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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lgzx · 6 years a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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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相网2018.6.30】今年的7月1日是中共建党97周年。中共从其成立之日起，就充满了谎言。中共的历史，就是一部谎言的历史。中共制造的谎言难以计数，本文将从中共成立之后近百年的历史中，选取具有代表性的十大谎言，来还原历史的真相。

谎言之一：“七一”是党的生日

中共每年庆祝的所谓“七一”党的生日都是假的。根据海外中共党史专家司马璐的考证，中共建党确实的日期应是1921年7月23日，是毛泽东将7月1日错订为党庆日。

毛泽东在1940年的一个讲话中，公开为中共建党日期拍板。毛说：“7月1日是中国共产党的生日，明年是党的20周岁，我们党从7月1日起庆祝一个月。”随后，延安新《中华报》发表社论，号召全党准备于1941年7月1日庆祝党的二十周年纪念。1941年6月，中共中央正式发表文件，以7月1日作为党的“诞生日”。

据司马璐回忆，早在他1937年10月抵达陕北之初，中共并无党庆之说。在他的印象中，苏联的国庆（11月7日）就是中共的党庆。在当年11月7日，他所在的青年训练班学员的伙食都加了菜，甚至吃到了肉。当时的政治指导员乐少华还即席讲话：“同志们，今天是伟大的苏联十月革命的纪念日……”。

早期中共党人如邓中夏和李维汉，都说是1921年6月。根据是1921年6月中旬，上海临时中央发出通知，中共一大定于1921年6月30日举行。然而，事实上，由于当年6月底，准备参加会议的代表多数没有到上海，所以决定改期。

据中共“一大”代表陈公博回忆，一大是在1921年7月20日召开的，不过，陈公博和周佛海的回忆提到的1921年7月底的上海社会新闻倒是为中共成立日的确定提供了有力的佐证。据陈、周二人回忆，当时陈公博带着新婚夫人到上海，住在大东旅社。“一大”在上海停会之日，他们夫妇的隔壁房间“当晚发生了一件奸杀案，开了��枪，打死了一个女人”。因陈公博住处出现凶杀案惊动了警方，加上法租界巡捕又到会场搜查，代表们便转移到嘉兴南湖上开了一天会，便结束大会。是以，查到这次凶杀案的时间，便能查证会议的召开日子。

果然在1921年8月初的上海《申报》上有“大东旅馆发现谋杀案”的记载，案发时间为7月31日凌晨。这一命案日期前推8天，恰好是7月23日，

后来在苏共提供的共产国际的中共档案中，发现了与会的武汉代表陈潭秋在莫斯科写的回忆以及共产国际驻赤塔特派员的报告，他们都认为“一大”是在7月23日召开的，在上海开了8天。

司马璐1978年从其苏联朋友那里得来的原文资料，也证实中共“一大”是在7月23日召开的。1980年中共的《人民日报》则首次承认了中共建党是在1921年7月23日的说法。

谎言之二：红军长征是北上抗日

按照中共一贯的说法，当年红军长征是为了“北上抗日”。但事实上，1934年10月中共中央与中央红军撤离江西苏区时，并没有具体的前进目标，此后目的地多次更改，其中没有一次与“北上抗日”有关。红军长征其实是一次大逃亡，与“北上抗日”根本扯不上边。

从1933年10月开始的国民党第五次“围剿”，由于采取了构筑碉堡群包围“苏区”、步步为营的战术，不给红军打游击战、运动战的机会，使红军屡次受挫。1934年4月，“中央苏区”北方门户广昌失守，红军元气大伤。中共已无信心守住江西“苏区”。6月10日前后，中央政治局召开扩大会议，讨论“突围”事宜。周恩来提出，有两个方案∶第一方案是向东北方，沿闽、赣边转移到沿闽、浙、赣边，��以威胁国民党心脏地区江、浙一带。第二方案是向西南方赣粤边突围。周主张采取第二方案，毛泽东主张第一方案，林彪、彭德怀赞同毛的意见。结果通过了周案而散会。

显然，这两个方案均未将“北上抗日”考虑在内。

次日，中共“总负责”博古（原中共总书记向忠发叛变后，中共首脑一般不再称总书记，而称总负责。）、共产国际军事顾问李德、朱德、周恩来、项英、龚楚开会研究突围的准备工作。这时，“博古提出以抗日名义，派先遣队两队北上，��红军主力突围试探。”会议决定∶

一，由方志敏率“红军抗日第一先遣队”，“向衢州方面挺进，创造皖、浙、赣根据地。”二，组建第六军团，“以萧克任军团长，称为红军抗日第二先遣队，向桂东、汝城间突围，沿湘桂边界北上湘西，与贺龙会合，准备策应红军主力突围后的行动。”三，“将粤赣军区改为赣南军区……以龚楚任军区司令员兼政委，刘伯坚为政治部主任，负责部署突围准备工作。”

由此可知，“红军抗日先遣队”并无抗日的任务，也无北上的意图。中共组建“红军抗日先遣队”，纯为突围打个招牌，与“抗日”毫不相干。

博古是党内留俄派首领，在共产国际支持下成为党内头号人物，实际是书生一个。“抗日先遣队”的招牌固然响亮，可日本人远在三千里之外，老百姓不明白它如何抗日，政治效果几乎为零。军事上更行不通。第一先遣队被击溃，方志敏被俘，残部退回闽北。第二先遣队也折损大半，仅剩一千人与贺龙部会合。据龚楚说∶“这两个抗日先遣队的派遣，无论在政治影响上，军事行动上，均无补于红军主力的突围，徒然分散了兵力，招致重大的损失而已。”

不过，若无博古那个主意，中共历史上将不会有“抗日先遣队”一词，后来中共也就不会有红军“北上抗日”一说了。所以，博古提出“以抗日名义派先遣队”，后来竟给了中共一个用以自我吹嘘的资本，或许不能说一无是处。

1934年12月，中共中央与中央红军经湖南广东交界处之通道县，到达贵州黎平。在那里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去向及立足点。会议决定“暂时以黔北为中心，建立苏区根据地。”这才有向遵义进军之举。遵义正是黔北最大的城市。显然那时博古、周恩来一伙没有“北上抗日”的打算。

次年一月，红军夺得遵义，再次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毛泽东联络王稼祥、说服张闻天，争取周恩来，扳倒博古和那个苏联派来的洋人李德，由周恩来、毛泽东、王稼祥三人小组负责军事指挥。

2月初，在云、贵、川交界的一个“鸡鸣三省”的村子召开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张闻天取代博古，成“总负责”。他负责起草并主持通过了遵义会议决议。此决议也没提“北上抗日”，只改变了其目的地：“扩大会一致决定改变黎平会议以黔北为中心来创造苏区根据地的决议，一致决定红军渡过长江、在成都之西南或西北建立苏区根据地。这个决定的理由是：由于四川在政治��、军事上（与四方面军的更好的配合，背靠西康一个空无敌人的区域）、经济上都比黔北好。”

张闻天、毛泽东、周恩来在遵义会议上过低估计了四川国民党军队的实力。进入四川，在成都西南建立苏区根据地的设想无法实施。他们只好边打边走，边研究落脚点。6月12日，中央红军与张国焘率领的四方面军在成都西北约一百多公里处的懋功地区（今阿坝藏族自治州小金县）会合。若中共有“北上抗日”之方针，会师后的去向就没什么可争论的。正因为无此考虑，双方产生了极大的分歧。张国焘主张西进，到青海、新疆寻求发展，或者南下，出长江，下武汉。张闻天这一边主张，先在川西北建立根据地，而后逐步占领四川、陕西、甘肃。6月16日，张、毛、周、朱联名致电张国焘等，说“总的方针应是占领川、陕、甘三省，建立三省苏维埃政权，并于适当时期以一部组织远征军占领新疆。”可见，占领新疆、打通去苏联的路，这一点双方没有分歧。张闻天们反对张国焘放弃四川西进的理由，不是因为日本人在东边，而是因为西去千里人烟稀少，补充给养困难。张国焘固然不考虑“抗日”，张、毛、周这边也一样。

然而，由于兵力不敌国军，在成都西北的松潘一带建立根据地的设想也无法实施，红军被迫出川。9月17日，红军闯过天险腊子口，抵达甘肃岷县哈达铺。这时，中央再次开会研究前进路线，讨论是往西打通往苏联去的路，还是到别的什么地方。

此时，贾拓夫提出了到陕北落脚的建议。贾拓夫是个知识青年，年仅22岁。1934年初被“陕、甘边区”党组织派到上海去向中央汇报工作的代表。此时中共中央早已迁至江西。贾到上海扑了个空，便辗转到了江西，并于10月间随中央红军参加长征。

在岷县哈达铺，见中央仍未打定主意往何处去，贾拓夫便向毛泽东建议：去陕北。他告诉毛说，陕北有上万刘志丹领导的红军，并且有一块不小的苏区。此时，中央红军总共才不到一万人，一听贾的介绍，毛泽东马上说∶“有一万红军就去，何况还有那么大的一个苏区呢！”

9月26日，中央在渭源县榜罗镇（或属通渭县）召开政治局常委会，贾拓夫特别被邀列席。在这个会议中，毛泽东们才作出了到陕北立足的决定。

会后，贾率领一连战士和一部电台，作为前哨，出发寻找陕北红军。在陕西甘泉县，他遇见陕北党的领导人郭洪涛和红十五军团政委程子华，完成了与陕北党组织联络的任务。

10月19日，中央红军到达陕北保安县吴起镇，与刘志丹领导的陕北红军会合。长征结束。

10月24日，中共中央在甘泉县召开政治局会议，毛泽东在会上说∶“（在长征路上）得到了新的材料，知道陕北有这样大的苏区和红军，所以决定去陕北……以陕北苏区来领导全国革命。”

注意，这里毛泽东说的是“以陕北苏区来领导全国革命”，而非以陕北苏区来领导全国抗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和“中国工农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联合发表《抗日救国宣言》，是11月下旬的事。而且其口号是“抗日反蒋”，“反蒋”是实，“全国革命”是实，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对抗中华民国国民政府是实，“抗日”不过是争取民心的一杆旗而已。

总而言之，“红军北上抗日”一说是中共在北上结束以后编造出来的。（原文题为《红军长征真的是为了“北上抗日”吗？》，作者丁抒）

谎言之三：中共是抗日战争的中流砥柱

中共一向声称是它领导全国人民抗击了百分之九十以上日军，打败了日本人，因而也只有它才是“抗日战争的中流砥柱”，而蒋介石国民党则是“真投降、假抗日”、“积极反共、消极抗日”。但事实真相真的如此吗？近年来海内外众多历史学家以大量的事实和资料告诉世人，这完全是对中国人民的欺骗愚弄，领导全国人民打败日本人的抗战中流砥柱不是中共，而是蒋介石领导的中华民国政府。

首先，中华民国政府是指挥全国抗战的司令部，蒋介石先生是指挥全国抗战的最高统帅。西安事变和芦沟桥事变发生之后，中共两度向中华民国政府和中国国民党提出了“保证抗日和不再作乱”的著名“四项保证”。中华民国政府和中国国民党为团结全国抗日救国计，决定接受中共“输诚”。在中共，此为归顺中华民国国民政府；在国民政府，则为收编中共。因此，中华民国中央政府及国民革命军与中共地方政府及中共军队的关系，也就是领导和被领导的关系。对于这一点，中共当年也是完全承认的。不但承认，全面抗战爆发后，中共还曾一再歌颂国民党和蒋介石领导抗战。1938年9月29日即武汉会战期间，毛泽东曾致函蒋介石称：“先生领导全民进行空前伟大的民族革命战争，凡我国民无不景仰……敌虽凶顽，终必失败。”时至1942年7月7日抗战五周年纪念日，皖南事变已经发生之后，中共仍然对外发表宣言称：“全国军民必须一致拥护蒋委员长领导抗战。”

其次，抗战的策略是蒋介石先生制定的。九一八事变一发生，蒋介石即在江西指出：“我认为第二次世界大战已经开始了！”1937年8月7日，中华民国最高国防会议正式决定全面抗战，并制订了“以守为攻、以退为进，以持久对��胜——非以打垮敌人为目标、而以拖垮敌人为目的”的持久战总战略。同时，在第一期抗战的指导方针上，确立了“以时间争取空间”的战略原则，重在赢得时间，消耗敌人，粉碎敌人“三月亡华”的狂梦，促成我西南持久抗战基地的形成和巩固。

第三，从力量上看，1937年3月左右，中华民国政府拥有1040万平方公里疆土，拥有4万万人民，拥有陆军270 万，海军10万吨位，空军600 架战斗机。而当时的中共逃到陕西时只有2 万人马，1 万3 千条枪，3 个县的人民、资源。在1937年8 月13日开始的淞沪会战中，国民党70万军队与50万日军浴血奋战，粉碎了日军3个月横扫中华的梦想。远在陕北的两万红军如何能领导120万人的会战？

再者，就事实而言，自1937年7月至1945年8月之间，中华民国政府军发动大型会战二十二次，重要战斗一千一百一十七次，小型战斗二万八千九百三十一次。陆军阵亡、负伤、失踪三百二十一万一千四百一十九人。空军阵亡四千三百二十一人，毁机二千四百六十八驾。海军舰艇损失殆尽。自1929至1933年，从中央军校毕业的大约二万五千名军官中，就有一万名牺牲在战争全面爆发的前四个月。在整个抗战中，国民党军队共消灭日军达其总兵力百分之三十五以上，从而振奋和坚定了全国人民持久抗战的信念，赢得了伟大卫国战争的最后胜利。

再来看中共，前6 年：1931年9 月18日，日本入侵东北，而中共却号召保卫苏联、工人罢工等，还要以武装暴动推翻中华民国南京政府。后8 年：要日蒋火拼，中共则到“敌人后方去”发展壮大自己的力量。在延安搞整风，种革命鸦片，偷敌卖国。其所谓游击战更是“游而不击”，专打国军，不打日军。其所谓“拥蒋抗日”则是执行苏共命令要为保卫苏维埃而行。日军在华毙命的一百二十九名将领之中，死于与中共作战的只有三个，其余都是死于国民政府军队手中。中共在抗战中牺牲的高级将领只有左权、杨靖宇两人，国民党方面却有二百零六人。

最后，从理论上讲，孙中山先生领导辛亥革命推翻满清专制，建立了中华民国，这是中华民族自己的共和国。孙中山说他与秦皇、汉武、唐宗、宋祖是一脉相承的，他在创建中华民国后祭祖的时候说他是中华民族的子孙。所以孙中山和他领导的��民党承接了中华民族的国统和祖统。从1912年创建民国到1931年日本入侵到1945年抗战胜利，国民党对外卫国，对内护国。反观中共，1920年苏共派人在中国建立共产党，从建党那天起就以马列主义为指导，政治上接受苏联的领导，经济上接受苏联的援助，军事上接受苏联的武器，并确立了颠覆中华民国、建立无产阶级专制政府和消灭中国国民党的目标，这样一个政党怎么能为保卫中华民国而战？

到底是谁领导全中国人民打败了日本侵略者？事实胜于雄辩，数字就是证明。正如林肯所说：“你可以在所有的时间欺骗一些人，你也可以在一些时间欺骗所有的人，但你不能在所有的时间欺骗所有的人。”

谎言之四：抗美援朝保家卫国

“雄赳赳，气昂昂，跨过鸭绿江，保和平，卫祖国，就是保家乡……”唱起这首当年红遍大江南北的《中国人民志愿军军歌》，提起半个多世纪前的 “抗美援朝”，绝大多数中国人恐怕至今都还以为那是一场“保家卫国的正义战争”，相信是“美帝国主义”首先挑起了这场战争，侵略了北朝鲜。

许多上了年纪的人都还记得，1951年10月23日，毛泽东曾在全国政协第一届第三次会议声称：“如果不是美国军队占领我国的台湾、侵略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和打到了我国的东北边疆，中国人民是不会和美国军队作战的。但是既然美国侵略者已经向我们进攻了，我们就不能不举起反侵略的旗帜，这是完全必要的和完全正义的，全国人民都已明白这种必要性和正义性”。

半个多世纪来，提及当年的朝鲜战争，“党”也一直都是这么说的。对此，大陆人民从来都没有怀疑过，也不可能怀疑，因为他们能够接触到的资讯都来自官方管道。

然而，令中共没有料想到的是，1990年代苏联解体之后，俄罗斯主动解密了一大批前苏联韩战档案，包括很多中共和北朝鲜当时的档。这些资料以无可辩驳的事实表明，当年是金日成在获得斯大林的同意和中国的支持后首先挑起了战争，中共根本不是什么“抗美援朝”，而是“助朝侵韩”。

二次世界大战末期，当时的联合国会员国代表苏联、中国国民政府、美国、英国共同承诺：由苏联出兵中国东北及朝鲜的北纬三十八度线以北，联合国军解放三十八度线以南。1945年8月15日，苏军与原属于中共东北抗日联军军长金日成的两个朝鲜族师，进入了北朝鲜的三八线以北（此时日本已经投降），而美国代表联合国军进入了以南的地区，二次世界大战宣告结束。

二战结束后，南北朝鲜分别以李承晚��金日成为首组建了两个性质完全不同的政权。接着，美国和苏联分别于1948年撤出了朝鲜半岛。本来，日寇的侵略掠夺，已经把朝鲜半岛弄得满身创伤，这正是一个和平的，双方可以按照自己领导人的意志，建设自己国家的最佳时期；不仅可以在和平竞赛中各自争取对方人民的支持，从而实现国家繁荣人民生活幸福，而且可以由各自的人民选择国家的制度，实现和平的统一。

然而，北朝鲜的金日成却对南方一直怀有武力统一的迷梦。

1949年初，中共控制了整个东北，北朝鲜既有了一个安全可靠的大后方，又可望直接以中共军队中成千上万训练有素的朝鲜族人官兵为基础组建自己的主力部队。于是，金日成不失时机地两次向史达林提出他的以武力统一朝鲜的战争计划，但斯大林因为怕跟美国直接对抗，拒绝了金日成。于是，金日成只好求中共帮忙，他派北朝鲜的国防部副部长去北京见毛泽东，毛明确表态支援，说，“如果必要，我们可以悄悄派些中国部队给你们”。中、朝两国人肤色一样，美国人“认不出来”。在会见金日成的特使时，毛还同意将中共军队中的三个朝鲜族人师及两个团移交给北朝鲜军队，此即中共卷入朝鲜战争准备之发端。

1949年中共移交给北朝鲜的这三个朝鲜族师当时在中共军队中的番号为156 、164 、166 师，连同一并移交的另外两个朝鲜族团，中共共为北朝鲜提供了兵员69，200人，构成了北朝鲜军队的作战主力，占朝鲜战争前北朝鲜军队总数148，680 人的46.5％。这些朝鲜族部队主要是从东北的朝鲜族（尤其是延边朝鲜族）地区征集兵员组成的。按中共当时的政策规定，在中国境内居住的朝鲜族人属于中国籍，而且这些移交给北朝鲜的中共朝鲜族指战员中，大部分人的父母、配偶、子女、土地等均在中国而非北朝鲜，因此，这些官兵是中国国民而非北朝鲜国民。

由此可见，参加朝鲜战争的中国军队并不是于战争爆发后的1950年10月才首度跨过鸭绿江的，中共于1949年（即朝鲜战争发动前）移交给北朝鲜的三个师又两个团官兵，才是第一批中国的“志愿”军。没有这支部队的加入，北朝鲜军队就可能不具备足够的实力发动对韩国的进攻。所以，高岗的前卫士长魏宝玉曾透露，“中共中央东北局早就知道金日成欲以武力统一朝鲜”。

按照毛泽东和中共原来的想法，他们是准备秘密派兵进入朝鲜，而不是公开与美国对阵，但1949和1950年之交毛泽东访苏期间，斯大林就金日成的战争计划和��交换了意见，毛改变了原来的想法，他要公开同美国作战——因为只有这样他才能从史达林那里拿到他��要的东西。毛设想的交易是：我帮你打败你的敌人美国，你给我军事工业、势力范围。毛之所以敢打，是因为他拥有千百万可充当炮灰的中国人。他相信美国不可能跟他比赛死人，他不会被打败。打朝鲜战争还给了中共一个处理上百万在国共内战后期投降的国民党军队的办法：把他们大量派去朝鲜。

从斯大林的角度看，中国和北朝鲜同美国打一场大仗对他有说不完的好处。第一个他可以做军火商。第二他可以实验自己的新式武器，还可以获得某些美国军事技术。第三他可以摸摸美国的底，在同共产主义阵营对垒上，美国到底能走多远。但最使斯大林动心的还是中国人能消灭并牵制大量美国军队，使世界权力平衡倒向对苏联有利的一边。毛很清楚斯大林的梦，反复向斯大林表态：可以依靠他来实现这个梦。于是，在毛泽东访苏期间，中苏双方达成协定：如果在朝鲜战争中发现（中苏以外的）外力干涉，那么，中国将派陆军、苏联则派空军入朝作战。

1950年1月，毛泽东刚与斯大林谈妥朝鲜战争的计划，在北朝鲜发动对韩国的进攻前数月，中国就开始为出兵朝鲜作准备了。中共的七个野战师于该月奉调东北，加上东北军区（含内蒙古军分区）原有之部队，那时东北共有军队40万之众。如此庞大的部队数量远远超出了维持东北治安的需要，毫无疑问，这些部队的集结是为了参加即将到来的朝鲜战争的。

1950年2月，中共42军行军赴东北途经北京时，朱德曾指示该军军长吴瑞林：“你们要一面生产建设，一面准备战斗。目前，美帝国主义仍占领朝鲜半岛……我们必须解放那里的土地和人民。”此外，中国还在河南屯兵九个野战师共12万人（隶属于13兵团），后来，朝鲜战争一爆发就急调这些师入东北，与先前抵达之部队组成了东北边防军，以粟裕为司令员。1950年8月中旬，高岗就曾在一次东北边防军的干部会议上说，“我们必须主动帮助朝鲜人民……让朝鲜成为一个统一的国家”。

1950年1月中旬，毛泽东尚未离开莫斯科，斯大林就通知了金日成，金的战争计划已获批准。不过，斯大林告诉金日成：“此一问题仍须由中国和朝鲜同志联合作出最后决定。”因此，1950年5月13日，金日成到北京向毛泽东正式提出了向南朝鲜发动进攻的请求，毛泽东自然依照与斯大林的约定照准，并作出了必要时会派兵入朝的具体承诺。金日成同斯大林制订的战争计划得到毛的认可，斯大林于16日来电最后点头。

于是，1950年6月25日，北朝鲜借口“南朝鲜发动了向北方进犯”，突然发动了预谋许久的袭击南朝鲜的战争！到8月初，��短一个半月内，北朝鲜的军队就攻占了百分之九十的南朝鲜和南方几乎所有的重要城镇，大军直抵釜山。

面对联合国战胜国各方的承诺遭到粗暴的践踏，美国理所当然地不能坐视不顾。美国总统杜鲁门于6月27日宣布派兵入朝。9月15日，美军在三八线以南的仁川登陆，把北朝鲜军队截为两半，紧接着准备向北进攻。9月29日，金日成急电斯大林，请他叫中国派“志愿军”。

十月一日，斯大林告诉毛：履行诺言的时候到了。毛马上做出反应，十月二日，他起草了一封给史达林的电报，说他“决定出动中国军队到朝鲜和美国人作战。”

1950年10月19日，中国军队正式入朝参战。

可见，朝鲜战争是北朝鲜、苏联、中国三方共同策划的结果，是金日成在获得了来自苏联的战争物资和顾问、来自中国的久经战阵的官兵，又正式向苏联、中国“请求”向韩国进攻并获准的情况下发动的。北朝鲜军队和中国军队才是挑起战争的侵略者和罪魁祸首，而韩国国防军则是保家卫国的正义一方，美军不过是在朝鲜半岛执行联合国维持和平的任务。

中共一向自称参加朝鲜战争的主要目地是所谓“抗美援朝，保家卫国”，其实，中共领导当时并不担心美国假道朝鲜入侵中国本土。他们知道，由于中苏同盟关系的存在，美国不会、也没有进攻中国的准备；同时，由于苏联不肯向中国提供海军舰艇，中国将长期缺乏渡海攻击台湾的能力，因此也不会与美国在台湾地区发生军事冲突。所以，在朝鲜战争是否会扩大到中国这一关键问题上，1950年中国政府内部往下传达的的估计是：“世界无大战，远东有战事；中国无大战，广东可能有战事”。这里所讲的广东的战事，是指国民党军队可能渡海挑起对大陆的局部袭击。

既然不是为了“抗美援朝，保家卫国”，那么中共主动参加朝鲜战争的主要目地究竟又是什么呢？正如一些历史学家所分析的那样，中共图的是借助苏联的援助，让军队取得现代化战争的经验，并用苏联的武器装备换装，建立中国自己的技术兵种和军事工业。

