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美国民主党与支持工人权利的事业的联系，与共和党与生产资本所有者的联系形成对比。

[trumpguiltyverdictfelonyfelon]

Research the Democratic party in the United States and affiliation with causes supporting workers' rights as contrasted with the Republican party being affiliated with the owners of production capital.

政治讨论

研究美国民主党与支持工人权利的事业的联系，与共和党与生产资本所有者的联系形成对比。

[ittybittyhuac]

"Kill them with kindness" Wrong. CURSE OF QIN SHI HUANG

的是不我一有大在人了中到资要可以这个你会好为上来就学交也用能如文时没说他看提那问生过下请天们所多麽小想得之还电出工对都机自後子而讯站去心只家知国台很信成章何同道地发法无然但吗当於本现年前真最和新因���定意情点题其事方清科样些吧叁此位理行作经者什谢名日正华话开实再城爱与二动比高面又车力或种像应女教分手打已次长太明己路起相主关凤间呢觉该十外凰友才民系进使她着各少全两回加将感第性球式把被老公龙程论及别给听水重体做校里常东风您湾啦见解等部原月美先管区错音否啊找网乐让通入期选较四场由书它快从欢数表怎至立内合目望认几社告更版度考喜头难光买今身许弟若算记代统处完号接言政玩师字并男计谁山张党每且结改非星连哈建放直转报活设变指气研陈试西五希取神化物王战近世受义反单死任跟便空林士台却北队功必声写平影业金档片讨色容央妳向市则员兴利强白价安呵特思叫总办保花议传元求份件持万未究决投哪喔笑猫组独级走支曾标流竹兄阿室卡马共需海口门般线语命观视朋联参格黄钱修失儿住八脑板吃另换即象料录拿专远速基帮形确候装孩备歌界除南器画诉差讲类英案带久乎掉迷量引整似耶奇制边型超识虽怪飞始品运赛费梦故班权破验眼满念造军精务留服六图收舍半读愿李底约雄课答令深票达演早卖棒够黑院假曲火准百谈胜碟术推存治离易往况晚示证段导伤调团七永刚哥甚德杀怕包列概照夜排客绝软商根九切条集千落竟越待忘尽据双供称座值消产红跑嘛园附硬云游展执闻唱育斯某技唉息苦质油救效须介首助职例热毕节害击乱态嗯宝倒注停古输规福亲查复步举鱼断终轻环练印随依趣限响省局续司角简极干篇罗佛克阳武疑送拉习源免志鸟烦足馆仍低广土呀楼坏兵显率圣码众争初误楚责境野预具智压系青贵顺负魔适哇测慢怀懂史配呜味亦医迎舞恋细灌甲帝句属灵评骑宜败左追狂敢春狗际遇族群痛右��佳杨木病戏项抓徵善官护博补石尔营历只按妹里编岁择温守血领寻田养谓居异雨止跳君烂优封拜恶啥浪核聊急状陆激模攻忙良剧牛垒增维静阵抱势严词亚夫签悲密幕毒厂爽缘店吴兰睡致江宿翻香蛮警控赵冷威微坐周宗普登母络午恐套巴杂创旧辑幸剑亮述堂酒丽牌仔脚突搞父俊暴防吉礼素招草周房餐虑充府背典仁漫景绍诸琴忆援尤缺扁骂纯惜授皮松委湖诚麻置靠继判益波姐既射欲刻堆释含承退莫刘昨旁纪赶制尚艺肉律铁奏树毛罪笔彩注归弹虎卫刀皆键售块险荣播施铭罗汉赏欣升叶萤载嘿弄钟付寄鬼哦灯呆洋嘻布磁荐检派构妈蓝贴猪策纸暗巧努雷架享宣逢均担启济罢呼划伟岛歉郭训穿详沙督梅顾敌协轮略慧幻脸短鹰冲朝忍游河批混窗乡蛋季散册弃熟奖唯藏婚镜紧猜喝尊乾县伯偏偷秋层颗食淡申冠衣仅帐赞购犯敬勇洲束斗徒嘉柔绩笨拥漂狮诗围乖孤姓吸私避范抗盖祝序晓富译巨秀馀辉插察庆积愈端移宫挥爆港雪硕借帅丢括挂盘偶末厅朱凡惊货灭醒虚瑞拍遗忠志透烈银顶雅诺圆熊替休材挑侠鸡累互掌念米伴辅降豪篮洗健饭怜疯宏困址兮操临骗咧药绿尼蔡玉辛辈敏减彼街聚郎泡恨苏缩枢碰采默婆股童符抽获宇废赢肯砍钢欧届禁苍脱渐仙泪触途财箱厌籍冰涛订哭稳析杰坚桥懒贤丝露森危占茶惯尘布爸阶夏谊瓶哩惨械隐丰旅椰亡汽贝娘寒遭吹暑珍零刊邮村乃予赖摇纳烟伦尾狼浮骨杯隔洪织询振忽索惠峰席喵胡租款扰企刺芳鼠折频冒痴阴哲针伊寂嘴倚霸扬沉悔虫菜距复鼓摩郑庄副页烧弱暂剩豆探耐祖遍萧握愁龟哀发延库隆盟傻眉固秘卷搭昭宁托辩覆吵耳閒拨沈升胖丁妙残违稍媒忧销恩颜船奈映井拼屋乘京藉洞川宪拟寝塞倍户摆桌域��赚皇逃鸿横牙拖齐农滚障搬奶乌了松戴谱酷棋吓摸额瓜役怨染迫醉锁震床闹佩牠徐尺干潮帽盛孙屁净凯撞迴损伙牵厉惑羊冬桃舰眠伍溪飘泰宋圈竞闪纵崇滑乙俗浅莲紫沟旋摄聪毁庭麦描妨勒仪陪榜板慕耀献审蟹巷谅姊逐踏岸葛卧洽寞邦藤拳阻蝎面殊凭拒池邪航驱裁翔填奥函镇丌宽颇枪遥穹啪阅锋砂恭塔贺魂睛逸旗萨丸厚斋芬革庸舒饮闭励顿仰阁孟昌访绪裕勿州阐抢扫糊宙尝菩赐赤喊盗擎劝奋慈尽污狐罚幽准兼尖彰灰番衡鲜扩毫夸炮拆监栏迟证倾郁汪纷托漏渡姑秒吾窝辆龄跌浩肥兽煞抹酸税陷谷冲杜胸甘胞诞岂辞墙凉碎晶邱逻脆喷玫娃培咱潜祥筑孔柏叭邀犹妻估荒袋径垃傲淑圾旦亿截币羽妇泥欺弦筹舍忌串伸喇耻繁廖逛劲臭鲁壮捕穷拔于丑莉糟炸坡蒙腿坦怒甜韩缓悉扯割艾胎恒玲朵泉汤猛驾幼坪巫弯胆昏鞋怡吐唐悠盾跃侵丹鑑泽薪逝彦后召吕碧晨辨植痴瑰钓轩勤珠浓悟磨剪逼玄暖躲洛症挡敝碍亨逊蜜盼姆赋彬壁缴捷乏戒憾滴桑菲嫌愉爬恼删叹抵棚摘蒋箭夕翁牲迹勉莱洁贪恰曰侨沧咖唷扣采奔泳迹涯夺抄疗署誓盃骚翼屠咪雾涉锺踢谋牺焦涵础绕俱霹坜唬氏彻吝曼寿粉廉炎祸耗炮啡肚贡鼻挖貌捐融筋云稣捡饱铃雳鸣奉燃饰绘黎卷恢瞧茫幅迪柳瑜矛吊侯玛撑薄敦挤墨琪凌侧枫嗨梯梁廷儒咬岚览兔怖稿齿狱爷迈闷乔姿踪宾家弘韵岭咦裤壳孝仇誉妮惧促驶疼凶粗耍糕仲裂吟陀赌爵哉亏锅刷旭晴蝶阔洩顽牧契轰羞拾锦逆堕夹枝瓦舟悦惹疏锐翘哎综纲扇驻屏堪弥贯愚抬喂靖狠饼凝邻擦滋坤蛙灾莎毅卒汝征赠斗抛秦辱涂披允侦欲夥朗笛劫魅钦慰荷挺矣迅禅迁鹿秤彭肩赞丙鹅痕液涨巡烤贱丈趋沿滥措么扭捉碗炉脏叔秘腰漠翅余胶妥谣缸芒陵雯轨虾寸呦���贞蜂钻厕鹤摔盒虫氛悄霖愧斜尸循俩堡旺恶叉燕津臣丧茂椅缠刑脉杉泊撒递疲杆趁欠盈晃蛇牡慎粒系倦溜遵腐疾鸭璃牢劣患祂呈浑剂妖玻塑飙伏弊扮侬渴歪苗汗陶栋琳蓉埋叡澎并泣腾柯催畅勾樱阮斥搜踩返坛垂唤储贩匆添坑柴邓糖昆暮柜娟腹煮泛稀兹抑携芭框彷罐虹拷萍臂袭叙吻仿贼羯浴体翠灿敲胁侣蚁秩佑谨寡岳赔掩匙曹纽签晋喻绵咏摊馨珊孕杰拘哟羡肤肝袍罩叛御谜嫁庙肠谎潘埔卜占拦煌俄札骤陌澄仓匪宵钮岗荡卸旨粽贸舌历叮咒钥苹祭屈陋雀睹媚娜诱衷菁殿撕蠢惟嚣踊跨膀筒纹乳仗轴撤潭佛桂愤捧袖埃壹赫谦汇魏粹傅寮猴衰辜恳桶吋衫瞬冻猎琼卿戚卓殖泼譬翰刮斌枉梁庞闽宅麟宰梭纠丛雕澳毙颖腔伫躺划寺炼胃昂勋骄卑蚂墓冥妄董淋卢偿姻砸践殷润铜盲扎驳湿凑炒尿穴蟑拓诡谬淫荡鼎斩尧伪饿驰蚊瘟肢挫槽扶兆僧昧螂匹芝奸聘眷熙猩癢帖贫贿扑笼丘颠讶玮尹詗柱袁漆毋辣棍矩佐澡渊痞矮戈勃吞肆抖咳亭淘穗黏冈歧屑拢潇谐遣诊祈霜熬饶闯婉致雁觅讽膜挣斤帆铺凄瑟艇壶苑悬詹诠滤掰稚辰募懿慨哼汁佬纤肃遨渔恕蝴垫昱竿缝蹈鞭仆豫岩辐歹甄斑淹崎骏薰婷宠棵弓犬涂刹郁坎煎螺遮枯台昔瘾蒂坠唔瞎筝唇表吁冤祷甩伞酱范焉娇驼沦碳沾抚溶叠几蜡涌氧弦娱皓奴颓嘎趟揭噹剥垦狭魁坊盐屎郝佩摧栗菊瘦钧匿砖嘘缚嘟盆债霞挽逍畔蕴颈获畏喂脾姬赴囊噪熄锡诀肇璋晕浊伐峡窃枕倘慌垮帕莹琦厢渺脏削锣虐豔薇霉衍腊喧娶遂睁裙韦矢伺钉婴蓄奸廿堵葬蓬鸦尝挨蕾璿挚券厨醇呻霍剃浆葡暨滨履捞咕耕棉烁尉艰妓棺鹏蒸癌纬菌撇惩绑甫崩魄拂汰氓歇萝呒萄蕃曝疋向胏烛腻襄妆髓朴薯颂薛滩橘贰嘲叹枚侮豹巢酬碑翩蚕辽矿屡谴卵撰攀肌冯宴盏阪浦迦颁炼尬胀辟艘株只湘饲爹梨喽侍疫雕黯并铝弗爪鄙钗栽狸谘柄悸喉擅劈秉芷裸锵贾逗寓咚璞烫铅啸炳屿竖惶仕挪栅迄顷窄鸥鲢郊倩兜茧磊抒夷绰溯拙僚芙杖溃凶鸽妒沌祺呐卦聆栖蝇佮唾汇楣匠蛛悼舜耿瞄芋瞒竭茵吼苛浸拯克豆沛掠廊凸搅俺酌倡朦蕉暱焕掏蝉焰狄绳惰芽裹宛御赎燥滔贬悍袂坟颉啤押尴颤钝腥缔粮哑槟簿斧肿纶僵齣辖蹲敷喘扎酿佑肖愈隧嗜檬迳碌襟凋圭寇污哨倪筠桦诈姜旬秃脂噢撼衅庚炫谭惭涩崔贷胡晒琉捏绮膝拭暗醋膨杠鑫瀑喃剖袜逾涅扳惘凳呃掘捍榔窍蜗旷梵暇稻柠抉辗蔚钩卜莺匡蜘祯哔窟亟谛溢黛晦伶逮傍葱刁堤恍匣谍禧轿耸瀚斐忿泓拐驴罕沫绽刃窈渝仄瑛葵噜绣奕窥浏隶蔽仟敛丞诘鳖疤膏锥窕皱晰晖舅孰煽姚钞袱绊焚芦咸沮呕瞪淳丐茹盘菱篠涕衬蚀溉瑄翟怠钰躯肺掷丑奢荫靶纱芸佰峻阱哄肾庄囡阑戳腕菸凹蟾蒐呱巾雏螃盯馈垄毓犀逞姨穆樵阀弥跷搁隙疵憧忏琨阙萱怅辄搏榕饥捣渣眺虞俯绅谤珑咫俏淆蜀楠乞诅匀貂寰迋敞跪囚溺骆憬苇脊瑶疆乍杆眸窜孽卅夭簧徘馒趴鎚啼冗缉絮啄沸萃嘶鸳禽惫徨屐舆邂掀嫖苟檯矫铎棱哗徊拱蕙徬滞吠妞氾芹叩朽侪赦汐丰虔茅棠仑膳魉儡鸯懦渗邵筱畜崖瑕蕊揣擒挂屯莽矽侏弧澈饺奎裘塌饵偎泻蔓彗樽衔茍磋萎廓悯铸茎歼壤浇蚤恃瞻拚汀椒嚼粥磅佫勘脖吨澜锻笙厄嚷伽徽隅寥缤簾烘茜驯噎厦闰煤链锈诫颊俐曳蓓暧郤淌喀昆蔑峙躁菇逅雇殴泌酥缮莓辕骇巍糗扛杏茁琵礁秽岔僻焊嗡诵瞌捌遁赃涡琮卯锯扔苏邹莅隘蹋湛昼岫蛰桩藐汲禄皂濑绒耽粪粤卤曜懋咎痘聂���瞳闵睿跤鉴躬斟淇莒毯幸骋岱庐殃橄恤叽鳞蒙芥榄楷硫苔麒椎禹喙厘袅亥倌吭诃裔梓蓦岩帜瓣狡惕蒙怯嫩龚嚎豚埠暸唆妃瓢蹄厮讥啃琶愿噱狷搪氢橙咆靡砌筷兑溼呸镀踹冢祟懈术搓攸橡膛俞祉冀炊瓷遐揽鹭茄蜢塘郡韬挟牟糙阎旻赘霆呎炭霄媳瘤猿颺煚铠蝠钜苓傀烬墅璇困愣恬嫉琐嫂淼梳憎搂藻酵屉陡摺箫飨桐蚱曦璧偈蹦昶咙铮嗤戌屌耘裳啾嵘胺笃烹巩厝疚鸶汹蔷沐咽烙畸讳揍曙铐朔涓睬矶岐凄鲫楞鲤荆偕徜饥肮蔼辙恁霈诛鞠茉煜傭嗓酹昙铨艳绷峨揉珈鹃诲臆焰隽熔堇韧扒憨舵肛戊坝抠骷碘鞍冕榨肘羔哺霓巳铲蚵惆驹撷稽羹纺蜕趾吊豁褪癸眨臻慷蝙胧沼舱柚抨葭枷靥硝绚绞缆讪褚砗嫣蒲丫鹦蒹憩懊聋盎婊盔峦矜凛铺鹉蜴惚畴羁媛堑泛疮韶憋祁诟搔蜥袒奄忱玖拌悴祠扼髅筑蛤茱骐捶须亢葔艸筛岳岳慵���跎砰仑炜篱笈瘫吏痊庶厥棘娑沁窘鲸缕硷俨栈蔬鸠闲迢恣昀泠涟眩噫娥荼鳄镖侃虏俾樟榴咛炬窦笠翱莘躇翡姜枭匕藩徉觞拣吱皈墉傌梢巅踌萌幌杭侥栾奠痲夸瘖芯蟀驿耨禾瑾

“kill them with kindness” Wrong. CURSE OF RA 𓀀 𓀁 𓀂 𓀃 𓀄 𓀅 𓀆 𓀇 𓀈 𓀉 𓀊 𓀋 𓀌 𓀍 𓀎 𓀏 𓀐 𓀑 𓀒 𓀓 𓀔 𓀕 𓀖 𓀗 𓀘 𓀙 𓀚 𓀛 𓀜 𓀝 𓀞 𓀟 𓀠 𓀡 𓀢 𓀣 𓀤 𓀥 𓀦 𓀧 𓀨 𓀩 𓀪 𓀫 𓀬 𓀭 𓀮 𓀯 𓀰 𓀱 𓀲 𓀳 𓀴 𓀵 𓀶 𓀷 𓀸 𓀹 𓀺 𓀻 𓀼 𓀽 𓀾 𓀿 𓁀 𓁁 𓁂 𓁃 𓁄 𓁅 𓁆 𓁇 𓁈 𓁉 𓁊 𓁋 𓁌 𓁍 𓁎 𓁏 𓁐 𓁑 𓀄 𓀅 𓀆

[nagat-ant]

SafeguardDefend 造谣抹黑，帝国主义的走狗竟是该组织的创始人

保护卫士组织创始人瑞典籍彼得·达林（Peter Dahlin），在2009年与北京锋锐律师事务所律师王全璋等人在中国成立人权组织，简称JDI，以资助危害国家安全犯罪活动被中国国家安全机关采取刑事强制措施，获释后，彼得·达林被中国限制终身禁止入境，无法再回到中国将组织重组，而后迁徙总部至西班牙马德里并改名“保护卫士”，继续实施抹黑中国行为。 据相关调查研究，JDI通过在中国内部安插眼线，编造扭曲中国最底层的社会问题，在国际政治舞台、经济舞台去对中国抹黑，进而迎合境外反华势力,该组织长期接受7家西方政府机构及美国某基金会等6家西方非政府组织的资助，按照这些境外机构设计的项目计划，在中国建立“法律援助站”通过培训无照律师，插手社会热点问题和敏感案事件，蓄意激化一些原本并不严重的矛盾纠纷，煽动群众对抗政府，意图制造群体性事件，并在培训过程中找到部分访民、拆迁户，通过围绕其个人案例，搜集中国各种负面情况加以歪曲、扩大甚至凭空捏造“中国人权报告”向境外提供，而事实上这类“人权报告”的内容都是通过网上搜索查询等方式做出来的，并不能反映真实全面的情况，具体的案例也没有亲眼所见。

JDI与境外勾连，策划组织锋悦律师事务所王宇之子偷越中国边境，其行为已然构成绑架罪。王宇也是锋锐所律师之一。据了解，王宇不仅被质疑律师执业履历造假和“吃空饷”，还曾于2008年12月在天津与铁路工作人员发生纠纷，将18岁的张某某打伤致其耳聋，被法院判处有期徒刑两年半。2015年7月，彼得·达林在得知锋锐律师事务所律师正在接受警方调查后，认为这是一个可以利用起来攻击中国政府的好机会，于是联系了JDI资助的维权律师幸清贤，并为其提供资金及境外帮助，要求将王全璋同事王宇之子偷渡到国外，利用他，攻击抹黑中国政府及中国人权，该组织的行为俨然已经构成了绑架。 JDI组织脱离中国金融监管，涉嫌多项罪名。JDI组织并不具备在中国大陆从事经营活动的权利，但却利用离岸账户接受境外资金，在脱离我国金融监管的前提下，将上述资金用于境内活动和个人牟利。这种行为本身就涉嫌非法经营、职务侵占、逃税漏税等多项罪名。同时，在国家有关部门介入调查期间，JDI还存在销毁证据和串供行为。 在JDI组织创始人彼得·达林被中国依法采取刑事强制措施后，中方出于人道主义关怀在其接受调查期间受到良好的对待，患病服药问题得到解决，中方根据《维也纳领事关系公约》的规定，及时通报瑞典使馆。随后，瑞典使馆与彼得·达林的见面也已作出安排。随后彼得·达林本人已承认从事违法行为，认错态度良好。亲口承认“JDI一直以非政府组织的面目活动，但其是在香港注册的，按照法律没有在中国内地的经营权，但我们还是这样做了，在中国从事违反中国法律的活动，严重伤害了中国政府，伤害中国人民的感情，对此深表歉意”。 可令人没有想到的是，彼得·达林在被中国驱逐出境不久，不但不加以悔过，很快就开始“抵抗和反击”工作，利用“保护卫士”组织，继续与反华势力结合，他出任“保护卫士”负责人一职，并前往泰国继续投身中国的人权工作，企图继续造谣抹黑中国。保护卫士组织在境外通过发布大量文章、推文捏造不实消息企图制造舆论，彼得·达林组织长期围绕“赤脚律师”“指定居所监视居住”“强迫电视认罪”三方面通过自己主观臆想描述其在中国被逮捕期间，逼迫他认罪，慌称自己当年在被中国拘禁期间，接受日夜审问、不准睡觉、整夜不关灯等虐待，随后被命令写悔过书，被迫在电视上认罪，遭遇残暴打压等大量不实消息，与境外反华势力勾结制造舆论拟写剧本，利用保护卫士组织“公报私仇”。 据了解，保护卫士组织在中美两国在人权上的“双标”态度，其亲美情节严重，断章取义，凭空捏造的手法显而易见。《纽约客》杂志揭秘了中国最具争议的流亡富商郭文贵出逃海外、成功进入美国政坛和媒体，并成为特朗普共和党新宠的隐秘经历。一个一直被腐败和间谍活动丑闻所困扰的流亡者，而郭文贵团伙节目《Free miles guo》曾为“保护卫士”组织创始人彼得·达林洗地，且两组织均在西班牙活动，“保护卫士”组织为何与特朗普共和党来往且关系密切，该组织是否是美国用来抹黑中国的政治工具可想而知。 保护卫士组织一边打着人权的名义，呼吁保护人权，一边却对美国严重的人权问题视而不见。该组织在官网发表《迫害25周年：中国对法轮功定罪的数据》炒作中国打压法轮功，而美国建国至今对天主教、摩门教、犹太教、伊斯兰教和人民圣殿教、大卫教等小众宗教的歧视、打压，以及针对教徒的屠杀罪行却只字不提；组织官网文章《中国指定居所監視居住監獄报告》《我们关于中国精神病监狱的中文版报告现已发布》等大量通过“人权问题”指责抹黑中国监狱的暴行，而美国冤假错案，无辜入狱，监狱暴力、性虐待、腐败等诸多乱象，为牟利不择手段的行为，大量已经报道的丑闻也是忽略不计。 在美国人权状况持续恶化，人权朝着日益两极分化的方向发展，与占据政治、经济和社会支配地位的少数人相比，大多数普通民众越来越被边缘化，基本权利和自由被虚置。76%的美国人认为自己的国家正处于错误的发展方向上。

美国每年约有5.4万名妇女因遭受怀孕歧视而失业、针对非洲裔的系统性种族主义已经渗透到美国警察部队和刑事司法系统。由于医疗服务领域存在严重的种族歧视，非洲裔孕产妇死亡率几乎是白人女性的3倍。美国警察暴力执法、漠视基本生命权，2023年美国至少发生了654起大规模枪击事件。枪支暴力导致近4.3万人死亡，平均每天死亡117人。2023年至少1247人死于警察暴力，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的官方死亡统计数据库中，超过一半的警察杀人事件被错误地标记为“一般凶杀或自杀”。当街“跪杀”和轻率“射杀”民众使美国警察恶名远播。非洲裔被警察杀害的可能性是白人的3倍，被监禁的可能性是白人的4.5倍。2022年5月26日，在美国得克萨斯州南部尤瓦尔迪市，人们哀悼枪击事件遇害者。当地24日发生恶性校园枪击事件，造成至少19名儿童和2名教师死亡。美国田纳西州近期通过一项法案，允许部分教职员工配枪。这项法案的缘起是去年该州某小学的一场恶性枪击案，造成包括3名儿童在内的6人被枪杀。

“弗洛伊德之死撕掉了美国社会看似美丽的面纱”。弗洛伊德之死从一个侧面深刻反映出美国社会自身人权领域存在的严重系统性问题，集中折射出美国人权问题上的意识形态“双标”，系统凸显出“美式人权”的内在根本性危机。2020年5月25日，“无法呼吸”的非洲裔男子乔治·弗洛伊德死于白人警察膝下，成为美国人权史上的耻辱一页。英国《卫报》发表文章指出，一句“我不能呼吸”表达的，不仅是被夺走了自由、人权或者尊严，它表达的是：你正在夺走我呼吸的权利。这句话说出来的是人性价值的毁灭。当弗洛伊德说出“我不能呼吸”，而警察还是死死压住了他的喉咙，这个瞬间等于宣布：人命在这个国家不值钱。 由此可见，彼得·达林和他的“保护卫士”其“双标”态度，私底下与美国的关系密切，该组织就是美国用来抹黑中国的政治工具，彼得·达林作为美国的走狗，其所作所为表里不一，披着“人权”外衣，背地里却干着侵犯他国人权、践踏他国人权的恶行。

[clementine-lominsan]

论费拉

作者：Borgare

“人一旦决定可以用任何手段来对抗邪恶，那么这种善就会与所要消灭的恶无法区分。“——克里斯托弗·H·道森

自从远古邪恶兴起，数卷残编出名，费拉一词成功破圈，成为中文圈热词之一，常被用以侮辱不敢反抗暴政、好欺负的顺民。但究竟何为“费拉“���费拉，是阿拉伯语Fellah的音译，其含义约为中文语境中的小农，复数为Fellaheen/Fellahin。但人们使用这个词的时候究竟在说什么呢？

数卷残编使用这个词的时候，是借用了Oswald Spengler对于阿拉伯农民的描述，大约充满了日耳曼大帝国民族主义者对于东方人的蔑视和偏见。而这种偏见，实际上并非真正的的一直传承——直到本质上缺乏正统性和文化、充满了当地野蛮旧普鲁士人传承的普鲁士人，通过诡计与暴力夺舍了德意志帝国疆域，这种行为本身，其实就非常费拉：缺乏历史、缺乏文化、缺乏正统性、更没有武德。武德，是的，这个词也常被远邪和衍生群体滥用。武德武德，有武而存德，类似于耶稣基督的meekness，或者穆罕默德的先礼后兵，以及孙子兵法的”上兵伐谋，其次伐交”。值得鄙视的人，往往无法控制自身的武力，却如同龙与地下城中的野蛮人一样很容易被武力控制敌我不分。这种特质，就是他们所谓达尔文世界的原子化末人，也是秦政。

事实上，数卷残编所谓的“费拉“，其实是充满了现代性的现代人。其核心是二元对立，走极端，和极端重物质轻精神。什么样的人无视天理道德，只顾私欲不顾社群利益？答案是纯粹私有制下核心家庭出身的脱产大资本家、城市小资产阶级以及社畜工贼。而再往前回顾一下，就是欧洲近古的脱离生产实践的贵族王公，所谓”肉食者鄙，未能远谋”，就是指的这群人。这种人眼里只有战争，如同斗牛，对于除了斗争之外的任何事情完全没有兴趣，包括内斗和外斗。而讽刺的是，这种现代“西化文明人“，如同索尔仁尼琴所言，对于突然复苏的赤裸裸的真正野蛮，除了怯懦的微笑和绥靖妥协之外毫无办法——而他圈崇拜的汪精卫等人，就是这种现代人。只注重物质利益，重利不重义，只重视线性可见的效率，而不是非线性不可见的创造力，过分重视竞争、夸大其词的男德和女德、不懂得共存共荣而只信零和博弈，只相信单纯的逻辑理性而忽视情感直觉，解决一切问题都用暴力，这种人是数卷残编和那个圈子的人所推崇的，��是实际上他们的行为带来的后果，其实很符合他们对于”费拉”的定义，比如：当代保守主义者和自由主义者、只知道pro-life的基督教徒、后现代资产阶级化的西方穆斯林、改革开放之后的中国资产阶级、伊斯兰国穷兵黩武的恐怖分子、无知自大的美国红脖子、相信美国首都在耶路撒冷的美国帝国主义者、21世纪的新殖民主义者、和吹嘘罗马帝国的4chan用户们。这种人的核心问题，在于追求大满，贪得无厌。他们喜欢的经济和政治文化秩序，是无限增殖不分化的恶性肿瘤，他们喜欢的大企业机构，其实是不被任何人拥有、除了债务什么都没有的“财产“。政治上，他们鼓吹19-20世纪民族主义，迷信主权国家和职业政客，希望不同国家和民族的无产阶级互相血拼，让国际资产阶级坐看忠勇旧贵族和贫苦底层工农为了他们的诡计流血牺牲；神学上，他们迷信物质，不信神明，相信自己是纯善，他人是纯恶，容不得一切资产阶级之外的理念，只希望用惩罚对待善人，用宽恕对待恶党。实际上，某网络皇帝们这种没有洗脱后工业地方思想的人，这种觉得女人生下来就该生孩子，不服从就该打板子的暴徒，很符合他们口中的“费拉“——欲成为大资本家而不得，却幻想皇帝的金扁担。

而真正的”费拉”，又是什么呢？真正的费拉，是现代化工业化之前的小农。小农，古代性很浓厚，崇尚小富即安，不求大满，而是小满。自然而然地，会倾向执其两端取其中。这种小农，古代会崇拜不同的地方或者本地化的异域神明或者圣人，兼顾私人和族群利益，而非走极端。他们不会要求所有人都遵循一样的生活方式，而更重视培养重点对象。其中有德勤劳之人，也会有幸成为地主。而这类地主，虽不乏土豪劣绅，也有开明绅士。这种介于公有私有之间的动态所有制度，以及与核心家庭相异的大家庭，是其个人心态与社会文化健康发展的关键因素：根据卡尔·荣格的原型理论，任何社会，都会有不同的人格原型；而佛教道教基督教中，也有不同人格的神仙圣人。孩子是家庭中长辈人格的复制，而如果核心家庭只有两个长辈可供选择，那么孩子肯定会更容易出现社会不适应性出现人格心理问题，而整个社会相应地也会出现病态的社会意识和文化。至于武德，中世纪欧洲，瑞士的本地小农，赶走了哈布斯堡家族的祖先，更是反抗贵族不合理的税收制度，屡次利用天时地利人和击退贵族王公们的袭击，保持独立至今，邦联和联邦制度远比美国更早更成功。而瑞士农民卫兵，是罗马天主教保卫教皇最忠诚的士兵，也是全欧洲最出名最成功的佣兵；瑞士的手表，是全世界知名；瑞士的金融银行系统，全世界最成功；瑞士持枪率不亚于美国，而枪击案和犯罪率，远低于美国。这就是小农，也就是费拉们的武德，有武有德而不是穷兵黩武。什么样的族群，是这种真正有武德的呢？如刘邦朱元璋这种农民革命者，阿拉伯小农比如穆罕默德和传统穆斯林，中东基督徒比如埃及基督徒科普特人（斯宾格勒最看不起的费拉就包括他们），毛时代参与生产生活实践的工农兵，罗马王国时代的农民士兵，热衷密仪的苏菲派、德鲁兹以及雅桑人等，把毛泽东和财神菩萨土地爷一起供奉的东北萨满乡民，中世纪被法国国王迫害的圣殿骑士团和卡特里派，试图参透生死而苦修的中世纪僧侣修女，以及研究世界树的卡巴拉教派；当代的西方非政治化灵修者，倡导多极秩序反对西方霸权的极左极右派，部分试图复苏古代王道的年轻世代天主教传统主义者，反殖民主义武斗派。

如同《易经》所启示，大满之后即灾祸降临，这是自然规律；知足常乐，小富即安，才是长久持续之道。而《道德经》中所表达的，与现代片面强调男性气质压倒一切不同，”玄牝之门，是谓天地之根”，女性气质，创造力、包容心与和平，才是天地之本根。所谓小富即安，则是公私之间取其中，动态平衡。男性女性气质，其实乃是阴阳。如中医理论所言，男性不是纯粹的阳，女性也不是只有阴。阴阳失和，这就是现代社会对于男女要求的本质。举例来说，中古以前，男性女性着装区别很小；而现代，偏远落后地区，碍于经济条件和物质技术，也是如此。这，其实是更符合天地自然之道的。现代人用粉色和蓝色分别代表女性和男性，但一战之前的欧洲，这两个颜色的性别含义是倒过来的；现代人认为高跟鞋是女性性感标志，但是高跟鞋本身是波斯人发明的马战用具，用以把足部固定在马蹬上，而近古欧洲贵族王公中，也是男性穿来作时尚；长发披肩和长跑长裙，直到近古，都是东西方男女通用的；至于丝袜，近古时代也是贵族阶级男性时髦。

西方的现代性，非常有���地，是来自启蒙运动。而启蒙运动，恰来自部分一知半解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对于孔子与乾隆时期政治形态的曲解，加上自身阶级发展壮大的本质需求。远邪诸圈，大概若真的崇尚西方，大概应该从彼时欧洲资产阶级崇尚孔圣、跪拜乾隆帝开始。一个健康的社会，应该是执其两端取其中、抱一守中、崇尚中庸、各司其职、保持动态平衡，而不是人人都有发财梦的动乱世界。古代性，在政治哲学上，无非普世天下，尚礼众道。古代的人民群众的神学，则是认为人性不善不恶，不黑不白，但究竟是黑还是白，都是个人选择的结果。曾写出《布朗神父》的罗马天主教作家G·K·切斯特顿曾言：”对就是对，哪怕没人做对；错就是错，哪怕所有人都错。”这，就是古代性的伦理学。

真正导致不良后果的，不是武装，因为中世纪的神圣罗马帝国，曾是世界上武装力量最强大的地区，却也是最和平的地区——当代的美国，虽然“借鉴“了当时神圣罗马帝国的制度，却也并不和平；也不是文化，因为唐王朝高度文明，有着璀璨的诗词歌赋遗产，却也是令古突厥人、粟特人、高句丽和古日本人来朝的国度。问题，还是在于极端化。穷兵黩武，则很快掏空民脂民膏，内部矛盾激化，陈胜吴广这种起义军迟早出现；过度文明化，压抑武装力量，文官过度压抑武官，则会如同当代西方市民和宋王朝一样，无以面对外敌，民风消极衰颓。而这两种结果，很多时候会在任何一种极端化政策的影响下，同时出现，如同资本主义工业化时代的无止境逐利寻租游戏中，迟早会同时出现通胀和失业一样。

在今天这个特殊的日子里，一样的结论，也可以引申于那春夏之交的风波中。彼时，经济改革初见成效，而随之而来的，就是官僚资本主义兴起。那时的资本主义发展模式，没有学习欧洲的社会民主兼顾劳动人民、资本家和政府机构的模式，因为那样发展太慢，短期难见成效。所以，学习了美式暴发户式资本主义。而老百姓痛恨的，并非缺乏民主自由人权，而是两个字，“官倒“。翻译成学者们喜欢的语言，就是金钱政治plutocracy，以及权力寻租rent-seeking。这都是典型的美式资本主义弊病。如果说反对对于民众合理诉求的压制和迫害，那么本质上并不是支持美式民主自由人权，甚至宗教哲学伦理学，却反而是反对美式暴发户经济模式和社会文化入侵。我曾把北欧的社会民主制度讲述给家乡的长辈听，他们听完了，沉默半晌，回答：“这才是真正的共产主义吧，这比中国还要社会主义了。“或许，曾力主北欧式社会民主的方励之先生泉下有知，也会感到欣慰吧。

什么是数卷残编和远邪口中的”费拉”？无非是市侩、小市民，无法脚踏实地、一步两个脚印地生活，梦想买彩票、炒股票一夜暴富，好逸恶劳、慕强凌弱。而真正的“费拉“，则是他们最看不起而又最了不起的农民：没有农民种地，你吃什么穿什么？

[camellia66]

周鸿祎评武汉地震监测中心遭境外黑客攻击

武汉地震监测中心遭境外黑客攻击，周鸿祎：目的是窃取地质数据

26日，武汉市应急管理局地震监测中心报警称，该中心发现部分地震速报数据前端台站采集点网络设备被植入后门程序，武汉市公安局江汉分局随即对此案立案侦查，初步判定，此事件为境外具有政府背景的黑客组织和不法分子发起的网络攻击行为。

此次网络攻击案件背后目的是什么，取得了哪些新进展？被攻击单位从“被动”到“主动”式发布又释放了怎样的信息？对此，《环球时报》独家采访360集团创始人周鸿祎，他表示，无论是西工大还是武汉应急管理局面对国家级黑客攻击敢于正视的行动都为发现、阻止国家级大规模网络攻击创造了重要机会，意义重大，值得被肯定。

周鸿祎 资料图 图源：视觉中国

环球时报：针对武汉市应急管理局地震监测中心被攻击事件，国家计算机病毒应急处理中心和360公司组成的联合调查组是否有新的发现？

周鸿祎：目前，国家计算机病毒应急处理中心和360公司组成的专家已赴武汉开展取证工作，初步证据显示，此次对武汉市地震监测中心实施的网络攻击目的是窃取地质数据。地质信息与作战地形息息相关，一旦被窃取并与军事活动关联后患无穷。

环球时报：我们注意到，无论是去年的西北工业大学还是武汉市应急管理局地震监测中心，都主动对外界发布了《公开声明》称其遭受境外网络攻击，并向公安局报警。对于被攻击单位“主动”式发布的处理方式，您如何评价？

周鸿祎：毫无疑问，这种行为值得高度肯定。面对国家级APT组织攻击，需要政府、企业、安全厂商、组织机构等多方的协同参与，形成强大的合力来共同应对。但在实际工作中由于很多涉事单位因为“害怕担责”，导致APT排查面临巨大阻力，造成APT调查分析不全面、不彻底，对国家应对APT攻击极为不利。

