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里昂高等师范学校 | Explore Tumblr posts and blogs

lgbtqromance · 1 year a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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迷奸体育老师

吴中豪是我们班的体育老师，30岁左右吧，是一个180几公分高大壮硕的阳光男人。

他的性格爽朗，像个大男孩一样，每次上课总是看他整堂课嘻嘻哈哈的，一边作示范一边自顾自的讲一些冷笑话，也不管我们这种所谓的好班，却大多都是体育白痴的四眼田鸡。

他到底是懂还是不懂？

不过每次一堂课上下来，的确是让人轻松不少，至少有一种接触到外面空气的感觉。学校不再只是局限在自己的课桌椅和前面的黑板而已。

中豪老师是带我们学校的篮球队，每天放学都可看到他在球场喂球给校队的样子，运气好的话，还可以看到他裸着上半身和一群17、8岁的年轻肉体在篮框下推挤厮杀。

也是从这些画面，我发现到一个成熟男人的躯体跟少年的不同。

扎实的肌肉加上一种粗糙的肤质触感，就好像一头血气饱满的斗牛在一堆羊群中冲撞一样，有一股刺激和性的高��。

听说他以前主修的是游泳，无怪乎一身漂亮线条的肌肉显得这么健美匀称。

看他在阳光下身上冒着薄薄汗水的样子，真是一种感官上无比的遐想。体育课也顺理成章变成我最期待的的课。

这天上的是棒球，阿豪老师一早就在操场上放垒包整理球具，一件polo衫再配上一条略显贴身的运动长裤，远远看就让人有一种想抱上去的冲动。

照例一开始带着我们做暖身操，他应该不知道他的一个动作或一个转身都被我眼睁睁的注意着吧！

作头部运动时，颈部露出来的背肌线条；抬腿时，隔着裤子显现出来的大腿肌肉；和转腰时，结实臀部印出来的内裤形状，都让我意犹未尽。

尤其是他背向后弯时，裤档间突出来的那一大包，更是让我口水直流，巴不得可以一把抓住，好好的玩弄。

我怀疑我对他的喜好已经慢慢的超出原有的想像。

中午过后天气很热，每个人都锁着眉头眯着眼的看着老师作示范：

「挥棒时眼睛要看着球，两膝微蹲，重心向下，两支手臂都要打直，面向前，腰部要整个扭到后面，最后收棒，棒子要轻轻放在地上，不要甩棒。找一个同学来示范，就你吧，眼睛一直看着老师，一定知道老师在说什么。」

我一怔，「啊？我啊！?」

我低着头走到大家前面，想着这一次铁定要出糗。

谁知道我在本垒板上一站定位子，老师强壮的身体就从后面贴上来，

「来，双手握紧。」

老师一双大手握住我微微发抖的腕部，传来一阵体温，闻到他身上的味道，一股浊浊的高温气味，让我有一点陶醉。

「屁股向后翘出去，让重心放在下半身。」

老师粗壮的手臂环住我的腰微微向后拉，我的臀部立刻贴到他的裤档上…

我略为感觉到一根应该是老师阳具的棒状物，突然间心中窃喜，好像是个尺寸不小的东西，感觉自己这一次真的太幸运了。

「等一下挥棒时，要用腰部出力，整个转身，试试看。」

前面的同学投球过来，我在无意识下顺势把球棒一挥，连我自己都��讶的，球被我打出一个又高又远的弧度。

同学发出一声惊呼，老师很满意的拍拍我的屁股，微笑的说：「不错喔，应该是个二垒打。」

超低腰立体特殊剪裁，能产生前凸后翘的球状性感曲线，先睹为快>>>>

这个时候，我觉得我好像跟老师很近，看着他的笑容，恍惚中我都要幻想我们是一对情侣了，满心欢喜又骄傲的回到队伍里，心里只有想着，我好像真的爱上阿豪了…我的体育老师，我的初恋。

三天后，又是有体育课的日子，我满心期待，希望今天能有上一次的艳遇。

不过当我一早进教室，就发现同学们议论纷纷，打听之后才知道，我的体育老师竟然跟对面班的女生传出师生恋，虽然还未被证实，不过从校长到教务处好像都已经知道这件事了。

班上的大嘴阿明立刻八卦说，有一次还看到老师跟那个女学生单独一起吃冰，我听了之后，一股难掩的吃惊、难过和忌妒涌上心头。

心里才刚要开始的恋情就这样被一下撕碎了。

这一天的体育课如预料中的，气氛显得很诡谲，老师不再像以往爱说说笑笑，只是简单的讲解一下动作要领，便要我们自行练习。

我在一旁看了真是百感交集，我不能就这样失去老师，你为什么会喜欢她，那个女的凭什么能跟你在一起？我多喜欢你，知道吗？

心里充满气愤和无奈，不久后，我便在心中下了一个决定。

当天晚上我偷偷溜到父亲的诊所，拿了一小瓶ＧＨＢ。

ＧＨＢ是一种药用麻醉剂，大概５分钟见效，有点类似ＦＭ２，不过效果较久，可以持续4个钟头。

当听我父亲说到ＧＨＢ的功用时，我心中就有一种蠢蠢欲动的念头，只是并不明确也没有对象；可是现在不同了，我有喜欢的人。

我很想得到他，就算他爱上了别人，我也要先占有他。

突然间，那个越过蓝空的２垒打在脑中闪过，我心中的意志更坚定了。

隔天放学前，我藉着倒垃圾的名义，趁机溜到体育室，把药剂倒进老师桌上的茶杯里。

这是他的习惯。下班前，老师一定会把桌上的茶喝完再洗干净晾在杯架上。

看着老师的办公桌和他用过的东西，这一些我每天远远窥视的一切，让我满怀遐想的畸梦，就等着今晚成真。

不出所料，喝完茶后的老师在还没来得及把杯子洗净之前，就失去平衡感趴在桌子上了。

我轻声的关上所有门窗，接着拿出预藏的绳子和刀子，准备好好的开始这一场性的典礼。

隔着衣服我抚摸起老师全身的肌肉，以往只可以看的，现在我都能够真实的触碰到。

他两块硬挺饱满的胸肌随着呼吸上下起伏着…

我解开老师的衬衫扣子，轻轻地弹逗他的黑色乳头。

我禁不住地凑上去吸了一下，他有一点反应，乳头和乳头周围明显的硬了起来，在他的大胸肌上耸立着。

这时，老师的双脚无意识的抽动几下，这药的效果还真强，还好先前有偷听老爸跟药商聊过，不然，依我的胆小的个性，我还会用加倍的药量。

我迫不及待地脱光老师的衣服，露出他强壮肌肉的身体，老师真的太俊、太壮了，要不是他讲话时有点木讷，应该可以去当大明星。

我取出绳子牢牢绑住老师强壮的裸体，再套上眼罩。

这样的安全措施，让我更有恃无恐。

接着，我的手由上而下，滑过他垒垒的腹肌，来到我平日目光焦点的胯下…

我一把抓住老师的大屌和大睾丸，在手心里秤了又秤，想要确定这肉棒到底有多大？

用摸的当然无法满足，我轻轻的解开老师紧贴的裤腰带，拉下拉炼，一个日夜期盼的东西就要在眼前出现…

老师穿的是三角型的紧身白色内��，腹部有一搓浓密的黑毛一直延伸下去，大腿间探出一根又一根粗黑的阴毛。

老师是个多毛又巨大的家伙，眼直直看着这个神秘性感的三角地带，我发现我的下体早已经勃起湿了一片。

「谁，你是谁？放开我，干！变态，把我放开。」

我确实被吓了一跳，应该才不到一个小时，老师竟然就醒过来。

一开始，我还有一点惊慌失措，不过随即就恢复了镇静。

我双眼一沈，用力地把他的裤子全部扯了下来。

老师一双粗壮的双腿和一副饱实的下体，就这样赤裸无遗的展现在我面前…

老师剧烈地扭动身体想要挣脱，不过全然无功，反而让他全身的肌肉更加立体紧绷，好看极了。

我趁他体力还没恢复过来，把他的脚抬高，垫着椅子，绑在办公桌上。

我欣赏着老师性感、强壮、成熟的肉体被我完全解放，心中莫��的成就感油然而升。

我猴急的开始搓弄起老师的阴茎，看着它迅速的一直涨大，直到褪去包皮透出浑圆饱满的龟头，果然是个大家伙。

但这时老师却显得又羞又怒：「你要干嘛？放开，操！把我放开。」老师国台语夹杂着怒吼。

为了怕警卫发现，我顺势抓起桌上老师被我脱下的白色三角内裤一把塞进他的嘴里。

「不要这样，我会好好的对你。」我轻声的说。

听到我的话之后，老师的身体扭动得更加剧烈，显然他是不想被男生搞吧，我想。

看着他因挣扎而绷出的肌肉和汗水，我忍不住整个趴上去，把头埋在老师高耸的胸肌里，用牙齿咬出两道血印。

老师的表情变得十分痛苦，接着我含住他的黑色乳头用力大口的吸吮，一路往下舔去，经过那结实硬朗的６块腹肌时，我忍不住摸了又摸，这么强壮的身体，简直是一具完美的性爱机器，我将舌头伸入老师的肚脐眼死命的转动，他的腹肌立刻紧张绷得更紧，嘴里发出「呜呜」的声响，听起来不像是挣扎，倒像是舒爽的呻吟。

最后我的嘴往下滑到他茂盛粗黑的阴毛堆里，老师的阴毛真的是男人最性感的装饰品，非常的浓密卷曲，而且大片地蔓延在他下腹部直到大腿，还散发出淡淡的腥咸麝香味，我拔了一根最粗长的阴毛放在口袋里，老师似乎很生气，一双粗壮的腿不停踢着。

接着，我毫不客气的吞下他整根粗大勃起的阴茎，用舌头在嘴里不停的搅动这根肉棒…

老师粗大的阴茎不停地在我口中进出，我的口水几近泛滥地把他的肉棒弄得晶亮，连阴毛也湿了一整片闪闪发光着。

我用力的吸住他紫红色的龟头，再用力的滑下直顶我的喉头，我像野兽食肉般发出低吼声，老师的大肉棒此时又膨胀到我感觉吃力的地步。

学体育的人发育果然不同凡响，虽然这是我的第一次，不过我还是用嘴唇熟练的上下套动这根极品阴茎。

「呜～呜～呜～」他的鼻息短促而紧凑。

这时我可以确定老师正舒服地享受我的口交服务。

我紧握住他抖动的大家伙，它坚挺地顶住腹肌，我的天，男人竟然可以硬到这个地步，像根滚烫炽热的钢铁。

像支水母伞不停的缩放，老师的龟头已经充血变成深紫黑色，我一手紧握他的粗大肉棒，一口紧紧含住他的大香菇头在嘴里疯狂转动。

老师像发羊癫疯似地全身抽搐着，肌肉血管紧绷到一束一束地浮在肌肤上，这时，他竟然挺起活动能力有限的臀部，开始将他涨到极限的粗大阴茎，戳干暗恋他已久的学生的我的嘴。

他狂野的戳，连椅子都「嘎滋！嘎滋！」的发出巨大声响，老师的臀用力地收缩着，把全身的力量都集中在他强势的生殖器上，我则是尽己所能地扩张喉咙吞含他的屌而几乎快要窒息。

老师的睾丸挤压着我的下巴，浓密的阴毛在我的脸摩擦得「沙沙」做响。最后，他的身体硬成一块铁板似的，在我用力把他龟头抵住喉肉的同时，像根巨大消防水管送水，一注灼烫强硷的精液让我来不及品尝它的滋味，直接由食道灌入体内强烈腐蚀着…

我大口地分泌唾液想要中和老师特浓的精液，接着有股强烈的麝香味由鼻孔窜出，像吃「哇沙米」那样地上冲脑门，随即喉头涌出一阵鲜甜的回甘。

我喜欢这个味道……和老师激射过后的喘息声。

老师瘫着身子，胸肌均匀的起伏着，全身的肌肉放松，自有一种慵懒的美态。

我则是趴在老师粗壮的毛腿上，欣赏起他被我大量唾液润滑的阴茎……

令我不敢置信的是已经过数分钟，他的阳具竟然还坚挺着，而我的唾液像融雪般流下老师的龟头…阴茎…睾丸…，最后汇流到他大腿交会处的浓密黑色丛林中……

这个位置是老师的屁眼。

一个更邪恶的想法占据我的脑海中，「我要夺去老师宝贵的第一次！」。

我将头深深埋进老师的两股之间，舌头对准他的黑毛丛缝中舔舐着。

老师惊讶地迅速绷紧着肌肉，他应该猜得出我的念头。

强烈的恐惧感让被绳索紧缚住的老师缩紧屁眼，这样做却让我更兴奋。

我用力地掰开他的双臀，将舌头强硬地对准屁眼中心舔去，像一头贪婪的狼狗，老师的屁眼渐渐被我舔开了。

老师的屁眼好香啊！而且浓密的黑毛下，竟然是粉红色的肛门。

我的老二硬到前所未有的境界，马眼不停地流出透明汁液，睾丸还因为过度充血而隐隐发痛。

或许是从未享受这样的刺激，老师的双腿由挣扎变成大大张开，一只粗大的黑毛阳具高高指着天抖跳着，这是一个欢迎的讯号吗？

我管不了了，把硬得快不行的老二，对准粉嫩的洞口摩擦准备要插进去时，老师似乎惊觉我的意图，嘴巴「呜……呜……」的发出惨叫，身体扭动得异常剧烈，但当我想到老师跟那个女学生恩恩爱爱的画面时，就毫不迟疑的就把屌狠狠的推送进去……

「呜……呜……呜……」

老师的脸出现异常痛苦的扭曲表情，这却让我突然有一种占有与惩罚的快感，看着自己尺寸也不小的阴茎，缓缓地插入老师的屁眼，再慢慢地拔出，再慢慢地插入……

这样的过程越来越顺利，因为我不断吐唾沫在我的阴茎上，老师的屁眼肉都被干到翻出来了，我的粉红龟头也被老师的屁眼肉紧紧的套着。

我开始毫不留情的加速抽动，一种很难形容的爽快传来晕眩感，而让我不由自主的呻吟出来。

「喔……好爽……喔…喔…」

或许麻醉药的药力还在，老师没感到多大的疼痛，竟然也开始享受起来。

我双手紧扣住他粗壮的腿，这样，我每一次的插入都能到达最深处，他的阳具还坚硬地前后晃动。

看到这样的情景，更让人想奋不顾身的大力冲刺。

老师被我干得神情恍惚，此时又突然惊觉自己反常地享受这种禁忌的性爱，他紧急地收缩屁眼，更让我感到莫大的刺激。

我疯狂地往前狂顶，他全身一阵颤抖，阴茎竟然洒射出精液来。

我被这景象惊骇住，接着一阵欣喜，精关一松，把我蓄积已久的浓稠精液全数射进老师的身体里面。

「喔…啊…喔…喔…」

老师的腹肌上满是他自己的精液，而屁眼中则流出大量我的精液，看自己如此得意的杰出表现，我应该列入资优生吧。

老师被我折磨得全身软瘫，经过几分钟的休息后，却看老师的大屌仍然毅立不倒，让我不得不佩服自己的眼光，老师果然体能非凡，我想，我也应该回报我的第一次给老师，让他有个比较。

「呵！老师，我不会只顾自己的，第一次被男人插吧，很爽的。」

我说，「应该试一下男人跟女人的不同。」

我张开双股坐在老师粗壮的大腿上摩擦，然后压平大腿，慢慢的坐上他的豪华大屌……

「啊…啊…啊…」

我终于可以体会老师刚才的痛苦；屁眼好像要被剥开一样，撕裂到一个我快不能忍受的极限。

我极力的忍耐，因为插入我的是老师过人尺寸的阴茎，一支温暖又巨大的肉棒在我体内侵入压迫。

我疼得痛澈心扉，尤其是最后坐到底的那一刻，我想我的肛门已经被老师坚硬的肉棒弄破了。

足足有几分钟的时间，我一动也不动，奇怪的是那种撕裂的痛感，竟随着老师在我体内蠕动的巨根，慢慢地消失，取而代之的是一种充实的满足感。

我慢慢的扭动身躯，感受老师巨根在我体内滑动，我把身体向上在他龟头快滑出的一刻又用力地往下坐，整支大阳具深深的插入我体内深处，这时会有一种酥麻的欢爽畅快，来来回回之间，我从一开始的痛苦慢慢变成享受。

老师似乎也得到某一些满足，他开始挺起腰杆配合我的动作往上顶，越来越强的力道几乎让我无法招架。

「哦…哦…哦…哦…」

在用力顶了几下之后，我的龟头竟然流出白色的精液，顺着我的阴囊、股沟往下流在老师正在插我的阳具、睾丸上。

真的受不了了，但老师并没有要停的打算，我不再主动夹送他的大屌，老师却用粗壮的大腿撑起我全身的重量，把我上抬放下继续干着我。

「啊…啊…啊…我不行了…」

不知过了多久？我只紧抓着他宽厚的肩膀随他干。

这是老师的惩罚吗？

我真的感觉那张单薄的椅子快支持不住的时候，老师用力的放下我的屁股，接着肌肉一阵痉栾，一道又一道的精液注射在我体内…

我大口呼着气，老师的黑毛大屌也在我的体内吐着气。

最后，我一个人软软的摊在地上。

入夜前，我在老师拼命摇头拒绝下，又用手把老师打出来一次，我要亲眼看到他的精液。

出乎我的意料，第四次老师竟然又射出来许多。

我一手把玩老师软掉的阴茎，一手把他溅在腹肌上的精液和阴毛搅在一起。

生平遇到这么强壮的男人，我实在是不愿意离开，于是我又将老师软掉的阴茎放入我的口中，又吸、又吹、又咬的。

经不起我这样胡闹的刺激，老师又硬了，一直膨胀到我感觉吃力的地步。

我惊讶地睁开眼，瞳孔放到最大，天底下哪有这样的男人？

那种刚射精出来之后，龟头又被嘴巴舌头吹、舔、含、碰、转，酥麻和爽快的超级感觉，哪是一般人所能承受的了？

全身已经酥麻无力的老师，几乎快要崩溃，让我更加强火力攻击他的龟头，终于，在老师虚脱之前，再次发射最后的子弹、射入我的口中。

我是真的再也无能为力了。

我在老师的手边放了一把美工刀，然后扬长而去，回家的路上我又是满足又是落寞。

这件事我想老师应该不会张扬出去；但另一件校园新闻却在此时传开。

原来老师的绯闻是女同学捏造的，原因是她爱慕老师遭拒而设计出来陷害他，最后事情以女学生转学告终。

那我对老师做的事呢？

又是他的体育课。

「各位同学，今天我们做个随堂测验，引体向上，及格次数是二十下。」

「二十下？」大家议论纷纷，「简直要命，比当兵还操吧？」

这次老师似乎特别认真，每个同学做的时候，他都认真的在单杠底下看着，大家只好使出浑身解数用力做测验，无不惨叫连连，轮到我才三个人过关。

做到第十三下我已经撑不下去了。

老师则是一旁严肃地叫我继续。

「��…啊…啊…我不行了……」终于支持不住掉下来。

「李志永，放学后到体育组办公室报到，其他同学下次再测。」

是因为我的叫声吗？我看见老师脸上闪过一抹诡异的微笑。

我真的不是故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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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ttybittyhuac · 1 year a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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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ill them with kindness" Wrong. CURSE OF QIN SHI HUA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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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ill them with kindness” Wrong. CURSE OF RA 𓀀 𓀁 𓀂 𓀃 𓀄 𓀅 𓀆 𓀇 𓀈 𓀉 𓀊 𓀋 𓀌 𓀍 𓀎 𓀏 𓀐 𓀑 𓀒 𓀓 𓀔 𓀕 𓀖 𓀗 𓀘 𓀙 𓀚 𓀛 𓀜 𓀝 𓀞 𓀟 𓀠 𓀡 𓀢 𓀣 𓀤 𓀥 𓀦 𓀧 𓀨 𓀩 𓀪 𓀫 𓀬 𓀭 𓀮 𓀯 𓀰 𓀱 𓀲 𓀳 𓀴 𓀵 𓀶 𓀷 𓀸 𓀹 𓀺 𓀻 𓀼 𓀽 𓀾 𓀿 𓁀 𓁁 𓁂 𓁃 𓁄 𓁅 𓁆 𓁇 𓁈 𓁉 𓁊 𓁋 𓁌 𓁍 𓁎 𓁏 𓁐 𓁑 𓀄 𓀅 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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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ingdaosanlipianzi · 9 months a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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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震（1907-1969）举着小旗来到老河口的街头游行，又把自己储着的压岁钱捐出来支持抵制日货。她的父亲是秀才，思想开通，她小时在家中受教育，18岁考入武汉大学攻读史学，23岁考入清华大学史学系。

入大学之前，她在武昌女子师范学校读书，老师包括日后的开国元老董必武。1922年，武汉有思想前卫的妇女发起组织「女子参政协进会」，邀请袁震参加。众人推举袁震执笔起草宣言，她当场挥毫写成《女子参政协进会宣言》，反对封建、提倡民主、要求男女平等，慷慨激昂。这时她年仅15岁。

在清华大学她是知名才女，但没有从清华毕业。差一年便毕业时，她患上肺结核，之后并发骨结核，下肢瘫痪。病情耽搁学业，她的学籍被取消。在贫病又失学之中，有一次她的好友蒋恩钿带了同学吴晗来看她。吴晗比袁震小两岁，也是清华史学系的才子。两人在病床边倾谈史学与国事而生情愫。卢沟桥事变，北京院校外迁，吴晗应聘到昆明云南大学，袁震还未能下地行走，决定暂留在北平。两年后她终于能下床行走，立即动身去昆明。从天津要先乘船到越南海防，吴晗赶来接她，在异国重逢。这些经历现在是网上许多「吴晗袁震旷世姐弟恋」的故事情节。

婚后袁震放弃自己的学术，照顾吴晗也当他的学术助手。在所有故事叙述中，她是「明史学家吴晗的妻子」。

吴晗编《海瑞罢官》在文革成为第一株毒草。毛主席在政治局说：「吴晗和翦伯赞等人是共产党员，也反共，实际上是国民党。」周恩来和邓小平都知道吴晗冤枉，但他的命运已定，1969年10月于关押中死亡。

当批判吴晗《海瑞罢官》的声浪铺天盖地时，吴晗劝袁震回到光化老家隐居起来，袁震不肯，说：「我们不求同生，但求同死！」同死也难，吴晗在狱中时，袁震被打入「劳改队」，早于吴晗在3月18日去世。临终前她有两个要求，想喝碗粥和看吴晗一眼，都没有如愿。

袁震因早年疾病不能生育，与吴晗收养了一对子女。女儿吴小彦在文革开始时刚好也是12岁，文化革命开始以后，爸爸多次被揪斗，挨打，跪煤渣。小彦不止一次挺身而出，保护爸爸，不许那些围攻他的人打他。而确有几次，不知是因为同情，还是慑于这个十二三岁的小姑娘那不寻常的勇气，人们真的没有打她的爸爸。爸爸挨斗回来，高兴地说今天没有挨打，他称赞小彦：“还是我的女儿好。”不久，爸爸被关进监狱。

在妈妈去世半年后的一天，市委派人来接小彦和吴彰。小彦以为是爸爸解放了，一路上不停地问接他们的人，“是不是我爸爸解放了？”他们被带到医院。一间屋子里，站着七八个穿军装的人，为首的一个对他们说，吴晗昨天晚上死了，现在尸体就在隔壁房间里，允许他们去看。同时又说，吴晗很坏，要和他划清界线，否则……等等。小彦没有去看爸爸，拉着弟弟走了。就这样，两个从孤儿院里抱来的孩子重又成为孤儿。当时，小彦十五岁，吴彰十一岁。，1976年9月23日，吴晗养女吴小彦不��迫害，在精神病院自杀。吴晗养子吴彰现定居美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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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yberpapermusic · 8 months a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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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国外学历学位认证，更多人知道的就是教育部留学生服务中心的认证，除此之外，还有留才认证，留信认证。今天，就为大家科普一下什么是留才认证呢？以及留才认证靠谱吗？

留服认证是在留学生服务中心官网进行的学位认证，而留才认证则是在教留才网进行的学历认证。教留才网专业致力于海归人才入库信息，专业致力于海归人才信息咨询，为用人单位雇佣海外学子提供信息服务，为了全国各地的海归人才提供方便，为了让用人单位及时有效的查阅海归资讯信息，所以教留才网提供海外学历认证，为海归人才、高校、企业之间提供桥梁。

教留才网的建立就是为了给用人单位提供海归人才在海外的留学经历证明，留学生递交真实有效的留学信息材料进行申请备案，申请认证成功的留学生就会展示在教留才网，并且提供认证证明一份，教留才网学历认证是除了留服认证之外的补充证明，有了这个认证同样可以适用于私企、国企入职的需要。

要说权威性的话肯定还是留服认证，留才认证只是给留学生多了一个选择的认证渠道，比如存在问题的回国后不能做留服的情况下，可以选择做留才认证，毕竟也是一个可以查验留学生身份的渠道，现在留才网提供人才专业入库证书以及就业推荐信、分析报告，还可以找到适合的企业，如果做不了留服可以考虑留才。以后留才认证越来越多的企业和学生认可。

A.为什么留学生需要操作留信认证?

留信认证全称全国留学生信息服务网认证,隶属于北京中科院。①从2018年上半年开始,教育部认证系统已经完善,未能正常毕业的留学生已经不能再花钱操作教育部认证,所以只有选择留信;②留信认证门槛条件更低,费用更美丽,并且包过,完单周期短,效率高③留信认证虽然不能去国企,但是一般的公司都没有问题,因为国内很多公司连基本的留学生学历认证都不了解。这对于留学生来说,这就比自己光拿一个证书更有说服力,因为留学学历可以在留信网站上进行查询!

B.为什么我们提供的毕业证成绩单具有使用价值？

查询教育部认证是国内鉴别留学生海外学历的唯一途径，但认证只是个体行为，不是所有留学生都操作，所以没有办理认证的留学生的学历在国内也是查询不到的，他们也仅仅只有一张文凭。所以这时候我们提供的和学校颁发的一模一样的毕业证成绩单，就有了使用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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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oppedinternetchaos · 10 months a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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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hangdaozhen-blog · 4 years a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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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流抚琴图》夏圭

《临流抚琴图》夏圭（传？）简介：

夏圭（约1180年－约1230年前后），又作夏珪，字禹玉，为南宋画家，钱塘（今浙江杭州）人。宋宁宗时（1195—1224）官至画院中最高职等的待诏，并赐金带。早年工人物画，后以山水画著称，取法李唐，画山石时用水墨皴染，用秃笔带水作大斧劈皴，称为“拖泥带水皴”。笔简意足，清旷俏丽，善于提炼剪裁，��色含蓄动人，清幽深远。所画山水取景多为“半边”、“一角”之景，构图别具一格，有“夏半边”之称。是北派山水代表人物之一。夏圭画法和马远也相近，后人把他与马远并称“马夏”，两人著名于空间留白构图，“马一角、夏半边”实为引导观赏者之方向。马、夏二人加上李唐、刘松年，被合称为“南宋四家”。夏圭的儿子夏森，也擅长作画。

明何良俊撰《四友斋画论》记载：夏圭亦是高手，马人物最胜，其树石行笔甚遒劲。夏圭善用焦墨，是画家特出者，然只是院体。山水之为物。禀造化之秀。阴阳晦暝。晴雨寒暑。朝昏昼夜随行改步。有无穷之趣。自非胸中丘壑。汪洋如万顷波者。未易学也。如六朝至唐初。画者虽多。笔法位置。鲜得古意自王维、张璪、毕宏、郑虔之徒出。深造其理。五代荆关。又别出新意。一洗前习。迨于宋朝。董源李成范宽。三家鼎立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山水之法始备。三家之下。各有入室弟子二三人级不逮也。

明汪砢玉撰《珊瑚网卷.四十八》记载了夏圭主要画钱塘山水，景物勾勒使用秃笔橛头描，山石皴法师法李唐采用泥里防钉皴山石。

清不着人著《砚山斋杂记》载：夏禹玉笔墨最为深沈又极灵秀创境亦髙竒，但所画皆浙中山水耳。

一、宋学对古琴文化的影响

史学大师陈寅恪先生说：“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造极于赵宋之世”的论断。深刻影响中华民族精神内质的儒教理��是在宋代发��成熟; 文人为重的国策促进了书院发展 , 人才辈出; 中国古代绘画、音乐、科技文化的发展在此时达到高峰。

“安史之乱”后,唐朝的衰落迫使士人从昂扬自信的外向心态回归内倾,反思自身使命,并希望寻找到一种思想武器去经世济民乃至安顿灵魂,于是以谋求现实社会的“中兴”的儒学复古运动开始了。这种儒学复兴运动到了宋代更进一步深化,并最终逐步形成了儒学思想体系,建构了以追求内圣、追求自身精神的完善为目标的宋学。宋学更宏观地看重儒学义理探索,寻求对儒家经典的重新发现与阐释。士人以此寻求自身精神信念,寻求生命存在世间的方式与价值。正是在这种目的引导下,宋学推动士人进则经世济国,以天下为己任,退则修身养性,追求自我生命的完善,这便是“内圣外王”的精神实质所在。崇文礼士与士大夫共治天下的政治方针,有利于宋代士大夫“内圣外王”生命追求的实现。

宋代士人在生活性格上表现为隐逸精神的强化,他们在一定程度上能够抛开客体世界,追逐内心的安宁归隐。宋代士人一旦受时事等现实种种束缚时,隐逸的精神才会涌上心头，作自我安慰,以排解钳制,保持他们人格的相对独立和自由。面对残酷的现实时他们会很快走出失望和抑郁,安心隐居,几乎断绝与外界交流,终日寄情“琴、棋、禅、墨、舟、茶、吟、谈、酒”,用内心深处存有的隐逸情怀消解着现实种种不幸,得到生命精神上的超脱。所以，以“临流抚琴、坐看云起、观瀑、渔父”等描写隐逸为题材的作品产生。

总而言之,生于宋代的文人士族的性格自然表现出博大繁盛的宋学文化带给宋代士人的鲜明人格共性。这些共性影响着他们的生命历程。《临流抚琴图》等隐逸题材绘画、诗词、著作的形成是宋学文化、社会显学与作者在这人格共性影响下的履历,以及自身追求探索未知的心理的交融结果。正因为共性的宋学时代文化、社会思潮与个性的生命轨迹、心理动力汇合在一起,帮助宋代文人士族阶层逐渐学习众多知识,培养他们具备科学、文学、艺术等各种才能,并最终使他们将绘画、音乐与哲学、天文、数学、物理等��种学科结合,为后人留下了宝贵的书画、文献材料。

二、宋学影响下的古琴与科技

宋代自然科学蓬勃兴起,并形成中国科技文化史上第一个发展高峰期。

中国古代有轻视自然科学技术的传统,对科技人才视同为普通之匠人。到了宋代,由于宋人务实的文化风气,能够为经世致用的理学实践提供最大支持的自然科技领域很快得到了宋人的重视。官方书院和民间私学都将科技教育纳入正规学习领域,注重科技人才的培养。有技术特长者一经发现,朝廷便会提拔嘉奖。而大量科技类书籍的编校印刷,也促进了科技知识的传播和科技人才的涌现。