美国学者查阅前苏联政府的档案档后发现，“在斯大林于1953年3月逝世之前，他与毛泽东之间的大部分通信是关于中国请求苏联给予武器装备的”。中国出兵朝鲜一举，从苏联得到了很高的回报，斯大林及其继任者不仅用崭新的苏造武器替中国装备了100个步兵师，并帮助中国建立了能有效作战的空军、海军、炮兵、坦克兵等技术兵种，而且还援建了300多项大型工程项目，使中国得以形成独立的军事工业体系。如果把苏联从1945到1955这10年间为中国提供的武器装备加在一起，足以装备300余个步兵师。可以说，苏联对中共的武器转让规模是现代史上最大的一次。这样超大规模的援助是毛泽东以前的近代中国的历任统治者无法企望的，蒋介石从美国得到的武器援助远比毛泽东少。

朝鲜战争，至少造成70万到100万中国军人志死亡。

谎言之五：中国没有发生大饥荒

1961年，毛泽东在接待来访的法国社会党领袖后来的法国总统密特朗时，针对西方世界有关中国发生大饥荒的传言说，“我再重复说一遍，中国没有饥荒。”许多西方人对毛的这番话信以为真。

那么，当时的中国究竟有没有发生大饥荒呢？半个世纪后的今天，可以说事实已经很清楚了——不但发生了大饥荒，而且还是人类历史上死人最多的一次大饥荒！

2011年，香港大学冯客教授《毛泽东的大饥荒：1958～1962年的中国浩劫史》一书出版，书中据公安部门同期报告及大跃进最后几月中共汇编内部报告，指出1958到1962年中国至少4,500万人非正常死亡。他认为人们常用的“大饥荒”一说似表明这场空前灾难是计划经济决策者匆匆上马的无心过失，忽略了这期间高压、恐怖和制度性暴力造成的死亡。

大跃进饿死4,500万人不是根据什么统计全国人口数量变化来的，当时各地成立了防病防疫办公室，把因饥饿产生的浮肿等现象诡称二号病，这一死亡数字是定期向书记处汇报的。现在在中央档案馆和各地的档案馆都查得到原始资料。

大饥荒期间挨整的人中有医生，罪过是诊断出大批人生病死亡的原因是饥饿。医生王善身在被问到为什么浮肿病治不好，少了什么药时，说了一句：“少一味粮食！”他被开大会批斗，扔进监狱。

二号病，在医学上霍乱的含义从来没变过，只不过是为了掩盖饿死人的情况，把饿死说成是传染病死，所以，在整个大饥荒期间，二号病也隐讳地代称浮肿!这个代称从初期一直沿用了三年。其实，当时不光是用二号病来掩盖，在大饥荒期间，某中央领导感慨，怎么那么多高血压心脏病肝炎死的!其实，都是饿死的。

1961年4月23日，安徽省公安厅写了《关于发生特殊案件情况的报告》：“自1959年，共发生特殊案件（人相食）1289起，其中阜阳专区发生302起，蚌埠专区发生721起，芜湖专区发生55起，六安专区发生8起，安庆专区发生2起，合肥市发生201起。——安徽省公安厅原常务副厅长尹曙生。”

原籍豫南的知名财经作家时寒冰记录母亲在大饥荒时遭遇。“村里谁家死人，都不会��，有的直接把死人吃了，有的瞒着多分一碗稀汤……某某的娘，就是把家里死掉的孙女吃掉活下来的，她吃了7个人。”

原新华社记者杨继绳在《墓碑——中国六十年代大饥荒纪实》中记载，安徽无为县昆山乡新华村一老妇人所食之肉乃其子之尸。当时即将饿死的人争吃无主尸肉也时有发生。有些饥饿乡民常到处打听谁家最近死了人，何处有新坟，一旦听说某处有刚死的人或新坟，人们便蜂拥而至掘尸而食，野外常见被剔了皮肉的尸骨。

“记得年少时听外婆提过一句关于大饥荒时的惨状，当时已非缺粮是真的无粮可炊，当树皮草根被吃完后，村民捞出自家粪坑中的蛆虫洗了煮食，蛆虫吃完吃观音土，尽管如此依然饿殍一片。有一家媳妇因无营养产下死婴且累得虚脱，家人闭门含泪烧开了锅……，媳妇命保泪伴终生。”

1959～1961年甘肃通渭大规模饿死人事件被称为“通渭问题”。65年7月通渭县委报告称：“全县死亡60,210人，死绝2,168户，1,221个孩子成了孤儿，外流11,940人”。2000年通渭县老干部座谈会上，亲历者说当年上报的数是缩小的，是实际饿死人数的三分之一，70%以上家庭有死人，有的全家死绝，大量尸体没人掩埋。

大饥荒通渭县大量饿死人，除了高层，对外严密封锁信息，直到几十年后的今天，外面的人还很少知道发生了这样的事。为了封锁消息，当时饿死多少人叫“病”了多少人，不能说饿死。县里指示：“要把他们全部埋掉，‘病’一个埋一个”。县委还指示，只能说这是打扫卫生，不能说是掩埋死人。

原重庆市长寿县委书记纪俊仪回忆大饥荒年代，“我下乡调查，全县死了3,000多人，再调查，全县死上万人了。”1960年春节，他在除夕这一天向市领导汇报，市领导没有马上拨粮救济，一直延误到正月初二。“就这三天，腊月三十、正月初一、初二，死人数字由一万多增加到两万多。”

辽宁省锦西煤矿劳改队，经过大饥荒后，1,200名右派、犯人饿死1,000多人，没有饿死的200来人中的190多人，都已骨瘦如柴或全身浮肿地卧床不起，成了还剩一口气的僵尸；另两个人靠吞吃活剥青蛙、蚱蜢和蝴蝶，才能下床走动走动。（摘自新华社高级记者戴煌：《九死一生》）

邓宝珊，老同盟会员、国军上将，后协助傅作义“起义”，1949年后曾任甘肃省长，1960年大饥荒，毛泽东收到邓呈送的物品：用油渣和榆树皮粉糅合而成的食物，这是当时甘肃人赖以生存的食物。此举受到了省委的埋怨攻击，邓宝珊却说：“我个人的进退荣辱不是大事，群众吃饭问题要紧”。文革中，邓受迫害自杀。

大饥荒时，中国所欠苏联外债总共为57.43亿，而1959年财政支出达520亿元。所以实际上当年中国所欠债务数额并不大，而同期对外援助金额远大于还债金额。而长期来解释三年大饥荒时，却大讲“自然灾害和对苏还债”，“对内怨老天，对外怨苏联”成了推卸责任的推托之辞。

通过以上不完全的“大饥荒”档案，不知道是否可以提醒人们：到底是谁制造了这场惨剧？如何记住历史，使悲剧不再重演？怎样使人们能够穿透历史的迷雾，看清血写的历史，不再相信中共墨写的谎言？

谎言之六：六四天安门反革命暴乱

天安门事件，“六四”屠城，震惊世界。中共定义，那是“反革命暴乱”，中共出兵镇压，是“平暴”。

事实上，1989年的北京，在民主运动的两个月里，交通如常，秩序井然，民众齐心呼唤民主，连小偷都被感动得“罢偷”，各项犯罪率大幅下降。直到邓小平命令解放军（所谓“戒严部队”）强行开进北京，才酿成冲突和混乱。

1989年4月15日，以改革派和开明派著称的前中共总书记胡耀邦突然病逝，引爆积压已久的社会情绪。以悼念胡耀邦为出发点，北京各大学的学生率先走出校门，全国其他各大城市的学生，也纷纷走上街头，游行，示威，喊出“反腐败”、“要民主”的口号。学生运动，很快演变成社会各阶层参与的全国民主运动，遍及三百多个城市，各地动辄数十万人或百万人参加，历时近两个月。规模空前的民主运动，不仅创下中国历史、也创下世界历史的记录。民主潮所及，不仅汇集了大量学生和知识份子，也汇集了大量市民和工人；不仅感染了大量体制外、即民间人士，也感动了大量体制内、即官场人士，如《人民日报》、中共中央直属机关等，都有很多人打出支持民主��横幅。

那段时间，大多数中国人都很乐观，对中国的未来，充满希望。中国人似乎从来没有那么高兴过，每次游行，都像过节一样，兴高采烈。人们憧憬著，一个民主的中国，很快就会到来。国际社会高度关注中国民主运动，各国媒体和记者云集北京，拍摄下大量的历史镜头。香港和台湾民众热心支持，两岸潜在的统一趋势，从来没有那么接近过，只待中国大陆民主化。而在中共统治集团内部，也发生了空前分化。人大常委会里，包括委员长和六名副委员长反对镇压学生。一批老将军也表态反对镇压。以总书记赵紫阳为首的改革派，更是明确反对镇压民众而力主朝野对话。

然而，老人政治，早已成为中国的顽疾。在中南海的深宫里，大权在握的老人集团，磨刀霍霍，图谋以武力镇压民主运动。身为军委主席的邓小平，暗中调集30多万解放军，占当时主力共军的三分之一，包围北京城。以总理李鹏为首的保守派，竭力支持邓小平的镇压计划。

在党内，经过又一轮激烈的权力斗争，邓小平罢免了拒绝向人民开枪的赵紫阳，并将他软禁。这一幕，彷如百年前的清廷，垂帘听政的慈禧太后，软禁了推行宪政改革的光绪皇帝。阴暗、冷酷、残暴的中国宫廷悲剧，再一次重演。中国政治，再一次倒退。

1989年6月4日凌晨，85岁的政治老人邓小平下令展开大屠杀。强行进入北京的解放军，用机关枪扫射、用坦克碾压人群。密集的枪声，此起彼伏的口号声和哭喊声，交织成一片。在邓小平和李鹏的极端指令下，共军疯狂射杀和辗压手无寸铁的学生和市民。大量民众惨遭屠杀，血染广场，尸遍街头。这便是震惊中外的“六四”大屠杀，也称“天安门事件”。

部分北京市民和学生，展开了英勇抵抗，阻挡并焚烧进城的军车和坦克。那一夜，中国首都，火光冲天，浓烟滚滚。北京，成为一座战争的城市、一座流血的城市。中国军队，对自己的人民发动战争，向自己的人民开枪！面对全副武装的共军，北京市民和学生最终寡不敌众。经过一夜屠城，共军控制了北京。波澜壮阔的中国民主运动，被政治老人、解放军、坦克和机关枪联合粉碎。

大屠杀之后，邓小平当局展开大逮捕。各地民运领袖纷纷被捕，被投入黑牢。部分民运领袖出逃海外。中共还展开大报复，许多参加过当年民主运动的学生，被剥夺学籍或学历，毕业的不予分配工作。许多体制内的知识份子则被开��公职。一度欣欣向荣、充满活力的中国知识界，重现万马齐喑的惨淡。

“天安门事件”，八九民运，以及中共当局的大屠杀，成为世界历史的重大标志性事件。自那以后，中共一直千方百计地力图遮掩和抹杀这段历史，但全世界都记录了这段历史。墨写的谎言，涂改不了血写的史实。（选自陈破空《倾斜的天安门》一书）

谎言之七：“非典”已得到有效控制

中国传染病法规定，任何可疑传染病必须在六至十二小时内向上报告，但2003年萨斯爆发，中共官方隐瞒疫情竟长达半年。

2002年11月中旬，广东省的五个城市出现了萨斯病例，到12月中，在其中一个城市河源已经引起了恐慌，七名医务人员被感染。但是消息没有上报，而该市报纸还否认有流行病在传播。在官方刻意隐瞒的同时，病人们开始到广州求医，把这种疾病传染给更多的人，其中一个十岁的男孩病例传染了五个医护人员，其中一位救护车司机和一位医生后来都死了。而另一名病人，就像一个“会走路的生化武器”，传染了他身边的每一个人。疾病就这样开始在广州流行，但中国官方命令记者不准报导这次疾病爆发。一月下旬，中山市的一份报纸发布一条消息：“这种病毒已经在广州出现了一个多月，这种病已经受到了有效的治疗和控制。群众没有必要惊慌。”到这时，记者才把这个疾病的资讯，报告中央。此时疾病已经流行了三个月。这是地方向中央的隐瞒。

卫生部此时才派出了中央专家组赴广州调查。而萨斯就像从潘朵拉盒子中放出的魔鬼，已经不可收拾。但是真相还在继续隐瞒。

2003年2月11日，广州市官方召开记者会，公告至2月11日止，广东非典型肺炎感染人数二百九十多人，死亡五人，病情已受到控制。同时官方要求：所有中国传媒都不许谈论“非典型肺炎”但是到2月28日，这个“已被控制”的非典型肺炎的病人数在广东已增至七百九十二人；死亡人数三十一人，是二月十一日资料的六倍！！！

从2月11日到3月下旬，在大陆传媒再见不到任何官方报导非典型肺炎的病人数目和死亡人数，但是萨斯已经从广州走向香港，再从那里走向其他国家。到3月底，香港已经有六百八十五例病人，死亡十六人。

3月初卫生部已向北京各医院通报过非典型肺炎的危险性，但为避免影响全国人大和政协两会的召开，禁止对外公布。这是中央政府刻意隐瞒事件的真相。仅广东南方都市报报导，有人大代表和全国政协委员要求让世界卫生组织调查非典型性肺炎，但该报随即受到批评。

香港的官员们也向大陆学习隐瞒病情。卫生福利及食物局长杨永强3月14日疾呼肺炎没有在香港爆发，也没有传播到社区，以反驳媒体的报导。沙田中文大学医学院院长钟尚志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于17号晚上九点半突然召开记者会，眼泛泪光地首次透露非典型肺炎个案其实已经有一百多，其中十多名病人来自社区。在这情况下，特区政府在3月19日被迫宣布病毒传播情况，源头来自64岁的广州中山医学院教授。这位得了SARS的广州医生，2月15日已不舒服，但他与太太、妹夫及一名朋友仍坚持来香港参加婚礼，于2月21日到香港入住九龙京华酒店9楼，第二天就病重被送进广华医院诊治，几天后去世。但是酒店的病毒已迅速感染6名旅客及1名香港人，其中3名新加坡女子回国后引发了当地20宗SARS，2名加拿大人则女死、男留医，至于26岁的香港人到酒店探访朋友，染病入威尔士亲王医院后，成为威院肺炎大爆发的源头，再传播出去。香港是极为开放的城市，国际交往频密，不少毒菌从中国经香港出口，香港被世界卫生组织当作“罪魁祸首”，香港人受到其他地区不公正的待遇，他们是董建华和中共的替罪羊。

在世界卫生组织的压力下，国务院新闻办才在4月3日召开记者招待会。卫生部长张文康说：“现在发病人数明显减少，治愈人数显著增加，死亡人数减少，疫情得到有效控制。病原的进一步研究查找工作也取得积极的成果。现在中国大陆社会稳定，人们生活工作正常。在此，我可以负责任地告诉大家，在中国工作、生活，包括旅游，都是安全的。”第二天，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主任李立明还假惺惺表示道歉。但是在这以前，他们禁止世界卫生组织官员到广东调查，把他们留在北京十天变相软禁，到世界卫生组织呼吁旅客不要到广东后，才让他们去广东调查，但是同时又要世界卫生组织撤销这个呼吁。这是道道地地的流氓行径。实际上在道歉后，北京仍然说谎。为了驳斥张文康的谎言，北京解放军三○一医院的七十一岁老医生蒋彦永向电视台和《时代》周刊揭发，首都北京ＳＡＲＳ疫情已经蔓延，北京四家军医院包括医师和护士在内至少就有9人死亡，140名染病。并非张文康所说全北京只有19人感染，4人死亡。

4月10日上午，国务院新闻办再度举行记者会，请卫生部副部长马晓伟等负责人介绍中国防治非典型肺炎工作的进展情况。但他们不肯回应老军医��揭发的问题。广州呼吸病研究所所长钟南山还声称香港人为了到广东逃避疫情而把病毒带到广东。但是世界卫生组织并不相信这些谎言，他们认为北京的疫情严重五倍。

谎言之八：“烈士”遗孤江泽民

江泽民的父亲是江世俊。1940年11月汉奸汪精卫的日伪政府成立后，江世俊投奔南京，改名江冠千，担任南京汪伪政府宣传部副部长兼社论委员会主任委员，为《中华日报》主笔胡兰成手下一员大将。胡兰成与周作人并称当时国内最著名的两大汉奸作家，他离开中国后在日本出了本《历史的漩涡》，书中特意提及江世俊（江冠千）和他共事的历史。

为了让长子将来出人头地，江世俊不但送江泽民去学费不菲的扬州中学，还送他去汪精卫伪政府办的伪中央大学读书，而且从小就送他去学弹钢琴。那个年代正是中国人民处在水深火热、受苦受难之时，一般人连生计都难以维持，而这位阔少的父亲挣的大钱却是做汉奸换来的。江泽民没有辜负父亲的苦心栽培，不但弹拉跳唱，又歌又舞，还会京戏、越剧。

不过，不论谁当政，汉奸卖国贼都为人所痛恨，何况共产党最讲究出身，动不动就问“阶级成分”，所以为了能够往上爬，从建立档案的那一刻起，江泽民就把比自己大15岁的六叔江上青的名字偷偷填在了“父亲”的栏目中，一来江上青闹过革命，二来已成“烈士”，盖棺不再犯错，所以保险系数达到了极限。江泽民就这么壮著胆把出身从“汉奸狗崽子”变成了“革命烈士子弟”。

邓去世后，江泽民三权在握，他迫不及待的组织了一个专门写作班子为自己写传记。这个写作班子在走访搜集资料时费尽心思、不辞辛苦也找不到江能服人的政绩，反而了解到其大量鲜为人知的不光彩一面，其中就包括伪造出身的问题。江泽民对这个写作班子非常恼火，命其立即解散。但人的嘴巴不上封条总有缝隙，江的丑事还是被陆续传了出来。自从江泽民成立的写作组调查出他篡改出身后，江惊恐万状，利用手中的权力急着出各种各样的回忆录、传记等等，利用一切机会大篇幅的反复述说自己在13岁时过继给了已成“烈士”的江上青。

2002年10月，在江泽民的授意下，由其亲信��时任广东省委书记的李长春在省委组织部管辖的刊物《广东支部生活》上刊出了一篇文章，大谈江泽民的“过继”问题。令人捧腹的是文章的第三部分：“烈士夫人誓育遗孤”──由生父江世俊悉心栽培的江泽民转眼成了“遗孤”！别小看这期杂志，发行量竟高达近两百万册，远远超过当时发行最红火的《南方都市报》两倍，其重点旨在告诉读者“江泽民是烈士遗孤”。

江泽民出任国家主席后，出访时被称作“戏子”的本事都是当阔少时练就的，那时他有足够的经济条件学弹钢琴、吉他等乐器。

而那时江上青的遗孀和女儿却过着非常贫困的生活。江上青次女江泽慧对《江泽民传》名义作者库恩回忆说：“在我11岁之前，我唯一记得的就是无尽的贫穷饥饿，家里没有多少粮食，有时根本连一点儿吃的都没有。”

江泽慧的话无疑把江泽民所有传记里的“过继”问题给否定了。1938年3月出生的江泽慧比江泽民小11岁，假定过继给死人也成立的话，那江泽慧在江泽民“过继”时才一岁。如果江世俊夫妇真如传记中所描绘的那样好心接济著弟弟的遗孀，为何江泽慧说11岁之前“有时根本连一点儿吃的都没有”？既然江世俊夫妇知道弟媳妇连孩子都养活不了，就应该收养那两个亲侄女，怎可能好事没做倒忍心把自己儿子送过去跟着一起“绝食”呢，这于情于理都说不过去。

江泽民是江家的长子长孙，他还有一个姐姐江泽芬和一个弟弟江泽宽。在中国的社会伦理传统和子嗣继承规矩中，如果没有特别特殊的情况，长子长孙是不可以作过继的。

江泽民杜撰出的生动有加的过继仪式更是让人摸不着头脑。除了那些穿帮的西方礼仪（比如13岁的江泽民起身拥抱比他只大十几的江上青遗孀什么的），库恩在其《江泽民传》中还有这样一段描写：“‘我希望这个孩子能够继承他父亲的遗志，’江世俊在过继仪式上说道，‘向万恶的敌人复仇。’那年，江泽民13岁。”

这当然只能是一个笑话。江世俊随后便效忠于汪精卫的日伪政府，而江上青是中共烈士，不知江上青的“万恶的敌人”包不包括汪精卫的卖国政府？江上青是1939年死的，那时共产党未成势力，还被叫做“共匪”，汉奸江世俊避之惟恐不及，怎么可能把儿子过继给死去的“共匪”？

江泽民的堂妹江泽慧接受库恩的采访，谈到江泽民所谓的“过继”时更是“精彩”：“在以后的日子里，江主席一直叫他的生母‘妈妈’，叫他的养母‘娘’”，“在我们的文化中，这两个称谓都是‘母亲’的意思。不过，它们在亲密程度上还是有细微的不同。‘娘’要显得更亲一些，更像一个爱称。”库恩特地注释，这两个称谓之间的区别很像英语里面“Mother”和“Mom”的区别。

事实上，扬州人管妈妈叫“姆妈”（“姆”读第一声，“妈”读第四声）或“阿母”（ “阿”读第一声，“母”读第四声）。绝没有叫妈妈为“娘”的。扬州几十年前倒是还有人说到老婆时用“我娘子”，但无人管母亲叫“娘”的。这段描写更证明江泽民从来没有过继给江上青的遗孀做养子。

江泽慧还对库恩说，“要理解江泽民主席，就必须懂得他的养父，也就是我的生父，江上青。”这种肉麻的话，江泽慧也说得出口。江上青成天在外闹革命，同江泽民相处无多，江家其他人又素对��上青的革命不理解，江上青被捕后，江家营救江上青的法庭说辞就是“上青仅仅是个被勾引而误入歧途的青年”，而且江泽民还只是个10来岁的小孩子，江上青能对他有什么影响？

库恩那本中文版的《江泽民传》里说“过继”是有法律手续的。但遗憾的是三十年代还是宗族长手握决定权，过继儿子不需要法律证书。（根据《江泽民其人》编辑）

谎言之九：法轮功练习者围攻中南海

中共官方新华社的报导称，1999年4月25日，“首都北京风和日丽。然而，就在这天，突然发生了一起大规模的非法聚集事件。一万多名来自北京、天津、河北、山东、辽宁、内蒙古等地的‘法轮功’练习者，有组织地集合起来围住了中南海，矛头直指党中央、国务院，严重干扰了党和国家最高领导机关的正常工作，扰乱了首都的社会秩序。这是1989年那场政治风波以来最严重的政治事件，在国内外造成了极其恶劣的政治影响。”

“四‧二五”事件之前，法轮功已经遭遇了三年不公正的对待，期间有关政府职能部门对法轮功的打压接连不断，特别是到1998年7月，竟传出了公安部内部已把法轮功定为“邪教”的资讯，广大法轮功学员对此都有一种不祥的预感。

紧接着，1999年4月，罗干的连襟何祚庥又在天津教育学院的《青少年博览》上发表文章，攻击炼法轮功会致人得精神病，并暗喻法轮功会像义和团一样亡国。此文发表后，一举引发了一些法轮功学员于4月18日至24日前往天津教育学院及其他相关机构反映自己修炼法轮功后身心受益的情况，并期望能通过与杂志编辑部的交涉来消除该文章的恶劣社会影响。但4月23、24两日，天津市公安局却突然出动防暴警察殴打反映情况的法轮功学员，导致多人流血受伤，45人被抓捕，这就是“天津事件”。在其后交涉中，天津政府告知法轮功学员：公安部已经插手，要释放被逮捕的法轮功学员，必须北京授权。天津的公安还告诉学员：“你们去北京吧，去北京才能解决问题”。这一系列的情况，使得法轮功学员决定去北京上访，寻求解决问题的办法。

在4月25日的上访中，法轮功学员的代表向中央政府提出了三项要求：1、释放在天津被捕的学员，2、允许有合法的炼功环境，3、允许合法出版法轮功的书籍。其中第一条要求针对的是新近发生的“天津事件”，第二、第三条要求针对的是三年多来法轮功受到的打压。在当天的整个上访过程中，法轮功学员没有使用暴力、威胁等方法攻击胁迫警察，没有扰乱公共交通秩序和群众的正常生活，没有对国家机关正常运作造成任何不良影响，更没有使用暴力冲击国家机关，甚至连口号标语都没有，大家都很听从并主动配合警察及有关部门的指挥。时任总理的朱镕基当天上午八点多就出来与学员见面，下午又直接与五位学员代表面谈，并下令天津公安局放人，重申了国家不会干涉群众炼功的政策。很快，被抓的天津法轮功学员于当天下午被释放。当问题基本得到解决后，上访的法轮功学员于当晚10点平静散去。整个过程，自始至终平静祥和，井然有序。

