导致国有资本累积性流失。

公开侵吞国有资产。

对外贸易中逾期货款不能收回，大量外汇滞留损失在外。

国有资产在担保中流失。

1949年中共建政之初，中国就面临着庞大的失业人口没有工作的问题，当时是采取低工资、多就业的方法，消化了大量过剩劳动力。但是长期以来，中国工人的工资构成并不包含医疗、养老、子女教育、住房等社会福利在内。在计划经济体制下，政府一直实行“低工资、低消费、高积累”的政策。从1952年到1978年，职工平均工资年均增长仅为0.38%，而积累率却由1952年的21.4%增长到1978年的36.5%，显而易见，��有资产的很大一部分是靠国企职工牺牲其消费与未来积累形成的。一旦国有企业开始改革，就面临着偿付职工退休金、医疗保健、住房补贴等历史债务问题。对这一问题，中国政府在90年代上半期还不敢公然采取完全放弃职工利益、让职工承担转轨成本的做法。但到了90 年代后期，随着国有企业的破产加速，中国政府的政策也开始改变，一方面有限度地承认社会失业现象存在，另一方面大刀阔斧地进行养老、医疗、住房等多项改革，让职工承担社会转轨的高昂成本。根据中国政府公布的数据，早在1996年6月底，中国已有76.9%的职工和94.7%的离退休人员参加了社会保险。但事实表明，社会保障体制的运作根本没有落到实处。许多个人账户只是一个名义账户，并没有资金，由此形成了一个行内人士称之为“空账”的现象。2004年，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理事长项怀诚公开提到：中国社会保险的个人帐户缺口保守估计，达到1万多亿。

中国当前的寻租活动主要集中在几个“点”上：权力的集中点；体制转换的交汇点；监督系统的乏力点；法律政策的滞后点；人、财、物需求的关节点。

轻视公德重视私人关系是中国传统人际关系的一个特点，“礼尚往来”这一诫律更是使人际关系中的利益交换具有一种道德含义，“法不责众”的心态一方面使人们在犯罪之时有了从众的心理基础，另一方面也使社会惩罚失去了应有的效果。

事实证明，腐败的泛滥使中国社会付出了昂贵的“成本”。首先，这种“成本”表现在对政府机能的侵蚀和对社会资源的巨大耗费上。各级政府都有人不遵守规章和法律，不惜牺牲国家和人民的利益以换取一己的私利。其次，这种“成本”还表现在意识形态方面，具体就是社会成员是非感的丧失，人们对种种利用职务和职权为己谋利的行为采取了惊人的宽容和默许。社会风气空前败坏，群体犯罪现象相当严重。

大规模的资本外逃，既有私营企业主担心中国大陆境内政治不稳定而将资本转移国外的，但其中更多的是腐败公职人员在从事“洗钱”，通过各种途径给自己贪污受贿的黑钱披上合法收入的外衣，以便公开挥霍和享受这些非法所得，并用来投资和增值。

资本外逃主要是通过下列几种途径：

非法直接汇出或将外汇非法带出国外，利用跨国经营中的到国外投资，对外贸易业务和补偿付款等经济活动伪造发票，以出售特权（如许可证和配额）或重大商业信息收受国外贿赂和回扣，并在国外开立私人帐户等。

低估出口发票或高估进口发票，提前结汇或推迟收汇，在公司内或关联企业间实行转移定价，在境外设立投资公司或注册贸易公司。

通过各种融资渠道进行资本外逃。

毛泽东时代强制社会成员遵守的社会主义奉献型经济伦理，到80年代中期就陷入土崩瓦解之中，并被一切围绕实利作取舍的价值判断标准取代。结果导致了社会严重混乱脱序的局面，不少社会成员连最起码的道德都丧失殆尽。这其实是经济改革和法制建设不同步的必然结果。中国政府在经济改革的同时，没有进行相应的政治法律制度的建设来规范人们的逐利行为，才导致如此混乱脱序的状态出现。

中国企业商业伦理关系中存在的主要问题有：

企业经营者对商业伦理的熟悉程度不够，对商业伦理规则处在低水平的自发遵循状态，对商业伦理的重要性的认识与对实际生活中非道德商业行为的高度容忍形成强烈反差。

经营者们期待诚信、公正、合乎人情的商业伦理关系，但是利益和现实功用的驱动往往使大家屈从于违反道德价值的现实。

良好的商业伦理体系为经营者所向往，但不良道德习气则被主要归咎为社会环境；经营者缺乏内在的道德自省，是企业经营中非道德现象蔓延的重要原因。

商业伦理规则的制度化不够。制定规则的主要推动者是企业的高级管理层与上级单位，缺乏对企业全体成员的道德诉求的整合，从而存在着将商业伦理规则作为某种工具性的管理手段，使其难以成为企业从业人员由衷接受的共守规则。

市场经济的道德秩序，主要是由经济伦理的第一层次——职业道德和经济信用构成，这两者构成了人们的行为准则，使人们的经济交往有了规范。

职业所固有的社会性质和地位，主要是指职业和职务集中地体现着社会关系的三大要素——责、权、利。“责”是指每种职业都意味着承担一定的社会责任；“权”是指每种职业都享有一定的社会权力；“利”是指每种职业都体现和处理着一定的利益关系。

职业道德是一种软性的行为规范，在经济伦理体系中居于第一个层次。作为“中坚”的道德规范，它本身受良心和社会成员个人素质的制约，同时又调节着人们的自我行为、人际关系和一切非法律关系的交往，是全体社会成员都需恪守的道德规范。在公务员之外所有的职业当中，以医生与教师这两大行业职业道德的败坏对社会影响最为恶劣。

中国计划经济的经济管理方式消失以后，它的两个基础仍然存在：第一，从中央政权到乡政权那庞大的党政部门和垄断性国有机构的组织架构并未解体，只是作了某些合并、或更换一些名称。这些机构拥有的可以随时插手日常经济活动的权力从未被取消或否定过。第二，党政干部和垄断型事业机构的员工依然享有相当高的政治社会地位。

政府或其他垄断型机构对经济活动广泛的行政性干预，表现为90年代行政管理与公共服务业的商业化趋势。“创收”成了屡屡见诸于官方文件的一个专门名词，普遍做法就是利用机构本身拥有的权力和机会来交换各种直接或间接的经济利益，诸如行政机构借故摊派、新闻媒体实行“有偿报道”、大专院校办“培训班”、中小学收“高价生”等等。在机关事业机构未相应缩编的情况下，这类活动可以在短期内有效地减轻财政负担，增加机关事业部门员工的收入，起到稳定官员队伍的作用。因此，中央政府对这一现象“睁只眼闭只眼”，从未认真禁止。

到80年代后期与90年代上半期，中国已出现了严重的经济信用失常。其中最有代表性的三种行为是：一、经济合同失效。典型的表现是中国企业之间互相拖欠贷款或服务费（俗称“三角债”）的现象越来越严重。二、假冒伪劣商品越来越多，充斥全国市场。三、企业的财务报表弄虚作假越来越严重，且与会计师事务所审计时的弄虚作假互为表里。

大量事实表明，中国目前在经济交往中发生的硬性违约，并不完全是企业生产经营不景气或自身资金紧缺而造成的硬性拖欠，从而使经济合同成为一纸空文。许多经济主体在成立之日开始，就有意设置陷阱，利用欺诈手段和另一方进行经济交往，一旦骗子面目败露，这些人就会卷款潜逃，隐匿踪迹，根本没有想到日后承担义务、履行合同的问题。

商业欺诈行为在中国目前广泛存在的原因，根源在于当代中国信用观念缺乏：既缺乏传统的道德范畴的“信用”，又缺乏现代法律意义上的契约意识。加之众多社会管理者政治道德不彰，肆意伸张个人利益，从而导致不少人把坑蒙拐骗看作是市场经济的交易谋略，认为市场经济就是骗子经济，可以自由行骗，不讲信用。更令人深思的是一些地方政府当被骗者上门求告时，对本地的经济信用失常行为不是进行制裁，而是采取放纵的态度，深层意识里甚至认为拖欠有理，拖欠有利，拖欠出效益，有的还对失信者采取保护政策。

在经济信用失常和大量经济行为失范现象的背后，起深层次作用的是所谓“地方保护主义”。1996年1月，国家经贸委主任、全国打假办主任徐鹏程接受《中国质量报》记者采访时就谈到，地方保护主义成为严重影响“打假”的一个深层次问题。有些地方“上动下不动”，对本地发生的销售假冒伪劣商品违法行为不管不问，甚至纵容包庇；“打假”打外不打内，涉及外地的案件查的多，对本地的案件不查或者敷衍塞责，避重就轻；对外地到当地查办的案件故意推诿刁难，制造种种障碍。有的地方由于有地方保护主义作后台，制假售假违法者气焰嚣张，暴力抗拒执法。有些传媒甚至引经据典地论证，国际上某些地区、某国在经济起飞时期，是如何依赖大规模制假售假积累了资金，才有了后来的发达兴旺。这种思想上的误导，无异于对经济信用失常行为加以鼓励。

中国政府本身就是一个虚假信息的制造者与提供者，统计数据造假与“为维护党与政府形象”而制造假新闻均算得上举世闻名，不少政府官员更是具有两面人格的人物，在公开场合说假话已经成为官员人格的一部分。兼具政府机构功能与民间组织代表这二重角色的行业协会本身就需要在不同的场合代表不同的利益主体，必须能够轻松自如的随时进行角色转换。在这种情况下诞生的信用中介机构如会计师事务所等，既缺乏信用观念，又缺乏外在的信用压力，违规做假账已经成为公开的秘密。一些客户为了达到他们的目的，迫使会计师事务所造假，如果会计师不协助客户造假，就有可能失去业务。

在市场经济发达的西方国家里，经济信用从来就被放置在很高的位置，这一点有其深厚的文化根源。如休谟认为，人类社会之所以能生存，就是靠了三条自然律：一是对私人财产占有的尊重；二是对财产占有者转让财产的社会公认；三是承诺的兑现。

1978年中国开始改革时，面临的最大问题其实就是发展战略的选择。应该说，中国当时（甚至在现时某些决策者的头脑中）还错误地将经济上单纯的数量增长看作是“发展”。其实比较一下西方国家的经济发展战略理论，就可以看出在发达国家的经济学理论里，经济增长和发展从来就是一个内涵不同的概念：增长是一个经济单纯的数量增长的经济过程，而发展则是随着产品的增长，包括收入分配、经济结构、经济体制及社会制度变化在内的复合的社会发展过程。

中国改革开放初期选择发展战略的社会心理基础：以效率优先为基础的“先增长，后分配”的经济增长战略。这种模式本是西方的传统战略，其伦理依据是：在经济增长初期，收入分配不公平有利于资本形成和经济增长，以收入悬殊为激励机制的利润最大化是最终目标，为达到这一目标，可以付出社会、政治、文化等方面的巨大代价。至于经济增长的好处，可以通过“涓滴效应”慢慢流入下层贫苦阶层。也就是说，“先增长”，把“蛋糕”做大一点，再来谈分配，一些社会问题自会获得改善。

上述战略理论在发展中国家实践的最坏典型以南美的巴西、墨西哥为代表，引发了一系列灾难性的后果，被称为“没有发展的增长”，一些国家已进行战略调整，转向注重公平优先的发展模式。当时中国在计划经济体制下，人们己习惯了那种“平均主义”造成的均等分配。为了唤起社会的活力，理论家们求助于利益机制，认为只有这样才能打破那种一潭死水般的局面。但没有想到的是：他们呼唤的“机会均等”没有到来，而由于机会不平等造成的经济不平等却以快得惊人的速度出现了。耐人寻味的是，面对这样不平等的社会现实，还有人强调目前中国的贫富差距并不大，认为分配不公的说法只是“根深蒂固的平均主义分配观至今仍然影响我们对新时期收入差距的看法”，“在很大的程度上是用平均主义眼光看问题”，对“把中国贫富差距过大，解决这一问题当成当务之急”，“当作主要矛盾对待”的看法“不敢苟同”。

持上述观点者犯了两个不应有的常识错误：一是对中国经济转轨时期的财富流向缺乏了解，忽视了公众对现实生活的实际感受；二是在谈论“公平”问题时却忽视了“公平原理”中最基本的要素，人们不是根据现在生活是否比以前好一点来衡量自己得利与否，而是根据一个人得到的利益与这个人对社会的贡献是否成正比，即所谓“既讲奉献也求收获”的原则。

令人不能忽视的是一部份人对目前这种不平等的反映，一方面是决策者们并没有试图通过立法��矫正这种不平等，理论界对这种不平等也甚少进行伦理追问；另一方面则是有人提倡通过“红卫兵运动”来“均贫富”。尤其是从90年代末起，中国民众对毛泽东与毛时代的怀念随着社会不平等的增长而与日俱增，毛泽东成了中国底层社会要求“平等”的一面旗帜。这对于研究中国的学者来说，无论如何都是一个不应被忽视的信号。

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显示，全国公款消费1980年为186亿元，1990年为741.2亿元，1993年则猛升至1283.5亿元，到1999年公款消费则高达 2000多亿。如果说在90年代中期以前，社会还对公款吃喝表示愤怒，那么到了90年代后期，无论是什么人，都已经不认为吃喝玩乐算腐败行为。一些纪检干部认为用公款吃喝以及接受他人请吃请喝并不是贪污腐败行为，并以此作为界定自己行为的分界线。

从1978年以来，中国一些有终极意义的社会价值目标己发生本质性的变化：

第一、“公”、“私”观念的畸变。

原来提倡的“集体主义精神”土崩瓦解，所谓“大公无私”、“先公后私”这一类道德要求原本就没有真正进入人的思想意识，被从形式上驱逐出去的“私欲”却以一种极端的形式外化成人们的行动。这一点尤其在政府和企业官员的行为上充份表现出来。

目前中国人在公有财产私有化上所持的是这样一种态度：拿的人认为，“公家”的，不拿白不拿；我拿公家的，关你什么事，有本事你也拿。其它人大都抱着另一种态度：那是“公家”的，又不是我个人的”，鲜有检举者。即便有个别检举者，一部分也是因为自己利益受损，而不是因为正义感的驱使。

这一世态的变化是与中国近半个世纪以来经济伦理的变化有直接关系。中共建政以后，对中国传统经济伦理彻底扬弃，在其新建立的经济伦理中，除了“按人口分馒头”这一思想确实深入人心之外——这一分配法则忽视人的能力差异，大大迎合了素质低下人群的弱者心理——其余所谓“大公无私”、“公而忘私”、“先公后私”这类社会主义理想经济伦理，虽然一直见诸于报刊等宣传材料上，但其实并未能真正深入人心。此外，还有一个不可忽视的原因：即当时中国民众除了少部份生活资料之外，没有私有财产的存在，政府亦对这种普遍贫穷状态从道德层面加以肯定。

必须着重指出的是，不能忽视中国在上一世纪50年代通过政治暴力强制性地实行财产转移（在农村打土豪、分田地，在城市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将私人企业收归国有），实际上已将“把手伸进别人口袋里”这种隐性经济伦理合理化。这种隐性经济伦理观念在中国一直存在，水浒英雄名之为“替天行道”的“劫富济贫”，就是这种隐性经济伦理的一种表现和阐释，且被民间视为英雄美德，沉淀在民众心灵深处。鲁迅在“阿Q正传”里描写的阿Q对“革命”的理解，以及大跃进时期一些乡镇干部对共产主义的荒谬解释，就是流氓无产者意识对这种隐性经济伦理观念的一种粗鄙的直白式发挥。

只有充份了解在这种隐性经济伦理状态下的民众心理基础，才可能较好地理解这一事实：中国改革开放以来，所有权主体缺位的国有资产为权力阶层大肆掠夺的这一过程在中国基本上没有遇到文化上的反抗。不少人在自己没有能力加入瓜分国有资产行列的时候，可以痛骂腐败现象和腐败者，但一旦自己具有了参加瓜分的“资格”和能力，便也毫不犹豫地把手伸进“国有资产”这一只口袋里。国民自律精神如此之差，其原因就在于整个社会缺乏一种健全的公私观念。

第二、金钱至上和商品拜物观念的形成。

中国历代思想家几乎都对“财富”怀着一种深深的畏惧，商鞅、韩非等对后世有很大影响的思想家都提出了“富国不求足民”的思想，认为老百姓富足不仅不足以言治，反而对国家有害。于是中国在鼓励老百姓“安贫乐道”方面形成了一整套道德信条，这种对财富的鄙视到了毛泽东时代被发挥到了极致，外化到政治上就是极端轻视经济活动，过份强调政治教化。到了毛泽东的晚年，这种思想发展成了他的两个重要观点：“穷则革命富则修”和“越穷越革命”。

物质贫乏的民族对财富的梦想也是贫乏的。在改革开放以前，中国人无论是对富裕本身的理解，还是对富裕的向往，都很原始。就在提出“允许一部份人先富起来”的口号以后的两三年中，大多数中国人还都不知道百年难得一见的致富机遇已经悄悄来到面前。“万元户”的出现，对中国社会产生了强烈的冲击，唤醒了人们被压抑已久的物质欲望。十几亿处于长期贫穷状态中的人，其物质欲望一旦释放出来，就形成了一种前所未有的金钱饥渴感，那种在政治压力下被迫退缩回意识深处的“常识理性”，一旦没有了外在约束，就以极快的速度膨胀起来。追逐金钱的活动，在中国从未形成这样一种全民参予、铺天盖地、势头汹汹的潮流；而对金钱意义的张扬，也从来没有达到这样一种藐视任何道德法则的地步。

随着商品拜物观念渗透中国社会各阶层的意识深处，教养、文化程度大不相同的社会各阶层，在追求金钱的过程中，其行为方式在本质上竟没有多大的差别。在富裕的珠江三角洲和深圳特区原农村，不时可以看到一些富裕却无所事事的农民在游荡。用当地��自己的话来形容，这些人是“三不象”：没田种，不象农民；没有一技之长也不从事某一职业谋生，不象工人；生活上保持浓厚的农村色彩，不象城市居民。他们的生活方式构成了这些富裕地区的一大“景观”：富有却无所事事，过剩的精力无处发泄，便寻衅闹事、打架斗殴、吸毒、嫖娼、养小老婆......等等，引发了不少社会问题。对这些人来说，财富来得就象“阿拉丁神灯”故事中那样太容易了。他们还来不及从狂喜和骄矜里清醒过来，也没有来得及训练子孙守财的本事，一部份人的财富就又随风飘逝而去。

于是，中国出现了这样一种经济奇观：一方面贫富差距日大，畸形消费能力超前发展；另一方面生产能力却没有相应扩展，第一产业——农业处于萎缩状态；只有第三产业，尤其是某一类为少数人服务的第三产业畸形发展。第二产业中，许多本应在本国市场有巨大需求的产品在舶来品的攻击下节节败退，工业生产尤其是国有企业的生产处于一种令人很不乐观的状态。

以藐视人性为特点的奉献型经济伦理，必定给在这种教义下成长的一代人的生活带来一个后果：信仰破灭以后，每个人都感到空前的虚无和幻灭。正因为这种幻灭感，才使得现在的中国人不再相信任何道德。尤其是自50 年代以来的历次政治运动，毛泽东及其领导下的中共政府用政治说教动员人们告密，这种鼓励虚伪与无耻的制度对中国传统道德产生了巨大破坏──在人类所有的恶行中，再没有什么比告密更能破坏一个民族的道德积累。

发展并非只从商品开始；它是从人民以及他们的教育、组织与纪律开始。......任何国家只要具有高度教育、组织与纪律，不管遭到怎样的破坏，都能创造出经济奇迹来。

由于中国政府完全忽视了社会公正，不顾及国有企业对职工的历史负债，90年代中后期开始进行的医疗、养老、住房、教育收费体制改革，对城市贫困家庭不啻雪上加霜。到90年代末期至21世纪初，中国已经形成一个向上流动极为困难的城市底层社会。这些城市贫困者主要由下列几类人构成：

长期失业者。

下岗待业人员。

其他靠社会救济生活者。

早年退休人员。

停产、半停产国有企业职工。

中国官方与大多数学者一般习惯于从以下三个角度来解释失业下岗问题：一是国有企业的低效率和普遍亏损；二是连年经济不景气，经济增长速度的下降；三是产业结构的转换。这样的解释造成一种幻觉：失业或下岗是由于某些暂时性原因造成，一旦这些暂时性原因（如经济不景气或国有企业的低效率）消失，这些人就会获得重新就业的机会。

中国的社会救济程度低下，主要依靠企业救济。排除那些连工资都无法兑现的特困企业，尚有救济能力的企业由企业工会负责发放职工困难补助，标准虽几经调整，但这种标准单以城市规模来划分，既未与当地经济发展相联系，又未与物价指数挂钩，在市场物价不断变化的情况下，实际上根本难以保证困难职工的生活。由民政部负责的城镇贫困者的救济，同样存在标准偏低的问题。

2000 年，中国自称已经在全国建立了社会保障系统，但实际情况远未像官方数字那样令人乐观。到2000年底，全国城镇登记失业人员595万人，因各种条件限制实际能够领取失业保险金的仅有220多万人，占37%。医疗保险的情况更糟，到2000年底，全国虽有303个地市启动了医疗保险制度改革，但仅覆盖职工4587万人，占应保人数的29%。

从90年代以来，不断有各种政府机构和学术研究机构就社会形势之类到民间进行种种调查。在这些调查中，被调查者无一例外地对当前贫富差距过大表示了强烈的不满。值得注意的是，民众对贫富分化的不满，实际上在很大的程度上是对不正当致富的不满。

对中国贫困人口来说，最让他们痛苦的还不是贫困本身，而在于他们的子女向社会上层流动的通道受阻。这首先体现在受教育机会的不均等。其次，不同阶层子女受高等教育后就业机会也很不平等。这种情况说明，贫困的代际传递在中国已经成为现实，短期内无法获得根本改变。

中国的“人口——资源”状态相当特殊，传统小农经济结构的特点就是生殖人口的无限冲动。而1949年以后建立的人民公社体制实行了大部分粮食按人头均分的分配机制，在口粮不足的情况下，单身壮劳力的口粮甚至不如多子女家庭宽裕，形成了“做得多不如生得多”的局面，这又加剧了农村人口的生殖冲动。在中国农村文化中，家庭拥有儿子的数量仍然决定着一个农户在村中的地位，村民对节育并无认识，“有权的凭权生，有钱的买着生（付超生罚款相当于买超生指标），无权无钱的就逃着生（逃离本乡以便超生）”。虽然计划生育号称是“基本国策”，但不少农村基层干部实际上却将计划生育罚款作为一种寻租的机会，听任农民多生、超生，罚款收入主要用于改善干部们的福利或修建乡村干部的办公场所。

与其他农业国迈向工业国的国家现代化进程相比，中国存在着一个相当独特的现象，在农村耕地面积总体减少与人均耕地降低的同时，农户总户数却在增长。这一现象正好与农户总数减少、户均耕地面积加大的国际趋势完全相反。人口问题的实质，是人作为生产者和消费者之间的矛盾，是人口无限增长的趋势与人类赖以生存的地球空间、自然资源的有限性之间的矛盾。人口的膨胀给整个环境带来压力，影响到人们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所面临的人口压力已成为现代化进程中最主要、也是最根本的制约因素。

中国农村的城市化道路开始于80年代初期。这条道路上有三个里程碑：1979年《中共中央关于农业发展若干问题的决定》，在该决定中，中国政府提出了农村城市化的思想；1984年，中共中央发布一号文件，允许农民进集镇经营第二、第三产业，但是国务院发的《关于农民进集镇问题的��知》中则规定不许进县城，有些大胆一点的省自行开了口子允许农民进县城；1993年《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若干决定》中提出，改革小城镇的户籍管理制度，允许农民进入小城镇务工经商。

在户籍制度的管理下，农民进城务工首先要办妥相关手续，否则就会成为城市里清查的“三无人员”——“无合法证件，无合法住所，无固定工作的流动人口”，即俗称的“盲流”。

中国工业化进程和劳动力转移不同步，大量剩余劳动力滞留在农村，使农村出现了劳动生产率低、农产品商品率低、农民收入低的“三低”现象，累积了十分突出的社会矛盾。在农村就业机会日渐稀少的情况下，农民进城寻求生存和发展的机会，实为时势使然。

大量农民工进城，给中国的城市管理带来了空前的困难。关于其社会效应，得到社会一致公认的正面效应是：

农村劳动力的流动有利于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对输出地区来说，增加了农民收入，提高了农民的消费水平，增加了农村社会购买力。农民将部份收入用于发展第二、三产业，为农村劳动力创造了更多的就业机会。一部份农村劳动力转移到非农领域后，使另一部份农业劳动力得到更多的农业资源，为发展规模经营创造了较好的条件。而对输入地区来说，从外地引来源源不断的廉价劳动力，促进了本地第二、三产业的发展，弥补了本地经济发展中劳动力的不足。

农村劳动力跨区域流动不但促进了城乡二元结构向城乡一体化转变，还有力地促进了全国统一的劳动力市场的建立，并带动了户籍、就业方面的制度改革。不少外出务工经商的农民，直接受到现代工业文明和城市文明的熏陶，开阔了视野，学到了本领。

同样，农民大量外流产生的负效应是：农村劳动力的大量外流，对农业生产带来了一系列影响。走出农村的绝大多数是有一定文化基础、体魄健壮、智力较高的青年农民，留下的多为老弱病残和妇女儿童，农村劳动力的素质明显下降。农业知识的普及和新技术的推广受到了影响；耕地撂荒或变相撂荒现象大量出现，许多地区的农田和农田水利基础设施严重老化。

农民工离开家乡之后，多在“三资”（港、台、南韩投资）企业、乡镇企业及私营企业这类劳动密集型企业工作，这些企业具有劳动强度大、超时工作多、工资低、劳动保护设施差等特点，是中国劳动争议及劳动事故多发的企业。

农村的“重新整合过程”有以下几种类型：

高工业化、低集体化类型。东南沿海地区属于这种类型，如广东佛山、中山、顺德及浙江温州等地，其中以“温州模式”最为突出。该模式的特点是地方政府比较尊重市场的主导性与民间的自发性。这类地区由于经济发展较早，经济类型的多样化以及相对独立的自主性社会力量的发育，为经济精英以及地方政治精英的成长提供了良好的条件。一方面，原来的乡镇政府基层组织仍然存在并起作用，但控制力大大削弱了；另一方面，各种有经济功能的社团组织，如园林协会、建筑协会、家禽协会、水果业者协会等行业协会日渐成熟，这种社团关系纯粹是一种市场关系或社交关系，它的发展有助于乡村的商品化和市场化。

高工业化、高集体化类型。苏南地区和京津地区有不少属于这种类型，如华西村、大邱庄、窦店这些有名的地方就是这类典型。该模式的主要特点是政企不分，基层政府既是乡镇企业的管理者，又是企业发展的资金提供者和风险承担者。在这类地区，原来的乡镇政府用行政化组织手段，大办乡镇企业，从而使经济组织和行政组织合二为一，两种组织的领导人也合二而一；基层组织的权力有继承性，原有的乡镇干部一直是当地农民信服的社区领袖。

低工业化、低集体化类型。广大中部地区及安徽、广西均属于这种类型。这类地区农业比重大，非农产业只占很小的比例，农业人口占绝对优势。在实行承包责任制以后，原来的乡村基层组织失去了对资源的垄断及分配权，行政控制能力严重弱化，陷入瘫痪、半瘫痪状态。在此情况下，己销声匿迹几十年的家族宗法组织又应运而生。

恢复宗族活动大致有两方面内容，一方面是挖掘、恢复各种复活宗法组织所需的资源，如重续族谱，维修、扩建旧的宗祠等等；另一方面则是颁布族规，成立宗族的领导机构。一般都是先成立“续谱理事会”（有的地方称“谱局”），其职责为考核、任命族长、房长、户长等宗族大小头目，并制定详细的续谱计划。理事会下设财经、联络、印刷等若干小组，分管各项事宜。族谱的内容规定从祖宗开始，所有山塘、水面、林地等财产均要入谱。续谱完毕后，请来各地族人，宣布族规和宗族成员名单，公开大摆筵席，进行庆典活动。这些有了族谱，选举了族中大中头目，构成了一定组织网络，订有严密族规，规定了宗族成员的权力和义务，并定期举行各类活动的宗法组织，已经具有实体性内容。大量调查材料显示，这些宗法性组织己日渐在农村社会生活中发挥很大的作用，成为和政府基层组织相抗衡的社会组织。

宗法活动渗透到农村生活的各方面，首先就是宗法组织对祖先祭祀的管理和对农民丧葬活动的监管。宗族对族人的丧葬事宜有成规，死者家属必须如仪，葬礼举行过程必须恭请族长和族内长老监看，不得自行变更，否则会招致无穷的麻烦。其次是宗族对生产经营活动的干预。领导者对内负责资源的分配和宗族成员工作的安排，对外则负责处理一切经济纠纷。第三，大多数宗法组织在事实上已对其宗族成员行使司法权力。几乎在每本族规中都可看到，当族人违犯族规时，将受到从规劝、罚款直到肉体惩罚的内容。依据族规对族人进行惩罚时。往往直接与国家的政策法令及社会公德的要求相抵触。第四，农村宗法组织已成为调整农村社会秩序的重要势力。村中因相邻关系而产生的财产权益争执如争山、争水、争地、争矿产等事件时有发生，并由此而产生大规模的械斗。械斗往往由宗族头目担任总指挥，一般都制定了严密的行动计划，如械斗的人力、物力的征集按家庭人口和土地的数量确定；选派青壮年，尤其是受过军事训练的退伍军人和基干民兵充当“敢死队员”，妇女、儿童则提供后勤服务等等。对械斗的伤亡者，规定了治疗、丧葬、抚恤的标准，一些宗族甚至还给死者颁发“证书”。

由于宗族文化根植于旧时代整个社会关系的基础之上，宗族组织的特点对于社会现代化所起的作用是消极的。但对中国社会威胁最大的是与宗法组织平行发展的另一种地方恶势力，即黑社会与社会基层政权相结合的地方恶势力。

从80年代以来，中国农村社会面临的最大问题是基层政权的流氓化。这种“流氓化”最突出的表现首先是基层干部的高度腐败，对农民横征暴敛；其次是干群关系高度紧张，时有暴力冲突发生。

中国历史上的封建皇权历来是建制到县，也就是说，国家财政只供养至县一级，乡村组织多是依赖当地的乡绅“自治”。中共建政以后，对乡一级组织的定性一直不很确定（毛时期设立人民公社，改革开放后人民公社解散）。现今，乡镇政府已经变成了拥有实体财政的一级政权，甚至还变换形式向村一级延伸。对应着从中央、到省、县政府庞大的机构设置，乡政府逐年膨胀，也设立了许多机构，这些部门又派生出大大小小的一批事业单位和所属企业，吃官饭的人越来越多，形成了庞大的利益集团。

绝大多数地区的村干部，其政绩几乎都要造假。这些造假是全方位的：

虚报农民收入，其后果是向农民硬性摊派高额税费。

瞒报人口增长数目。

虚报教育成绩，有的村镇在脱盲率上集体造假。

有乡镇企业的村庄，往往隐瞒该村办厂的污染情况。

制造冤案，将普通农民的抗争当作“地方恶势力”。

除了基层政权与宗族势力之外，还有暴发户和以黑社会团伙为主的地方恶势力，那些“天高皇帝远”的村镇，特别容易形成这类势力。地方恶势力的犯罪特征：一是连续性作案，越发展越大；二是区域性作案，危害一方安宁；三是暴力性作案，视人命为儿戏；四是渐进性危害，小恶成大恶。最应引起社会警惕的是已出现这样的现象：“黑社会”帮派和“白道”势力（即政府中某方面掌权人物）合流，形成一种对人民的奴役性整合力量，使当地人民的生存受到严重威胁，连起码的安全保证都没有。

这些地方恶势力的行为既不受法律约束，也不受任何道德的约束。从古至今，维持一方秩序的不外乎两种：一是法律，二是道德。自有人类社会以来，道德至少有两方面的作用。首先，它作为人类行为的规范，可以称之为“道德权力”，是法律制度的一种必不可少的补充，在法律不起作用或法律与道德相背离的时候，道德甚至可以行使类似法律的功能。这一特点在中国的传统道德中显得特别突出。其次，道德是有关个人良心的问题，也是个人用来自律的行为准则。如果将这类人的行为仅仅解释为“法制观念不强”或“没有法制观念”，那么，本应起约束作用的道德——无论是以“忠恕”为基本精神的传统道德，还是以“为人民服务”为口号的社会主义道德，在这些地区都看不到半点影子。

改革以前，中国政府对社会的控制，在城市是通过企、事业单位这两大科层组织进行控制；在农村则是通过人民公社——大队——生产队这三级组织进行控制。这种建立在计划经济体制上的社会整合体系在很长一段时间内相当有效，其代价则是全体社会成员失去了个人自由。

为什么当今的中国农村无法回到过去那种文明程度还要高一点的“乡绅自治”格局，反而让大批充满了各种社会恶习、具有严重流氓无产者意识的人成为基层统治者？封建时期的乡绅，很大一部分都受过儒家思想的教育。这种教育一般都培养两种责任：一是对政府的责任，二是遵循儒家思想的利他主义为地方服务。而这两种责任基本上是依赖“科举制”这种人才选拔制度支撑的。而中共建政初期，农村基层干部的产生机制很有特色：都是处于社会边缘的人物。这些人一无所有，未受过教育，能当上基层干部的条件也很简单，只要能绝对遵循中共组织内的上级指示就行了。由这一类人构成的基层统治网络，其遴选干部的机制后来就演变成以“任人唯亲”为主流。但在实行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以后，情况就完全不同了。农民有了经营自主权，生产优劣、生活好坏、贫富状况在很大的程度上取决于自己，更有善于利用“选举”这一形式的，将其作为表达意见的渠道。由于所在乡村不同、村干部素质也不同，同一地区的村与村之间就有了很大差别。如吉林省梨花县，村民们为实现“村民自治”而创立了一种选举方式，其特点是：乡党委和村党支部不提候选人，完全放开，权力交给村民。每个村民发一张选票。在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的村民中，参加选举者认为谁能胜任村干部就选谁。然后再经过逐级淘汰的几轮选举，由得票最多者当选。这个地方的农民对选举村长有着比较清醒的认识：他们是否能过上好日子，在很大程度上由村长个人的胆识、能力、智慧和人格决定。然而，上述这种成功运用“民主选举”的例子实在是屈指可数。首先，贿选现象蔚然成风，农村富裕者当官的现象相当普遍；其次，大多数地方的村民“选举”通常被基层政府或当地恶势力控制。

概言之，从1978年以后，中国农村的基层组织已普遍发生严重的权力移位现象，越是愚昧落后的地方，基层利益集团的剥削性和掠夺性就表现得特别突出。

恢复农村家庭承包责任制，退回到落后的耕作方式，在短期内确实起到了刺激农民提高劳动积极性的作用。但家庭承包责任制只是改变了资源的使用方式，而没有改变占有关系，政府基层干部在农村拥有对土地的绝对支配权利。农村现行的土地制度对于保证中国农民的公正底线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尽管农民的“兼业”收入在其总收入中所占的比重越来越大，但农民对于土地的依赖程度并没有减小，因为土地对于农民来说，越来越具有生存保障的功能。这主要是因为下列两个背景因素：一、80年代中后期开始，世界范围内的信息革命与技术进步，极大地改变了中国的产业结构，使得中国城市无法为庞大的低素质农村劳动力提供就业机会；二、农民工极其低廉的工作报酬使他们脱离土地生存几乎成为不可能，这加强了农民对土地的依附。在科技水平日益发达的今天，文化素质相对要高的城市人口在就业时尚因受教育不足而困难重重，平均文化素质相当低的农业人口要想从农业部门之外的现代经济部门就业，首先遇到的问题已经不是户口，而是自身的素质。

农民失去土地，意味着被拔去生存根基。大多数失地农民无法找到工作，因为城市居民的失业问题也越来越严重，那里根本没有农民们的生存空间。而中国政府的政策总是迟到：在户口对改变农民经济地位已经没有多少实质意义的情况下，中国的一些省市才开始“改革”城乡户口制度，撤除城乡人口流动的壁垒。目前，全中国流动进城就业的农民工有1.4亿，住不起房、吃不饱饭的农民工不在少数。尤其是，农民工在城市中如果因工伤事故死亡，获得的赔偿要比城市居民少得多。如此一来，土地对农民的生存意义更加重要。

对地下经济的界定有广义和狭义之分。从广义来说，“地下经济”是指官方控制不到的经济活动，这类经济活动不纳入官方统计的国民生产总值之内，不向政府申报和纳税。一般分为以下几种类型：

对外不公开的非法经济活动，如地下工厂、黑市交易、地下金融机构、走私。

对外不公开的违法经营活动，如毒品买卖、非法卖淫。

通过合法经营单位取得非法收入的经营活动，如第二职业、偷税漏税。

中国的大部份黑色财富不是用于投资从而转化为“白色收入”，而是用于奢侈性消费或通过各种途径转移到海外。

从90年代以来，黑社会价值观念渗透到中国人的社会行为方式上。这方面最典型的表现是权力之争往往借助于黑社会势力介入。中国官场竞争本来就极不正常，往往不是凭借本人的德行、能力、勤政、绩效。这种干部选拔机制已经饱受诟病，现在引入黑社会手段更是加剧了这种竞争的无序性。更重要的是，黑社会势力介入社会政治生活的恶劣做法，使得社会各界竟相仿效，加剧了公众的不安全感。

从1998年开始，中国的腐败已开始从组织化腐败向制度化腐败过渡。其具体表现为：第一，腐败已渗透到政治系统的大部分机构中。第二，腐败已成为一种制度安排，社会政治资源、经济资源与文化资源已成为利益再分配的主要对象，从而减少了现存政治经济系统内部的磨擦。第三，反腐败已在某种意义上成了要挟他人以获取利益或进行政治斗争的工具。

目前中国社会的精英层大致由政治精英、经济精英和知识精英组成。政治精英特指执政官员，其形成有延续性特点，不少人原来就在集权体制下的政治阶梯中占有一定的位置，另一些人则在改革开放后进入这一集团。经济精英由国家银行及其它国有大型企业负责人、国有大公司经理、大中型企业主管、大中型私有企业主等组成。这个集团中的前四类人与政治精英有密切的血缘关系，是从原来的政治精英转化而来的。而大中型私有企业主的背景通常有如下三种情况：一是家庭有官方背景，通过“父母做官，自己经商”的形式，更方便地获取财富；二是通过各种途径成长的民间人士。以上两种情况都与寻租活动有直接关系。第三就是一些利用市场机会获得成功的商业人士，这在高技术行业中比较突出。随着私营经济的壮大，私营企业主阶层的利益诉求也日益强烈，其政治参与热情不断上升。除了全国工商联越来越多地代表他们的利益之外，也出现了表达这个阶层利益主张的媒体——《中华工商时报》。这个阶层在非权力中心的官方政治组织——人大和政协中的席位也越来越多。

