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梁燕正式荣升业主当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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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氏的起源始祖

源流一

　　部分刘姓最早的祖先之封地：尧曾封其第九子监明于刘地（也称留地，今河北保定唐县）。

　　按当时依封地为氏的惯例为祁姓里的刘氏，氏是姓的分支，监明（或曰又名源明）雄才大略，开拓进取。他把后裔分两支南迁：一支到山东平源，占领黄河下游一大片沃地；一支迁到山西一带，建立南唐（都临汾）和北唐（边界线上）。监明十八代刘氏里刘累名气最大。

　　《史记》载：夏朝孔甲时，监明十八世孙刘累善养龙，被夏封为御龙氏，为豕韦后专事养龙。传说在今河南临颖县豢龙城一共饲养了四条，不幸有条雌龙病死，刘累畏罪，领带全家老少一同逃到河南鲁山县一带隐居起来，称为豕韦氏。商朝又在唐（今山西省翼城县西边）立国，称为唐氏。周成王灭唐后，把他的子民迁往杜原（今陕西西安市南杜林）建立杜国，因范围小称杜伯，便以杜为姓，称杜伯氏，又称唐杜氏。200年后周宣王灭杜国，杀害了杜伯，其子隰叔逃往晋国，叔的儿子杜蒍，任晋狱讼官，称为士师，故又名士蒍。其子成伯缺生子士会，在晋为大夫。士会才智过人，操守严谨，深得晋主赏识，封其食邑于范，亦称范氏。晋襄公去世，士会奉命赴秦迎襄公之第公子雍（在秦作亚卿）回国继位。晋太子夷皋的生母闹求大臣赵盾立幼子夷皋为晋君，故当士会和雍一行到达晋国边境时，遇晋兵阻挠，打败了护送的秦军，士会便滞留在秦国。赵盾考虑士会留秦对晋不利，便以献魏地为名，私召回士会。士会归晋，其子康和一些亲族仍留秦国，恢复刘姓。士会生长子明，明生远，远生阳。秦灭魏后，其第10世孙获被迁徙梁国（今河南开封）生子清，清迁至沛县生仁号（又名荣），号生煓字执嘉，嘉生子四：伯、仲、季（邦）、交。邦是为汉高祖（尧帝第76代孙），郡望彭城郡、沛郡（郡治分别是今江苏徐州市和安徽北部一带），刘邦后裔里中山王（中山国，今河北南部）刘胜儿子多达120余人，成汉景帝后代里分衍最多的支系。历史上最有名的刘氏开拓日本人物，是今天日本原田、高桥、大藏等家族的共同祖先阿知王。刘姓在韩国亦有分布。另外，根据日本可查档案记载日本第三大姓高桥氏出自中国刘姓，为刘邦后裔。

　　源流二

　　源于姬姓，出自周定王赐给弟弟姬季子的封地，属于以封邑名称为氏。

　　周定王姬瑜八年（公元前599年）前后，周定王将刘邑(今河南偃师)，封给他的弟弟姬季子做领地。至此，姬姓刘子国就正式地在东周王畿之内建立起来了，刘康公也就成了姬姓刘氏的肇姓始祖。姬姓刘氏世代任周朝卿士，主理内政外交长达一百多年。

　　《左传》成公十一年：晋郤至与周争鄇田，王命刘康公、单襄公讼诸晋。

　　源流三

　　源于投降汉朝的秦末齐国将领刘到：据史书记载，“平都孝侯刘到，平都。索隐县名，属东海。以齐将，高祖三年降，定齐，侯，千户。五年孝惠四年庚戌（公元前191年）六月乙亥，孝侯刘到元年。索隐故齐将。巳上孝惠时三人也”。

　　源流四

　　赐姓或改姓。

　　1.出自项氏：汉初赐项羽的叔父项伯等人为刘氏，封射阳侯，刘邦当了皇帝之后，为感谢项伯的救命之恩。

　　还封了三位项氏族人：桃侯项襄封邑在山东汶上，平皋侯项它封邑在河南温县、玄武侯，对这三位项氏侯爵及其家人均赐姓为刘氏。

　　2.出自姒姓娄氏：赐娄敬为刘氏，封关内侯：娄敬，齐国人，刘邦采纳了娄敬迁都长安的建议，赐姓为刘氏。

　　3.源于汉代礼仪（官职），出自汉代皇室秋祭——貙膢（貙刘），属于以官称为氏。注意：貙刘一支刘氏，本字为貙膢，因此正确姓氏读音作lòu(ㄌㄡˋ)，不可读作líu(ㄌㄧㄡˊ)。

　　4.出自王氏：东汉舞阳人王常，平王莽立大功，被更始帝刘玄赐姓刘；王郎冒名汉成帝之子刘子舆，自立为帝，被诛。

　　5.出自龚氏：宋真宗继位后，赐皇后刘娥表兄（一说前夫）龚美姓刘，认其为弟；明朝嘉靖年间著名大将军都督刘显原姓龚，为报人知遇之恩，改姓刘。

　　6.出自卢氏：安定三水人卢芳，诈称武帝曾孙刘文伯,曾自立为帝，据平凉等地，后失败逃奔匈奴：

　　7.出自寇氏：三国蜀将刘封，原姓寇。为刘备义子，改姓刘。

　　8.出自丘氏：西晋义阳(今河南新野)人丘沈冒称汉宗室后裔，改姓刘名尼。被拥立为帝，建年号为神凤。汉高祖刘邦。

　　9.出自留氏：留氏改刘氏：后坡刘氏为永春留氏族裔，于宋末元初的动荡中易姓为刘；另《清源留氏族谱》载：第三十九世留天禄，泉州路录事，因军情严重，不仕，复入永春，居留安故地，改���为刘，为本支始祖。

　　10.出自柳氏，为唐朝文学家柳宗元之后，因柳宗元和当时朝政大臣不和，招惹很多皇室亲信，其后人恐遭陷害，逃荒到山西的洪桐县，改姓为刘。很多年后因当地遭水灾，他们纷纷迁移到河南的周口、安徽的亳州、山东的曹县、泰安一带。

　　11.出自薛氏：沙陀北汉王刘继恩，本姓薛，因是刘承钧的外甥和养子，改姓刘。

　　12.出自何氏：沙陀北汉王刘继元，本姓何，因是刘承钧的外甥和养子，亦改姓刘。

　　13.一说元末陈友谅败亡后其后代有改姓刘的。

　　14.唐宦官刘贞亮，原名俱文珍，无嗣。

　　15.明代宦官刘瑾本姓谈(音dan)，改姓刘，无嗣。

　　16.出自侯氏：刘亨赙(1872－1926年)，又名侯夏饱，字图琼，号纯青，菲律宾名何塞·伊格拉西澳·宝华，福建南安码头人，是菲律宾独立战争中的一位华侨将军。其他近代、现代改姓刘氏者略。

　　其他民族或外国刘姓

　　我国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长期以来的民族混��，也反映在姓氏的演变上，刘姓是颇为典型的一例。

　　中华刘姓始祖苑。

　　1.匈奴刘氏：西汉初年匈奴强盛，刘邦采“和亲政策”，以刘姓宗女嫁给匈奴单於冒顿（普通话音modu墨读）为妻，冒顿姓挛（音luandi銮低）。匈奴族文化上汉化后，匈奴很多后代有以刘为姓者。汉朝打败匈奴后，南匈奴投降汉朝后，与汉族人杂居而作，慢慢文化上同化，由游牧转入农耕，姓名也改为汉字，当时说法是“胡人附刘，十胡九刘”。五胡十六国时期记载有汉国-前赵国建立者匈奴屠各部刘渊、刘曜，夏国建立者匈奴铁弗部刘屈孑（即赫连勃勃）匈奴铁弗部刘虎、襄国刘显等。

　　2.独孤部：是五胡十六国末期出现的北方游牧部落之一，匈奴后裔。后归附拓跋鲜卑。北魏时孝文拓跋宏采取了一系列的汉化政策，部分独孤氏改为刘姓，(另一部分仍保持独孤姓，如李渊和杨广的外祖父独孤信)成为当时北魏鲜卑贵族最显赫的八姓之一。

　　3.稽胡，又称山胡、步落稽，源于南匈奴。北魏时期稽胡首领刘蠡升、其孙北周时期稽胡首领刘没铎等曾先后称帝，建立割据政权。离石胡是山胡的一支,隋末唐初，离石胡人刘龙儿、刘季真，刘苗王曾建立割据政权。

　　4.沙陀刘氏：唐德宗时，中亚沙陀人内附，定居于今山西大同一带，长期与汉族杂居，不少人改汉姓。其中沙陀部的刘知远家族两度建立政权：后汉（刘知远建立）和北汉（刘崇建立）、还例如五代．后汉刘承佑、五代北汉刘崇旻、五代北汉刘承钧、五代．北汉刘继恩、五代．北汉刘继元。后降宋朝，沙陀刘氏散居北方各地，成为刘姓又一支脉。

　　5.契丹刘氏：

　　辽太祖耶律阿保机建立大辽之后，因为追慕汉高祖皇帝，便将自己的耶律氏兼称刘氏，起汉名刘亿。《辽史·后妃传》“序”：“太祖慕汉高皇帝，故耶律兼称刘氏。以乙室、拔里比萧相国，遂为萧氏。”《金史》记载“移剌曰刘“。（“移剌氏”即契丹国姓“耶律氏”）因此耶律氏有改为刘姓的。当代天津市郊区宝坻区耶律各庄村中刘姓村民较多。当地人说，这个村刘姓村民多为坐地户，是当年随蒙古军队来到这里定居的，刘姓是由耶律姓衍转过来的。

　　6.魏晋时乌桓部族有刘姓者；另外后燕时独孤部刘亢泥曾被封为乌桓王。

　　7.据《旧唐书·南蛮传》所载，唐代南蛮有刘姓者。

　　8.回族中的刘姓，多为改姓。中国回族形成于宋元之间，初无固定姓氏，入居中原后，回、汉杂居，很多人使用汉字姓。刘姓是从古兰经经名译音“辽艾辽艾”（汉语义为珠宝）转音而来。明初以后，随着回汉民族间人文交融，内地回民普遍使用汉字姓，其中刘姓不少。至元七年（1207年）授蒙古国诸万户府奥鲁总管的铁迈赤之子，虎都铁木禄（字汉卿），母姓刘，故改名刘汉卿。（参见《古今同姓名大辞典)。清代归附回回伊不热业墨，“原隶内务府，后在凤城县（分属辽宁）入籍，改姓刘氏，遂为凤城刘姓回民先祖。”（《中国回族人名大词典》）另有元至正十七年（1357年）任河南行省平幸政事的刘哈刺不花，虽《元史》言“其先江西人”，但就其“哈刺不花”和“探马赤军户”的身份，以及受回回人泰不华（达不华）赏识推举为椽史（属员）的迹象来看，或是回回人。哈剌不花的刘姓，赐即改。再有，甘肃的回族中，也有将马、白等回族显姓，改为刘姓者。刘姓回族在中国分布较广，主要分布于河北、京津、山东、河南。

　　9.蒙古族刘姓

　　（1）元朝蒙古族中刘氏出现在公元1285年，元仁宗爱育黎拔力八达即位，后来有位蒙族人名呼图克特穆尔的名士，酷爱汉族书籍和文化，他的母亲是汉人，姓刘。有一天，这位名士拜见元仁宗皇帝，谈论中，元仁宗对他的汉学水平加以赞赏，并为他起了个汉人的名字，叫刘汉卿。从此，刘汉卿的后代就形成了一支刘氏家族。

　　（2）蒙古族鄂尔果诺特氏，满语为ErgonoteHala，亦称鄂柳特氏，本蒙古族姓氏，世居喀尔喀，后多冠汉姓为刘氏。

　　（3）蒙古族刘佳氏，亦称留佳氏，后有满族引为姓氏者，满语为LingiyaHala，世居李佳和罗、瓦尔喀、乌喇、辉发、松花江等地，后多冠汉姓为刘氏、雷氏(蒙古留佳氏世居察哈尔)。

　　（4）蒙古族崔珠克氏，亦称赤穆特氏，世居察哈尔，后有满族引为姓氏者，满语为CuijukHala，多冠汉姓为崔氏、刘氏。

　　10.满族刘姓，源于满族，属于汉化改姓为氏。据史籍《清朝通志·氏族略·满洲八旗姓》记载：

　　（1）满族乌库理氏，亦称乌色里氏，满语为UkuriHala，汉义“细鳞鲮鱼”，满族最古老的姓氏，源于金国时期女真“乌古伦”，世居黑龙江，后多冠汉姓为商氏、刘氏、乌氏、李氏、讷氏、桑氏等。

　　（2）满族宁古塔氏，满语为NinggutaHala，汉义“六”，既清六祖世居地。以地为氏，所冠汉姓为宁氏、刘氏，世居宁古塔、绥分、珲春、讷殷和佟吉等地。元朝时女真人乌古伦氏迁居到中原，改姓刘氏，其后裔中有位刘国杰，英勇善战，成为湖广行省的要官，后又升任光禄大夫。还有一支女真人宁古塔氏也迁居到中原，改姓宁和刘，宁为宁古塔氏的头一个字；而“宁古塔”按满语的意思是“各六”或“每六”，其实就是“六”，“刘”与“六”同音，故姓氏为刘。

