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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hihlun · 23 days a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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風景的螢幕實踐第1回　中平卓馬與西澤諭志的權力＝風景論【前篇】

風景的螢幕實踐｜佐佐木友輔

第1回　中平卓馬與西澤諭志的權力＝風景論【前篇】

由影像創作者暨媒體研究者佐佐木友輔執筆，圍繞電影、攝影、美術與動畫中的「風景」與投射風景的「螢幕」為主題，縱橫論述各式作品的連載文章。以1970年前後的「風景論」爭辯為出發點，企圖加以更新。本篇首回將攝影師中平卓馬與西澤諭志對照，以大阪萬博為關鍵轉折點，思索現代社會中權力＝風景的樣貌。中平卓馬——風景的殘骸（Detritus）

中平卓馬與《風景的死滅》

1971年10月25日發行的松田政男著作《風景的死滅》（田畑書店）封面，使用了中平卓馬拍攝的海景照片。這張照片也出現在中平於1970年出版的《為了未來的言語》一書中，為書中跨頁照片右側經裁切後使用的版本。畫面上方三分之一為天空，下方三分之二則為白浪翻湧的海面，水平線略為右斜��下。水面上的複雜紋理、拍攝當下的模糊與晃動、粗顆粒感等元素交織在一起，構築出難以分割的視覺關係。再透過高光澤的銀墨印刷，反射出帶有物質感的黯淡光澤。

取下書衣後，書本本體的封面也同樣使用了海景照片，這次是取自《為了未來的言語》跨頁左側經裁切後的圖像。畫面中省略了天空，以海面全面覆蓋畫面為設計。印刷質地比封面更為粗糙，一眼看去甚至難以辨認是否為海洋。既像是沙灘表面的紋理，也彷彿是印表機故障所致的錯誤印刷。

如眾所周知，這種模糊晃動的照片正是中平卓馬在《Provoke》時期的典型風格。拍攝者或被攝者的移動造成的晃動與模糊、粗顆粒、曝光過度或不足、無視水平線的不穩定構圖……這些靜止畫面中卻具有動態特質的風景，既可視為中平攝影行為的刻印記錄，也強烈主張那是由「攝影機之眼」——與人眼截然不同的視角——所捕捉的風景。中平排斥那些如內心反射或意識形態投影般的主觀、感傷攝影，致力於將攝影作為如實記錄事物的工具。

《風景的死滅》收錄了許多與1960年代末至70年代初「風景論爭」有關的松田重要論述。而中平也是這場論爭的中心人物之一，透過攝影與言說雙重實踐，發展出獨自的風景論。若讀者對當時論述不��熟悉，聽到「風景論」一詞，或許會以為是探討「以風景為主題的攝影」或「應該記錄哪種風景？哪種風景最美？」這類直觀問題。但對中平而言，「風景」是如同「一層塑膠膜般的面紗」，遮蔽了應真正凝視之物的存在。

某個夜晚，或許是清晨，我匆忙爬上地鐵的階梯。就在轉角處，與兩位少女不期而遇。她們短暫地愣住，確實是兩位少女。高個子的是姊姊，矮個子的是妹妹——這也無誤。但當我開始凝視她們，她們迅速失去「姊姊」、「妹妹」、「少女」的特質。我急促地、盡可能大聲地喊著：「少女們、姊妹們、建築物、工業區，這是少女啊！」若不這麼做，這些事物就會被從我頭顱頂部下垂的那層塑膠面紗所吞噬——這層面紗才是將我眼前一切事物還原為所謂〈風景〉的元兇，這點已不言自明。

當某物乍現於眼前，人往往將自身內在或意識形態投射其上、賦予意義，並用「風景」這層面紗將之覆蓋，從而無法看清真實的現實。為對抗此現象，中平選擇捨棄嚴格的取景與構圖，有時甚至不透過觀景窗，任憑直覺與偶然拍攝，即所謂的「模糊晃動攝影」實踐。他的目標不是捕捉風景，而是在風景將其覆蓋前搶先按下快門，揭露其背後真正存在之物。

進一步來說，中平的風景論也受到了松田政男提出的「作為權力批判的風景論」的影響。松田曾針對1968年連續槍擊事件犯人永山則夫的動機提出見解，認為永山是被國家權力強加的均質化風景所逼迫，才開槍試圖撕裂那景觀。中平亦呼應此說，指出：「若要撕裂被權力均質塗抹的『風景』，只需一聲槍響，一道閃爍的刀光便已足夠。」那份模糊晃動所帶來的粗暴感，正蘊含著如刀劍揮下的軌跡或子彈命中的衝擊。中平的攝影，是風景的屍體，是風景被殺害現場的記錄。無止盡的貓捉老鼠遊戲