著名科学家沈括受到了北宋代科技发展的影响,他对自然科学中的许多领域皆有建树。《梦溪笔谈》记载了沈括以科学的视角去审视音乐。他对编钟的形状与振动、古琴的材质与音质、方响和声学共振现象、磐石的制作与泛音等乐器的物理声学与律学方面,均有前无史例的论述。他还设计了古琴上的“纸人演示”,这是世界上最早的弦共振实验,《梦溪笔谈.补笔卷一》记载：“琴弦皆有应声：宫弦则应少宫，商弦即应少商，其余皆隔四相应。今曲中有声者，须依此用之。欲知其应者，先调诸弦令声和，乃剪纸人加弦上，鼓其应弦，则纸人跃，他弦即不动，声律高下苟同，虽在他琴鼓之，应弦亦震，此之谓正声。乐中有敦、掣、住三声。一敦一住，各当一字。一大字住当二字。一掣减一字。如此迟速方应节，琴瑟亦然。更有折声，唯合字无。折一分、折二分、至于折七八分者皆是。举指有浅深，用气有轻重。如笙箫则全在用气，弦声只在抑按。如中吕宫一字、仙吕宫五字，皆比他调高半格，方应本调。唯禁伶能知，外方常工多不喻也。”500年之后，意大利、英国等国家才有类似的实验项目出现。沈括这种具有浓郁科技色彩的声学、律学研究,无一不使后人感悟到了宋学文化的科技特征。

三、古琴的制度

1---琴面制度

左1、承露：阔五分高二厘与岳出于一木。

左2、自额三寸一分为颈，长六寸一分，挛（收缩）深一寸。

左3、焦尾上贴格谓之：冠线，阔七分、长二��，中间一寸，冠线高七分，中间两线自龙口绕入：谓之：龙须。

左4、面板：八分落墨解攛cuàn削平正，取一寸二分。

右1、弦眼：七个共阔三寸五分。

右2、岳：高四分厚三分。

右3、肩：当三山正。

右4、凤翅：自肩至腰总象。

右5、腰：始八徽正，终十二山前二分。

右6、冠角

右7、龙龈：横阔九分、直阔二分，高二厘，比冠线低深六分八厘米。

2---琴腹制度

左1、舌宂rǒng:刻深一寸二分，直阔六分，横阔一寸，六分上弯下直，君覆盖新月之形，刻木舌安在内，此额缩半分。

左2、当九十山处，晋实木一寸二分，以安足谓之：凤腿。

左3、当池沼槽腹微隆若韭叶，然声欲出而隘ài有余韵。

左4、韵沼：又深槽腹。漆灰合缝两边自岳至肩阔五分渐减至四分半，两头阔一寸许。

左5、声池：又深槽腹，量琴之虚实而为之。

右1、軫池：底贴格。

右2、槽腹：自项至中山间开剜深至分，自中山至尾深四寸二分。

右3、天柱：圆柱七分当三、四山间，一云当三山下安。

右4、地柱：方六分当七、八山间，一云七山下一寸间安。

3---琴背制度：

左1、軫池：横阔四寸一分，成直阔七分，深三分贴在外。

左2、凤足：距圆阔一寸，中节圆阔五分，筍阔四分而方，共长一寸八分，入眼跟方四分当九十山。

左3、焦尾贴格：高七厘，入底板二厘两旁，直阔一寸三分，中间阔八分。

左4、下龈：刻深六厘，外阔七分，内阔八分半。

右1、甲掌：一名护軫。

右2、底板：要三分成。

右3、池：阔七分七厘成贴在外，前始四分，后七分，终七山前七分。

右4、沼：阔七分成贴在外，前始十山，后四分，终十三山正。

右5、下龈：刻深六厘，外阔七分内阔八分。

四、古琴的构造的含义：

琴之为器，其制详其义深。古先圣贤（指伏羲、孔子等）造琴其状不一，而制度尚象则有定式。

琴额长二寸四分，以象二十四气。岳广三分以象三才。岳内取声三尺六寸，以象朞jí日三百六十有六。龙龈其折势四分，以象四时。共长三尺九寸一分。成于三极，于九九者究也。复变而为一之义也。上穹窿以象天而圆其面。下方舆以法地，而平其底。前广后狭，象尊卑也。中虚含气，外响应徽。徽十有三，其十二法、六律、六吕，其一处中者元气之统，以象闰。则一阴一阳之道，备朞数也。

一统为宫；次弦为商；次为角；次为徵zhǐ；次为羽。尧加二弦，柔而为文曰：少宫。七弦刚而为武曰：少商。刚柔相应，以合君臣之德。世人不知所自而误得二弦为文王、武王所加，非也。上为天统，下位地统，中为人统。抑扬之际，上取泛声则轻清而属天，下取按声则重浊而属地，中加抑按则丝木之声均和而属人。琴鸣因弦，弦鸣因木，侧耳于丝木之上，不足以听其声。由池沼之间而听焉，则无余矣。

琴之首曰：凤额；下曰：凤舌；其岳曰：承露，俗曰：岳裙。凤轸足曰：軫杯。岳之体巍然而高若山岳之状。凤嗉：琴项也，谓之：喉舌，可以教令也。人形者取其肩背之正也。龙腰者取其屈节如龙也。又曰：玉女腰者，取其纤细也。自肩至腰，总象凤翅纵然而张。龙龈乃琴末承弦之异名。焦尾两边曰：冠角，取其状名也。冠内两线曰：龙须。龙池者，龙为变化之物，潜于幽深之地，迹虽隐而声自出也。凤沼者，取其来仪，沐浴自如也。軫者急也，古人以竹为之，取凤非竹实不食之义也。两角雁掌曰：护軫。系弦处曰：凤足。其下曰：凤腿。槽内栽天地柱，一圆一方为琴之心膂也。

琴腹中天地二柱，当心膂之任也。天柱圆厚七分，居姑洗仲吕之界，地柱方厚六分，居南吕无射之界。若是位少差近上则损上声，近下当中则其声品节矣。

五、琴式：

仲尼式、伏羲式、丹维式、祖牀式、委文式、冲华式、递钟式、清角式、振谷式、一弦式、列子式、鸣廉式、修况式、监胁式、号钟式、宣和式、闲邪式、秦琴式、连珠式、灵机式、落霞式、伶官式、蕉叶式、神农式、响泉式、凤势式、师旷式、亚额式、钟离式、剑式等

孔子琴称为：仲尼式长三尺六寸四分用周尺 1周尺是23.1cm或21.5cm。

六、指法与手法

古籍中记载的古琴指法三十多种：1、水龙吟势、2、神凤衔书势：、3、幽谷流泉势等。

1.右手指法主要为擘、托、抹、挑、勾、剔、打、摘及其不同的组合如:轮、锁、叠涓、撮、滚、拂、历、双弹、打圆等。

2.左手指法主要分为按音与滑音两种。按音有跪、带起、罨、推出、爪起、掐起、同声等。滑音有吟、揉、撞、唤、进复、退复、分开等。

3、上弦手法、调弦手法

七、抚琴、携琴的姿势

古人抱琴势：古人抱琴之法，以面为阳而向外。以背为阴而向内。头前而宜高，尾后而宜低。

今人抱琴势：今人抱琴多以背向外者。取其龙池之便。可以容指握也。然如是，失于理未宜。

唐代张彦远的《法书要录》载：“辩才博学工文，琴棋书画，皆得其妙。君子四艺，琴棋书画，琴为首。琴为音乐，而音乐最为抽象。一段旋律，不同人有不同解读，没有对错之分。琴声也会随心情而有变化，一个音声就能蕴含万千意味，难以捉摸。“大音希声”意在表明有形的事物发展到极至就如同虚无，无形胜于有形。最高的艺术造诣就是超然洒脱，追求的是一份悠然的意境，不被有形的事物所羁绊。古琴体现的超凡脱俗依旧是文人雅士孜孜追寻的无上境界。

唐代诗人白居易《船夜援琴》鸟栖鱼不动，月照夜江深。身外都无事，舟中只有琴。七弦为益友，两耳是知音。心静即声淡，其间无古今。抚琴体现的是中国传统文人文化天人合一的主张，力求人琴合一，获得古淡疏脱、萧散简远、恬淡清逸的超凡感悟和内心的从容。

八、抚琴注意的事项：

洗手：弹琴须盥手，手洁则弦不受污。

时间：1、夏月惟宜、早晚，午则不可非惟汗溽，恐太燥脆弦。

环境：焚香鼓琴惟宜清烟，细如水沉生香之缕则清馥韵雅。若他和合艳香则不可入琴供。

时间和环境：2、对月古琴须在二更人静，万籁无声。始佳弹琴，须对轩窗、池沼、清漪、芳沚。俾bǐ微风洒然，游鱼出听，自多尘外风致。

初唐诗人王维《酬张少府（张九龄）》：晚年惟好静，万事不关心。自顾无长策，空知返旧林。松风吹解带，山月照弹琴。君问穷通理，渔歌入浦深。

王维肯定并赞赏那种“松风吹解带，山月照弹琴”的隐逸生活和闲适情趣，体现他在世事之中追求精神超然的一种情愫。

九、古籍中记载的抚琴人的阶层

“黄门士、隐士、儒士、羽士、德士”五者雅称圣人之乐，故宜于琴。

1、黄门士：鼓大雅圣德之颂。

2、隐士：操“流水、高山”之调。

3、儒士：抚清和治世之音。

4、羽士：操“御风、飞仙”之��。

5、德士：弹“枯淡、清虚”之吟。乃伯夷、叔齐、柳下惠之流。

6、骚人（失意的文人、诗人）、逐客（指被贬谪远地的官员）、游子、怨女不得寄情于琴，以伸快意。

7、几学琴必须要有文章、能吟咏者。

8、貌必要清、奇、古、怪，不麄cū俗者。

9、心必有仁慈德义，能甘贫守志者。

10、言必要有诚信，无存浮华薄饰者。

鼓琴必须：明堂、静室、竹间、松下，他处未宜。

明代为代表的封建社会中“不宜”和“不许”鼓琴的阶层

1、武士之家不宜鼓琴。有言将士之家无琴声，尽戟门开金鸣鼓。

2、商贾不宜鼓琴。琴本圣人修身养性、甘贫、知止、戒盈之乐。商贾乃利欲悭贪市井之人。反于圣人之道，故忌之。

3、沙门不宜鼓琴。按雅调玄徽唯不宜于尘俗而淄流衲子。实崇尚乎清高品流，既卓风韵、更饶是以岫上人妙解曾见推于太白颖禅师琴亦雅慕于昌黎。从来乾、竺数振玄风，是宜收之。琴苑之中岂可麾之墙门之外。

4、优伶不许鼓琴。且古之有伶官，琴者非倡优伎女也。即汉唐典神乐之官，郊祀天地之乐，今太常寺是也。后代倡优窃其名为伶人诚为可咲（同：笑）。

5、非中土有乡、谭番语者，其语言音之不正，安能合圣人之正音，故不宜也。琴本中国贤人君子养性修身之乐，非蛮貘之邦所有也，故不宜。

6、百工技艺之人皆谓之俗夫。以俗夫之材而鼓圣人之琴是玷污雅器，故忌之。

而今，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公民平等，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人们对物质和精神文化繁荣，古琴艺术走出“明堂静室”成为各阶层人们喜闻乐见的艺术形式。学习古琴艺术的普通群众日益增多。

十、学习、演奏古琴的条件和规则：

五不弹：

不坐不弹：操琴是心意的抒发，自然要求平稳，要求气定神闲，不可有浮躁之气。

不衣冠不弹：操琴是心灵艺术。既为心灵之体现，则须郑重自然，清净洒脱。

对俗子不弹：市井粗俗之人，不解雅趣，不识风情，难体琴道之妙，不为知音。

市廛chán不弹：尘世喧闹，嘈杂不静，俗气又重，此与琴文化的情趣相违。

疾风暴雨不弹：疾风声枯，暴雨音拙，故不可弹琴。更因为疾风暴雨之中，人往往不能心平气和，有伤于琴心的抒发。

十疵：

坐席不正、衣冠不雅、容貌不庄、视听不专、精神懒惰、头足摇动、声音不和、叚落不明、指法紊乱、急缓无节。

十忌：

太淡而拙、多取而杂、太淡而拙、多取而杂、其轻如摸、其重如攫、其拘如怯、其逸若蹶；用力而艰、纵指而阑、其缓若昏、其急若奔。五功：指法合宜、敲击不杂、吟操不露、起伏有序、作用有声。

五能：

坐欲安、视欲专、意欲闲、神欲解指欲坚

十二欲：

神欲思闲、意欲思定、容欲思恭、心欲思静、听欲思聪、视欲思明、调欲养性，曲欲适情、弹欲断弦、按欲入木、急欲思缓、缓欲思促。

七要：

学琴者欲得风韵潇洒，无尘俗气，而与雅乐称。

蓄琴欲其九德具备，无收庸材。

下指沉静，而不得暴躁。

曲调雅正，不挟淫哇。

不为俗奏，以玷古人之高风。

声无映夺，欲得纯正。

听欲静虑，不逐声色。

综上，是鼓琴应守的规矩。鼓琴是黄门士、隐士、儒士、羽士、德士可演凑的圣人之乐，是修身养性的守志的象征，“心中无德---腹内无墨”是不适合鼓琴的。

十一、名琴

奔雷”琴

南宋，通长126.6厘米，隐间117.2厘米，额宽18.5厘米，肩宽20厘米，尾宽15.6厘米，厚5.2厘米。

　　“奔雷”琴，仲尼式，桐木斫，通体黑漆，紫漆修补。鹿角灰胎薄而坚，小蛇腹间牛毛断。长方池沼，蚌徽，牛角足，象牙轸，紫檀岳尾。亦是耸肩之琴，唯项逐渐坡下，是以耸而不觉其狭。亦非常例，尤怪者无凤舌。琴为天津琴家宋镜涵旧藏。

　　琴背铭刻。龙池上方刻古篆琴名“奔雷”，池旁宋镜涵题诗二首：“南北东西几度游，名琴能遇不能求。奔雷无意欣相遇，宿愿多年始得酬。”“久经风鹤不堪嗟，一抚奔雷兴倍赊。三十年来成伴侣，怡情养性不离他。”池下刻朱宝成跋一则并小印二。朱宝成跋：“周密《视听抄》列举北方名琴十七床，内一则云‘奔雷樊泽民琴，当第一。’老友宋君镜涵三十年前得之，时时抚弄未尝相离，今年八十岁，为琴赋二诗，余喜而镌之，以志雪爪云尔。天峰居士朱宝成。”小印镌“朱”、“宝成”三字。跋文右侧刻“夏历岁次己亥正月十五日”，左侧刻“公元一九五九年时年六十有四”。1983年入藏故宫博物院。

龙门风雨”琴

明初，伏羲式，通长120.8厘米，额宽21厘米，尾宽14.3厘米。清宫旧藏。

琴为桐木斫成，黑漆上罩朱漆，瓦灰胎，发牛毛断纹。蚌徽，黄杨岳尾，紫檀轸，青玉足。龙池圆形，凤沼长圆形。

琴底龙池上方刻草书“龙门风雨”琴名，池下方有“包含”大印一方。有腹款，可惜漶漫不清。圆池周围依稀有“大宋”字样，纳音左右几字可辨，为右书“时……重修”、左书“时万历……又重修”。

原琴损坏极严重，20世纪40年代后期，管平湖先生修好“大圣遗音”琴后又修此琴，使其复成为相当完整的乐器。

十二、和古琴有关的历史故事：

夏圭一派的无名画家以“临流抚琴”为题材，是源于战国时代楚国的伯牙、子期“知音之交”的传说故事，图中临流抚琴者俞伯牙，而在不远处听琴者就是观画者“钟子期”。这样巧妙的构思将观画者引入画境，静静欣赏仿佛听到悠远的琴声。

最早记录《俞伯牙摔琴谢知音》的历史文献是战国时期古籍《列子.汤问》：伯牙善鼓琴，钟子期善听．伯牙鼓琴，志在登高山．钟子期曰：“善哉！峨峨兮若泰山！”志在流水．钟子期曰：“善哉！洋洋兮若江河！”伯牙所念，钟子期必得之．伯牙游于泰山之阴，卒逢暴雨，止于岩下；心悲，乃援琴而鼓之．初为霖雨之操，更造崩山之音．曲每奏，钟子期辄穷其趣．伯牙乃舍琴而叹曰：“善哉，善哉，子之听夫！志想象犹吾心也．吾于何逃声哉？”

《吕氏春秋.本味篇》记载伯牙绝弦的原因:伯牙鼓琴，钟子期听之，方鼓琴而志在泰山，钟子期曰:"善哉乎鼓琴!巍巍兮若泰山"。少时而志在流水。钟子期曰:"善哉鼓琴，洋洋兮若流水"子期死，伯牙摔琴绝弦，终身不复鼓琴，以为世无足复为鼓琴者。

北宋《册府元龟》一书将“伯牙、子期”整理记录为一个事例。明代小说家冯梦龙改编为《警世通言》第一章《俞伯牙摔琴谢知音》，成为更广泛的学作品，流传于民间。

《临流观瀑图》、《坐看云起》是“南宋四家”夏圭作品。图中一文士独坐或有小厮侍立，构图形式于《临流观瀑图》接近，而文士不再“抚琴”，颓然孤坐仿佛若有所思，大概是怀念已逝的知音。

总之

南宋传夏圭一脉无名氏的《临流抚琴图》是古代儒士、隐士抚琴的场景。作者谙熟抚琴具备的环境条件，基本姿势和规矩，表现的形象生动传神。

粗笔的画法写意为主，一笔就画出的古琴的意像，言简意赅。整幅作品笔墨意趣、相得益彰，是南宋院体山水画扇面小品的佳作。

古琴是中国新石器时代的伏羲、神农时期发明的乐器，是与西域传入的“龟兹乐”为主的宫廷、民间世俗系列音乐截然不同的。《论语.泰伯》子曰：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以诗歌来感发意志，促使个体向善求仁的自觉，以礼实现人的自立，最后在音乐的教育熏陶下实现最高人格的养成。在宋学文化的影响下，古琴艺术得到文人士大夫阶层的重视和喜爱，从而促进了以声学共振研究的科学方面的发展，在绘画上出现了《临流抚琴图》、《听琴图》等等佳作流传至今。

古琴音乐代表了从三皇五帝时代一脉流传至今的中华音乐的正统----被誉为：天地之正声。著名的古曲《流水》代表亚洲和中华民族与宇宙无极的对话于1977年被录制成镀金唱片保存在宇航船中永远在太空回响。

参考摘录了相关的声乐学文章和古籍，特此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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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angzhouzi · 5 years a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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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学术腐败的新动向

——西雅图华盛顿大学演讲实录

.方舟子.

时间：2019年12月7日

地点：华盛顿大学（西雅图）东亚图书馆

主持人：不好意思啊，我们这个地方太小了，没想到这个，应该想得到的，还是我们的失误，地方太小了。我们就抓紧开始好吧？

我叫沈志佳，我是东亚图书馆馆长。我们非常荣幸，今天请到了方舟子先生来给我们演讲。方先生的经历，我想我也不用浪费时间在这儿说了，大家恐怕都已经耳熟能详了，都知道、很熟悉方先生的情形；另外，我们的海报上也有登。

方先生这些年做了很多工作，有很多有趣的故事来跟大家分享。今天他来讲《中国学术腐败的新动向》。我们现在就欢迎方先生来给我们演讲。

方舟子：这让我感到好像在中国大学的演讲，在一个教室里面，大家全挤在一块，让我感到很温馨。我声音可能比较小，因为今天没有麦克风，所以我尽量把声音放大一点。

先讲一下我个人的一些经历，再讲一讲我们中国现在面临的学术腐败的一些问题。

我是在2000年的时候开始揭露国内的学术造假的，离现在已经快20年了，是2000年的4、5月份开始的。为什么忽然会想起来要揭露国内的学术造假呢？那时我在圣地亚哥（我现在也在圣地亚哥），还没有回北京。老留学生都知道，那时候想要接触到国内的信息只能通过看人民日报海外版，是吧？当然上��没什么东西可看。但2000年的时候就开始发生了变化，中国互联网开始兴起，报纸都上网了。这样，即使我在美国也能够通过互联网及时了解到国内的信息。我比较关心中国科学发展怎么样，特别是生物学发展怎么样，我是搞生物学出身的嘛。结果一看，网络上面的信息好多都是骗人的东西。一般的人可能根本不知道，但如果是搞这一行的，一看就知道他们都是在吹牛，都是在骗人。或者是卖保健品，或者是卖某一种生物技术、高科技产品。我看这种东西在中国的媒体上就那么宣传，没有人出来说那些东西是假的；反而有搞生物的我以前的那些同行，替他们站台，替他们做广告。我当时看了就很生气。

大家都知道，我办了一个网站叫新语丝，早在1994年就开始了。那时是一个文学类网站，专供留学生投稿、发表文学作品的网站。1999年开始有点关于中国的情况，登一些跟中国现实相关的，比如关于法轮功的问题。我就利用这个平台，开始揭露中国的学术造假，就从我生物学的本行开始揭露起，一下子就引起了关注，因为中国以前没有人揭露这些。大家都知道学术很腐败，但最多就是私下骂一骂，没有人敢公开出来说；现在突然发现网上有这么一个平台，就有很多人给我投稿，所以我那里就变成了一个举报中心。那个时候每天都收到巨量的举报，几十条、上百条的举报，我不可能都给登出来。有很多是属于没法核实的，所以我只能选一选，挑出来登出去。

我们那个平台在1999年就已经被国内屏蔽过一次，后来我搞了一个镜像点，几年以后又被屏蔽了。我们镜像点寿命平均大概是一年，差不多过了一年以后，当我们揭露到某一个大人物，这个人就找到了公安哪，网信办哪，然后就把我们给屏蔽了。寿命平均是一年，到现在我们已经换了很多的镜像点，有20个左右。

我开始揭露造假的时候人主要还是在美国加州。因为能够通过网络接到各种各样的信息，包括举报什么的，再通过网络发出去，所以人在哪儿无所谓，而且在美国这边还比较安全。很多人说，你敢揭露，我们不敢，因为你在美国。也有很多人在美国，但也不敢揭露造假，所以我觉得这个其实不是关键的问题，但那毕竟是一个因素。

我1998年第一次回国，后来基本上每年都回去，跟国内的媒体、国内的学术界打交道也比较多了，交流也比较多了。我在国内认识了我的太太，结婚了，后来又有了小孩了。这时候就想，老是这么两地分居两头跑的话也没法长久的，所以我在08、09年就决定还是完全回国去比较好。一方面我小孩是北京出生的，我想让她在中国至少上完小��、上到初中，掌握了中文，不然到美国来，中文肯定就会慢慢忘记，就放弃了。所以那时的想法是回国一段时间，而且那个时候刚好是中国环境相对比较宽松、比较自由，至少允许我在那边说话了。那时候到国内的大学去做演讲没问题，不会有人把我拦下；也可以在媒体上发表文章，揭露也有一些会跟踪报道。至少，我觉得在中国还是可以做我想要做的事情，不会有什么障碍的。所以09年我就完全搬过去了。但是我留了一条后路，没有放弃美国的身份（我一直拿绿卡，没有换成美国国籍），跟移民局申请了旅行证，可以到国外两年，然后每两年续一次。

当时美国这边的东西都处理了，最麻烦的是那些书。中文的书籍都放网上托一个开书店的朋友把它们卖掉，后来被新泽西一个人全部给包走了。英文��书舍不得，觉得到了中国要看英文书比较麻烦，所以当时把英文书打包装了30多箱海运回去。海运过去还被海关拦住不放，必须以回国人才的名义才能把它放出来，而在国内我又没有接收单位。所以当时把这些书弄出来，还真是费了很大的劲。

2010年发生了一件很大的事情，就是我遭到袭击，这是我没有预料到的。因为以前在国内的风险，我能知道的是被人起诉，还有就是有些人整天在网上骂我，骂了都有20年了。这种都无所谓，但是遭受到人身袭击就成大问题了。

2010年8月的时候，就因为我揭露了武汉协和医院的一个医生，他也是华中科技大学的教授，叫肖传国。他发明了一个给小孩做的手术，是骗人的，这个手术不仅不会把小孩的尿失禁治好，反而腿会瘸了，这些我们都去调查过。我揭露了这件事以后，他老羞成怒，花了10万块钱雇凶谋害。先去袭击了记者方玄昌，因为我当时要揭露是通过他找的媒体登出来的。当时肖传国下的命令是袭击我和方玄昌，而我那时在北京深居简出，很少出门，要打我很难，要打方玄昌就比较容易，他要上下班。他就在晚上下班途中被袭击了。晚上10点多，他从公共汽车下来后，两个凶手拿钢管打他的头，打成很大一个伤口，血流了很多。但方玄昌人很壮，而且他是练武的，拿过全国高校太极拳冠军，就跟他们搏斗。即使这样也没把他打倒。后来是一个出租车司机见义勇为，刚好路过看到了停车，他一上车人马上就晕倒在出租车后座。刚好距离500米的地方有个海军医院，拉过去把他抢救过来了。

肖传国知道方玄昌被打成那个��子竟然还跑掉了，他给这两个凶手下了命令，说石景山那个人不能让他跑掉（我住在石景山），要打得更狠一点！怎么才能不让我跑掉？他们想到一招：先用辣椒水把我喷倒，就跑不掉了对吧？然后再来打。所以他们两个人当时想好的计划就是，一个先拿辣椒水喷我，后面一个拿钢管打我的头。当时我在我家附近茶楼接受完辽宁卫视的一个记者采访，走出来，把记者送到出租车走了，然后我就走路回家，到我家几分钟的路。才走了几步路，就看到一个人跳出来朝我脸上喷东西。我当时觉得特别难受，但是人没被麻倒。我反应非常快，马上就横穿马路，跑到马路那边去。当时是夏天，8月底的5点天还亮着。横穿马路的时候，我怕被车撞到，还左右看，就看到后面一个人拿着铁锤要砸我的头，就只差那么一点点没砸到。我跑到马路对面后跑得特别快，他追不上我，就把铁锤扔出去，我就感到腰疼了一下，然后听到咣当一声。我还回头看了一下，看到锤子落地，那个人跑上去捡锤子。我没停就继续跑，一下子就跑到我们小区里头，就报警了。后来这些凶手被抓住以后，我看了供词，觉得整个经过特别凶险。因为当时肖传国告诉他们说，不能让这个人跑掉，所以想到买辣椒水。但他们买的辣椒水是过期的，是三年前的。（听众插话：假货也救了你一命！）他们本来的安排是，前面一个叫许立春喷我，后面一个叫龙光兴用铁管砸我。结果喷我第一下的时候，他人比较矮，我比较高，大部分都喷到我脖子上。辣椒水是过期的，而且没怎么喷到，我就跑掉了。他又喷了一下，结果把龙光兴给喷到了。拿钢管砸我的被喷了，就愣在那里；许立春一手拿铁锤一手拿喷的东西来追我，就差那么一点点。如果是拿钢管来追我，我肯定被砸到了。所以这是非常侥幸的，就跟电影里的一模一样。

我当时看那些供词都害怕，他们跟踪我就跟踪了好几个月。我当时住在新华社的大院子里头，他们就一直在我家宿舍楼门口盯着，连邻居老太太都认识他们了，就觉得这两个人好奇怪，为什么老坐在这，后来是被抓后上了电视才认出来。我偶尔会抱女儿出去买东西，看他们的供词中还有一次跟踪我，一直跟踪到超市，一直想要不要下手。如果当时对我下手了，我女儿也肯定跑不了，我还抱着的。这人想到肖传国并没有下命令小孩也要干掉，所以他就一直犹豫，一直跟着我。我看至少这凶手还有一点良心，还能够想到把我打倒，小孩会跑不了，所以不敢下手。你想，他要没点良心的话，我两个人都完了。

从那个时候起，我就觉得国内还是没法待了。而且��后把这些人全都抓住，包括幕后指使肖传国，他被判得最重，也就判了5个半月就放出来了；放出来后，肖传国还继续在网上对我进行威胁，混淆是非，变成了他受迫害。他出来以后又去（现在还在）深圳办医院，叫肖传国医院，他觉得自己变成一个品牌了。我挨了一下打，凶手抓住了，最后五个半月出来啥事都没有，继续威胁我——中国现在这种情况，我觉得没法呆。所以那时候就想，还是再回美国比较好。但这面临一个问题，我老婆是新华社的记者，如果到美国来了，肯定工作会丢掉。所以又拖了一段时间。

2014年有两件事促使我赶快得跑。第一件事是，我在广州图书大厦签名售书。自从遇袭以后，我基本上失去了人身自由了，出去都必须有人陪着。他们搞了一个安保资金，雇了保镖，出门都必须有专车接送，没法坐公共交通。失去了基本的人身自由，这对我来说是很难受的一件事。2014年的图书签售，我一直没想做，他们总是劝说，你去做一次吧，我们肯定会保护得非常严密的，当时也有好几十名网友说要去当义务保安来保护我。但是到了广州图书大厦一看，那环境根本没法搞保护。去过广州图书大厦的都知道，它中间是一个院子，一个天庭，他们把图书签售放在一楼天庭正中央。在正中央边上就是几层楼，所以我一坐在那里签售就变成了一个目标，谁在楼上扔东西都可以砸我。刚开始没多久，就有人从四楼拿一瓶水往下砸。幸好砸偏了一点，蹭着我头皮，头皮出血了，人基本上没事。你想，要是被砸到后脑勺，人肯定就晕倒过去了。那天人非常多，好几百人来参加签售，在大庭广众之下，他就这么公开往下扔东西。都被拍下来了，视频也有，还有高清的照片，那个人的长相全都有；但是报警，公安根本就不管，因为没有造成大的伤害，就只是擦破了皮。所以在中国你没被打死、打成重伤，根本就不管你。这一点不像2010年那次，我虽然受了一点轻伤，但是大家还群情激昂的，还专门成立了一个专案小组来过问我这个案子，弄了两个中队的警力来破这个案子。后来就不行了，再过几年大家都觉得无所谓了，所以我的人身安全保障也出问题了。

2014年还出了一件事，我揭露了一个叫周小平的网络作家。他写了一篇文章，叫什么《梦断美利坚》，把美国说得有多糟，但是那些东西是编出来的。所以我写了一篇反击他的文章《梦游美利坚》，说里面的那些信息都是假的。但这个人是被当时网信办的主任鲁炜作为网络作家代表推出来，去参加中央搞的文艺座谈会的，他是作为网络作家的两个代表之一去参加的。我揭露他说，这个人不学无术，是胡编乱造的，一下子就把鲁炜得罪了。所以我这篇文章发表的当天，鲁炜就下令启动网络一级监控——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启动网络一级监控。当然现在不算什么了，但在2014年来说是比较新鲜的事——要求当天必须把我所有东西全部都封杀掉，把我所有的自媒体账号，我的微博、微信公众号当天就全部都封了；包括百度的（我本来有个百度百家的账号）也全部都没有了。

