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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退播音 ：为何要三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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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化还是联合？时代夹缝中的美国左翼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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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美国左翼来说，2022年不啻为收缩、失速与退守的一年。在区域战争、通货膨胀、堕胎权倒退、中期选举等层层叠叠话题的笼罩下，美国政治重新撤退到了两党的激烈鏖战。

2016年后美国最大的社会主义组织民主社会主义（DSA），在经历了过去几年的飞速发展后，终于在疫情后到达了瓶颈期。2021年初，DSA达到了全国正式成员数量94000多名的顶峰，之后开始了缓慢滑坡，直到现在停留在九万左右。这个规模和几年前每个小左翼组织几十到几百人，观点互相割据的状况相比，已不可同日而语。但是左翼力量到达拐点由盛转衰的趋势也是不争的事实。

除去纽约作为绝对的左翼大本营，美国普通城市的左翼散架似乎更明显。即使成员数量缩水不严重，很多年轻人已经不参与组织会议，更多的会员则只是交一个几十美金的年费。2017年，我曾对当时DSA一路暴涨的会员数提出了一些担忧，最终，这种忧虑也成为了事实。

进退失据下，美国左翼还反复栽在国际局势的立场上。普京下令入侵乌克兰后，DSA的国际委员会于2022年2月中发表了一份声明，只谴责了北约的军事干预策略，却对入侵行为本身视而不见。可以想见，来自保守派、自由派和左派内部的各种批评纷至沓来，DSA的公众形象大打折扣，对其后续吸引有生力量造成了重大打击。

然而，从成员数量和外交立场出发对美国左翼的发展进行定性，又是有失公允的。针对DSA为例的美国左翼，或是所谓“西方左翼”的批评，经常将之看成��个统一的圈层。但是，左翼立场不能和少数进步议员和左翼学者的推特发言划等号，DSA并不能代表美国左翼生态，对外发声和动员草根的左翼也往往不是同一群人。哪怕看似相同的组织标签下，随着时间的推移和空间的延展，也会发展出不同区域生态下多元的社群，复杂的矛盾。

本文希望借助个体经验和与运动参与者的对话，从另外的侧面描绘美国左翼在困局下的境遇。美国左翼社群被围困的现实背后，也折射出不少更普遍的组织动力学上的问题，这对思考群众运动走向和去中心动员的利弊有着重要的意义和教训。

美国左翼网络的沉浮

2016年秋天，特朗普上台之前，我转学到纽约，其后又定居费城，也有机会近距离观察和参与美国东北部正处在萌发期的左翼运动。当时大环境风云飘摇，民主党的失误成为众矢之的，主流政党外的左翼思潮处在绝对的上升期。在我所在的高校，至少有四个正式注册的激进左翼学生社团，这还不包括黑命攸关、左翼女权组织和更无政府、反建制的反法西斯（Antifa）网络。2016年大选后的一年内，几乎所有学生活动中心的左翼公共例会都人满为患，闻讯而来的学生经常要站在门外旁听。

美国民主社会主义（DSA）是这股年轻人热情的最大受惠者。DSA在80年代是左翼圈子中染上道德污点的“保守派”，成员以老白男居多，被讥笑是恶意利用了苏联解体后挺苏左翼的崩坏而拉起了地盘。2016年前后，DSA因为帮助桑德斯竞选，其知名度一路蹿升，开始得到主流媒体的重点关注。这种媒体关注的倾斜也开始对其他更小，往往更激进的左翼社群构成了生存困境。于是2017-18年间，大量以前隶属于别的左翼组织的老成员开始纷纷加入DSA。还记得当年组织的内部邮件组里，每过一段时间就会出现老成员心情复杂的“辞职信”，表示虽然不喜欢DSA的“温和”立场，但是后者的规模效应可以提供更多参与工人运动和推举激进派进入竞选的资源。

同一时期，DSA在选举政治上的成功也在强化这个策略的合法性。2017年，DSA成员进入了15个州的议会和市政厅。次年，这一数字暴涨到40个州，奥卡西奥-科尔特斯（AOC）和拉希达·特莱布（Rashida Tlaib）也在DSA的助选下成为美国国会众议员，DSA旋即成为美国左翼在国际上最著名，也最有效的宣传平台。2018-2021年，尽管遭遇疫情带来的动员困境，DSA还是保持了极强的动员能力，只用了短短三年多时间，成员数量就翻了一倍。在选举政治层面，更多的DSA候选人进入地方政治场域。2020年至少36位DSA成员在地方选举获胜，内华达的民主党几乎全部被DSA推举的成员取代。

然而，进入2022年后，战争和接踵而至的恶性通货膨胀，推着摇摇欲坠的时代划向了别的轨道，左翼组织也不可避免受到了冲击。至少在美国，加入左翼组织不再是进步年轻人趋之若鹜的潮流，而反而背负了幼稚冲动暴力的负面刻板印象。在我的大学，一所东北部私立高校，在2017、2018年极为活跃的反法西斯网络不再有动静，跨越学系，连接学生和教职工的重要沟通渠道就这样销声匿迹。

疫情像山脉一样隔断了两代人，高年级左翼毕业了，新人完全不了解曾经的社运历史。今年学校政治社团公开辩论时，左翼组织经常缺席，即使在场的时候也很难获得台下观众的支持，倒是保守派社团人气渐旺，不仅资金雄厚，还总有一大帮学生后援团。出于好奇，我一度查阅青年美国民主社会主义者（YDSA），也就是DSA青年分部在学校的正式注册人数，结果是三人。

绝望只有在特定的时点才会构成年轻人参与左翼政治的催化剂。当经济形势变得更为糟糕，以至于威胁到了个人的基本生计，需要长期精力投入的左翼社团并不会出现在年轻人的行动列表中。比起参与每周一次的政治例会讨论，大学生们忙于在职业展会上投递着改了几十遍的简历。

观念分层和去中心下的动员难题

大环境的衰败外，以DSA为代表的左翼组织面临的困境，还来自于快速发展期出现的组织协调和代表性问题，而这恰恰是其之前成功运作期的副产品。

和任何大型组织类似，DSA同样是一个层级体系，地方分部下有区域分部，大的区域下还要继续细分。在年龄层上，青年美国民主社会主义者（YDSA）主要吸纳低收入的学生会员，其与总部之间就政党政治产生的分歧也早已不是新闻，前者不屑于参与任何政党政治，后者则还在积极介入地方选举。

除了区域地理上的划分，DSA在过去三年不断成立新的围绕具体进步议题的委员会和工作组，每个工作组都有不同的入会规则。比如，各个区域都有的劳工工作组吸纳了学生、学者、工运人士和工会代表，此工作组下还有多个结合当下工运的平行项目，例如餐厅工和物流工项目。

不论立场左右，当一个缺乏资金的组织发展到全国的规模，很容易出现分化、协调和对外发言的问题。在如今已成经典的“无架构的暴政”一文中，乔·弗里曼（Jo Freeman）描绘过自己所经历的女权社群的内部压迫。不论如何放权和去中心运作，进步社群内部总会有既定的结构和某种等级秩序，运动外的公众也经常期待运动有一个统一的立场和发言人。在这种情形下，总有成员会被推上发言人的位置，总有立场会成为所谓的官方立场。

对DSA而言，同时维持多个层级和平行实体不仅困难，更容易令外人误解。一些观察者可能也已经注意到，DSA的国际委员会并不等同于DSA，它是DSA社群内的一个分支，需要已有的正式成员单独申请才可以加入。而很多进入国际委员会的成员，本就是组织中对DSA与民主党合作，走选举策略不满的成员，这些人也往往是更追求左派理念纯洁性的成员。同时，DSA下也有更支持美国以外群众抗争运动的党团（Caucus），比如“面包与玫瑰（Bread and Roses）”。因此，DSA就乌克兰的声明，更应该被理解成组织内部派系分歧的产物。

另外，在成功运作的选举背后，DSA却尚未探索出有效问责机制去制约当选左翼的后续言论和实践，这在去年发酵的贾马尔·鲍曼（Jamaal Bowman）争议中得到淋漓尽致的体现。鲍曼是DSA于2020年开始支持的纽约16区议员，被广泛认为是左翼立法者小队（The Squad）的一员。然而，其上任后立即表现出了亲以色列的立场，支持国会对以色列铁穹防御系统的拨款，还于当年在亲以色列的游说组织J Street支持下会见了以色列总理。面对鲍曼的“反水”，DSA内部就是否要开除鲍曼的会籍产生了巨大的分歧和内爆，有人坚持划清界限，有成员则认为需要借此进行建设性改革。也有成员指出鲍曼已经是国会最激进的黑人议员，开除他会导致DSA进一步被“洗白”。

最终，DSA的领导层，也就是被称作全国政治委员会（National Political Committee，NPC）的16人代表团决定不开除鲍曼，而这又遭致旗下关注巴勒斯坦解放的BDS工作组的强烈反对。在3月一个公开决定中，DSA领导层以传播假消息等为由，宣布解散BDS工作组，其推特账户被即刻注销，所有工作组成员不被允许进入NPC。这又引发了一系列连锁反应，包括大量DSA成员的抗议和其他巴勒斯坦公民组织对DSA的抵制。这场刮了大半年的组织旋风，不仅暴露出左翼内部协调共识的混乱，也加深了外界对其民主决策和执行能力的不信任。

议题的争夺与对调

本年度美国两党政治和文化战争的结构性转变，对左翼组织的动员也很不利。在罗诉韦德被推翻后不久，堕胎话题迅速被民主党操作成了一个本党必争的议题。这导致今年的美国左翼难以逃离非两党政治的绑架，对堕胎做出更交叉性的阶级视角的分析。

而日常左翼所需要高度参与的通货膨胀和经济议题，却是过去的一年共和党面对堕胎议题反噬而主推的。换言之，左翼和自由派的议题差异进一步拉大了，这使得前者更难直接从后者吸纳到新的成员和关注度，很多时候是在和保守派单打独斗。左翼在经济问题上和保守派的对位，也容易让其看上去与缺乏同理心的右翼互为镜像。似乎激进左翼就是一股自由派外的极端��力，道德纯洁、不懂妥协、缺乏策略又推崇暴力。