　　（3）满族钮图氏，亦称宁武图氏，满语为NiotuHala，世居哈达。后有锡伯族引为姓氏者。后多冠汉姓为钮氏、刘氏。

　　（4）满族喜塔喇氏，亦称奇塔喇氏、喜特勒那氏，是满族大姓，满语为SitaraHala，汉义“指甲”或“插孔雀翎的管”。俄国学者史禄国认为，它与瓜尔佳氏，满语为同属“阔雅里满洲”。另考，《龙飞御天歌》有哈兰都达鲁花赤姓“奚滩”，乃明时女真望族，曾冠汉姓为“刘”，有学者认为喜塔拉即其演变而来。世居尼雅满山、蜚优城、长白山盖吉、佛克顺等地，所冠汉姓为管氏、赵氏、图氏、祝氏、文氏、齐氏、孙氏、希氏、奚氏、喜氏、线氏、祁氏等。

　　（5）满族伊喇氏，亦称伊拉喇氏，满语为IlanHala，汉义“三”，满族最古老的姓氏，源于金国时期女真“移喇”(即契丹国姓“耶律”)，世居三姓，后多冠汉姓为刘氏、王氏、肖氏、萧氏、李氏、黄氏、白氏。

　　（6）满族纽塔氏，亦称努他氏，满语为Nuntamongu，老满洲部族，人数很多，有四个分支。满语NINGUTA为远祖之意，推想表示其远祖来自宁古塔，后多冠汉姓为刘氏。

　　（7）满族查佳氏，满语为CagiyaHala，是满族脱谱姓氏之一，今内蒙古自治区呼和浩特市的满族同胞中有此氏，后改汉姓为刘氏。

　　（8）钮祜禄氏（多改汉姓为钮或郎，改姓刘的不多）。

　　其他还有伊里氏、伊拉齐氏、刘佳氏、以及隶属各旗本为汉族的刘氏和朝鲜族刘氏。

　　11.朝鲜族\朝鲜国\韩国刘姓

　　中国朝鲜族刘姓人口数量位居第30名左右。朝鲜族刘氏以江陵为核心本贯，后来分衍有忠州、巨昌、金城、裴州、延安、我州、庆山、平尚等数本。在韩国的二百五十多个姓氏中，韩国刘氏人口总数排在第三十二位。据记载泉州人刘载在高丽哲宗元佑三年(公元1088年)定居高丽后，被任用为“守司空尚书右仆射”。日本第三大姓高桥氏出自中国刘姓，为刘邦后裔。

　　12.京族\越南刘氏

　　京族原称为越族，人口近两万，有31个姓氏，居住在广西南疆诸岛，刘姓人口数量在京族中占20%，是这个少数民族的第一大姓。在越南的京族刘姓有三类，一类是完全融入越南民族的刘姓，一类是越南族人使用汉字姓刘氏而形成的刘姓，再一类就是近代以后移民越南的华侨、华人。不过，今天这几种不同的刘姓已很难区分了。

　　13.傣族、景颇族刘姓

　　明朝初期，朝廷派军队到滕冲地区屯田戎边，许多内地刘氏将士随军来到该地，其中一部分人则定居下来，与当地主要民族傣族、景颇族女子联姻，成家立业，繁衍生息。由于这些刘氏人与傣族、景颇族人通婚，其后代多随父姓为刘氏，融入傣族、景颇族。据近年云南腾冲刘氏收集到的351个族谱中发现，有七支刘姓演变为傣族、景颇族。

　　14.维吾尔族刘姓

　　维吾尔族刘姓形成于元末明初。元代在河南为官的维吾尔族人刺真海牙，曾孙名叫忽都海牙，明初随祖母姓刘，名仲琛，隐姓埋名，作为普通百姓繁衍生息下来。刘姓维吾尔族人现居河南渑池县尚有500余人，一小部份移居到西安等地。

　　15.壮族刘氏：

　　湖南、广西等地都有壮族刘氏分布，名人有唐代著名的歌仙刘三姐。

　　16.高山族刘姓

　　高山族人本无固定姓氏，清乾隆二十三年，朝廷赐给高山族七个姓（卫、金、钱、廖、王、潘、黎）。高山族人多依托当地汉族人，认其姓为己姓，据统计共有79个姓，其中有刘姓。

　　17.柯尔克孜族刘姓

　　清末民国初期，柯尔克孜族姓氏改称汉姓，并从柯尔克孜族姓“蔡音德热”分化出汉族姓“刘”。

　　18.达斡尔族刘姓

　　清末民初两次户籍调查时，满文已被汉文代替。用多个汉字书写达斡尔族姓氏已不方便，于是便采用“哈勒”或“莫昆”音首或意义字表记，随着社会的发展和不同民族的联烟，达斡尔族又增加了讷迪、扎尼、雅库斯、尼尔登、涂库敦、张、王、李、赵、徐、邵、刘、陈等姓氏。

　　19.仫佬族刘姓

　　在仫佬山乡的客家人主要居住在龙岸镇，他们当中有刘家、陈家、李家、古家等13个姓氏

　　20.苗族刘姓，湘西等地有分布

　　21.瑶族刘姓，湘南等地有分布

　　22.白族刘姓，湖南桑植、慈利的白族姓氏比较多，有谷、王、钟、熊、李、段、高、杨、张、刘、孔、施、车、于、马等。

　　23.藏族刘姓，古代藏族逐渐发展成为六大氏族，即赛、穆、党、东、札和珠，各大氏族中又分化出若干小氏族和家族，取的汉姓中，其中有刘姓。其实，藏族人取汉姓是历史及生活环境的产物，也是社会发展、民族融合这一大趋势的产物。

　　其他外国刘姓的来源，略。

　　魏晋南北朝时期

　　刘氏大举南迁，在江南影响很大，部分迁往日本和朝鲜半岛。据日本史籍也有关于此事的记载。有一部分汉朝皇室成员(刘氏)因出使、避难等原因开始渡海来到日本。西文首氏(王氏)也有人到达了日本。阿知使主及其儿子都加使主率领的汉人，自称为汉灵帝的后裔;身狭村主青又自称为吴孙权的后裔；再晚些如司马达止等则自称为南朝司马氏的后裔等等。刘姓作为两汉皇族也是此时到达日本的汉族归化人的主力。历史上最有名的刘氏开拓日本人物，是今天日本原田、高桥、大藏等家族的共同祖先阿知王。阿知(也写作阿智)王，又称阿知使主，是东汉最后一个皇帝汉献帝的玄孙。日本原田家族族谱《大藏朝臣原田家历传》称，阿知王是汉献帝的玄孙。后来司马氏灭魏建立西晋，刘氏皇族地位表面上没有改变，但实际情况开始恶化。太康十年(289年)，刘阿知见当时天下混乱之像已生，便于五月初一召集旧臣商议对策。这样，刘阿知便率领他的儿子刘都贺、舅舅赵舆德和族人刘国鼎、刘涛子、刘鹤明、刘信子等男女共2040多人，离开中国本土，飘洋过海，几经艰难，日本。阿知王到达日本后。据记载，当年随阿知王来日本的，还有段姓、郭姓、李氏、多姓、皂姓、朱姓、高姓等7个姓。阿知来日本后，派遣使都前往高丽、百济、新罗等国，将许多流落在这些地方的同乡族人招来日本。

　　明末

　　明末开始，闽、粤刘氏陆续有人移居台湾，后又有不少人到海外谋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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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朝真相：朝廷控制力不足，故民间商业文化发达 | 短史记

原创：班布尔汗   2018-11-05

人们在谈起元朝之时，更多在意其武功，若以文学化色彩描写，便总有“铁血”之类加之其上。

若不看战场，而观察内政，虽有商业繁盛，文学绚烂，却也免不了“元氏昏乱，纪纲不立，主荒臣专”（朱元璋语）的评价，再加上所谓“人分四等”、“九儒十丐”等传说，也就有只能归之于��暗、混乱，无所称道了。

（图：元代画家刘贯道所绘《元世祖出猎图》，见题图）

元朝作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少数民族建立的大一统王朝，且在统一中国前先接触和吸收了其他文明的制度成果，因此一直被视为中国历史上的另类，人们总是强调其特殊性，而对其在中国历史上该处什么样位置而予以忽略，似乎仅是以武力造成了一大变局，没有承上，更无启下。

其实，元朝的特殊，是因为其处在一个“调试时代”，其盛其衰，其成其败，其兴其亡，均是在前所未有的局面下进行各种调试的结果。

这种调适时代，在历史上不乏先例。

例如人们通常将“秦皇汉武”并称，而两位帝王之间的时代，便是调试时代。秦始皇统一六国，结束了延续近千年的封建，而代之以集权皇权，将周制变为秦制，何尝不是空前的大变局，即使以当时已知世界各文明相比，都算得极为特殊了。

可这步子迈得太大，并不能短时间便能完成。

秦朝二世而亡，汉朝继起，虽然要坚持集权皇权，但也不得不有所倒退，还是要保留封建，而最后使得封建再不足以合理合情的威胁集权，则是汉武帝时代最终完成。

而另外并称的“唐宗宋祖”，唐太宗大兴科举，是将选官的权力完全收归皇帝，而不再如之前一般皇帝只有任命权，而察举权却在世族。

但毕竟世族尚未完全衰落，唐朝的科举并未完全实现“天下英雄入吾彀中”的设想，世族仍能很大程度把持官僚体系。

直到宋朝，经过黄巢之乱与五代十国，世族彻底衰落，宋太祖及其子孙才真正用科举做到选官任官皆出自皇帝。

至于在最终完成之前，调适时代总免不了混乱。

秦朝短命而亡，汉初异姓王之乱，七国之乱便是封建走向集权的代价，而唐朝科举难以真正公平，关陇、山东、江南亲疏有别，乃至藩镇之乱、宦官乱政，也都不能不说是世族走向衰落，皇权进一步加强过程中的代价。

元朝也如秦、唐一般，开创了一个前所未有的时代。

首先是疆域极为广大，各种文化与民族都囊括入直接统治。其次是虽然立足于中原，但根基在漠北，这与唐朝将皇帝与天可汗并称的情况差相类似。

只不过，唐朝是以中原驭草原，而元朝是以草原驭中原。

同时，元朝是从大蒙古国脱胎出来，而大蒙古国虽然经过成吉思汗的集权化努力，但仍保留着较为浓厚的贵族封建制度，“虽然形式上权力和帝国归于一人，即归于被推举为汗的人，然而实际上所有的儿子、孙子、叔伯，都分享权力和财富。”①

（图：元朝疆域示意图）

这与中原王朝历来的集权制皇权有所冲突，皇室要在扩展皇权和维护贵族权益之间维持一种平衡。

按照皇权运转的逻辑，统治者首先考虑的是自身统治的稳固与权力施展的顺畅与否，在维护固有政治秩序的前提下，施政方针并不会单一，而是以务实的方式杂糅各法。就如汉宣帝那句著名的施政格言：“霸王道杂之，奈何纯任德教，用周政乎！”

加之统治地域囊括前代未能达到的区域，内部多种文化并存，更需要杂糅各法，元朝的所谓行汉法和维持漠北旧制的矛盾，其根源即在于此。

因为空前，所以没有多少经验可以借鉴，一切都是在调适。元朝的政策被后世称为“多变”，有朝令夕改之弊，便是因为总是在调适。

元代的士人，因为科举不盛，难有当官的机会，总有“空岩外，老了栋梁材”的惆怅，有着深重的无力感。

而实际上，元朝的皇帝在其煌煌威仪，赫赫武功之后，也有着无力感，因为他们确实算得走一步看一步，并无现成的治国方法一劳永逸。

元朝从世祖忽必烈建立开始，便在蒙古法、回回法与汉法之间进行调和，以适应空前的大一统形式。

而汉法所代表的中央集权制的官僚国家机器、法律制度与正統儒家思想等等，元朝皇帝必然要予以吸收，但无法完全照搬。

这种杂糅性的统治方式，不仅在于元朝是草原民族建立的王朝的原因，也不仅是空前大一统多民族王朝所必须的选择，也是集权制皇权的必然选择。

即使中原王朝，对于儒家学说也不是完全接受，儒家学说有维持秩序的一面，也有制约权力的一面，皇权是往往选择前者，而摒弃后者。

元朝是调试时代，而这种调试是到了清朝，吸收了元、明两代经验，才产生了地域广大、文明众多而又集权稳固的王朝。

而在元代，调适便意味着动与乱，而动与乱之间，便有巨大的自由空间。

推翻元朝的朱元璋，评价元朝之亡，认为“其失在于纵驰”，所谓纵驰，就是管控不善，空间太大。

在政权上层，因为要坚持贵族封建制，任官选官便有着明显的贵族制特征，也就是所谓“重跟脚”，看出身，而对于世族衰落后，以科举之士为官僚主体的情形便无法全盘接受。

再加上宋金之后，科举已经实行六百多年，弊端丛生，大量有识之士都予以批判，比如朱熹便慨叹“可惜举业坏了多少人！”②

南宋遗民赵文，宋亡后隐居不仕，但对于元朝一直没有举行科举却抱有赞同：

“四海一，科举毕。焉知非造物者为诸贤蜕其蜣螂之壳而使之浮游于尘埃之外乎？”③

于是，元朝初期不开科举，即使日后复举，规模也不大。

但元代科举以程朱理学对儒学经典阐释为判卷标准，从而推动了理学在全国范围内的传播普及，开了今后六百年“经义取士”的滥觞。

科举制对于皇帝的好处，除了将选官任官之权都操之于己之外，还可借此将士人都纳入统治秩序之中，使其不能超脱于外，从而借助士人实现全国的经济掌控。

中国是农业大国，经济掌控便是农业税的收取。

而元朝因为科举不盛，要想收取农业税就会事倍功半，因此有元一代，农业税不是国家主要收入来源。

谈迁在《北游路·纪文·上大司农陈素庵》中便写道：

“当元之初，闽广稍警，旋即安枕，吴浙晏然。以苦宋公田之累，以释重负；有祝而无诅，则轻徭薄赋，实有以招徕而深结矣。”