这样一来，不只是把我所有的平台全部都封掉了，我的人身可能还有危险。这件事情出来后，我马上就带领全家到美国来了。10月初发生的事，我10月底就到美国了，全家搬过来了。我下定决心还是赶快过来的好，因为呆在国内已经没意思了，被封杀了，留在中国就没啥用了。我只能到国外的平台，到Twitter，后来就以推特作为主要的一个平台了。在中国上推特还必须要翻墙，麻烦死了，我还不如到美国来，对吧？不用翻墙直接就上了。就因为这件事我就到美国来了。然后过了两年左右，鲁炜下台被抓起来了，我的平台又恢复了一段时间。2016年开始恢复，微信公众号恢复了，但是到今年又不行了，大概持续了两年多一点。今年7月份的时候，突然我所有的国内的自媒体平台全部都被封杀了。我那些平台基本上只是发表科普的东西，也不允许我做科普了，都被封杀掉了。封杀的原因，当时大家都猜测说是因为我当时质疑了一下华为。美国禁华为的时候，他们说我们有备胎不怕；我就问了一句：如果说备胎好用，干嘛不早一点拿出来，到现在才拿出来？这句话是我在推特上说的，结果被一个科技日报的记者拿去问任正非，任正非当时搞了个记者招待会，搞得他下不来台，所以就很恼火。这是大家的猜测，但是同时又封杀了一大批自媒体账号，所以路透社来采访我的时候，我还不觉得是因为这个事被封杀。我还说，应该是现在不允许有影响力的自媒体存在，只要有一点影响力的自媒体会被封杀了。我觉得光是因为我在推特上质疑了一下华为，就把我的国内自媒体全部都封杀掉（那些自媒体又没有谈华为的事），这也太荒唐了，所以我觉得不是这个原因，应该是不允许有影响力的自媒体存在。但后来我通过各种渠道打听了一下，还真是华为的原因。他们容忍不了我，老羞成怒，就是要报复，把我所有的自媒体全部都封杀了。而且，不只是封杀我的自媒体，敢发表我文章的自媒体他们也封杀。方玄昌他们搞的科学猫头鹰也有个微信公众号，就因为那段时间发了我的好几篇文章，都是跟健康有关的科普文章，一点敏感的东西都没有，全部都是关于健康方面的，也被封杀了。

另外，现在跟以前不一样，如果我回去的话，可能人身安全都有问题了。据我所知，国内已经开始大肆抓人，比如说华为的“251事件”，我回去可能就不止是“251”了。一旦被关起来的话，好几年都有可能了。所以从安全角度考虑来说，我以后还是会以美国为阵地的。至少在几年内，中国的情况不会有什么根本的变化，也可能会越来越糟。这已经不像我刚刚回国的时候，让人觉得国内还是比较宽松的，还不错的，跟美国的差距在缩短。现在，至少在意识形态控制方面的差距是越来越大。

我揭露这些造假，也是因为看不下去，没有人来揭露，我只好出来揭露。其实揭露造假并不是我的一个主业，我从来没有把这个当成主业或职业，本来就是业余的。我前面的十几年主要是做科普，出了20多本书，主要都是科普方面的。所以我的主业是做科普，揭露造假是业余在做。即使是业余在做，我也变成了众矢之的，有人说我可能是全中国最遭恨的人。这句话可能有点夸张，但毕竟造假很多，所以造假的人肯定就很恨我。特别是在学术界，还有新闻界，大帮人恨我，对我打击报复、起诉我。在国内有过十几起诉讼，他们还跑美国来起诉我。央视以前有一个记者叫王志安，找了15个人跑到圣地亚哥来起诉。说我在2014年诈骗他们的捐款，2013年在美国买房子，穿越回去了。这是一件很荒唐的诉讼，已经被法官毙掉了，他们还不服，现在又上诉到加州的上诉法院去了。他们知道这个案子肯定是不可能赢的，但背后有人给他们钱让他们来搞，就是为了耗我的律师费，大家知道在美国诉讼很贵的。这个都无所谓，都是我意料中的。忍受网上的一大堆谩骂、诉讼，这些我都是有心理准备的，但是涉及到人身安全的就需要考虑一下，包括涉及到我家人人身安全。所以在可预见的未来，我应该主要还是在美国这边。平台也是以美国这边为主的，即使再过几年国内自媒体允许发言了，我也只是把美国这边的搬过去而已，不会在那里再单独另发；因为说不定哪一天又把你全部都封杀掉，一下子在网上消失得无影无踪了，在美国这边不会，至少一直会留着。

现在在中国，我的科普平台基本上没有了，很少了，那么做科普的意义就不是很大了，因为受众范围就比较小了；而在美国这边做科普，其实意义也不是太大。而且，现在做科普还老被国内人抄袭，微信公众号就把我的文章整个抄了过去。去向腾讯投诉，他们还不受理，说没法证明那是我的东西，因为我的公众号已经没了，就等于我被封杀了以后我的东西可以随意拿去用了。所以我在推特上就干脆写一些他们不敢剽窃的东西，比如说政治方面的、人文方面的，接下来我可能会多写这些东西。科普我还会做，但是不会像以前只一门心思地专门做科普，干脆多写一点文史、文学、文化方面的东西。

讲完我个人这几年的经历，再进入今天的主题，说一下中国目前的学术界的腐败情况。刚才说了，我是从2000年的时候开始揭露中国学术造假的，现在已经过了快20年了。跟当时对比，中国学术界在学术造假、学术腐败这方面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呢？很重要的一个变化就是造假的手段越来越高级了。以前我每天收到大量的举报，如果没法核实、很难核实是不会登出去的。最容易核实的造假就是抄袭、剽窃，这是最容易核实的。把两篇论文一对照，就能够看出来他是抄的，有的论文甚至是从头抄到尾，连里面的插图他都复印了。2001年我们揭露过一个合肥工业大学的教授叫杨敬安，搞人工智能的，他就是这样的。他到国外��访问学者，把人家的论文复印一份，拿回去就发表，有好几篇都这样。这种是比较低级的、很容易认定的造假——文字的抄袭。文字的抄袭现在比较少了，为什么呢？主要的原因不是大家胆子小了，而是有种软件可以检测文字的抄袭。这种赤裸裸的抄袭、从头抄到尾的抄袭，是没法发出来的，只要软件扫描一下，马上就能够发现是抄的。所以，这种简单低级的造假方式不能说完全绝种了，但还是比以前少多了。十几二十年前大家是无所谓的，我抄袭了又怎么样？能把我怎么样？没人管，现在至少有像我们这样的网站在管这些事情。他们一方面是有点顾忌，另外一个，他文章发不出来了，所以现在的手段就变高明了。

比抄袭更难揭露的是数据的造假，但也有很容易揭露的，比如最近南开大学的校长曹雪涛就是数据造假，很容易证明是数据造假。因为两个不同的实验使用的实验结果图是一模一样的，复制一下，然后粘贴过去，所以就很容易证实这个数据不对。当然，他们常用的借口是放错图了��但是你仔细一看的话，他还不是放错图。因为他复制粘贴的时候做了一点改动，剪一下或者转一下，就想掩盖是复制粘贴的，但是仔细看还是能够看出来的。这就是明显的数据造假，这在中国是非常普遍的现象，特别是搞生物医学的。曹雪涛也是搞生物医学的，以前是第四军医大学的副校长，后来做了中国医学科学院院长和北京协和医学院校长，再后来到南开大学当校长。曹雪涛这件事之所以引起轰动，是因为他一下子被发现了64篇造假，创了一个纪录。他从2003年到今年发表的论文60多篇有这种造假。国外有一个网站专门揭露这种图片造假，就是他们揭露了这些造假，在网上把它捅出来的。如果上这个网站就会发现，里面中国人占多数，中国搞生物的、搞医学的经常这么干。我说这是PS实验技术、PS实验大法，不一定是中国人首创的，但是中国人干得最多的。像这种比较低级的造假的手段还是有，只不过跟文字的比，文字可以检测出来，图片就必须要仔细去看。

那么，为什么中国这种造假特别多呢？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中国现在的造假已经产业化了，特别是搞生物医学的，他们会把论文包给论文写作公司。论文写作公司公开打的旗号是帮你润色论文的文字表述。到国外发表论文需要用英语，有一些人英语不行，找这种论文写作公司来改一改英文什么的，这个是可以理解的，其实也是允许的。但是中国的论文写作公司不只是帮你做文字的描述修改，连数据也帮你写，甚至连论文都帮你投，一条龙的服务。收费也不一样，看服务到哪一种程度，帮你发表这个收费可能就最高了。要是连数据都要帮你做的话，论文写作公司没有实验室，不可能真正帮你做实验怎么办呢？那就到网上去找实验图，然后改一改。我甚至看到过他们写的公司内部的一个指南，指导员工怎么样去找图、找什么样的图不容易被发现、要怎么样修改才不被审稿人发现是抄来的。这是产业化，不只帮你写，还能帮你投。为了保证投稿能够发表，他们采取的是两种办法。一种办法是连审稿也伪造。大家可能奇怪：审稿怎么伪造？其实很简单，有一些杂志是允许投稿的时候推荐审稿人的，里边列一个推荐审稿人的名单；杂志就根据列的审稿人把论文寄过去。审稿人都是正儿八经的哪个学校或者哪一行业的，那是真的。然而，列的E-mail地址是假的，是根据他原来的E-mail地址，稍微改一改，看上去像是个真的。根据这个E-mail地址寄过去，就寄到了论文写作公司。不只是中国这么干，其他地方也有人这么干，但是中国做得最多。2017年有过一个统计，2012年到2016年这段时间总共查到了490多篇伪造审稿的论文，其中一半以上（270多篇）是中国大陆的，有80多篇是台湾的。

这个是伪造审稿，另外一个方法就是跟杂志、期刊勾结，这类期刊太多了。有一些期刊只要交钱，就给你发，而论文写作公司跟好多期刊是有合作关系的。中国现在对发表论文的期刊也有一个要求，科学方面必须是被SCI收录的，工程方面要被EI收录的。但即使是被SCI、EI收录的期刊，也有很多是垃圾期刊，纯粹就为了赚钱的，交了版面费就给你发了。做得最离谱的是印度的一家期刊，叫做《印度生物技术期刊》，这个期刊是被EI收录的。前面可能做得还不错，就收进去，然后就开始赚钱了，赚中国人的钱。2014年，搞EI的公司去调查了一下，发现2014年一年，《印度生物技术期刊》95%以上都是中国人发的；而且它叫生物技术杂志，里面的论文绝大部分跟生物技术一点关系都没有，相当一部分是文科的论文，甚至有关于中国文学的论文。论文写作公司投到那里，交一部分钱，然后就给你登了。这个搞EI检索的公司发现这种情况后就宣布，从2015年开始，把《印度生物技术期刊》从EI撤掉。2014年一宣布，这家杂志马上出了12期增刊，专门发表中国的论文，把它们积下来的一大堆论文哗啦啦在12期增刊里全部发表了，一期发表八十几甚至一百多篇，趁它没被撤下来，一下子全部都发掉，最后捞一笔。

从产业化一条链也可以看出来，现在中国的学术造假已经国际化，已经跟国外的造假勾结在一起了。现在一个新的特点就是国际化、全球化，不只是中国国内的事情。国际化还牵扯到美国的一些华裔教授、科学家跟国内的勾结在一起造假，最突出的就是脚踏两只船的。说是全职回国、放弃高薪聘请毅然回国，实际上没有真正回去，在美国这边还是当全职教授，在中国那边拿的是全职的待遇。然后用他的名义申请很多资金、录取学生，可能就利用放假回去那么一个月，拿待遇很高的全职工资，而且申请来的科研经费还可以分成（中国的科研经费是可以分成的）。我们很早就开始揭露这种脚踏两只船的，已经有十来年了。千人计划在美国最近引起了注意，很多人拿千人计划回国，都是要求全职回去，但实际上他都在美国这边。现在FBI在查这些事情，也抓了好几个了。抓的时候国内就有人很不平，说这是在打压我们华人科学家。这是不是打压得看他那些造假行为是不是真的，对吧？你不能说一抓华人科学家就觉得是在打压我们华人，他本身就在造假，隐瞒在中国拿全职的情况，在中国赚钱，更不要说把美国的东西拿到中国去了。暂不说涉及商业秘密或者搞间谍工作，光说两头拿钱，在这边还隐瞒，这本身就是犯法的事。

这种事我们是揭露过很多起的，我举个例子。大概在2012年，施一公还在清华大学当医学院的常务副院长（那时候还没升为清华大学的副校长，后来才到西湖大学当校长），他引进了一批人，很多都属于这种名义上在清华工作，实际上还是在美国当全职教授的。其中做得最离谱的是一个叫王小勤的教授，他是Johns Hopkins全职的教授，施一公从2010年开始就让他去当清华的全职的教授，而且当生物工程系的系主任。但这个人实际上在清华只是上一门6学时的课，每年就上6学时的课，一年待的可能一个月都不到，大部分时间还是在美国当全职教授。但他2012年写述职报告，就敢说从1月一直到12月，每个月都在清华工作。内部有人看见就不高兴了：你一年回国就那么几天，结果你说这12个月全部都在清华大学工作。你一个美国John Hopkins的全职教授，怎么可能在清华12个月当教授？就把他那张述职报告拍下来寄给我。文章登出来后，施一公就开始去查，究竟是谁把这些信息透露给方舟子的？他们不是反省，而是查，查了好几次，最后怀疑是一个姓刘的老师透露的。因为姓刘的老师敢公开顶撞施一公，所以大家都怀疑是这个人。饶毅当时在北京大学当生命科学学院的院长，打电话给我说，他们现在在抓内奸，怀疑姓刘的干的，这个姓刘的人可能在清华大学是没法待下去了。我就跟饶毅说，我是从来不泄漏究竟是谁给我透露这些信息的，不否认也不承认；但你们实在是做得太过分了，我可以明明白白地告诉你，不是这个姓刘的干的！

这种跨国的造假已经不是新鲜事，并不是最近这一两年，为了跟中国打贸易战才开始抓中国科学家的，不是那么一回事，已经很长时间了，只不过最近可能引起了美国对这方面的重视。这是国际化的一个趋势。

从刚才说的大家可以看出来，施一公、饶毅这些人都是从美国回去的，还真正是全职回国的。他们回去以后就掌握了大量的资源，手中掌握大量的经费，就变成了一个利益集团，一个很庞大的集团。现在的学术腐败，涉及的利益越来越大，涉及的人层次越来越高，已经跟以前不太一样了。以前我们揭露的也有一些院士、校长造假，但最主要的还是一些普通的教授。现在涉及的很多是高层次的，而且这些人的表现，在美国和在中国是不一样的。像施一公回国之前还在普林斯顿当教授的时候，曾经接受过《科学》杂志的采访，说反对中国搞这种几千万经费的生物大项目，他认为搞生物科学不应该花那么多钱。结果他一回国，拿了肯定不只是几千万，那都是上亿的经费。饶毅和施一公几年前曾经在《科学》上一起发表过一篇评论文章，专门抨击中国的科研资金的发放体制，说是官本位的，发放是由官员说了算。大肆地抨��，抨击完了以后，他们觉得自己名声很不错，敢骂中国的科研资金的发放体制。没过多久，施一公就给当时主管科教的政治局委员刘延东写了封信。她爸爸跟施一公的爷爷是同事，有这么一层世交的关系，所以施一公给她写信，找她要钱。马上就批了三个亿，建了一个清华北大生命科学研究中心。他们一方面在国外骂，中国都是靠长官的意志来批经费；结果一回国就马上去找级别最高的官员，要了三个亿建一个中心。他要这些钱干嘛？买电镜。施一公搞结构生物学完全就是靠电镜做出来的，然后就一篇篇地发表论文。这是涉及到这些中国的明星科学家。还有另外一个明星科学家潘建伟，搞量子纠缠的。他弄了好多钱，光是发射那颗墨子卫星就花了一个亿，就为了做一个实验。他申请经费的时候，可以吹嘘自己有多大的价值，有什么军事方面的应用价值，什么涉及到国家安全。这就涉及到很大的利益，揭露起来就很难。

以前揭露那些层次比较低的人的时候，这些大牌教授都是比较支持的。比如说我揭露的第一个在国内引起注意的造假，所谓“基因皇后”，陈晓宁。她是洛杉矶一个医院的技术员，带了一个基因库回到中国，把自己吹嘘成“基因皇后”。我揭露陈晓宁这个所谓“基因皇后”的时候，像饶毅这些国外华人教授都是支持的，因为他们看不起这个人，连个教授都不是，回国敢吹嘘自己是“基因皇后”，当然要揭露。当时还发表了支持我的公开信。但是等我揭露到他们圈子的人，那就不一样了。揭露陈晓宁是2000年的事，06 、07年，我揭露过魏于全，是个院士。好了，饶毅他们就联名发了一封信来反对我，说我在网上揭露这些人是在搞文革，是在贴大字报。这时候他们就要反对了，因为魏于全当时是四川大学的副校长，是中科院的院士，有权有势，他们跟他也有合作关系，所以就要维护他们的圈子。所以对他们来说，你的揭假不能涉及到我们圈子的人，你揭露那些小虾米可以，不要揭露到我们这些大人物。我再说施一公的事，饶毅就老是替施一公辩护，还写过一篇文章，说我跟施一公比只有小学生的水平，根本不可能去说施一公怎么样，没有资格来评价施一公的。他说施一公他们已经爬到了科学的顶峰，已经走到山上了，我还在山下呆着。所以我老是嘲笑他们，说他们是饶毅山上的朋友。人家已经上山了，我在山下，只是一个小学生，没有资格去揭露他们。

但是比较可笑的是，大家最近有没有注意到，饶毅给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写的一封信泄露出来了。因为国家自然基金委接到了对饶毅的揭发，说饶毅有几篇论文造假，也是那种图片PS、复制粘贴的情况，很容易查证的。饶毅最近离开了北大去首都医科大学当校长，所以国家自然基金委就给首都医科大发函，说我们现在要调查饶毅的事。饶毅一看就很恼火，给国家自然基金委写了一封信，说我那个问题方舟子已经调查过了，不是我的事。他说我是小学生，没资格来揭露他们造假，结果他现在倒是把我当作一个权威拿出来，还教训国家自然基金委：你们如果看不懂方舟子的分析的话，应该好好学习，天天向上。饶毅以前揭露过武汉大学的教授李红良造假（这个人没有进入他们圈子，如果进入他们圈子，就不会去揭露了），所以饶毅怀疑可能是这个人来打击报复，就顺便举报了三个人，第一个就是李红良。光举报李红良就太明显了，人家就知道这是饶毅要打击报复，所以就顺便另外举报了两个。一个是曾是同济校长的裴刚，也是个院士；另一个是上海药物所的，新发明的一种治疗阿尔兹海默症的药，那也是造假的。饶毅这封信本来只是想私下跟国家自然基金委吵个架，他也不想把这个事捅出去。但饶毅有一个习惯，他写东西自己不自信，觉得自己文笔不好，写的东西会发给一些人看，征求意见。他把这封信发给一些人看，被一个人捅出去了。这个人就是想看热闹，把它放到网上去了，这一下就变成了重大新闻，说饶毅实名举报三个人造假。其实他的主要目的不是为了举报。饶毅很恼火，记者要采访他，他都不接受。其实他举报那几个人中，第二个关于裴刚的造假实际上是不太成立的，所以记者来采访我的时候，我说那个举报其实理由不足。我还专门写了一篇文章说为什么饶毅举报裴刚的理由不足。我不是说裴刚一定很干净没有造假，也有可能造假的，但光看那个理由是不够的。所以我不知道裴刚会不会也把我的文章当作一个证据，说我没有造假，方舟子证明过。

这种造假就涉及到了圈子的问题，很大的一个利益圈子、利益集团，而且这些人现在的地位越来越高了，而且很会搞钱。施一公现在不是到西湖大学去当校长了吗？2017年他吹牛说，2018年我们西湖大学建成，2019年年底师资力量要超过洛克非勒大学。现在2019年年底已经到了，我不知道他超过洛克非勒大学的数据在哪里。还说五年之内西湖大学成为亚洲一流的大学，进入世界一流大学的前列。他是2017年说的，我们从2018年开始算，五年的目标再过两三年就到了。他还说十五年之后要与加州理工学院媲美，成为世界最好的大学。所以只要敢吹牛就能拿到钱，政府就一定给，到最后可能大家都忘了，除了我可能没几个人记得施一公曾经公开吹过这个牛了。但我都给他记着，每过一段时间我就把这事再抖出来，问问他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进程到底怎么样了。

目前的情况就是，你只要敢吹会吹也可以混得很好，而且可以爬得越来越高。这就面临一个问题，另外一个形式的发展：这些人的地位高了以后就会受到保护，就跟公权力紧密地结合在一起；所以你去举报这些人，说这些人吹牛，没用，人家就马上把给保护起来了。比如说饶毅，他地位也够高了，他们号称实名举报了三个人造假。裴刚就不说了，武汉大学马上就出来说李红良没有造假。关于上海药物所那个药，人家上海药物所第二天就说，我们查过了没有造假。因为涉及到很大的利益，不可能真正去查。所以，即使饶毅真正实名举报，以校长的身份举报，有什么用？我们以前就揭露过河北科技��学副教授韩春雨的造假，证据很确凿也没用。对他来说，几个亿的钱已经发下去了，照样建起了一个基因编辑中心。所以，这是涉及到公权力保护造假，不仅要保护造假，还要打击揭露造假的人。中国现在对整个网络的控制越来越紧，所以要抓这些揭露造假的也很容易了。以前我接到的举报，如果举报者不愿意实名，都是匿名给登出去的；我知道他们是谁，只要我不透露，大家一般来说不知道是谁。所以，施一公就只能乱猜是姓刘的人干的，他只能乱猜，因为没法知道究竟是谁举报。现在不一样了，如果再发生这种事，施一公只要去公安局报案，公安局一看，哇，这是著名科学家来报案了，马上就能够查出究竟是谁向我举报的，然后就可以把那个人抓起来了。

最近发生了一件事，今年选中科院院士和工程院院士的时候，我接到了一个举报。中国地质大学（武汉）校长王焰新是院士的候选人，有人跟我举报说，王焰新的很多论文是重复发表。而且不仅是重复发表（如果只是重复发表相对来说还不是很严重），他重复发表的时候把作者名字都给改了，这就涉及到造假了。作者名字不一样，很容易核实的，对吧？把两篇论文调出来看，论文一模一样，但作者名字不一样，所以我就给他登出来了。然后王焰新就去找公安，公安一查就查出来了，是个叫胡斌的人给我投的稿。虽然我没有说究竟是谁，但是他马上就查出来了，就把这个人给抓了，是刑事拘留，还不是行政拘留。（目前中国警察喜欢搞行政拘留，你随便在网上说一句话，就可以把你抓了。前几天唐山地震，有个人在网上说了一句“怎么不多死几个”，马上就把他给抓了）行政拘留几天不需要检察院批准，不需要法院批准。胡斌被刑事拘留就是准备判刑的，可以通过检察院批准逮捕，最后由法院判决。这是我见到的第一起因为揭露造假而被刑事拘留的事件。就因为造假的人是校长，看到举报对他的院士评选可能会造成威胁，就把举报人给抓了。后面会怎么样，现在不清楚。为这件事我还专门写了一篇文章，结果也没啥用，王焰新还是当上院士了，还是选上了。因为他是校长，手上有很多的资源，可以以各种方式去收买院士。

中国现在评选院士跟十几二十年前也不一样了，现在院士的贿选几乎是半公开的。我们一开始提到的南开大学的校长曹雪涛，贿选是他首创的，01年他就知道怎么收买院士。那时候敢拿钱去收买院士还是个大新闻，所以有人就举报了，最后导致曹雪涛没当上中科院院士。但是后来又过了两届，过了4年，他发现自己当不了中科院院士，因为有案底了，所以就去选工程院的院士，被选上了。现在这种为了选院士去收买院士的事情已经不是什么秘密了，而是很常见的，特别是校长或院长，干这种事更方便。这完全是一种跟公权力结合的学术腐败，这种结合已经不是什么秘密，是一种公开的政治腐败。

大家总在说，为什么中国的学术腐败会那么严重？其实造假各个国家都有，包括美国也有，但为什么中国这么猖獗？而且十几二十年来，虽然低级的造假少了，但是高级的造假多了；低层次的造假很少了，高层次人士的造假反而多了。为什么会造成这种情况？我觉得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中国这种官僚专制的体制。我并不是不谈体制的问题，因为老是有人说我不敢说体制的问题，老是抓个案；其实我也在说，只不过说了也没啥用而已。如果反思，有的人就是利用这种专制的体制：我不需要向公众负责，我这个钱是找当官的人要来的，所以我��官员负责就可以了。比如说我从科技部搞了一个项目，到最后结题的时候，只要那些司长看了满意就可以了，不需要向公众交代我做了什么样的工作。中国的公众、中国的纳税人在这方面是没有权利的，我只要跟官员搞好关系就行了。所以为什么他们跟公权力能够结合得很紧，是因为官员们也能够从中拿到好处，这是互相保护、互相勾结的。最重要的一个问题就是公权力的问题，就是专制的问题，所以你没法实行真正的监督。

中国比十几二十年前好一点的是，现在搞了一套规章制度，也制定了一些关于科学道德的条例、处理学术不端行为的条例。十几二十年前没有，现在有了，被我们触动了一下，科技部也搞了一个科学道德办公室。问题是你见过这些办公室做过什么事情吗？揭过什么造假了吗？没有。也没有人真正被处理过。国家自然基金委会处理过一些资金申请报告的造假，如果只是一个普通教师，可能就会禁止你几年不能申请；但如果涉及到院士的造假，大牌科学家造假，他就不敢处理了，包括韩春雨也不敢处理。韩春雨当时吹嘘自己发现新的基因编辑的时候，国家自然基金委的主任杨卫还特批了100万元给他，后来那笔经费就没有拿回来，就这么算了。所以，想通过这种体制内的制度来监督是很难的，因为它本身就是整个官僚体系、专制体系的一部分。他们不维护造假就已经不错了，你还想让他们来揭露造假，这是很难的。

想通过民间来监督，又面临着一个很大的问题：中国目前是没有言论自由、没有学术自由的，所以，我的网站如果是办在国内的话，早就被关掉了；因为办在美国，他只能把我屏蔽掉。我的那些微信号、微博账号什么的他可以关的，就把它关掉，这是没有言论自由的。我们最近这几年接到的举报比较少，一个原因是因为自媒体兴起，有些人想到可以把这些举报直接发到微信、微博上。的确有一些人是这么干的。前几年环境比较宽松的时候还可以，现在你敢这么干，人家会以寻衅滋事把你抓起来。没有言论的自由、新闻的自由，媒体也不太愿意去跟踪报道这些事情，很得罪人，这是一方面。另外大家想一想，在中国专制的体制内，这种缺乏言论自由的现象不是现在才有的，都已经几十年了，一直是这样的，为什么只有最近的十几二十年造假这么严重？我觉得这还跟另外一个方面的原因有关，就是中国经济发展以后有钱了，经济利益大了。以前造假没啥用，大家都穷。以前中国也有学术造假，最多只为给自己弄点名声，想当官或者是当明星科学家，上上媒体，但是经济利益不大。现在经济利益大了，中国在科技方面的投资多，诱惑就大了。

这几方面的利益结合起来，中国的造假就特别严重。这种状况要改变是非常难的，要想中国的学术造假在几年之内能有改观，我是不指望的。因为一涉及到体制的问题，一涉及到经济的问题，社会方方面面的问题，就不是短期内能够改观的；也不是靠个别人的力量，甚至不是靠科学界的力量就能够改的，这是需要社会各界的人一起来共同努力的。不努力的话，那就永远没希望，所以虽然希望很渺茫，但是我还是希望大家能够尽自己的一分的力量，改变一点是一点，不然的话永远不行。你不愿意做，至少要洁身自好，不要同流合污，对吧？不要给我增加工作量。

我今天就讲到这，接下来看大家有什么问题。

问：两个问题：你怎么来定义学术腐败？学术造假抓住证据就是道理，不一定学术腐败。第二，千人计划这些人回中国拿大钱，但是待的时间短，你认为这是学术腐败，还是学术造假？

答：以前一直就有这种争论，当时我要揭露的是学术腐败，但官方就说不要用学术腐败这种说法，要说学术不端行为，说这是世界各国都有的。为什么我坚持用学术腐败这种说法呢？因为中国的造假已经非常严重，已经泛滥开去了，如果轻描淡写地说学术不端行为，就会让人觉得好像不那么严重，这是一个。另外一个，腐败关键的特点是跟权力的结合。中国的学术造假是有特点的，就是跟公权力结合，而跟公权力结合就是一种腐败。所以我坚持认为这就是一种腐败。

拿了千人计划不回国也是一种腐败，因为千人计划本身就是国家的一个项目，他们之所以能够拿了这个项目、拿了全职待遇不回国，就是因为得到了公权力的允许。这个公权力有可能是学校或者科技部的人，允许他们拿了钱不回国，就是一种公权力的腐败。所以我认为这也是一种腐败行为。而且现在千人计划名声臭掉了，美国这边就按千人计划那个表来找人。科技部本来有个千人计划的网站，现在把千人计划那个表拿掉，你到网上查也没了，找不到那里面有谁了。这是第一个。第二个，现在给千人计划都是秘密给的，都不公开了，这是不是腐败？这显然就是腐败，对吧？这已经变成一种政府的行为了。

问：如果这些学术腐败现象、这些体制得不到改进，那么10年、20年以后，中国的学术研究能不能真正地茁壮成长，能不能有真正原创的科学的突破，能不能产生自己真正的诺贝尔奖？尽管带着病在生长，有没有可能自身生长出免疫能力消灭这些腐败；或者尽管不能消灭腐败，但是带着腐败始终能够有那么多清洁的、原创的科学家，能做出真正突破的工作？

答：学术腐败会对中国科技的发展起到很大的阻碍作用，但是它没法完全让中国的科技就止步不前，只不过投入的成本可能过高了。现在跟十几二十年前比，中国的确科技进步很大，我们不否认这一点。进步很大的原因，一个是钱多了，科研经费投入以后，当然就能做出一些好的、大型的、原创的项目。另外一个就是人才也多了。虽然我一直在说很多人是假的，但这里面还是有真正回去的，愿意脚踏实地做出一些研究的还是有的，包括中国本土培养的一些也还不错的，我们不能完全否认。

所以，虽然说腐败很严重，但是进步也很大，这两个是不冲突的。只不过，如果腐败没这么严重，肯定进步更大。至于说再过十几二十年是不是会有更大的进步，我有信心，只要保持这种势头还是很有可能的。