让意识形态轴线进一步模糊的还有右翼对工人阶级议题的介入。由于通货膨胀和各类工人罢工在美国的蔓延，右翼在疫情后对劳工议题表现出了空前的兴趣，各种似是而非、极具混淆性的“挺劳工”言论层出不穷。比如在反无证移民的话题上，除了经典的“本国工人阶级遭受移民劳动力冲击”外，右翼还会提出诸如“反对移民工人，是保护TA们不被美国垄断大企业剥削”的迷惑性论断。而美国高度工业化的农业和食品加工行业中，对非正式和季节性移工的高度依赖和残酷剥削，又似乎确实在佐证右翼的一些意图不轨的批判。或者说，进步主义一方对移民和劳工议题的浮于表面的支持，给了右翼极大的可乘之机。

事实上，哪怕是在全盛时期，左翼组织在年轻人中的渗透力都没有外界想象的那么充分。一个关键的因素在于，左翼组织往往呈现区域上的聚集性，蓝州蓝城的组织多而密集，而其他小城市和城郊的网络严重不足。数据上看，YDSA在全美有130多个学生分部，但是很多分部集中在主要城市。而保守派方面，仅极端保守社团转折点美国（Turning Point USA）一家就有五百多个分部之多，在很多地方都没有对标的左翼网络与之抗衡，更别说更多半地下的社团网络。

AOC中期选举前后接受采访的时候，提到了左翼思潮流行背后组织性的劣势。相比右翼早就成熟的从草根到全国精英的人才和资金输送网络，对超级政治行动委员会（Super PACs）和各种金钱暗流（Dark Money）的运用，左翼只在过去几年才拥有类似的动员模式，而且因为资金不足，当选的左翼候选人和之前支持TA们的左翼组织的互动，也不够频繁和密切。很多时候，左翼组织被迫不停地寻找下一个要去支持的激进派，而难以有资源维系之前的关系。

组织韧性和区域动员

然而，危机当下，左翼的工作也并未停滞。抛开DSA受损的公共形象，其旗下各分部还在进行不少有意义的区域建设和动员，可惜这些地方性的努力���常被全国性的议题所遮蔽。

今年来，DSA在很多区域和议题去中心运作上都颇有建树，很多基于特定议题的工作组也确实参与和推动了最基层的动员工作。比如，DSA餐饮工人的工作组过去一年都在深度介入全美主要城市星巴克和Chipotle门店的工会运动，很多成员直接进入了门店工作。DSA的劳工工作组成立了一个全国劳工团结基金，用于帮助旗下各分部继续推动本地的劳权斗争，迄今为止已收到每年四万多刀的定额捐款。一些DSA成员也同时参与其他左翼行动网络，比如没有单一纲领的Tempest行动组。之所以这些动员工作很难被劳工运动网络外的社会成员关注，也是因为如今的服务业工人运动和制造业的大规模罢工有不同的模式。特别在组织咖啡厅和快餐店运动中，组织往往被拆分到不同的线下门店，每个门店都有特殊的劳动雇佣情况和社区支持。而单独一个门店的运动，又往往被视为规模不够，得不到主流媒体的重视。

用于支持DSA全国劳工团结基金的义卖T恤

本次中期选举，DSA芝加哥分部联合工会和其他进步组织，成功推动了州宪法承认工会权，伊利诺伊也成为美国继纽约、新泽西和密苏里外，第四个州宪法保障集体协商权的州，这使得未来的��工权相对独立于两党政治的波动和冲击，工人运动也得以有更多的余地发展新的议题和行动。

随着时间的推移，DSA的各个基层组织也在不断探索如何更好地进行多议题的动员。例如，普渡大学的YDSA分部面对疫情期间参与水平的下降，就提出了一种不同的动员方式。过去两三年，YDSA为了吸引更多的学生会员，大力推行委员会制度，学生会员被打散到不同的去中心小组。这有效增加了会员数，但也吸引了大量只对特定议题感兴趣，而和其他左翼场域毫无互动的成员，一个环境社会主义小组的成员可能对女权工作组的情况一无所知。同时，打散后的小组往往人手精力不足，最终虎头蛇尾无法完成项目。从2021年夏天开始，普渡大学的YDSA选择了只同时介入一到两个有资源推动的运动，并按照组织分工来运作分部。这种基层组织上的探索、拉扯和实验，在许多分部都在默默进行着。

重重危机下，坚持在努力做事的个人并没有减少太多。不论人数多寡，每个组织总会有搭便车的人，真正投入做事的人都是少数，参与的不平等似乎是个超越意识形态的困境。这个意义上说，左翼浪漫主义的消退也未尝是坏事，它让人看到退潮后每个组织内谁在真正做事，谁在消费热点，谁的劳动、怎样的劳动在维持着日常的运作。

分化还是联合，美国左翼的选择和教训

疫情后，面对本地参与机会的减少，我降低了参与典型的左翼运动的频率。对我来说，和左翼运动保持一定的组织距离，也并非不再相信左翼的理念，而是对组织化的左翼运动中不断生成的内部差异、人际圈层、情感内耗和本土主义倾向表示更多的审慎。究其根本，哪怕外在政治观念一致的一群人聚在一起，TA们的身份认同、人生经历、道德标准和处事方式还可能存在极大差异。适合一起日常合作，可以一起对话聊天，和看似价值观相近的群体这三者，并不一定重合。

一位巴西左翼朋友曾与我分享过他内心的纠结：过去三年，他会经常参与美国争取社会主义和解放党（PSL）组织的拉���讨论。在外宣上，PSL可能是北美最挺中俄政府的斯大林主义组织，以前抗议遇到举着PSL旗帜和穿着组织T恤的队伍，我总是出于本能绕道走。但这位朋友坦言，PSL的部分分部也是唯一会经常关注巴西议题，经常接待境外拉美行动者的组织，这些活动帮忙凝聚了不少拉美左翼。在我不多的本地参与中，PSL的一些成员也总是会出现在抗议士绅化和环境种族主义运动的一线。在一些特定的时刻，我确实感觉自己和这些成员站在一个阵线。就像并不是每一个科技公司雇员都支持监控社会，也并非每个组织中的左翼都无条件支持组织的官方立场。

九月初，写作了无数劳工经典读物的艾伦瑞奇（Barbara Ehrenreich）去世。尽管投身劳工和性别运动，她对工人阶级复杂人生处境和选择的关心，使其很难被归入任何左翼激进主义传统和现实运动条线。她70年代提出的课题，特别是对美国职业管理阶层兴起的理论，过于超前于时代，以至于相关讨论直到2016年大选后才被人拾起并广泛传播。很多左翼并没有和时代同频的奢侈，这其中大量是拥有多重边缘身份的个体，TA们对左翼政治的关注常常还夹杂着更复杂的，难以被目前运动组织共情和消化的维度，这也使得TA们更多在组织外围以独立的身份介入社会议题。在美国中心的运动结构里，苦难之间不仅不相通，还得按照等级编排次序。

这也不仅仅是美国左翼的问题。比如在巴西，左翼运动一样面临着无法容纳更多种族、性别、国别维度的困境。在被两党政治和高压政治所裹挟的地区，左翼要积蓄动力就似乎不得不做更多妥协，努力不割席和求同存异。那些不愿意妥协的边缘左翼，在这个过程中则慢慢被甩出正式的组织。在多重边缘中，个体总会面临更多的道德和实践困境：究竟是彻底斩断联系、独善其身，还是要在矛盾性中努力摆放自己，在不完美的运动中找到适合自己的缝隙？

这个问题的回答可能也是流动的，取决于每一个当下情境中的个人状况。那些曾在左翼运动中获益、成长、燃尽和受到伤害的人，也会把这些并不美好的反思带到其他斗争场景中去。有人在更小的本地组织做事，有人参与离散社群的活动，有人不依赖组织做行动，当自己的力量足够���大，接触的社群逐步多元，也就不再需要左翼这个伞式标签来巩固运动中的认同，不再需要把自己绑在一艘大部分成员并不决定航线的轮船上。2016年后，美国分散的左翼力量因为DSA而聚拢起来，而如今，运动中的少数群体开始重新思考战略战术和自己在运动中的位置，而TA们的选择才是决定未来激进政治的中轴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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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ill them with kindness" Wrong. CURSE OF QIN SHI HUA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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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ill them with kindness” Wrong. CURSE OF RA 𓀀 𓀁 𓀂 𓀃 𓀄 𓀅 𓀆 𓀇 𓀈 𓀉 𓀊 𓀋 𓀌 𓀍 𓀎 𓀏 𓀐 𓀑 𓀒 𓀓 𓀔 𓀕 𓀖 𓀗 𓀘 𓀙 𓀚 𓀛 𓀜 𓀝 𓀞 𓀟 𓀠 𓀡 𓀢 𓀣 𓀤 𓀥 𓀦 𓀧 𓀨 𓀩 𓀪 𓀫 𓀬 𓀭 𓀮 𓀯 𓀰 𓀱 𓀲 𓀳 𓀴 𓀵 𓀶 𓀷 𓀸 𓀹 𓀺 𓀻 𓀼 𓀽 𓀾 𓀿 𓁀 𓁁 𓁂 𓁃 𓁄 𓁅 𓁆 𓁇 𓁈 𓁉 𓁊 𓁋 𓁌 𓁍 𓁎 𓁏 𓁐 𓁑 𓀄 𓀅 𓀆

[jinrizhiyi]