潘耒的《切问斋文抄》卷十五《宋汤公潜庵巡抚江南序》中也指出：

“自唐以来，江南号为殷富，宋时亩税一斗，元有天下，令田税无过三升，吴民大乐业……盖吴中之民，莫乐于元。”

这“轻徭薄赋”，自然有笼络士绅的用意，但更重要的原因便是能力不足。

既然农业税不能成为主要财源，元朝便只能依靠盐税和商税。盐税占大头，“国之所资，其利最广莫如盐”④

可对于盐的专卖，虽然财源滚滚却难以实现对全国经济的掌控，元朝便因此大兴商业。

（图：元朝海外交通示意图）

对于经商，元朝讲究“其往来互市，各从所欲”。

而“征商之税，有住税而无过税”，即货物在市场上交易成功才纳税，沿途运输过程不纳税。

在北方，丝绸之路重新开辟。通道的西半段，经过察合台汗国、金帐汗国到达东欧与西亚，而东段分为三条干道：帖里干道、木怜道和纳怜道，都以蒙古帝国的故都哈剌和林为起点，经过诸多城镇，到达元朝的首都上都和大都。

一个商队从欧洲到元朝的首都大都仅需要二百七十天或者二百七十五天，这其中要包括货物在旱路水路来回装卸的时间。

一路上，“平安无事，毫无惊险风波”，而且“不需为马匹携带饲料，也不需为跟随商队同行的人们携带粮食。此外，商队不带向导，因为草原与农业地区有着人烟稠密的畜牧业和农业居民点，只须付出若干报酬即可获得一切必需物资”。⑤

而在南方，因为海运比陆运更为便利，“厘头赤脚半蕃商，大舶高樯多海宝”的情形成为常态，宋代有海外贸易关系的国家和地区五十一个，而元代达到一百四十多个；宋代海外贸易最发达时，进口商品品种有二百多种，元代达二百五十种以上。

元朝是历朝历代中，唯一一个以纸币为主要货币的朝代，这一方面是继承宋代的成果，另一方面也是商业大兴，而政府意图以纸币发行来掌控经济的目的。

可毕竟上层政权杂糅各法，集权与分封并存，控制力实在不足。

而商业又本身是制造流动，促进自由的，从而使得元代社会呈现一派宽纵气象。很多作为管控的措施，都形同虚设。

（图：元朝纸币及模子）

比如著名的“人分四等”，看似蒙古人、色目人、汉人、南人等级森严，其实这仅是在任官上的亲疏有别，若是放在整个社会，却并没有明显的区别。

汉人、南人富甲一方，权势赫然的大有人在，而蒙古、色目平民因为穷苦卖身为奴者也比比皆是，元朝廷还需要经常拨钱赎买蒙古人为奴者。

正如蒙思明所言，因为“元代政治之粗疏放任”，所以“汉人、南人之地主富商更易发展，财富之数量日增，潜在之势力日大”。⑥

还如户计制度，元朝无论什么职业都要编户，比如读书人编为儒户，军人编为军户，工匠编为匠户，猎人编为猎户等等，规定不得任意改变自己的户计。

这本是为加强朝廷对百姓的管控和役使，可是因为管理粗疏，商业兴盛，户计之间随意转换都是常态。

例如著名的诗人萨都剌，他是色目人，户计为军户，几代人居住在雁门（今山西代县）。但因为家境衰落，其年轻时却奔走吴、楚等地经商来贴补家用，虽是军户却干起了商户的生意。而在二十六岁后，积攒了钱财的萨都剌回到家乡，读书作文，广交文士并准备科考，这又是儒户的权利。

还有如著名的旅行家汪大渊，本是儒户，却并不到书院任职，也不参加科考，反而出海经商，周游列国，写成《岛夷志略》。

（图：民国版《岛夷志略》）

因为重商政策，人们都对商业趋之若鹜，“工商淫侈，游手众多，驱垄亩之业，就市井之末”。原本对商业嗤之以鼻的士大夫，也认为“胸蟠万卷不疗��，孰谓工商为末艺”，大加赞赏从事商业，认为是“具四德”的事业，“曰仁、曰智、曰勇、曰断”⑦。

南人北上经商，北人南下行贾，乃至出国经商航行万里，人口流动频繁，规模巨大，上层的管控就更无法实现。

元朝首开海运漕粮，但漕粮仅能满足皇室官府驻军的粮食供应，而普通百姓的粮食还需要民间的大宗粮食贸易。

在元代，城市居民食粮“全籍客旅兴贩供给”⑧。

江浙地区“黍稌及亿秭，仓箱累万千，折偿依市直，输纳带速悬，岁计仍余羡，牙商许愚迁，补添他郡食，贩入外江船”⑨。扬州“壤地千里，鱼盐稻米之利擅于东南”⑩，商人将此地稻米等特产“舟揖溯江，远及长沙”⑪，并多运销大都，“衣食京师亿万口”⑫。所谓“吴中富儿扬州客，一生射利多金帛，去年贩茶滋浦东，今年载米黄河北”。

而在元代承平之时，粮食供应从未短缺，甚至有因为粮食过多而使得贩粮者被迫贱卖的事情。

至元七年十二月，商人运粮到上都，“永盈、万盈两仓下卸中纳，其两仓见百姓搬载米粮数多，推称元乘已足，不肯收受，百姓在客日久，牛只损死，盘费俱尽，将所载米粮不得已折价贱粜。”⑬

（图：元代画家赵孟頫所绘《斗茶图》）

口粮问题可以依赖于贸易，于是很多农业区不再以种植粮食，而是以种植经济作物为主，以获得更多的收益。

蚕丝、棉花、茶叶等经济作物的生产也有很大的发展，其中发展最快的是棉花。

宋代种棉较之唐代虽然有所推广，“然种棉之区域仍以闽广为限，尚未及于江东”。⑭而元代棉花的种植不仅普及江南，而且扩展到江北，出现了“江东木棉树，移向淮南去”和“诸种艺制作之法，骎骎北来”的发展态势，种棉已推广到全国。

上层管控不力，商业兴盛，“贱商”观念的淡化，使社会阶层的流动便不再仅以读书做官为唯一途径，改变社会地位，完全可以依靠经商赚钱来实现，从而出现“小民争相慕效，以牙侩为业，习成奢僭攘夺之风”。⑮

在元代，虽然也有如泉州蒲氏家族、澉浦杨氏家族这样的世代官商“显贵冠天下”，但民间人士靠着经商“草根逆袭”的例子不胜枚举。

泉州的孙天富、陈宝生，结为异性兄弟，轮番出海外经商，均成巨富。而且二人虽经常行程数十万里，却互相“不私一钱”，连异国人都赞叹：“彼兄若弟，非同胞者，吾同胞宜何如”，将他们称为“泉州两义士”。⑯

浙江宁波的夏荣达，本是赤贫之人，迁徙到定海后开始从事海外贸易，由小到大，数年后家财万贯，“定海之言富室者归夏氏”。⑰

扬州人张文盛“北出燕齐，南抵闽广，惫迁络绎，资用丰沛”。

定海人韩常，“由商贾致富，徙居郡城。”

河南人姚仲实，元初迁居大都，去各地经商，“累资巨万”。

当然，这种金钱至上的社会风气，对于本就因科举不盛而上进之路狭窄的士人阶层是更强烈的刺激。

尤其是经历了宋代“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的时代，更有一种“礼崩乐坏”、“斯文扫地”的沉痛。

不过，也就在这种环境之下，士人也获得了从没有过的自由，这种自由不仅在于自上而下的条条框框已经名存实亡，还在于自己心中的很多规矩和羁绊也可放下。

王国维先生评价元曲的特色，曾说：“元曲之佳处何在？一言以蔽之，曰自然而已矣。”⑱

为什么“最自然”？

因为那时是文人最“没人管”的时代，不仅是现实中用官爵名利来进行“天下英雄尽入吾彀中”的管理，就是在思想上，也化解了不少“治国平天下”的自我期许，于是便彻底“自然”了。

（图：王国维著《宋元戏曲史》）

大量对仕途失望的文人从象牙塔走出，在市井中寻找自己的出路，于是，曲家井喷出现。

以“元曲四大家”（关汉卿、马致远、白朴和郑光祖，还有一种算法是用王实甫代替郑光祖）为首，元曲名家灿若星辰，张养浩、贯云石、陈草庵、卢挚、张可久、阿鲁威、孛罗、薛昂夫等二百余人。

甚至，留下名字和作品的女性曲家也有十九人之多，她们是珠帘秀、梁园秀、樊香歌、般般丑、西夏秀、王氏、真氏、刘燕歌、陈凤仪、罗爱爱、张氏、王氏、贾云华、管夫人、张怡云、张玉莲、一分儿、刘婆惜和伟芳华。

这些女曲家虽然大多沦落风尘，地位低下，但其曲文辞清丽，情感真实，受到时人很高赞誉，常有“南北令词，即席成赋，通晓音律，时人莫及”的评价。

不同民族、不同阶层、不同性别的元曲作家群，一起缔造了中国文学的又一个黄金时代，元曲时代。

而与唐诗时代和宋词时代不同的是，唐朝长达二百八十九年，两宋长达三百一十九年，而元朝则只有一百零八年，如此短的时间，有如此成就，“没人管”的环境促成“放飞自我”的创作，不能不说是主要原因。

而对于不愿如此“放纵”，坚持“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宗旨的士人，也大可去坚持自己的理想。

黄东发、王厚斋、胡三省、马端临、吴澄、刘因、许谦、郑玉、蒙卿、柳贯、虞集等人，有的著书立说，经学、史学、文学乃至农学、天文、数学都有划时代的成就，让陈垣先生发出感慨：

“以论元朝，为时不过百年。……若由汉高、唐太论起，而截至汉唐得国之百年，以及由清世祖论起，而截至乾隆二十年以前，而不计乾隆二十年以后，则汉、唐、清学术之盛，岂过元时。”⑲

有的开办书院，授徒讲学，使得元代“书院之盛，上凌宋，下躐明。宋以下一千年来之书院林立，惟元最盛，莫与伦比。”⑳

完全不用担心后世的文字狱和查禁书院的惨祸。

自由放任，让经济、文化高速发展，自然也伴随着人口的大规模回升。

一般认为，元代人口高峰期有一千四百余万户，五千余万口㉑。而宋、金时期，南北方人口则是二千余万户，九千余万口。且全国五分之四的人口集中于江浙、江西、湖广三省，余下近五分之一人口的一半以上居住于中原地区，而陕川、辽东、岭北等行省人口稀少。

也就是说，元代鼎盛时期的人口也仅有宋代的68.8%，北方人口尤其未能恢复。

不过，元代官方户口的统计记载是有大量缺失的。

惟一具体记载元代户口的《元史·地理志》就存在极大缺陷。其对户口统计的范围很不完整，在全国十一个行省中，仅记有八个行省的户口数字，其中辽阳、陕西、甘肃及四川四行省，以及中书省多残缺，不足以反映全貌。

按照王育民先生《元代人口考实》一文的考证，元代鼎盛时期全国人口当有二千三百三十五万户，一万零四百八十三万口，原南宋统治地区河南行省南部、江浙、江西、湖广、四川诸行省，元代户口最盛时，有一千四百七十二万户。而中书省除去北方蒙古部民所在的德宁等七路一府外，当在二百七十万户，辽阳行省约在十五万户左右，陕西全省盛时五十万户，甘肃四万户，河南行省淮河以北地区二十万户。

人口已经超过了金宋时期一千余万。

放任有很多弊端，比如法令不行，制度缺失，政府的众多责任，如赈灾等都难以完美，可也极大激发了民间的活力，可以迅速治愈战争创伤和改朝换代带来的心理不适。

所以人们可以看到，虽然宋朝灭亡，留下了以郑思肖、谢枋得为代表，多达七百人的宋遗民群体，但因为这种自由放任，前后不过二十年时间，便已经“绝不构成一个分隔而可见的社会群体”，不再作为“一个重要在政治、社会及文化现象而存在”了㉒。

调适时代，只能算得一个过度阶段，将来该如何走，并非当时人所能预判。

而遗憾的是，后世总结元朝教训，对“宽纵”痛心疾首，代之以严刑峻法和思想管控。

元朝灭亡后，出现了超过宋遗民群体人数和存在时间的元遗民。

清末张其淦曾编有《元八百遗民诗咏》一书，其中存录元遗民达八百五十余人，而且蒙古、色目士人只占很少比例，汉族士人则洋洋大观。

虽然有忠君观念，但元遗民更多地未必是怀念元朝，而是面对管控严密的现实，怀念曾经那个自由放任，“最自然”的时代。

元朝之后，终帝制结束，这样的时代，再也没有出现过。

（图：蒙古骑兵）

注释：

①（伊朗）费志尼著，何高济译：《世界征服者史》，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80年5月版，第45页；

② 黎靖德编：《朱子语类》卷十三，中华书局1986年版，243页；

③（元）赵文：《学蜕记》，《全元文》第十册，江苏古籍出版社2001年12月版，第106页；

④（明）宋濂等撰：《元史》卷九十四《食货志二·盐法》，中华书局2008年11月版，第2368页；

⑤（苏联）格列科夫、雅库博夫斯基著，余大钧译：《金帐汗国兴衰史》，商务印书馆1985年版，221页；

⑥ 蒙思明：《元代社会阶级制度》，上海世纪出版集团，第82页；

⑦（元）杨维桢：《铁崖文集》卷五；

⑧（元）权衡：《庚申外史》卷上；

⑨（元）王祯：《农书》卷十一《农器图谱·围田》；

⑩（元）孙大雅：《送淮南省椽梅择之序》，《沦漯集》卷二；

⑪（元）姚隧：《吕郁神道碑》，《牧庵集》卷二三；

⑫（元）王祯：《农书》卷十一《农器图谱·围田》；

⑬（元）魏初：《奏章》，《全元文》卷二六三，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2001年版；