问：您会不会有一天揭露官员的学历造假？包括习近平。全世界都在看我们国家领导人的博士学位的问题，也看不到。

答：习近平博士论文的问题，帮他写的那个人还把论文的一部分放进了自己的书，所以一对就知道是怎么样来的。（追问：但是没有公开是吧？）这网上都有。（追问：这件事情没有公开吧？）公开了，你到网上去查都有。但是我自己更关心的是学术界的问题。政界的问题、政治的腐败，这已经无可救药，我觉得没必要花太多的精力在那上面，又没用。我之所以要揭露中国的学术腐败，因为我对中国的科学还是抱有希望的。对中国的政治我不抱希望，没必要浪费精力。这是一个问题。另外一个问题，我们揭露的学术造假其实也涉及到官员，有的甚至涉及到副国级的。比如说陈竺，我揭露过很长时间了，十几年了，他现在是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我们也揭露了一些部长。中国本来是一个官僚体制，即使校长、院士其实本质上都是官员。校长有副部级的、司局级的，院士是副部级的，什么级别都是非常清楚的，所以实际上也是一些官员，不能老说我不揭露官员，也揭露的。如果不是学术界的，完全就是一个官僚，揭露起来没太大的意思，这个大家都知道。

问：请您评价一下崔永元这个人，以后能不能和解。

答：崔永元这个人以前比较复杂一点，因为他以前搞实话实说的时候，也曾经请我去做过节目，也是揭露造假的节目，揭露当时满大街都是的纳米技术。当时我还跟中科院化学所研究员叫江雷的，在那个节目上辩论纳米真假，他辩不过我，回去马上就去告状。后来这个节目没播出。所以至少崔永元在那个时候起到正面的作用。但是后来他从央视出来以后，为了谋生路还是什么原因我不知道，就看准了关于食品安全的问题；然后为了推销自己的有机食品，为了推销自己品牌的产品，开始去妖魔化转基因的食品，这就涉及到也是造假的问题了。我揭露批评他实际上也涉及到一些造假，因为他拿的那些数据很多都是假的，包括什么在转基因食物里头发现不明病原体，这种一查就能够知道是假的。这方面我觉得没有什么可以和解的。至于他后来去揭露最高法院，跟我就没什么关系了。他后来完全把自己变成一个商人，就开始卖他那个东西。我也是在继续揭露，因为卖的东西纯粹也是骗人的，就为了卖高价，然后造假。

问：您刚才提到言论自由的问题，我觉得中国的人口比较多，社交媒体现在很发达，也挺复杂的。我想请问，在中国社会，您认为自由到什么范围是比较理想的状态？

答：现在整个中国之所以监控言论，包括对自媒体控得那么严，就是怕乱，对吧？说是怕进入一种无序。其实如果真正言论放开，各种言论都允许出来，慢慢地就会形成一种有序的状态。中国目前的状况是造假的东西通行无阻，你要去揭露造假，马上把你给封掉，这才比较可怕。如果造假的东西出来了，揭露造假也可以发出来；造谣的发声，辟谣的也发声，大家互相去竞争，慢慢的也就会形成比较有序的状态。但中国现在是反过来的，被封杀掉的不是造谣的、造假的，不是；而是做科普的、揭露造假的，倒被封杀掉。做虚假宣传也是没人管的，但你如果敢去揭露这些虚假宣传，就发不出来了。

问：我看你在推特上对“华为251”这件事情也比较关注，请问：同样作为一个比较流氓的企业，华为与鸿茅药酒有什么不同？因为华为打芯片战争的时候，虽然它自己不说，但是网络风向都把华为看成中美对立的中方代表，把美国政府、高通作为美国代表，请问华为跟鸿茅药酒的本质区别在哪里？

答：华为跟鸿茅药酒的本质区别在于：鸿茅药酒背后只是地方政府，华为的背后可不是地方政府，是国家，是中央政府。这是很大的区别。我揭露鸿茅药酒，鸿茅药酒没办法把我全网封杀掉；但是我一批评到华为，就可以把我全网封杀掉。这就是一个很大的区别。

问：你刚才说对中国的科技发展还是有信心的，假设国家投资有一个优先次序的话，你觉得中国科技应该重点扶持哪些科技项目？世界处于一个竞争状态，同时又有人类共同面临的环境问题，在这种大环境下，除了揭露假的，除了要搞真的以外，有没有一个科学发展的方向或者作为科学家应该特别注意的人类的更大的问题、共同的问题？

答：你这问题太大了。对中国科技的发展，我倒是有一个想法，跟施一公以前在普林斯顿时的想法差不多。我认为中国不应该去搞那种投入非常大的大项目。为什么？投入与收益不成比例，大部分都浪费掉了，所以弄一个几个亿的项目完全不值得，没必要。但我不像施一公，他一回国马上就变了。当时要搞一个项目，叫做蛋白质计划，中国准备投18个亿，由一个叫贺福初的来领导。这个贺福初是一个学术骗子，我揭露过很长时间。当时引起争议的时候，Nature来采访我，关于生物要不要搞大项目，问我你怎么看？我说我的看法就是反对搞大项目，如果非要搞的话，也不能让贺福初这种骗子来搞，我这句话他们不敢发表。问题就在这，中国目前的这种现状最好不要搞大项目，搞大项目必然会大部分都浪费掉，必然会掌握在一帮学术骗子的手里。

问：我一直关注您的整个打假的过程，也对您个人以一己之力来对抗造假的事情非常佩服。现在有一个比较现实的问题，就是您打假十几年，越打越假，假的东西越来越多，对此您有什么看法？当然这不是您的错。第二个问题就是在打假过程中，在痛心疾首的过程中，发现每个造假的事情背后都会有大量的资金流失、科研团队精力的浪费。面对这么多黑暗的东西，你有没有从中看到一点曙光？如果从积极的方面看怎么去做？国内严格的舆论控制下，国内的学术同仁能做点什么？国外的学术同仁能做点什么？大家共同为中国将来科研的进步能够做点什么？

答：说中国现在是不是假越来越多，没有统计我不好说，但造假手段倒是越来越高明。有一个数据可以说明目前的严重的程度：中国发表的论文大概占世界论文总数的8%，但是撤稿的论文中国占了24%，这是不成比例的，说明造假还是非常严重。但在十几二十年前，连我们这种民间的监督都没有的时候，也许更严重，对吧？所以我们可能还是发挥了一点作用的，不能说完全没有用。毕竟大家都知道引用方舟子来证明自己是清白的，至少说明我们的威慑力还是在那里的，还是能够起到一点作用的。至于我们应该怎么样来帮助中国往前走，很重要的就是在交流的时候，我们应该把国外这种更好的学术规范带回去，尽量促成一个比较合理的体制的建立；不要像施一公那波人，回去以后就同流合污了，对吧？我相信有一些人回国以后，还是真正想做一点事情，而不是到处忽悠想拿钱的。之所以说这个很关键，是因为中国的一些造假，特别是学生的造假，有的是不知道什么样是规范的做法，所以有一些假不一定是有意的。还有一些知道是假，但是看到老师都这么干，所以也跟着干，就是没有一个好榜样。如果在国外的人给他们一个好的榜样，也能够起到一个推动作用。希望还是在下一代，学生还是有希望的，还是可以救一救的；至于那些院士校长，对他们来说是打击的问题，是怎么样揭露的问题，你别指望他们会变好。

问：我印象中大概七八年前，您的微博头条风口浪尖，全中国人没有不知道的，这两年没有那么轰动了。国内这几年的学术环境，各种环境的变化对您有什么影响？第二，您可能不是为打假而打假，可能有别的想法，那么今后的几年您有没有什么计划回到七八年前的状态？

答：我一开始就说过，国内的言论环境已经不像十来年前那样了。那个时候还是比较宽松的，我还是有发言的平台的，媒体也愿意跟踪报道这些造假；但是现在大家都不敢，因为搞不好整个号就被封掉了，对吧？包括媒体也不敢再去揭露这些造假。所以这是整个大环境的问题，因为中国整个在倒退，我们是很难去改变这种状况的。至于我以后会做什么，我一直在说揭露造假不是我的主业，我只是业余在做。以前主要是做科普，顺便揭露造假，以后我可能做点别的事情。我反正只会写东西，也许多写点别的方面——文史方面、文学方面，但是也会顺便揭露造假。这个我不会放弃，因为网站平台已经在那里，每天还是能够接到举报的，我不登总是不好。所以，已经在那里，就还是继续做，但是也不太可能像以前那样能够引起很大的轰动，引起很大的关注，因为环境已经不同了。

问：刚刚您提到中美交流问题，我问一下，中国最近一段时间发生的一些学术问题，包括转基因编辑婴儿，还有中国的中医药大学被除名，包括南开大学曹雪涛的事，这些是不是真的影响到了中国留学生包括硕士生博士生到美国来申请？因为网上那些事情出来的时候，一直有宣传说学校明年可能没有任何offer，您知不知道相关的数据呢？

答：对学生申请影响可能不大。如果对学生申请有影响，那是学生本身造假——申请材料的造假或者是学生发表论文的造假。学术造假对学生申请影响可能不大，但是对中国科研人员发论文的影响会很大。我知道有一些人就不愿意给中国来的投稿审稿了，因为人家不知道那是真是假，就不愿意审稿了，所以这个事影响会很大，影响着整个中国学术界的声誉。你也可以说中国整个学术界的声誉可能对学生也会有影响，因为学生找人写推荐信，找的那个人就是一个造假的，在国外名声很坏，你找他写介绍信，人家一看，是曹雪涛写的推荐信，不敢要你，也有可能的。（追问：美国现在的情况，对华人在这边找教职的是不是也有影响？）如果你是在这边读的书，我觉得可能影响不会很大，因为涉及到的毕竟还是中国国内的问题。（追问：现在政治风向上，川普要跟中国对抗，反对移民，会不会有影响？）对，可能会有影响。但高校对于少数族裔、对华人的态度应该不会受什么影响，不会受这种中美的影响，甚至他们还会抵制，还会反抗川普的这种政策。所以我觉得，从整个社会的看法来看，应该不会对高校有什么政治影响。经费可能会受影响，但经费就不是只针对华人的。

问：我有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您说到施一公还有他背后的利益集团什么的，但是你没有说到过他有任何作品或者他集团里的哪些人有过造假行为。而且我听说西湖大学我所知道的一些人回去就职的，都是真正想做科研的，有自己建实验室，都是非常优秀的，我感觉他们是真正在做科研。第二个问题，Nature最近就曹雪涛的事情有讨论，也提出过一些政策，他们推荐说中国应该采取哪些政策方针来避免或减少学术造假，您觉得他们说的是否有道理？你觉得是否应该由其他的国家来干涉或者他们用自己的想法来参与中国的这些造假的减少？

答：关于施一公的问题，你问他有没有学术造假，这方面我不知道，我也没有证据。而且，他做的那个东西可能不需要造假，因为只要有钱投入就能够做出来，做结构嘛。我批施一公的主要是他吹牛，还有同流合污地弄了很多钱，前后不一致，主要针对的是这一点，而不是说他在学术上有什么问题。因为他做那个东西，其实也没有太大的学术含量，就是解析蛋白的结构。

至于说国外能不能帮助中国在这方面有啥进步，我觉得实际上还是很难的，你总不能要求国外的学术界对中国学术界实施制裁，对吧？总不能说以后一刀切，你中国的论文我都不发。有一点国外也能够做到，我希望他们不要跟国内这些造假者勾结，这个很不好。刚才我提到造假国际化，只是说到了华人的问题，其实外国人有的也参与了中国的这种造假。中国有钱，把他们请去，然后就开始拉拢他们。中国现在在一些比较高档的期刊发论文比较容易，跟这个也有关系的。中国人会拉关系，把这些期刊的主编拉过去。还有，这个世界上没有哪国人像中国人这样崇拜诺贝尔奖获得者，所以这些诺贝尔奖获得者现在一个个都到中国去捞金、甚至去卖保健品。有一个诺贝尔医学奖获得者就在中国卖保健品。还有，一次次地开什么诺贝尔奖获得者峰会，就是骗钱嘛——找几个人，然后收很高的钱，大家去听他们吹牛，而有一些峰会还是莆田系医院搞的。所以我们希望他们不要看到中国有钱赚，钱好骗，也跟着去。在国外一些名声已经坏掉了的著名的科学家现在都到中国去拿钱了。我们搞生物这一行的一个元老沃森，就是发现了DNA双螺旋结构的那位，因为发表种族歧视的言论，他在美国名声坏掉了，现在中国把他请去专门搞了一个沃森研究所。还有发现艾滋病病毒HIV的法国科学家得诺贝尔奖以后，他在国外到处乱说话，搞伪科学的东西，被上海交大请去了。在国外没法混，当然都跑到国内去，这个影响非常糟糕。他们地位很高，但是就跟中国的一起造假。

问：您最开始揭露生物医药方面的造假，我想听听您介绍中国现在——不算莆田系这种医院——学术造假对于正规医院医疗医药方面的侵蚀的严重性以及状况。

答：医院的造假很严重。医院造假，先不说那些欺骗患者、用不成熟的医疗什么的，先不说这些，中国生物医学的论文造假很大一部分是医生干的。为什么医生会去造假？中国医生评职称是需要论文的，他们没有能力、没有时间去写论文，就只好造假，所以那些论文写作公司很大的客户群实际上就是医生。医生有钱，给他们钱就造假论文，这是论文的造假。另外一方面是临床试验的造假，这个有很大问题。像申请FDA批准的药，有一些临床试验现在就拿到中国去做。如果是在中国做临床的话，可靠性就要怀疑了，因为中国医院给他钱以后，你想要什么数据就给你什么数据。所以很大的一个问题是，危害到的不只是中国，还有世界的人民。中国最近推出了我提到的艾兹海默症的新药，那就是在中国做临床试验的，可信吗？所以这是很大的一个问题。

问：我想问一下关于美国教授在两边做全职的问题。我没太明白，他两边工作问题在哪儿？在国内学术圈乌烟瘴气的情况下，本身就应该引进更多国外的人回到中国来；中国高校竞争力又不行，除了出大价钱，除了一些很好的待遇，怎么把这个人请过来？您说这是学术造假和腐败，是因为它两边都是全职吗？现在国内高校名头很多，什么兼职讲席，什么兼职特聘。像清华那个，如果是兼职、特聘教授，是不是就没问题了？但是像刚才一个朋友问的，你看连施一公，饶毅回去都同流合污了，好像引回来也不能解决问题。如果都有问题，这个症结在哪儿？这个扣该怎么解开呢？

答：我并不反对中美的科学家之间有交流、有合作、有兼职，我反对的是那种实际上只是兼职，但是以全职的名义回去的，以全职的名义拿的待遇，拿的钱，拿的经费，这实际上是一种欺骗行为。我反对的是这个。的确，全职回去的也有，我们不能说全职回去的都是在骗，都是在忽悠，也不是。我只是说那些明星科学家，名气大了以后，自己把持不住了，就堕落了。当然还是有很多可能没啥名气的，他们真正是在干活的。所以交流合作可以有多种方式，我并不是一概反对，反对的只是这种欺骗的行为，这种同流合污变成造假圈子里的一员的行为。这个是要反对的。

问：您是怎么看待国人对所谓臭虫论的热衷的，为什么从最高的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到最底层在您推特下留言的监狱在押人员，都这么喜欢运用臭虫论？只要一说中国有学术腐败，那么外国一定也有学术腐败；说中国有天安门事件，美国一定有肯特州枪击事件；说香港示威警察黑警、暴乱、镇压示威者，那么法国一定有红围巾警察对示威者更狠。

答：对，这叫比烂。不跟人家比好，而是比烂，这是很常见的一种做法，而且中国人特别擅长，历来这样。这是很不好的。我为什么坚持说是学术腐败，而不说学术不端行为？你说学术不端行为，他们就可以拿来比，说美国也有；你说学术腐败，美国就没有，对吧？美国的学术不端基本上不涉及到公权力，而且它的公权力是要去抓，是要去追究、去调查的，中国就不是。所以发现比烂的行为就一定要跟他们说，你跟人家比烂没有用，应该跟他比好的才对；要看到的是自己做得不够的地方，而不是整天去揪着别人，觉得别人也一样不好。这个不对。更何况人家比你做得好，并不是一样的不好。（问者插话：对，就包括小保芳晴子那个事情，导师最后自杀了。）对，要看到的是人家对学术造假是怎么样去追究，怎么样去调查的。

问：我是访问学者，刚刚到美国不久，所以对美国的学术环境也不是很了解。您刚才提到美国是不存在学术腐败的，我想问一下，在美国从中央联邦政府到各个州政府到行业协会，有没有什么制度的保障或者法律法规，让它没有这种学术腐败滋生蔓延的可能？如果有的话，这种制度对中国有没有借鉴的意义？中国能不能学？

答：美国是有处理学术不端的制度的，比如NIH下面就有一个办公室，如果发现了造假的，报告上去就会调查，做处理。当然处理只能是从联邦的层面，比如禁止造假者几年之内申请联邦的经费。一般处理以后学校就会处理了。它是有一套的制度。中国也想搞这套制度，中国科技部也搞了一个科学道德办公室，就是模仿美国的这一方面。教育部也搞了一个条例，给各个学校发文，要求学校也要处理学术不端行为。各个学校也搞了一个组织机构，学术委员会就是处理学术不端行为的。这里的关键是人家是真干事，中国的这些机构都不管事。这就涉及到整个社会体制的问题。美国不管怎么样不是一个专制的制度，它是个民主的制度，必须向公众有所交代，公众是具有问责权的，中国的公众是没有的，所以只要跟官员搞好关系，当官的不管，你啥事都没有。所以中国成立的那些号称要调查造假的，最后可能就变成了维护造假的。中国高校有学术委员会可以调查学术不端的事，如果举报学生的造假，他们可能会去处理；老师的造假就要掂量掂量，这个老师关系怎么样？举报校长的造假有可能去处理吗？不可能的事。关键就在于中国整个是一个官僚体制，不需要向社会公众有所交代。

问：您常年致力于科学打假，但是在武学方面还一直都很缺乏这种打假的，导致武学界非常混乱，直到最近出了一位叫徐晓冬的人。我知道你还��太极拳，所以我想问一下您对徐晓冬的看法。问题二是听您说您现在都在打明星科学家这种高端人士，像低端的民科比如郭英森之类的，你们还有没有去打假？

答：传统武术的假的确非常多，而且我也不认为传统武术真的可以跟练专业格斗的人去打，我不相信。虽然我自己也打太极拳，但我最多是把它当成一种锻炼的、修身养性的方法，所以我很支持徐晓冬去跟这些所谓的武术大师、吹牛皮的大师去打。而且武术的这种打假跟学术打假不太一样，很容易验证，大家还喜欢看；学术打假其实是很枯燥无味的，��多人就不关心了。

所谓的民科，我把它叫做科学妄想家，其实我也批判过，也揭露过。我揭露造假是多方面的，不只是著名科学家，有一些名气没那么大的科学家，搞迷信的那些大师也揭露。所谓的民科或者是科学妄想家、伪科学妄想家我也揭露，这个就看有没有必要。如果他们造成了比较大的影响，那么还是有揭露的必要的。之所以大家觉得我好像在专门打明星的假、打名人的假，就是因为它造成了影响力，给大家的印象就是这样了。其实我不是只打名人、明星的假，正因为有影响力，所以更有必要去打，因为更容易引起大家对这些打假事件的关注。如果只揪住几个学生去打，有什么用处？用处不是很大。

问：你的推特我一直在看，我感觉你应该再写一本植物方面的书。

答：我总在晒加州植物，这只能说是业余的，不一定是在写书。因为我对博物学感兴趣，我每天都爬山，就住在山脚下，所以顺便帮圣地亚哥自然历史博物馆做做植物普查，这完全是业余爱好。我有一些科普文章也是在做普查的过程中有了灵感，所以我写过好几篇关于加州的植物动物什么的，至于是不是真的要出一本书，这不一定，目前没有这方面的计划。因为写书还要看受众，光是写加州的植物，估计感兴趣的人不会是很多。

主持人：谢谢大家来参加我们的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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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ekyll-hong · 5 years a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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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现代化的陷阱》摘录

对改革以后的中国，西方世界的看法很不一致。乐观者认为，在持续的经济改革推动下，中国国力不断增强，正在成为世界上的经济强国。持此论者所持的依据往往有二：一是以自己对中国北京、上海、广州、深圳等现代化城市的观感为依据；二是中国官方的统计数据与《人民日报》的报道。悲观者则认为中国社会矛盾丛生，弊病百出，中国政府如果没有能力改变现状，最后的结果是走向崩溃。

由于中国政府垄断了所有媒体，并将媒体的作用定义为“党的喉舌”。在信息不对称的情况下，即便是生活在中国的外国人，对这个庞大的国家也难窥其全豹。

中国政府乐于向世界展示每年的经济增长率以及几个亮丽的“现代化橱窗”，如上海、北京、广州、深圳等经济发达的城市。“经济增长”构成了政权合法性的基础，也成了不少乐于与中国政府在研究项目上合作的外国学者对中国的发展持乐观看法的依据。至于中国政府习惯性地对统计数据造假这一特点，却被这些学者出于一些利益考虑而被有意忽视。

中国政府学会了通过利益控制让国际社会形成对中国有利的舆论，一些学者在批评了中国政府后被拒发入境签证，不能进入中国，因而影响其学术生涯。这间接起了“引导舆论”的作用，尤其是一些研究中国的学者发现赞扬中国能够赢得中国政府好感，并从中国政府那里获取一些“材料”，而这是他们获得研究基金的必要条件，也是他们在学术界赢得地位的“资本”。于是在中国政府与这些学者之间形成了一种值得注意的“循环”：垄断了各种信息供给的中国政府是所有研究资料的权威提供者，而一些外国学者根据这些资料所做的研究，不管与中国的现实有多大差距，又被中国政府有选择地登载在《参考消息》及其它各种介绍国外的中国研究的报导中。中国政府藉此向本国民众证明：中国经济建设的成就已为外国学者的学术研究所论证并认可！

中国部份经济学家对“改革”造成的严重分配不公了然于心，但出于利益驱动，他们竭力为这种“改革”作“学术”辩护。为此他们提出了一种“代价论”：要容忍腐败，用“体制外资源（金钱）来赎买体制内资源（权力）”。他们认为，通过这种方式就能促使中国经济尽快转轨。有几位著名的中国经济学家甚至公开提出“经济学家就是要与利益集团相结合”，最典型的代表人物就是与中国政府关系比较密切的香港大学张五常教授。

1998年以后，对“改革”的反思逐渐成为中国思想界的一种潮流。但这种潮流只持续了两年左右，从2000年开始，便受到政府日益严厉的打压，此后在国内的媒体上已得不到任何表达机会。

1989年发生的“六四”事件是中国改革的分水岭。“六四”以前中国政府的改革思维与“六四”以后有很大的不同：首先，“六四”以前的改革以“创新”为目的，政治上淘汰毛泽东思想的教条、经济上则改变计划经济体制；而“六四”以后则以“巩固、完善和深化”现行体制为目的，强调“稳定压倒一切”。“六四”以前多以港澳台、美日欧的成功经验为借鉴，对外界保持谦逊和开放的心态，表示要学习西方民主制度的长处；而“六四”以后则将前苏联和东欧的“失败教训”引以为戒，呈现自负、保守的特征，戒备并与美国为敌（实质是排斥以美国为代表的现代民主政治），理论上公然赞美威权体制，表示民主政治不适宜中国国情。

近年来中共努力造成这样一个现实：没有任何有组织的力量能取代中共统治中国，中共政权的灭亡必然会导致中国的崩溃。由此推出的逻辑结果就是：为了中国不陷于崩溃，就得容忍共产党通过“改革”达成的利益分配格局及在此基础上形成的“市场经济+极权政治”。国际社会也因此对中国采取了“绥靖政策”，要求中国改善人权，建立民主政治的呼声越来越弱。

中共的意识形态战略以丑化西方民主政治为核心内容：

在学校里加强对学生的思想教育，通过语文、历史、政治这三门课灌输给青少年许多政治谎言。

加强对媒体的控制。中国政府垄断了几乎所有媒体，迫使新闻从业人员自觉认同“党的喉舌”这一角色，也使有良知的知识精英没有任何舆论阵地可以依托。

对知识分子采取“收买”与“打压”并行的策略。自90 年代中期以来，中国政府用各种学术荣誉与物质利益为诱饵，将绝大多数知识精英纳入了体制内。对那些少数持批评态度的知识精英，采取各种打压措施，如规定各类媒体与出版社不准发表与出版这些人的文章及作品，让所在单位以各种理由将其开除或解聘。这种策略极其有效地消弥了当代知识精英的批判意识。

中国知识精英在80 年代最大的幻想是：中产阶级一旦成熟以后，就会要求政治上的民主权利。这一幻想至90 年代后期完全破灭。中共政权的政治策略是将经济精英与服从的知识精英纳入体制之内共享利益，并非建立新的民主政治。

其实，中国官僚阶层的危机感比中国的知识精英们要强烈得多，自90 年代以来，中国的“资本外逃”现象日趋严重，不少高官早已将搜刮来的财富存入外国银行，其亲属也已经在国外定居。据统计，中国每年因留学而产生的资金外流高达40多亿美元。

希望通过中共内部的权力更替来改变中国现在的危局，只是一厢情愿的想法。中国未来的前途只能依赖于人民本身的觉悟，以及他们的政治能力。

中国从1978年开始的经济改革，其形式是由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轨，其实质则是对社会资源重新配置，对各种利益关系重新调节。资本的原始积累从开始进行到基本结束，总共只用了将近20 年时间，其时间之短，积累速度之快，积累财富之多，在世界上都堪称绝无仅有。

至今为止，中国已有三代身份迥异的富翁：第一代是为当时社会体制所排斥的人，如出身于地主富农等“黑五类”家庭、或是劳改释放犯人。这些人为生计所迫，不得已干起了当时为社会所轻视的“个体户”；第二代则是80 年代中、前期“下海”的知识分子与技术工人，这些人凭借自身的一技之长，投身于市场；第三代富翁是1985 年推行“价格双轨制”后的“下海”者，这类人中有不少与政府官员沾亲带故，甚至本身就是政府官员。

第三代富翁的财产规模之大，积累速度之快，均非前两代富翁所能企及。因为他们能凭借权力瓜分“价格双轨制”下的巨大差价--仅 1988年，价格双轨制所产生的差价就达1000 亿元之巨。到1991年以后，这些人又凭借权力和已积累的资本介入“股份制改造”、“开发区圈地运动”，以世界罕见的速度积累了巨额财富。

西方国家成立股份制公司和中国的国有企业股份制改造，在原始动机上存在着一个根本性的差别：西方国家仅是将股份制作为筹集社会资金的一种手段，而中国政府则是将其视为改变国有企业经营机制的一大法宝。按照中国经济学家的构想，对国有企业进行“股份制改造”意味着企业的产权归股东所有，企业的经营发展与利润分配都在广大股东的监管之下；企业经理既要对上（董事会）负责，也要对下（职工）负责；因为企业职工通过持有公司股票这一形式成为企业的主人，自然会有归属感并加强对企业经营者的监督，这就可以迫使企业“建立自我发展和自我约束机制”，从根本上增强企业的活力。他们乐观地��言：经过“股份制改造”，国有企业的所有弊端必将消失。

最初，社会的反应比较冷淡。直到1990年，在深圳的股市中“炒”出了一批百万富翁后，许多人才痛感到失去了致富良机。在一片狂热中，民众只注意到股票那巨大的增值功能，很少去探究上市的股份公司究竟是如何获得效益的。同时，各地方的当权者受到启发，竞相争搞“股份制改造”，认为这样可以回避二级市场的风险，最低限度还可以通过只赚不赔的“原始股票”捞一把。至于被列为“改造对象”的国有企业是否能“改造”以及“改造”后该如何运作，这些都不是他们所考虑的。

从1991年下半年起，在各地政府或明或暗的支持下，各地的股份制企业以每年成百家的速度增长，所谓的“内部股票”一时泛滥成灾，四川还一度出现了一个以乐山为中心、遍及绵阳、德阳、自贡的“内部股票”交易市场。然而，这种不规范的“股份制改造”埋下了许多隐患：

大多数股��制企业只是“翻了个牌”，并未从低效运转的状态中解脱出来。这些国营企业搞“股份制改造”的真正目的并非是为了“重塑企业机制”，而是想通过发行股票筹集资金并藉此捞一把。

企业的股东们并未成为企业真正意义上的“主人”，他们关心的也不是企业的效益，而是股票在市场上转手之后可获得的差价。股东大会除了在制定分红方案时起有限的作用外，在选举企业的董事会成员方面并未享有应有的权力。董事会成员往往由公司的原经营班子和几个有关的政府部门官员组成，董事长、总经理也都由政府委派任命。

“股份制改革”这张所谓的“王牌”失灵，还有一个相当重要的外部原因，那就是中国大陆缺乏和“股份制”这种企业体制相适应的社会环境，尤其是没有股份制企业赖以生存和发展的法治环境。

中国的股票一级市场是“实践在先，法规在后”，总是在发现一些问题后才匆匆忙忙地出台相应的法规，这就给“内部人士”的寻租提供了大量可乘之机。股票二级市场也同样极不成熟，企业的进入和退出都没有完备的规范，加之政府对证券市场的违法行为监督不力，通过内幕消息或凭借资本实力操纵股市行情的事情时有发生。

“圈地运动”大体可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采用非市场化手段——行政划拨；第二阶段是非市场化手段和市场手段——行政划拨和土地有偿转让——相结合，但仍以前者为主。

深圳特区在全国各省市中，最早认识到土地的价值，于1987年率先在全国采取公开拍卖的方式，试行土地使用权有偿转让，使用期限为50年。

“圈地”首先于广东兴起。港资以深圳为基点，不断涌向珠海、汕头、广州以及整个珠江三角洲，各市、县纷纷建立“开发区”，仿效深圳搞土地使用权有偿转让，以此吸引外资。一时间，“开发区”遍及全国，台资投向厦门、福州；大连、天津、青岛则吸纳日本和南韩的资金。各地政府都将“引进外资”列为主要政绩。截至1993年3月，县级以上的开发区达6000多个，占地1.5万平方公里。

“圈地热”导致后果是土地供给总量严重失控、土地供给方式失调。所谓“供给总量失控”，不仅是指土地供给的绝对总量，更是指各地方在缺乏能力的情况下盲目划地，造成开发区的面积与开发能力很不相称的局面。所谓“供给方式失调”是指土地供给方式采用行政划拨，从而使权力进一步市场化，为不少人进行“权钱交易”提供了绝好的机会。

据房地产业内人士分析，中国房地产业的平均利润率在15%以上。中国的大富豪也异常集中在房地产领域。2002年，福布斯中国公布的100名富豪中，40多人涉足房地产业；前10名富豪中，7人有房地产业。与之相映成趣的是，福布斯全球富豪榜中，前500名富豪中只有30几人是地产商。

中国房地产业的暴利主要来自于如下五条渠道：

房地产商与政府官员勾结，使用各种“灰色手段”拿到土地。据业内人士透露，仅用于批地一项的贿赂成本就高达地价的30%左右，这在房地产业内早已不是什么秘密。

掠夺城市拆迁户的利益。房地产开发商在付出高额的“灰色交易成本”后，为了保持利润，只能“从羊身上拔毛”，其拔毛的方式之一就是想方设法降低拆迁成本。因各地主管拆迁的政府官员都是拆迁的隐蔽受益者，自然毫无例外地为房地产开发商撑腰。甚至有些房地产商在拆迁过程中收买黑恶势力介入，发生许多恶性事件。