改革前，受毛泽东“知识越多越反动”说法的影响，知识分子一般被贬斥为“臭老九”。但是，由于某些人文领域的知识分子可以为毛泽东的大批判效力，所以他们仍能得到“重视”。改革以来，随着市场化过程的推进，科技知识及一些与改革密切相关的社会科学（如经济学、法学等）知识成了一种重要的文化资本。有能力的技术专家、律师、经济学者、工程师很快地垄断了社会机构中的高位，成为改革的受益者，少数人还进入了权力核心。还有一部分知识精英受经济利益和单纯功利型意识形态的支配，以其具备的影响社会舆论的能力为经济精英们服务。90年代中期以来，随着一些技术密集型产业进入中国，一些科技型专业技术人员的知识迅速市场化，其经济地位及社会声望迅速提升。目前，处于中间阶层上半部分的，包括高级知识分子（大学教授与科研人员）、中小型国有企业经理、中小型私有企业主、外资企业的白领雇员、国家垄断行业的高级职工等；处于中间阶层下半部分的，是技术和科研人员、律师、教师、文艺工作者、新闻从业者、机关干部、国有企业中下层管理人员等。

中国对工人阶级的定义主要是指国有企业的职工。随着改革开放的日益深化，中国的工人阶层其实已包括两类人，一类是国营与大集体企业的职工，另一类是在“三资”企业和乡镇企业工作的职工。改革开放前，工人与国家的关系体现在两方面：一是管理方与工人在车间发生的工作关系，即生产关系、劳动过程、工人控制生产过程的问题等；二是在国家主导的再分配过程中，工人与所在单位之间的分配关系，涉��到工资、医疗保险和养老金等。双方的利益冲突不是劳动制度，而是政治专制下的严苛控制。

在改革过程中，随着产业关系模式的多元化，工人与厂方的关系也出现了以下几种类型：

集体协约型，这种关系多出现于国营与集体企业内。这类企业虽设有管理部门、党组织、职工代表大会与工会，但并不能形成互相制衡。企业的经理时常兼任党的书记，工会主席没有必要的权力。这种机制赋予经理极大的专断之权。

西方国家在中国建立的合资或独资企业的人力资源管理模式。这类企业拥有充足的资金，因此能支付较高的工资、提供更清洁、先进与安全的工作环境，并给工人提供优厚的住房条件与其他待遇。企业的管理层与工人的关系往往是非对抗性的，工人的不满情绪常常是针对中方经理，埋怨他们低能、腐化、任人唯亲。

亚洲国家（或地区）在中国建立的“三资”企业或中国本土的私营企业内劳资关系的“返祖”现象。所谓“返祖”是指劳资关系退回到19世纪工业革命时期的状态，工人们报酬微薄，往往被迫每天连续工作10至12小时乃至更长时间，周末不能休息，工作环境既差又不安全，工伤事故频繁。

现代社会的一个基本特征就是社会管理具有多元参与性，在社会的决策过程中，各阶层都要有自己的利益诉求渠道。因此，协调社会的中间层能否参与决策往往是多元化参与的关键，而中间层参与社会公共事务决策主要依赖于各种社会组织。但是，现有的社团组织大多数并不是应社会群体的要求自发组建的，而是属于由政府供养的“代理人”型社会团体。

截至2002年年底，登记在册的全国性及跨省、自治区、直辖市的社团1712个，全国共登记社会团体13.3万个。这些社团可分为三类：一是党政机关为加强对某些领域或行业的管理而设立的，如私营企业协会、工商联等；另一是各企事业单位创办的，如服装行业协会、装饰行业协会等；还有就是校友会之类的联谊性社团。在这些社团组织中，除校友会的民间联系色彩较强，基本不受政府控制外，其它的各种协会均受政府的严格控制。它们主要领导人由政府委派并享受公务员待遇，以“半官半民”的身份参与社会活动，面对政府时它们代表企业，面对民众时他们却代表政府，俨然“一身而二任”的面孔。

中共政府一直奉行落后陈腐、任人唯亲的干部选拔机制，既没有一套合理的考试制度，也缺乏公开的民主机制，往往是由领导“发现”人才或组织部门“关怀”人才，甚至是“一把手”拍板选择“接班人”。

媒体是推进政治民主化的重要工具，也是对政府及各种公共权威进行社会监督的重要手段。中国的新闻媒体一向受党的严格控制，一直有泛政治化的特点。1998年，中国大陆的新闻出版界曾经历了短暂的有限宽松期，敏感的外国传媒称之为“北京的春天”。但近年来，随着经济形势疲软、失业失业人员增多、贪污腐败急剧蔓延，新闻主管部门又加紧了对传媒的控制。2000年1月，《南方周末》的总编江艺平被迫“辞职”，就是政府对传媒偏离“主旋律”严重不满的一个例证。现阶段，中国政府正在与网络作顽强的斗争，从2002年8月1日起，中国政府开始实施《互联网出版管理暂行规定》，这一规定的内容极为宽泛与模糊，凡政府不喜欢的内容都可以被纳入这一规定。

尽管中国的改革进程错综复杂，其理论也被政府蓄意弄得暧昧不明，但从已经形成的社会利益分配格局来看，这场改革的主线就是对毛泽东领导的“化私为公”式革命实施逆向变革——即“化公为私”。作为改革主导思想的“放权让利”就是以“私”为杠杆，推动经济发展。

中国的改革可说是危机推进型改革。邓小平支持改革的动机只是为了化解社会经济危机，而不是要改革社会制度。这种改革动机与100多年前晚清洋务派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改革类似。号称改革“总设计师”的邓小平在80年代初其实并未形成清晰的改革方略，被政府奉为改革指导思想的“邓小平理论”，其核心无非是把毛泽东的“马克思加秦始皇 ”——即“公有制经济+极权政治”——中的经济制度换成了资本主义经济。不过，为了让公众在观念情感上能够接受，改用“市场经济”这个词代替了“资本主义经济”。邓小平没有认真解决经济体制与意识形态之间日益扩大的分裂，他只是凭借自己的政治权威选择了两个极其短视的方法：一是“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二是“不争论”，以为如此就可永远回避这一矛盾。

“六四”事件后中共痛定思痛，把事件的根源归罪于西方民主思潮，并由此确定了全力镇压民主要求和丑化民主制度的意识形态战略。整个90年代，从小学到大学一以贯之的政治思想教育一直在为这一战略服务。通过持之以恒的意识形态教育，“民主”这一概念在中国被弄得面目全非。一谈“民主”，或是中共政府宣传的“民主集中制”下的“少数服从多数”，或是将其等同为“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式的群众运动，让民众产生“民主”就是“动乱”的联想。

由于领导层的既定方略以及为领导层服务的智囊们胆识所限，中国经济体制的改革只设定了一些阶段性目标，如“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建立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等等。由于改革时期社会形势变化太快，每一具有特定内容的目标都只不过领了两三年风骚而已，只有90年代中期中共“十四大”确定的所谓“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一说法的寿命最长，从1995年以来直到今天仍被当局悬为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

表面上看，似乎是邓小平的亲属大张旗鼓地下海经商为权力寻租活动开了先河。邓在世时，指责他放纵权力进入市场（即指其子女经商）的声音就不绝于耳。一些人认为，邓的家庭观念很强，因“文革”时期子女遭受了许多痛苦，出于补偿心理，对子女经商并不约束。于是上行下效，造成了腐败之风蔓延。

实际上，中共自建政以来就不断鼓吹“接班人理论”，其核心就是要承认政治高干的子女们与生俱来就享有继承父辈垄断性权力的特权，这一说法其实是为处于中国政治制度核心的权力传承机制张目。经过“文化大革命”以后，上一代的政治权力显然不便再通过“父传子继”的方式直接继承，因此，作为赎买政治继承权的补偿，经济资源就成为了最佳选择。

中国政府无法克服腐败，是因为腐败已成了维系中共政权的重要凝聚力。任何政府如只能借助政治高压来稳定社会，就必须给官员们足够的利益，以换取他们对专制政府的效忠。当局表面上并未直接给其官员们太多利益，官员们的工资并不比普通职工高多少，他们获取的大量利益除了附着于职务上的各种“待遇”之外，主要是通过权利寻租，此外还有介于合法、非法之间的“灰色”收入。目前中共政权之所以打击腐败，并不是真要杜绝腐败，他们一方面是借遏制腐败安抚民心，但更重要地是担心腐败会导致政权的软化。因为政府各级官员牟取利益之举往往是以损害政策与法律为前提的，最后的结果必然是国将不国。

邓小平的“猫论”与“摸论”是为了对抗当时党内高层的教条主义者而提出的“理论”。这种“理论”对消解“两个凡是”之类的教条确实起了重要作用，但用于指导各种改革政策的制定，后果就是机会主义泛滥。一个国家的政府在施政方针上过度地不讲原则，只是根据当时的短期利益不计后果地作出权宜之择，必然会留下相当多的后遗症。最直接的结果就是政策摇摆不定、朝令夕改，让公众产生极大的不信任感。

笔者以为，党内的“保守派”与“改革派”其实只是大家幻想出来的一种派别对立。可能在某一具体政策上，二者的看法不完全一致，但在面对人民抗议时采取专制手段维护政权稳定，在面对少数有识之士对社会的深刻批评时采用钳制舆论与人身迫害的手法上，二者其实无所谓“保守”与“改革”之分。“保守派”是以防止中国走上资本主义道路为借口，要求更大的权力，以便由他们来坚持“正确的”方向。而“改革派”则是以发展经济为由，拒不实行政治体制改革，只是热衷于利用自己掌握的权力瓜分社会资源。“保守”也罢，“改革”也罢，不过是政治集团内部争夺利益的旗号而已。

笔者认为，由于言论空间的狭窄，由于争论的真正主题被有意掩盖，20世纪末中国最引人注意的所谓“自由主义”与“新左派”之争，是一场看起来非常热闹，其实却混乱不堪的“思想争论”。许多问题不是越争论越清楚，而是越争论越糊涂。首先，“新左派”刻意回避对专制政体的必要批判，相反却对现存专制政体的“母体”——毛体制与“文革”赞不绝口，因此为当局所宽容。“新左派”实际上是通过这种变相的“帮闲”来赢得了他们的话语空间。其次，自由主义主张的民主与宪政是“六四”以后中共意识形态战略加以禁止并长期加以丑化的对象，根本不可能公开讨论。同时有不少经济学者，以西方经济学在中国的传人自命，提出了一些适应权势集团需要、为目前利益格局张目的“理论”，受到传媒追捧、互相唱和。这在很大程度上使得社会公众尤其是大学生们认为自由主义学说就是鼓吹“腐败有理”。

中共政权之所以能维持稳定，是由于民众对中国政府及社会主义制度还存在极大幻想。在许多民众心里始终存在着一个理想中的中国共产党与一个对人民极其负责的中央政府，许多民众把目前中国存在众多严重问题的原因简单化地归结为：中央的“经”是好的，只是被下面这些“歪嘴和尚”念坏了。笔者以为，这种现代的“圣君贤相”幻觉其实是传统的“反贪官不反皇帝”的进化版，在中国有极深厚的民间基础。其实，这种植根于“圣君贤相”的期盼忽视了现代政治的一个基本特点：专制政权初创时期的领袖往往是铁腕强人，其个人的超常规权力经常超越制度的常规性权力，于是国家兴衰、民众安危往往取决于强人领袖的个人意志；而这种政权进入成熟期、结束了强人政治后，制度的力量就远远大于领袖个人的力量，领导者的个人意愿往往只能服从制度的常规性权力。

在考虑当代中国问题时，还需要考虑两个至关重要的因素：

在有现代化武器作后盾的暴力政府的压迫下，反抗者既不具备有组织能力，且因信息管制也使得民众没有争取社会同情的可能性。

民众既然无法对抗体制，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就只能报复社会。而这种个人暴力的使用方向是盲目的，其施加对象往往是社会上的弱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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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ujiaogonghong · 4 years a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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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十年甲A——从巅峰到谷底（1994-2003）四：甲A的覆灭（3）

而就在中国足坛在陷入儿戏般的“打假扫黑”事件的同时，赌球已经慢慢地渗入到了中国足球的各个角落。1998年世界杯后、2001年中国队进入世界杯、2002年中国队参与世界杯，中国社会的足球气氛是越来越浓厚，当国家队的表现越来越好之时，当国家队能够代表祖国在国际层面上争光之时，无数平时不看球、不了解足球的普通人也开始去了解足球，去了解中国足球。再加上自从1994年甲A成立以后不断积累的球迷基数，到了2000年至2003年这段时间，中国球迷的人数差不多达到了历史巅峰。同时，自甲A成立以来，地下赌庄开始为甲A开盘，到1998年以澳彩为主的合法博彩业开始为足球比赛开盘，再到1997与1999年香港、澳门相继回归，赌球之风是愈演愈烈。

随着越来越多人开始赌球，越来越多的地下赌庄都开始参与赌球，使得大量球迷、赌迷的资金流向非法赌庄、国外赌庄的手上。2003年南方体育报道：“根据一些行内人士预测，中国内地热衷于参与赌球的人数大约为200多万，每年数以10亿计的资金主要流向两处，一处是境内外的博彩公司，另一处则是分布在全国各地的地下赌庄，两股势力为了一块肥肉明争暗斗，目前看来，作为合法势力存在的博彩公司占据了上风。”看着中国内地市场有如此之大的蛋糕可以分享，以澳彩为首的境内外的博彩公司纷纷开始对国内足球比赛开盘。2002年年底及次年年初，澳彩正式宣布对中国甲A联赛开盘。

面对势不可当的赌球，只能采取两种方法组织，一种就是靠司法机关用法律手段对其进行最为有效的打压，这是主要手段。另一种就是体育界足球界的各个机构以及单位进行严格排查、规章以及审查有无人士涉及赌球，再加上社会各界对反赌的宣传，这是次要手段。可问题是，如果次要手段没有有效地实施，那司法机关如何对赌球进行有效打压？2001年，中国体彩在全国十二个省市发行足球彩票，试图用政府合法的足彩来阻止地下赌球的蔓延，然而此举在历史面前表明是失败的。江南时报2004年报道写道：“体彩发行至今这10年多的时间，历经了一个很大的发展，到2002年，年销售额突破200个亿，但去年彩市出现下滑，体彩只卖出150亿，作为体彩彩种之一的足彩，其销量也呈逐期下滑的趋势。2002彩季，广东一个省过亿元的销量，居然是现如今全国的销量总额。足彩的下滑除去市场因素，还有玩儿法单一、规则不尽合理等硬伤制约，今年2月18日起开始发行的进球彩可谓丰富了玩儿法，但仍然不见有很大起色，说明这个市场确实有饱和之嫌。……靠足彩遏制赌球，只能是多种选择当中的其中一种，意大利的足彩搞了那么多年，在世界上几乎是最成功的，赌球不还是常见的事？”

2002年澳彩为甲A开盘后，足协却用这种方式来解决问题，《中国足球内幕》写道：“2002年年底及次年年初，当澳门博彩公司宣布正式对中国甲A联赛开盘时，中国足协第一时间想的不是怎么建立良好机制面对它，而是忙不迭地向博彩公司索要版权费，“太不像话了，怎么可以开我们的盘却不跟我们相关部门打招呼呢，怎么不交钱呢”。中国足协的小农意识在此足以影响未来10年的大事件下作祟，经过之前8年职业化，脑子里全是钱、钱、钱。那段时间，郎效农整天坐在电脑前想着怎么打报告给总局，向澳门索要版权费，他忧心忡忡，当有人提出更重要的是“立刻建立合理机制面对开盘”时，他并非没有反应，也不是没想到过开盘后对中国联赛的影响。但可以证明的是，他和整个中国足协骨子里想的还是版权费，对于怎样应对球员可能涉假，最恶搞的一个建议居然是安测谎仪。”

赌球之风之盛，不仅严重危害了社会安全，破坏了足球界的风气，更是开始严重影响比赛的公正性。这也是缺乏管束下，赌球必然导致的事情。因为如果庄家想要盈利，尤其是外围庄家或者地下庄家，就必须确保自己能够稳赚不赔。新华网2014年的文章这样分析：“赌球规则看似公平，其实背后大有玄机。庄家设置的每一个盘口，制定的每一个赔率，都建立在赌博集团超强的资讯能力、庞大的精算师和数学家团队的缜密分析之上，以确保庄家“稳赚不赔”。……以6月30日哥斯达黎加对希腊的比赛为例，某赌球网站6月27日开出的该盘赔率为1.7：2.2。也就是说，假设两边投注额分别为100万元，如“上盘”哥队胜，庄家需向赌客支付100万的1.7倍即170万元；如“下盘”希腊队胜，庄家则需支付100万的2.2倍即220万。这就意味着，在上下盘投注量相等的情况下，哥队胜庄家则盈余30万，希腊队胜庄家则亏损20万。这个看似公平的算法有一个漏洞，即当上下盘资金到达一定比例时，不论比赛结果如何，庄家都能稳赚不赔。为了控制资金流向，庄家会随着投注情况不断调整赔率诱导赌客。还是同一家网站，还是哥斯达黎加对希腊的比赛，6月30日当天，上下盘赔率已调至2.075：1.825，庄家“诱盘”成功。不仅如此，庄家还会就一场比赛开出五花八门的投注项目以分散风险，除了通常的让球盘和大小球外，还有角球数、黄牌数、单队进球数等各种赌法。民警透露，与合法的体育彩票相比，赌球网站设置的赔率极高，甚至能拿到几十倍的返还，迎合了部分人“一夜暴富”的心理。因此，尽管赌客们明知赌球存在极高风险，依然不惜铤而走险，幻想自己能够成为规则的“例外”。”而如果所谓的超强的资讯能力，就意味着俱乐部中、球员中、教练中、比赛监督或者裁判中、地方官员中、足协官员、记者中有人为了钱财或者其他理由为庄家们通风报信呢？当外围、地下庄家们发现中国足球联赛的管理如此松懈之时，怎么不会想到利用这些人，让他们影响比赛进程，从而左右比赛的数据，保证自己的资讯或者信息永远都是“正确”的呢？

《中国足球内幕》记载：2002年大连队主场对八一，赛前，大连外围的地下赌球庄家对开出的主流盘口是：大连实德队让一球（即买大连队赢，大连赢球且净胜2球或以上才可赢钱，若只净胜1球则不赚不赔）。以当时两队的实力比较和实德夺冠的战略目的来看，让一球略显“保守”。远在南方的一些地下庄家开出实德让一球半（即买大连队赢，大连赢球且净胜2球或以上才可赢钱，赢了只净胜1球依然算输钱），追捧实德的买家仍然不可胜数。不过，在大连，比赛之前很多庄家都像得到了消息——这直接从大手笔下注者的趋势都能看出，盘口从一球直接降到了半一（即买大连队赢，大连赢球且净胜2球或以上才赢钱，若只净胜1球则只赢一半钱）。也就是说，不太看好实德赢球。结果是，八一队孙新波与黄勇为本队各进一球，而实德队直到全场补时阶段才凭借外援尼古拉斯的一粒进球，爆出了八一2：1大连的冷门。该年联赛中，实德队屡屡在和一些弱队比赛时失手。据悉，每一次都有大量大连拥趸者中招。在比赛中球员并没有太过离谱的个人表现，但仍然引来了一些猜测：“为什么盘口总能预知最后的结果？”

同年，戚务生率领的云南红塔队在主场对战青岛海牛队，赛前大戚信心十足，很少夸下海口的他赛前聊天时说“拿下了”。此时的云南红塔在休赛期前排名第一，有主场之利，赛前红塔让半一（即买云南队赢，云南赢球且净胜2球或以上才赢钱，若只净胜1球则只赢一半钱）的盘口似乎也验证大戚的说法十有八九可以实现。然而比赛开始后，云南红塔似乎比对手更有高原反应，迟钝成为红塔队后防线最显著的表现。比赛不到20分钟，青岛队曲波便利用一次机会射入区楚良把守的大门，但是这个场面对于当年实力并不差且在高原成绩相当好的主队来说，没有人怀疑红塔会输掉这场球。不过，发生了很多奇怪的事情，在丢失了第一个球之后，门将区楚良脱掉了手套，然后愤然摔在地上，准备离场。这个镜头让观众闻到了不一样的味道。果然，红塔不仅没有获胜，连扳平都没做到，甚至还丢了第二个球，比赛结果是0比2，从盘口上解释，青岛倒可以让红塔半一。戚务生因此勃然大怒，关机，离场，并提出辞职。2001年他逮到了几名主力球员“卖球”的铁证，想废掉其中的一名红塔老臣，但集团负责人并不相信，大戚随即拨通了公安部治安管理局一位朋友的电话。最终，这位球员2002年初被挂牌。从某种程度上来说，这些比赛让红塔集团也失去了信心，第二年联赛结束后，红塔退出了足坛。

从上面的例子可以看出，庄家只要先摆出一个看似合理盘口，引诱赌迷花巨额下单，接着再根据上盘和下盘之间的差额来修改赔率或者盘口，使得庄家永远能够盈利，让部分赌迷亏得血本无归。而调整盘口的时机又非常巧妙，提前调整容易打草惊蛇，所以比赛中途调整盘口，就更容易得手。而被赌博牵扯进去的足球人士，就会在比赛中途，为了盘口而打出一些匪夷所思的比分或者做出奇怪的表现。久而久之，比赛就不是为球迷观众服务，不是为球队俱乐部服务，不是为中国足球服务，而仅仅只是为赌博服务。赌球的危害，不仅仅是那些热爱足球的人感受得到，更是让那些正规合法的足球博彩公司心烦不已。相对于正规合法的博彩公司，地下赌庄或者外围庄家急功近利，更喜欢采用非法手段在短时间笼获大笔财产。因此，据2003年南方体育报道：“在澳门网站投注最小可以下10元港币，小赌怡情倒也无伤大雅，但地下赌球由于一般下注都在1000元以上，这对于大多数人来说并非小数目，长赌必输，一个周末一千一注输掉上万块的大有人在。很多赌客会因此深陷其中不能自拔，他们会增加下注的场数，或者增加下注额，结果越陷越深，最后无钱还账，有些因此铤而走险，走上犯罪的道路。”

另据南方体育报道：“其实在中国内地，真正通过网络投注的赌客占很少一部分，大多数还是通过电话投注来参与赌球的。一方面由于澳门彩票不收人民币，除两广以外的地区交易很不方便；另一方面是由于很多赌客根本不会用电脑，也没有信用卡，对他们来说，分布在全国各地的地下赌庄才是更方便的赌球方式，一个电话就可以搞掂。一般情况下，外围赌庄都是分层设置，一般下注者，即散户，投注给小庄，小庄上面有稍大一点的庄，这样层层递进，最后汇集到各地的少数大庄。据了解，南方一些发达城市的大庄，一个比赛日经手的赌资通常都在几千万以上，有时数以亿计。赛前，这些大庄依据欧洲和东南亚大庄开出的赛前盘口层层下达给底层的小庄，来接受投注(俗称“接飞”)。大庄的主要盈利手段和博彩公司类似，就是在基本平衡上下盘投注的情况下，通过扣除赢盘方的佣金(俗称“水钱”)来赚钱。因此大庄必须在临开赛前一小时以内，根据接到手中的注码比例，将投注上下盘不能平衡的差额部分投向更大一级的庄家———澳彩或东南亚大庄，这样来规避风险并保证盈利。一般庄家要求赌客在一个小时以前报盘下注，双方以报盘时的赔率和水位为准，赌客不需要事先预付钱款，根据事后的输赢第二天和庄家结账，双方主要讲究的是信用，一旦发生拖欠的事情，不但合作立即中止，欠债者还会招来不测之祸。……目前，很多城市都有大量的地下盘口，而且胃口相当大，可以接上百万的下注(澳彩每次最多可以下50万港币)，赌客的大多数资金都流向了这些庄家，而且这些庄家大部分都非常讲信用，赖账的已经不太多见，有点成规模经营的样子，这大大地减少了澳门彩票的收入。“

为了解决外围、地下庄家的大胆举动，南方体育报道：“为了从这些地下庄家手里夺回市场，澳彩一开始采用的是暴力手段，不定期到一些地方��“灭庄”，就是把一些地下盘口消灭了，这些人都是黑社会，大多是著名的“大圈帮”。但现在在赌球泛滥的情况下，澳门感觉用武力已不能解决问题，于是想出了一些更为稳妥也更有效的手段。一种是故意停盘不接地下庄家为分担资金压力而进行的投注，7月中旬在某南方城市进行的一轮甲A赛事就由于澳彩的停盘让国内手握数千万主队注码的大庄只能眼睁睁地看着输掉几千万的资金，一场赛事就给予本地大庄沉重的打击。另一种方法就是进行接管，澳彩到上海这样的赌球重要城市开分支机构，这些机构大多以投资公司的名义注册，主要目的是拉拢地下庄家做下线，增加自己的收益。”但很明显，多如鸿毛的地下、外围庄家遍地都是，别说澳彩和其他合法博彩公司无法制止这些庄家的行为，就连公安机关都难以打击。

当足协、俱乐部、教练，甚至是博彩公司都无法监督、保持联赛的公正性之时，这个联赛其实就已经堕落成死水潭。《中国足球内幕》写道：“2003年3月13日晚9时左右，澳门彩票公司在其网页上历史性地为甲A联赛开出了盘口。……但在开盘４轮共10场甲Ａ比赛后，澳彩公司一位主管即表示：“从目前来看，内地的地下庄家对我们冲击很大。我们从有关方面得知，现在内地的非法庄家不少，他们私下接注大面积分流了澳彩的生意，最后回笼到澳彩的投注总额有可能不到真实投注额度的1/20。”这位主管在接受采访的过程中忧心忡忡，不断提醒，散户们在黑庄那里下注是非常危险的。但内地的庄家们可管不了那么多，他们正利用澳彩给甲A开盘形成的热度肆意出手操纵比赛。问题比想象中严重得多，从第17轮联赛开始，澳彩再也不敢给陕西的比赛开盘了，国庆节过后，第18轮甲A联赛开战，澳彩的甲A盘先是开盘时间延后，周五的晚上还未出现周日比赛的盘口，再就是开盘的比赛大幅缩水，仅对其中4场比赛开盘，四川对大连、云南对陕西以及重庆对八一的比赛都由于流言较多而被迫放弃。在当年联赛最后一轮，澳彩仅对上海申花对上海国际的这场德比大战开盘，澳彩在一轮比赛中仅对一场比赛开盘在本赛季还是从未有过的事，这应该是甲A联赛已经无法控制的信号。

有试图操纵联赛来盈利的庄家，自然也有试图操纵比赛来盈利的球员、教练、裁判、俱乐部或足协高层。这其中，就以2003年陕西国力的新任俱乐部总经理王珀最为突出，因为王珀以非常高调的姿态，带领陕西国力频繁打出“可疑”的比赛，让无数球迷、足球人士都看出来，王珀就是想利用陕西国力打假球，来赢得高额赌金。王珀这种角色，被《中国足球内幕》称作为“操盘手”。单单是王珀刚刚上台的2003年，就有以下被球迷怀疑为了赌球而打的假球，2009年华商报记载了这些比赛：

2003年9月21日，四川冠城5∶1陕西国力。据《中国足球内幕》记载，王珀为了能够获得球队的全权掌控权，直接在电视台记者面前声称主教练卡洛斯“生病了”，而实际上卡洛斯则被王珀以人身威胁，被迫呆在酒店里。王珀的这种举动恐怕不是第一次了，7月14日，陕西国力的巴西外援马科斯的妻子伊莲娜在酒店被刺，凶手至今尚未归案，据《中国足球内幕》透露，此举有可能就是王珀为了让马科斯“听话”而下的手。而在总经理王珀“指挥”下，陕西国力1：5惨败四川冠城。比赛的盘口从最开始的四川队让半球，跳到让两球至两球半。据记录显示，因为比赛前有许多人逐渐知道四川冠城必将大胜陕西国力，从而下注四川队，为了让上盘和下盘的赌金平衡，也不让自己亏得太惨，澳彩在比赛中途连续调高盘口，可依然没有用。这场比赛澳彩输了多少已经查不出来，但可以知道澳彩在此场比赛后就一度封闭了陕西国力的盘口。王珀的“第一仗”打怕了澳彩。

2003年9月23日，就在陕西国力对阵辽宁队的前一天，王珀和主教练卡洛斯的矛盾已经公开化。大批支持陕西国力支持卡洛斯的陕西球迷，此时早已看清王珀的嘴脸。现代金报记载：国力踩场时，在王珀亮相后，球迷们原本躁动的情绪更为激动，都高喊，“王珀滚回去！”就在王珀愕然之际，一名叫胡建文的球迷突然从看台上跳进场地，快速奔到国力队训练的角落，指着王珀怒骂：“王珀滚蛋！”看到王珀并没有什么反应，胡建文疾步跑到王珀面前，令人惊愕地“扑通”一声跪在地上，双手不停地作揖，口中念道：“王珀，求求你滚吧！看你把国力祸害成啥了？”王珀慌忙之间赶快往后退，而胡建文紧追不舍，又跪在地上重复同样的动作和相同的咒骂。之后，胡建文被工作人员拉走。面临陕西球迷如此的排斥与辱骂，王珀却毫不为之所动。反而，面对球迷的指责，他高调声称，如果赢不下辽宁，自己就下课且终生不碰足球。然而结果是，9月24日陕西国力4∶3辽宁中顺。《中国足球内幕》指出，有人分析认为这是王珀一方派人买通辽宁队的一些关键球员，并且买通球员的钱和从庄家手里赢的钱相比完全不值一提。辽宁队怀疑有队员放水，声明严查，但是没有后文。此战后不久，卡洛斯黯然离开陕西队，王珀彻底控制陕西国力。

（陕西球迷胡建文跪倒在陕西国力俱乐部总经理王珀面前）

之后，还有一长串的王珀2003年在末代甲A的杰作：

　　2003年10月5日云南红塔0∶0陕西国力

　　2003年10月12日陕西国力1∶2天津

　　2003年10月15日青岛贝莱特2∶0陕西国力

　　2003年10月19日陕西国力0∶2重庆力帆

　　2003年10月25日上海国际1∶0陕西国力

　　2003年11月26日上海申花2∶0陕西国力

2003年11月30日陕西国力1∶2沈阳金德

这其中，很多人爆料或者分析，都是王珀与其他俱乐部进行“交易”，使得“操盘”能够成功，甚至还有几次失败甚至被其他不知名的势力操盘。而在王珀极力操盘的同时，他又对外自诩为“打假扫黑的斗士”，比如0：2负重庆力帆的比赛赛前，重庆某报称客队以300万搞定了国力，王珀极力辟谣，结果国力还是以0∶2败北，遭遇三连败。此战后，王珀以揪内鬼为由，在国力实施整风，但有内部人士表示，王珀的目的是为了防止球员个人卖球，一切都要让他自己亲自操作。而这些可疑的比赛中，其中有一场是在日后的足坛反腐打黑风暴中明确公示，即国力客场0：2上海申花的比赛。这场赛前有人以国力客场逼平领头羊云南红塔为例“敲诈”。传言称国力0∶2完败后收获了100万。也就是这场比赛使得上海申花丢掉（被剥夺）了2003年的甲A末代冠军。而靠着王珀的这些种种杰作，本来就财政紧张，球队成绩一般的陕西国力队，就这样被王珀“玩”到了联赛倒数第一，铁定降级到2004年中甲联赛。对于球队和陕西球迷来说，他们遭遇了巨大的损失，而对于王珀一方的赌球操盘手来说，他们却是捞尽油水，赌球不知赚了多少钱。

本文由羽角宫弘撰写，大部分资料来源于网络，其余部分资料来源于中国足球研究院的成员的成果，有取自中国足球资料（旧网）或者中国足球研究院 - CFA足球大数据，也有取自研究院成员（如津门虎等人）的博客的。在此向中国足球研究院致敬。特此声明，本文未经笔者同意不得转发，当然就算你转了笔者也没办法（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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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epestwa · 4 years a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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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今年是中国立宪百年，《世界人权宣言》公布60周年，“民主墙”诞生30周年，中国政府签署《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10周年。在经历了长期的人权灾难和艰难曲折的抗争历程之后，觉醒的中国公民日渐清楚地认识到，自由、平等、人权是人类共同的普世价值；民主、共和、宪政是现代政治的基本制度架构。抽离了这些普世价值和基本政制架构的“现代化”，是剥夺人的权利、腐蚀人性、摧毁人的尊严的灾难过程。21世纪的中国将走向何方，是继续这种威权统治下的“现代化”，还是认同普世价值、融入主流文明、建立民主政体？这是一个不容回避的抉择。 19世纪中期的历史巨变，暴露了中国传统专制制度的腐朽，揭开了中华大地上“数千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序幕。洋务运动追求器物层面的进良，甲午战败再次暴露了体制的过时；戊戌变法触及到制度层面的革新，终因顽固派的残酷镇压而归于失败；辛亥革命在表面上埋葬了延续2000多年的皇权制度，建立了亚洲第一个共和国。囿于当时内忧外患的特定历史条件，共和政体只是昙花一现，专制主义旋即卷土重来。器物模仿和制度更新的失败，推动国人深入到对文化病根的反思，遂有以“科学与民主”为旗帜的“五四”新文化运动，因内战频仍和外敌入侵，中国政治民主化历程被迫中断。抗日战争胜利后的中国再次开启了宪政历程，然而国共内战的结果使中国陷入了现代极权主义的深渊。1949年建立的“新中国”，名义上是“人民共和国”，实质上是“党天下”。执政党垄断了所有政治、经济和社会资源，制造了反右、大跃进、文革、六四、打压民间宗教活动与维权运动等一系列人权灾难，致使数千万人失去生命，国民和国家都付出了极为惨重的代价。二十世纪后期的“改革开放”，使中国摆脱了毛泽东时代的普遍贫困和绝对极权，民间财富和民众生活水平有了大幅度提高，个人的经济自由和社会权利得到部分恢复，公民社会开始生长，民间对人权和政治自由的呼声日益高涨。执政者也在进行走向市场化和私有化的经济改革的同时，开始了从拒绝人权到逐渐承认人权的转变。中国政府于1997年、1998年分别签署了两个重要的国际人权公约，全国人大于2004年通过修宪把“尊重和保障人权”写进宪法，今年又承诺制订和推行《国家人权行动计划》。但是，这些政治进步迄今为止大多停留在纸面上；有法律而无法治，有宪法而无宪政，仍然是有目共睹的政治现实。执政集团继续坚持维系威权统治，排拒政治变革，由此导致官场腐败，法治难立，人权不彰，道德沦丧，社会两极分化，经济畸形发展，自然环境和人文环境遭到双重破坏，公民的自由、财产和追求幸福的权利得不到制度化的保障，各种社会矛盾不断积累，不满情绪持续高涨，特别是官民对立激化和群体事件激增，正在显示着灾难性的失控趋势，现行体制的落伍已经到了非改不可的地步。二、我们的基本理念当此决定中国未来命运的历史关头，有必要反思百年来的现代化历程，重申如下基本理念：自由：自由是普世价值的核心之所在。言论、出版、信仰、集会、结社、迁徙、罢工和游行示威等权利都是自由的具体体现。自由不昌，则无现代文明可言。人权：人权不是国家的赐予，而是每个人与生俱来就享有的权利。保障人权，既是政府的首要目标和公共权力合法性的基础，也是“以人为本”的内在要求。中国的历次政治灾难都与执政当局对人权的无视密切相关。人是国家的主体，国家服务于人民，政府为人民而存在。平等：每一个个体的人，不论社会地位、职业、性别、经济状况、种族、肤色、宗教或政治信仰，其人格、尊严、自由都是平等的。必须落实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落实公民的社会、经济、文化、政治权利平等的原则。共和：共和就是“大家共治，和平共生”，就是分权制衡与利益平衡，就是多种利益成分、不同社会集团、多元文化与信仰追求的群体，在平等参与、公平竞争、共同议政的基础上，以和平的方式处理公共事务。民主：最基本的涵义是主权在民和民选政府。民主具有如下基本特点：（1）政权的合法性来自人民，政治权力来源于人民；（2）政治统治经过人民选择，（3）公民享有真正的选举权，各级政府的主要政务官员必须通过定期的竞选产生。（4）尊重多数人的决定，同时保护少数人的基本人权。一句话，民主使政府成为“民有，民治，民享”的现代公器。宪政：宪政是通过法律规定和法治来保障宪法确定的公民基本自由和权利的原则，限制并划定政府权力和行为的边界，并提供相应的制度设施。在中国，帝国皇权的时代早已一去不复返了；在世界范围内，威权体制也日近黄昏；公民应该成为真正的国家主人。祛除依赖“明君”、“清官”的臣民意识，张扬权利为本、参与为责的公民意识，实践自由，躬行民主，尊奉法治，才是中国的根本出路。三、我们的基本主张藉此，我们本着负责任与建设性的公民精神对国家政制、公民权利与社会发展诸方面提出如下具体主张： 1、修改宪法：根据前述价值理念修改宪法，删除现行宪法中不符合主权在民原则的条文，使宪法真正成为人权的��证书和公共权力的许可状，成为任何个人、团体和党派不得违反的可以实施的最高法律，为中国民主化奠定法权基础。 2、分权制衡：构建分权制衡的现代政府，保证立法、司法、行政三权分立。确立法定行政和责任政府的原则，防止行政权力过分扩张；政府应对纳税人负责；在中央和地方之间建立分权与制衡制度，中央权力须由宪法明确界定授权，地方��行充分自治。 3、立法民主：各级立法机构由直选产生，立法秉持公平正义原则，实行立法民主。 4、司法独立：司法应超越党派、不受任何干预，实行司法独立，保障司法公正；设立宪法法院，建立违宪审查制度，维护宪法权威。尽早撤销严重危害国家法治的各级党的政法委员会，避免公器私用。 5、公器公用：实现军队国家化，军人应效忠于宪法，效忠于国家，政党组织应从军队中退出，提高军队职业化水平。包括警察在内的所有公务员应保持政治中立。消除公务员录用的党派歧视，应不分党派平等录用。 6、人权保障：切实保障人权，维护人的尊严。设立对最高民意机关负责的人权委员会，防止政府滥用公权侵犯人权，尤其要保障公民的人身自由，任何人不受非法逮捕、拘禁、传讯、审问、处罚，废除劳动教养制度。 7、公职选举：全面推行民主选举制度，落实一人一票的平等选举权。各级行政首长的直接选举应制度化地逐步推行。定期自由竞争选举和公民参选法定公共职务是不可剥夺的基本人权。 8、城乡平等：废除现行的城乡二元户籍制度，落实公民一律平等的宪法权利，保障公民的自由迁徙权。 9、结社自由：保障公民的结社自由权，将现行的社团登记审批制改为备案制。开放党禁，以宪法和法律规范政党行为，取消一党垄断执政特权，确立政党活动自由和公平竞争的原则，实现政党政治正常化和法制化。 10、集会自由：和平集会、游行、示威和表达自由，是宪法规定的公民基本自由，不应受到执政党和政府的非法干预与违宪限制。 11、言论自由：落实言论自由、出版自由和学术自由，保障公民的知情权和监督权。制订《新闻法》和《出版法》，开放报禁，废除现行《刑法》中的“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条款，杜绝以言治罪。 12、宗教自由：保障宗教自由与信仰自由，实行政教分离，宗教信仰活动不受政府干预。审查并撤销限制或剥夺公民宗教自由的行政法规、行政规章和地方性法规；禁止以行政立法管理宗教活动。废除宗教团体（包括宗教活动场所）必经登记始获合法地位的事先许可制度，代之以无须任何审查的备案制。 13、公民教育：取消服务于一党统治、带有浓厚意识形态色彩的政治教育与政治考试，推广以普世价值和公民权利为本的公民教育，确立公民意识，倡导服务社会的公民美德。 14、财产保护：确立和保护私有财产权利，实行自由、开放的市场经济制度，保障创业自由，消除行政垄断；设立对最高民意机关负责的国有资产管理委员会，合法有序地展开产权改革，明晰产权归属和责任者；开展新土地运动，推进土地私有化，切实保障公民尤其是农民的土地所有权。 15、财税改革：确立民主财政和保障纳税人的权利。建立权责明确的公共财政制度构架和运行机制，建立各级政府合理有效的财政分权体系；对赋税制度进行重大改革，以降低税率、简化税制、公平税负。非经社会公共选择过程，民意机关决议，行政部门不得随意加税、开征新税。通过产权改革，引进多元市场主体和竞争机制，降低金融准入门槛，为发展民间金融创造条件，使金融体系充分发挥活力。 16、社会保障：建立覆盖全体国民的社会保障体制，使国民在教育、医疗、养老和就业等方面得到最基本的保障。 17、环境保护：保护生态环境，提倡可持续发展，为子孙后代和全人类负责；明确落实国家和各级官员必须为此承担的相应责任；发挥民间组织在环境保护中的参与和监督作用。 18、联邦共和：以平等、公正的态度参与维持地区和平与发展，塑造一个负责任的大国形象。维护香港、澳门的自由制度。在自由民主的前提下，通过平等谈判与合作互动的方式寻求海峡两岸和解方案。以大智慧探索各民族共同繁荣的可能途径和制度设计，在民主宪政的架构下建立中华联邦共和国。 19、转型正义：为历次政治运动中遭受政治迫害的人士及其家属，恢复名誉，给予国家赔偿；释放所有政治犯和良心犯，释放所有因信仰而获罪的人员；成立真相调查委员会，查清历史事件的真相，厘清责任，伸张正义；在此基础上寻求社会和解。四、结语中国作为世界大国，作为联合国安理会五个常任理事国之一和人权理事会的成员，理应为人类和平事业与人权进步做出自身的贡献。但令人遗憾的是，在当今世界的所有大国里，唯独中国还处在威权主义政治生态中，并由此造成连绵不断的人权灾难和社会危机，束缚了中华民族的自身发展，制约了人类文明的进步——这种局面必须改变！政治民主化变革不能再拖延下去。为此，我们本着勇于践行的公民精神，公布《零八宪章》。我们希望所有具有同样危机感、责任感和使命感的中国公民，不分朝野，不论身份，求同存异，积极参与到公民运动中来，共同推动中国社会的伟大变革，以期早日建成一个自由、民主、宪政的国家，实现国人百余年来锲而不舍的追求与梦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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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dydiy123 · 7 years a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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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山遮不住毕竟东流去