⑭ 李剑农《宋元明经济史稿》，三联书店1957年版，第41页；

⑮《天启海盐县图经》卷六《食货篇》；

⑯（元）王彝：《王常宗集》续补遗《泉州两义士传》；

⑰（元）戴良：《九灵山房集》卷十五；

⑱ 王国维：《宋元戏剧史》十二·元剧之文章；

⑲ 陈垣：《元西域人华化考》，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12月版，第133页；

⑳ 钱穆：《国史新论·再论中国社会演变》；

㉑《元史》记载至元三十年（1293）全国为14002760户，后世史家多采用此说法；

㉒ 萧启庆：《内北国而外中国 —— 蒙元史研究》，《宋元之际的遗民与贰臣》，中华书局2007年版，157页。

原文链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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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相网2017.2.2】本文从天象文化的最低视角，回顾历史，展现天人合一的精妙，扫除迷惑误解的干扰。回推的历史，揭示人间的真史的精彩，明白历史奠定的真机所在。

世人对历史的认知，因为只局限在历史的表面，看不到深层的因果关系，所以常常背离天道。本篇的主人公后周世宗柴荣，一直被认为是少有的明君，他勤俭治国、全面改革、开疆扩土、战功赫赫，却壮年暴死，年仅39岁。从古到今，人间一直为他的英年早逝惜怜叹婉——但是在天道衡量，这却是一位逆天的帝王，两度凶险的天象，把柴荣逆天的大罪，刻写在了天象之上。

1. 荧惑守太微，预示灭佛罪

太微垣，代表朝廷政府。火星荧惑是天罚，荧惑守太微，是天谴帝王，或帝王殒命、朝廷颠覆的预兆。

后周世宗柴荣954年初登基，当年汉历年底（955年初），就出现了荧惑守太微的凶险天象，预兆柴荣将因一场弥天大罪，遭到天谴——当火星走完了守太微的天象，再次犯（经过）太微垣的时候，955年夏五月，柴荣开始了全国灭佛，下诏大毁佛寺。境内佛法寺庙，除了有皇帝题字的可保留外，每县只留一寺，其它尽毁。全国共拆寺院30,360所，只保留2,000余所重点寺院，毁佛像铸钱，逼近百万僧尼还俗[1][2]。

灭佛可是天大的罪业。柴荣之前，有三位帝王灭佛，结果都是壮年暴死，祸及子孙。这三位灭佛的帝王分别是北魏的拓跋焘、北周的宇文邕、唐朝的李炎：

北魏太武帝拓跋焘战功赫赫，亲率铁骑踏平四国，一统北方。他推崇道教，推动了“天师道”在北魏的传播。但是31岁时，拓跋焘在汉人重臣崔浩的怂恿下，不顾国师“天师道”创始人寇谦之的反对，下诏令50岁以下僧侣还俗，以增加兵员、劳役、赋税。39岁时下了最严厉的灭佛诏，在全国捣毁佛像、焚烧佛经、拆除寺院、活埋僧侣。虽然拓跋焘推崇道教，但道教无法普度众生，所以兴道的功德比兴盛佛法的功德要小，也抵不上灭佛的天大罪业，结果拓跋焘45岁时被宦官杀死，两个儿子（太子和恭宗）也相继死于宦官之手。

北周武帝宇文邕，也是战功卓著，一统北方。他32岁佛道齐灭，夺寺4万所，焚毁佛迹，强迫300万僧尼还俗，使北方佛法几乎灭迹。36岁正在春风得意、御驾亲征之际，暴病而亡，不久宇文皇族被杀绝，江山被隋朝取代。

唐武宗李炎也有战功，派兵平定了藩镇叛乱，击败回鹘，稳定了漠北。他笃信道教，但不信佛，26岁登基后就开始为难佛教。32岁正式下诏灭佛，明令拆除寺庙4,600余所，小寺院4万余所，每郡只留一寺，焚毁佛经，烧熔佛像铸钱，强令26万多僧尼还俗[3]，史称会昌灭佛。但是当时藩镇势力大，信佛的人很多，灭佛圣旨在一些地方受到抵制。第二年武宗暴死，年仅33岁。

后周的柴荣不懂上述三朝这些历史教训，强制推行灭佛。面对手下人敬天畏佛的心理，他甚至说：“佛是佛，像是像。佛连身上的肉、眼都能施舍，砸佛像铸钱，佛也会同意的。如果我的身体可用来救济民众，我也在所不惜。”

柴荣下令毁天下佛像铸钱，只要家中私藏五斤以上的铜佛像，不上缴即判死刑。一时天下佛像几灭。镇州（今河北石家庄正定县）大悲寺有一尊铜制大观音像极为灵验，去砸佛像的人都折断手腕而死，无人敢再动。柴荣“御驾亲征”，自己上阵用大斧子砍毁菩萨胸部，亲自推动灭佛运动！

灭佛四年，迎来一个更凶险的天象。

2. 荧惑守房，天责逆王

许多人知道“荧惑守心”是历史上最凶险、最重要的天象，但很少听说“荧惑守房”。其实，《史记》是把“荧惑守心、守房”相提并论的。《史记·天官书》上讲：“（火）犯守房、心，王者恶之。”可见，荧惑守房，也是帝王的天难。

天象是预言，也是历史功过的天道评判。荧惑顺行守心对应的帝王，是帝位最正的，如秦始皇、唐太宗；荧惑逆行守心对应的帝王，是大逆不道、逆天而行的，如梁武帝萧衍、后梁太祖朱温。同样在逆行守房、守尾天象下应劫的帝王，也是逆天的。而守房宿，偏离了心宿，这样对应的帝王，帝位来之不正，那是上天的昭示和给他的定论。

尽管史书说柴荣是授后周太祖郭威遗命即位，现代人也都这么认为，其实是禁不起推敲的。柴荣是郭威夫人柴氏的亲侄子，被郭威收为养子，改名郭荣——柴荣登基后改回柴姓，显然是对养父赐姓的背叛。背弃了养父先皇的赐姓，怎能说是承接先皇的法统？

我用慧眼通功能追视这段天象对应的历史，发现柴荣的帝位是抢来的。后周太祖郭威的成年的儿子都被前朝皇帝杀了，太祖与后妃是想传位给年幼的亲生儿子。但是太祖死后，大权在握的柴荣，抢先在灵柩前即位。因为帝位来之不正，所以柴荣要改回自己的姓氏，而且，他要将养父郭威的亲生子从历史的记忆中抹掉，让天下变为柴氏江山。

可见真实的历史都承载在天象之中。人间认知的历史，如果和天象不吻合，很可能是被后人在记述中改动过了。

柴荣灭佛的第五年，亲率大军北伐契丹，收复幽云十六州。42天兵不血刃，连收3关3州17县。正欲夺取幽州、登高台观军之时，听说高台名叫“病龙台”，柴荣顿时无语，跑马下台。当晚柴荣得了怪病，胸生恶疮；出乎所有人意料，在军兵士气正盛之时，柴荣火速撤兵并安排后事。此时已是959年汉历夏五月，正是荧惑守房宿之时。

3. 力破预言，却入天网

柴荣撤兵途中，得到一块三尺长的木头，上面写着“点检作天子”[4]。他大惊，以为这个谶语预示着他身边的点检——张永德要篡位！这位张永德，是后周先主开国皇帝郭威的女婿，而柴荣是郭威的内侄、养子。五代时期，有过先帝女婿抢了先帝儿子皇位的事，石敬瑭就是这样建立后晋王朝的。

柴荣一回到汴京，就解除殿前都点检张永德的职务，把自己最忠实的大将赵匡胤升为殿前都点检[4]。柴荣以为自己这样就破掉了“点检作天子”的预言，没想到恰恰走进了预言的天网。

此时正是夏六月，荧惑守房的凶险结束，火星犯入了心宿——代表天子的天区，柴荣病危了。在火星即将离开心宿的时候，7月27日（图中红点的位置），柴荣驾崩。柴荣幼子即位半年，次年正月初三，殿前都点检赵匡胤，就陈桥兵变黄袍加身，取代后周建立宋朝，应了“点检作天子”的谶言。

柴荣本来敬天、信神、信道教，但是不信佛，却走上灭佛逆天之路。他很信命，曾经问精通术数的谏议大夫王朴：“朕的帝位有几年？”王朴答道：“臣固陋，辄以所学推之，三十年后非所知也。”柴荣大喜：“若如卿所言，朕当以十年开拓天下，十年养百姓，十年致太平足矣！[2]”可是他的帝位只有五年六个月，五六三十，正合谶语设迷的方式。

可见柴荣很信预言，但是真正的预言，他却没有摸到边。在五代时期，唐朝的《推背图》已经流行华夏。那时的书都是私自传抄，《推背图》还没有出现蓄意造假的伪本，都是按时间顺序排列的预言，因为极为准确，所以越传越盛。五代乱世，很多人给孩子取名字要从《推背图》里选字，希望孩子能应谶而飞黄腾达；很多有野心的人深入研究《推背图》，看看未来的天命是不是自己的，再决定是不是造反。如果柴荣能认真看一下《推背图》的话，不难看出自己命定的运程。

4.一日不差的预言，精妙天道的展现

这则预言貌似简单易懂，都能看出这是预言五代十国，主角是柴荣，清朝的才子金圣叹也是这么解读。但是，一千三百多年来，这样的表面解析不但有误，而且错失了天机！

【李树得根芽 石榴漫放花】：“李”，五代时沙陀人李存勖百战灭后梁，建立后唐，生根发芽（传帝几代）；“石”，石敬瑭割让燕云十六州，借契丹兵力灭掉后唐，建立后晋，二世而亡，后晋姓石；“榴”，谐音“刘”，刘知远取代后晋，建立后汉，刘汉王朝同样二世而亡。

【枯木逢春只一瞬】：“枯木”是柴；“逢春”指发芽、荣发，喻后周世宗柴荣。与图中相应，图中的柴，荣发，也喻指柴荣。

句意上又指：柴荣励精图治，文治武功，可惜后周的欣欣向荣只是一瞬间，柴荣登基5年半就病逝了，他7岁的儿子即位半年，就被宋朝和平取代。

图中柴发芽的只有一株，谐音“朱”，喻指后梁皇帝朱温建立的王朝姓朱。喻五代乱世从一株（一朱）而始，终结于柴荣。

【让他天下竞荣华】：五代时期天下混乱，群雄割据，竞相谋取荣华富贵，称帝称王的此起彼伏。

907～960年期间，中国进入了五代十国时期。中原大地上相继出现了后梁、后唐、后晋、后汉、后周五个朝代，此外，中原以外的地区还相继出现了前蜀、后蜀、吴、南唐、吴越、闽、楚、南汉、南平（荆南）、北汉，10个小国政权。

【金木水火土已终】：以金木水火土五行，喻五个朝代的更替终结。

【十三童子五王公】：五代共13位皇帝，13位君主一共50多年， 如果平均计算，每位郡主只坐帝位三年多，在位时间很短，故喻为“童子”。

金圣叹解释为13帝，但是没算最后一个周恭帝柴宗训，有误。尽管柴宗训虚岁七岁即位，八岁被迫禅让给宋太祖赵匡胤，也不能不算为皇帝，如果柴宗训不是皇帝，他的禅让就是非法的，宋朝的帝位也是非法的。柴宗训的帝位，是被宋朝承认的，恭帝的谥号就是宋朝给上的。所以他应被历史认定为帝王。

那么五代应该是14帝么？现代史书上也认定五代时期有14个皇帝——也有误。这是把弑父篡位的后梁郢王朱友圭也当成皇帝了。朱友圭杀掉父亲朱温，自立为帝只有10个月，就死于弟弟的政变，死后被废为庶人。历史上一直都不承认他的帝位，现代人认他为帝，等于认袁世凯为帝一样，给篡逆平反，是不对的。

由此可见，《推背图》以13童子比喻五代13位帝王，是很准确的预言，准确的超越了近代认知的历史。

【英明重见太平日】：百姓终于迎来了英明治世的皇帝，可以安享太平了。

【五十三参运不通】：现在都沿袭金圣叹的解释：“五代共五十三年”，又误，有失天机！

古代以虚岁计岁，《推背图》也都是以年代跨度记年的。如第2象预言唐朝国运的“二九先成实”，谐音“二九乘十”，是290年。唐朝从公元618～907年，在《推背图》中记为跨度290年。如果按金圣叹的方法算，就成了289年。而五代，从907～960年，《推背图》该算为54年，所以本句不能按金圣叹之说解为53年。

再深入辨析：宋太祖陈桥兵变发生在960年汉历新年的第三天，赵匡胤黄袍加身——五代后周运数不通了，次日赵匡胤就回兵受禅登基。

所以本句应解为：五代历经53年零3天，运程就不通了——陈桥兵变，宋朝开篇了。

“参”：暗指“叁”，是大写的“三”，古代指“三”，如骖马，就是三匹编组拉车的马。所以，这里的“五十三参”，是预言五代的运数为53年零3天，精确到1天！

五代十国纷纷扰扰，但《推背图》这象预言的时间一天也不差！且文辞优美、气势恢弘，堪称中国古典文学中神来之笔。

这个绝妙的谜语，在《推背图》成书1,300多年后，直到当代才破解开来，这也能印证《推背图》不是古人的伪作，也不是金圣叹编造的伪书。

“参”字还有一层含义，一字双关，“参运”，有算卦之意。“五十三参运不通”，更深层的意思，是参运到第53年，五代运程就不通了。那么，五代的第53年，也就是959年，到底参运到什么了呢？显然是959年荧惑守房的天象。只有结合精确的天象，预言才能做到一日不差的精准！