掠夺农民赖以生存的土地。中国农民只有土地使用权而没有所有权，农村土地成了县、乡、村三级干部肆意支配的对象。

大量偷税漏税。多数房地产开发商向税务机关申报的是“微利”甚至“亏损”，而从房地产商那里获取利益的政府官员们对此睁只眼闭只眼，从不积极追查。

榨取购房者的财富。房地产开发商交付的房屋质量常常低于销售时的承诺，收取的各种附加费用更是多如牛毛。

中国政府大量出让土地本是为了积累建设资金，同时也是想通过此举促进城市居民住房的商品化，以改善住房条件。但是，由于土地“一级市场”实行的是供给双轨制，这意味着大部分土地是通过行政划拨流入的“二级市场”，没有多少收益。而有限的有偿转让部分，因缺乏公开的评估标准，使当权者在此过程中，为了居中牟利而压低地价，随意处置，导致收益大量流失。另外，虽然政府出让了很多土地，但民众的住房条件并没有得到多大的改善。房地产市场上，因大众化住宅（面向中低收入群体）无利可图，开发商纷纷建造豪华公寓和高级住宅，以高收入群体及富豪为销售对象。

目前，中国的房地产业的一个根本问题就是一次性支付的高房价与国民相对较低的工资收入。

始于1978年的经济改革，一直试图绕开“所有权”这个足以从根本上动摇人们对于“社会主义制度”信念的问题——因为“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本质特徵一直被理解为“生产资料公有”——但由于改革每深入一步，都要受到这一问题的困扰，中国政府和“奏折派”经济学家就发明了许多富有“中国特色”的词汇和方式，使社会资源非国有化。其用心之良苦，只有对中国意识形态领域斗争历史的残酷性有充份的了解，才能深切理解中国的经济学家们为什么要在“名”与“实”上煞费苦心。但是在社会纪律非常松驰的情况下，这一系列在“所有权”边缘所作的改革，都被一些掌握经济、政治权力的“内部人士”利用，寻租以牟取私利。

国有企业的“三座大山”是债务过重、企业办社会、冗员过多。这三大问题中，由于企业办社会和冗员问题牵涉到中国政府经常强调的所谓“安定团结”，并非是纯粹的经济问题。政府与企业之间互相埋怨：企业抱怨政府部门始终不肯给他们彻底松绑；政府则不断发布各种报告与统计数据，证明企业的毛病出在内部，与政府行为无关。

所谓国有企业改革，有两个根本性的问题无论如何都回避不了。一是产权问题，二是企业的运行机制和外部环境是否相容的问题。

80年代，由于“老左派”的干扰，政府高层无论从理念上还是策略上都无法接受“私有化”这一提法。为此，理论界动足了脑筋，先是将“所有权”变为“产权”，“私营”变为“民营”，使“产权重组”这一举措避开“私有化”的恶名，免受攻击。

国有企业在产权关系上，名义上的“产权所有人”——人民——连自己到底拥有多少财产都说不清，更无从支配。其结果是国有资产的财产权利私人化和财产责任公有化。所谓“财产权利私有化”，是指企业的管理层对国有资产享有等同于支配私人财产的权利这一事实；而“财产责任公有化”是指不管是出于什么原因产生的亏损，企业管理层均可不负责任，而由国有资产的所有者——人民——来承担。这种既拥有支配财产权利却又无须承担财产风险的现象是中国国有企业病根所在！

国有企业运行机制和市场经济体制不相容的第一点在于：国有企业经理层所受到的约束不是来自市场，而是来自上级，即政府主管部门。在这种体制下，面对任用、考察厂长的方式和标准，厂长们必然要产生对上的依附性、服从性和被动性。企业搞得虽好，但可能得不到提拔，个人待遇也不会有大的改观。而苦心经营与上级领导的关系，即使把企业搞坏了，甚至弄得资不抵债，但位子照样坐，待遇照样拿。

国有企业运行机制和市场经济体制不相容的第二点表现在它缺乏资本经营的概念，在资金问题上和银行的关系不但无助于中国完善市场经济体制，还破坏了市场经济的游戏规则。不少国有企业长期以来在企业发展的问题上长期依赖国家拨款、给政策，缺乏资本经营的经验。实行“拨改贷”（企业资金由国家拨款改成由国有企业向国有银行借款）以后，许多国有企业的固定资产投资和流动资金几乎全部来源于银行贷款，这就造成了很多国有企业高达75%以上的负债率和极高的利息成本。这样，银行和企业之间就形成了一种恶性循环：企业需要银行借贷，而借贷的高利率加上借贷成本又使企业不堪重负，于是从拖欠贷款到逃废利息。银行的烂帐则不断增多，信贷资金周转率下降，削弱了银行的应急偿付能力，一旦触发挤兑风潮，就会导致金融风波。

据国有资产管理局调查，造成中国国有资产流失的原因，主要是中国目前处于新旧体制转轨时期，新的管理体制尚不完善，许多政策、法规还不健全和配套。流失的渠道则有下列多种：企业经营亏损和管理不善，造成国有资产流失；在进行中外合资、合作和股份制改造中，国有资产流失；资源性国有资产流失（主要指对各种矿产资源、森林、草场的乱砍滥伐和掠夺性开采）；境外国有资产流失（指境外国有资产管理者利用手中权利，采用转移资产、参予炒股票和期货等活动，侵占国有资产）。

1994年，国家审计署对煤炭、电力、化工等行业的187户大中型国有企业的国有资产流失情况进行了调查，据测算，因企业身的原因造成的国有资产流失占流失总量的70～80%，手法有下列数种：

通过不提折旧和大修理基金，费用支出挂帐等方法，搞虚盈实亏，或通过虚列、多列成本，截留转移收入，搞虚亏实盈。

偷漏国家税收和私设“小金库”。

趁新旧制度转轨和产权变动之机，有意少计国家资本金，低估国有资产或低价出售国有土地使用权和房产等等。

在股份制改造中，对国有资产不评估或者低估国有资产的价值。

集体企业无偿占用国有资产导致国有资本累积性流失。

公开侵吞国有资产。

对外贸易中逾期货款不能收回，大量外汇滞留损失在外。

国有资产在担保中流失。

1949年中共建政之初，中国就面临着庞大的失业人口没有工作的问题，当时是采取低工资、多就业的方法，消化了大量过剩劳动力。但是长期以来，中国工人的工资构成并不包含医疗、养老、子女教育、住房等社会福利在内。在计划经济体制下，政府一直实行“低工资、低消费、高积累”的政策。从1952年到1978年，职工平均工资年均增长仅为0.38%，而积累率却由1952年的21.4%增长到1978年的36.5%，显而易见，国有资产的很大一部分是靠国企职工牺牲其消费与未来积累形成的。一旦国有企业开始改革，就面临着偿付职工退休金、医疗保健、住房补贴等历史债务问题。对这一问题，中国政府在90年代上半期还不敢公然采取完全放弃职工利益、让职工承担转轨成本的做法。但到了90 年代后期，随着国有企业的破产加速，中国政府的政策也开始改变，一方面有限度地承认社会失业现象存在，另一方面大刀阔斧地进行养老、医疗、住房等多项改革，让职工承担社会转轨的高昂成本。根据中国政府公布的数据，早在1996年6月底，中国已有76.9%的职工和94.7%的离退休人员参加了社会保险。但事实表明，社会保障体制的运作根本没有落到实处。许多个人账户只是一个名义账户，并没有资金，由此形成了一个行内人士称之为“空账”的现象。2004年，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理事长项怀诚公开提到：中国社会保险的个人帐户缺口保守估计，达到1万多亿。

中国当前的寻租活动主要集中在几个“点”上：权力的集中点；体制转换的交汇点；监督系统的乏力点；法律政策的滞后点；人、财、物需求的关节点。

轻视公德重视私人关系是中国传统人际关系的一个特点，“礼尚往来”这一诫律更是使人际关系中的利益交换具有一种道德含义，“法不责众”的心态一方面使人们在犯罪之时有了从众的心理基础，另一方面也使社会惩罚失去了应有的效果。

事实证明，腐败的泛滥使中国社会付出了昂贵的“成本”。首先，这种“成本”表现在对政府机能的侵蚀和对社会资源的巨大耗费上。各级政府都有人不遵守规章和法律，不惜牺牲国家和人民的利益以换取一己的私利。其次，这种“成本”还表现在意识形态方面，具体就是社会成员是非感的丧失，人们对种种利用职务和职权为己谋利的行为采取了惊人的宽容和默许。社会风气空前败坏，群体犯罪现象相当严重。

大规模的资本外逃，既有私营企业主担心中国大陆境内政治不稳定而将资本转移国外的，但其中更多的是腐败公职人员在从事“洗钱”，通过各种途径给自己贪污受贿的黑钱披上合法收入的外衣，以便公开挥霍和享受这些非法所得，并用来投资和增值。

资本外逃主要是通过下列几种途径：

非法直接汇出或将外汇非法带出国外，利用跨国经营中的到国外投资，对外贸易业务和补偿付款等经济活动伪造发票，以出售特权（如许可证和配额）或重大商业信息收受国外贿赂和回扣，并在国外开立私人帐户等。

低估出口发票或高估进口发票，提前结汇或推迟收汇，在公司内或关联企业间实行转移定价，在境外设立投资公司或注册贸易公司。

通过各种融资渠道进行资本外逃。

毛泽东时代强制社会成员遵守的社会主义奉献型经济伦理，到80年代中期就陷入土崩瓦解之中，并被一切围绕实利作取舍的价值判断标准取代。结果导致了社会严重混乱脱序的局面，不少社会成员连最起码的道德都丧失殆尽。这其实是经��改革和法制建设不同步的必然结果。中国政府在经济改革的同时，没有进行相应的政治法律制度的建设来规范人们的逐利行为，才导致如此混乱脱序的状态出现。

中国企业商业伦理关系中存在的主要问题有：

企业经营者对商业伦理的熟悉程度不够，对商业伦理规则处在低水平的自发遵循状态，对商业伦理的重要性的认识与对实际生活中非道德商业行为的高度容忍形成强烈反差。

经营者们期待诚信、公正、合乎人情的商业伦理关系，但是利益和现实功用的驱动往往使大家屈从于违反道德价值的现实。

良好的商业伦理体系为经营者所向往，但不良道德习气则被主要归咎为社会环境；经营者缺乏内在的道德自省，是企业经营中非道德现象蔓延的重要原因。

商业伦理规则的制度化不够。制定规则的主要推动者是企业的高级管理层与上级单位，缺乏对企业全体成员的道德诉求的整合，从而存在着将商业伦理规则作为某种工具性的管理手段，使其难以成为企业从业人员由衷接受的共守规则。

市场经济的道德秩序，主要是由经济伦理的第一层次——职业道德和经济信用构成，这两者构成了人们的行为准则，使人们的经济交往有了规范。

职业所固有的社会性质和地位，主要是指职业和职务集中地体现着社会关系的三大要素——责、权、利。“责”是指每种职业都意味着承担一定的社会责任；“权”是指每种职业都享有一定的社会权力；“利”是指每种职业都体现和处理着一定的利益关系。

职业道德是一种软性的行为规范，在经济伦理体系中居于第一个层次。作为“中坚”的道德规范，它本身受良心和社会成员个人素质的制约，同时又调节着人们的自我行为、人际关系和一切非法律关系的交往，是全体社会成员都需恪守的道德规范。在公务员之外所有的职业当中，以医生与教师这两大行业职业道德的败坏对社会影响最为恶劣。

中国计划经济的经济管理方式消失以后，它的两个基础仍然存在：第一，从中央政权到乡政权那庞大的党政部门和垄断性国有机构的组织架构并未解体，只是作了某些合并、或更换一些名称。这些机构拥有的可以随时插手日常经济活动的权力从未被取消或否定过。第二，党政干部和垄断型事业机构的员工依然享有相当高的政治社会地位。

政府或其他垄断型机构对经济活动广泛的行政性干预，表现为90年代行政管理与公共服务业的商业化趋势。“创收”成了屡屡见诸于官方文件的一个专门名词，普遍做法就是利用机构本身拥有的权力和机会来交换各种直接或间接的经济利益，诸如行政机构借故摊派、新闻媒体实行“有偿报道”、大专院校办“培训班”、中小学收“高价生”等等。在机关事业机构未相应缩编的情况下，这类活动可以在短期内有效地减轻财政负担，增加机关事业部门员工的收入，起到稳定官员队伍的作用。因此，中央政府对这一现象“睁只眼闭只眼”，从未认真禁止。

到80年代后期与90年代上半期，中国已出现了严重的经济信用失常。其中最有代表性的三种行为是：一、经济合同失效。典型的表现是中国企业之间互相拖欠贷款或服务费（俗称“三角债”）的现象越来越严重。二、假冒伪劣商品越来越多，充斥全国市场。三、企业的财务报表弄虚作假越来越严重，且与会计师事务所审计时的弄虚作假互为表里。

大量事实表明，中国目前在经济交往中发生的硬性违约，并不完全是企业生产经营不景气或自身资金紧缺而造成的硬性拖欠，从而使经济合同成为一纸空文。许多经济主体在成立之日开始，就有意设置陷阱，利用欺诈手段和另一方进行经济交往，一旦骗子面目败露，这些人就会卷款潜逃，隐匿踪迹，根本没有想到日后承担义务、履行合同的问题。

商业欺诈行为在中国目前广泛存在的原因，根源在于当代中国信用观念缺乏：既缺乏传统的道德范畴的“信用”，又缺乏现代法律意义上的契约意识。加之众多社会管理者政治道德不彰，肆意伸张个人利益，从而导致不少人把坑蒙拐骗看作是市场经济的交易谋略，认为市场经济就是骗子经济，可以自由行骗，不讲信用。更令人深思的是一些地方政府当被骗者上门求告时，对本地的经济信用失常行为不是进行制裁，而是采取放纵的态度，深层意识里甚至认为拖欠有理，拖欠有利，拖欠出效益，有的还对失信者采取保护政策。

在经济信用失常和大量经济行为失范现象的背后，起深层次作用的是所谓“地方保护主义”。1996年1月，国家经贸委主任、全国打假办主任徐鹏程接受《中国质量报》记者采访时就谈到，地方保护主义成为严重影响“打假”的一个深层次问题。有些地方“上动下不动”，对本地发生的销售假冒伪劣商品违法行为不管不问，甚至纵容包庇；“打假”打外不打内，涉及外地的案件查的多，对本地的案件不查或者敷衍塞责，避重就轻；对外地到当地查办的案件故意推诿刁难，制造种种障碍。有的地方由于有地方保护主义作后台，制假售假违法者气焰嚣张，暴力抗拒执法。有些传媒甚至引经据典地论证，国际上某些地区、某国在经济起飞时期，是如何依赖大规模制假售假积累了资金，才有了后来的发达兴旺。这种思想上的误导，无异于对经济信用失常行为加以鼓励。

中国政府本身就是一个虚假信息的制造者与提供者，统计数据造假与“为维护党与政府形象”而制造假新闻均算得上举世闻名，不少政府官员更是具有两面人格的人物，在公开场合说假话已经成为官员人格的一部分。兼具政府机构功能与民间组织代表这二重角色的行业协会本身就需要在不同的场合代表不同的利益主体，必须能够轻松自如的随时进行角色转换。在这种情况下诞生的信用中介机构如会计师事务所等，既缺乏信用观念，又缺乏外在的信用压力，违规做假账已经成为公开的秘密。一些客户为了达到他们的目的，迫使会计师事务所造假，如果会计师不协助客户造假，就有可能失去业务。

在市场经济发达的西方国家里，经济信用从来就被放置在很高的位置，这一点有其深厚的文化根源。如休谟认为，人类社会之所以能生存，就是靠了三条自然律：一是对私人财产占有的尊重；二是对财产占有者转让财产的社会公认；三是承诺的兑现。

1978年中国开始改革时，面临的最大问题其实就是发展战略的选择。应该说，中国当时（甚至在现时某些决策者的头脑中）还错误地将经济上单纯的数量增长看作是“发展”。其实比较一下西方国家的经济发展战略理论，就可以看出在发达国家的经济学理论里，经济增长和发展从来就是一个内涵不同的概念：增长是一个经济单纯的数量增长的经济过程，而发展则是随着产品的增长，包括收入分配、经济结构、经济体制及社会制度变化在内的复合的社会发展过程。

中国改革开放初期选择发展战略的社会心理基础：以效率优先为基础的“先增长，后分配”的经济增长战略。这种模式本是西方的传统战略，其伦理依据是：在经济增长初期，收入分配不公平有利于资本形成和经济增长，以收入悬殊为激励机制的利润最大化是最终目标，为达到这一目标，可以付出社会、政治、文化等方面的巨大代价。至于经济增长的好处，可以通过“涓滴效应”慢慢流入下层贫苦阶层。也就是说，“先增长”，把“蛋糕”做大一点，再来谈分配，一些社会问题自会获得改善。

上述战略理论在发展中国家实践的最坏典型以南美的巴西、墨西哥为代表，引发了一系列灾难性的后果，被称为“没有发展的增长”，一些国家已进行战略调整，转向注重公平优先的发展模式。当时中国在计划经济体制下，人们己习惯了那种“平均主义”造成的均等分配。为了唤起社会的活力，理论家们求助于利益机制，认为只有这样才能打破那种一潭死水般的局面。但没有想到的是：他们呼唤的“机会均等”没有到来，而由于机会不平等造成的经济不平等却以快得惊人的速度出现了。耐人寻味的是，面对这样不平等的社会现实，还有人强调目前中国的贫富差距并不大，认为分配不公的说法只是“根深蒂固的平均主义分配观至今仍然影响我们对新时期收入差距的看法”，“在很大的程度上是用平均主义眼光看问题”，对“把中国贫富差距过大，解决这一问题当成当务之急”，“当作主要矛盾对待”的看法“不敢苟同”。

持上述观点者犯了两个不应有的常识错误：一是对中国经济转轨时期的财富流向缺乏了解，忽视了公众对现实生活的实际感受；二是在谈论“公平”问题时却忽视了“公平原理”中最基本的要素，人们不是根据现在生活是否比以前好一点来衡量自己得利与否，而是根据一个人得到的利益与这个人对社会的贡献是否成正比，即所谓“既讲奉献也求收获”的原则。

令人不能忽视的是一部份人对目前这种不平等的反映，一方面是决策者们并没有试图通过立法来矫正这种不平等，理论界对这种不平等也甚少进行伦理追问；另一方面则是有人提倡通过“红卫兵运动”来“均贫富”。尤其是从90年代末起，中国民众对毛泽东与毛时代的怀念随着社会不平等的增长而与日俱增，毛泽东成了中国底层社会要求“平等”的一面旗帜。这对于研究中国的学者来说，无论如何都是一个不应被忽视的信号。

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显示，全国公款消费1980年为186亿元，1990年为741.2亿元，1993年则猛升至1283.5亿元，到1999年公款消费则高达 2000多亿。如果说在90年代中期以前，社会还对公款吃喝表示愤怒，那么到了90年代后期，无论是什么人，都已经不认为吃喝玩乐算腐败行为。一些纪检干部认为用公款吃喝以及接受他人请吃请喝并不是贪污腐败行为，并以此作为界定自己行为的分界线。

从1978年以来，中国一些有终极意义的社会价值目标己发生本质性的变化：

第一、“公”、“私”观念的畸变。

原来提倡的“集体主义精神”土崩瓦解，所谓“大公无私”、“先公后私”这一类道德要求原本就没有真正进入人的思想意识，被从形式上驱逐出去的“私欲”却以一种极端的形式外化成人们的行动。这一点尤其在政府和企业官员的行为上充份表现出来。

目前中国人在公有财产私有化上所持的是这样一种态度：拿的人认为，“公家”的，不拿白不拿；我拿公家的，关你什么事，有本事你也拿。其它人大都抱着另一种态度：那是“公家”的，又不是我个人的”，鲜有检举者。即便有个别检举者，一部分也是因为自己利益受损，而不是因为正义感的驱使。

这一世态的变化是与中国近半个世纪以来经济伦理的变化有直接关系。中共建政以后，对中国传统经济伦理彻底扬弃，在其新建立的经济伦理中，除了“按人口分馒头”这一思想确实深入人心之外——这一分配法则忽视人的能力差异，大大迎合了素质低下��群的弱者心理——其余所谓“大公无私”、“公而忘私”、“先公后私”这类社会主义理想经济伦理，虽然一直见诸于报刊等宣传材料上，但其实并未能真正深入人心。此外，还有一个不可忽视的原因：即当时中国民众除了少部份生活资料之外，没有私有财产的存在，政府亦对这种普遍贫穷状态从道德层面加以肯定。

必须着重指出的是，不能忽视中国在上一世纪50年代通过政治暴力强制性地实行财产转移（在农村打土豪、分田地，在城市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将私人企业收归国有），实际上已将“把手伸进别人口袋里”这种隐性经济伦理合理化。这种隐性经济伦理观念在中国一直存在，水浒英雄名之为“替天行道”的“劫富济贫”，就是这种隐性经济伦理的一种表现和阐释，且被民间视为英雄美德，沉淀在民众心灵深处。鲁迅在“阿Q正传”里描写的阿Q对“革命”的理解，以及大跃进时期一些乡镇干部对共产主义的荒谬解释，就是流氓无产者意识对这种隐性经济伦理观念的一种粗鄙的直白式发挥。

只有充份了解在这种隐性经济伦理状态下的民众心理基础，才可能较好地理解这一事实：中国改革开放以来，所有权主体缺位的国有资产为权力阶层大肆掠夺的这一过程在中国基本上没有遇到文化上的反抗。不少人在自己没有能力加入瓜分国有资产行列的时候，可以痛骂腐败现象和腐败者，但一旦自己具有了参加瓜分的“资格”和能力，便也毫不犹豫地把手伸进“国有资产”这一只口袋里。国民自律精神如此之差，其原因就在于整个社会缺乏一种健全的公私观念。

第二、金钱至上和商品拜物观念的形成。

中国历代思想家几乎都对“财富”怀着一种深深的畏惧，商鞅、韩非等对后世有很大影响的思想家都提出了“富国不求足民”的思想，认为老百姓富足不仅不足以言治，反而对国家有害。于是中国在鼓励老百姓“安贫乐道”方面形成了一整套道德信条，这种对财富的鄙视到了毛泽东时代被发挥到了极致，外化到政治上就是极端轻视经济活动，过份强调政治教化。到了毛泽东的晚年，这种思想发展成了他的两个重要观点：“穷则革命富则修”和“越穷越革命”。

物质贫乏的民族对财富的梦想也是贫乏的。在改革开放以前，中国人无论是对富裕本身的理解，还是对富裕的向往，都很原始。就在提出“允许一部份人先富起来”的口号以后的两三年中，大多数中国人还都不知道百年难得一见的致富机遇已经悄悄来到面前。“万元户”的出现，对中国社会产生了强烈的冲击，唤醒了人们被压抑已久的物质欲望。十几亿处于长期贫穷状态中的人，其物质欲望一旦释放出来，就形成了一种前所未有的金钱饥渴感，那种在政治压力下被迫退缩回意识深处的“常识理性”，一旦没有了外在约束，就以极快的速度膨胀起来。追逐金钱的活动，在中国从未形成这样一种全民参予、铺天盖地、势头汹汹的潮流；而对金钱意义的张扬，也从来没有达到这样一种藐视任何道德法则的地步。

随着商品拜物观念渗透中国社会各阶层的意识深处，教养、文化程度大不相同的社会各阶层，在追求金钱的过程中，其行为方式在本质上竟没有多大的差别。在富裕的珠江三角洲和深圳特区原农村，不时可以看到一些富裕却无所事事的农民在游荡。用当地人自己的话来形容，这些人是“三不象”：没田种，不象农民；没有一技之长也不从事某一职业谋生，不象工人；生活上保持浓厚的农村色彩，不象城市居民。他们的生活方式构成了这些富裕地区的一大“景观”：富有却无所事事，过剩的精力无处发泄，便寻衅闹事、打架斗殴、吸毒、嫖娼、养小老婆......等等，引发了不少社会问题。对这些人来说，财富来得就象“阿拉丁神灯”故事中那样太容易了。他们还来不及从狂喜和骄矜里清醒过来，也没有来得及训练子孙守财的本事，一部份人的财富就又随风飘逝而去。

于是，中国出现了这样一种经济奇观：一方面贫富差距日大，畸形消费能力超前发展；另一方面生产能力却没有相应扩展，第一产业——农业处于萎缩状态；只有第三产业，尤其是某一类为少数人服务的第三产业畸形发展。第二产业中，许多本应在本国市场有巨大需求的产品在舶来品的攻击下节节败退，工业生产尤其是国有企业的生产处于一种令人很不乐观的状态。

以藐视人性为特点的奉献型经济伦理，必定给在这种教义下成长的一代人的生活带来一个后果：信仰破灭以后，每个人都感到空前的虚无和幻灭。正因为这种幻灭感，才使得现在的中国人不再相信任何道德。尤其是自50 年代以来的历次政治运动，毛泽东及其领导下的中共政府用政治说教动员人们告密，这种鼓励虚伪与无耻的制度对中国传统道德产生了巨大破坏──在人类所有的恶行中，再没有什么比告密更能破坏一个民族的道德积累。

发展并非只从商品开始；它是从人民以及他们的教育、组织与纪律开始。......任何国家只要具有高度教育、组织与纪律，不管遭到怎样的破坏，都能创造出经济奇迹来。

由于中国政府完全忽视了社会公正，不顾及国有企业对职工的历史负债，90年代中后期开始进行的医疗、养老、住房、教育收费体制改革，对城市贫困家庭不啻雪上加霜。到90年代末期至21世纪初，中国已经形成一个向上流动极为困难的城市底层社会。这些城市贫困者主要由下列几类人构成：

长期失业者。

下岗待业人员。

其他靠社会救济生活者。

早年退休人员。

停产、半停产国有企业职工。

中国官方与大多数学者一般习惯于从以下三个角度来解释失业下岗问题：一是国有企业的低效率和普遍亏损；二是连年经济不景气，经济增长速度的下降；三是产业结构的转换。这样的解释造成一种幻觉：失业或下岗是由于某些暂时性原因造成，一旦这些暂时性原因（如经济不景气或国有企业的低效率）消失，这些人就会获得重新就业的机会。

中国的社会救济程度低下，主要依靠企业救济。排除那些连工资都无法兑现的特困企业，尚有救济能力的企业由企业工会负责发放职工困难补助，标准虽几经调整，但这种标准单以城市规模来划分，既未与当地经济发展相联系，又未与物价指数挂钩，在市场物价不断变化的情况下，实际上根本难以保证困难职工的生活。由民政部负责的城镇贫困者的救济，同样存在标准偏低的问题。

2000 年，中国自称已经在全国建立了社会保障系统，但实际情况远未像官方数字那样令人乐观。到2000年底，全国城镇登记失业人员595万人，因各种条件限制实际能够领取失业保险金的仅有220多万人，占37%。医疗保险的情况更糟，到2000年底，全国虽有303个地市启动了医疗保险制度改革，但仅覆盖职工4587万人，占应保人数的29%。

从90年代以来，不断有各种政府机构和学术研究机构就社会形势之类到民间进行种种调查。在这些调查中，被调查者无一例外地对当前贫富差距过大表示了强烈的不满。值得注意的是，民众对贫富分化的不满，实际上在很大的程度上是对不正当致富的不满。

对中国贫困人口来说，最让他们痛苦的还不是贫困本身，而在于他们的子女向社会上层流动的通道受阻。这首先体现在受教育机会的不均等。其次，不同阶层子女受高等教育后就业机会也很不平等。这种情况说明，贫困的代际传递在中国已经成为现实，短期内无法获得根本改变。

中国的“人口——资源”状态相当特殊，传统小农经济结构的特点就是生殖人口的无限冲动。而1949年以后建立的人民公社体制实行了大部分粮食按人头均分的分配机制，在口粮不足的情况下，单身壮劳力的口粮甚至不如多子女家庭宽裕，形成了“做得多不如生得多”的局面，这又加剧了农村人口的生殖冲动。在中国农村文化中，家庭拥有儿子的数量仍然决定着一个农户在村中的地位，村民对节育并无认识，“有权的凭权生，有钱的买着生（付超生罚款相当于买超生指标），无权无钱的就逃着生（逃离本乡以便超生）”。虽然计划生育号称是“基本国策”，但不少农村基层干部实际上却将计划生育罚款作为一种寻租的机会，听任农民多生、超生，罚款收入主要用于改善干部们的福利或修建乡村干部的办公场所。

与其他农业国迈向工业国的国家现代化进程相比，中国存在着一个相当独特的现象，在农村耕地面积总体减少与人均耕地降低的同时，农户总户数却在增长。这一现象正好与农户总数减少、户均耕地面积加大的国际趋势完全相反。人口问题的实质，是人作为生产者和消费者之间的矛盾，是人口无限增长的趋势与人类赖以生存的地球空间、自然资源的有限性之间的矛盾。人口的膨胀给整个环境带来压力，影响到人们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所面临的人口压力已成为现代化进程中最主要、也是最根本的制约因素。

中国农村的城市化道路开始于80年代初期。这条道路上有三个里程碑：1979年《中共中央关于农业发展若干问题的决定》，在该决定中，中国政府提出了农村城市化的思想；1984年，中共中央发布一号文件，允许农民进集镇经营第二、第三产业，但是国务院发的《关于农民进集镇问题的通知》中则规定不许进县城，有些大胆一点的省自行开了口子允许农民进县城；1993年《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若干决定》中提出，改革小城镇的户籍管理制度，允许农民进入小城镇务工经商。

在户籍制度的管理下，农民进城务工首先要办妥相关手续，否则就会成为城市里清查的“三无人员”——“无合法证件，无合法住所，无固定工作的流动人口”，即俗称的“盲流”。

中国工业化进程和劳动力转移不同步，大量剩余劳动力滞留在农村，使农村出现了劳动生产率低、农产品商品率低、农民收入低的“三低”现象，累积了十分突出的社会矛盾。在农村就业机会日渐稀少的情况下，农民进城寻求生存和发展的机会，实为时势使然。

大量农民工进城，给中国的城市管理带来了空前的困难。关于其社会效应，得到社会一致公认的正面效应是：

农村劳动力的流动有利于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对输出地区来说，增加了农民收入，提高了农民的消费水平，增加了农村社会购买力。农民将部份收入用于发展第二、三产业，为农村劳动力创造了更多的就业机会。一部份农村劳动力转移到非农领域后，使另一部份农业劳动力得到更多的农业资源，为发展规模经营创造了较好的条件。而对输入地区来说，从外地引来源源不断的廉价劳动力，促进了本地第二、三产业的发展，弥补了本地经济发展中劳动力的不足。

农村劳动力跨区域流动不但促进了城乡二元结构向城乡一体化转变，还有力地促进了全国统一的劳动力市场的建立，并带动了户籍、就业方面的制度改革。不少外出务工经商的农民，直接受到现代工业文明和城市文明的熏陶，开阔了视野，学到了本领。