亲历中共军队黑暗：从受害新兵到看清邪恶本质

近日，青岛路虎女子打人事件引发了退伍军人群体的集体破防，这一事件深刻揭示了中共专制体制对退伍军人的冷酷无情。

很多觉醒的退伍军人因对司法不公和中共政府冷漠的极度失望，愤而拆除了自家悬挂的“光荣之家”光荣牌。这种情绪不仅是对个人荣誉的丧失，更是对整个中共制度的深刻控诉。

中共曾经把退伍军人描绘为社会的荣光，但现实中，我们这些退伍军人却成为体制的牺牲品，被无情地当作炮灰抛弃。

作为一名曾经的中共军队两年义务兵，我，程军，深知这种痛苦。我的军旅生涯充满了屈辱和黑暗。新兵入伍时，迎接我们的不是荣誉，而是班长和老兵的暴力“传统”。殴打新兵在中共军队中司空见惯，我也曾是这一暴行的受害者。当我试图反抗班长和老兵的暴力时，却遭到了严厉的打压，被下放到基层。这种暴行不仅体现在身体上的殴打，班长和老兵还常常强迫新兵为他们叠被子、洗内裤，甚至以“前倒”这种残酷手段折磨新兵，导致多人手肘骨折。然而，这些受伤害的新兵最终得不到任何正义的伸张。

在部队中，我经历了两年毫无意义的叠被子、站岗、每天接受政治洗脑。这段经历让我彻底看清了中共军队对人性的剥夺。军队的腐败与黑暗甚至比地方更甚，20多年前，一个党员名额的价码是5000元，想转为志愿兵则要付出20000至30000元。

退伍后，我努力创业，辛苦赚取了数千万财产，但在2011年，这一切被中共的公检法机构以及黑恶团伙强行掠夺。面对这种不公，我无处伸冤，最终在2013年6月被迫逃离中国，前往香港。在2014年的香港雨伞运动和2019年的反送中运动中，我亲眼目睹了中共如何残酷镇压手无寸铁的民众。特别是2019年，中共释放新冠病毒，毒害全世界，这让我彻底看清了这个体制的邪恶本质。

中共不仅在国内压迫退伍军人，还在国际上联手恐怖组织和独裁政权，祸害世界。这个专制体制已成为全球民主的毒瘤，其邪恶行径令人发指。作为一名曾经的受害者，我深知对抗中共的艰难，但更明白揭露其真相的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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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社会民主党

中国社会民主党介绍

中国社会民主党于2000年11月30日在美国纽约注册成立。本党发起人刘国凯先生担任主席。

2007年3月17-18日，本党在美国洛杉矶举行第二次代表大会(海外部分)。选举了38人组成的中央委员会，5人组成的中央执行委员会。刘国凯当选为本党第二任主席。并通过了党纲和党章的修正案。

2013年3月30__31日，本党在美国纽约举行了第三次代表大会，来自世界各地一百多名代表和嘉宾参加了大会。曾大军当选为本党第三任主席。

2015年5月 ，曾大军因故辞职。本党于6月28日，特别召开网络会议，并以网络投票形式，选举吕易为本党第四任主席。

中国社会民主党信奉社会民主主义(民主社会主义) 。致力与中国民主‘宪政，力求把中国建设成为一个自由、平等、人权、民主、宪政的联邦共和国。

中国社会民主党在香港、台湾、日本、英国、法国、丹麦和美国的纽约、洛杉矶、旧金山、西雅图、拉斯维加斯、佛罗里达、澳大利亚和泰国等都建有党部。在国内一些省市也建有秘密党部。(为保密，具体省市地名略去)

中国社会民主党中央机构设有：国际联络部  、社会调研部 、组织部 、宣传部 、国内联络部 、财务部 、港澳工作部  、大陆工作部  、经济理论研究室 、政治理论研究室等 。

2006年5月，党主席刘国凯率领的中国社会民主党代表团， 访问了瑞典社会民主党、荷兰工党、法国社会党 。

2007年5月，党主席刘国凯率领的中国社会民主党代表团，访问比利时社会党、丹麦社会民主党、并再次访问了法国社会党。

2007年7月7日欧洲社会党联���代表团邀请中国社会民主党代表团在香港举行会谈。刘国凯等中央领导和香港党部几位领导人、英国党部主任、日本党部代表、以及国内三个省市的领导人也秘密赴港，参与会谈。

中国社会民主党为当今中国民主运动中思想理念系统、成熟；组织健全、完备；国际背景坚挺强大的组织。并拥有在政治、经济、文化、宗教等方面造诣很深的理论人才，和杰出的组织管理工作者，更拥有大量的甚具奉献精神的党员。

中国的社会民主主义事业前途广阔。中国社会民主党一定会在未来中国的政治生活中起举足轻重的作用。

欢迎海内外信仰社会民主主义的朋友们加入到中国社会民主党的行列中来共同奋斗。

中国社会民主党第三届常委会组成人员: 主席:吕易 副主席: 魏晓锋 秘书长: 陈钊 常委兼财政部长: 陈志辉 常委兼监察委员会主席: 梁斌

中国社会民主党关于设立中国“国殇日”的决议

一九八九年六月四日，是中共暴力政权残暴镇压北京天安门学生运动，碾压、枪杀和平示威学生的“屠城日”。为纪念“六四”死难者，警示中华儿女不再使这样的悲剧重演。在纪念“八九.六四”三十周年之际，中国社会民主党中央委员会决定，赞成“天安门母亲”倡议，设立中国“国殇日”为每年六月四日，并将在未来中华永久和平国推动立法，以国家法律予以确立。 特此决议。

中国社会民主党

二零一九年六月三日

中国社会民主党中央委员会常务委员会讨论通过

中国社会民主党中央委员会主席 吕易签署

中国社会民主党救国二十四条纲领（草拟）

当今中国的最大危机，是中共邓小平及其继承者三十多年的“一胎化”计划生育所造成的年轻人口崩塌，国家未富先老危机，能否扭转人口崩塌，事��汉族和中国的生死存亡；其次是边疆少数民族分裂危机；第三是缺乏宪政民主、社会公正和福利造成的道德危机、生态环境危机和社会扭曲危机；针对以上主次危机，中国社民党的救国方略如下： 第一条，汉族是中国的主体民族，也是中华民族的主体，汉文化也是中国的主体文化；汉语是中国国语，汉服是中国传统国服——华服；汉族和中国其他少数民族一律平等；少数民族国民有保持少数民族文化习俗的权利，也有汉化的自由。 第二条，人是地球上最宝贵的资源，人口是国家的根本，我们坚决反对中共邓小平及其继承者强制限制中国国民生育的做法，我们认为：生儿育女是对国家的巨大贡献，人口众多，民族和国家才能兴旺强大，而人口萎靡减少，民族和国家必走向衰落，甚至亡国灭种，被别的民族取代； 因此我们主张国民的福利和退休待遇与生育挂钩，生育子女三孩和三孩以上者，有权享受更多的福利和更高的退休待遇；健康无问题而故意不生育子女者，国家有权对其征收终身社保税。 第三条，中华民族利益高于一切，任何政党、组织、团体和个人的利益不能凌驾于民族、国家利益之上。国家、民族的利益高于个体的利益，但不能以国家、民族的利益为名，剥夺个体的生命权和其他人权。 第四条，我们主张中华本位，继承和发扬中华传统文化，以中华民族和中华文化为主体，并在中华本位的基础上，积极学习世界各民族、各文明的一切优点。 第五条，我们主张宗教信仰自由；但国家、民族高于宗教，任何宗教和信仰组织，不得进行反华反汉的活动和宣教，不得接受外国宗教势力的领导；我们反对中共将宗教问题少数民族化的做法，反对将信奉伊斯兰教的汉族国民划为回族，主张恢复其汉族身份。 第六条，我们坚定维护中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我们主张实行以联邦制国体为主、邦联制为辅的国体，国家由台湾、香港、澳门、西藏、南疆五个特别行政区和联邦各省组成； 我们主张充分的地方自主权，同时建立强大的联邦政府：地方有发展经济的自主权，但不能单方面脱离联邦，联邦政府在人口、国防、外交等方面对地方有统揽权。 第七条，我们谋求建立完善的民主宪政。其内容涵盖：充分的公民政治权利、人身权利和健全的民主政治体制；反对一党垄断社会公权力和个人独裁；一切中国公民应享有同等的权利和义务 ；主张军队国家化，政府法治化，宪法至高无上，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主张建立独立的监察制度和司法体系,从根本上解决干部的腐败问题 ；主张实现有秩序的民主和��纪律的自由。 第八条，中国公民的子女，自动取得中国国籍；出生在中国的外国国籍者的子女，有权加入中国国籍；曾因各种原因失去中国国籍的、身在中国国外的原中国公民及其子女，有权恢复中国国籍；我们主张国家承认双重国籍。 第九条，一切未到退休年龄、具有劳动能力的成年中国公民必须工作，政府有义务对找不到工作的中国公民提供工作；未到退休年龄、具有劳动能力的成年中国公民如果拒绝工作，则无权享受政府提供的社会福利；因生理残疾或受伤而不具���、或丧失劳动能力的中国公民，经认证后可以终生享受社会保障。 第十条，我们反对市场（资本主义）万能论，主张政府积极地、合理地介入社会，以矫正社会扭曲；我们主张混合经济；政府有权兴办和管理公有制企业，并以公有制企业作为充分就业的主要保障，公有制企业有义务汲纳失业人口，并因此享受优惠的缴税政策；政府有权组织公民进行大型项目建设。 第十一条，政府兴建充分的经租房，以缓解中国人民住房的巨大压力；一切中国公民中低收入的有工作者，都可向政府申请经租房。 第十二条，我们主张全民医保；低收入阶层的医保，由政府购买；但未到退休年龄、具有劳动能力的成年中国公民中拒绝工作者，无权享受政府医保。 第十三条，我们主张制定法律，严格限制强制拆迁、强制征地；我们主张施行先补偿、后拆迁政策的原则；拆迁、征地补偿价，不能低于市场价；由私营业主发起的拆迁、征地活动，除非被拆迁者、被征地者同意，否则不能拆迁和征地；强制拆迁、强制征地只有在一种情况下可以施行，就是由政府发起的、涉及国家安全、和公共利益的项目，在出台合理补偿政策后仍遭拒绝情况下，经法院判决授权，可以强拆、强征，但强拆、强拆行动不能损及被拆拆迁者、被强拆者人身附属财产，并给予被强拆者、被强征者法定的补偿。 第十四条，国家兴办充分的公立学校，包括普通中小学、职业中学和技工学校、中等专业学校、艺术特长学校、公立大学、大专；公立的小学和中等学校（普通中学、职业中学、技工学校、中专、艺术特长学校）一律免学费，并设立充分的助学金、奖学金，以帮助穷人的小孩获取充分的职业技能，并且大力扶助穷人小孩中的天才苗子获得深造；彻底扭转现今中国众多优秀苗子因家贫而横遭埋没的可悲现状。 第十五条，改编全国各个年龄段的教科书，去除现行教科书中的共产党派偏见，废除现行政治教材，代之以宪政民主国家公民教材和以民族主义和人道主义为底色的德育教材；宗教信仰团体所办学校有权自行设置宗教教材，但必须采用统一的国家公民教材；公立学校必须采用国家统一教材，并不得采用带有宗教色彩的教材，以增强民族和国家的凝聚力。 第十六条，我们主张国家对金融投机、炒房、炒地皮等投机经济活动进行严格地限制和监督，以保障制造业等实体经济发展、严防虚拟经济泡沫和外国投机者对民族经济的危害，以保障人民生活水平和国民经济健康发展。 第十七条，我们主张维持一个健全的、强大的中产阶级。为此国家必须出台行之有效的反私人垄断法，私人垄断型企业必须依法进行分解，国家扶助小工商业者。 第十八条， 必须彻底清除中共计划生育文化的流毒，重建健全的中华生育文化； 严格限制堕胎，除非证明胎儿畸形或者有严重智障，否则孕妇一律不准堕胎；怀孕和生育的中国女性国民，有义务接受国家的监督和指导；婴幼儿童是民族的希望，我们主张国家兴建充分的育婴设施，国家有权监督公民育婴，破除歪风陋俗，提高民族素质；设立低托费公立幼儿园，提升幼教的质量。 第十九条，我们宽容同性恋群体，但反对同性恋婚姻合法化；我们主张男女平等，但反对女权主义；我们主张建立家庭，主张回归传统孝道和夫妇之道，反对独身主义、反对丁克文化；我们反对西方的性别中性化、男女同厕和绝对的男女平等，主张性别分工，男女有别。 第二十条，我们主张国家严格保护母亲和儿童；妇女生育是对民族和国家的巨大贡献，国家必须出台法律，保证一切中国孕妇有充足的产假、有充足的营养；国家鼓励结婚，但禁止歧视非婚生育的妇女，单亲家庭可根据个人经济条件获得国家抚养金。 第二十一条，为了缓解部分社会成员的痛苦和压抑，控制性病，减少强奸等犯罪，我们主张色情业合法化，但幼儿园、学校、居民区附近不准开设色情业营业点；所有色情业从业人员必须申请执照，并定期接受身体检查。 第二十二条，我们要求制定法律，设立专门委员会，严格限制色情的、或含有色情内容的、挑逗性的文艺、影视、广告、出版物或公开发行的视频、声频、图片；防止腐蚀少年儿童、腐化整个民族。 第二十三条， 我们主张建立人道、环保、利民、节俭的葬丧制度，废除强制火葬，尊重逝者的意愿。 第二十四条，我们主张建立和谐、平等、互利的国际关系；主张对海外侨民和华裔提供有力保护；主张减少对其他国家的经济援助，将此项经费转用于对留学生、华侨华裔和国內贫困人民的资助。 中国社民党秘书长、文宣部部长曾节明执笔 2021.9.6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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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eterchiublack]