有人可能会问：《推背图》的作者能有那么高的天象造诣？不会是后人附会强加的吧？

其实何止这些？但是如果单单讲述《推背图》对当代的预言，没人信，只有结合历史的验证和奠定，才能可信地展现当今天象对人间的真正警醒。下一篇，我们会揭示《推背图》的真正渊源。

转载自大纪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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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己一个人筹备新居是累的，但累有所值。习惯了先苦后甜的我，知道苦过后会有甜，所以再怎么累都没关系，这些年都是这么走过来的。自己的东西，谁也抢不走。靠自己，我一直生活得坦坦荡荡，理直气壮。有爸妈，有他在，就足够了。 【黄梁燕2022新居装修】晚星破晓 未来可期｜全屋主色雾霾蓝 复古蕾丝窗纱增添法式浪漫情调 【图文视频 /黃梁燕】4月30日是新居的家具家电 进场告一段落，基本上可以入住，原本杂物比较多，打算五一先不搬，需要一批批搬过来整理，结果某位先森到了恩平，五一当晚就帮我高效搬家，一次性一个晚上就搬完了，我们直接在五一当晚就新居入伙了。 哎哟喂，简直是择日不如撞日~ 😂那两天晚上收拾 东西弄得很晚才睡，超累，但是也超开心的，有什么比得上入住自己漂亮温馨的小窝更开心的事呢？ 本文是在4月30日前的最后一批家具进场实录，记录了包括化妆桌到货、自己安装化妆桌的过程。 下一期就是五一新居入伙了～😎 #EmmaKiro黄梁燕##黄梁燕作品##emmakiro##黄梁燕##摄影师黄梁燕##燕子在南方2022##燕子在南方##燕子在恩平##燕子新家##燕子第一套新房##收楼仪式##燕子的家##黄梁燕荣升业主之日##燕子荣升业主##燕子的新房##黄梁燕正式荣升业主当天##黄梁燕在广东真正的家##广东恩平##泉林黄金小镇悦公馆##恭贺新业主仪式##恭喜自己##燕子在广东落户##黄梁燕4月7日交清全款收楼日正式荣升业主##收楼##燕子2022新居装修 ##黄梁燕2022新居装修##家具家电进场 # 文章链接🔗：http://t.cn/A6XbMjYd https://www.instagram.com/p/CdSiCvOOhUw/?igshid=NGJjMDIxMW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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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家大概会在五一之后入住，在下一篇新居装修系列出了之后，应该就是新居入伙了。新家旁边就是游泳池，这几天天气热到我直接想跳进去，不过来日方长，搬进去之后再去吧，忙完这段时间。目前还差一套厨房刀具和一套漂亮的碗，准备再看看合适的。 【黄梁燕2022新居装修】人间风月 浅尝即止 人山人海 遇你足矣 【 图文视频 /黄梁燕 】家居的主色一定要学会做减法，不是越多越好，而是越简洁越耐看。素雅的蓝白可以让空间看起来更干净，更高级，也更清透。衣柜的金边和雾霾蓝皮床的金边刚好呼应了。😘🧡 #EmmaKiro黄梁燕##黄梁燕作品##emmakiro##黄梁燕##摄影师黄梁燕##燕子在南方2022##燕子在南方##燕子在恩平##燕子新家##荣升业主###燕子第一套新房##收楼仪式##燕子的家##黄梁燕荣升业主之日##燕子荣升业主##健身女神##燕子的新房##黄梁燕正式荣升业主当天##黄梁燕在广东真正的家##广东恩平##泉林黄金小镇悦公馆##恭贺新业主仪式##恭喜自己##燕子在广东落户##黄梁燕4月7日交清全款收楼日正式荣升业主##收楼##燕子2022新居装修 ##黄梁燕2022新居装修##家具家电进场 # 文章链接🔗：http://t.cn/A6XwpWC0 https://www.instagram.com/p/Cc_baqoODI2/?igshid=NGJjMDIxMW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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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人生 只靠自己牢牢把握｜我的第一套物业4月7日顺利收楼 两个月后将会温馨加倍 人生大事的每个决定都不容易，选择在广东恩平安家落户，只因为“爱”。从2019年坚哥帮我物色并买下我的第一辆车-黑色小福特，到2022年购入自己第一套房，他都在场见证了一切。1月底春节前我付完首付，今天4月7日付清全款并跟所爱的人一起收楼。 两个月后再来售楼部，就是交清全款，直接收楼，这种感受是很爽的。两个月前签了几十个字，两个月后还是要签几十个字，在恩平买房，用什么贷款，直接交清，省事。😎 某位越野先生在百忙之中，不停接电话处理工作还要花时间陪我来收楼，从售楼部到物业中心，等了两个小时，毫无怨言，认真唔话得。😘😘 以后买房的手续可不可以简化缩短一些呢，售楼部让他等了一个小时，物业又等了几十分钟，老板的时间是耗不起的。但看着他那么轻快的脚步，我知道，他是愿意花自己的宝贵时间陪着我来办这件人生大事。 当拿到钥匙和业主卡、入户卡的一刻，自己在广东落户这件大事完成。靠自己，总是那么踏实。 听说华师附校在这里开学之后，这里房价会涨对吧，那我们就拭目以待，看这里的房价会涨得多高。反正自己有房子，该怎么舒服就怎么舒服，悠闲～💆🏽‍♀️ 老板帮我严格把关收楼的质量，首先重置大门密码锁，检查全屋的装修，然后量尺寸买家具。老板辛苦了～😭😭😙😙😙 从认识他那一天起，他就是我心中最全能也是我最崇拜的人，有谁可以这样全能，我觉得找不到第二个。至少这五年我没见过。他的全能不止在赛车事业和成就上，还在生活中的方方面面。身边有他，就有了神。 每一年，我都给自己立一个目标，这一年我要做到什么，在人生和事业上交出什么样的成绩单，每个年龄段我要如何给自己交代。我要每一年都有突破，每一年都力求做到一件自己以前从没做过的事。对，这是我以后的家。我的人生，只靠自己牢牢把握。 在我的生命中，除了最亲的父母，只有他是无条件对我好，让我不断提升自己，却没有收过一分利息。房子刚收下，他就尽心尽力想着如何尽快为我添置物品，他比谁都要了解我。我相信在我们的努力下，再过两个月，这里会是一个特别温馨的地方。💗 以前自己没想过有自己的物业，因为我喜欢自由，喜欢到处漂，但其实自由和拥有什么并不冲突，只要不过分追求某些物质就好。其实我在二十年前刚工作时第一年就在百色买了个三房，因为很多原因供了大半年就退掉了，现在再拥有自己物业会加倍珍惜。 #EmmaKiro黄梁燕##黄梁燕作品##emmakiro##黄梁燕##摄影师黄梁燕##燕子在南方2022##燕子在南方##燕子在恩平##燕子新家##荣升业主##为荣升新业主干杯##燕子第一套新房##收楼仪式##燕子的家##黄梁燕荣升业主之日##燕子荣升业主##健身女神##燕子的新房##黄梁燕正式荣升业主当天##黄梁燕在广东真正的家##广东恩平##泉林黄金小镇悦公馆##恭贺新业主仪式##恭喜自己##燕子在广东落户##黄梁燕4月7日交清全款收楼日正式荣升业主##收楼##燕子收楼日# 文章链接🔗：http://t.cn/A66Rzo4l https://www.instagram.com/p/CcH1hDRPSRN/?igshid=NGJjMDIxMW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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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相网2017.1.12】[张东园（编辑整理）]1948年3月25日至27日，中华民国中央研究院代院长兼评议会议长朱家骅在南京主持召开了最后一轮院士选举会。经过与会者五轮无记名投票，原定要选出的100名院士最后只有81人通过。这81人也成为中国近现代史上的第一批院士。共分为三个组:数理组、生物组、人文组。

1948年底，国民党输掉大陆已成定局，只好布局退守台湾。在蒋介石的直接领导下，时任国民政府教育部长朱家骅和傅斯年、杭立武、蒋经国、陈雪屏等要人于南京紧急磋商谋划了“平津学术教育界知名人士抢救计划”细节办法，并拟定了“抢救人员”名单。

按照蒋介石的指令，此计划中以下学人是要必须“抢救”出来经南京送赴台湾的：一是大陆各大专院校的负责首长；二是原中央研究院院士；三是因政治原因必须限令离开大陆的高级知识分子；四是在国内外学术上有杰出贡献者等等。于是，一份经傅斯年、陈雪屏和蒋经国三人共同商议拟定的“抢救”的名单很快出炉了，名单上几乎全是清一色当时国内卓有成就的杰出知识分子。

在国民政府1948年3月选出的包括郭沫若在内的81名院士中，1949年后，到台湾的只有凌鸿勋、林可胜、傅斯年、董作宾、李济、王世杰、吴稚晖、朱家骅、李先闻9位，占院士总数的11．9％；另外去了美国的有陈省身、李书华、赵元任、汪敬熙、胡适、吴大猷等13人，占院士总数的15％；而留在大陆有59人之多，占院士总数的74％。

当时中国绝大多数知识分子之所以选择留在大陆，以及后来大批留学欧美的科学家放弃舒适的环境和优厚待遇，毅然回国，其原因很多。这些优秀的中华儿女都满怀着对这片苦难深重的土地无法自拔地爱，都怀抱着对国计民生地殷切关怀，或是深深眷恋着这片土地，或是对国民党统治感到失望等。但是，促成他们留守大陆或是回国的一个很大的原因，就是他们相信了共产党的宣传，对共产党的统治抱有希望和幻想。

下边就是部分留在大陆的中华民国中央研究院第一届院士的大结局：

1：许宝騄

许宝騄。（网络图片）

许宝騄（1910年9月1日－1970年12月18日），数学家，概率论、数理统计学科的开创者。许宝騄出身名门，祖父曾任苏州知府，父亲曾任两浙盐运使。兄弟姊妹共7人，他最幼。其兄许宝驹、许宝骙均为专家，姐夫俞平伯是著名的文学家。1929年入清华大学数学系，与华罗庚同学。1936年至1940 年，许宝騄在英国伦敦大学学院当研究生，1938年获哲学博士学位，从1947年至1970年，他一直是北京大学数学系教授。

1966年开始，许宝騄拖着病躯，一步三歇应命前往指定地点接受批斗，如是三年。捱至1970年底终于不支死去。其兄许宝骙著文回忆：“文化大革命中，宝騄身蒙灾难，兢兢自克。亲属往访，辄闭门不纳；偶或遥遥一望，便挥手令去，不交一言，其精神痛苦可想见矣！宝騄偶染肺炎，不数日，竟在家属毫无所闻情况下溘然长逝。……数页写着未竞的残稿散落在地，见之凄然掩涕，怆然神伤而已！”1970年12月18日，许宝騄逝世于北京，年仅60岁。

2：华罗庚

华罗庚。（网络图片）

华罗庚（1910年11月12日－1985年6月12日），数学家，华罗庚是中国解析数论、矩阵几何学、典型群、自守函数论与多元复变函数论等多方面研究的创始人和开拓者，也是中国在世界上最有影响力的数学家之一，被列为芝加哥科学技术博物馆中当今世界88位数学伟人之一。国际上以华氏命名的数学科研成果有“华氏定理”、“华氏不等式”、“华—王方法”等。1949年，华罗庚正在美国伊利诺伊大学执教，1950年春，华罗庚返回大陆担任清华大学数学系主任。

文革期间，正在外地推广“双法”(优选法、统筹法的简称)的华罗庚被造反派急电召回北京写检查，接受批判。1974年，华罗庚被“中央文革领导小组” 副组长江青在法家著作注释会上公开点名，说他到20多个省市推广“双法”是“游山玩水”。1985年6月12日下午4时，华罗庚在东京大学数理学部讲演厅向日本数学界作主题为《理论数学及其应用》的演讲，由于突发急性心肌梗塞，于当日晚上10时9分逝世，75岁。

3：叶企荪

叶企荪。（网络图片）

叶企荪（1898年7月16日－1977年1月13日），也作叶企孙。著名物理学家、教育家，中国近代物理学的奠基人之一。1911年，叶企孙成为清华学堂的第一批学生中的一员。1918年毕业于清华学校后去美国留学，先后就读于芝加哥大学和哈佛大学物理系，并于1923年获哈佛大学哲学博士学位。1925年清华学校创立大学部，他应聘物理学副教授，把刚从东南大学毕业的赵忠尧、施汝为带到清华担任助教。1926年清华学校大学部调整，开设学系。叶升为正教授并继梅贻琦担任物理系主任。1929年清华大学理学院成立，出任理学院院长，被推举为决定学校重大政策的7位评议员之一，此后一直是清华大学的 核心领导人物之一。杨振宁、李政道、王淦昌、钱伟长、钱三强、王大珩、朱光亚、周光召、邓稼先、陈省身等人都曾是他的学生，华罗庚曾受到他的提携。中共23位“两弹一星”功勋奖章获得者中，有半数以上曾是他的学生，因而有人称他“大师的大师”。