——由腌臜的白银案、“刁近平”“发飙”和刘晓波之死等末世诡象蠡测党国共贪体制下的倒错、空转系统（持续更新中）

一. 白银连环强奸杀人案

白银案后续概略：被告人高承勇涉嫌犯故意杀人罪于2016年8月26日被白银市公安局刑事拘留，同年9月30日被白银市公安局逮捕。白银市人民检察院以被告人高某某犯故意杀人罪、强奸罪、抢劫罪、侮辱尸体罪，向白银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公诉。法院在进行程序性审查后,于今年5月2日依法受理了此案。

嫌疑人高某某涉嫌故意杀人、强奸、抢劫、侮辱尸体一案于7月18日上午在白银市白银区人民法院不公开开庭审理。

……

白银案里信息发布及对新闻的审查和管控达到了令人咋舌和堪称变态的程度！从耳朵起茧的“1988年案发至今，白银公安局换了8任局长”“案发时，白银公安系统共有民警约250人参与了此案侦查，他们都背负着阴影生活、工作”“那时科技不发达，指纹比对全靠人工” “光是专案组长就退休了两任了，但是始终没有放”等说辞，到而今所谓的“不公开开庭审理”，诡异腌臜与欺骗隐瞒并存。

事出反常必有妖！严控其实正说明了背后有着太多的黑幕和猫腻！！

假如时光可以重来，又有多少黑幕等待揭开？

案件已经审查终结，嗜血狂魔高承勇都被提起公诉、审理了，央视记者采访高某本人也已近一年，视频为什么一直不让播出呢？还要继续遮丑和掩盖吗？

另外还有很多疑问：

那位向张欣提供画像素材的女工夫妇看到的究竟是不是高承勇本尊，还是精神有问题的武疯子？能否让女工夫妇和高承勇当面轧对？

而腾讯新闻记者28年后轻易就能找到的幸存者“余秀兰”及其邻居接触和目击的行凶者据信才是高承勇真身，能否证实确认？其向白银警方提供的兰州口音、凶手身高约1米78左右等等线索为何没有被采纳？

还有，高某究竟通过什么途径搭识白银系列案末案受害者陶乐春宾馆长住客朱某的？其进出宾馆前后究竟有没人看到？

此外央视自己的发问谁来解答：

高承勇为什么会对这么多女性痛下杀手？同一地点作案，难道就不怕警方将其抓获吗？98年顶风连续密集犯案4起又有什么心理诱因？

其到底经历了什么样的心路历程，遭遇了哪些重大转变或变故，具体是哪些因素导致其堕落、嬗变成连环杀人恶魔的？？

等等。

连公布事实真相的勇气和公开谈论的意愿都没有，又谈何客观公正公开透明？更遑论专业廉明高效通达了！！欺瞒吹撒、公信丧失下无怪乎警民对立、群体性事件多发高发！

世界潮流浩浩荡荡，顺之则昌，逆之则亡。瓮安事件、海南拆迁视频、邻水事件、肇庆PX事件、湖北石首大规模骚乱、乌坎事件、启东事件、什邡事件、连云港核废料选址事件等全国每年十余万起所谓“群体性事件”，及甬温动车事故、东方之星沉船、上海踩踏事故、天津爆炸案等，每一个具体、生动而真实的案列都是推动鸡国不可逆民主化进程的孵化器，成为掘坟与民为敌、罪恶昭彰制度的推手！这是社会、时代的进步！！

目前全国具有大学文化程度的有12234.1万人，近年高校毕业生每年都是以7、800万人计！2016年中国公民出境旅游1.22亿人次！移动互联世代地球村信息交互、公民力量的发展、民意的勃兴又岂是舆论钳制、思想禁锢的愚民体系下的党棍们所能操控、压制的？！作为曾经全球轰动的知名悬案，破与未破都注定会成为惊世传奇，又岂是只手可以遮天，一纸封口��所能封杀的？任何螳臂当车掩耳盗铃式的遮丑掩盖都只会是欲盖弥彰贻笑大方，止增笑耳！

甘蒙喋血，一时多少豪杰！白银惊天大案可谓是兴师动众大费周章，庶几动用了全国刑侦界大半豪华阵容，大内高手粉墨登场近乎倾巢而出：“2001年‘白银案’公安部督办”“百密无疏、国产福尔摩斯、八大首席之乌国庆”“刑侦界神笔马良、首席模拟画像专家张欣”“公安部八大专家”际会“驰誉美帝之华裔神探李昌钰”“2002年公安部再次组织专家‘会诊’”“公安部工作组先后4次带领刑侦专家赴白银市、包头市研讨案件”“公安部将该案定为部督案件，在以后的几年中，多次派出刑侦及法医专家与甘肃省公安厅刑警总队成员组成专家组对案件进行会诊”“全国最好的犯罪心理学家，去了好几个，顶尖的都去了”“上百位刑侦专家来来去去” ……

如此这般冠盖云集，本应是旌麾所指坏怂束手，孰料一众侠士竟然尽皆掉粉脱漆黯然失色，全部望峰息心江郎才尽！悉败于彼岸青城一进城民工锋刃之下！

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懵逼废柴人物！各路位列仙班的神探们应该都是憋着一股气，最后却只是放了几个屁:“没有追寻线索”“所有侦查方向都是无效的”“当时在专案组的专家和张欣说，这个案子只有’神仙下凡才能破了’！”（2016年09月10日《新京报》）

试问数百名中外刑侦大咖应召雷同云集、接续数十年的白银会战，缘何却成吃相不雅众神探跌份掉粉的大乱斗？本该是几十年道行已修仙得道的巨擘大拿们群英荟萃、呈泰山压顶之势的诸神围歼之战缘何惨变盲人摸象，为何竟不敌一两番高考落榜的失意农民？

很显然，其中之一就是党国体制下阉党厂公们罔顾民意，刑侦也喜欢走隐瞒矿难的套路，连坦陈白银案案件发生、公开承认舆情属实的底气都没有！特别是98年一连发生4起同类型女性遭受强奸和残杀的系列惨烈命案，都不敢公开基本案件事实以警示市民、提高公众防范意识、震慑阻嚇犯罪和即时向社会公开征集破案线索，甘肃省厅都没有统领周边各市局协力办案，未做到“定准、统筹、协调和分工”等等无能乱象，硬是把有一定难度但有诸多共性、众多证据指向和排他性物证的系列恶性案件集体拖延、掖藏成了举世瞩目、名动中外的世纪悬案！！更遑论充斥其间的钳制操弄、掩盖遮丑、诓骗促狭、盲目护犊等腌臜污秽乱象！而瞎猫碰个死老鼠自然也不是令人信服的破案方式，藉之无脑跪舔吹嘘则更属一叶障目不见泰山！！(“直到2004年，基于传言众多、社会影响太大，再不公布案情已无法向社会交代，白银市公安局才公布了一份《白银市公安局侦破系列强奸杀人案件宣传提肛》，证实了‘白银确实出了个杀人狂’不是一个社会传言。”)

在利为民所谋、权为民所用的、情为民所系，共贪党是代表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代表先进生产力发展要求、代表先进文化发展方向等一系列的谎言聒噪和无耻忽悠下，在集体失能噤声、掩盖拖延与揽功推过、刑侦吃大锅饭等一贯的潜规则横行与造孽中，14年里11条鲜活女性的生命就此倏忽而逝！

邪党恶棍们视人命如同草芥竟至于此！！！

与此相反，病急乱投医，抓住鸡毛当令箭，竟然把一位行为、举止怪异乃至身高、体重又或者年龄等明显不符，疑似精神不正常的武疯子作为嫌疑对象描摹追踪，用尽洪荒之力孜孜以求18年，唱起了一出新时代扯大旗作虎皮、眉毛胡子一把抓的瑰丽刑侦大戏，不啻是现代版的指鹿为马，洵为最可大书特书、尤为奇葩的乌龙事件！白银、甘肃警方不放弃不泄气只便秘，会炫技会吹逼会演戏，虚怀若谷嘉言懿行，刑事之专业、高效、超能，简直是惊天地泣鬼神，令到万民敬仰，后世畏威怀德，可谓是空前绝后、旷古绝今，足可彪炳史册万古流芳！！

白银案里公安系统的莅事厂公们各种呕心沥血披肝沥胆，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出彩表演，举全国精粹刑侦力量全心全意为民服务的传奇刑侦故事，绝对应该入选FBI、苏格兰场、警视厅、警察厅、港澳警务处等教学典籍，成为永世传颂褒扬的经典教案！！！

时值甘蒙8.05连环强奸杀人案案发多年搅得两地天崩地坼鸡犬不宁，居民人心惶惶人人自危惊恐莫名之际，“代表人民最根本利益”、跟甘蒙8.05案有涉的王司徒们又有何作为？且看：1997年11月13日，原白银市公安局长翟某因非法倒卖黄金被开除公职并被判处有期徒刑7年。案发时历任内蒙古自治区公安厅刑侦处副处长、处长、厅党委委员、副厅长的伟大诗人、作家和大发明家赵黎平正在屁股决定大脑、用下半身思考，倾尽毕生公安实践和刑侦经验只为后来持枪对付、绝命追杀情妇！而刚刚被查的重庆市公安局长，因拥有包括价值20多万元的江诗丹顿和逾8万元的劳力士等多块名表，被戏称为“新一代表叔”，并被港媒爆料曾以价值约3000万元的珠宝向周永康行��的何挺彼时正历任公安部刑侦局特大案件侦察协调处科员、副主任科员、主任科员、副处长、反恐怖处处长、助理巡视员、刑侦局副局长、局长等职。

……

警方直面、保护的是公民的生命、财产等最切身的权益，其是否廉洁、高效、神明、作为，与公民的安全感、幸福感、获得感休戚相关！！公安系统连苦心孤诣勇破天安门枪击案，铁面横扫天上人间、八号公馆之类的猛探能吏都腐化堕落了，更从来不缺如腐败毫不手软的陶驷驹、贾春旺、周永康、李纪周、郑少东、李东生、杨焕宁、夏崇源、吴爱英、卢恩光、奚晓明、张越、秦玉海、吴天君、吴永文、苏宏章、李峰、谢晖、何再贵、郭政民、相怀珠、庄如顺、贺明保，贪腐全家总动员的宋平顺，对国有资产上下其手的武长顺，上面九级台风、下面纹丝不动的周本顺之流，还有何靖、文强、王立军、杨崇友、朱明国、丁鑫发、李亚力、程瀚、王振忠、何建生、魏向民、孔逸鸿、宋建国、马伟灵、王昌平、李荣飚、朱应忠、郑北泉、唐建华、郭维国、李阳、王鹏飞、王智等一干前腐后继的鬼畜魔兽。

即使对共贪猪意下的党国抱持最大诚意善意之人也不得不承认无官不贪是其最鲜明标签和注脚，那么反腐注定是选择性、运动式和猴子摘桃式的，前述挖出的蝇蛆瘟猪只会是挂一漏万！！

窥斑见豹，一叶知秋，指望一群专精贪渎、钻营、配种的瘟猪、淫棍、种驴及李东生式的皮条客们如李昌钰那般身正影直，心无旁骛地专事刑事鉴识刑侦破案，无异于强让公鸡下蛋，不啻是与虎谋皮、缘木求鱼、痴人说梦！

理应明镜高悬，最可清明、亲民的赢国公安系统、政法痿早已彻底沦堕为低能无为权谋者的会聚之场所和破案无方、敛财有法、不学无术、沐猴而冠、溜须拍马、好大喜功、偏袒护崽、徇私枉法、奸佞当道、拉帮结派、结党营私、蝇营狗苟者咸集之乐土，成为赏罚不明、窝案高发的法外之地！

不禁想起了三国里诸葛亮的台词：庙堂之上，朽木为官；殿陛之间，禽兽食禄。以致狼心狗行之辈汹汹当朝，奴颜婢膝之徒纷纷秉政。以致使社稷变为丘墟，苍生饱受涂炭之苦！

“干多干少一个样，干好干坏一个样，干与不干一个样”，自从警方习惯于闭门造车内化办案模式和刑侦吃大锅饭，就从来不缺轻慢冒渎公众智商的自捅11刀自杀、挑断脚筋跳楼自杀式奇葩断案和让善良人们揪心愤慨的赵作海、佘祥林、呼格、滕兴善、张高平张辉叔侄、聂树斌、念斌、陈满、陈夏影、钱仁凤、江西乐平式层出不穷，全国范围内已知的数千起冤假错案，更遑论悬案了！故一言以蔽之，类似白银悬案久侦未破，以及众多让受害者一生尽毁甚或付出生命代价的冤假错案却几乎无人可因此被追责判刑，这种事实上的刑不上共贪党冠猿，由此造成严重社会恐慌和政府公信丧失，实为现行党国悖论倒错体制及其愚民、驭民体系下官本位、潜规则、长官意志横行之祸！为伟大的猪圈系统张目，弹压民意使之不能出现触发影响教主长治久安的群体性事件的要务（“和谐”、维稳）压倒一切！！

在一个把精心塑造出来的“首席模拟画像专家、刑侦界神笔马良”都可以当枪使、当厕纸，令其要为邪教擦腚兜底的肮脏体系里，注定结果正确许多只会是误打误撞，更遑论程序正义了！！所以就很容易理解为何竟然把全球几十上百万网友热心集智支招和金玉良言，部分甚至可说是精准导引破案的方法论弃若敝屣、置若罔闻，把确定存在和容易找到并且不止一位目击者这一破案三要件之一默杀和弃诸不用，却举全国刑侦之力行大炮打蚊子、杀鸡用宰牛刀的尴尬、荒诞事了！！居然还可以无耻地用“几乎没有目击者”“没有追寻线索”“不公开审理是因为残忍、涉及隐私”及“案情复杂”这样的屁话胡话鬼话敷衍塞责自摸自嗨，公然忽悠诓骗全国、全世界人民了！！！

在一个公众普遍没有知情权、监督权、话语权，办案基本依靠刑讯逼供加监控，警察打死人不犯法，缺乏分权制衡的腌臜分赃体系内，所谓的“命案必破”口号及其高破案率只不过是厂公们揽功推过及官出数字、数字出官的又一诓骗伎俩和愚民花招之一，如同饲喂瘦肉精的壮硕肥猪和注水猪肉般荒谬地存在，只可以拿来恶心人而已！

这就是为什么白银案即使几近动用了举国精粹刑侦力量，甚至请到了李昌钰这一享誉世界的华裔神探，也仍然不能雄起令案件复明反转的根本原因！

这反映了刑侦懒汉们明明没有程序正义，却奢求结果正确的悖谬心理和扯淡尿性！

事实上，白银案不同于“南大碎尸案”，并非不可破之案！

该案有具体和确定的指征：系列案件有共性；白银9起（实为10起）案件或有目击者（包头2起案件，按后续官方口径实为1起，但其始终无相关信息，按部分网友分析，疑“早已破案”，庆功会早就开完了，有关人员业已升官发财！此处不提）；均留有第一现场；案犯数次留下了包括指纹、掌纹、足印、精斑等一系列可助排查凶手及具排他性、足以指证的痕迹物证等等，完全可以有条件对凶手进行确定和较精准的描述、刻画和勾勒；而排他性物证则更具极强的指向性。

况事后反思及逆推理，高某为跨过黄河铁桥即抵的彼岸青城农民，而青城这一千年名镇彼时正值大力发展旅游，交通不可谓不便利，并且高某还在白银累计生活了10多年之久！（其在白银务工过几年；案发后举家租住在白银棉纺厂职工宿舍小区长达6年之久；在白银工业学校小卖部生活1年多。）“偏远农村排查困难”“1988年做下首案后，一直居无定所，行动轨迹飘忽于甘肃的兰州、天水及内蒙古的巴彦淖尔、包头等地”“没有追寻线索”“所有侦查方向都是无效的”等说辞纯属厂公们睁眼说瞎话、顾左右而言他，娴熟搅屎一等下流无耻之变态忽悠！！（笔者特将有关的精准分析制成了明了易懂的表格，如上图）

砖头与骂声齐飞，唾弃共不满一色！这也是该案绝大多数网友都呈普遍嘘声呛声一片的根本原因！

白银案可谓是全程屎尿屁，污秽横流！

葫芦僧判断葫芦案，在这个所谓“依法治国”“司法公正”的奇葩国度一直龌龊而又最真实地上演着。在这个可以炫耀强盗吃肉，却不允许强盗挨揍的党棍文化横行的分赃体系里，欺骗、隐瞒、吹逼、撒谎等各种官场现形记无所不在，白银案里则更属暴露无遗，甚至达到了登峰造极的程度！

白银案——这一有人领功无人受过，施工单位懵逼无措失能失禁资质三无，事前责任人难觅、监理单位空缺，可谓是刑侦界的楼脆脆、桥垮垮、路塌塌事件！

延宕28年，曾经和最诡异的1.19南大碎尸案一同位列全国十大悬案，并且长期居于各大悬案之首，这一举世震惊堪称甘蒙之殇、刑侦之耻的惨烈大案，没有后续反思检讨总结分析，甚至连残忍冷血的高某最终都当庭道歉了并愿意捐献器官，却始终无人可为白银案道歉担当及可被追责！而真相则更是云遮雾罩迷雾重重无从查考，而精准侦查进展通报、相关信息精确披露、口供证据轧对、审讯进度通气说明、侦查终结到收场善后、后续的犯罪行为学、犯罪心理学典型性样板研究、犯罪预防意义方面经验教训汲取、社会管理层面建言献策改进举措等研究亦始终、统统隐匿缺位无从说起，只有吹牛欺瞒撒谎遮掩封盖！

这就是猪狗牲畜们鼓吹的所谓“和谐”？！

与之相反，一贯地把丧事当喜事办，这样惨烈血腥及处置过程中错误低级、破绽百出乃至肮脏丑陋的大案却被公安群丑及政法蝇蛆们硬生生办成了鸡犬升天、弹冠相庆、群魔乱舞的狂欢盛宴和吹逼分赃的尬舞大会，这是党国枉法、共贪、分赃体系下特有的福利！这才是它们自信体质之所在！！这也是党国体制下兽妖猪头们为什么要强调党媒姓党，需要牢牢握紧“笔杆子”“枪杆子”“刀把子” ，进行严格舆情管控和最严苛新闻审查，需全面掌控舆论基地的根本因由！！！

与之相反，一贯地把丧事当喜事办，这样惨烈血腥及处置过程中错误低级、破绽百出乃至肮脏丑陋的大案却被公安群丑及政法蝇蛆们硬生生办成了鸡犬升天、弹冠相庆、群魔乱舞的狂欢盛宴和吹逼分赃的尬舞大会，这是党国枉法、共贪、分赃体系下特有的福利！这才是它们自信体质之所在！！这也是党国体制下兽妖猪头们为什么要强调党媒姓党，需要牢牢握紧“笔杆子”“枪杆子”“刀把子”，进行最严格舆情管控和严苛新闻审查，需全面掌控舆论基地的根本因由！！！

有着13.75亿人口的泱泱大国，不仅“近代500年里，中国在发明创新方面对世界的贡献几乎为零”（张维迎语），甚至也出不了像李昌钰这样业务专精纯熟、权威公信兼具的神探，只有为奉迎党国洗脑文宣需要，谙熟党棍文化套路，官话套话假话瞎话胡话鬼话屁话说得溜，对鸡汤营销程式、悲情公关传统和欺瞒吹撒伎俩、推过揽功大法娴熟操弄，道德丧失良心昧灭廉耻全无，却对造星流程、摆拍甫士烂熟于心，惯于搔首弄姿，必要时可以兜底擦腚的神骗忽悠、影帝戏子、夜壶厕纸！！

自从刑侦可以搞内化办案，并且习惯和热衷于吃大锅饭，处处皆刑侦懒汉，警察打死人不见被法办，可以拿冤案当铁案到CCAV矜炫，犯了错误还有临时工恰巧出现，撞运破了案却都要雨露均沾，满街都是聂神探和平时尽作龟缩蛰伏状此刻却如蝇逐臭般竞相伸出半个龟头终能显露真容的警犬式嗅觉倍灵的神汉们，报章荧屏满眼尽是说教洗脑标榜美化卸责洗地吹牛装逼无际无边！！

谎言止于知者！白银案——这一内幕远比呼格案、聂树斌案、夏俊峰案、贾敬龙案、雷洋案等黑暗肮脏千万倍，堪称世界刑侦史上最臭名昭著的集体造孽丑闻，注定将永载史册遗臭万年！！白银分局、市局、甘肃省厅乃至公安部、刑侦局、法院、检察院等一干政法莅事厂公们蛇鼠一窝地勾连、串通、作恶的经典传奇故事势必恒久远，终将永流传！为这个专精贪渎，种猪淫棍皮条客咸集，罔顾公平正义毫无廉耻效率担当，怙恶不悛恣意妄为视人民如同草芥，对人民犯下滔天罪行的邪恶狗党、精神瘤体再着浓墨！

就让我们继续在白银案、朱令案、纸币开手铐案、李天一等5人轮流发生性关系事件、杨佳案、唐慧上访案、躲猫猫死、湄公河惨案、南京620宝马案、徐纯合案、于欢案、王林案、徐明案、彭明案、河南农妇李桂英17年不懈追凶事件、北京红黄蓝幼儿园虐童猥亵案、北京大规模驱逐“低端人口”事件、周远案等数以万计的公案、事件当中，在每一个具体的案件里去感受狗日的党国体系下的司法公平正义吧！

不改变怙恶不悛的党国枉法、共贪、分赃体系，从上到下欺瞒吹撒淫水四溅的党棍文化在猪圈系统的泔水缸里继续肆虐横行，如是，所谓的依法治国、法治国家就是个拙劣噱头、下作忽悠、奇响臭屁！

如若信息不再欺瞒和足够公开，腌臜的白银案又岂止是高承勇一人应该挨枪子、牢底坐穿？！诸多知名悬案，特别是1.19南大碎尸案亦并非完全不可名状和研判，以及定性、定向、定准。

二．“刁近平”“发飙”和“最后领导人”“习近平辞职”

死了张屠夫，不吃混毛猪。这是专制体制下的三胖们惧怕人民自由表达、热络讨论明白，所以需要神文圣武、无所不能地热衷于霸屏说教恶心作秀美化造神，可耻地吹牛撒谎，执念要给人民洗脑的根本因由！

当为人民服务工具的、本应清明的政治在赢国已堕落为粪坑体制下的蝇蛆哲学，对人民进行舆论操控、思想钳制、道德绑架，蛊惑大众心智，给人民套上精神枷锁，以对抗当今文明世界、抵御普世价值，就势将成为一种必然选择。从此点上说，人称三代帝王虱的王**表面虽则稍有歪才，其实为大奸至佞之巫师、歹徒。平生所学无才可去补苍天，跌落粪坑作蝇蛆！为达臻个人名利、升迁之巅，却尽作助纣为虐、为虎作伥举。似此等学无所用之邪神学渣可堪称禽兽里的首领，人渣中的极品！其罪当诛理，理应碎尸万段！！

尔曹身与名俱灭，不废江河万古流！其身死必定名不灭，终将永被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

在一个不患贪腐而患民意觉悟的神奇国度，在一个无官不贪、无猪不瘟的党国体制下，靠杀猪治猪瘟，注定是南辕北辙，反腐永远在路上！！不从制度着手，所谓的坚持老虎苍蝇一起打、断崖式降级的花式反腐，就一定是选择性的，原本就是党同伐异、在耍流氓的杀猪高招！所谓的理论创新外衣下的坑蒙拐骗、欺瞒吹撒更笃定就是主旋律、正能量！对于各种政经、社会、民生等问题只会头疼捂嘴、脚痛也捂嘴，那么沉船撞墙翻车自戕就注定是这个“和谐”体制的终极结局！！

当讲求政治规矩、政治纪律及党大于法的现实诉求，已成为鼋鸣鳖应、肆虐横行的明潜规则，因言获罪、文字狱兴盛、大规模抓捕维权律师等成为国民最大的恐慌，依法治国、法治国家就是个精神分裂、人格扭曲、心理变态者所讲的彻头彻尾、猪都不信的笑话！！

当执政安全成为最大的顾虑，“防民之口”和“收天下之兵，聚之咸阳，销锋镝，铸以为金人十二，以弱天下之民” ，驭民五术就自然成为一种最可能选择！

当吹牛撒谎热衷霸屏呕心作秀说教洗脑还是“主旋律”，只要睁眼说瞎话、一本正经地胡说八道、所谓理论创新下的欺瞒诓骗、遮丑封盖以及所谓的“和谐”云云还是所谓正能量，下作忽悠、无耻谰言可以字正腔圆，吹牛欺骗撒谎坑蒙拐骗还是对待民意的最正确姿势，褫夺公众的知情权、监督权、话语权还是所谓替民做主，动辄煽颠罪、文字狱、口袋罪、寻衅滋事、妄议中央、因言获罪在这个所谓的法治国家依然大量而真实存在并且恣肆横行，而CCAV永远还是唯教主、党棍、猪头等马首是瞻，还是所谓宣导 “正能量”的党的深喉，当讲求政治规矩、政治纪律及党大于法的现实诉求，已成为鼋鸣鳖应、肆虐横行的明潜规则，因言获罪、文字狱兴盛、类似7.09大规模抓捕��权律师事件等成为国民最大的恐慌，依法治国、法治国家、司法公正就是个就是个精神分裂、人格扭曲、心理变态者所讲的彻头彻尾、猪都不信的笑话！！

主旋律，编辑校雠就只会是叨陪末座！这是党国专制、共贪、滥权体系下愚民要求压倒一切，欺瞒吹撒、溜须拍马、歌功颂德成为正能量、主旋律使然，这是党媒姓党之体制使然！环球胡编习惯了烂造，叼飞盘的功夫酷炫狂拽吊炸天，无耻谰言可以义正辞严字正腔圆，用谎言去维护谎言，一等下流无耻！

当404，根据有关法律法规，对微博微信的严格管控，日益增加和更新的几万、几十万个敏感词及用谎言维护、验证谎言，注定是满纸荒唐言，注定会落败，对标日益觉醒的强大民意，注定会落败！！

不改变政治挂帅及以贪治国、以警治国、以黑治国，编辑之要务竟乃系爱裆护裆围挡，及时刻须讲求“两个不能否定”“四个不惜代价”“五个不搞”“七不准”“九不发”“十六条”及其他亿万项“龟腚”等各种无穷无尽的政治规矩、棍法厂规及其考评机制！政治错误竟成为编辑头上的紧箍咒、生死符！不改变溜须拍马、无能者居之、人才逆淘汰的遴选机制，在“用正确的舆论引导人”这一政治诉求压倒一切之下，胡吸经们叼飞盘的嘴上功夫旷古绝今堪称一流可堪大用，党国新闻和文宣俨然已成谎言流言无耻谰言的发轫端、策源地和集散区，当荒诞、扯淡的洗精评和习禁评体系在这个“习梦思”国家继续存在，当最优秀的捧脚、舐痔、吹牛编辑亦即党国牛鞭、牛欢喜日常都在做着筛选、挑剔、删帖等最“伟光正”的工作，编辑校雠就只能是退而求其次地叨陪末座！

不是他的活他要干，决计是让母鸡打鸣、公鸡下蛋！这种硬把把编辑逼成“战斗机”的节奏，可以想见，其结果必然是各种跑冒滴漏式失误将会是树欲静而风不止、按下葫芦浮起瓢，顾此失彼之下注定会成党国文宣系统的新常态！！

有心人都会注意到，其他如“发炎人”“温家室”“奥马巴”“胡锦铸”“中国最后领导人”“刁近平”“习近平发飙重要讲话”“习近平辞职”“习近平李克”“新加坡总书记”“习总评”“习进平”“故官博物院”等各种活色生香、彼伏此起、令人捧腹笑场的编辑部故事和编辑校对事故，之所以会如影随形，成为撕扯不断的隔夜梦魇，正是在“习梦思”之国严讲政治规矩、组织纪律及不准妄议中央和对抗组织审查，瘟猪们惟有引颈就戮的的高压、残酷态势下，以及党媒姓党专注吹逼撒谎等愈加严苛、变态、肮脏的政治语境中新闻业者成天欺瞒吹撒、言不由衷以致心性相悖的恶劣心绪中产生的！明了此些，就会知道面对“发飙”发飙，姿势很美，可惜点位不对！党国专制极权倒错悖论体系弊制及其驭民愚民的体系不改，欺瞒吹撒这口变态恶习不除，光发飙而切除恶瘤摒弃怪癖，类似“习近平发飙”“习近平辞职”、“最后领导人”“刁近平”等事件就会是青山不改，绿水常在！

“物必自腐而后虫生”！这是热衷意淫、嘴炮、洗脑之党国政治挂帅，以意识形态区分敌我及其文宣体系里新闻本真与政治任务本末倒置、倒错，大量良心知识菁英要么遁走、要么被剿灭、要么只能犬儒化，人才逆淘汰机制下沐猴而冠、无能者居之，愚民体系召唤下业者心性相悖、曲张、失衡，举国只剩刘信达、周带鱼、花千芳之流的寥寥数人被圣意钦点、可资吮痈舐痔舔菊顶肛之现状决定的！这是愚民板块与民意上位板块碰撞必然会产生的巨大断裂带！更是巫蛊害人终遭反噬的终极报应！！

与狗为伍，须忍受跳蚤！这是选择共贪猪意恶胎怪胎的必然结果，亦是党国体系下“党要管裆”，从严治裆，奉长官意志为圭臬，党棍文化祸乱之下文宣体系以吹逼舔菊为要义的免疫缺陷综合征，更是“党妹姓挡”的“盛世”之癌！

“大大泡泡糖，越吹越大”！越大越爱炸！！“越大越好玩”！！！又所谓2B青年欢乐多！搞笑世界、娱乐大众、人模狗样令人笑岔气的三胖们就是猴子请来，给这个多元世界捧哏的逗逼！

“我就静静地看着你装逼，从来都不会打断你；我就静静地看着你装逼，从来都没有没人比过你！！”

美化造神吹牛逼，我们掌握核心科技！

18个褶子还无比薄皮大馅，那它绝不是包子，只会是狗都不理的草包，毒包子！

在一个可以把馒头吹成包子、把蝇蛆包装成蜂蛹，没有程序正义的腌臜体系里，党媒姓党，注定孳生专业娴熟舔菊顶肛的魑魅魍魉！装逼吹逼逗逼，篡改历史、抹黑对手、自我美化、混淆视听、颠倒是非以及让普罗大众黑白不辨、美丑不分、善恶不明，原本就是所谓的“主旋律”、“正能量”！那么包子雷、手撕鬼子、裤裆藏雷、手榴弹炸飞机，嘎子、李云龙们中流砥柱领导抗日等各种登峰造极、炉火纯青胡编滥造的神剧即是心领文宣要义，与裆中央、核心保持高度一致，用以洗白吹无可吹的污黑党屎，跟裆霉“以科学的理论武装人，以正确的舆论引导人，以高尚的精神塑造人，以优秀的作品鼓舞人”之宏旨相向而行的文化“正能量”！那么诸如茶叶蛋5毛、房租77 之类“和谐”新闻又有什么不妥的地方和值得大批特批的地方？？

装逼易遭雷劈，这是独裁统治下洗脑文宣脱实向虚装腔作势，强要愚民驭民虐民害民的基因决定的！极权体制及其造神运动体系下所衍生的决策不透明、默杀民意、拂逆民意甚或强奸民意，给了大众无限联想、嘲弄和太多发挥的空间！！这是刺杀叶利钦、“采访”金正恩等生动活泼故事产生的沃土！智民时代专制体制及其造神体系强要愚民注定了自带受虐引雷因子，政客们无耻、下作的坑蒙拐骗终究会遇上防忽悠咨询热线！当装逼吹逼、无聊无耻、滥权擅权、胡作非为，以及有权任性、“葵花在手，天下我有”成为专制下的标配，对标日益觉醒的强大民意民智，受虐遭罪就是一种必然！

CCAV、环球屎报、吹牛联播、日人民报、宇宙真理、砖家叫兽、中或赢、美人希、人无贬基、鹅毛俄爹、撒币歪交、美帝阴毛、美日已尿、横店战役、北上炕日、我哈影帝、初中博士、改变银河系历史走向的平型关巨捷等千千万万个热辣、嘲讽、时进词汇其背后所包含的要义即是智民时代民众不受洗和反制的鲜明标志！

大众的语言幽默、词汇创新就是这个现行民意觉醒智民时代，却逆潮流而动，不能妄议中央，必须强要向“核心”看齐，十几亿国人共用一个猪脑袋，可以闷声大发财，却只能捂嘴捂嘴又见捂嘴的沉船撞墙翻车机制下，对近现代人类文明世界重大发明了无建树的国度人民最大的创造力所在！

因之，当举世瞩目、本应共襄盛举的“两会”、十九大等已异化蜕变为替党棍们文过饰非、抬轿吹鼓和歌功颂德的务虚大典和党棍开趴，木偶、皮影、橡皮图章们应召云集欢聚一堂，必定是和气一团，形势一片大好，绝逼是满纸尽是荒唐言都会比蜜甜，假话大话空话鬼话胡话浑话屁话一样会额手称庆，止剩和谐！！只会投赞成票的申大娘、两脚羊们就自然会应运而生，那么菊花残、满腚伤，挨剋遭强、引雷受劈、被怼招虐就是天注定的！！

装逼易遭雷劈，这是独裁统治下洗脑文宣装腔作势脱实向虚，强要愚民驭民虐民害民的基因决定的！极权体制及其造神运动所导致的决策不透明、默杀民意、拂逆民意甚或强奸民意，给了大众无限联想、嘲弄和太多发挥的空间！！这是“刺杀叶利钦”“采访”金正恩等生动活泼故事产生的肥沃土壤！当装逼吹逼、无聊无耻、滥权擅权胡作非为成为专制下的标配，对标日益觉醒的强大民意民智，受虐遭罪就是一种必然！

禁锢愈巨，放纵愈烈。钳制愈深，觉悟愈彻！装逼愈甚，受虐愈深！

读书清单开列愈多，报书名愈长，“宽衣”愈被耻笑，其流传愈见深广！当一场精致的亲民秀惨变“一个包子引发的谑案”及其相关调侃、难堪和恶搞无限，抑或“撩起裙子使劲干”等，也正是智民时代对强要愚民驭民诓民害民的专制威权体系热衷霸屏造神洗脑，一刻不停恶心装逼造神，却偏偏曲意作秀去神、故作姿态亲民的极大反讽、无尽嘲弄和绝妙反制！

水能载舟亦能覆舟，防民之口甚于防川，谎言的堤坝筑得愈高，溃堤造成的危害愈是不能想象！狼来了的故事告诉我们，类似的谎话说多了，积重难返之后可能就是民族、家国不能承受之重！！

“质本洁来还洁去，强于污淖陷渠沟。”

三.刘晓波之死

引子：

扫地僧：

少林建寺以来，只有达摩毛祖师身兼领袖、统帅、舵手、红太阳、大救星等72绝技，大师知道为什么吗？由于本寺七十二绝技，每一项均足以致人于死地，所以，每一项绝技，均要以相应的佛法来化解，只有佛法越高，心中承载人民的慈悲之念越盛的高僧，才能练习越多的绝技，否则，强行多练，只会将所有的罪恶集于己身，内伤越重，早晚有一天导致走火入魔成为人人唾弃的腊肉。

老僧当时知道，你们从��入魔，为免你们越陷越深，所以老衲故意在两本典籍旁边，放了几本民主自由宪政法典及零八宪章等，希望两位可能参悟佛法，化解戾气，可惜两位都视而不见。

而冥王你呢，凭借个人的聪明才智，日夕苦练，的确达至勇猛精进这四个字！但是比起矬子、谐帝两位居士你更加贪心了！！你竟然将本寺的七十二绝技一一强行记录，私下里慢慢研究……你急于求成，竟然以道家的小无相功催动少林绝技，并且颠倒次序，倒行逆施，表面上威力无比，实则为祸至深，已经伤及五脏六腑，大难临头，只在旦夕之间。

你现在的承泣穴显出朱红色，闻香穴筋脉颤动，种种迹象显示，冥王你正在强练本寺的一根筋，若不能及时回头，恐怕随时都会病发，每日子午时分必会痛入骨髓，轻则内功尽失，四肢瘫痪，重则筋脉尽断，性命难保啊。

早先我寺有位我蛤师兄精通本寺的核心、代表等13项绝技，心犹未足，自以为别人图样图森破，不听人劝，为秘练闷声大发财葵花宝典，竟执念强行自宫，终落得个武功尽废，秦城坐穿、老死囹圄、祸延妻儿、身败名裂、遗臭万年的可悲下场！