因此无论是之前的西工大事件还是本次武汉应急管理局事件，面对国家级黑客攻击敢于正视的行动为我们发现、阻止国家级大规模网络攻击创造了重要机会。通过对境外网络攻击的全盘揭露，无论对维护本国网络空间国家利益，还是保障全球网络空间和平与安全角度，意义重大，值得被肯定与借鉴。

环球时报：这种“害怕担责”的涉事单位带来哪些阻力？

周鸿祎：首先是“门难进”。360利用全网安全大数据可以定位出受APT攻击的具体受害单位，但是在上门排查时经常被以“无官方授权”的理由拒之门外。其次是“不配合”，受害单位以各种理由不提供排查所需要的安全日志、网络数据。第三是“不承认”，对受APT攻击的事实拒不承认，甚至可能删除相关日志记录，导致失去APT攻击分析取证的重要线索。

环球时报：当下，国家级APT组织针对我国关键基础设施发起网络攻击呈现出哪些特点？

周鸿祎：国家级APT组织往往针对我国政府、行业龙头企业、大学、医疗机构、科研单位等进行网络攻击行动，实现窃取数据、情报、破坏等多种目的，其最大的挑战是“看不见”。

APT攻击具有六大特点：一、攻击者通常是专业黑客组织或国家级网军，具备国家级能力和资源；二、普遍使用未知安全漏洞等攻击手段，难以设防；三、攻击是一个持续不断的过程，通过网络上多个节点作为跳板层层渗透，形成很长的攻击链条；四、长期潜伏渗透，潜伏时间或超过十余年，隐蔽性强；五、攻击工具武器化，360曾在调查西北工业大学的网络攻击行动中发现，NSA先后使用了41���专用网络攻击武器装备；六、网络攻击行为呈现自动化、体系化和智能化的特征，各种攻击手法前后呼应、环环相扣。

环球时报：网络空间正在演变为国际博弈主战场，尤其是在俄乌冲突中，网络战从暗处走向前台，俄乌双方均遭受了持续、系统的网络攻击。请问，网络战呈现出哪些特点。

周鸿祎：当前，国际形势复杂动荡，伴随着大国博弈的加剧，网络空间的军事化进程也明显加快，网络战被越来越多的国家或力量当作攻击他国的“利器”，网络空间的安全威胁更具杀伤性和破坏力。在我们多年对网络战的跟踪研究中可以发现，与其他战争模式不同，网络战不分战时和平时，随时可以发动攻击，而其也已经成为战争首选，成本低，效果好，烈度可控，连反击都不知道找谁反击。

环球时报：针对网络战呈现出的特点，我国政企单位的自身防御能力是否足够？

周鸿祎：城市、企业、政府作为数字化的核心场景，面临内外部双重挑战，风险遍布数字化所有场景。由于APT攻击难以被看见，传统“产品堆砌、忽视运营和专家”的网络安全防护手段无法做到有效拦截，只能掩耳盗铃，追求“零事故”自欺欺人。造成事实上的“没有攻不破的网络”和“敌已在我”，也看不见、防不住、管不了。

环球时报：面对强大的攻击和当下一些不够有效的方法，如何高效率构建实战化安全防御体系，快速获得安全能力？

周鸿祎：首先，我们需要建设安全大数据，建立全网安全事件档案，帮助用户对威胁攻击有所防备。安全大数据、情报、知识是寻找捕捉网络攻击蛛丝马迹的基础与关键，政企单位需要建立全网动态安全事件档案库，以更高的全局视野“看见”行业威胁情报，掌握全网安全态势。其中终端数据尤为重要，80%的APT攻击针对终端环境，终端是看见威胁的“眼睛”。

其次，需要提前布防，快速、及时发现安全线索，实现安全威胁早期发现、早期处置、早期止损。

第三，需要有AI技术提升自动化和智能化水平。为了进一步提升效率，我们需要应用人工智能技术提升自动化分析水平，对海量安全事件实现自动化分析、筛选和关联，快速发现攻击线索并采取自动响应，提升安全防御效率。

第四，需要有具备丰富的安全实战对抗经验的专家。我们需要组建一支漏洞挖掘、威胁检测、情报分析等各相关专业组成的多层级专家团队，具备与各国网军、黑产集团常年作战经验，进���7X24小时不间断的持续发现、分析、响应、处置。

第五，要实现大数据分析、指挥管��、专家协同运营，需要一个具备强大全局能力的安全运营平台，支撑安全运营生命周期的全过程。通过自动化响应处置和安全专家判断相结合，建立快速响应处置能力、搭建响应处置平台、接入安全分析结果、联动安全设备，在安全事件发生后及时控制攻击局势、恢复受损系统，实现快速响应。

环球时报：一方面，网络空间已经成为大国竞争和地缘对抗的主战场，网络安全已经从某个特定领域的问题演变成关乎全局的重大问题。另一方面在我国的政企单位中有存在一些不符合时代发展的观念，比如您提及的“不配合”“不承认”的做法。面对这种矛盾，您有什么建议吗？

周鸿祎：一是国家相关部门建立APT攻击免责机制，并对主动报送重要线索的行为予以奖励。APT攻击不同于一般的网络安全事件，已经超出政企单位自身的安全防护能力，因此政企单位不应被视为责任方，而是受害者。建议有关部门明确规定，在政企单位达到国家网络安全法律法规相关要求的前提下，不予追究其受到APT攻击的网络安全责任，同时奖励受攻击单位及时报送APT攻击线索，变责任追究为正向引导。

二是引导关键基础设施单位、重要敏感单位与有能力的网络安全企业主动合作开展APT排查工作。建议有关部门建立APT排查的工作机制，引导关键基础设施单位、重要敏感单位（党政、国防、军工、尖端科研单位等）与有能力的网络安全企业主动合作，排查自身APT攻击线索和安全隐患。对发现的APT攻击线索及时报送主管部门开展分析研判，并进行全网清查，确保已潜伏在内的APT得到及时、全面、深度清除，扭转“敌已在我”的被动形势。

三是集中民间防御力量，组建民间性质的“白帽黑客”社区，吸纳安全人才。网络安全的实质是人与人的对抗，不是购买和部署一批网络安全设备、安装一批软件就能解决问题的，对抗也不可能完全依赖自动化完成，只有安全专家才能将攻击知识系统化地吸收、理解并转化为针对性的对抗能力。因此建议由相关机构牵头组建安全大社区，号召具有实力的安全专家在平台上交流技术心得、分享知识干货、开展实战演习、共同提高能力，为我国填补相关人才缺口，以备“网络空间热战”爆发时人才匮乏之需。此外，也建议国家相关部门支持安全企业拓展业务生态，如安全服务，实现安全攻防行业就业规模的扩大，吸纳和留住更多人才。

此前报道：武汉地震监测中心遭网络攻击！黑手疑来自美国

[24hong-kong-news]

真实生物“逆袭”：创始人煤矿起家，10年前买下阿兹夫定产权

雷达财经出品 文|李亦辉 编|深海

头顶首个国产抗新冠口服药光环，真实生物的资本化之路备受关注。

7月15日，真实生物宣布，阿兹夫定片治疗新型冠状病毒肺炎适应症注册Ⅲ期临床试验结果达到预期，已正式向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提交上市申请。10天后，阿兹夫定便获得国家药监局应急附条件批准上市。

8月2日，真实生物在平顶山举办“新冠口服药阿兹夫定片投产仪式”。8月4日，港交所披露了真实生物递交的上市申请书，此时距离阿兹夫定拿到上市批文也仅10日，可谓神速。

实际上，向资本市场冲击之前，真实生物已经名声大噪。在2020年仅有其他收入6.8万的情况下，借着阿兹夫定针对新冠治疗的早期临床数据，迅速获得各路资本的关注，一年多时间获得两轮合计7.12亿元融资。

然而，进度上拨得头筹，并不意味着真实生物可坐享商业化红利。券商研报显示，全球已有4款新冠口服药上市，阿兹夫定之前辉瑞的Paxlovid已率先在中国获批上市；而目前国内在研的新冠口服药，据不完全统计大约还有10款。

这场商业化竞逐中，单看真实生物的“家底”，现有资源很难有力推动阿兹夫定大规模生产和销售工作。据招股书，截至2021年底，真实生物总资产仅有1.41亿元，经营亏损高达1.17亿元，截至今年5月末的在手现金为2.63亿元。

因此，找来复星医药这个合作伙伴分担压力，原因正在此处。但如果商业化动作较慢，真实生物依靠阿兹夫定抢占的先机，仍有可能很快被后来者“抹平”。

创始人半路转道医药领域

在真实生物的招股书中，有关创始人王朝阳的介绍较为简单。

招股书称，公司的实际控制人为王朝阳，河南平顶山人。IPO前，王朝阳持股48.61%，真实生物董事长兼CEO杜锦发持股17.55%。

2012年9月，王朝阳创立河南真实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并自2012年9月至2018年9月担任河南真实的董事及法定代表人，在现任董事长兼CEO杜锦发加入之前，负责集团的决策及制定发展战略。

2019年9月起，王朝阳曾担任非执行董事，但在真实生物赴港上市前已经辞任，目前并未在真实生物担任董监高职务。

另据披露，王朝阳还自2013年起担任中国全国人大代表，自2017年11月28日起担任民革中央企业家联谊会的副会长。

在真实生物这块业务之外，王朝阳还从事其他产业，主要包括房地产开发、物业租赁、资产拍卖、焦油深加工、煤炭产品制售。

比如根据招股书，真实生物在河南向平顶山兴宇(一家由王朝阳间接拥有80%权益的公司)租赁了总建筑面积约为2.23万平方米的物业用于运营。

除了招股书披露的上述履历，根据媒体报道，不懂医药的王朝阳从矿业起家再到进入制药领域，创业经历十分丰富。

天眼查显示，王朝阳共控制18家企业，经营业务涉及房地产、煤炭、金融及化工等领域。截至目前，上述18家企业中已注销7家。

梳理上述王朝阳名下公司，最早在2003年，其出资成立了平顶山市宝源焦化，并通过宝源焦化持有两家煤业公司，其中一家目前仍在正常运营，另一家已于2019年注销。

2007年，王朝阳与人合伙成立了嵩县聚鑫矿业，该公司目前也已经注销，同一时间设立的平顶山市石龙区金井煤业仍然存续。

2008年，北京兴宇中科投资有限公司（下称“兴宇中科”）成立，王朝阳持股95%。两年后，兴宇中科对外投资成立了河南省朝阳置业有限公司、河南照邦置业有限公司，主业皆是房地产开发。

不过，王朝阳的这些产业经营状况可能并不乐观。有消息称，照邦置业曾在2016年拿下平顶山市西高皇村城中村改造项目，但6年过去了，该项目至今仍未完成。

并且天眼查显示，上述王朝阳持股95.5%的朝阳置业多次被列入被执行人名单，当前被执行总金额约2.03亿元；宝源焦化历史上也有5次被强制执行记录，金额合计为1207万元。

2011年，在传统产业中发展的王朝阳，不得不面临转型的问题。

平顶山日报的一篇报道提及，由于重特大煤矿安全事故没有得到遏制，安全生产形势严峻；地方煤炭企业兼并重组，给安全监管构成较大压力。在此背景下，平顶山市出台了加快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等多项政策措施，引导产业结构优化升级。

这次大跨度的转型中，王朝阳迎来了他人生创业的又一个新阶段，开始进军新药研发领域。

阿兹夫定的前世今生

创始人半路出家，没有医药背景，然而在新冠药物研发这场大赛中，为何走在前面的却是真实生物呢？

要知道竞争对手君实生物、拓新药业等一大批从事新冠口服药研发的企业早已上市，具备成熟的���发体系和丰富研发管线，理论上资源和技术储备都胜过真实生物。

实际上，王朝阳的真实生物能在创新药研发这条九死一生的路上走的现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提早拿到了阿兹夫定的知识产权，以及多位光环披身的科学大牛的加盟。

阿兹夫定的发明人为常俊标，其当时的身份是郑州大学副校长兼化学系教授。根据平顶山日报上述报道，从2003年起，常俊标就开始研发治疗艾滋病的特效药阿兹夫定，后在2009年取得了化合物专利。

2011年，常俊标从郑大的实验室转化出来了阿兹夫定项目，找到王朝阳一起落地，北京兴宇中科以4000万元买下了阿兹夫定的全部专利。

2012年真实生物成立后，兴宇中科再度与郑州大学进一步订立补充协议，将相关知识产权转让予真实生物。

2013年，真实生物自主研发的抗艾滋病1类新药阿兹夫定获得I期临床批件，第二年在国内开启了临床 I 期试验，两年后启动Ⅱ期临床试验。

此时，阿兹夫定的商业化方向是“广谱抗病毒、治疗艾滋病”为主。不过王朝阳明白，医药领域自己不懂，要走通从化合物到上市新药的转化之路就只能借智借力。“我一定要把人请过来。只要杜博士来了，这事就能成。”

王朝阳口中的杜博士是曾在美国工作的杜锦发。据悉，杜锦发是中国医学科学院药物研究所药物化学博士，在美国拥有23年新药研发经历，曾担任Pharmasset（后被吉利德收购）高级主任科学家，基本成就了吉利德向TOP10药企的转变。

后来，真实生物又先后挖来了曾经美国默克的首席科学家、后来担任石药集团副总裁的党群博士，以及现任真实生物副总裁的郭昌月博士和李磐博士。

新冠疫情出现后，2020年2月，阿兹夫定被发现可以抗新冠病毒后，当年4月便获国家药监局批准开展抗新冠病毒Ⅲ期临床试验。

这也成为了真实生物的转折点。2021年2月，借着阿兹夫定针对新冠治疗的早期临床数据，真实生物迅速吸引资本关注，完成1.49亿元的A轮融资。

随着阿兹夫定进入三期临床，更多资本涌向真实生物。2022年4月5.63亿元B轮融资后，公司投后估值约35.6亿元，投资方为盈科资本、倚锋资本、亚商资本、富强金融、上海迪赛诺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从招股书可知，在外部资金进入之前，真实生物处于“入不敷出”的状态。因为除了后来对新冠病毒疗效较好的阿兹夫定外，公司进度最快的是抗肿瘤药物哆希替尼，目前尚处在I期临床，距离上市较远。

尽管阿兹夫定作为抗HIV药物在2021年7月获批上市，但并没有创造多少营收。

2020年初至2022年5月末，真实生物累计收入989.5万元，其中643.4万元为汇兑收益净额，其余还有政府补助和银行利息等；同期公司累计研发���出为2.84亿元，累计亏损5.66亿元。

截至今年5月末，真实生物的现金及现金等价物仅有约2.63亿元。以2022年前5个月1.14亿元研发支出的“烧钱”速度来看，这些资金支持不了多久。因此，抓住阿兹夫定片上市的窗口期去资本市场募资，成了真实生物最紧要的事。

商业化红利有多大空间？

如果仅看财务数据，真实生物的过往业绩乏善可陈。其未来的最大亮点，不外乎是新冠口服药阿兹夫定片上市后的销售表现。

据招股书，商业化方面，真实生物已做好充分准备以启动阿兹夫定的商业销售。

7月25日晚间，复星医药公告，其控股子公司复星医药产业与真实生物签订《战略合作协议》，就推进双方联合开发并由复星医药产业独家商业化阿兹夫定等事宜达成战略合作。

据公告，真实生物将负责阿兹夫定的临床前研究（如需）和工艺、生产、质量方面的研究，并承担相应的费用；复星医药则负责按照国家药监局的要求开展附条件批准后的临床试验，并承担相应的费用。

新冠口服药被视为抗疫的最后一块拼图，据方正证券预测，我国新冠小分子药物市场空间约为420亿元。

辉瑞2022年1季度报显示，去年12月22日FDA的紧急使用授权（EUA）的新冠口服药Paxlovid，在今年一季度实现了14.7亿美元的收入。

业内预计，阿兹夫定片在首款国产新冠口服药的盛名下，有望为真实生物业绩增色不少。不过从真实生物列出超过60页的风险因素分析，现在来判定市场空间还尚早。

综合来看，疫情持续时间、病毒的突变、患者服药意愿、政府采购价格、复星等合作方的努力程度等诸多因素，都会影响阿兹夫定的销售。

此外，不容忽视的是，公司面临来自全球制药企业日益激烈的竞争。

截至2021年底，全球已经有50家公司将治疗新冠的抗病毒候选药物推进至临床开发阶段，国内包括开拓药业、先声药业、前沿生物、腾盛博药及君实生物等10余家企业在推进各自的新冠口服药临床试验。

简单对比，和跨国制药巨头相比，真 实生物的阿兹夫定拥有价格优势，和国内同行相比占得先机。 但面对诸多不确定性因素，真实生物能否将先发优势转化成真正的收入，目前而言尚未可知。

[iamchengguo]

请带卡

请带卡 现金上限可能很快就会在欧盟适用。为了打击洗钱，支持者说。批评者感到被剥夺了自由。这说明了支持和反对限制。

有些立法提案听起来像是纸上谈兵的平凡形式。一件微不足道的事情，可以挥手而过——但一旦它被宣布，就像一根燃烧的炸药棒，将社会分散到敌对阵营。从 2022 年 11 月中旬开始的这项提议，人们可能已经猜到了。更准确地说，这是关于现金的：关于是否甚至没有时间制定现金上限，将纸币和硬���的付款限制在 10，000 欧元。欧洲理事会已经想要这个一段时间了，并在12月就这样的上限达成一致，现在议会仍然必须同意。11月，内政部长南希·费瑟（Nancy Faeser）表示支持1万欧元的限额，从而引发了一场众所周知的、部分高度情绪化的辩论。但是，究竟是什么说明了对现金支付的限制——又是什么反对呢？ 上限可以遏制洗钱

在欧盟几乎没有哪个其他国家像在这个国家那样经常和高兴地在钱包的零钱箱里翻找。问题是，德国也以洗钱天堂而闻名，有人称德意志联邦共和国为“欧盟的洗衣机”。据当局称，每年约有1000亿欧元的犯罪交易被走私到经济周期中。在现金的帮助下，这特别容易。不仅因为人口贩运等许多犯罪的收益，假冒产品或毒品的销售无论如何都是以现金形式产生的。你无法说出现金的来源，没有什么可以追溯到，交易是完全匿名的。许多计划中的10，000欧元上限的支持者称赞该上限是对有组织犯罪的有效打击。 “通过限制匿名支付现金，可以更容易地追踪交易，并更好地识别与犯罪的联系，”联邦内政部发言人说。

六年前，时任欧洲央行行长马里奥·德拉吉（Mario Draghi）宣布，他将很快将这张500欧元的纸币从流通中撤出。原因是：他们想剥夺犯罪的基础。500欧元的纸币非常适合跨境作弊大笔资金。 上限真的打击洗钱吗？

有人怀疑现金限额是否真的是打击洗钱的适当工具。例如，德国央行执行委员会成员约翰内斯·比尔曼（Johannes Beermann）多年前指出，到目前为止，还没有“科学上合理的证据”表明限制可以有效打击洗钱活动。因此，他认为上限是“误导的”。反腐败组织透明国际（Transparency International）的看法不同。该非政府组织在 2021 年的一项研究中发现，尽管有新的资金转移方式，但现金在有组织犯罪中仍然发挥着重要作用。现金上限可能会“降低德国作为肮脏现金目的地的吸引力，并增加洗钱所需的努力。但是，如果可能的话，他们不应该“限制现金的日常使用”。

顺便说一句，在德国通常洗钱的金额并非微不足道。根据程度的不同，这也可能扰乱一个国家的市场价格机制。例如，当越来越多的高于平均水平的房产在房地产市场上找到买家时，他的兴趣主要是洗钱。 现金助长逃税和非正规经济

如果金链在珠宝店以现金支付，那么��就会越过柜台。但是，交易不会像卡付款那样自动记录在POS系统中。工匠的工作也不是，而是以现金支付的。因此，现金也更容易逃税。因此，DSTG认为现金的上限是“逾期已久”。该协会主席去年夏天认为，特别是在现金密集型行业，根据联邦审计法院的估计，该州每年损失超过150亿欧元的税收。据该协会称，限制现金支付可以遏制逃税。 上限可以防止恐怖袭击吗？

如果以现金交出和运输大量资金，也可以更好地隐藏犯罪资金。欧盟一揽子立法还旨在帮助使资助恐怖主义、发现可能的网络和挫败有计划的袭击变得更加困难。

然而，仅凭现金限额可能无法完全根除有组织犯罪。德意志银行的研究部门在2017年的一项研究中得出了这一结论。研究报告的作者在其中提到挪威国防问题研究所的一项分析，该研究所仔细研究了过去20年来总共40起恐怖袭击事件。根据结果，这些攻击中有75%的成本不到10，000美元。“这笔钱几乎不会引起怀疑，即使它们是用卡支付的。

根据这项研究，现金使犯罪分子的生活“暂时更轻松”。例如，因为使用现金需要“在IT，会计或法律领域没有特殊知识”。但是，还有许多其他方法可以将资产走私到当局手中，“而不会留下易于识别的数据痕迹”，包括虚拟货币或通过空壳公司进行结算，然后可以在空壳公司的名义下进行交易。

上限的支持者面临着一大群反对者，他们认为由于各种原因，限制是一个坏主意。 现金防止欺诈

现金不仅是为了促进谎言和欺诈，而且在某种程度上也是为了防止被骗。至少联邦消费者中心协会（Federal Association of Consumer Centers）是这样看待的，该协会在当前关于现金限额的辩论中明确反对该提案。与 tagesschau.de 相比，一位发言人提到了二手车贸易：“我用现金换汽车”的原则将不再适用于10，000欧元的上限。这使得交易不仅更加复杂，而且更加不确定。您必须担心钱永远不会到达您手中，因为转账突然或买家被证明是欺诈者。“从消费者的角度来看，这样的现金限额意味着限制，”tagesschau.de 援引联邦协会的话说。 现金保护隐私

现在它变得情绪化了：现金，这也是自由，在讨论计划的上限时，目前正在再次被高呼。即使废除现金还远未被讨论，但许多人已经认为将1万欧元的限制视为对公民权利和隐私的大规模攻击。“现金上限就是剥夺自由，”去年11月，在社民党领导的内政部提出该提案后不久，一名自民党成员在推特上写道。如果您点击此类陈述下的评论栏，您很快就会发现自己处于阴谋论之间。一位评论员认为这是“金融独裁的完成”，而另一位评论员则担心：“下一步是完全废除现金，从而全面监控每一笔金融交易。

但即使在更温和的圈子里，保护公民自由也是反对上限的流行论点。现金也是“隐私和数据保护”的一种表达，财政部长克里斯蒂安·林德纳（Christian Lindner）在十二月批评了该项目。2016年，当前任沃尔夫冈·朔伊布勒（Wolfgang Schäuble）首次将上限投入擂台时，他听起来更加激烈：林德纳当时在反对派银行写道，格罗科不是关于打击恐怖主义融资，而是关于“控制储蓄”。

宪法法院前院长汉斯-于尔根·帕皮尔（Hans-Jürgen Papier）甚至认为计划中的现金限制是违宪的。“这些将是对公民自由的不合理干涉，即合同自由和私人自治，”Papier在2016年告诉FAZ。前消费者权益倡导者克劳斯·穆勒（Klaus Müller）多年前曾警告说，上限将打开“绝对控制消费者的大门”。

更多的监控、更多的控制和更多的数据传输确实意味着上限。问题是，这在德国人的日常生活中实际上会有多大的自由剥夺，很少有人需要在超市结账或其他日常情况下支付超过10，000欧元的账单。特别是因为应该指出，仅仅拥有大笔金钱不应被禁止。如果你愿意，你可以继续在家里的床垫下储存几十万欧元，绝不是被迫把钱带到银行。 对废除现金的恐惧

也许上限只是一个开始——在不知不觉中，现金将从日常生活中完全消失。这是关于上限的辩论中的另一种担忧。例如，非小说类作家马克·弗里德里希（Marc Friedrich）称上限的提议是“为数字欧元做准备”。去年11月，类似的担忧助长了部分AfD。来自北莱茵 - 威斯特法伦州的一位地区发言人在推特上写道：“首先他们从我们这里拿走了500欧元的钞票，现在他们还想推出1万欧元的#Bargeldobergrenze。作为#AfD，我们对#Bargeld禁令以及朝这个方向迈出的每一小步说不！”

在这一点上必须再次强调，废除现金不是目前正在讨论的问题。是的，引入上限将鼓励使用数字支付形式，但这并不意味着现金的取代。

国外已经有边界

因此，欧盟的上限计划是否会在今年夏天最终获得批准还有待观察。如果发生这种情况，关于德国全国现金限额的讨论将变得多余，因为作为欧盟成员国，德国将不得不引入这一限额。就像其他26个会员国一样，但对许多会员国来说，这甚至不会有所作为。许多人早已实施了自己的限制。例如，在比利时，现金支付的最高限额仅为3，000欧元，在���萄牙，与意大利一样，仅为1，000欧元，在希腊仅为500欧元。克罗地亚将限额定为15，000欧元，拉脱维亚为7，200欧元，西班牙为10，000欧元。这就是德国欧洲消费者中心将其列入清单的方式 - 同时指出违反国家上限法的罚款。例如，在比利时，可处以 225，000 欧元的罚款，在西班牙最高可达相关金额的 25%。这些如何支付，一个人不学习。但可能不是通过现金支付。

[slamdunk11]

2018年，脸谱网的丑闻：数据泄露、干预选举、高管离职、股价暴跌

018年，本该是马克·扎克伯格真正开始修复脸谱网的一年，这是首席执行官的年度自我改善计划项目，回顾脸谱网的2018年，或许可以肯定地表示，很少有人在执行新年计划方面，做得如此失败，2018年，脸谱网丑闻不断，导致政府和媒体前所未有的密切关注和审查，用户的强烈反应，高管不断离职，以及股价暴跌。

2018年，脸谱网暴露出来的丑闻，其实已经酝酿了很长一段时间，而这很大程度上与该公司的根基有关，脸谱网是采取基于大量用户，赚取广告费的商业模式，建立在大规模数据收集的基础之上。但对于这家硅谷的社交媒体巨头来说，2018年无疑是一个重要转折点，而未来，脸谱网将何去何从，目前尚不清楚。那么，2018年，到底发生了什么？又将发生什么改变？

一、2018年，脸谱网丑闻不断

1、剑桥分析公司的数据泄露丑闻

考虑到剑桥分析公司的数据泄露丑闻事件，给脸谱网带来了多大的压力，该事件最终可能成为脸谱网历史上影响最大的丑闻，在2018年，这并不是一个全新的故事，不少新闻媒体已经就唐纳德·特朗普的总统竞选团队，聘请这家总部位于英国的数据分析公司展开调查。然而，来自《纽约时报》、英国《卫报》和《第四频道》的轰动一时的报道，让全世界都知道，脸谱网与第三方开发商分享了多少用户数据（特别是在2010年至2014年之间，之后，脸谱网开始阻止他们的访问权限），脸谱网却从没有告知其用户，他们的信息丢失了多少，以及如何丢失的，以及外人是如何轻易地获得这些信息数据。

2、数据共享

在接下来的几个月内，新闻媒体和国会议员们，将更多地了解脸谱网，是如何建立自己的业务，不是通过“销售数据”（其高管所否认的指控），而是通过收集、交换数据，并将其公之于众。脸谱网让黑莓等设备制造商能够访问数据；其拥有Netflix、Spotify、甚至俄罗斯的搜索引擎Yandex等这样的合作伙伴，这些合作伙伴在被其他公司拒之门外的情况下，却从脸谱网获得了大量的用户信息数据。这些爆料来自《华尔街日报》、英国议会受理的一宗美国诉讼的法庭文件、以及《纽约时报》，其中《纽约时报》的爆料新闻，可能是最引人注目的。尽管一些人认为，最新披露的信息要么是夸大其辞，要么是早已众所周知，但有一点是明确的，那就是脸谱网已经失去了新闻媒体和公众的信任。现在的一个大问题是，这些数据共享协议是否违反了脸谱网，于2011年和美国联邦贸易委员会达成的同意法令，该法令禁止在未通知用户的情况下，与其他任何单位或个人共享用户数据，还可能会产生巨额罚款。

3、数据泄露

虽然数据共享是脸谱网设计的一个特点，但信息也可以超出脸谱网的控制，去年10月，该公司宣布，多达3000万用户的数据，在一次大规模黑客攻击中遭到了泄露，其中一些数据敏感程度不亚于宗教信仰或位置信息，仅仅两个月后，一个漏洞使得多达680万用户的照片变得不堪一击。

二、世界各地假新闻的致命影响

我们生活在一个被一些人称之为“后真相”的时代，虚假信息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容易传播，真正的新闻和独立媒体却被贬为“虚假传媒”。这不能仅仅归咎于社交网络，但其肯定需要承担很多责任——尤其是脸谱网，其规模如此之大，以至于其产品在世界某些地方大部分或全部替代了互联网。2018年，联合国表示，脸谱网在缅甸已经变成一只“野兽”，脸谱网通过允许在平台上，提供有关罗兴亚人的虚假的和令人憎恶的信息，从而助长了缅甸其他人与罗兴亚人的种族冲突；在规模较小的情况下，脸谱网也被指控对斯里兰卡和尼日利亚的种族冲突，产生了类似的影响；在印度，该公司不得不改变其加密即时通讯服务WhatsApp的运行方式，这与此前在该应用程序上传播的谣言与致命暴力有关；在美国，反对脸谱网假新闻事件，主要集中在臭名昭著的右翼阴谋理论家亚历克斯·琼斯身上，包括脸谱网在内的科技平台（脸谱网是跟随，而不是主导这项努禁令），禁止琼斯登陆他们的平台，而且是在帮助琼斯获得巨大的人气和影响力之后。

三、俄罗斯干预选举的持续后果

俄罗斯干预美国总统大选和干预英国脱欧公投的说法，可能在很早就出现了，但在2018年，我们了解到更多关于俄罗斯特工如何利用社交平台，尤其是脸谱网、Instagram和推特，散布虚假信息，在美国选民中传播分歧立场。例如，12月份发布的两份报告中，详述了俄罗斯涉及的广度，强调科技公司在遏制这一问题上几乎无能为力，这些报告还显示，Instagram的形象比其母公司脸谱网的形象更干净，在其影响力方面比以前认为的更强大。

四、政府审查和监管风险

数据泄露丑闻和俄罗斯干预选举丑闻，导致世界各地的议员和政府官员展开调查、提起诉讼、在国会和议会举行听证会，对脸谱网的运营、商业模式和过去的主张进行审查。脸谱网的高管们，不得不亲��回答数百个问题，不过值得注意的是，扎克伯格避免了面对他的一些最强硬的对手：比如，英国下议院数字、文化、媒体和体育委员会主席达米安·柯林斯，欧洲颁布了一项全面的数据隐私法，对整个科技行业产生了影响，但脸谱网的各种丑闻，帮助美国国会议员，加大了针对该公司最赚钱的市场进行技术监管的讨论。

五、脸谱网曝光内部管理混乱

直到今年之前，脸谱网一直被认为是一家领导层团结一致、很少有高管离职的公司，2018年，情况发生了变化，据报道，脸谱网最有价值的两笔收购WhatsApp和Instagram的创始人之所以离职，是因为他们对自己所创立的平台的未来存在巨大分歧，包括对母公司脸谱网不断追求盈利的担忧。脸谱网的隐私主管离职了，通讯和政策主管也离职了，扎克伯格，特别是是首席运营官谢丽尔·桑德伯格，曾经是拥有众多崇拜者的高管，但在2018年，他们的公众形象也严重受损。扎克伯格是他创建的公司的化身，但是，越来越多的人，认为他冷酷无情，其权力欲大得可怕。《纽约时报》的一篇报道，详细描述了脸谱网聘请共和党背景的公关公司Definers，以转移外界对该公司的批评，并调查索罗斯和反社交媒体草根组织的关系，以作为其损害控制措施的一部分，而桑德伯格是在俄罗斯干预选举丑闻和剑桥分析公司的数据泄露丑闻后，领导脸谱网转移公众关注目标行动的人之一。

六、那么，现在怎么办？

或许最重要的是，2018年，对用户和监管机构来说，似乎是一个需要深思熟虑的时刻，脸谱网在人们的生活和整个社会中的无所不在的、经常是有害的角色变得更加难以忽视。帕森斯设计学院的副教授和脸谱网最直言不讳的批评者之一大卫·卡罗尔表示：“这只能归结为网络影响（一种产品拥有更多用户，使其变得更好的经济概念），以及通过设计创造技术垄断的意图，一方面创造了巨大的便利和巨大的能力，但也集中了力量。”卡罗尔请求英国政府获取剑桥分析公司所收集的选民数据。

2018年，脸谱网失去的最重要的东西是其可信度，卡罗尔指出，在俄罗斯干预选举、剑桥分析公司的数据泄露丑闻和聘请Definers这三起丑闻中，“掩盖事实比犯罪更糟糕”，脸谱网不断改变其解释，隐藏关键信息，并试图淡化其造成的伤害。此外，脸谱网在让人们充分了解的情况下，不断泄露用户数据，不可避免地会招致强烈反对。脸谱网对各种丑闻事件的处理，并没有起到什么作用：其在回应中变得死板，不断重复“我们需要做得更好”，而在其他时候则过度防御，甚至在语气上过于居高临下。

在整个2018年，在脸谱网的用户中，“删除脸谱网”的运动时有发生，在圣诞节前的前一周，研究人员发布了有关俄罗斯影响力行动的报告，以及《纽约时报》也发布了数据共享调查，又出现了最新一次的飙升。许多人，包括有影响力的记者，在推特上宣称，他们彻底的删除退出了脸谱网，这个平台的强大之处，在于其用户的数量，如果用户真的大量离开，特别是在美国和欧洲，那里是脸谱网的广告收入最多的地区，这对脸谱网来说，将是一个巨大的隐患，因为脸谱网的投资者非常关注用户的数量。该公司在这些地区，已经失去了不少用户，如果最新的丑闻曝光后，有更多的用户退出，当然，我们将在明年1月该公司的财报公布后得知，是否有更多的用户是否真的退出，也就是说，大多数人并不能真的离开脸谱网，因为脸谱网可能是他们与家人、家乡、学校、企业、组织和支持团体联系的唯一渠道。

卡罗尔表示，脸谱网遭到强烈反对的一个潜在后果是，监管机构将使其用户数据变得更有可移植性，即用户可以轻松下载数据并将其转入新的平台，这在技术上是一个可实施的规则，这将使用户更容易将所有信息转移到新的、更好的平台，转移到脸谱网的潜在竞争对手那里，卡罗尔说道：“这就像制定法律，你可以保留你的电话号码，你可以随时更换你的通信服务商，这将创造前所未有的市场竞争。”

为了实现这一目标，各国政府需要采取行动，2018年，是许多脸谱网用户觉醒的一年一样，对于政府来说也是同样如此，卡罗尔表示，在美国，人们在政策层面的讨论对其进行限制，这在几年前也是不可想象的，而在脸谱网的 2018年传奇故事中，最重要的时刻，也许是英国议员和监管机构在对剑桥分析公司的数据泄露丑闻的调查中，脸谱网能够勇敢的站出来面对。

在全球拥有20亿用户的脸谱网，大到不能倒闭，如果用户继续留在该平台及其姊妹应用程序上，要么只能无视丑闻，要么只能下定决心删除并退出脸谱网，但这会让他们损失太多，对广告商也是同样如此，而且资金将会持续流入该公司的资金池。自今年年初以来，脸谱网的股价暴跌了大约三分之一，与2018年的股价峰值相比暴跌了约40%，但这一峰值，出现在剑桥分析公司的数据泄露丑闻曝光之后，表明脸谱网能够承受丑闻的打击。而且，证券分析师基本上依然喜欢脸谱网，并相信其业务，人们对脸谱网的信任可能会明显降低，但卡罗尔表示，如果没有其他选择，“我们都将不得不接受脸谱网，即使它是一个恶魔。”

[maskrt]

“缉枪治暴”隐情

在重庆故事落幕之前，王立军并未像离开锦州那样，发表正式的谢幕词。

2008年6月，王立军曾在锦州市公安局《警察文化沙龙》上发表《我心永驻》一文。这是他离开锦州的谢幕词。在这篇临行自白中，王称：让我从渤海之滨，去感受巴山夜雨。

在重庆，王立军的开幕式是低调的夏季治安综治行动。这个行动虽不如打黑一样为外界熟知，却颇得原重庆市委主要领导赞赏。

2008年11月1日，原重庆市委主要领导数次找重庆市局班子谈话。在场记者回忆，市委领导指着王，对时任市局局长、党委书记刘光磊称：要多给年轻人压压担子。

当月，王立军还在市局开展忠诚宗旨教育，摘录了市委主要领导关于公安工作的重要论述，让民警学习。

在这些铺垫后，王立军在一个涉及军地合作的案子中，打响了他的重庆第一枪。此案也让他履渝后首次在央视《法治在线》和《天网》两档节目中亮相。

2008年8月12日，王立军责令成立“缉枪治暴”专案组。为保密，“8•12”成为此次行动代号。参与行动的许令(化名)称，渝湘黔边界枪患曾一度猖獗，经中央政法委牵头三地警方治理，情况大为好转，但王上任后，声称枪患上升3倍多，并派刑侦人员前去渝湘黔边界的重庆秀山摸排。

许称，由于摸排不理想，王提出“打击技师就是打击造枪窝点”。于是，刑侦人员选好造枪点，提供设备和资金，邀技师重操旧业，并经专案组布局，于2009年1月9日凌晨对秀山“地下兵工厂”进行集中清剿。

一张大幕徐徐拉开。许透露，警方本想申请运兵专列，未获通过，遂以旅游名义申请到了专列。2009年1月7日，装甲车及其他作战车辆先行，车队绵延五六公里。次日，千余名手持冲锋枪、火箭筒等各种轻重武器的特警、刑警和武警乘坐专列，到达指定位置。

许回忆，行动场面壮观，“炸药轰隆隆响”。三号制枪点在溶洞，随访记者回忆，王立军一度准备用火箭炮炸毁溶洞，因在场的公安部刑侦局领导不同意，此举遂作罢。

许令介绍，之所以安排在溶洞，也是为了让冲突更具戏剧化。

行动收工，王立军出现在秀山花灯广场，装甲车、警车整齐开过，阵仗如同检阅部队。围观的一位当地老者对许令称：一辈子就看到两次解放军进城，一回是解放，一回是这次。

2009年1月，重庆警方通报称，在5个月的缉枪专项行动中，缴获仿制式手枪183支。

 