曾庆红为何能够影响江泽民挑选接班人【上】 20240619（172）

蔡慎坤@cskun1989[ 2024年6月19日] https://x.com/cskun1989/status/1803299925297635505

曾庆红是江泽民的超级幕僚，也是江泽民时代最有权势的高官，是他影响了江泽民并操纵了江泽民挑选隔代接班人。二零零二年江泽民向胡锦涛交班的同时，曾庆红及胡锦涛共同看好的“隔代接班人”培养对象李源潮在十六大落选中委，只能屈就中央候补委员之后，胡锦涛曾把总书记的接班人培养目标聚焦到了和他一样出身于团中央第一书记的李克强身上。但当时事实执掌中央组织大权的曾庆红却把培养目标从李源潮转移到“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后代习近平身上。

习近平原本是第三梯队里德才貌均毫不出众的一员，对改革开放无尺寸之功；习近平治闽、治浙、治沪无功无过，平平淡淡；习近平长期示人以老好人、温吞水、甘草剂的低调形象，鉴貌辨色，笑迎八方，肆应周旋，无不得体；从而蒙过各派元老，咸以为其无害于任何派别及个人，习近平得以顺利登基。

习近平上台之初，各级官员在正式讲话中都会重复三句话，那就是认真学习邓小平理论，认真学习江泽民的三个代表，认真学习胡锦涛的科学发展观。

习近平在上海市委书记的“就职演说”中，特别加进了《江泽民文选》。他当时的原话是：我一定要在原有基础上，不负重托，不懈努力，忠实履行自身职责，兢兢业业做好工作。一要当好学生。认真学习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江泽民文选》、科学发展观等一系列重大战略思想，坚持理论联系实际，做到学以致用。

当时没有《胡锦涛文选》，已经有《邓小平文选》，习近平只用“理论”二字把邓小平一笔带过，对江泽民特别强调学习他的“文选”，令人不能不回想起“文革”林彪号召全党全军全民都要学“毛选”的岁月，由此可见当时早已经“退休”的江泽民对中共政权依然存在着重要的“指导”作用，而习近平俨然已经模仿着当年林彪效忠毛主席的样子，向江泽民表忠心，当然也是感恩！

习近平就任上海市委书记一个半月，曾庆红亲赴上海，借考察党的高级干部培训之机，为习近平站台。曾庆红此次亲赴上海，他的大秘施芝鸿提前通知上海市委办公厅时特别要求上海方面，只需要习近平一人接机。市委其他领导人和浦东干部��院的领导人都到曾庆红考察的第一站，中共“一大”会址纪念馆恭候就行了。

在习近平被考察和培养的整个过程中，曾庆红心里打的算盘是，看上去忠厚老实而又平庸的习近平比其他人更容易控制。在二零零七年二月底决定上海市委书记继任人选时，江泽民、曾庆红和胡锦涛终于为一项“党内重大决定”达成共识，那就是安排一位他们共同商定的总书记接班人培养对象接掌这个职务，这样非常有利于在十七大上获得较高选票。 做为妥协，江曾同意胡温栽培二十大的党政接班人。

那段时间里，中共官场上流传出曾庆红的一个内部讲话，曾庆红说：对在复杂国内外形势下,，在社会主义建设新时期仍然能够保持清醒头脑,，自觉自愿将个人前途与党的未来、社会主义事业前景紧密联系在一起, 而且确有一定领导工作能力的干部子女，应根据其各自专业、经历，分别在党、政、军各级领导岗位上逐级培养提拔。简单一句话，就是那些不为全民经商大潮所吸引，一心一意从政的干部子女应该成为党的事业的主要依重对象。

曾庆红67岁生日时，身为浙江省委书记习近平和彭丽媛一同去曾庆红家中为他祝寿。在场的曾庆红下属除大秘施之鸿，还有时任中组部长贺国强和常务副部长赵洪祝。当年曾庆红那个关于“不为全民经商大潮所吸引, 一心一意从政的干部子女，应该成为党的事业的主要依重对象”的“内部讲话”，就是出自这个小范围的家庭场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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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四运动在清华

历史篇

　　清华的创建源于美国退款办学，美国企图以这种方式“从知识上与精神上支配中国的领袖”，“使类似（义和团运动）的事件难以再生”。但水木清华、荷塘月色并没有成为世外桃源。清华师生生长于中国的土地上，近代中国的苦难、人民的反抗斗争促进了他们民族意识的觉醒。