“文革”中因他的得意门生熊大缜的冤案而身陷囹圄。（熊大缜是叶企孙的得意学生，叶原来打算保送他到德国留学，但他一心想到由中共方面吕正操领导的冀中抗日根据地参与抗日。在叶的支持下，熊大缜前往战区担任冀中军区供给部部长，并吸收了一批支持抗日的清华学生。他们利用专业知识为根据地制造烈性炸药、地雷、雷管，熊又利用自己的关系及叶企孙的支持购得无线电等军需品，大大缓解了当时中共缺乏弹药支持的困局。但在国共两党的冲突中，熊大缜因失言被诬陷为“钻入革命队伍中的特务”，由晋察冀军区“锄奸队”秘密逮捕并处决，由于当时子弹奇缺，被用石头砸死）。

1967年6月，叶企孙作为“反革命分子”被北大红卫兵揪斗、关押、停发工资，并送往“黑帮劳改队”。叶曾一度精神失常，产生幻听。1968年4月，中央军委办公厅正式对叶发出逮捕令，连续八次对其进行审讯，迫其多次书写“笔供”。1969年11月，因为缺乏实质证据，叶被释放回到北大居住，但仍以“中统特务嫌疑”受隔离审查。每月发给叶企孙50元生活费。这时他两脚肿胀，前列腺肥大，小便失禁，身体弯成90度。当时不少人在海淀中关村一带见到了这种情景：“叶企孙弓著背，穿着破棉鞋，踯躅街头”。“有时来到一家店铺小摊，或买或向摊主索要两个明显带有虫咬疤痕的小苹果，边走边津津有味地啃著，碰到教授模样或学生打扮的人，便伸出一只枯干的手，说‘你有钱给我几个，所求不过三五元而已’。1977年1月 13日21时30分，叶企孙去世。终年80岁。

4：赵忠尧

赵忠尧。（网络图片）

赵忠尧（1902年6月27日－1998年5月28日），中国核物理、中子物理、加速器和宇宙线研究的先驱和启蒙者。其早期对γ射线散射中反常吸收和特殊 辐射的实验发现，在正电子、反物质的科学发现史上有重要意义。他在1930年成为历史上首名捕捉正电子的人，其研究直接促成物理学家卡尔‧戴维‧安德森于1936年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安德森在晚年承认他的研究是建基在赵忠尧的基础之上。赵忠尧首次在中国开设核物理课程，培养了中国第一批原子能专业人才。在长期的研究和教学工作中，培养大批人才，为中国核物理宗师，被称为“中国原子能之父”。

赵忠尧桃李满天下，学生中许多为有关领域有所成就的专家学者，如王淦昌、钱三强、钱伟长、王大珩、杨振宁、李政道、朱光亚、邓稼先、赵仁恺、冯端、朱清时等人。中国第一枚原子弹诞生，第一枚氢弹爆炸，第一艘核潜艇下水，第一个高能量正负电子对撞机问世，第一个核电站动土兴建……这些原子能开发领域的成果，有将近一半的技术力量来自赵忠尧和他的学生们。

1948年，身在美国的赵忠尧当选为中央研究院院士。1948年底，赵忠尧完成了静电加速器的器材订购任务，欲回国研制。1950年8月29日，赵忠尧和钱学森一道自美国启程，返回大陆。“文革”中，由于曾滞留美国的经历，赵忠尧被戴上“特务嫌疑”的帽子，关进了牛棚。

1998年5月28日，赵忠尧在北京逝世，终年96岁。

5：饶��泰

饶毓泰。（网络图片）

饶毓泰（1891年12月1日－1968年10月16日），北京大学物理系教授，南开大学物理系的创始人，中国近代物理学奠基人之一。1913年考取官费赴美国留学。初入加州大学，后转芝加哥大学，1917年冬获该校物理系学士学位。1918年入哈佛大学研究院，后转入耶鲁大学和普林斯顿大学。1922年获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哲学博士学位。同年返国，应南开大学校长张伯苓的聘请，来到南开大学任教授，创立物理系并任主任。学生中有吴大猷、吴大任、郭永怀、马仕俊、江泽涵、申又振、陈省身、郑华炽等。1949年拒绝去台湾，继续在北京大学任教，人们把他和叶企孙、吴有训、严济慈并称为中国物理学界的“四大名旦”。1949年至1951年，继任北大理学院院长兼物理系主任、学校校务委员。1952年北大院系调整时，被迫辞去院、系领导职务。

文革中饶毓泰遭到严厉打击和迫害，饱受折磨，1968年10月16日“清理阶级队伍”时，在北京大学燕南园51号上吊自杀身亡，终年78岁。

1962年2月24日，胡适主持“中研院”第五次院士会议时，说的最后一段话曾提到饶毓泰：“我常向人说，我是一个对物理学一窍不通的人，但我却有两个学生是物理学家，一个是北京大学物理系主任饶毓泰，一个是曾与李政道、杨振宁合作试验‘对等律之不可靠性’的吴健雄女士，而吴大猷却是饶毓泰的学生，杨振宁、李政道又是吴大猷的学生。排行起来，饶毓泰、吴健雄是第二代，吴大猷是第三代，杨振宁、李政道是第四代了。这一件事，我认为平生最为得意，也是最值得自豪的”。

6：曾昭抡

曾昭抡。（网络图片）

曾昭抡（1899年5月25日－1967年12月8日），中国著名化学家，教育家，中国化学学科的奠基人和早期领导者之一。是曾国藩胞弟曾国潢的曾孙。1920年毕业于清华学校（1928年改名清华大学）。1926年获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科学博士学位。同年回国。历任中央大学化学系教授、化学工程系主任、北京大学化学系教授兼主任、西南联合大学化学系教授等职。适美国曼哈顿计划原子弹试射成功，阿尔伯特‧魏德迈将军向俞大维提议派人前往学习，经呈报蒋中正同意，军政部考核后推派西南联大的物理教授吴大猷（吴氏推荐，带2位助理李政道与杨振宁）、化学教授曾昭抡和数学教授华罗庚等代表赴美。1949年起，历任北京大学教务长兼化学系主任，教育部、高等教育部副部长，中华全国自然科学专门学会联合会副主席，中国科学院化学研究所所长等职。

1957年反右时，曾昭抡被划为右派。1958年4月，他应武汉大学校长李达之邀，只身一人前往武汉大学化学系执教。1961年，曾昭抡被查出身患癌症。文革开始后，曾昭抡在北京的妻子俞大絪(博主注：俞大絪是曾国藩的曾外孙女，陈寅恪先生的表妹，哥哥俞大维是台湾国防部长，妹妹俞大彩是傅斯年的夫人，“许国璋英语”中三年级部分就是俞大絪所写。)被抄家，她被强迫下跪，红卫兵剥除她的上衣，用皮带死命抽打。当时她独自在家，俞大絪悲愤难抑，于当天即1966年8月25日服药自尽。而她的丈夫曾昭抡在承受着丧妻之痛的同时，也被武汉大学作为“大右派”、“反动学术权威”进行批斗。当癌细胞开始转移、病魔严重威胁著身体时，他不仅没有必要的治疗，而且依旧没逃脱被隔离审查和批斗的命运。1967年12月8日，曾昭抡含冤离世，终年68岁。

7、翁文灏

翁文灏。（网络图片）

翁文灏（1889年－1971年1月27日），是中国第一位地质学博士(1912年);是中国矿物学第一本专著《中国矿产志略》的作者（1919年);是中国第一张彩色中国地质测量图的编制者（1919，著8色）；是中国第一位考查地震灾害，并出版专著的作者之一（1922，《甘肃地震考》等）；也是中国第一部《中国矿业纪要》的创办者之一（1916，与丁文江共同创办）；同时，翁文灏还是第一位代表中国出席国际地质大会的代表（1922）；是第一位系统而科学地研究中国山脉的中国学者（1925）；是第一位对中国煤炭按化学成分进行分类的学者（1926）；是燕山运动及与之有关的岩浆岩和金属矿床的区域成矿理论的首创者。翁文灏还是开发中国第一个油田（玉门）的组织者与领导者。由于蒋介石对翁文灏有救命之恩(博主注：1934年，翁文灏于考察石油途中遇上严重车祸以致昏迷。得蒋介石关护，指令全力抢救，后来渡过危险。)，翁文灏遂以知名学者之身份在国民政府内任事，在抗战期间主管矿务资源与及生产。

1948年6月，翁文灏应时任总统蒋中正之邀，任中华民国行宪后第一任行政院院长。任内主持货币改革，在8月推出金圆券取代法币，并以行政方法意图控制物价，结果造成金融失调。翁内阁于11月总辞职。1948年12月25日，毛泽东宣布了在整个内战中首要国民党“战犯”43人的名单，翁文灏赫然在列，排名第十二。1949年初蒋中正下野，翁于2月出任时任代理总统的李宗仁之总统府秘书长。至5月，李宗仁主事与中共和谈失败，翁辞去秘书长之职，前往法国。

1951年，翁文灏经香港回到中国大陆，是曾经担任中华民国政府高级官员中首名回北京的官员。回到大陆后初期翁文灏曾因不积极批蒋而受压。1954年后方获任政协委员，之后主要从事翻译及学术研究。文革中得特别保护而只受少许冲击。但其长子著名石油工程师翁心源却被打成现行反革命，1970在湖北潜江五七干校被连续批斗三天后，落水溺亡(有自杀和他杀两种说法)，年仅五十八岁。翁心源去世对暮年的翁文灏打击很大(抗战时期，翁文灏将四个儿子中的三个送上前线，次子翁心瀚为国民党空军机师，于1944年殉国)，翁心源死后，翁文灏著有“悲怀”为题的诗十余首悼念亡子。1971年1月27日，翁文灏于忧愤中死于北京，82岁。

8：谢家荣

谢家荣。（网络图片）

谢家荣（1898年9月7日－1966年8月13日），地质矿床学家、地质教育家。1917年至1920年，被选派赴美留学深造。先在斯坦福大学，第二年转入威斯康辛大学作研究生，获理学硕士学位。1920年底，甘肃海原县（今属宁夏回族自治区）发生8．5级大地震。1921年初，谢家荣参加了北洋政府派出的考察团，随翁文灏、王烈等去甘肃考察。他们最初在兰州附近作了一番调查研究工作。以后，翁文灏去震中区调查，派谢家荣穿过河西走廊去甘肃玉门调查石油地质。工作结束后，他发表了《甘肃玉门石油报告》这一初步成果。这是中国地质学家对该区最早的石油勘察活动，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1938年至1949年，谢家荣主持矿产测勘处。发现或指导发现了淮南八公山煤田、福建漳浦铝土矿、安徽凤台磷矿、南京栖霞山铅锌银矿、甘肃白银厂铜矿等一批重要矿产。

1949年后，谢家荣先后被任命为南京军管会、华东工业部和中央财经委员会矿产测勘处处长。1950年9月，中国地质工作计划指导委员会成立，他担任副主任兼计划处长。他首次对中国地质与矿产普查勘探工作进行了系统的部署。1952年，地质部成立，他任地质矿产司总工程师。1954年，他调任地质部普查委员会常务委员兼总工程师。对于石油普查勘探工作进行了相应的部署和指导，他与黄汲清主持编写的《普查须知》是野外地质人员必备的工具书。1957年，谢家荣与其长子谢学锦一同被打成右派，文革开始后，因不堪忍受造反派的批斗冲击，于1966年8月14日在北京服安眠药自杀，69岁。其死后一月，其妻吴镜侬亦服安眠药自杀。

9：竺可桢

竺可桢。（网络图片）

竺可桢（1890年3月7日－1974年2月7日），气象学家、地理学家和教育家。1913年毕业于美国伊利诺伊大学农学院。1918年获美国哈佛大学博士学位。1918年到1920年任教于国立武昌高等师范学校（今武汉大学）。1920年到1929年任南京大学（从南京高师、国立东南大学时期到国立中央大学时期）地学系主任。在此期间，筹建气象测候所，进行气象观测研究，是中国自建和创办现代气象事业的起点和标志。1929年到1936年任中央研究院气象研究所所长。1936年到1949年，他担任国立浙江大学校长。被英国著名学者李约瑟誉为“东方剑桥”，竺可桢也因此成为浙大历史上最伟大的校长，被尊为中国高校四大校长之一。在浙大的发展历程中，担任校长达13年之久的竺可桢先生可谓厥功至伟。他被公认为“浙大学术事业的奠基人，浙大“求是”精神的典范，浙大的灵魂”。校训“求是”即是由他提出，校歌亦是他请著名国学家马一浮作词、音乐家应尚能谱曲作成。

1949年10月16日，竺可桢任中国科学院副院长，筹建中国科学院地理研究所。1955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竺可桢被公认为中国气象、地理学界的“一代宗师”。文革期间，竺可桢虽未受到较大冲击，但每日如履薄冰、提心吊胆。为免祸，竺可桢便和吴有训商量，两家一起采取一系列措施以表明其“自我改造”态度：

(1)减缩工资三分之一上交国家，只领原薪的三分之二；

(2)组织上安排的公务员，由院里另行安排工作，同时辞退家中雇用的保姆；

(3)缩小住房面积，腾出当时儿子和保姆的房间(1976年又腾出了原做卧室的正房和耳房各一间)；

(4)不铺地毯、不摆沙发、不挂画饰，家中这些东西，全部交中科院有关部门；

(5)到院里上班或有公务时，和吴有训合乘一辆汽车，到图书馆、情报所查资料时，改乘公共汽车；

(6)把个人私有钢琴赠与科学院芳嘉幼儿园。

1974年2月7日，竺可桢于惊惧忧病中去世，终年85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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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周仁