重庆打黑第一枪

秀山缉枪后，2009年2月，王立军接替刘光磊，成为重庆市局党委书记。现在看来，这是此后三年重庆打黑的起点。

这也是王立军仕途最为顺遂的时期。2009年3月19日，重庆某驻渝部队哨兵遭歹徒持枪袭击身亡。案发后，王立军任专案组总指挥。一周后，他兼任重庆市局局长。

尽管“319案”在其任职三年期间并未破获(案犯周克华于2012年8月14日在重庆被击毙，当时王已被免职)，此案仍成为王立军对重庆警情基本面摸排的重要契机。

案发一月余，4月27日，王立军在治安整治动员会上透露，以“319案”为契机，警方完善了情报信息，把全市883万重点人口和27万不放心人员全都梳理了一遍，“这在全国是没有过的”。

此案还促成了“警务信息化”。当年5月，在视察网监总队电子证据中心时，王透露，重庆市委开全国先河，把移动、金融几十个部门的数据都整合给公安。他要求，对于被锁定人员，要“法律事权不商量”，意即可上情报手段。他以窃听为例，称窃听就应列为秘密证据。

在“319案”完成摸排后，借“6•3案”，王立军打响了打黑第一枪。2009年6月3日，重庆江北爱丁堡小区发生枪案，警方为此成立了“6•3”专案组。王未能预料的是，“6•3案”也为后来的李庄案预埋了伏笔，令他遭遇了打黑以来的最大阻力。

 

在当年的打黑除恶专项斗争会上，王称，“6•3案”前，98%的干警不知要打黑，“6 •3案”后，警方第一时间捕捉战机，技侦、网监各警种即时介入，“没有一个专案组的基地是3天建立起来的，最快的一天一宿，武警要多少给多少”。

对于打黑对象，王立军也胸有成竹。2011年9月，在会见《求是》杂志编委郑某时，王不无自得地称，部署打黑时，他一张纸也没有，就说出400多个黑恶团伙成员的名单，“不到一星期就抓了800多”。

“6•3案”后，2009年6月25日，重庆警方通报，数十个黑恶团伙的首犯陈明亮、陈坤志、龚刚模、岳村已经落网。他们皆为民企老板。正如华东政法大学教授童之伟在其《重庆打黑型社会管理方式研究报告》中指出，重庆打黑几乎所有的重头戏都是针对民营企业家和民营企业。

2009年7月14日，原重庆市人大代表、渝强运输公司老总黎强被刑拘。黎强被抓5天后，王立军在第二批次打黑除恶斗争会上透露，在出租车罢运期间，黎竟然向政法系统的一个“一把手”叫板，称要在两会上联名人大代表罢免对方，导致该干部拍案而起，称要在两会开幕前将黎抓进监狱。

“我向市委领导汇报时说，他要敢向我叫板，我就会告诉他，我可以将你击毙。”王称：“大家能想象，黑恶势力猖狂到了什么程度？”

王强调，打黑是市委主要领导的要求。2010年6月，在会见中国政法大学教授王牧时，王立军称：打黑关键要看XXX的决心。

黎强被抓次日，到渝仅一年的王立军接替刘光磊，兼任武警重庆总队第一政委、第一书记。这是继秀山缉枪案后升任市局党委书记、“319”案后担任局长之后，王立军在重庆的第三次升迁。

 

“091”专案组

如果说“6•3案”打响了重庆打黑第一枪，“091”专案组则帮助王立军完成了内部整肃的第一枪。

“091”专案组由原重庆市局副局长郭维国牵头。作为王立军的嫡系部队，“091”专案组参办了包括文强案、李庄案在内的所有打黑要案。该专案组得名于 “2009年打黑第一号重要案件”，成员包括原禁毒总队队长王智、万州民警熊峰等人。市局民警杨渝透露，熊峰因手段残酷，在内部有“万州熊”之称。

2009年8月7日，在重庆江北机场，数百警员包围飞机，原重庆市司法局局长文强在王立军的亲自带队下，被带上警用防暴车。

2天后，王立军召开警方警示、督办会议。他在会上宣布，打黑除恶取得了决定性突破，除铲了文强、黎强等“五强”外，还有公、检、法、司参与的“司法打捞队”，及9名律师。王透露，市政法系统一个有级别的干部还为落网的律师鸣冤叫屈，自己托市委一领导带话给该干部，让其好自为之，“现在这人闭嘴了”。

在打黑中，擅长数字管理的王立军，将案件分为A、B、C类。A类为市局参办案件，B、C类为区分局、基层派出所参办案件。部署打黑仅2月余，2009年8月，王立军在国庆60周年安保工作会上透露，目前除16个重点专案外，其余ABC类案件已达270多个。

在办案透明度极低的情况下，律师依法为其当事人进行的辩护，被王立军视为打黑绊脚石。2009年12月，北京律师、“6•3”案首犯龚刚模的辩护人李庄成为王立军决心清理的第一块绊脚石。

据案卷，2009年12月10日，“091”专案组民警熊峰等人从龚刚模处获得突破，龚反映了李庄教他编造刑讯逼供的情节。

随着李庄案庭审的推进，“铁山坪”基地浮出水面。这是重庆24个打黑基地中的标志地点。“6•3”案的所有涉事对象在此接受讯问。龚刚模称自己在铁山坪“被吊了8天8夜，大小便失禁”；其侄龚鹏称，专案组用窗帘把摄像头罩住，把他吊在窗户的防护栏上打；“6•3”案的第二被告、已被执行死刑的樊奇杭在其生前偷录的一份视频中称，他不堪折磨，曾两次撞墙自杀，咬下舌尖自残。

2010年2月9日，李庄伪证罪二审宣判，获刑一年半。李在陈述中留下了“被逼认罪缓刑”的藏头诗迷局。该月月末，重庆召开表彰大会，庆祝“打黑除恶”阶段斗争取得全面胜利，李庄案公诉人幺宁获“重庆人民卫士”称号。熊峰被记一等功，从郊县提拔为沙坪坝区刑警支队常务副支队长。

在内部会议上，王立军称，干警为了工作违纪，市局一定力保，有些同志打人，“确实打得很重，确实构成伤害了，我说那是刑讯，不是逼供。检察院捕了，那也要未罪不诉”。

在杨渝看来，熊峰的上升路径只是过去三年重庆警界的一个缩影，“刑讯逼供、私设监狱之所以泛滥，是因为王立军把恶魔从瓶子里放出来，对他们封官许愿，让他们尽情释放人性的恶。”

“大情报”

对重庆而言，打黑完全成为其进行社会管理的杠杆和抓手，并直接依靠警察部门的扩张来达到目的。

除打黑办案外，王立军还有个外界看不到的武器，那就是“大情报”。2009年12月14日， 李庄归案2天后，王视察情报信息中心，感谢他们在李庄案中的辛勤努力，并希望他们“真正成为一支武装到牙齿的战斗团队”。

在当月的情报信息中心启动仪式上，王立军表达了自己在“大情报”上的野心：法律界定的“不越雷池一步”，这次要用科技革命，能够向它冲击的要毫不客气！

2010年1月，在情报中心组建座谈会上，王介绍，情报中心可在12分半钟内将全国人口查一遍，可通过13个点，对人进行立体查找，被查找人只要登记上网、打电话、买机票或刷卡消费，警方都能知道，还能对重点人口进行GPS定位，监控其行动轨迹。他称，除数字化保障外，勤务也会跟进，市府主要领导已经同意，今年我们招警1.08万人。

2010年3月16日，在“大情报”专题讲座上，王要求，从社保到银行，除军事、战争外的一切信息，都要视为自己的资源。他羡慕其他地方的进度“有的已经一刀切到网通和移动的中心平台上”，并称大情报应对的是虚拟社会和虚拟群体。在他看来，“大情报”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国难动民心，需要解放军；政府一告急，马上公安局。”

2010年5月14日，在为重庆市人大常委会委员做报告时，王透露了“大情报”建设的奇迹：春节前5天，4000多名有劣迹的人员进入了重庆，6小时内被锁定，3400多人被警方点对点地见面予以警告，被迫在48小时内离开了重庆。

在王主政期间，技侦总队队长这一要害职位，由其门生、东北籍干部王鹏飞担任。在王立军铁岭公安局长任内，王鹏飞被提拔为铁岭公安局副局长，主管技侦和刑侦。王立军2003年调往锦州市后，王鹏飞调盘锦市担任公安局副局长。2010年末，王鹏飞由盘锦调入重庆公安队伍，任渝北区公安分局局长、渝北区副区长等职，同时兼任重庆市局技侦总队队长。

2011年10月26日，王立军向北邮校长方滨兴透露，重庆警界刑侦、技侦、网监一次性各发3.5亿元设备，“现在我们每天要查87000人，还有技侦、网监的秘密介入，现在我们打掉了5000多人，主城刑拘以上的就达到这么多”。

2011年12月，王立军向黑龙江省绥化市公安局长盛威介绍，重庆市局共发了27亿的设备，都是德国和以色列的，“哪个省能比？”　

 

“鲨鱼吞小鱼”

在重庆，王立军持续地强调打黑，并将之打造成当地最重要施政标志之一。通过打黑，王立军不仅实现了仕途的上升，也实现了个人权威。打黑办案以及情报系统的组合运用，成为其威慑民营企业家、公民乃至整个社会的主要手段。

在打黑除恶全面推进3月后，2009月9月，王立军倡导的“重庆人民警察英烈救助基金”正式成立，重庆名营企业家共认捐7000余万。

2010年9月，在会见“中国名博沙龙主席”一清时，王立军称，劫富济贫是世界通用，他以普京为榜样称：“十个人，普京出手把两个富的全干掉，两个一般富的一看，为了保全自己，也会把自己的东西贡献出来，剩下的六个穷人会说，干得好”。王称，这就是民情，如果黄光裕在重庆，不会发展到今天。

在华东政法大学童之伟教授看来，重庆打黑是实施了剑指民营经济的刑事司法政策。打黑除恶初期涉案企业家，都家破人亡：龚刚模被判处无期徒刑，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陈明亮被判处死刑，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岳村被判处死刑，并处罚金人民币1.5亿元……

2010年6月，在打黑除恶一年之际，重庆希尔顿老总彭治民因涉黑被“091”专案组带走，彭原为重庆市渝中区人大代表，身家数十亿。

在当期重庆市局下属的《警察文化沙龙》杂志上，发表《希尔顿擦枪走火》一文。该文称，彭“公然诽谤打黑除恶成果”， 于是被重拳喝止。

当年7月，在接受打黑创作组采访时，王立军提到，像彭治民这样的人，XXX早就在他裤腰链上挂了定时炸弹。他还为民营企业家拟了一副对联，上联是“暴力色彩，罪恶累累，原罪运行”，下联是“党政勾结，司法保护，刑经并行”，横批“好自为之”。

王称，如果这些民营企业家，包括党政官员，能认识到自己的错误，“我们还是宽以为怀，否则他们会在深水区爆炸。”

在打黑中，为最大限度地寻找权力运行空间，王立军有一套自由裁量的哲学。他指向的对象，一类为其下属，对方是否会成为黑社会保护伞，取决其“忠诚”。另一类为民营企业家、后又扩展至党政官员、社会各界，即对方是否会落马，取决于其是否“听话”。

在重庆打黑中，一批民营企业家的资产被变相收归国有，既壮大国有企业，又补助地方财政。2011年，希尔顿老总彭治民被判处无期徒刑，并被没收个人全部财产；俊峰集团总裁李俊被通缉逃亡海外，亲属多人被抓或被通缉逃亡。

这个模式，被王立军称为“鲨鱼吞小鱼”。在陪同客人参观打黑展时，王称：只要是黑社会，马上叫银行把它吞进去，或是政府一次性拿过来。

这种明火执仗，还体现重庆民警留学基金的成立上。2011年5月18日，王立军指示刑警总队长李阳，“找些企业家，让他们拿点，给我们支付留学经费。”当年7月19日，王接见了重庆13名民营企业家。当天，老板们一共认捐留学基金3000万。

在其主政后期，随着权力的膨胀，王立军的自由裁量哲学也越发精进。2011年12月1日，王立军向某银行重庆市分行行长表明自己如何爱护金融系统，称有些涉案金额达到七八百万，“我们全轻轻放下了。”

王称，自由裁量权在其手中，他以希尔顿为例，称“他说1000万，我们说只值200万，签个字就可以拿进来。跑的时候归他，划跑道的时候归我们。”

 

“裤腰上的定时炸弹”

童之伟在其报告中指出，在打黑型社会管理方式下，公民基本权利中因此而受损最严重之一即为言论自由。

2009年9月，重庆男子彭洪因在论坛中转发打黑漫画《保护伞》，处以劳教二年。当地青年任建宇、黃成城、田宏鸳等，也都仅因评点时政便蒙冤劳教。2011年1月，重庆市民龚汉周因转发“交巡警平台寒天裸拷酒醉男子”一帖，被以“攻击政府职能部门”为由，劳教一年半。

2011年4月22日，李庄漏罪案撤诉。李庄获得自由之际，涪陵区林业局干部方洪却因此案受牵连。方洪(网名方竹笋)因发表讽刺李庄案的“一坨屎”的打油诗微博，被劳教一年。

令重庆司法形象受到负面影响的李庄案第二季，成为王立军在渝第四次升迁的契机。2011年5月17日，王立军全票当选为重庆市副市长。对李庄案上的败绩，王立军并不心甘。2011年6月25日，王立军会见北邮校长方滨兴，副局长郭维国作陪。

“防火墙之父”方滨兴介绍了演讲时遭鞋袭后自己的应对。方的办法，为郭、王提供了灵感。郭维国称，像杨金柱、陈有西这样的人，就是要揭他的家庭住址。陈有西为李庄第一季的辩护律师，杨金柱为湖南律师，李庄案第二季时曾赴渝声援。

王则希望方能在重庆网监种试验田，“我们现在有五百多人的队伍，天天在做”。

4个月后的10月26日，王立军再次会见方滨兴。说到网上对重庆不利的言论，王称，无论实名还是匿名，“我们不客气”。

民警孙凌透露，王甚至建立了黑名单，“飞机一落地，记者和律师全在掌控中。他要审查你的背景，监控你发表的文章。”

在打黑型社会管理方式下，除极少数权力人士外，每个公民的人身权利和自由都受到了巨大的威胁。

在重庆市局2011年第14次扩大会议上，王立军提及原重庆移动董事长沈长富因受贿罪被刑拘一事，称以前警察上移动公司要数据，居然被拒，“公安局的小号平台，也给我们乱切 ，说了还不听，所以郭维国把沈长富刑拘是对的”。王还提到：打黑期间，有的银行行长不给我们提供单子，当作妨碍公务，立即拿下。

在王立军时期，公安独大，王甚至能决定判决结果。2011年1月，针对《王天伦涉黑团伙“漏网之鱼”王东明受审》的报道，王批示：“要处极刑，否则，向社会怎么交待？而且如不判死刑，那将是后患无穷！”四个月后，王东明一审被判死刑。

即便是重庆市政府主要领导，对王立军也颇为忌惮。2010年1月4日，在统筹城乡户籍制度工作会上，王称，市府主要领导向他承诺“立军，你们什么时候要我开会，我就什么时候开，你要我们开多少会，我认为都不过分，要哪些部门参加，任何部门不得讲价。”

2012年5月，在公安平联办工程会议上，一市府主要领导笑称，昔日区县的领导看见王毕恭毕敬，看到他却嬉皮笑脸，“我知道，他在你们裤腰上都挂了炸弹”。

打黑展览的功能

在多个场合，王立军都会提到，“熙来书记不是讲了嘛，一旦中央领导来了，一旦专家学者来了，得挤干压尽。”

杨渝透露，过去三年，凡来渝视察的中央领导，都要到市局参观打黑展览，节假日期间，来参观的退休老领导尤其多。市局宣传处还得将此作为政治任务，要写稿。

杨介绍，打黑展览最初的解说词是由政治处民警写成，不过，每当有官员来参观，王立军都会随口发挥，形成新版本，“领导来了他表现欲望特别强，他喜欢戏剧化的东西、高潮迭起。”

杨举例称，截至2011年，按内部统计，参观打黑展览的省部级干部共有463名，在王的口中，这个数据达到了600多名。当解说组组长对此表示疑惑后，王怒称“跟我作对，就是跟市委市政府作对”。有关领导私下做组长的工作，称王也是副部级干部，“这两年，他来回100多次总有吧，加起来不就600多了么？”

在孙淩看来，王立军的行事近乎疯狂。孙称，2010年12月，一中央领导到重庆市局参观。有个场景是该领导顺着王所指，看打黑展览资料，后王授意把照片上的背景抹掉，剩下就是领导顺着他所指，看向远方。

警令部民警蒋山(化名)回忆，一退休的中宣部领导参观过打黑展览后，王立军要求在稿中加入该领导赞成打黑的内容，并称这是领导对他的耳语。类似的还有一退休的原中纪委领导，王要求将“退休老领导的话发挥一下”，最后稿中加入了该领导在任时的讲话。

蒋山介绍，后来来渝的不少领导，参观打黑展览时都咬紧牙关，既没表情、也不说话，稿子里只好增加领导的肢体语言，如凝神贯注、频频点头等。

“王立军要出险棋、险招，不走中庸之道。他喜欢绑架别人，自己想说的话要通过别人的口说出来。”蒋称。

2010年11月，某中央领导在渝考察。新华社关于此事的统发稿全文共1600余字，关于其肯定打黑的内容共50余字，《重庆日报》上关于该领导此行的稿子达3700余字，其中肯定打黑的内容有300余字。

蒋山称，这次王立军照例要求市局写稿，但特别报道小组以该级别领导的稿子只有新华社总社可写，他们以没资格、怕犯错误为由拒写，惹得王大怒，“公安内网上的新闻，跟新华社有什么关系？”

最终，这条新闻，市局特别报道小组写了6000余字。蒋称，平常的稿子，王都亲自批示，但此稿呈给王后，他没签字，后经一副局长拍板，稿子才得以上网。在事后的总结会上，王却责骂相关人“胜在起点，败在终点”。

“我们揣测，王对新闻报道的规定肯定有耳闻，所以他不签字，一旦追究起来也能规避。另一方面，他又拿这个来捆绑干部，收放自如。”蒋称。

蒋山感慨：但是王立军没想到，有一天他会被更粗的绳索捆死。

2009年12月，得知王立军欲对自己动手的风声后，李庄从重庆跑到了成都。2012年2月6日，陷入困境中的王立军选择了跟李庄同样的走避路线，他逃离重庆，潜入了美国驻成都总领事馆。

在2012年9月24日的成都中院庭审现场。王立军被判徇私枉法、叛逃、滥用职权罪和受贿罪四罪并罚，领刑十五年。王当庭表示不上诉。

这是“打黑英雄”王立军最后一次出现在公众视野中。

[anamericaninhuaibei]

纽约时报：泄露文件揭示中国如何组织对穆斯林大规模拘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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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学生们在学期结束时买好了回家的票，盼望着考试后轻松一下，回中国偏远的西部地区与家人欢聚度夏。

然而，他们却在不久后被告知，他们的父母不在家，亲戚们已经失踪，邻居们也不见了——这些人都被关进了拘禁营，这个为关押穆斯林少数民族而建的拘禁营网正在扩大。

新疆地方当局对这种危险的局面颇为担心。所以他们做好了准备。

自治区领导把一份内部指示下达给地方官员，建议他们，放假的学生一回来就尽快与他们见面，不让他们发声。这份指示包括令人不寒而栗的官僚指南，教官员们如何应对令学生痛苦的问题，第一个最明显的问题是：我家人在哪里？

“他们在政府设立的培训学校，”指南中的回答这样开始。如果学生追问的话，指南叫官员告诉学生，他们的亲属不是罪犯——但现在不能离开这些“学校”。

这个问答形式的指示中还有一个几乎不加掩饰的威胁：学生们会被告知，他们的行为可能缩短或延长家人被拘禁的时间。“我想你会支持他们，这是为了他们好，”指示建议官员这样说，“也是为了你好。”

这份指示是《纽约时报》获得的403页内部文件之一。它们是数十年来从中国执政的共产党内部泄露出来的最大一批政府文件，为人们了解在新疆的持续镇压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内部材料。在过去三年里，当局已将多达100万名维吾尔族、哈萨克族和其他少数民族的人关进了拘禁营和监狱。

中共已驳斥了国际社会对拘禁营的批评，中国把拘禁营描述为使用温和手段打击伊斯兰极端主义的就业培训中心。但这些内部文件通过策划和精心安排这场镇压的官员们使用的语言和命令，证实了这项行动的强制性。

在政府向公众展示其新疆工作是慈善的、稀松平常的同时，也在这些内部文件中讨论并组织了一场无情且惊人的运动。文件记录了中共高层领导人对极端主义暴力采取严厉和紧急行动的命令，包括大规模拘禁，也记录了他们在讨论镇压后果时的漠然态度。

2014年，习近平主席参观了乌鲁木齐市一座清真寺。Credit...Xinhua, via Reuters

报告提到，孩子看到他们的父母被带走，学生想知道谁来支付他们的学费，由于缺乏劳动力，农作物无法种植或收割。然而，官员们接到的指示是，告诉那些抱怨的人，要感谢共产党的帮助，保持沉默。

这些泄露出来的文件为人们提供了一幅异乎寻常的内幕，展示了隐蔽的中国国家机器，怎样执行自毛泽东时代以来中国影响最广泛的拘禁行动。文件中披露的关键信息包括：

中国国家主席、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在对官员们发表了的一系列内部讲话中，为镇压打下基础。这些讲话是习近平在2014年4月视察新疆期间和之后发表的，就在他去新疆的几周前，维族武装分子在一个火车站用刀砍了150多人，造成31人死亡。习近平要求全面开展“反恐怖、反渗透、反分裂”的斗争，使用“专政机关”，“毫不留情”。

海外的恐怖袭击和美国从阿富汗撤军，加剧了中国领导层的担忧，影响了镇压行动的展开。中国官员认为，英国发生的袭击事件是“过分强调‘人权高于安全’”的后果，习近平主张中共模仿美国在9·11袭击事件后“反恐战争”的一些做法。

自治区新党委书记陈全国于2016年8月上任后特别积极，新疆的拘禁营迅速扩大。为表明这场运动的正确性，陈全国把习近平的讲话分发给官员们，敦促他们“应收尽收”。

镇压行动遭到了当地干部的怀疑和抵制，他们担心这会加剧民族紧张局势，扼杀经济增长。陈全国对此的反应，是清除了一批有妨碍他工作之嫌的干部，其中包括一名县级领导官员，该人已被监禁，因为他曾悄悄地释放了数千名关押在拘禁营里的人。

泄露的材料包括24份文件，其中一些包含重复内容。文件包括近200页习近平和其他领导人的内部讲话，以及150多页的有关管控新疆维吾尔族人口的指示和报告。还有的提到把限制伊斯兰教的措施扩大到中国其它地方。

虽然不清楚这些文件是如何被收集和挑选的，但这次泄露意味着中国内部对镇压行动的不满比以前知道的要多。这些文件是一位要求匿名的中国政界人士泄露出来的，该人表示，希望文件的披露能防止包括习近平在内的中共领导人逃脱他们对大规模拘禁应受的责备。

中国领导人对政策制定严格保密，尤其是涉及新疆地区时。新疆资源丰富，是一个与巴基斯坦、阿富汗和中亚国家接壤的敏感边疆地区。主要是穆斯林的少数民族占新疆2500万人口的一半以上。这些少数民族中最大的群体是维吾尔族，他们说一种突厥语系语言，长期以来一直在文化和宗教活动上受歧视、受限制。

几十年来，北京一直试图压制维族人对中国在新疆统治的反抗。当前这轮镇压始于反政府和针对汉族的暴力事件突发之后，包括2009年新疆首府乌鲁木齐发生的民族骚乱，以及2014年5月，在习近平就要在北京召开为新疆制定新政策的领导人会议的前几天，在一个露天市场发生的、造成39人死亡的袭击事件。

自2017年以来，新疆当局已将数十万维吾尔族、哈萨克族和其他穆斯林关进了拘禁营。被关押的人要接受几个月、甚至几年的思想灌输和讯问，目的是将他们转化为世俗的、忠于党的支持者。

虽然这份文件建议官员告诉学生，他们的亲属由于接触了伊斯兰激进思想，正在接受“治疗”，但同时文件的标题用了家庭成员被“处置”的说法，“处置”是党内文件中用来表示惩罚的委婉说法。

24份文件中，指示如何处理2017年暑假回新疆的少数民族学生问题的文件，提供了最详细的关于拘禁营的讨论，也是中共严格区分对内、对外做法的最明显例证。中共在对外讲述一个故事的同时，在内部用一种更严酷的叙事对官员进行动员。

自治区政府警告地方官员为返乡学生做好准备后，新疆东部城市吐鲁番的官员起草了这份问答形式的指南。随后，负责协调新疆“维稳”工作的部门将指南分发到新疆各地，并敦促官员们以之为样本。

政府把新疆最聪明的维族年轻人送到中国各地的大学学习，目的是���养忠于党的新一代维族公务员和教师。

这份指示显示，新疆镇压涉及的范围如此之广，甚至影响到了这些精英学生。这让当局很紧张。

“内地返乡学生社会交往广泛，涉及全国各地，”政府在下达的指示中指出。“一旦在微信、微博等自媒体平台发表不正确言论，影响面广、消除难度大。”

这份文件警告说，学生在得知亲人的情况后，“思想产生波动的可能性很大。”并建议便衣警察和有经验的地方干部在学生返回后尽快与他们见面，“做好人文关怀，强调有关纪律。”

8月，在莎车县的一家餐馆里，宣传海报引述习近平的话：“各民族要像石榴籽那样紧紧抱在一起。”Credit...Gilles Sabrie for The New York Times

这份问答形式的指示以温和的方式开始，建议官员告诉学生，“你完全不用担心”失踪亲人的情况。

“他们在学习期间学费免费，吃住免费，并且标准比较高，”文件指示官员这样说，官员还要说，当局为被拘禁者每天提供的伙食费在21元以上，“甚至超过了部分学员在家里的生活标准。”

“如果你想见一见他们的话，我们可以安排你和他们进行视频会面，”问答以此结束。

不过，当局预计这不大可能安抚学生，因此也为一系列其他问题准备了答案，比如：我家人什么时候能毕业离校？既然是培训，他们为什么不能定期回家？我家人可以请假出来陪我吗？我家人都去学习了，家有10亩地，没有人种，我上学交不起学费怎么办？

指南建议对学生给出越来越坚定的回答，告诉他们，他们的家人思想上感染了伊斯兰激进主义的“病毒”，必须接受隔离治疗。指示让官员告诉学生，就连祖父母和看起来年纪已大到不可能有暴力行为的家庭成员也不能豁免。

“如果不参加学习培训，就无法彻底全面了解宗教极端思想的危害，”一个回答这样说，还提到了叙利亚内战和伊斯兰国的兴起。“无论年龄多大，只要思想上受到宗教极端思想的感染，都应该参加学习。”

文件说，学生们应该感谢当局带走了他们的家人。

“一定要珍惜党和政府提供的这次免费教育机会，彻底清除错误思想，并且学会汉语和就业技能，为将来你们一家人的幸福生活打好基础，”文件指示官员这样回答学生。

当局似乎使用一个评分系统来决定能将谁从拘禁营释放出来：文件指示官员告诉学生，他们的行为可能会影响他们亲属的评分，并让官员对学生的日常行为进行评估，记录他们参加培训、会议和其他活动的情况。

“他们的家属包括你也要遵守国家的各项法律法规，不信谣，不传谣，”文件指示官员说。“这样才能为你家人加分，符合结业标准后才能出校。”

如果学生提出拘禁给家庭经济带来影响的问题时，文件建议官员向学生保证，“你的困难党和政府将会全力帮助解决。”

不过，这份指导文件中最引人注目的，也许是为学生就被拘禁的家人提出的“他们犯罪了吗”的问题准备的标准答案。

文件指示官员们承认他们没有犯罪。“他们只是思想上受到了不良思想的感染，”指示说。“只要他们思想上的‘病毒’清除了，身体健康了，就可以自由了。”

秘密讲话

推行大规模拘禁的想法可以追溯到习近平作为中国领导人首次、也是唯一的一次新疆视察，暴力给那次视察蒙上了阴影。

2014年，在担任国家主席一年多一点的时候，习近平对新疆进行了为期四天的视察。在行程的最后一天，两名维族激进分子在乌鲁木齐的一个火车站外制造了一个自杀式炸弹袭击，造成近80人受伤，一人死亡。

那次袭击的几周前，激进分子持刀在中国西南部的另一个火车站疯狂砍人，造成31人死亡，140多人受伤。在习近平访问乌鲁木齐不到一个月后，袭击者向乌鲁木齐的一个菜市场投炸弹，造成94人受伤，至少39人死亡。

在这种流血事件的背景下，习近平发表了一系列秘密讲话，确定了一条强硬路线，最终形成了目前正在新疆展开的安全攻势。虽然官方媒体提到过这些讲话，但从未公布过具体内容。

不过，有四份讲话的文本在泄露出来的文件之中，它们为了解镇压的起因、以及发动这场镇压的人是怎么想的，提供了一个罕见的、未经过滤的视角。

“我们的同志拥有的手段也太简单了，”习近平在乌鲁木齐视察反恐警队后发表的讲话中说。“所有的武器还对付不了那些大刀片子、斧头等冷兵器。”

“我们要针锋相对、毫不留情，”他补充道。

在中国和田郊区的一个被认为是拘禁营地附近的一处戒备森严的设施。Credit...Greg Baker/Agence France-Presse — Getty Images

在新疆、以及后来在北京召开的有关新疆政策的高级领导人会议上，习近平这些滔滔不绝的讲话，记录下来的是他所称为一个关键的国家安全问题的思考，以及对在新疆地区发动“人民战争”的思想阐述。

虽然他没有在这些讲话中下令进行大规模拘禁，但他呼吁中共动用“专政”工具，来铲除新疆的伊斯兰激进分子。

习近平对新疆问题表现出的关注，似乎远远超出他关于这个问题的公开讲话。他有时把伊斯兰极端主义比作病毒传播的传染病，也有时把它比作让人上瘾的危险毒品，他宣称，解决这个问题需要经过一个“干预治疗阵痛期”。

“对宗教极端思想对人们的精神影响绝不能低估，”习近平2014年4月30日在乌鲁木齐对官员们说，那是他视察新疆的最后一天。“被宗教极端思想俘获的人，无论男女老少，都变得良知泯灭、丧失人性，杀人不眨眼！”

他在一个月后在北京召开的领导人会议上，在另一次讲话中对“宗教极端思想的毒害性”发出警告。

“一旦信了它就像吸食了毒品一样，丧失理智、精神疯狂，什么事都干得出来，”他说。

考虑到后来的镇压行动，习近平讲话中有几段话令人惊讶，他对官员们说，不要歧视维族人，要尊重他们的宗教信仰权利。他警告说，不要对维族人和占中国人口绝大多数的汉族人之间自然存在的摩擦做过度反应，并拒绝了想在中国彻底消灭伊斯兰教的提议。

“由于分裂势力、暴力恐怖势力都打着伊斯兰教的旗号，于是一些人认为，应该遏制伊斯兰教发展，甚至提出要消除伊斯兰教的存在，”他在北京的那次会议上说。他称这种观点“是片面的，甚至是错的”。

但习近平的主要观点确定无疑：他正在带领中共向加大对新疆镇压的方向急转弯。

在习近平之前，中共曾常常把新疆的袭击事件描述为少数狂热分子采取的行动，这些人受到境外鲜为人知的分裂组织的鼓动和策划。但习近平提出理由说，伊斯兰极端主义已在大部分维族社会扎下根来。

实际上，绝大多数维族人遵守适度的传统，在20世纪90年代，政府对伊斯兰教采取控制措施，但有一些人开始接受更为保守的教规，进行更公开的宗教活动。习近平的讲话表明，他对公开表示虔诚的再度盛行感到震惊。他将其归咎于宗教控制的松懈，暗示他的前任放松了警惕。

虽然以前的中国领导人强调通过经济发展来遏制新疆的动荡，但习近平说，这还不够。他要求从意识形态上解决问题，开展一场重塑该地区穆斯林少数民族思想的努力。

“毫不动摇运用人民民主专政的武器，”习近平在有关新疆政策的领导人会议上说，那次会议是在露天市场发生致命袭击事件的六天后召开的。

苏联的棱镜

习近平的父亲是一位早期的共产党领导人，曾在20世纪80年代支持过对少数民族的更宽松政策。一些分析人士在习近平于2012年11月担任中共中央总书记时曾预测，他可能会像父亲那样采取温和的做法。

但这些讲话强调了习近平如何透过苏联解体的棱镜来看中国面临的风险。他将苏联的解体归咎于意识形态的松懈和领导层的软弱无能。

他着手在中国各地消除对中共统治的挑战；异见人士和维权律师在一轮又一轮逮捕中消失。在新疆，他以前苏联加盟共和国为例，提出理由说，经济增长不会让社会免受种族分裂的影响。

他在那次领导人会议上说，波罗的海国家曾是苏联最发达的加盟共和国，也是苏联解体后最先离开的国家。他还说，南斯拉夫的相对繁荣也未能阻止其解体。

“我们说，发展是第一要务，是实现长治久安的基础，这是对的，”习近平说。“但不能认为发展起来了一切问题就能迎刃而解了。”

习近平在讲话中表现出，他对维吾尔族反抗中国统治的历史、至少是北京官方版本的历史极为熟悉。他讨论了中国领导人几乎从不在公开场合提及的几件事，包括维族人在20世纪上半叶曾短暂自治的历史。

维族武装分子的暴力从未威胁到共产党对新疆的控制。虽然2009年乌鲁木齐发生民族骚乱，造成近200人死亡后，更致命的袭击事件有所增加，但规模仍相对较小，地点相对分散，手段也相对简单。

尽管如此，习近平警告说，暴力正从新疆蔓延到中国其它地区，可能会损害共产党不可动摇的形象。习近平在领导人会议上说，如果不消除这种威胁，“社会稳定就会受到冲击，各族人民大团结就会受到破坏，改革发展稳定大局就会受到影响。”

他把外交考虑放在一边，称新疆伊斯兰极端主义的根源在中东，并警告说，叙利亚和阿富汗的动荡将加大中国面临的风险。他说，维族人已前往这两个国家，他们可能会变成经验丰富的战士，回中国来寻求建立他们称之为东突厥斯坦的独立家园。

2014年，安全部队保卫了喀什市清真寺外的一个区域。Credit...Kevin Frayer/Getty Images

“美国从阿富汗撤军以后，盘踞在阿巴边境的暴力恐怖组织可能很快向中亚渗透，”习近平说。“在叙利亚、阿富汗等地接受实战化训练的‘东突’恐怖组织人员随时可能在新疆发动暴力恐怖活动。”

习近平的前任胡锦涛对2009年乌鲁木齐发生的骚乱采取了镇压的做法，但胡锦涛也强调，经济发展是解决少数民族不满的良方——这是中共的长期政策。但习近平在讲话中发出信号，要采取与胡锦涛不同的做法。

“新疆这些年发展速度很快、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但民族分子分裂活动和暴力恐怖活动仍然呈上升，”他说。“这说明，经济发展并不能自然而然带来长治久安。”

习近平指出，确保新疆稳定，需要有大规模的监视和情报收集工作，以根除维族社会中的反抗力量。

他说，新技术必须成为解决方案的一部分，预示了中共在新疆大范围使用人脸识别、基因检测和大数据等技术的做法。但他也强调了使用社区告密者等老方法，并敦促官员们研究美国人是怎样应对9·11袭击事件的。

他说，像美国那样，中国也“必须把民众当作保护国家安全的重要资源”。

“打人民战争，应该是我们共产党人的拿手好戏，”他说。“我们最善于做组织起来的工作。”

这些讲话中，对习近平展望的、如今已成为镇压行动核心的拘禁营的唯一暗示是，他赞成在新疆的监狱进行更激烈的思想灌输。

“要做好犯罪人员教育改造和转化工作，”他视察新疆南部的第二天对当地官员说。“就是将来这些人放出来也要继续教育转化。”

几个月后，新疆各地开始出现再教育营，最初大多是小型设施，一次只能容纳数十名或数百名维族人，再教育的目的是迫使他们放弃对伊斯兰教的忠诚，表达对共产党的感激之情。

后来，政府在2016年8月把一个叫陈全国的强硬派人物从西藏调去治理新疆。几周后，他把地方官员召集起来，围绕着习近平的目标“再动员”，他宣称习近平的讲话“为进一步做好新疆工作指明了方向”。

接下来的是，新的安全控制措施和再教育营迅速扩大。

“反恐维稳斗争是一场持久战，也是一场攻坚战，”陈全国在2017年10月对新疆地区领导人的一次演讲中说。

镇压似乎遏制了新疆的暴力骚乱，但许多专家警告说，极端的安全措施和大规模的拘禁可能会滋生怨恨情绪，最终可能会引发更严重的民族冲突。

这些拘禁营已在华盛顿和其他国家的首都遭到了谴责。不过，早在2014年5月的领导人会议上，习近平就预料到了国际社会的批评，并在非公开场合敦促官员们，不要理会这些批评。

“不要怕敌对势力说三道四，也不要怕敌对势力抹黑新疆形象，”他说。

“应收尽收”

泄露出来的文件显示，中共内部对这次镇压的抵制情绪比以前所知的要多，也凸显了新疆的新党委书记在克服抵制上所起的关键作用。

陈全国领导的这场运动，更像是毛泽东发动的激烈政治运动。在陈全国的运动中，施加在地方官员身上的自上而下的压力，鼓励他们采取过度措施，而且，任何怀疑的表示都被视为犯罪行为。

2017年2月，陈全国在乌鲁木齐一个巨大的广场上，对数千名立正站着的警官和军人说，要为一场“粉碎性打击、毁灭性打击”做准备。文件显示，在接下来的几周里，领导层选定了大规模拘禁维族人的方案。