713，一颗伟大的心脏停止了跳动。长歌当哭，举世悲恸！？��垂，山河含悲！！

没有敌人，倡导？的刘晓波却成为这个8779万党徒组织的最大敌人，须把牢底坐穿，至死方休。

专制体制是不可能自我进化、净化、救赎、革命的。

改良已死，革命当立。

猪意肇祸，家国苦难轮堕。

共贪猪义来到世间，从头到尾，每个毛孔都滴着血和肮脏的东西。

郭文贵的持续爆料搅动了土共一贯尔虞我诈人治暗斗贪渎分赃的一池粪水！明朗化公开化了！

最可市侩的逃美富富商竟成挑战有着8779万党徒邪教组织的民族脊梁、侠之大者，洵为亘古未有之异象！

在网络勃兴的自媒体时代，其视觉冲击力及震撼程度可堪比拟王伟林孤身挡坦克的震撼视频！！

共产党员未必都共妻，共贪和欺共却是其一以贯之的标签！

当共贪猪意已成为避之不及、好鞋不踏、人所共弃的臭狗屎，三胖国都要换个马夹来进行忽悠，再冥顽不化地坚持所谓“猪意”，继续守护粪坑，而不能及时挖掉粪坑，不是智商有伤，就是脑袋叫驴踢、被门夹了的，所谓一代的明君不过是玩弄权术没画面、深谙黑厚学的腹黑高手，是为粪坑代言的蛆王蝇后！

守着最困顿的政经现实，做着最美的春梦！守着全世界最肮脏的粪坑政治，就只能讲着全球最冷的笑话：“人民的儿子”手上却沾满人民的鲜血！！

道德档案，无官不贪，代表人民最根本利益；“”，先进生产力发展方向，；老人跌倒，举国几无人敢扶的堕落之国，礼仪之邦！

“有权也不能任性”，“把权力关进笼子”其实无耻政客的下作忽悠！！

西特勒正腐

包子有毒，馒头沾血。赢国食品安全总是让人从不省心！

专制体制都有一颗玻璃心。

猪意肇祸，家国苦难轮堕。

没有敌人的刘晓波竟成为有着8779万党徒的邪教的最大敌人，这是最大的悖论！！

牢底坐穿，至死方休，

邪恶性、反人民性、脆弱性！

温和渐进可控的，避免导致社会剧烈震荡的变革已死！

有序、受控、温和实现民主化之路已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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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dependence-of-mind · 6 years a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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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之病不在文化，在于专制制度

作者：秦晖（清华大学历史系教授） 2016-01-25

导读：近代以来中国的发展更像是“两条线”。经历了“西化而非现代化”的太平天国和“反西化但并不尊儒”的义和团这两场“文化”方向相反、制度基础却类似的惨痛教训后，辛亥时代的国人明白了：中国之病不在于“文化”，而在于专制制度。

关于义和团的“爱国”与“愚昧”

过去一般著述谈到义和团，都视为晚清社会上“反洋教”斗争形成的最高潮。但从辛亥时起，一直有人认为庚子拳民的“奉旨造反”是另有主因的。近年来这种声音逐渐成了主流。例如最近中国社科院近代史所的集体大工程十卷本《中国近代通史》第四卷，对义和团运动的整个叙事就不像过去那样前面大讲一通反洋教运动，从西林教案、天津教案、巨野教案一直带出义和团，而是从庚子前一年的“己亥建储”讲起，把戊戌政变、己亥建储、庚子国难、辛丑国耻清楚地连接成一个逻辑因果链。

戊戌政变慈禧太后镇压了康梁改革派，为了防止后者东山再起，慈禧曾动过废黜光绪帝之念，但列强既出于维护其在华利益的私心，也确实在价值观上同情变法，因而明确地干涉清朝的内政，阻止废立图谋，慈禧不得已改为立守旧派控制的储君“徐篡大统”，而国内改革派舆论则在列强支持下抗议清廷“名为立嗣，实则废立”，这就是“己亥建储”。

这一切严重激化了慈禧的反西方情绪。但是她又不敢公然与列强决裂，于是希望借“民心”来为她火中取栗。

而义和团就是她选中的工具，“义和团之所以在那么短时间里迅速发展成长，除了官方的纵容、默许、支持外，也与官方试图将他们‘官方化’有关。”（张海鹏主编：《中国近代通史》，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4卷，365页）这就导致了“庚子国难”，并继而使列强有借口发动大规模入侵，导致辛丑国耻。

以往对义和团有两个基本评价：赞赏的说它是“反帝”的“爱国主义”壮举，厌恶的说它“愚昧”、“迷信”、“盲目排外”。但就我看到的有限资料而言，我对两者都颇有疑问。

说到“反帝”，义和团究竟消灭过几个“洋兵”？不管是进攻被围的使馆区与教堂，还是阻击进攻的八国联军，史料中记载的列强军人伤亡量之少不说，仅有的伤亡还基本都是清朝官军的战果。尽管许多今人著述笼统地宣传义和团“英勇抗击”洋鬼子，史料中也确实有大批团民死于洋鬼子炮火下的记载，但是除了1900年5月18日廊坊车站义和团与联军作战中击毙4名意大利兵（见《庚子中外战纪》）外，实际并无一条义和团歼敌的具体材料。

相反，初期团民战而不效，中期以后则普遍避战怯战的记载却很多。

见于敌方的如“环绕予等之外者，但有中国之军队，不见拳匪之影”（《庚子使馆被围记》）。见于清方者，如“日以仇教为名四出抢掠，并不以攻打洋兵为心”，“交战之先约彼相助，乃借口时尚未至，或云日干不利，任意推诿，已��一次。即至进战，……义和团已不知去向”，“其素称为团首者，迄今多日，终未见来。逃遁无踪，无从再为整顿”。（故宫(微博)明清档案部编：《义和团档案史料》，中华书局1959年，上册366页）

今人的研究也指出：“义和团与联军的正面冲突并不多。”（张海鹏主编：《中国近代通史》，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4卷，417页）

如后所言，出现这种情况并不能苛责团民，清廷对之也实在不仁不义。但无论如何，义和团的战绩并不足称道。

非军人的洋教士，义和团倒是杀了一些，不同的记载大约就是两百来人吧。

而死于义和团之手的，98%以上都是中国人，主要是中国基督徒即所谓“教民”，乃至疑似教民。

其数按教会方面的说法，仅计教民就有两万三千多人（季理斐、任廷旭：《庚子教会受难记》，上海广学会本），而按其他史料的说法，仅在“奉旨造反”期间，“数十万人横行都市，夙所不快，指为教民，全家皆尽，死者十数万人。”（罗惇曧：《庚子国变记》）这是包括疑似教民的冤死者。

义和团高潮时，进京团民据说达十数万乃至数十万，但八国联军打进北京时他们似乎都一哄而散，既没见激烈抵抗，甚至也没见来不及逃走大量遇难如后来抗战时的“南京大屠杀”的。

都说清廷“卖国”，可是在这场灾难中，清军官兵反侵略而阵亡、自杀、英勇就义的真是不少，仅督师统帅和提督、总兵、统领、副将等高级将领就有李秉衡、裕禄、聂士成、罗荣光、李大川、凤翔、保全、承顺、崇玉等一大批，几乎每战必有死将。真正要说体现了中华民族反抗侵略抵御外侮的英雄精神的，应该是他们。

可是“爱国”的义和团呢？

阵亡的团民自是不少，可那些大师兄、大师姐（指红灯照）和“老师”们，如张德成、曹福田、林黑儿、阎书勤、赵三多、李来中、李长水、郝殿军、任济复、姜晋华、李昆、胡兰生、杨寿臣、刘呈祥、应天禄、李七、韩以礼、王德成、张鸿、陶洛五、刘喜禄、张海等留下姓名的上百人，或者遁去不知所终，或者事后被搜捕杀害，或者根本就是洋人入侵前在国内冲突中死亡，竟没有一个是在与洋人对抗中阵亡或失败自杀的！

说到这里就不能不提到“愚昧”了。义和团“愚昧”吗？“迷信”吗？“盲目”吗？我看也未必。

一般团民难免有愚昧的，但是那些大师兄们没一个阵亡，是他们真的“刀枪不入”？如果是，他们怎么没赢？如果不是，那么他们真的“迷信”这一套吗？如果“迷信”刀枪不入而实践之，他们又何以不死呢？还是他们根本就猴精猴精，“迷信”云云本来就是装的，他们根本就不会一试？

请看当时的记载：

团与洋人战，伤毙者以童子最多，年壮者次之，所谓老师、师兄者，受伤甚少。传言童子法力小，故多伤亡；年壮者法力不一，故有伤、有不伤；老师、师兄则多神术，枪弹炮弹近身则循衣而下，故无伤；人多信之。有观其后者，归语人曰，临阵以童子为前队，年壮者居中，老师、师兄在后督战，见前队倒毙，即反奔。（佚名：《天津一月记》）

多么精明的“老师”“师兄”，谁说他们“愚昧”？

在这一点上义和团与太平天国还真是不同：太平天国还真是“迷信”，天朝将士包括重要将帅，虔信“天父”、慷慨“升天”者也几乎每战必有：从起义之初阵亡的西王萧朝贵、南王冯云山，直到1868年太平军余部在广东最后一战中重伤而死的统帅汪海洋。

可是义和团运动中就看不到这种情景。庚子事件中的许多场景，凭“愚昧”说、“迷信”说是没法解释的。

就说那西什库教堂吧，40个洋兵守着，数万义和团与清军从6月到8月围攻两个多月之久，竟然打不下来！

而且与围攻使馆区不同，对使馆的围攻，慈禧是半真半假，暗中要“保护”的。对教堂就没有这一说。非武装的教堂烧了不知多少，围攻西什库自然也是真的。而那时又没有机枪，40杆单响枪有多大火力？要论洋枪，外面的围攻者比这多得多呀。

（图注：1900年6月20日，被八国联军抓获的三名义和团。）

再说西什库的周边环境，既没隔着河沟，又没隔着大广场，假如真的“迷信”刀枪不入，就凭着一股“愚昧”从街对面一冲锋，前仆后继牺牲一批，也就冲过去了，怎么会两个多月愣是冲不过去？当年英国鬼子戈登在中国号称“常胜军”，到了非洲的苏丹，碰上不要命的“愚昧”穆斯林马赫迪兵，脑袋不也就丢了？

说实话，还就是并不“愚昧”的围攻者，才造就了如此景观：守者枪一响，攻者如鸟兽散，“迷信”者倒下一些，可惜有前仆而无后继，因为绝大多数人包括大师兄们都既不迷信，也不愚昧！

如是反复，西什库能够坚持到底也就不足怪了。

义和团“反西化”：又一次“文化”灾难

综观义和团运动，基本是官怂则兴，官压即灭。

义和团起自山东，可是山东官府一弹压，后来也没听慈禧那一套，庚子时那里就没什么动静。山西本无义和团，但巡抚毓贤一鼓动，庚子时那里的“忽然团民”杀人就最多。老佛爷有赏，京城突现团民“其众不下十数万”（故宫明清档案部编：《义和团档案史料》，中华书局1959年，上册187页），洋鬼子临近，如此团民又“尽都拔旗拆棚，掩门潜逃”。（仲芳氏：《庚子记事》，中华书局1978年，30页）

庚子年国难波及地区，无武装的教堂基本都遭毁灭，有武装的虽有被攻破者，更多的还是如西什库那样得到保全，团民常常绕着走。

真正凶残不法的武装教民（确实有）大多安然避过庚子，而大量手无寸铁的无辜教民，甚至根本不是教民而被仇家、贪家捏指为教民者却大量死于非命！

整个庚子国难中，少量洋兵基本死于官军而非死于“神团”，死于义和团者几乎都是中国人，而义和团的死难者，尤其是“老师”、“师兄”们，死于中国官军官府镇压者也远远多于死于侵略者枪下。

那时不仅大师兄们难得“愚昧”，慈禧老佛爷也是“理性”得不得了。

过去都说她下诏向所有列强同时宣战是发疯了；后来有史家考证发现：其实那宣战诏书根本就没有递送给列强（不是不懂规矩，时至庚子，宣战这一套洋程序清廷很清楚）。

慈禧只是在朝廷上“内部传达”了一把，意思是我既然“反帝”了，你若违我之意，那就是“帝国主义走狗”，杀你没商量！这种所谓“对内的民族主义”，没有高度的“理性”，岂能想得出来！

同样“理性”的老佛爷与“大师兄”们的关系也很微妙。尽管总的来说团民比教民要“传统”，从“阶级观点”看也是教民更具“贫下中农”色彩，间或有“发洋财”的痞子，但官绅则是不会有的。而团民主体固然也是“贫下中农”和痞子，却有官绅的参与，高潮时更是“上自王公卿相，下至娼优隶卒，几无人不团”。

但是整体上义和团始终没有真正官方化，基本还是“民间组织资源”。而我们的帝制本质上是容不得这种东西的。

当朝廷“主剿”时，有人说义和团源出白莲教，后来有人辩称不是。义和团自己更是拼命洗刷，“奉旨造反”期间甚至经常检举、捕捉疑似白莲教的百姓送官杀戮，以表心迹。

但其实是否源出白莲教并不重要。真是白莲教又怎样？曾有人认为历史上白莲教多为造反者所奉，必有异端教义。

后来有学者把《庐山莲宗宝鉴》等白莲教经典看了个遍，说是正统得很，没找出什么“反骨”来。

其实中国朝廷镇压白莲教与西方中世纪基督教政权镇压异端完全不同。

在中国“民间组织资源”之招忌，并不在于你信什么，而在于这种“自组织”机制本身就是“秦制”所不容的。

所以无论大师兄们如何输诚，朝廷骨子里还是把他们与白莲教、天地会视同一类。

庚子春以前和秋以后，朝廷都在剿“拳匪”。即便在庚子夏季老佛爷让他们火中取栗、奉旨造反，封他们为“义民”的那段“蜜月”里，官军与“神团”仍是互杀不断，甚至你在前面抗洋兵，我在后边捅你一刀这样的缺德事，官军与“神团”双方也都干过。

因此即便在那段时间，双方也很少“并肩战斗”。

双方的合作基本上是一种心照不宣的“分工”：义和团主要是屠杀教民（乃至疑似教民），间或也抗过洋兵，而官军主要抗洋兵，间或也参与杀教民。

改革以前研究者回避这些基本事实，愣说都是义和团在抵抗侵略者，清军只有少数“爱国”官兵受义和团的感召，不顾“卖国”政府��阻挠“也参加了”抵抗。

现在事实渐明：根本不是这样。

而多数论者都认可抗洋兵是功，滥杀教民是过，既然前者主要是官军所干，后者几乎皆神团所为，所以如今认为“拳匪”比官军可恨，或官军比拳匪可爱的舆论颇盛。其实这也不很公平。

因为直接下手滥杀教民的虽然确实主要是义和团，但是老佛爷的指使、纵容和幕后支持岂可忽视？而后来她向侵略者屈服，又把团民作替罪羊，反过来滥杀团民以献媚于列强。不仁不义心狠手辣，莫此为甚！

前面说过，清军将帅抗敌牺牲者不少，而义和团的首领们几乎没有一个。

但是反过来，义和团的大师兄们死于非命的，几乎都是死在官军官府之手。如果说这些人是罪有应得，那么大量普通团民乃至疑似团民也被清朝官府屠杀（比被八国联军杀的多得多）又该怎么说呢？官军杀洋兵是比义和团有为，但他们杀的无辜百姓比洋兵多得多，也是不争的事实吧。

所以，尽管具体的每件功罪都应该详加考证各有所归，但总体来讲官军与团民哪个该褒哪个该贬，确实不好说。

我们只能说庚子国难这场大悲剧，清朝统治者尤其慈禧是罪魁，但根源还在制度。这个制度在当时特定的条件下造成了这样一场“反西化”大潮。

那么，如此激烈“反西化”的义和团运动对于弘扬中国文化起了什么作用？哪怕就是“传统文化”、儒家文化、“文化保守主义”，在庚子狂潮中得到了一丝一毫的支持吗？义和团请来各种“神仙”，从太上老君、黄连圣母、伏魔大帝、洪钧道人、孙悟空猪八戒、吕洞宾铁拐李、关公赵子龙直到“念咒语，法真言，升黄表，敬香烟，请下各洞诸神仙”。

可谓有奶便是娘，但凡“传统”中有的神灵都想到了，可就是从来没提孔孟，更没人提尧舜禹汤文武周公。“满口怪力乱神，噤声道德文章”就是这个运动的特点。

“文革”时有人把义和团列入“历史上劳动人民反孔斗争”之列，也不是空穴来风。义和团“反西化”却不尊儒，不过一出“荆轲颂秦王”的活剧而已。

显然，对于许多高度世俗化的传统国人而言，他们“迷”则有之，“信”则未必；在信仰方面是临时抱佛脚，有奶便是娘，很少有所谓“终极关怀”式的宗教精神。

这样的好处是这种“世俗理性”特别适应市场经济，这一点在改革时代就体现得很精彩，坏处则是谭嗣同所说的那种“乡愿”之弊。

就个人算计而言，他们每个人都是猴精猴精的“理性经济人”，一点都不“愚昧”，但作为整体，他们在专制体制下却经常被“愚弄”，一次次地扮演了可悲的角色。

于是，从“金田起义”到“庚子国难”，中国历史经历了两个“大拐弯”。

同样以专制制度为基础，太平天国要以基督教扫除孔孟之道，实现“中世纪式西化”，而义和团要以“各洞诸神仙”扫除基督教，实现“怪力乱神式本土化”。

洪秀全们要把“西方中世纪的人权��准”强加于中国人，而老佛爷慈禧则绝不允许中国人试试西方现代的人权标准。“文化资源”一西一中，反现代化的制度取向却如出一辙。

值得注意的是：在两者同样排斥西方现代文明的同时，两者对儒家的仁义道德也并不感冒：天朝把孔孟之道斥为“妖书”而禁绝，“神团”则恰恰以怪力乱神的妖言来排斥孔孟之道。

这样看来，现代文明与孔孟之道在这两场灾难中与其说是敌人，倒不如更像难兄难弟了。

联系到后来的一个时期天朝与神团都被当作两大“高潮”而捧上云霄，而当时恰恰也是“西方的”宪政法治与孔孟的传统道德两者都扫地以尽的年代，岂不令人深思？

既不“西化”，也不“反西化”的辛亥革命

早在庚子国难的硝烟方散，就有人指出：“推本言之，有守旧，而后有（太后）训政，有训政，而后有废立，有废立，而后有排外。”“义和拳者，非国事之战争，乃（慈禧）党祸之战争也。”（《中外日报》，1900年12月8日）

经历了“西化而非现代化”的太平天国和“反西化但并不尊儒”的义和团，这两场“文化”方向相反、制度基础却类似的“文化大革命”（其实是不折不扣的“武化大革命”，但确实不是制度上的革命）的惨痛教训后，辛亥时代的国人明白了：中国之病不在于“文化”，而在于专制制度。

辛亥革命比戊戌变法要“激进”，但两者的共同点是都针对制度而非“文化”。

笔者以前曾把戊戌以前的改革思潮称为“反法之儒”引进西制以“排秦救儒”，希望实现“天下为公”。到了辛丑国耻后，辛亥革命前，由于国难日深，也由于日本变革的影响等原因，人们对“反法之儒”的兴趣渐消，而学习西方，实行宪政、革命成为思想界关心的重点。但是那时也并没有反儒非孔之说。

辛亥前中国经历了基督教迅猛发展的时期，甚至在义和团的发源地山东冠县等地，大量的原“团民”也变成了“教民”。辛亥时期的革命党人和立宪派中都有不少基督徒，尤其是革命党，从1883年就受洗入教的孙中山，到武昌首义功臣孙武、吴兆麟、蔡济民、熊秉坤、彭楚藩与刘复基，据考证都是基督徒，甚至还有基督教中国籍神职人员和司牧组织也积极参与了革命。（康志杰、王威：《辛亥革命前日知会革命活动评述 —— 兼论基督徒在近代社会变迁中的作用》）但是，无论革命运动或者立宪运动，本身都并无宗教色彩。

孙中山的著作中经常称引“天下为公”之类的儒家经典，革命党人中也有章太炎这样的国学大师。更有甚者，投入革命的还有号称“革命和尚”的释太虚和苏曼殊、铁禅等佛教徒，在宁波等地，一些寺庙还组织了“僧军”参加革命。（侯坤宏：《佛教在辛亥革命中的角色与地位》）可以说，当时人们关心的是专制还是民主，而对信基督、佛陀还是信孔孟并没有看得多么对立。

辛亥革命时期是民族主义高昂的时代。革命党人的民族主义主要是“反满兴汉”，而立宪派的民族主义比较重视国族意识，强调在列强瓜分危险中追求中国的自立。

但是无论反满兴汉还是国族自立，当时都没有与尊崇或禁绝某一宗教、某一信仰或思想流派混为一谈，很少有人认为信基督还是信孔孟与爱国还是卖国有什么关系。

当时作为民族认同象征的主要是一些符号化的“文化”，尤其是所谓“汉衣冠”。从革命前的剪辫易服开始，恢复、振兴“大汉衣冠”的呼声一度高涨。武昌首义后的军政府门卫穿起宋代武士装，钱玄同则在浙江军政府任职时穿上他特地考证出来并自制的“深衣”、“玄冠”去上班。但这一切都出自自愿，出自由衷的民族自豪感，当时并没有什么人主张实行民间服装统一或服装管制。

而他们透过这些认同符号凝聚“民族意志”后所要实现的，则是每个国民的利益、自由、公民权利和国民整体（国家）的对外主权，而不是什么宗教、学派和思想的至高无上地位。

同一个人，身穿“汉衣冠”，信仰基督教，弘扬自由民主，为国人内争人权、外争主权，是完全正常的。

正如今人所论：在当时的革命者看来，“这些文化财富与建立自由、人权的现代共和国之间没有抵牾。没有谁认为如果要建立自由的国家，先决条件必须是要‘打倒孔家店’或‘烧掉线装书’，也没有人认为穿着‘汉衣冠’就是一名帝制拥护者”。（李竞恒：《衣冠的背影》，《历史学家茶座》2011年第2辑，31-32页）

这个时代的人们对于太平天国与义和团都有反思。对于太平天国，包括孙中山在内的许多革命党人从“反满兴汉”的角度抱有好感，但几乎没有人喜欢太平天国的“文化”政策，也没有人欣赏洪秀全的“基督教天国”，尽管孙中山等人都是基督徒。同时，他们也没有兴趣追问洪秀全信仰的究竟是否真正的基督教。

而对于“扶清灭洋”的义和团，辛亥时代的人们批评就严厉多了。尤其是革命党人，既反感“扶清”也鄙薄“灭洋”。邹容在《革命军》中抨击道：义和团属于“野蛮之革命”，它“有破坏，无建设，横暴恣睢，足以造成恐怖之时代”，“为国民添祸乱”。鲁迅则认为“义和团起事”是“康有为者变法不成”后“作为反动”的倒行逆施。蔡元培说：“满洲政府，自慈禧太后下，因仇视新法之故，而仇视外人，遂有义和团之役，可谓顽固矣。”

到了后来的新文化时代，人们对义和团的评价更为严厉。如李大钊声称：我们必须努力吸取西洋文明之长，“断不许以义和团的思想，欲以吾陈死寂灭之气象腐化世界。”

而陈独秀更在五四前夕的《克林德碑》一文中不仅全面抨击了义和团的行为，而且警告世人：“现在中国制造义和拳的原因，较庚子以前，并未丝毫减少，将来的结果，可想而知。我国民要想除去现在及将来国耻的纪念碑，必须要叫义和拳不再发生；要想义和拳不再发生，非将制造义和拳的种种原因完全消灭不可。现在世上是有两条道路：一条是向共和的科学的无神的光明道路；一条是向专制的迷信的神权的黑暗的道路。我国民若是希望义和拳不再发生，讨厌克林德碑这样可耻的纪念物不再竖立，到底是向哪条道路而行才好呢？”

但是同时，尽管当时已经兴起了文化决定论，出现了“西化”必须反孔的言论，然而新文化的思想家们从未把“反西化”的义和团和“孔孟之道”相联系，正如它们实际上也没有联系一样。

显然，与所谓“器物—制度—文化”的三阶段说不同，晚清中国人实际上经历的探索过程是“西化”—“反西化”—“现代化”。

在经历了太平天国与义和团两次“文化”浩劫之后，辛亥革命成为一场纯粹的“制度革命”，它既无“西化”色彩，也无“反西化”色彩，它追求的就是民主共和的政治理想。

更进一步看，近代以来中国的发展更像是“两条线”：在一条线上人们努力地追求制度的变革；而在另一条线上人们在不断地折腾“文化”，不断地在“西化”与“反西化”之间反复。太平天国搞“西化”，义和团“反西化”。

十多年后新文化运动再一次提倡“西化”，但当时的“反传统”，按王元化先生的说法却是“反儒不反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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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inverne · 6 years a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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税，本质上是一种财富再分配的规则。这深刻地决定了国家的兴衰，文明的走向。　　如果你是个打工的，税前月薪1万块。扣掉五险一金和个人所得税，你实得7454.3元。考虑到医疗保险和养老金终归还是你以后用，扣25％还是能接受的。但是如果考虑以下因素，你可能就不那么高兴了：

1、为了给你发这税前1万块工资，单位还要为你交各种名目的费用，共计4410块。算上这个的话，你到手的就不是75％，而是50％了——单位用在你身上的每一块钱，你拿五毛，政府拿走五毛； 2、政府拿走这五毛，去炒股票了，亏得一塌糊涂。各地社保账户严重亏空，寅吃卯粮。据说黑龙江社保账户上现在就没钱了…… 3、你交的医保，90％被当官的用掉了。当官的要是真得了病，用一些你的钱也就算了。但是最近各地严查一件事情，就是政府官员去医院挂个空床住院，产生大笔费用，然后从医院领取回扣。你看，他们不得病的时候都在用你的医疗费。 4、政府把你的五毛用掉，堵不上窟窿咋办？恭喜你答对了——他们会印钱。于是，你每月交的五险一金到你退休的时候就缩水了，很厉害地缩水。 5、哦还有。如果你把7454.3元都花掉。即使不买香烟、化妆品和汽油这些税超高的东西，只是方便面火腿肠茶叶蛋，那你也交了1284块钱的增值税。

打工太不划算了。那么，咱就自己当老板做生意，比如一个最简单的，买它100万的玉米面做成窝头卖。人工、水电、场租、设备折旧……总共算10万块的话。比方说卖了150万，税前盈利40万，那你要交多少税呢？

紫色的1万块杂费是指房产税、印花税、土地使用金、残疾人保障金和工会经费…… 看！打工也好，当老板也好。你到手的钱，政府总是要拿走一半。不过当老板有一点不好——如果你亏损了，比如窝头只卖了100万，还亏了10万块钱，那政府还是要收你1万5千块的税。税，自古就有。大清亡了之前，历朝历代，大家把税理解为“房租”——天下是皇上的，你种人家的地、在人家的地盘上磨黄豆卖豆腐，那你就得交份子钱。孟子念兹在兹的井田制，就是把一块地平均划成九块，中间那块的收成上税，剩下的自己留着。这么着，税率就是11.1％。那时候，皇上把咱们百姓当牲口，确实没啥尊严。但皇上知道，税不能收得太狠，伤牲口……所以中国历朝历代，税率甚至低于井田制的11.1％。如果可以选择，你愿意不愿意回到有皇上的时代呢？就是说，没有养老保险、没有医疗保险、没有失业保险，也没有住房公积金，没有中间商赚差价，但是单位给你发的不是10000，而是14410块。每月你交给皇上1600块（11.1%），实得12810块。然后你花这12810块钱的时候也不用再掏17％的增值税。 12810－7454.3－1284＝4071.7，收入提高54.6%，相当于每年多发给你六个半月工资。这个多出来的钱，你可以自己攒钱养老、自己去保险公司买医疗、失业和意外伤害险。只要有几家保险公司在竞争，相信保险公司的经理不敢拿你的钱去炒股票，不敢自己住院报销标准和客户不一样，更不敢假住院从医院拿回扣，他们也没办法印新钱赖旧账……

清宣统吊税票

后来，“法国大革命敲响了国王们的丧钟”……各国的大清也就都亡了。“国”成为无主之物。那是不是就不用缴税了呢？恰恰相反，税比以前更高了。人们想像出一个“人民”的概念，就是美国宪法开头的那个“we the people”，来代替国王。然后，就以人民的名义，成立民选政府，收税的理由就变成了“取之于民，用之于民”的提供公共服务。今天，即使是行专制之实的国家，也打着“人民主权”的名义，朝鲜都叫“人民民主共和国”呢。但我们知道，正如伏尔泰揶揄神圣罗马帝国那样——“它既不神圣，更不罗马，也不帝国”。 “人民”收上来的钱归“人民”用，那能不能干脆100％都收上来呢？20世纪，从1919年到1989年，整整七十年间，全世界曾经有一半的国家在苏联的带领和支持下，试验过这样的方式，叫社会主义。社会主义，没有税收的概念。它搞的是生产资料公有前提下的财富再分配——锄头是国家的，你拿着国家的锄头在国家的地里种出来的玉米，也都是国家的，“颗粒归公”。然后，国家再把玉米在国民中进行分配。那么，谁种玉米谁种棉花谁织布呢？这个不用你操心，国家每年都有事无巨细的全面安排。这种安排，叫“计划经济”。这种方式显然是失败了。今天，自称是社会主义的国家只剩下四个——古巴、越南、朝鲜，和那谁。除了朝鲜的那三个还天天张罗着“改革开放”。什么叫改革开放呢？就是朝鲜一针见血地指出，越来越背弃“生产资料公有”的理念，大搞修正主义呗。当然，修正主义的道路也并非一抹眼走到黑。有时候，也有“做大做强国企”的社会主义小阳春……

计划经济时期的粮票

另一半国家，赓续了多年前英国贵族与国王讨价还价的产物《大宪章》，逐渐树立起了现代税收的基本框架：管花钱的政府无权征税，管征税的议会无权花钱。具体而言，只有满足三条原则，税收才能称为正当： 1、纳税人同意。为此，有征税权的议会必须由纳税人选举产生； 2、税收须按明确的规则在全体人民间分配。分配不正当的税收是什么呢？亚当·斯密说得好：“如果你放弃分配原则，你就进入了抢劫与勒索的王国”； 3、公平。前两条大家没什么分歧。这一条就有点麻烦。什么叫公平呢？你种9亩地，也是1亩地收成拿去交税。你种9万亩地，也是1万亩地收成拿去交税。这个，在某些人看来叫公平。但是另一些人不这么认为。他们认为种九万亩地的人，自己剩的也多，应该拿出5万亩的收成交税。这个叫累进税制，是白左的鼻祖和发源地法国人搞出来的东西。哈耶克对这个深恶痛绝，认为它比“最有害的税收的危害还要大”。在他看来，固定比例制才是最公平的。本来，按照这三条原则去做，搞得挺好。麻烦出在普选权上。你猜对了，“普选权”也是法国人搞出来的。之前，投票权是有纳税门槛的，法国七月王朝时，年纳税额500法朗的人才有投票权。第二年这个门槛减到200法朗，军官和医生等“有识之士”还打了五折。饶是如此优惠，3000万法国人中，符合条件的也只有16.8万人，比例为0.56%；我大清亡之前，慈禧太后和光绪皇帝也搞议会搞选举。规定中学以上学历或当过七品以上官员的满25周岁的男性才有投票权。如果你没学历，也没做过官，那就用钱说话——要么有值5000大洋的房子，要么有值10000大洋的动产。这么算下来，全国有投票权的只有0.42％，比七月王朝的法国还低。各国那些有门槛的、由士绅精英组成的议会，总体表现相当不错。但是普选权这东西出来之后，事情就发生了变化。以前是10000个人里只有42个富人投票选个代表，在议会里讨论街上这么多要饭的穷人，可怜啊，可乍整？！现在普选权了，10000个人都有投票权选代表，形成了“穷人也上桌决定怎么救济穷人”的喜人局面。既然穷人上桌了，参与决定怎么救济穷人，无良政客也就应运而生。就像托克维尔说的那样——政治家与民众之间距离危险地丧失。“你给我选票、我给你福利”的规则之下，穷人先是得到了免费的食物，继而得到了免费的医疗和教育。美国民主党在这个游戏规则下还是赢不上，他们就去国外拉穷人——给非法移民特赦，然后你投票支持我。

托克维尔法国历史学家，政治家

穷人上桌用选票换福利，代价是什么呢？代价一是各国税率普遍的提高，二是纸币的滥发。二战之后，尤其是布雷顿森林协议垮台的1973年之后，各国的纸钞与黄金完全脱钩，美元、德国马克、英镑、法郎等各国货币贬值都在七百至一千倍左右，如此规模的财富掠夺和再分配，史上绝无仅有。很多人第一反应，纸币的滥发，是一种劫富济贫的财产转移，相当于征富人的税。不幸，这是错的。因为货币是穷人惟一的财富形式。而富人有能力拥有多种形式的资产配置，去有效对冲通涨的损失。更糟糕的是，通涨之下，穷人丧失的不仅仅是可怜的那点剩余，更是他们的上升机会。因为，他们无法再靠节俭致富了——挣五块花三块两块钱存银行。这样的省吃俭用，在通涨之下，不再有任何意义。这种无助的境地必然导致另一个结果：穷人普遍的道德沦丧。因为正常的生活方式，不能给他们带来任何希望。税，本质上是一种财富再分配的规则。这深刻地决定了国家的兴衰，文明的走向。法国大革命推翻了国王，发明了“人民主权”之后，世界曾经有过两大阵营——“基于普选权的、穷人也上桌参与分配”的资本主义制度，和全部上缴再行分配的社会主义制度。总的说来，一个很糟，另一个则更糟。查尔斯·亚当斯写了一本很靠谱的书，叫《善与恶——税收在文明进程中的影响》。从税收这个角度，解释了人类历史大尺度的走向和成败兴衰。比如雅典，借波斯战争之机，建立了提洛联盟。超过两百个城邦加入进来，大家凑份子，钱集中放在提洛岛，供战争使用。然而在马拉松赢得对波斯决定性的胜利之后，联盟并没有解散——各城邦的贡赋太多、来得太容易，雅典人实在无法抗拒诱惑，于是他们决定代替大流士，剥削昔日的盟友。他们把钱从提洛岛运回帕台农神庙，大兴土木。同时，一次次地翻倍其他城邦的贡赋。胆敢拒绝者——如米洛斯和米蒂利尼，惩罚是男人全部杀光，妇女与儿童贩卖为奴。这直接导致了随后的伯罗奔尼撒战争——以前跟雅典混的200个小兄弟，竟然有165个转投斯巴达。爱伦·坡说“光荣属于雅典，伟大属于罗马”。可以说，雅典的光荣，从向提洛联盟成员残暴征税的那一刻起，就注定结束了。

《善与恶——税收在文明进程中的影响》亚当斯著

嗯，伟大的罗马。他们刚得到海外殖民地时，习惯于延续当地之前的税制，不增不减。罗马派来的总督甚至都是自掏腰包养活自己，离任时“不会带走任何东西，除了当地居民的感谢以及罗马公民的赞许”。但随着疆域的扩大，每次战争费时长久，士兵们在外浴血奋战，留在罗马的元老们则趁机兼并土地。同时，对新征服的领土，元老院派包税人如蛆附骨般跟随罗马军团，收取海外的税赋。就这样，士兵们失去了家乡土地，而海外收益却没他们的份儿。于是，士兵们便拥戴自己的将军反对元老院。从苏拉，到庞培，到恺撒再到安东尼，将军们直接在驻地征重税供养军队，最终导致罗马走向帝制，共和国覆灭。七世纪，阿拉伯人从中东开始的急剧扩张，亦是一个关于税收的传奇故事。他们习惯于给征服者三个选择：死亡、皈依穆斯林得到免税待遇，或纳税。面对这道选择题，一头驴都知道正确答案是什么。然而，这是个贪吃蛇策略——随着越来越多的基督徒皈依穆斯林，哈里发和苏丹们的税基越来越小，税率越来越高。更要命的是，哈里发与苏丹们也采用了分成制——中央百分之二十，各省百分之八十。但是由于苏丹们上下其手少报瞒报，中央实得连百分之五都不到。哈里发眼睁睁看着地方坐大，帝国分崩离析。美国独立战争实在是无厘头。既然母国英国在北美殖民地派驻大量军队与印第安人、荷兰人和法国人作战，那么，要求殖民地人民合理负担一些费用，当不为过。因为，在北美的税收，没有一个便士流向英格兰本土，仅供当地使用。然而，北美殖民地还是——以英国人无法理解的“完美的愚蠢”——反叛了，将英国拖入十分不情愿的战争。随后的南北战争——至少在亚当斯看来——与奴隶毫无干系。因为林肯在竞选时说：“我无意直接或间接干预奴隶制度，我相信我没有这样做的合法权力，我也无意这样做。”至于《解放宣言》，那是内战开打两年后的事情了。南方真正抱怨的，是联邦统一的高进口税。这样，北方工业品就可以将欧洲的竞争挡在大门外而垄断南方市场，持续地榨取南方的财富。即使我们不去讨论税收是否正当，收上来的税用得公平不公平。假设今天我们姓赵，只单纯考虑“怎么才能多收税”，上世纪八十年代，里根和撒切尔只用了十年时间就证明了米尔顿·弗里德曼的英明和正确——9〜12％的税率，可以有效扩大税基，随之带来最多的财政收入。今天，川普大规模减税，带来了美国经济的强劲增长。

特朗普税改方案实施

反观咱们国家。税收过高是一个原因。2008年通过的新劳动法，给用人单位造成了过重的负担，则是更重要的原因。两脚泥刚从田里爬出来，裤腿子还没来得及放下来呢，纨绔子弟的派头就开始摆起来了。弄得现在是骑虎难下。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我们因为完全不合实际的福利制度，丧失了全球竞争力。但愿这次借着中美贸易磨擦的机会，朝野上下，对现行的税收和福利制度，有一个全面的反省和检讨。不过政府即使不是坏的，也总是蠢的。正如墨菲法则说的那样，蛋糕掉在地上，总是有奶油的那一面着地。多难不能兴邦，共克时艰只会让我们更艰。赵家不说了。即使是民主宪政体制，今日之政治文明的普遍悲剧，是从让穷人上桌的普选权那一刻起，就已经注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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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lgzx · 7 years a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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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相网2017.10.31】【撰文：俞晓薇】“问题疫苗”和“魏则西事件”相继揭开了大陆医疗和监管系统的层层黑幕，引爆中国民众的议论和愤怒。宝贵的生命成为利益集团的刀下鱼肉，重重悲剧折射出大陆道德的全面沦丧。每一个中国百��都在为道德的失守而不停的埋单，有些甚至付出了健康和生命的代价。人们在惊愕和悲愤中意识到：不定何时，自己就会成为下一个魏则西。民众纷纷质疑中共的执政合法性，慨叹自己不幸生在中国。

