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校趾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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静岡市葵区駿府城公園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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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ill them with kindness" Wrong. CURSE OF QIN SHI HUA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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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ill them with kindness” Wrong. CURSE OF RA 𓀀 𓀁 𓀂 𓀃 𓀄 𓀅 𓀆 𓀇 𓀈 𓀉 𓀊 𓀋 𓀌 𓀍 𓀎 𓀏 𓀐 𓀑 𓀒 𓀓 𓀔 𓀕 𓀖 𓀗 𓀘 𓀙 𓀚 𓀛 𓀜 𓀝 𓀞 𓀟 𓀠 𓀡 𓀢 𓀣 𓀤 𓀥 𓀦 𓀧 𓀨 𓀩 𓀪 𓀫 𓀬 𓀭 𓀮 𓀯 𓀰 𓀱 𓀲 𓀳 𓀴 𓀵 𓀶 𓀷 𓀸 𓀹 𓀺 𓀻 𓀼 𓀽 𓀾 𓀿 𓁀 𓁁 𓁂 𓁃 𓁄 𓁅 𓁆 𓁇 𓁈 𓁉 𓁊 𓁋 𓁌 𓁍 𓁎 𓁏 𓁐 𓁑 𓀄 𓀅 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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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纵队”里的中国人：被遗忘的先锋——黄昉苨

在西班牙身着国际纵队军装的谢唯进 2013年10月23日15:08   来源：中国青年报

在西班牙身着国际纵队军装的谢唯进

1939年国际纵队战士受困于法国集中营，他们身后是朱德等人赠送的锦旗。

　　12岁的谢进珍被满屋子的“老外”震撼了。那是1966年。在四川南充干休所一个外观普通的房间里，满墙都贴着奇特的照片——有些是高鼻深目的白人，有些是长相敦实的黑人，还有一位女士，英雄般地对着镜头演讲。

　　谢进珍的养父、一个西南小城里满脸沧桑的“书呆子”，站在屋里，对每张照片都能说出一段掌故来。她甚至听不明白他在说什么。

　　后来她才知道，这些照片记录了上世纪30年代末西班牙内战的情形。而养父谢唯进，当年在战场上亲手拍下了这一切。他是“国际纵队”的一员。

　　类似的震惊，在20年后击中了另一个背景全然不同的中国人。在美国从事科研工作的台湾人邹宁远，原本正翻阅“国际纵队”美国志愿军的名单，不期然看到了3个类似中国人的名字。

　　与谢进珍不同，他知道什么是西班牙内战：“从西班牙画家毕加索的巨幅壁画《格尔尼卡》上，可以听到德国战机轰炸下西班牙古城人马惊惶的哀嚎声……从美国作家海明威的小说《战地钟声》里，可以听到异乡人在西班牙战地敲响的浪漫钟声。从智利诗人聂鲁达的诗篇里，可以看到钢铁般的鸽子飞渡重洋，盘旋在马德里血岩的山谷上。”

　　在1936年持续至1939年的这场战争中，为了抵抗德意法西斯，来自世界53个国家的4万多名志愿者，主动奔赴战场。这些人中，有中国人熟悉的加拿大胸腔科医生白求恩、匈牙利摄影师罗伯特 ·卡帕、英国作家乔治·奥威尔、拍摄《四万万人民》的荷兰导演伊文思……当然，还有海明威。

　　只是，那里怎么会出现中国人呢？

　　“那是一件该做的事，非做不可的事”

　　后来那些寻找中国人的故事，源于1981年冬天的某个夜晚，纽约城里播放的一部电影。

　　那是一部关于西班牙内战的纪录片。1936年，因为反对民选的左翼共和政府，西班牙军人佛朗哥发动武装叛乱。他得到了德国元首希特勒与意大利总理墨索里尼的全力支持。如今了解历史的人们，会将西班牙内战总结为“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前奏”；但当年，在佛朗哥军队与得到苏联有限援助的共和政府之间，英美等国选择了保持“中立”。一时间，唯有德意两国的武器源源不断输入西班牙，该国成为法西斯实验最新武器的战场。

　　然而，这场战争最不同寻常的地方在于，在法西斯的炮火面前，许多国家的公民作出了与他们政府不一样的选择。

　　4万多名志愿者，也许是艺术家、诗人，也许是矿工、木匠、海员，或者码头工人，在那一年纷纷奔赴西班牙战场，组成“国际纵队”，支援共和政府。美国作家海明威在那里成为一名战地记者；而英国作家乔治·奥威尔，当时则加入了民兵组织。

　　跑去西班牙的，还有加拿大医生白求恩。与同时代的许多人一样，他已经从这场内战中嗅到了世界大战的阴影：“法西斯从德国和日本开始，现在已经到达西班牙……如果不在西班牙把他们拦下来，世界就会变成一个屠宰场。”

　　“我记得半夜醒来，心想不知��检医生知不知道他有关节脱臼的毛病。也许我该把这秘密告诉医生，他就准去不成了。”一位美国老太太对自己半个世纪前的纠结还记忆犹新，“但是我想如果我真的这样做了，我会无法面对自己，他也一辈子不会原谅我的。”

　　她的丈夫，一位大学体育教师，终究在西班牙战场遇难。提起往事时，老太太咬着牙努力地控制着即将落下的泪水说：“我们每个人终究都会死，如果为了正义而死，也许不是件坏事。”

　　观众席上，从事科研的华裔夫妇邹宁远与倪慧如被这一幕震撼了。

　　成长于台湾的邹宁远与倪慧如，当时是纽约一家生物科技公司的研究员，每天的生活就是忙着“写专利、发论文”。这部名为《正义之战》的电影，让这两位科学家第一次听说半个世纪前发生在西班牙国土上的战争：竟有这么多人自愿从这么多国家出发，为了一个陌生国度的人民而投入战争，这对他们来说，有些“难以想象”。

　　因为这份感动，他们很快与曾参加西班牙内战的美国志愿者团体熟悉了起来。事实上，老战士们依然活跃在全美的各大抗议游行活动中，中气十足地反对着那些他们认为不公正的政策。每次出现在游行队伍中，除了标语之外，他们也会骄傲地举着“林肯兵团”的大旗，那是他们当年在西班牙的旗号。

　　直到1986年，邹宁远在“林肯兵团”的纪念册上发现了中国战士的名字。

　　如今说起这事儿，他一连用了好几个��不可思议”：“听到美国志愿者参加西班牙内战的事情时，已经觉得很不可思议。可我们没想到还会有中国人去参加——那就更不可思议了。当时中国还在进行抗日战争啊！这些人是谁？为什么会千里迢迢跑去西班牙呢？”

　　他们不知道上世纪30年代中国的气氛。那时候，后来成为著名作家的叶君健常常会与他的老师、武汉大学教授朱利安·贝尔在通信中讨论西班牙内战。贝尔是英国女作家弗吉尼亚·伍尔芙最疼爱的外甥，一位擅长作“朦胧诗”的诗人。西班牙内战爆发之际，这个年轻人觉得自己无法再安居于中国：“我怎么能够让别人冒着生命危险去西班牙，为我们相信的理念而战，而我自己却置身度外。叫我怎么能挣脱这羞愧之感？”

　　而在《大公报》、《新华日报》、《救亡日报》��当年的报刊上，西班牙内战也总是国际新闻的头条。那年头还有一首流行歌曲名叫《保卫马德里》，是一个名叫“国际研究会”的小组织里两个年轻人写给西班牙人民的。不管西班牙人有没有听说过这首歌，至少在中国，这首歌被广为传唱，先在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的学生中流传开来，后来连教会大学的学生都哼着“拿起爆烈的手榴弹，对准杀人放火的佛朗哥，起来！起来！全西班牙的人民”满街跑了。

　　著名马克思主义学者高放曾撰文回忆称：“我当时在福州市上高小，记得音乐老师指教我们合唱这首雄壮激越的战歌（《保卫马德里》），还帮助我们编导演出了声援西班牙的话剧。我穿着小军服，佩戴军官的武装带，手挥军刀，在舞台上高喊‘誓死保卫马德里！’这在我幼小的心灵上留下了永世不忘的景象。”

　　在延安也不例外。

　　1937年夏天的一次游行中，《保卫马德里》的歌声响彻了延安。正在当地访问的美国女记者海伦·斯诺还用西班牙文写了“不许法西斯通过！”的标语，高高举在游行队伍的前面。

　　甚至还有日本人参与了国际纵队。

　　邹宁远曾在巴塞罗那的国际纵队50周年纪念会上遇到过日本教授川成洋。这位教授带着一支纪录片拍摄队伍，就为了搜集当年唯一一位站在西班牙共和政府一方的日本志愿者杰克·白井的资料。很多美国老战士记得这个家伙，他是在西班牙时“林肯兵团”里最受欢迎的伙夫。

　　但杰克对自己被分到的这份工作，简直“火大得要命”：“我有一支上好的苏联步枪，我来这儿是打法西斯，我要留在前线！谁能够在厨房里打法西斯！去他妈的厨房！”

　　这番抗议起了效果，白井在机关枪连队里成了一位“持枪厨子”，他跟政战官立下约定：一旦前线有战事，就去参战。最终，在1937年7月11日，为了给前线战士送饭，白井利索地跳出战壕，再也没能回来。

　　日本人没有忘记这个出生在北海道的孤儿。近30年后，白井在东京无名战士公墓拥有了一块纪念碑，还有两位日本学者为他著书立传。

　　倪慧如猜想，对于当年正在亚洲发动侵略战争的日本人来说，能够发现这样一位国民去参与反法西斯战争，也许象征着一种救赎，因此他们分��郑重。

　　即便到现在，邹氏夫妇也没想明白，明明有更多的华人曾投身西班牙反法西斯战场，为什么半个世纪后，却几乎不见任何记载。“既然我们已经肯定地知道有中国人参加，我们就不能再让这段历史继续空白。我们要把这些中国人找出来。我们要认识他们，了解他们当年为什么要冒着生命危险，到陌生的西班牙去打仗。”