中国法律规定，公民有上访的权利，上访不需要预先向公安机关申请，不需要得到事先批准。如《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41条规定：“公民对于任何国家机关和工作人员，有提出批评和建议的权利；对于任何国家机关和工作人员的违法失职行为，有向国家机关提出申诉、控告或检举的权利”。中国大陆的《信访条例》第10条规定：“信访人的信访事项，应当向依法有权做出处理决定的有关行政机关或其上一级行政机关提出”。国家信访办的职责就是接待群众上访，倾听群众呼声，了解实际情况，解决矛盾。因此，法轮功学员到北京上访，并没有抵触任何一条法律规定，更谈不上是什么“围攻”，“四‧二五”事件完全是一次合法的集体上访。

“四‧二五”事件开创了五十多年来中国官方与平民之间通过和平对话解决矛盾的先例，也震动了全世界，令国际媒体发出了 “中国民众素质提高”的惊叹，并认为四二五事件是中国政治民主，政府开明的里程碑。

谎言之十：法轮功练习者在天安门自焚

2001年1月23日，一场发生在天安门广场的自焚之火，经过中国媒体的反复渲染迅速传遍全世界。自焚者被一口咬定为法轮功学员。声情并茂的揭批中，要刻意煽动的是对法轮功的仇恨。

中央电视台的自焚节目播出后，许多人信以为真。但海外专家通过慢镜头��细观察中央电视台播出的自焚节目，惊奇的发现这其实是一场蓄意陷害法轮功的伪案。

细心的观众只要把电视镜头放慢就可以看见，在被官方媒体称为自焚而死的刘春玲身上的火焰基本熄灭时，有人突然用物体猛击她的头部，刘随即倒地，一条状物快速弹起，又以极快的速度从空中落下。那么究竟谁是出手打击的人呢？如果把那一时刻镜头止住，会看到一名身穿大衣的男子正好站在出手打击的方位。

另外，天安门广场没有灭火器，警察也不会背着灭火器巡逻，怎么可能在一、二分钟内就有4个人立即拿出灭火器围在刘春玲身边？

官方媒体报导说：“被烧重伤12岁的小姑娘刘思影在医院立即进行了气管切开手术。”但是我们在电视节目中却听到刘思影声音清脆地在与记者对白，难怪一位美国西医大夫看完此报导后，笑着说：“气管切开手术后，人是绝不可能在这么短时间里恢复讲话能力的。”

官方媒体还报导说，自焚者王进东被严重烧伤，可他两腿之间装汽油的雪碧瓶却完好无损，头发也基本完好。而且，他打坐、结印的姿式根本就不像法轮功学员。镜头前，王进东右边拿着灭火毯的警察，没有紧急扑火的运动感，他拿的灭火毯是静止下垂的，好像是为了拍照而摆好的姿势，这样的镜头场面发生在整个突发事件的一、二分钟内，而且摄影机处在最佳的拍摄角度……疑点重重。具有世界先进水准的台湾大学中文语音识别实验室，对《焦点访谈》中三次出场的王进东作了语音鉴定：第一集中的王进东与其他两集中的王进东不是同一人。

显然，有人精心策划导演了这场“自焚案”以栽赃法轮功。那么导演者是谁呢？国际教育发展组织于2001年8月向联合国提交的“天安门自焚”的报告中公布：“我们从录影片中得出结论，天安门自焚是中国政府一手导演的。我们备有这个录影片的拷贝，以供派发。”

2003年11月，分析自焚案重重疑点的英文记录片《伪火》，以其严谨求实的风格和对黑幕的曝光获得第51届哥伦布国际电影电视节荣誉奖。

结语

中共不但欺骗国人，而且欺骗国际社会，不但在党外谎话连篇，而且在党内也是说谎成风，谎言已经成了中共的行为方式、统治方式和生活方式。谎言作为中共“党文化”的一个基本部分，是中共对大陆人民进行愚民宣传和奴化教育并欺骗国际社会的重要工具，也是寄生在中华民族肌体上毒害中国人和世界的一个“毒瘤”。

认清中共的谎言，清除掉这个毒瘤，解体中共的党文化，才是中华民族走向新生的前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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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hangdaozhen-blog · 4 years a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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踏歌

《踏歌图》轴，南宋，马远，绢本，设色，纵192.5厘米，横111厘米，北京故宫博物院。

一、马远《踏歌图》故宫博物院简介有值得思考和质疑之处？

“踏歌”是中国古代一个非常古老的习俗，村民们辛苦耕耘一年，终于迎来了丰收，于是全村的男女老幼，踏着节拍，边歌边舞，欢庆收获并感谢大自然的恩赐，就好像过年过节一样快乐热闹。

从表面上看，《踏歌图》像是一幅表现自然山川风貌的山水画，而实际是一幅描绘人间生活的风俗画。作者马远在图中安排了不多的几个点景人物，使画中的主题得到了充分的展示。画家并没有去描绘乡间踏歌盛况的全貌，而是选取了几个非常有代表性的乡民形象：一个中年村民，因为高兴多喝了几碗酒，步履蹒跚，摇摇晃晃，醉意十足，但是那个盛酒的葫芦却没有忘记，仍然好好地背在肩上；一个白胡子老汉，同样也喝了不少酒，一只手拄着拐杖，另一只手高高抬起，双脚离地，手舞足蹈，兴奋异常。他们的举止行为已与他们的年龄不相符合，所以显得特别滑稽可笑。

作者马远描绘了这几个成年人之后，觉得还不足以表达欢快纵情的气氛，特地在画幅的左下角安排了母子二人，他们回过身来，瞪着惊异的眼睛，看着自己的家人，平时家人的恃重和威严怎么都没有了？“插花野妇”微笑眺望。这两组点景人物相互呼应、相互衬托，把“踏歌”欢愉快乐的情绪推向了极致。

焦墨作树石，峭拔方硬。运用大斧劈皴法，气势纵横，“瘦硬如曲铁”的松树，“斜科偃蹇qiān”的“拖枝”，形成独特的风格，成为水墨苍劲的典型。图中局部南宋“行在”临安凤凰山宫阙、栈阁、游廊。

可是细看图中，作者只不过画了六个人，却能将气氛渲染得如此充分。从这六个临安郊外村民身上，完全可以感受到整个村庄中传出来的歌声、踏地的节拍声和欢快的笑声。画家马远“以一当十”、“以小见大”的艺术表现手法，实在是太高妙了。几个人物在图中所占的位置很小，但却最为引人注目。人物线条挺拔刚劲，人物动态活泼有趣，都显示了马远不凡的技艺。

二、宋代“踏歌”的特点：

1、宋代民间“踏歌”，延续了唐��的传统，广泛流行、广为人知。也成为宋代诗词表现的一个题材。从北宋初到南宋末三百多年年间，诗、词、笔记对“踏歌”的纪实描写很多：

南宋辞人张武子《西湖晚归》描写国都“行在”Cansay（杭州）西湖踏歌情景：帖帖平湖印晚天，踏歌游女锦相牵。凤城半掩人争路，犹有胡琴落后船。

由众多的宋代诗词可以了解到“春社、清明、七夕、秋社”宋代民间“踏歌”是群众性的歌舞文娱活动，在市井、田垄、宴会上都可举行。含蓄、严肃的宋代文士描写“踏歌”的展现了，他们性格中的活泼、奔放的一面。

2、宋代宫廷教坊的“踏歌”表演程式化和专业化。

3、宋代宫廷教坊以“踏歌”歌法演唱歌曲，形成“踏歌唱”的歌曲类别和《踏歌》歌谱。

4、宋代长短句歌词中的《踏歌》曲调，存词不多，是文人士族酒宴自娱的歌词，内容常见，但体式腔格特殊，歌法特别。这种复杂体式《踏歌》与唐代《踏歌》曲调完全不同。

三、北宋末诗人张耒《田家三首》写出了农家丰收踏歌场景与《踏歌图》的描绘的场景和人物非常契合：

社南村酒白如饧táng，邻翁宰牛邻媪ǎo烹pēng。插花野妇抱儿至，曳杖老翁扶背行。淋漓醉饱不知夜，裸股掣肘时欢争。去年百金易斗粟，丰岁一饮君无轻。

野塘积水绿可染，舍南新柳齐如剪。去冬雪好麦穗长，今日雨晴初择茧。东��馈黍西舍迎，连臂踏歌村市晚。妇骑夫荷儿扶翁，月出桥南归路远。

四、南宋文人的踏歌是生活观念的表达：

南宋诗中出现的“踏歌”并不一定是纪实的，而是一种生活观念的象征。或者是某些是诗歌场景的比拟性刻画。有时还把前人的踏歌活动和歌词当作表现某种主题的典故，这时“踏歌”作为一种表现手段的性质就更为明显。例如：南宋诗人陆游创作的《自咏》“游戏人间岁月多，痴顽将奈此翁何！放开绳箠牛初熟，照破乾坤镜未磨。日落苔矶闲把钓，雨余篷��乱堆蓑。明朝不见知何处，又向江湖醉踏歌。”南宋淳熙五年1178年陆游在四川任锦城参议主张抗金而被罢官，次年任福建常平茶盐公事。自此抗金理想破灭，在这时期他的诗中流露出许多表示厌倦宦游生活的情绪，《自咏》就是其中一首。诗中“游戏人间”表示厌倦宦游而隐逸于江湖。“踏歌”是寄情江湖的象征，看似悠然潇洒，实则与《诉衷情》“当年万里觅封侯，匹马戍梁州。关河梦断何处？尘暗旧貂裘。胡未灭，鬓先秋，泪空流。此生谁料，心在天山，身老沧洲。”一样都是体现了诗人身体日渐衰老，报国无望、无奈愤懑的心情，而不是文人自娱。

五、宋代民间踏歌活跃于南方地区：

北宋中期的文学家欧阳修《寄梅圣俞》“楚地蛮乡”的踏歌：青山四顾乱无涯，鸡犬萧条数百家。楚俗岁时多杂鬼，蛮乡言语不通华。绕城江急舟难泊，当县山高日易斜。击鼓踏歌成夜市，遨龟卜雨趁烧畲。丛林白昼飞妖鸟，庭砌非时见异花。惟有山川为胜绝，寄人堪作画图夸。

北宋诗人秦观《秋兴九首.拟韦应物》的地方曲调记载：坐投林下石，秋声出疏林。林间鸟惊栖，岂独伤客心。物亦有代谢，此理共古今。邻父缩新醅pēi，林下邀同斟。痴儿踏吴歌，娅yà奼chà足讹é音。日落相携手，凉风快虚襟。

北宋诗人、书法家黄庭坚《戏咏江南土风》记载“踏歌”为“江南风土”：十月江南未得霜，高林残水下寒塘。饭香猎户分熊白，酒熟渔家擘蟹黄。橘摘金苞随驿使，禾舂玉粒送官仓。踏歌夜结田神社，游女多随陌上郎。

南宋辞人吴潜《青玉案.己未三月六日四明窗会客》：踏歌梦想江南市。也说明他对江南踏歌的印象深刻。

1937年张寿林的在北京大学研究院期刊的一篇文章中引用《宣和书谱》对“踏歌”的记载：南方风俗,中秋夜,妇女相持踏歌,婆娑月影中,最为盛集。又夷俗男女相会，一人吹笛，一人吹芦笙，数十人环绕踏地而歌，此谓之：踏歌。

六、踏歌的起源与发展

应歌而舞，踏地击节的歌舞起源于新石器时期的中国青海、甘肃等西北地区。

1973年在青海大通县孙家寨遗址出土的5000-5800年前马家窑文化彩陶盆上已有和后世“踏歌”同一模式的舞蹈动作。陶盆内壁彩绘舞人三组，每组五人，头有发辫或羽饰，臀有尾饰，相互拉手踏足而舞。直径28cm，高12.7cm，底直径11cm。

1995年出土于青海省海南州同德县宗日遗址。高12.3cm，口径26.4cm。口沿内壁绘有两组手拉手的人像，分别为11个和13个人体图形，身上的穿着物被画成圆球状。整个画面用笔简洁，却生动地描绘出一幅原始人群集体“踏歌”的场景

《吕氏春秋.葛天氏之乐》的八段歌舞也是具有“踏歌”的意味。

西汉时期的称为蹋歌，西汉高祖时期有记载：蹋地为节，升菴(音安)引戚夫人侍儿贾佩兰歌上灵之曲，连臂践地以为节，践丑犯切，踏地歌也。杨雄“践凄秋，发春阳。”

东汉时期的公元79年编写的《白虎通.礼乐篇》记载“踏歌”：夫歌者，口言之也。中心喜乐，口欲歌之，手欲舞之，足欲蹈之。

南北朝时期梁武帝大通二年528年记载少数民族的酋长尔朱荣“与左右连手蹋地歌《回波乐》而出”。

唐代民间娱乐中的重大歌舞活动以“踏歌”为代表。人们手牵手，踏地击节，载歌载舞。所唱的歌曲是同一曲调，即兴填词，无限反复。民间踏歌常常夜以继日，通宵达旦，也出现了宫廷“踏歌”。

唐大中时期“有《葱岭西曲》仕女踏歌为队，其词言葱岭之民乐河、湟故地归唐也。”

《旧唐书中宗、睿宗本纪》记载唐睿宗李旦成为太上皇后在公元713年参加的一次彻夜的宫廷举行的大型“踏歌”活动：上元日夜，上皇御安福门观灯，出内人连袂踏歌，纵百僚观之，一夜方罢。唐代在民间“踏歌”基础上出现了皇家宫廷教坊所用的名为《踏歌》的队舞曲。

唐代的“踏歌”活动在皇家和民间都是普遍流行的。唐代中后期诗人刘禹锡《踏歌行》对民间“踏歌”也有生动的描写：春江月出大堤平，堤上女郎连袂行。唱尽新词看不见，红霞影树鹧鸪鸣。

北宋延续了唐代宫廷和民间“踏歌”，文学家王安石《秋兴有感》：宿雨清畿甸，朝阳丽帝城，丰年人乐业，垄上踏歌行。可见，北宋时代汴京秋季丰收举行民间“踏歌”。这首诗也被南宋的宁宗皇帝题写在《踏歌图》上。

南宋时代的诗人陆游《老学庵笔记》中记录了少数民族持续7天的“踏歌”的盛况：辰、沅、靖州（湖南怀化地区和靖州苗族自治县）----“醉则男女聚而踏歌。农隙时至一二百人为曹，手相握而歌，数人吹笙在前导之。贮缸酒于树阴，饥不复食，惟就缸取酒恣饮，已而复歌。夜疲则野��。至三日未厌，则五日，或七日方散归。”

“踏歌”一直延续到明末清初时期，清代顺治时代的保和殿大学士、收藏家真定府梁清标在《洛阳春.元宵后雪》:“才过传柑佳夕。晓窗飞雪。重重帘幕落梨花，总不碍、灯和月。潇洒柴门尘绝。又添春色。踏歌声罢灞桥诗，天未许、风光歇。”至今，部分地区“踏歌”仍然流行，每逢年节和重大礼仪活动都有“踏歌”活动。

七：释义

“踏”释义：“踏”这一舞蹈术语。唐人本以“踏”为简单之舞。“踏曲、踏歌”谓循声应节，以步为容也。亦作“蹋歌、打歌”。拉手而歌，以脚踏地为节拍。《后汉书.东夷传》、南北朝时代的葛洪《西京杂记》均有“踏地击节、连臂踏地为节”的记载。“踏”字究作何解？“踏”是与“蹴”、“践”互训（训诂学术语，以意义相同之字，相互训释。）的、描写足部舞蹈动作的词语。唐·李端《胡腾儿》诗描写胡儿舞蹈，既言“扬眉动目踏花毡，红汗交流珠帽偏”，又曰“环行急蹴皆应节，反手叉腰如却月”。这是“踏、蹴”二字互训之佳例。“踏、蹴、践”浑言则同，析言则异。在用于舞蹈时，三者皆用于描述前进舞步。若细分，“践”强调前行，而“蹴”稍有停顿之意。“踏”则在描写前进舞步时通用。

“踏歌”之“踏”要运用腿部力量，用力顿地。“踏地为节”在“踏歌”中是以歌声相配，贯穿始终的。（引述：姚小鸥先生相关论述，特此鸣谢！）

“杖”的释义：1、手杖。《说文解字.木》杖：持也。凡可持及人持之皆曰杖。《礼记.曲礼》：“大夫七十而致事。若不得谢，则必赐之几、杖，行役以妇人。适四方，乘安车。自称曰老夫，于其国则称名。越国而问焉，必告之以其制。谋于长者，必操几、杖以从之。长者问，不辞而对，非礼也。”2、拄杖。《礼记.王制》：“五十杖于家，六十杖于乡，七十杖于国，八十杖于朝，九十者，天子欲有问焉，则就其室，以珍从。”杖家、杖乡﹑杖国﹑杖朝等均为古代的一种尊老礼制。3、礼仪用具。在北宋大型集体乐舞时会有持“竹竿子、引人杖”的礼仪用具，起到“参军色、喝探”的引导、“勾队”的指挥作用。

根据以上《礼记》中的持杖人年龄的记载，其中一位在六十岁以上，若“踏歌”这种大型集体活动需要指挥，那么这位可能就是一位指挥。而另一人可能在五十到六十之间。

“乌角巾”释义：北宋前及北宋的葛制黑色有折角的头巾，常为隐士所戴。北宋文士苏轼改良后则名“东坡巾”。唐·杜甫《南邻》诗：锦里先生乌角巾，园收芋栗未全贫。惯看宾客儿童喜，得食阶除鸟雀驯。秋水才深四五尺，野航恰受两三人。白沙翠竹江村暮，相对柴门月色新。仇兆鳌注：角巾，隐士之冠。《南邻》是用画面组成的一道诗，诗中有画，画中有诗，展现出来的是一幅山庄访隐士的场景。图中持杖戴乌角巾的老者应为“志在守朴 ”的隐士。正如西晋时期的嵇康《与赵景真书》描写的隐士生活：“夫处静不闷，古人所贵，穷而不滥，君子之美。故颜生居陋，不改其乐，孔父困陈，弦歌不废。”这是宋代文士倡导的“内圣”的时代共性的体现，即“所谓达能兼善而不渝，穷则自得而无闷”的君子操守。马远是文人士族画家也具备宋代文人的时代共性，也有一定的隐逸情怀。在《踏歌图》中描绘的这位就可能是一位在乡间德高望重具备指挥才干的又平易近人、甘贫守志、与民同乐的文人隐士，主持踏歌归来的路上，余兴未散，引伴踏歌的场景。

“平式幞头”的释义：北宋沈括《梦溪笔谈.卷一》记载：幞头一谓之四脚，乃四带也。二带系脑后垂之，二带反系头上，令曲折附顶，故亦谓之“折上巾”。唐制，唯人主得用硬脚。晚唐方镇擅命，始僭jiàn用硬脚。本朝幞头有直脚、局脚、交脚、朝天、顺风，凡五等。唯直脚贵贱通服之。又庶人所戴头巾，唐人亦谓之“四脚”，盖两脚系脑后，两脚系颔下，取其服劳不脱也。无事则反系于顶上。今人不復系颔下，两带遂为虚设。南宋马远《踏歌图》中两人佩戴平式幞头，即《梦溪笔谈.卷一》中的“四脚”幞头。

“帻巾”的释义：帻(音则)巾：在宋代，士人以上方可戴冠，帻是庶民戴的。帻是韬裹鬓发使之入帻中而不蓬乱，作为覆盖发髻之用。明代为网巾是由“帻”衍化而来。在宋代，帻只是施之于乐工、仪仗中用之。北宋孟元老《东京梦华录》：“宫架前立两竿，乐工皆裹介帻如笼巾，绯宽衫，勒帛。”依据《东京梦华录》的记载，这位头戴帻巾的人应该是一位乐工或者仪仗队员。其手持的“杖”，可能就是起到“喝探”引导、指挥作用的“踏歌”这样大型歌舞集会活动的礼仪用具。或者只是民间踏《竹枝》歌使用的竹竿子，这种竹竿子在少数民族祭祀中仍然使用。乐工在宋、元时期普遍存在甚至是有专门的乐户。为大型集会、祭祀活动伴奏。

“葫芦”释义：明药学家李时珍《金陵本-本草纲目.菜》记载为：壶卢。瓠hù瓜（《说文解字》）、匏瓜（《论语》）。时珍曰∶壶，酒器也。卢，饮器也。此物各象其形，又可为酒饭之器，因以名之。俗作葫芦者，非矣。葫乃蒜名，芦乃苇属也。其圆者曰：匏páo，亦曰：瓢，因其可以浮水如泡、如漂也。凡属皆得称瓜，故曰瓠瓜、匏瓜。古人壶、瓠、匏三名皆可通称，初无分别。故孙《唐韵》云∶瓠音壶，又音护。瓠，瓢也。陶隐居《本草》作瓠，云是瓠类也。许慎《说文》云∶瓠，匏也。又云∶瓢，瓠也。匏，大腹瓠也。陆玑《诗疏》云∶壶，瓠也。又云∶匏，瓠也。

《庄子》云∶有五石之瓠。诸书所言，其字皆当与壶同音。而后世以长如越瓜首尾如一者为瓠（音护），瓠之一头有腹长柄者为悬瓠，无柄而圆大形扁者为匏，匏之有短柄大腹者为壶，壶之细腰者为蒲芦，各分名色，迥异于古。以今参详，其形状虽各不同，而苗、叶、皮、子性味则一，故兹不复分条焉。悬瓠，今人所谓茶酒瓢者是也。蒲芦，今之药壶卢是也。

中国河姆渡遗址出土的葫芦皮和种子，距今6500-7000年。《诗经》中就有不少葫芦记载《豳风·七月》：“七月食瓜，八月断壶”，写的是春秋战国时期葫芦作为食物或制作盛器情况。

北宋诗人黄庭坚有诗《葫芦颂》曰：大葫芦乾枯，小葫芦行酤。一居金仙宅，一往黄公垆。有此通大道，无此令人老。不问恶与好，两葫芦俱倒。更明确而的指出北宋时代葫芦作为酒器，但并没有明确指出这个葫芦是“悬瓠”还是“蒲芦”，看《踏歌图》中是“蒲芦”。“小葫芦行酤”和“有此通大道”两句分析，“行酤”有打酒的意思，“通大道”来自于李白的《月下独酌》：“三杯通大道，一斗合自然。但得酒中趣，勿为醒者传。”可见，北宋时代葫芦用途划分并不明确。到李时珍所处的明代后期：悬瓠，今人所谓茶酒瓢者是也。蒲芦，今之药壶卢是也。才明确的划分开来。《踏歌图》中的葫芦可能是“行酤”的酒器。

八、踏歌图的题记与印章：在马远的这幅《踏歌图》的上方，题有五言绝句一首，这是南宋皇帝宁宗赵扩抄录北宋王安石的诗句。诗为：“宿雨清畿甸，朝阳丽帝城，丰年人乐业，垄上踏歌行。”这是南宋皇帝对太平盛世的企盼，供奉宫廷的画院画家马远即以此诗为题作画。钤：庚辰、御书之宝。

九、马远的绘画世家：曾祖：马贲bèn 北宋宣和画院待诏。祖父：马兴祖南宋绍兴画院待诏。伯：马公显、父：马世荣南宋绍兴画院待诏。兄：马逵-----马远南宋光宗、宁宗画院待诏。子：马麟南宋宁宗画院祗候。

马远：字遥父，号钦山，南宋光宗、宁宗画院待诏“南宋四家”之一。

十、评价：1924年近代伟大的山水画大师、教育家黄宾虹先生评价马远山水画成就：世其家学，马远师李唐，下笔严整，用焦墨作树石，树叶夹笔，石皆方硬，以大斧劈皴带水皴甚古，全竟不多，其小幅或峭峰直上，而不见其顶，或顶壁直下而不见其脚。近山参天而远山则低，或孤舟泛月而一人独坐，此边角之景也。画松多作瘦硬，如曲铁状，间作破笔，最有丰致。古气蔚然-----墨气淡荡，洒然出尘。------马远所作笔意清旷，烟波浩渺，尤极其胜。-------该自王泼墨辈，略去笔墨畦qí疃tuǎn，乃发新意。随赋形迹，略加点染，不待经营，而神会自然，自成一家。宋李唐其不传其不传之妙，为马远父子师，乃远又出新意，极简淡之趣，号：马半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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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dydiy123 · 7 years a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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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意可用而不可欺

——由腌臜的白银案蠡测党国共贪体制下的倒错、空转系统（纯净版）

白银案后续概略：被告人高承勇涉嫌犯故意杀人罪于2016年8月26日被白银市公安局刑事拘留,同年9月30日被白银市公安局逮捕。白银市人民检察院以被告人高某某犯故意杀人罪、强奸罪、抢劫罪、侮辱尸体罪,向白银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公诉。法院在进行程序性审查后,于今年5月2日依法受理了此案。