然而，「模糊晃動攝影」迅速樣式化與形式化，不僅無法再撕裂風景，反而變成模糊投射拍攝者內在的手段。具體實例便是中平對「發現日本(Discovery Japan)」（以下簡稱D・J）活動的猛烈批判。D・J 是國鐵（今JR）於1964年東京奧運與1970年大阪萬博後為避免旅遊熱潮冷卻而發起的觀光推廣活動。初期的幾張海報（如第2號、第3號），以模糊晃動手法拍攝結合了現代都市女性與鄉村風景的畫面，營造出「美麗日本」、「美好舊時代日本」、「故鄉」等難以具體指認的匿名式、抽象式圖像，激起觀者的旅遊情感。中平尖銳指出：「就如1970年萬博成功地轉移了我們對70年安保的關注，最終讓民族主義獲得歡呼，這個D・J活動亦具有將我們的視線自現實中的種種問題引開，並持續鼓吹民族主義的政治功能。」

對D・J的批判進而演變為對自己過去風格的反思與否定，中平捨棄原先的模糊晃動攝影，徹底排除個人情緒或意義投射，嘗試捕捉事物本來面貌。例如他在1971年巴黎青年雙年展中展出的裝置作品《循環——日期、地點、行為》，每天拍攝並當天沖印、展示，照片填滿整面牆、地板與接待台，營造出多視角、多元空間，對抗「我與世界」這種從單一視角理解世界的西方式遠近法構圖。他於1973年將這些實踐概念化為「植物圖鑑」，主張應該捕捉的是物對人的注視，而非人對物的情感投射。此過程中，中平的照片也逐步由模糊晃動轉為清晰、由夜晚轉向白晝、由黑白轉為彩色。

若硬要借用風景論的詞彙來說，中平可謂窮其一生，不斷切裂眼前出現的風景。然而，當他撕開破爛的面紗、試圖捕捉真實時，那景象轉瞬間又凝固成新的風景，視野再次被不可見的面紗覆蓋。若欲以另一手段再度撕裂，又會有新的風景湧現並阻擋視線。如此周而復始，宛如無盡的貓捉老鼠遊戲……

其實這不僅是中平作家的個人問題，或權力過於強大的證明，更關乎「風景」概念本身的侷限。文學評論家加藤典洋指出，「風景」的混亂來自於兩種相反行為同時被「風景」一詞涵蓋：一是將某地經驗對象化所形成的「風景化」；另一是風景本身被視為觀看對象而廣泛定著的「風景」。依此劃分，中平的攝影終究仍是「風景化」的範例——只是另一種尋找新風景的嘗試。即使是清晰的彩色照、多視角的裝置作品，一旦發表，就會被定型、樣式化、對象化，進入應被觀看的「風景」之列。只要繼續使用「風景」這一概念，我們就永遠無法真正逃脫風景。若真有自由的一刻，那也僅是舊有風景被新的風景取代前，那段短暫的過渡時期而已。

風景的殘骸——回顧展《中平卓馬火―氾濫》

自2024年2月6日至4月7日，在東京國立近代美術館舉辦了中平卓馬的回顧展《中平卓馬火―氾濫》（策展人為攝影評論家暨攝影史學者增田玲）。對這場展覽，我懷有一絲擔憂——是否會將中平卓馬整個人生對象化，作為某種凝固成型的「風景」來呈現？從模糊晃動的攝影風格到「植物圖鑑」的創作，歷經急性酒精中毒導致的失憶，最終成為如純粹攝影機般，持續記錄現實的偉大攝影家——這樣的神話。或者，被視為投入與「風景」之間一場注定無法獲勝（同時也無法完全敗北）的戰鬥之中、悲劇又英雄的攝影家——這種浪漫化的想像。如果將中平對風景不斷切裂的苦行姿態加以通俗化，那他也可能被歸類為「一位不斷逃離陳腔濫調表現的攝影家」，成為另一種陳腔濫調。