　　回忆往事时，倪慧如说：“我们完全没有想过自己是否有能力胜任，只觉得那是一件该做的事，非做不可的事。”

　　“我是来前线，尽我的全力作一名战士来战斗的”

　　这念头一起，就是历时十多年、可能出现在全球各地的寻找。为了还原这场战争中发生过的一个小小的瞬间，邹宁远与倪慧如曾经在西班牙某小镇的档案馆里把所有格子中满布灰尘的卡片一张张抽出，试图寻找到一些旧日光影的蛛丝马迹；他们走访过奥地利、东德、波兰、捷克、保加利亚等国，与所有能找到的西班牙老兵交谈，甚至在上世纪90年代初北京的中国革命博物馆吃了不止一次闭门羹……

　　他们发现了一个又一个充满勇气与理想主义色彩的故事。

　　国际纵队中并没有专门设置一队“中国纵队”，可是，巴黎华文报《救国时报》1939年的一篇通讯显示，从世界各地赶去西班牙的国人可能达到了三位数：“中国同胞在西班牙参战者，总计在国际义勇军者和共和国军中者百余人。”

　　这百余人中就包括四川人谢唯进。1937年春天，他把长子托付给友人，只身一人从瑞士来到西班牙。在2002年出版的一本名为《西线战事》的小说中，作者活灵活现地描绘了谢唯进如何“在欧洲组织中国人参加国际纵队”，“受命赴西班牙参战”；但对于读过谢唯进书信与日记的邹宁远与倪慧如而言，事实并非如此。

　　“至少在我们所见到的资料中，没有任何证据能说明任何人是受指派走上战场的。”邹宁远正色对中国青年报记者说。

　　相反，他见到了谢唯进写给西班牙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一封信，通篇费力地劝说对方接纳自己参战：“为了要参加这个斗争，我费尽了万难才来到西班牙……我不是来西班牙作短期逗留，我是来前线，尽我的全力作一名战士来战斗的。”似乎是为了打消疑虑，谢唯进还建议西班牙向瑞士德共或巴黎法共的中国部核实自己的党员背景。

　　最终，他如愿以偿被分派到国际纵队第十一旅的反坦克部队。

　　上海工人陈阿根是直接从中国跑去西班牙的。因为在厂里尝试着组织工���，他被国民党追捕，情急之下，跳上一艘法国汽轮避难。而这艘轮船启程开往欧洲。旅途中，他和船上的越南厨子熟悉了起来。这位厨子一肚子学问，不光会讲法语，还会5种中国方言。他告诉阿根，如果法西斯在西班牙得胜，又一场世界大战将近在眼前。当船驶入西班牙西北角的海港拉科鲁尼亚时，陈阿根已经决定下船参战。

　　后来美国人奥尼茨在俘虏营里和陈阿根成为好朋友。他问阿根：“那厨子鼓动你来西班牙打仗，自己为啥不来？”

　　阿根说：“他说他奉命要去苏联深造。”

　　遇上邹宁远与倪慧如的时候，奥尼茨跟他们说了自己后来的猜测：一个会讲多种中国方言、在船上当水手、还奉命去苏联深造的越南人，也许就是胡志明？无论如何，陈阿根自己看上去一点也没后悔。

　　国际纵队里的中国明星是来自法国的老工人张瑞书与刘景田，两人都大字不识几个，年轻时从山东去法国打工赚辛苦钱，西班牙内战爆发的时候都40多岁了。法国雷诺车厂共产党党支部招募工人组成“雷诺连”去西班牙参战时，他俩一起报了名。

　　和白井一样，他们没得到上前线杀敌的机会。国际纵队费了好大的劲儿去说服他们：被分到卫生队担任担架兵一样是为打法西斯出力。

　　张瑞书知道，人家是嫌他“年纪大”。可这俩山东老乡也不说啥，就埋头苦干了起来，他们很快以不怕苦不怕累出了名。国际纵队第14旅的《联队》杂志第六期有一篇文章是专门写他们的：“国际纵队有多少同志的性命是他们救的？有多少人是由他们在机关枪子弹下背出火线的？没有人知道确实的数目，但是，伤员和战士都知道，他们勇敢无畏。”

　　第一位从美国出发的中国志愿军战士，是土木工程师张纪。他是长沙人，大学毕业后，在明尼苏达州的一家矿场里工作。37岁的张纪在1937年春天在纽约登上“巴黎”号客轮，在抵达西班牙后的报名表中，他写道：“我来此地的初衷，是想运用我的专业知识和经验来帮助这场战争。我不反对加入国际纵队，只要我能够为西班牙政府最后的胜利给予具体的贡献。”

　　与他同在“林肯兵团”的还有广东人陈文饶。人们无从得知25岁的他为什么会去西班牙，只能读到他负伤住院后写给唐人街华文报的信：“在这次战役中，我不幸中了开花弹，伤及我的右脚。弹从脚面入，从趾部出。医生已把这受伤的大脚趾剖割。一俟伤口痊愈，我就要再上前线去杀敌。”

　　国际纵队里的很多人都记得华人医生毕道文。他原是印尼华人，一直为印尼独立而斗争，不愿在“国籍”一栏填上殖民宗主荷兰，于是总自称是中国人。1939年春在法国的集中营里，波兰志愿军人办的小刊物邀请毕道文谈谈“有关遥远中国的事情”，这位印尼大叔（没准是费了老大的劲儿）为他们歪歪扭扭地写下了几个汉字：中国，波兰，自由。

　　那年头国际主义精神对这些人的感召，可以从张纪的一段回忆中看出来。有天，他在战场上打听陈文饶的消息，迎面跑来一个大胖子，使劲儿握着他的手。老张定睛一看：嘿，这不是在明尼苏达州时常去的酒吧里的酒保吗？

　　几句寒暄之后，对方跟他炫耀起了自己的经历：“你知道我是从巴塞罗那登陆的？我们那条船被意大利潜艇炸毁了。”船上有60多个美国人，200多个其他国家的人，全沉到了海里，胖酒保扑腾半天好不容易抓住了一架救生艇，放眼一看，浪头上起起伏伏的都是人。

　　“可那些泡在海里的共产党人，你知道他们干什么？他们唱起了《国际歌》！”听着世界各国不同的语言汇成了同一曲旋律，酒保突然觉得自己一下就没有了害怕。他对张纪说：“等回了美国，我就要加入共产党！”

　　“他们不是年轻人觉得新鲜，想冒险，想去西班牙战场玩玩。他们是深深地觉得，人类——不管来自哪个国家，不管什么种族——都应该平等，互相尊重，互相爱护，相互帮助。”了解了这些志愿者的故事之后，倪慧如总结说。

　　“我还是要去中国的。再见了，老青年！”

　　“你们是要先听我在西班牙的事，还是在中国的事？”1991年，在东柏林的一间民居里，曾参加西班牙内战的德国医生白乐夫这样问远道而来的邹宁远、倪慧如夫妇。

　　当他们尽全力去探究这段故事的时候，被遗忘的历史也以出乎意料的方式扑面而来。事实上，西班牙内战与当时同样遭受法西斯侵略的中国之间，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1939年在香港的《天下》杂志上，张纪记述了自己在西班牙军官训练学校认识的水手查理。西班牙内战结束后，他俩在法国某站台上重遇。查理已经瞎了一只眼，但他满不在乎地冲着张纪嚷嚷道：“哎，如果他们不嫌弃我少了一个头灯，我还是要去中国的。再见了，老青年！”

　　某种意义上说，当时的中国，与西班牙遭遇的是类似的命运。当年《救国时报》送给西班牙前线战士的锦旗上写道：“东战场，西战场，相隔几万里，关系文化的兴亡。咱们所拼命的，是对侵略的抵抗，咱们要贯彻的，是民主的主张。”

　　德国共产党员Rolf Becker地道的汉文名“白乐夫”，就来自1939年的中国。从西班牙战场撤退以后，他与奥地利医生严斐德、捷克医生纪瑞德一起从利物浦启程前往中国，一路行经江西修水、河南南阳、云南楚雄等多个地方，“哪里有战火，我们就到哪里设立流动医疗站”——这是从西班牙内战中得来的经验，可以就地抢救伤病员。

　　直到8年后，他才登上二战后第一班从上海回伦敦的轮船。

　　与他有类似经历的，还有20多位来自世界各地的医生与两位女护士。他们都是离开西班牙战场之后，自愿赶赴中国，继续参与反法西斯战争的。因为这段经历，他们每人都有一个典雅的汉文名。这些人当中，最为人熟知的是来中国后第二年在陕北因细菌感染去世的白求恩。而在中国待的时间最久的，是白乐夫。

　　许多医生都忘不了他们当年在中国红十字会的总部、贵州图云关山区的时候，每周总有一两天，大家结伴一起，唱着西班牙战壕里的歌曲下山，浩浩荡荡去贵阳城里听京戏。

　　在中国各地兜了大半圈之后，白乐夫在山东遇到了印尼华人毕道文，因为有西班牙的共同经历，他们很快成了好朋友。

　　回忆起西班牙战场，白乐夫还记得国际纵队中有一个厨子是中国人，个子高高的，30多岁的年纪，是从法国过去的。“我们嫌他菜烧得不好，他气得不得了，说‘你们不是共产党员！你们怪我煮的不好，你们不是共产党员！’”

　　“最开始，我们只是怀着好奇心去查找。”邹宁远说。可是慢慢地，见过越来越多在美国、在欧洲的西班牙战场志愿者，了解了每个人的故事之后，他觉得有义务要留住这段不为人知的过去。

　　“对中国人来讲，这是非常重要的历史。另一方面，它也是世界的历史。我们想让世界知道：中国也有人参加国际志愿军，他们在怎样的环境下参加、他们参加的过程是怎样的——总之，在这件事情上，我们也是世界的一员。”说起这项研究，倪慧如变得有些激动，“这是全世界的人，为了同一个梦想，为了民主，为了反法西斯，大家都齐心协力地来做一件事。而中国人是参与其中的！”