嫌疑人高某某涉嫌故意杀人、强奸、抢劫、侮辱尸体一案于7月18日上午在白银市白银区人民法院不公开开庭审理。

……

白银案里信息发布及对新闻的审查和管控达到了令人咋舌和堪称变态的程度！从耳朵起茧的“1988年案发至今，白银公安局换了8任局长”“案发时，白银公安系统共有民警约250人参与了此案侦查，他们都背负着阴影生活、工作”“那时科技不发达，指纹比对全靠人工” “光是专案组长就退休了两任了，但是始终没有放”等说辞，到而今所谓的“不公开开庭审理”，诡异腌臜与欺骗隐瞒并存。

事出反常必有妖！严控其实正说明了背后有着太多的黑幕和猫腻！！

假如时光可以重来，又有多少丑行等待揭开？

案件已经审查终结，嗜血狂魔高承勇都被提起公诉、审理(不公开)了，央视记者采访高某本人也已近一年，视频为什么一直不让播出呢？还要继续遮丑和掩盖吗？

另外还有很多疑问：

那位向张欣提供画像素材的女工夫妇看到的究竟是不是高承勇本尊，还是精神有问题的武疯子？能否让女工夫妇和高承勇当面轧对？

而腾讯新闻记者28年后轻易就能找到的幸存者“余秀兰”及其邻居接触和目击的行凶者据信才是高承勇真身，能否证实确认？其向白银警方提供的兰州口音、凶手身高约1米78左右等等线索为何没有被采纳？

还有，高某究竟通过什么途径搭识白银系列案末案受害者陶乐春宾馆长住客朱某的？其进出宾馆前后究竟有没人看到？

此外央视自己的发问谁来解答：

高承勇为什么会对这么多女性痛下杀手？同一地点作案，难道就不怕警方将其抓获吗？98年顶风连续密集犯案4起又有什么心理诱因？

其到底经历了什么样的心路历程，遭遇了哪些重大转变或变故，具体是哪些因素导致其堕落、嬗变成连环杀人恶魔的？？

等等。

连公布事实真相的勇气和公开谈论的意愿都没有，又谈何公开透明客观公正？更遑论专业廉明高效通达了！！欺瞒吹撒、公信��失下无怪乎警民对立、群体性事件多发高发！

世界潮流浩浩荡荡，顺之则昌，逆之则亡。瓮安事件、海南拆迁视频、邻水事件、肇庆PX事件、湖北石首大规模骚乱、乌坎事件、启东事件、什邡事件、连云港“反核废料“事件等全国每年十余万起所谓“群体性事件”，及甬温动车事故、东方之星沉船、上海踩踏事故、天津爆炸案等，每一个具体、生动而真实的案列都是推动鸡国不可逆民主化进程的孵化器，成为掘坟与民为敌、罪恶昭彰制度的推手！这是社会、时代的进步！！

目前全国具有大学文化程度的有12234.1万人，近年高校毕业生每年都是以7、800万人计！2016年中国公民出境旅游1.22亿人次！移动互联世代地球村信息交互、公民力量的发展、民意的勃兴又岂是舆论钳制、思想禁锢的愚民体系下的党棍们所能操控、压制的？！作为曾经全球轰动的知名悬案，破与未破都注定会成为惊世传奇，又岂是只手可以遮天，一纸封口令所能封杀的？任何螳臂当车掩耳盗铃式的遮丑掩盖都只会是欲盖弥彰贻笑大方，止增笑耳！

甘蒙喋血，一时多少豪杰！白银惊天大案可谓是兴师动众大费周章，庶几动用了全国刑侦界大半豪华阵容，大内高手粉墨登场近乎倾巢而出：“2001年‘白银案’公安部督办”“百密无疏、国产福尔摩斯、八大首席之乌国庆”“刑侦界神笔马良、首席模拟画像专家张欣”“公安部八大专家”际会“驰誉美帝之华裔神探李昌钰”“2002年公安部再次组织专家‘会诊’”“公安部工作组先后4次带领刑侦专家赴白银市、包头市研讨案件”“公安部将该案定为部督案件，在以后的几年中，多次派出刑侦及法医专家与甘肃省公安厅刑警总队成员组成专家组对案件进行会诊”“全国最好的犯罪心理学家，去了好几个，顶尖的都去了”“上百位刑侦专家来来去去” ……

如此这般冠盖云集，本应是旌麾所指坏怂束手，孰料一众侠士竟然尽皆掉粉脱漆黯然失色，全部望峰息心江郎才尽！悉败于彼岸青城一进城民工锋刃之下！

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懵逼废柴人物！各路位列仙班的神探们应该都是憋着一股气，最后却只是放了几个屁:“没有追寻线索”“所有侦查方向都是无效的”“当时在专案组的专家和张欣说，这个案子只有’神仙下凡才能破了’！”（2016年09月10日《新京报》）

试问数百名中外刑侦大咖应召雷同云集、接续数十年的白银会战，缘何却成吃相不雅众神探跌份掉粉的大乱斗？本该是几十年道行已臻修仙得道的巨擘大拿们群英荟萃、呈泰山压顶之势的诸神围歼之战缘何惨变盲人摸象、萝卜开会，竟不敌一两番高考落榜的失意农民？

很显然，其中之一就是党国体制下阉党厂公们罔顾民意民智，刑侦也喜欢走隐瞒矿难的套路，连坦陈白银案案件发生、公开承认舆情属实的底气都没有！特别是98年一连发生4起同类型女性遭受强奸和残杀的系列惨烈命案，都不敢公开基本案件事实以警示市民、提高公众防范意识、震慑阻嚇犯罪和即时向社会公开征集破案线索，甘肃省厅都没有统领周边各市局协力办案，未做到“定准、统筹、协调和分工”等等无能乱象，硬是把有一定难度但有诸多共性、众多证据指向和排他性物证的系列恶性案件集体拖延、掖藏成了举世瞩目、名动中外的世纪悬案！！更遑论充斥其间的钳制操弄、掩盖遮丑、诓骗促狭、盲目护犊等腌臜污秽乱象！而瞎猫碰个死老鼠自然也不是令人信服的破案方式，藉之无脑跪舔吹嘘则更属一叶障目不见泰山！！(“直到2004年，基于传言众多、社会影响太大，再不公布案情已无法向社会交代，白银市公安局才公布了一份《白银市公安局侦破系列强奸杀人案件宣传提肛》，证实了‘白银确实出了个杀人狂’不是一个社会传言。”)

在利为民所谋、权为民所用的、情为民所系，共贪党是代表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代表先进生产力发展要求、代表先进文化发展方向等一系列的谎言聒噪和无耻忽悠下，在集体失能噤声、掩盖拖延与揽功推过、刑侦吃大锅饭等一贯的潜规则横行与造孽中，14年里11条鲜活女性的生命就此倏忽而逝！

邪党恶棍们视人命如同草芥竟至于此！！！

与此相反，病急乱投医，抓住鸡毛当令箭，竟然把一位行为、举止怪异乃至身高、体重又或者年龄等明显不符，疑似精神不正常的武疯子作为嫌疑对象描摹追踪，用尽洪荒之力孜孜以求18年，唱起了一出新时代扯大旗作虎皮、眉毛胡子一把抓的瑰丽刑侦大戏，不啻是现代版的指鹿为马，洵为最可大书特书、尤为奇葩的乌龙事件！白银、甘肃警方不放弃不泄气只便秘，会炫技会吹逼会演戏，虚怀若谷嘉言懿行，刑事之专业、高效、超能，简直是惊天地泣鬼神，令到万民敬仰，后世畏威怀德，可谓是空前绝后、旷古绝今，足可彪炳史册万古流芳！！

白银案里公安系统的莅事厂公们各种呕心沥血披肝沥胆，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精彩表演，举全国精粹刑侦力量全心全意为民服务的传奇刑侦故事，绝对应该入选FBI、苏格兰场、警视厅、警察厅、港澳警务处等教学典籍，成为永世传颂褒扬的经典教案！！！

时值甘蒙8.05连环强奸杀人案案发多年搅得两地天崩地坼鸡犬不宁，居民人心惶惶人人自危惊恐莫名之际，“代表人民最根本利益”��跟甘蒙8.05案有涉的王司徒们又有何作为？且看：1997年11月13日，原白银市公安局长翟某因非法倒卖黄金被开除公职并被判处有期徒刑7年。案发时历任内蒙古自治区公安厅刑侦处副处长、处长、厅党委委员、副厅长的伟大诗人、作家和大发明家赵黎平正在屁股决定大脑、用下半身思考，倾尽毕生公安实践和刑侦经验只为后来持枪对付、绝命追杀情妇！而刚刚被查的重庆市公安局局长，因拥有包括价值20多万元的江诗丹顿和逾八万元的劳力士等多块名表，被戏称为“新一代表叔”，并被港媒爆料曾以价值约3000万元的珠宝向周永康行贿的何挺，彼时正历任公安部刑侦局特大案件侦察协调处科员、副主任科员、主任科员、副处长、反恐怖处处长、助理巡视员、刑侦局副局长、局长等职。

……

警方直面、保护的是公民的生命、财产等最切身的权益，其是否廉洁、高效、神明、作为，与公民的安全感、幸福感、获得感休戚相关！！公安系统连苦心孤诣勇破天安门枪击案，铁面横扫天上人间、八号公馆之类的猛探能吏都腐化堕落了，更从来不缺如腐败毫不手软的陶驷驹、贾春旺、周永康、李纪周、郑少东、李东生、杨焕宁、夏崇源、吴爱英、卢恩光、张越、秦玉海、吴天君、苏宏章、李峰、谢晖、何再贵、郭政民、相怀珠、庄如顺、贺明保，贪腐全家总动员的宋平顺，对国有资产上下其手的武长顺，上面九级台风、下面纹丝不动的周本顺之流，还有何靖、文强、王立军、杨崇友、朱明国、丁鑫发、李亚力、程瀚、王振忠、何建生、魏向民、孔逸鸿、宋建国、马伟灵、王昌平、李荣飚、朱应忠、郑北泉、唐建华、郭维国、李阳、王鹏飞、王智等一干前腐后继的鬼畜魔兽。

即便是对共贪猪意下的党国抱持最大诚意善意之人也不得不承认无官不贪是其最鲜明标签和注脚，那么反腐注定是选择性、运动式和猴子摘桃般的，前述挖出的蝇蛆瘟猪只会是挂一漏万！！

窥斑见豹，一叶知秋，指望一群专精贪渎、钻营、配种的瘟猪、淫棍、种驴及李东生式的皮条客们如李昌钰那般身正影直，心无旁骛地专事刑事鉴识刑侦破案，无异于强让公鸡下蛋，不啻是与虎谋皮、缘木求鱼、痴人说梦！

理应明镜高悬，最可清明、亲民的赢国警察系统、政法痿早已彻底沦堕为低能无为权谋者的会聚之场所和破案无方、敛财有法、不学无术、沐猴而冠、溜须拍马、好大喜功、偏袒护崽、徇私枉法、奸佞当道、拉帮结派、结党营私、好色纵淫、蝇营狗苟者咸集之乐土，成为赏罚不明、窝案高发的法外之地！

不禁想起了三国里诸葛亮的台词：庙堂之上，朽木为官；殿陛之间，禽兽食禄。以致狼心狗行之辈汹汹当朝，奴颜婢膝之徒纷纷秉政。以致使社稷变为丘墟，苍生饱受涂炭之苦！

“干多干少一个样，干好干坏一个样，干与不干一个样”，自从警方习惯于闭门造车内化办案模式和刑侦吃大锅饭，就从来不缺轻慢冒渎公众智商的自捅11刀自杀、挑断脚筋跳楼自杀式奇葩断案和让善良人们揪心愤慨的赵作海、佘祥林、呼格、滕兴善、张高平张辉叔侄、聂树斌、念斌、陈满、陈夏影、钱仁凤、江西乐平式层出不穷，全国范围内已知的数千起冤假错案，更遑论悬案了！故一言以蔽之，类似白银悬案久侦未破，以及众多让受害者一生尽毁甚或付出生命代价的冤假错案却几乎无人可因此被追责判刑，这种事实上的刑不上共贪党冠猿，由此造成严重社会恐慌和政府公信丧失，实为现行党国悖论倒错体制及其愚民、驭民体系下官本位、潜规则、长官意志横行之祸！为伟大的猪圈系统张目，弹压民意使之不能出现触发影响教主长治久安的群体性事件的要务（“和谐”、维稳）压倒一切！！

在一个把精心塑造出来的“首席模拟画像专家、刑侦界神笔马良”都可以当枪使、当厕纸，令其要为邪教擦腚兜底的肮脏体系里，注定结果正确许多只会是误打误撞，更遑论程序正义了！！所以就很容易理解为何竟然把全球几十上百万网友热心集智支招和金玉良言，部分甚至可说是精准导引破案的方法论弃若敝屣、置若罔闻，把确定存在和容易找到并且不止一位目击者这一破案三要件之一默杀和弃诸不用，却举全国刑侦之力行大炮打蚊子、杀鸡用宰牛刀的尴尬、荒诞事了！！居然还可以无耻地用“几乎没有目击者”“没有追寻线索”“不公开审理是因为残忍、涉及隐私”及“案情复杂”这样的屁话胡话鬼话敷衍塞责自摸自嗨，公然忽悠诓骗全国、全世界人民了！！！

在一个公众普遍没有知情权、监督权、话语权，办案基本依靠刑讯逼供及监控，缺乏分权制衡的腌臜分赃体系内，所谓的“命案必破”口号及其高破案率只不过是厂公们揽功推过及官出数字、数字出官的又一诓骗伎俩和愚民花招之一，如同饲喂瘦肉精的壮硕肥猪和注水猪肉般荒谬地存在，只可以拿来恶心人而已！

自从刑侦可以搞内化办案，并且习惯和热衷于吃大锅饭，处处皆刑侦懒汉，警察打死人不见被法办，可以拿冤案当铁案到CCAV矜炫，满街都是聂神探，犯了错误还有临时工恰巧出现，撞运破了案却都要雨露均沾，平时尽作龟缩蛰伏状此刻却如蝇逐臭般大量冒出能显露半个龟头真容的神探，报章荧屏满眼尽是说教洗脑标榜美化卸责洗地吹牛装逼无际无边！！

这就是为什么白银案即使几近动用了举国精粹刑侦力量，甚至请到了李昌钰这一享誉世界的华裔神探，也仍然不能雄起令案件复明反转的根本原因！

这反映了刑侦懒汉们明明没有程序正义，却奢求结果正确的操蛋心理、扯淡尿性！

事实上，白银案不同于“南大碎尸案”，并非不可破之案！

该案有具体和确定的指征：系列案件有共性；白银9起（实为10起）案件或有目击者（包头2起案件，按后续官方口径实为1起，但其始终无相关信息，按部分网友分析，疑“早已破案”，庆功会早就开完了，有关人员业已升官发财！此处不提）；均留有第一现场；案犯数次留下了包括指纹、掌纹、足印、精斑等一系列可助排查凶手及具排他性、足以指证的痕迹物证等等，完全可以有条件对凶手进行确定和较精准的描述、刻画和勾勒；而排他性物证则更具极强的指向性。

况事后反思及逆推理，高某为跨过黄河铁桥即抵的彼岸青城农民，而青城这一千年名镇彼时正值大力发展旅游，交通不可谓不便利，并且高某还在白银累计生活了10多年之久！（其在白银务工过几年；案发后举家租住在白银棉纺厂职工宿舍小区长达6年之久；在白银工业学校小卖部生活1年多。）“偏远农村排查困难”“1988年做下首案后，一直居无定所，行动轨迹飘忽于甘肃的兰州、天水及内蒙古的巴彦淖尔、包头等地”“没有追寻线索”“所有侦查方向都是无效的”等说辞纯属厂公们睁眼说瞎话、顾左右而言他，娴熟搅屎一等下流无耻之变态忽悠！！

(笔者特将有��的分析制成了明了易懂的表格，如下图)

白银案可谓是全程屎尿屁，污秽横流！

砖头与骂声齐飞，唾弃共不满一色！这也是该案绝大多数网友普遍都呈嘘声呛声一片的根本原因！

葫芦僧判断葫芦案，在这个所谓“依法治国”“司法公正”的奇葩国度一直龌龊而又最真实地上演着。在这个可以炫耀强盗吃肉，却不允许强盗挨揍的党棍文化横行的分赃体系里，欺骗、隐瞒、吹逼、撒谎等各种官场现形记无所不在，白银案里则更属暴露无遗，甚至达到了登峰造极的程度！

白银案——这一有人领功无人受过，施工单位懵逼无措失能失禁资质三无，事前责任人难觅、监理单位空缺，可谓是刑侦界的楼脆脆、桥垮垮、路塌塌事件！

延宕28年，曾经和最诡异的1.19南大碎尸案一同位列全国十大悬案，并且长期居于各大悬案之首，这一举世震惊堪称甘蒙之殇、刑侦之耻的惨烈大案，没有后续反思总结，甚至连残忍冷血的高某最终都当庭道歉了并愿意捐献器官，却始终无人可为白银案道歉担当及可被追责！而真相则更是云遮雾罩迷雾重重无从查考，而精准侦查进展通报、相关信息精确披露、口供证据轧对、审讯进度通气说明、侦查终结到收场善后、后续的犯罪行为学、犯罪心理学典型性样板研究、犯罪预防意义方面经验教训汲取、社会管理层面建言献策改进举措等研究亦始终、统统隐匿缺位无从说起，只有吹牛欺瞒撒谎遮掩封盖！

这就是猪狗牲畜们鼓吹的所谓“和谐”？！

与之相反，一贯地把丧事当喜事办，这样惨烈血腥及处置过程中错误低级、破绽百出乃至肮脏丑陋的大案却被公安群丑及政法蝇蛆们硬生生办成了鸡犬升天、弹冠相庆、群魔乱舞的狂欢盛宴和吹逼分赃的尬舞大会，这是党国枉法、共贪、分赃体系下特有的福利！这才是它们自信体质之所在！！这也是党国体制下兽妖猪头们为什么要强调党媒姓党，需要牢牢握紧“笔杆子”“枪杆子”“刀把子”，进行最严格舆情管控和严苛新闻审查，需全面掌控舆论基地的根本因由！！！

谎言止于知者！白银案——这一内幕远比呼格案、聂树斌案、贾敬龙案、雷洋案等黑暗肮脏千万倍，堪称世界刑侦史上最臭名昭著的集体造孽丑闻，注定将永载史册遗臭万年！！白银分局、市局、甘肃省厅乃至公安部、刑侦局莅事厂公们蛇鼠一窝地勾连、串通、作恶的经典传奇故事势必恒久远，终将永流传！为这个专精贪渎，种猪淫棍皮条客咸集，罔顾公平正义毫无廉耻效率担当，怙恶不悛恣意妄为视人民如同草芥，对人民犯下滔天罪行的邪教组织再着浓墨！

有着13.75亿人口的泱泱大国，不仅“近代500年里，中国在发明创新方面对世界的贡献几乎为零”（张维迎语），甚至也出不了像李昌钰这样业务专精纯熟、权威公信兼具的神探，只有为奉迎党国洗脑文宣需要，谙熟党棍文化套路，官话套话假话瞎话胡话鬼话屁话说得溜，对鸡汤营销程式、悲情公关传统和欺瞒吹撒伎俩、推过揽功大法娴熟操弄，道德丧失良心昧灭廉耻全无，却对造星流程、摆拍甫士烂熟于心，惯于搔首弄姿，必要时可以兜底擦腚的神骗忽悠、影帝戏子、夜壶厕纸！！

就让我们继续在白银案、朱令案、纸币开手铐案、李天一等5人轮流发生性关系事件、杨佳案、唐慧上访案、躲猫猫死、湄公河惨案、南京620宝马案、徐纯合案、于欢案、王林案、徐明案、彭明案、河南农妇李桂英17年不懈追凶事件、北京红黄蓝幼儿园虐童猥亵案、北京大规模驱逐“低端人口”事件、周远案等数以万计的公案、事件当中，在每一个具体的案件里去感受狗日的党国体系下的司法公平正义吧！

不改变怙恶不悛的党国枉法、共贪、分赃体系，从上到下欺瞒吹撒淫水四溅的党棍文化在猪圈系统的泔水缸里继续肆虐横行，如是，所谓的依法治国、法治国家就是个拙劣噱头、下作忽悠、奇响臭屁！

如若信息不再欺瞒和足够公开，腌臜的白银案又岂止是高承勇一人应该挨枪子、坐穿牢底？？

诸多知名悬案，特别是1.19南大碎尸案亦并非完全不可名状和研判，以及定性、定向、定准。

#白银案黑幕重重 #党国体制倒错 #公安反智 #警察低能 #张欣屈死 #高承勇 #甘肃白银水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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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dependence-of-mind · 6 years a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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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周小平的公开信

作者：钱定榕 2014-10-29

最近，你作为四川80后网络作家，受到国家主席和党的总书记习近平接见，对此网络上反应很强烈。

有人认为你的文章洋溢着浓浓的爱国心、民族情，体现了青年人的责任、担当。

也有人认为你是满嘴跑火车，梦游美利坚，甚至很不客气地认为你是流氓文化的代表。

我也有些话想一吐为快，只好放下手头的事，也来凑个热闹。

首先应该肯定你勤于读书，勤于思考，比之那些穷得只剩下钱、醉生梦死的人更有希望。

看了你的两篇文章，《请不要辜负这个时代》和《梦碎美利坚》，有很明显的感觉: 你常把国家和政府混为一谈。

例如你说：“我最大的目的是，希望大家都要相信自己的国家，相信自己的民族，相信身边的亲朋好友，相信自己的双手，勇敢、自信地面对世界，从心理上做好当新世纪强国人民的准备。”

对于自己的国家和民族，不是相信的问题，用词不当。

一般而言，我想你的意思有两个可能，一是对国家和民族要有自信，二是要相信政府。但是看到你接着说“相信身边的亲朋好友”，这就明白了，你讲的相信不是自信的意思，于是一般而言的两个可能就变成一个可能：相信政府。

又如，你的《请不要辜负这个时代》一文的付题是“如果你也骂过这个国家，就请斗胆进来看看”。

但是通篇都看不到有哪一句是骂国家的，人们骂的是政府失职。

又如你说：“再没有任何国家比今天的中国蒙受的不白之冤更多了。如今中国的互联网上80%的声音都是在恶骂政府。”很明显，在这里国家和政府是同义词。可见我的猜测是不错的。

我很欣赏你的爱国心。

中国是我们祖先世世代代生活繁衍的地方，几千年来他们创造了辉煌的文化，对国家我们只有爱。

而政府按理应该是人民选择来管理国家的行政机构，对政府我们要做的是严加看管。

怎么管？

宪法就是用来看管政府的。

文化大革命怎么会发生的？

就是有一个组织和个人拥有了超越宪法和法律的特权，违反了宪法第五条，造成了非常严重的后果，被称为是一场浩劫。

又如，宪法第二十九条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武装力量属于人民。它的任务是巩固国防，抵抗侵略，保卫祖国，保卫人民的和平劳动，参加国家建设事业，努力为人民服务。”

8964那场悲剧是怎么发生的？

就是因为国家的武装力量被用来对付人民。

所以爱国从根本上来讲就是要用宪法来看管好我们的政府（当然也包括政党）。大家知道，政府做错了事危害最大，最应该防范。

你说“六十年弹指一挥间，中国已经有6亿人走向了小康。有许多和我一样的农村娃都变成了一个又一个城市里的新青年。这种规模的沧桑巨变就已知的人类历史而言，绝无仅有。如果这还不能证明我们的政治体制更优秀，还不能证明我们的民族和种族更优秀，那请问还有什么值得我们去信仰。”

说得好。

但是有一点必须明确地指出，这六十年包括两个三十年。

前三十年搞成什么样，请问问你的外公，以及任何不幸赶上了那个时代的人。

你不知道前三十年的事，这不怪你；很奇怪，除了过来人，现在谁都不清楚了。

也许有人巴不得我们都忘了。

但像你这样勤于思考的年轻人，应该不难弄清真相。

在看《台湾史》和《欧洲史》之前，最好先调查一下在那前三十年里，四川省发生了什么，天府之国被搞成了什么样子！

你说得对，“知识是人生最重要的防火墙”，那么请你先在自己的家乡筑起这段防火墙。

发生文革这样的浩劫，还能证明“我们的政治体制更优秀”吗？

准确地说，巨变应该是后三十年的事，因为我们的体制变了，开始变得适合于生产力发展的需要了。

这样笼统地说 “六十年”，明显地是想要掩盖前三十年里的严重错误，为什么你会看不出来呢？

看来你的防火墙还要继续完善才行。

你说得对，我们的民族是优秀的，所以只要一松绑，社会经济就像脱缰的马一样高速前进。

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13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为568845亿元，按可比价格计算比上年增长7.7%，比上年增加近5万亿元，这一增量就相当于1994年全年经济总量。无论跟自身比，还是在全球范围来看，政府都交出了成绩不凡的答卷。这证明，我们改革以后的政治体制是优秀的（我在这里没有“更”字），因为它解放了生产力。