同样，农民大量外流产生的负效应是：农村劳动力的大量外流，对农业生产带来了一系列影响。走出农村的绝大多数是有一定文化基础、体魄健壮、智力较高的青年农民，留下的多为老弱病残和妇女儿童，农村劳动力的素质明显下降。农业知识的普及和新技术的推广受到了影响；耕地撂荒或变相撂荒现象大量出现，许多地区的农田和农田水利基础设施严重老化。

农民工离开家乡之后，多在“三资”（港、台、南韩投资）企业、乡镇企业及私营企业这类劳动密集型企业工作，这些企业具有劳动强度大、超时工作多、工资低、劳动保护设施差等特点，是中国劳动争议及劳动事故多发的企业。

农村的“重新整合过程”有以下几种类型：

高工业化、低集体化类型。东南沿海地区属于这种类型，如广东佛山、中山、顺德及浙江温州等地，其中以“温州模式”最为突出。该模式的特点是地方政府比较尊重市场的主导性与民间的自发性。这类地区由于经济发展较早，经济类型的多样化以及相对独立的自主性社会力量的发育，为经济精英以及地方政治精英的成长提供了良好的条件。一方面，原来的乡镇政府基层组织仍然存在并起作用，但控制力大大削弱了；另一方面，各种有经济功能的社团组织，如园林协会、建筑协会、家禽协会、水果业者协会等行业协会日渐成熟，这种社团关系纯粹是一种市场关系或社交关系，它的发展有助于乡村的商品化和市场化。

高工业化、高集体化类型。苏南地区和京津地区有不少属于这种类型，如华西村、大邱庄、窦店这些有名的地方就是这类典型。该模式的主要特点是政企不分，基层政府既是乡镇企业的管理者，又是企业发展的资金提供者和风险承担者。在这类地区，原来的乡镇政府用行政化组织手段，大办乡镇企业，从而使经济组织和行政组织合二为一，两种组织的领导人也合二而一；基层组织的权力有继承性，原有的乡镇干部一直是当地农民信服的社区领袖。

低工业化、低集体化类型。广大中部地区及安徽、广西均属于这种类型。这类地区农业比重大，非农产业只占很小的比例，农业人口占绝对优势。在实行承包责任制以后，原来的乡村基层组织失去了对资源的垄断及分配权，行政控制能力严重弱化，陷入瘫痪、半瘫痪状态。在此情况下，己销声匿迹几十年的家族宗法组织又应运而生。

恢复宗族活动大致有两方面内容，一方面是挖掘、恢复各种复活宗法组织所需的资源，如重续族谱，维修、扩建旧的宗祠等等；另一方面则是颁布族规，成立宗族的领导机构。一般都是先成立“续谱理事会”（有的地方称“谱局”），其职责为考核、任命族长、房长、户长等宗族大小头目，并制定详细的续谱计划。理事会下设财经、联络、印刷等若干小组，分管各项事宜。族谱的内容规定从祖宗开始，所有山塘、水面、林地等财产均要入谱。续谱完毕后，请来各地族人，宣布族规和宗族成员名单，公开大摆筵席，进行庆典活动。这些有了族谱，选举了族中大中头目，构成了一定组织网络，订有严密族规，规定了宗族成员的权力和义务，并定期举行各类活动的宗法组织，已经具有实体性内容。大量调查材料显示，这些宗法性组织己日渐在农村社会生活中发挥很大的作用，成为和政府基层组织相抗衡的社会组织。

宗法活动渗透到农村生活的各方面，首先就是宗法组织对祖先祭祀的管理和对农民丧葬活动的监管。宗族对族人的丧葬事宜有成规，死者家属必须如仪，葬礼举行过程必须恭请族长和族内长老监看，不得自行变更，否则会招致无穷的麻烦。其次是宗族对生产经营活动的干预。领导者对内负责资源的分配和宗族成员工作的安排，对外则负责处理一切经济纠纷。第三，大多数宗法组织在事实上已对其宗族成员行使司法权力。几乎在每本族规中都可看到，当族人违犯族规时，将受到从规劝、罚款直到肉体惩罚的内容。依据族规对族人进行惩罚时。往往直接与国家的政策法令及社会公德的要求相抵触。第四，农村宗法组织已成为调整农村社会秩序的重要势力。村中因相邻关系而产生的财产权益争执如争山、争水、争地、争矿产等事件时有发生，并由此而产生大规模的械斗。械斗往往由宗族头目担任总指挥，一般都制定了严密的行动计划，如械斗的人力、物力的征集按家庭人口和土地的数量确定；选派青壮年，尤其是受过军事训练的退伍军人和基干民兵充当“敢死队员”，妇女、儿童则提供后勤服务等等。对械斗的伤亡者，规定了治疗、丧葬、抚恤的标准，一些宗族甚至还给死者颁发“证书”。

由于宗族文化根植于旧时代整个社会关系的基础之上，宗族组织的特点对于社会现代化所起的作用是消极的。但对中国社会威胁最大的是与宗法组织平行发展的另一种地方恶势力，即黑社会与社会基层政权相结合的地方恶势力。

从80年代以来，中国农村社会面临的最大问题是基层政权的流氓化。这种“流氓化”最突出的表现首先是基层干部的高度腐败，对农民横征暴敛；其次是干群关系高度紧张，时有暴力冲突发生。

中国历史上的封建皇权历来是建制到县，也就是说，国家财政只供养至县一级，乡村组织多是依赖当地的乡绅“自治”。中共建政以后，对乡一级组织的定性一直不很确定（毛时期设立人民公社，改革开放��人民公社解散）。现今，乡镇政府已经变成了拥有实体财政的一级政权，甚至还变换形式向村一级延伸。对应着从中央、到省、县政府庞大的机构设置，乡政府逐年膨胀，也设立了许多机构，这些部门又派生出大大小小的一批事业单位和所属企业，吃官饭的人越来越多，形成了庞大的利益集团。

绝大多数地区的村干部，其政绩几乎都要造假。这些造假是全方位的：

虚报农民收入，其后果是向农民硬性摊派高额税费。

瞒报人口增长数目。

虚报教育成绩，有的村镇在脱盲率上集体造假。

有乡镇企业的村庄，往往隐瞒该村办厂的污染情况。

制造冤案，将普通农民的抗争当作“地方恶势力”。

除了基层政权与宗族势力之外，还有暴发户和以黑社会团伙为主的地方恶势力，那些“天高皇帝远”的村镇，特别容易形成这类势力。地方恶势力的犯罪特征：一是连续性作案，越发展越大；二是区域性作案，危害一方安宁；三是暴力性作案，视人命为儿戏；四是渐进性危害，小恶成大恶。最应引起社会警惕的是已出现这样的现象：“黑社会”帮派和“白道”势力（即政府中某方面掌权人物）合流，形成一种对人民的奴役性整合力量，使当地人民的生存受到严重威胁，连起码的安全保证都没有。

这些地方恶势力的行为既不受法律约束，也不受任何道德的约束。从古至今，维持一方秩序的不外乎两种：一是法律，二是道德。自有人类社会以来，道德至少有两方面的作用。首先，它作为人类行为的规范，可以称之为“道德权力”，是法律制度的一种必不可少的补充，在法律不起作用或法律与道德相背离的时候，道德甚至可以行使类似法律的功能。这一特点在中国的传统道德中显得特别突出。其次，道德是有关个人良心的问题，也是个人用来自律的行为准则。如果将这类人的行为仅仅解释为“法制观念不强”或“没有法制观念”，那么，本应起约束作用的道德——无论是以“忠恕”为基本精神的传统道德，还是以“为人民服务”为口号的社会主义道德，在这些地区都看不到半点影子。

改革以前，中国政府对社会的控制，在城市是通过企、事业单位这两大科层组织进行控制；在农村则是通过人民公社——大队——生产队这三级组织进行控制。这种建立在计划经济体制上的社会整合体系在很长一段时间内相当有效，其代价则是全体社会成员失去了个人自由。

为什么当今的中国农村无法回到过去那种文明程度还要高一点的“乡绅自治”格局，反而让大批充满了各种社会恶习、具有严重流氓无产者意识的人成为基层统治者？封建时期的乡绅，很大一部分都受过儒家思想的教育。这种教育一般都培养两种责任：一是对政府的责任，二是遵循儒家思想的利他主义为地方服务。而这两种责任基本上是依赖“科举制”这种人才选拔制度支撑的。而中共建政初期，农村基层干部的产生机制很有特色：都是处于社会边缘的人物。这些人一无所有，未受过教育，能当上基层干部的条件也很简单，只要能绝对遵循中共组织内的上级指示就行了。由这一类人构成的基层统治网络，其遴选干部的机制后来就演变成以“任人唯亲”为主流。但在实行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以后，情况就完全不同了。农民有了经营自主权，生产优劣、生活好坏、贫富状况在很大的程度上取决于自己，更有善于利用“选举”这一形式的，将其作为表达意见的渠道。由于所在乡村不同、村干部素质也不同，同一地区的村与村之间就有了很大差别。如吉林省梨花县，村民们为实现“村民自治”而创立了一种选举方式，其特点是：乡党委和村党支部不提候选人，完全放开，权力交给村民。每个村民发一张选票。在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的村民中，参加选举者认为谁能胜任村干部就选谁。然后再经过逐级淘汰的几轮选举，由得票最多者当选。这个地方的农民对选举村长有着比较清醒的认识：他们是否能过上好日子，在很大程度上由村长个人的胆识、能力、智慧和人格决定。然而，上述这种成功运用“民主选举”的例子实在是屈指可数。首先，贿选现象蔚然成风，农村富裕者当官的现象相当普遍；其次，大多数地方的村民“选举”通常被基层政府或当地恶势力控制。

概言之，从1978年以后，中国农村的基层组织已普遍发生严重的权力移位现象，越是愚昧落后的地方，基层利益集团的剥削性和掠夺性就表现得特别突出。

恢复农村家庭承包责任制，退回到落后的耕作方式，在短期内确实起到了刺激农民提高劳动积极性的作用。但家庭承包责任制只是改变了资源的使用方式，而没有改变占有关系，政府基层干部在农村拥有对土地的绝对支配权利。农村现行的土地制度对于保证中国农民的公正底线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尽管农民的“兼业”收入在其总收入中所占的比重越来越大，但农民对于土地的依赖程度并没有减小，因为土地对于农民来说，越来越具有生存保障的功能。这主要是因为下列两个背景因素：一、80年代中后期开始，世界范围内的信息革命与技术进步，极大地改变了中国的产业结构，使得中国城市无法为庞大的低素质农村劳动力提供就业机会；二、农民工极其低廉的工作报酬使他们脱离土地生存几乎成为不可能，这加强了农民对土地的依附。在科技水平日益发达的今天，文化素质相对要高的城市人口在就业时尚因受教育不足而困难重重，平均文化素质相当低的农业人口要想从农业部门之外的现代经济部门就业，首先遇到的问题已经不是户口，而是自身的素质。

农民失去土地，意味着被拔去生存根基。大多数失地农民无法找到工作，因为城市居民的失业问题也越来越严重，那里根本没有农民们的生存空间。而中国政府的政策总是迟到：在户口对改变农民经济地位已经没有多少实质意义的情况下，中国的一些省市才开始“改革”城乡户口制度，撤除城乡人口流动的壁垒。目前，全中国流动进城就业的农民工有1.4亿，住不起房、吃不饱饭的农民工不在少数。尤其是，农民工在城市中如果因工伤事故死亡，获得的赔偿要比城市居民少得多。如此一来，土地对农民的生存意义更加重要。

对地下经济的界定有广义和狭义之分。从广义来说，“地下经济”是指官方控制不到的经济活动，这类经济活动不纳入官方统计的国民生产总值之内，不向政府申报和纳税。一般分为以下几种类型：

对外不公开的非法经济活动，如地下工厂、黑市交易、地下金融机构、走私。

对外不公开的违法经营活动，如毒品买卖、非法卖淫。

通过合法经营单位取得非法收入的经营活动，如第二职业、偷税漏税。

中国的大部份黑色财富不是用于投资从而转化为“白色收入”，而是用于奢侈性消费或通过各种途径转移到海外。

从90年代以来，黑社会价值观念渗透到中国人的社会行为方式上。这方面最典型的表现是权力之争往往借助于黑社会势力介入。中国官场竞争本来就极不正常，往往不是凭借本人的德行、能力、勤政、绩效。这种干部选拔机制已经饱受诟病，现在引入黑社会手段更是加剧了这种竞争的无序性。更重要的是，黑社会势力介入社会政治生活的恶劣做法，使得社会各界竟相仿效，加剧了公众的不安全感。

从1998年开始，中国的腐败已开始从组织化腐败向制度化腐败过渡。其具体表现为：第一，腐败已渗透到政治系统的大部分机构中。第二，腐败已成为一种制度安排，社会政治资源、经济资源与文化资源已成为利益再分配的主要对象，从而减少了现存政治经济系统内部的磨擦。第三，反腐败已在某种意义上成了要挟他人以获取利益或进行政治斗争的工具。

目前中国社会的精英层大致由政治精英、经济精英和知识精英组成。政治精英特指执政官员，其形成有延续性特点，不少人原来就在集权体制下的政治阶梯中占有一定的位置，另一些人则在改革开放后进入这一集团。经济精英由国家银行及其它国有大型企业负责人、国有大公司经理、大中型企业主管、大中型私有企业主等组成。这个集团中的前四类人与政治精英有密切的血缘关系，是从原来的政治精英转化而来的。而大中型私有企业主的背景通常有如下三种情况：一是家庭有官方背景，通过“父母做官，自己经商”的形式，更方便地获取财富；二是通过各种途径成长的民间人士。以上两种情况都与寻租活动有直接关系。第三就是一些利用市场机会获得成功的商业人士，这在高技术行业中比较突出。随着私营经济的壮大，私营企业主阶层的利益诉求也日益强烈，其政治参与热情不断上升。除了全国工商联越来越多地代表他们的利益之外，也出现了表达这个阶层利益主张的媒体——《中华工商时报》。这个阶层在非权力中心的官方政治组织——人大和政协中的席位也越来越多。

改革前，受毛泽东“知识越多越反动”说法的影响，知识分子一般被贬斥为“臭老九”。但是，由于某些人文领域的知识分子可以为毛泽东的大批判效力，所以他们仍能得到“重视”。改革以来，随着市场化过程的推进，科技知识及一些与改革密切相关的社会科学（如经济学、法学等）知识成了一种重要的文化资本。有能力的技术专家、律师、经济学者、工程师很快地垄断了社会机构中的高位，成为改革的受益者，少数人还进入了权力核心。还有一部分知识精英受经济利益和单纯功利型意识形态的支配，以其具备的影响社会舆论的能力为经济精英们服务。90年代中期以来，随着一些技术密集型产业进入��国，一些科技型专业技术人员的知识迅速市场化，其经济地位及社会声望迅速提升。目前，处于中间阶层上半部分的，包括高级知识分子（大学教授与科研人员）、中小型国有企业经理、中小型私有企业主、外资企业的白领雇员、国家垄断行业的高级职工等；处于中间阶层下半部分的，是技术和科研人员、律师、教师、文艺工作者、新闻从业者、机关干部、国有企业中下层管理人员等。

中国对工人阶级的定义主要是指国有企业的职工。随着改革开放的日益深化，中国的工人阶层其实已包括两类人，一类是国营与大集体企业的职工，另一类是在“三资”企业和乡镇企业工作的职工。改革开放前，工人与国家的关系体现在两方面：一是管理方与工人在车间发生的工作关系，即生产关系、劳动过程、工人控制生产过程的问题等；二是在国家主导的再分配过程中，工人与所在单位之间的分配关系，涉及到工资、医疗保险和养老金等。双方的利益冲突不是劳动制度，而是政治专制下的严苛控制。

在改革过程中，随着产业关系模式的多元化，工人与厂方的关系也出现了以下几种类型：

集体协约型，这种关系多出现于国营与集体企业内。这类企业虽设有管理部门、党组织、职工代表大会与工会，但并不能形成互相制衡。企业的经理时常兼任党的书记，工会主席没有必要的权力。这种机制赋予经理极大的专断之权。

西方国家在中国建立的合资或独资企业的人力资源管理模式。这类企业拥有充足的资金，因此能支付较高的工资、提供更清洁、先进与安全的工作环境，并给工人提供优厚的住房条件与其他待遇。企业的管理层与工人的关系往往是非对抗性的，工人的不满情绪常常是针对中方经理，埋怨他们低能、腐化、任人唯亲。

亚洲国家（或地区）在中国建立的“三资”企业或中国本土的私营企业内劳资关系的“返祖”现象。所谓“返祖”是指劳资关系退回到19世纪工业革命时期的状态，工人们报酬微薄，往往被迫每天连续工作10至12小时乃至更长时间，周末不能休息，工作环境既差又不安全，工伤事故频繁。

现代社会的一个基本特征就是社会管理具有多元参与性，在社会的决策过程中，各阶层都要有自己的利益诉求渠道。因此，协调社会的中间层能否参与决策往往是多元化参与的关键，而中间层参与社会公共事务决策主要依赖于各种社会组织。但是，现有的社团组织大多数并不是应社会群体的要求自发组建的，而是属于由政府供养的“代理人”型社会团体。

截至2002年年底，登记在册的全国性及跨省、自治区、直辖市的社团1712个，全国共登记社会团体13.3万个。这些社团可分为三类：一是党政机关为加强对某些领域或行业的管理而设立的，如私营企业协会、工商联等；另一是各企事业单位创办的，如服装行业协会、装饰行业协会等；还有就是校友会之类的联谊性社团。在这些社团组织中，除校友会的民间联系色彩较强，基本不受政府控制外，其它的各种协会均受政府的严格控制。它们主要领导人由政府委派并享受公务员待遇，以“半官半民”的身份参与社会活动，面对政府时它们代表企业，面对民众时他们却代表政府，俨然“一身而二任”的面孔。

中共政府一直奉行落后陈腐、任人唯亲的干部选拔机制，既没有一套合理的考试制度，也缺乏公开的民主机制，往往是由领导“发现”人才或组织部门“关怀”人才，甚至是“一把手”拍板选择“接班人”。

媒体是推进政治民主化的重要工具，也是对政府及各种公共权威进行社会监督的重要手段。中国的新闻媒体一向受党的严格控制，一直有泛政治化的特点。1998年，中国大陆的新闻出版界曾经历了短暂的有限宽松期，敏感的外国传媒称之为“北京的春天”。但近年来，随着经济形势疲软、失业失业人员增多、贪污腐败急剧蔓延，新闻主管部门又加紧了对传媒的控制。2000年1月，《南方周末��的总编江艺平被迫“辞职”，就是政府对传媒偏离“主旋律”严重不满的一个例证。现阶段，中国政府正在与网络作顽强的斗争，从2002年8月1日起，中国政府开始实施《互联网出版管理暂行规定》，这一规定的内容极为宽泛与模糊，凡政府不喜欢的内容都可以被纳入这一规定。

尽管中国的改革进程错综复杂，其理论也被政府蓄意弄得暧昧不明，但从已经形成的社会利益分配格局来看，这场改革的主线就是对毛泽东领导的“化私为公”式革命实施逆向变革——即“化公为私”。作为改革主导思想的“放权让利”就是以“私”为杠杆，推动经济发展。

中国的改革可说是危机推进型改革。邓小平支持改革的动机只是为了化解社会经济危机，而不是要改革社会制度。这种改革动机与100多年前晚清洋务派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改革类似。号称改革“总设计师”的邓小平在80年代初其实并未形成清晰的改革方略，被政府奉为改革指导思想的“邓小平理论”，其核心无非是把毛泽东的“马克思加秦始皇 ”——即“公有制经济+极权政治”——中的经济制度换成了资本主义经济。不过，为了让公众在观念情感上能够接受，改用“市场经济”这个词代替了“资本主义经济”。邓小平没有认真解决经济体制与意识形态之间日益扩大的分裂，他只是凭借自己的政治权威选择了两个极其短视的方法：一是“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二是“不争论”，以为如此就可永远回避这一矛盾。

“六四”事件后中共痛定思痛，把事件的根源归罪于西方民主思潮，并由此确定了全力镇压民主要求和丑化民主制度的意识形态战略。整个90年代，从小学到大学一以贯之的政治思想教育一直在为这一战略服务。通过持之以恒的意识形态教育，“民主”这一概念在中国被弄得面目全非。一谈“民主”，或是中共政府宣传的“民主集中制”下的“少数服从多数”，或是将其等同为“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式的群众运动，让民众产生“民主”就是“动乱”的联想。

由于领导层的既定方略以及为领导层服务的智囊们胆识所限，中国经济体制的改革只设定了一些阶段性目标，如“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建立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等等。由于改革时期社会形势变化太快，每一具有特定内容的目标都只不过领了两三年风骚而已，只有90年代中期中共“十四大”确定的所谓“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一说法的寿命最长，从1995年以来直到今天仍被当局悬为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

表面上看，似乎是邓小平的亲属大张旗鼓地下海经商为权力寻租活动开了先河。邓在世时，指责他放纵权力进入市场（即指其子女经商）的声音就不绝于耳。一些人认为，邓的家庭观念很强，因“文革”时期子女遭受了许多痛苦，出于补偿心理，对子女经商并不约束。于是上行下效，造成了腐败之风蔓延。

实际上，中共自建政以来就不断鼓吹“接班人理论”，其核心就是要承认政治高干的子女们与生俱来就享有继承父辈垄断性权力的特权，这一说法其实是为处于中国政治制度核心的权力传承机制张目。经过“文化大革命”以后，上一代的政治权力显然不便再通过“父传子继”的方式直接继承，因此，作为赎买政治继承权的补偿，经济资源就成为了最佳选择。

中国政府无法克服腐败，是因为腐败已成了维系中共政权的重要凝聚力。任何政府如只能借助政治高压来稳定社会，就必须给官员们足够的利益，以换取他们对专制政府的效忠。当局表面上并未直接给其官员们太多利益，官员们的工资并不比普通职工高多少，他们获取的大量利益除了附着于职务上的各种“待遇”之外，主要是通过权利寻租，此外还有介于合法、非法之间的“灰色”收入。目前中共政权之所以打击腐败，并不是真要杜绝腐败，他们一方面是借遏制腐败安抚民心，但更重要地是担心腐败会导致政权的软化。因为政府各级官员牟取利益之举往往是以损害政策与法律为前提的，最后的结果必然是国将不国。

邓小平的“猫论”与“摸论”是为了对抗当时党内高层的教条主义者而提出的“理论”。这种“理论”对消解“两个凡是”之类的教条确实起了重要作用，但用于指导各种改革政策的制定，后果就是机会主义泛滥。一个国家的政府在施政方针上过度地不讲原则，只是根据当时的短期利益不计后果地作出权宜之择，必然会留下相当多的后遗症。最直接的结果就是政策摇摆不定、朝令夕改，让公众产生极大的不信任感。

笔者以为，党内的“保守派”与“改革派”其实只是大家幻想出来的一种派别对立。可能在某一具体政策上，二者的看法不完全一致，但在面对人民抗议时采取专制手段维护政权稳定，在面对少数有识之士对社会的深刻批评时采用钳制舆论与人身迫害的手法上，二者其实无所谓“保守”与“改革”之分。“保守派”是以防止中国走上资本主义道路为借口，要求更大的权力，以便由他们来坚持“正确的”方向。而“改革派”则是以发展经济为由，拒不实行政治体制改革，只是热衷于利用自己掌握的权力瓜分社会资源。“保守”也罢，“改革”也罢，不过是政治集团内部争夺利益的旗号而已。

笔者认为，由于言论空间的狭窄，由于争论的真正主题被有意掩盖，20世纪末中国最引人注意的所谓“自由主义”与“新左派”之争，是一场看起来非常热闹，其实却混乱不堪的“思想争论”。许多问题不是越争论越清楚，而是越争论越糊涂。首先，“新左派”刻意回避对专制政体的必要批判，相反却对现存专制政体的“母体”——毛体制与“文革”赞不绝口，因此为当局所宽容。“新左派”实际上是通过这种变相的“帮闲”来赢得了他们的话语空间。其次，自由主义主张的民主与宪政是“六四”以后中共意识形态战略加以禁止并长期加以丑化的对象，根本不可能公开讨论。同时有不少经济学者，以西方经济学在中国的传人自命，提出了一些适应权势集团需要、为目前利益格局张目的“理论”，受到传媒追捧、互相唱和。这在很大程度上使得社会公众尤其是大学生们认为自由主义学说就是鼓吹“腐败有理”。

中共政权之所以能维持稳定，是由于民众对中国政府及社会主义制度还存在极大幻想。在许多民众心里始终存在着一个理想中的中国共产党与一个对人民极其负责的中央政府，许多民众把目前中国存在众多严重问题的原因简单化地归结为：中央的“经”是好的，只是被下面这些“歪嘴和尚”念坏了。笔者以为，这种现代的“圣君贤相”幻觉其实是传统的“反贪官不反皇帝”的进化版，在中国有极深厚的民间基础。其实，这种植根于“圣君贤相”的期盼忽视了现代政治的一个基本特点：专制政权初创时期的领袖往往是铁腕强人，其个人的超常规权力经常超越制度的常规性权力，于是国家兴衰、民众安危往往取决于强人领袖的个人意志；而这种政权进入成熟期、结束了强人政治后，制度的力量就远远大于领袖个人的力量，领导者的个人意愿往往只能服从制度的常规性权力。

在考虑当代中国问题时，还需要考虑两个至关重要的因素：

在有现代化武器作后盾的暴力政府的压迫下，反抗者既不具备有组织能力，且因信息管制也使得民众没有争取社会同情的可能性。

民众既然无法对抗体制，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就只能报复社会。而这种个人暴力的使用方向是盲目的，其施加对象往往是社会上的弱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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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v2637859758 · 7 years a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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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ravitysworm · 6 years a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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催泪弹与防暴工业的历史

端传媒版本（欢迎订阅阅读）：https://theinitium.com/article/20190620-opinion-tear-gas/

在反送中抗议中，香港警察再次用催泪弹、辣椒喷雾、橡胶子弹和布袋弹攻击和驱散人群，导致至少70多人受伤。发生在香港的暴力当然并非孤例，警权扩大和军事化是全世界革命和运动的威胁。而使用枪管和气罐释放的催泪瓦斯，也早就是警察镇暴的标配。吊诡的是，早在1925年，《日内瓦公约》就已经明令禁止催泪弹等化学毒气在战场上使用，��大部分国家都签署并遵守了协定。催泪弹使用领域的倒置，反映了20世纪政治暴力被人道化的过程，也侧面勾勒出群众运动和国家镇压间不断拉扯与竞争的历史。

致命的非致命武器

发明于一战战场，催泪弹是以CS，CR、CN（已经停用）、辣椒素等一系列化学物质为基底制造的化学武器的统称。在战场上，催泪弹主要为了在僵持阶段引出对方战壕中的敌军；而在街头，催泪弹是为了在短时间内快速驱散聚集在一起的人群。虽然媒体上流传的抗议图片中，催泪瓦斯常常看上去以气体形式存在，它更多情况下是一种水汽，可以吸附在皮肤、土壤和建筑材料上，所以才需要液体来进行清洗。尽管催泪弹被当作非致命武器，历史上因为催泪弹致残甚至死亡的人数却不在少数。催泪弹的杀伤力不仅在化学物质本身造成的流泪、灼烧和恶心，还在于不正确使用时造成的其他破坏，包括通风不畅导致的窒息，和容器袭击造成的脑震荡等。

在密闭和通风不畅的空间投掷催泪弹会大大增加化学危害。2013年，埃及警察在密闭的警车上释放催泪弹，当场杀死了37名穆兄会支持者。2014年11月，密苏里弗格森抗议的第二波示威中，警方在混战中多次无差别使用催泪弹和橡胶子弹，导致临街咖啡店都布满有毒气体。受伤的几位当事人一气之下把警方告上了法庭。

其次，很多催泪弹的伤亡源于被弹出的弹壳或毒气罐砸中，伤者轻则面颊流血，重则失明和颅骨、脏器破裂。比如在2013年土耳其的格兹公园抗议中，警方在最初20天释放了13万罐催泪瓦斯（切勿惊讶，这个数字并不惊人，80年代韩国镇压民主化期间，有过17天发射35万枚催泪弹的记录）用空了一整年的镇暴库存，并出动水炮和推土机清场。这场城市占领运动最后导致了八千多人受伤，22人死亡。两百多人受到头部和脑损伤，其中不乏由于催泪弹导致失智等严重后遗症的。去年底发酵的黄背心运动中，许多防爆警察故意近距离朝群众头部开枪，造成不少重伤，一名旁观女性也被飞出的弹壳砸中头部身亡。

除此之外，一些具有附加爆炸功能的催泪弹，还会带来额外的风险。比如2011年以来，法国是欧洲唯一一个允许使用混合少量TNT炸药的特殊催泪弹GLI-F4的国家，这也导致法国抗议者面临更大的身体威胁，一不小心就会被炸伤炸残。去年以来，已经至少有两名黄背心示威者的手被这种催泪炸弹当场炸飞。

催泪弹并非只是非常时期的警方武器。美国和伊朗的监狱和拘留所中曾爆出使用催泪弹虐待囚犯和被押人员。美国边检人员用催泪弹驱赶穿越边境的无证移民的行为在近年来越发普遍。对于巴勒斯坦人来说，以色列人隔三差五射出的子弹、催泪弹和闪光弹早就是家常便饭。在乌干达和尼日利亚等国，当地军警的催泪弹使用如此普遍，以至于网民们会用地图评论来标记出那些尚未遭受催泪弹袭击的场所。越来越多的人被从正常的生活中驱赶出来，活在永恒的例外状态里。

在历史学者Anna Feigenbaum看来，对催泪弹无害的认知，首先是因为全世界没有一个国家有法律条文规定要统计催泪弹造成的伤亡，很多数据都是一片空白。其次，国际传媒的报道偏见，导致非欧美和非英语国家的伤亡者被人忽视。再者，由于样本限制和实验室实验的道德风险，几乎没有研究系统计算过催泪瓦斯的直接和间接危害。最重要的是，当我们回顾催泪弹被发明和商业化的历史就会发现，所谓的“非致命武器”是一种精巧的话术，用来为催泪弹在和平年代的民用提供合法性，最终造福的是全球化下的暴力军工体系。

催泪弹的民用史：当镇压成为商品

催泪弹民用史上一个绕不开的人物是Amos Fries。Fries早年参与美菲战争，在一战期间效力于美国军队的化学武器部门 Chemical Warfare Service (CWS) ，将化学毒气描绘成现代化和人道主义的象征。战后面临公众普遍质疑和裁撤CWS的压力，Fries联合一众政客、科学家和媒体写手，开始以“war gases for peace time use”为口号为化学气体的民用做撒网式营销。1921年夏天，Fries带着他的宣传团队来到正经历大量南方黑人人口流入的费城，向当地警局展示了催泪弹的威力。在演习中，尽管警长派出了其最优秀的下属，面对六个手持150个催泪手雷的“暴徒”，警察方一次次捂着眼睛如鸟兽散。此番场景被闻讯而来的各路记者写进报道，一夜间为催泪弹赢得了高效制暴的美誉。到了1930年间，催泪弹已经成为美国绝大部分警局、国民警卫队、监狱和私人保安公司的标配。