　　在西班牙的中国参战者“最大的光荣”，当属1938年一位中国海员从上海经马赛辗转带去的一面锦旗。锦旗足有一人高，用黄色的中英文双语写着“中西人民联合起来！打倒人类公敌——法西斯蒂！”，落款是“朱德、周恩来、彭德怀同赠”。其中，朱德是谢唯进在德国哥廷根大学的同学，周恩来也已与他认识十几年，谢唯进带去西班牙的照相机就是周赠送的，他用它拍了后来那满墙的照片。

　　巴黎中国人民阵线一位名叫“赵建生”的联络人写信告诉谢唯进说，这面锦旗是毛泽东和王明委托海员送来的礼物。“赵建生”，是饶漱��的曾用名。

　　然而此时，国际纵队已经走到最后的时刻。当年9月，辛苦支撑的西班牙共和政府宣布撤除所有外国部队，希望德意两国也会因此收兵。在西班牙的中国人也随着大部队，陆续撤退到法国境内专门安置国际纵队的集中营里。

　　集中营建造在海岸边的沙漠上，四周没有草木，只有围了两层的铁丝网与网外看守的法国士兵。这样的境况下，谢唯进还带着一个西班牙语极好、名叫张树生的战友，一起创办了一份小报《中国抗战情报》，向营里的国际战友们宣传中国的抗战问题。

　　在集中营里，谢唯进给远在中国的友人龚普生写下了这样的话：“一俟弟等解囚，当速整戎装，趋赴祖国前线，为民族之独立生存而效命。”

　　决定回国抗日的还有碉堡工程师张纪。在西班牙一所医院里，他告诉美国人门德，自己要去延安，参加八路军。

　　没有人知道张纪是否曾成功抵达延安。关于他的所有线索，在1939年的香港戛然而止。门德在1986年访问中国时，还曾向相关部门询问过这位老友的下落。对方告诉他，中国姓张的人太多了。“从此我再也没有他的消息，连一句话也没有。”

　　“大地是永不可被征服的，它比任何暴政制度还要长命，大地将永垂不朽”

　　1938年10月末，在最终撤退之前，国际纵队的战士们奉命汇集到巴塞罗那。女英雄伊巴露丽在他们与西班牙人民的告别会上上台致辞：“我们不会忘记你们。当代表和平的橄榄树枝重新发出绿芽、编结成西班牙共和国胜利的桂冠时——请务必回来！

　　“请回到我们这里来。你们如果没有故国可归，这里就是你们的家园；你们如果渴望友情，我们就是你们的朋友。你们将满载全体西班牙人民的热爱与感激。”

　　广东人陈文饶没等到这天。半年前，这个不到25岁的小伙子在甘德萨战役中阵亡。叶君健的老师朱利安·贝尔，也在西班牙牺牲。他们的结局不算偶然。踏上西班牙国土的国际志愿者，仅7%毫发无伤地离开，而其中三分之一的人，把生命永远留在了那里。

　　海明威以自己的语句送别了这些人：

　　“死者勿需站起来，他们已是大地的一部分。大地是永不可被征服的，它比任何暴政制度还要长命，大地将永垂不朽。

　　“没有人比在西班牙阵亡的人还要光荣地入土。这些光荣入土的人士，已经完成人类的不朽。”

　　德意两国并未随着国际纵队的撤出鸣金收兵，共和政府一方很快���不成军。1939年3月28日，首都马德里被占领，西班牙内战就这样以共和政府的失败告终；长达40年的佛朗哥独裁统治则由此开启。

　　离开西班牙战场后，因为在法国工作多年，张瑞书与刘景田很快就被工友们搭救了出来。虽然没有进集中营，却也被法国驱逐出境。他们去了延安。在1944年的《解放日报》上，倪慧如读到了他们被评为“劳动模范”的新闻。在邹氏夫妇开始寻访之前，那是他们最后一次出现在公众视野内。

　　张瑞书在1947年成为新华社的干事；他在那里一直干到退休，并于1968年去世。在亲友的描述中，这是一个待自己近乎严苛的老党员；到了晚年，常常借酒浇愁。大家尊敬他，但也没什么人关注他的过去。倪慧如在上世纪90年代初曾托人去询问，一位老干处的负责人告诉来者：张瑞书文化水平不高，在社里做些一般的行政工作，对新华社并没有突出贡献。

　　然而邹宁远与倪慧如一次次在欧洲的杂志上见到他们。张瑞书的大头像被印在1937年9月25日马德里出版的一本杂志的封面上；作为一名令人难忘的国际英雄，他的西装照出现在上世纪90年代末的一本法国杂志上。在不同年代西班牙与东德的报纸上，刘景田背着伤病员的相片，被当做那场满是国际主义者的战争中经典的一幕。

　　1966年8月1日，东德医生白乐夫最后一次收到印尼老朋友毕道文寄来的信函。他猜想毕道文在其后的苏哈托政变中大概遇害了。

　　那一年，毕道文给印尼国内的老朋友寄了一张明信片，上面只写了一个词：自由。这个词把对方吓了一大跳。那时候的印尼，收一张这样的明信片要冒很大的风险。当时毕道文在一处偏远小岛上的麻风病院里当医生。人们认为他已近乎发疯。

　　80年代末，在东柏林的寓所中，白乐夫找出收藏多年的毕道文相片，交给了邹宁远夫妇。照片上的中年人身着民族服饰，圆圆脸，笑得很和善。在1965年寄给老友的这封信中，毕道文写道：“我寄给你一张我的照片，你在西班牙、二战及中国的老战友。希望你能完整无缺地收到……不要忘记前进！”

　　白乐夫医生在1999年93岁生日的当天离开人世。他的讣文上写着：献金请交给Cuba Si，为古巴儿童买牛奶。

　　对于生长在台湾、上世纪60年代赴美留学的邹宁远和倪慧如而言，美国的西班牙内战志愿军是他们最熟悉的。那么多年来，在美国的各种抗议活动中——纽约反对核武竞赛的队伍里，抗议美国政府拉丁美洲政策的游行中，乃至以后反对伊拉克战争的人群中——他们总会看到这群白头老翁，精神奕奕地走在队伍前排。

　　“他们��辈子都是这样的个性，碰上不公平的事情，一定会站出来抗议。游行队伍里，他们看上去那么年轻。”倪慧如回忆说，“有回我们在纽约反对伊拉克战争的队伍里见到一张熟悉的面孔，是个90多岁的老兵，朝我们打了个招呼，就继续往前走。他后来就是在游行时去世的。”

　　毫无疑义，西班牙战场下来的这群老战士，“不是讲讲而已，是要身体力行自己去做，他们用一辈子实践了自己的理想”。

　　“他们远赴西班牙是为了一个信念……他们证实犬儒主义是一个谎言”

　　很难说四川人谢唯进可曾如愿践行自己的理想。

　　1978年10月，曾担任空军工程部副部长的谢唯进顶着一“谢老修”的帽子在北京去世。去世前的13年，他一直都被安置在四川南充“养病”，直到临终前也没能说清自己的历史问题——他的苏联妻子，他在苏联读书的儿子，还有他曾经在国外多年的“国际特务”身份……

　　但他告诉养女谢进珍：“我问心无愧，你要记得你爸爸是一个国际共产主义者。”

　　谢唯进回国后，曾在重庆从事了几年地下工作。他真正重上战场是在解放战争时，担任四野特种兵政治部副主任，随着部队从平津一路下到江南。1955年，他获得一级解放勋章。在空军工程部工作到1963年，他就被安排离休了，两年后，更被送往偏远的南充干休所。

　　他人生最后的精力几乎全都倾注在一箱与西班牙内战有关的资料上——它们陪着他从西班牙战场到法国集中营，再漂洋过海回到中国，在四川乡下躲过了抗日战争与历次运动的摧残。

　　获知自己罹患淋巴癌的消息后，谢唯进把医院变成了自己整理西班牙内战资料的工作室。他最终赶在去世前整理完了所有资料。

　　在南充小屋里满墙战友的凝望中，他一次次跟养女说起西班牙的故事。“我要让你知道这段历史，不然要是我突然死了，留下这么多东西，你要是不知道，还不当废品给我扔了。”有一回，谢唯进感叹说。

　　但谢进珍不开心的时候，会跟爸爸顶嘴：“我觉得你这个老党员这么多年，今天落得这个结局，有什么意思？还不如当老百姓自由些！”

　　不论环境如何改变，谢唯进依然对每一个他遇到的人讲述当年的故事。甚至有一回谢进珍的老师来家访，他也对人家侃侃而谈：“当年西班牙战争，我们虽然失败了，但是国际上几十个国家的人，黑种人、白种人，不分种族去支援西班牙内战，那种气氛在世界上是空前的。”

　　就像他不曾忘记西班牙战场一样，西班牙战场上的战友们，并没有忘记他。

　　邹宁远还记得一个奥地利的老战士特地来告诉他：“我在战场上遇到过‘林济时’。”“林济时”是谢唯进在参战时使用的假名。邹宁远最惊讶的是，50多年过去后，这些老人依然牢牢记得那个中文读音，这对欧洲人而言很不容易，“他们的很多记忆都清楚得不可思议”。

　　后来他逐渐明白了，“那是他们一生中，也许是最重要的经历”。

　　“请务必回来”——1996年，伊巴露丽这句演讲词说出口58年后，依然在世的300多位国际纵队战士从29个不同国家步履蹒跚地回到了马德里。西班牙议会在那年年底通过决议，颁给这些“为维护自由和民主作出功绩”的国际志愿者公民证。

　　“兄弟们，你们的名字照亮了马德里。”西班牙老诗人在老兵的聚会上大声吟诵诗作，几乎同时，观众席上爆发出了排山倒海般的呼声：“不许法西斯通过！”

　　谢唯进与张瑞书已去世，更多的人则从此不知所踪，重回马德里的老战士中，并没有一个来自中国。

　　邹宁远和倪慧如的寻访进行到最后，写出的文章被集结成一本关于中国志愿军的书，2001年在台湾出版，名为《橄榄桂冠的召唤》。

　　“不管写得是好还是不好啦，只要查证之后是确切无误的事情，我们就把它弄出来。”每篇文章后都附着很长的注释，每条信息的来源都被仔细标注，“希望后人如果有兴趣、有机会，能够把这件事研究下去”。