那么，为什么“如今中国的互联网上80%的声音都是在恶骂政府”呢？

因为政治体制改革还不够，还落后于人们的期待。

例如，三年多前一夜成名的草根歌星朱之文是山东单县人，就在他成名的一年前，母亲因病无钱医治，近乎于疼死；无力让母亲上过一段好日子，成了朱之文不可弥补的终身遗憾；寒冬腊月里，他的第一个孩子因医院拒收，是在田野草堆里生产的；他牙疼，竟要等老婆买头发才有钱医治；他在小学二年级就辍学了，而我国义务教育是九年。

这一切看得令人心碎的事实都是因为穷！

而且这是在最近这几年的事。

请你调查一下，还有没有比山东单县更穷的地方。

看了这些地方，你的心情一定和“2013年6月12日星期三，端午节，风和日丽，我周小平坐在通州北苑某小区的花园长椅上里一直想着这些事”时很不一样。

同时你也一定能理解，为什么民众对政府在分配发展成果时，严重地向权贵倾斜不满（如果你有胆量，请你调查一下高干们的待遇以及红二代官二代令人惊讶的财富和地位）。

如果朱之文的老乡知道我们的政府官员三公消费每年高达几千亿，他们能接受吗？

“恶骂”还算是很理智的了，中国政府并没有蒙受“不白之冤”。

我小时候妈妈替我做衣服时，往往要求裁缝将布料裁得宽大一些，以便过两年以后再放大。

经济发展了，政治体制就要跟着改。

你二十岁了，如果还要你穿十五岁时的衣服，还穿得下吗？如果硬要穿会是什么结果，一定是衣服被你撑破。

你在“通州北苑某小区的花园长椅上”享受到的是至今改革开放的成果，今后呢？我欣赏你这句话：“我的朋友，请不要辜负了这个时代，不要让子孙后代责怪我们今天的愚钝。”

还有，请把上面那句话里的两个“更”字拿去，因为这不是新世纪强国人民的心态。

��界各民族都有值得彼此互相学习的地方和长处。

你这段话的最后还说到信仰，从行文来看，你说的是政治体制和民族和种族的两个“更优秀”。

很抱歉，对此我不能苟同。

刚才讲过，我们的政治体制曾经严重地背离法制，给我们国家和人民造成的损失是前所未有的。但我们的政治体制还是有希望的，后三十年的事��就是例子。希望就在于它能改，不继续改就没有希望了。今后还要不断地完善我们的政治体制，以适应生产力不断发展的需要。

鉴于你常常把国家和政府混为一谈，我想再强调一下，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宪法第二条），政府是我们雇佣来管理国家的行政机构，它只有做好本职工作的义务，没有要求我们信仰它的权力。

政府做了好事，我们可以表扬或赞扬，但决不应当歌颂。我们的政治体制还要不断地进步，不断地改革，才有希望，为此我们要一刻不停地督促政府。

政府的事做得不好而挨骂，是再正常不过的事了。

这也是我们从前三十年得来的代价巨大的教训！“信仰”用在这里不妥。

我很欣赏你的爱国心。

每当听到或看到有人妄自菲薄、崇洋媚外，我都为这些人愧对祖先而感到羞愧。

例如，时下许多摩登人物讲话，时不时夹几个简单的常用英语单词（发音就别提了）。这当然是一种炫耀，但是中国人忘记了中国话，这应该是难为情，脸红的事呀，怎么不以为耻，反以为荣了呢？

正如钱钟书先生所描写的，这像是夹在牙缝里的肉屑，向人表明，我的日子过得好，有肉吃。

最令人感到羞愧，是当年江泽民总书记训斥香港记者的那次讲话，批评他（她）们“naive, too simple”（天真，头脑简单的意思），中国人和中国人讲话，又不是中文里没有的冷僻的词语，身为国家主席和党的总书记，有必要这样卖弄吗？真是不伦不类。

所以，爱国还应包括认真爱护自己的语言，讲纯正的汉语。

见报道，现任总书记走到你们面前，亲切地说：“希望你们创作更多具有正能量的作品。”

这“正能量”也是时下许多摩登语言之一，我也忍不住要讲几句。

语言当然要随时代而发展，但是不能失去其准确性。

能量是个科学名词，按定义，它表示一种状态，要改变一个系统的能量状态就必须对系统做功，或者由系统对外做功。

能量是个标量，没有正、负之分。

比如炸药，内含化学能，炸药爆炸释放的化学能做功的结果，可以是开山筑路，也可以是毁屋断桥。前者做的是建设性的功，后者做的是破坏性的功。

什么叫“具有正能量的作品”？我不懂。

你编一本字典，汪精卫和孙中山都可以看、都可以用，但他们做的事却绝然不同。

请问这本字典具有什么能量，是正还是负？

这也难怪，现任总书记是1998－2002清华大学人文社会学院马克思主义理论与思想政治教育专业在职研究生班的博士，博士论文是《中国农村市场化研究》。隔行了。

他的勤奋好学是出了名的，据说在农村就手不释卷。

我查了一下，仅2000－2002年间他就担任过福建省委副书记、省长等五个职务，还再要读千里之外的北京清华大学的在职研究生，他的精力和毅力实在是不可思议地过人！

但是科学就是科学，和什么人讲的无关。

说到这里，想起了又一个时髦用语：文革时的“红色电波”。

当时的广播用的是中波无线电波，而红色电波理应是红光（光也是电磁波），为了政治的目的，不知哪位秀才想出了红色电波一词。于是许多喜讯和最高指示都是由“红色电波”传来的。不伦不类！

科学从来就是不讲时髦的。

也许，总书记希望你的作品能做建设性的功，但是对谁做建设性的功呢？当然应该是对国家，而不是对任何组织和个人。

为什么？

因为前三十年里我们已经有了沉痛的教训，无论如何伟大的组织和个人，一旦缺少了人民的监督，就会出现和尚打伞-无法无天的严重局面，造成几千万人死亡，国民经济濒临破产，许多传统荡然无存。

说到这里我想起了两个人：姚文元和戚本禹，他们就是为最高领导人而写作的，这个领导人犯了错误，他们也就翻船了。这两个人，尤其是戚本禹，还是有文才的，可是他们的文章，除了供批判，谁也不屑看。

爱国不仅要爱护自己的语言，还要保守祖先留下的国土。

沙俄从我们手里夺走的土地大约相当于法国的面积，历来的中国政府都没有承认过；列宁在十月革命后也宣布过要放弃一切沙俄签订的不平等条约。

虽然收回这些国土不容易，但是采取不承认的态度至少可以把这问题留待将来去解决。

毛时代对此暧昧不清，据说，江泽民主席签字承认了。

有没有这事呢？你敢不敢查？按理这样的大事，每个中国人都有权知道。

看来，我和你在理解爱国的涵义上还有所不同。

你说：“我们都有幸生在这个伟大的时代，我们都在目睹这一次翻天覆地的变革，我们正在经历着这场东方文明对西方霸权的终极逆袭。”

前半句我同意，就我在上海的体验而言，现在的市场繁荣和精神开放，是三十年前根本无法想象的。

我有两点体会。

一是许多基层的机关、医院、公交和商店，办事还是很规范的，有时还很有人性。老年人坐车，偶尔还有人让座。总之，愈是基层愈有人情味。

二是有些不合理的规章制度改不了，是因为执行的人不想改: 管的事情愈多，规章愈含糊不清，经手人获利的空间也就愈大。如果政府的职能从管理转变成了服务，许多人就会失去巨大的利益。

这三十年的进步，政府、执政党当然有头功；但是这三十年愈来愈严重的问题也和政府、执政党有关。

像薄熙来和周永康这样的人难道不该骂吗？不仅该骂，政府和执政党还要对老百姓作出交代，他们怎么会爬到如此高位的。

对你上面讲的后半句我有保留，什么叫“对西方霸权的终极逆袭”，我们将来要称霸吗？

这可不是我们的国策。恕我直言，联系到前面的两个“更”字和你现在这句话，我似乎感到有点狭隘民族主义的味道，跟你讲的大国风范相去甚远。

你在文章里还讲了许多美国的问题，用意可以理解。

很多人反驳你，也不是全无道理。

例如，我在美国住了二十多年，西海岸从加拿大到墨西哥，中西部、东部我都到过，开车二十多万英哩，很少遇到收费的高速公路，决不是你说的“美国高速公路都是收费的”。

路面也不是“裂纹和坑洼遍地” “相当毁车”。

我有一辆车已经开了十九万英哩，换了两次轮胎，还在走，没有毁。

我不知道中国的省道质量如何，但是苏州附近以及从苏州到上海的高速公路就很好。

又如，我的房子的财产税率是1.5%而不是2.5%，由于房价上涨，计税房价虽然每年调整，但仍比市场价低很多。没有物业费和社区管理费用。

还有很多可以说的，例如自然环境、社会风气、社会治安，但我既不打算一一列举，也不打算反驳你。

为什么？因为美国比中国还要大一点，今年的人口是3.2亿，各地的法规都不尽相同。

所以，我个人的经验和本地的状况并不能拿来说明“美国如何”。

你以后说到“美国如何”时是否也应慎重，请考虑。

那么有没有办法知道“美国如何”呢？当然有办法。

讲之前先说两件事。

第一，有两家餐馆，长期以来，一家顾客盈门，另一家门可罗雀。你不用进去吃，就可以判断出哪家餐馆价廉物美。

进一步，你还可以继续了解为什么另一家门可罗雀却不关门，很可能它有自己特殊的顾客群，例如偏好特殊菜肴的富人们。

第二，人（甚至包括动物）都爱惜自己的后代，为此甚至可以牺牲自己。这也是警察用来撬开疑犯嘴巴的有效办法，很不人道但屡试不��，这是我从王立军案看到的。

说完这两件事，请你看一看，我们国内有钱和有权的人把子女往哪里送。成千上万的人（有的富，有的贵，有的既富且贵）的行动，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可以排除盲目性和偶然性，一定有其内在的必然性。送得最多的是美国，美国就是那家顾客盈门的餐馆。

每年年初在北京召开的两会被人称为欧美留学生家长会，党代会又何尚不是如此？

就数量而言，这话言过其实；就性质而言，这话值得深思。

别的人不说，看看我党历代的总书记或“核心”，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习近平，谁不把自己的后代往美国送？送往美国去做什么？大概是读书。

所以，美国的大学被我们的总书记或“核心”们认为比中国的好，这是毫无疑问的，你以后就不要再争论了。

江泽民的大儿子江绵恒的博士学位是在费城的DREXEL大学电机系取得的，该校在全美国大学排行第95位，电机系所在的工学院在全美国大学研究院中排行第63位。

看上去很奇怪，江绵恒要是想在美国求学，为什么不去排行靠前一点的大学，他缺钱吗？当然不是，DREXEL大学是私立大学，学费也不菲，在高温超导材料和半导体物理方面（江绵恒的研究领域）的研究并非处于领先地位。

由此看来，他去美国的真实目的和那里的大学学术水平无关。那是为什么呢？我不想乱猜，但是“你懂的”。

政治局委员薄熙来的儿子薄瓜瓜，十一岁的时候就被送往英国（你的观点不被认同：“英国和美国政界一直都在呼吁进行教育改制，希望在基础教育方面向中国学习经验”，“中国孩子的成材率是最高的”），由英国商人尼尔·海伍德介绍，进入贵族寄宿学校哈罗公学，表现不错。

这就像是前面说的那家门可罗雀、针对富人的餐馆。

2005年底他进入英国牛津大学，不料入学后因为成绩差被休学一年（为此曾有三名中国外交人员去找到学院院长Andrew Graham博士希望取消这一决定，因为该决定“将会给他的父亲和祖父造成难堪”，但这要求被拒绝了，院长不吃这一套）。

休学期间薄瓜瓜住在兰道夫旅馆的一间豪华套房里。

两年后，因為成績差，薄瓜瓜又被牛津大学勸退，后来轉學到美国哈佛大学肯尼迪学院。

显然，薄瓜瓜出国也不是为求“学”的。

还有李鹏先生的千金李小琳小姐，虽然很努力，读书总是有点困难，却在李鹏先生当教委主任期间被“选送”到美国进修（不必修课拿学分和文凭），回国以后高调大谈“知识改变命运”却不知在别人听来就是“权力改变命运”。

不是为了求学问，也要把孩子送到国外去“学习”，可见我党的高官甚至“核心”都不能免俗。

尽管你说：“你知道不知道英国和美国政界一直都在呼吁进行教育改制，希望在基础教育方面向中国学习经验。因为事实证明，中国孩子的成材率是最高的”，

却没有一个党国的高官和大款们在行动上认同你的观点。

对此，你是否有点泄气呢？

但无论你怎么想，千万不要和爱国联系起来。

他们的孩子是被作为接班人培养的，给他们世界眼光是头等重要的大事。

就是左得不能再左的北朝鲜，也要把接班人金正恩送到瑞士去培养。

你所期待的将来“东方文明对西方霸权的终极逆袭”是要由这些人来领导的，不到西方去混混，将来如何担此重任？

当然，这些人中一定有认真求学的，例如总设计师的公子邓质方，口碑就不错。

无论心里面怎么想，实际上怎么做，党国的高官和大款们是不会公开像你说的那样讲的：“国外的科学家最棒，中国的笨得要死”。

但是事情还是没有那么简单，仅仅因为美国大学的学术水平高，就敢把接班人漂洋过海地送过去吗？

这些家长可不是等闲之辈，在他们看来，孩子的事，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就是关乎党国未来的大事，出于对革命事业的责任感，家长们一定仔细了解过美国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而且一定有专业人士提供咨询，就像前面提到的三名可爱的中国外交人员，他们就很愿意做这种事；为了党国未来的大事，甚至驻外使馆都责无旁贷。

除了大学的学术水平（假定家长们在意此事），起码还有三件事情家长们一定会认真了解。

一是社会风气，孩子要是学坏了，例如学会吸毒，成了个小混混，玩世不恭，回来怎么服众，怎么立足社会，将来又怎么接班？

二是安全问题，孩子会不会遇到你所描述的那些不测，例如被人用枪打死或打伤(美国有3亿支枪！），或者出车祸（美国有2.5亿辆车在行驶），或像王小波的弟弟一样，在街头被人刺死，再不然遇到警察粗暴执法。

如果被人绑票了，更不得了，美国可是无奇不有的呀。也有可能在地上没事，一上天就遇到“波音空难”。

孩子单身在外，到餐馆去吃饭会不会吃到地沟油、瘦肉精，等等，不一而足。

三是自然环境，冷、热、风雪、干旱、空气、水质、传染病，等等。真是儿行千里母操心啊。

很可能，你在文章里所讲的一切美国的问题，他们无一不知，早就权衡过了，甚至还包括一些你根本没有考虑过的事，例如，金钱的问题：如何转移、保管和保密，护照（国籍）问题，房产购买和转移问题，遗产继承问题，如何配合国内裸官的问题。

在考虑了这一切以后，成千上万的家长们，还是毅然决然地将他们的宝贝疙瘩送到了美国。

多年后，有的回国，对于大佬的子弟，世界上没有一个地方比中国有更多的机会供他们发展；

多数留下了，留在他们的上一代发誓不能照搬制度的国家（有的上一代退休以后也移民过来了，这些人有的还领取美国政府的老人津贴，但他们对这个社会一分税都没有交过，一辈子里把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好处都占全了）。

他们的选择从不张扬，但是深思熟虑。

不知你对此怎么看？

你所说的美国（包括西方国家）的那些问题，为什么他们不操心也不怕？

建议你今后写文章数落美国时也要学学他们，深思熟虑，免得一不小心踩到了别人的尾巴，遭人怨恨。到时候你一个农村孩子吃不了兜着走。

至于环境问题，还是老方法，先看看那些大佬们，他们住在哪里，房屋的结构，饮水源在哪里。

还有，你最好了解一下特供，哪些东西是特供的，特供的东西是如何生产的，生产的工艺和原材料和市场上的产品有何不同；农产品生产基地在哪里，那里的土质、灌溉用水、肥料和种子，等等。

这些信息比官方的公告更能说明环境问题的真相。

现在已经不是物质短缺的时代，一般而言，环境问题愈严重，特供就愈丰富。一事当先，大佬们首先考虑的还是他们自己。

等到哪一天特供取消了，中华民族复兴的日子也就不远了。

记得文革的时候，上海市委机关造反派的头头徐景贤当上了上海市革命委员会的副主任，成了张春桥、姚文员以下上海滩上风头最健的人物，人称徐老三。

这位徐老三在上海东征西伐，一副横扫资产阶级，开创无产阶级新世界的派头。

四人帮垮台以后，有次上海转播对他的批判会。有件小事让我大吃一惊，随后发生的事情就像2007年的一个下午，你偶然读到了一个关于王小波和李银河的报道，以及王小东老师那本书以后的感觉一样。

批判会有人揭发，徐景贤看病时总要医生开进口药。

徐景贤辩解说：“我只是告诉医生，我以前吃的维生素C是进口的。”这么明显的暗示谁会听不懂呢？

看上去那么左、那么革命的人，原来心里对资产阶级的东西，哪怕是普通的维生素C，也是崇拜的。

后来还知道，江青对美国电影情有独钟，电影制片厂特意为她译制。

政治暴发户王洪文不学无术，只喜欢德国奔驰车，因为“喇叭声音好听”。

“四个伟大”喜欢听京戏，但是许多剧目因涉嫌“四旧”，早被禁止了。于是只好把原来已被打倒了的演员招回，以政治任务为名，要求他（她）们重新录音（录像？）。

“四个伟大”的保健医生（李志绥）是一位受西方教育的归国华侨，“四个伟大”不信任苏联老大哥培养的医生。

从此，我和你一样，“就越觉清醒”了。

我看到，不少人表面上和骨子里是两样的，而且常常是表面上愈左，骨子里就愈右。所以从此我对大佬们的态度就像俗话说的那样: 听其言观其行，决不崇拜。

但是我不像你那样想：“我明白我的世界观正式形成了”，而且不像你那么自信：“它应该不会错”。

我只是觉得我成熟一些了，清醒一些了，但是这个世界太复杂，还有许多事情要我去认识，我还会犯错。

其实，对于我们自己国内的问题，应该改的就改，不必和美国比。

比如我们的高速公路，如果路面“裂纹和坑洼遍地” “相当毁车”，我们就改，只要不毁我们的车就好；美国人的车毁不毁，关我们何事？

高速公路该不该收费，只要能说服老百姓，该怎么做就怎么做。口里成天说美国不怎么样，却事事拿美国参照，是不是还有点不自信? 许多在美的华人觉得，只要不涉及领导权，中国事情越改越像美国了。

看见你写：“眼见身边的人一个个逐渐被微博催眠、被杂志报纸和畅销书侵蚀、一个个渐渐滑向是非不明，黑白不分的深渊时，我不得不忧心忡忡。”

我想起了薄熙来在你们家乡“唱红打黑”的所作所为，对他的那一套，不仅四川的百姓，就连政治局里的赞扬声就不少，恐怕现在还有。

可是你看看他对薄瓜瓜的培养，再看看他和谷开来、海伍德、王立军这些人的恩怨情仇，你还看得出一丝 “红岩”里革命者的气息吗？时代变了，道德品质也要变吗？这样的人掌权，是不是“是非不明，黑白不分”？是不是值得老百姓“忧心忡忡”？

官员财产公示制度，呼吁了近二十年还是千呼万唤出不来，连个楼梯响都听不见。

据说，曾经在高层（党中央委员会？）表决过，但通不过。

如果此事当真，那就说明官场中还有一大批薄熙来，但是我们没有有效的机制阻止这样的人爬升。

人们辛辛苦苦打下了粮食，可是看管粮仓的却是老鼠。

你是不是觉得这事更让人忧心忡忡？

你知道有多少人在做裸官，有多少国家财产已经被这些人转移到了国外？

俗话说当兵的熊熊一个，当官的熊熊一窝。一旦国家有事，掌握导弹发射电钮的人想到自己在美国的产业、存款和家人，或者想到为谁流血牺牲，他还按得下去吗？用钱买来的将军们肯效命疆场落得个人财两空的下场吗？你觉得这可怕吗？

有这么多让人忧心忡忡的事，从未见你为之呐喊过，只见你感叹“大多数人都沦为了公知的信徒”。

就社会效果而言，一百个公知鼓吹的效果，比不上一个像薄熙来那样的“党和国家领导人”一件丑闻或罪行对人心的打击。

你说：“如今这社会一百个人里，难以找出三个人支持政府”，这是偶然的吗？

公知当然有责任，但是最主要的还是“党和国家领导人”里的败类！

看来，我和你不仅对爱国的涵义理解不同，在如何爱国上也和你不一样。

你宣称“我只能选择和我的国家站在一起”，我非常赞赏。

但是在你的文章里，“国家”、“政府”、“政党”常常混为一谈。

你当然还可以选择和政府或政党站在一起，他们做了有利于国家的事，我们当然应该赞赏、支持；但是请你清醒地看到，它们是会犯错误的。

讲这话反动吗?