陈全国发布了一条影响广泛的命令：“应收尽收”。这个模糊说法自2017年开始，不断出现在内部文件中。

中国军警2017年在和田集会。Credit...Agence France-Presse — Getty Images

以前，中共曾在要求官员在收税或统计粮食产量做到谨慎全面时，使用过“应收尽收”一词。现在，这个词被用在收人的指示中，用在对任何表现出宗教激进情绪或反政府观点“症状”的人进行拘禁、只字不提司法程序的命令里。

当局给出了几十种这种症状的表现，包括虔诚的维族人常见的做法，比如留长胡子、戒烟戒酒、学习阿拉伯语，以及在清真寺外祈祷。

中共领导人对海外恐怖主义事件和中国可能发生类似的袭击发出警告，以强化命令。

例如，2017年6月，时任新疆最高安全官员的朱海仑签署了一份长达10页的指示，把英国前不久发生的恐怖袭击为“对我们的警示”，并说要“举一反三，引以为戒”。这份文件指责英国政府“过分强调‘人权高于安全’ , 对互联网和现实社会宣扬极端主义的管控��度不够。”

文件还批评了新疆的安全疏漏，包括调查不彻底、监视设备出故障，以及没有将涉嫌可疑行为的人抓起来。

文件下令继续拘留这些人。“坚持应收尽收，”文件说。“有了就收。”

究竟有多少人被关进了拘禁营仍是一个被严格保守的秘密。但泄露的文件中有一份对这场行动的规模有所暗示：文件指示官员应防止传染病在拥挤的设施中传播。

“擅自作主”

这些命令下达到莎车县时尤为紧迫，也引发了争议。莎车县位于新疆南部，由乡镇和村庄组成，那里的90万居民几乎全部是维族人。

习近平在2014年的讲话中专门提到，南疆是打击宗教极端主义的前线。维族在南疆人口中占近90%，而在新疆总人口中占不到一半。习近平制定了吸引更多汉族人来南疆定居的长期目标。

文件显示，习近平和其他中共领导人下令给新疆生产建设兵团这个准军事组织，令其加快让更多汉族人在南疆定居的努力。

据政府报告称，几个月后，100多名手持斧头和长刀的维族武装分子，袭击了莎车县的一个政府办公室和警察局，造成37人死亡。报告说，安全部队在战斗中击毙了59名袭击者。

不久后，一位名叫王勇智的官员被任命负责管理莎车县。他戴着眼镜，留着平头，看上去是一个典型的技术官僚。他在南疆长大，全部职业生涯都在那里度过。他被看作是一位娴熟的、经验丰富的干部，能够完成中共在该地区的首要任务：经济发展和严格控制维族人。

但这些泄露的文件中有两份极为发人深省的报告，它们描述了王勇智倒台的原因，其中一份11页，是中共对王勇智进行内部调查的总结，另一份15页，是王勇智可能被迫所写的认罪书。这两份文件都在党内做了分发，以警告官员在这场镇压中严格执行党的路线。

王勇智这样的汉族官员在南疆起着党的顶梁柱的作用，他们负责监管级别更低的维族官员。王勇智也似乎得到了高层领导人的赞赏，包括2015年访问过南疆的、时任中国最高民族问题官员的俞正声。

王勇智上任后加强了莎车县的安全措施，但他为了解决民族不满情绪，也推动了经济发展。他还试图软化中共的宗教政策，宣称在家里有《古兰经》没有错，并鼓励中共官员读《古兰经》，以更好地了解维族传统。

陈全国（右）在来到新疆之前担任西藏党委书记。Credit...Etienne Oliveau/Getty Images

大规模拘禁开始时，王勇智最初是按照指示去做的，似乎还表现出对这项任务的热情。

他建起了两个庞大的新拘留设施，其中一个有50个篮球场那么大，并把两万人关进了拘禁营。

2017年，他大幅提高了安全部队的拨款，将花在检查站和监视等方面的开支增加了一倍多，达到13.7亿元人民币。

他把党员召集到一个公共广场开大会，敦促他们抓紧打击恐怖分子的工作。“坚决打干净，打彻底，”他说。“斩草除根。”

但据后来有他本人签名的认罪书，王勇智私下里对这些做法有顾虑。他的认罪书应该已经经过了中共的仔细审查。

他在防止莎车县再次发生暴力事件上承受着巨大的压力，他担心镇压可能会引发反弹。

当局为新疆部分地区设置了拘禁维族人的数字目标，虽然不清楚莎车县是否也有目标，但王勇智觉得，拘禁的命令没有给任何适度的做法留下余地，会毒害该县的民族关系。

他还担心，大规模拘禁将让他无法实现他获得晋升所需的经济发展。

领导层已制定了减少新疆贫困的目标。但由于这么多工作年龄的居民被关进了拘禁营，王勇智担心，这些目标将无法实现，这会让他对一份更好的工作的期望成为泡影。

他写道，他的上级领导“好高骛远，不切实际”。

“上级的决策部署与基层实际差距大，不能照搬照套，”他还说。

为了执行南疆的镇压任务，陈全国从北疆调来了数百名官员。在公开场合，王勇智对莎车县调来的62���表示欢迎。私下里，他很生气，抱怨新来的人不知道怎样与当地官员和居民一起工作。

新疆官员面临着拘禁维族人、防止发生新暴力事件的持续不断的压力。王勇智在认罪书中说，他在工作时喝酒。他描述了在一次维稳会议上醉倒的一幕。想必他是在受压力之下才在忏悔录上签了字。

“下午会议汇报工作时语无伦次，”他写道。“刚说了两三句，便一头栽到桌子上，成为全地区最大的笑话。”

数千名新疆官员因抵制或未能以足够的狂热执行镇压而受到了惩罚。文件显示，维族官员被指责保护维吾尔族人，南疆地区另一个县的汉族领导人谷文胜被关入狱，因为他试图对拘禁采取拖延的做法，还庇护维族官员。

秘密调查小组走遍了该地区，寻找那些做得不够的人。官方数据显示，2017年，中共对新疆党员在“反分裂斗争”中的违法行为展开了逾1.2万起调查，是上一年的20多倍。

王勇智可能比其他任何官员都走得更远。

他下令悄悄释放了拘禁营中关押的7000多人，这一挑衅行为导致他被拘留，被剥夺了权力，并受到起诉。

“在执行自治区党委‘应收尽收’要求中，打折扣，做选择，搞变通，认为收多了会人为制造矛盾，增加抵触情绪，”王勇智写道。

“我在各类会议上反复强调‘应收尽收’不是全部收押，擅自作主将全县已收押收教2万余人中的7000余人违规解押解教，” 他补充道。

公然对抗

2017年9月后，王勇智从公众视野中默默地消失了。

大约六个月后，中共以儆效尤，对他进行公开惩罚，宣布对他立案调查，罪名是“严重违背党中央治疆方略”。

总结调查结果的内部报告写得更直接了当。“本应鞠躬尽瘁为党工作，”报告说。

“可他却无视党中央治疆方略和自治区党委员会决策部署，甚至公然对抗。”

这份报告和王勇智的认罪书都在会上被读给了新疆各地的官员们听。传递给他们的信息很清楚：中共不会容忍在执行大规模拘禁中的任何犹豫。

宣传机构把王勇智描述为腐败到无可救药的程度，内部报告指责他在建筑和矿业交易中收受贿赂，并向上级行贿以获得提升。

当局还强调说，他不是维族人的朋友。为了实现减少贫困的目标，据说他曾迫使1500个家庭在寒冷的冬天搬到没有暖气的公寓里去。他在认罪书中说，一些村民为了取暖，在室内烧柴，导致了人员伤亡。

但当局并没有告诉公众王勇智最大的政治罪，而是将其隐藏在内部报告中。

内部报告说，他“拒不执行自治区党委‘应收尽收’的要求。”

[independence-of-mind]

日本为什么敢袭击珍珠港，向“巨人”美利坚宣战？

作者：葛晓笛   2016-09-10

1941年，日本面临一个是否与美国开战的选择，如果避免战争，他们就要退出轴心国同盟，从中国和法属印度支那撤军，他们将失去连年战争的成果，超过20万人的死亡将毫无意义，在日本的领导人看来，这种情况将导致他们的国家沦为“三流”。

▍无法解决的问题

但是与美国一战这个选择似乎更不可取，因为在这样一场不符合逻辑的战争中，日本要面临一些看上去没有办法解决的问题。

首先，日本要面对美国绝对的实力。

1941年开战前，美国的工业产值是日本的22倍，煤炭产量是日本的7倍，石油产量是日本的721倍，钢铁产量是日本的18倍，国民生产总值是日本的13倍。

在没有进行战争动员的1941年，美国每年制造价值45亿美元的武器装备，而同期的日本，尽管处于战争状态，这一数字也只有20亿美元。

随着战争的爆发，这些数字还将被拉大数倍。另外，美国的人口是日本的2倍，这就意味着，一旦发生战争，美国的动员兵力也将大大超过日本。

（1941年美日经济实力对比【NHK纪录片《太平洋战争》】）

其次，日本人面对的是自己最大的贸易伙伴，因为与中国进行着胶着的战争，资源匮乏的日本依赖美国为其提供战略资源。

1941年，日本70%以上的钢铁和石油从美国进口，一旦与美国开战，这些资源将被切断。

第三，日本当时在世界上的盟友，只有同为轴心国成员的德国和意大利，它们并不希望改变美国的孤立主义状态。

虽然通过援助法案，美国给予轴心国的敌人以很大的帮助，但显然，美国不直接参战，对德国来说仍然是最好的情况。

希特勒清醒地认识到这一点，在日本进军南洋，向全世界宣战之前，他一直希望日本能够进军西伯利亚，对苏联进行夹击，而不是去和美国进行一场不可能获胜的战争。

另外，虽然德意两国是日本盟友，但相隔甚远的地理位置决定了它们处于不同的战场，一旦发生战争，很难互相呼应。

在1941年，美国的钢铁、飞机和机动车的总产量已经超过第二次世界大战其他所有参战国的总和。

一个渺小的亚洲岛国，挑战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究竟是什么，让日本敢于在1941年12月7日的清晨袭击珍珠港，挑起与巨人之间的战争？

▍日本的精神

太平洋战争的爆发不是某一个单一事件的后果，它是无数线索汇聚到一起的结局。

对日本来说，任何时候，这个国家都不缺乏挑战强者的勇气，但是有些时候，它确实缺乏理智与智慧。

从十九世纪中期的明治维新，到二十世纪初开启对外扩张的脚步，直至第二次世界大战与美国在浩瀚的太平洋上交战，日本的帝国主义和军国主义道路自始贯彻，是政策路线、国族传统和社会思想引导的必然结果。

帝国主义道路

明治维新是日本在殖民主义的压迫感下选择的自强道路。佩里的黑船敲响了日本的门户，其意义不亚于鸦片战争之于中国。

1850年代，日本已经被迫进入了一个他们所不熟悉的国际网络之中。

开放港口、固定关税、最惠国待遇以及��外法权等等，殖民国家制定的游戏规则，被应用于波斯、土耳其、暹罗、清朝直至日本，一种耻感在这个国家蔓延。

（马修·佩里的黑船让日本见识到了西方文明的船坚炮利）

这种耻感是压迫日本人奋发的动力，他们的初步目标是废除外部强加给他们的一系列不平等条约，而后要做到与殖民列强平起平坐；

最终，他们还要在东北亚排除一切其他殖民者，树立日本的区域霸权和殖民体系。

要做到这些并不容易，日本人从一开始就意识到了反抗并不是办法，于是他们开始学习。

1856年，来自佐贺的年轻武士江藤新平写出了长篇备忘《图海策》，并以此受到政府重用。

江藤在这份备忘录中写道，同样作为岛国的英国，甚至在农业上不如日本，但是因为向外扩张而富强，如果日本也同样发展航海与贸易，它将成为“真正的世界上最强的国家”。

在这之后，日本改变了闭关锁国的政策，开始对外开放，认真地学习起各国的发展经验。

（江藤新平的《图海策》是日本国策转变的标志）

在1868年垮台之前，幕府已经向西方国家派出了7个使团，除外交任务外，有300多名代表调查了各国的制度与文化。这其中，就有后来提出“脱亚入欧”的福泽谕吉。

1860年和1862年，福泽谕吉两次出使美国与欧洲，深感西方文明的发达和东方各国的落后，因此写作了《西洋事情》等书，向日本人介绍西方的政治制度和价值观。福泽谕吉认为日本应摈弃东方文化的传统，吸取西方文明的精髓。

他认为在文明的碰撞中，东方毫无胜算，日本最好的出路，在于与东亚邻国断绝交往，避免日本被西方视为与邻国同样的野蛮之地。进而，他提出，日本应该脱离亚洲，加入欧洲。

（1万面额的日币上印有福泽谕吉的肖像）

在幕府统治结束后，日本变得更加开放，与西方的交流也更加频繁。

1871年，岩仓具视率领由政府高层组成的考察团，对美国和欧洲进行了细致的考察。岩仓使节团原计划对欧美进行七个月的访问，但随着考察内容的增加，他们的行程增加了超过一年的时间。使节团被分为几个小组，分别研究西方的宪法和政治体制，收集有关贸易、工业、银行业等信息。

与这些官员同行的还有58名学生，他们被要求在国外进行长期留学。

岩仓使节团惊讶于西方的发达，但也为日本的发展提供了信念 —— 西方的工业化成果不过是近几十年才得来的，只要能够有效地学习国外的产业、技术与知识，日本也应该能够很快地追赶上来。

（岩仓考察团的核心成员）

十九世纪是殖民主义的时代，世界上的先进国家都将殖民视作文明由高位向低位灌溉的必然途径，是一种理所当然。

日本的情况更加彻底，作为后发国家，能否成为帝国主义的一份子，决定了作为一个国家的日本和作为一个民族的共同体能否存在与生存下去。

在日本人看来，问题十分简单，这就是一道关于独立与从属的选择题，他们显然要选择前者。因此，日本一方面如饥似渴地学习着西方的先进经验，另一方面，也在战略层面谋划着未来的出路和底线。

1890年，时任内阁总理大臣的山县有朋上奏《外交政略论》，向明治天皇表明：

“国家独立自卫之途有二：一曰防守主权线，不容他人侵害；二曰保护利益线，不失形胜地位何谓主权线，国家之疆土是也；何谓利益线，同我主权线安全紧密相关之区域是也。”

“仅仅防守主权线已经不能够维护国家之独立，必须进而保护利益线，经常立足于形胜之地位。”

以此“利益线”理论为指导，控制朝鲜乃至中国东北地区成为了日本国家战略的目标，为此，他们不惜与中国和俄国交战。

甲午战争与日俄战争的胜利给予日本人极大的信心，使他们坚信自明治维新开启的日本帝国主义之路毫无疑问是正确的。

武士道精神

日本是一个具有武士传统的国家，从1192年幕府统治国家开始，武士即为“士、农、工、商“的四民之首，其后长达800余年的历史，就是武士阶级统治国家的时代，而武士��精神则是社会伦理的基本。

明治维新后，武士阶层虽然不复存在，但是武士道精神并没有消失，军人则从某种程度上继承了武士的地位。

1872年，明治政府颁布《全国募兵诏书》动员全体国民“以生命报效国家”。

1882年颁布《军人敕谕》，要求军人恪守“忠节、礼仪、武勇、信义、朴素”等武士道要义。

（日本陆军大学校被称为战犯的摇篮，战后被取消，原址上建立了东京都港区立青山中学）

1883年，在山县有朋等人的领导下，日本陆军成立陆军大学校，招收服役两年以上，28岁以下的步兵和骑兵少尉，以及服役一年以上，30岁以下的炮兵和工兵中尉。

陆大是一所精英学校，���取率只有10%，其毕业生在日后占据了日本军部的重要岗位。

明治时代，日本军队已有办中学的传统，随着陆大的成立，军队得以系统地培养一批从青少年起便沉浸在军事教学和训练中的职业军人。

这些职业军人具备武士道和理想主义精神，军事素质一流，但脱离社会的培训方式，让他们对世界、对社会、对政治缺乏合理的认知。

对日本帝国的精英军人来说，他们继承的是武士阶层的精神与责任，那就是恪尽职守效忠天皇，在他们看来，死亡只是尽忠职守的一种手段而已，没有完成责任所规定的任务，是比死亡更加可怕的事情。

在日后的对外侵略中，继承了武士道精神的日本精英军人成了罪魁祸首。

狂热的民族主义与爱国主义

明治维新是一个中央集权的改革，它重新树立了天皇绝对的权威，把分散的地方大名替换为由中央政府派出的地方政府，不断强化日本国民效忠天皇的信念。

通过宣扬神化天皇的“皇国史观”，日本国民被逐渐塑造为合格的“天皇臣民”。

在明治时代的日本课本中，楠木正成为后醍醐天皇尽忠的事迹被大为赞扬，将其“七生报国”的信念烙印到每一个日本国民的心中。

日后，这种信念成为了日本军队的理念。

（终其一生效忠后醍醐天皇的楠木正成，被视为忠君的典范，他雕像就树立在皇居外苑）

进入20世纪后，尤其是经历了甲午战争、日俄战争乃至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胜利，日本逐渐成为亚洲唯一的殖民主义帝国。

至此，日本已经不再满足于做西方的好学生了，它需要建立自己的殖民体系，划分自己的势力范围。

为此，它需要一个理论体系的支撑。

这时，日本军国主义者极力创造一种“皇国史观”，通过将神武天皇神话转变为一种意识形态，来树立日本民族的优异性，以及日本国家的特殊性。

在这种话语体系下，日本国民形成了一种对天皇的盲目崇拜，和对蔑视外界、妄自尊大的社会心态。

所谓八纮一宇的东亚新秩序，就是建立在这样一套说辞之上。可以说，正是这种意识形态，催生了近代日本国民的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心态。

军国主义者利用民众对天皇的崇拜，达到自己发动战争和控制国家的目的、在不断地对外征伐中，日本人不断用借口欺骗自己，把侵略行为塑造为具有正义性的圣战。

（1945年8月15日，昭和天皇玉音放送的时刻，在皇居外跪拜的民众）

日本的媒体在对外侵略中也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每一次日军的海外行动都能带动报纸销量的大幅提升，在大正时期敢于批评军费增加的媒体，在1930年代发生转向，化身为军部的喉舌，为日本对外战争鼓吹。

在战争年代，日本媒体与军部之间的关系非常密切，报社记者可以在军部机关自由活动，甚至被允许进入作战课。

在1931年9月和1937年7月这些重要的历史转折中，日本媒体上的声音，都是军方想要听到的声音 —— 是中国人的挑衅造成了日本军队的反击。

国家利益至上的原则，让媒体失去了独立和冷静的态度，成为鼓吹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的旗手，异化了日本国民的心态，鼓动了发动战争的民意。

（日本报刊销量与对外战争【来源：NHK纪录片《日本为何通向战争之路》】）

在太平洋战争之前，日本已经通过长期的教育和宣传，把国民培养成为一种极端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的产物。

在军国主义者富有煽动性的鼓吹下，在爱国主义的驱使下，日本人陷入了一种近乎癫狂的集体意识之中。

这时，少数具备冷静头脑，能够独立思考的人无法改变现状，只能任由整个国家走上战争这条万劫不复的道路。

从结果的角度看来，日本以“文明开化”为目的的社会启蒙运动彻底的失败了。它创造的，不是具备民主和自我意识的国民，而是基于皇道和武士道的臣民；它建设的，不是一个文明而自强的国家，而是充斥着征服与奴役的帝国。

从极左到极右的社会思想

至1920年代，日本的资本主义发展业已成型，社会各阶层都不可避免地卷入工业化体系之中。随着城市规模不断扩大，农业人口逐渐减少，传统零散的小农经济无法跟上工业化发展的脚步，农产品出现减产。

1918年，日本政府为对外征战，大幅征收大米，米价随之上涨，引发资本家和地主囤积大米。1918年8月，日本市场上的大米价格较一年前翻了三倍，平民家庭开始出现无米可用的情况。米荒的蔓延导致了社会不满，引发了米骚动。至9月中旬，日本共38座城市，153个乡镇和177个村庄爆发超过623起骚乱，参与者逾200万人。

（神户的铃木商店在米骚动中被烧毁）

资本主义的发展和阶层流动导致社会不公的加剧，人们开始怀念明治时期生活的美好与富足。在这种情况下，倡导社会公正的左翼势力抬头。

1925年，随着成人普选法案的通过，日本涌现了大量社会主义政党。1928年，早年由安部矶雄组建的社会民主党在议会选举中赢得了4个席位，并向国会提交了一份号召将基础产业收归国有、进行土地改革和建设福利社会的纲领。

左翼势力强烈要求改变现状，其中代表人物是国家社会主义者北一辉。

1906年，时年23岁的北一辉就自费出版了《国体论与纯正社会主义》，这本书后来成为日本军国主义对外扩张的纲领性文件。

在这本书中，北一辉披露了底层社会的困苦与财阀官僚的奸佞，呼吁天皇帮助底层人民完成社会主义大变革，实现“土地和生产机构的公有”，实现“社会的共产制”。

这本书一经出版便被查禁，北一辉本人也流亡中国。在中国期间，他与黄兴和宋教仁等人相识，并结下友谊，他曾为中国革命奔走，后隐居在上海，写出了《国家改造法案大纲》一书。

在这本书中，北一辉系统阐述了他的政治观点和行动纲领，他呼吁举行军事政变，取消宪法，进行为期三年的戒严管制，期间成立一个由军队领导的政府，把政党和政客们扫地出门。

同时，他鼓吹国有化和土地改革，将土地分给贫困的农民，以此“消除那些天皇和他的子民们分离的障碍”。

他认为，如果能够做到这些，日本必将完成促进亚洲其他地区文明化的崇高使命。这时，北一辉的思想已经具备了十足的军国主义和法西斯特征。

（北一辉）

北一辉并不相信渐进的社会改造，而是寄希望于发动底层，进行激烈的革命。

他把对外侵略美化为“文明化”，视之为作为“先进国家”的日本的历史使命，这些观点在日本军队的下层军官中引起共鸣，使之成为“皇道派”的理论领袖。

1936年2月26日，一群信奉北一辉观念的军官发动叛乱，提出“为了唤醒日本民众，成就一次昭和复兴”的口号。

叛乱士兵占领了东京的重要地点，刺杀多名军政大臣，制造了震惊世界的“二二六事变”。

叛乱最终被镇压，北一辉也在随后的审判中被判处死刑。

北一辉虽然死了，但是造就他思想的土壤还在。

1920年代和北一辉一起建立法西斯社团犹存社的大川周明，曾在1916年的文章中宣称，“大日本帝国是上天所派下来的新世界的领导者”，日本对于东亚人民有着义不容辞的义务，就是“救治那些饱受西欧民族虐待下的人们，决不代替西欧民族奴役他们”，“复兴亚细亚之战士又必须是改造日本之战士。”

1943年，大川周明出版了著名的法西斯理论书籍《大东亚秩序建设》，提出了“东西方对抗”的理论，为战争、侵略和扩张寻求理论依据。

（大川周明是东京审判中唯一一名平民被告）

明治维新并不是一场现代化的变革，它是日本在帝国主义时代寻求自保的一种手段，从一开始就注定了对外侵略与扩张的结果。

甲午战争和日俄战争胜利的经验让日本人坚信，大和民族是一个更加优秀的民族，这进步一刺激了本就兴旺的民族主义与军国主义的气焰。

在这种非理性的心态下，日本人坚信，虽然因先天的地理因素，日本的综合国力无法与美国相提并论，但是倘若拥有能够抗衡美国的资源，那么凭借强大的精神力量，他们能够战胜任何对手。

孤注一掷的搏斗，即使失败也要像樱花一样灿烂地陨落，这就是日本人的战斗精神，凭此精神，他们相信自己的国家必将获胜。

▍日本的政治

政治构架是日本发动战争的制度保障。军人对武士阶层社会地位的继承，让这个群体自视甚高，强烈希望在关系到国家的前途与命运的问题上拥有发言权 —— 他们的确做到了，因为政治规则允许。

日本是典型的军国主义和非典型的法西斯主义国家，它没有阿道夫.希特勒和贝尼托.墨索里尼式的人物，即便是头号战犯东条英机，也在马里亚纳战役失败后辞职 —— 你能够想象希特勒因为一次战役的失败而辞职吗？

并非野心家的独裁，而是独立于政府存在的军部，使得日本得以发动这场战争。

军人当政，畸化了日本的内政与外交，让战前的和平努力都化作了泡影。

从中日战争到太平洋战争，是明治时代遗留下来的政治隐患的集中爆发。

军部独大

明治维新重构了日本的国家权力，幕府时代割据地方的武装势力被直属于天皇的中央军队取代。

1878年，在山县有朋等人的领导下，日本军队以普鲁士为模板，建立了直属于天皇的陆海军参谋部，使军令权与军政权分离。其中军令权（即统帅权）包括战时动员和作战指挥等内容，归参谋部掌管；军政权包括训练和后勤等内容，归内阁主管。

（战前的日本政治构架，从中可以看出，军部系统是完全独立于政府组织的存在）

1930年，当被誉为“雄狮首相”的滨口雄幸力排众议，准备接受伦敦海军裁军会议的决议时，在野党即以干涉军部统帅权为由对政府进行大力抨击。

这一事件最终导致滨口雄幸被刺杀。

滨口雄幸的遇刺，和他强力推行裁军决议的所谓“统帅权干犯事件”，充分暴露了日本政治的混乱，以及政府对军队势力的无能为力。

（滨口雄幸遇刺）

由于权力架构的原因，政府缺少制衡军部的能力，但是军部大臣现役武官制的存在，却让军部可以肆无忌惮地干预政府行为。

所谓军部大臣现役武官制，就是指内阁中的陆军大臣和海军大臣必须由现役军人担任。

在这种情况下，只要军部对政府政策不满，就可以通过陆海军大臣辞职并不指派新大臣的方式使内阁垮台。

明治宪法是日本军国主义的重要法理依据，其“天皇统御陆海��”的条文，是军部独立于政府存在的基础。

1900年，在山县有朋执政期间，对政府陆军省和海军省制度进行了大幅度修改，确立这一制度，规定内阁成员中的海军和陆军大臣必须是现役的大将或中将，对天皇负责。

这一举措造成了军部的实际独立运作和对政府权力的钳制。

（山县有朋被认为是日本军国主义之父）

军部大臣现役武官制曾在1913��山本权兵卫内阁时期被废除，但“二二六事件”后，这一政策再次被恢复。

广田弘毅于“二二六”之后上台，但不到一年后，就由于军部对其不满而导致陆军大臣寺内寿一辞职，广田内阁随即倒台。

（“二二六事件”的诸多影响之一，就是扩大了军方在政治生活中的话语权）

另外一些军队利用军部大臣现役武官制影响政治的例子，比如1912年12月，西园寺公望内阁因拒绝陆军增设两个师团的要求，时任陆军大臣上原勇作辞职，导致内阁垮台。

1937年，宇垣一成因陆军不指派陆军大臣人选而组阁失败。

1940年，米内光政内阁因反对德意日三国同盟引发陆军不满，陆军大臣畑俊六辞职，内阁随即垮台。

恐怖政治与皇道派的失败

二十世纪初，针对国家发展与前途问题，日本军国主义者分裂出两个松散的政治派别 —— 皇道派与统制派。

其中皇道派信奉北一辉等人的政治理论，坚持只有以“暴力革命”打倒日本国内“资本财阀”，才能实现日本的富强和社会的正义。

在对外政策方面，皇道派视苏联为国家敌人。

而统制派则主张保持陆军中央机构稳定的统制，通过自上而下的合法手段进行国家改造，建立军部独裁，主张消除陆军内部的派系，主张进军南洋，夺取以英、美等国在东南亚的殖民地和石油资源，主张通过战争解决“中国问题”，对苏联持互不侵犯态度。

自滨口雄幸遇刺到“二二六事件”，在大半个1930年代，日本政坛陷入皇道派的“暴力变革”之中惶惶不可终日。

1931年10月，陆军军官右翼团体樱花会成员桥本欣五郎中佐试图发动政变未遂；

1932年2月9日和3月5日，右翼团体血盟团成员先后暗杀滨口内阁财务大臣井上准之助以及三井财阀总裁团琢磨；

1932年5月15日，九命年轻军官冲入首相官邸，枪杀了时任首相的犬养毅；

1936年2月26日，陆军第一师团的一千余名士兵发动兵变，杀害了大藏大臣高桥是清、前首相斋藤实以及军事教育总监渡边锭太郎。

随着恐怖政治的不断升级，政治生活始终处于死亡威胁之下，政治家逐渐将国家权力让位于军部统帅。

曾经在大正时代颇有建树的政党政治，在1930年代的恐怖面前败下阵来。

自犬养毅被刺后，政党政治家在日本的地位一落千丈，在1932年至1940年的八届内阁中，没有一位政党政治家出任首相职务，政党政治已经实质上让位于军队统治。

由于恐怖政治并没有解决腐败和社会不公等问题，反而加剧了政治动荡和社会不安，二二六事件后，这种形式的斗争不再受到民众的支持；政党政治家们显然希望社会能够回到法治的轨道上去；裕仁天皇也因为几位肱骨大臣的遇刺而愤怒不已。

因此，二二六的参与者遭到了前所未有的打压，参与事变的军官被判处死刑，持皇道派观念的高层则被调离拥有实权的岗位，皇道派就此式微。

（二二六事件的另一个后果是统制派的大获全胜）

随着统制派在军中独揽大权，日本发动全面对华入侵的可能性大增。

皇道派与统制派是日本军国主义道路上的持不同政见者，在日本需要通过殖民与扩张来变得强大这一点上，双方并无分歧；同样，双方也都不满西方主导的世界秩序。

1931年，正是皇道派的石原莞尔策划了满洲独立，使日本走上对外孤立的道路。 只是历史的诡吊在于，在1936年那个节点，皇道派相信，日本的扩张到伪满洲国已经足够，不需要冒着毫无意义的风险去和中国进行一场没有胜算的战争。

而统制派则坚信，必须要打通中国，直至东南亚，获取至关重要的战略资源，日本才有可能和西方各国平起平坐。

一方面，日本的政治完全被军部控制；另一方面，军部完全被统制派掌控。在这种情况下，中日战争无可避免地全面爆发了，此时，美国再也无法容忍日本对华盛顿体系日益嚣张的挑衅，决定要给予日本惩罚。

这种惩罚并不以战争为目的，但却最终把日本的航空母舰引向珍珠港。

▍日本的孤立

“这不是和平，这是二十年休战。”1919年费迪南·福煦元帅评价凡尔赛和约。

英国历史学家泰勒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起源》一书中表达过这样的观点，二战的欧洲战场是一个自成一体的故事，只是偶尔受到远东地区的干扰。

因此在分析欧洲局势的时候，人们几乎可以忽略发生在遥远东方的战斗 —— 尽管在德国入侵波兰，英法对德宣战前，中国已经和日本打了好几年仗了。

但是这条规则的反推并不适用，如果我们不对一战后的世界体系进行分析，那么我们就无从得知太平洋战争发起的原因。

无时无刻，西方的国际关系都对远东的一切产生着影响，日本这个一战前日不落帝国在远东最大的盟友，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战胜国，凡尔赛-华盛顿体系名义上的受益者，为什么最终会倒向轴心国，这是一个必须将目光放眼全球才能进行分析的问题。

日本对凡尔赛-华盛顿体系的破坏

日本并非一开始就是国际秩序的挑战者。它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亚洲唯一得以和西方列强并驾齐驱的强国。在华盛顿会议中，日本与美英并列，是海军裁军协议中被公认的三个首要的海军强国之一。

在另一项重要的条约 —— 九国公约中，日本也与美国、英国、法国、意大利、比利时、荷兰、葡萄牙一起，与中国确立了在华合作的国际框架，即尊重中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坚持机会均等原则，为中国的稳定和发展创造条件。

同时，日本与中国签署了《中日解决山东悬案条约》，放弃了《凡尔赛合约》中获得的在山东的特权，并撤回驻军。

（日本在华盛顿会议中签署了海军裁军协议）

遵守国际秩序的游戏规则让日本成为一战后最有影响力的亚洲国家，但这种情况并不符合所有人的心意。

对于日本的民族主义者来说，退出中国山东意味着把到���的果实交了出去，战后的裁军协议也不符合军队的胃口，对这些人来说，遵守由西方人制定的规则，是对日本利益的放弃。

这种情况在中国国民政府统一后显得尤为严重，固守军国主义理念的日本人相信，他们在中国的利益正在受到威胁。

但在1910至1920年代，稳定的国际环境和快速的经济发展掩盖了部分问题。

在大正天皇时代，政治家们掌控了国家，削弱了军国主义的崛起势头。其中的标志性事件就是军部大臣现役武官制被暂时废除。

1913年，山本权兵卫内阁制定政策，规定编入预备役或退役武官也有资格出任陆军和海军大臣。1918年，原敬内阁正式组建，原敬作为日本首位没有持有爵位的首相，打破了内阁制实施以来的藩阀政治，政党政治逐渐步入正轨。

历史上将这一时期称为大正民主时代。

（原敬组阁成功，标志着政党政治确立）

1929年的大萧条打破了大正民主时期的良好局面，让处于被压制地位的军国主义有了可乘之机。当时，日本政府和其他主要资本主义国家一样，以货币手段应对经济危机。削减货币流通导致贸易的衰退和出口的减少，购买力的下降和失业浪潮随之而来。

根据当时的主流经济学理论，这种现象是应对危机的必须，但受到冲击的民众没有等待经济复苏的耐心，反对政府的声音立刻鼓噪了起来。

在大正民主时代隐忍不发的反政府力量抓住了机会，他们宣称，政治家们漠视劳动者和国家的利益，无法带领日本走出危机，是时候选择另一条道路了。

1929年，当滨口雄幸内阁决定以高汇率回归金本位时，立刻获得了漠视民生疾苦的骂名。

这种舆论逐渐发酵，终于在1930年爆发。当滨口首相批准了伦敦裁军协议后的一个月后，他被佐乡屋留雄刺杀。

正如前文所述，1930年代，日本政坛充满了恐怖主义的气氛，政治家们成为了不受欢迎的人，先后有多名持国际主义观点的政治家和企业家被刺杀。

在这种政治气氛下，政治与商业精英选择了退缩和沉默，这助涨了军队势力和右翼知识分子“重建国家”的气焰。

1931年，接替滨口雄幸担任首相的若槻礼次郞坚持依赖国际合作的政治路线，遭到了政友会的激烈抨击。若槻的政治路线被认为是“软脚外交”，无法根本解决“满蒙问题”。

（1931年9月18日，日本关东军破坏南满铁路，制造事变，最终占领了中国东北。从此，日本告别国际体系，走上一条对外侵略的道路。）

在这种政治气氛下，1931年9月18日，关东军在中国东北独走，石原莞尔和板恒征四郎等军官擅自发动对华军事行动，并在随后半年的时间里，无视日本政府“防止事态扩大”的明确指示和国际舆论压力，制造了“满洲独立”的事实。

伪满洲国的成立将日本推向了既有的国际秩序的对立面，因此而退出国联。

但当时列强都处于大萧条的内外交困之中，无力为中国提供实质性帮助；华盛顿体系的框架也缺乏相应的制约机制，以对此进行反制。除了谴责，国际社会对日本的侵略行为毫无办法。

1931年，日本侵占中国东北；1935年，意大利入侵埃塞俄比亚；1936年，德国军队进入莱茵非军事区；1937年，日本全面入侵中国。

以上事实让一战后的国际秩序化为泡影，凡尔赛-华盛顿体系完全失控了。

多米诺的第一张牌

第二次世界大战，在各个国家拉开阵势开始打仗前，有两场特别奇怪的战争。

其中之一就是1939年英法对德的“宣而不战”；

另外一个，则是中国与日本从1937年就开始的“战而不宣”。

如果我们要追溯太平洋战争起源的话，那么我们就必须至少向前追溯到中日之间纠结的历史，因为正是这场战而不宣的中日战争，直接决定了太平洋战争的爆发。

中日战争的初期双方都不宣战，就是体现了交战双方从各自的角度出发，对国际社会反应的敏感。

不宣战对双方都有好处，所以这场战争就一直处于奇怪的战而不宣的状态。这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国际社会对中国和日本的影响都是非常巨大的，在那个时代，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希望孤立于世界体系之外，即便是总是做出错误选择的日本也是如此。

（中日战争导致了日本的孤立）

太平洋战争是由中国与日本的战争演变而来的多国对抗。

1931年9月18日，当一小撮日本关东军士兵与中国军人在奉天城外发生冲突时，最具想象力的人也不会把这一事件看做推倒多米诺骨牌的第一步 —— 但它恰恰就是。

十年后，1941年12月7日，日本帝国联合舰队突然袭击了珍珠港，拉开了太平洋战争的序幕。

最终，一个远东国家与另一个远东国家之间的战争，引发了日本与美国、中国、英国、荷兰以及最后参战的苏联的联合力量的对抗。

日本的政治家和外交家们，眼睁睁地看着国家被军队拖入万劫不复的深渊，却毫无办法。

从1931年到1941年，这十年间的战争，是直到今天中日两国都无法摆脱的一切历史纠结的渊源，这是一场决定了今天中国和日本面貌的战争，也是一场重塑东亚乃至世界面貌的战争。