　　2013年夏天，这本书有了简体中文版，取名为《当世界年轻的时候》。与此同时，在地球的另一头，因为一位素不相识的西班牙汉学教授多番奔走，西班牙语译本也出版了。在以五星红旗图案为底色的封面上，中国工人刘景田背着伤员奔跑在70多年前西班牙街头的硝烟中。

　　第一次听说这段历史的时候，邹氏夫妇刚过不惑之年，现在，两人已头发花白。

　　在书的末尾，他们附上了一篇美国作家约翰·赛尔斯在庆祝林肯兵团50周年纪念会上的致辞：

　　“犬儒主义者认为人只为自己的利益而活，认为每一桩似乎是无私的行为，骨子里都潜藏着贪婪、仇恨与恐惧；犬儒主义者说，为了要使人守规矩、要使社会运作，你必须要懂得怎么利用和指使人们潜藏的黑心。犬儒主义者说，这就是生活，人就是这样的。这番话乍听起来似乎有理，但不久你会说：‘但是林肯兵团那些志愿军是怎么回事？’……

　　“你会一而再，再而三地听到，他们远赴西班牙是为了一个信念，相信人的可能性，相信人能够在一起生活，他们根据这个信念而生活，许多人为此而牺牲性命。

　　“‘但是，他们战败了！’犬儒主义者说。犬儒主义者并不知道更重要的是这批人战斗过，在他们不需要作战时，他们去作战；当战争并不能为他们家乡带来荣耀时，他们去作战；他们证实犬儒主义是一个谎言，它误使人们陷入黑暗。谁也无法忘记他们。”

　　去年的圣诞节，一位巴拉圭裔美国音乐教授给邹氏夫妇打来电话。他的祖父也是西班牙战场上国际纵队的一员，在祖父从法国集中营带回的诗集里，他发现了一段中文留言。“你们能帮我翻译吗？”

　　倪慧如觉得很欣慰：“70年后，孙辈还把它当宝一样地珍藏着，历史播散的种子终于发芽了。”

　　泛黄的诗集上，是邹宁远与倪慧如再熟悉不过的字迹，来自1939年的对未来尚充满希望的谢唯进。在与这位巴拉圭战友告别时，他用中文写下祈愿：“特书此以作我们将来分手到地球之各方，共同为我们公共事业而奋斗之纪念。”

[calandracalandra]

谢莫斯·希尼（爱尔兰诗人，1995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

数到一百：伊丽莎白毕肖普

姜涛 译

在伊丽莎白·毕肖普的自传体小说《在乡村》的大约三分之一处，作为叙述者的小女孩被外婆和姨母打发去找寻一位乡村裁缝。这个裁缝曾在这一天的早些时候拜访过她们家并且说好了要再来，但孩子捎来的口信却是这第二次拜访将不得不推延。于是：

“异常神秘地，贫穷的格莱小姐——我知道她很穷——给了我一枚5分硬币。她欠身将它丢进那件她亲手缝制的红白相间的裙子的口袋里。那是一枚小巧的、亮晶晶的硬币，乔治王的胡须像一小朵银色的火焰跳跃在上面。因为它们看起来像是鲱鱼或鲑鱼的鳞片，所以这种五分硬币被人称作“鱼鳞”。传说人们会在鱼肚子里发现他们的戒指，或是找回他们丢失已久的折刀。但如果你在刮洗一尾鲑鱼时发现每片鱼鳞上都有一小幅乔治王的头像，那将会怎样呢？

为了更安全起见，在回家路上我将这枚硬币放在嘴里，而后竟吞下了它。据我所知，数月之后它还呆在我身体里，并将它珍贵的金属转化成我蓬勃生长的头发和牙齿。

在叙述者的观物方式中有某种精妙的、富于抒情意味的鲜润感，她声称她仅仅是“吞下了”这枚硬币，字里行间诗人玛丽安·摩尔日后在其身上发现的那种特质 ——“一种闪烁不定的随意性”——已显露无遗。换言之，这个叙述者，正是玛丽安·摩尔于1930年代结识的那个年轻诗人的小小自我，也是1960年代曾致函安妮·塞克斯顿的那位成熟诗人的前身。在信中，她坦言道：“尽管我拥有‘不幸的童年’这份奖品，它哀伤得几乎可以收进教科书，但不要以为我沉溺其中。” 不仅如此，这个叙述者还与小说家玛丽·麦卡锡艳羡的那个伊丽莎白·毕肖普极为相似，她的灵魂“躲在文字背后，仿佛一个‘我’正从一数到一百。”

上述引用的那段文字背后，隐藏的正是有关那段“未曾沉溺”的童年不幸的完整记忆。格莱小姐惠赠的五分硬币对孩子来说或许十分神秘，但对于村里的大人们和故事的读者来说，孩子显然是被怜悯的对象，因为她实际上是个孤儿。她的父亲已经亡故，从那时起母亲也屡屡因精神崩溃而失踪。其实，战栗的母亲恰恰对应了 “这一天早些时候”那个裁缝的形象，当她发出一声尖叫，这尖叫便永远笼罩了孩子的世界，并将永不平息的痛楚嵌入其中。

当然，在母亲于1916年最终被送入精神病院之前，同样的尖叫也曾回响在毕肖普的生活中。现实中的村庄被称为“大村”，在1911年——毕肖普出生的那一年，母亲在料理完亡夫的后事后带着未来的诗人移居此地。在她余下的生命之中，这些最初的痛楚和丧失将会隐藏在她体内，累积、衍生，正如一枚五分硬币会幻化出许许多多的鱼鳞。的确，毕肖普卓越的天才在于能够消化这份伤痛并转化它。像在故事中频频细数硬币、鱼鳞、指环和折刀那样，她会一个接一个地为世上的事物命名，直至数到一百。每一件事物都会在记忆的疆域中确立一个坐标点，以此宣告并承纳它所测度的力量。

自从1946年出版了她的第一部专集——《南与北》，毕肖普在美国诗坛地位就已确立。诗集标题的地理意味暗示出她的生活转移于其间的空间坐标，但也象征着她艺术中回环往复的情感极限。其后她一系列作品的标题都具有同等的暗示性：《一个寒冷的春天》（1955）、《旅途的疑问》（1965）、《地理图 Ⅲ》（1976）。无论何时，她总是个迁徙者。开始，是作为一个婴儿被带向北方的加拿大。但更为重要的是，从新斯克舍省安宁的乡村生活一下子被带入焦虑不安的青春期，置身于马萨诸塞州那些严肃的隔膜的亲属之间，她感觉自己好像是被家族��父亲的一方绑架而来的，于是她重返南方。后来，她的“南与北”变成了美国的南方与北方本身：作为刚刚从瓦萨学院毕业的年轻女士，在愉快地重返佛罗里达的基维斯特岛之前，毕肖普在1930年代纽约的文学圈子内的生活为其事业奠定了重要的基础，她与瓦萨的同学——刘易斯·克兰在同一幢房子里生活了5年，当地丰富多彩的生活激发了她许多著名诗作的诞生，其中以《公鸡》和《鱼》为代表。然而在这些迁徙中最具决定性以及最漫长的一次是在1950年代，毕肖普定居于巴西，与她的挚友住在里约热内卢以北山中的寓所中。她在那里一呆就是十六年，时而在里约，时而在亚马逊平原上畅游，但总是抽身而出，游离于美国的文学生活之外，直至这种特殊的安排接近了终点。毕肖普最终返回了马萨诸塞，住进波士顿的刘易斯码头上的公寓里。1979年，就是在那所公寓中，年仅68岁的她于11月6日突然去世。

上述一切都记录于大卫·卡斯通新近出版的《成为一个诗人》一书中，毕肖普与另外两位重要的美国诗人间的友谊在其中展示出来。这本书是集中探讨“神秘的亲和力”与影响力最出色的研究著作之一。这种亲和力在毕肖普与玛丽安·摩尔的关系中表露得十分明显，而影响力则更多地呈现在毕肖普对罗伯特·洛威尔的感召之中，而该书在处理这两类关系的方式上颇具启发性。罗伯特·洛威尔，当然是他那一代人中声名赫赫的诗艺拓疆者，是诗人名册上飞驰着的夺标者，他四处寻找着对手、振臂呼喊，给他自己和接近他的每一个人制造着堂皇的麻烦。他对于诗歌充满奢望，在实践上卓尔不群，而这一切都受到了毕肖普的批评，不仅以其做人的态度而且也以她为诗人树立的典范。较之于洛威尔，毕肖普身上有一种优秀的考狄莉亚式的品质，一种赋予她作品以动人的稳定性的沉默，一种被玛丽安·摩尔以独特洞察力勾勒出的“某种完美的果敢”所捍卫的含蓄。所有这些果敢和含蓄的品质都体现于《在村庄》中那个儿童叙述者身上，那个天真的、自信的小精灵，已分享了（如故事告诉我们的）“一种无边的、细碎的、闪烁的孤寂”。

如果说毕肖普经历的家庭变故不如考狄莉亚的遭际更具悲剧性，她所承受的苦难仍似乎是某种考验。这每一项苦难都��量了她的精神与她认可的词语对抗环境的能力，并昭示出早年对沉默的虚心求教已使他自身和她的词语得以与祸患匹敌。譬如，《在村庄》那结束了全篇的声音，足以抗拒、接纳并化解故事开始时母亲的尖叫声：这第二种声音始终潜伏在故事里，一下又一下使意义逐渐累积，如同作者的精神正数到了一百；那是铁匠锻打铁砧的声音从房屋背后传来：