不反动，倒是会让某些人感到尴尬。但这是从前三十年得出来的惨痛教训。

你还说“我有责任告诉大家真相是什么”，也很好。我支持你，希望你坚定地走下去。

真相有时是不容易看明白的，只要不带偏见，有一点错误也不要紧。

我就一点也不在乎你说“美国高速公路都是收费的”，还有“美国摆摊证数量是固定的，你想摆摊需要排号，你若无证摆摊，美国警察有权当场将你击毙”。

美国这么大一块地方，什么事没有？

但是，有时真相会被人为地故意掩盖，寻找真相不仅困难，有时还要付出巨大的代价。希望你有这样的思想准备。

但是只要你是真正和国家站在一起，就会有很多人支持你，我当然也不会例外。

记得英国的前王妃戴安娜因车祸去世以后，伦敦市的民众在白金汉宫前摆放了许多花篮和悼念卡片。但始终不见女皇露面。

一星期以后，有人在白金汉宫前举了一块牌子，上书一行大字：“让我们看看你有多悲伤！”（Show us your grieve! 语气相当严厉），女皇第二天就出来了，仔细地看了悼念卡，整理花篮的飘带，还放了一朵玫瑰花。

你有没有勇气写封公开信给中南海的执政者：“让我们80后看看，你们有多爱我们的国家！”并且要求他们的回答？

共产党的官员不应该比女皇更矜持吧？

让我们每一个人都拿出正确的行动，表明我真爱这个国家。

2014-10-27 于旧金山湾区

原文链接

#china politics #周小平 #五毛 #爱国 #正能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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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ailion · 4 years a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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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中的《推背图》

《推背图》是中国七大预言奇书之一（另有八大预言、十大预言等说法，七大预言均包括在内）。

《推背图》预言唐代及其后数千年的历史，以其预言的准确和神奇令人惊叹，同时也让人难以确信。受历史和时代环境的影响，人们大多以迷信伪造等说法给予贬损驳斥。

《推背图》是否作于唐代？

其作者是否真的是袁天纲、李淳风？或者只是托名之作？

该书是否被人动过手脚？

是否被皇家利用而有意篡改？

是否由历代好事者依葫芦画瓢比附前朝已知之事而编撰？

人类有没有预知未来的能力和可能？

诸如此类的疑惑，恐怕很难定论，难以得出一个大众认可的结论。

以唯物的历史观看这个唯心的预言奇书，我们不能先预设它是假的继而否定一切，你要说它就是假的根本没价值，咱也不能反驳。唯物的观点应该是预设其为真，以史实去证伪；其次，预言本身是说未来之事，神书未必就神乎其神全都正确，信而不必盲信。

��漫漫历史长河中，《推背图》时隐时现，时至今日，官方和民间流传的版本笔者见过的就至少有六种，各有不同，是否还有别的版本潜藏于民间也未可知。

流传最广的《推背图》是清朝金圣叹批注版，曾有传言该本现存于台湾故宫博物院（不属实），台湾中央研究院倒是存有一个两卷本的，但不是这个金批本。

在《推背图》的几种版本中，从图画的工整、文字的雅韵等角度来看，金批本是最具可读性的版本，其他版本则要么文字粗疏无味，要么画风太过民俗。所以，我们就以金批本作为本书的研究对象。

为真真假假的问题扯皮其实毫无意义，如果能在把玩解读中获得一些关于人生以及人类命运的启示，引发一些关于历史与未来的思索以及对于现实的警鉴，孰真孰假又有什么关系呢？

争论无益，一概否定更无益，似是而非之间未必无所教益。面对一种客观的历史存在，作为后人的我们就事论事地进行解读，纵然于社会无益，可又能有多大害处呢？

言说后世天机的预言，这一类的文本自然要受到当权者的封禁，传说进呈给唐太宗御览的《推背图》当然也是宫廷秘要。虽然没有更多的证据以证明《推背图》的成书年代和作者，但自古以来热衷以文本记录历史的传统，还是为我们留下了一些关于《推背图》的记录。

北宋时期庄绰（字季裕）的《鸡肋编》，是已知的最早出现《推背图》记录的文献。

范忠宣公自随守责永州安置，诰词有“谤诬先烈”之语，公读之泣下曰：“神考于某有保全家族之大恩，恨无以报，何敢更加诬诋？”盖李逢乃公外弟，尝假贷不满，憾公。后逢与宗室世居狂谋，事露系狱，吏问其发意之端，乃云因于公家见《推背图》，故有谋。时王介甫方怒公排议新法，遽请追逮。神考不许，曰：“此书人皆有之，不足坐也。”全族之恩，乃谓此耳。

庄绰其人生卒年均不详，约北宋末前后在世，约卒于南宋绍兴十三年至十九年（1143~1149年）。从《鸡肋编》的记载可知，至少在北宋时期，《推背图》在民间已有广泛流传，此书人皆有之。

文中所说的范忠宣公即是人称布衣宰相的范纯仁，范仲淹的次子。

南宋时岳飞的孙子岳珂撰有《桯史》，其中的《艺祖禁谶书》也有关于《推背图》的记载。

唐李淳风作《推背图》。五季之乱，王侯崛起，人有幸心，故其学益炽。闭口张弓之谶，吴越至以遍名其子，而不知兆昭武基命之烈也。宋兴受命之符，尤为著明。艺祖即位，始诏禁谶书，惧其惑民志以繁刑辟。然图传已数百年，民间多有藏本，不复可收拾，有司患之。一日，赵韩王以开封具狱奏，因言犯者至众，不可胜诛。上曰：“不必多禁，正当混之耳。”乃命取旧本，自己验之外，皆紊其次第而杂书之，凡为百本，使与存者并行。于是传者懵其先后，莫知其孰讹；间有存者，不复验，亦弃弗藏矣。《国朝会要》太平兴国元年十一月，诸州解到习天文人，以能者补灵台，谬者悉黥流海岛，盖亦障其流，不得不然也。

岳珂（1183~1243年）的记录表明，五代乱世这一时期《推背图》已经人尽皆知，吴越地区的人们更是用其中的文字给自己的孩子起名，寄望于书中的预言应验在自己身上。民间百姓争相议论这些谶纬之书，全都是些关乎改朝换代的不稳定因素，朝廷自然是严加查禁。宋太祖赵匡胤登基后“诏禁谶书”，但民间流传已经百余年，知道的人太多，因言犯者至众，不可胜诛。怎么办呢？宋太祖说：不必多禁，正当混之耳，也就是官方制作伪书，打乱次序，篡改图文，真假混杂，流传到民间。

从官修正史来看，成书于元朝至正五年（1345年）的《宋史·艺文志》即载有《推背图》一卷，但未注作者。

明朝的郎瑛（1487~1566年）撰有《七修类稿》，在卷十五《义理类》中说他曾见过《推背图》，已经真假难辨。

《推背图》，传唐李淳风作也。予尝于万都宪五溪处见之，杳难明验，因而告曰：“记忆宋禁谶书，犯者日众，艺祖特以此书紊其次而杂书之，传数百本于人间，使传者懵其先后，不复可验，遂为弃之。此或是欤？”五溪曰：“得矣，可以告同类不观可也。”

自宋以下，元明清历代都是查禁《推背图》的。

元朝颁布的《通制条格》明令禁止《推背图》流传：

至元三年十一月十七日，中书省。钦奉圣旨节该：“据随路军民人匠，不以是何投下诸色人等，应有天文图书、《太乙雷公式》、《七曜历》、《推背图》，圣旨到日，限壹伯日赴本处官司呈纳。候限满日，将收拾到前项禁书，如法封记，申解赴部呈省。若限外收藏禁书，并习天文之人，或因事发露，及有人首告到官，追究得实，并行断罪。”钦此。

至元十八年三月，中书省。御史台呈：“江南行台咨：‘都昌县贼首杜万一等，指白莲会为名作乱。’照得江南见有白莲会等名目，《五公符》、《推背图》、血盆，及应合禁断天文图书，一切左道乱正之术，拟合禁断。”

成书于明朝初的《元史》记载：

括天下私藏天文图谶《太乙雷公式》、《七曜历》、《推背图》、《苗太监历》，有私习及收匿者罪之。

到民国时期，袁世凯也曾下令查禁《推背图》，民国何海鸣（1891-1944年）在《求幸福斋随笔》中就有“查禁坊间出版之《中国预言》”的内容。《中国预言》汇编了多种古代预言，《推背图》首列其中。

由此可见，即使是托名于李淳风的伪作，《推背图》至少在五代十国时期就已流传民间，此后历朝历代都在民间流传。

至于各个朝代的人们看到的《推背图》以及我们现在见到的至少六种版本是不是最初的原本原貌，实在是没法确证。

现在我们看到的通行本是号称金圣叹批注的版本，金才子是否批过《推背图》也是一桩悬疑官司。

历史上确实有过《推背图》而且自五代十国一直代代相传直至民国时期，这一点，应该是可以确认的事实。

金批本《推背图》的出现，一般认为出版于民国四年（1915年），但仍然存疑。

2009年5月，江西九江市的《九江日报》曾报道民国版《推背图》。

近日，在湖口县文桥乡罗垅村柳义湾发现民国二年（1913年）版《推背图》，该书纸张约成人巴掌大小，封面已经破损，纸张发黄，但字迹清楚，图像清晰。

据保存此书的该村村民柳玉慈介绍，这本《推背图》是他爷爷的宝贝，一直藏在家里的大木柜里，爷爷从清末到民国初年一直教书，喜欢研究古籍。从书封面标示可知，这本《推背图》是民国二年上海书局出版的。

不过有点蹊跷的是，该报道未见附图，其真实性存疑，该版本是��为金批本也不得而知。

除了《九江日报》报道的这个民国二年（1913年）出版的版本，香港的莫天赐先生（歌手莫文蔚的父亲）在其《推背图及著名中台港澳预言大全》中说：

先外祖父于1897年在香港荷里活道摩啰街购得这一本没有书名的版本。及至民国三年，有人见金批《推背图》畅销，便于上海出版了这“清宫秘阁版”，内容竟然添加了邵康节（安乐翁）、刘伯翁（刘基）及纪晓岚（纪昀）的注解，以为可以增加其权威性。后来（二次世界大战后）的版本更加添了祁道人的注解。该版本只有四十八象，较正宗的版本少了十二象。

照莫天赐先生所说，民国三年（1914年）时已经有了金批《推背图》的畅销，那么所谓金批本自然是不会晚于民国三年出版的了。

何海鸣所著《求幸福斋随笔》出版于民国四年（序言称“民国四年八月十五日求幸福斋主人自序于上海客次”），其中不仅提到了金批本《推背图》，而且他看过之后还对部分内容作了批注和解读：

偶阅（笔者注：民国四年）七月十八日《时报》北京专电，袁世凯总统府之内史监致函内务部，请查禁坊间出版之《中国预言》。予亦尝于报纸广告中见有《中国预言》之广告，大标其题曰“金圣叹手批本”。予颇喜阅金批之书，然予却不信此种荒唐之说，故等闲视之，未一购阅。后见查禁之电，好奇之心生，遂亟购一册阅之。看来看去，总看不出袁家天下的好处来，宜夫此老之勃然愤怒，毅然查禁也。是书虽曰金批，然亦不过《推背图》六十段并一金序而已，其序亦仅言《推背图》，而吕望《万年歌》、诸葛亮《马前课》、李淳风《藏头诗》、邵康节《梅花诗》、刘伯温《烧饼歌》、黄蘖《禅师诗》等篇并无圣叹只字，书贾汇刻成编，统名曰“金批秘本”，亦欺人之道也。金批《推背图》，证其已往之事至三十三象而止，此象乃满清入关之征。若三十四象成何事实，圣叹固无从臆测也，故其言曰：“证已往之事易，推未来之事难。然既证已往，似不得不推及将来，吾但愿自此以后，吾所谓平治者幸而中，吾所谓不平治者幸而不中，而吾或可告无罪矣”云云。予阅是书，首注意金批，故于三十三象以前有金批证实已无舛误者毫不注意，而于三十四象以后加以思索，求其与金批是否符合，觉金亦有谈言微中之处，代为补证数则列后。

三十四象谶曰：“头有发，衣怕白；太平时，王杀王。”颂曰：“太平又见血花飞，五色章成裹外衣；洪水滔天苗不秀，中原曾见梦全非。”金批曰：“此象疑遭水灾或兵戎，与天灾共见，此一乱也。”予曰此象主洪秀全太平天国之革命，“头有发”言长发也，“太平时”言国号也，“王杀王”言东王、北王之自相残害也，“洪水滔天苗不秀，中原曾见梦全非”二句嵌入“洪秀全”三字，且又隐指曾国藩之姓、太平天国之必败也，妙极准极。

三十五象有“西方有人，足踏神京”之句，又有“帝出不还”、“帝子临河筑金台，南有兵戎北有火”之句，实指咸丰出狩热河，英军火焚圆明园之事。金批曰：“此象疑有出狩事。”此言中也。

三十六象颂曰：“双拳旋转乾坤，海内无端不靖；母子不分先后，西望长安入觐。”金批曰：“此象疑一女子能定中原，建都长安。”予曰金先生误矣，此主西太后庚子出狩西安之兆，第一句之“拳”字并含有拳匪之意。女子固是女子，长安亦是长安，惜西太后乃非定中原之女子而为覆满清之女子耳，然亦足见金先生妙思，亦能稍得其端倪也。

三十七象谶曰：“汉水茫茫，不统继统；南北不分，和衷与共。”颂曰：“水清终有竭，倒戈逢八月；海内竟无王，半凶还半吉。”予曰此象乃清亡之征，“汉水茫茫”指武汉首义之地，“倒戈八月”指首义之时，“水清终竭”、“不统继统”指清亡之宣统朝代，“南北不分，和衷与共”嵌入“南北共和”四字，“半凶半吉”亦是民国共和宣布后之实情，且半吉似属袁字，盖言共和半凶之故乃在此袁氏之当权也。金批于此象乃不能置词，此殆金所不能料者。南北共和真是空前绝后之事，予非生在金后得见此举，又焉能言之历历乎？金序又有曰：“胡运不长，可立而待，毋以天之骄子自处。”使金当时知此象即为清亡之征，其欣喜当何若？惜哉其不知也。虽然，三十七象以前之事既如是真确，三十七象以后之事又焉知不一一非伪？予智不及金圣叹，又乌从推测之？乃就金批所推测再赘数则。

三十八象谶曰：“门外一鹿，群雄争逐；劫及鸢鱼，水深火热。”金批曰：“此象兵祸起于门外，有延及门内之兆。”予曰此即指欧战言也，《推背图》至此遂具有世界眼光，可谓极妙。

三十九象有“鸟无足，山有月”之句，似指青岛。又云“旭初升，人都哭”，是明明指东邻日本之祸矣。金批云：“此象疑一外夷扰乱中原。”信然无讹，且此象尚有“十二月中气不和”之句，似尚切合旧历甲寅十二月之事，日本要求条件固于是月递出也。

四十象有句曰“一二三四”，似指民国四年。又云“一口东来气太骄，脚下无履首无毛”，“一口”即是“日”字，“无履无毛”恰恰画出一个日本人来，惟末句有“生我者猴死我雕”之句，以嵌字法测之，其中乃有“猴死”二字。或曰孙中山亦猴也，究竟民国四年该死者是那一个猴，则非予之所敢知也。

四十象之后实无从推测，阅金批亦不敢谓其言为是，惟四十一象有“称王只合在秦州”之句，参考他篇，如《梅花诗》亦有“豹死留皮，长安秋色”之句，如禅师诗又有“旗分八面下秦州”之句，岂亡清死灰尚有在西安复燃之一日乎？予颇不信其有此。

四十二象有“美人自西来，朝中日渐安”之句，有“中日安”之字样，或者此时因美国自西来而中日交涉遂无事矣，是亦可喜之兆也。惟四十五象又云“有客西来，至东而止；木火金水，洗此大耻”，又云“金乌隐匿白洋中，从今不敢称雄长”，或木鞋儿尚遭教训也。

予所最喜者为五十九象，此象数将终矣，其词曰：“无城无府，无尔无我；天下一家，治臻大化。”又曰：“一人为大世界福，手执签筒拔去竹；红黄黑白不分明，东南西北尽和睦。”金批曰：“此大同之象。”予亦曰至此而世界大同矣，世界亦终有大同之日矣。在此象之前之五十六象又有句曰：“飞者非鸟，潜者非鱼；战不在兵，造化游戏。”可见促进世界大同者仍赖战争，非可坐致，然则今日武备不可不讲矣，此言也望人勿以荒唐之言而鄙弃之。

此书之发刊，其跋言有曰：“民国时代例无忌讳。”盖在君主时代，个人之天下患得患失，故恶此书。若五族共和，其间绝无个人之得失，只寓国运之盛衰，为总统者禁之何为？

从以上内容来看，其中引用到的三十四象以后各象的内容与今天我们看到的金批本完全相同，或许何海鸣所看到的《推背图》正是现在流行的这个版本。

金批本出版时书名是《中国预言》，四眼线装，24开，96页，道林纸印刷，内有几幅图是彩印。书上印有“中华民国四年五月初版（中国预言）全一册”，编者为清溪散人，由上海的中华书局和文明书局发行，上海进步书局印刷。其后还附有三篇跋（其中一篇为英文及译文），讲述该书的来历。

英文跋一：

In1859, when the allied English and French troops burnt the YuanMingYuan in Peking, one of the soldiers discovered a box of manuscripts in Chinese which ad been carefully preserved by the imperial family. Seeing that they contain pictures the soldierpresented them to MissLipia from whom I secured the same.

In translating them I found they represented the predictions of a Chinese prophet with reference to the rise, the fall, the tranquility, and the turbulence of china. Everything was very plainly written. The emperors of the past dynasties prohibited their publication for their publication for they might disturb the minds of the people and led to bad consequences.

It is indeed our good fortune that they had come into our country and that we may study them. These lines are written as an introduction.

Macon(1867)

译文：

当1859年英法联军火烧圆明园，某军人得书一簏，皆大内珍藏本，以此书中有图画，��赠利比亚女士。余从女士乞得之，翻译一过，知为中国先哲之预言。兴亡治乱，微言示意，靡不明如烛照。历代君主恶其淆惑民心，觊觎非分，故止刊刻。兹何幸而流传我国，得饫眼福，因跋数语于后。

1867年曼根氏识。

第二篇为“苕溪李中”的跋语，借张之洞（字孝达，谥文襄）之语讲述《推背图》何以落入清宫：

余得此书后，曾介友人持以质张文襄。文襄云：此的是圣叹手批本，哭庙案发，金与诸人同遭藉没，当时抚幕为山阴陈季一，得此秘之。后嗣凌夷，书为山右郑氏所得。至乾隆时下征书之令，郑氏上之，遂入大内。文襄非诳人者，当非赝本可知。今辗转而入于余手，幸何如之。

苕溪李中识。

第三篇为“清溪散人”的跋语，讲述了《推背图》是如何从曼根氏手上到李中手上刊印的：

苕溪李公是君述其尊人信卿先生商于伦敦，时与彼中人士往来素稔。一曰于其友某英人处得观此书，惊为我国秘本。洋询颠末，知于圆明园灾后遗失者。此友人即曼根氏之孙，因以大珠十二易之。清禁特严，秘诸箧笥。兹届民国时代，例无忌讳，李君承其先志，嘱为刊行，以公渚世。一以矫正坊刻之多讹，一以警劝国民于将来，庶不负先哲指示之心云。

清溪散人识。

这个金批本是否真的如跋中所说落入清宫，恐怕也是悬案一桩，但末代皇帝溥仪确实是看过《推背图》的——当然他看的是否就是这个金批本也未可知。

溥仪的福贵人李玉琴在其《我做皇娘的日子》中写道：

溥仪还经常扶乩，看《推背图》，其中有“一口东来气太骄，足下无履首无毛，一朝听得金鸡叫，大海沉沉日已消”这几句话，于是附会词意，说什么日本从东边来，到了鸡年就要完蛋。事也凑巧，日本投降那年，正好赶上是鸡年——乙酉年。

鲁迅也是看过《推背图》的，在其杂文中至少有四篇提及。

其一：《推背图》，发表于一九三三年四月六日《申报·自由谈》，署名何家干。

我这里所用的“推背”的意思，是说：从反面来推测未来的情形。

上月的《自由谈》里，就有一篇《正面文章反看法》，这是令人毛骨悚然的文字。因为得到这一个结论的时候，先前一定经过许多苦楚的经验，见过许多可怜的牺牲。本草家提起笔来，写道：砒霜，大毒。字不过四个，但他却确切知道了这东西曾经毒死过若干性命的了。

里巷间有一个笑话：某甲将银子三十两埋在地里面，怕人知道，就在上面竖一块木板，写道：“此地无银三十两。”隔壁的阿二因此却将这掘去了，也怕人发觉，就在木板的那一面添上一句道，“隔壁阿二勿曾偷。”这就是在教人“正面文章反看法”。

但我们日日所见的文章，却不能这么简单。有明说要做，其实不做的；有明说不做，其实要做的；有明说做这样，其实做那样的；有其实自己要这么做，倒说别人要这么做的；有一声不响，而其实倒做了的。然而也有说这样，竟这样的。难就在这地方。

例如近几天报章上记载着的要闻罢：

一，××军在××血战，杀敌××××人。

二，××谈话：决不与日本直接交涉，仍然不改初衷，抵抗到底。

三，芳泽来华，据云系私人事件。

四，***联日，该伪中央已派干部××赴日接洽。

五，××××……

倘使都当反面文章看，可就太骇人了。但报上也有“莫干山路草棚船百余只大火”，“××××廉价只有四天了”等大概无须“推背”的记载，于是乎我们就又胡涂起来。

听说，《推背图》本是灵验的，某朝某帝怕他淆惑人心，就添了些假造的在里面，因此弄得不能豫知了，必待事实证明之后，人们这才恍然大悟。

我们也只好等着看事实，幸而大概是不很久的，总出不了今年。

四月二日。

注：文中××符号为鲁迅原文所用，故作避嫌，代表被删文字，是对当时检查官制度的讽刺。

在发表于1933年的《推背图》一文中，鲁迅就参照《推背图》认为日本会大举进犯中国，当时的社会舆论多是不相信的。鲁迅1936年病逝，1937年爆发卢沟桥事变。至于鲁迅是否相信这个预言倒也不好定论，习惯于有话不好好说的鲁迅把这个预言只是作为写作的材料，这也是很有可能的。但可以肯定的是，鲁迅看到过这个《推背图》的书。

十大元帅之一的刘伯承曾说：“他（指蒋介石）想以他的停战令麻痹我们，可是我们不上当。他越下令停战，我越当心他吃我。对蒋介石这种人，鲁迅的《推背图》说得好，他说什么话，你要从反面想。”当然，他的意思是说要像鲁迅在文章里提出的从反面看问题的思路那样看待时下的形势，对《推背图》这部古代预言本身并没有表达什么意见。

其二：《运命》，发表于一九三四年二月二十六日《申报·自由谈》。

电影《姊妹花》中的穷老太婆对她的穷女儿说：“穷人终是穷人，你要忍耐些！”宗汉先生慨然指出，名之曰“穷人哲学”（见《大晚报》）。

自然，这是教人安贫的，那根据是“运命”。古今圣贤的主张此说者已经不在少数了，但是不安贫的穷人也“终是”很不少。“智者千虑，必有一失”，这里的“失”，是在非到盖棺之后，一个人的运命“终是”不可知。

豫言运命者也未尝没有人，看相的，排八字的，到处都是。然而他们对于主顾，肯断定他穷到底的是很少的，即使有，大家的学说又不能相一致，甲说当穷，乙却说当富，这就使穷人不能确信他将来的一定的运命。

不信运命，就不能“安分”，穷人买奖券，便是一种“非分之想”。但这于国家，现在是不能说没有益处的。不过“有一利必有一弊”，运命既然不可知，穷人又何妨想做皇帝，这就使中国出现了《推背图》。据宋人说，五代时候，许多人都看了这图给自己的儿子取名字，希望应着将来的吉兆，直到宋太宗（？）抽乱了一百本，与别本一同流通，读者见次序多不相同，莫衷一是，这才不再珍藏了。然而九一八那时，上海却还大卖着《推背图》的新印本。

“安贫”诚然是天下太平的要道，但倘使无法指定究竟的运命，总不能令人死心塌地。现在的优生学，本可以说是科学的了，中国也正有人提倡着，冀以济运命说之穷，而历史又偏偏不挣气，汉高祖的父亲并非皇帝，李白的儿子也不是诗人；还有立志传，絮絮叨叨的在对人讲西洋的谁以冒险成功，谁又以空手致富。

运命说之毫不足以治国平天下，是有明明白白的履历的。倘若还要用它来做工具，那中国的运命可真要“穷”极无聊了。

二月二十三日。

其三：《诗和豫言》��发表于一九三三年七月二十三日《申报·自由谈》。

豫言总是诗，而诗人大半是豫言家。然而豫言不过诗而已，诗却往往比豫言还灵。

例如辛亥革命的时候，忽然发现了：“手执钢刀九十九，杀尽胡儿方罢手。”这几句《推背图》里的豫言，就不过是“诗”罢了。那时候，何尝只有九十九把钢刀？还是洋枪大炮来得厉害：该着洋枪大炮的后来毕竟占了上风，而只有钢刀的却吃了大亏。

况且当时的“胡儿”，不但并未“杀尽”，而且还受了优待，以至于现在还有“伪”溥仪出风头的日子。所以当做豫言看，这几句歌诀其实并没有应验。——死板的照着这类豫言去干，往往要碰壁，好比前些时候，有人特别打了九十九把钢刀，去送给前线的战士，结果，只不过在古北口等处流流血，给人证明国难的不可抗性——倒不如把这种豫言歌诀当做“诗”看，还可以“以意逆志，自谓得之”。

至于诗里面，却的确有着极深刻的豫言。我们要找豫言，与其读《推背图》，不如读诗人的诗集。也许这个年头又是应当发现什么的时候��罢，居然找着了这么几句：

“此辈封狼从瘈狗，生平猎人如猎兽，万人一怒不可回，会看太白悬其首。”汪精卫著《双照楼诗词稿》：译嚣俄之《共和二年之战士》。这怎么叫人不“拍案叫绝”呢？这里“封狼从瘈狗”，自己明明是畜生，却偏偏把人当做畜生看待：畜生打猎，而人反而被猎！“万人”的愤怒的确是不可挽回的了。嚣俄这诗，是说的一七九三年（法国第一共和二年）的帝制党，他没有料到一百四十年之后还会有这样的应验。

汪先生译这几首诗的时候，不见得会想到二三十年之后中国已经是白话的世界。现在，懂得这种文言诗的人越发少了，这很可惜。然而豫言的妙处，正在似懂非懂之间，叫人在事情完全应验之后，方才“恍然大悟”。这所谓“天机不可泄漏也”。

七月二十日。

“手执钢刀九十九，杀尽胡儿方罢手。”这是另一种预言《烧饼歌》里的两句。辛亥革命时，革命党人中常流传着这两句话，以表示对满族统治者的仇恨。《烧饼歌》相传是明代刘基（伯温）所撰，篇幅不长，出版时经常是附刊于《推背图》书后，所以鲁迅说是《推背图》中的。

其四：《偶感》，发表于一九三四年五月二十五日《申报·自由谈》。

还记得东三省沦亡，上海打仗的时候，在只闻炮声，不愁炮弹的马路上，处处卖着《推背图》，这可见人们早想归失败之故于前定了。三年以后，华北华南，同濒危急，而上海却出现了“碟仙”。前者所关心的还是国运，后者却只在问试题、奖券、亡魂。着眼的大小，固已迥不相同，而名目则更加冠冕，因为这“灵乩”是中国的“留德学生白同君所发明”，合于“科学”的。

“科学救国”已经叫了近十年，谁都知道这是很对的，并非“跳舞救国”“拜佛救国”之比。青年出国去学科学者有之，博士学了科学回国者有之。不料中国究竟自有其文明，与日本是两样的，科学不但并不足以补中国文化之不足，却更加证明了中国文化之高深。风水，是合于地理学的；门阀，是合于优生学的；炼丹，是合于化学的；放风筝，是合于卫生学的。“灵乩”的合于“科学”，亦不过其一而已。五四时代，陈大齐先生曾作论揭发过扶乩的骗人，隔了十六年，白同先生却用碟子证明了扶乩的合理，这真叫人从那里说起。