五四运动时清华学生在天安门前街头演讲情形 画作/闻一多

　　1919年爆发的五四运动是一场伟大的反帝反封建的爱国主义运动，是中国走向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转折点。运动爆发前，新文化运动的潮流已渗入清华，启迪了学生的爱国主义思想。五四运动点燃了清华学生的爱国热情，他们热烈、自发、勇敢地投入这一洪流中。伴随五四运动而来的是学生自治意识的觉醒和各种新思潮的涌入。 　　 　　五四运动的兴起 　　五四运动之前，新文化运动的潮流已经开始渗入清华。虽然当时清华学校地处北京郊区，交通不便，加上学校严格的封闭式管理，许多学生处于埋头读书、准备出洋、很少过问政治的状态，但是中国涌现出的追求民主、科学的新风吹过了校园的围墙，激荡着清华学子的心灵。《新青年》、《少年中国》等进步刊物，开始在校内少数学生中流传。1919年3月，一部分学生还组织了“白话文学研究会”提倡白话文；在《清华周刊》上也展开过一场文言与白话的小小争论。 　　1919年4月30日，巴黎和会无理地拒绝了中国的正当要求，承认日本对中国青岛的占领，并把德国在山东的权益全部让与日本；对于取消日本强加在中国人民头上的 “二十一条”要求，则借口不在讨论范围之内而置之不理。中国的合理权益被出卖，国人的民族主义情绪日渐高涨。1919年5月4日，北京城内学生举行反帝爱国示威大游行，32名学生被捕。清华学校因在郊区，未能参加白天的天安门集会与游行。是日为星期日，晚间有进城同学返校，讲述了白天城内的爱国热情。消息传来，群情激愤。高等科二年级学生闻一多连夜抄录了岳飞的《满江红》词：“怒发冲冠，凭栏处，潇潇雨歇。抬望眼，仰天长啸，壮怀激烈。……待从头收拾旧山河，朝天阙。”贴在高等科饭厅门口，表示收复失地的决心，爱国热情在清华园里涌动。 　　5月5日，北京各校举行罢课，清华也沸腾起来。上午9时，高等科科长乔万选、中等科科长王国华、高三级级长徐笃恭、高二级级长薛祖康、高一级级长李钟美、孔教会会长孔令烜、青年会会长陆梅僧，召集各级长各会长及各机关领袖共57人在高等科135房间集会，讨论关于山东及青岛问题。议决：（甲）对外：（一）派代表赴京调查北京情形。（二）一切进行与他校取一致行动。（三）要求国会弹劾章陆诸贼。（四）通电巴黎专使请缓签字。（五）通电巴黎和平会议请维持公道。（六）要求总统对于山东青岛问题取坚决手段，上书或派代表。（乙）对内：（七）本晚开全体学生大会。（八）周刊加发号外，并有滑稽画。（九）本校各种出版物加“勿忘国耻”等字样。（十）不用日货。（十一）通俗演讲及传单。 　　5日下午，北京各大专学校在北大三院礼堂集会，有学生3000余人到会。清华学生代表在会上宣布：“我校僻处西郊，未及进城，从今日起与各校一致行动。”当日晚7时半，在体育馆前首次召开清华全体学生大会，陈长桐为主席，向同学报告运动形势。大会决定从5月6日起全校罢课，毕业班同学则提出：“山东问题一日不解决，则我们一日不出洋！”表示要斗争到底。散会后，学生代表在高等科135房间继续召开会议，正式定名“清华学生代表团”，以救国及做外交后盾为宗旨，团长为陈长桐。 　　5月7日，北京各校原定在天安门举行“国耻纪念会”，但被北洋政府派军警强行禁止。9日，清华在体育馆举行了 “国耻纪念会”，“到会除全体同学及中国教员外，闻美教员出席者亦有二十余人。他如校役厨役到者亦甚多”。会上决议通电巴黎，要求中国代表拒绝在和约上签字，并庄严宣誓：“口血未干，丹诚难泯，言犹在耳，忠岂忘心。中华民国八年五月九日，清华学校学生，从今以后，愿牺牲生命以保护中华民国人民、土地、主权，此誓。”会后，将清华售品所和同学所购之日货在体育馆前大操场焚烧，观者皆欢呼。 　　 　　五四运动的胜利 　　五四集会游行后，城内学校很多学生领袖被政府当局逮捕。为躲避军警追查，各校代表应清华邀请聚集工字厅开会，决定为营救被捕同学和扩大五四的影响，立即组织宣传队上街演讲。此后，每天清华都会有一部分同学不顾路远前往北京城内作街头演讲，各人身著制服，精神躍躍，沿途散发传单，高呼演说，以激起一般市民爱国热忱。 　　5月18日，北京各专门以上学校在北京大学举行联合会议，议决北京专门以上学校于19日实行全体一律罢课。此案在京议决后，清华即召集代表团会议及全体学生会议，当即全体表决，与京中各校坚持到底，一致行动。代表团自成立起至放暑假，共召开了常会和特别会议40余次；如遇紧急大事，则召开全体学生大会。在这段时日里，大家都是没���没夜，布置宣传，参加游行。 　　6月3日、4日，北京各校共出动了几千学生上街宣传。清华同学也组织了“救国十人团”和18个宣传队（每队为5~10人）奔赴城内开展反帝爱国演讲，反对在凡尔赛和约上签字，揭露卖国贼的罪行，激发人民的爱国热情和对学生运动的同情支持。政府当局大肆逮捕学生，仅在6月3、4两日内，被捕者达1000多人。拘留所为之人满，以致北京大学法科、理科等校舍也被用作临时监狱来囚禁学生。清华在6月3日有100余名同学进城演讲，被捕达40余人。4日进城演讲人数增至160余人，被捕者近100人。但同学们毫不畏惧。 　　6月5日，清华几乎所有在校学生都进城宣传，而且每人都随身携带了毛巾牙刷，准备被捕坐牢。当日，军警封锁城门阻止学生进城，清华学生不为所屈，回校取来帐篷就地宿营准备抗争到底。这天，北京的东、西、北三面城门被政府当局紧紧关闭，交通断绝，引起人民强烈不满。北京各界人民热烈支持学生的爱国运动。北京商界决定，如果当天下午5时政府还不撤退军警，就立刻宣布罢市。上海工人亦已宣布罢工。反动当局不得不在下午5时左右撤走了看守北大法学院等处的军警，表示释放学生。被捕学生决定必须由政府有关方面前来道歉，否则决不无条件出狱。 　　6月7日，政府代表被迫道歉。6月8日，各校被捕学生在回校前，又在中华门、总统府等地举行游行示威，受到上千上万市民的欢迎。清华还派了代表和军乐队前往欢迎被捕同学胜利返校。6月9日晚，全校举行了联欢会，庆祝斗争的胜利。五四运动迅速席卷全国，得到社会各阶层的广泛支持。6月10日，北洋政府被迫宣布“批准”亲日派汉奸曹汝霖、章宗祥、陆宗舆“辞职”。 　　 　　五四运动的影响

　　学生会成立 五四运动后，在“民主”与“科学”新思潮影响下，清华学生强烈要求实行校内民主与自治。过去校方只允许有级会一类的组织，而不允许有全校性学生会的组织。五四运动中，清华学生代表团成立。1919年11月15日，日本驻福州领事馆破坏抵制日货活动，打死打伤学生和市民多人，制造了“福州惨案”。国人闻之莫不愤恨异常，福建罢市、罢学，京津沪等学界也奔走呼号。27日清华各级学生重选代表,“以便重组代表团与京中学界共同进行”，并起草学生会章程。29日赴城内与各校学生上街游行。12月17日全体学生大会通过了学生会章程。23日晚清华全体学生聚集在饭堂，举行���生会成立大会。清华学生连续参加游行集会引起学校当局不满，校长张煜全派巡警到会场干扰，熄灭了会场灯光，引起学生公愤。学生立即宣布罢课以示抗议，最终迫使张煜全辞职。学生会评议部还组织了校务改良委员会，对学校行政的利弊进行批评，并展开要求改组由美国驻华公使控制的三人董事会的斗争。学生们要求言论自由，《清华周刊》从一向由校长指定主编，改由学生会主编。 　　各种思潮的研究和社团的蓬勃兴起 五四之后，校门大开，社会上流行的各种思潮，如“实业救国”、“科学救国”、“平民教育”、“学生自治”、“工学主义”等均进入校园。“三民主义”、“国家主义”、“共产主义”亦先后传入清华园，并在学生中广泛进行公开的探讨与辩论，各种言论及辩论情况有的还刊载在《清华周刊》上，引起广泛注意。 　　学生中各种社团如雨后春笋般兴起。1919～1920年间，新成立的社团约有50多个。其中突出的有施滉等人组织的“唯真学会”，其宗旨是：“本互助和奋斗的精神，研究学术，改良社会以求人类的真幸福。” 　　爱国热情高涨 随着民族危机的加深，清华学生的爱国热情高涨。1925年，学生会组织全体同学为孙中山送灵，声援上海“五卅”惨案受害者,还组织了三民主义、共产主义、国家主义三种观点的辩论。1926年3月18日清华全体学生参加北京各界5000余人在天安门前召开的国民大会，要求段祺瑞执政府拒绝日、英、美等8国提出撤除大沽口国防设备的最后通牒,抗议日舰12日对大沽口炮击。当游行队伍到铁狮子胡同向执政府请愿时,遭到执政府卫队枪击,打伤150多人,惨死47人，成为“三一八”惨案。清华学生有20多名受伤,大一学生韦杰三中弹牺牲。 　　第一个中共清华地下党支部诞生 经过五四、“五卅”到“三一八”的革命风暴，清华学生中锻炼出了第一批共产党员。1926年初冬的一天，几个年轻人聚集在清华三院的一个房间里开会。这些年轻人都是中共地下党员，他们是：中共北京市委负责人陈为人、清华图书馆职员中共地下党员王达成、清华留美预备部学生雷从敏、清华大学部学生朱莽。在陈为人的主持下，王达成、雷从敏、朱莽三人组成了支部，王达成任支部书记。中共清华的第一个支部就这样悄悄地诞生了。 　　从1926年11月清华成立第一个党支部直到1948年12月清华园解放的22年中，党组织始终坚守在清华大学（包括西南联大时期），从未被打垮，从未消失，并在斗争中不断发展壮大。 往事篇 　　从《清华周刊》看五四中的清华 　　《清华周刊》第170期（1919年5月15日）刊载：

　　●国耻纪念 “本校因五月七日不能集会。故国耻纪念会改在九日下午五时，在体育馆举行。到会除全体同学及中国教员外，闻美教员出席者，也有二十余人。他如校役厨师到会者亦甚多。会序如下：（一）开会辞陈长桐。（二）演说乔万选。（三）青岛痛史姚永励。（四）演说康德馨。（五）读二十一条件潘钟文。（六）向国旗行鞠躬礼。全体：（七）宣誓。全体：（八）唱歌。后由闻君多报告本校学生代表团职员。并由沈君克非读巴黎我国外交专电毕。将售品所及同学收购之日货，在体育馆前大操场焚烧，观者皆欢呼而散。”

　　●国耻纪念会誓辞“口血未乾 丹诚难泯 言犹在耳 忠岂忘心 中华民国八年五月九日，清华学生从今以后，愿牺牲生命，保护中华民国人民、土地、主权。此誓。”并刊有“孔子曰，国亡而弗知不智也。知而不争非忠也。亡而不死非勇也。” 　　五四追忆 　　●五四以前，清华学生的政治兴趣很淡薄，一心一意只想留美……在清华学校内因政治事件而轰动了全校的，以五四为第一次……。五四在清华是个群众运动……，运动中清华的领导人是罗隆基、陈长桐、何浩若等……。学生会日夜开会，我记得会上以罗隆基、何浩若等人的发言影响最大，可以说思想上是罗、何二人领导，组织上则陈长桐做的事多。这时期大家都是日夜干，布置宣传，参加游行……

　　———冀朝鼎 （1916－1924年在清华学习）《冀朝鼎访谈录》

　　●五四运动原是一个短暂的爱国运动，热烈的，自发的，纯洁的，“如击石火，似闪电光”，很快的就过去了。可是年轻的学生们经此刺激震动而突然觉醒了，登时表现出一股蓬蓬勃勃的朝气，好像是蕴藏压抑多年的情绪与生活力，一旦获得了迸发奔放的机会，一发而不可收拾，沛然而莫之能御。当时以我个人所感到的而言，这一股力量在两点上有明显的表现：一是学生的组织，一是广泛的求知欲。