叮当

叮当

内特在打造一只马掌。

哦，美妙而纯粹的声音！

它使其它一切都静寂无声。

但是，间或地，河水意外地发出一阵喧哗。它汩汩地言说着，

透过水面上漂流涌动的褐色漩涡。

叮当

除了河水，一切都屏住了呼息。

没有尖叫，曾有的那一声在一个闷热的夏日午后

已慢慢地消散于泥土之中，或者它已向上飞升，进入那深邃的、蔚蓝的

天穹！

但有一点是肯定的，它消失了，永远地消失了，永远地消失了。

那声音听起来仿佛是大海上一只浮标铃。

所有那些另外的事物——衣服，揉皱的明信片，打碎的瓷器；

损坏的与丧失的事物、病痛的与被摧垮的事物；

甚至还有那微弱得几乎消失的尖叫声——是否它们太微弱

了、太短暂了，以至于我们无法长久地倾听它们的噪音？

内特！

哦，美妙的声音，再来一下！

这段故事的作者和读者或许都会修订《夜莺颂》中济慈的惊叹，换之以“我谛听在光中”，因为正是在纯澈的日光下，毕肖普写作中独特的品质得以驻留。事物一经她书写似乎更可超越它们自身。例如，在上述片断中，流水细小完美的嗓音恰如毕肖普在用英语款款低语：“除了河水，一切都屏住了呼吸。”当然，是毕肖普精湛的语言技艺创造了这种复归本源的、前语言状态的幸福幻象。作为读者，我们不会洞察我们对这种语言奇迹的渴望，直至奇迹被创造出来，我们甚至不会知晓经验的给予可以被提升成如此甜蜜的、崭新的力量。

毕肖普的写作没有什么排场之处，即使其中有某些可以向其转化的因素。一个人应对周遭现实保持正义感，甚至在诗歌的想像力可以重构现实的时候。她从不容许让艺术形式的欢娱去安抚她所处理题材的严酷性。举例来说，她两首六节诗中的一首——她直白地将其命名为《六节诗》——结尾的六个词语具有明显的家庭指涉性，起初它们似乎将诗歌设定在一种温情的界限内。房屋、祖��、孩子、壁炉、历书、眼泪，它们暗示了一出有关青春和成长，或许还有关指引的微型戏剧。它几乎是一段维多利亚体的残片。无论如何，就诗行的构造及其情感内涵而言，此诗典雅而亲切。最后的词语，在某种层面上的确为意识着染了一种传统的家庭氛围，在其中我们会十分自然地期待着一位父亲、一位母亲，连同一个孩子和一对祖父母的出现。然而，渐渐地，诗歌自身之中无情的形式重现却迫使第二种知觉闯入了意识，对祖母、孩子和房屋的反复提及提醒我们注意到了房屋之中父亲和母亲意味深长的缺失：

九月的雨落在房子上。

黯淡的光线中 老祖母

和孩子一同坐在

厨房小巧火炉边

她们读着历书上的笑话

有说有笑 掩饰泪水

老祖母想着击打屋顶的雨水

和自己昼夜之交时的眼泪

都已被历书预言

但仅为她一人知晓。

火炉上铁壶轻轻歌唱。

她切下一片面包对孩子说，

“该喝茶了”；而孩子

正痴望着茶壶浑浊的眼泪

如屋顶上滂沱的雨水

在乌黑滚烫的火炉上疯狂起舞。

收拾停当 老祖母

把聪明的历书挂于

绳子上。它鸟儿一样

在孩子的头上 在老祖母

的头上 半张着翅膀

而深棕色的泪水溢满了茶杯。

她瑟缩着说屋子有点儿冷

并将更多的木柴投入炉中

火炉说：“是时候了。”

历书说：“我知道我所知道的。”

孩子用碳笔画了一幢歪歪扭扭的房子

和一条凌乱的走廊。然后

又添上一个小人儿 一排纽扣

好似一串眼泪 他骄傲地拿给祖母看。

然而当祖母在火炉边

忙忙碌碌

微小的月亮如同眼泪

从历书敞开的书页间

神秘地落入孩子在屋前

精心布置的花床

“该种植眼泪了”，历书说

祖母对着奇妙的火炉歌唱

而孩子画下了另一幢隐秘的房屋

像任何成功的六行诗一样，此诗笔法精妙，但它的神奇并不在于迫使读者去关注什么，而是像一则童话那样直接触及情感。正如迪兰·托马斯的十九行诗《不要温柔地走入良宵》与其说是一件巧夺天工的艺术精品，毋宁说是一声戏剧化的呼喊，毕肖普六行诗中的叙事及戏剧成分也迅捷地使关注的焦点从高超的技艺层面偏移开来。诗歌环绕着无言的悲恸，当它环绕着它们，诗行对这些苦难施予催眠术并迫使它们服从于创造的意志。因此，此诗的效果与《在村庄》十分类似，每一件作品都在自身的艺术之中将巧妙的言说与暗示的悲恸混合成为一种艺术。在那段故事中，尖叫声被转化并消溶于铁匠锻打铁砧的铿锵歌唱中；而在这首诗中，祖母房间中短路的痛苦，冥冥之中历书传达的不可规避的痛苦，在孩子描画的奇妙之屋中被暂时抑制住了。仅就它回应的那些病弱的精灵被囚于盒子、树木和石块的古老童话而言，这个结论显示了对否定性条件的胜利。但从另一个角度看，它仅仅返回了初始时的格局，危险仍在继续，问题只是得到了某种想像性的解决。

事实上，这首有关奇妙之屋的《六节诗》与毕肖普早期名为《纪念碑》（同样朴素无华）的诗作执行了同一种反射性的但却是全然劲健的功能。那座纪念碑是木制的，是由一只只木箱垒叠而成的；如同《六节诗》一样，它集感染力与完美性于一身。除了其所展露的之外，它无所承诺，但似乎它延误的正是它要指涉的。一种舒缓的压力，一个难以言传的目的，或是一项缺失的因素，一再地构成了形式最终所要表现或掩饰的存在。在实际上，诗作最后的部分揭示出这座纪念碑隐含了某种秘而不宣的事实，散播着某种信息，其潜台词无须说破。

这是一件木头

艺术品。木头堆在一起

要胜过堆起的海水、云朵或沙子

更胜过真实的海水、云朵或沙子。

这个家伙，选择那样的方式生长

并不再移动。虽然那些

随意钉上的装饰看来平庸无奇，

但泄露了自身的渴望

要成为一座纪念碑，去佑护某物

仿佛拥有了生命和希冀。

当光线像一只觅食的野兽

每天逡巡其中

或当雨水冲刷 风暴击打

那最简陋的漩涡装饰还将“纪念”吐露

它或许粗糙，或许空洞。

艺术王子的骨头或许深藏其中

或许被遥远的干坼的土壤覆盖。

但破弊的身体足以庇护

其中的事物（毕竟

它们不能为目光所及）

这是一幅画的开端

是一件雕塑、一首诗、一座纪念碑

及所有木头的开端。仔细端详它吧。

纪念碑拥有某种“不能被目击”的内涵，它却发现自身正是被“像觅食的野兽”一样漫游其中的光线所削损。尽管这些环境因素引发了谨慎，但它仍在试图“佑护什么”。如果我们听从诗人的劝告，细心地观察它，我们会发现作为一个拥有生命并“可以庇护内部事物”的客体，它与用想像为其赋形的诗艺工作极为类似，因为毕肖普诗歌令人激赏叹服之处恰恰就是它最终超越了初始时的谨慎。或许这是一种善于观察的诗歌，但简单通俗地说它最终所要达成的不仅仅是“观察”，即使审慎的倾向已成为诗人一种持久的风格。“限定”是她思维的惯性方式，但尽管如此，诗歌自身却不断力图突破，抵达那个所在，向刘易斯·麦克尼兹言及的“对事物多样性的沉醉”致敬。它以其辅助手段的精确将自身校正为诗歌。它最狂热的心愿是将自身完全投入发现之中，作品《两千多个幻想和一种完美的和谐》以一个疑问作为结尾：“为什么我们不能……以我们婴孩的目光眺望、眺望？”

这就是毕肖普著名的观察世界的天赋，它不仅是一种“看”的习惯，它更意味着某种自我克制，对有限尘世的机警逾越。在她的天性中苛刻多于狂热，即使完全向现象敞开，她仍可保持冷静。她的超然是恒久的，但那种逼近事物时的专注与准确性结合在一起，如此致密地加诸事物之上，从而她的超然几乎蒸发了。毕肖普的工作是在认同事物之前如其所是地推敲、玩味它们。她从不即刻或策略性地美化什么，比之于作一个天才的啦啦队队长，她更像一位富于同情心的审判官，但同时她也并非拒绝给予事物公正的颂扬。换言之，她的现实感是扎根于土中而非遨游于天际。譬如，早期诗歌《奉献仪式》是一首黎明之歌，其中毕肖普的确构思了一个天使般的生物，它象征了我们自身中等同于黎明与白昼之间美好憧憬的一部分；但她也被迫意识到也正是它，其可能性我们毫无疑问地无法把握。于是它：

忍受着我们的利诱和滥用

沉入漂流的肉身

沉入漂流的阶层

直到搁浅在公园里一名乞丐的身上

他，疲倦不堪，没有灯光和书籍

却准备着惊人的研究。

在每天每日无穷

无尽的一致中

那灿烂的结局。

然而，在如其所是地趋向事物的乞丐身上毕竟有某种奇妙之处。对于他来说，无论是黎明还是黄昏，每天灿烂的结局都是他自身的回报，因为别无他物可以给予他；那种超越了自我剥夺的行为与此十分相似，亦即不再沉溺于自身，而是抵达那自由馈赠的庆典。正是在这种行为和精神成果之中，毕肖普的诗歌修正了那些在起始时与她对立的尺度。

变化没有十分明显地表现在欢乐与智慧之间，虽然二者都在诗行中有颇为重要的位置；对她而言，典型的流变或许可以较为准确地描述为从自我遏制到对他者神秘的洞察，在所有悲喜交集的纠纷中，调停的写作机制渗透其中。《鱼》便是其中典型的一例，整首诗被催眠似地悬置在诗行首句和尾句所报告的两种行动的张力之间：“我抓住一条大鱼“与“我让鱼溜走了”。诗歌提供的是一次慢动作的回溯过程，一个镜头接一个镜头，鱼在此过程中被认作霍浦金斯所言的“上帝的荣光”的先兆，是那种跃动在事物深处的最为亲密的鲜活性，是在诗歌中被称为“彩虹、彩虹、彩虹”的所有一切。这一次，毕肖普似乎逾越了与对象认同的方式，但事实上释放鱼的行动仅仅是认同发生的深层形式，以考狄丽亚式的嗓音吐露的话语比堂皇的词藻更为响亮。鱼被认作是原初的精灵，是与跛足行走相对立的泳者，它体察事物的细微之处，但更愿保守它的隐秘：