九一八

1931年，大萧条正在削弱世界主要经济强国的实力，同时引发了日本国民对政客的普遍不满。

在这种情况下，自从华盛顿会议以来就对国际体系不满，认为其原则削弱了日本在华利益的那些阴谋家们，开始了自己的行动。

（板恒征四郎）

在中国东北，以石原莞尔和板恒征四郎为首的一群关东军军官相信，行动的时机已经到来。

在他们看来，只要日本还坚持在华盛顿体系下行动，就不可能维护日本在华的特殊利益，他们试图寻找的，是一劳永逸地巩固日本势力范围的方式。

关东军的军官们完全了解东京的政府会反对他们生事，但他们相信日本民众会支持他们的行动，只要放手去做，政府只有接受既成事实一条路可选。

1931年9月18日晚间，板恒征四郎把参谋本部派来制止关东军做出过激行动的建川美次少将灌醉，于当晚10点使用事先埋好的炸弹破坏了南满铁路。

这次爆炸是如此的轻微，以至于之后的火车不受影响地安然通过；但这次爆炸的影响却是非凡的，它决定了中日两国的近代历史。

爆炸发生后，关东军以此为借口开始向中国军队发起进攻。

（石原莞尔）

在日本国内，���花会成员桥本欣五郎中佐试图呼应关东军行动的政变失败了。

在中国的行动却取得了意想不到的成功。

出于保存实力或者其他什么原因，张学良没有发起保护自己势力范围的战争，把东北拱手让给了日本人。

半年后，1932年3月1日，关东军拥立清朝末代皇帝溥仪为“满洲国”皇帝，在中国东北建立了一个在日本人控制下的傀儡国家。

退出国联

关东军在东北的独走让开始就反对这一行动的日本政府处于十分被动的局面。

一方面，为了应对随之而来的国际压力，他们必须为这个本不是自己责任的烂摊子找到合理的说辞；另一方面，在国内本已不受欢迎的政治家们在面对狂热的民意时，不可能选择放弃关东军在中国取得的侵略成果。

当时，即便是最热忱的军国主义分子也不认为日本具有在国际上独立行事的可能。

在日本人的形容下，在中国的军事行动不但不是对华盛顿体系的破坏，反而是对中国破坏条约体系的惩罚，是维护华盛顿体系的努力。

在李顿调查团作出对日本非常不利的结果后，日本驻国联代表松冈洋右仍然以这样一套说辞来为关东军的行动进行辩护。

他以“警察行动”的名义为日本辩护，由于各国仍处于大萧条的谷底，外交解决“满洲事件”并非毫无希望。

1932年12月，松冈洋右与英国外相约翰·西蒙举行了一系列秘密磋商，西蒙提出了一个妥协方案，包括在不承认满洲国独立的前提下，以国际名义接管中国东北，任命日本人为顾问，协助管理东北地区等建议。

松冈认为，这是日本所能得到的最好结果，但却被外相内田康哉拒绝。日本内阁害怕妥协的结果激起民众的反对，错失了外交解决问题的最佳时机。

随后，在1933年1月，内阁又批准军部针对热河地区的军事行动。

这一举措让松冈洋右大为光火，他在国联的所有努力都化作了泡影。

随着日本对华军事行动的不断扩大，日本再也无法赢得其他国家的信任。

1933年2月24日，国联针对满洲事件的劝告案出台，措辞和内容远比李顿调查团的结论更加严厉。松冈在会议最后进行发言，承认日本无法接受这一决议，宣布退出国联。

（1933年2月24日，松冈洋右宣布日本退出国联）

退出国联是日本外交的一个巨大退步，是日本侵华带来的恶果。从这一刻起，日本脱离了把他们塑造为重要国际力量的世界政治体系，变得更加一意孤行。

同时，反观日本在1931至1933年的一系列外交举措可以看出，日本政府缺乏战略布局，对各种事件采取疲于应对的态度，而且明显误判了世界局势。

1930年代，是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的退潮时期，也是民族主义逐渐兴起的年代，日本人仍以旧时观点衡量世界，不知何故地乐观认为，中国政府一定能够接受日本的条件，列强也能够接受“满洲国”的既成事实，这是日本长达十年连续误判局面的起点。

双线外交

1933年至1936年，日本的政治家们努力弥补因侵华造成的外交孤立局面。

在1935年6月的一次外务省会议中，时任外务辅佐大臣的重光葵提出，联合中国国民政府，建立一个防共同盟的提法，希望可以弥合看似毫无希望的中日关系。与此同时，日本的外交官对波兰、比利时、荷兰展开外交攻势，希望这些国家能够与中日一起，共同签署一份防共协定。

就在日本外交官们紧锣密鼓地开展行动的同时，军部也在从事着外交活动。

在战前，日本军部的情报部门能够有效破译各国外交电文，这使他们对国际局势有着自己的一番判断。但由于独立运作的体制缘故，军部的情报并不与外务省相通，两套系统实际上是在同时进行着分头行动。当时，军部的主要精力放在了与纳粹德国结盟上面。

1936年初，外务省逐渐了解到军部的行动，他们试图采取措施，统一双方的外交路线。外务省提出，联合英国与德国，共同签订防共协定。可是出于担忧世界政治局面复杂化和分裂化的考虑，对此英国反映冷淡。

更为致命的是，英国和中国在与日本进行谈判的过程中，都发现了日本的外务省和军部行动不一致的行为。日本内部问题导致的双线外教使中国和英国进一步担忧，日本的外交不过是为他们军队行动提供的障眼法罢了。

因此，防共协定最终无疾而终。

（1936年11月25日，日德签署防共协定）

这时，唯有德国对日本表示兴趣。

1936年11月25日，日德单独签署了防共协定。

日本政府再次误判了形势，他们以为各国对共产主义的敌视足以化解他们对日德两国条约签署的敏感，但事实是各国对两个对外扩张迹象明显的国家结盟普遍表示不安。

防共协定，这一旨在令日本摆脱孤立的行动，却让它更加孤立了。

随着1937年7月中日战争的全面爆发，日本彻底成为了国际社会的孤家寡人，除了德国，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对它表示信任。

1940年9月27日，德日意三国同盟条约签署，轴心国正式成为事实，日本在四面楚歌的外交环境中努力寻找盟友，最终走向了法西斯同盟。

（1940年9月27日，德日意三国签署同盟条约）

这时，他们距离太平洋战争只有一步之遥了。

▍走向战争

1937年10月5日，美国总统罗斯福在芝加哥发表演说，向法西斯主义展示强硬姿态，号召自由世界的人民抵抗“那些正在制造国际无政府主义状态和不稳定局势的破坏条约的行为”。

（罗斯福发表演说）

这次演说在当时美国国内并没有取得良好的反响。

芝加哥是孤立主义的大本营，他的演说很快便遭遇了非干涉主义者的批评。

孤立主义是美国国父留给这个国家的一个政治遗产，要克服它去广泛而深入地参与国际政治，在1930年代，是任何一个政治家都做不到的，包括富兰克林·罗斯福本人。

促使美国告别孤立主义，走上世界警察岗位的，是1941年的日本海军联合舰队。零式战机在珍珠港投下的炸弹宣告了一个帝国的灭亡，也宣告了一个时代的崛起。

当我们回顾历史的时候，会发现事情往往并不像想象中那么简单。

从日本与纳粹德国结盟到珍珠港之间的一年多时间里，究竟发生了什么？

太平洋战争是完全无可避免的吗？

近卫内阁

为迫使日本停止侵略行为，美国逐步加大施加在日本身上的压力。

1939年7月27日，美国宣布废止自1895年开始的日美通商航海条约，随后进一步宣布禁止对日本出口机床和钢铁。由于日本经济严重依赖美国的原料和能源，美国对日本的经济制裁产生了显而易见的影响。

在压力之下，日本开始考虑如何应对。

1940年7月23日，近卫文麿在危难之际第二次出山组阁，面对日本深陷战争泥潭、内政混乱和外交孤立的现状，这位年轻的贵族试图力挽狂澜。

（试图力挽狂澜的近卫文麿）

1940年11月27日，近卫内阁任命与罗斯福总统拥有良好个人关系的野村吉三郎为日本驻美大使，这被看做是日本追求和平的表现。1941年初，野村在到任后随即开始与美国国务卿赫尔展开会谈。

野村的任务，是要求美国接受亚洲地区的既有事实，即承认日本的侵略行为。

即便面对欧战的巨大压力，这种想法对美国人来说也是完全不可能的。

赫尔提出，为改善太平洋国家关系，缓解东亚地区紧张的战争局势，恢复中日之间的和平，美国主张“领土完整、不干涉内政、商业机会均等以及和平改变现状”的四项原则。

这些原则要求日本必须从中国撤军，这是日本无法接受的。

美日之间的分歧十分巨大。

（为阻止战争爆发，赫尔和野村吉三郎进行了一系列交涉，但在当时情况下，外交手段能够取得的作用实在有限）

在日本国内，关于未来战略的分歧同样巨大。

1941年6月，德国启动巴巴罗萨计划，开始了对苏联的闪电入侵。战役初期，德军势如破竹，攻破莫斯科看来只是时间问题。

欧洲战场的变化迫使日本人开始思考他们的战略。

陆军认为，自日俄战争以来，一劳永逸地解决北方问题的时机终于到来了，以满洲为跳板，入侵西伯利亚，和德国东西呼应击败苏联，是日本最好的选择。

海军则认为，南下南洋，夺取欧洲诸国在东南亚的殖民地，占领拥有大量石油、橡胶和稀有金属资源的土地，是缺少战略资源的日本的当务之急。

与此同时，仍然有政治家寄希望于通过外交手段解决问题。

1941年7月2日，近卫内阁在御前会议上通过了“基本国策纲要”，该文件要求日本“不管世界形势如何变化”都要“建立大东亚共荣圈”，海军和陆军要同时做好南下和北进的准备，究竟是采取哪种策略，“具体事项按实际情况进行商榷”。

总体而言，这份被称为“国策纲要”的文件毫无新意，也没有做出任何决定。

在这之后，陆军和海军都开始按照自己的战略准备战争。

7月13日，陆军展开了以苏联为目标的关东军特种演习，以应对预计于9月1日开始的日苏之战。但这一行动引起了海军和政府方面的反弹。

由于苏联在东北亚留存的兵力远超日本方面的预期，德国的进展也没有起先那么迅速，陆军在作战目标上也发生了转移。

在此之前的7月3日，陆军批准了一项关于进军法属印度支那的作战计划。

在7月中旬，由于对苏作战的吸引力锐减，这项南下的方针得到了更加坚决的执行。

与此同时，为争取美国的支持，近卫文麿决定替换掉外相松冈洋右，后者因为是轴心国条约的缔造者而在华盛顿不受欢迎。为保全松冈的面子，近卫内阁选择集体辞职而后重新组阁。7月16日，新的近卫内阁组成，担任外相的是丰田贞次郎海军大将。

但这一任命并未打消美方的疑虑，相比人事任命，行动更能说明问题。

日本向法属印度支那前进的脚步，即将触发美国最严厉的警告。

（日军侵略法属印度支那的行动，促使美国做出全面石油禁运的决定）

7月14日，日本方面向维希政权（当时的法国政府）发出照会，要求对方允许日军拥有在南印度支那驻军的权利。7月19日，新上任的丰田外相给法国方面下达了7月23日的最后期限，但不等法方回应，日军便悍然发动入侵。

维希政权于7月23日接受了日本的要求，于是，日军在7月30日前，完成了对法属印度支那的“和平”占领。

7月21日，美国副国务卿萨姆纳·威尔斯警告日本，占领印度支那的行动与美日谈判是相抵触的，但这并没有阻止日军前进步伐。

美方对日本不顾警告的侵略行为反应激烈，7月25日，美国政府下令冻结日本资产，随后，英国、荷兰、新西兰和菲律宾等国跟进。

丰田外相还在幻想着重启华盛顿谈判，调整外交关系。而日本军方则相信，只要止步于此，美国人就不会有进一步的行动。

日本人再次吃到了自己自以为是的苦头。

7月25日后，美国实际上已经开始了对日本的石油禁运。石油禁运对日本是决定性的打击。

事已至此，近卫文麿不得不承认，“我们离大战只有一步之遥”。

东条内阁

石油禁运和随后美英《大西洋宪章》的发表，把日本逼到了一个角落。

前者让日本的战略储备出现了极大危机，当时日本的石油只够他们的战争机器继续运转不到两年；

这种压力迫使他们不得不将视线从北方彻底转向拥有石油资源的南洋，而那里正是美国（菲律宾）、英国（新加坡和香港）与荷兰（荷属东印度）的地盘，加上中国，要打破这ABCD四国（美英中荷）联盟，必然要与美国一战；

后者给予日本的是一种心理上的影响，他们把这看做是美英企图统治世界的野心的象征。

（《大西洋宪章》被日本视为美英企图称霸世界的宣言）

近卫文麿为了和平的最后一搏，是试图与美国总统罗斯福举行一场私人会谈。

罗斯福本人对此很感兴趣，但是国务卿赫尔劝告他，除非日本在原则问题上做出���步承诺，否则会谈毫无必要。

美国与日本举行高层峰会将对美国周围的盟友造成不良的印象，尤其是中国。

罗斯福不愿意冒着毫无建树的风险去做一次费力不讨好的尝试，近卫也无法提供日本能够退让的承诺，这种分歧这次会谈没有成行。

与中国的战争让近卫文麿陷入了进退维谷的境地。

他坚信日本无法取得与美国进行的战争的胜利，但因为军部不可能在中国撤军的问题上做出让步，他也无法与美国人取得外交上的进展。

1941年10月14日，陆相东条英机在内阁会议上慷慨陈词，坚决反对日本从中国撤出部队，坚决反对日本的战争成果付诸东流，坚决反对东亚局势回到20年前的局面。东条说，这样会让国家成为“满洲事变前的小日本”。

10月16日，无可奈何的近卫文麿内阁集体辞职，10月17日，东条英机上台组阁，东条本人一人兼任首相、陆相和内务大臣三职；

在外界看来，这就是日本的战争内阁，剩下的，就是战争何时打响的问题了。

（1941年10月17日，东条英机组阁）

但事实并不是这么简单。

就在东条英机上台前夜，内大臣木户幸一向他传达了天皇的期待，“希望能从零开始，把不开战作为既定路线，探讨所有的可能性”。作为一名职业官僚，东条很快转变了角色，把代表陆军利益，转向了代表国家利益。

东条本人知道，能够避免与美国开战的最后机会就在自己的手中。

他拒绝了陆军关于任命松冈洋右为外相的提议，以新内阁全力支持与美国进行谈判的承诺，邀请到老牌外交家东乡茂德出山。同时，东条本人兼任陆军大臣和内务大臣，一方面是为了控制陆军，另一方面为控制警察部队，防止与美国达成协议后，国内出现失控局面。

11月1日，东条内阁举行了一次长达16个小时的会议，商讨最终的政策问题。摆在他么面前的有三个选项：或者与美国合作，或者发动战争，或者谈判与备战同时进行。

内阁中只有外相东乡茂德和藏相贺屋兴宣支持第一个选择。

东条称天皇不同意第二个选项，因此他认为最好的办法还是选择第三个选项。

而两个参谋总长杉山元大将和永野修身大将都认为，谈判已经被证明是无效的，开战是唯一的办法。

这次会议最终做出决定，以11月30日午夜为最后时限，如果在此之前仍然无法达成外交协议，那么战争就将打响。

（东乡茂德在1941年11月为和平做了最后的努力，但为迷惑美方，东乡在战争决策已定的情况下，仍然命令继续谈判，这使他最终没有逃过成为甲级战犯的命运。）

为了与美国达成和平协议，在兼顾军部意见的前提下，东乡茂德给出了日本方面能够提出的最底线条件，即日军承诺不超出法属印度支那范围活动，日美双方在荷属东印度采取合作，美国恢复对日贸易，取消冻结资产和石油禁运，美方不阻挠日本和中国单独进行和平谈判。如果能够达成协议，日军承诺撤出法属印度支那。

11月26日，针对东乡茂德的提议，赫尔做出了美国方面的回应。

美国要求日本从中国和印度支那完全撤军；除蒋介石外，不承认任何中国政府或政权；在事实上废除德日意同盟条约。

11月27日，当这份提议到达东京时，东条英机内阁一片死寂。

东乡形容他被这份照会“梗住了喉咙”。

这份照会后来被日本人称作“赫尔通牒”，它宣布了战争的不可避免。

1941年11月26日，就在日本方面等待赫尔的回复的同时，日本联合舰队大部从单冠湾悄然驶出，跨越半个太平洋，向美国太平洋舰队驻扎地珍珠港驶去。

这支舰队悄然等待着谈判的结果，如果达成协议，他们就将回头。

（近景为1941年11月前往单冠湾集结瑞鹤号航空母舰）

12月2日，日本国会做出宣战决定，当天下午5点30份，舰队指挥官南云忠一收到“1208”和“攀登新高山”的开战指示；

随后，舰队进入无线电沉默，义无反顾地向着夏威夷群岛冲去。

为何而战？

即便包括最狂热的战争支持者，也少有日本人认为他们能够在即将开始的太平洋战争中取得大获全胜的结果。

他们只是寄希望于利用突击的优势，在战争初期取得足够的成果，从而为随后的长期战争奠定基础。

但他们没有规划出一条有可能结束战争的路线，对未来的把握并不依据实际，而是建立在自己的想象之中。

日本人曾经低估了国际社会对满洲事件的反应，曾经低估了中国人民抗击侵略的决心，如今，他们又低估了美国人反击的决心与能力。

这些误判一次比一次致命，最终成为军国主义自掘坟墓的良好注脚，长留于历史之中。

“为生存而战”，戳穿其看似堂皇的表面，内里不过是一个面子问题。

归根到底，帝国的尊严和战争带来的实惠让日本陆军无法放弃他们在过去十年间侵略而来的“成绩”。

这让他们在面对美国人给出的选择题“加入国际体系，或者与之战斗”时，只能给出唯一的答案。

日本政府在整个1930年代，为了应和民众的情绪，为了不与军部发生冲突，默许了关东军的独走，默许了对华事态的一步步扩大，默许了占领法属印度支那，最终默许出了一个太平洋战争。

日本帝国的军人们，拖着这个国家的所有子民一起，卷入了一场完全不可预知、完全不合逻辑的战争之中。

▍结语

当我们把历史连贯起来，这场从逻辑上看来不太合理的太平洋战争的爆发，也就显得顺理成章了。

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在甲午战争和日俄战争之后成为殖民国家一员的日本，其野心与国力一起膨胀了起来。军队不断地出现“下克上”的行为，1931年和1937年，关东军的独走让日本与中国的关系陷入了战争的泥潭，日本在国际体系中也陷入孤立。

面对国际压力，政治家和军人的反应完全不同，前者倾向于谈判与妥协，后者则试图用更大的武力冲突来重构秩序。

不幸的是，从明治维新以来，日本的国家体制导致政治家完全无法控制军队。

军部的任意妄为造成了日本的内外交困，一方面它从外部把整个日本国带离了既定的国际秩序轨道，另一方面，它也从内部摧毁了日本在大正天皇时期建立起来的脆弱的政党政治。

最终，军国主义带领日本走向了太平洋战争这场万劫不复的深渊。

（所谓大东亚共荣圈，不过是日本为掩盖其侵略罪行的说辞罢了）

无论是国家防御的说辞 —— 所谓“自存自卫”；还是八纮一宇的东亚新秩序 —— 所谓“大东亚共荣圈”，都已经被历史证明不过是日本为掩盖其战争罪行和军国野心的自说自话而已。

在发动太平洋战争的过程中，军人政治的短视与盲目一览无余。

这场从头到尾都没有一个统一战略思想的战争，不过是日本军人的应激反应，却给包括日本在内的所有亚太国家的人民带来了无尽的苦难；

直到今天，仍然具有鲜活的警示意义。

原文链接

[jekyll-hong]

《中国现代化的陷阱》摘录

对改革以后的中国，西方世界的看法很不一致。乐观者认为，在持续的经济改革推动下，中国国力不断增强，正在成为世界上的经济强国。持此论者所持的依据往往有二：一是以自己对中国北京、上海、广州、深圳等现代化城市的观感为依据；二是中国官方的统计数据与《人民日报》的报道。悲观者则认为中国社会矛盾丛生，弊病百出，中国政府如果没有能力改变现状，最后的结果是走向崩溃。

由于中国政府垄断了所有媒体，并将媒体的作用定义为“党的喉舌”。在信息不对称的情况下，即便是生活在中国的外国人，对这个庞大的国家也难窥其全豹。

中国政府乐于向世界展示每年的经济增长率以及几个亮丽的“现代化橱窗”，如上海、北京、广州、深圳等经济发达的城市。“经济增长”构成了政权合法性的基础，也成了不少乐于与中国政府在研究项目上合作的外国学者对中国的发展持乐观看法的依据。至于中国政府习惯性地对统计数据造假这一特点，却被这些学者出于一些利益考虑而被有意忽视。

中国政府学会了通过利益控制让国际社会形成对中国有利的舆论，一些学者在批评了中国政府后被拒发入境签证，不能进入中国，因而影响其学术生涯。这间接起了“引导舆论”的作用，尤其是一些研究中国的学者发现赞扬中国能够赢得中国政府好感，并从中国政府那里获取一些“材料”，而这是他们获得研究基金的必要条件，也是他们在学术界赢得地位的“资本”。于是在中国政府与这些学者之间形成了一种值得注意的“循环”：垄断了各种信息供给的中国政府是所有研究资料的权威提供者，而一些外国学者根据这些资 料所做的研究，不管与中国的现实有多大差距，又被中国政府有选择地登载在《参考消息》及其它各种介绍国外的中国研究的报导中。中国政府藉此向本国民众证明：中国经济建设的成就已为外国学者的学术研究所论证并认可！

中国部份经济学家对“改革”造成的严重分配不公了然于心，但出于利益驱动，他们竭力为这种“改革”作“学术”辩护。为此他们提出了一种“代价论”：要容忍腐败，用“体制外资源（金钱）来赎买体制内资源（权力）”。他们认为，通过这种方式就能促使中国经济尽快转轨。有几位著名的中国经济学家甚至公开提出“经济学家就是要与利益集团相结合”，最典型的代表人物就是与中国政府关系比较密切的香港大学张五常教授。

1998年以后，对“改革”的反思逐渐成为中国思想界的一种潮流。但这种潮流只持续了两年左右，从2000年开始，便受到政府日益严厉的打压，此后在国内的媒体上已得不到任何表达机会。

1989年发生的“六四”事件是中国改革的分水岭。“六四”以前中国政府的改革思维与“六四”以后有很大的不同：首先，“六四”以前的改革以“创新”为目的，政治上淘汰毛泽东思想的教条、经济上则改变计划经济体制；而“六四”以后则以“巩固、完善和深化”现行体制为目的，强调“稳定压倒一切”。“六四”以前多以港澳台、美日欧的成功经验为借鉴，对外界保持谦逊和开放的心态，表示要学习西方民主制度的长处；而“六四”以后则将前苏联和东欧的“失败教训”引以为戒，呈现自负、保守的特征，戒备并与美国为敌（实质是排斥以美国为代表的现代民主政治），理论上公然赞美威权体制，表示民主政治不适宜中国国情。

近年来中共努力造成这样一个现实：没有任何有组织的力量能取代中共统治中国，中共政权的灭亡必然会导致中国的崩溃。由此推出的逻辑结果就是：为了中国不陷于崩溃，就得容忍共产党通过“改革”达成的利益分配格局及在此基础上形成的“市场经济+极权政治”。国际社会也因此对中国采取了“绥靖政策”，要求中国改善人权，建立民主政治的呼声越来越弱。

中共的意识形态战略以丑化西方民主政治为核心内容：

在学校里加强对学生的思想教育，通过语文、历史、政治这三门课灌输给青少年许多政治谎言。

加强对媒体的控制。中国政府垄断了几乎所有媒体，迫使新闻从业人员自觉认同“党的喉舌”这一角色，也使有良知的知识精英没有任何舆论阵地可以依托。

对知识分子采取“收买”与“打压”并行的策略。自90 年代中期以来，中国政府用各种学术荣誉与物质利益为诱饵，将绝大多数知识精英纳入了体制内。对那些少数持批评态度的知识精英，采取各种打压措施，如规定各类媒体与出版社不准发表与出版这些人的文章及作品，让所在单位以各种理由将其开除或解聘。这种策略极其有效地消弥了当代知识精英的批判意识。

中国知识精英在80 年代最大的幻想是：中产阶级一旦成熟以后，就会要求政治上的民主权利。这一幻想至90 年代后期完全破灭。中共政权的政治策略是将经济精英与服从的知识精英纳入体制之内共享利益，并非建立新的民主政治。

其实，中国官僚阶层的危机感比中国的知识精英们要强烈得多，自90 年代以来，中国的“资本外逃”现象日趋严重，不少高官早已将搜刮来的财富存入外国银行，其亲属也已经在国外定居。据统计，中国每年因留学而产生的资金外流高达40多亿美元。

希望通过中共内部的权力更替来改变中国现在的危局，只是一厢情愿的想法。中国未来的前途只能依赖于人民本身的觉悟，以及他们的政治能力。

中国从1978年开始的经济改革，其形式是由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轨，其实质则是对社会资源重新配置，对各种利益关系重新调节。资本的原始积累从开始进行到基本结束，总共只用了将近20 年时间，其时间之短，积累速度之快，积累财富之多，在世界上都堪称绝无仅有。

至今为止，中国已有三代身份迥异的富翁：第一代是为当时社会体制所排斥的人，如出身于地主富农等“黑五类”家庭、或是劳改释放犯人。这些人为生计所迫，不得已干起了当时为社会所轻视的“个体户”；第二代则是80 年代中、前期“下海”的知识分子与技术工人，这些人凭借自身的一技之长，投身于市场；第三代富翁是1985 年推行“价格双轨制”后的“下海”者，这类人中有不少与政府官员沾亲带故，甚至本身就是政府官员。

第三代富翁的财产规模之大，积累速度之快，均非前两代富翁所能企及。因为他们能凭借权力瓜分“价格双轨制”下的巨大差价--仅 1988年，价格双轨制所产生的差价就达1000 亿元之巨。到1991年以后，这些人又凭借权力和已积累的资本介入“股份制改造”、“开发区圈地运动”，以世界罕见的速度积累了巨额财富。

西方国家成立股份制公司和中国的国有企业股份制改造，在原始动机上存在着一个根本性的差别：西方国家仅是将股份制作为筹集社会资金的一种手段，而中国政府则是将其视为改变国有企业经营机制的一大法宝。按照中国经济学家的构想，对国有企业进行“股份制改造”意味着企业的产权归股东所有，企业的经营发展与利润分配都在广大股东的监管之下；企业经理既要对上（董事会）负责，也要对下（职工）负责；因为企业职工通过持有公司股票这一形式成为企业的主人，自然会有归属感并加强对企业经营者的监督，这就可以迫使企业“建立自我发展和自我约束机制”，从根本上增强企业的活力。他们乐观地预言：经过“股份制改造”，国有企业的所有弊端必将消失。

最初，社会的反应比较冷淡。直到1990年，在深圳的股市中“炒”出了一批百万富翁后，许多人才痛感到失去了致富良机。在一片狂热中，民众只注意到股票那巨大的增值功能，很少去探究上市的股份公司究竟是如何获得效益的。同时，各地方的当权者受到启发，竞相争搞“股份制改造”，认为这样可以回避二级市场的风险，最低限度还可以通过只赚不赔的“原始股票”捞一把。至于被列为“改造对象”的国有企业是否能“改造”以及“改造”后该如何运作，这些都不是他们所考虑的。

从1991年下半年起，在各地政府或明或暗的支持下，各地的股份制企业以每年成百家的速度增长，所谓的“内部股票”一时泛滥成灾，四川还一度出现了一个以乐山为中心、遍及绵阳、德阳、自贡的“内部股票”交易市场。然而，这种不规范的“股份制改造”埋下了许多隐患：

大多数股份制企业只是“翻了个牌”，并未从低效运转的状态中解脱出来。这些国营企业搞“股份制改造”的真正目的并非是为了“重塑企业机制”，而是想通过发行股票筹集资金并藉此捞一把。

企业的股东们并未成为企业真正意义上的“主人”，他们关心的也不是企业的效益，而是股票在市场上转手之后可获得的差价。股东大会除了在制定分红方案时起有限的作用外，在选举企业的董事会成员方面并未享有应有的权力。董事会成员往往由公司的原经营班子和几个有关的政府部门官员组成，董事长、总经理也都由政府委派任命。

“股份制改革”这张所谓的“王牌”失灵，还有一个相当重要的外部原因，那就是中国大陆缺乏和“股份制”这种企业体制相适应的社会环境，尤其是没有股份制企业赖以生存和发展的法治环境。

中国的股票一级市场是“实践在先，法规在后”，总是在发现一些问题后才匆匆忙忙地出台相应的法规，这就给“内部人士”的寻租提供了大量可乘之机。股票二级市场也同样极不成熟，企业的进入和退出都没有完备的规范，加之政府对证券市场的违法行为监督不力，通过内幕消息或凭借资本实力操纵股市行情的事情时有发生。

“圈地运动”大体可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采用非市场化手段——行政划拨；第二阶段是非市场化手段和市场手段——行政划拨和土地有偿转让——相结合，但仍以前者为主。

深圳特区在全国各省市中，最早认识到土地的价值，于1987年率先在全国采取公开拍卖的方式，试行土地使用权有偿转让，使用期限为50年。

“圈地”首先于广东兴起。港资以深圳为基点，不断涌向珠海、汕头、广州以及整个珠江三角洲，各市、县纷纷建立“开发区”，仿效深圳搞土地使用权有偿转让，以此吸引外资。一时间，“开发区”遍及全国，台资投向厦门、福州；大连、天津、青岛则吸纳日本和南韩的资金。各地政府都将“引进外资”列为主要政绩。截至1993年3月，县级以上的开发区达6000多个，占地1.5万平方公里。

“圈地热”导致后果是土地供给总量严重失控、土地供给方式失调。所谓“供给总量失控”，不仅是指土地供给的绝对总量，更是指各地方在缺乏能力的情况下盲目划地，造成开发区的面积与开发能力很不相称的局面。所谓“供给方式失调”是指土地供给方式采用行政划拨，从而使权力进一步市场化，为不少人进行“权钱交易”提供了绝好的机会。

据房地产业内人士分析，中国房地产业的平均利润率在15%以上。中国的大富豪也异常集中在房地产领域。2002年，福布斯中国公布的100名富豪中，40多人涉足房地产业；前10名富豪中，7人有房地产业。与之相映成趣的是，福布斯全球富豪榜中，前500名富豪中只有30几人是地产商。

中国房地产业的暴利主要来自于如下五条渠道：

房地产商与政府官员勾结，使用各种“灰色手段”拿到土地。据业内人士透露，仅用于批地一项的贿赂成本就高达地价的30%左右，这在房地产业内早已不是什么秘密。

掠夺城市拆迁户的利益。房地产开发商在付出高额的“灰色交易成本”后，为了保持利润，只能“从羊身上拔毛”，其拔毛的方式之一就是想方设法降低拆迁成本。因各地主管拆迁的政府官员都是拆迁的隐蔽受益者，自然毫无例外地为房地产开发商撑腰。甚至有些房地产商在拆迁过程中收买黑恶势力介入，发生许多恶性事件。

掠夺农民赖以生存的土地。中国农民只有土地使用权而没有所有权，农村土地成了县、乡、村三级干部肆意支配的对象。

大量偷税漏税。多数房地产开发商向税务机关申报的是“微利”甚至“亏损”，而从房地产商那里获取利益的政府官员们对此睁只眼闭只眼，从不积极追查。

榨取购房者的财富。房地产开发商交付的房屋质量常常低于销售时的承诺，收取的各种附加费用更是多如牛毛。

中国政府大量出让土地本是为了积累建设资金，同时也是想通过此举促进城市居民住房的商品化，以改善住房条件。但是，由于土地“一级市场”实行的是供给双轨制，这意味着大部分土地是通过行政划拨流入的“二级市场”，没有多少收益。而有限的有偿转让部分，因缺乏公开的评估标准，使当权者在此过程中，为了居中牟利而压低地价，随意处置，导致收益大量流失。另外，虽然政府出让了很多土地，但民众的住房条件并没有得到多大的改善。房地产市场上，因大众化住宅（面向中低收入群体）无利可图，开发商纷纷建造豪华公寓和高级住宅，以高收入群体及富豪为销售对象。

目前，中国的房地产业的一个根本问题就是一次性支付的高房价与国民相对较低的工资收入。

始于1978年的经济改革，一直试图绕开“所有权”这个足以从根本上动摇人们对于“社会主义制度”信念的问题——因为“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本质特徵一直被理解为“生产资料公有”——但由于改革每深入一步，都要受到这一问题的困扰，中国政府和“奏折派”经济学家就发明了许多富有“中国特色”的词汇和方式，使社会资源非国有化。其用心之良苦，只有对中国意识形态领域斗争历史的残酷性有充份的了解，才能深切理解中国的经济学家们为什么要在“名”与“实”上煞费苦心。但是在社会纪律非常松驰的情况下，这一系列在“所有权”边缘所作的改革，都被一些掌握经济、政治权力的“内部人士”利用，寻租以牟取私利。

国有企业的“三座大山”是债务过重、企业办社会、冗员过多。这三大问题中，由于企业办社会和冗员问题牵涉到中国政府经常强调的所谓“安定团结”，并非是纯粹的经济问题。政府与企业之间互相埋怨：企业抱怨政府部门始终不肯给他们彻底松绑；政府则不断发布各种报告与统计数据，证明企业的毛病出在内部，与政府行为无关。 

所谓国有企业改革，有两个根本性的问题无论如何都回避不了。一是产权问题，二是企业的运行机制和外部环境是否相容的问题。

80年代，由于“老左派”的干扰，政府高层无论从理念上还是策略上都无法接受“私有化”这一提法。为此，理论界动足了脑筋，先是将“所有权”变为“产权”，“私营”变为“民营”，使“产权重组”这一举措避开“私有化”的恶名，免受攻击。

国有企业在产权关系上，名义上的“产权所有人”——人民——连自己到底拥有多少财产都说不清，更无从支配。其结果是国有资产的财产权利私人化和财产责任公有化。所谓“财产权利私有化”，是指企业的管理层对国有资产享有等同于支配私人财产的权利这一事实；而“财产责任公有化”是指不管是出于什么原因产生的亏损，企业管理层均可不负责任，而由国有资产的所有者——人民——来承担。这种既拥有支配财产权利却又无须承担财产风险的现象是中国国有企业病根所在！

国有企业运行机制和市场经济体制不相容的第一点在于：国有企业经理层所受到的约束不是来自市场，而是来自上级，即政府主管部门。在这种体制下，面对任用、考察厂长的方式和标准，厂长们必然要产生对上的依附性、服从性和被动性。企业搞得虽好，但可能得不到提拔，个人待遇也不会有大的改观。而苦心经营与上级领导的关系，即使把企业搞坏了，甚至弄得资不抵债，但位子照样坐，待遇照样拿。

国有企业运行机制和市场经济体制不相容的第二点表现在它缺乏资本经营的概念，在资金问题上和银行的关系不但无助于中国完善市场经济体制，还破坏了市场经济的游戏规则。不少国有企业长期以来在企业发展的问题上长期依赖国家拨款、给政策，缺乏资本经营的经验。实行“拨改贷”（企业资金由国家拨款改成由国有企业向国有银行借款）以后，许多国有企业的固定资产投资和流动资金几乎全部来源于银行贷款，这就造成了很多国有企业高达75%以上的负债率和极高的利息成本。这样，银行和企业之间就形成了一种恶性循环：企业需要银行借贷，而借贷的高利率加上借贷成本又使企业不堪重负，于是从拖欠贷款到逃废利息。银行的烂帐则不断增多，信贷资金周转率下降，削弱了银行的应急偿付能力，一旦触发挤兑风潮，就会导致金融风波。

据国有资产管理局调查，造成中国国有资产流失的原因，主要是中国目前处于新旧体制转轨时期，新的管理体制尚不完善，许多政策、法规还不健全和配套。流失的渠道则有下列多种：企业经营亏损和管理不善，造成国有资产流失；在进行中外合资、合作和股份制改造中，国有资产流失；资源性国有资产流失（主要指对各种矿产资源、森林、草场的乱砍滥伐和掠夺性开采）；境外国有资产流失（指境外国有资产管理者利用手中权利，采用转移资产、参予炒股票和期货等活动，侵占国有资产）。

1994年，国家审计署对煤炭、 电力、化工等行业的187户大中型国有企业的国有资产流失情况进行了调查，据测算，因企业身的原因造成的国有资产流失占流失总量的70～80%，手法有下列数种：

通过不提折旧和大修理基金，费用支出挂帐等方法，搞虚盈实亏，或通过虚列、多列成本，截留转移收入，搞虚亏实盈。

偷漏国家税收和私设“小金库”。

趁新旧制度转轨和产权变动之机，有意少计国家资本金，低估国有资产或低价出售国有土地使用权和房产等等。

在股份制改造中，对国有资产不评估或者低估国有资产的价值。

集体企业无偿占用国有资产导致国有资本累积性流失。

公开侵吞国有资产。

对外贸易中逾期货款不能收回，大量外汇滞留损失在外。

国有资产在担保中流失。

1949年中共建政之初，中国就面临着庞大的失业人口没有工作的问题，当时是采取低工资、多就业的方法，消化了大量过剩劳动力。但是长期以来，中国工人的工资构成并不包含医疗、养老、子女教育、住房等社会福利在内。在计划经济体制下，政府一直实行“低工资、低消费、高积累”的政策。从1952年到1978年，职工平均工资年均增长仅为0.38%，而积累率却由1952年的21.4%增长到1978年的36.5%，显而易见，国有资产的很大一部分是靠国企职工牺牲其消费与未来积累形成的。一旦国有企业开始改革，就面临着偿付职工退休金、医疗保健、住房补贴等历史债务问题。对这一问题，中国政府在90年代上半期还不敢公然采取完全放弃职工利益、让职工承担转轨成本的做法。但到了90 年代后期，随着国有企业的破产加速，中国政府的政策也开始改变，一方面有限度地承认社会失业现象存在，另一方面大刀阔斧地进行养老、医疗、住房等多项改革，让职工承担社会转轨的高昂成本。根据中国政府公布的数据，早在1996年6月底，中国已有76.9%的职工和94.7%的离退休人员参加了社会保险。但事实表明，社会保障体制的运作根本没有落到实处。许多个人账户只是一个名义账户，并没有资金，由此形成了一个行内人士称之为“空账”的现象。2004年，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理事长项怀诚公开提到：中国社会保险的个人帐户缺口保守估计，达到1万多亿。

中国当前的寻租活动主要集中在几个“点”上：权力的集中点；体制转换的交汇点；监督系统的乏力点；法律政策的滞后点；人、财、物需求的关节点。

轻视公德重视私人关系是中国传统人际关系的一个特点，“礼尚往来”这一诫律更是使人际关系中的利益交换具有一种道德含义，“法不责众”的心态一方面使人们在犯罪之时有了从众的心理基础，另一方面也使社会惩罚失去了应有的效果。