　　———梁实秋 （1915-1923年在清华学习）《清华八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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寻找“中国的纳瓦尔尼”

　　《纽约时报》专栏作家袁莉经常写一些介绍中国情况的文章，往往显得很无知、弱智，我多次批过。她最近又在《纽约时报》发表了一篇极其弱智的专栏文章，值得再批一批。文章的主要内容是说中国有几千名纳瓦尔尼，只不过隐藏着不为人知。连这么多不为人知的人她都知道，消息可真是灵通。

　　纳瓦尔尼是俄国的反对派领袖，曾经被普京下毒，去德国治好了之后又冒险回到俄国。回国又被抓，并判了20年刑，最近死在监狱。人们都怀疑他是被普京搞死的。像这样很有影响的反独裁的反对派领袖，俄国也就出了这么一个，袁莉竟然说在中国有好几千个这样的人，是不是在侮辱纳瓦尔尼？纳瓦尔尼首先是一个很有勇气、有影响力的反对派领袖，袁莉说的中国那几千个人都隐藏着不为人知，当然算不上什么反对派领袖，更没有谁被抓或者被杀，怎么能说这些人都是纳瓦尔尼���？这不是非常可笑吗？

　　袁莉写这篇文章主要是为了推出两个人。一个是任志强，以前可能是袁莉的朋友。她在文章里也说以前认识任志强，任志强被抓之后失联了。另一个是“李老师”，就是账号“李老师不是你老师”的出镜人李颖。袁莉这篇文章发在《纽约时报》中文网时，中文标题就叫做《从任志强到李老师：中国的纳瓦尔尼》。可见重点推出的就是这两个人。

　　我们先说一说任志强。任志强有明确的政治诉求，也敢反独裁、骂习近平，这一点跟纳瓦尔尼敢反普京独裁倒是很像。任志强也有勇气，他知道发表骂习近平的文章会被抓、获重判，果然被判了18年。纳瓦尔尼被判20年，这一点也很像。但任志强跟纳瓦尔尼的相似之处仅限于此，因为他根本没有纳瓦尔尼那种政治影响力。任志强以前粉丝很多，有一定影响力，但那时他是公知，并没有成为异议人士，更不是反对派。虽然他也反对中国政府的某些观点和做法，但又说自己是优秀共产党员，甚至还说过中国目前不适合搞民主，所以他算不上反对派，更不要说反对派领袖了。他成为异议人士是在2020年，写文章反对中国的防疫政策，把习近平骂为小丑，这时才算变成了一个反对派。但他那篇文章在中国国内没有产生什么影响，只是在国外比较轰动而已。他被抓、被判刑在中国也没有引起反响，不像纳瓦尔尼死了，几千人参加他的葬礼，表示对普京的抗议和蔑视。任志强没有这样的影响力，怎么能把他当成中国的纳瓦尔尼呢？

　　至于把“李老师”比作纳瓦尔尼就更为荒唐可笑了，因为“李老师”和纳瓦尔尼没有一点共同之处。任志强好歹还有那么一点共同的地方，李颖跟纳瓦尔尼完全不一样。我以前写文章论证过，账号“李老师不是你老师”有团队在运作，背后很可能是中国政府。“李老师不是你老师”实际上是一个钓鱼号，李颖只是这个账号的出镜人而已。不少人不同意我这个观点，特别是那些在国外混的前中国媒体人，他们对我群起而攻之。《美国之音》的不良记者文灏还反过来说我是中国政府的打手。袁莉显然也不认为“李老师不是你老师”是中国政府的钓鱼号，说这个账号就是李颖一个人在运营。退一步说，就算“李老师”等于李颖，“李老师不是你老师”就是李颖一个人在干，跟中国政府没有关系，那他究竟干了什么能跟纳瓦尔尼相提并论呢？

　　首先，李颖没有明确的政治诉求，更没有像任志强那样敢反独裁、骂习近平。“李老师”做的事不过就是转发一些发生在中国的群体事件的视频，特别火的时候转发过“白纸运动”的视频。“白纸运动”很快就没了，他继续转发的视频就只剩下反对拆迁、讨薪之类了。光转发这些视频怎么就变成异议人士了？作为异议人士必须有自己明确的政治主张、观点，成为反对派甚至反对派领袖人物，应该有能够引起很大影响的政治言论。“李老师”发表过��么有重大影响的政治言论？没有。

　　其次，李颖也没有任志强的勇气。任志强敢在国内发表那么敏感的文章，被抓去坐牢，而李颖却躲在在意大利。哪有“纳瓦尔尼”是躲在国外的？纳瓦尔尼虽然在国外治病，明知回俄国就要被抓，会被害死，可他还是要回去。而李颖没有任何勇气，只会卖惨说自己受到中国政府的迫害、受到死亡威胁，还吓得搬了好几次家。袁莉甚至在文章里说，李颖做好了被谋杀的心理准备。我以前分析过，且不说共产党很早以前就已经定下政策不搞暗杀，即使进入了习近平新时代，要破坏以前定的规矩，也犯不着暗杀李颖或者“李老师”。他算哪根葱呀，有啥影响力？百万粉丝有什么了不得的，里面可能有一半都是买来的粉，剩下可能一半在国外，还有一些是翻墙的粉丝。就算有几十万翻墙粉丝，跟中国的几亿网民相比算得了什么？完全可以忽略不计。我还没被封杀的时候有几千万粉丝，也没觉得自己有多大的影响力。有几十万翻墙粉丝就觉得自己影响力大得可以影响到中国政局，让中国官方非常忌惮，甚至想要暗杀他了，这不是极其可笑吗？如果真那么想，他就属于受迫害妄想狂，真是病得不轻。

　　如果非要在中国找一个很像纳瓦尔尼的人物不可，那么彭立发倒可以算一个。彭立发有明确的政治诉求，也反独裁，敢于指名道姓要习近平下台。他也很有勇气，明知道肯定会被抓、被重判，也敢跑到四通桥上点火、喊口号。他果然被抓了，然后就人间蒸发消失了，至今也还没有被起诉。不知道啥时候会被起诉，会不会被起诉，也许就这样完全消失了。彭立发既有勇气，也有影响力，后来的“白纸运动”喊的口号都用的是彭立发提出来的口号，而且“白纸运动”在全国有好几个城市爆发，所以可以说他有全国性的影响。但他的影响力仅此而已，因为“白纸运动”很快就消失了。“白纸运动”最主要的诉求是解封、取消“清零”政策，虽然有政治诉求，但不是主要的。一旦中国政府对疫情彻底躺平，“白纸运动”也就消失了，彭立发的影响力也就没了。

　　彭立发本来就是突然冒出来的，来得快去得快，虽然有影响力，但很快就没有了，跟纳瓦尔尼没有可比性。纳瓦尔尼长期从事反对运动，影响力不仅大，而且是持续性的，不像彭立发这样昙花一现。纳瓦尔尼有很多追随者，所以他被抓、被害才会有很多人起来抗议。彭立发没有追随者，他被抓也没有引起任何抗议。在这一点上，彭立发跟纳瓦尔尼也没有可比性，他毕竟不是纳瓦尔尼。只不过非要在中国人当中找一个最像纳瓦尔尼的人不可，那就只有彭立发，至少他比任志强更像纳瓦尔尼。奇怪的是，袁莉在这篇文章里根本就不提彭立发，难道她那么无知，连彭立发都不知道吗？不可能。那就是因为提了彭立发会得罪中国政府，才吓得袁莉不敢提。因为中国政府肯定非常恨彭立发，可能比对任志强还要恨，所以他才会人间蒸发。

　　但不管怎样，严格地说，彭立发也不是中国的纳瓦尔尼。中国不存在纳瓦尔尼，在可预见的未来也不可能出现纳瓦尔尼。原因很简单，中国不存在反对党和别的反对派组织，也没有反对运动。中国对社会的控制比俄国严密得多，不允许有反对派组织、反对运动。只要有一点点萌芽，马上就会扼杀掉。所以中国的反对派或者单枪匹马，或者有那么几个朋友、同党，有一个小团伙，不能形成势力，也就无所谓反对派领袖，当然也就没有纳瓦尔尼，因为纳瓦尔尼首先是一个在国内外都有很大影响力的反对派领袖。只要对中国的国情有一点点了解，就知道中国不存在产生纳瓦尔尼的条件。袁莉和那些在国外媒体混的前中国媒体人，说中国有几千个纳瓦尔尼，连一个在国外混的小网红也号称是“中国的纳瓦尔尼”，这就是极其弱智的说法，是对中国国情的极度无知。

　　袁莉还在文章里说，李颖因为发现中国政府请他的粉丝喝茶，就在网上发出警告，要求粉丝取消对他的关注，然后他的粉丝很快就少了20万。这也极其可笑。我以前说过“李老师不是你老师”是个钓鱼号，所以有人给我发私信说，他因为在“李老师”的推文下留言，被公安找去喝茶。我把这事登出来了。过了几天，“李老师”发现他的粉丝在大量减少，可能就想到我的推文指出在“李老师”的推文下留言有可能被钓鱼，被公安找去喝茶。他拿这个作为依据，说明他的粉丝为什么会大量减少。他的粉丝大量减少的原因其实很简单，因为推特管理方这几天在清除僵尸粉，特别是中文推特号的僵尸粉，所以所谓的中文大V的粉丝都在大量减少，包括我的粉丝这几天也少了1万多。为什么我不像“李老师”或者王志安的粉丝减少得那么多呢？因为我不买粉，他们大量买粉，买来的僵尸粉就会被清除掉。我被清除掉的粉丝并不是我买来的粉，很多都是机器粉，还有杀猪盘营销号，所以我的粉就没有少那么多。

　　这种事只要稍微研究一下、观察一下，就知道是怎么回事。但海外中文媒体这些人，包括在英文媒体混的前中国媒体人袁莉之流，居然都相信所谓的“李老师”和王志安的说法，把他们粉丝的大量减少说成是因为他们的粉丝害怕中国公安、国安的迫害，所以吓得赶快删掉。把掉粉变成了一个重大的事件，不仅海外的中文媒体在报道，英文媒体《纽约时报》、美联社也都把这事当真了，这不也是非常弱智吗？正因为有一大批中国的前媒体人在美国媒体上混，导致美国媒体包括《纽约时报》对中国的报道显得非常弱智，所以像袁莉这种极其弱智的文章才会在《纽约时报》登出来。