我盯着它的眼睛

它们比我的眼睛大

而且浅 颜色昏黄

虹膜背后填充着

黯淡的锡箔

目光透过

那被擦伤的古老的鱼胶镜片。

它们动了一下，但

没有回应我的注视。

－－仿佛斜睨着

一个光线所指的目标

我羡慕它呆板的脸孔

和机械的颚部

还看见

它的下嘴唇

（如果能将其称为嘴唇的话）

挂着四五根鱼线和一根

金属接钩线

潮湿、闪烁、武器一般

而线轴仍然与之相连

五只硕大的钩子

牢牢地嵌入他的嘴巴

读者可以想见鱼及书写鱼的诗人获悉了某种真实，一位爱斯基摩老妇人的话将其披露。当旁人问她为何她的部落传唱的歌谣如此短小时，她简单地回答：“因为我们知道的太多。”

同样，毕肖普诗中沉静的价值绝不可低估，彩虹的效果离开某种精神尺度是无法获得的。没有人比她更醉心于统计世界细枝末节的奇迹，也没有人更小心翼翼地容纳下那些共同阐释了生活的危险的负面因素。因此，我想花几分钟讨论一首在艺术及人生两方面拥有喜剧性笔触和自画像式暗示感的、揭示了毕肖普独特的思维模式的诗歌。这是一首有关矶鹞的诗：

对身边的咆哮他习以为常

如此频繁地 世界被注定震撼

他奔跑，跑向南方，在有序的混乱中

如同布莱克的门徒 审慎而苛求

在他左侧海滩脂肪般咝咝作响

一排不安的水浪涌起又退却

为黯淡脆弱的脚爪镀上光芒

他奔跑 一直穿过它，盯着自己的脚趾

盯着脚趾间沙子的空间 在那里

（细节并非渺小）大西洋的细流

飞快地流逝 当他奔跑

他盯着缓缓流动的沙子

世界隐在雾中。因而它

渺小，巨大而清晰。浪涛

高低起伏。他不能预知

嘴喙趋向何方 全神贯注地

他寻找着 寻找着 寻找着

可怜的鸟！满怀困惑

黑色、白色、灰色、成百万的沙子

与石英、紫晶与玫瑰石混和

“对身边的轰鸣他习以为常”，我们立刻被启示了。如果将“轰鸣”理解为公共生活的喧嚣，如同将它理解为大海的声响一样，我们可以同样地谈论毕肖普。她没有致力于营造史诗般的全景，处理宏大的历史症候、宏观的文化视野、以及20世纪诗人们热衷的危机主题。当然，她深深地察觉到“如此频繁地，世界注定被震撼”，不仅为海浪的轰鸣，也为战争、地震、父母的惨死与友人的负罪自杀所震撼。在这样的环境中，混乱是理所当然的反应，完全是一种逃离现场的本能冲动。但一个人无法逃离他的时代或他的命运，如此的混乱必须被控制，设定其界限，绘制出确定的空间，而他将行动于其中。在矶鹞的例子中，这个空间便是海浪与陆地间漂移的沙子的空间；在这里那只矶鹞自然成为布莱克的门徒，因为威廉·布莱克曾在《天真之歌》中宣称：

在一粒沙中窥见世界

在一朵野花中看见天堂

掌中擎着无限

片刻蕴涵永恒

布莱克的诗句充满幻象与预言色彩，但即使像矶鹞这样狂热的门徒，也缺乏吟游诗人无边的自信，这只可怜的鸟是“苛求”的，这个词的发音和构造恰好暗示了紧张和急躁；一个苛刻的生物，永远不会控制局面，因而它不能呆在原地，矶鹞奔跑着。

《矶鹞》是一首具有巨大感染力和强烈诉诸直觉的诗。如果我的溢美之词有些过份的话，那么我所能说的是这种印象并不真实。它完美无缺，将自身和读者一同带入对神秘他者的全新体知之中。它的鼻子，或者嘴喙，使我们跨越了门槛，超越了古老的疯癫步履和屑碎的细节真实。这种成就在毕肖普的智性杰作中是屡见不鲜的，尤其是那首伟大的冥想之作《在鱼房边》，但由于我在《舌头的管辖》一文中对此诗已倾注了大量笔墨，所以现在我想简单地讨论最后两首诗：《蘑菇》和《英格兰的克鲁索》，它们都是追忆性的作品，都通达了某种奇妙的事物，但这种奇妙均不是想像的产物。当蘑菇从树林中现身，当克鲁索忆起他曾拥有的那把大折刀的气息，世界便闪烁在透明的光中。借用奥登的话，这两首诗找到了极限世界。其独特的力量来自毕肖普那种能将事实提升为一种崭新的修辞效果的古老天才。诗作的成功只是这种力量的剩余物，其本身要远胜于此。在这里，克鲁索回忆起“水龙卷”：

而我曾拥有水龙卷。哦，

有时半打之多，远远的

它们四处游动 时骤时缓

脚下生风 头颅埋在云中

扫出片片磨损的白色。

易碎、稀薄的玻璃烟囱

我望着水流在其中

烟雾般螺旋飞升 像一个僧侣

是的，真美，但却不怎么合群

美国诗人查尔斯·斯密克曾撰文评论艺术家约瑟夫·克耐尔的作品——碰巧，毕肖普对他也情有独钟——文中部分文字看来值得在此处引用。“的确有三类想像，”斯密克写道：

“首先，是在文学和艺术中以现实主义的态度睁开眼睛；其次，还有闭紧双目时目击的想像。浪漫主义诗人、超现实主义者、表现主义者和白日梦中的沉湎者熟知它们。然而在克耐尔的盒子里诞生的想像是第三类，它们同时参与了梦境和现实，是一种无法命名的异类事物。观察者在两种相反的向度上为其诱惑。其中一个是观赏与欣赏的向度……而另一个向度为我们讲述其所看到的一切，任何一种都不是自足的，正是二者的缠绕构成了第三种想像。”

斯密克将他的短文命名为《我们所知的孩童的凝视》，这段文字瞬间洞察并微妙感应了我们的心弦，恰如其分地勾勒出毕肖普的想像力。“某种不可命名之物” 在这里被分享，仿佛往昔前书写时代为人谙熟的事物又在后现代的颠簸中再次显露。她所有的想像都朝向记忆敞开。确定无疑的是，毕肖普成功地做到了对表象的全然接纳，如其所是地感受其引发的一切，无论积极还是消极。正是这道奇特的诚实的目光在最后的二十多年里，感动了如此众多的读者。作为一个女诗人，毕肖普理所当然地获得了女权主义批评家们的支持。她的沉思回响于神秘主义宁静的深处，她的作品，如《公鸡》，从1940年代早期开始便显示了对由权柄和暴力构成的世界的创造性的深沉回应及清醒的洞察。但她却每每拒绝将自己政治性地与女权运动联系起来。她从气质上和理智上都太倾向于离群索居，因而即使最为迫切的集体要求都无法生效。

在近年的美国诗歌中，毕肖普的位置与大洋彼岸的菲力蒲·拉金的位置十分相仿。在滔滔不绝的方面，看来她证明了越少即是越多。借助于对传统的认知与分寸感，她创造了一种与往日经典诗作保持连续性但又完全是个人的、当代的风格。她的写作技艺精湛、形式完美，从专业角度看炉火纯青，不由让人叹为观止。但同时她又诱使我们将技艺、形式当作是某种分神之物，因为诗歌对待事物始终不偏不倚，它沉溺于自身观察世界、探索奥秘的工作之中。

[shsoo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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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yangxu3-blog]

中國第三波“移民熱潮”中的眾生相

progene.com.hk

溫哥華慶祝中國春節的巡遊中，一個打扮成財神的華人手拿加拿大國旗

在廣州美國領事館移民簽證處的門口，每天都有排隊等待簽證的人群（麥啟烜）

一個華人在紐約地鐵站裡演奏著揚琴

移民從來不是一個你想就行的事情

2011年年末，我收到一條兩年未見的朋友發來的私信，他已經成功移民澳大利亞阿德萊德，私信裡他問我：“你還在做記者嗎？”我說對，同時問他考慮回國發展嗎。他回復我：“國內社會很多東西太不幹凈瞭，你很有勇氣選擇直視並放大給別人看, 現階段我隻有逃避。”

他的母親是一傢中型公司的所有者，而父親擁有受人尊敬的社會地位。他們選擇在他上大學時將他送去澳大利亞，在那裡讀書、就業，最終獲得綠卡並入籍。

回國的日子裡，他每個晚上都會去酒吧、KTV或是幹脆在街上閑逛以“感受人味兒”，並且一再抱怨，和燈紅酒綠的國內比起來，“阿德萊德簡直是個農村”，但他要移民的決心卻從未轉變。

和他一樣的人並非少數，“80後和70後來咨詢移民的人這幾年明顯增多瞭。”廣州一傢大型移民中介公司的總經理告訴我。“80後通常是父母做主。70後更急迫，人也更多。為瞭孩子、為瞭生意、為瞭更安全的食品，原因太多瞭。他們漸漸取代瞭原來是主流的60後。50後也有許多人出去養老。想要移民的人確實越來越多，這和你們媒體也有關系，連篇累牘的報道讓大傢都有瞭一種錯覺：有點能力的人都在移民，我不移就來不及瞭。”

2011年4月，招商銀行發佈的《2011中國私人財富報告》稱：“近60%接受調研的千萬富翁已經完成投資移民或有相關考慮。而億萬富翁(可投資資產規模在1億元人民幣以上)中，約27%已經完成瞭投資移民。”