放眼当今中国大陆，社会乱象丛生。环境污染，水源污染，毒奶粉，毒疫苗，毒食品遍地。假货、假话泛滥，诚信尽失。雾霾，阴暗沉重，笼罩大地。互联网的防火墙，阻隔了真实的资讯。说真话违法，讲真相犯法。于是，见风使舵、投机取巧、随波逐流和明哲保身成为社会流行的趋势，人们在“集体无道德”的大潮中变得日益自私和冷漠。当社会道德沦丧，当“假、恶、斗”横行，当民主法制被扼杀，任何人的权利和幸福都无从保障。

探究目前中国社会的经济、法制和道德危机，有一点十分清晰：始于1999年7月的中共江泽民集团对法轮功信仰群体的迫害，是造成所有困境的根源。长达十七年的迫害，直接波及法轮功学员及他们的亲属达数亿人，导致中国财政空虚，法律系统和道德全面崩溃，国家和民族被拖入深渊。前中共总书记赵紫阳的秘书鲍彤表示，江泽民对法轮功的迫害，受害者不仅仅是法轮功，实际上是全体中国人。

中国著名维权律师高智晟于2004、2005年三次公开上书胡温政权，以“颤抖的心”、 “颤抖的笔”呼吁立即停止对法轮功学员的迫害。高智晟写道：“这是在持续地与全体中国人民、与人性文明及整个社会的道德基础为敌啊！”他还说：“我们的国家、我们的人民、我们的民族的久远价值，以及全世界在这场浩劫面前保持了不光彩的沉默者的各国政府的道德形象，都已现实地成了这场浩劫的受害者。”

中共江泽民集团利用一切社会和国家资源对信仰“真、善、忍”的法轮功学员的残酷迫害，不但导致中国社会道德全面下滑、中共的法律系统更被全面摧毁。（大纪元合成图）

所有的中国人都是受害者

江氏集团为了消灭法轮功，耗费了国家的巨额财力、物力和人力。据“追查迫害法轮功国际组织”调查，在迫害法轮功最倡狂的几年当中，平均每年耗去中国近四分之一的财力。仅2001年2月27日，江氏集团就一次性拨款40亿元人民币，用于在建筑物上安装大型监视仪器监控法轮功学员。2001年12月，又一次性投入42亿元建立转化法轮功学员的洗脑中心或基地。单单辽宁省马三家劳动教养院就花费了5亿元兴建新的监狱楼。另外，在天安门一地布署搜捕法轮功学员，每天开销就达170万到250万元，每年约6亿2千万到9亿1千万。江氏集团还至少雇佣了数百万人专门为迫害效力，这些人的工资、奖金、加班费及补贴等开销每年可达上千亿元。此外，以金钱刺激和鼓励民众举报告密，向海外派出特工用以监控、干扰、诋毁海外法轮功学员，买通某些海外中文媒体攻击法轮功，对第三世界国家提供无偿援助，以换得他们在联合国人权会议等场合投票反对针对中国人权记录的批评。

目前，中国是世界上贫富差距最大的国家之一，在少数人暴富的同时，底层工人和农民的生活十分贫苦。在镇压法轮功上所耗费的巨额国民收入，原本可以用来改善人民的生活，却被用来迫害广大的信仰“真善忍”的好人，为血腥的镇压铺路。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因此蒙受了巨大压力和损失。

再看对法律的破坏。大纪元特稿“依法治国绕不过法轮功受迫害问题”对此进行了精辟的论述。法律规定公民有信仰的自由，法轮功学员按“真、善、忍”修身养性，强身健体，是在行使公民的合法权利。但是，江泽民出于妒忌和对权力的不安全感，利用中共的专制机器发动镇压。这场迫害从一开始就是非法的，是在侵犯法轮功学员的合法权益。

在迫害中，中共对法轮功学员实行“名誉上搞臭、经济上截断、肉体上消灭”、“打死了白死”、“不��身源、直接火化”的灭绝政策，甚至发生了大规模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并贩尸牟利这样骇人听闻的罪恶，犯下了严重的“酷刑罪”、“群体灭绝罪”和“反人类罪”。

这场迫害把法律变成了一纸空文，把法官和检察官变成了法律的破坏者，法律被糟蹋的现象无处不在。很多法官面对法轮功学员和律师的合法抗辩竟公开在法庭上宣称“不要跟我讲法律”。甚至法律的守护者——律师，也成了被迫害的对象。高智晟律师就是一个突出的例子。因为替法轮功仗义直言，高智晟遭到中共的软禁、牢狱、侮辱还有肉体和精神上的折磨。

2007年9月的一天夜晚，高智晟被绑架、毒打和电击。一个打手叫嚣：“高智晟，你这几位大爷给你准备了‘十二道菜’，昨晚才给你伺候了三道，大爷我就不爱啰嗦，后面还要让你吃屎喝尿，还要拿签子捅你的“灯”（后来才明白是指生殖器）。你不是说共产党用酷刑吗，这回让你全见识一遍。对法轮功酷刑折磨，不错，一点都不假，我们对付你的这十二套就从法轮功那儿练过来的，实话给你说，爷我也不怕你再写，你能活着出去的可能性没有啦！把你弄死，让你的尸体都找不着。”

如此残忍和疯狂的迫害，施加在被誉为“中国的良心”的维权律师身上，证实了法轮功学员所受迫害的真实惨烈，令人悲愤不已。

因为对法轮功学员的迫害可以不讲任何法律，于是，很多不法官员也给一些被强迫拆迁者、上访者等人扣上法轮功的帽子，以便肆意迫害。对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产业链一旦形成，也蔓延到了其他民众。武汉地下“贩肾”产业链、江西南昌“圈养活人”卖肾案、山西六岁孩童小斌斌被掳挖眼抢角膜等，都是迫害法轮功后的罪恶延伸。

这场迫害极度放纵了公权，权势者利用迫害造成的法制缺口，肆意捞取金钱、利益，毫无顾忌地为所欲为。法制失序的局面如决堤的洪水，不可收拾，危及所有的人。

江泽民发动迫害法轮功之后，为了收买官员为其卖命，大搞腐败治国，造成了中国道德急剧下滑，社会风气败坏，官场腐败和淫乱蔓延。许多员警在非法抓捕法轮功学员时公开说：吃喝嫖赌我们不管，就是不让学“真善忍”。

江氏集团试图绑架所有的中国人，逼迫每个人出卖良知，成为受他们操纵的迫害帮凶。迫害者一方面开动宣传机器，向民众灌输谎言，实行全民洗脑，煽动仇恨；另一方面，通过各种系统的连坐制度将每个人的经济利益（包括公职、考核、孩子入托、入学、就业等等）都和迫害法轮功直接挂钩，对全体国民进行威逼和利诱。例如2002年5月，江氏集团曾下发内部指示，要求用金钱来刺激保安人员抓捕法轮功学员。在广东省，保安抓一个“还在炼法轮功的”就可奖励3,000元。政府还鼓励民众举报炼法轮功的邻居、同事，或是在街道讲真相的法轮功学员。不仅如此，积极打压法轮功学员的各级官员得以加官进爵，劳教所的狱警、派出所的员警受到表彰奖励，就连劳教所中被利用折磨法轮功学员的犯人流氓也都被减刑。与此同时，同情和支持法轮功的民众，轻者面临失业、失学，重者被抓捕、关押。

在江氏集团的这种专制高压和利益诱惑下，人性中善的一面被无情践踏，恶的一面则受到无所顾忌的纵容。2016年3月25日，武汉一名大学生因为在同学QQ群组里宣传民主理念，被同学质疑他反共、向校方举报。在未经医生的检定下，学校以人格缺陷和思想偏激为由，强行将其送到精神病院。被“精神病”是中共迫害法轮功学员和维权及异见人士的一种野蛮手段，现在竟如法炮制到年轻学子的身上，令人震惊。从举报法轮功，发展到揭发身边的同学，丧失了是非标准，俨如文革时的良知冰封。有人说，这场迫害的实质就是要把好人变成恶人，把恶人变成更恶的人。

事实是：当人人为敌，为了私欲伤害他人而不感羞耻，谎话和仇恨压倒了诚实和宽容的时候，任何人都可能成为下一轮迫害对象，谁都无法获得所祈望的安全和幸福。中共对法轮功的迫害，是针对“真善忍”的打压，摧毁了整个社会的道德基础，这是对全体中国人民最严重的危害，是对人性根基的彻底颠覆。由于这种影响和破坏显现在精神领域，因此尚未能被更多的人所认识。一个丧失正信的民族，将失去未来。有哪一个中国人能够幸免？

国际上越来越关注中共系统性的“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事实。（AFP）

挑战人类的道德底线

在中共对法轮功的这场迫害中，被毁掉的不仅是中国人的道德，整个人类的良心都受到了致命的一击。

迫害法轮功刚一开始，中共江氏集团便将迫害黑手伸到了国外。那一时期，海外各个国家的媒体都转载了中共对法轮功歪曲不实的报导，不明真相的媒体都在替中共散播毒素，毒害了本国人民，使人们对法轮功产生误解或仇恨，对“真善忍”心存恶念。许多原本善良的人们被中共谎言欺骗，无法做出良善的选择，在无知中对佛法犯罪。

江氏集团以经济利诱，甚至出卖领土，收买、胁迫各国政府、媒体及西方国家的大企业，将迫害信仰与要胁经济利益捆绑在一起，使这些国家或企业背叛良知和所恪守的西方价值观（尊重天赋人权及信仰自由），对中国正在发生的群体灭绝罪行保持沉默，甚至还有个别国家还协从犯罪。在江氏集团的胁迫下，个别外国公司甚至也逼迫员工签署放弃修炼法轮功的所谓“保证书”，否则即遭解雇。

以美国为例，众所周知，美国的立国之本是人权、民主，信仰、言论和集会自由等。多年来，美国以输出普世价值、宣导人权民主而领导世界。倘若在中共迫害法轮功的罪恶面前保持沉默，等同于与邪恶为伍，背弃了本国一贯坚持的原则，又将如何“领导”世界��特别是面对活摘器官“这个星球上前所未有的邪恶”，各国政府和世人的态度便反映出其在善恶之间的选择。

江氏集团拼命拉拢西方媒体，通过邀请总编辑、编辑和记者到中国参观，提供投资等手段进行收买，使得部分一向敢于直言的媒体，对迫害法轮功的恶行进行了非常有限的报导。而对于海外华人媒体，江氏集团则采用收购、投资或派驻相关人员到媒体工作的方式，使这些媒体逐渐变成他们在海外的代言人。对一些敢于发表迫害真相的媒体如BBC，江氏集团则采用封网，或扬言停止他们在中国发行刊物等威胁手段使其禁声。

江氏集团还通过中共驻外使领馆，以到中国投资的优惠条件，赞助社区、校园活动的方式，拉拢收买海外某些华人社团侨领、学生组织领袖，致使有些人出卖良知，对法轮功学员参加社区、校园活动横加阻拦，甚至个别地区还发生了对学员大打出手的事件。

巴黎埃菲尔铁塔下，游客认真阅读法轮功真相展板。（明慧网）

维护良知人人有责

英国法轮功学员高郁冬常年坚持在中共使馆前静坐抗议，她说：“虽然表面上我们是坐在中使馆的对面，但我们不是为了中共而来，而是为你而来，为你和全世界所有的人都能了解真相而来。我们呼唤的不是中共的良心发现，而是人间的正义良知。”

2015年12月，在国际人权日之际，英国年轻人克利斯蒂安‧古德查尔德(Christian Goodchild)参加了法轮功学员的集会，签名举报江泽民。他说：“我支持法轮功。我们属于一个家庭。这是多么重要，我们必须彼此关心。敞开心胸，我们的意识可以带来变化。当我们团结一致，便可以克服所有障碍。”

2016年3月6日，在西澳文森特市的多元文化节上，瓦尔霍德先生(Val Hold)签名谴责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他说：“今天我们要挽救这样一群人（法轮功学员）的生命；我们总是在为挽救什么而工作，现在我们要为挽救人类的良知而努力。

2016年5月7日，澳大利亚悉尼的数百名法轮功学员在市中心举行盛大游行和集体炼功，庆祝即将到来的5月13日世界法轮大法日。一名从大陆来澳旅游的女士非常欣喜地表示，“我第一次看到这么多法轮功学员在一起，我跟个别法轮功学员交谈后发现他们非常善良。他们看上去积极向上，这个场面我觉得很开心。”她还表示，自己出来几个月了，“我在国内看到的跟在国外的华人说法是不一样的。真相自己了解了后、不应该沉默，应该告诉自己身边的人，告诉给更多在大陆的中国人。告知这些应该知道真相的人，我觉得这是我们每一个中国人的责任。”

“如果对于发生在今日的人权罪行冷眼旁观，那么明天，受害的便可能是你自己。”这句话出自加拿大著名律师大卫‧麦塔斯(David Matas)。十年来，这位古稀老人奔走于世界各地，揭露中共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而他本人并不修炼法轮功。麦塔斯还曾说：“有人问到：为什么我要关心法轮功学员因为被摘取器官而遭虐杀的事情？这与我有什么关系？我说：你还在等什么？难道你要等到有人为了摘取器官而杀害你时才抗议吗？到那时就太晚太晚了。”“当反人类的罪行发生时，我们都是受害者。当我们自己面临受害之境时，当人类家庭的另一些成员正在饱受凌辱时，我们不应默不作声。”

中共江泽民集团发动和维持的这场群体灭绝性的迫害，给上亿法轮功修炼者和他们的家人带来巨大的苦难。同时，对亿万无辜好人的迫害使中国的法制越发黑暗，使中共的官吏越发贪残，也使中国社会的道德越发沦丧。不仅如此，仇恨宣传散播海外，迫害也祸及世界人民。法轮功学员们捍卫的不仅仅是他们的信仰，而是每一个中国人、每一个人说真话、做好人、获得尊重的权利。维护人的尊严和良知，也就是在守护迈向明天的希望。

民族的浩劫，人类的巨难，震荡全球。在正义与邪恶的交锋中，每一个人的良知都面临前所未有的严峻考验。同情、还是冷漠？声援还是沉默？支持良善，还是视若无睹？弃暗投明，还是继续犯罪？无视、放任、或者沉默都是对中共邪恶的助纣为虐！道德的试金石，检验著一切生命，决定未来的去向。

转载自大纪元

» 本文标题：法轮功真相问答：为什么要反迫害？ - 真相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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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ddaming · 8 years a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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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朗西斯·福山：美国已成为失败国家

唐纳德·特朗普从一位无人严肃对待、丑角般的外围参选者变身为当选总统，这是美国近期经历的最令人意外且制造心灵创伤的事件之一。

其影响尚不明朗，但在最坏情形下，可能造成美国完全放弃其全球领导地位，自由主义的世界秩序分崩离析，而自1950年代以来，美国为打造这一秩序已经耗费大量心血。

从雷杰普·塔依普·埃尔多安（Recep Tayyip Erdogan）的土耳其到欧尔班·维克多（Viktor Orbán）的匈牙利，特朗普牌民族主义的胜出，可以说与这些彼此截然不同的国家中威权主义的上升势头相映成趣。

同时，这些进展令民粹主义民主活生生地威胁到个人自由，甚至对西方所钟爱的理念构成更为根本性的麻烦。

诸多事项依旧悬而未决，但随着愤怒的民族主义者在相当多的地方呼风唤雨，我们无法排除这样一种可能性：我们正在经历一场政治动荡。

在美国，无休无止的事后检讨将围绕特朗普的胜利原本可能如何发生而展开；多数媒体将继续关注一些短期议题，如联邦调查局局长詹姆斯·科米（James Comey）在选举前十一天的介入，或者是希拉里·克林顿竞选阵营的一连串泄密事件，据报道，遭泄露的资料源自俄罗斯方面。这样的考量是合理的，或许也与目前的结果有关联。

但重要的是意识到，目前的结果根植于美国社会内部。

随着共和、民主两党重新评估它们的立场，它们就如下议题加以省思或者会更好：2012年以来的短短四年时间里，政治版图是如何改变的；这样的改变如何不只反映了竞选方面的戏剧性事件，而且反映了美国自身的内部变化，即人们对经济状况的忧虑和对美国在世界事务中所扮演角色的一种深切不安之感。

在整个发达世界，2008年的银行业危机令精英的权威受到质疑，是他们一手缔造了这一高风险的体系。

用前联邦储备委员会主席阿兰·格林斯潘（Alan Greenspan）的著名证词来说，“银行业模式中存在缺陷”，削弱了精英之支持率所依托的专业知识。

较西方的经济失败更为严重的是，随之而来的不公正感变得愈发强烈。

公众所见证的是，一直在运作这一体系的所有那些富有的机构和个人均收获援助，随后穷人和中间群体迎来的却是紧缩政策和失业。在美国，源自该国相对实力衰落的焦虑，加重了这些恼人观察的破坏性影响。

乔治·W·布什时代令人痛楚地暴露了美国军事力量在伊拉克的限度，自那之后，奥巴马时代见证了中国依某种计量方式终结了美国作为世界最大经济体的地位，并似乎已做好准备，会在若干年之后全面超越美国。

民族主义可以采取多种形式，但混合了怀旧情绪的民族主义可以特别有效。

特朗普的承诺不只是令美国伟大，而且是“令美国再度伟大”。英国脱欧阵营的口号不只是敦促取得控制权，而且是“拿回控制权”，英国读者或可从这样的口号中听到共鸣。

特朗普承诺要重新获得的不会是美国过去一向自我想象的那种伟大。

特朗普并未声言致力于增进开放和民主，这样的承诺有时被过多宣示了；恰恰相反，他建言推动的是一种坚决果断但也更加世俗的政治，有可能为其他大国创造可以填补的空间，他也知道哪些大国会去填补。

这样，整体而言，当今世界可能很快就必须想方设法应付美国撤退的后果了。

但首要任务是去理解，美国何以采取了这样一种自我中心主义的转向。

为找到答案，我们又必须首先考虑美国的政治体制。

精英捕获与否决制

美国政治体制的功能失调大大影响到2016年总统选举的结果。

巨量金钱和强大的特殊利益正以牺牲普通民众为代价，腐蚀国会并充实精英们的钱包，这一指控将从右翼到左翼的两位外围候选人特朗普和伯纳德·桑德斯团结到了一起。

两人均控诉希拉里·克林顿，视其为这一类腐败的化身，因克林顿夫妇早已通过收取既得利益群体的金钱而自肥。

两人都将批评的矛头对准了高盛这样的华尔街银行，将它们视为特别邪恶的力量。

随着选举年乏味地向前推进，右翼更将指控提升到了新的高度：特朗普谴责包括联邦给调查局（尽管只在其赦免克林顿时）、联邦储备委员会和全美选举行政机关在内的美国机构腐败。

极具破坏性的保守派人士马特·德拉吉（Matt Drudge）甚至暗示，国家海洋和大气管理局（NOAA）出于政治目的而夸大了飓风“马修”的威胁。

美国的政治体制确实变得功能失调了；麻烦在于，特朗普和桑德斯这样的批评者并未找对问题的根源，并且未能提供任何真正的解决方案。

问题的真正部分根植于美国社会的特质，部分根植于美国的制度。

就人种、民族、宗教、地理和文化而言，从每一个可以想见的角度来看，美国人都是高度多元繁复的。过去二十年间，他们也变得高度分化。

这种极化反映在美国人选择居住地点方面，在那些地方，意识形态上的亲近往往较人种或者宗教更为重要；也反映在国会中，在那里，最温和的共和党人要比最保守的民主党人保守很多。

这极不同于过往二十世纪的情形，那时两党之间的共识令两党得以从新政到罗纳德·里根减税等诸多重大政策上达成一致意见。

除了意识形态上的分化，美国还经历了数量庞大的利益群体的兴起。

那些利益群体坐拥巨量财富，组织完备，其中不只包括企业说客，还包括环境组织、提倡为治疗人类已知的几乎每一种疾病花钱的人士，以及个人富豪捐赠者，如赌场巨头谢尔顿·安德森（Sheldon Adelson）或声名狼藉的科赫兄弟，即查尔斯·科赫（Charles G. Koch）和大卫·科赫（David H. Koch），他们能凭借一己之力筹集到与两党中任何一党几乎一样多的资金。

自1990年代晚期以来，美国政治活动中金钱的数量已经递增了一个数量级以上；募资如今成了所有官员念兹在兹的重大急务，特别是众议院议员，他们必须每两年一次为连任打拼。（谢尔顿·安德森生于1933年，至2018年8月拥有财富约322亿美元。查尔斯·科赫生于1935年，大卫·科赫生于1940年，兄弟两人共同拥有科赫实业集团。——译注）

从建国之父们那里继承下来的宪政架构加剧了两极分化和利益群体捕获效应。

相较于西欧的议会民主制，美国的体制将权力广泛分散在政府内部彼此相竞的分支中。

这样的总统制下，行政和立法部门之间理当相互有效制约；立法部门的参议院必须拥有超级多数（一百票中的六十票）才能通过普通法案；最高法院可以推翻国会的法令，并在最近数十年间已承担起制定社会政策的责任；真正重要的权力依旧由州和地方保留。这些权力中心的每一个都可否决整个体制的行动。

这样一种体制加上两极分化和强大利益群体的崛起，结果就是我所称的“否决制”。

即这样一种局面：特殊利益群体可以否决对他们有害的举措，与此同时，致力于公共利益的集体行动变得极难达成。

否决制于美国民主而言并不是致命的，但确实形成了质量低下的治理。

这在政府最基本的职责之一即形成年度预算方面显而易见。

今天，联邦预算无法在所谓“常规出货”（regular order）程序下获得通过，这一局面已持续十多年。

每一年，民主党人和共和党的茶党人士之间都出现摊牌局面，茶党人士威胁说，要么根本不通过预算案，要么不提高债务上限（这样的拒绝荒谬绝伦，因其会牵涉美国的主权债务违约）。

2013年，此种边缘政策造成政府完全停摆，这期间，联邦工人哪怕仅仅出现在工作岗位，也将面临刑事制裁。

否决制尚有其他恶劣影响。

一万页的美国税典是个耻辱，其免税和补贴目录晦涩费解，以往在妥协中缓慢确立的特殊权益层叠往复、积重难返。

美国的企业税率居于世界最高之列，也成为媒体头条；若能削减这一税率以避免所有政府停摆事件发生，美国会有更优异的表现。

两党的预算专家原则上均同意，特别是为鼓励美国的跨国公司将它们藏匿于海外的两万亿美元现金取回国内使用，这一税率理当削减。

但在实践中，饱受否决之碍的国会甚至无法废止令人憎恶的“附带权益”条款，该条款给予私募股权投资者和对冲基金经理较其他所有人都更低的税率。

我将“政治衰败”定义为组织完备的利益群体对政治权力的捕获，这些群体以牺牲更广泛的公众利益为代价，为谋求自身利益而扭曲体制。

另外，一个衰败的体制无法整饬自身，因为那些根深蒂固的利益和思维方式阻碍了改革。

最近几十年里，随着组织完备的精英利用否决制维护他们的利益，美国的政治体制已历经衰败。

这并不意味着这个国家不再民主，而是说，当一些美国人在政治进程中比他人拥有更多分量，代表性方面即出现危机。

对不公正的这种认知，形成了影响到这次选举结果的第二大社会条件即不平等。

不平等与阶级不满

过去一个世代之间，不平等上升了。

有关最顶端1%人群中最顶端10%人群的财富和收入聚集状况的概括性数字广为人知。

直到这次竞选，较少为人意识到的是，其他99%的人群是怎么生活的。

美国的左翼人士考虑不平等问题时，依惯例首先想到的是城市内部的非洲裔美国人、非法移民或者其他生活在边缘状态的少数族群。

这些群体中的贫困依旧是大问题，但不平等增长的负担落到了不同的社会阶层身上：年长的白人工人阶级，如今他们已饱受三个世代的去工业化之苦。

如来自政治光谱对立两端的社会观察人士查尔斯·默里（Charles Murray）和罗伯特·帕特南（Robert Putnam）所记录的那样，美国最重大的社会分裂不再是种族或者族群，而是阶级，这由受教育水平决定。（查尔斯·默里生于1943年，政治学者、社会学者，自由至上主义者。罗伯特·帕特南生于1941年，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教授。——译注）

大学毕业生和辍学者之间的财富分化令人震惊，这样的分化不止在收入统计方面显而易见，比如，只接受过基本教育的工人通常比他们的父亲或者祖父挣钱要少；涉及家庭解体、毒品成瘾等社会功能失调问题时也是如此：初选季中，在白人占多数、乡土气息浓厚的新罕布什尔州，头等议题成了海洛因滥用。

脱氧麻黄碱的使用已蔓延至美国乡下，单亲家庭中的儿童正遭到抛弃，只得自己照顾自己。在农村地区受教育程度较低的民众那里存在巨大的疏离感和不满，他们的不满在于，那些生活在城里的同胞无视他们的困境。（脱氧麻黄碱别名“冰毒”。——译注）

两党没有哪一个充分代言了白人工人阶级。

共和党精英来自企业化的美国，他们提倡自由贸易和开放的移民迁徙政策，这可以叫做《华尔街日报》的世界观。

白人工人阶级可能会基于枪支或堕胎之类文化议题投票支持共和党人，但共和党执政集团并未展示出对他们经济利益的关切。

在煽动民众随之而来的愤怒方面，特朗普显得技巧熟稔；今天，他的支持者对众议院议长保罗·瑞安（Paul Ryan）这样的正统派共和党人往往比对民主党人更为愤怒。

但民主党人也一样中断了与白人工人阶级的接触。

他们曾拼凑包括不同身份群体在内的联盟，借以赢得全国选举，那些群体包括非洲裔美国人、西班牙裔人士、亚裔人士、环保活动人士和LGBT社群人士。

女性的地位一样重要，但或许受过一定程度教育、带有女权主义倾向的女性尤其重要：特朗普吹嘘他曾如何触摸女性身体，相较于工人阶级姐妹，受教育女性对那段录音的感受更为强烈，而前一群体中的多数是支持特朗普的。

直到最近，白人工人阶级仍然是一个身份群体，甚至不被认为处在特别不利的境地；结果是，民主党人大多无视他们。

这一转变历时许久。回溯至1930年代，农村地区的绝大多数白人支持富兰克林·罗斯福的新政联盟；他们往往是诸多改革动议的主要受益者，其中之一是设立田纳西州河谷管理局（Tennessee Valley Authority），该机构为南方的乡下带来了电力。

民主党人1960年代通过一系列民权立法之后，他们开始流向共和党方面，特别是在里根时代大量转投共和党。

比尔·克林顿在1990年代令他们中的很多人回心转意，奥巴马也能笼络住足够多的支持者，得以两次当选总统。

但他们与民主党人之间的疏离在这样一个年份爆发了：他们的候选人说着帮助他们的正确废话，但似乎与他们之间隔着一个文化上的世界。

因之，2016年民粹主义的成功并不令人震惊。

2008年的金融危机要由经济界的精英来担责，但结果是普通工人阶级民众失去了工作岗位。

因两党均未向白人工人阶级提供一间房屋，经济上的边缘化便与政治体制中的边缘化不谋而合，这个体制偏爱那些拥有金钱和地位的人士。

真正的惊奇应当是，这样的民粹主义暴动没有来得更早些。

整饬现状

今年选举中，更令人忧心的诸多面向之一是社交媒体的败坏效应。

回溯至1990年代，互联网革命的代言人相信，这一新的技术将是革命性的；鉴于信息即权力，信息的易得性将具有民主化效应。

从基辅到仰光再到解放广场（Tahrir Square），要求民主的抗议运动似乎证明了这一观点。（解放广场位于埃及首都开罗。——译注。）

但是，互联网固然令信息的获取渠道得以民主化，却不必然改进信息的质量，并且恶化了选择性真相甚至彻头彻尾的误传对政治的影响。

要了解这一机制怎样会在一个威权国家发生效力，只需要看看俄罗斯。

据美国情报界披露，俄罗斯黑客从民主党全国委员会那里窃取信息，劫持了克林顿竞选班子主席约翰·波德斯塔（John Podesta）的电邮账户，然后通过维基解密逐步披露他们的发现，试图损害克林顿。

一些消息灵通的评论员一直在强调电子投票机的脆弱性，这引发了人们的忧惧：民主会遭到甚至更为直接的扭曲。

特朗普与俄罗斯消息源互动密切，这一点不同寻常。

他坚定地拒绝批评普京，事实上在比较普京和他自己的总统奥巴马时，对前者更多赞赏。他对自己收到的情报简讯表示怀疑，认为泄密的源头尚不确定，并在俄罗斯接管克里米亚的合法性问题上附和俄罗斯的立场。

很多共和党人如今已追随他的领导，从指责奥巴马对普京太过软弱，到声称美国有必要与普京更加和睦地相处，转变得毫无违和之感。

这一切的影响可能意义深远，但美国已不需要引入对最近一次选举的扭曲：这样的扭曲大多由网络驱动，而美国国内正大量形成这样的扭曲。

特朗普展示出，他作为总统候选人可以坚持不懈地公然撒谎而不付出任何代价，由此，特朗普在更广泛议题上无视事实的口水仗，为害甚至更严重。

特朗普谎话连篇，更常见的是在其推特账户中张贴不良信息，就一些重大事项提出怀疑意见，比如奥巴马是否出生在美国，或者犯罪率是否空前之高。

他还在更多个人问题上扭曲了原始记录：在事实面前，他仍声称自己不曾支持过伊拉克战争（尽管有先前的电视片段捕捉到了他表示支持伊拉克战争的话）。

在源自劳工统计局（BLS）这种统计机构的事实，和他从《国民问询者》（National Enquirer）之类八卦杂志上读到的趣闻轶事之间，特朗普拒绝做出辨析。符合他的目的时，他对官方机构的中立性也提出质疑，比如联邦储备委员会和联邦调查局，他毫无证据地指责它们被克林顿阵营所腐化。最近他发出的推特称，因为存在三百万张非法选票，他事实上已赢得大众投票。这一断言缺乏经验依据。

通过互联网读到的每一件“事实”看上去与其他每一件“事实”一样重要，在此种情形下，选民世界观的区隔化加剧了。马克·扎克伯格可以抗议相反的情况，但相当多政治讨论的自我选择本性是无法加以质疑的，并且，对美国的政治话语而言，那一现实的相反结果也愈发如此。

因为，有相当多的美国人仅仅是不会相信他们从纽约时报或者CNN之类主流媒体信源那里听来的任何东西，并介入到了广泛的阴谋论中，为令人难堪的信息辩解。

比如说，他们相信，特朗普在总统竞选辩论中之所以表现糟糕，只是因为克林顿有一只听筒，可以通过这只听筒接收他人提供的答案。

通常来讲，阴谋论思维是无权无势状态的产物，事实上很多特朗普的支持者感受到的正是遭人无视和贬低。

但他为自己的利益而鼓动这样一些趋向，这对美国民主协商的未来而言是不祥之兆。

民主在复仇

选举结束差不多两个月了，有关特朗普实际将如何施政，依旧存在巨大的不确定性。第一个不确定性与他的真实性格有关。

他既是一位善于交易的商人，期待达成交易，又是一位立场极端的阴谋掮客，曾暗示他将推行坚定的民族主义政策。

他必须去管理一个规模庞大而笨拙的政府，并与难以驾驭的外国领袖打交道：面对这一现实，他善于交易的那一面还是立场极端的那一面会胜出？

他会坚持对中国施加惩罚性关税，并甘冒引发一场贸易战的风险吗？他会对叙利亚进行地毯式轰炸吗？他会坚持推动这样一些危险举措，然后无视诸如世界贸易组织甚或联合国这种自由主义世界秩序的裁断吗？他会走得更远，如他的一些更狂热的意见所示，并认为不再有义务遵守长久以来约束战争行为的《日内瓦公约》之类协定吗？他会授权打击恐怖主义分子的亲属吗？暂时无人知道。

假如特朗普的当选既是因为人们不满于功能失调的政治体制，又是因为工人阶级的困境，那么新总统可以带来解决不论哪一方面问题的任何希望吗？

说到美国衰败的政治制度，我一点也不乐观。

除了建言禁止政府官员频繁游说，就强大的利益集团骑劫国家这个问题，特朗普并未拿出任何制度化的解决方案。

眼下的问题在于政治活动中充斥巨量金钱，并且体制给予了说客较议会民主制下所能允许的远为多样化的渠道用来联络立法者。

金钱问题无法基于最高法院对“巴克利诉瓦莱奥”（Buckley v. Valeo）和“联合公民诉联邦选举委员会”（Citizens United v. FEC）之类案件的裁定来解决，这两个裁定认为，政治捐献和游说花费是言论自由的一种形式，因而受宪法保护。（“巴克利诉瓦莱奥”案于1976年裁定，“联合公民诉联邦选举委员会”案于2010年裁定。——译注）

特朗普唯一公开宣称的解决方案是，他足够富有从而不会受到贿赂。

他确实是这样一种人：足够富有，乃至于将拒绝40万美元总统薪水视作其品牌的廉价广告。

他似乎强烈渴求继续最大化其作为总统的商业利益，姑且不论这一事实，就他所申述的“抽干华盛顿的腐败沼泽”，他也未拿出长期路线图。

就不平等问题和工人阶级的困境，他的主要建言是重新商定贸易协议并打击非法移民活动，但这样的建言不可能产生任何他所承诺的正面效应，事实上可能引发其他国家的报复，这样的报复将形成全球性的螺旋式下滑，令人回想起1930年代。

性格因素将在这个时候起作用：假如特朗普发现他无法从贸易伙伴那里得到重大让步，他是依其立场极端的人格形象走开，抑或只是停下来，达成他所能获得的最佳交易呢？

然而，在其他领域，特朗普可能会更加成功。

奥巴马执政的八年时间里有六年为僵局左右，这是因为极化的两党把持不同的政府分支。奥巴马之所以能通过《平价医疗法》和监管银行的多德-弗兰克法（Dodd-Frank），是因他的民主党在国会两院均占多数。眼下的局面则完全不同，共和党控制着国会两院。

2013年的预算自动减支全面限制了政府层面的支出，类似的梗阻局面将被铲除。国会在通过预算和完成立法时将更加轻松。

那不意味着立法将是高品质的，但至少华盛顿将再度开始发生一些事情。认为政府简直“一事无成”的沮丧情绪所带来的那种毁灭感可能开始减弱了，即令此时国会多数在意识形态上荒谬地倾向于反政府。

除开贸易，特朗普还可能在一个领域为其工人阶级支持者做些好事：基础设施。

美国土木工程师协会（ASCE）估计，基础设施支出方面存在两万亿美元的亏空；特朗普和克林顿均大手笔承诺进行投资。这样的支出将为工人阶级创造大量工作岗位，并可能提供可喜的经济刺激。

相较于他的民主党对手，特朗普拥有更佳的机会来成功实施基础设施建设，这不只是因为他是一位开发商，而且因为过去，太多反对在基础设施方面进行支出的意见来自其自身所在共和党的茶党一翼。

假如克林顿赢得选举人团选票，她有可能一开始就被愤怒的国会捆住手脚：共和党人控制的国会急切希望阻挡她的所有积极行动；相形之下，特朗普将拥有更多授权来推动一些事情。

共和党这次大获全胜不应掩盖这样一个事实：在其内部，正统的瑞安式保守派期待全球化并削减社会开支，而特朗普的工人阶级支持者恰有相反的诉求，两派之间存在巨大矛盾。当新一届行政分支规划首份预算之时，这场战斗很快就将被牵扯进来。

我们可能在这两个领域都遭遇失败：富人阶层收获大规模减税（在特朗普任命长期供职于高盛集团的银行家史蒂文·努钦[Steven Mnuchin]担任财政部长之后，这看上去成了当务之急），同时奥巴马医改之类社会计划遭到削减，这一切兼具经济上的保护主义和过火的种族偏执。

任命布莱巴特新闻网（Breitbart）首席执行官史蒂夫·班农（Steve Bannon）为白宫战略师，共和党全国委员会主席雷恩斯·普利巴斯（Reince Priebus）为白宫幕僚长，恰恰令人联想到那种妥协。

另一方面，特朗普似乎从承诺完全废除奥巴马医改的立场上后退了，而且，当意识到他无法轻易用“美妙绝伦”的什么东西来替代奥巴马医改时，他可能会发现自己已受困于其前任个人特征鲜明的成就中动弹不得。（布莱巴特新闻网是一家美国右翼或极右翼新闻网站，创办于2007年。——译注）

特朗普胜选对美国外交政策的意蕴要令人不安得多。对普京等，特朗普曾表达过钦佩之情。他是首位对推动民主主义的世界秩序全然无动于衷的主要政党总统候选人，而长久以来，那至少在理论上是美国的天职。

他非但不乐意批评普京，反而显得急切渴望在就任后不久即与其达成一项交易。为回应俄罗斯干预乌克兰且并吞克里米亚，美国和欧洲启动了对俄罗斯的制裁，那些制裁措施大约会成为这场遭遇战的首批牺牲品。

吉米·卡特在越战结束后奉行退却战略，之后的里根恢复了美国在世界上的领导地位。不同于里根的是，特朗普很可能加速奥巴马治下已经开启的趋势，即大幅度弱化美国在世界上扮演的角色。

维基解密创办人朱利安·阿桑奇这样的人物何以极度迫切希望帮助他伤害克林顿，理由在这里。总而言之，即令他的当选某种程度上是对美国意识到自己世界地位衰落的应对，结果却可能大大加剧那一衰落的趋势。

有关特朗普的这部书依旧在写作当中。我们必须等待未来的几个月，看看粉墨登场的是那个善于达成交易的人还是那个极端主义者。但特朗普的胜选还表征着朝向民粹主义的民族主义这一全球性转向的最新阶段，这一模式的意蕴正开始令人惊骇地清晰呈现。

那一趋势包括布莱巴特和整个欧洲范围内反欧盟、反移民的右翼政党之兴起。

从某种意义上讲，如同特朗普一般，这些进展是大众对全球化及其打着自由旗号所引发的经济和文化紊乱的延迟反应，那样一种自由并未止步于国境线。

换言之，自由民主中的“民主”部分正在发动起义，报复“自由”那一部分。假如这一趋势在世界其他地方继续下去，我们将注定在一个怒气冲天的诸种民族主义相互竞胜的时代受到惩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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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ravitysworm · 5 years a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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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冷战年代的八九六四

原载端传媒，此为未编辑版本。

网飞脱口秀节目《爱国者有话说》年初的一集中，摄制组询问两个在美的中国年轻人，中国历史书上是否有六四天安门。显然，他们略作迟疑后摇头表示书上没提过。主持人哈桑一脸难以置信地评论到，这就像你问美国高中生历史书上是否有911，他们困惑地回答说：“911？是JayZ发布专辑《蓝图》的日子吗？”

这短短的一幕，代表了三十年来六四在民主社会主导性的媒介镜像。它往往不独立出现，而是作为当前社会问题的参照系而存在。运气好的时候，六四尚且被看成一场人道主义灾难，运气不好时，它就只是个用来嘲讽中国的笑料。当然，并非只有六四遭到了这般待遇。将威权国家的群众抗争与革命他者化，作为己国民主的反面对照，构成了欧美社会常用的精神胜利法之一。

在1989后的前二十年，这种冷战思维主导下的精神胜利法尚可被威权国家的行动者策略性地利用，来为资源匮乏的民主运动提供些许活动空间。然而，过去十年全球政治的变迁，文化代际的更替，已经让支撑境外八九六四论述的这套二元话语失去了大量群众基础。纪念方式的固步自封，加上媒体和商业力量的推动，也使六四在抗争版图上显得越发孤立、无关紧要。在三十周年的今天，当脱缰的世界把后冷战的自由主义共识远远甩下，我们需要新的力量和批判，新的盟友和想象，把被围困的六四论述和时代光谱重新对接起来。