然而，這些不安終究只是杞人憂天。毫無諷刺地說，在展場中，我一張也沒有看到能被稱為「如實記錄現實」的照片，也幾乎沒有見到任何企圖偽裝那類影像的展示設計。映入眼簾的，是龐大的風景殘骸——中平所切裂、撕成破布的風景面紗的碎片，有的作為「作品」，有的則作為「資料」或「記錄」呈現。

之所以產生這樣的印象，是因為展場中陳列的，多半並非強調藝術品獨一性與原真性的底片或原始印刷品，而是刊登於雜誌或書籍封面、裝置藝術的記錄照片等——這些反而強調攝影為複製技術媒介之性質的物品。其中甚至包含了一些在二手書店或拍賣網站上仍可購得的資料（雖然可能價格偏高）。這些大量生產的媒體，有些甚至原本就不以長期保存為前提，有的會被隨意翻閱、塗鴉、裁剪。借用電影與電視研究者保羅・格雷因奇（Paul Grainge）的用語，這類媒介可稱為「短暫媒體（Ephemeral Media）」。

“Ephemeral”這個詞原意是短暫、稍縱即逝，在媒體研究中還帶有邊緣性、一次性與可拋棄性等含義。或者，為了更進一步強調這些短暫媒體雖薄弱但仍具有物質性的特質，也許應採用電影與媒體研究者阿梅莉・海斯蒂（Amelie Hastie）提出的「殘骸（Detritus）」概念——原意為「碎片」或「有機堆積物」*。

將中平的照片視為「風景的殘骸」，其意義之一在於，將這些影像作為過去實踐過程中所產生的副產物或廢棄物來對待，有助於避免過度神話化與理想化，同時分析當時人們所處的「權力＝風景」的動態樣貌，以及對其各種抵��實踐的方式。

中平經常選擇以偽裝成他所刊登媒體的方式呈現自己的攝影。舉例來說，在名為〈囚禁之旅〉的報導中，他在看似觀光地的照片角落加上說明文字，例如「就像DISCOVER JAPAN海報中那樣的摩登打扮」、「再次不斷拍攝證據照片，反覆獲得安心」等，對觀光客的視線加以諷刺。

表面上看來，這與中平自己曾批判攝影被用作語言插圖的言論似乎相互矛盾，但他並不執著於原則與主張的一貫性，而是優先因應「權力＝風景」每次變形後的樣貌，展開如游擊戰般的實踐——偽裝成敵人、寄生於敵人體內，從內部動搖、破壞之。

特別是當他偽裝成雜誌等短暫媒體時，實際上是在拒絕讓自己的攝影成為具永恆價值的紀念碑，而是鼓勵觀者將這些影像作為暫時性文獻，使用一次即丟，最好在它們凝固成「風景」之前就丟棄。

引入「殘骸」概念的另一個意義，是透過強調攝影的物質性，使本應是個人且僅一次性的風景經驗、或原本抽象且無形的權力得以具體化，從而能夠被收集、組合、改造與破壞。即便只是殘骸，中平的照片也非歸於虛無，而是作為具有短暫物質性的「物」留存至今。若非如此，我們便無從得知中平過去所身處的「權力＝風景」為何，也無從理解他進行了怎樣的抵抗。

透過觀看那些具實體的照片——重複翻閱、塗鴉以創造新風景、收集後並列於桌上仔細比較、依時間順序排列來追蹤權力變化的樣貌——我們便��嘗試想像那些殘骸出現之前的風景原貌，或構想出與既有風景不同的風景。透過這樣的「接觸」體驗，我們不只是以知識方式理解歷史，而是以身體實感，體會自過去至今那層層堆積的歷史厚度。這些「風景的殘骸」所堆砌而成的土壤，正是我們當下觀看世界的視角與新風景之所以能構築其上的基礎。

*在這裡，也讓人聯想到阿梅莉・海斯蒂（Amelie Hastie）為說明「殘骸（Detritus）」概念而舉的便利貼（Post-it）例子。便利貼是用來記下靈光一閃或備忘的東西，當完成其功能後就會被丟棄，具備短暫媒體的特性。然而，海斯蒂也關注於便利貼上遺留的無數思考碎片——這些片段如何被解釋、翻譯、拼接，最終形成一個完整的想法或概念。媒體研究中的「殘骸」亦同樣如此：它們是某種經驗或記憶所留下的知識碎片，透過蒐集、組合與銜接這些碎片，我們得以重建它們在變為殘骸之前的樣貌，以及使用這些媒體的經驗歷程。出處：Hastie, op. cit. p.1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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