在微博上，這份報告引起瞭軒然大波，很多人就此總結，財富正在迅速從這個國傢���離，富人對這裡失去瞭信心——第三波移民潮正如火如荼地進行著。

“這份報告並不準確。”這位總經理對此做出評價。“沒那麼多人移民成功。不是說很多人不想移民，但移民從來不是一個你想就行的事情。它像談戀愛，你有興趣，對方也得接受才行。”

另一傢深圳移民中介公司的咨詢顧問則說，“千萬也可以算是富翁嗎？你在這裡有兩套房子，一部車，你就有1000萬瞭。”另一傢移民公司的咨詢顧問則說，“擁有1000萬是你想辦理投資移民、能移民，還能在當地過得舒服點的一個基本值，但也隻是基本。你總不能賣瞭房子湊夠400萬剛好達標，到那邊白手起傢吧。現在移民的人不會那麼傻瞭，資本主義也不是天堂。”

1949年以來，被公認的移民潮有兩次，一波是在1970年代末期，“文革”結束時；還有一次是在1990年代初期。許多人在這兩次移民潮中以勞工身份出國，還有一些人則以出國留學的方式留在瞭外國。

一位從事移民中介行業接近二十年的老板認為這次是“偽移民潮”：“這是一個管子，一頭粗，一頭細。很多人想要移民，他們蜂擁而入，但管子另一頭隻有這麼細，每年可以通過的人就這麼多。發達國傢的人不笨，他們不會讓移民潮的事情發生。如果真的有非常多人想移民，他們就會不斷提高標準。去年9月到12月，有2500多個申請新加坡投資移民的人，其中有95%都是中國人，相當於過去兩三年的總和。新加坡立刻就漲價瞭，還拒簽很多人。歷史上隻有一種真正的移民潮，就是‘難民潮’，隻有難民才能像蝗蟲一樣湧入別的國傢而不受驅逐。”

盡管那些國傢以嚴苛的條件和限量的配額來迎接他們，但他們並不在乎，他們隻想離開這裡。

為什麼移民？孩子的教育！

謝炎武是個看上去挺和藹的中年男人，他是澳德華——一傢深圳老牌移民公司的老板。臉剃得很幹凈，西裝也很合身。他是廣東本地人，在上世紀90年代初的那波“移民潮”中拿到瞭澳大利亞國籍，之後他選擇瞭回國，開創他的移民生意。

謝炎武很為他的公司驕傲，稱一些競爭對手公司是“非法”的，和他們“不公平競爭”。在中國，移民中介公司因為牽扯對外業務，需要在當地的公安局進行資質審核並繳納一定數量的保證金。但有一些移民中介鉆瞭漏洞，他們隻擁有工商局頒發的營業執照，還有一些移民中介公司則��A地註冊，卻也同時經營瞭其他地區的業務。

謝炎武說他很早就註冊瞭經營澳大利亞、新西蘭、美國、加拿大等多個熱點地區的業務范圍，但許多中介公司註冊范圍很少，卻也做其他國傢的業務。他對此感到憤怒，但也沒什麼辦法。

中國商人的一個特性是，當行業內某個不合規矩的事情成為常態，用法律去校正這件事的那個人反而會變得不合群，所以他們一般都選擇瞭接受。

正規經營的公司有自己的優勢，澳德華的成功率非常高，他們在選擇客戶時很謹慎，如果客戶的條件不夠優質，他們會拒絕。而且他們承諾，如果不成功就全額退款。許多小移民中介因為成功率不高或者拒絕退款而鬧出瞭新聞。

不像其他一些移民公司隻專註於投資移民，澳德華“留學、技術、投資移民都做”，但謝先生承認，“投資移民是現在的熱門。”

他的客戶每個人都需要回答一個問題：你為什麼要移民。“他們絕大多數都是30-50歲，99%的答案都是主要為瞭小孩，中國孩子小時候太苦瞭，父母也會連帶。中國的大學教育非常糟糕。這些有錢人都希望自己的孩子能夠過得更好，出人頭地，所以他們要出去。”

謝先生的下屬，咨詢顧問郭玲則說，“99%有點太極端，但一定有一半以上的人是為瞭教育問題出國的。”另一傢深圳移民中介公司亞美歐的一個咨詢顧問給出瞭相似��答案，“大多數客戶最關心的都是教育問題。”

其他移民的熱門理由還有食品、水和空氣的安全，方便與自由，資金安全和國外投資。

謝先生曾經的一個客戶，東北人，在原始資本積累結束後決定移民去澳洲，連26個字母都認不全的他出去後強迫自己隻和外國人接觸。現在他擁有一本可以免簽許多國傢的護照，以及一口流利的英文，每年中有一半時間，在世界各地旅遊。這顯然是一種值得艷羨的活法。

選擇投資移民的人在過去十幾年間迅速增多，富起來的中國人看到瞭一種更好的生活，他們在問自己，“為什麼我不可以？”

15年前的澳德華，留學和技術移民才是他們的重點，那時加拿大和新西蘭的投資移民剛剛興趣，澳洲和香港還要再等幾年才會擁有相對穩定的投資移民政策，至於現在的熱門美國，那時還很少接受投資移民。

現在，時代變瞭，投資移民在過去幾年中數量一直穩定增長，尤其是對資金來源審查不算嚴格的美國和香港，成瞭許多大陸商人趨之若鶩的地方。

“隻要你是真的有錢，美國和香港就更適合你，澳大利亞對稅單的要求非常嚴格，加拿大也一樣。就算是你的父親給你的錢，在澳大利亞也許都通不過。”郭玲說。

謝炎武總結，困擾中國移民的通常是3個問題：“英文、資金來源和移民監。”即使是對投資移民隻要求雅思3.0的新西蘭，仍然讓一部分中國商人為之卻步。“那一代土老板，連個ABC都分不清，怎麼可能拿到3.0。”

有些客戶要求移民中介為他們解決資金來源和移民監的問題，謝強調：“我們的目的隻有一個，就是協助客人達到那些國傢的要求。但‘做資產’查出來有風險，我們協助客戶去做一些假證明，或者是在當地找傢公司派他回來免坐移民監，移民局那些人又不是白癡，他們發現後，說到底是對客戶不好。我們這樣的大公司犯不著做這些。”

“但我相信會有小公司做這些。”他補充道，一個狡黠的笑容在他的臉上洋溢開，“你可以去找找他們。”

中介公司的微妙角色

想要得到一些內幕，以一個顧客的身份出現也許是個好主意。我決定找一些移民中介，試試看以一個無知又渴望出國的姑娘的形象，能不能得到一些旁門左道的建議。

我為自己編造的背景是：公公經營一傢與北方某省政府有關系的公司，老公在這傢公司工作，而我則已經做瞭兩年全職傢庭主婦。現在我們決定要一個孩子，公公也開始渴望退休，所以想嘗試移民。但公司的稅單不怎麼完整，有些和政府有關的資金來源也不方便公開，而且除瞭我會說一部分英語，他們的英語都很糟糕。

第一個目的地是一傢在全國都很有名的移民中介，他們在廣州的辦公室同樣位於市中心一棟價格不菲的寫字樓，公司的創始人很有名，常常出現在各種雜志上。

M先生走進來，他的名片上寫著：資深咨詢顧問。我飛快地把那個編造的故事講述瞭一遍，並且委婉地暗示“和政府有關所以有些信息可能不方便”時，他微笑著頻頻點頭，一副心領神會的模樣。

他問到公公具體是做什麼時，我腦子裡第一個閃出的答案是建築工程。他沉吟瞭一下，“那很有錢啊。”然後他開始建議移民目的地從澳大利亞改為加拿大或者美國，因為，就像別的顧問告訴我的，澳大利亞的稅單審查會非常嚴格。

“你能證明1000萬資產的來源嗎？總有房子吧，房子會升值。你隻需要解釋清楚當年買房子時錢是怎麼來的就行。然後再解釋幾百萬存款的來源就行瞭。”

“這說明我們不需要證明我們到底有多少錢是嗎？”他愣瞭一下，然後說，“當然，但你們不能騙我。”我試圖傳達出一種隱晦的意思：許多文件都不全，很有可能絕大多數資金都無法提供有效力的文件。他則小心翼翼地字斟句酌，給出一些模棱兩可的答案，諸如：“你得把你們公司的實際運營情況告訴我，我才知道我們有多少能做的”；“我們當然可以提供一些服務，例如幫你們找一些審計公司，但這也得建立在一些既有基礎上，還有你們自己的努力。”

其他問題比如“他們英語都不好”以及“我們不想坐移民監”。他的答案要大膽一些，“會有辦法的，在當地會有一些公司幫你們解決這些問題。”

具體什麼公司，與他們什麼關系，他不肯詳細解釋。

最後他建議把技術移民作為這個“全職主婦”的首選，除瞭4年工作經驗不足以外，“我”隻需再學一段時間法語就可以達到加拿大要求。至於工作經驗不足這個問題，他的手一揮，“你不能隨便找傢公司開個證明嗎？加拿大人打電話過來就讓他們說，你確實幹瞭4年不就完瞭。”

第二傢移民中介規模也不算小，W小姐直截瞭當地表示，移民監可以由他們公司尋找一傢當地公司，以派遣回國的方式解決，但效果如何“不能保證”，“這一招中國人用得太多瞭，現在不太靠譜瞭。”

這次我這樣編：我們並沒有太多錢，在1000萬左右，所以想選擇那種商業創業類移民，但移民局要求的商業計劃書我們不知道怎麼寫。

W小姐用食指和中指不耐煩地敲瞭敲桌子，“這不是你們需要考慮的問題。商業計劃書由我們來負責，你們隻需要告訴我們一些基本資料就行。”

這能通過嗎？我表示疑問，如果那邊要求面試怎麼辦？W小姐說，“你應該相信我們的專業性，我們的材料顧問和移民局官員有著相當良好的關系。”

至於移民局規定的公司營業額，W小姐認為這也很簡單，“我們會推薦一些生意給你們，你們隻需要看資料，付錢買下來，然後去那邊經營就行瞭。”

“或者，”她壓低聲音，“你們也可以多付一點錢，我們會在那邊為你們找一個穩重可靠的經理人，幫你們打理生意，保證達到營業額，這筆生意表面上是你們的，但其實和你們無關。懂瞭嗎？”