六四话语的主流与边缘悖论

三十年来，境外的八九六四记忆，呈现出一种诡异的两重性。一方面来说，坦克人的形象在民主社会早已深入人心。它出现在大学讲堂、纪录片和历史博物馆里，闪现在街头文化衫、网络meme和宣传片中。一个出生成长在欧美社会的普通人，即便对当年事件的来龙去脉知之甚少，也不太可能从未见过坦克人的影像。中国以外的社会，帮助保存了大量关于广场的记忆，提供了讨论六四的宝贵空间，也慷慨接纳了八九一代的流亡者。

但是另一方面，六四在中国境外被唤起的方式又是既肤浅又建制化的。肤浅表现在它往往是为了服务其他的中国议题：媒体审查，人权侵害，中国威胁，民族主义等等，其中尤其常见的就是用于解释中国的互联网审查。在这类文章中，六四仅仅是一种维基百科式的脚注，来说明各种精妙的审查机制。这也导致大多数普通人对六四的印象，反反复复也就只有那张坦克人的照片而已。六四话语的建制化，则表现在它与民主国家政治精英之间的联系，要大大强于它和民间社会，包括社会组织、高等院校、抗议团体等之间的关系。

这样一种主流和边缘并存的两重性，看似矛盾实则一脉相承。它的主流为虚，边缘是实，主流只是边缘的一种扭曲映射而已。诸多围绕六四的讨论，并不真正在乎历史的淡忘与记忆的流亡，而只是为了构建一种后冷战时期的民主例外论，最终也只是为了美国等国的国内政治或外交政策服务。也就是说，针对六四的讨论和纪念，越来越只剩下工具价值。只有它能够和主流建制派议程结合的时候，它才会被人搬上台面。

建制派议程旗下当然包括不同的意识形态分支。在保守主义一侧，它是孤立主义、文明冲突甚至白人至上，坚信只有特定的基督教民主可以让社会免于独裁的困境。在中间派和精神灯塔主义看来，它是“贫穷的文化”的又一例证：中国社会本质上懦弱奴性，丛林法则，缺乏民主文化的教养。是这样一群精神贫困的人民造就了独裁的政府。进步派眼中的中国相对更为积极，但这种关注也大多带着福音主义的色彩，相信民主的力量终究会感化到政治落后地区，福泽全世界。不管六四与哪种建制主义结盟，这种合流带来的都是系统性的种族主义，对自下而上抗争本身的忽视，和对中国行动者的实质性孤立。

这成了横亘在中国所有反体制人士，特别是流亡行动者和移民面前的最大悖论。在弥漫着历史终结论的政治气氛下，反中被等同于亲欧美，纪念六四等同于承认欧美政府的合法性，并没有一条反对所有建制力量的道路。因此，他们也往往选择把西方政府和政党，而非与前者竞争博弈的公民社会看成天然的盟友。对自己所在国的其他社运和社会问题，他们鲜少关心，更不用说介入。异议者的身份，反而限制了他们参与本地的政治。自由主义移民融合的逻辑简单粗暴：政治移民应当对接受他们的民主社会感到感激，任何对后者的批判都是忘恩负义。

与境外建制精英的结盟也许是无可奈何，或是出于策略性的考量。但这却使以六四为代表的人权议题始终困囿于一个极端狭小的论述语境里，远离自由主义社会的主流议题。民主运动是中国极权主义的罪证，帮助新移民寻求政治庇护的材料，却鲜少成为其他国家、领域行动者汲取灵感的源泉。它是一个逐步内卷的场域，国际移民的扩张和数字媒体的普及，反而让其在众声喧哗中更加边缘。

纪念与抗争主体的消失

除了建制话语的围剿，对六四的纪念本身，也在加速使其成为一段死掉的历史，既没法和中国当前的思潮与运动形成呼应，更没法与其他地区的社运产生任何积极的联系。

社会运动之所以重要，除了自身改变社会的可能，更重要的是其生产出的经验，可以给后来的运动以启发。事实上，现代社会运动的诞生，也恰恰在于游行、罢工等模式化抗议形式的出现，扩展了运动所能波及的范围和影响的人群。抗议经验一旦成为体系，就可以更快地形成可资借鉴的理论和实践纲领。八九年的运动自身也是学习、积累、创新的产物，是孔浩烽所说的“中国特色的抗议”：它与文革和红卫兵一代有着藕断丝连的联系，它的结社、占领、搭台、请愿、绝食等剧码是传统现代风格的混搭。它充斥着自我矛盾的口号，阶级政治的张力，跨越国境的网络。这些本都可以成为后来的运动研习和反思的素材。

但六四并未发挥这样的正面作用。恰恰相反，它象征着当代历史的断裂，一个被履带碾碎的幻梦。如果说从学术层面，这种对断裂的认知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了镇压与其后改革间动力循环的吊诡，它却也不经意间将六四作为当代史上重要社会运动的价值给一并抹去了。正是因为它是一场失败的，以血腥收场的民主运动，它的抗争过程与经验被理直气壮地省略。值得讨论的问题似乎只剩下国家的暴虐，与遇难者的正义。高层的权斗，都看上去比群众抗争中的智慧更能吸引观众的注意。

围绕六四的种种纪念，复制着这种去动员（demobilization）的逻辑。支联会主导的烛光纪念，尽管每年都在试图吸收新元素，其骨子里的保守色彩是一成不变的。过去几年，香港社会对支联会的批评不在少数，但多是从本土意识形态出发嘲讽其大中华主义，鲜有从左翼视角出发反对其议程的声音。事实上，��光纪念中体现的良心和团结，与欧美建制精英的精神胜利法是一脉相承的。它所宣传的是中国极权主义的无孔不入，和少数被脸谱化的异议者；它所包含的出于本能的恐共情绪，要远远大过对社会运动价值的认同感；它弱化历史的抗争色彩，将“中国”和“中国人”他者化，来反衬出香港社会的民主、香港人的坚持，特别是支联会三十年如一日在推动民主中国上的莫大作用。这其中当然不乏真诚的情绪，香港在六四前后扮演的作用确实值得一书。但只要烛光纪念继续弱化普通人在社会变迁中所能扮演的角色，它就只会是记忆维系、运动学习的绊脚石。

最终，记忆的政治进入一种恶性循环，越是强调人民不会忘记，真正的抗争主体就愈发消失在历史的尽头。对于六四的纪念，构成了一道阻断之后运动间学习和反思的屏障。它将80年代的政治参与看作一道罕见的光亮。这道亮光不是为了照亮之后的历史，而是反衬之后三十年的黑暗与平庸，和大多数中国人的顺从、恐惧和冷漠。去年的中国MeToo发生后，有分析家惊讶地表示这是六四以后最令人振奋的社会运动。这与其说是评论者对中国行动者的激赏，不如说是无知带来的傲慢。他们不能放下中国人被洗脑的预设，看不到后续行动者对一九八九的超越，更别说理解六四以后中国抗争政治的复杂图景。

六四，乃至整个中国社会运动历史复杂性的遗失，可谓是中国官方和民主社会的共谋。如果说中方负责掩盖历史，民主社会则负责简化历史，他们的通力合作保证了这个话题永远都只能和一小撮人联系起来。

六四与进步社运间的沟壑

限制六四想象的当然不只是建制精英和纪念仪式，更是与普通人日常生活关系更大的各种商业和媒体力量。上月，莱卡相机委托巴西代理公司制作了短片广告The Hunt，讲述了外国摄影师在威权和战乱国家的遭遇。视频中的三个故事，无一例外都泛滥着男权主义和白人救世主的情结：来自文明世界的白人男性，拯救着第三世界被有色人种暴政所蹂躏的弱者。在主线天安门清场中，唯一的焦点是中国军人的野蛮，学生、工人和市民的抗争彻底缺席，核心的群众运动被当作了模糊的背景版。不了解背景的观众，大概要以为当年现场只有欧美记者在记录，是他们与各类邪恶政权的搏斗，才保证了记忆的延续和历史的真相。

这样的叙事，套用在任何与欧美社会密切相关的运动上，一定会遭到集体抵制。即使刨除其中的种族主义色彩，将政治抗争商业化的做法也常能引发社运团体的不满。2017年，百事因为在广告中浪漫化Black Lives Matter，洗白警察暴力而引发争议，最后被迫撤回视频。今年初，吉列的超级碗广告以Metoo为主题批判主流的男性气质，引发保守派抵制的同时，也被进步派批评是消费严肃的社会运动。

相比百事和吉列的自由派小清新气质，莱卡广告不仅粗暴地商业化了流血抗争，而且几乎每一秒内容都准确踩中了种族主义和性别歧视的“雷区”。这样的广告居然出现在2019年，也正是因为六四并不被欧美社会的媒体精英认为是当代进步运动��一部分。恰恰相反，它和那些发生在中东的民主抗争、拉美的土地抗议、非洲的族群冲突等，一并被归为「原始的叛乱」。这些运动所争取的民主、土地、食物、免于恐惧的自由⋯⋯被认为是西方社会早已经拥有的。后者国土上发生的种族、女权、环保、劳工、移民的运动，才是更加「高等文明进步」的后物质主义斗争，才适用于更高的道德标准。在广告策划者看来，那些连选票都没见过的抗议者们，大概没有资格进行更具批判性的讨论。

可惜的是，中文社交媒体上用户对莱卡的反应，只有辱华和反华两个极端，缺乏任何对资本、种族和性别的反思。尽管这些讨论不能代表公共舆论，却能反映出关注六四这部分网民群体的平均价值观。他们眼中的民主单薄而伪善，已经和当前的时代产生了严重的裂痕。

从直接的后果来说，中国用户越是不在乎政治抗争的媒体呈现形式，六四就越是远离当今与阶级种族性别交织着的社会运动。欧美的商业和媒体力量，就越是可以肆无忌惮地复制建制精英的冷战话语，把六四等政治抗争的草根内核彻底掏空。就这样，网民们得以与商业力量联手，把六四议题逼进更边缘的境地。

时代精神与八九历史的反向重建

如果说八九历史与主流进步社运间的隔离是从来有之，在主流左右式微，激进左右崛起的当下，这种隔离又被进一步拉大了。当1989年的Tear down this wall变成了2016年的Build the wall，当自由民主国家在危机前自顾不暇，对政治精英来说，那些国境线外历史的“利用价值”就开始大幅贬值。而对崛起的民粹左右翼来说，它们的当务之急是本国的建制派，更不需要将别人的痛苦纳入进来。

激进右翼支持文化冲突和种族隔离，反对政治正确。其意识形态决定了他们不仅不会关心中国的社运和民主化，甚至会向往当局的全面法西斯化。但理应国际主义的激进左翼对中国的远离，则来源于1989的冲击。历史学者Max Elbaum在去年再版的书籍《革命在即》中，分析过从文革到八九六四等一系列事件对美国激进左翼的毁灭性打击。六四镇压之后，左翼不再能够只把苏联失败的社会主义实验看作一个例外，而是必须面对这条道路整体上无法走通的可能性。从90年代冷战废墟中走出来的新一代人，要么彻底脱离了左派成为保守主义者，要么拥抱模糊的“民主社会主义”概念，极少数坚持下来的人，也变得更加本土主义，鲜有关心国境线外的历史沉浮。

从此，中国在左翼社会运动场域中成了一个尴尬的存在。激进左翼往往避免触碰中国民主运动的话题：为中国政权背书当然道德上不正义，但批评中国又会被添油加醋成支持资本主义民主。于是，保持沉默成了一种妥协的结果，人权议题继续被建制精英所垄断。相比关心中国，在巴勒斯坦、委内瑞拉、巴西等问题上发声站队，才是欧美左翼定义自身的最常用方式。

相似的尴尬也存在于学术圈。正如骆斯航的总结，1989年的天鹅绒革命导致了学术界自由主义霸权的确立，马克思主义被整合进了建制学术体制，成为诸多政治理论流派中的一员。不愿意直面失败的左派学者们，也往往回避讨论中国社会主义的问题，更别说严肃地评价六四。一直以来，从激进左翼视角出发分析中国八九的学者寥寥无几。少数的另类观点，也流于大而化之的浮皮潦草。比如女权运动家、学者Silvia Federici早在上世纪末就评价到，六四是中国反市场改革、反资本主义斗争的开始，而不单是一场民主运动，她更是希望将六四案例融合进她目前对共有概念（Commons）所做的理论思考里。这种乐观主义当然挑战了主流论述，但也只是学术左翼为了反对而反对的一厢情愿。Craig Calhoun就曾经批评以汤普森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夸大了劳工阶级的激进性，认为他们笔下萌芽的阶级意识，仅仅是起于草根的保守思潮对工业化的本能反应。普通人并非天生的变革先锋，反而更容易成为民粹右翼的后备军。

把历史的解释框架一百八十度对调，并不是打破单调论述的最好方式。如果说建制派、主流媒体和自由派知识分子将一场社会各阶层卷入，波及全国各大城市的大规模社会运动，凝练成一场单纯的精英学生争取民主运动，那目前零星的左翼观点也同样在反对前者的过程中，将话语窄化到了单维的层面，不仅没有提供更多的分析深度，而且也缺乏对大规模群众运动局限性的反思。

六四之所以能被自由主义话语所完全劫持，本就说明了它自由主义的底色。1989年的革命潮毕竟不同于1968和1979，不管后人如何将激进性的成分赋予它，它都不可能超出那个时代所能具备的历史想象，它充其量最大程度地利用了已有的群众自发性。借用社会学家Asef Bayat的说法，1989后世界上只剩下有“运动（Movement）”，却没有“改变（Change）”的革命。社会运动丧失了激进的想象作为脏器，唯余激进的形式作为骨架。当年的六四面临着相似的历史困境，时代打碎了其激进的尝试。因此，它的价值不在于已经提供了什么，而在于暴露出那些尚未实现，却对当前运动至关重要的构想与目标。对民主运动有限的格局进行批判、解构、重塑，是将其与现实抗争勾连的最有效方式。只有这样反向的记忆方式，八九才能继续存活在行动者如今更艰难，也更广泛的日常斗争中。

新的联盟和想象

在可以预见的将来，面对右翼民粹的反扑，欧美本土政治的失序，六四将处在一个越发尴尬与边缘的地位。在中国境内，它依然是每年一度的互联网维护日，键盘抵抗日，公共知识分子抒情日。在国际舞台上，它是标准化的媒体和外交辞令，一种必须履行的国际人权上的“政治正确”，但也如同谷歌的每日Doddle般稍纵即逝。这成了一种循环往复的共谋：所有人都认为这个国家短期内即使有什么改变，也只是往更糟糕的方向发展。大家心照不宣地重复着这个越发鸡肋的纪念仪式，把心底的那份绝望努力掩藏起来。

三十年了又如何？到了第三十一年，关注又会渐渐褪去，等待下一个逢五和逢十。当年的抗议者和独裁者会老去，情感维系着的愤怒终究是老人们的抱团取暖。这是已经发生在墨西哥特拉特洛尔科屠杀上的遗忘过程，尽管有着学者和诗人的记录，尽管有着民主转型后更开放的政治气氛，围绕屠杀的大众记忆也早已支离破碎。这个世界每天都在发生着大大小小的灾难，日历上挤满了对平民的屠杀纪念日，用良知、道义、普世价值来申明纪念的意义，并谴责普通人的沉默和反对，越发成为无力的辩词。“失忆共和国”当然来源于对真相的恐惧，但它绝不仅仅是恐惧。“失忆”可以是一种对更批判论述的呼唤。

把遗忘归结于普通人的不作为，是行动者所能做的最坏的决定。大众是联合的对象，精英的“好意”才需要被谨慎对待。今年伊斯兰革命四十周年纪念日当天，特朗普发推谴责伊朗政权制造了“四十年的腐败，镇压、恐怖和失败”，并未经授权使用了2017年末伊朗摄影师Yalda Moayeri拍摄的著名照片：德黑兰大学抗议现场一名举起拳头的女性。Moayeri随后愤怒地表示，这张照片是献给伊朗人民的，而特朗普盗用了她的作品为自己的政治议程服务。她乐于见到这张照片成为自由的象征，但绝不希望它是美国外交政策的筹码。Moayeri的表态代表着新一代威权国家的行动者需要学习的不卑不亢：在利用建制力量的同时，坚决拒绝自己被反向利用。为了打破记忆和动员的瓶颈，新一代人需要有独立于建制力量，重新搭建运动联盟的勇气。

当然，这种瓶颈指向的也可能是一种积极的断裂。未来的革命，大概会完全超越当前的策略构想和理论预言，以目前的行动者所意想不到的方式展开。它既可能继承，也可能完全抛弃掉1989的遗产。但不管怎样，如果这真的是一场基于“改变”的革命，它一定会打破国界和运动之间的隔阂。而必然会被另一个未来甩下的我们可以做的，是移除那些维护着隔阂的既得利益，不论他们习惯戴着威权还是民主的假面。

文章发布后，引发了不同方面的争议，大部分争议我预料到了，还有一些则没有。我并未预料到香港读者的愤怒，因为香港既不是文章的出发点也不是重点。绝大部分评论都把我对一个组织的批判偷换成了我对整个香港、香港人的批判。我感到遗憾的是，这种偷换概念完全扭曲了文章的出发点，似乎本文是为了用欧美左派的理论和话语来分裂反极权的共识，博取注意力。

促使我写这篇文章的恰恰是对团结的思考。自由主义霸权衰落，民粹兴起的当下，六四尽管依然被用作民主社会精神胜利法的素材，这种之前屡试不爽的手段越发呈现出其可笑的面目。对当年的参与者和运动家来说，维持既有的，以国别和种族为界限的，与民主社会政治精英联手反共的记忆手段，其实是把自己工具化，剥夺了自身的能动性。

在极权与霸权的双重绞杀下，我们如何挖掘自由主义危机中潜藏的动员机遇，从而创造一种真正的国际团结？这是我比较观察了大陆，香港和欧美的运动后存有的疑问，而1989勿宁说是思考这个问题的案例之一。

除了号召大家看到中国土地上发生的更广泛的斗争，期望行动者与国际上的运动进行更全面、有机的对话，我并不能、也没有资格列出具体的方案。作为自称进步/激进的运动中国别、种族、性别歧视的受害者，我也常常对团结与国际主义感到失望，人们似乎总是习惯于通过划界来组织运动，不同地区和群体记忆的建构也往往呈现出相互冲突的关系。但失望并不构成退回到过去冷战思路的理由，一切终究会烟消云散，团结并不是乌托邦，而是必须要去反复争取与积极构建的现实。伊格尔顿所说的“去乐观主义的希望”，也许是行动者在今后很长一段时间内需要努力维护的心态。

我接受对这种愿景不切实际的批评，但那些价值上不认同国际主义，反以割裂和种族主义为荣的声音，我只能表示无从对话。不过也感谢它们表明了态度，得以让大家今后在寻求盟友的时候多个心眼，少绕一些弯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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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ekyll-hong · 5 years a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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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时刻：李鹏“六·四”日记》节选

从学潮到动乱（1989年4月15日至5月2日）

依林同志告诉我，因为耀邦同志去世，北京有几所大学不太平静，一些学生张贴了小字报和大字报，在内容上有为胡耀邦鸣冤叫屈的，也有攻击党中央，甚至矛头直接指向邓小平同志的。在各大学中，北京大学这种现象要多一些。

参加中共中央召开的民主党派人士座谈会，征求他们对《中共中央关于教育发展和改革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稿的意见，发言都是围绕小平同志在最近一次就教育问题的谈话，讨论对教育工作看法和意见。对小平同志讲的“我们最大的失误是在教育方面”，我认为，他们的发言都没有抓��小平同志讲话的要害，要害是，教育最大的失误是政治思想教育薄弱。

我主张中央应该通过加强思想工作，引导和制止学生这种自发的悼念活动，以避免出现社会的动荡。

晚上23时，有人带领近千名学生和其他社会闲散人员涌到中南海新华门前聚众闹事。次日清晨零时20分，又有一群游行者抬着三个花圈向新华门冲击，被执勤的警卫人员制止，未能进入中南海。这是建国以来从未发生过的，是一个危险的信号。中南海是党中央和国务院的所在地，新华门是国家的仪门。就是在十年“文化大革命”期间，社会混乱到那种程度，也没有人敢冲击新华门。

安全部长贾春旺来反映北京学生的动态。他亲自到学生游行队伍中去观察，学生一面游行，一面互相打闹，开玩笑，高唱电影《红高粱》插曲“妹妹你大胆地往前走呀，莫回头”，看不出学生对耀邦去世有什么悲痛之情。这引起我的警惕，说明学生游行悼念胡耀邦是在做戏，与当年人民悼念周恩来总理而发自内心悲痛的心情，不可同日而语。

我提出在制定“八五”发展计划和十年规划时，要同时制定改革的长远计划。这是因为在实际工作中，赵紫阳同志对改革无长远打算，政策多变。国务院做实际工作的同志老师跟不上赵紫阳的变化，感到十分为难。干部和群众中流传着1988年赵紫阳在主持经济工作中唱的“四季歌”：一季度“国际大循环”；二季度“闯过物价关”；三季度“物价翻一番”；四季度“治理整顿”。

为了保证追悼会的顺利进行，军委杨尚昆副主席下令紧急从北京军区调兵力进驻北京，从驻防在保定的三十八军的两个机械化师中抽调1500名兵力，日夜兼程，赶赴北京。一个团进驻中南海，其余兵力布置在中南海四周，保卫中央首脑机关的安全。抽调的都是老兵，赤手空拳，不带武器，以避免与学生发生流血事件。

西安发生了严重的打砸抢事件，不法分子冲击了省政府大院、省检察院和法院。放火点燃了汽车、车库和油库，将大街上一家服装店洗劫一空。陕西省委来电报告中央称，陕西警力不够，要求中央支援。经中央军委批准，派4000名解放军支援西安，维持社会秩序。

长沙也发生了打砸抢事件。不法分子在繁华闹市区捣毁了一批商店，大肆抢劫财物，维持秩序的民警被打伤，数辆汽车被掀翻或劫走，闹得乌烟瘴气。这是“文化大革命”以来，闻所未闻的一次严重的打砸抢事件。学潮伴随着打砸抢事件，大有蔓延全国之势。

李铁映同志来电话告诉我，在学生中广为流传一则谣言，说追悼会期间李鹏总理拒绝接见在天安门广场的学生代表。三位学生代表拿着请愿书，跪在大会堂东门外的阶梯上请求李鹏出来与学生见面，长达3小时之久，始终也不为李鹏理睬，因此学生情绪激动，酝酿明天罢课，以示抗议。

我判断，让学生向总理递交请愿书，事前是有预谋的，他们把斗争的目标对准我，把我推到第一线。对“文化大革命”中造反派这一套惯用的手法，我太熟悉了。那时，造反派总是先把领导人引出来，公开亮相，然后再借群众的力量把领导人搞臭。

事态发展很快，有34所大学6万余学生罢课。有的学生占领学校广播室，有的夺了学生会的权，有的要搞大串联，仿照波兰“团结工会”那样，成立“团结学生会”，街上也出现了大批小字报。

我和尚昆去小平同志处，以下是小平同志的讲话要点:

……这些人受西方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的影响，受南斯拉夫、波兰、匈牙利、苏联自由化分子的影响，起来搞动乱，目的是推翻共产党的领导，是国家和民族丧失前途。采取这些措施，行动要快，要争取时间。……我们不要怕被人骂，不要怕人家说名誉不好，不要怕国际有反应，只要中国真正发展起来了，四个现代化实现了，才有真正的名誉。

……四个坚持中有一个人民民主专政，这个手段要用起来。当然，要运用得当，注意缩小打击面。现在要特别注意不要让他们把动乱引到中学中去，稳定中学十分重要。他们会鼓动娃娃起来闹的。工人是稳定的，但其中也有不稳定因素。农民没有问题。

这一场动乱完全是有计划的阴谋活动，……要害是否定共产党的领导，否定社会主义制度。对话是可以对的，但不能纵容错误的行动。纵容不能解决问题，只能助长他们的气焰。要尽力避免流血事件。

这次动乱一出现就是全国性的，我们不可低估。……争取抓紧立法。他们现在就利用宪法中的集会、游行权利来和我们斗。……如果中国允许搞游行，中国这么大，人这么多，360天，天天都会有游行，这怎么能稳定呢？没有稳定就什么也干不成了。如果出现“团结学生会”，就宣布解散。现在他们搞的那一套，都是“文化大革命”造反派搞的那一套，……

……我们还有几百万人民解放军。我们怕什么？罢课的6万学生中，不少是被胁从的，被阻碍不让上课的。他们搞的纠察队是非法的。 ……党的组织要发挥作用，党员、团员要发挥作用。要重申党的、团的纪律。大学、中学、工厂、机关都要开支部大会，还要开大会。

温家宝同志给我来电话，请示邓小平讲话中有些敏感问题是否先不传达。为了缩小打击面，争取一切可以团结的同志，我当即表示同意。

北大学生倡议成立“全国团结学生联合会”，声称“只要不达到目的，就无限期罢课。”

长沙中南工业大学一张大字报称：“解放后四十年是腐败的四十年”，扬言“要成立新的政党代替中共统治”。

小平同志对4月25日讲话稿重要的修改是：

一、上海世界经济导报搞得不像样子，编辑部要改组；

二、耀邦同志是有错误的，他确实也做了不少好事，如提倡改革开放等等；

三、要通过朋友的渠道给吴祖光这些人谈谈心，诚意地打个招呼，劝他们在这场斗争中，尽力克制，不要处于党和人民的对立面。

上海市委贯彻小平同志讲话很得力，江泽民同志亲自处理了世界经济导报事件。4月26日上海市委作出决定，停止钦本立总编辑职务，并向该社派驻领导小组加以整顿。

亚洲华尔街报刊登方励之主张，“如果中国在人权方面没有取得进展，外国公司应当抽走他们的资金”。

4月27日学生游行结束后，各方反映不一：参加游行的学生认为取得很大的胜利；一些老同志、老党员认为政府手太软，制止不力；学校和党政机关里拥护党的骨干分子觉得太窝囊；一些老知识分子和民主党派人士松了一口气，因为政府没有抓一个人，没有发生流血事件；外电也说中国当局对游行采取了容忍和克制的态度。

闹事学生背后一定有黑手，在操纵和指挥。

我去尚昆同志处，他认为局势仍然紧张，已调入北京的38军部分武装力量还不能撤回。

再次召开常委碰头会议，研究下一步制止动乱的措施。准备采取的措施是“稳定北京，继而稳定全国，团结党的骨干力量，争取中间群众”。有信息反映，闹事学生可能再次举行大规模游行，向中央施压。他们准备利用“五·一”节，派小分队到天安门广场发表讲演，制造舆论。继而在“五·四”青年节组织更大规模的游行。闹事学生提出了与政府对话的要求。常委会议决定由袁木同志以国务院新闻发言人名义出面与学生对话。常委很明确，对话是一场斗争，不能把平息动乱的希望寄托到对话上面来，双方都是通过对话，争取中间群众。

闹事学生的口号已经改变，那时口号是“为耀邦平反”，现在口号是“反腐败，反官倒”。事后得知，改变口号是方励之和李淑娴出的主意，通过王丹传到学生中去的。看来，在学生后面有长胡子的人在操纵，已是千真万确的事。

李先念同志很关心我的安全。中央警卫局研究后，让我们一家搬到中南海。

统战部部长阎明复送来一份材料，是陶斯亮（陶铸同志的女儿）与一个自称是“北大温和派学生领袖”的谈话记录。这位学生头头对她说，学生的目的是要通过这次学潮把李鹏从总理的位子上拉下去，否则邓小平之后大权就会落到他的手中。又说，学生对李鹏本人也不是有多么的恨，而是恨那些支持他的老人。

煽动学潮和动乱的非法学生组织“临时学联”改名为“北京高校学生自治联合会”，简称“高自联”。

国务院新闻发言人袁木、国家教委常务副主任何东昌、北京市委秘书长袁立本和北京市副市长陆宇澄与学生代表举行长达3小时的对话，就惩治“官倒”、清理公司、廉政建设、学生游行等问题交换了意见。袁木说，他本人对“官倒”也深恶痛绝，但要清除“官倒”，一靠揭露，二靠制度，游行示威是解决不了问题的。袁木还对学生说，对党要有个基本估计。这十年我们国家发生了根本变化，说明党的方针、政策是正确的。袁立本说，北京市对游行示威有十条规定，是为了维护社会治安和人民的利益的，未经批准的游行是违反规定的，所以，政府不赞成。袁木还说，我们国家正面临不少困难，如果再不稳定，再动乱，这些困难就更加难以克服。这场对话录了像，并在中央电视台上公开播放。

彭真认为：

一、中央对制止动乱的方针是正确的；

二、要承认27日的大游行学生是占了上风，原因是提出“反腐败、反官倒”的口号，得到不少市民甚至机关干部的支持；

三、目前党和政府要集中力量揭露坏人，让广大群众认清动乱的真面目。

北师大贴出一份题为《老朽下台》的大字报，矛头指向邓小平同志。

北大学生在校内举行中外记者记者会，宣布要争取“学生自治会”的合法性。

赵紫阳谈到社会上对他孩子搞“官倒”的传闻，说如果组织决定要他的孩子退出商业公司，他个人服从组织决定，但他没法去说服自己的孩子。他请求中央派调查组对他的孩子的问题立案调查。

北大张贴大字报说，参加对话的学生代表是学贼。

赵紫阳主持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讨论“五·四”青年节学生可能举行大规模游行示威的预案。会议决定：届时对天安门地区实行交通管制，以保证亚洲银行年会开幕式的顺利进行。对学生游行要进行劝阻，动员机关人员、居民不上街，不参加游行。

关于如何评论人民日报4月26日的《社论》问题，会上有激烈的争论。与会的大多数同志认为，《社论》对稳定全国局势起了积极的作用。尚昆同志说，小平同志是经过反复思考才提出“动乱”的定性，这是中央多年对政治思想工作做得不够的结果。我在发言中说，社会上许多人对动乱的定性不理解，不接受，是因为我们对动乱的真相还揭发得不够。

4月30日，北京市委李锡铭等同志与大学生代表对话，涉及整治“官倒”、政府廉洁、发展教育等问题，对话进行了三个多小时，效果还好。北京经济学院一位学生要求市领导公开自己和家属的收入。锡铭当初进行了答复，他每月收入300元，老伴已退休，每月50多元，一男两女都是一般干部，收入有限。北京工业大学学生要求对学潮有一个正确评价，不能把罢课和游行说成动乱。锡铭说，《社论》中说的“动乱”，是针对别有用心的人说的，同学们不愿听“被人利用”的说法，但确有人想利用你们把国家搞乱。

“上海高校联合会”宣布成立，公告5月2日举行全市高校学生总游行。

（学生组织递交的）请愿书的目的是为“五·四”组织更大规模的游行打下舆论基础，种种迹象表明，学生背后有人在指挥。

我的心情总是平静不下来，为动乱在继续升级，为党内腐败的现象而痛心。这是多年来思想教育薄弱，自由化思潮泛滥的结果。我在想，经济上的私有化与思想上的自由化是什么关系，他们也许是一脉相承的。现在学生攻击我，说“文革”时期，周恩来总理出来见学生，如今李鹏当总理，为什么不敢出来见学生。我也仔细考虑了这个问题。我当然不能与周总理相比，但我是不是为保全自己，惧怕群众。我之所以不出来见学生，是因为我分析了当前形势，认为出来见学生，弊大于利。想当年“文化大革命”初期，国家虽已打乱，但毛主席的威信真比天高，可谓一呼百应，周总理代表毛主席向群众讲话，所以才有作用。如今中央内部意见就不一致，我讲话，讲什么，代表谁。我已识破，学生拱我出来亮相，醉翁之意不在酒，实际上是把我推到第一线，当靶子来打，从而在全国挑起更大的事端。我还考虑，如果我在北京出来见学生，那么各省市的领导人势必也要出来见学生，那他们如何来回答学生的质问。

赵紫阳给政治局写了一封信，要求澄清他两个儿子的问题。信中说:“我有两个儿子在公司工作。一个叫赵大军，在深圳市石化公司下面的技术发展公司工作；一个叫赵二军，在海南一家公司搞工业开发工作”。“社会上关于赵紫阳的儿子倒卖菜单、倒卖粮食、倒卖硅铁之类的传言甚多”。赵紫阳在信中请求政治局责成中纪委、监察部组织，最好请党外人士也参加，一件一件地进行查证。如查明却有违法行为，依法处理，如查明没有问题，也予以澄清。

再次点燃将熄灭之火（1989年5月3日至5月16日）

5月3日下午3时，在人大会堂召开“五·四”青年节70周年纪念大会，赵紫阳发表了讲话。讲话稿事先征求过政治局常委和有关同志的意见，尚昆、锡铭、铁映都不约而同地要求他在讲话中阐明中央“��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方针，但赵紫阳没有采纳大家的意见。这也是他要和中央的方针、和小平同志保持距离的表现。

数十名高校学生向中央递交新的请愿书，就对话提出12点要求，核心是在对话中学生要与政府“平起平坐”。如果政府在请愿书规定的期限内不予答复，就要在明天举行游行示威。这完全是沿袭了“文化大革命”造反派的手法。

据各方面的信息，明天的游行已成定局，有迹象表明，一些新闻工作者也会参加。游行的目标是到天安门广场，发表一个“五四宣言”，要求中央或国务院领导人出来接见代表，也不排除故伎重演，指名道姓要我出来接见学生代表。如果真的发生这种情况，权衡利弊，还是由罗干以国务院秘书长的身份出面接待游行者的代表。

5月4日早上8时许，北京各校园的学生队伍开始出发，下午1时左右到达天安门广场。下午3时多，游行学生在广场举行集会，宣读了所谓的“五四宣言”，吹捧这次学潮是1919年“五四运动”的继续和发展，“学生自治联合会”的产生必将对日后民主改革起到推动作用。随后，出乎意料的是，游行的组织者宣布，“请愿活动到此结束，罢课的学生将于5月5日复课”。这说明闹事的学生头头已感到形势对他们不利，决定暂且收兵了。

赵紫阳下午会见了亚行理事，并发表了讲话。他在讲话中肯定了参加游行的大多数同学是出于爱国的热情，并说中国不会发生大的动乱。这个讲话基调与他昨天在大会上他自己讲的“要旗帜鲜明地反对动乱”自相矛盾。我估计经赵紫阳这一煽动，已经宣布复课的学生，也许会再度闹起来。

事后得知，赵紫阳这篇讲话是鲍彤起草的。会见前鲍彤就迫不及待地把讲话稿交给新华社记者，要他们提前翻译成外文。会见结束后，赵紫阳从口袋里掏出讲话稿交给在场的新华社记者，还郑重其事地交代，不管刚才我怎么讲的，你们找这个稿子发，一个字也不能改。鲍彤还怕不落实，亲自向新闻界负责人打了三个电话，一是告诉新华社要全文发表，不要删节；二是告诉人民日报要在显著位置登出，并大量报道对讲话的正面反映；三是告诉广播电视部、广播电台和中央电视台要在当晚全文播出，并且要连播三天。这充分说明，从这个时候赵紫阳就已经公开站在党中央的对立面，��在邓小平路线的对立面。

中央顾问委员会秘书长李力安给我来电话，说中顾委委员们讨论了小平同志4月24日的讲话，认为当前形势十分严峻、完全同意小平同志的讲话和25日常委碰头会的意见。中顾委同志建议，中央必须旗帜鲜明，斗争要讲究策略，争取团结绝大多数。

赵紫阳已向政治局发出正式信件，要求中央监委立案对他两个儿子进行审查，并作出结论。

今天还有约500名记者上街游行，他们打着“开放报禁”等横幅，喊着“恢复钦本立职务”的口号。

在4月27日大游行之前，学生口号是要为胡耀邦平反，要为资产阶级自由化平反，矛头直指党中央，直指小平同志。到27日以后才打出“拥护共产党，拥护社会主义，反对腐败，反对官倒”的旗帜，这不过是一种手法，即打着拥护党的旗号反对党。这也使人怀疑，在学生背后有长胡子的人在指挥。

政治局委员，中央组织部长宋平同志来我处，他对当前局势极为忧虑，他认为目前的动乱是长期自由化思潮泛滥的结果。

果然不出所料，赵紫阳在亚行的讲话发表后，北京市机关和高校都认为中央方针变了，已动员起来的高校政治思想工作队伍已处于瘫痪状态。闹事骨干受到鼓舞，正在蠢蠢欲动。北京大学散布北京市领导人欺上瞒下、谎报军情的流言蜚语。北京市委和高权的同志甚至担心“文化大革命”初期的悲剧是不是又要重演。当时北京市委执行中央的指示，派了工作队，后来被毛主席打成“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从此之后他们的身心都受到严重的迫害，故至今尚心有余悸。

5月6日下午，我邀请北大、清华、北师大、人民大学、理工大学和第二外国语学院等大学的党委书记和校长来中南海座谈。学校的领导同志一致认为，人民日报4月26日社论的定性没有错，起到稳定局势作用，并使基层领导有了底。小平同志讲话口头传达后，明确了中央的政策，大家有了精神支柱。

他们强烈要求中央的声音要保持一致。他们一致认为，希望党中央在政治是非问题上要旗帜鲜明，不要把基层的同志卖了，在“文化大革命”初期就发生过类似的情况，基层同志紧跟中央，中央政策一变，基层领导都执行了修正主义路线，又挨批，又挨斗，好不冤枉，所以，至今心有余悸。他们估计，今后学校的斗争可能由街头转入校内，闹事学生组织斗争焦点是要争取政府承认其合法性地位。

杨尚昆来对我说，赵紫阳要改变动乱的定性，认为定性高了。尚昆不同意他的观点。我对尚昆说，实际上赵紫阳早已淡化了对“动乱”的定性，但我绝不能同意在淡化的口号下改变对“动乱”的定性。

广播电视部部长艾知生托人传来消息：今天中共中央宣传口开了会，有新华社、人民日报、中央电视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宣部、广电部等单位的负责人参加，胡启立、芮杏文、阎明复到会，由胡启立传达赵紫阳的指示：学潮以后，主要是推进改革，学生们担心的是改革停顿，走回头路，表层是反腐化。不仅是经济改革，而且是政治改革。民主化。要积极推进改革进程，包括透明度、公开化。“文革”前，不透明，只向好处想，现在直向坏处想，有些人把问题看得过于严重。不能把学潮说成是政治思想薄弱。一小撮人跳动，这样总结不行。这次舆论主要是要求改革，慢了不满意，舆论要向改革这个方向引导。反自由化与四个坚持是同义语。关于民主、自由，不要一听就是自由化，民主、自由、人权是世界潮流，新闻自由成为焦点。违背潮流不行。要保证新闻自由，不能违背人民的意愿。

这两天新闻报道本来就向动乱分子一边倒，赵紫阳还嫌不足，还要新闻界把动乱分子再次煽动起来。

5月8日下午，赵紫阳主持了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听取了中央关于制止动乱小组前一段工作总结和下一段工作布置的汇报。赵紫阳在常委会上说，如果北京高校进行改选，即使一些闹事学生当选上台，也没有大的关系。因为这些人在广大学生中没有威信，在台上久不了。这是赵紫阳变相承认非法产生的学生组织，与学生把今后对政府斗争焦点放到承认学生自治组织的意图不谋而合。事实说明，赵紫阳已经离开中央的方针，走的相当远了。与会的几位同志发言都讲，学生会不到改选期，在动乱气氛下改选，实在不正常。与会同志不同意赵紫阳的意见，认为不能放弃学联和青联的领导权。