　　2024.03.02录制 　　2024.03.28整理

[maximumthingdetective]

从维基管理员到煽颠反贼：细数姚纳多和恶俗团队在社交媒体上地危险行为

姚纳多，也被他的用户名“Touhoured”所熟知，是一位活跃在一个非法泄露公民信息的中文网站（支纳维基）的管理员。他来自北京海淀，出生在江西南昌，并在上海建青实验学校读初中。亲父早逝，母亲冯岭梅虽仍在世但离被气死已不远。然而，他的名声不是因为他在网站的编辑成就，而是因为他涉嫌煽动颠覆国家政权并盗取公民个人信息等严重罪行登上了新闻头条。

姚纳多也被戏称为“姚首相”。据姚纳多所在的支维（网站：支纳维基）基地记录，他与张钦瑞等恶俗人士合作，将刘慈欣条目从支维移到恶维（网站：恶俗维基），引起了广泛的议论。此外，在姚首相上任后，他还驱逐了曾经在支维基地工作的元老“左左人”，并开始邀请姨学家（“阿姨学”群体） 参与维基的建设。

虽然姚纳多的影响力实在微不足道，但却狂妄地在公安部门的盯梢下发表了一篇反共宣战书，掺杂着“淫梦语“和各种脏话。这篇文章让他成为了网络硬汉，但也暴露了他自认为可以对抗共产党的奇怪心理。他在文章中口出狂言，声称司法部长傅政华无法对他们造成威胁。

姚纳多的自我膨胀也引起了人们的注意。他和他的团队坚信，他们的危险程度已远超过所有的民运组织，并不把任何民运放在眼里。他们声称能够掀起民众游行浪潮，远超过恶俗这种只能在网上发表内卷对抗和开启无用阿拉伯数字的废物。他们曾私下里谋划建立一个“大恶俗帝国”，声称不仅要大规模开启户籍，还要通过线下肉身行动和恐怖袭击警察局和国家安全部门来颠覆政权。这个由高中生、职校生、药娘、留学生和无业人员组成的“大恶俗帝国陆军”建立起的帝国，其作战经验和纪律的涣散程度是个谜。

2019年6月25日，恶俗人士宋旺霖被捕，成为了姚纳多“革命”路上的第一个牺牲者。然而，姚纳多本人却毫无波动。为了所谓的大业，亲情对他来说是可以舍弃的。目前还不能确定姚纳多大规模开启户籍所带来的危害，但从宋旺霖、钱怡辰和张钦瑞等人被捕以及恶俗系路子被大规模清查这些方面来看，姚纳多的魔怔键政行为可能会将整个恶俗推入危险的境地。煽颠之罪比网络暴力和贩卖黑产罪行还要严重，而这种罪行可能会搭上整个圈子的前途。我们希望恶俗路子、跟风玩恶俗的人、有过网络暴力前科的人早日远离恶俗并断绝与恶俗人士的联系，以免成为爆破的目标。

姚纳多是一个背刺狂魔。作为一个铁血的反贼，他喜欢用“支性”这个词来扣帽子，却毫不自知他和其他恶俗人士其实就是这个词的典型代表。在恶俗圈斗争的过程中，奥克兰大家乐娱乐有限公司被东方红人肉、迫害，并被贴上了维基百科。众所周知，奥克兰大家乐娱乐有限公司是姚纳多的昔日反贼战友。张冬宁是一名豚漫画师和精日大手子，却在姚纳多和丁柏辰等人的逼迫下退出了他的行业。而在张真的被捕后，他们却表示感到十分开心。

总的来说，姚纳多、宋旺霖等人都是极具争议的人物。他们的所作所为在中国社会中造成了极大的伤害，并激起了公众的强烈反感和谴责。人们对于姚纳多和他的恶俗团队的行为不应该姑息，而应该加强监管并采取有力措施加以制止。

[freshdreamwonderland]

从维基管理员到煽颠反贼：细数姚纳多和恶俗团队在社交媒体上地危险行为

姚纳多，也被他的用户名“Touhoured”所熟知，是一位活跃在一个非法泄露公民信息的中文网站（支纳维基）的管理员。他来自北京海淀，出生在江西南昌，并在上海建青实验学校读初中。亲父早逝，母亲冯岭梅虽仍在世但离被气死已不远。然而，他的名声不是因为他在网站的编辑成就，而是因为他涉嫌煽动颠覆国家政权并盗取公民个人信息等严重罪行登上了新闻头条。

姚纳多也被戏称为“姚首相”。据姚纳多所在的支维（网站：支纳维基）基地记录，他与张钦瑞等恶俗人士合作，将刘慈欣条目从支维移到恶维（网站：恶俗维基），引起了广泛的议论。此外，在姚首相上任后，他还驱逐了曾经在支维基地工作的元老“左左人”，并开始邀请姨学家（“阿姨学”群体） 参与维基的建设。

虽然姚纳多的影响力实在微不足道，但却狂妄地在公安部门的盯梢下发表了一篇反共宣战书，掺杂着“淫梦语“和各种脏话。这篇文章让他成为了网络硬汉，但也暴露了他自认为可以对抗共产党的奇怪心理。他在文章中口出狂言，声称司法部长傅政华无法对他们造成威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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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6月25日，恶俗人士宋旺霖被捕，成为了姚纳多“革命”路上的第一个牺牲者。然而，姚纳多本人却毫无波动。为了所谓的大业，亲情对他来说是可以舍弃的。目前还不能确定姚纳多大规模开启户籍所带来的危害，但从宋旺霖、钱怡辰和张钦瑞等人被捕以及恶俗系路子被大规模清查这些方面来看，姚纳多的魔怔键政行为可能会将整个恶俗推入危险的境地。煽颠之罪比网络暴力和贩卖黑产罪行还要严重，而这种罪行可能会搭上整个圈子的前途。我们希望恶俗路子、跟风玩恶俗的人、有过网络暴力前科的人早日远离恶俗并断绝与恶俗人士的联系，以免成为爆破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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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维基管理员到煽颠反贼：细数姚纳多和恶俗团队在社交媒体上地危险行为

姚纳多，也被他的用户名“Touhoured”所熟知，是一位活跃在一个非法泄露公民信息的中文网站（支纳维基）的管理员。他来自北京海淀，出生在江西南昌，并在上海建青实验学校读初中。亲父早逝，母亲冯岭梅虽仍在世但离被气死已不远。然而，他的名声不是因为他在网站的编辑成就，而是因为他涉嫌煽动颠覆国家政权并盗取公民个人信息等严重罪行登上了新闻头条。

姚纳多也被戏称为“姚首相”。据姚纳多所在的支维（网站：支纳维基）基地记录，他与张钦瑞等恶俗人士合作，将刘慈欣条目从支维移到恶维（网站：恶俗维基），引起了广泛的议论。此外，在姚首相上任后，他还驱逐了曾经在支维基地工作的元老“左左人”，并开始邀请姨学家（“阿姨学”群体） 参与维基的建设。

虽然姚纳多的影响力实在微不足道，但却狂妄地在公安部门的盯梢下发表了一篇反共宣战书，掺杂着“淫梦语“和各种脏话。这篇文章让他成为了网络硬汉，但也暴露了他自认为可以对抗共产党的奇怪心理。他在文章中口出狂言，声称司法部长傅政华无法对他们造成威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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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prp-gaoyi]

关于中华和平革命党（CPRP）党员提交退出中共及其（或其）一切附属组织声明的通知

中华和平革命党（CPRP）认为：中共及其一切附属组织都是反人类的极右翼纳粹法西斯恐怖分子。

由于共产纳粹中共极右翼法西斯在中华民国沦陷区的愚民独裁统治，绝大多数我中华民国沦陷区父老乡亲、兄弟姐妹、同胞百姓都曾经懵懵懂懂被中共法西斯诱骗加入过中共及其附属组织。

很多人在青少年时期幼稚无知之时被中共欺骗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和“中国少年先锋队”。

这些情况中华和平革命党（CPRP）已经掌握，请大家也不用担心。

大家只需在加入中华和平革命党（CPRP）时声明退出中共及其（或其）一切附属组织就可以了。

同时，凡成为中华和平革命党（CPRP）的党员，则自动退出“中国共产党”、“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和“中国少年先锋队”。

申请加入中华和平革命党（CPRP）时，需亲自声明退出“中国共产党”、“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和“中国少年先锋队”。

已经加入中华和平革命党（CPRP）的党员，但未声明退出中共及其（或其）一切附属组织的人，需补交声明。

中华和平革命党（CPRP）中央党部党员主席高艺在这里首先带头声明：

和平革命，光复中华。汉中高艺声明：

我是中国人！我声明：我自愿退出中共及其（或其）一切附属组织！为光复中华民国、完成孙中山先生革命理想、实现中华民族的民主解放——团结一切民主革命力量奋斗终身！

声明人：高艺

中华和平革命党（CPRP）���部党员收到通知后需择时补交此声明。

中华和平革命党（CPRP）

中华和平革命党（CPRP）中央党部

党员主席：高艺

2022年12月21日

[slamdunk11]

2018年，脸谱网的丑闻：数据泄露、干预选举、高管离职、股价暴跌

018年，本该是马克·扎克伯格真正开始修复脸谱网的一年，这是首席执行官的年度自我改善计划项目，回顾脸谱网的2018年，或许可以肯定地表示，很少有人在执行新年计划方面，做得如此失败，2018年，脸谱网丑闻不断，导致政府和媒体前所未有的密切关注和审查，用户的强烈反应，高管不断离职，以及股价暴跌。

2018年，脸谱网暴露出来的丑闻，其实已经酝酿了很长一段时间，而这很大程度上与该公司的根基有关，脸谱网是采取基于大量用户，赚取广告费的商业模式，建立在大规模数据收集的基础之上。但对于这家硅谷的社交媒体巨头来说，2018年无疑是一个重要转折点，而未来，脸谱网将何去何从，目前尚不清楚。那么，2018年，到底发生了什么？又将发生什么改变？