後來Amy分析道，這樣做風險很大。因為中國人這樣做的太多瞭，導致外國移民局會查銀行往來明細，以核實生意與這個人有關的真實性。

“外國讓你用這種方式移民，是因為他們想要找到會經商的人才，這樣做和欺騙無異。但還是有很多人在這樣做。”她搖瞭搖頭。“至於那些說他們和移民局有關系的話，不是沒有人賄賂過外國人，前兩年加拿大就有官員因此被抓。一旦被查出，那名官員負責的所有項目都要被重新審核，你還是很危險。”

那麼，為什麼還有一些移民中介敢於做出這樣危險的承諾呢？郭玲的回答是：“總有些僥幸。”這樣做的副作用也很明顯，她們公司附近的另一傢移民公司每隔一段時間就要換一塊招牌，“你懂的”，郭玲曖昧地笑瞭笑。她還有個客戶曾經因為一些別傢公司編造的虛假材料而被某國移民局拒簽。迫不得已之下，他轉投過來，重新辦理別國移民，在和郭玲第一次見面時憤怒地聲討上傢公司的老板，還揮瞭揮拳頭，聲稱自己將那個奸商“揍瞭一頓”。

幾乎所有移民中介都在踩著一條微妙的紅線。中國規定每人每年不得匯出超過50000美金的外匯，但許多移民種類都需要向當地轉移50萬甚至上百萬的美金。移民中介們給出瞭兩種辦法，找朋友和親戚幫忙，每人匯5萬直到達標；或者找地下錢莊。

“這個規定很不合理，但你必須這樣做。”一個移民中介老板說。

這隻是一方面，中國的財務管理制度和稅收制度有很多不明晰的漏洞，從上世紀80年代到現在，許多人積攢起瞭財富，還有一些人是靠在一波波的投機浪潮中耍聰明而發財的。他們的共同點是，當有一天要整理清楚他們的發跡過程時，你會發現裡面充滿瞭各種匪夷所思的故事。

“我見過一個靠炒房地產發財的女人。她在上世紀90年代把所有積蓄拿出來買瞭一套房子，然後是賣掉，再買兩套，賣，買，買，賣，最後她成瞭一個千萬富翁。”Amy說。“她的文件非常難做。她在買賣這些房子時交的稅很有問題，我們國傢對二手房交易的管理漏洞百出，她交的稅根本不足以證明她現在這些錢。”

還有一個人不願意透露他的資金來源，他開著路虎來，聲稱自己有上億身傢，說自己是在山西挖煤發的財，但他不肯出示任何能證明他有礦產的文件，因為“這樣會給他惹來麻煩”。“他讓我們幫他洗錢，但這是不可能的。最後我們拒絕瞭他，他可能找瞭別的中介。”

更敏感的是一些公務員傢庭，非公務員的太太和孩子先依靠投資移民的方式出國，公務員丈夫把資產轉移出去後再“裸奔”國外，這樣的事情近幾年層出不窮。

“那些太太都有房子在名下，或者甚至擁有公司。她們必須能夠證明自己的收入能夠支撐這些資金來源，公務員自己是不能辦理移民的，他們甚至沒有護照。我們會知道某人的先生是個公務員，但這不會讓我們覺得良心上有負罪感，他們就是客戶而已。”

另一傢深圳移民中介的顧問告訴我：“有些客戶擁有許多傢公司，這些公司有些存在是為瞭避稅和轉移資產的，我們所負責的就是幫助他們理清這其中的關系。”

在Amy看來，沒有一傢移民中介是徹底幹凈的，“或多或少都會幫客戶做一點材料吧。”

加拿大的一傢報紙曾經調查過中國的移民行業，他們的記者冒充移民申請人給22傢移民中介打電話，超過80%的中介表示可以提供一些虛假的材料以證明他們的客戶達到移民局要求，“有些甚至包括偽造無犯罪記錄”，但更流行的則是偽造資產證明。一傢廣州的中介說：“如果你做瞭假，你應該把假的做得像真的一樣。”

“這是中國國情，我覺得責怪這些想要移民的人或者責怪中介都是不公平的。”Amy評論道，她遇到過許多啼笑皆非的事，並且不知道該將責任歸咎於何方——一個普遍的例子是，外國移民局要求移民申請人提供出生證。但大多數出生於上世紀90年代之前的人根本找不到出生證，如果他們沒有轉戶口還好，一旦轉瞭戶口，沒有任何公安機關願意開出證明。他們隻能打擦邊球，找一些擁有人事權的單位開出出生證明。

幾乎所有的客戶都會抱怨現實

為一個申請人的服務通常要持續兩到三年，有時甚至會超過5年。除瞭咨詢顧問外，還會有專門的材料顧問參與，最終老板還要審核每一筆移民以確保成功率。申請人通常需要經過一番掙紮，和一個顧問反反復復交流上好幾次，才能最終決定移民。然後是漫長的文件準備過程，大量材料，包括房產證明、納稅證明、股票投資記錄、銀行存款、基金投資記錄、各傢公司之間的資金往來證明、個人的各種身份證明等等，通常準備時間從半年到一年不等。這需要材料顧問和申請人一起，在工作日裡跑遍各種政府部門，接受各種意想不到的刁難。

然後是更為漫長的申請、等待、批復過程。如果你運氣不好，這個過程會持續上兩三年。在申請通過後，申請人通常還得再掙紮一番，為選擇什麼生意、在那邊買不買房子、定居哪個城市而猶豫再三。

此時，移民中介通常會舉辦一些冷餐會或是中型派對，介紹這些幸運兒認識彼此，同時也在他們中間建立起一種人脈網絡。移民中介希望，他們服務的這些精英階層會和他們有一種疏離但不分離的關系，以備日後所需。

大型移民中介通常在各個熱門國傢都設有當地辦事處，他們會為那些申請通過的準移民客戶處理各種問題，包括在當地的房子、駕照或是語言學校申請入學。“隻要你有錢，他們都能幫你解決。”一個剛剛申請成功的客戶告訴我。“當然每一項服務都需要收費。就連去看看房子，他們都要多收一筆看樓費。”

Amy選擇為自己的客戶多做一些附加服務，她會盡量多為他們爭取一些權益。“我和所有客戶交談時，第一個重點就是讓他們想清楚為什麼要移民。有些隻是一時沖動的人，哪怕他們條件比較好，我也會盡量拒絕。”Amy這樣做的原因是害怕這些人在交過錢後甚至審批過程中退縮，或者是拖延整個申請流程，那樣更麻煩。

“在我們這一行，工作時間完全取決於個人。”Amy宣稱她每天工作時間超過12個小時。“我要關心每一個客戶，新的，老的，正在進行中的。就算是那些已經成功移民的客戶，他們中有些人也很希望我會持續和他們聯絡，關心他們的生活。”

“這樣做對我自己也有好處。”她眨眨眼。這些接受她服務的人絕大部分是中國的新貴，有眼界、手腕、聰明才智和足夠的資本。她不諱言，熱情而專業的服務有可能會帶來更多的好處。“現在我一點都不仇富。我見瞭足夠多的富人，或者說有錢人。他們讓我也學到瞭很多。最討厭的是那些有點小錢、又不夠有錢的人，他們自以為是，趾高氣昂。”

郭玲和她擁有一樣的看法，在做移民顧問前，她是一名房產顧問，對人情世故練達通透。

她說：“我的信仰是，一個人能得到一些，一定是因為他付出瞭相應的代價，不存在平白無故的可能性。如果一個人有錢，他一定有能與之相匹配的某樣才能。”

有一個客戶來咨詢時，整個人看上去像街上走著的老國企職工，無精打采，穿著灰撲撲的褲子和夾克衫，戴一頂皺巴巴的帽子。“我去他的辦公室拜訪時，發現為他工作的人背的都是Chanel、Chole。看過他的資產證明後我才知道，他身傢上百億。”

移民中介是一個很講究口碑的行業，富人們要將自己的資產、身世、傢庭狀況原原本本地剖白於陌生人面前，稍有不慎，這些隱秘的材料會面臨被泄露的風險，因為準備工作不充分而被拒簽也是不可饒恕的錯誤。

“現在的移民不是解放前賣豬仔瞭，他們都很瞭解國外是什麼樣的。所謂的國內什麼都壞、國外什麼都好這種幼稚想法，對他們來說根本不存在。”

許多人選擇瞭拿到一個移民身份然後繼續回國，澳德華有1/3的生意來自深圳以外，江浙略多。郭玲接觸到的溫州客戶大多都是實業傢，大多也都在拿到身份後繼續回國經營生意。

出國移民對他們，都隻是讓人生多一個選擇，而非什麼生死攸關的重要決定。移民會付出許多代價，但也會有一些意想不到的收獲。一個移民行業流傳已久的笑話：“你想和胡錦濤握手嗎？你想和溫傢寶吃飯嗎？那就移民吧。”以一個外國移民僑領的身份，也許你就會遇到某個國內神秘的高官，並與之談笑風生。

“你知道嗎？兩類人投資移民會特別容易成功。”Amy說。“一類是特別有錢的，還有一類是特別沒錢的。他們資產剛剛夠線，是鉚足瞭勁兒想換個新生活的那種人。隻要你鐵瞭心一定要移民，一般都能成功。但問題是，大多數人都覺得移瞭最好，不移也無所謂。”

移民中介公司內的工作人員都有相似之處，他們對金錢擁有兩種概念。對客戶，幾百萬資產隻能算是“沒什麼錢”。

我忍不住問過郭玲一個問題，你能掙多少錢？郭玲一愣，很快回答，“我正想和你說這個，做這行做久瞭，錢容易不當錢。你要學會調適你的心態，一方面那麼多人都比你有錢，另一方面，幾乎所有的客戶都會抱怨他們所遇到���黑暗與不公。比如今天這個不能吃瞭，明天那傢公司又被陷害瞭，你容易憤世嫉俗。所以一定要學會調整自己的心態。我現在心態就很平和。”

（南方人物周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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