5月9日下午，有1000多名新闻工作人员签名的信件，要求与中央管新闻的负责同志对话，期待把新闻改革推向一个新的高度。同时“高自联”通告，已宣布的复课决定作废。

5月10日上午，赵紫阳主持召开政治局全体会议。原定会议的议题是讨论对戈尔巴乔夫访华的方针。在政治局讨论完戈访华问题，会议即将结束的时候，赵紫阳突然提出处理学潮的几点意见：

一、非法学生组织虽不能承认，但学生会改选不可避免；

二、新闻开放势在必行；

三、抓廉政措施，审计五大公司并交人大审查；

四、取消对领导同志的特殊供应。

我说，赵紫阳讲的这几条意见常委都没有讨论过，紫阳讲话不能代表常委。紫阳讲话的要害是通过新闻开放进一步煽动动乱。把对动乱的处置权由党中央转到全国人大常委会，已显露出要夺中央常委权的端倪，这是一个危险的信号。

在政治局会议结束的第二天，江泽民同志由上海市委副书记曾庆红陪同去赵紫阳那里，向他汇报了上海市委处理世界经济导报问题，请中央对上海市委予以支持。面对江泽民同志的请求，赵紫阳竟说：“我也不给你们压力，我就说不知道。”赵紫阳的态度哪有一点共产党总书记的味道。难怪以后江泽民同志说，赵紫阳的讲话对我们这些在地方工作的同志简直是如雷轰耳，不可理解。

次日，香港右派报纸上登出赵紫阳不支持上海市委处理导报的消息。这就令人怀疑，赵的身边有奸细。

5月11日上午，邓小平同志的秘书王瑞林给我来电话，传达小平同志的意见。小平同志说：没有4月26日社论，就没有今天形势的缓和，要李鹏坚决顶住来自内外的压力。

晚上7时半，应王震同志的邀请，我到他家谈话。他强调四个坚持，建议开一次类似1960年中央召开的六千人大会，来统一党内思想，解决动乱问题。

这两天形势很不平静，北京有1万多大学生上街游行，支持新闻工作者。山西闹事者冲了省政府，在海南省海口市也发生了冲击省政府事件。北大学生正在酝酿新的行动。天津有500名学生骑自行车到北京支援动乱。

5月12日中午，在北大、北师大相继出现王丹、熊焱、柴玲、吾尔开希等人签名的绝食通知，要学生明天到天安门广场去绝食。目的是：要求新闻自由，取消报禁，政府与学生对话和促进民主化进程。

晚上，苏晓康、郑义、包遵信、刘再复、远志明、王鲁湘等40余人在红庙一家旅馆开会，议定5月15日发动知识界大游行，公开发表一个宣言，叫“五·一六宣言”。

5月13日上午10时，我去首都钢铁公司开座谈会。党委书记、总经理和五位工人代表发言。他们对学生游行，造成社会动乱是不赞成的。一位青年工人发言，对学生又有些同情，因为对政府官员中腐败现象，社会中分配差距拉大也不满意。从这里看出动乱的组织者是巧妙地利用了青年学生和工人这种不满情绪来为他们的政治目的服务。把两种不同性质的问题混淆在一起，用心十分恶毒。

据反映，北大、清华和北师大等十多所高校的2000余名学生今天到天安门广场流行，并护送300多名学生前来绝食。

下午3时，北大100余名学生打着“戈尔巴乔夫，北大欢迎你”的横幅，到苏联大使馆，递交一封邀请戈尔巴乔夫到北大去讲学的信。苏联大使馆接受了这封信。

赵紫阳向小平同志提出，他主张对学生采取对话，通过人大常委会讨论，增加透明度来解决学潮问题。小平同志讲：惩治腐败，说了不少的话，但没有认真贯彻。搞提高“透明度”，怎样“透法” 要研究，不要被人家利用了。非法学生组织不能承认。小平对赵紫阳说，我现在感到很疲劳，脑子不够用，耳鸣得厉害，你讲的话我也听不清楚。实际上小平同志用很清楚的语言否定了赵紫阳要在新闻上搞“透明度”的做法。

5月14日下午4时，李铁映、阎明复、尉健行在统战部与首都高校学生和绝食学生代表进行对话。学生演了一场闹剧，要求中央承认学生是爱国行动，坚持为动乱平反，坚持此次对话要进行电视现场直播。李铁映说，中央只能承认学生有爱国热情，但学生的行动是错误的。结果谈判被迫中断，学生仍然坚持绝食，拒绝撤离天安门。

经他报告才知道，这次对话是经过自由化分子李洪林、于浩成、包遵信等12人在闹事学生和统战部之间当中间人，说服了阎明复而后组织的。

光明日报原总编辑方恭温又如今于浩成等12人，与天安门广场绝食学生代表王超华商谈，共同起草一份对时局的紧急呼吁，要点仍然是要求承认学生是爱国行动，要求政府承认非法的学生组织，严家其、温元凯还跑到广场为绝食学生打气。

由于学生拒绝撤离广场并进行绝食活动，今晚天安门广场不能完成清场，因此，已不能��照惯例，在人民大会堂东门外广场为国宾举行欢迎仪式，而改在大会堂内为戈尔巴乔夫举行欢迎。中国这样乱，竟无法正常安排接待一个大国元首的欢迎仪式，真把中国人的脸丢尽了。

晚上，严家其、戴晴、于浩成、李洪林、苏晓康、温元凯等12位知识界人士到天安门广场，向绝食学生宣读他们的《我们对今天局势的紧急呼吁》，表示这是一场 “爱国民主运动”，“将开创中国政治体制改革、政治多元化、民主化潮流的新纪元。”

北京高校再次停课，上街游行。晚11时，在天安门广场聚焦10万人以上。

5月15日，由于广场内外秩序大乱，欢迎戈的仪式连在大会堂内举行也不可能，临时改在首都机场进行。杨主席为戈尔巴乔夫举行欢迎仪式，连红地毯也没有来得及铺上。车队为了避开天安门广场，由北面绕道到达钓鱼台国宾馆。

就在为戈举行宴会时，广场上的学生队伍，也有打着工人旗帜的队伍，四次冲击了人民大会堂。在席间不断传来广场的消息：中央如不答应学生要求，有的人就要在人民大会堂前自焚，以示抗议。这是他们利用戈尔巴乔夫访问来要挟政府。

5月16日上午，邓小平同志和戈尔巴乔夫在人民大会堂会晤。就在中苏最高级会晤之际，人民大会堂东门和北门外广场上的绝食学生和各种各样搞动乱的人不断冲击大会堂，叫喊声震耳欲聋。就在小平同志为戈举行宴会时，动乱者冲击仍未停止。

下午，赵紫阳在钓鱼台国宾馆与戈尔巴乔夫会见。在会晤中，赵紫阳除了谈中国经济体制改革之外，还大谈政治体制改革。出乎意外地，赵紫阳介绍了邓小平在中国的领导地位。赵紫阳说，邓小平同志虽然不是中央政治局的常委，但十三届一中全会作出郑重的决定，在最重大的问题上都要经过邓小平的同意，中国仍然是邓小平掌舵，在处理重大问题时总是向他通报，向他请教。他选择这样一个时机，讲这一段话，其用意耐人寻味。这是赵紫阳向天下昭告，1988年的经济混乱，小平同志要负责；当前政治动乱，小平同志也要负责。而他只是名义上的总书记，不过是按照邓小平的指示办事的。

天安门传来消息，说已有学生因绝食而晕倒，据说已近600多人，有的生命处于垂危状态。

“首都工人自治联合会”（简称“工自联”）宣布在天安门成立。他们用高音喇叭反复播放“美国之音”，扬言要打倒“专制独裁”，“推翻共产党的统治”。该会登记人员只有401人，后经查证，其中多数是被工厂开除的人员。

北京戒严（1989年5月17日至5月31日）

5月17日上午，我接到小平同志办公室的通知，小平同志邀请全体常委于下午4时到小平同志处开会。这是一次正式的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全体常委：赵紫阳，李鹏，乔石，胡启立，姚依林同志出席，杨尚昆同志列席，王瑞林同志担任记录。小平同志作了重要讲话，以下是根据我当场笔记整理的摘要：

形势很严峻，问题出在党内。全国出问题都是受到北京的影响，因此，要解决问题，先从北京解决起。继续发展下去，肯定很快就蔓延到全国。……社论是正确的，转折点是赵紫阳5月4日的那篇讲话，使人们看到了共产党中央不一致，学生就闹得更激烈了，很多的人向学生靠拢。

……现成的例子就是匈牙利，一闹就让，让了一步再闹，再让第二步，还是不满足，再让第三步，永远不会满足，除非共产党垮台。中国搞自由化的人也一样，不达到目的，是不会罢休的。

……我想的办法是戒严，只有这个办法才能够在较短时间内是动乱平定下来。……戒严就是要动用军队，军队也要教育好，只要不搞打砸抢，军队也不还手。如果冲突起来，碰伤一些人也是难免的。要安定全国，必须首先安定北京。戒严首先要保护党中央、国务院、重要的政府部门的安全，要保护公用事业的安全，要保护通讯部门和电台的安全。……实行戒严如果是个错误，我首先负责，不用他们打倒，我自已倒下来。

……北京变成全国性动乱，比 “文革”还厉害，“文革”实际上是有领导的，是毛主席领导的。现在好像是来了第二次“文化大革命”，但共产党放弃了领导。动乱的真正口号出来了，就是丢掉共产党，丢掉社会主义。

……你们常委办公室里有奸细。我倒要看看，这次是谁走漏消息。

……要阻止外地人到北京来，也不要让动乱蔓延到外地去。攻新华门难道不是动乱，攻大会堂难道不是动乱，动乱已经是事实了嘛，不要就这个问题再争论了……

全国已有27个城市的170多所高校发生游行示威，武汉搞动乱的学生占据长江大桥，京广铁路被堵塞。北京社会秩序已陷于混乱，“高自联”等非法组织继续占据天安门广场，声称已有3000人绝食。街上不时出现游行队伍，不时高呼“打倒邓小平”、“拥护赵紫阳”、“赵紫阳万岁”的口号。

非法学生组织纠察队阻拦来往天安门和中南海附近的行人和车辆。

中国民盟、民建会、民主促进会、九三学社等民主党派致函赵紫阳，认为“这次学生的行动是爱国行动”。

团中央、全国青联、全国学联发出呼吁书，“恳请同学们珍惜和爱护自己的身体，停止绝食”。

5月18日11时在人民大会堂，我和李铁映、李锡铭、阎明复等同志会见了绝食学生代表。鉴于“文化大革命”中经常发生领导接见造反派时，往往不时打断或不让领导把话讲完的情况，会见一开始，我就和学生“约法三章”。对这场重要的谈话，根据当时的记录，摘要如下：

（王丹）在这里，我把我们的要求再明确一下：一、肯定这次学生运动是民主、爱国运动，而不是所说的动乱；二、尽快对话，并现场直播。这两点如果政府现在能圆满地回答的话，我们可以去现场向同学做工作，撤离广场。

（吾尔开希）我们提出：第一，要求下面肯定这次学生运动，要全面地否定 “四·二六” 社论，否定是动乱。然后，可以有几种办法：一、请赵紫阳同志或李鹏同志，最好是赵紫阳同志到广场去给同学直接讲话。二、人民日报发个社论，否定“四·二六”社论，向全国人民道歉，承认这次学生运动的伟大意义。

（熊焱）我们认为，不管政府方面还是其他方面，是否承认它是爱国的民主运动。历史都会承认的。但是，为什么还特别需要政府承认呢？这代表了人民的一种愿望：想看看我们的政府到底是不是自己的政府。我们都是为共产主义而奋斗的人，都是有良心的人，有人性的人，为了解决问题，什么面子都应放下来。政府承认了自己的错误，人民是会拥护的。

（王超华）同学们是在自觉地搞一场民主运动，争取宪法赋予的权力。如果仅仅说是“爱国热情”，那么，在这种热情下，运动中什么事也会干出来的，无法使这次运动中做到理智。

（李铁映）这次学潮发展到这样的规模，这是我们不愿看到的。因为，实际上已经形成了全国范围内的政治事件，在社会上产生很大反响，事态还在发展。关于对这次学潮，我认为，广大学生表现了爱国的精神和爱国的愿望。但是事情不能完全凭自己主观的想法和良好的愿望，而要看事态的发展和经得起历史的检验。在今天的中国，没有一个稳定的局面，什么事请都吹了。中华民族的振兴，只不过是一句空话。

（阎明复）我想，问题的“最终解决”和绝食要分开。我相信问题是会“最终解决”的。现在，同学们自发产生的三个组织，对局势的影响力是越来越差了，事态的发展不是按你们的意愿进行的。

（李鹏）……无论是政府，还是党中央，从来没有说过广大同学是在搞动乱。我们一致肯定大多数同学的爱国热情，愿望是好的。你们提出的有些意见也是政府希望解决的问题。……现在有不少社会闲杂人员，纷纷打着学术的旗号到北京来了，使局势更加混乱。北京已陷入了无政府状态。……动乱，中国出现过多次，都给国家和人民带来严重的伤害，我们绝不允许这种悲剧重演。同志们提出了两个问题，都是关于这场事件性质问题，我是理解的。我作为政府总理，作为一个共产党员，不隐瞒自己的观点。但是我在今天这个场合不讲，我��专门讲这个问题。……

临散会前，吾尔开西还演了一场闹剧。声称自己心脏病复发，学生把他抬上担架，搬来氧气瓶，给他上氧气，抬出了会场。

杨尚昆同志举行了中央军委扩大会议，传达中央常委关于戒严的决定。中央军委下令，调北京军区5万人进京执行戒严任务。要求其中3万人于19日晚进北京，另决定调沈阳军区2万人进京，先下达预先号令。

5月19日凌晨5时许，由中央办公厅统一安排，赵紫阳由中办主任温家宝陪同，我由国务院秘书长罗干陪同，分乘两辆救护车去天安门广场，看望绝食同学。赵下车以后，站在学生中间拿个话筒，满面愁容地对围住他的学生说：“我们已经老了，无所谓了”，“相信学生提出的问题终究是可以解决的”。赵还故作姿态，向学生鞠躬致敬。赵是在作孤注一掷，向学生公开了党中央的分歧，进一步煽动学生的对抗情绪。

上午10时左右，我们应邀到小平同志处开会，参加会议的有陈云、先念、尚昆三位老同志，三位常委李鹏、姚依林、乔石，人民解放军三总部的迟浩田、��南起、杨白冰，还有秦基伟、洪学智、刘华清三位老红军参加。邓小平同志在会上讲了六点意见：

一、这次动乱，问题出在党内。中央有两个司令部，名义上看是李鹏和赵紫阳，实际上是我和赵紫阳。

二、动乱到今天，不能再退了。谁要退，谁就是逃兵。赵紫阳与戈尔巴乔夫谈话，把一切责任都推给我。广场放起鞭炮，打倒邓小平。打，我也不退，要斗到底。

三、扭转动乱局势，我提出戒严。只有戒严，才能保护人民，保护学生，把损失减到最小，最快恢复正常秩序。戒严步骤要稳妥，要尽量减少损伤，但是要准备流点血。

我们这些人，都搞过学生运动，也算有经验。知道在前头闹的勇敢分子，不是核心人物，真正的核心是那些摇羽毛扇的。要让这些核心的人，在戒严时期露出头来。赵紫阳周围的人还要搞名堂，这很危险。鲍彤先隔离起来，切断他的对外联系。什么“高自联”、“工自联”，都要宣布非法，取缔，绝不能手软。戒严要多久时间，现在定不下来。总之，要到一切恢复正常为止。

四、开一次政治局扩大会议，会议任务就是解决中央领导问题，决定总书记和常委补充人选。非常时期，开300多人的会，也不方便。政治局的人参加，还扩大到老同志和军队的人，不超过40人，宁缺勿滥，不允许有里通外面的人参加。

我这个人，错误也不少。选了两个人，都选得不安。两个人的问题都出在自由化上。两个人都搞改革，耀邦比我还急，具体办法不多。赵紫阳是说得多、做得少，历来借我的名，搞自己的一套，借改革开放搞自己名堂。这不能让，改革的旗帜要由我们来举。

五、新班子可基本定下来。李鹏继续当总理。我提出江泽民当总书记，江泽民这个人有思想、有能力、也有魄力，可担起这个责任。胡启立不能留在常委了。宋平符合进常委的条件，熟悉党务，熟悉人的情况，可以帮三年。

六、舆论不可小看，要让绝对可靠的人掌管起来。中央要成立宣传小组，常委直接管起来。要立刻派人进驻电台和电视台，对戒严要及时宣传报导。

十三大从理论到实践是正确的，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是对的，不能因为动乱而发生动摇。动乱是坏事，坏事可以变成好事。解决好了，能保持10年，甚至20年的稳定，中国就大有希望了。

与会的同志对小平同志的讲话，都一致表示拥护。

晚上10时，在总后礼堂，召开了首都党政军干部动员大会。会前我请启立同志去请赵紫阳出席会议并讲话。赵以身体不适、头晕为由拒绝参加。我让胡启立再次去请赵紫阳主持会议，不作讲话，至少出席一下会议，以表示党中央的一致。令人遗憾的是，赵紫阳仍拒绝出席会议。

赵紫阳拒绝出席这样一个关键性的会议，再一次在全国和全世界面前暴露和他与党中央的决裂。赵紫阳犯下了分裂党的不可饶恕的错误。

北京形势有进一步恶化的迹象，广场有人宣布，有20万人静坐反对昨晚的首都党政军大会。

5月20日下午成立了中央宣传工作小组，有丁关根、王忍之、曾建徽、袁木、何东昌、王维澄等同志参加。我召集他们开了会，要求重点抓好人民日报、中央广播电台、中央电视台和新华社四大新闻单位，保持正确的舆论导向。在戒严期间，必要时，中央可派代表进驻人民日报，加强新闻监督。

戒严部队进城受到极大阻力，西面来的部队被人群围堵在八宝山，南面来的部队被围堵在南苑，东面来的部队被围堵在通县，北面来的部队被围堵在北太平庄。惟一成功的是从河北沙河县乘火车到达北京车站的2000余人，但部队一下车，就被动乱分子包围，困在北京车站动弹不得。

有人在北京街头散发冒充人民日报号外的传单，说“我们以极为悲痛的心情”，“公布一个绝对真实的消息，赵紫阳总书记的权力已被剥夺”，“军管迫在眉睫”。

胡启立同志给中央常委写信，表示赞成杨尚昆在19日大会上讲的，解放军绝对不是针对学生的，他希望不发生流血事件。对此信，姚依林批示，要尽可能做到不流血，但不能要求完全不流血，不动武，那将束缚自己的手足。

社会上有人散发一份以首都知识界为签名的传单，要求人大常委会召开紧急会议，“弹劾李鹏，以解国忧”。

戒严令发布后，仍有数万人在天安门静坐请愿，“高自联”、“工自联”和“绝食团”联合声明：第一，全国人大召开临时大会，罢免总理李鹏，罢免国家主席杨尚昆。第二，反对军管，抑制军队进城。

许多不明真相的学生和群众在通往市中心区的各路口设置障碍物，阻拦执行戒严任务的解放军和武警部队官兵，还向他们投掷石块和酒瓶，严重干扰了戒严部队按时到达戒严地点。

5月21日10时，我和乔石去尚昆处。尚昆决定让受阻部队原地休整三天，进行思想动员，同时调后续部队进军队，形成大军压境之势。

邓小平同志处传达他的意思，要等大军进入北京后，再开政治局扩大会议，这样可以避免冲击和干扰，才能开得更有把握。

晚7时许，聂荣臻元帅对来访的中国科技大学朱忠之等11位同学说，所传中央的决定纯属谣言，军队到北京完全是为了维护首都的安定。他要求同学们为了国家的尊严，尽快撤离天安门广场，返校复课。

晚9时，徐向前元帅在住地接见7名学生代表。徐帅说，请同学们不要听信谣言，尽快返校复课，以理智态度协助政府平息事态。

戒严令已下达50多个小时，部队仍未进入北京市城区中心地区。

小平同志对稳定军心很重视，认为这是大局，要求妥善处理好。

人大常委中有人要求召开会议讨论“学潮”的问题，已得到一些常委的支持。

中办报告，人大召开了委员长会议。因为万里委员长已出国访问，会议由彭冲副委员长主持，不少副委员长在发言时情绪激昂。

值得注意的是，在这次委员长会议上，有的人要��国务院派负责人出席委员长会议，对总理发布戒严令作出解释。对部分人大常委的动向，无论如何不能掉以轻心，简单处理。在关键时刻，必须发挥党对人大的领导作用，引导他们拥护中央的正确决策，不能放任自流。

5月22日晚上8时至11时，我和乔石、姚依林、杨尚昆在中南海勤政殿，听取了人大常委副委员长中党组成员的意见：

一、在戒严过程中不发生流血，军队不进入北京城市区；

二、由人大常委和学生谈判，承认学生是爱国运动；

三、请万里回国，主持人大常委会，听取国务院关于戒严的回报。

在天安门广场谣传政府要动用解放军镇压滞留在广场上的20万学生，有人危言耸听地说：今天下午中央开会作出决定，不惜一切代价镇压广场上的20万大学生，腾出首都各大监狱关押被捕学生，而且今晚就要开始行动，明晨5时由环卫工人清扫天安门广场。

北京市政府和戒严指挥部发布通告，指出首都生产和生活已相当混乱，少数不法分子借机制造事端，阻拦车辆，扭打军人，非法设立哨卡，对行人搜身。更有一伙社会上的流氓痞子组成的摩托车队，号称“飞虎队”，在大街上横冲直撞，耀武扬威。

邓颖超同志发表了告全市市民书，态度明朗而亲切。她说，这次解放军进城是为了维护首都的正常秩序，希望广大同学和市民大力支持。她还在告市民书上郑重签上自己的名字。

上海6000余学生于今晨4时占领了苏州河5个桥头，市区南北5条主要干道被堵塞。武汉2万名大学生游行到武钢门前，数百名学生冲进炼钢厂，煽动工人罢工。

中顾委许多老同志对当前局势十分关心，忧心忡忡，但苦于不了解政治局常委决定情况。看来，中央有必要向中顾委通气。经我同薄一波同志商量，决定中顾委召开一次会议，由我代表中央向老同志就当前的局势和中央常委的决定做一通报。

小平同志同意就当前形势和中央决定问题向老同志和各省市、各部委领导同志作通报，并要尚昆同志召开军委扩大会议，向军队领导干部作通报。

5月23日上午，陈子明、王军涛在社科院召集会议，宣布成立“首都各界爱国委维宪联席会议”，会议决定“维宪会”由王军涛、王丹主持。推选柴玲为“保卫天安门广场指挥部”总指挥。会议决定，坚决不撤离广场，准备进行长期斗争。

自5月24日始，我和乔石、依林、尚昆、宋平同志分别与各省市领导同志谈话，通报动乱发生的经过和中央的决定，并征询他们对中央决定的意见。我分别和上海的江泽民同志、广东的叶选平同志、天津的李瑞环同志、河南的杨析宗、程维高同志谈话。江泽民同志态度十分坚定，拥护中央决定，认为中央决定也是对上海的支持。河南省委书记杨析宗表现出对赵紫阳有些同情，希望中央能宽大处理。其他同志都表示坚决拥护中央的决定。

同日，尚昆同志还召开了军委扩大会议，各军兵种、大军区负责人70余人参加。另外姚依林同志还分批同国务院各部委负责人谈了话。

晚上，我主持常委碰头会。大��认为，对在幕后指挥动乱的那一些坏人，目前还不宜马上下手采取行动，重要的是掌握确凿证据。

5月25日上午，我主持常委碰头会，研究解放军进城受阻的问题。确定近期要大力宣传解放军形象，取得广大市民的理解和支持，使解放军能够顺利进城。

下午，香港新华社分社许家屯来看我，我虽然很忙，但仍抽空与他谈了话。他没有针对当前动乱局势谈什么意见，而提出想在福建搞新的经济开发区，有点不识时务，言不及意。我看这位公开颂扬资本主义优越性的许社长，是来摸中央底的。

解放军戒严部队指挥部发出《告北京市民书》，提出解放军是人民的子弟兵，来北京市维护首都治安，恢复正常秩序，希望广大爱国学生和社会各界人士能充分理解，给予协助和支持。这几天戒严部队利用进城受阻的机会，开始内部整顿工作。有些部队来的匆忙，缺乏思想动员，需要对官兵传达和宣传中央的决定，使每个战士对自己执行戒严的光荣而坚决的任务有充分的理解。

彭真说，搞资产阶级自由化是违宪的。这次游行示威就是动乱。全国人大是代表11亿人民的，不能服从搞游行示威的那一小部分人。

5月26日上午，陈云同志主持召开了中顾委第11次常委会议，传达学习了党中央和国务院关于反对动乱、维护社会安定的一系列重要指示精神。

陈云同志在会议上作了重要讲话：关于反对动乱问题，我讲两点意见：

第一，现在是关键时刻，不能后退。如果后退，两千万革命先烈用人头换来的社会主义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就会变成资本主义的共和国。

第二，我们作为老同志，现在就是要坚决拥护以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坚决拥护李鹏同志代表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在首都党政军干部大会上的讲话。同时，要主动地多做干部和群众的工作。

宋任穷同志简要通报了最近一个时期中央为反对动乱、稳定局势所采取的措施以及党内斗争的一些情况。与会同志一致表示，完全同意陈云同志讲话，坚决拥护以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党的领导，坚决拥护李鹏、杨尚昆同志在首都党政军干部大会上的讲话，坚决拥护共产党、国务院为制止动乱、稳定局势而采取的重大决策和一系列果断措施。

会上，部分老同志发了言：

（薄一波）……现在出现的这场动乱，是极少数人有计划有预谋地制造的，他们的目的就是要否定我们党的领导，否定社会主义制度。我们一定要有明确的认识，不能有丝毫含糊。对于广大学生的爱国热情要给予肯定，对于他们提出的惩治“官倒”、消除腐败等正确意见，要认真倾听和采纳。对于那些极少数搞动乱的人，必须坚决斗争，彻底揭露他们的政治阴谋。

（宋任穷）……起初学生都比较平静。后来，学生也闹起来了，一个重要的原因是赵紫阳同志在接见亚行会议代表时的讲话，根本不提“四·二六”社论，完全另讲一套。学生们看到中央的意见不一致，加上中央新闻媒介的倾向不好，便上街声援北京的学生，实际上是被煽动起来的。赵紫阳同志与戈尔巴乔夫会谈时把一切责任都推到邓小平同志身上。第二天，学生们游行喊的口号，便集中到打倒邓小平，限期解散中顾委、结束老人政治等等。说明他们背后是有人在操纵。

（余秋里）……关系到我们党生死存亡的时刻，在大是大非面前，我们共产党员不起来讲话，那就等着被人家砍头！这是一场尖锐的斗争。闹动乱的人喊的口号是打倒邓小平、打倒杨尚昆、打倒李鹏。一个是军委主席，一个是国家主席，一个是国务院总理，统统打倒就等于职权被他们夺去了。……

（陈锡联）……他们攻击矛头击中指向邓小平和李鹏同志，还喊出了限期解散中顾委的口号。目的就是要否定党和政府，不要社会主义。这无论如何是不能允许的！

（陈丕显）……我想，制造动乱的那些人，其策略是想利用我们避免流血的方针，把我们拖垮。

（胡乔木）……现在是关键时刻，我们要挺身而出，继续履行我们的誓言，为保卫党的事业而斗争。要特别注意和中央保持一致。

（肖克）……我相信公安干警和武警是可以维持秩序的。所以，我对军队进京有保留，担心发生流血事件，所以，我在七人联名信上签了名。

（伍修权）……我建议，先礼后兵。先发一个通告，学生应该赶紧自动回校，如果再不识大体，那么，我们要采取强制措施了。流血恐怕难以避免。问题是流血多少。

（杨得志）……那几天情况非常紧张，军队受阻，一旦出现流血事件，恐怕更不好办。因此，我们七人联名给戒严部队写了封信，请他们转给中央。……

彭真同志送来一个他对人大副委员长们讲话的稿件。他认为从法律的角度讲，人大本身也不能违反宪法。人大无权撤销总理按照宪法规定行使的戒严权力。搞游行示威、写大小字报妨碍了公共秩序和诽谤他人，也是违反违法的。现将他的讲话摘要如下：

这次学生游行的动机是好的，目的是为了克服工作中的缺点失误，把国家的事情办得更好，这同我们的要求是一致的。但是，他们所采取的手段、方式不大妥当。这不怪孩子们。对极少数阴谋家、坏人乘机制造动乱的险恶用心，警惕不够。现在思想比较乱，有各式各样的口号、看法、纲领等等。问题旷日持久得不到解决。思想怎么统一？

我们有宪法和法律，必须以事实为根据，以宪法和法律为准绳来统一思想。不能再像“文化大革命”那样“和尚打伞、无法无天”了。在我国搞资产阶级自由化的行动，是违宪的。搞资产阶级自由化，即否定社会主义制度，主张资本主义制度，是根本违反人民利益和历史潮流，为广大人民所坚决反对的。统一思想，这是总纲。这一条不解决，思想不可能统一，问题无法解决。党内的问题也是发生在这里。

公民行使自由和权利的时候，不到损害国家的、社会的、集体的利益和其他公民的合法自由和权利。现在闹得连国事活动都不能正常进行，闹得连走路、上下班都成问题，首都还有什么秩序？还能说没有损害国家利益、社会利益？还不是动乱？我们谁要认为这种行动还不是动乱，实际上等于鼓励全国各地都可以这样闹，那还怎么进行改革开放，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有的人嘴上讲法制，实际上不仅自己践踏宪法和法律，还煽动别人违反宪法和法律，请学生们和各界群众提高警惕。

人大常委彭冲签发电报请万里同志中止对美国的访问，立即回国主持人大会议，赵紫阳虽已自动停止工作，却又在电报稿上签字同意。我认为万里同志不宜马上回来，否则势必为那些支持动乱或反对戒严，或不明真相的人所利用。

万里同志已提前结束对美国的访问回国，今天凌晨3时回到上海。中央派丁关根同志到上海迎接万里同志，向他传达中央5月17日会议情况，特别是小平同志的讲话。万里的态度是很重要的，因为动乱分子的“后台”赵紫阳垮了，他们把希望寄托在人大常委会身上。

5月27日，万里同志在上海发表谈话，说由于健康原因，提前结束对美访问。回国后又从多方面了解国内的情况。坚决拥护常委重要决定，完全同意李鹏和尚昆同志5月19日的讲话，认为国务院根据宪法决定在北京部分地区实施戒严，是完全必要的。万里是现职的人大委员长，他的讲话对稳定局势是有利的。

晚上，常委开碰头会，决定由乔石、宋平同志筹备政治局扩大会议和中央全会。会议要求北京市在三四天内清理天安门广场，以维护社会正常秩序和保证会议的顺利召开。会议决定对赵紫阳的秘书、有重大泄密嫌疑的鲍彤进行审查。

虽然我们还没有完全掌握制造这场动乱的指挥系统，但是可以肯定广大参加动乱的学生是受蒙蔽的，在他们背后有长胡子的人，在背后操纵的人有国际背景也是可以肯定的。

一条重要的线索是以赵紫阳为总后台，他的秘书鲍彤所亲自领导的中共中央政治体制改革办公室，这是中国搞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总指挥部。受政改室领导的“三所一会”则是宣传自由化、组织动乱的急先锋。这“三所一会”是指国家体改委经济体制改革研究所、国务院农研中心发展研究所、中国国际信托公司国际问题研究所以及北京青年经济学会等四个单位。他们所抛出的六点声明，也成为后期煽动并指挥动乱的纲领性文件。他们明确地宣称，这次动乱是一场“爱国民主运动”，反对采取“军管”行动，立即召开全国人大 “特别会议”，立即召开“共产党特别大会”，对政治局工作进行审查。而这个纲领性文件是由陈一谘与鲍彤密谋后形成的。

另外一条线索是“精英”们从后台跳到前台直接指挥动乱。其中最明显的是5月19日由陈子明、严家其、包遵信、王军涛、周舵等12人参加的蓟门饭店会议，研究成立“首都各界爱国维宪联席会议”，明确提出“精英讲话影响学生”，“学生讲话影响民众”。5月23日上午，陈子明、王军涛在中国社科院召开会议，成立所谓的“首都爱国维宪联席会议”。从5月23日至6月3日，这个“维宪会”一共开了11次会议，成为指挥天安门动乱和暴乱的实际的司令部。在天安门广场搞动乱的主要学生头目，如王丹、柴玲、吾尔开希、李录、封从德等都参加过“维宪会”的会议。

第三条线索，作为这次动乱中活动最频繁、出头露面最多的学生领袖之一王丹，是直接受命于北大教授方励之、李淑娴夫妇的。

还有一条线索，就是美国的“索罗斯基金会”与陈一谘领导的经济体改研究所关系十分密切。索罗斯是美籍匈牙利犹太人、金融投机家。从1984年到1987年，索罗斯先后在匈牙利、苏联、波兰、中国建立了“基金会”，目的是“协助政府促进经济改革和批判性思维”。索罗斯“要用自己的钱加速铁幕后面的社会改革”。他说，“共产主义正在崩溃，我的目标是帮助建立更加开放的社会，从而加速这个崩溃的进程。”可以说索罗斯充当了西方对社会主义国家实行“和平演变”的急先锋。

另外还有一些线索，如党内的自由化分子，人民日报总编辑胡绩伟曾经发动一场50多名人大常委签名，要立即召开紧急人大常委会，对抗中央在首都戒严的决定，而若干人大常委签名都是通过体改所杂志副总编辑高瑜联系的。这位神通广大的高瑜还与严家其、王丹等人保持经常的联系。

今天（5月28日）是星期日，天安门广场还有2万多北京和外地来的学生在游行，游行口号是“李鹏下台”。

“香港声援团”到京，携带捐款65万美元和大量物资，支援广场绝食的学生。

“天安门指挥部”总指挥柴玲接受美国记者康宁汉的采访。柴玲说：“现在广场是我们惟一阵地”，“有人一再主张撤”，“我是总指挥”，“要抵抗这种妥协，这种投降派”。

5月29日上午，我找王忍之、艾知生来，布置编辑一部电视纪录片，让全国人民知道“美国之音”、西方国家是怎样支持中国的动乱的。

北大中文系冯仲芸、赵齐平等8名教授和副教授写信给学校党委，希望同学们能尽快复课。并说，事实清楚表明，采用罢课、游行和绝食等手段，不能切切实实解诀问题，旷日持久，于事无补。首都新闻界发表这封信后，8位教授和副教授遭到攻击和威胁。

王军涛主持召开"首都维宪会”，决定刘晓波和周舵到广场参加绝食，以重振广场学生士气，向政府施压。

5月30日上午，国务院常务会议讨论游行示威集会法草案。会议没有通过这一草案，原因是该草案指导思想不对头。草案以强调维护公民权利为由，实际上对反党、反社会主义这类活动采取放任自流。

下午，王震同志握着手杖颤颤巍巍地来见我。他对当前局势很着急，他说要带领自己随身警卫人员到广场和动乱分子硬拼一场。

晚上，北京市委提出组织百万工人大游行的方案，以显示工人反对动乱，支持戒严，结束当前僵持的局面。李锡铭同志表示市委对组织这样一场游行有把握。但是我们都感到北京市没有这个把握，要听取他们具体方案的汇报后，再做决定。

5月31日早10时，我和依林同志到小平同志住处，在他的办公室里谈话。小平同志说，动乱平息以后，十三大的方针不能变，不能提“计划经济为主，市场经济为辅”。小平同志还说，胡耀邦、赵紫阳在使用人上都有自己的小圈子，你们新的一代领导集体要搞五湖四海，有博大的胸怀，能团结各类人。小平同志还要求，新的常委在反腐败上要有所作为，以取信于民。

邓小平、杨尚昆批准了戒严指挥部关于部队进入北京市区执行戒严任务的实施方案。戒严指挥部将实施方案以命令形式下达北京、沈阳、济南军区和空军。

进驻首都重点警卫目标区的戒严部队，开始着装上岗。

北京市公安局依法收审了“工自联”几个头头。8时起，一伙歹徒和学生在公安局门前静坐示威。到22时，学生及围观者在万人以上。

从动乱到暴乱（1989年6月1日至6月14日）

6月1日上午，我在国务院第四会议室召开北京高校校长、知识界代表、教授专家共37人参加的座谈会。我在听取了各位专家、学者、校长的发言后，也讲了话，根据记录摘要如下：

……主要有三个方面的矛盾：一是党和政府与人民群众之间的矛盾，人民对一些腐败现象有意见；二是党内的矛盾，不仅表现在对闹事学生的态度上，还主要表现在要不要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要不要坚持党的领导，要不要坚持社会主义的基本问题上；三是国外敌对势力或明或暗地插手中国内政，煽风点火，企图乘机使中国西化。

……党必须要发挥领导的核心作用。党内不解决问题，不但不能解决社会上的问题，还会使问题复杂化，出现更大混乱。

……各项政策和措施，如对打击官倒，反对腐败等等，执行要有一个过程，对于个别腐败分子或案件，要坚决查办，但一定要依法办事，经得起历史检验。不能随随便便抛出去，乱揭乱批，搞成运动形式，表面上很热闹，过后再平反。

……根据当前动乱情况和已经揭露出来的问题来看，有点政治斗争经验的人都明白，这场动乱的后面是有组织的，有计划的，是有人背地里秘密策划的。

……现在北京发生的这场动乱，是建国以来发生的最大的一次动乱，从失控情况看，超过了“文化大革命”。执行戒严的部队，为了尽可能避免流血冲突，现在没有硬进长安街，但是，为了平息这场动乱，最终是要进去的。

我主持这一座谈会的目的，是为了宣布对学生实行宽大处理的政策，想为“以和平方式清理天安门广场”做最后一次努力。但是会议无结果而散。党和政府所作的“以和平方式清理天安门广场”的努力，又一次遭到失败。

戒严部队在夜间避开了动乱者的监视，已通过人防地下通道，陆续进入人民大会堂和天安门午门之间的场地。

晚上，常委开碰头会。会议原则上同意北京市和戒严部队提出的清理天安门广场的方案，时不我待，再不清理实在不行了。但是大家认为，由工人纠察队出面清场比戒严部队直接清场要好，因此，会议确定由北京市和戒严指挥部，以工人纠察队为先导，戒严部队为后盾的方式清理天安门广场。

与此同时，王军涛在北大主持“维宪会”会议，决定知识界要走到天安门广场绝食第一线，去鼓舞士气。他们安排刘晓波、周舵、侯德健、高新首先进入天安门广场，带头再度绝食，以重新挑起5月19日晚广场动乱者已宣布停止绝食活动。他们无非是故伎重演，企图对政府施加更大的压力。