一、2018年，脸谱网丑闻不断

1、剑桥分析公司的数据泄露丑闻

考虑到剑桥分析公司的数据泄露丑闻事件，给脸谱网带来了多大的压力，该事件最终可能成为脸谱网历史上影响最大的丑闻，在2018年，这并不是一个全新的故事，不少新闻媒体已经就唐纳德·特朗普的总统竞选团队，聘请这家总部位于英国的数据分析公司展开调查。然而，来自《纽约时报》、英国《卫报》和《第四频道》的轰动一时的报道，让全世界都知道，脸谱网与第三方开发商分享了多少用户数据（特别是在2010年至2014年之间，之后，脸谱网开始阻止他们的访问权限），脸谱网却从没有告知其用户，他们的信息丢失了多少，以及如何丢失的，以及外人是如何轻易地获得这些信息数据。

2、数据共享

在接下来的几个月内，新闻媒体和国会议员们，将更多地了解脸谱网，是如何建立自己的业务，不是通过“销售数据”（其高管所否认的指控），而是通过收集、交换数据，并将其公之于众。脸谱网让黑莓等设备制造商能够访问数据；其拥有Netflix、Spotify、甚至俄罗斯的搜索引擎Yandex等这样的合作伙伴，这些合作伙伴在被其他公司拒之门外的情况下，却从脸谱网获得了大量的用户信息数据。这些爆料来自《华尔街日报》、英国议会受理的一宗美国诉讼的法庭文件、以及《纽约时报》，其中《纽约时报》的爆料新闻，可能是最引人注目的。尽管一些人认为，最新披露的信息要么是夸大其辞，要么是早已众所周知，但有一点是明确的，那就是脸谱网已经失去了新闻媒体和公众的信任。现在的一个大问题是，这些数据共享协议是否违反了脸谱网，于2011年和美国联邦贸易委员会达成的同意法令，该法令禁止在未通知用户的情况下，与其他任何单位或个人共享用户数据，还可能会产生巨额罚款。

3、数据泄露

虽然数据共享是脸谱网设计的一个特点，但信息也可以超出脸谱网的控制，去年10月，该公司宣布，多达3000万用户的数据，在一次大规模黑客攻击中遭到了泄露，其中一些数据敏感程度不亚于宗教信仰或位置信息，仅仅两个月后，一个漏洞使得多达680万用户的照片变得不堪一击。

二、世界各地假新闻的致命影响

我们生活在一个被一些人称之为“后真相”的时代，虚假信息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容易传播，真正的新闻和独立媒体却被贬为“虚假传媒”。这不能仅仅归咎于社交网络，但其肯定需要承担很多责任——尤其是脸谱网，其规模如此之大，以至于其产品在世界某些地方大部分或全部替代了互联网。2018年，联合国表示，脸谱网在缅甸已经变成一只“野兽”，脸谱网通过允许在平台上，提供有关罗兴亚人的虚假的和令人憎恶的信息，从而助长了缅甸其他人与罗兴亚人的种族冲突；在规模较小的情况下，脸谱网也被指控对斯里兰卡和尼日利亚的种族冲突，产生了类似的影响；在印度，该公司不得不改变其加密即时通讯服务WhatsApp的运行方式，这与此前在该应用程序上传播的谣言与致命暴力有关；在美国，反对脸谱网假新闻事件，主要集中在臭名昭著的右翼阴谋理论家亚历克斯·琼斯身上，包括脸谱网在内的科技平台（脸谱网是跟随，而不是主导这项努禁令），禁止琼斯登陆他们的平台，而且是在帮助琼斯获得巨大的人气和影响力之后。

三、俄罗斯干预选举的持续后果

俄罗斯干预美国总统大选和干预英国脱欧公投的说法，可能在很早就出现了，但在2018年，我们了解到更多关于俄罗斯特工如何利用社交平台，尤其是脸谱网、Instagram和推特，散布虚假信息，在美国选民中传播分歧立场。例如，12月份发布的两份报告中，详述了俄罗斯涉及的广度，强调科技公司在遏制这一问题上几乎无能为力，这些���告还显示，Instagram的形象比其母公司脸谱网的形象更干净，在其影响力方面比以前认为的更强大。

四、政府审查和监管风险

数据泄露丑闻和俄罗斯干预选举丑闻，导致世界各地的议员和政府官员展开调查、提起诉讼、在国会和议会举行听证会，对脸谱网的运营、商业模式和过去的主张进行审查。脸谱网的高管们，不得不亲自回答数百个问题，不过值得注意的是，扎克伯格避免了面对他的一些最强硬的对手：比如，英国下议院数字、文化、媒体和体育委员会主席达米安·柯林斯，欧洲颁布了一项全面的数据隐私法，对整个科技行业产生了影响，但脸谱网的各种丑闻，帮助美国国会议员，加大了针对该公司最赚钱的市场进行技术监管的讨论。

五、脸谱网曝光内部管理混乱

直到今年之前，脸谱网一直被认为是一家领导层团结一致、很少有高管离职的公司，2018年，情况发生了变化，据报道，脸谱网最有价值的两笔收购WhatsApp和Instagram的创始人之所以离职，是因为他们对自己所创立的平台的未来存在巨大分歧，包括对母公司脸谱网不断追求盈利的担忧。脸谱网的隐私主管离职了，通讯和政策主管也离职了，扎克伯格，特别是是首席运营官谢丽尔·桑德伯格，曾经是拥有众多崇拜者的高管，但在2018年，他们的公众形象也严重受损。扎克伯格是他创建的公司的化身，但是，越来越多的人，认为他冷酷无情，其权力欲大得可怕。《纽约时报》的一篇报道，详细描述了脸谱网聘请共和党背景的公关公司Definers，以转移外界对该公司的批评，并调查索罗斯和反社交媒体草根组织的关系，以作为其损害控制措施的一部分，而桑德伯格是在俄罗斯干预选举丑闻和剑桥分析公司的数据泄露丑闻后，领导脸谱网转移公众关注目标行动的人之一。

六、那么，现在怎么办？

或许最重要的是，2018年，对用户和监管机构来说，似乎是一个需要深思熟虑的时刻，脸谱网在人们的生活和整个社会中的无所不在的、经常是有害的角色变得更加难以忽视。帕森斯设计学院的副教授和脸谱网最直言不讳的批评者之一大卫·卡罗尔表示：“这只能归结为网络影响（一种产品拥有更多用户，使其变得更好的经济概念），以及通过设计创造技术垄断的意图，一方面创造了巨大的便利和巨大的能力，但也集中了力量。”卡罗尔请求英国政府获取剑桥分析公司所收集的选民数据。

2018年，脸谱网失去的最重要的东西是其可信度，卡罗尔指出，在俄罗斯干预选举、剑桥分析公司的数据泄露丑闻和聘请Definers这三起丑闻中，“掩盖事实比犯罪更糟糕”，脸谱网不断改变其解释，隐藏关键信息，并试图淡化其造成的伤害。此外，脸谱网在让人们充分了解的情况下，不断泄露用户数据，不可避免地会招致强烈反对。脸谱网对各种丑闻事件的处理，并没有起到什么作用：其在回应中变得死板，不断重复“我们需要做得更好”，而在其他时候则过度防御，甚至在语气上过于居高临下。

在整个2018年，在脸谱网的用户中，“删除脸谱网”的运动时有发生，在圣诞节前的前一周，研究人员发布了有关俄罗斯影响力行动的报告，以及《纽约时报》也发布了数据共享调查，又出现了最新一次的飙升。许多人，包括有影响力的记者，在推特上宣称，他们彻底的删除退出了脸谱网，这个平台的强大之处，在于其用户的数量，如果用户真的大量离开，特别是在美国和欧洲，那里是脸谱网的广告收入最多的地区，这对脸谱网来说，将是一个巨大的隐患，因为脸谱网的投资者非常关注用户的数量。该公司在这些地区，已经失去了不少用户，如果最新的丑闻曝光后，有更多的用户退出，当然，我们将在明年1月该公司的财报公布后得知，是否有更多的用户是否真的退出，也就是说，大多数人并不能真的离开脸谱网，因为脸谱网可能是他们与家人、家乡、学校、企业、组织和支持团体联系的唯一渠道。

卡罗尔表示，脸谱网遭到强烈反对的一个潜在后果是，监管机构将使其用户数据变得更有可移植性，即用户可以轻松下载数据并将其转入新的平台，这在技术上是一个可实施的规则，这将使用户更容易将所有信息转移到新的、更好的平台，转移到脸谱网的潜在竞争对手那里，卡罗尔说道：“这就像制定法律，你可以保留你的电话号码，你可以随时更换你的通信服务商，这将创造前所未有的市场竞争。”

为了实现这一目标，各国政府需要采取行动，2018年，是许多脸谱网用户觉醒的一年一样，对于政府来说也是同样如此，卡罗尔表示，在美国，人们在政策层面的讨论对其进行限制，这在几年前也是不可想象的，而在脸谱网的 2018年传奇故事中，最重要的时刻，也许是英国议员和监管机构在对剑桥分析公司的数据泄露丑闻的调查中，脸谱网能够勇敢的站出来面对。

在全球拥有20亿用户的脸谱网，大到不能倒闭，如果用户继续留在该平台及其姊妹应用程序上，要么只能无视丑闻，要么只能下定决心删除并退出脸谱网，但这会让他们损失太多，对广告商也是同样如此，而且资金将会持续流入该公司的资金池。自今年年初以来，脸谱网的股价暴跌了大约三分之一，与2018年的股价峰值相比暴跌了约40%，但这一峰值，出现在剑桥分析公司的数据泄露丑闻曝光之后，表明脸谱网能够承受丑闻的打击。而且，证券分析师基本上依然喜欢脸谱网，并相信其业务，人们对脸谱网的信任可能会明显降低，但卡罗尔表示，如果没有其他选择，“我们都将不得不接受脸谱网，即使它是一个恶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