事实证明，腐败的泛滥使中国社会付出了昂贵的“成本”。首先，这种“成本”表现在对政府机能的侵蚀和对社会资源的巨大耗费上。各级政府都有人不遵守规章和法律，不惜牺牲国家和人民的利益以换取一己的私利。其次，这种“成本”还表现在意识形态方面，具体就是社会成员是非感的丧失，人们对种种利用职务和职权为己谋利的行为采取了惊人的宽容和默许。社会风气空前败坏，群体犯罪现象相当严重。

大规模的资本外逃，既有私营企业主担心中国大陆境内政治不稳定而将资本转移国外的，但其中更多的是腐败公职人员在从事“洗钱”，通过各种途径给自己贪污受贿的黑钱披上合法收入的外衣，以便公开挥霍和享受这些非法所得，并用来投资和增值。

资本外逃主要是通过下列几种途径：

非法直接汇出或将外汇非法带出国外，利用跨国经营中的到国外投资，对外贸易业务和补偿付款等经济活动伪造发票，以出售特权（如许可证和配额）或重大商业信息收受国外贿赂和回扣，并在国外开立私人帐户等。

低估出口发票或高估进口发票，提前结汇或推迟收汇，在公司内或关联企业间实行转移定价，在境外设立投资公司或注册贸易公司。

通过各种融资渠道进行资本外逃。

毛泽东时代强制社会成员遵守的社会主义奉献型经济伦理，到80年代中期就陷入土崩瓦解之中，并被一切围绕实利作取舍的价值判断标准取代。结果导致了社会严重混乱脱序的局面，不��社会成员连最起码的道德都丧失殆尽。这其实是经济改革和法制建设不同步的必然结果。中国政府在经济改革的同时，没有进行相应的政治法律制度的建设来规范人们的逐利行为，才导致如此混乱脱序的状态出现。

中国企业商业伦理关系中存在的主要问题有：

企业经营者对商业伦理的熟悉程度不够，对商业伦理规则处在低水平的自发遵循状态，对商业伦理的重要性的认识与对实际生活中非道德商业行为的高度容忍形成强烈反差。

经营者们期待诚信、公正、合乎人情的商业伦理关系，但是利益和现实功用的驱动往往使大家屈从于违反道德价值的现实。

良好的商业伦理体系为经营者所向往，但不良道德习气则被主要归咎为社会环境；经营者缺乏内在的道德自省，是企业经营中非道德现象蔓延的重要原因。

商业伦理规则的制度化不够。制定规则的主要推动者是企业的高级管理层与上级单位，缺乏对企业全体成员的道德诉求的整合，从而存在着将商业伦理规则作为某种工具性的管理手段，使其难以成为企业从业人员由衷接受的共守规则。

市场经济的道德秩序，主要是由经济伦理的第一层次——职业道德和经济信用构成，这两者构成了人们的行为准则，使人们的经济交往有了规范。

职业所固有的社会性质和地位，主要是指职业和职务集中地体现着社会关系的三大要素——责、权、利。“责”是指每种职业都意味着承担一定的社会责任；“权”是指每种职业都享有一定的社会权力；“利”是指每种职业都体现和处理着一定的利益关系。

职业道德是一种软性的行为规范，在经济伦理体系中居于第一个层次。作为“中坚”的道德规范，它本身受良心和社会成员个人素质的制约，同时又调节着人们的自我行为、人际关系和一切非法律关系的交往，是全体社会成员都需恪守的道德规范。在公务员之外所有的职业当中，以医生与教师这两大行业职业道德的败坏对社会影响最为恶劣。

中国计划经济的经济管理方式消失以后，它的两个基础仍然存在：第一，从中央政权到乡政权那庞大的党政部门和垄断性国有机构的组织架构并未解体，只是作了某些合并、或更换一些名称。这些机构拥有的可以随时插手日常经济活动的权力从未被取消或否定过。第二，党政干部和垄断型事业机构的员工依然享有相当高的政治社会地位。

政府或其他垄断型机构对经济活动广泛的行政性干预，表现为90年代行政管理与公共服务业的商业化趋势。“创收”成了屡屡见诸于官方文件的一个专门名词，普遍做法就是利用机构本身拥有的权力和机会来交换各种直接或间接的经济利益，诸如行政机构借故摊派、新闻媒体实行“有偿报道”、大专院校办“培训班”、中小学收“高价生”等等。在机关事业机构未相应缩编的情况下，这类活动可以在短期内有效地减轻财政负担，增加机关事业部门员工的收入，起到稳定官员队伍的作用。因此，中央政府对这一现象“睁只眼闭只眼”，从未认真禁止。

到80年代后期与90年代上半期，中国已出现了严重的经济信用失常。其中最有代表性的三种行为是：一、经济合同失效。典型的表现是中国企业之间互相拖欠贷款或服务费（俗称“三角债”）的现象越来越严重。二、假冒伪劣商品越来越多，充斥全国市场。三、企业的财务报表弄虚作假越来越严重，且与会计师事务所审计时的弄虚作假互为表里。

大量事实表明，中国目前在经济交往中发生的硬性违约，并不完全是企业生产经营不景气或自身资金紧缺而造成的硬性拖欠，从而使经济合同成为一纸空文。许多经济主体在成立之日开始，就有意设置陷阱，利用欺诈手段和另一方进行经济交往，一旦骗子面目败露，这些人就会卷款潜逃，隐匿踪迹，根本没有想到日后承担义务、履行合同的问题。

商业欺诈行为在中国目前广泛存在的原因，根源在于当代中国信用观念缺乏：既缺乏传统的道德范畴的“信用”，又缺乏现代法律意义上的契约意识。加之众多社会管理者政治道德不彰，肆意伸张个人利益，从而导致不少人把坑蒙拐骗看作是市场经济的交易谋略，认为市场经济就是骗子经济，可以自由行骗，不讲信用。更令人深思的是一些地方政府当被骗者上门求告时，对本地的经济信用失常行为不是进行制裁，而是采取放纵的态度，深层意识里甚至认为拖欠有理，拖欠有利，拖欠出效益，有的还对失信者采取保护政策。

在经济信用失常和大量经济行为失范现象的背后，起深层次作用的是所谓“地方保护主义”。1996年1月，国家经贸委主任、全国打假办主任徐鹏程接受《中国质量报》记者采访时就谈到，地方保护主义成为严重影响“打假”的一个深层次问题。有些地方“上动下不动”，对本地发生的销售假冒伪劣商品违法行为不管不问，甚至纵容包庇；“打假”打外不打内，涉及外地的案件查的多，对本地的案件不查或者敷衍塞责，避重就轻；对外地到当地查办的案件故意推诿刁难，制造种种障碍。有的地方由于有地方保护主义作后台，制假售假违法者气焰嚣张，暴力抗拒执法。有些传媒甚至引经据典地论证，国际上某些地区、某国在经济起飞时期，是如何依赖大规模制假售假积累了资金，才有了后来的发达兴旺。这种思想上的误导，无异于对经济信用失常行为加以鼓励。

中国政府本身就是一个虚假信息的制造者与提供者，统计数据造假与“为维护党与政府形象”而制造假新闻均算得上举世闻名，不少政府官员更是具有两面人格的人物，在公开场合说假话已经成为官员人格的一部分。兼具政府机构功能与民间组织代表这二重角色的行业协会本身就需要在不同的场合代表不同的利益主体，必须能够轻松自如的随时进行角色转换。在这种情况下诞生的信用中介机构如会计师事务所等，既缺乏信用观念，又缺乏外在的信用压力，违规做假账已经成为公开的秘密。一些客户为了达到他们的目的，迫使会计师事务所造假，如果会计师不协助客户造假，就有可能失去业务。

在市场经济发达的西方国家里，经济信用从来就被放置在很高的位置，这一点有其深厚的文化根源。如休谟认为，人类社会之所以能生存，就是靠了三条自然律：一是对私人财产占有的尊重；二是对财产占有者转让财产的社会公认；三是承诺的兑现。

1978年中国开始改革时，面临的最大问题其实就是发展战略的选择。应该说，中国当时（甚至在现时某些决策者的头脑中）还错误地将经济上单纯的数量增长看作是“发展”。其实比较一下西方国家的经济发展战略理论，就可以看出在发达国家的经济学理论里，经济增长和发展从来就是一个内涵不同的概念：增长是一个经济单纯的数量增长的经济过程，而发展则是随着产品的增长，包括收入分配、经济结构、经济体制及社会制度变化在内的复合的社会发展过程。

中国改革开放初期选择发展战略的社会心理基础：以效率优先为基础的“先增长，后分配”的经济增长战略。这种模式本是西方的传统战略，其伦理依据是：在经济增长初期，收入分配不公平有利于资本形成和经济增长，以收入悬殊为激励机制的利润最大化是最终目标，为达到这一目标，可以付出社会、政治、文化等方面的巨大代价。至于经济增长的好处，可以通过“涓滴效应”慢慢流入下层贫苦阶层。也就是说，“先增长”，把“蛋糕”做大一点，再来谈分配，一些社会问题自会获得改善。

上述战略理论在发展中国家实践的最坏典型以南美的巴西、墨西哥为代表，引发了一系列灾难性的后果，被称为“没有发展的增长”，一些国家已进行战略调整，转向注重公平优先的发展模式。当时中国在计划经济体制下，人们己习惯了那种“平均主义”造成的均等分配。为了唤起社会的活力，理论家们求助于利益机制，认为只有这样才能打破那种一潭死水般的局面。但没有想到的是：他们呼唤的“机会均等”没有到来，而由于机会不平等造成的经济不平等却以快得惊人的速度出现了。耐人寻味的是，面对这样不平等的社会现实，还有人强调目前中国的贫富差距并不大，认为分配不公的说法只是“根深蒂固的平均主义分配观至今仍然影响我们对新时期收入差距的看法”，“在很大的程度上是用平均主义眼光看问题”，对“把中国贫富差距过大，解决这一问题当成当务之急”，“当作主要矛盾对待”的看法“不敢苟同”。

持上述观点者犯了两个不应有的常识错误：一是对中国经济转轨时期的财富流向缺乏了解，忽视了公众对现实生活的实际感受；二是在谈论“公平”问题时却忽视了“公平原理”中最基本的要素，人们不是根据现在生活是否比以前好一点来衡量自己得利与否，而是根据一个人得到的利益与这个人对社会的贡献是否成正比，即所谓“既讲奉献也求收获”的原则。

令人不能忽视的是一部份人对目前这种不平等的反映，一方面是决策者们并没有试图通过立法来矫正这种不平等，理论界对这种不平等也甚少进行伦理追问；另一方面则是有人提倡通过“红卫兵运动”来“均贫富”。尤其是从90年代末起，中国民众对毛泽东与毛时代的怀念随着社会不平等的增长而与日俱增，毛泽东成了中国底层社会要求“平等”的一面旗帜。这对于研究中国的学者来说，无论如何都是一个不应被忽视的信号。

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显示，全国公款消费1980年为186亿元，1990年为741.2亿元，1993年则猛升至1283.5亿元，到1999年公款消费则高达 2000多亿。如果说在90年代中期以前，社会还对公款吃喝表示愤怒，那么到了90年代后期，无论是什么人，都已经不认为吃喝玩乐算腐败行为。一些纪检干部认为用公款吃喝以及接受他人请吃请喝并不是贪污腐败行为，并以此作为界定自己行为的分界线。

从1978年以来，中国一些有终极意义的社会价值目标己发生本质性的变化：

第一、“公”、“私”观念的畸变。

原来提倡的“集体主义精神”土崩瓦解，所谓“大公无私”、“先公后私”这一类道德要求原本就没有真正进入人的思想意识，被从形式上驱逐出去的“私欲”却以一种极端的形式外化成人们的行动。这一点尤其在政府和企业官员的行为上充份表现出来。

目前中国人在公有财产私有化上所持的是这样一种态度：拿的人认为，“公家”的，不拿白不拿；我拿公家的，关你什么事，有本事你也拿。其它人大都抱着另一种态度：那是“公家”的，又不是我个人的”，鲜有检举者。即便有个别检举者，一部分也是因为自己利益受损，而不是因为正义感的驱使。

这一世态的变化是与中国近半个世纪以来经济伦理的变化有直接关系。中共建政以后，对中国传统经济伦理彻底扬弃，在其新建立的经济伦理中，除了“按人口分馒头”这一思想确实深入人心之外——这一分配法则忽视人的能力差异，大大迎合了素质低下人群的弱者心理——其余所谓“大公无私”、“公而忘私”、“先公后私”这类社会主义理想经济伦理，虽然一直见诸于报刊等宣传材料上，但其实并未能真正深入人心。此外，还有一个不可忽视的原因：即当时中国民众除了少部份生活资料之外，没有私有财产的存在，政府亦对这种普遍贫穷状态从道德层面加以肯定。 

必须着重指出的是，不能忽视中国在上一世纪50年代通过政治暴力强制性地实行财产转移（在农村打土豪、分田地，在城市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将私人企业收归国有），实际上已将“把手伸进别人口袋里”这种隐性经济伦理合理化。这种隐性经济伦理观念在中国一直存在，水浒英雄名之为“替天行道”的“劫富济贫”，就是这种隐性经济伦理的一种表现和阐释，且被民间视为英雄美德，沉淀在民众心灵深处。鲁迅在“阿Q正传”里描写的阿Q对“革命”的理解，以及大跃进时期一些乡镇干部对共产主义的荒谬解释，就是流氓无产者意识对这种隐性经济伦理观念的一种粗鄙的直白式发挥。

只有充份了解在这种隐性经济伦理状态下的民众心理基础，才可能较好地理解这一事实：中国改革开放以来，所有权主体缺位的国有资产为权力阶层大肆掠夺的这一过程在中国基本上没有遇到文化上的反抗。不少人在自己没有能力加入瓜分国有资产行列的时候，可以痛骂腐败现象和腐败者，但一旦自己具有了参加瓜分的“资格”和能力，便也毫不犹豫地把手伸进“国有资产”这一只口袋里。国民自律精神如此之差，其原因就在于整个社会缺乏一种健全的公私观念。

第二、金钱至上和商品拜物观念的形成。

中国历代思想家几乎都对“财富”怀着一种深深的畏惧，商鞅、韩非等对后世有很大影响的思想家都提出了“富国不求足民”的思想，认为老百姓富足不仅不足以言治，反而对国家有害。于是中国在鼓励老百姓“安贫乐道”方面形成了一整套道德信条，这种对财富的鄙视到了毛泽东时代被发挥到了极致，外化到政治上就是极端轻视经济活动，过份强调政治教化。到了毛泽东的晚年，这种思想发展成了他的两个重要观点：“穷则革命富则修”和“越穷越革命”。

物质贫乏的民族对财富的梦想也是贫乏的。在改革开放以前，中国人无论是对富裕本身的理解，还是对富裕的向往，都很原始。就在提出“允许一部份人先富起来”的口号以后的两三年中，大多数中国人还都不知道百年难得一见的致富机遇已经悄悄来到面前。“万元户”的出现，对中国社会产生了强烈的冲击，唤醒了人们被压抑已久的物质欲望。十几亿处于长期贫穷状态中的人，其物质欲望一旦释放出来，就形成了一种前所未有的金钱饥渴感，那种在政治压力下被迫退缩回意识深处的“常识理性”，一旦没有了外在约束，就以极快的速度膨胀起来。追逐金钱的活动，在中国从未形成这样一种全民参予、铺天盖地、势头汹汹的潮流；而对金钱意义的张扬，也从来没有达到这样一种藐视任何道德法则的地步。

随着商品拜物观念渗透中国社会各阶层的意识深处，教养、文化程度大不相同的社会各阶层，在追求金钱的过程中，其行为方式在本质上竟没有多大的差别。在富裕的珠江三角洲和深圳特区原农村，不时可以看到一些富裕却无所事事的农民在游荡。用当地人自己的话来形容，这些人是“三不象”：没田种，不象农民；没有一技之长也不从事某一职业谋生，不象工人；生活上保持浓厚的农村色彩，不象城市居民。他们的生活方式构成了这些富裕地区的一大“景观”：富有却无所事事，过剩的精力无处发泄，便寻衅闹事、打架斗殴、吸毒、嫖娼、养小老婆......等等，引发了不少社会问题。 对这些人来说，财富来得就象“阿拉丁神灯”故事中那样太容易了。他们还来不及从狂喜和骄矜里清醒过来，也没有来得及训练子孙守财的本事，一部份人的财富就又随风飘逝而去。

于是，中国出现了这样一种经济奇观：一方面贫富差距日大，畸形消费能力超前发展；另一方面生产能力却没有相应扩展，第一产业——农业处于萎缩状态；只有第���产业，尤其是某一类为少数人服务的第三产业畸形发展。第二产业中，许多本应在本国市场有巨大需求的产品在舶来品的攻击下节节败退，工业生产尤其是国有企业的生产处于一种令人很不乐观的状态。

以藐视人性为特点的奉献型经济伦理，必定给在这种教义下成长的一代人的生活带来一个后果：信仰破灭以后，每个人都感到空前的虚无和幻灭。正因为这种幻灭感，才使得现在的中国人不再相信任何道德。尤其是自50 年代以来的历次政治运动，毛泽东及其领导下的中共政府用政治说教动员人们告密，这种鼓励虚伪与无耻的制度对中国传统道德产生了巨大破坏──在人类所有的恶行中，再没有什么比告密更能破坏一个民族的道德积累。

发展并非只从商品开始；它是从人民以及他们的教育、组织与纪律开始。......任何国家只要具有高度教育、组织与纪律，不管遭到怎样的破坏，都能创造出经济奇迹来。

由于中国政府完全忽视了社会公正，不顾及国有企业对职工的历史负债，90年代中后期开始进行的医疗、养老、住房、教育收费体制改革，对城市贫困家庭不啻雪上加霜。到90年代末期至21世纪初，中国已经形成一个向上流动极为困难的城市底层社会。这些城市贫困者主要由下列几类人构成：

长期失业者。

下岗待业人员。

其他靠社会救济生活者。

早年退休人员。

停产、半停产国有企业职工。

中国官方与大多数学者一般习惯于从以下三个角度来解释失业下岗问题：一是国有企业的低效率和普遍亏损；二是连年经济不景气，经济增长速度的下降；三是产业结构的转换。这样的解释造成一种幻觉：失业或下岗是由于某些暂时性原因造成，一旦这些暂时性原因（如经济不景气或国有企业的低效率）消失，这些人就会获得重新就业的机会。

中国的社会救济程度低下，主要依靠企业救济。排除那些连工资都无法兑现的特困企业，尚有救济能力的企业由企业工会负责发放职工困难补助，标准虽几经调整，但这种标准单以城市规模来划分，既未与当地经济发展相联系，又未与物价指数挂钩，在市场物价不断变化的情况下，实际上根本难以保证困难职工的生活。由民政部负责的城镇贫困者的救济，同样存在标准偏低的问题。

2000 年，中国自称已经在全国建立了社会保障系统，但实际情况远未像官方数字那样令人乐观。到2000年底，全国城镇登记失业人员595万人，因各种条件限制实际能够领取失业保险金的仅有220多万人，占37%。医疗保险的情况更糟，到2000年底，全国虽有303个地市启动了医疗保险制度改革，但仅覆盖职工4587万人，占应保人数的29%。

从90年代以来，不断有各种政府机构和学术研究机构就社会形势之类到民间进行种种调查。在这些调查中，被调查者无一例外地对当前贫富差距过大表示了强烈的不满。值得注意的是，民众对贫富分化的不满，实际上在很大的程度上是对不正当致富的不满。

对中国贫困人口来说，最让他们痛苦的还不是贫困本身，而在于他们的子女向社会上层流动的通道受阻。这首先体现在受教育机会的不均等。其次，不同阶层子女受高等教育后就业机会也很不平等。这种情况说明，贫困的代际传递在中国已经成为现实，短期内无法获得根本改变。

中国的“人口——资源”状态相当特殊，传统小农经济结构的特点就是生殖人口的无限冲动。而1949年以后建立的人民公社体制实行了大部分粮食按人头均分的分配机制，在口粮不足的情况下，单身壮劳力的口粮甚至不如多子女家庭宽裕，形成了“做得多不如生得多”的局面，这又加剧了农村人口的生殖冲动。在中国农村文化中，家庭拥有儿子的数量仍然决定着一个农户在村中的地位，村民对节育并无认识，“有权的凭权生，有钱的买着生（付超生罚款相当于买超生指标），无权无钱的就逃着生（逃离本乡以便超生）”。虽然计划生育号称是“基本国策”，但不少农村基层干部实际上却将计划生育罚款作为一种寻租的机会，听任农民多生、超生，罚款收入主要用于改善干部们的福利或修建乡村干部的办公场所。

与其他农业国迈向工业国的国家现代化进程相比，中国存在着一个相当独特的现象，在农村耕地面积总体减少与人均耕地降低的同时，农户总户数却在增长。这一现象正好与农户总数减少、户均耕地面积加大的国际趋势完全相反。人口问题的实质，是人作为生产者和消费者之间的矛盾，是人口无限增长的趋势与人类赖以生存的地球空间、自然资源的有限性之间的矛盾。人口的膨胀给整个环境带来压力，影响到人们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所面临的人口压力已成为现代化进程中最主要、也是最根本的制约因素。

中国农村的城市化道路开始于80年代初期。这条道路上有三个里程碑：1979年《中共中央关于农业发展若干问题的决定》，在该决定中，中国政府提出了农村城市化的思想；1984年，中共中央发布一号文件，允许农民进集镇经营第二、第三产业，但是国务院发的《关于农民进集镇问题的通知》中则规定不许进县城，有些大胆一点的省自行开了口子允许农民进县城；1993年《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若干决定》中提出，改革小城镇的户籍管理制度，允许农民进入小城镇务工经商。

在户籍制度的管理下，农民进城务工首先要办妥相关手续，否则就会成为城市里清查的“三无人员”——“无合法证件，无合法住所，无固定工作的流动人口”，即俗称的“盲流”。

中国工业化进程和劳动力转移不同步，大量剩余劳动力滞留在农村，使农村出现了劳动生产率低、农产品商品率低、农民收入低的“三低”现象，累积了十分突出的社会矛盾。在农村就业机会日渐稀少的情况下，农民进城寻求生存和发展的机会，实为时势使然。

大量农民工进城，给中国的城市管理带来了空前的困难。关于其社会效应，得到社会一致公认的正面效应是：

农村劳动力的流动有利于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对输出地区来说，增加了农民收入，提高了农民的消费水平，增加了农村社会购买力。农民将部份收入用于发展第二、三产业，为农村劳动力创造了更多的就业机会。一部份农村劳动力转移到非农领域后，使另一部份农业劳动力得到更多的农业资源，为发展规模经营创造了较好的条件。而对输入地区来说，从外地引来源源不断的廉价劳动力，促进了本地第二、三产业的发展，弥补了本地经济发展中劳动力的不足。

农村劳动力跨区域流动不但促进了城乡二元结构向城乡一体化转变，还有力地促进了全国统一的劳动力市场的建立，并带动了户籍、就业方面的制度改革。不少外出务工经商的农民，直接受到现代工业文明和城市文明的熏陶，开阔了视野，学到了本领。

同样，农民大量外流产生的负效应是：农村劳动力的大量外流，对农业生产带来了一系列影响。走出农村的绝大多数是有一定文化基础、体魄健壮、智力较高的青年农民，留下的多为老弱病残和妇女儿童，农村劳动力的素质明显下降。农业知识的普及和新技术的推广受到了影响；耕地撂荒或变相撂荒现象大量出现，许多地区的农田和农田水利基础设施严重老化。

农民工离开家乡之后，多在“三资”（港、台、南韩投资）企业、乡镇企业及私营企业这类劳动密集型企业工作，这些企业具有劳动强度大、超时工作多、工资低、劳动保护设施差等特点，是中国劳动争议及劳动事故多发的企业。

农村的“重新整合过程”有以下几种类型：

高工业化、低集体化类型。东南沿海地区属于这种类型，如广东佛山、中山、顺德及浙江温州等地，其中以“温州模式”最为突出。该模式的特点是地方政府比较尊重市场的主导性与民间的自发性。这类地区由于经济发展较早，经济类型的多样化以及相对独立的自主性社会力量的发育，为经济精英以及地方政治精英的成长提供了良好的条件。一方面，原来的乡镇政府基层组织仍然存在并起作用，但控制力大大削弱了；另一方面，各种有经济功能的社团组织，如园林协会、建筑协会、家禽协会、水果业者协会等行业协会日渐成熟，这种社团关系纯粹是一种市场关系或社交关系，它的发展有助于乡村的商品化和市场化。

高工业化、高集体化类型。苏南地区和京津地区有不少属于这种类型，如华西村、大邱庄、窦店这些有名的地方就是这类典型。该模式的主要特点是政企不分，基层政府既是乡镇企业的管理者，又是企业发展的资金提供者和风险承担者。在这类地区，原来的乡镇政府用行政化组织手段，大办乡镇企业，从而使经济组织和行政组织合二为一，两种组织的领导人也合二而一；基层组织的权力有继承性，原有的乡镇干部一直是当地农民信服的社区领袖。

低工业化、低集体化类型。广大中部地区及安徽、广西均属于这种类型。这类地区农业比重大，非农产业只占很小的比例，农业人口占绝对优势。在实行承包责任制以后，原来的乡村基层组织失去了对资源的垄断及分配权，行政控制能力严重弱化，陷入瘫痪、半瘫痪状态。在此情况下，己销声匿迹几十年的家族宗法组织又应运而生。

恢复宗族活动大致有两方面内容，一方面是挖掘、恢复各种复活宗法组织所需的资源，如重续族谱，维修、扩建旧的宗祠等等；另一方面则是颁布族规，成立宗族的领导机构。一般都是先成立“续谱理事会”（有的地方称“谱局”），其职责为考核、任命族长、房长、户长等宗族大小头目，并制定详细的续谱计划。理事会下设财经、联络、印刷等若干小组，分管各项事宜。族谱的内容规定从祖宗开始，所有山塘、水面、林地等财产均要入谱。续谱完毕后，请来各地族人，宣布族规和宗族成员名单，公开大摆筵席，进行庆典活动。这些有了族谱，选举了族中大中头目，构成了一定组织网络，订有严密族规，规定了宗族成员的权力和义务，并定期举行各类活动的宗法组织，已经具有实体性内容。大量调查材料显示，这些宗法性组织己日渐在农村社会生活中发挥很大的作用，成为和政府基层组织相抗衡的社会组织。

宗法活动渗透到农村生活的各方面，首先就是宗法组织对祖先祭祀的管理和对农民丧葬活动的监管。宗族对族人的丧葬事宜有成规，死者家属必须如仪，葬礼举行过程必须恭请族长和族内长老监看，不得自行变更，否则会招致无穷的麻烦。其次是宗族对生产经营活动的干预。领导者对���负责资源的分配和宗族成员工作的安排，对外则负责处理一切经济纠纷。第三，大多数宗法组织在事实上已对其宗族成员行使司法权力。几乎在每本族规中都可看到，当族人违犯族规时，将受到从规劝、罚款直到肉体惩罚的内容。依据族规对族人进行惩罚时。往往直接与国家的政策法令及社会公德的要求相抵触。第四，农村宗法组织已成为调整农村社会秩序的重要势力。村中因相邻关系而产生的财产权益争执如争山、争水、争地、争矿产等事件时有发生，并由此而产生大规模的械斗。械斗往往由宗族头目担任总指挥，一般都制定了严密的行动计划，如械斗的人力、物力的征集按家庭人口和土地的数量确定；选派青壮年，尤其是受过军事训练的退伍军人和基干民兵充当“敢死队员”，妇女、儿童则提供后勤服务等等。对械斗的伤亡者，规定了治疗、丧葬、抚恤的标准，一些宗族甚至还给死者颁发“证书”。

由于宗族文化根植于旧时代整个社会关系的基础之上，宗族组织的特点对于社会现代化所起的作用是消极的。但对中国社会威胁最大的是与宗法组织平行发展的另一种地方恶势力，即黑社会与社会基层政权相结合的地方恶势力。

从80年代以来，中国农村社会面临的最大问题是基层政权的流氓化。这种“流氓化”最突出的表现首先是基层干部的高度腐败，对农民横征暴敛；其次是干群关系高度紧张，时有暴力冲突发生。

中国历史上的封建皇权历来是建制到县，也就是说，国家财政只供养至县一级，乡村组织多是依赖当地的乡绅“自治”。中共建政以后，对乡一级组织的定性一直不很确定（毛时期设立人民公社，改革开放后人民公社解散）。现今，乡镇政府已经变成了拥有实体财政的一级政权，甚至还变换形式向村一级延伸。对应着从中央、到省、县政府庞大的机构设置，乡政府逐年膨胀，也设立了许多机构，这些部门又派生出大大小小的一批事业单位和所属企业，吃官饭的人越来越多，形成了庞大的利益集团。

绝大多数地区的村干部，其政绩几乎都要造假。这些造假是全方位的：

虚报农民收入，其后果是向农民硬性摊派高额税费。

���报人口增长数目。

虚报教育成绩，有的村镇在脱盲率上集体造假。

有乡镇企业的村庄，往往隐瞒该村办厂的污染情况。

制造冤案，将普通农民的抗争当作“地方恶势力”。

除了基层政权与宗族势力之外，还有暴发户和以黑社会团伙为主的地方恶势力，那些“天高皇帝远”的村镇，特别容易形成这类势力。地方恶势力的犯罪特征：一是连续性作案，越发展越大；二是区域性作案，危害一方安宁；三是暴力性作案，视人命为儿戏；四是渐进性危害，小恶成大��。最应引起社会警惕的是已出现这样的现象：“黑社会”帮派和“白道”势力（即政府中某方面掌权人物）合流，形成一种对人民的奴役性整合力量，使当地人民的生存受到严重威胁，连起码的安全保证都没有。

这些地方恶势力的行为既不受法律约束，也不受任何道德的约束。从古至今，维持一方秩序的不外乎两种：一是法律，二是道德。自有人类社会以来，道德至少有两方面的作用。首先，它作为人类行为的规范，可以称之为“道德权力”，是法律制度的一种必不可少的补充，在法律不起作用或法律与道德相背离的时候，道德甚至可以行使类似法律的功能。这一特点在中国的传统道德中显得特别突出。其次，道德是有关个人良心的问题，也是个人用来自律的行为准则。如果将这类人的行为仅仅解释为“法制观念不强”或“没有法制观念”，那么，本应起约束作用的道德——无论是以“忠恕”为基本精神的传统道德，还是以“为人民服务”为口号的社会主义道德，在这些地区都看不到半点影子。

改革以前，中国政府对社会的控制，在城市是通过企、事业单位这两大科层组织进行控制；在农村则是通过人民公社——大队——生产队这三级组织进行控制。这种建立在计划经济体制上的社会整合体系在很长一段时间内相当有效，其代价则是全体社会成员失去了个人自由。

为什么当今的中国农村无法回到过去那种文明程度还要高一点的“乡绅自治”格局，反而让大批充满了各种社会恶习、具有严重流氓无产者意识的人成为基层统治者？封建时期的乡绅，很大一部分都受过儒家思想的教育。这种教育一般都培养两种责任：一是对政府的责任，二是遵循儒家思想的利他主义为地方服务。而这两种责任基本上是依赖“科举制”这种人才选拔制度支撑的。而中共建政初期，农村基层干部的产生机制很有特色：都是处于社会边缘的人物。这些人一无所有，未受过教育，能当上基层干部的条件也很简单，只要能绝对遵循中共组织内的上级指示就行了。由这一类人构成的基层统治网络，其遴选干部的机制后来就演变成以“任人唯亲”为主流。但在实行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以后，情况就完全不同了。农民有了经营自主权，生产优劣、生活好坏、贫富状况在很大的程度上取决于自己，更有善于利用“选举”这一形式的，将其作为表达意见的渠道。由于所在乡村不同、村干部素质也不同，同一地区的村与村之间就有了很大差别。如吉林省梨花县，村民们为实现“村民自治”而创立了一种选举方式，其特点是：乡党委和村党支部不提候选人，完全放开，权力交给村民。每个村民发一张选票。在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的村民中，参加选举者认为谁能胜任村干部就选谁。然后再经过逐级淘汰的几轮选举，由得票最多者当选。这个地方的农民对选举村长有着比较清醒的认识：他们是否能过上好日子，在很大程度上由村长个人的胆识、能力、智慧和人格决定。然而，上述这种成功运用“民主选举”的例子实在是屈指可数。首先，贿选现象蔚然成风，农村富裕者当官的现象相当普遍；其次，大多数地方的村民“选举”通常被基层政府或当地恶势力控制。

概言之，从1978年以后，中国农村的基层组织已普遍发生严重的权力移位现象，越是愚昧落后的地方，基层利益集团的剥削性和掠夺性就表现得特别突出。

恢复农村家庭承包责任制，退回到落后的耕作方式，在短期内确实起到了刺激农民提高劳动积极性的作用。但家庭承包责任制只是改变了资源的使用方式，而没有改变占有关系，政府基层干部在农村拥有对土地的绝对支配权利。农村现行的土地制度对于保证中国农民的公正底线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尽管农民的“兼业”收入在其总收入中所占的比重越来越大，但农民对于土地的依赖程度并没有减小，因为土地对于农民来说，越来越具有生存保障的功能。这主要是因为下列两个背景因素：一、80年代中后期开始，世界范围内的信息革命与技术进步，极大地改变了中国的产业结构，使得中国城市无法为庞大的低素质农村劳动力提供就业机会；二、农民工极其低廉的工作报酬使他们脱离土地生存几乎成为不可能，这加强了农民对土地的依附。在科技水平日益发达的今天，文化素质相对要高的城市人口在就业时尚因受教育不足而困难重重，平均文化素质相当低的农业人口要想从农业部门之外的现代经济部门就业，首先遇到的问题已经不是户口，而是自身的素质。

农民失去土地，意味着被拔去生存根基。大多数失地农民无法找到工作，因为城市居民的失业问题也越来越严重，那里根本没有农民们的生存空间。而中国政府的政策总是迟到：在户口对改变农民经济地位已经没有多少实质意义的情况下，中国的一些省市才开始“改革”城乡户口制度，撤除城乡人口流动的壁垒。目前，全中国流动进城就业的农民工有1.4亿，住不起房、吃不饱饭的农民工不在少数。尤其是，农民工在城市中如果因工伤事故死亡，获得的赔偿要比城市居民少得多。如此一来，土地对农民的生存意义更加重要。

对地下经济的界定有广义和狭义之分。从广义来说，“地下经济”是指官方控制不到的经济活动，这类经济活动不纳入官方统计的国民生产总值之内，不向政府申报和纳税。一般分为以下几种类型：

对外不公开的非法经济活动，如地下工厂、黑市交易、地下金融机构、走私。

对外不公开的违法经营活动，如毒品买卖、非法卖淫。

通过合法经营单位取得非法收入的经营活动，如第二职业、偷税漏税。

中国的大部份黑色财富不是用于投资从而转化为“白色收入”，而是用于奢侈性消费或通过各种途径转移到海外。

从90年代以来，黑社会价值观念渗透到中国人的社会行为方式上。这方面最典型的表现是权力之争往往借助于黑社会势力介入。中国官场竞争本来就极不正常，往往不是凭借本人的德行、能力、勤政、绩效。这种干部选拔机制已经饱受诟病，现在引入黑社会手段更是加剧了这种竞争的无序性。更重要的是，黑社会势力介入社会政治生活的恶劣做法，使得社会各界竟相仿效，加剧了公众的不安全感。

从1998年开始，中国的腐败已开始从组织化腐败向制度化腐败过渡。其具体表现为：第一，腐败已渗透到政治系统的大部分机构中。第二，腐败已成为一种制度安排，社会政治资源、经济资源与文化资源已成为利益再分配的主要对象，从而减少了现存政治经济系统内部的磨擦。第三，反腐败已在某种意义上成了要挟他人以获取利益或进行政治斗争的工具。

目前中国社会的精英层大致由政治精英、经济精英和知识精英组成。政治精英特指执政官员，其形成有延续性特点，不少人原来就在集权体制下的政治阶梯中占有一定的位置，另一些人则在改革开放后进入这一集团。经济精英由国家银行及其它国有大型企业负责人、国有大公司经理、大中型企业主管、大中型私有企业主等组成。这个集团中的前四类人与政治精英有密切的血缘关系，是从原来的政治精英转化而来的。而大中型私有企业主的背景通常有如下三种情况：一是家庭有官方背景，通过“父母做官，自己经商”的形式，更方便地获取财富；二是通过各种途径成长的民间人士。以上两种情况都与寻租活动有直接关系。第三就是一些利用市场机会获得成功的商业人士，这在高技术行业中比较突出。随着私营经济的壮大，私营企业主阶层的利益诉求也日益强烈，其政治参与热情不断上升。除了全国工商联越来越多地代表他们的利益之外，也出现了表达这个阶层利益主张的媒体——《中华工商时报》。这个阶层在非权力中心的官方政治组织——人大和政协中的席位也越来越多。

改革前，受毛泽东“知识越多越反动”说法的影响，知识分子一般被贬斥为“臭老九”。但是，由于某些人文领域的知识分子可以为毛泽东的大批判效力，所以他们仍能得到“重视”。改革以来，随着市场化过程的推进，科技知识及一些与改革密切相关的社会科学（如经济学、法学等）知识成了一种重要的文化资本。有能力的技术专家、律师、经济学者、工程师很快地垄断了社会机构中的高位，成为改革的受益者，少数人还进入了权力核心。还有一部分知识精英受经济利益和单纯功利型意识形态的支配，以其具备的影响社会舆论的能力为经济精英们服务。90年代中期以来，随着一些技术密集型产业进入中国，一些科技型专业技术人员的知识迅速市场化，其经济地位及社会声望迅速提升。目前，处于中间阶层上半部分的，包括高级知识分子（大学教授与科研人员）、中小型国有企业经理、中小型私有企业主、外资企业的白领雇员、国家垄断行业的高级职工等；处于中间阶层下半部分的，是技术和科研人员、律师、教师、文艺工作者、新闻从业者、机关干部、国有企业中下层管理人员等。