中央军委批准北京军区提出戒严部队以隐蔽方式进入天安门的方案。截止2日凌晨3时，已有25000人进入天安门广场东侧的人民大会堂、西侧的公安部大院、北侧天安门与午门之间，在南面，北京东站也有先期从沙河到达的3000兵力，已形成四面对天安门包围之势。

6月2日晚10时55分，在北京复兴门外木樨地附近，中央电视台一辆吉普车发生车祸，造成3人死亡，其中无一学生。“天安门指挥部”马上广播造谣：“军车轧死学生”，并发动2000多人赶赴现场，围攻民警。

戒严部队的隐蔽行动暴露，3日凌晨，戒严部队进城受到严重阻碍，歹徒们在通往市中心的各路口设置路障，拦截军车，殴打官兵，抢夺军用物质。

下午4时在勤政殿，由乔石召集戒严的紧急会议，研究天安门广场清场问题。中央的同志和戒严部队一致认为，当前形势十分紧急，今天军队已和暴徒发生了正面冲突，不能再给他们以喘息的机会。今天如不及时采取行动，明天是星期日，将有更多的人进入天安门广场，清场将更加困难。会议决定，今晚从北京各方向集结待命的戒严部队，星夜兼程向天安门进发，与已隐蔽在天安门四周的戒严部队会合，在工人纠察队的引导下，对天安门广场实行清场。如果遇到暴徒以武力阻拦，造成军队伤亡，军队有权实行自卫。

尚昆同志作为中央军委常务副主席，直接向军委主席邓小平同志作了汇报，小平同志批准了今晚的清场方案。

下午，在天安门广场上，“高自联”号召学生和市民参加“敢死队”，“拿起武器推翻政府”。一伙暴徒冲进西单民航大楼工地，抢走大批钢筋、砖块等，准备巷战。

晚上6时，北京市政府和戒严指挥部向全体市民发出紧急通告，要求首都市民要遵守戒严令的规定，同解放军密切配合，保卫首都的安全。通告着重指出：“凡在天安门广场的公民和学生，应立即离开，以保证戒严部队执行任务，凡不听劝告的，将无法保证其安全，一切后果完全自己负责。”

晚上10时，北京市政府和戒严指挥部又一次发布紧急通告：“当前北京的事态已十分严峻”，“暴徒随时可能制造更严重的暴乱”。“从现在起，请你们不要到街上去，以避免不必要的损失，如有违背者，一切后果自负。”

总参谋长迟浩田在西山总参指挥所，指挥各路部队的行动。我们不断接到部队向天安门移动的信息。

6月4日凌晨3时半左右，天安门清场准备工作完全就绪。4时左右，在大会堂的戒严指挥部，通过高音广播，向困守在广场的动乱分子宣布，戒严部队即将开始清场，勒令他们迅速离开天安门广场。

5时左右，在人民大会堂和天安门金水桥以北的解放军一起出动，迅速占领了天安门广场，把滞留在广场的动乱指挥部的头目和一批骨干分子、一批学生和市民压缩在人民英雄纪念碑一角。

5时半左右，最后滞留在广场的2000余名学生和动乱骨干分子，陆续从天安门东南角、正阳门东侧，撤出天安门广场，在撤退中没有死一人。

西方舆论大肆造谣说，中国戒严部队用坦克碾压学生、用机枪扫射学生，天安门血流成河，死亡至少2万人，尔后，军队又把尸体送走，毁尸灭迹。柴玲本人也是被允许和平撤出广场的，她却对记者说，部队用坦克轧死了在帐篷里的200多名学生，又烧上汽油焚烧尸体。这些谣言流传很广，蒙骗了很多人。

以后，侯德健于6月12日��出了《6月4日撤离天安门广场时我的亲自经过》，公开证实天安门使用和平方式清理的，没有死一个人。刘晓波后来也回忆说：“我没有看见军队向学生开枪，我自己也没有看见死人。”

时隔四年以后，我才知道当时有一位莱斯特先生领导的西班牙电视摄影组，一直在广场的东南角上，拍摄了6月4日凌晨3个多小时天安门清场全过程的录像片。录像清楚地说明了天安门广场中没有死一个人，完全是和平撤退。

北京一些高校以“学生自治会”名义向人群送黑纱，煽动学生和市民，以佩戴黑纱表示抗议。各地高校谣言四起，一些学生情绪激动。上海有3000余名学生上街游行，在交通要道设置50多处路障，致使交通瘫痪。在兰州1000多名学生上街游行，卧轨阻拦火车，使铁路一度中断。

6月5日，社会上谣言甚多，主要原因是不明真相。在局部地区与暴乱分子发生枪战时，有些无视戒严指挥部的通告，擅自上街围观的群众中也有伤亡者，帐都算到解放军头上。

广播和电视台在这关键时刻，都没有坚决站到党和政府这一边。今天中央电视台两位播音员一反常态，有意身着黑色服装，不知他们为谁吊丧。

天安门广场已全部清理干净，但通往天安门各主要交通干道线仍被暴徒阻拦。

“高自联”头目郭海峰已被抓获，但其他重要头目，如王丹、吾尔开希、柴玲仍下落不明。

6日下午，袁木在中南海召开记者招待会，揭露首都发生暴乱的事实真相。袁木说，在这场暴乱中，军队和地方死亡人数加起来是300人，其中包括戒严部队的官兵，还有一些罪有应得的歹徒（多数是刑满释放分子、地痞、流氓、外来进京不明身份的人），也有一些学生和误伤的群众。

中央电视台相继播出《天安门广场清场纪实》、《暴乱真相》、《血与火的考验》等专题新闻片。

西方国家领导人纷纷向中国施压：美国总统布什宣布停止中美军事合作，取消对中国国防部长的邀请，停止对华出口武器；延长中国留学生的签证；纽约市单方面终止与北京的姊妹城市关系；美国洛费曼公司撤退40名在华专家。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发表谈话，强烈谴责中国政府。法国总理罗卡尔宣布中止和中国一切级别上的官方往来。瑞典政府公开表示拒绝李先念主席的访问。

北大教授、自由化分子，动乱的幕后指挥者方励之和李淑娴已逃到美国大使馆，要求保护，其洋奴嘴脸暴露无遗。美驻华使馆已将他们收留，进行庇护。

外交部副部长朱启祯紧急约见美驻华大使李洁明，就美国驻华大使馆给予方励之和李淑娴所谓“保护”事，提出严重抗议。

9日下午3时，小平同志在中南海怀仁堂接见解放军参加戒严部队军以上的干部。在接见会上，小平同志发表了历史性讲话。他深刻分析这场政治风波的性质，是极少数人先搞动乱，后来发展到反革命暴乱，他们的目的是打倒共产党，推翻社会主义制度，颠覆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一个资产阶级共和国。他说军队永远是人民的子弟兵，国家的钢铁长城。小平同志特别强调三中全会以来制定的方针、路线是正确的，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都是对的，要坚定不移地走下去。

晚上，我听取尉健行部长到广东查案的汇报。已查明赵的长子和佛山无线电公司勾结，共同倒卖彩电获利1600万元。批件是赵紫阳亲自批的，再由进口办办理，发放了许可证的，尉健行还向我展示了赵紫阳的原批文。

10日，据北京市民政、公安和卫生部门反复核查，在这次暴乱中死亡人数共计313人。其中大学生42人，部队官兵23人，还有少量工人，干部和居民；不明身份者多达114人之多，看来这些人多是外地的无业游民，也有一部分是刑满释放人员。

李先念、彭真、王震等老同志写信给中央，要对煽动和制造动乱的严家其、包遵信等“三会一所”的核心骨干分子，依法拘审，不能让他们都跑掉，否则后患无穷。

一代新的领导集体的诞生（1989年6月15日至24日）

16日上午10时，我们应邀到小平同志处开会。小平同志说，今天建立一个新的第三代中央集体领导。党中央第一代领导集体是以毛主席为核心的。由毛、周、刘、朱、任（后来是陈云）组成。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是指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十年，实际上是以我为核心。第三代领导集体要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今后，在新的班子建立起正常工作秩序以后，我即不再过问中央的事。

对当前抓的工作，邓小平要求，一是彻底平息动乱，防止经济滑坡，做到12 年经济再翻一番。二是做��件人民最满意的事，如加大开放力度和治理腐败。在经济问题上，小平同志要求两年内不争论。

钱学森，钱三强等著名科学家在中国科协举办的座谈会上表示，邓小平同志的讲话深刻指明了这场动乱和暴乱的实质，表达了全国九百万科技工作者的共同心愿。他们在发言中还谴责了方励之的卖国行径。

17日，中共中央在中南海怀仁堂召开各民主党派负责人座谈会。与会人员一致表示拥护小平同志的讲话。同时希望严格区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对少数暴乱分子和幕后策划者要严惩不贷，对广大不明真相的学生，要多做深入的思想工作，提高他们的觉悟。我认为，这次动乱不同程度卷进去这样多的人有学生、干部和市民，大多数属于不明真相、受蒙蔽的人。所以要团结大多数。

18日上午，新班子开常委会，由江泽民同志主持，讨论李先念和薄一波同志提出的建议，对赵紫阳的职务一抹到底，中央委员也不保留。王震同志也提出取消赵紫阳中委的意见。大家商量，保留赵紫阳的中委方案已定，不宜再变。对赵的两个儿子搞投机倒把的材料，常委多数同志认为不上大会，担心成为爆炸性新闻，转移讨论赵紫阳政治错误的大方向。

20日晚，江泽民同志主持新的班子开会，研究对赵紫阳、胡启立的处理问题。鉴于赵的态度恶劣，大家意见应撤销他的中委职务，胡启立也不能再任政治局委员了。这时邓小平同志传话来，同意不保留赵紫阳的中委职务，对胡启立怎样处理，完全由新班子来决定。陈云同志也传话来，不保留赵紫阳的中委和启立的政治局委员职务。李先念，薄一波同志也都传话，坚持要把赵紫阳，胡启立撤下来。

我认识到，全国人大是国家最高权利机构。必须掌握在政治上可靠的同志手里，才能认真贯彻执行党中央的决策，不然对国家是十分危险的。

23日下午，（十三届四中）全会召开小组会，我参加东北组的讨论，王任重同志在会上有两句话，值得深思。他说，赵紫阳政治上搞自由化，经济上搞私有化，二者密不可分。不少中央委员在发言中也认为，赵紫阳的经济思想与政治思想是一脉相承的，不清算，难以拨乱反正。这显然与小平同志讲的，经济问题两年不争论的观点，是不相符的。我认为，目前我国经济仍处于“治理整顿”的困难时期，不宜把大家的精力引导到理论性的争论上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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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ekyll-hong · 5 years a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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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逆转：中国的私有化——1979-1989》摘录

对合作化农业的改革始于1980年，中共中央低调的指示，推荐开始在小范围推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在这一制度下，每个农户家庭与队或村签订合同，规定应当上交国家和生产队的部分，剩下的产出归农户。这个显然是从集体化农业后退的政策，经过一段时间，其最终目的日益明朗：全面的私有化，丝毫不考虑社会的意愿以及当地的具体情况和环境。

1983年的夏天，我乘飞机从北京飞到上海。在3万英尺的高空，我向下俯瞰，我第一次看到了“责任制”给广阔的华北平原带来的令人吃惊的变化。从前，在村落和连接它们的道路间，有着整齐的方形的长方形的土地，绿色的、黄色的、褐色的，一直延伸到地平线。而现在，细碎的一小块一小块的土地排成零散杂乱的图形，蔓延上千公里。那是比土改前所谓“邮票一样小块”的土地更细小的，带子一样的、面条一样的土地！以至于马车经过时，一个轮子在这个人的土里，另一个轮子就压倒了另一个人的土里。

一个目瞪口呆的农民同志对我说，“我算看明白了，通过农村改革，共产党把农村这块包袱丢掉了。从现在起，他娘的，你要是落后了就只能怪你自己。”

我清醒地认识到，许多的农民拥护改革。个人有了土地生产的决定权而且可以随心所欲的决定自己从事的副业，加之同时期农业品价格的上涨，这都使不少农户有了可观的收入。然而，在我看来，面条一样小块的土地只能是死路一条。农民用锄头耕作，这种低效的生产方式意味着一年到头最多就能收获一吨粮食，只是我在宾夕法尼亚用拖拉机机械化耕作产量的八百分之一。一吨的粮食，只值一百多美元，就将要决定无数这样的耕作者未来的生活水平。随着工农差别，城乡差别和脑体差别的增大，和自由市场带来的无情的剪刀差，小农们无论现在享受着怎样的繁荣，都注定只是昙花一现。

不过，“责任制”初步显现出来的一些结果，似乎证明了我的担忧是杞人忧天。许多“面条一样小块土地”的承包人，收入的上升大大出乎我的预料。在这收入上升的背后，不仅有农产品价格大幅度上升的因素，而且还有国家对超定额纳粮者的奖励。与此同时，许多不愿或不能得到土地承包合同的人，外出自谋出路。他们中只有一小半能找到工作，但能够找到工作的那些人——通常是手工艺者，小贩，车夫，建筑工，短工等等，大多收入也增加了。就这样，随着改革势头的增长，农村里不少人的生活改善了。

农村出现了阶级分化，主要是大量的小农变为廉价的雇工（在集体化时代，他们是公社的股东），他们的家庭在农村仍有小块口粮田，虽然生产的粮食够自己吃，但不能维持日常生活开销。从收入的主要来源看来他们已经成为雇佣工人，虽然他们并没有放弃土地的使用权，但是他们放弃了或者失去了从事商品生产的土地的承包合同。

因为每个家庭从此必须自负盈亏，经济活动的目标从追求长远利益一下变为追求家庭利益的收入最大化。这一变化使得数以亿记的人们开始寻求可以带来快速的收入或是直接的收益的一切事物。

从1985年的秋天开始，改革带来的令人欢欣鼓舞的飞速发展日渐显露出真相。据农业部统计，1985年的粮食产量比上年下降3千万吨。1988年，粮食据报道减产9百万吨，政府将此归结为受气候的影响。

在改革的整个进程中，改革家们采取的手段都是这样的——先从社会主义经济基础或者上层建筑领域中多少不太起眼的问题入手进行“试验”，从而避免引起太多的争议，然后以试验卓有成效为名大规模的进行推广，而且也不再限于试验的原有目标。在推行这套渐进的、曲线式改革的过程中，改革家们总是避免与可能反对他们政策的强大的社会力量正面冲突。而当任何可能的反对者明白过来实际上所发生的一切时，他们不得不面对这样一个既成事实：改革家们攻击的法律或实践已被基本改变。

改革家们娴熟地重复着这套手法，直到大家都明白，改革根本就不是什么解放思想，探索出一条“通往社会主义的中国式的道路”。改革的领路人并没有“摸着石头过河”——像邓声称的那样——他们处心积虑，蒙着面罩对整个社会主义制度发起进攻，而代之以一整套与私营经济和自由市场相适应的所有制，生产关系，法律，习惯，文化。

改革开放带来了新的腐败。1985年，改革家们开始实行价格双轨制。这是用市场经济取代“万恶”的计划经济的一个步骤，改革家们假定通过竞争这只“看不见的手”可以实现对市场公平合理的调节。但是价格双轨制引发了大量官僚利用差价牟取暴利，这很快被观察家们命名为“官倒”。

“官倒”这种形式，是“通过权力（或关系）从低价的国有部门获取日用品或者其它紧俏资源，然后在私有部门高价转手倒卖。”日益增长的倒买倒卖消除了价格双轨制可能带来的任何益处，而且使得高得惊人的通货膨胀问题更加严重。

张庄的农民没能利用他们充足的水资源。每年冬天政府花大力气动员张庄人种好地以灌溉，但是到了春天发现没有什么进展。政府对这个行动迟缓的公社失去了耐性，称之为“老大难”。行动迟缓的真正原因在于土地。农民浇的越多，土地越难弄。水带来了盐而不能把它冲走。太阳把水蒸发了，土地裂成块，扯开了植物的根。人们用脚投票反对灌溉，对丰收不抱希望，并将注意力转到副业上，在邻近的工厂签合同工作，甚至做投机买卖。一个典型的例子是李宏昌，他开着货车到湖南，在那里用土豆换小麦运回张庄，然后以两倍的购价卖出，往返四天挣的钱比在地里干一个月挣的都多。

改良土地的工作随着所有制关系的变化受阻更大。张庄三分之一的土地已经属于铁路、市有水泥厂和锯片厂。

在过去几十年里外界影响改变着张庄的社会生活，带着天津特色的知青们只是这外部影响的一个方面。张庄的领导人发现开会越来越困难，附近总是有比赛进行或者电影播放。看电影已经成为一种习惯，极大的破坏了其他的文化和政治生活。

我在1983年3月应邀去凤阳，参观新的承包责任制带来的最好景象。从省会合肥往北行途中，第一件打击我的事情是安徽北部农村的极大退步。我们似乎在时间上滑到了中世纪——被废弃的灌溉工程，留下了成群满是碎片的土坯房屋，在没有框架的窗户和门上面是黑色的茅草房顶。泥土围砌的院子刚刚高于街道的污水坑。

县领导告诉我没有哪个合作政策似乎能够起作用。当地干部一腔热血往往在群众的冷漠面前碰钉子，那些土地上的人们总是拖拖拉拉，无视他们自己的集体利益。副县长王长泰说，这是因为任何个人付出的努力和他所获得的回报之间的联系是非常少的。农民根本看不到通过努力能给他们个人带来任何进步。他们的目标就是干尽可能少的活，依赖政府把每个人带到第二年的春天。

根据王永锡的说法，安徽的合作化运动违反了农村组织的两个基本的原则：第一个原则是农民必须是基于本地模范在经济上的成功而自愿地参与；第二个原则是收入必须基于所付出的劳动进行分配（按劳分配）。党的领导人忽视了这些基本原则，在他们能够看到任何令人信服的证据表明（合作化的高级阶段）能够取得的优点之前，就匆忙的催促农民进入到合作化的高级阶段，并且建立了收入分配的形式，这种分配形式把收入或多或少的根据人口进行平均分配，而没有考虑到个人所花费的劳动。

在实行合作化的政策挫败之后，凤阳农民希望得到按人头分配的土地进行耕种，但他们不想要产品配额、按百分比给予的奖励和变化的义务。他们想知道政府和公共部门需要以现金的方式从土地得到什么。然后他们可以答应上交（政府希望得到的）最小配额，只要他们能够任意处置剩余的作物。

中国农村合作社继续存在的问题之一就是，在作为国家基础部分的单位里，一人管理且滥用上面分配的职权。新的公社企业，由底层投资并在国家体系之外，是由拥有他们的人管理经营的。如果经理无法令同时是股东的工人们满意，他们将解雇经理。

我们对该县的快速调查——对东西南北先进单位的四天紧张参观——揭示了正在前进中的县城：农业和工业产量增长，收入增长和生活质量提高。每个人都把进步归功于“责任制”，它把个人努力和直接收入相联系并给每个劳动者提供了很强的刺激进行生产。

支持产量增长的最重要的客观因素是水利基础设施——大坝，灌溉设施，河沟——是由过去的集体劳动建造的。支持产量增长的第二个最重要的因素是国家的粮食价格体系，该体系慷慨的回报出售给国家多于要求份额粮食的人。高增长的第三个主要因素是由于不断提高的技术水平和物质水平的支持，农民们不仅对每亩地所使用的化肥量是过去的四到五倍，而且他们还首次使用了磷肥以及氮肥，多种肥料组合的大量使用对产量产生了惊人的效果。或许，“承包责任制”是让所有这些因素产生效力的催化剂。

王副县长预料农民一旦富裕了就会购买机器，形成小组的联合耕作，并把各��的土地连起来以形成足够大的耕地从而使农业机械化显得更有意义。这种发展形势也是可能发生的，但是自然环境所造成的困难是巨大的。很难想象，农民们在以家庭为单位并且相互竞争多于相互合作的情况下能如何克服这些困难。

王副县长认为剥削应该是通过市场的投机倒把以及放高利贷所获得的收入，或者是试图使用旧社会的那种租让土地形式以获得收入。农民之间互相提供服务而获得的报酬不应该认为是剥削，这些收入是其投资的一种合法回报，也是对其劳动技能的一个报酬。他的这个结论是建立在当今在中国被广泛宣传和引用的一个涉及土地所有权的理论上的。这种理论认为，中国的农业生产，主要的手段就是使用土地，历史上剥削制度的产生是建立在土地的私有制基础上的，自从土地掌握在公社手里后，除了从公社里按人均分得的一份土地外，没有人能够获取更多的土地使用权，这样就不没有剥削存在的物质基础。

对于集体财产（资源）的破坏是新政策最恶劣的后果之一。许多情况下，集体财产简简单单就被卖给了个人；当集体的财产已经确定要被出售而无法保留的时候，人们就会来拆除并拿走曾经属于他们共同拥有的一切，包括总部（总指挥部）、学校、任何公共的机器等等。

新的体制表现出的旧的经济关系或者转向传统经济关系越多，传统的文化和习俗就复苏越多。

为了解决过度放牧这一主要问题，有几件事是必须做的。首先，家畜养殖的观念必须改变。牧民必须意识到牧场和植被才是他们的主要资源，而不是牧群。实际上，牧群相当于在土地上的投入，就像农民种下的种子一样。其次，牲畜的数量必须减少到适合牧场的承受能力，同时放牧必须被好好的管理以保护草场。最后，牧场本身的面积必须一步步的增加。

牲畜的减少并不必然意味着收入的减少。实际上，如果我们使牲畜数量和土地资源相适应，并进行良好的管理，我们就能使产出（牲畜的出售和畜产品的出售）在质和量来两方面增加，从而使收入提高。

我们的目标应该是在不破坏植被或者改善植被的条件下，利用单位面积土地生产出尽可能多的肉、羊毛、牛奶或者其他动物产品。好的管理意味着：首先要使牲畜数量降低到土地能承载的水平。具体的数目随着牲畜结构而变化，从而使饲料投入最小，产出最大。

首先，牧草是一种类似于空气和水的充足资源，而财富却是通过个人拥有的牲畜来测量，这就导致牧民片面追求牲畜数量的习惯。其次，牧民们习惯上使手头有大量的老牛，因为它们能够经受住饥饿和寒冷。尽管这些老牛浪费了大量的草料，但是却为牧民们提供了保险，如果需要一些紧急的花销——生病、婚丧等等，他们可以把老牛卖掉。最后，价格体系也促使人们保留一些年迈的牲畜，因为市场上质量不高的肉和高质量的肉具有同类价格。

责任制在草原上是一种最糟糕的组合方法——私人所有的牧群在公共所有的草地上吃草。没有人会去照料这些土地，因为没有人会对它负责。每个人都因为土地既是公共的又是免费的，企图养更多的牲畜，从而得到更多的收益。

农业现代化的钥匙是农业机械化。没有机械化，农村的剩余劳动力就不能摆脱土地去从事其他类型的生产活动；没有机械化，农业就不能为工业提供足够的消费品。

政策的制定者提出通过实行“责任制”及推广所谓“科学种田”以提高农业生产率。“科学种田”指的是通过改变动植物组成，促进更好更多的肥料，应用先进的灭虫剂，注意田间管理，田间套种，密植，精耕细作。但是“科学种田”加艰苦劳动根本不可能解决土地生产力的问题。中国的粮食产量已经比较高了，“科学种田”和艰苦劳动可能会使产出翻倍，也可能翻三番，但是想要翻四倍则不太可能。即便能够翻四倍，也是远远落在世界水平之后。

对农业机械化的最通常的异议是：农村已经有过多的剩余劳动力，机械化解放出来的劳动力并不能找到足够的就业机会。机械化，习惯上被认定会导致无法接受的失业。

土地的低生产率和与日俱增的、离开土地的经济机遇导致了一系列问题。首先，健壮的劳动力到其他地方谋生去了，留在农村的主要劳动力成了老人、孩子、病弱者和妇女。不可能将土地耕作好，导致低产出，没有能力管理土地的人则开始抛荒。其次，部分由于健壮劳动力的减少，农业基础设施——梯田、排水渠、灌渠——的修建都被忽略了，秸秆肥料、粪便囤积等措施也都在迅速减少。

劳动力短缺在三种情况下是明显的：

那些副业、工业、采矿业发展迅速的乡村

在大多数大城市和许多中等城市周边的乡村

在那些人少地多的地区——东北、西北和内蒙古

大寨是山西省的一个山村，毛泽东把它选为农村发展的典型，主要是因为那里实践了合作与自力更生的精神。毛死后，邓小平和他的同僚们批判大寨，指责它的成就是虚假的。最终在1983年，大寨进行了自上而下的全面重组。改革者宣称，大寨村民从此过上了好日子。他们提高了作物产量，开发了新的、繁荣的副业，提高了人均收入和生活标准。然而，实地调查的结果并不支持上述观点，中国的媒体一直虚假的宣传着大寨，一面诋毁集体的成就，一面鼓吹改革的成果，两方面都罔顾事实。

当前的报道多从总收入、个人收入、工厂企业这几个方面肯定大寨的改革。但需要注意的是：首先，这些增长数字都没有修正通货膨胀的因素。其次，改革前后的情况不能通过数字直接比较，它们描述的是不同的事情。改革后，货币收入占收入的绝大部分，而在改革前，货币收入只占一个人总收入的60%-75%。改革前，合作社成员作为集体经济的拥有者之一，基本享有免费的保障服务，这些利益的价值是难以估算的；此外，还有考虑公社积累资金在固定资产上投入的回报，如修路、修建排水渠、灌渠等水利设施。最后，一些改革后的新兴企业确实带来了收入的提高，但同时，不少改革前的工程已经衰落，甚至破产。

在70年代，中国30%的农村沿着大寨的模式，发展的很好；中间的40%则显示出很大的潜力，但仍存在不少问题；剩下的30%，或者歪曲使用或者根本不采用大寨的模式，这部分农村确实很穷。联产承包责任制解决了最后30%的发展问题，于是政府开始在全国推广，掀起了一股新的风潮，却不管中间的40%和发展最快的30%是怎么想，强迫他们必须走同一条路。

党的13大上，出现了一个在理论上新定义的社会主义阶段——“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所有的一切事物只要有利于推动生产力的发展，它就是社会主义的。

自从1983年实施改革以来，大寨人对两极分化已不再陌生。那些承包企业或用政府廉价贷款购买卡车和拖拉机的人都暴富起来，每年家庭收入超过1万元。而那些缺少资本、信贷或劳动力的人却只能维持最低限度的生活水准。一个前妇女领袖耕种了3亩地，1986年卖掉600斤粮食收入100元。此外，她和她的丈夫还有每人72元的养老金，但她却从未看见这笔钱。

原来公社中人们通过按劳分配共享集体劳动成果的分配制度，很快变成了一种分层的分配制度：少数居于顶层分享非劳动所得；中间的大部分变成了雇佣劳动者，靠工资生活；最穷的那部分多是缺乏劳动能力的残疾人。资本、资产的多寡——包括拥有的或支配的生产资料，而不是劳动量，成为决定收入水平的主要因素。

曾经是中国农村合作经济标志的大寨，现在走入了它的对立面。成熟的改革使现在的大寨成了中国整个农业面临危险的代表。新的政策在农村毫无疑问刺激了可观的副业生产高潮，但越来越清楚的是，改革政策对土地、对种植业、尤其是粮食生产缺乏“持久的动力”。当非农企业——煤矿、货运、拖拉机——繁荣起来时，农业一点点衰败下去，基础建设被破坏掉了，随之土壤肥力下降、产量下降、技术支持减弱。如果很多村庄都无法种植足够多的粮食养活自己，粮食短缺就会最终达到无法用其他替代资源弥补的地步。

中国农村改革中的一个问题是，人民公社的失败案例是否在总体数量上多于成功案例？我的结论是否定的。我认为，在中国这样一个大国里，合作化能取得30%的成功已经是非常难得的成就，那意味着有2亿4千万人进行了很好的合作。既然这么多人都能够进行合作化，那么合作化确实是中国农民的一条可行出路。

如果说，农业合作社是行不通的。那么，在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已经实施了5、6年后，新的制度有没有使人均粮食产量增加？答案显然是：没有。1983年至1988年真实的作物年产量一直徘徊在3.5亿吨到3.8亿吨之间，计算出的人均粮食拥有量为345千克，并不比1978年的平均数字高多少。

一个被改革者频繁突出的观点是：集体化时代，毛泽东提出的“以粮为纲”的政策被夸大执行，严重限制了农村的多样化经营。合作社有时过分注重粮食生产以至于损害了矿业、工业，尤其是水果、家畜和农副业。

中国一直是一个农业大国，工业投资的积累来源只有农业，没有其它选择。政府规定的谷类和其它农业产品的价格保持较低的水平，以保证城市有低价粮食供应，也使城市工人们的工资保持较低水平。这样的政策提供了低价的原材料，有了廉价的粮食和原料，工业的积累速度就可以保持高水平。机器、设备、农药和化肥等又流回农业作为投入。此外，国家在农村基础建设上进行直接投资，以帮助农村的发展。

1980年以后，国家直接农业投资和向农业提供产品的工业投资都大大减少。这两项指标的减少导致了对农村生产条件改造的后退，因此，尽管粮食和其它农业产品的价格有了显著提高，但是剪刀差却加大了。

改革者声称毛泽东强迫农民进行合作化，因而合作化运动对农业生产造成了严重的破坏。确切地说，在合作化建立期间是存在着命令主义。干部们在许多农民并不了解合作化意义、不愿意进行合作化的情况下，就匆忙让他们入社。这与自愿实行的精神相违背，在很多地方严重的阻碍了合作化运动。

合作化组织需要更多的自治，尤其是在他们的资源和投资分配的管理上。我敢说，如果当时合作社的权利能赶上80年代包干到户时个人得到的权利的一半，合作化成功的比例将远远超过当年的数字。

命令主义，一般表现为日常运行中官僚主义的干涉，在很大程度上是中央集权制的一种延伸，使得党内中央集权制风气抬头。中国的官员声称他们有权管理所有事务，甚至人民生活的小事。这是非常封建的传统，普通民众对此极为反感。

在清算集体财产过程中普遍存在的无耻的剥夺使得那些有“钱、力、本事”的所谓特殊家庭迅速先富起来。在瓜分集体资产的时候，有影响有关系的那些人——公社干部和他们的亲戚、朋友、亲信——可以大折扣的买到拖拉机、卡车、井、泵、设备等，这些都是公社成员们在几十年里积累下来的。这些人不仅能够给资产开低价（经常是实际价值的三分之一甚至还少），而且能够很容易得从国家银行拿到贷款，最后也经常没有按条件还贷款。

集体经济要想生存下去并壮大起来，必须有稳定的政策土壤。信贷政策、价格政策、投资政策、机械化政策、科技政策、所有制政策、医疗保险政策以及许多其它方面的政策，必须都要有利于集体经济。文化导向上必须鼓励“集体第一、个人第二”的伦理原则。

中国内部走资本主义道路的阻力巨大，可以这样来概括：金饭碗，铁饭碗，瓷饭碗。

“金饭碗”指的是那些国家系统中政府各级机构的官僚主义者享有的对经济的管理和控制的特权，以及由此而来的坚实的工资，福利收入，和非法暴利收入。

“铁饭碗”指的是终生有保证的工作，适用于所有国家企业中的正式工人。改革者把这种工作保证视为提高劳动生产率和实现现代化的主要阻力。改革者希望把岗位竞争与企业破产的“魔棒”投向这些工人。他们要改变生产关系，把受到终身雇佣的工人推向劳动力市场，把他们的劳动力变成商品——就像资本主义国家必须的一样。但是从工人的观点看来，终身的工作保障及相关的权力是革命的最基本的成果。是需要珍惜和保卫的东西。

“瓷饭碗”指的是使用土地的权力，这一来源的收入是脆弱的。不像工人的工资和政府官员的薪水，农民的收入是从土地的回报中获得的，它更多是由汗水、病虫和天气决定的。

没有农业的雄厚基础，其它产业的繁荣发展只能是一句空话。

3号我幸运地全天呆在广场上，那儿不再聚集着学生。当时只有离散了的小群学生们还滞留在广场中，其中大多数来自外地。大量的首都学生已经离开了，但没有回学校，而是去了社区和工厂去组织动员，依旧活跃的他们还试图发起大规模的群众运动。

在广场的一角，3日清晨那儿有个记者用喇叭在叙述前夜的事件，其中很多比较怪异。起初，一队身着短裤和T恤的兵士从长安街跑来，佯装成平民，试图进入广场。自然他们没有携带任何武器，但他们并没离开长安街太远就被挡住并往回赶。西边一辆小货车紧急刹车，但还是撞开了一道栅栏，还撞伤了四个骑车的人，其中一名当场死亡。趁人们阻拦货车之机，与之伴随的三辆汽车溜走了。人们在车里发现了身着便衣的士兵，他们带有武器和用于捆绑脖子的钢索。可以说，这是一次秘密军事行动，只不过由于司机的刹车和事故意外地暴露了。这在3号成为大新闻。

我是住在城区东北角的，靠近三环路，那儿不是一个主要的入口。但夜晚仍有人聚集在那里，有��两千吧。他们到公交车站徒手把车推到十字路口，来封锁四方的交通。由于其间还会有些缺口，他们就让运煤的卡车、货车停在那里。还有一队骑摩托车的人在支持学生们，他们出没于夜里，300个壮汉在绕城巡逻，显得狂热无比。

不久，有传闻散布说人民大会堂西边确有士兵。这是第一次报道士兵距广场如此近，我们便过去调查。毫无疑问，大会堂北台阶的西侧有一些凹陷处，就在那里有200名士兵。有人在那辱骂他们，也有人试图鼓动他们。但是士兵们有规定��止和人们交谈，因此他们都不好意思地背坐在那，从而避开人们的指责。我们走的非常近去瞧他们，就在那时候——大概是下午两点，8000名军人从大会堂中冲了出来。看起来就像是一湍由防暴武装力量形成的急流，虽然没有带什么明显的武器，但每一个人都有一个小包——其中不是手榴弹就是催泪弹或者是武器。他们出动显然是要进入广场的。接着，他们化作三股形成八列，往北奔向街道。人们出现了，似乎从天而降，刹那间他们就塞满了街的北端。有年轻人还冲过去用身子去撞士兵，有些还反弹回来摔倒了。士兵们继续前进着，但人民也坚持朝南行进，到最后，尽管后面的队伍还在向前推但士兵们还是一步也前进不得。这8000人的队伍滞留着就像一架手风琴，军官命令他们朝左运动，于是便往左边移动，接下来又一道命令说：“不，不，不要那么远，回到中部来！”巨龙就这么在街上进进退退。

我们沿一条与长安街平行的小路向西去，到达下一个十字路口时，突然有大群大群的人涌到街上来，还一边尖叫着：“催泪瓦斯！催泪瓦斯！”有武装警察已经在中共中央的办公地——中南海前施放了催泪瓦斯。

我们回到了广场。那时候政府已经指明了一个逮捕天安门前演说者的办法，并开始谴责学生们竖立反映民主政治的雕塑。许多人认为那是自由女神的一个翻版，当然，它是从自由女神那获得了某些启发，但确是一件相当中国化的雕塑。她头上没有桂冠，双手擎着一把火炬。这传达出了学生们在民主进程中的许多想法，广播最初指责她为外国干涉和嘲讽中国文化的表现。

军队依旧滞留于大会堂，大多数军人坐在街上，精疲力竭，医科院校的学生们在试图让他们感觉轻松些。他们为他们的水壶灌水，给食品，以此来结交这些人。后来，当太阳渐渐落山时，军官们指示队伍回到大会堂去。

我们是在九点多离开广场的，到家已10:30了，然后精疲力竭地睡去。那个时候西城一带已经开火了。第一起人员伤亡肇始于27军的部队在长安街西端的军事博物馆前向人们开火。在两点左右，我们被东城猛烈的交火惊醒了，不仅有枪声，还有炮声，象是坦克的炮。装甲车也有火炮，但那都称不上炮兵武器。我们听着声音就感觉军队从东西两面过来了。

中国的电视节目采取“把尾声当作开端播出”的方式。他们先播出周日下午人们焚烧坦克和武器运送车辆的画面，士兵们说：“在周六下午，人们就是如此对待我们这些可怜的军人的，我们没有其它选择只能还击。”这给人一种错误的关于事情进展的印象。那看起来人民好像是在主动进攻而军队只不过是被迫防卫。但实际上，当这些车辆到达广场，它们就已经扫清了路障并杀了差不多2000人，而且当他们控制了广场后还接着在杀。

士兵们确实没有杀光广场上的所有学生。的确，那不是真正意义的灭绝行动。大概还有4500位学生幸存下来，他们围在人民英雄纪念碑和士兵们谈判，求得脱身，这被同意了，但其中大多数没有走。有人在离开时被后面追来的坦克碾死，我想大概有11个死了，坦克从后面冲来，从他们身上开过去。但有可靠消息说还有100多人拒绝离开，依旧留着广场上反抗着。

但是，不管广场上发生了什么，主要的屠杀是发生在长安街的东西两边。有小巴士的司机描述了自己看到的情景。他说军队在前面开火，后面还有救护车在捡尸体，带走藏匿起来。他认为至少有100人在那被杀了，至于其它地方他没有谈及。

当然，所有的数据都只是估计，大概会有些夸大，因为你所面对的是那么可怕的屠杀，你会极度恐惧，自然很容易把数字想得很大。

下午5点我回去广场，看看那儿还在发生着什么。广场完全无须忧虑，有两排士兵把守着长安街，他们后面有一队坦克，再之后就是一大片的装甲车。还有坚持从东边过来的人群，最大胆地去向军队靠近，朝士兵们叫喊着，大多数试图劝说他们停止屠杀。一旦那聚集了200到250个人，士兵们便会开枪把他们解决掉。我只看到了最后的这一幕。由于军队不让救护车进入，人们只能通过三轮车带走尸体——其中有些人有平板车。其实这些杀伤完全是不必要的，因为整个长安街都已经被控制下来了。

5月20号或21号，北京附近可以动用的军队——38军拒绝开枪，拒绝向人民动手。当士兵们试图进入市区时，他们为路障和人群所阻，如果不杀人以夺路进城，他们只能驻扎在那。后来这支开枪的部队据说是27军，它是军委主席杨尚昆过去的嫡系部队。在北京的人都说他们来自沈阳，他们在行军前与新闻隔绝，他们被告知说人们在杀战士、在虐待他们，因此他们被唆使去保卫自己、去保卫军队。

民众已经深刻理解了邓——在他们的印象中，每次一旦问题出现，邓就会做出果断决策，好像是要去解决它，然而，最终结果总不尽人意。然后他又做出决定，却比前面的更加糟糕，就如此进行一系列国事决策。10年前，邓是很受欢迎的人物，他似乎把中国从文化大革命中解救了出来，通过引入新的言论自由的标准、自由市场和解放性的改革把中国再次推上正路。然而现在，10年过去了，这里纯粹只有军事专政。

学生们是进步者联盟——中间人士、中间偏左人士甚至中间偏右人士联盟中的一部分。如果单独依靠自身力量，学生们是不可能改造中国的。要改造的话，他们必须溶入人民中，一旦他们溶入其中，他们就须面对农民权利和工人权利的实质。他们必须捍卫农民使用土地的权力、反对价格剪刀差保护他们的利益；他们必须和工人站到一起，支持拒绝向管理者上交权力，保住他们的“铁饭碗”，因为工人工作的权利是从革命中获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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