而且科学不但更加证明了中国文化的高深，还帮助了中国文化的光大。马将桌边，电灯替代了蜡烛，法会坛上，镁光照出了喇嘛，无线电播音所日日传播的，不往往是《狸猫换太子》，《玉堂春》，《谢谢毛毛雨》吗？老子曰：“为之斗斛以量之，则并与斗解而窃之。”罗兰夫人曰：“自由自由，多少罪恶，假汝之名以行！”每一新制度，新学术，新名词，传入中国，便如落在黑色染缸，立刻乌黑一团，化为济私助焰之具，科学，亦不过其一而已。此弊不去，中国是无药可救的。

五月二十日。

从袁世凯查禁到鲁迅的文章，这已经是距离我们并不太遥远的时代，倘若《推背图》是当时人伪造以配合现实政局的演变，那么其成书时代最晚也就是民国初年。从中华民国开始，以后的事情对当时伪造的人来说也是未来。

比如日本侵华和日本的投降，对于民国初年的人来说也是未知的，而《推背图》则侥幸言中。有人说《推背图》是编来鼓舞抗战士气的，但八年抗战发生以前这部预言已经开始有了出版。

综上所述，历史上确实存在过《推背图》，至于是否以原样流传至今则不得而知，自宋以来的各种文献记载可以为证，此其一。

现在流传的金圣叹批注版《推背图》，至晚不超过民国四年（1915年），是否就是历史上流传过的版本不得而知，此其二。

由此可见，对于通行本的金批版《推背图》，中华民国以前的历史在预言中的神奇应验令人心生犹疑不足为怪，怀疑论者所说的据史而编或根据史实而篡改确实有极大可能，而中华民国以后的发展，一部分已经成为我们现代人的历史，但对于当时的人来说毫无疑问也是未来。

因此，用《推背图》前半部分的预言来论证该书的神奇没有意义，我们可以从中华民国开始，关注其后的预言部分。

附：历代野史笔记中关于《推背图》的记录

元朝孔齐《至正直记》（又名《静斋至正直记》、《静斋类稿》）载：

虞伯生翰林云：“方言谶语皆有应时，固无此理，然有此事。如‘天翻地转’，‘人化兽，兽为人’，戏言之事，容或有之。凡人世之有是言，必有是事。又如劫灰冥数之类者，未可一一论也。”（便如今日世传《五公经》、《推背图》书亦然）

明朝谢肇淛《五杂俎》卷十三“事部一”载：

汉光武好图谶，至用三公，亦以《谶书》决之，尹敏遂因其缺而增之，曰君无口为汉辅，帝虽责之而竟不罪也。《谶书》，今世所禁不知作何状，亦不知何人所作。但堪舆家常引谶语，附会吉地，以为谶地，亦竟不知其所从出，强半杜撰之词耳。今世所传有《推背图》，相传李淳风所作。以古帝王世次，其间先后错乱，云是宋太祖欲禁之不可，乃命取而乱其序并行之，人见其不验，遂弃去。然多验于事后，虽知之何益？圣人所谓“百世可知者”，岂是之谓哉？

明朝余继登《皇明典故纪闻》卷十五载：

成化年间，因擒获妖人，追其妖书图本，备录其名目，榜示天下，以晓谕愚民。其书有：《番天揭地》、《搜神记经》、《金龙八宝混天机神经》、《安天定世》、《绣莹关》、《九龙战江神图》、《天空知贤变愚神图经》、《镇天降妖铁板达通天混海图》、《定天定国水晶珠经》、《金锁洪阳大策》、《金锋都天玉镜》、《六甲明天了地金神飞通黑玩书》、《通天彻地照仙炉经》、《三天九关夜海金船经》、《九关亡返纂天经》、《八宝擎天白玉柱》、《夫子金地历》、《刘大保泄漏天机伍公经》、《夺天册》、《收门纂经》、《佛手记》、《三煞截鬼经》、《金锁拦天记》、《紧关周天烈火图》、《玉盆经》、《换天图》、《飞天历》、《神工九转》、《玉瓮金灯记》、《天形图》、《天髓灵经》、《定世混海神珠》、《通玄济世》、《鸳鸯经》、《锦珊瑚》、《通天立世》、《滚雪裘》、《银城论》、《显明历》、《金章紫绶经》、《王贤镜》、《四门记》、《收燕破国经》、《通天无价锦包袱》、《三圣争功聚宝经》、《夺天策》、《海底金经》、《九曜飞光历》、《土伞金华盖》、《水鉴书》、《照贤金灵镜经》、《朱书符式》、《坐坛记》、《普济定天经》、《周天烈火图》、《六甲天书》、《三灾救苦金轮经》、《智锁天关书》、《感天迷化经》、《变化经》、《镇国定世三阳历》、《玄元宝镜》、《玉伞锦华盖》、《换海图》、《转天图》、《推背书》、《九曜飞天历》、《弥勒颂》、《通天玩海珠》、《照天镜》、《玄天宝镜经》、《上天梯等经》、《龙女引道经》、《穿珠偈》、《天形图》、《应劫经天图》、《形首妙经》、《玉贤镜》、《透天关》、《尽天历》、《玄娘圣母亲书》、《太上玄元宝镜》、《降妖断怪五家经》、《金光妙品》、《夺日金灯》、《红尘三略》、《照天镜》、《九关番天揭》、《天神图》、《金锋都天玉镜》、《玉树金蝉经》、《玄娘圣母经》、《七返无价紫金船》、《银城图样》、《龙凤勘合》。

注：上文中称为《推背书》，与《推背图》一字之差。

清朝孙旭《平吴录》载：

福建康亲王命王怀明赴陕西将军图海军前。海奏荐怀明往四川招抚王屏藩，不受，解怀明于贵州陆广门安插。庚申，屏藩兵溃身死，大兵直捣成都，世瑶惧，遣马宝守遵义，胡国柱渡泸州。初，傅宏烈自湖南逃至京，上大悦，授抚蛮灭寇将军、广西巡抚，令从广东攻广西。是秋，为广西伪肇庆王马承荫所获，解送贵州。郭壮图以土官满朝，龙反时归云南，朝事俱夏国相掌理，荐宏烈有王佐才，给饭送衣帽，伪授刑部尚书。后世璠归云南，虑宏烈在贵阳为变，杀之。传言宏烈骂贼不屈而死者，讹也（原注：《推背图》云：“有一人兮身带弓，翻来覆去闹轰轰。��破匡儿无结底，三千甲子自成功。”按首句是宏烈名；次句言宏烈投伪国、投本朝反覆无常；三句言宏烈之破坏，伪“周”字匡子内有“吉”字也。四句人多不解）。

清朝徐一士《一士类稿》载：

今文家一般之现象，在杂揉阴阳五行家奇异之说。《易》《诗》不关史事，（此举大者言）《尚书》所事多在字句间，独三传异说最为奇诡，而《公》、《穀》杂揉为尤甚，以人事推之迂怪，所关盖不仅于礼乐制度之间。故自东京以来，三传之争最烈，“三统”“三世”之说，已令人迷惘，而“素王为汉制法”之语，实等俗世《推背图》、《烧饼歌》之流，大为不经。

清朝顾炎武《日知录》卷三十载：

自汉以後，凡世人所传帝王易姓受命之说，一切附之孔子。如沙丘之亡，卯金之兴，皆谓夫子前知而预为之谶。其书盖不一矣。魏高祖太和九年，诏自今图谶秘纬及名为《孔子闭房记》者，一皆焚之，留者以大辟论。《旧唐书·王世充传》：世充将谋篡位，有道士桓法嗣者，自言解图谶，乃上《孔子闭房记》，画作丈夫持一竿以驱羊，释云：“隋杨，姓也；干一者，王字也。王居羊後，明相国代隋为帝也。”世充大悦。详此，乃似今人所云《推背图》者，今则托之李淳风而不言孔子。

清朝陆圻《纤言》上篇载：

《推背图》有一大马之鬣，上迸火光三五道，向不能解。南都拥立后，桐乡进士沈包庵云：“此马士英立红光兆也。”乃福建立唐藩，绝无豫谶。惟宏光初立时，浙中上台伪造一谶，云以安士民之心，且托言南京蟒蛇仓无风自倒。有碑八句云：“甲申年来日月枯，十八孩儿闯帝都，困龙脱骨升天去，入塘群鼠暂欢呼。中兴圣主登南极，勤王侠士出三吴，二百十年丰瑞足，还逢古月照皇图。”甲申八月，予至南中，特往蟒蛇仓，见其屋宇如旧，讯之邻人，绝无此事，乃知作者之妄也。然惟此有唐祚不永之意，而结云：“还逢古月”则又奇矣，是岂无端民谣，暗合天意耶？

民国姜泣群《朝野新谭》载：

喀拉沁东旗属小六家子妖人王震，素迷信黄羊教。近假乩笔，诈称为应运皇帝下降，并在其所设神堂中，悬有钟鼓。每于夜晚，辄闻作响，以此鼓煽愚民，言将应验《推背图》中“天下钟磬一齐鸣，众圣迎王登九五”之语。

#推背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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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anfugallery · 3 years a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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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inese hanfu by 子颂东方美学游园惊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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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ximumluminarybouquetblr · 5 years a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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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震撼了！！！四十四位博士谈佛教

　1、复旦大学常德博士：

有时一看周围之人那种根本不懂佛法，但却轻易地对我们佛教徒动辄翻以白眼的神态，我就感到…等将来他们真的因缘聚足迈进佛门了，当他们要想真正吃透一部佛经，真正把一种善行行持终生时，他们就会体会到佛法言行合一、超越有无、言语道断、究竟圆满的科学性、实践性、指导性了。

2、曼彻斯特科技大学苏琪珑博士：

这么些年的走南闯北、从东到西的经历，让我的感触与体会日渐良多，特别是在来到英国之后。在西方，我发现越来越多的人士都在接触、钻研、实修佛法，看来佛陀的智慧之光正在一点一点照亮西方的广阔天地。对于佛法的科学性、可行性、究竟性，我相信广大西方人士信受奉行的经历，一定会成为它们最可靠的佐证，这一点只需留待时间去证明。在这种日益高扬的全球学佛热的升温中，我更是希望自己曾经走过的这段弯路会给同行者及后来人提供借鉴与帮助。我真诚希望每一个学佛人都能把佛法的无我观念深植自己的灵魂深处，在时时拂拭蒙蔽在自性光芒之上的自私自利的行为障垢时，靠着精勤的自我观照、自我反省、自我改进、自我圆满之努力，早日将自己打造成一个崭新的真正的佛教徒。

3、南京大学的博士生石成荟：

入得佛门，在初步了解了它的义理后，我越来越觉得佛法于人生的助益实在是太大了，特别是当你把它落实在你的日常生活中以后，你真的会体会到佛法不离世间觉的味道…从我个人的经历来看，我越发觉得佛法的确可以让一个人在这个令人眼花缭乱的社会中，保持住自己的身心平衡、理智与情感的平衡、责任与权利的平衡、付出与得到的平衡……简单地说，佛法可以让一个人学会约束自己、尊重真理、敬畏因果；可以让一个社会充满和谐、互让、友爱，还有宽容。

4、清华大学李明豪博士：

我的父母曾经不解地问过我：“你读了这么多年的书，学历好歹也是个博士了，为什么还要信佛呢？”以他们的观念来衡量，似乎学佛只应该是下里巴人经营的买卖。我的不少同学也有类似的疑问，在对佛法并不了解的情况下，误解和偏见以及排斥，总是挂在他们那随意就妄加评论的嘴边。在大多数我所接触过的普通民众中，他们似乎都认定佛教是一个坏东西（badthing），因而根本就没有了解它的必要。不仅如此，还应该避而远之，甚或大加讨伐。这种对佛教的态度让我感到很伤心，因为我自己的接受佛教，是这么些年来不停地求知、思索、观察和体验的结果。但我最终捧若至宝的佛教，却被大多数的人们因不识而误解、甚至丢弃，这让我确实有种难以言述的悲哀。

5、中医学博士刘立红：

中医的原理及其药方，都可在佛典中找到根据，修学佛法可以更好地进行中医的研究与实践。

6、北京师范大学吴铭博士：

只有依释迦牟尼佛开示的缘起性空的道理，才可能使人类冲破对现世实执的枷锁牢笼，从针眼大的世俗生存中超拔出来，去体悟本如虚空一般广阔的心性。

7、南京中医药大学思桃博士：

一边行医教学，一边学佛修心，我愈来愈明确，只要心地清净，一切又何得染污呢？还是再重复一遍那句话，“解铃还需系铃人”，把心这个“系铃人”捉住，让它转无明为妙用，转烦恼为菩提，那人生哪种境遇不会转危为安、转烦恼为快乐呢？我们人人都想趋乐避苦，为这一目的，大��数人都造作不休。

8、四川大学博士生满纪：

无常世间，没有哪个因缘会与我们相伴永远，可在冷酷生命中，三宝却与我们紧紧相系；感谢三宝，没有嫌弃我这一样一个凡夫俗子，在佛法的无尽智海中，仍赐予我一瓢之饮。我只有“将此身心奉尘刹”，才算名为报佛恩！（注：佛教称佛、法、僧、为三宝）

9、北京大学生命科学院林明博士：

我在佛学院拜见的这些高僧大德都让我感觉是如此地平易与随和，他们的智慧、自在、慈爱深深地吸引了我。这种吸引不是来自口若悬河的说教，也不是人们经常挂在嘴边称颂他们的神通奇迹，而是他们在日常举止上所表现出来的谦逊、机智、从容，与处处发自内心的对别人的尊重与关爱，特别是他们对外境一切显现的随缘、自在、无碍和放得下的旷达胸怀。在与几位法师的交谈中，我发现他们对世间科学知识有着广博的了解。相比之下，那些没看过一本佛经却常常批判佛教为迷信、消极的所谓科学家们真是应该觉得脸红，而法师们倒是没对他们说过一句诽谤的话！

10、田博士（法名慧贤）现为某高校信息工程专业副教授：

我仔细看的第一本佛经是《楞严经》，读第一遍的时候几乎什么也没搞懂。但我不灰心，我又开始进行反复的阅读。也不知是在读到第几遍时，我的心突然有了豁然开朗的感觉，我第一次意识到在《楞严经》中，有对困扰我多年的所有问题的全部答案，有对缘起性空这一佛教基本世界观的究竟描述，有对宇宙人生实相的全面阐释！那一瞬间，我真的是感激涕零。我深深感谢，并将生生世世铭记佛陀为愚痴而可怜的众生慈悲演说《楞严经》的功德。

11、四川大学的博士圆梅：

佛法是唯一可以让我真正快乐起来并走出困境的引路明灯！

12、现在东南某大学就读的社会学博士齐思源：

佛法教我在生活中历事炼心，教我能一点点放下自私自利之心态，并逐渐看淡以至消灭名闻利养心。现在，五欲六尘、贪嗔痴慢已离自己越来越来遥远，我正用满腔的热血与信心加功用心，以求即生往生最向往的阿弥陀佛净土世界。

13、毕业于西南交通大学的琼杰措博士说：

自小我就感觉人生无常，充满了苦空变异，当时就想找到心灵最后的皈依处。初中接触《六祖坛经》，似有所悟，而最终的全身心皈依佛教则在大学毕业之后。

14、武汉大学哲学学院2006级博士生徐谨：

《了凡四训》不仅改变了我对命运的看法，而且促使我由此真正进入佛法，开始寻求命运生命的真理，以前读研究生时对佛学也有接触，但是只限于一些玄妙的理论（如三谛圆融，一真法界，唯识无境），而根本不知道佛法与儒家学说一样，不只是学问研究的对象，而是实践的真理。直到读《了凡四训》之后，我才真正把佛法当作解决生死问题的我唯一钥匙，深入下去，也才真正了解佛法是圆满的，才开始生起正信。

15、浙江大学无忌博士：

现在，我感觉最欣慰的一点就是我有佛法相伴。因为有了它，生存于红尘之间，我才能时时提醒自己“志当存高远”、心系佛法上；因为有了它，我才可以放下一切对物欲的贪执，心情才得以变得更恬淡、更愉悦、更豁达；因为有了它，我才感到灵魂有了终极的归宿，人生自此多了一条了生脱死的光明大道。因佛法而重新感悟生命的我，真的是期盼能在不久的将来，将生命打造成出入无碍、生死自在的从容而任运的状态。有一种心境总像是既壁立千仞般竖穷天际、横断学佛者升进之路，又似小桥流水一样亲切随意地召唤着我前去领略、安住，那就是：“宠辱不惊，闲看庭前花开花落；去留无意，漫随天外云卷云舒。

16、兰州大学觉旻博士：

学佛并且出家后，我的生活一点也没被局限，反而更加宽广起来。因为外在的执着被慢慢地放下，烦恼在不断的自我观照下日趋减少。也许表面的生活并不像过去那样五光十色，而心灵的世界却越发丰富且灿烂。学佛并不在神通感应的追求，而在于自我的深刻剖析，以及随之而来的心境的提升和智慧的增长。学佛的好处无法言尽，不过有一点却始终令我感念于怀：靠着佛法，我的新生命终于已毫无疑问地��在了迈向解脱的起跑线上……

17、正在攻读博士后学位的妙方谈到了对她影响最大的几本佛教读物：

读《地藏经》时，有种百感交集、热泪盈眶的感受；读《金刚经》时又有种通体畅快、轻安自在的感觉；读《米勒日巴传》、《虚云老和尚年谱暨法汇》时，则完全被前辈高僧大德们的行持所打动。如果你也想一探佛门的万千风采，并学会坚韧、学会抵御各种低级但却难以抵挡的诱惑、学会尊重并探求真理，那就不妨试着打开这几本书看看吧！

18、四川师大的清心博士用一句话概括了自己的学佛心得：

“可让焦虑化为平静，可让身心活在自在、轻松之中。”

19、正在某省社科院读博士的曙风女士：

九七年六月偶遇一位老比丘尼，她的言谈举止与日常行持让我对佛教有了一些感性认识与好感；其后为写硕士论文而认真拜读了《净土五经》、《圆觉经》、《法华经》、《华严经》、《中论》等诸大经论，这才对佛教真正生起了欲行了解与深入研究的兴趣。接下来，我想在一位上师的指导下展开实修，否则通过闻思而得到的信念很有可能衍变为单纯的纸上谈兵。既已从道理上了知了佛法的伟大，那就更应该将之落实在自己的行动中。文人茶余饭后的风化雪月口头禅，根本不是我学佛的方向，因为在生死关头，那些破烂玩意儿绝对不可能抵御阎罗死主的催逼。所以我才要实修！

20、林蕾博士：

多年以来我一直在钻研并实修净土宗，越深入进去，对它的信心也就越大。我曾经一度认为只有唯物论才是看待世界、宇宙唯一正确的方法、思想，但当用它来“验证”佛法时，感觉佛法才配堪当“唯一正确”这四个字，对它宣讲的道理简直无法找到一丝一毫的破绽。故而我才下定决心用这种真理与自己的贪、嗔、痴种种习气做最顽强的宣战，如果只是从口头上赞叹一种思想的伟大，却不愿把它用在改造自身与世界的实践当中，那你永远只能是佛法万种风情的陌路人而已。因此我才要每天持诵佛号，我相信借着净宗的修行，我一定可以亲见佛陀描述过的无尽风光。

21、王博士曾就读于天津南开大学，后又于四川社会科学院获得了硕士学位。现在他已成为博士生导师，且工作于美国。他说：

我本人依靠种种因缘也了知了一些佛法的基本道理，我开始坚定地相信如果真能掌握佛陀教言的话，那真应该算是圆满的智者行为，怎么能谈得上精神有问题呢？在西方国家，很多具智之人都把佛学看成解决人类精神危机、人格缺陷的学问与实践手段，学佛者是充满生命力、活力的身心调适者、改造者，绝非消极避世的社会硕鼠与精神鸦片。把学佛之人当成无知、怪异、疯狂的看法，在西方并没有任何广大市场。。。佛教徒是为了活得更明白、更自在、更智慧，才踏上学佛这条阳光大道的。。。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知识分子信仰宗教的人士已越来越多，因宗教所欲解答的实为人类最关心、却一直无法用科学加以阐释、解决的命运归宿问题。在这种心态背景下，深奥、缜密、究竟的佛教才开始大兴于美国，并受到了美国智识界的广泛欢迎。通过深入研究，了解佛法教义之士在西方已日渐增多。

22、清华大学的博士生吴天义也曾专门谈论过有关佛法的唯物、唯心之争。这个今年只有二十五岁的小伙子，本科、硕士都是在清华完成的。作为中国最著名的理工科院校培养出的一名标准的科技工作者，我想他对此问题的看法，应该给人们带来一些别样的启迪：

一般的唯物主义者都认为佛教是唯心（主观唯心）的，做出这一论断的原因，大概是看到佛经里有很多类似“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色即是空”、“觉者如虚空”、“诸行无常”等等的说法就望文生义地做出了这种结论。其实佛法分为证法和教法两大部分，世间学者大都依文解义，从未曾亲证其境界就下判断，这本身就应该算是一种最标准的“唯心”行为。即就是单就教法而言，世间学者望佛教之文，也错解了佛法本义，他们又有谁对“色即是空，空即是色”做过彻底、辩证、深入的思考呢？

佛法是一门大科学，是古圣先贤依靠佛陀教言，也凭借自身努力对宇宙奥妙进行精进探索的结晶。同样，现代物理学也是在对宇宙进行探索，一个人想对现代物理学有个基本了解，也得从小学读到大学，至少花上十几年的时间。那么要想对佛法真正彻悟岂不更要猛下苦功，做不到这一点，任何对佛法的认识都难免主观臆断的嫌疑。

23、某大学的博士智妙：

在他们的指点及帮助下，我开始阅读一些《向知识分子介绍佛教》之类的浅显读物，并发觉书中所述很有意思。接下来我又开始看《无量寿经》、《地藏经》等经文，起先是从文学角度来看，觉得佛经真是“信、达、雅”的典范。佛经的文字精练朴实却又优雅动人，章法结构也严谨合理。再深入下去，我便不得不惊叹于佛经中所蕴含的深广智慧与慈悲了。从此我下定决心要深入佛法、深入经藏了。毫不夸张地说，是三宝给了我全新的生命。一个虔诚信仰佛法的人，实在是太有福气了，就像一个很贫穷的人得到了无尽的宝藏一样，佛法可以让他受用终生。有了佛法的人生，才是赋予生命以最终目标与归宿的永恒解脱！

24、林心是美国纽约城市大学物理学专业的博士，他的本科教育是在上海复旦大学物理学系完成的他说：

对我而言，佛教揭示出的关于宇宙、生命的正见，从未曾引起我片刻的怀疑。我总在想，如果佛陀都不能宣示真谛、解答我们关于人生的疑惑，这个世界上恐怕也就没有谁能敲开真理的大门了。这个道理并不深奥，翻开整个人类社会的思想发展史就可一目了然：在古今中外的剖析社会本质、试图提供社会发展指南的理论与实践体系之中，有哪一个已被时间与实践证明为是唯一真理？有哪一个可以将我们从生死的迷茫中拯救过来？

迄今为止，不论是医学还是哲学，它们有关死亡的描述都让人无法信服，我还怎么可能再相信它们对别的领域的阐释。既如此，为何不能把我们探寻的目光投向佛教呢？所以我一直对一个问题耿耿于怀，那就是假如我们从小就能在一种宽容、多元的文化氛围中接受教育，人们对佛教普遍的无知与偏见肯定可以减少很多。而在过去的教育环境中，佛教已被先天地定名为封建思想的流毒、残余，它与迷信、自我麻醉早就被划上了等号。这种公众认识的误区是如此强大，以致佛教、佛教徒甚至没有发言的场合、机会去为自己挣得一席生存之地。如果是在一个开放的教育体制之下，情况就绝不会如此糟糕。（当然，现在的情况已比以往有所改善。）等我后来到了国外，这种感觉就更强烈了。是好是坏最好留待事实本身来证明，对佛教也应该这样看待。

25、曼石博士现任教于某中医药大学：

我认定虔诚信仰、清净归命于三宝绝对是一条学佛正途。至于大乘精奥、显密玄门，我真的自愧不能探得堂奥。而且本人性不喜交游，故也难得一遇高僧大德。惟在次数不多的上庙礼拜之过程中，我常常能体会到心得以清净后的那种纯净、透明的感觉。至心叩拜时，曾于感恩之刹那感受到无可言说的清净感，当其时，对真空之理似亦若有所悟。在那个时刻，我才明白为什么佛教如此强调自性清净，这既是一种我们本具的天真状态，又因被无明染污而成了众生心性再次回归的目的地与家园。一旦真的达到甚或只是稍稍接近这种清净无染的状态，一个人就一定可以感受到常人在常态下永远无法触摸到的存在本质与真实的生活内涵。