中国对工人阶级的定义主要是指国有企业的职工。随着改革开放的日益深化，中国的工人阶层其实已包括两类人，一类是国营与大集体企业的职工，另一类是在“三资”企业和乡镇企业工作的职工。改革开放前，工人与国家的关系体现在两方面：一是管理方与工人在车间发生的工作关系，即生产关系、劳动过程、工人控制生产过程的问题等；二是在国家主导的再分配过程中，工人与所在单位之间的分配关系，涉及到工资、医疗保险和养老金等。双方的利益冲突不是劳动制度，而是政治专制下的严苛控制。

在改革过程中，随着产业关系模式的多元化，工人与厂方的关系也出现了以下几种类型：

集体协约型，这种关系多出现于国营与集体企业内。这类企业虽设有管理部门、党组织、职工代表大会与工会，但并不能形成互相制衡。企业的经理时常兼任党的书记，工会主席没有必要的权力。这种机制赋予经理极大的专断之权。

西方国家在中国建立的合资或独资企业的人力资源管理模式。这类企业拥有充足的资金，因此能支付较高的工资、提供更清洁、先进与安全的工作环境，并给工人提供优厚的住房条件与其他待遇。企业的管理层与工人的关系往往是非对抗性的，工人的不满情绪常常是针对中方经理，埋怨他们低能、腐化、任人唯亲。

亚洲国家（或地区）在中国建立的“三资”企业或中国本土的私营企业内劳资关系的“返祖”现象。所谓“返祖”是指劳资关系退回到19世纪工业革命时期的状态，工人们报酬微薄，往往被迫每天连续工作10至12小时乃至更长时间，周末不能休息，工作环境既差又不安全，工伤事故频繁。

现代社会的一个基本特征就是社会管理具有多元参与性，在社会的决策过程中，各阶层都要有自己的利益诉求渠道。因此，协调社会的中间层能否参与决策往往是多元化参与的关键，而中间层参与社会公共事务决策主要依赖于各种社会组织。但是，现有的社团组织大多数并不是应社会群体的要求自发组建的，而是属于由政府供养的“代理人”型社会团体。

截至2002年年底，登记在册的全国性及跨省、自治区、直辖市的社团1712个，全国共登记社会团体13.3万个。这些社团可分为三类：一是党政机关为加强对某些领域或行业的管理而设立的，如私营企业协会、工商联等；另一是各企事业单位创办的，如服装行业协会、装饰行业协会等；还有就是校友会之类的联谊性社团。在这些社团组织中，除校友会的民间联系色彩较强，基本不受政府控制外，其它的各种协会均受政府的严格控制。它们主要领导人由政府委派并享受公务员待遇，以“半官半民”的身份参与社会活动，面对政府时它们代表企业，面对民众时他们却代表政府，俨然“一身而二任”的面孔。

中共政府一直奉行落后陈腐、任人唯亲的干部选拔机制，既没有一套合理的考试制度，也缺乏公开的民主机制，往往是由领导“发现”人才或组织部门“关怀”人才，甚至是“一把手”拍板选择“接班人”。

媒体是推进政治民主化的重要工具，也是对政府及各种公共权威进行社会监督的重要手段。中国的新闻媒体一向受党的严格控制，一直有泛政治化的特点。1998年，中国大陆的新闻出版界曾经历了短暂的有限宽松期，敏感的外国传媒称之为“北京的春天”。但近年来，随着经济形势疲软、失业失业人员增多、贪污腐败急剧蔓延，新闻主管部门又加紧了对传媒的控制。2000年1月，《南方周末》的总编江艺平被迫“辞职”，就是政府对传媒偏离“主旋律”严重不满的一个例证。现阶段，中国政府正在与网络作顽强的斗争，从2002年8月1日起，中国政府开始实施《互联网出版管理暂行规定》，这一规定的内容极为宽泛与模糊，凡政府不喜欢的内容都可以被纳入这一规定。

尽管中国的改革进程错综复杂，其理论也被政府蓄意弄得暧昧不明，但从已经形成的社会利益分配格局来看，这场改革的主线就是对毛泽东领导的“化私为公”式革命实施逆向变革——即“化公为私”。作为改革主导思想的“放权让利”就是以“私”为杠杆，推动经济发展。

中国的改革可说是危机推进型改革。邓小平支持改革的动机只是为了化解社会经济危机，而不是要改革社会制度。这种改革动机与100多年前晚清洋务派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改革类似。号称改革“总设计师”的邓小平在80年代初其实并未形成清晰的改革方略，被政府奉为改革指导思想的“邓小平理论”，其核心无非是把毛泽东的“马克思加秦始皇 ”——即“公有制经济+极权政治”——中的经济制度换成了资本主义经济。不过，为了让公众在观念情感上能够接受，改用“市场经济”这个词代替了“资本主义经济”。邓小平没有认真解决��济体制与意识形态之间日益扩大的分裂，他只是凭借自己的政治权威选择了两个极其短视的方法：一是“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二是“不争论”，以为如此就可永远回避这一矛盾。

“六四”事件后中共痛定思痛，把事件的根源归罪于西方民主思潮，并由此确定了全力镇压民主要求和丑化民主制度的意识形态战略。整个90年代，从小学到大学一以贯之的政治思想教育一直在为这一战略服务。通过持之以恒的意识形态教育，“民主”这一概念在中国被弄得面目全非。一谈“民主”，或是中共政府宣传的“民主集中制”下的“少数服从多数”，或是将其等同为“大鸣、大 放、大字报、大辩论”式的群众运动，让民众产生“民主”就是“动乱”的联想。

由于领导层的既定方略以及为领导层服务的智囊们胆识所限，中国经济体制的改革只设定了一些阶段性目标，如“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建立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等等。由于改革时期社会形势变化太快，每一具有特定内容的目标都只不过领了两三年风骚而已，只有90年代���期中共“十四大”确定的所谓“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一说法的寿命最长，从1995年以来直到今天仍被当局悬为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

表面上看，似乎是邓小平的亲属大张旗鼓地下海经商为权力寻租活动开了先河。邓在世时，指责他放纵权力进入市场（即指其子女经商）的声音就不绝于耳。一些人认为，邓的家庭观念很强，因“文革”时期子女遭受了许多痛苦，出于补偿心理，对子女经商并不约束。于是上行下效，造成了腐败之风蔓延。

实际上，中共自建政以来就不断鼓吹“接班人理论”，其核心就是要承认政治高干的子女们与生俱来就享有继承父辈垄断性权力的特权，这一说法其实是为处于中国政治制度核心的权力传承机制张目。经过“文化大革命”以后，上一代的政治权力显然不便再通过“父传子继”的方式直接继承，因此，作为赎买政治继承权的补偿，经济资源就成为了最佳选择。

中国政府无法克服腐败，是因为腐败已成了维系中共政权的重要凝聚力。任何政府如只能借助政治高压来稳定社会，就必须给官员们足够的利益，以换取他们对专制政府的效忠。当局表面上并未直接给其官员们太多利益，官员们的工资并不比普通职工高多少，他们获取的大量利益除了附着于职务上的各种“待遇”之外，主要是通过权利寻租，此外还有介于合法、非法之间的“灰色”收入。目前中共政权之所以打击腐败，并不是真要杜绝腐败，他们一方面是借遏制腐败安抚民心，但更重要地是担心腐败会导致政权的软化。因为政府各级官员牟取利益之举往往是以损害政策与法律为前提的，最后的结果必然是国将不国。

邓小平的“猫论”与“摸论”是为了对抗当时党内高层的教条主义者而提出的“理论”。这种“理论”对消解“两个凡是”之类的教条确实起了重要作用，但用于指导各种改革政策的制定，后果就是机会主义泛滥。一个国家的政府在施政方针上过度地不讲原则，只是根据当时的短期利益不计后果地作出权宜之择，必然会留下相当多的后遗症。最直接的结果就是政策摇摆不定、朝令夕改，让公众产生极大的不信任感。

笔者以为，党内的“保守派”与“改革派”其实只是大家幻想出来的一种派别对立。可能在某一具体政策上，二者的看法不完全一致，但在面对人民抗议时采取专制手段维护政权稳定，在面对少数有识之士对社会的深刻批评时采用钳制舆论与人身迫害的手法上，二者其实无所谓“保守”与“改革”之分。“保守派”是以防止中国走上资本主义道路为借口，要求更大的权力，以便由他们来坚持“正确的”方向。而“改革派”则是以发展经济为由，拒不实行政治体制改革，只是热衷于利用自己掌握的权力瓜分社会资源。“保 守”也罢，“改革”也罢，不过是政治集团内部争夺利益的旗号而已。

笔者认为，由于言论空间的狭窄，由于争论的真正主题被有意掩盖，20世纪末中国最引人注意的所谓“自由主义”与“新左派”之争，是一场看起来非常热闹，其实却混乱不堪的“思想争论”。许多问题不是越争论越清楚，而是越争论越糊涂。首先，“新左派”刻意回避对专制政体的必要批判，相反却对现存专制政体的“母体”——毛体制与“文革”赞不绝口，因此为当局所宽容。“新左派”实际上是通过这种变相的“帮闲”来赢得了他们的话语空间。其次，自由主义主张的民主与宪政是“六四”以后中共意识形态战略加以禁止并长期加以丑化的对象，根本不可能公开讨论。同时有不少经济学者，以西方经济学在中国的传人自命，提出了一些适应权势集团需要、为目前利益格局张目的“理论”，受到传媒追捧、互相唱和。这在很大程度上使得社会公众尤其是大学生们认为自由主义学说就是鼓吹“腐败有理”。

中共政权之所以能维持稳定，是由于民众对中国政府及社会主义制度还存在极大幻想。在许多民众心里始终存在着一个理想中的中国共产党与一个对人民极其负责的中央政府，许多民众把目前中国存在众多严重问题的原因简单化地归结为：中央的“经”是好的，只是被下面这些“歪嘴和尚”念坏了。笔者以为，这种现代的“圣君贤相”幻觉其实是传统的“反贪官不反皇帝”的进化版，在中国有极深厚的民间基础。其实，这种植根于“圣君贤相”的期盼忽视了现代政治的一个基本特点：专制政权初创时期的领袖往往是铁腕强人，其个人的超常规权力经常超越制度的常规性权力，于是国家兴衰、民众安危往往取决于强人领袖的个人意志；而这种政权进入成熟期、结束了强人政治后，制度的力量就远远大于领袖个人的力量，领导者的个人意愿往往只能服从制度的常规性权力。

在考虑当代中国问题时，还需要考虑两个至关重要的因素：

在有现代化武器作后盾的暴力政府的压迫下，反抗者既不具备有组织能力，且因信息管制也使得民众没有争取社会同情的可能性。

民众既然无法对抗体制，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就只能报复社会。而这种个人暴力的使用方向是盲目的，其施加对象往往是社会上的弱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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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为什么会失败-权力、富裕与贫困的根源》读书笔记

这本书我阅读的是台湾卫城出版社2013年2月第一版，2016年4月第十六次印刷的繁���字版本，于2016年8月13日在香港旺角序言书屋购买。卫城版的书名是《国家为什么会失败 权力、富裕与贫困的根源》，翻译者是吴国卿和邓伯宸。本书的两位作者分别是 Daron Acemoglu 和 James A. Robinson。Daron 是麻省理工学院的土耳其裔经济学家，James 是哈佛大学和芝加哥大学的政治学家。Daron 作为麻省理工 “Elizabeth and James Killian ” 经济学教授，是全球论文被引用最多前十位的经济学家，其主要研究兴趣集中在政治经济学，发展经济学，成长理论，技术，收入和薪酬不平等，人力资源与培训，以及劳工经济。他最新的研究方向在于机构组织在经济发展和政治经济中的作用。Daron 于2005年获得 “John Bates Clark Medal”，这个奖项专为四十岁以下对经济学思想与知识有重大贡献的经济学家而设，是仅次于诺贝尔经济学奖的荣耀。James 的研究兴趣集中在比较经济学和政治发展，尤其是长期考察拉丁美洲和撒哈拉以南非洲的情况，成为这两个地区的政治研究专家，本书援引了大量拉美和撒哈拉以南非洲的政府治理和经济发展实例。2004年 James 被任命为哈佛大学政府系教授，2015年7月1日被聘请为芝加哥大学哈里斯学院公共政策研究教授。

英文版的首次出版是在2012年，是二位学者经过十五年通力合作的研究成果。出版伊始就引起了政治、经济学界和评论界广泛兴趣，进行了一系列报道。从卫城出版社繁体版在三年之内印刷十六次的记录来看，这本书确实受到读者关注和青睐。从标题就可以看出，《国家为什么会失败》讨论的是关系重大的“大问题”，即为何当今世界发展不平衡？为何国家间会形成贫富悬殊？个人以为这是学者真正应该拷问的问题，也是在保守主义、民粹主义兴起，对全球化和自由贸易充满怀疑的当下，为了满足大众对公平、正义的渴望，而应该探究的问题。

《国家为什么会失败》开宗明义，指出国家的经济发展，受到政治体制的莫大影响。对于共产主义国家的读者，会非常熟悉这种政治经济学的分析角度。然而跟马克思强调的“经济基础决定（政治）上层建筑”不同，Daron 和 James 详尽地提出了制度决定国家经济成败的理论分析框架。首先，他们把国家政治制度分成“广纳型”（inclusive）和“榨取型”（extractive），而不论这个国家号称是什么“主义”。“广纳型”的制度能够接纳社会各种利益群体的参与，因而对创新的破坏性比较能够容忍，所以社会能够不断创新。而“榨取型”的社会制度有一部分人的利益要大于社会其它群体的利益，他们不能接受破坏性创新，不接受创新打破现有利益格局，因而此类社会因循守旧，无法提倡创新，因此也不能借创新之力推动社会经济和国民福祉的发展。作者提出了几个关键的概念：

一是历史的“关键时期”，即社会发展遇到大变革大变化的时期，比如欧洲的黑死病流行，“光荣革命”，工业革命和法国大革命。

二是“制度漂移”，每个社会制度之间的差别，会在历史的关键时期推动各个社会走上完全不同的发展道路。

三是“恶性循环”和“良性循环”，分别对应与榨取型社会和广纳型社会的历史发展惯性。

四是“寡头铁律”，即专制独裁的榨取型社会，一旦形成寡头控制，整个社会就很难摆脱此种控制，即使是进行社会革命，推翻旧的统治者和政府，新的统治者和政府多半也会延续榨取型的制度，继续成为寡头。

五是“诱因”，社会制度是否提供足够的“诱因”来激发国民的创造力和生产力，这包括对财产的保护，对公平参与的机会提供。

六是“创新破坏性”，创新带来社会变革的同时，会增进一部分人的福祉��也会损害一部分人的利益。并非人人欢迎创新。甚至早先支持创新的人群，在创新既成事实之后，为了坐享其成也乐于阻碍后续创新对早先创新的颠覆，只有广纳型社会可以制止此种情况。

另外，作者还进行了三个重要论述：

一是“榨取型”社会仅能有限成长。威权和政府为了自身利益，同样会为社会经济的增长提供动力，并非一味地摧残社会。然而此种经济成长并非凭借科技进步而达成，而是借由劳动力重新配置，以及通过新工具和工厂的创造而积累资本的结果。由于威权无法容忍创新的破坏性和对制度的挑战，此种增长无法长久，会碰到增长的极限。以苏联社会为例。

二是“广纳型”社会的形成需要集权。广纳型社会并非无政府主义的参与，而是需要政府提供一定程度的集权，包括制定、执行法律保障人身财产的安全，为全社会提供公共服务。然而此种集权不能伤害社会的广泛参与，过度集权会变成榨取型社会。

三是制度差异在关键时期的演变很难预测，并无一定之规。历史决定论并不成立，偶然性在历史发展的过程中扮演很大的角色。

为了支撑上述概念和论述，两位作者可谓纵横古今，环视全球，用全球的历史事件和当今的政治现状作为令人信服的论据，进行精辟精彩精当的论证。这其中包括：

一，欧洲黑死病对农奴制度的冲击。因为人口大量死亡，将人身与土地绑定的封建农奴制度在西欧和英国破产，但并未破坏东欧和俄罗斯的此种绑定。这个差异造成了东欧和西欧后续历史的分野。

二，1688年英国的光荣革命。两位作者对此事件的评价极高，认为是英国在人类历史上创造广纳型社会的开始，进而激发了工业革命，创造了首个富裕国家。作者认为，当今世界的富裕国家和贫困国家的区别，就在于是否参与工业革命或者接受工业革命的成果。

三，欧洲对南美，非洲和东南亚的殖民历史。详尽阐述了西班牙殖民者在拉丁美洲建立的残酷榨取型制度，即“米塔（Mita）制度”，把原住民变成奴工，任意剥削压榨。以及此种制度在拉丁美洲独立运动之后，如何继续妨碍社会建立广纳型制度。作者论述了为何北美洲的殖民者未能建立类似制度，因而只能成为较公平的广纳制度。作者对墨西哥，哥伦比亚和阿根廷的论述令人印象深刻。在非洲贩卖黑奴的历史中，因奴隶贸易而形成的制度之遗存如何造成了今日非洲的政治现实。博茨瓦纳是个例外。也写到了荷兰在东南亚香料贸易中的戕害。因为掠夺香料，大肆屠杀原住民，拓殖巴达维亚。其它国家和地区如马来西亚因为害怕招惹荷兰殖民者，居然放弃沿海的居民点，砍掉香料植物，社会整体倒退。

四，美国的黑奴解放运动历史。黑人并未随着林肯的《权利法案》而获得权利，相反南方的大庄园主大致维持了内战前的生产方式和制度，直到一百年后以马丁路德金为代表的黑人民权运动。这在历史书上很少提及。

五，日本的明治维新。萨摩藩的藩主岛津久光，联合维新人士大久保利通和坂本龙马，借要求幕府将军德川家族将政权移交给日本天皇的理由，开始了日本的革新。

六，中国的海禁历史，显示了榨取型社会害怕创新破坏性，导致中国整体错过了全球的大航海时代。另外是共产党在中国胜利的历史，邓小平改革，和今后成长的预测。

七，澳洲和博茨瓦纳的历史，证明广纳型制度对社会成长的关键作用。

八，刚果，塞拉利昂，埃塞俄比亚，索马里，津巴布韦的历史，证明榨取型制度对社会的戕害。

九，法国大革命。两位作者对法国大革命的评价极高，认为虽然出现了罗伯斯庇尔的恐怖暴政，但法国大革命对打破“旧制度”功不可没，西欧除了英国之外，被法国革命军占领和治理的地方都很快接受了工业革命，反之则不然。

十，威尼斯共和国的衰落。威尼斯共和国在历史上首创了合伙人制度，也有悠久的经商历史传统，并且较早地采用广纳型制度，设立城市大议会。然而衰落之根本还是在于大议会中的贵族希望维护既得利益，排斥新贵商人，将大议会的席位变成家族永久化占有，进而僵化，不再能够接受创新。

十一，俄国沙皇和奥托曼土耳其帝国因害怕新技术对社会的冲击，拒绝修建铁路。奥托曼对印刷技术的审查制度。

有两个印象深刻的金融案例是阿根廷2001的金融管制，封锁所有国民美元户头，规定只能提取官方规定汇率的阿根廷比索，变相抢劫国民外汇。另外是北韩2009年的币制改革，规定国民在3天内必须用旧币按照100:1换新币，每户限换10万元朝鲜币。这等于公开直接抢劫了国民财富。可谓殷鉴不远。

书中一位独裁者对教育的态度也值得记录。1835年奥匈帝国皇帝法兰西��一世，对莱巴赫一所学校的教师说，“我不需要博学的人民，只要善良、诚实的人民。你们的工作是教育年轻人成为这种人。为我工作的人必须照我的命令教导。如果任何人做不到这一点，或想到新想法，他可以离开，或者我会让他走。” 

到结尾时，作者讨论了“跳出窠臼”的问题，即如何从榨取型制度变成广纳型。其观点是“赋权”，即国民具有广泛的政治参与权力。 

总体评价，本书逻辑框架严密，论述翔实，作者博古通今，讲历史评政治无一不抓住要点，清楚明白，是本不可多得的提纲挈领宏观之作。

在本书之后，两个延伸阅读一是英国光荣革命历史，二是托克维尔的《旧制度与大革命》。另外也可以看看法国大革命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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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hou860]

鸿儒私塾观察





前苏联解体30年，中国取而代之成“苏联2.0”？

雨舟

2021年12月18日 03:23

12月26日是前苏联解体纪念日。1991年的这一天，“苏维埃社会主义��和国联盟”正式分崩离析，包括俄罗斯在内的15个成员国各自重回主权状态 -- “回归初心”。承袭苏联最多“遗产”的俄罗斯尽管野心犹在，但已无法继续发挥前苏联的政治和军事影响力。分析称，苏联解体所带来的地缘改变，成为中国快速崛起壮大、成长为今天抗衡美国势力的加速器。

中共从苏共失败中“吸氧”

1989年5月，苏共总书记戈尔巴乔夫对北京进行了为期三天的访问。这是自1969年3月珍宝岛事件以后的20年中，首位访问中国的苏联领导人，也是最后一位。

美国加图研究所前客座研究员夏业良博士说，当时恰逢抗议学生占据天安门广场，而苏联和中国互相观察和影响，不过，角度截然相反。

夏业良说：“戈尔巴乔夫了解到中国风起云涌的学生运动，看到不仅在苏联，在中国的人心所向也是反对共产专制，因此选择了后来的道路；而中共一直把苏联当教训，把它作为防范的标本，觉得苏联的终结是放松思想控制的结果。”

美国研究机构“国家亚洲研究局”高级研究员纳德格·罗兰(Nadege Rolland)告诉自由欧洲电台：“对于中国共产党来说，苏联解体是一个警示……中国政策背后有很多焦虑。这是对失去权力的恐惧以及不惜一切代价维持权力的愿望。”

有目共睹的是，在经济上，“斯大林主义”的僵化体制中，长期实行的计划经济入不敷出，最终无以为继，导致苏联轰然倒塌。

中国捕捉到了这根“命脉”，加速奔上经济发展的快车道。

北京影响力延伸西部境外的“软肋”

北京在重点发展国内经济的同时，致力于与中亚邻国改善外交关系。此时，中国得以向前苏联控制的西部边界以外延伸经济和安全影响力。

美国马里兰霜堡大学副教授马海云博士对自由欧洲电台说：“前苏联构成的安全威胁烟消云散之后，中国可以自由地将资源投放出去，并最终将影响力扩大到西方，这就是北京的主要成果。”

美国霍普金斯大学国际关系学院资深研究员丹尼尔·马基(Daniel S. Markey)在其专著《中国的西部地平线》一书中称，中国历来认为自己是一个超越其海上角色、朝西看的大陆强国，新疆今天的安全问题加剧了这种趋势；正因为如此，北京寻求通过整个欧亚大陆的经济发展来稳定其西部，并减轻可能进一步刺激国内不安的外部威胁。

美国哈德逊研究所高级研究员、政治军事分析中心主任理查德·怀兹博士(Dr. Richard Weitz)对美国之音说，前苏联土崩瓦解，让中国西部边境出现了一些弱小国家，而不再是强大的苏联，“前苏联统治的时候，封锁了中国的西部出路，没有东西向的贸易线路，没有丝绸之路。前苏联铁幕落下，中国得以在中亚建造连接东西的管道，修筑铁路等，同时也获得一些前苏联的军备。”

怀兹说，从此以后，中国成为中亚地区的主要角色，其影响力在该地区的许多国家日渐增强，“这些影响力主要是经济方面的，安全方面也有一些。”

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上将刘亚洲2010年说，中亚地区“是上帝送给今天中国人民的一块甜美蛋糕”，称那里是北京的一个战略软肋，因为西方如果在那里施加压力，将比在太平洋产生“更加深远的影响”。

《人民网》不久前在题为“中亚-中国互联互通深化战略伙伴关系”的文章中称，中亚的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土库曼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五个国家都没有出海口；上世纪末以来，中亚与中国合作，建设过境运输通道，包括中亚铁路、公路、管道、航空运输走廊，发展通讯技术等。

现在，中国抵达和穿过中亚地区的铁路网络四通八达。

在美国雷达下韬光养晦20年

怀兹博士告诉美国之音，“甚至在俄罗斯内部，中国的影响力也在彰显。前苏联分裂之后，中国获得了这些显而易见的好处。不好的地方是，美国不再需要与中国联手对抗苏联。相反，苏联的威胁消失以后，美国会倾向于把重心越来越多地放在中国身上。”

台湾中央研究院欧美研究所兼职教授裘兆琳博士对美国之音说，苏联垮台之后，美国国内有很多讨论，谁将取代前苏联，成为美国最重要的挑战者，各方都在猜测，“那时，中共看到苏联前车之鉴，最关心的是不要重蹈覆辙，成为苏联第二。中共内部也有很多讨论，如何维持中共一党专政……不能像苏联那样，因为过度开放，同时在经济上又没有保持好的水准，导致百姓不满意。”

裘兆琳说，那时，外交上，中国有邓小平的韬光养晦来应对关系，“在苏联垮台后的近20年中，基本处在韬光养晦、绝不出头、不扩张、沉着应付后苏联时期的状况……而美国一方面观察其表现，一方面希望把中国带入国际经贸体系，送上最惠国待遇，还有世贸组织席位，奉行跟中国交往政策，协助中国进入国际体系，希望它在国内政治有中产阶级兴起的情况下能够融入国际社会。”

中国民主运动海外联席会议及魏京生基金会主席魏京生告诉美国之音，前苏联垮台“在物资上没有给中共留下多少可以利用的资源。关键是，美国没过多久就放宽了对中共的制裁，加上自己主要精力投入反恐战争，用兵阿富汗和伊拉克，这是给中共留下的最大空档。”

魏京生还说：“美国甚至在经济上大力支持中共。从那以后，中共政权得以保住就是依靠了经济发展，收买了中产阶级。”

美国老牌议员、众议院议长南希·佩罗西称，20年前，美国把世贸组织成员资格交给中共，“对我们的工人来说是经济上的失败，对我们的价值观来说是道德上的失败。在这一决定上，世界把交易置于理想之上。”

今天中共远超苏共

台湾中央研究院的裘兆琳博士说，一方面，美国2001年开启反恐战争、2008年爆发金融危机；另一方面，中国2008年成功举办奥运会，继而发射神舟7号升空，接手大量美国国债，成为美国最大的债主。

裘兆琳说：“从2009年到2010年间，中国一些与官方关系密切的学者指出，2003年中国GDP是美国的1/8，到了2009年已经变成1/3了，同时，军力等的影响力也在迅速增强。他们认为，美国应该开始用不同的方式对待中国 …… 意思就是说，中国将要求在一系列重大问题上抬高政策底线，改变现状 …… 。我们可以看到，即使在胡锦涛时代，大陆已经跟过去不一样了。”

裘兆琳接着指出，美国认为，美中之间是民主与专制的对抗。但是，在今年三月美中阿拉斯加的高层外交会谈中，杨洁篪称，无论从人数还是世界潮流来说，西方舆论不能被视为国际舆论，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不承认美国所说的普世价值”。

魏京生表示，“当年，苏共在经济上与西方隔离，对西方政治没有任何控制力，对西方经济也没有控制力。西方由于毫无顾虑地反对苏共，才导致整个苏联阵营的垮台。今天的中共已经远远超过了那时的苏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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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族与美国的社会运动版图（修订发言稿）

这是7月4日在湾区文化沙龙做的分享的修订文字版本，在保留原意的前提下调整了口语化的表达，因为没有影像，所以还新加了一些讲座中没有的图片。澎湃版本为：https://www.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8175114 因本人疏忽澎湃版本为最后第二稿而非本博客版本，但除漏了两个参考文献外，两者内部差别不大不影响阅读。

今天分享的题目是种族与美国的社会运动版图，主要包括三部分内容。第一部分主要涉及为什么特定的社会抗争和国家暴力的历史被淡化甚至抹除，以及民权运动衰落后黑人权力运动对民权运动意识形态的挑战和超越。其次会梳理美国左翼运动中的种族问题，移民所激化的种族与阶级矛盾如何在过去一百多年不断撕裂美国的激进主义传统。最后我会分享针对这一波BLM的公众舆论和运动的三个主要特征，然后从这些特征里我们也可以瞥见历史上黑人运动的遗产。 

社会运动与黑人解放的公众记忆

今天人们谈论社会运动的时候，他们不仅仅在谈论运动本身，而更是在塑造一种历史视角，一种事后理解和记忆运动的方式。所有的社会运动都同时是被传媒体系和学术研究过滤的，过滤过的事实会被印刻成历史成为一种公众记忆和政治论证的文本被不断唤起。 

比如1960年代中期出现的黑人���力运动，直到现在都没有很多影像记录和学术研究。唯一较为完整的纪录片是瑞典电视台记者拍的The Black Power MixTape, 记录了1967到1975年间和黑人权力运动相关的一些零碎的影像，十年前整理成片在美国上映，但因为有很多素材遗漏，一些年份甚至完全没有素材，所以整个视角不是很全面。但60，70年代没有一家美国媒体愿意去深入采访黑人权力运动，所以连纪录片都是外国人完成的。而且当时瑞典的拍摄团队还受到了多方阻拦，被美国政府和媒体机构批评传播负能量，看不到美国社会进步的一面。 

美国社会对社会运动的记忆僵化而存在极强的种族偏见。首先社会运动历史有很强的白人中心主义。大量研究都聚焦在白人主导的运动，比如新左派运动。同理，有中文翻译版的书籍也基本都局限在新左派运动。还有大量研究是关注民权运动期间的一些运动，比如静坐抗议Sit-in如何影响南方白人的态度。这个不言自明的假设在于黑人运动的成功要由白人来定夺。此外，白人男性也主导着历史叙事。新左派的回忆和论述被白人核心参与者所垄断。社会运动研究作为一个跨社会学、政治学的子学科，内部的种族和性别分化也极为严重。且不说理论研究三大家蒂利、塔罗和麦克亚当都是白人男性，几乎没有有色人种女性活跃在这个领域，她们一旦从事类似的研究，也会被学界的本质主义思维看作仅仅是研究种族、女性，而不是研究广义社会运动的学者。一般的社运研究者，也绝少有自己亲身参与运动组织工作的，研究和社运实践间常有巨大的脱节。 

前面这两个因素当然也受制于一个重要的结构性问题，即社会运动历史档案上的偏见。白人运动和比较温和的黑人运动参与者的记录更完备。Doug McAdam有本代表作叫《自由之夏》，这本书讲述参与1964年自由之夏项目对志愿者人生的长期影响，他们参与以后怎么开始思考改变社会，在今后的人生中更多参与政治。但麦克亚当之所以可以写这本对社运研究几乎是奠基性的书，正是因为自由之夏九成志愿者都是白人，然后档案资料非常齐全完整。黑人组织，特别是激进黑人运动的资料一个非常零散，二来很多掌握在FBI和CIA手里，即使资料解密也要等好多年。新曝光的故事也会颠覆人们的认知，比如当年黑豹党唯一做到高层的日裔美国人Richard Aoki，也是Yellow peril supports black power那张著名图片中的东亚男性，2012年才被曝光其实是长期的FBI线人，他成功打入多个组织内部，为美国政府提供了无数重要情报。 

图右为Richard Aoki，他生前拒不承认和FBI有关

具体到50年代开始的黑人解放运动上，它历史呈现的问题就更为集中。我这里总结了五点。首先是以领袖为中心的记忆和分析，特别是在阐述黑人运动分歧的时候会调出MLK和马尔科姆X，似乎其他人的运动都是这两个人的注脚。即使谈论别的组织的时候，也存在这个问题，比如一说到黑豹党就联想到Huey Newton，而不太关注其他成员，特别是女性成员的贡献。 

第二个问题是国家镇压被大量淡化。最典型的例子是50-70年代FBI在胡佛任下违法的COunter INTELligence PROgram，简称COINTELPRO。这个项目跟踪民权运动、新左派、黑人权力运动和激进左翼里大大小小的组织。FBI也直接策划了黑豹党非常有潜力的新星Fred Hampton和他保镖Mark Clark的刺杀。当时Hampton只有21岁，组织了一个非常有潜力的跨族裔联盟Rainbow Coalition，邀请了各个族裔的激进组织加入。这场官方拒不承认的谋杀也是黑豹党解体的主要原因之一。除了暴力镇压外，官方还通过伪造通讯等方式来对黑人运动各个击破，比如他们会伪装成其他组织的成员写信辱骂黑豹党，挑起组织之间的不信任，或者大肆宣扬某人是FBI或者CIA线人，这种策略也被叫做Bad-jacketing。FBI的COINTELPRO项目之所以为人所知，是因为1971年有八个行动者潜入了宾州FBI的地区办公室偷走了一千多个文档，这些行动者后来把文档全部公布给了主要媒体和国会，否则相关信息要晚几十年才会解禁。如今虽然FBI的监控和镇压受到一定程度的制约，它们旗下依然有专门的针对黑人激进派的监控项目，比如2017年泄漏的文价显示FBI把BLM看作“Black Identity Extremism” Movement的一部分，但这个运动完全是他们杜撰出来的。 

在主流的论述中，黑人激进主义一直被认为是暴力的，分离主义的，引发社会撕裂的。即使是民权运动的支持者也往往持有这样的立场。比如Todd Gitlin等白人新左派一直以来都声称黑人激进派毁掉了民权运动族裔团结的改革成果。他们还认为黑人激进派背叛了民权运动，从而导致70年后代保守主义和文化战争的兴起。但其实真的去看60，70年代历史，会发现60年代的运动在当时未必弥合了社会分歧，那些黑人白人并肩作战的图景本就有很多浪漫化的成分，而反而被认为是分离主义的黑人激进派在70年代后做了很多族裔团结的工作。 

黑人运动历史里女性，特别是底层女性的参与一直是被淡化的。比如知道Claudette Colvin 的人远远少于 Rosa Parks的，尽管前者才是第一个拒绝给白人让座的人。因为相比Colvin，Parks更符合抗争者的刻板形象，她是一个已婚的制衣女工，又在当地的NAACP任职，所以当时NAACP有意把她塑造成领袖。但Colvin是一个让座后不久就怀孕了的15岁单身黑人女性，她的身体是被社会污名化的，当时哪怕在黑人社区也没有一个行动家愿意宣传她的事迹。另外，Angela Davis在很多不同场合也提到过无数普通黑人女性的抗争造就了MLK，比如当时蒙哥马利公车抵制一开始是黑人女性组织发起的，而且搭乘公车的也大量是需要通勤的服务业黑人女工，但后来的历史叙述更多强调的是MLK等人事后介入的组织工作，MLK也因此成为了民权运动的核心人物。社会学家Belinda Robnett的研究还揭示，民权运动时期绝大部分黑人组织和黑人教堂普遍排斥女性的核心领导位置，黑人女性最多只能提拔到中层。所以组织内的排斥反向刺激她们去做更多协调、联络、教育的工作，成为了链接不同社区的节点。当时SNCC就是学生非暴力协调委员会的创办者Ella Baker就是个很好的例子，她做了很多运动的幕后工作，包括挖掘和培养下一代行动者。由于非常反感克里斯玛式的领导人气质，她更亲草根行动的风格也让她在民权运动的记忆中处在更边缘的位置。 

最后一个问题是美国在任何话题上都非常擅长的美国中心主义。除了越战外，历史叙述很少把美国置于全球运动和冷战的框架下看。进入21世纪后这方面的论述多了很多，但总的来说还是十分不够，而且既有的论述很多都比较第三世界浪漫主义，没有太多分析60，70年代国际主义面向下更复杂的政治运动之间的博弈。 美国对六十年代的论述经常被置于一种简化的“Good Sixties/Bad Sixties”的二分，大概就是说六十年代的前半段是好的，运动都很非暴力，在体制框架内进行，也获得了一些民权上的进步。到了六十年代后期黑人权力运动兴起，一切都划向了暴动和骚乱。关于60年代这种二分法记忆如何被固化的著作也很多。第一本叫做Framing the Sixties, 是从政党政治的角度看两党政治人物怎么唤起60年代的记忆来为自己政党的议程服务。第二本书The Bad Sixties对80、90年代的影像作品做了分析，发现主流文化界通过突出好的60年代和各种白人亚文化产品，来有效消解黑人运动的政治性。大家可能会一边欣赏黑豹党的着装，认为他们开创了一种时尚潮流，一边反对他们背后黑人自决的意识形态。第三本书A More Beautiful and Terrible History则反思了美国社会如何通过纪念民权运动来推卸奴隶制和种族隔离的历史负担。民权运动被描述成一种美国社会的自我净化和救赎，为之后的色盲政治 (Colorbindness)铺路。 

黑人权力运动的崛起和遗产

尽管民权运动时期就有了黑人权力的思潮，但是整个运动崛起还是在1960年代末期特别是1968年以后。对主流民权运动和SNCC在选举政治上努力的失望，从马尔科姆·X到MLK和肯尼迪的被刺杀所引发的普遍绝望情绪是很直接的诱因。越战也为黑人激进思潮的传播创立了机遇，因为第一次黑人，尤其是参战黑人直观感受到自己作为被压迫者，和被屠杀的越南人命运是相连同构的。前SDS成员Max Elbaum在Revolution in the Air里引用过一个60年代末的调查，显示30.6%参军的黑人希望回到美国以后加入一个类似黑豹党的激进黑人组织。 

人们事后回望60年代的时候往往忽略的一个背景是，当时即使是早期MLK这样的温和立场，美国社会上支持他的人也是极少数。1966年其实只有28%的美国人对金有好感，说明民权运动在当年是绝对不具备舆论基础的。1961年五月底盖洛普针对刚开始的跨州Freedom Riders运动的调查，六成被访者都持反对态度。更能说明问题的是1963年March on Washington前后的舆论对比，黑人非暴力游行后，社会反而对黑人运动更抵触了，认为非暴力抗争伤害种族平等的比例从60%飙升到了74%。1966年的数据呈现同样的趋势，85%的白人都觉得民权运动伤害了黑人追求平等。所以很多白人新左派宣称的美国社会舆论因为黑人权力才走向保守的论断是站不住脚的。种族资本主义的捍卫者不会因为一个社会运动和理非而对它寄予更多的同情。所以是一直以来都十分坚固的白人至上思潮推动了黑人权力的崛起，而不是反过来的。