周仁。（网络图片）

周仁（1892年8月5日－1973年12月3日），冶金学家和陶瓷学家。中国第一个民间科学团体中国科学社的创始人之一。中国特殊钢和合金铸铁最早研究和生产者之一。周仁家族显赫，其祖母是盛宣怀的姐姐；周仁之姐周峻是蔡元培的第三任夫人；周仁妻子聂其壁是聂缉椝（上海道台）和曾纪芬（曾国藩之女）夫妇最小的女儿。其兄聂云台为著名实业家。周仁与聂其壁结婚时宋美龄是聂其壁的傧相。

这样的家庭在平时是受人尊敬和羡慕的，但在文革，这样的家庭却是首当其冲被冲击的对象，文革中，周仁的厄运降临，光是抄家便抄了整整一星期，运走了几大卡车。周仁被反复批斗折辱，造成一眼瞎一腿瘸，卧床奄奄待毙，仍遭隔离审查，关进四壁无窗的房间。1973年12月3日，周仁惨死，82岁。

11、茅以升

茅以升。（网络图片）

茅以升（1896年1月9日－1989年11月12日），结构工程师，桥梁工程专家。中国近代桥梁事业的先驱、铁道科技事业的开拓者，同时也是中国土力学的开拓者、科普工作者。茅于轼的伯父。1916年毕业于唐山工业专门学校（今西南交通大学）。参加清华学堂（清华大学前身）留美官费研究生考试，以第一名录取留洋；1917年获美国康乃尔大学硕士学位（桥梁专业）；1919年获美国卡耐基理工学院（现为卡内基梅隆大学）博士学位，是该校的第一位博士。1920年回国后至1949年，曾任国立东南大学教授、工科主任、南京河海工科大学校长、北洋工学院院长及北洋大学（今天津大学）校长、交通大学唐山工程学院院长；1930年至1931年任江苏水利局局长，1934年至1937年任浙江省钱塘江桥工程处处长 (挂此职到1949年)，在自然条件比较复杂的钱塘江上主持设计、组织修建了一座全长1453米，基础深达47.8米的双层公路铁路两用钱塘江大桥。大桥于1937年9月26日建成通车，这是中国人自己设计和施工的第一座现代钢铁大桥，是中国桥梁工程史上一座不朽的丰碑。1937年12月23日，为了阻止日军攻打杭州，茅以升亲自参与了炸桥。

抗日战争胜利以后，茅以升又受命组织修复大桥，1948年3月，大桥修复通车；1942年至1943年任交通部桥梁设计工程处处长；1943年至1949年任中国桥梁公司总经理；1943年当选中华民国教育部部聘教授；1948年当选中央研究院院士；1949年至1952年任中国交通大学、北方交通大学校长；1951年至1981年任铁道技术研究所所长、铁道科学研究院院长；1955年选聘为中国科学院院士（学部委员）；1959年在北京十大建筑的建设中，担任人民大会堂结构审查组组长，并为周恩来总理指定为设计方案审定人，周恩来在审查工程设计时指出：“要有茅以升的签名来保证。”；1955至1957年主持设计了武汉长江大桥；“文革”期间，多次受到批斗，其女回忆，茅以升每天上班，进了大门颈上就被戴上“反动学术权威” 或其它什么罪名的黑牌子，姓名上被打上黑叉叉，戴上黑牌子后还要在院内游走一番，任何时候都会被造反派揪住围攻一通。茅以升1977年主持设计了重庆石板坡长江大桥；1982年当选美国国家工程院外籍院士。1989年11月12日茅以升病逝于北京，终年91岁。

12：王家楫

王家楫。（网络图片）

王家楫（1898年5月5日－1976年12月19日），生物学家。中国生物学的重要开拓者。中国原生动物学的奠基人。中国轮虫学的开创人。1928年获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哲学博士学位。他的论文《珠穆朗玛峰地区的原生动物》是第一篇关于珠峰原生动物的论文，在国际上引起了重视；他的另一篇《中国轮虫志》专著首次对分布在我国沼泽、池塘、湖泊和水库内常见轮虫252个种形态、生理、生态及亲缘关系进行了描述；对中国原生动物学的创建与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1966年文革开始后，王家楫遭批判斗辱抄家。1969年“毛泽东军工宣队”怀疑王家楫为国民党军统、中统特务系统骨干，将其毒打至昏厥，军代表怕承担责任，才把他放出牢房，监外候审。戴着“特嫌”帽子的王家楫捱至1976年终于伤病重不起离世。终年79岁。

13：伍献文

伍献文。（网络图片）

伍献文（1900年3月15日－1985年4月3日），著名动物学家，是中国鱼类学和线虫学的奠基人。1929年到法国留学，1932年获巴黎大学科学博士学位。1948年当选为中央研究院院士，1955年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1950至1977年任中国科学院水生���物研究所研究员兼副所长。文革期间，伍献文遭到批判、幽禁和迫害，多次被强迫劳动。1978至1983年任中国科学院水生生物研究所研究员兼所长。1980至1983年兼任中国科学院武汉分院院长。1983至1985年任中国科学院水生生物研究所研究员兼名誉所长。1985年4月3日在武汉逝世，终年85岁。

14：贝时璋

贝时璋。（网络图片）

贝时璋（1903年10月10日－2009年10月29日），生物学家，教育家。他是中国细胞学、胚胎学的创始人之一，中国生物物理学的奠基人。1921年，贝时璋毕业于同济医工专门学校的医学预备科。同济毕业后，赴德国留学，曾先后就读于弗莱堡大学、慕尼黑大学和蒂宾根大学。1928年3月，获得蒂宾根大学自然科学博士学位。1929年秋回国。1930年4月在杭州筹建浙江大学生物系，8月被聘为副教授。贝时璋开出组织学、胚胎学、无脊椎动物学、比较解剖学、遗传学等等课程。在浙江大学20年，贝时璋先后担任副教授、教授、系主任、理学院院长。

1948年1949年后，贝时璋曾参与协助筹建中国科学院。1950年，离开浙江大学，赴上海，出任中国科学院实验生物学研究所研究员，兼任所长。1954年，中国科学院实验生物学研究所迁往北京。1955年，被聘为中国科学院生物学部委员（中国科学院生物学学部院士）。1957年，成立北京实验生物学研究所，贝时璋担任研究员，兼任所长。1958年，北京实验生物学研究所改建为中国科学院生物物理研究所，贝时璋担任研究员，并兼任所长。文革时期，贝时璋被批斗，批判他不关心政治，是资产阶级权威。1983年，贝时璋改任中国科学院生物物理研究所名誉所长。1980年，贝时璋出任《中国大百科全书》生物卷编写委员会主任。1984年，出任《中国大百科全书》总编委会副主任。2009年10月29日上午9点30分，贝时璋在家中辞世，享年106岁。

15：童第周

童第周。（网络图片）

童第周（1902年5月28日－1979年3月30日），著名胚胎学家，因在克隆技术上的贡献而闻名。2000年中、美、英等国科学家同时宣布，人类基因图工程全部完成。但早在20世纪60年代初，一位中国科学家就将人类对生物进化和细胞遗传与变异研究推进到了世界前列，开创了人类按照需要而人工培育新物种的历史先河， 90年代即被列入世界100位最优秀的科学家之一。童第周1922年考入复旦大学哲学系，1927年毕业于复旦大学哲学系心理学专业，同年由中央大学生物系主任蔡堡推荐，到南京中央大学（现南京大学）生物系任助教。1930年到比利时的布鲁斯尔自由大学留学。1934年获布鲁斯尔自由大学博士学位，后到英国剑桥大学作短期访问并于年底回国，任山东大学生物系教授。1938年辗转到重庆，先后任中央大学医学院教授、同济大学生物系教授和复旦大学生物系教授。抗日战争胜利后，1946年国立山东大学在青岛复校，他任山东大学动物学系教授、系主任。

1949年后，童第周继续担任山东大学动物系教授兼系主任。1950年他受聘兼任中国科学院实验生物研究所副所长和中国科学院水生生物研究所青岛海洋生物研究室主任。1951年任山东大学副校长。1963年，他将雄性鲤鱼的DNA放入雌性鲤鱼的卵子内，成为首位成功复制鱼的科学家。1955至1976年任中国科学院生物学地学部副主任兼中国科学院青岛海洋生物研究所研究员、所长，海洋研究所所长，中国科学院生物学部主任、动物研究所研究员。在“文革”中，童第周被“造反派”定为“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被罚长期挑水、扫厕所。1979年3月30日，童第周病逝于北京，终年77岁。

16：胡先骕

胡先骕。（网络图片）

胡先骕（1894年5月24日－1968年7月16日），植物学家、教育家、文化学者。中国植物分类学的奠基人，与钱崇澍等同为中国近代植物学的先驱，也是中国近代生物学的开创人之一。与秉志联合创办中国科学社生物研究所、静生生物调查所，还创办了庐山森林植物园、云南农林植物研究所。发起筹建中国植物学会。继锺观光之后，在我国开展大规模野外采集和调查我国植物资源的工作。在教育上，倡导“科学救国、学以致用；独立创建、不仰外人”的教育思想。与钱崇澍、邹秉文合编我国第一部中文《高等植物学》。首次鉴定并与郑万钧联合命名“水杉”和建立“水杉科”。提出并发表中国植物分类学家首次创立的“被子植物分类的一个多元系统”和被子植物亲缘关系系统图。1912年胡先骕参加东西洋留学考试，名列第一，进入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和哈佛大学，学习农业和植物学，1916年学成回国。1923年，再次赴美深造，在哈佛大学攻读植物分类学，获农学博士学位，1925年回国。1920年代初，与梅光迪等发起成立综合性人文学术刊物《学衡》，致力于维护中国文化，发展国学。对新青年派打倒中国文化、推崇西方文化的观点不以为然。

1950年代初，对于当时苏联流行的李森科获得性遗传理论，胡先骕在《植物分类学简编》一书中公开表示批评。与谈家桢等主张发展基于基因的孟德尔-摩尔根遗传学。文革期间，胡先骕家被抄了六七次之多，绝大部分的生活用品，大量的书籍、文物字画、文稿、信件和首饰等物均被抄走，连过冬的大衣也未留下一件，每次抄家都在对胡先骕进行人身侮辱，逼其写检讨、思想汇报，还要到植物所接受批斗。 1968年7月15日，即胡先骕去世前一天，单位来人通知，命他第二天暂时离家，到单位集中接受批斗。当晚，由夫人准备了一小碗蛋炒饭，吃过之后，他独自去睡觉，一只脚还没有放到床上，突发心肌梗塞，就此辞世，终年75岁。

17：殷宏章

殷宏章、（网络图片）

殷宏章（1908年10月1日－1992年11月30日），植物生理学家。中国光合作用研究的先驱。长期从事植物生物化学、光合作用和生长发育的研究。早年研究生长素与植物运动机理的联系，用自己发明的一个组织化学方法，阐明了磷酸化酶与植物中淀粉合成的关系；50年代组建我国第一个光合作用研究室，致力于光合磷酸化、物质转化、群体生理等方面的研究，为中国植物生理学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1935年殷宏章考取清华大学留美公费，赴美国加州理工学院留学，1937年获得博士学位，随后在该校生物物理研究室和生物遗传研究室进行光合作用和遗传方面的研究。1938年回国担任西南联大教授。并在汤佩松创设的清华大学农业研究所植物生理学组兼任研究员。1944年至1945年以第一批“交换教授”身份赴英国剑桥大学进行磷酸化酶的研究，1946年赴北京大学担任教授，进行淀粉形成方面的研究。1948年应罗宗洛教授之约，赴台湾大学讲课几个月，同年12月至1951年应英国J‧李约瑟（Needham）博士的邀请，赴印度新德里担任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南亚科学合作馆科学官员，协助该地区国家开展科研工作及合作交流事务。

1951年秋回国任中国科学院实验生物所研究员，并协助罗宗洛教授进行植物生理研究室的建设工作。1953年植物生理室从实验生物所划出单独成立研究所，他出任副所长。文革期间，因留美背景，遭批斗凌辱，并驱往农场干最脏最累的活，“经常与猪马同寝”。1978年到1983年任所长，1983年3月后任名誉所长。1992年11月30日。殷宏章于上海逝世，终年84岁。

18：张景钺

  张景钺。（网络图片）

张景钺（1895年10月29日－1975年4月24日），植物形态学家，教育家。我国植物形态学和植物系统学的开拓者。1926—1938年间发表的论文，是我国植物形态学、发育解剖学、生理解剖学、实验形态学的最早文献。1934年著文介绍植物徒手切片法，对当时植物学的教学和科研起了推动作用。多年致力于学会和教学工作，培养了一批植物学不同领域的人才，促进了现代植物学在我国的发展。1920年张景钺公费赴美国留学，初入德克萨斯农工学院学习，1922年转入芝加哥大学植物系，1923年获得学士学位，1925年获得科学博士学位。同年秋季回国，担任国立东南大学（1928年改名国立中央大学，1949年改名南京大学）生物系教授，次年兼系主任。1932年获中国教育及文化促进基金会的研究资助，赴英国里兹大学和瑞士巴塞尔大学考察研究。同年9月回国后，担任北京大学植物学教授兼生物系主任，后曾任理学院院长。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辗转赴昆明任教于西南联合大学，1945年抗战胜利后，应邀到美国加州大学柏克莱分校进行学术交流一年。

1946年冬回国续任北京大学植物系主任。1949年后，张景钺继续担任北京大学生物系主任。其妻崔之兰是动物形态学家，教育家。中国现代动物组织学、胚胎学研究的开拓者之一，曾任云南大学生物学系主任。文革期间，崔之兰先被作为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斗争，后来又被指控为恶毒攻击江青。年近七十的她和丈夫在家门前被斗争，脸上涂了浆糊和墨汁，身上挂了黑牌，还有人揪他们的头发进行辱骂。有一次被长距离游斗，她低头弯腰行走，鼻子流血洒了一路。张景钺患帕金森氏症不能长时间站立，斗争会上竟强迫崔芝兰跪在地上用身躯支撑住她的丈夫。1968年张景钺在病中还受到批斗，从此卧床不起，于1975年4月2日逝世于北京大学燕东园38号，终年81岁。