26、北京大学在职博士生圆善：

发自内心地奉劝一句，不管有没有人聆听：请把时间抽出来一部分投入到对佛法的研习中来吧！对我个人而言，佛法带给我的最大利益便是让我明白了打碎我执、树立空性正见的重要意义。这样，我就能一步一步走向自在、走向自由、走向解脱。总有一天，我会与《高僧传》里的那些先行者共游舞的，我坚信！

27、如是博士毕业于南京大学他说：

皈依佛门后，在上师指导下修加行、念诵百字明和金刚萨垛心咒、吃长素、因缘具足时常在佛菩萨像前自誓受八关斋戒、念佛求生西方极乐世界……佛力感应真是不可思议，渐渐地我的身心发生了明显的改变与进步。确如《楞严经》所云：“情重斯幽，想明斯聪”，信佛之前，我对爱情是很执著的，那时的我其实可以说是一个很愚钝的人，学习成绩不好、心里整天晃晃悠悠不知所终……信佛实修之后，情执越来越淡泊，而智慧则大为增上，最关键的是，自己终于明白了从五蕴假合之身中诞生爱情的荒谬与无望。以前还有一个坏毛病，即骄慢心特重，而在修习五加行中的大礼拜后，对万事万物日渐生发出一种恭敬、慈悲、平等、清明而又欢喜的心态。

28、中国协和医科大学获得医学博士圆悲：

第一次正面接触佛经，当时的唯一感觉就是震惊！原来佛法是这个样子！原来佛法是如此的伟大！我不断在脑海中把所学到的世间法与佛法进行对比，越对比越觉得佛法的不可思议！

当时的感觉非常兴奋，佛法，这才是我要找寻的，冥冥中一直想要找寻的东西。于是，我如饥似渴地阅读，每读一遍都要不由自主地感叹道：“白活了三十年！以前是多么得孤陋寡闻啊，若是把学习世间法的时间都用在学习佛��上，那该多好啊。”

29、朱雪芳，哲学博士说：

佛告诉我们，人都有福，或多或少，或前或后。福是不可以量化的，只能感觉，知足为福。

30、陈延进博士说：

西哲的唯心论，比佛所示的唯心，大有不同，约列如左：

⒈西哲所论的唯心，只限于人世间而已，佛说的唯心，则可通于六凡四圣。

⒉西哲所说的，大都顺著人欲的发展，就是佛所反对的��欲，顺欲发展，很易流入杀、盗、淫、妄……等颠倒烦恼的苦海。

⒊西哲所说的，顺欲发展，便不能从浊世，做到人心净化，达致世界澈底和平的可能！

⒋西哲的唯心论所说的，没有脱离五浊恶世的办法，也没有修行的方针。想依西哲的唯心看法，来脱俗入圣，永断烦恼，究竟离苦，是不可能的！由此可见佛法是可贵的！

⒌西哲的所谓神，是指造物者，这造物者，是一位万能万知的神，笛下见R.Descartes说，这神能创造天地万物。而他既是万能，乃是不必父母生的，是自己作为原因的SelfCause，换一句话说，就是自己创造自己。这种解释，是很独断的，哪能令人置信？从论理学来说，是不通的！因为有果必定有因，绝没有无因之果的！佛解释世界现象，是共业所成，非任何人所造，自是一种合乎真实的言论。故西哲的唯心论，到底难免陷入独断论的毛病，独断论就是不合论理学的，也就是失去正理。

31、北京大学地质系某博士感叹说：

真正的学佛者实在是太自在了！

32、艾泽生博士：

通过修持佛法，不仅自己的性格有所改善，更重要的是，我知道了取舍善恶、净化自心的道理。这个道理才是真正的财富，不但能令我们树立正确的世界观及价值取向，而且还能令我们今生后世都得到暂时与究竟的安乐。可以这么说：学佛之路，就是通往幸福快乐之路。

33、格雷厄姆·豪博士：

只要去读一段佛经便会发现，远在2500年前，佛的弟子就懂得了比自己受称赞还要多的有关我们现代心理学上的问题。在这个时候，他们就开始研究这类问题并找出了它们的答案。

34、斯里兰卡弗那多博士：

佛教之生活法，能使人们得到安乐，并使生活成为合理，至诚和平；使人类确知战争是野蛮愚痴的最良方法，无过于宣传佛教之道理及见解。佛教不强人盲从，但凡有思想智慧之人，就佛教道理深思谛观，则未有不怡然焕然，心安理得者。

35、荷兰弗朗基博士：

世界战乱的根源，是由于某些国家贪婪心太重，权利心太浓，恃强凌弱，称王称霸，以致发展成残酷的战争。摩西十诫已经提及，但道理没谈透，故没能收弭兵之效。独有佛说非常究竟，特别是佛教戒律非常精粹。假使能使佛教普及，则世界大同就可拭目以待了。

36、日本京都大学心理学教授佐滕幸治博士：

坐禅学佛有十种心理方面的效果：1、忍耐心的增强，2、治疗各种过敏性疾患，3、意志力的坚固，4、思考力的增进，5、形成更圆满的人格，6、迅速地使头脑冷静，7、情绪的安定，8、提高行动的兴趣和效率，9、使肉体上的种种疾病消失，10、达到开悟的境地。

37、英国汤恩比博士：

能够拯救21世纪人类劫难，只有中国传统的儒家教育和大乘佛法。

38、查亚苏里亚博士：

所有现代科学都相信凡事必有因，如果我们不相信因果关系，佛教与科学都一样不能存。

39、爱德华·康泽博士，《佛教》作者：

佛就像一位医生，就像医生必须诊断和弄清不同疾病征兆，他们的起因，对治的方法药方一样；佛陀所展示的“四圣谛”也同样指出了苦的范围，苦的起因，苦的息止，以及通向息止痛苦的途径。

40、拉达克里希南博士（1888—1975），印度政治家，哲学家：

佛陀从未在任何场合发过火，也没有在任何事情上说过一句不仁慈的话。我们钦佩佛陀的明智而合理的思想。每当我们阅读佛经的时候，我们就会被佛陀的明智而合理的思想所打动，他把伦理道德（戒）置于首位——正见或合理的见解。他尽力为人们刷净了所有那些妨得扰乱他们视野和命运的陈词滥调。（《乔达摩佛陀》）

41、英国牛津大学鲍罗登博士：

佛教为今日人类之救星！现今研究佛教学者渐多，只因佛教高出一切宗教。虽科学、哲学有长足进步，然其发明最如理处和佛法相通，况佛法有其最深奥广大处、最真实适用处，决非现世一切学术宗教所可企及。现在只有佛法可以救世界。

42、尊者W·罗睺罗博士：

佛教是现实的，因为它对生活和世界所采取的，就是一种现实的态度。它并不是错误地把我们领向愚人的天堂，也决不用所有的那些虚构的恐惧和罪恶感来威胁恐吓、折磨摧残我们。它精确而客观地描述我们以及我们周围的世界，并且给我们指出了一条通向彻底自由、和平与安宁的幸福之路。

43、韦尔斯博士英国史学家：

佛陀之法音，佛陀之根本教义，由今研究其原本所得，乃知极简单明晰，且与近世观念最相合，其为自古迄今最锐利理智之成功，盖不待辩也。

44、格雷厄姆·豪（美国心理学博士）：

只要去读一段佛经便会发现，远在2500年前，佛的弟子们就懂得了有关我们现代心理学上的问题，其水平远远超出了世人对他们的信任。在这个时候，他们就开始研究这类问题并找出了它们的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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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nwuzhang · 7 years a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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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人到底有多「腐」：谈谈明清小说中的同性恋描写

写于2002年左右，传统文化课作业。从周朝一直到五四时期，中国的众多文学作品中都有过同性恋相关的记载和描写。明代以前主要是诗歌形式为��，比如《诗经》。明清以来，男男之恋、女女之恋、男女之恋常见于小说中。只是，总的来说，多数作品格调未免流于低下，无非床上风月、野地淫行而已……

以下为正文

或许是由于精神分析学的渗入，及同性恋研究在中国的「解冻」，再加上近年来发表空间向网络拓展的缘故，从五四至七十年代末几为空白的同性恋文学，先于1970年代末在台湾「复出」并形成一股潮流，又于1990年代延伸至大陆，迄今为止，已产生不少值得一提的作品——它在现当代文学史上的「复出」，经历了八十年左右的空白。

但这并不能说明同性恋文学在中国是无根之木，它也并非全从外国横向移植而来。要看到，在如此漫长的空白之前，中国古典文学中一直存在着描写同性恋的部分。所以研究现当代的同性恋文学，不能不追溯到古典文学。

而古典文学中，又以明清时期最多，且大都以小说的形式表现出来。因此，对明清小说中此类题材的研究，便成了一个必不可少的步骤。本文拟就明清小说涉及同性恋的部分加以论述，其中或有纰漏之处，还望方家们指教。

先看一下明清以前的情况。

周朝民歌，如《诗经》中的《郑风》，「子馻」一章的不少内容，经考证都被认为是「两男相悦」之词，其它如「山有扶苏」、「狡童」、「褰裳」、「扬之水」等章，有「狡童」、「狂童」、「狂且」、「恣行」、「维予二人」之类词句，均可能和同性恋有关。《战国策》之魏策、楚策，《韩非子》之《说难篇》，以及《汉书》之《佞幸传》，分别记载了为后人熟知的「龙阳」、「安陵」、「分桃」、「断袖」等故事。

弥子名瑕，卫之嬖大夫也。弥子有宠于卫。卫国法，窃驾君车，罪刖。弥子之母病，其人有夜告之，弥子轿驾君车出，灵公闻而贤之曰：「孝哉！为母之故犯刖罪。」异日，与灵公游于果园，食桃而甘，以其余鲜灵公。灵公曰：「爱我忘其口味以啖寡人。」及弥子瑕色衰而爱弛，得罪于君，君曰：「是尝轿驾吾车，又尝食我以余桃者。」——《韩非子·说难》中的「分桃」典故

在魏晋南北朝时期，可能是因为社会上男风较前为盛之故，这类题材的诗歌开始多了起来。阮籍的《咏怀》中的那首「昔日繁华子」，明显是歌颂同性恋的。此外，刘遵的《繁华应令》，梁简文帝的《娈童诗》，以及晋张翰的《周小史诗》，梁刘永的《繁华》，刘孝绰的《小儿采菱》，无名氏的《少年》，昭明的《伍嵩》等，都是对男风的歌颂之词。

唐朝出现了这方面的传奇，李翊《陈子高传》专门记载了陈茜（陈武帝）与陈子高的故事。宋代可能是理学兴盛的原因，这类题材较少见到。元代，林载卿的《诚斋杂记》记载了春秋战国的潘章和王仲先「共枕树」的故事。这些都为明清小说提供了一种独特的传统，有的还是明清小说直接采用的题材。

从上文不难发现，明清以前描写同性恋的作品以诗歌居多，这与明清两代大异其趣。明清自然也有此类诗歌出现，如郑板桥《县中小皂隶有似故仆五凤者每见之黯然》，吴梅村《王郎曲》等，还有人把女诗人吴藻献给烟花女林姑娘的《洞仙歌》，也列为同性恋作品。

珊珊琐骨，似碧城仙侣，一笑相逢淡忘语。镇拈花倚竹，翠袖生寒，空谷里，想见个依幽绪。兰针低照影，赌酒评诗，便唱江南断肠句。一样扫眉才，偏我清狂，要消受玉人心许。正漠漠烟波五湖春，待买个红船，载卿同去。（《吴藻《洞仙歌·赠吴门青林校书》）

吴藻与林姑娘，作者未知，图侵删

刘达临在《中国古代性文化》第七章和第八章中，对明清男风之盛有着详细的介绍。明代尤其是明后期，同性恋在社会上已很普遍。不少有名的学者及士人，都是「分桃之士」。他们除了妻妾外，还有年少俊美的书童，这些书童除伴主人出外或远游，往往也是主人的性伴侣。当时社会上这股男风，在明武宗时最盛，可以说上自天子，下到庶民，几乎都有两男相悦的关系。到了清朝，清王朝为汲取前朝荒淫腐朽而亡国的教训，曾严禁官吏狎妓，所以同性恋又成了一种泄欲方式。明代覆亡后，不少遗臣和文士既不愿靦颜以事新主，又感到回天无力，于是披发佯狂，寄情声色以自娱，狎妇童、醉醇酒就成了政治逃避的方法。而清王朝的统治者也鼓励他们这样做，因为溺于声色之好就不大会起来造反了。

另外，

「明代中后期，在倡导『心学』性情的口号下，产生了一大批的艳情小说，这些小说适合了晚明的腐败政局，统治者亦曾深为忧虑，但由于明朝的迅速灭亡，这个后遗症久留给了清朝，进入清代以后，这些艳情小说作为媒介，变相发展，于是造就了清朝这些小说的肆意泛滥，如果清圣祖不力加禁毁，其蔚为大观的景象更加难以想象得到。」[1]

在这种背景下，同性恋描写在小说的大量出现实数必然。很多作品都有同性恋描写穿插其间，如《金瓶梅》、《红楼梦》、《续金瓶梅》、《初刻拍案惊奇》、《石点头》、��阅微草堂笔记》、《子不语》、《怜香伴》、《情史》、《艳异编》、《明珠缘》、《怡情阵》、《肉蒲团》、《绣榻野史》、《浪史》、《桃花影》、《杏花天》、《梧桐影》等。更有一些专门描写同性恋的小说，如《断袖记》、《龙阳逸史》、《弁而钗》、《宜春香质》、《品花宝鉴》等。其中，有的致力于性行为的描写，文中多有自然主义的流露，有的则以同性爱情为主题；有描写男同性恋的，也有写女同性恋的；有反映历史上社会风俗百态的，有的则文学性更强一些……或兼而有之，不一而足。

这些小说中，偏重于性行为自然主义描写的居多。《金瓶梅》中的金道士、金的徒弟、陈敬济、花子飞天侯林儿、西门庆、西门庆的书童、王经等人的同性行为，纯属性欲的自然描写，没有感情可言。《初刻拍案惊奇》之《西山观设箓度亡魂，开封府备棺追活命》中，西山观道士黄知观，平时养着两个小道童，耽溺男风；《夺风情村妇捐躯，假天语幕僚断狱》中，讲了一个老和尚和徒弟搞同性恋，又与徒弟相争一农妇的故事。《怡情阵》中，白琨与窗弟井泉及蓝应贤三人皆为同性恋者，而井泉与白琨及白妻、丫鬟等又行极为混乱的男女乱交之事。《梧桐影》，全名《新编梧桐影词话》，又名《新编觉世梧桐影》，其中述及王子嘉与叁拙和尚的同性性行为。王与高氏通奸，高氏淫性甚高，王本领不济，抵挡不住，听说叁拙和尚采战有术，便主动献身做龙阳，从叁拙学习采战之法，两人遂如夫妇，或同床奸宿，或分头渔色。《宜春香质》分风、花、雪、月四集，《弁而钗》分情贞、情侠、情烈、情奇四集，每集五回，两者合计有八个中篇小说，而《龙阳逸史》则是二十个短篇小说的合集。这三部明末的同性恋小说，格调极为卑下。《龙阳逸史》的作者甚至抱着「鸡奸一事，只可暂时遣兴，那里做得正经」的态度写作，落笔时极尽夸张之能事，涉及身体器官和性行为处，毫无保留，虽然这样的书不能说没有任何文献参考价值，但全书几乎皆以肉欲为导向，未免使之偏颇。《宜春香质》夸叙少年孙义与「一十八人轮流冲突」的荒谬事迹，《弁而钗》则写翰林凤翔化名混迹其间，专营苟且勾当。其余如《桃花影》之丘慕南对魏玉卿实行先骗后诱的奸情，《绣榻野史》中的东门生与赵大里，《浪史》中的梅素先与陆珠，都不过是对肉体的贪恋。

也有一些写同性爱情的小说。如《石点头》卷十四《潘文子契合鸳鸯冢》，文笔雅洁，没有一点色情描写，即便是潘文子、王仲任的定情之夕，也写得很含蓄，不像《金瓶梅》等作品那样赤裸裸。可故事中男主角追求男性，竟是源于「偷妇人，有损阴德；分桃断袖，却不伤天理」的态度，且不惜暗设阴谋，「苦苦哀求」，只为得「一个可意种，来慰我饥渴」，最后虽然「自掘生圹」、「双双同逝」，但正如作者所说的那样，「为着后庭花的恩爱，弃了父母，退了妻子，却到空山中」，真乃「人类中大异事，古今来大笑话」。

清陈森的《品花宝鉴》，被鲁迅《中国小说史略》目为清末狭邪小说之首，较《九尾龟》、《海上花列传》等嫖妓文学犹有过之，可能是因为它写的主要是「闹小旦」，即达官贵公与男优的同性恋。书中所「品」之「花」全是男戏子。与那些只写同性性行为的小说不同，它力在赞扬一种比较洁净的同性之爱，作者让梅子云、徐子云诸名士，对喜爱的优伶「发乎情而止乎礼」，绝不涉及同性性行为。梅、徐们的态度，正如华星北所说的那样：

「这些相公的好处，好在面有女容，身无女体，可以娱目，又可以制心，使人有欢乐而无欲念。这不是两全其美么？」

在小说中，杜琴言和梅子玉几乎很少见面，别提产生淫念了，就连任何一种肌肤之亲，都会给他们的恋情留下污点。这样柏拉图式的同性恋，未免有些矫揉造作，使《品花宝鉴》的人物显得滑稽可笑。

比较而言，较为含蓄得体的同性恋描写，当数《红楼梦》。《红楼梦》中同性恋的人物比较多，但贾宝玉、秦钟、柳湘莲等人的同性恋，作者着墨不多且闪烁其辞。仅在第九回《恋风流情友入家塾，起嫌疑顽童闹学堂》里，说及贾宝玉、秦钟「二人同来同往，同起同坐，愈加亲密」，一个「腼腆温柔，未语先红」，一个「性情体贴，话语缠绵」，并在闹学堂一段提及一些蛛丝马迹。薛蟠的同性恋倾向就较为明显一些，他对柳湘莲的爱慕与追求令人可笑可叹，给人留下深刻印象，但作者未让描述沾上一点污秽之词。

柳湘莲痛打薛蟠

另外，书中不得不提的，是第五十八回《杏子阴假凤泣虚凰，茜纱窗真情揆痴理》中一段着墨较多的同性爱故事。曹雪芹通过芳官之口，向宝玉，也向读者们讲述了藕官与菂官（一作药官）、蕊官的爱情。藕官三人同为卖入贾府梨香院习艺的女伶，藕官是小生，药官是小旦。

「往常时，他们扮作两口儿，每日唱戏的时候，都装着那么亲热，一来二去，两个人就装糊涂了，倒像真的一样儿。后来两个竟是你疼我，我爱你。药官儿一死，他就哭的死去活来的，到如今不忘，所以每节烧纸。」后来补了蕊官，她同样假戏真做，也跟藕官同性相爱。同伴问藕官「为什么得了新的就把旧的忘了」，藕官说：「不是忘了。比如人家男人死了女人，也有再娶的，只是不把死的丢过不提就是有情分了。」以至于令宝玉「又喜又悲，又称奇道绝」。曹雪芹写同性恋，与《红楼梦》中其他部分一样，雅洁而含蓄，常借局外人语，或事后补笔，委婉陈述；且很少加以褒贬，只是让已发生或可能发生之事自然发生，而令美丑自现，既能点破应说之事，又避免了污秽，不愧为传世经典之作。

87版《红楼梦》里的藕官和菂官

除《红楼梦》中藕官三人的故事外，女同性恋的描写在其他书中，也有少量出现。《金瓶梅》中，当西门庆留连妓女李桂姐时，潘金莲曾修书一封，调寄《落梅凤》，情词真切，表达自己对西门庆的相思之意。但西门庆并未及时回家，而听信李桂姐之词，将潘金莲千数落、万数落，还偷偷地将她的一束头发送给李桂姐。潘金莲自从头发剪下之后，「心中不快，每日房门不出，茶饭慵餐」。郁闷和颓废之中，她和教她烧纸念咒、装神弄鬼的刘婆子，发生了同性恋关系。《续金瓶梅》中，女同性恋的性活动相当精细。《拉枯桩双妪夹攻，扮新郎二女交美》，及《同床美二女灸香瘢，隔墙花三生争密约》两回中，对金桂、梅玉二人的性爱有着大量露骨的描写。《杏花天》第八回，《探姑母潜室夜欢，两闺女密窥相思》中，有对玉娘、瑶娘的同性性行为的详细描写。李渔所著《怜香伴》中，崔笺云和曹语花等人，也明显地表现出女同性恋的关系。此外，《聊斋志异》中的《封三娘》中，封三娘和范十一娘的缠绵情感，也极似同性恋人关系。

这些小说有的直接取材于历史典故，如无名氏的《断袖记》写的就是汉哀帝与董贤的故事，冯梦龙的《情史》，一名《情史类略》，又名《情天宝鉴》，在《情外类》中选录了历代同性情事。其余则多写同代或近代。有的在勾勒社会风俗百态上着墨较多。典型如《金瓶梅》、《红楼梦》自不必说。其他如《龙阳逸史》，在明代男风盛况与小官生活的反映上，表现十分突出。《品花宝鉴》反映清朝官场的蓄男之风，及其原因——清朝律例对官员嫖妓的严禁，可称为又一本「官场现形记」。除了《金瓶梅》、《红楼梦》等少数作品社会性与文学性具佳外，还有一些社会性较弱，而比较注意文学性的作品。比如《弁而钗》、《宜春香质》，和《龙阳逸史》相比较，二者的社会性较弱，但文学性更强。而与此二者比较，《石点头》中的《潘文子契合鸳鸯冢》又胜一筹。

以上笔者对明清时期涉及同性恋描写的小说，作了一个粗浅的介绍及简评。而面对这些独特的文学遗产，我们应该如何将其准确定位呢？答案当然是用唯物主义历史观来辨正地看待。

一方面，我们要看到研究这些小说的重要性。首先，我们要看到，作为一种真实存在的文化——或用李银河的话说，「亚文化」——同性恋的研究，对于展示一个社会的文化全貌，有着有益的补充作用。而文学作为重要的文化载体，对了解历史上的这种「亚文化」，能提供珍贵的信息，使文化中那些鲜为人知的部分「浮出水面」。明清时期同性恋小说的繁多，与明清社会上的同性恋风气关系密切。很多历史没有记载的东西，都通过小说得以不同程度的展现，并在读者的阅读中逼真地再现，这对我们全面而真实地了解明清社会，有很大的帮助。其次，在文学界引起广为重视的「人性」的研究，与「性」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而「性」的研究，如果离开了「同性之性」，就不能做到全面深入。明清时期艳情小说较为盛行，其笔触多为自然主义性描写的流露，较少道德说教等遮蔽，虽然难免流于淫秽狭邪，但其中穿插的性心理描写之详细真切，却不失为小说艺术的一个进步。而其中，同性心理的描写，对于了解性的复杂性，有其独特的贡献，尤其是《红楼梦》这样比较优秀的作品的，无疑是一副细致深入的人性「内画」。还有，从比较文学的角度上看，同性恋作为一种文学现象，与同性恋运动等其他现象相对应，在外国甚嚣尘上，国内也日见升温。古今中外的同性恋文学存在着一些差异和联系，尤其是中国文学中，五四到七十年代末，八十年左右的空白更使同性恋文学在中国具备了一定的特殊性。而古代同性恋文学中，明清小说的份量又占了大部分。因此，研究它在后代同类小说中的传承、流变，以及与它们的差异，有着不容忽视的重要性。

另一方面，还应看到，在明清小说中，涉及同性恋描写的，有很多纯粹为单纯的性描写，除此之外几乎没有其他内容。从美学的角度看，很多作品都缺少曲折丰富的情节，也少有感人至深的形象。从道德角度看，也少有能激扬人性美好一面的作品。如此众多的男男相通、女女相通，甚至男女混交的场面铺陈，在作品中大肆歌颂赤裸裸的同性性行为，格调未免流于低下，无非床上风月，野地淫行而已。诚然，这种文学描写上的放纵，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文人雅士们的放荡不羁，反映了对封建礼教的一种反抗，但说到底，这不能不归为一种精神上的极度颓废丧志。所以，在研究中，应当以谨慎的、批判的态度为主，才不失客观公允。

张文武／写于2002年左右转载请署名，并注明出处： http://wenwuzhang.com

注：

1.钟雯，《四大禁书与性文化》，第9页，哈尔滨出版社，1993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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