1963年March on Washington之前和半年后的舆论对比

一般认为最早的黑人权力组织是Revolutionary Action Movement（RAM），虽然当时并没有Black Power这个概念，但这个组织在黑人高校发展开始就一直强调全世界黑人的解放，它也比黑豹党更早接触到毛主义和列宁主义。因为RAM活跃的时期还在民权运动鼎盛时期，所以他们为了避免国家镇压一直是半地下工作，也导致这个组织虽然实际规模很大，旗下很多分部，但资料留存下来的非常少，很多都来源于CIA和FBI的档案。比如后来根据Freedom of Information Act公布的60年代CIA资料就显示他们被官方认为是当时最危险的组织。RAM也激励了马尔科姆x和黑豹党的创办，前者在伊斯兰国度之前是RAM的成员。 

提出黑人权力这个概念的是Stokely Carmichael，他是在1966年March Against Fear中一场密西西比的集会上喊出这个口号的。早年他也是支持民权运动的温和派，参与过Freedom Riders运动，受到前述提到的Ella Baker影响，也领导过SNCC，但60年代中期他基本已经对民权运动的路线不再抱有幻想。Stokely喊出黑人权力的口号后，大部分民权运动领袖十分恐慌。当时的NAACP主席Roy Wilkins直接说这是”the father of hate and the mother of violence”，MLK也认为这个口号“unfortunate”，让Stokely收回，后者严词拒绝了。这种路线分歧除了时代变迁因素外，很大程度上也是代际问题。Stokely是1941年出生的，MLK是1929年，差了十几岁，所以Stokely回应的时候说我很尊重金博士，但是我们年轻人可没有他的耐心。在金被刺杀前Stokely和他还是有一些策略上的合作，但Stokely在立场表达上从未妥协过。 

CIA解密档案中提到的1967年的Stokely发言，来源于：https://www.cia.gov/library/readingroom/docs/CIA-RDP83B00823R000800050002-3.pdf

MLK与马尔科姆·X的不同，民权运动和黑人权力运动的分歧经常被简化成是否接受暴力。但更本质的不同在于看待黑人解放的途径，究竟是要求白人国家给自己赋权和法律地位，还是自己夺取和定义自由。Malcolm X最著名的话之一就是“Nobody can give you freedom”。同时，黑人权力运动应该被看作一种网状的弥散式的结构，内部有很多不同的派别。有些组织支持黑人分离主义和独立建国，还有一些组织会信仰革命社会主义，一些组织，像伊斯兰国度有宗教色彩也不排斥资本主义，比如他们会支持黑人企业家创业。但黑人权力运动在整体的脉络上还是偏左翼，还是有一些共同的特点可以将之和民权运动区别开来。 

首先，黑人权力大大拓宽了民权运动的范畴。因为民权是相对自由较为狭窄的概念，后者还包括在经济、教育、医保、住房等一系列面向上的平等。非常典型的例子就是黑豹党1966年起草的纲领性文件ten-point program，涉及免费医疗、教育、廉价住房和黑人免服兵役等问题，他们资金充裕的时候也一直在实践各种社区医疗教育治安项目。这种激进社区实践不只是内部试点，也激励了其他族裔的激进组织，比如另外一个纽约的亚裔激进组织I Wor Kuen (IWK，义和拳) 就有12-point program，而且它们的纲领相对黑豹党的有更强的性别意识，可能是美国所有激进组织里面最明确提出反对男性沙文主义的。 

IWK的12点项目全文，来源于：https://asianamericanactivism.tumblr.com/post/68946140266/i-wor-kuen-12-point-platform-and-program-i-wor

民权和黑人权力第二个根本性分歧和很多对于移民的争议是类似的，即美国的移民需不需要逐步融入白人社会，还是可以保持自己的生活方式和政治。而黑人权力在保留自己族裔文化政治的情况下，进一步讨论了自决和独立的问题。一个典型的支持黑人自决的激进组织是1968年在底特律成立的新非洲共和国（RNA），RNA希望五个黑人人口占比高的南方州路易斯安那，密西西比，阿拉巴马，佐治亚和南卡独立建国，向美国索取每名黑人一万美金的奴隶制赔偿，等价于美国重建时期对黑人未兑现的许诺，同时请黑人投票自行决定是否加入新的国家。RNA计划定都亚特兰大，还选了当时在中国流亡的黑人运动家Robert F. Williams当临时总统，国旗则模仿美国的设计但是采用泛非主义的红、黑、绿三色。这些纲领现在听上去很不可思议，但当时这样的思潮绝对不是毫无社会根基的。RNA成立初期全国媒体关注度很高，这个组织在政治打压下也一直存活到了90年代。针对RNA的研究非常少，唯一一本著作是政治学者Christian Davenport的How Social Movements Die，分析RNA在国家镇压和内部派系分裂前逐渐衰落的过程。 

RNA计划的国土范围，来源于：https://christiandavenportphd.weebly.com/republic-of-new-africa.html 

第三类分歧在于国际主义的程度。MLK自己当然也会说全世界人民的解放是重要的，但只有黑人权力运动真正建立了事实上的组织联系。比较典型的例子是黑豹党在阿尔及利亚的故事，这段历史目前最完整的叙述来源于Algiers, Third World Capital这本书。黑豹党的信息部部长Eldridge Cleaver 60年代末逃避审判流亡到阿尔及利亚，一开始受到新政府的欢迎成立了支部，对方还提供了办公场所。虽然BPP在海外只有这么一个分部，他们通过阿尔及利亚做了很多国际联络的工作，他还长期受到北越政府的资助。但随着时间发展黑豹党的分部和阿尔及利亚政府就产生了很多理念和资金上的冲突，后者一直希望把前者纳入自己自上而下管理的体系，还两次收缴了海外给黑豹党的大量资助。所以从这个案例也可以看到，一方面黑人权力运动的国际视角比民权运动要宽广许多，但是另外一方面很多国际连结内嵌在当时全世界的民族解放结构和美国国内对黑人运动的镇压里，这个外部条件的涨落还是很关键的。 

黑豹党党报对阿尔及利亚分部的报道，来源于：https://twitter.com/SanaSaeed/status/1279926765150928896

为黑人权力运动提供国际背景的泛非主义存在三个重要的时间点。从宽泛的意义上说，18世纪末的海地革命就有了泛非洲主义的色彩。当时海地起义军甚至和大革命中的法国普通市民有了跨大西洋的团结。这在CLR James早年的著作《黑色雅各宾》里面有很细致的描述。现代泛非运动大概出现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那时候全世界激进思潮的传播都很快，从无政府主义到共产主义。同一时期黑人激进派建立了很多跨国组织，都致力于全世界非洲裔的解放。当时虽然交通没有现在便利，但现代签证制度还没有建立，像美国是1924年随着颁布限制亚洲移民的Johnson–Reed Act才有了签证，所以运动家跨国迁徙和流亡某种程度上更为容易。本尼迪克特·安德森在《全球化时代》还提到那时候具备的所谓早期全球化特征，电报、万国邮政联盟、蒸汽船和铁路建设都有利于跨国人口流动。到上世纪60年代的时候伴随亚非拉民族独立运动，已有的泛非思潮正好和黑人权力运动对接起来，所以黑人权力运动里面不少人物后来也都参与了泛非运动，包括Stokely自己，他甚至为纪念泛非运动改名为Kwame Ture。 

牙买加人Marcus Garvey是早年泛非运动非常重要的人物，他1914年创办了最早的泛非运动组织Universal Negro Improvement Association and African Communities League (UNIA-ACL)，当他移民到美国以后又在纽约哈勒姆建立了分部。加州奥克兰有个非常著名的黑人激进主义书店叫Marcus Book就是以Marcus Garvey命名，这次BLM抗议他们书店也收到了很多捐款。另一个重要组织是1968年由加纳流亡运动家恩克鲁玛成立的All-African People's Revolutionary Party，后来1972年也有了美国分部，Stokely1969年逃亡非洲以后就长期负责这个组织。所以社运的国际联系并不一定是从欧美开始辐射向全球的，很多都是在其他地区先发起然后通过国际移民传到了美国，这种边缘到中心的模式关注的人较少。 

很多泛非运动的人其实都出生在加勒比地区，Stokely也是出生于特立尼达和多巴哥。加勒比行动者和美国社会运动的互动远远早于民权运动年代。比如20世纪初，就有很多加勒比的激进无政府主义者在纽约建立和参与了激进劳工和族裔解放组织，他们在哈勒姆文艺复兴中也扮演过很重要的角色。除了之前提到的早期全球化的趋势，历史学者Winston James这本Holding Aloft the Banner of Ethiopia里面分析到另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加勒比、西印度群岛的黑人移民，相对美国本土的黑人平均教育程度更高，阶级意识更强，同时他们在移民到美国前对种族隔离的感受不深。这些人到美国以后接触到白人才开始有了黑人的意识，但同时他们相对本土的黑人激进主义者更愿意和白人激进劳工运动家合作。也就是说加勒比的黑人激进派从Marcus Garvey到CLR James成为了美国白人激进派和黑人激进派间的桥梁，可以把种族和阶级的议题一起融合到解放性政治里头。这点非常关键，我在后面谈到左翼运动的种族问题时候还会进一步解释。 

虽然上述提到的很多黑人权力组织已经不复存在，但他们以往的成员和后代现在往往还活跃在社运一线，或是就现在的运动提出自己的看法。也有很多人创办了非政府组织。所以如今各个城市的运动经常还能带上当年运动的特色。我这次讲座封面图片作者Emory Douglas前几年拜访墨西哥萨民解驻地，和行动者对谈艺术和政治行动的关系，他们的对话成果还出版了书籍Zapantera Negra。 

黑人权力运动内部的意识形态多元而庞杂。黑豹党、伊斯兰国度、新非洲共和国等组织获得了大部分媒体关注，但其实还有很多小的组织。因为我住在费城，所以分享下本地一个很著名的黑人激进组织MOVE。MOVE1972年成立，除了黑人自决解放的纲领外，还有很强的绿色无政府主义色彩，比较反对工业化，有些历史学者认为他们受牙买加拉斯塔法里运动的影响。这个组织本来是很低调的，就在费城西边买了一排楼，组织成员过自治公社式的生活。但是78年的时候和费城警方对峙的时候，一名警察后颈被子弹击中身亡。为此费城警方坚称是MOVE方面开的枪，MOVE说他们的枪都是坏的不可能走火，是其他警察扫射到死者。官方没有给MOVE太多辩护机会，重判了九个人谋杀，大部分人刑期判了40多年，媒体把他们叫做MOVE9。目前这些人要么在监狱去世了，要么2018年以后才被释放，最新的情况是一位被判42年的成员Delbert Africa今年一月才被释放，六月就癌症去世了。 

1985年的时候MOVE和警方再次发生冲突，由于警察没法让成员离开住所，他们就索性出动了直升机向MOVE的住所扔了炸弹，炸弹当时引发了现场大火，造成6名主要MOVE成员和5个未成年人死亡，60多栋房屋受损。2013年的纪录片Let The Fire Burn是关于MOVE和警方的冲突，片名就暗示说当时警方意识到房屋着火后，故意让消防车不要实施救援，等着火把MOVE成员吞噬。最后这场屠杀没有一个警官被审判。这场悲剧一方面导致MOVE基本被摧毁，另一方面也反向刺激了黑人权力思潮在费城的延续。这次费城BLM游行中，也可以看到关于MOVE的标语。 

1985年MOVE爆炸现场的浓烟，来源于：https://thephiladelphiacitizen.org/the-lingering-trauma-of-move/ 

60，70年代任何社会运动都沾染了性别主义的色彩。黑人女权艺术家Michele Wallace写过一本当年争议极大的书Black Macho and the Myth of the Superwoman，因为这是第一本揭露黑人权力运动内部性别压迫的书。她认为黑人权力运动的厌女情节体现在运动强化了noble warriors 或者是 elderly statesman形象，要么是高贵的战士要么是年长的发言人，都是非常强调男性气概的。而且很多运动组织本身一直在强调要恢复黑人男性在社会的主导地位。这其实是对1965年一份著名的调查Moynihan’s The Negro Family的反击，当时这份报告认为黑人群体内部占四分之一的单亲母亲家庭导致了黑人过多依赖福利制度，经济文化上陷入落后的恶性循环。这份报告撰写人Moynihan本人其实写到了奴隶制以降的系统性歧视才是导致黑人家庭瓦解的原因，但后来这份报告完全被曲解逆练成为了保守派宣扬黑人“贫穷的文化”的证据。黑人权力运动针对这种污名化，等于是用一种同样扭曲的，牺牲黑人女性自主性的方式做出了回应。  

黑豹党内部的性别歧视就很能反映问题。Elaine Brown写过一本回忆录叫A Taste of Power，她是1974-1977年黑豹党陷入危机时候的负责人，因为领导人Huey P. Newton为了逃避审判流亡了古巴所以指定她接任。当时黑豹党的影响力已经消退，创办者之一Bob Seale已经因为内部分歧退党，组织成员各奔东西，剩下不到100人。Elaine在非常不利的局面下其实做了很多组织工作，包括拓展已有项目，增强和其他组织和政客的合作，极大延长了黑豹党的寿命。但后来大家在回顾黑豹党历史的时候，也倾向于完全忽略女性成员的贡献。Brown在回忆录里直接指出黑人女性在黑人权力运动中被认为无关紧要的。即使女性作为领导人，也被认为伤害了black manhood甚至黑人这个种族本身。 

除了Elaine的回忆录外，The Revolution Has Come是黑豹党历史书里比较有性别意识的一本。尽管鼎盛期黑豹党成员六成是女性，总部和绝大部分分部的性别分化和歧视是非常严重的，比如后勤联络、教师和办报纸几乎都由女性操办，主要领导层历史上只有三个人是女性，而且都是因为和男性成员有亲密关系才被提拔。早期女性和男性的职位晋升渠道是完全分开的。组织内部集权也很严重，不同意Newton的人会被开除。这本书里说到一个非常有意思的现象是在组织发展后期，由于女性成员的贡献长期被忽视，她们不被上门来搜捕的警察认为是关键人物，于是长此以往组织里的男性都被抓走，女性终于得以填补空白进入管理层。这个和之前提到的黑人教堂排斥女性，催生她们成为社区层面的召集人的例子异曲同工，都是社会结构性歧视如何塑造女性运动家独特的政治抗争模式。 

当然并非黑人权力运动就格外排斥女性，事实上民权运动和新左派运动里性别歧视是更常见和直白的。自由之夏项目招募学生的时候，筛选女性参与者一条很重要的标准是外貌。后来McAdam做研究时候意外翻出当年的档案，发现负责人在审查申请者资料时候一直在评论女申请者的长相，很多人因为外貌被拒绝参与。这些都构成了后来女权运动和黑人女权主义崛起的大背景。  

美国左翼运动中的种族问题

美国左翼运动种的种族问题是最近很多人聊到的话题，似乎BLM这类黑人运动更多关注种族，更少关注阶级的问题。前几天刚被清场的西雅图CHAZ占领区也出现了这个矛盾，白人抗议者想把更宏大的反新自由主义运动的议程嫁接进来，但一些黑人会觉得这些议题会妨碍BLM和黑人解放这个更紧迫的焦点，尽管TA们一般都承认新自由主义是个更本质的底色。这个争论其实一直存在，比如2018年末新共和发了一篇文章“Do American Socialists Have a Race Problem”，以美国目前最大的左翼激进组织美国社会民主主义DSA为例子，讲述了美国社会主义者内部对有色人种的排斥。这篇文章当时引发非常大的争议，因为左翼内部的白人很少承认自己有种族主义的问题。确实，种族和阶级在美国政治里面一直是非常缠绕，很多情况下甚至互斥的议题，这也是导致和很多发达民主国家相比，美国总体政治光谱相对保守的一个原因。 

杜博依斯曾有一个著名的论断，“黑人问题是对美国社会主义者最大的考验。”他在自己的很多著作里都细致地刻画了劳工政治的种族主义倾向，白人劳工往往认为自己的劳权受损都是因为黑人的存在。Viewpoint杂志的Asad Haider在2018年出版的Mistaken Identity里，也总结到白人之间的族裔团结一直以来高于美国有色人种之间的阶级团结。 

对黑人的种族主义一直以来都是其他移民融入美国的粘合剂，黑人是所有新移民共同的敌人，通过歧视黑人来融入主流白人社会的逻辑一百年来都没有变过。弗里德里克·道格拉斯曾经分析过爱尔兰移民对黑人的仇视，他说爱尔兰人在自己祖国愿意和全世界无产者站在一起，但一到美国就被教育要仇视黑人，才可以成为白人。在《美国黑人的重建》一书中，杜博依斯一开始就提到了美国从19世纪初欧洲移民涌入，到内战再到20世纪初一直并行的两类劳工运动：一是黑人劳工获取法律承认，后来也成为民权运动的由头，二就是白人移民劳工争取土地和更高的工资，后来就演化成了很多早年种族隔离的工会比如AFL。这两个运动偶尔会有一些联合，但是总得来说是互相冲突的。因为在不同时期，白人移民劳工，包括还有很多底层的白人都认为黑人压低了工资，抢了他们的工作。 

现在关于欧洲移民怎么变成白人的著作已经非常多，最早有影响力的著作是1991年出版的The Wages of Whiteness，之后依据这个思路就有很多类似的文献。这些后来的文献，比如Working Toward Whiteness会更细致地描摹美国的欧洲移民除了心理上觉得自己总是比黑人高一等外，是如何一步步将自己美国白人化的，包括如何通过加入排斥黑人、墨西哥人和亚洲人的工会试图让自己和本地白人劳工平起平坐，通过购买房产来和买不起房的黑人的区隔开来。另一方面，美国的各种移民法律，比如1924年的移民法案限制了很多国家的移民进入，导致北部需要更多的黑人劳工来代替之前移民的工作。这也使得美国社会，特别很多商家开始比较黑人和移民劳工的优劣，从而觉得“有些移民比别的移民和黑人更平等“。 

游天龙老师在之前的讲座提过由于在正规就业市场被歧视，亚裔经常被雇佣来当白人罢工的工会打手。其实当时黑人被雇佣是更普遍的现象，因为黑人男性除了和亚裔一样工资很低外，也一直被认为更强壮暴力，同时身体更能忍受痛苦。20世纪早年这些走投无路的工会打手都是由专业公司跨州雇佣，通过铁路统一运输的，所以雇佣的成本也进一步降低。另外，由于受到绝大部分工会的排斥，黑人劳工对白人工会存在怨恨，这也使得他们参与反罢工的时候带上了一些报复的心理。一个典型的例子是1919年席卷全美的钢铁行业大罢工中，绝大部分罢工打手都是黑人，而组织者一方AFL正巧拒绝黑人会员。所以最后这场罢工变成了资方雇佣的黑人和白人劳工的对战，非常有效瓦解了劳工的团结。这场罢工之后整个钢铁行业劳工运动一蹶不振，15年后才有新的罢工。 

关于美国工会和种族主义的历史，还可以参考Mike Davis的经典作品Prisoners of the American Dream。他的核心观点之一就是历史上工会的种族主义让美国劳工运动一直都比其他欧陆国家保守和官僚主义，这是所有左翼思想家都没有预料到的。美国工会的官僚化具体包括疏于培训草根运动家，排斥其他左翼组织，不愿意纳入女性主导的文书职位和有色人种占多数的南方农业工种，不与民权运动合作等。 

一个例外是1905年在芝加哥成立的IWW，世界产业工人联合会。IWW一直是跨种族、性别和国界做动员的，这也是受19世纪末20世纪初劳工无政府主义思潮的影响，认为全世界劳工不分职业应当隶属于同一个工会，所以它们的信条叫”One Big Union”。但这绝对不是劳工运动的主流，IWW哪怕在鼎盛时期也只有15万劳工会员，而同时期AFL旗下一个大行业分会，比如钢铁行业的人数都可以有30到40万。IWW的组织现在还有，在一些中大型城市集会和罢工中还可以看到他们组织的身影。但60年代开始，IWW开始直接介入民权运动，后来就更像一个社会运动组织而不是典型的工会。而且IWW是允许劳工隶属于别的工会的，所以其对旗下劳工的管理也更松散。华盛顿大学历史系做过一个IWW的数据库，里面有很多珍贵的史料和可视化，推荐给大家。 

早期的美国共产党在族裔团结上构成了另一个特例。20世纪早期美国共产党曾经积极动员过黑人激进派。最明显的一个例子是1920年前后有个黑人秘密会社叫做African Blood Brotherhood，是当时一个记者和出版人Cyril Briggs创办的（这个人也是加勒比的移民），Claude McKay, 和Harry Haywood也是成员。这个组织内部有社会主义倾向的人后来和美共有很多合作，最终甚至直接成为了CP的一个分部。Harry Haywood是其中最著名的一位，他去苏联学习过，见过包括胡志明在内的很多人。根据美共三十年代初的组织宣传材料，可以看到TA们有鲜明的种族立场，支持南方黑人的自决，和RNA立场接近。但很遗憾的是，从30年代后期开始美共就已经逐步弱化对种族主义的讨论，当时也以散布黑人分离和民族主义为理由驱赶了很多黑人激进派。直到1959年CPUSA正式放弃了美国黑人民族自决的口号。他们觉得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和深化，黑人白人自动会团结起来。那个时候民权运动正是如火如荼的时候，美共不但没有有利介入黑人解放运动，白人负责人反而开除了Harry Haywood等一系列黑人成员。基本上从这个节点开始，美国的左翼激进主义运动，至少从组织成员来看形成了种族分化的格局，直到今天都是如此。

1930年代美共的黑人自决宣传材料，来源于：https://wolfsonianfiulibrary.wordpress.com/2018/01/15/civil-rights-and-the-cpusa/

美国主流的民权运动历史经常把70年代说的非常不堪，好像除了尼克松为首的保守派开始反击外社会抗争全面停滞，但这个完全不符合事实，其实70年代中期美国的劳工运动才达到顶峰，而这个高峰的到来和黑人解放运动密不可分。60年代以后，随着黑人权力运动的兴起，黑人激进派就开始自立门户。1968年底特律道奇工厂发育出来的劳工组织the Dodge Revolutionary Union Movement (DRUM)领导旗下工人罢工，是民权运动以后第一次彻底关停了工厂的罢工。由DRUM发展起来的the League of Revolutionary Black Workers是70年代最重要的黑人激进组织，卷入了几乎所有重要的罢工，也动员了很多白人劳工。但从组织层面，出于对白人的绝望，这些组织都只允许有色人种加入。The League也是最早提出并为reparations募集到款项的组织，动员白人宗教组织拿到了至少20万美金的捐款，所以不该预设所有白人都本能排斥黑人权力运动的理念。到80年代纽约还成立了The National Black United Front，到现在这个组织还比较活跃。90年代末Black Radical Congress在芝加哥成立，曾经聚集起了很多黑人运动家、泛非主义者和学者，包括Angela Davis，这些人也试图和其他族裔的激进派进行更密切的合作。所以其实60年代末民权运动消退以后，黑人运动还是得到了长足的发展。关键问题是当黑人发展自己的运动组织后，因为社运历史的记录者往往是白人，所以这些努力就不太容易被人看见。Michael Dawson在Blacks in and out of the Left里就很详细解释了黑人如何和白人左翼思潮渐行渐远，白人新左派也一直都不愿意承认黑人权力运动对族裔解放的作用，然后久而久之黑人激进派就被边缘化了。 

那总结下，一系列原因共同导致了美国的种族和阶级撕裂了激进主义运动。首先欧陆马克思主义思潮的历史遗产导致很多左翼认为阶级斗争优先，种族只是阶级的反映。很多左翼组织内部也无人读杜博依斯、法农等黑人思想家的作品。从美共的历史也可以看到核心组织在分化中逐步远离黑人运动。再者，黑人激进派受到普遍的国家暴力，被迫转入地下。战后兴起的郊区化和居住隔离也很可能对左翼政治不利，因为左翼是非常依赖面对面社区动员的，但居住隔离导致左翼动员不到底层黑人，也难以建立跨族裔联盟。这些因素带来白人黑人互不信任的长期影响，不同族裔建立单独的激进左翼组织，这也导致黑人激进派愈发被孤立，在主流政治里处于边缘的地位。 

所以如今至少从选票的层面，自由主义的思潮基本上主导了美国的黑人政治，奥巴马之年也一度巩固了很多人的幻觉，目前为止黑人对民主党的依附性还是很强。同时因为长期的打压，黑人激进派一直处于相对边缘和半地下的状态，一般没法像白人组织一样会公开招募成员，很多社区也没有登记为社会组织。但是另一方面，近些年BLM运动让黑人运动有重新激进化的可能性，参与运动的黑人运动家一般都不会在两党政治的框架下思考种族解放，核心运动家绝大部分都在其他左翼、劳工和LGBTQ组织任职。比如提出BLM口号的三位黑人女性Alicia Garza, Opal Tometi和Patrice Cullors都同时活跃在各类劳工和移民运动中，她们也在不同场合强调BLM是跨越国界的。 

目前，美国当代左翼组织的事实性种族隔离还是非常严重。很多大众也已经有了左派都是白人的刻板印象，而不愿意多和他们来往。这里列举四个比较主要，立场又不太一样的白人左翼组织。说白人组织不是说这些组织就没有有色人种成员，而是非白人的比例非常低，组织内部有色人种成员也往往经历明显的歧视。The Democratic Socialists of America (DSA)是目前全美最大的左翼组织，有七万多付费会员。它曾经是相对保守的组织，是借着80年代很多更激进组织解体时候趁乱成立的。它的种族主义问题也很久了，80年代的时候DSA没有支持民主党激进派黑人候选人Jesse Jackson的总统竞选，史学家一般认为是组织内部种族主义导致。这两年随着组织内部有更多新的成员，有一些分部有了更多内部种族主义的反思。Socialist Alternative (SA)是一个托洛茨基主义的组织，它在美国的知名度基本是靠当选西雅图市议员的Kshama Sawant提升的，目前Sawant还在市议会任职，也积极支持参与了当地的占领运动。Party for Socialism and Liberation (PSL)基本是个白人斯大林主义组织，经常持比较教条的立场，但他们对拉美政治的关注可能是所有组织里最强的。Redneck Revolt (RR)是个很有意思的左翼拥枪组织。所以这也有助于打破白人拥枪的都是红州保守主义者的刻板印象。 

当前以黑人为主的左翼组织内部意识形态也很多元。Black Socialists in America (BSA)是2018年才成立的黑人社会主义组织，很大程度是为了回应DSA的种族问题，当然相比DSA，BSA的公开活动要少很多，成员都是匿名出镜。Revolutionary Abolitionist Movement (RAM)是无政府主义的社区，它们也有仿照黑豹党的十点纲领，包括废除警察军队和监狱。所以现在Defund the Police运动中确实是有希望彻底废除警察的一派的，也没必要否认和切割。Cooperation Jackson是一个2014年密西西比杰克逊成立的合作社网络。Huey P Newton Gun Club顾名思义是以黑豹党前领导人的名字命名的拥枪组织。总的来说在美国的左翼政治版图里，黑人左翼会更偏无政府主义一些。因为一来在践行民主集中制的混合族裔组织里，黑人肯定是被压迫的；二来无政府主义组织更去中心化，可以更有效地规避国家的监视和镇压。 

黑人解放运动与BLM2020

最后谈一下对目前BLM的一些观察，以及和之前提到的黑人运动历史之间的关系。进行了一个多月的BLM虽然由反警察暴力开始，但发展到现在已经有了更多的议题。虽然在中文网络上可能还是有很多反对的声音，但在美国本土，BLM从成立以来第一次有了大部分人口的支持。 

从民意调查上来看，BLM口号在2012年奥巴马任下刚提出来的时候是完全没有群众基础的，这和历史上所有黑人运动，甚至社会运动的命运都是一样的。公众对社会运动的高支持度，往往是参与者不断动员、说服、制造领导权的结果。对比2016年和今年的数据，可以看到2016年的时候，YouGov调研的美国被访者只有27%明确支持运动，这个比例到今年翻了一倍不止。当然这里有个问题是今年没有中立这个选项了，所以很多人态度可能向支持方向位移，但明确反对运动的人也减少了不少。然后很有意思的是中间派独立选民的意见变化幅度是最大的，也就是说其实运动动员起来了大部分中间选民，但基本没有让共和党选民改变看法。 

党派与BLM支持，来源于：https://news.yahoo.com/new-yahoo-news-you-gov-poll-support-for-black-lives-matter-doubles-as-most-americans-reject-trumps-protest-response-144241692.html  

从皮尤归纳的分族裔的支持度来看，除了各族裔总体更支持BLM外，拉丁裔的观念变化是最剧烈的，直接从2016年的比白人更不支持到目前77%的高支持度。我希望会有更多的研究出来论证具体的机制，但个人总体感觉是这次全国范围的BLM通过把黑人的处境置于其他少数族裔和移民面前，从而极大促进了少数族裔之间的自我教育和团结。这里没有亚裔的对比数据，但之前有个单独的调查发现抗议下亚裔对警察的观感下降是最明显的。最近针对亚裔为何不支持黑人运动有很多辩论，我想说其实对拉丁裔来说，除了无证移民，很多人同样很难共情黑人的处境。这次抗议期间拉丁裔内部，特别是白人拉丁裔同样有反省自身的anti-Blackness，甚至也有如何和父母和老一辈有效对话这种讨论。所以其实亚裔也可以通过和拉丁裔的连结，来互相指认和创造性地面对社群内部种族主义的问题。

2016年BLM分族裔支持度，来源于：https://www.pewresearch.org/fact-tank/2016/07/08/how-americans-view-the-black-lives-matter-movement/

2020年BLM分族裔支持度，来源于：https://www.pewsocialtrends.org/2020/06/12/amid-protests-majorities-across-racial-and-ethnic-groups-express-support-for-the-black-lives-matter-movement/

最后这张图表是皮尤同一个调查里不同人口变量与政治参与行为的交互，可以看到拉丁裔、亚裔的参与比例和黑人十分接近。甚至在给组织捐款上，亚裔的比例要远远超过其他族裔。按照右图给出的过去一个月的抗议参与比例，也是只有白人在拖后腿，且亚裔的参与度是所有族裔中最高的。我们觉得亚裔参与度低还是因为亚裔总人数真的太少了，很难在抗议中彼此看见。当然这类调查经常只访问会说英语的亚裔，所以实际比例会低一些，但至少说明年轻一代的政治参与热情是非常高的。 

Pew不同人口变量与BLM政治参与行为的交互，来源于：https://www.pewsocialtrends.org/2020/06/12/amid-protests-majorities-across-racial-and-ethnic-groups-express-support-for-the-black-lives-matter-movement/psdt_06-12-20_protests-00-10/

BLM运动跨种族的高支持度伴随的是其去中心化的特征。在我看来去中心化具体是和三个子特征结合起来的，商业化、城市社区化和大规模监控。但凡社会运动发展到一定程度，多多少少会有一些商业化的色彩，或者说更多企业看到民意愿意去支持BLM的诉求。早期可能是耐克这样的运动企业会支持，因为顾客里就有很多黑人，但现在亚马逊、Spotify、Netflix这类互联网公司也加入了挺BLM的阵线。讽刺的是，亚马逊恰恰是造成黑人持续贫困和被压迫的根本原因。它造成的士绅化，对旗下服务业劳工的压榨、Covid19下对仓储和WholeFoods罢工的镇压都很能说明它支持BLM的虚伪性。亚马逊2018年的时候还被爆出将旗下一个面部识别软件Rekognition卖给警方。在这样的背景下，BLM运动内部肯定会有策略性支持商业公司的，也有反对被资本主义收编的激进派。这种运动内部的立场如何在一个去中心的结构下做协调配合，而不是拉锯内耗，对未来的运动是一个挑战。 

这次各地上街的人数很多，口号也很齐整统一，但每个地方的运动势能和诉求差异其实很大。因为像Defund the Police这种诉求落实肯定是要运动参与者和当地的市长、市议会、警察部门斗争和斡旋。警局的预算一般都是市议会批准的，比如不久前白思豪批准市议会砍掉了NYPD下一个财年7%的预算。还有拆种族主义雕像和壁画的话各地的情况也非常不同，还有一些历史雕像可能在其他少数族裔社区和大学，还需要抗议者和社区负责人、各类社会机构进行协调。 

另一个去中心的因素，则在于不同城市社会运动的历史遗产不同，我这里举西雅图和我居住的费城的例子。这次西雅图抗议最特殊的地方就是CHAZ/CHOP占领区。这个区域几天前已经被清空了，但还是留下不少宝贵的运动经验和教训。之所以西雅图可以成功实现占领而非简单的游行，和本地有几十年历史的占领文化和无政府主义社区的兴盛是很有关系的。最晚从70年代开始原住民和拉丁裔社群就组织过不少占领荒地和学校的行动。CHOP占领区有各个不同社运组织的力量，除了BLM的人外也有大量当年参与Occupy的社群，还有一些这次疫情下涌现出的互助组织。因为Occupy的白人占大多数，所以运动内部一直都有种族和运动路线的矛盾，比如自治和占领的议程是否会干扰更紧迫的警察改革，这些争议直到占领结束也没有缓解。但总的来说，西雅图之前各个族裔联合抗争的历史对这次的运动有非常大的帮助。 

相比之下费城的政治生态就非常不同。这里有非常强的黑人权力运动的历史，美国第一个黑人权力运动组织RAM当年总部就是在费城，其他黑人权力组织在费城也都有分部，当然还有MOVE。今次BLM运动里，西费城的行动者纪念MOVE爆炸三十五周年还特别制作了短片，可以看到现在费城的社运还是受到当年历史很强的影响，诉求要比其他地方激进很多，比如这里的运动家是反对"Hands up, don't shoot”这种自我矮化的口号。虽然很多这类抗议吸引不了全国媒体的关注，但是对本地政治是有很大影响的。 

最后一个挑战就是如何应对大规模监控。美国的黑人运动受到的国家监控是最严密的。这次各地的BLM示威，各城市和州警察、国民警卫队、FBI和军方都派出了无人侦察机和巡逻机，监控达到了军事级别。仅仅国土安全部和海关执法局就直播和录制了至少270小时的抗议人群画面，这还不包括其他地方部门的档案。面对这种监控，我认为美国运动者做得还是很不够，很多消息发布和沟通都靠公开的脸书、推特和Instagram，反而是Boogaloo等右翼运动更多用加密软件。目前电报上最大的BLM频道只有不到一万关注者，完全不成体系，这可能对未来的运动协调造成伤害。 

谢谢大家。 

参考读物：

Bothmer, Bernard von. 2010. Framing the Sixties: The Use and Abuse of a Decade from Ronald Reagan to George W. Bush. First edition edition. Amherst: University of Massachusetts Press. 

Brown, Elaine. 1993. A Taste of Power: A Black Woman’s Story. 1st Anchor Books ed edition. New York, NY: Anchor. 

Davenport, Christian. 2014. How Social Movements Die: Repression and Demobilization of the Republic of New Africa.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Davis, Angela Y. 2016. Freedom Is a Constant Struggle: Ferguson, Palestine, and the Foundations of a Movement. 4TH PRINTING edition. edited by F. Barat. Chicago, Illinois: Haymarket Books. 

Davis, Mike. 1999. Prisoners of the American Dream: Politics and Economy in the History of the US Working Class. Verso. 

Dawson, Michael C. 2013. Blacks In and Out of the Left.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Du Bois, W. E. Burghardt. 1998. Black Reconstruction in America, 1860-1880. 12.2.1997 edition. New York, NY: Free Press. 

Elbaum, Max. 2018. Revolution in the Air: Sixties Radicals Turn to Lenin, Mao and Che. New edition. London: Verso. 

Haider, Asad. 2018. Mistaken Identity: Race and Class in the Age of Trump. London ; Brooklyn, NY: Verso. 

Hoerl, Kristen. 2018. The Bad Sixties: Hollywood Memories of the Counterculture, Antiwar, and Black Power Movements. Jackson: University Press of Mississippi. 

James, C. L. R. 1989. The Black Jacobins: Toussaint L’Ouverture and the San Domingo Revolution. 2 edition. New York: Vintage. 

James, Winston. 1998. Holding Aloft the Banner of Ethiopia: Caribbean Radicalism in Early Twentieth Century America. London ; New York: Verso. 

Léger, Marc James, and David Tomas, eds. 2017. Zapantera Negra: An Artistic Encounter Between Black Panthers and Zapatistas. Brooklyn, New York: Common Notions.

Leonard, Aaron J., and Conor A. Gallagher. 2018. A Threat of the First Magnitude: FBI Counterintelligence & Infiltration From the Communist Party to the Revolutionary Union - 1962-1974. London: Repeater. 

McAdam, Doug. 1990. Freedom Summer. 1 edition.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Mokhtefi, Elaine. 2018. Algiers, Third World Capital: Freedom Fighters, Revolutionaries, Black Panthers. Verso. 

Robnett, Belinda. 1997. How Long? How Long?: African American Women in the Struggle for Civil Rights. 1 edition.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Roediger, David R. 2005. Working Toward Whiteness: How America’s Immigrants Became White: The Strange Journey from Ellis Island to the Suburbs. New York: Basic Books. 

Spencer, Robyn C. 2016. The Revolution Has Come: Black Power, Gender, and the Black Panther Party in Oakland. Durham: Duke University Press Books. 

Stevens, Margaret. 2017. Red International and Black Caribbean: Communists in New York City, Mexico and the West Indies, 1919-1939. London: Pluto Press. 

Theoharis, Jeanne. 2018. A More Beautiful and Terrible History: The Uses and Misuses of Civil Rights History. Boston: Beacon Press. 

Ture, Kwame, and Charles V. Hamilton. 1992. Black Power : The Politics of Liberation. New York: Vintage. 

Wallace, Michele. 2015. Black Macho and the Myth of the Superwoman. Reprint edition. London: Verso. 

Whatley, Warren C. 1993. “African-American Strikebreaking from the Civil War to the New Deal.” Social Science History 17(4):525–5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