19：戴芳澜

戴芳澜。（网络图片）

戴芳澜（1893年5月3日－1973年1月3日），植物病理学家、真菌学家，中国植物病理学与真菌学的主要奠基人。1914至1919年在美国威斯康新大学、康奈尔大学和哥伦比亚大学研究生院专攻植物病理学和真菌学。1934至1935年再度赴美，在纽约植物园和康奈尔大学研究真菌遗传学等。1949年后，1952年院校合并，成立北京农业大学，戴芳澜任北京农业大学植物病理学系教授，1953年兼任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真菌病害研究室主任，1956年任中国科学院应用真菌学研究所所长。从1959年起，他不再兼任北京农业大学的教授而专任中国科学院微生物研究所所长兼真菌研究室主任。文革期间，检讨书屡次修改不过，多次受到批判。近耄耋之年被驱离北京接受改造。1973年1月3日离世，终年81岁。

20：罗宗洛

  罗宗洛

罗宗洛（1898年8月2日－1978年10月26日），植物生理学家、教育家，中国现代植物生理学奠基人之一。1930年得北海道帝国大学农学博士学位，是史上第2位得到日本帝国大学博士学位的中国留学生。当时日本各大报都报道这个新闻。回国后曾任广州中山大学教授、上海暨南大学教授、南京中央大学教授、浙江大学教授。1944年夏，罗宗洛被聘为设在重庆的中央研究院植物研究所所长。抗战胜利不久，1945年10月他被派到台湾接收台北帝国大学（现为台湾大学），1946年接收完毕后任代理校长。同年10月中央研究院植物研究所从重庆搬到上海，他仍任所长。1948年12月29日，傅斯年写信请罗宗洛到台湾,被罗拒绝。1949年后，罗宗洛任中国科学院实验生物研究所研究员兼植物生理研究室主任。1953年该研究室扩建为植物生理研究所，任命他为所长。文革期间，罗宗洛被下狱六年，出狱后被监督劳动改造。1978年10月26日，罗宗洛病逝于上海中山医院，终年81岁。

21：李宗恩

李宗恩

李宗恩（1894年9月10日－1962年），热带病学医学家及医学教育家。1911年夏季赴英国留学，初入预备学校，随后进了格拉斯哥大学医学院，1920年毕业后，赴伦敦大学卫生与热带病学院担任蠕虫病助理研究员。1922年1月获得伦敦卫生及热带病学院颁发卫生及热带病学文凭。1921年4月至9月，参加英国皇家丝虫病委员会赴西印度考察热带病，随后任职于格拉斯哥西部医院，至1923年回国。1923年至1937年任职于北京协和医学院，历任助教、讲师、副教授、襄教授、教授，其间并定期赴江南考察热带病疫情，进行防治和研究。1937年秋开始，南下筹办贵阳医学院，并于1938年6月成立后担任院长职务。1947年5月赴北平担任协和医学院的院长。1949年蒋介石亲自出马邀请李宗恩赴台,被李拒绝。1949年后,继续担任协和医院院长。1957年李宗恩被打成“右派”，随后被“放逐”到昆明，任职于昆明医学院。1962年病逝于昆明，终年69岁。

22：张孝骞

张孝骞

张孝骞（1897年12月28日－1987年8月8日），内科医学家及医学教育家。1921年7月，在湘雅医学院专门学校取得学业成绩和毕业论文两个第一名，被美国康州政府授予医学博士学位。毕业后，留校担任内科学助教，兼任湘雅医院住院医师，总住院医师。1924年1月到北京协和医学院（今中国协和医科大学）深造1年，随后正式留任于该校，陆续担任住院医师、总住院医师。1926年9月被选送到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进行研究，1927年7月回国续任，1930年在协和医学院组建消化专业组，1932年晋升为副教授。1933年12月再次赴美国斯坦福大学研究，1934年7月回国后，担任协和内科消化专业组主管。1937年芦沟桥事变后，张孝骞回长沙接任湘雅医学院院长职务。抗战胜利后，应美国国务院的邀请赴美国考察医学教育和讲学。1948年4月辞去院长职务，并于9回到北京协和医学院，担任内科学教授和内科主任。

1949年后，他续任原职。1962年9月被任命为协和医学院副校长。1966年开始的文化大革命期间，他被打成“反动学术权威”、“特务”，备受侮辱和折磨。红卫兵要他承认他是反动学术权威和美国特务，从此，几乎每天夜晚都听到牛棚里传出皮鞭抽打声和张孝骞跪在地上的惨叫声。有一次，没头没脑地鞭打，竟打碎了他的一片眼镜，他的额头被打得血迹斑斑。第二天一早，高度近视的张孝骞照例和医院所有的“牛鬼蛇神”们一道，被造反派们押著去医院食堂打饭，只见他一手扶著已没有了一只镜片的高度近视镜，磕磕碰碰地离开“牛鬼蛇神”大队直向大街走去。他边走边断断续续地自言自语:“我到法院去……如果我有罪……让法院杀头枪毙都行……”1978年以后担任中国医学科学院副院长。1987年8月8日因肺癌病逝于北京协和医院，享年90岁。

23：吴定良

吴定良

吴定良（1894年2月5日－1969年3月24日），人类学家、教育家。中国人类学的主要奠基人。1926年8月，赴美国纽约哥伦比亚大学，在心理学系攻读统计学。次年，转学到英国伦敦大学文学院，继续攻读统计学，1928年获统计学博士学位。1930年，经英国统计学家O．U．耶尔（Yule）教授介绍，在荷兰，由全体学社员大会投票选举通过，吴定良成为“国际统计学社”第一个中国社员。同年，参加在波兰举行的年会。1935年回国，任南京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人类学组主任兼专任研究员，后筹建体质人类学研究所。抗战胜利后，先后执教于杭州浙江大学、上海复旦大学，并曾兼任暨南大学等校教授，1949年蒋介石亲自动员吴定良赴台，被其拒绝。文革期间，吴定良作为反动学术权威在病榻上遭到批斗，工资停发，几次被抄家，多年心血积累的论文集和仅有的科研工具被洗劫一空，吴定良在病床上痛心疾呼，嚎啕大哭，当晚病情加重，1969年3月24日凌晨，这位中国人类学学会的创始人带着满腔愤怒和疑问离开了人世，终年76岁。

24：汤佩松

  汤佩松

汤佩松（1903年11月12日－2001年9月6日），植物生理学家、生物化学家。中国植物生理学的奠基人之一。父亲为民国议长汤化龙，1918年在加拿大被王昌刺杀。1925年汤佩松就读美国明尼苏达大学，1927年以全校第一名成绩毕业。1930年获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研究院哲学博士学位。1930至1933年在哈佛大学普通生理学研究室工作，获得博士后。1933年回国，任武汉大学教授，建立了中国第一个普通生理实验室。1938至1945年任西南联合大学农业研究所研究教授。1945至1950年任清华大学农学院教授、院长。1950至1952年任北京农业大学教授、副校长。1952至1954年任中国科学院植物生理研究所研究员兼复旦大学教授。文革期间饱受折磨，先是被强迫交代回国动机，后被怀疑为特务遭到关押，后流放河南五七干校。2001年9月6日去世，终年88岁。

25：冯德培

冯德培

冯德培(1907年2月20日－1995年4月10日)，生理学家、神经生物学家，中国神经肌肉生理学研究的开拓者。1926年上海复旦大学生物学院毕业后，留校任生理学助教。1930年获美国芝加哥大学生理学硕士学位。1933年获英国伦敦大学生理学博士学位。回国后，1934年起历任北京协和医学院、北京师范大学讲师、副教授。1943年任重庆上海医学院教授，1948年后任上海中央研究院医学研究所筹备处研究员。1949年后，冯德培先后担任中国科学院生理生化研究所研究员兼所长，生理研究所研究员兼所长，名誉所长，华东分院及上海分院副院长，中国科学院副院长兼生物学部主任，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委员，中国科学院学位委员会主任，中国生理学会理事长，名誉理事长，《生理学报》主编，英文版《中国生理科学杂志》名誉主编等职务。文革期间冯德培屡遭批斗，遭勒令跪在上海分院大门口挨斗，关暗室中差点被打死。1995年4月10日辞世，终年88岁。

26：蔡翘

蔡翘

蔡翘（1897年10月11日－1990年7月29日），生理学家。医学教育家。中国生理科学奠基人之一。1920年代首先发现视觉与眼球运动功能的中枢部位——顶盖前核（后称蔡氏区）。编著中国第一本大学生理学教科书。他在中国多所著名医学院校担任学术领导及教学、科研工作，在神经解剖、神经传导生理、糖代谢和血液生理等领域有许多重大发现，并为中国的航天航空航海生理科学研究奠定了基础。1919年蔡翘赴美国留学，先后在加利福尼亚大学和印第安那大学研读心理学，修完大学本科课程后于1921年进哥伦比亚大学当研究生，1922年转学至芝加哥大学生理系为研究生，1925年获得芝加哥大学哲学博士学位。同年回国到复旦大学教授生物学和生理学，1927年起担任中央大学医学院 (上海医科大学前身) 生理学教授。1930年秋获美国洛氏基金会资助，先后英国伦敦大学、剑桥大学从事研究，1931年冬到德国法兰克福大学进修。1932年起任职于上海雷士德医学研究所，1937年回到中央大学医学院担任生理学教授，抗日战争爆发随学校迁到成都。1943年夏以中美文化交流交换教授身份赴美国讲学与研究1年。

 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后，随院自成都迁回南京，1948年代理中央大学医学院院长职务。1949年后，中央大学改名南京大学，他仍任医学院院长。1952年该校医学院改编为“第五军医大学”，由他担任校长。1954年调任军事医学科学院副院长，任一级研究员、院学术委员会主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医学科学技术委员会主任委员。文革期间，被隔除所有职务，工资停发，饱经批斗和各种折磨。1990年7月29日病逝于北京，终年94岁。

27：俞大绂

俞大绂

俞大绂（1901年2月19日－1993年5月15日），出生于中国近代最显赫之俞氏家族,其兄俞大维为台湾国防部长。俞大绂为中国知名植物病理学与微生物学家。我国植物病理学科奠基人之一。1928年赴美深造，攻读动植物病理学，1932年获得美国艾奥瓦州立大学博士学位，成为美国植物病理学会会员，Sigma-Xi���誉会员，并获得斐陶斐奖。1932年回国后，历任金陵大学教授（1932年-1938年）、昆明清华大学农业研究所教授（1938年-1945年）、北京大学农学院教授兼院长（1946年-1948年）。1948年被选聘为中央研究院院士、评议员。1949年后，历任北京农业大学教授、校长、名誉校长至1982年。文革中俞大绂被折磨至右眼失明，其家族遭整肃至死者6人：表兄陈寅恪、唐筼夫妇、胞妹俞大絪、曾昭抡夫妇、堂妹俞珊、赵太侔夫妇。1993年5月15日去世，终年92岁。

28：邓叔群

邓叔群

邓叔群（1902年12月12日－1970年5月1日），中国著名真菌学家，植物病理学家，森林学家。邓拓的三哥。1928年获美国康乃尔大学森林学硕士及植物病理学博士学位，同年回国。历任岭南大学、金陵大学、中央大学教授。1932年起担任中国科学社生物研究所研究员，从事真菌学研究。1937年起进行中国西南、西北原始林区调查研究，1945年在上海设立森林生态研究室。1949年起历任沈阳农学院、东北农学院教育长、副院长，1955年起担任中国科学院微生物研究所研究员、副所长，中国科学院生物学部委员（院士）。文革中邓叔群是科学界最早遭批判的，因其胞弟邓拓是“三家村”反党集团主帅。邓叔群自然受株连，被扣上“三家村黑帮”、“三家村科学顾问”、“学阀”、“恶霸”、“流氓”、“反革命分子”等帽子，受尽摧残凌辱。邓的家庭和子女无一幸免，家破人亡。邓叔群本人于1970年5月1日去世，去世时遗体上还留着大面积淤血的印迹。终年68岁。

29：金岳霖

金岳霖

金岳霖（1895年7月14日－1984年10月19日），哲学家、逻辑学家。1914年，金岳霖毕业于清华学校高等科，同年公费留美，于1920年获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的政治学博士学位。后到英国学习，在伦敦大学经济学院听课。金岳霖1925年回国，清华大学聘请其讲授逻辑学。同年秋创办清华大学哲学系，任教授兼系主任。1938年，任西南联大文学院心理学系教授兼清华大学哲学系主任。1949年后任清华大学文学院院长，1952年，全国高校院系调整，全国6所大学哲学系合并为北京大学哲学系，金岳霖历任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系主任，中国科学院哲学研究所一级研究员、副所长。1955年被聘为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学部委员，9月底，任哲学研究所副所长兼逻辑研究组组长。1977年，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副所长兼研究室主任。文革期间，金岳霖作为资产阶级学术权威被批斗，因毛泽东对其说过:“你要多接触社会”。故不准其用汽车，只能用三轮车去医院看病。1984年，金岳霖在北京寓所逝世，享年89岁。金岳霖年轻在欧洲留学时结识Lilian Talor，后者随后来到北京，与金同居。而金岳霖终生未娶，据传曾向林徽因示爱未果，与林徽因、梁思成夫妇是邻居和挚友。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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