20年代涌现的各类劳工运动和总罢工，也成了催泪弹的绝佳试验场。当时两大制造商Lake Erie Chemical Company 和Federal Laboratories的销售代表敲开一家家工厂的大门，推销催泪弹镇压工人罢工的人道与高效。他们往往不等罢工出现，而是根据行情预测可能出现罢工的行业，劝说相关公司购买催泪弹以备无患。在公司的宣传册上，也随处可见催泪弹帮助镇压罢工的成功案例。大萧条的来临，又进一步反向刺激了商业资本大量购入催泪弹，以应对失业带来的底层骚乱。根据之后国会特别调查委员会的统计，1933到1937年间，用于镇压劳工运动的催泪气体订单累计高达12.5亿美元（等价于现在大约210亿）。

Amos Fries成功的动员策略，也是当时美国社会白人至上思潮的缩影。作为所谓美国主义（Americanism）的信徒，Fries多次在公开场合将外国人和有色人种比喻成野人，还积极推动删除公立学校教材中的共产主义内容，他的发言和行动得到了三K党官方和其女性分部的力挺。催泪弹民用背后的意识形态，对警察镇压劳工，白人侵略有色人种的正当化，是之后麦卡锡时代的前奏。或许并非巧合的是，30年代在国会特别委员会负责调查CWS腐败和对平民滥用化学武器的参议员Robert "Young Bob" La Follette，恰恰被麦卡锡于1946年在共和党初选中击败。目睹后者的崛起和紧接着的反共浪潮，La Follette在1953年2月开枪自杀。

催泪弹在北美的大获成功，特别是坊间流传的费城警局的催泪弹演习报道，通过电报和国际移民等渠道传到了英国。当时的国际社会已经禁止在战争中使用催泪弹，在非战时使用化学气体在英国方面看来是更加不人道的做法。然而，从尼日利亚到印度，殖民地中发生的一系列群众运动，特别是印度的非暴力不合作运动，让英国人意识到寻找快速有效镇压手段的必要性。1919年，印度北部札连瓦拉园的英军用子弹杀害了至少379位平民抗议者，酿成了臭名昭著的阿姆利则屠杀。为了避免此类事件重演，英国也开始慢慢打造帝国内部的催泪弹市场。1920年代在美国方面的赞助下，上海公共租界内的警局开始配备催泪瓦斯，让英国方面更直观地感受到了催泪弹的好处。

同时，随着美国方面证据的增加，英国的主流舆论对催泪弹的态度也从坚决反对导向了有限度的支持。到1930年代末，印度、新加坡、巴勒斯坦、南非、尼日利亚、塞拉利昂等地的警察部门都已正式配备催泪弹。为了提升可信度，殖民地的医师和技术人员们被动员起来论证催泪弹对人体无害。一些特别的规范也建立起来，比如在使用催泪弹前必须先警告公众，这一做法也一直沿用至今。

如果说美国几乎垄断了催泪弹的制造生产，英国方面则选择了走研发之路。1947年，在镇压印度监狱的一场暴乱中，美方提供的催泪弹造成了一人死亡多人重伤，促使英国开始自行研发“更加安全”的化学毒气。战后在波登当的国防科技实验室，研发人员在退伍军人身上进行了几千次催泪弹测试。1965年，英国正式宣布研发成了改良版的CS气体，能比原有的气体造成更严重的过敏反应。很快，这种新CS气体就被用于镇压北爱独立运动。同一时期，美国各级政府则用新武器来镇压民权运动和反战活动。从塞尔玛游行到芝加哥民主党大会抗议再到伯克利言论自由运动，警察和国民警卫队的装备愈发精良。通过朝静坐的人群和占领区的帐篷投放催泪弹，甚至动用直升机喷洒催泪雨，政府可以有效制造群体恐慌，从而分隔开抗议的人墙。一些小镇和背街小巷中甚至出现了朝黑人运动家的会议室、住所和乘坐车辆扔催泪弹意图谋杀的行为。

60年代美国国内的抗议和镇压，又反过来促进了催泪弹全球联动体系的初步建立。以 Rex Applegate为代表的前军方专家们开始以60年代为经验，出版各种关于催泪弹的使用手册和科普读物，并到访多国的警队进行宣讲培训。60年代末70年代初也是催泪弹衍生品推出的关键时期，含CS的Mace喷剂、胡椒雾（Pepper Fog）、辣椒喷雾（Pepper Spray）都在这时注册了商标。之后几十年全世界街头所用的镇暴武器，很多都是缘起于这个时期。

催泪弹的全球产业链

历经80年代的保守主义回潮，90年代通讯技术的高速发展，以催泪弹为主打的街头镇暴已经成为全球的产业，体量像滚雪球一样增长。以Milipol为代表的防恐防爆的跨洲展销会遍布全世界，展台上摆放着美国出产的催泪弹，中国出产的防暴衣，和来自以色列的无人机。以展会为平台，不同国家的商人们在现场提供的秘密会晤室和周边酒店中商量着进出口事宜，悄悄决定着几千公里外广场上抗议群众的命运。

自2011年阿拉伯之春、占领华尔街和智利学生运动以来，全球防暴工业的订单都在飙升。目前，美国三大公司：宾夕法尼亚州的Combined Systems, Inc. （CSI）和Non Lethal Technologies ，以及佛罗里达州的Safariland继续主导着催泪弹市场。CSI是美国国土安全部最主要的供应商，也出售武器给大多数中东和拉美国家。CSI的催泪弹出现在2011年的埃及和突尼斯革命期间，也曾引发社运团体、黑客组织等的广泛抵制；Non Lethal Technologies的武器主要被用于巴林、希腊、土耳其等的抗议；Safariland的催泪弹除了用于美国本土、土耳其、巴林、科威特等地的群众抗议外，目前还专门用来驱散美墨边境的无证移民。美国市场外，欧洲大部分国家、加拿大、土耳其、印度、巴基斯坦、中国、韩国等国也有了比较大的生产商。而制造催泪弹的原材料和零件，则往往来自人力成本依然较低的中国和印度。防暴工业养肥了一批跨国经济精英，比如Safariland的CEO和最大持股者，身价7亿美金的Warren Kanders。

香港抗议中的催泪弹 N225 Rubber Bursting CS Grenades

催泪弹的出口网络有一些明显的特征。首先，它反映了殖民时代世界体系的遗产。例如，镇压香港伞运和这次反送中的催泪弹大都进口自英国的Chemring Defence，黎巴嫩抗议中的催泪弹往往产自法国，津巴布韦则大量进口邻国、同为前英国殖民地南非的镇暴器材。其次，韩国、巴西等国的新兴企业也正在通过降低成本打乱旧有的出口格局。韩国的大光化学（Dae-Kwang Chemic）在2011到2014年间向24个国家出口了300多万罐催泪弹，其主要合作国是巴林、缅甸和泰国。2002年，巴西推出了一揽子计划支持国产防暴工业，使其在接下来的十多年发展成可匹敌美国的庞大市场。其中，位于里约热内卢的Condor Non-Lethal Technologies频繁向委内瑞拉出口催泪弹。此外，与其他行业类似，非洲和东南亚日益成为各国争抢的设厂基地。业内��计从2016到2021年，催泪弹市场的年增长率大约为5.4%。到2020年，非致命武器市场的销售额预计将达到84亿美元。面对又一轮全球抗议潮，和民主国家日益严酷的边境执法，对催泪弹的高需求将会保持下去。

随着人们对CS气体的特性越发熟悉，抗议者也开发出了各种应对和急救措施，网上的防催泪弹指南不计其数。因此，催泪弹方面的技术创新也在紧锣密鼓地进行，试图让最全副武装的抗议者都措手不及。除了上文提到的在传统CS弹基础上加上炸药增加杀伤力外，新的制剂也在源源不断被开发出来。CSI研制的OC Vapor手榴弹能够导致强烈疼痛和窒息。因为投放后无色，难以追踪气体扩散路径，很多抗议者因躲避不及而受伤。

事实上，不管是英文的Tear Gas还是中文的催泪弹，都从概念上模糊了其多样性，弱化了其杀伤力，最终掩盖的是无处不在且不断升级的跨国暴力生产线。它将反抗者的痛苦转化为制造商的利润，推动现代暴力军工体系的演进。莫洛托夫鸡尾酒和橡皮子弹永远是互生的关系，群众运动越是猛烈，权力也就越有理由升级武器来实现更有效的控制。除了站在鸡蛋一边以外，我们要揭示权力背后这种韧性极强的网络，他们超越了意识形态的鸿沟，在通过镇压大众获利上达成了共识。正是这种共识的存在，让反抗者面临着远比街头运动更大的挑战。

主要参考书目：

Feigenbaum, Anna. 2017. Tear Gas: From the Battlefields of World War I to the Streets of Today. London ; Brooklyn, NY: Verso.

#tear g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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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ssaywuyou · 2 years a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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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lgzx · 6 years a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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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相网2018.6.30】今年的7月1日是中共建党97周年。中共从其成立之日起，就充满了谎言。中共的历史，就是一部谎言的历史。中共制造的谎言难以计数，本文将从中共成立之后近百年的历史中，选取具有代表性的十大谎言，来还原历史的真相。

谎言之一：“七一”是党的生日

中共每年庆祝的所谓“七一”党的生日都是假的。根据海外中共党史专家司马璐的考证，中共建党确实的日期应是1921年7月23日，是毛泽东将7月1日错订为党庆日。

毛泽东在1940年的一个讲话中，公开为中共建党日期拍板。毛说：“7月1日是中国共产党的生日，明年是党的20周岁，我们党从7月1日起庆祝一个月。”随后，延安新《中华报》发表社论，号召全党准备于1941年7月1日庆祝党的二十周年纪念。1941年6月，中共中央正式发表文件，以7月1日作为党的“诞生日”。

据司马璐回忆，早在他1937年10月抵达陕北之初，中共并无党庆之说。在他的印象中，苏联的国庆（11月7日）就是中共的党庆。在当年11月7日，他所在的青年训练班学员的伙食都加了菜，甚至吃到了肉。当时的政治指导员乐少华还即席讲话：“同志们，今天是伟大的苏联十月革命的纪念日……”。

早期中共党人如邓中夏和李维汉，都说是1921年6月。根据是1921年6月中旬，上海临时中央发出通知，中共一大定于1921年6月30日举行。然而，事实上，由于当年6月底，准备参加会议的代表多数没有到上海，所以决定改期。

据中共“一大”代表陈公博回忆，一大是在1921年7月20日召开的，不过，陈公博和周佛海的回忆提到的1921年7月底的上海社会新闻倒是为中共成立日的确定提供了有力的佐证。据陈、周二人回忆，当时陈公博带着新婚夫人到上海，住在大东旅社。“一大”在上海停会之日，他们夫妇的隔壁房间“当晚发生了一件奸杀案，开了两枪，打死了一个女人”。因陈公博住处出现凶杀案惊动了警方，加上法租界巡捕又到会场搜查，代表们便转移到嘉兴南湖上开了一天会，便结束大会。是以，查到这次凶杀案的时间，便能查证会议的召开日子。

果然在1921年8月初的上海《申报》上有“大东旅馆发现谋杀案”的记载，案发时间为7月31日凌晨。这一命案日期前推8天，恰好是7月23日，

后来在苏共提供的共产国际的中共档案中，发现了与会的武汉代表陈潭秋在莫斯科写的回忆以及共产国际驻赤塔特派员的报告，他们都认为“一大”是在7月23日召开的，在上海开了8天。

司马璐1978年从其苏联朋友那里得来的原文资料，也证实中共“一大”是在7月23日召开的。1980年中共的《人民日报》则首次承认了中共建党是在1921年7月23日的说法。

谎言之二：红军长征是北上抗日

按照中共一贯的说法，当年红军长征是为了“北上抗日”。但事实上，1934年10月中共中央与中央红军撤离江西苏区时，并没有具体的前进目标，此后目的地多次更改，其中没有一次与“北上抗日”有关。红军长征其实是一次大逃亡，与“北上抗日”根本扯不上边。

从1933年10月开始的国民党第五次“围剿”，由于采取了构筑碉堡群包围“苏区”、步步为营的战术，不给红军打游击战、运动战的机会，使红军屡次受挫。1934年4月，“中央苏区”北方门户广昌失守，红军元气大伤。中共已无信心守住江西“苏区”。6月10日前后，中央政治局召开扩大会议，讨论“突围”事宜。周恩来提出，有两个方案∶第一方案是向东北方，沿闽、赣边转移到沿闽、浙、赣边��可以威胁国民党心脏地区江、浙一带。第二方案是向西南方赣粤边突围。周主张采取第二方案，毛泽东主张第一方案，林彪、彭德怀赞同毛的意见。结果通过了周案而散会。

显然，这两个方案均未将“北上抗日”考虑在内。

次日，中共“总负责”博古（原中共总书记向忠发叛变后，中共首脑一般不再称总书记，而称总负责。）、共产国际军事顾问李德、朱德、周恩来、项英、龚楚开会研究突围的准备工作。这时，“博古提出以抗日名义，派先遣队两队北上，为红军主力突围试探。”会议决定∶

一，由方志敏率“红军抗日第一先遣队”，“向衢州方面挺进，创造皖、浙、赣根据地。”二，组建第六军团，“以萧克任军团长，称为红军抗日第二先遣队，向桂东、汝城间突围，沿湘桂边界北上湘西，与贺龙会合，准备策应红军主力突围后的行动。”三，“将粤赣军区改为赣南军区……以龚楚任军区司令员兼政委，刘伯坚为政治部主任，负责部署突围准备工作。”

由此可知，“红军抗日先遣队”并无抗日的任务，也无北上的意图。中共组建“红军抗日先遣队”，纯为突围打个招牌，与“抗日”毫不相干。

博古是党内留俄派首领，在共产国际支持下成为党内头号人物，实际是书生一个。“抗日先遣队”的招牌固然响亮，可日本人远在三千里之外，老百姓不明白它如何抗日，政治效果几乎为零。军事上更行不通。第一先遣队被击溃，方志敏被俘，残部退回闽北。第二先遣队也折损大半，仅剩一千人与贺龙部会合。据龚楚说∶“这两个抗日先遣队的派遣，无论在政治影响上，军事行动上，均无补于红军主力的突围，徒然分散了兵力，招致重大的损失而已。”

不过，若无博古那个主意，中共历史上将不会有“抗日先遣队”一词，后来中共也就不会有红军“北上抗日”一说了。所以，博古提出“以抗日名义派先遣队”，后来竟给了中共一个用以自我吹嘘的资本，或许不能说一无是处。

1934年12月，中共中央与中央红军经湖南广东交界处之通道县，到达贵州黎平。在那里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去向及立足点。会议决定“暂时以黔北为中心，建立苏区根据地。”这才有向遵义进军之举。遵义正是黔北最大的城市。显然那时博古、周恩来一伙没有“北上抗日”的打算。

次年一月，红军夺得遵义，再次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毛泽东联络王稼祥、说服张闻天，争取周恩来，扳倒博古和那个苏联派来的洋人李德，由周恩来、毛泽东、王稼祥三人小组负责军事指挥。

2月初，在云、贵、川交界的一个“鸡鸣三省”的村子召开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张闻天取代博古，成“总负责”。他负责起草并主持通过了遵义会议决议。此决议也没提“北上抗日”，只改变了其目的地：“扩大会一致决定改变黎平会议以黔北为中心来创造苏区根据地的决议，一致决定红军渡过长江、在成都之西南或西北建立苏区根据地。这个决定的理由是：由于四川在政治上、军事上（与四方面军的更好的配合，背靠西康一个空无敌人的区域）、经济上都比黔北好。”

张闻天、毛泽东、周恩来在遵义会议上过低估计了四川国民党军队的实力。进入四川，在成都西南建立苏区根据地的设想无法实施。他们只好边打边走，边研究落脚点。6月12日，中央红军与张国焘率领的四方面军在成都西北约一百多公里处的懋功地区（今阿坝藏族自治州小金县）会合。若中共有“北上抗日”之方针，会师后的去向就没什么可争论的。正因为无此考虑，双方产生了极大的分歧。张国焘主张西进，到青海、新疆寻求发展，或者南下，出长江，下武汉。张闻天这一边主张，先在川西北建立根据地，而后逐步占领四川、陕西、甘肃。6月16日，张、毛、周、朱联名致电张国焘等，说“总的方针应是占领川、陕、甘三省，建立三省苏维埃政权，并于适当时期以一部组织远征军占领新疆。”可见，占领新疆、打通去苏联的路，这一点双方没有分歧。张闻天们反对张国焘放弃四川西进的理由，不是因为日本人在东边，而是因为西去千里人烟稀少，补充给养困难。张国焘固然不考虑“抗日”，张、毛、周这边也一样。

然而，由于兵力不敌国军，在成都西北的松潘一带建立根据地的设想也无法实施，红军被迫出川。9月17日，红军闯过天险腊子口，抵达甘肃岷县哈达铺。这时，中央再次开会研究前进路线，讨论是往西打通往苏联去的路，还是到别的什么地方。

此时，贾拓夫提出了到陕北落脚的建议。贾拓夫是个知识青年，年仅22岁。1934年初被“陕、甘边区”党组织派到上海去向中央汇报工作的代表。此时中共中央早已迁至江西。贾到上海扑了个空，便辗转到了江西，并于10月间随中央红军参加长征。

在岷县哈达铺，见中央仍未打定主意往何处去，贾拓夫便向毛泽东建议：去陕北。他告诉毛说，陕北有上万刘志丹领导的红军，并且有一块不小的苏区。此时，中央红军总共才不到一万人，一听贾的介绍，毛泽东马上说∶“有一万红军就去，何况还有那么大的一个苏区呢！”

9月26日，中央在渭源县榜罗镇（或属通渭县）召开政治局常委会，贾拓夫特别被邀列席。在这个会议中，毛泽东们才作出了到陕北立足的决定。

会后，贾率领一连战士和一部电台，作为前哨，出发寻找陕北红军。在陕西甘泉县，他遇见陕北党的领导人郭洪涛和红十五军团政委程子华，完成了与陕北党组织联络的任务。

10月19日，中央红军到达陕北保安县吴起镇，与刘志丹领导的陕北红军会合。长征结束。

10月24日，中共中央在甘泉县召开政治局会议，毛泽东在会上说∶“（在长征路上）得到了新的材料，知道陕北有这样大的苏区和红军，所以决定去陕北……以陕北苏区来领导全国革命。”

注意，这里毛泽东说的是“以陕北苏区来领导全国革命”，而非以陕北苏区来领导全国抗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和“中国工农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联合发表《抗日救国宣言》，是11月下旬的事。而且其口号是“抗日反蒋”，“反蒋”是实，“全国革命”是实，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对抗中华民国国民政府是实，“��日”不过是争取民心的一杆旗而已。

总而言之，“红军北上抗日”一说是中共在北上结束以后编造出来的。（原文题为《红军长征真的是为了“北上抗日”吗？》，作者丁抒）

谎言之三：中共是抗日战争的中流砥柱

中共一向声称是它领导全国人民抗击了百分之九十以上日军，打败了日本人，因而也只有它才是“抗日战争的中流砥柱”，而蒋介石国民党则是“真投降、假抗日”、“积极反共、消极抗日”。但事实真相真的如此吗？近年来海内外众多历史学家以大量的事实和资料告诉世人，这完全是对中国人民的欺骗愚弄，领导全国人民打败日本人的抗战中流砥柱不是中共，而是蒋介石领导的中华民国政府。

首先，中华民国政府是指挥全国抗战的司令部，蒋介石先生是指挥全国抗战的最高统帅。西安事变和芦沟桥事变发生之后，中共两度向中华民国政府和中国国民党提出了“保证抗日和不再作乱”的著名“四项保证”。中华民国政府和中国国民党为团结全国抗日救国计，决定接受中共“输诚”。在中共，此为归顺中华民国国民政府；在国民政府，则为收编中共。因此，中华民国中央政府及国民革命军与中共地方政府及中共军队的关系，也就是领导和被领导的关系。对于这一点，中共当年也是完全承认的。不但承认，全面抗战爆发后，中共还曾一再歌颂国民党和蒋介石领导抗战。1938年9月29日即武汉会战期间，毛泽东曾致函蒋介石称：“先生领导全民进行空前伟大的民族革命战争，凡我国民无不景仰……敌虽凶顽，终必失败。”时至1942年7月7日抗战五周年纪念日，皖南事变已经发生之后，中共仍然对外发表宣言称：“全国军民必须一致拥护蒋委员长领导抗战。”

其次，抗战的策略是蒋介石先生制定的。九一八事变一发生，蒋介石即在江西指出：“我认为第二次世界大战已经开始了！”1937年8月7日，中华民国最高国防会议正式决定全面抗战，并制订了“以守为攻、以退为进，以持久对速胜——非以打垮敌人为目标、而以拖垮敌人为目的”的持久战总战略。同时，在第一期抗战的指导方针上，确立了“以时间争取空间”的战略原则，重在赢得时间，消耗敌人，粉碎敌人“三月亡华”的狂梦，促成我西南持久抗战基地的形成和��固。

第三，从力量上看，1937年3月左右，中华民国政府拥有1040万平方公里疆土，拥有4万万人民，拥有陆军270 万，海军10万吨位，空军600 架战斗机。而当时的中共逃到陕西时只有2 万人马，1 万3 千条枪，3 个县的人民、资源。在1937年8 月13日开始的淞沪会战中，国民党70万军队与50万日军浴血奋战，粉碎了日军3个月横扫中华的梦想。远在陕北的两万红军如何能领导120万人的会战？

再者，就事实而言，自1937年7月至1945年8月之间，中华民国政府军发动大型会战二十二次，重要战斗一千一百一十七次，小型战斗二万八千九百三十一次。陆军阵亡、负伤、失踪三百二十一万一千四百一十九人。空军阵亡四千三百二十一人，毁机二千四百六十八驾。海军舰艇损失殆尽。自1929至1933年，从中央军校毕业的大约二万五千名军官中，就有一万名牺牲在战争全面爆发的前四个月。在整个抗战中，国民党军队共消灭日军达其总兵力百分之三十五以上，从而振奋和坚定了全国人民持久抗战的信念，赢得了伟大卫国战争的最后胜利。

再来看中共，前6 年：1931年9 月18日，日本入侵东北，而中共却号召保卫苏联、工人罢工等，还要以武装暴动推翻中华民国南京政府。后8 年：要日蒋火拼，中共则到“敌人后方去”发展壮大自己的力量。在延安搞整风，种革命鸦片，偷敌卖国。其所谓游击战更是“游而不击”，专打国军，不打日军。其所谓“拥蒋抗日”则是执行苏共命令要为保卫苏维埃而行。日军在华毙命的一百二十九名将领之中，死于与中共作战的只有三个，其余都是死于国民政府军队手中。中共在抗战中牺牲的高级将领只有左权、杨靖宇两人，国民党方面却有二百零六人。

最后，从理论上讲，孙中山先生领导辛亥革命推翻满清专制，建立了中华民国，这是中华民族自己的共和国。孙中山说他与秦皇、汉武、唐宗、宋祖是一脉相承的，他在创建中华民国后祭祖的时候说他是中华民族的子孙。所以孙中山和他领导的国民党承接了中华民族的国统和祖统。从1912年创建民国到1931年日本入侵到1945年抗战胜利，国民党对外卫国，对内护国。反观中共，1920年苏共派人在中国建立共产党，从建党那天起就以马列主义为指导，政治上接受苏联的领导，经济上接受苏联的援助，军事上接受苏联的武器，并确立了颠覆中华民国、建立无产阶级专制政府和消灭中国国民党的目标，这样一个政党怎么能为保卫中华民国而战？

到底是谁领导全中国人民打败了日本侵略者？事实胜于雄辩，数字就是证明。正如林肯所说：“你可以在所有的时间欺骗一些人，你也可以在一些时间欺骗所有的人，但你不能在所有的时间欺骗所有的人。”

谎言之四：抗美援朝保家卫国

“雄赳赳，气昂昂，跨过鸭绿江，保和平，卫祖国，就是保家乡……”唱起这首当年红遍大江南北的《中国人民志愿军军歌》，提起半个多世纪前的 “抗美援朝”，绝大多数中国人恐怕至今都还以为那是一场“保家卫国的正义战争”，相信是“美帝国主义”首先挑起了这场战争，侵略了北朝鲜。

许多上了年纪的人都还记得，1951年10月23日，毛泽东曾在全国政协第一届第三次会议声称：“如果不是美国军队占领我国的台湾、侵略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和打到了我国的东北边疆，中国人民是不会和美国军队作战的。但是既然美国侵略者已经向我们进攻了，我们就不能不举起反侵略的旗帜，这是完全必要的和完全正义的，全国人民都已明白这种必要性和正义性”。

半个多世纪来，提及当年的朝鲜战争，“党”也一直都是这么说的。对此，大陆人民从来都没有怀疑过，也不可能怀疑，因为他们能够接触到的资讯都来自官方管道。

然而，令中共没有料想到的是，1990年代苏联解体之后，俄罗斯主动解密了一大批前苏联韩战档案，包括很多中共和北朝鲜当时的档。这些资料以无可辩驳的事实表明，当年是金日成在获得斯大林的同意和中国的支持后首先挑起了战争，中共根本不是什么“抗美援朝”，而是“助朝侵韩”。

二次世界大战末期，当时的联合国会员国代表苏联、中国国民政府、美国、英国共同承诺：由苏联出兵中国东北及朝鲜的北纬三十八度线以北，联合国军解放三十八度线以南。1945年8月15日，苏军与原属于中共东北抗日联军军长金日成的两个朝鲜族师，进入了北朝鲜的三八线以北（此时日本已经投降），而美国代表联合国军进入了以南的地区，二次世界大战宣告结束。

二战结束后，南北朝鲜分别以李承晚和金日成为首组建了两个性质完全不同的政权。接着，美国和苏联分别于1948年撤出了朝鲜半岛。本来，日寇的侵略掠夺，已经把朝鲜半岛弄得满身创伤，这正是一个和平的，双方可以按照自己领导人的意志，建设自己国家的最佳时期；不仅可以在和平竞赛中各自争取对方人民的支持，从而实现国家繁荣人民生活幸福，而且可以由各自的人民选择国家的制度，实现和平的统一。

然而，北朝鲜的金日成却对南方一直怀有武力统一的迷梦。

1949年初，中共控制了整个东北，北朝鲜既有了一个安全可靠的大后方，又可望直接以中共军队中成千上万训练有素的朝鲜族人官兵为基础组建自己的主力部队。于是，金日成不失时机地两次向史达林提出他的以武力统一朝鲜的战争计划，但斯大林因为怕跟美国直接对抗，拒绝了金日成。于是，金日成只好求中共帮忙，他派北朝鲜的国防部副部长去北京见毛泽东，毛明确表态支援，说，“如果必要，我们可以悄悄派些中国部队给你们”。中、朝两国人肤色一样，美国人“认不出来”。在会见金日成的特使时，毛还同意将中共军队中的三个朝鲜族人师及两个团移交给北朝鲜军队，此即中共卷入朝鲜战争准备之发端。

1949年中共移交给北朝鲜的这三个朝鲜族师当时在中共军队中的番号为156 、164 、166 师，连同一并移交的另外两个朝鲜族团，中共共为北朝鲜提供了兵员69，200人，构成了北朝鲜军队的作战主力，占朝鲜战争前北朝鲜军队总数148，680 人的46.5％。这些朝鲜族部队主要是从东北的朝鲜族（尤其是延边朝鲜族）地区征集兵员组成的。按中共当时的政策规定，在中国境内居住的朝鲜族人属于中国籍，而且这些移交给北朝鲜的中共朝鲜族指战员中，大部分人的父母、配偶、子女、土地等均在中国而非北朝鲜，因此，这些官兵是中国国民而非北朝鲜国民。

由此可见，参加朝鲜战争的中国军队并不是于战争爆发后的1950年10月才首度跨过鸭绿江的，中共于1949年（即朝鲜战争发动前）移交给北朝鲜的三个师又两个团官兵，才是第一批中国的“志愿”军。没有这支部队的加入，北朝鲜军队就可能不具备足够的实力发动对韩国的进攻。所以，高岗的前卫士长魏宝玉曾透露，“中共中央东北局早就知道金日成欲以武力统一朝鲜”。

按照毛泽东和中共原来的想法，他们是准备秘密派兵进入朝鲜，而不是公开与美国对阵，但1949和1950年之交毛泽东访苏期间，斯大林就金日成的战争计划和毛交换了意见，毛改变了原来的想法，他要公开同美国作战——因为只有这样他才能从史达林那里拿到他想要的东西。毛设想的交易是：我帮你打败你的敌人美国，你给我军事工业、势力范围。毛之所以敢打，是因为他拥有千百万可充当炮灰的中国人。他相信美国不可能跟他比赛死人，他不会被打败。打朝鲜战争还给了中共一个处理上百万在国共内战后期投降的国民党军队的办法：把他们大量派去朝鲜。

从斯大林的角度看，中国和北朝鲜同美国打一场大仗对他有说不完的好处。第一个他可以做军火商。第二他可以实验自己的新式武器，还可以获得某些美国军事技术。第三他可以摸摸美国的底，在同共产主义阵营对垒上，美国到底能走多远。但最使斯大林动心的还是中国人能消灭并牵制大量美国军队，使世界权力平衡倒向对苏联有利的一边。毛很清楚斯大林的梦，反复向斯大林表态：可以依靠他来实现这个梦。于是，在毛泽东访苏期间，中苏双方达成协定：如果在朝鲜战争中发现（中苏以外的）外力干涉，那么，中国将派陆军、苏联则派空军入朝作战。

1950年1月，毛泽东刚与斯大林谈妥朝鲜战争的计划，在北朝鲜发动对韩国的进攻前数月，中国就开始为出兵朝鲜作准备了。中共的七个野战师于该月奉调东北，加上东北军区（含内蒙古军分区）原有之部队，那时东北共有军队40万之众。如此庞大的部队数量远远超出了维持东北治安的需要，毫无疑问，这些部队的集结是为了参加即将到来的朝鲜战争的。

1950年2月，中共42军行军赴东北途经北京时，朱德曾指示该军军长吴瑞林：“你们要一面生产建设，一面准备战斗。目前，美帝国主义仍占领朝鲜半岛……我们必须解放那里的土地和人民。”此外，中国还在河南屯兵九个野战师共12万人（隶属于13兵团），后来，朝鲜战争一爆发就急调这些师入东北，与先前抵达之部队组成了东北边防军，以粟裕为司令员。1950年8月中旬，高岗就曾在一次东北边防军的干部会议上说，“我们必须主动帮助朝鲜人民……让朝鲜成为一个统一的国家”。

1950年1月中旬，毛泽东尚未离开莫斯科，斯大林就通知了金日成，金的战争计划已获批准。不过，斯大林告诉金日成：“此一问题仍须由中国和朝鲜同志联合作出最后决定。”因此，1950年5月13日，金日成到北京向毛泽东正式提出了向南朝鲜发动进攻的请求，毛泽东自然依照与斯大林的约定照准，并作出了必要时会派兵入朝的具体承诺。金日成同斯大林制订的战争计划得到毛的认可，斯大林于16日来电最后点头。

于是，1950年6月25日，北朝鲜借口“南朝鲜发动了向北方进犯”，突然发动了预谋许久的袭击南朝鲜的战争！到8月初，短短一个半月内，北朝鲜的军队就攻占了百分之九十的南朝鲜和南方几乎所有的重要城镇，大军直抵釜山。

面对联合国战胜国各方的承诺遭到粗暴的践踏，美国理所当然地不能坐视不顾。美国总统杜鲁门于6月27日宣布派兵入朝。9月15日，美军在三八线以南的仁川登陆，把北朝鲜军队截为两半，紧接着准备向北进攻。9月29日，金日成急电斯大林，请他叫中国派“志愿军”。

十月一日，斯大林告诉毛：履行诺言的时候到了。毛马上做出反应，十月二日，他起草了一封给史达林的电报，说他“决定出动中国军队到朝鲜和美国人作战。”

1950年10月19日，中国军队正式入朝参战。

可见，朝鲜战争是北朝鲜、苏联、中国三方共同策划的结果，是金日成在获得了来自苏联的战争物资和顾问、来自中国的久经战阵的官兵，又正式向苏联、中国“请求”向韩国进攻并获准的情况下发动的。北朝鲜军队和中国军队才是挑起战争的侵略者和罪魁祸首，而韩国国防军则是保家卫国的正义一方，美军不过是在朝鲜半岛执行联合国维持和平的任务。

中共一向自称参加朝鲜战争的主要目地是所谓“抗美援朝，保家卫国”，其实，中共领导当时并不担心美国假道朝鲜入侵中国本土。他们知道，由于中苏同盟关系的存在，美国不会、也没有进攻中国的准备；同时，由于苏联不肯向中国提供海军舰艇，中国将长期缺乏渡海攻击台湾的能力，因此也不会与美国在台湾地区发生军事冲突。所以，在朝鲜战争是否会扩大到中国这一关键问题上，1950年中国政府内部往下传达的的估计是：“世界无大战，远东有战事；中国无大战，广东可能有战��”。这里所讲的广东的战事，是指国民党军队可能渡海挑起对大陆的局部袭击。

既然不是为了“抗美援朝，保家卫国”，那么中共主动参加朝鲜战争的主要目地究竟又是什么呢？正如一些历史学家所分析的那样，中共图的是借助苏联的援助，让军队取得现代化战争的经验，并用苏联的武器装备换装，建立中国自己的技术兵种和军事工业。

美国学者查阅前苏联政府的档案档后发现，“在斯大林于1953年3月逝世之前，他与毛泽东之间的大部分通信是关于中国请求苏联给予武器装备的”。中国出兵朝鲜一举，从苏联得到了很高的回报，斯大林及其继任者不仅用崭新的苏造武器替中国装备了100个步兵师，并帮助中国建立了能有效作战的空军、海军、炮兵、坦克兵等技术兵种，而且还援建了300多项大型工程项目，使中国得以形成独立的军事工业体系。如果把苏联从1945到1955这10年间为中国提供的武器装备加在一起，足以装备300余个步兵师。可以说，苏联对中共的武器转让规模是现代史上最大的一次。这样超大规模的援助是毛泽东以前的近代中国的历任统治者无法企望的，蒋介石从美国得到的武器援助远比毛泽东少。

朝鲜战争，至少造成70万到100万中国军人志死亡。

谎言之五：中国没有发生大饥荒

1961年，毛泽东在接待来访的法国社会党领袖后来的法国总统密特朗时，针对西方世界有关中国发生大饥荒的传言说，“我再重复说一遍，中国没有饥荒。”许多西方人对毛的这番话信以为真。

那么，当时的中国究竟有没有发生大饥荒呢？半个世纪后的今天，可以说事实已经很清楚了——不但发生了大饥荒，而且还是人类历史上死人最多的一次大饥荒！

2011年，香港大学冯客教授《毛泽东的大饥荒：1958～1962年的中国浩劫史》一书出版，书中据公安部门同期报告及大跃进最后几月中共汇编内部报告，指出1958到1962年中国至少4,500万人非正常死亡。他认为人们常用的“大饥荒”一说似表明这场空前灾难是计划经济决策者匆匆上马的无心过失，忽略了这期间高压、恐怖和制度性暴力造成的死亡。

大跃进饿死4,500万人不是根据什么统计全国人口数量变化来的，当时各地成立了防病防疫办公室，把因饥饿产生的浮肿等现象诡称二号病，这一死亡数字是定期向书记处汇报的。现在在中央档案馆和各地的档案馆都查得到原始资料。

大饥荒期间挨整的人中有医生，罪过是诊断出大批人生病死亡的原因是饥饿。医生王善身在被问到为什么浮肿病治不好，少了什么药时，说了一句：“少一味粮食！”他被开大会批斗，扔进监狱。

二号病，在医学上霍乱的含义从来没变过，只不过是为了掩盖饿死人的情况，把饿死说成是传染病死，所以，在整个大饥荒期间，二号病也隐讳地代称浮肿!这个代称从初期一直沿用了三年。其实，当时不光是用二号病来掩盖，在大饥荒期间，某中央领导感慨，怎么那么多高血压心脏病肝炎死的!其实，都是饿死的。

1961年4月23日，安徽省公安厅写了《关于发生特殊案件情况的报告》：“自1959年，共发生特殊案件（人相食）1289起，其中阜阳专区发生302起，蚌埠专区发生721起，芜湖专区发生55起，六安专区发生8起，安庆专区发生2起，合肥市发生201起。——安徽省公安厅原常务副厅长尹曙生。”

原籍豫南的知名财经作家时寒冰记录母亲在大饥荒时遭遇。“村里谁家死人，都不会说，有的直接把死人吃了，有的瞒着多分一碗稀汤……某某的娘，就是把家里死掉的孙女吃掉活下来的，她吃了7个人。”

原新华社记者杨继绳在《墓碑——中国六十年代大饥荒纪实》中记载，安徽无为县昆山乡新华村一老妇人所食之肉乃其子之尸。当时即将饿死的人争吃无主尸肉也时有发生。有些饥饿乡民常到处打听谁家最近死了人，何处有新坟，一旦听说某处有刚死的人或新坟，人们便蜂拥而至掘尸而食，野外常见被剔了皮肉的尸骨。

“记得年少时听外婆提过一句关于大饥荒时的惨状，当时已非缺粮是真的无粮可炊，当树皮草根被吃完后，村民捞出自家粪坑中的蛆虫洗了煮食，蛆虫吃完吃观音土，尽管如此依然饿殍一片。有一家媳妇因无营养产下死婴且累得虚脱，家人闭门含泪烧开了锅……，媳妇命保泪伴终生。”

1959～1961年甘肃通渭大规模饿死人事件被称为“通渭问题”。65年7月通渭县委报告称：“全县死亡60,210人，死绝2,168户，1,221个孩子成了孤儿，外流11,940人”。2000年通渭县老干部座谈会上，亲历者说当年上报的数是缩小的，是实际饿死人数的三分之一，70%以上家庭有死人，有的全家死绝，大量尸体没人掩埋。

大饥荒通渭县大量饿死人，除了高层，对外严密封锁信息，直到几十年后的今天，外面的人还很少知道发生了这样的事。为了封锁消息，当时饿死多少人叫“病”了多少人，不能说饿死。县里指示：“要把他们全部埋掉，‘病’一个埋一个”。县委还指示，只能说这是打扫卫生，不能说是掩埋死人。

原重庆市长寿县委书记纪俊仪回忆大饥荒年代，“我下乡调查，全县死了3,000多人，再调查，全县死上万人了。”1960年春节，他在除夕这一天向市领导汇报，市领导没有马上拨粮救济，一直延误到正月初二。“就这三天，腊月三十、正月初一、初二，死人数字由一万多增加到两万多。”

辽宁省锦西煤矿劳改队，经过大饥荒后，1,200名右派、犯人饿死1,000多人，没有饿死的200来人中的190多人，都已骨瘦如柴或全身浮肿地卧床不起，成了还剩一口气的僵尸；另两个人靠吞吃活剥青蛙、蚱蜢和蝴蝶，才能下床走动走动。（摘自新华社高级记者戴煌：《九死一生》）

邓宝珊，老同盟会员、国军上将，后协助傅作义“起义”，1949年后曾任甘肃省长，1960年大饥荒，毛泽东收到邓呈送的物品：用油渣和榆树皮粉糅合而成的食物，这是当时甘肃人赖以生存的食物。此举受到了省委的埋怨攻击，邓宝珊却说：“我个人的进退荣辱不是大事，群众吃饭问题要紧”。文革中，邓受迫害自杀。

大饥荒时，中国所欠苏联外债总共为57.43亿，而1959年财政支出达520亿元。所以实际上当年中国所欠债务数额并不大，而同期对外援助金额远大于还债金额。而长期来解释三年大饥荒时，却大讲“自然灾害和对苏还债”，“对内怨老天，对外怨苏联”成了推卸责任的推托之辞。

通过以上不完全的“大饥荒”档案，不知道是否可以提醒人们：到底是谁制造了这场惨剧？如何记住历史，使悲剧不再重演？怎样使人们能够穿透历史的迷雾，看清血写的历史，不再相信中共墨写的谎言？

谎言之六：六四天安门反革命暴乱

天安门事件，“六四”屠城，震惊世界。中共定义，那是“反革命暴乱”，中共出兵镇压，是“平暴”。

事实上，1989年的北京，在民主运动的两个月里，交通如常，秩序井然，民众齐心呼唤民主，连小偷都被感动得“罢偷”，各项犯罪率大幅下降。直到邓小平命令解放军（所谓“戒严部队”）强行开进北京，才酿成冲突和混乱。

1989年4月15日，以改革派和开明派著称的前中共总书记胡耀邦突然病逝，引爆积压已久的社会情绪。以悼念胡耀邦为出发点，北京各大学的学生率先走出校门，全国其他各大城市的学生，也纷纷走上街头，游行，示威，喊出“反腐败”、“要民主”的口号。学生运动，很快演变成社会各阶层参与的全国民主运动，遍及三百多个城市，各地动辄数十万人或百万人参加，历时近两个月。规模空前的民主运动，不仅创下中国历史、也创下世界历史的记录。民主潮所及，不仅汇集了大量学生和知识份子，也汇集了大量市民和工人；不仅感染了大量体制外、即民间人士，也感动了大量体制内、即官场人士，如《人民日报》、中共中央直属机关等，都有很多人打出支持民主的横幅。

那段时间，大多数中国人都很乐观，对中国的未来，充满希望。中国人似乎从来没有那么高兴过，每次游行，都像过节一样，兴高采烈。人们憧憬著，一个民主的中国，很快就会到来。国际社会高度关注中国民主运动，各国媒体和记者云集北京，拍摄下大量的历史镜头。香港和台湾民众热心支持，两岸潜在的统一趋势，从来没有那么接近过，只待中国大陆民主化。而在中共统治集团内部，也发生了空前分化。人大常委会里，包括委员长和六名副委员长反对镇压学生。一批老将军也表态反对镇压。以总书记赵紫阳为首的改革派，更是明确反对镇压民众而力主朝野对话。

然而，老人政治，早已成为中国的顽疾。在中南海的深宫里，大权在握的老人集团，磨刀霍霍，图谋以武力镇压民主运动。身为军委主席的邓小平，暗中调集30多万解放军，占当时主力共军的三分之一，包围北京城。以总理李鹏为首的保守派，竭力支持邓小平的镇压计划。

在党内，经过又一轮激烈的权力斗争，邓小平罢免了拒绝向人民开枪的赵紫阳，并将他软禁。这一幕，彷如百年前的清廷，垂帘听政的慈禧太后，软禁了推行宪政改革的光绪皇帝。阴暗、冷酷、残暴的中国宫廷悲剧，再一次重演。中国政治，再一次倒退。

1989年6月4日凌晨，85岁的政治老人邓小平下令展开大屠杀。强行进入北京的解放军，用机关枪扫射、用坦克碾压人群。密集的枪声，此起彼伏的口号声和哭喊声，交织成一片。在邓小平和李鹏的极端指令下，共军疯狂射杀和辗压手无寸铁的学生和市民。大量民众惨遭屠杀，血染广场，尸遍街头。这便是震惊中外的“六四”大屠杀，也称“天安门事件”。

部分北京市民和学生，展开了英勇抵抗，阻挡并焚烧进城的军车和坦克。那一夜，中国首都，火光冲天，浓烟滚滚。北京，成为一座战争的城市、一座流血的城市。中国军队，对自己的人民发动战争，向自己的人民开枪！面对全副武装的共军，北京市民和学生最终寡不敌众。经过一夜屠城，共军控制了北京。波澜壮阔的中国民主运动，被政治老人、解放军、坦克和机关枪联合粉碎。

大屠杀之后，邓小平当局展开大逮捕。各地民运领袖纷纷被捕，被投入黑牢。部分民运领袖出逃海外。中共还展开大报复，许多参加过当年民主运动的学生，被剥夺学籍或学历，毕业的不予分配工作。许多体制内的知识份子则被开除公职。一度欣欣向荣、充满活力的中国知识界，重现万马齐喑的惨淡。

“天安门事件”，八九民运，以及中共当局的大屠杀，成为世界历史的重大标志性事件。自那以后，中共一直千方百计地力图遮掩和抹杀这段历史，但全世界都记录了这段历史。墨写的谎言，涂改不了血写的史实。（选自陈破空《倾斜的天安门》一书）

谎言之七：“非典”已得到有效控制

中国传染病法规定，任何可疑传染病必须在六至十二小时内向上报告，但2003年萨斯爆发，中共官方隐瞒疫情竟长达半年。

2002年11月中旬，广东省的五个城市出现了萨斯病例，到12月中，在其中一个城市河源已经引起了恐慌，七名医务人员被感染。但是消息没有上报，而该市报纸还否认有流行病在传播。在官方刻意隐瞒的同时，病人们开始到广州求医，把这种疾病传染给更多的人，其中一个十岁的男孩病例传染了五个医护人员，其中一位救护车司机和一位医生后来都死了。而另一名病人，就像一个“会走路的生化武器”，传染了他身边的每一个人。疾病就这样开始在广州流行，但中国官方命令记者不准报导这次疾病爆发。一月下旬，中山市的一份报纸发布一条消息：“这种病毒已经在广州出现了一个多月，这种病已经受到了有效的治疗和控制。群众没有必要惊慌。”到这时，记者才把这个疾病的资讯，报告中央。此时疾病已经流行了三个月。这是地方向中央的隐瞒。

卫生部此时才派出了中央专家组赴广州调查。而萨斯就像从潘朵拉盒子中放出的魔鬼，已经不可收拾。但是真相还在继续隐瞒。

2003年2月11日，广州市官方召开记者会，公告至2月11日止，广东非典型肺炎感染人数二百九十多人，死亡五人，病情已受到控制。同时官方要求：所有中国传媒都不许谈论“非典型肺炎”但是到2月28日，这个“已被控制”的非典型肺炎的病人数在广东已增至七百九十二人；死亡人数三十一人，是二月十一日资料的六倍！！！

从2月11日到3月下旬，在大陆传媒再见不到任何官方报导非典型肺炎的病人数目和死亡人数，但是萨斯已经从广州走向香港，再从那里走向其他国家。到3月底，香港已经有六百八十五例病人，死亡十六人。

3月初卫生部已向北京各医院通报过非典型肺炎的危险性，但为避免影响全国人大和政协两会的召开，禁止对外公布。这是中央政府刻意隐瞒事件的真相。仅广东南方都市报报导，有人大代表和全国政协委员要求让世界卫生组织调查非典型性肺炎，但该报随即受到批评。

香港的官员们也向大陆学习隐瞒病情。卫生福利及食物局��杨永强3月14日疾呼肺炎没有在香港爆发，也没有传播到社区，以反驳媒体的报导。沙田中文大学医学院院长钟尚志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于17号晚上九点半突然召开记者会，眼泛泪光地首次透露非典型肺炎个案其实已经有一百多，其中十多名病人来自社区。在这情况下，特区政府在3月19日被迫宣布病毒传播情况，源头来自64岁的广州中山医学院教授。这位得了SARS的广州医生，2月15日已不舒服，但他与太太、妹夫及一名朋友仍坚持来香港参加婚礼，于2月21日到香港入住九龙京华酒店9楼，第二天就病重被送进广华医院诊治，几天后去世。但是酒店的病毒已迅速感染6名旅客及1名香港人，其中3名新加坡女子回国后引发了当地20宗SARS，2名加拿大人则女死、男留医，至于26岁的香港人到酒店探访朋友，染病入威尔士亲王医院后，成为威院肺炎大爆发的源头，再传播出去。香港是极为开放的城市，国际交往频密，不少毒菌从中国经香港出口，香港被世界卫生组织当作“罪魁祸首”，香港人受到其他地区不公正的待遇，他们是董建华和中共的替罪羊。

在世界卫生组织的压力下，国务院新闻办才在4月3日召开记者招待会。卫生部长张文康说：“现在发病人数明显减少，治愈人数显著增加，死亡人数减少，疫情得到有效控制。病原的进一步研究查找工作也取得积极的成果。现在中国大陆社会稳定，人们生活工作正常。在此，我可以负责任地告诉大家，在中国工作、生活，包括旅游，都是安全的。”第二天，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主任李立明还假惺惺表示道歉。但是在这以前，他们禁止世界卫生组织官员到广东调查，把他们留在北京十天变相软禁，到世界卫生组织呼吁旅客不要到广东后，才让他们去广东调查，但是同时又要世界卫生组织撤销这个呼吁。这是道道地地的流氓行径。实际上在道歉后，北京仍然说谎。为了驳斥张文康的谎言，北京解放军三○一医院的七十一岁老医生蒋彦永向电视台和《时代》周刊揭发，首都北京ＳＡＲＳ疫情已经蔓延，北京四家军医院包括医师和护士在内至少就有9人死亡，140名染病。并非张文康所说全北京只有19人感染，4人死亡。

4月10日上午，国务院新闻办再度举行记者会，请卫生部副部长马晓伟等负责人介绍中国防治非典型肺炎工作的进展情况。但他们不肯回应老军医所揭发的问题。广州呼吸病研究所所长钟南山还声称香港人为了到广东逃避疫情而把病毒带到广东。但是世界卫生组织并不相信这些谎言，他们认为北京的疫情严重五倍。

谎言之八：“烈士”遗孤江泽民

江泽民的父亲是江世俊。1940年11月汉奸汪精卫的日伪政府成立后，江世俊投奔南京，改名江冠千，担任南京汪伪政府宣传部副部长兼社论委员会主任委员，为《中华日报》主笔胡兰成手下一员大将。胡兰成与周作人并称当时国内最著名的两大汉奸作家，他离开中国后在日本出了本《历史的漩涡》，书中特意提及江世俊（江冠千）和他共事的历史。

为了让长子将来出人头地，江世俊不但送江泽民去学费不菲的扬州中学，还送他去汪精卫伪政府办的伪中央大学读书，而且从小就送他去学弹钢琴。那个年代正是中国人民处在水深火热、受苦受难之时，一般人连生计都难以维持，而这位阔少的父亲挣的大钱却是做汉奸换来的。江泽民没有辜负父亲的苦心栽培，不但弹拉跳唱，又歌又舞，还会京戏、越剧。

不过，不论谁当政，汉奸卖国贼都为人所痛恨，何况共产党最讲究出身，动不动就问“阶级成分”，所以为了能够往上爬，从建立档案的那一刻起，江泽民就把比自己大15岁的六叔江上青的名字偷偷填在了“父亲”的栏目中，一来江上青闹过革命，二来已成“烈士”，盖棺不再犯错，所以保险系数达到了极限。江泽民就这么壮著胆把出身从“汉奸狗崽子”变成了“革命烈士子弟”。

邓去世后，江泽民三权在握，他迫不及待的组织了一个专门写作班子为自己写传记。这个写作班子在走访搜集资料时费尽心思、不辞辛苦也找不到江能服人的政绩，反而了解到其大量鲜为人知的不光彩一面，其中就包括伪造出身的问题。江泽民对这个写作班子非常恼火，命其立即解散。但人的嘴巴不上封条总有缝隙，江的丑事还是被陆续传了出来。自从江泽民成立的写作组调查出他篡改出身后，江惊恐万状，利用手中的权力急着出各种各样的回忆录、传记等等，利用一切机会大篇幅的反复述说自己在13岁时过继给了已成“烈士”的江上青。

2002年10月，在江泽民的授意下，由其亲信、时任广东省委书记的李长春在省委组织部管辖的刊物《广东支部生活》上刊出了一篇文章，大谈江泽民的“过继”问题。令人捧腹的是文章的第三部分：“烈士夫人誓育遗孤”──由生父江世俊悉心栽培的江泽民转眼成了“遗孤”！别小看这期杂志，发行量竟高达近两百万册，远远超过当时发行最红火的《南方都市报》两倍，其重点旨在告诉读者“江泽民是烈士遗孤”。

江泽民出任国家主席后，出访时被称作“戏子”的本事都是当阔少时练就的，那时他有足够的经济条件学弹钢琴、吉他等乐器。

而那时江上青的遗孀和女儿却过着非常贫困的生活。江上青次女江泽慧对《江泽民传》名义作者库恩回忆说：“在我11岁之前，我唯一记得的就是无尽的贫穷饥饿，家里没有多少粮食，有时根本连一点儿吃的都没有。”

江泽慧的话无疑把江泽民所有传记里的“过继”问题给否定了。1938年3月出生的江泽慧比江泽民小11岁，假定过继给死人也成立的话，那江泽慧在江泽民“过继”时才一岁。如果江世俊夫妇真如传记中所描绘的那样好心接济著弟弟的遗孀，为何江泽慧说11岁之前“有时根本连一点儿吃的都没有”？既然江世俊夫妇知道弟媳妇连孩子都养活不了，就应该收养那两个亲侄女，怎可能好事没做倒忍心把自己儿子送过去跟着一起“绝食”呢，这于情于理都说不过去。

江泽民是江家的长子长孙，他还有一个姐姐江泽芬和一个弟弟江泽宽。在中国的社会伦理传统和子嗣继承规矩中，如果没有特别特殊的情况，长子长孙是不可以作过继的。

江泽民杜撰出的生动有加的过继仪式更是让人摸不着头脑。除了那些穿帮的西方礼仪（比如13岁的江泽民起身拥抱比他只大十几的江上青遗孀什么的），库恩在其《江泽民传》中还有这样一段描写：“‘我希望这个孩子能够继承他父亲的遗志，’江世俊在过继仪式上说道，‘向万恶的敌人复仇。’那年，江泽民13岁。”

这当然只能是一个笑话。江世俊随后便效忠于汪精卫的日伪政府，而江上青是中共烈士，不知江上青的“万恶的敌人”包不包括汪精卫的卖国政府？江上青是1939年死的，那时共产党未成势力，还被叫做“共匪”，汉奸江世俊避之惟恐不及，怎么可能把儿子过继给死去的“共匪”？

江泽民的堂妹江泽慧接受库恩的采访，谈到江泽民所谓的“过继”时更是“精彩”：“在以后的日子里，江主席一直叫他的生母‘妈妈’，叫他的养母‘娘’”，“在我们的文化中，这两个称谓都是‘母亲’的意思。不过，它们在亲密程度上还是有细微的不同。‘娘’要显得更亲一些，更像一个爱称。”库恩特地注释，这两个称谓之间的区别很像英语里面“Mother”和“Mom”的区别。

事实上，扬州人管妈妈叫“姆妈”（“姆”读第一声，“妈”读第四声）或“阿母”（ “阿”读第一声，“母”读第四声）。绝没有叫妈妈为“娘”的。扬州几十年前倒是还有人说到老婆时用“我娘子”，但无人管母亲叫“娘”的。这段描写更证明江泽民从来没有过继给江上青的遗孀做养子。

江泽慧还对库恩说，“要理解江泽民主席，就必须懂得他的养父，也就是我的生父，江上青。”这种肉麻的话，江泽慧也说得出口。江上青成天在外闹革命，同江泽民相处无多，江家其他人又素对江上青的革命不理解，江上青被捕后，江家营救江上青的法庭说辞就是“上青仅仅是个被勾引而误入歧途的青年”，而且江泽民还只是个10来岁的小孩子，江上青能对他有什么影响？

库恩那本中文版的《江泽民传》里说“过继”是有法律手续的。但遗憾的是三十年代还是宗族长手握决定权，过继儿子不需要法律证书。（根据《江泽民其人》编辑）

谎言之九：法轮功练习者围攻中南海

中共官方新华社的报导称，1999年4月25日，“首都北京风和日丽。然而，就在这天，突然发生了一起大规模的非法聚集事件。一万多名来自北京、天津、河北、山东、辽宁、内蒙古等地的‘法轮功’练习者，有组织地集合起来围住了中南海，矛头直指党中央、国务院，严重干扰了党和国家最高领导机关的正常工作，扰乱了首都的社会秩序。这是1989年那场政治风波以来最严重的政治事件，在国内外造成了极其恶劣的政治影响。”

“四‧二五”事件之前，法轮功已经遭遇了三年不公正的对待，期间有关政府职能部门对法轮功的打压接连不断，特别是到1998年7月，竟传出了公安部内部已把法轮功定为“邪教”的资讯，广大法轮功学员对此都有一种不祥的预感。

紧接着，1999年4月，罗干的连襟何祚庥又在天津教育学院的《青少年博览》上发表文章，攻击炼法轮功会致人得精神病，并暗喻法轮功会像义和团一样亡国。此文发表后，一举引发了一些法轮功学员于4月18日至24日前往天津教育学院及其他相关机构反映自己修炼法轮功后身心受益的情况，并期望能通过与杂志编辑部的交涉来消除该文章的恶劣社会影响。但4月23、24两日，天津市公安局却突然出动防暴警察殴打反映情况的法轮功学员，导致多人流血受伤，45人被抓捕，这就是“天津事件”。在其后交涉中，天津政府告知法轮功学员：公安部已经插手，要释放被逮捕的法轮功学员，必须北京授权。天津的公安还告诉学员：“你们去北京吧，去北京才能解决问题”。这一系列的情况，使得法轮功学员决定去北京上访，寻求解决问题的办法。

在4月25日的上访中，法轮功学员的代表向中央政府提出了三项要求：1、释放在天津被捕的学员，2、允许有合法的炼功环境，3、允许合法出版法轮功的书籍。其中第一条要求针对的是新近发生的“天津事件”，第二、第三条要求针对的是三年多来法轮功受到的打压。在当天的整个上访过程中，法轮功学员没有使用暴力、威胁等方法攻击胁迫警察，没有扰乱公共交通秩序和群众的正常生活，没有对国家机关正常运作造成任何不良影响，更没有使用暴力冲击国家机关，甚至连口号标语都没有，大家都很听从并主动配合警察及有关部门的指挥。时任总理的朱镕基当天上午八点多就出来与学员见面，下午又直接与五位学员代表面谈，并下令天津公安局放人，重申了国家不会干涉群众炼功的政策。很快，被抓的天津法轮功学员于当天下午被释放。当问题基本得到解决后，上访的法轮功学员于当晚10点平静散去。整个过程，自始至终平静祥和，井然有序。

中国法律规定，公民有上访的权利，上访不需要预先向公安机关申请，不需要得到事先批准。如《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41条规定：“公民对于任何国家机关和工作人员，有提出批评和建议的权利；对于任何国家机关和工作人员的违法失职行为，有向国家机关提出申诉、控告或检举的权利”。中国大陆的《信访条例》第10条规定：“信访人的信访事项，应当向依法有权做出处理决定的有关行政机关或其上一级行政机关提出”。国家信访办的职责就是接待群众上访，倾听群众呼声，了解实际情况，解决矛盾。因此，法轮功学员到北京上访，并没有抵触任何一条法律规定，更谈不上是什么“围攻”，“四‧二五”事件完全是一次合法的集体上访。

“四‧二五”事件开创了五十多年来中国官方与平民之间通过和平对话解决矛盾的先例，也震动了全世界，令国际媒体发出了 “中国民众素质提高”的惊叹，并认为四二五事件是中国政治民主，政府开明的里程碑。

谎言之十：法轮功练习者在天安门自焚

2001年1月23日，一场发生在天安门广场的自焚之火，经过中国媒体的反复渲染迅速传遍全世界。自焚者被一口咬定为法轮功学员。声情并茂的揭批中，要刻意煽动的是对法轮功的仇恨。

中央电视台的自焚节目播出后，许多人信以为真。但海外专家通过慢镜头仔细观察中央电视台播出的自焚节目，惊奇的发现这其实是一场蓄意陷害法轮功的伪案。

细心的观众只要把电视镜头放慢就可以看见，在被官方媒体称为自焚而死的刘春玲身上的火焰基本熄灭时，有人突然用物体猛击她的头部，刘随即倒地，一条状物快速弹起，又以极快的速度从空中落下。那么究竟谁是出手打击的人呢？如果把那一时刻镜头止住，会看到一名身穿大衣的男子正好站在出手打击的方位。

另外，天安门广场没有灭火器，警察也不会背着灭火器巡逻，怎么可能在一、二分钟内就有4个人立即拿出灭火器围在刘春玲身边？

官方媒体报导说：“被烧重伤12岁的小姑娘刘思影在医院立即进行了气管切开手术。”但是我们在电视节目中却听到刘思影声音清脆地在与记者对白，难怪一位美国西医大夫看完此报导后，笑着说：“气管切开手术后，人是绝不可能在这么短时间里恢复讲话能力的。”

官方媒体还报导说，自焚者王进东被严重烧伤，可他两腿之间装汽油的雪碧瓶却完好无损，头发也基本完好。而且，他打坐、结印的姿式根本就不像法轮功学员。镜头前，王进东右边拿着灭火毯的警察，没有紧急扑火的运动感，他拿的灭火毯是静止下垂的，好像是为了拍照而摆好的姿势，这样的镜头场面发生在整个突发事件的一、二分钟内，而且摄影机处��最佳的拍摄角度……疑点重重。具有世界先进水准的台湾大学中文语音识别实验室，对《焦点访谈》中三次出场的王进东作了语音鉴定：第一集中的王进东与其他两集中的王进东不是同一人。

显然，有人精心策划导演了这场“自焚案”以栽赃法轮功。那么导演者是谁呢？国际教育发展组织于2001年8月向联合国提交的“天安门自焚”的报告中公布：“我们从录影片中得出结论，天安门自焚是中国政府一手导演的。我们备有这个录影片的拷贝，以供派发。”

2003年11月，分析自焚案重重疑点的英文记录片《伪火》，以其严谨求实的风格和对黑幕的曝光获得第51届哥伦布国际电影电视节荣誉奖。

结语

中共不但欺骗国人，而且欺骗国际社会，不但在党外谎话连篇，而且在党内也是说谎成风，谎言已经成了中共的行为方式、统治方式和生活方式。谎言作为中共“党文化”的一个基本部分，是中共对大陆人民进行愚民宣传和奴化教育并欺骗国际社会的重要工具，也是寄生在中华民族肌体上毒害中国人和世界的一个“毒瘤”。

认清中共的谎言，清除掉这个毒瘤，解体中共的党文化，才是中华民族走向新生的前提。

» 本文标题：张东园：中共建党以来十大谎言 - 真相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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