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奎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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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ill them with kindness" Wrong. CURSE OF QIN SHI HUA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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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四运动于新文化运动:腰斩还是硕果?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May 4th Movement and the New Culture Movement: Ending It or Pushing It to a New Height?

作者：王小蓉;

Author：

收稿日期：          年卷（期）页码：2019,225(06):-18-27

期刊名称：四川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Journal Name：Journal of Sichuan University (Social Science Edition）

关键字：五四运动;新文化运动;救亡;启蒙

Key words：

基金项目：

中文摘要

五四运动是腰斩了新文化运动,还是新文化运动结出的硕果?百年来众说纷纭,莫衷一是。实际上,五四运动既没有腰斩新文化运动,亦非新文化运动的必然结果,两者是中国近代救亡大树上同一花期开出的并蒂双花,在难得的自由里竞相盛放,终因救亡的急迫而此长彼消。五四运动成就了一场真正意义上的新文化运动,让新文化运动发展到了一个新阶段;新文化运动亦极大滋养了五四运动。百年之际,重温"五四",是希望在思想运动与政治运动的此消彼长中乞得宝贵的历史经验,既不能急功近利,也不要贻误时机,以回应"五四"的早期诉求,实现当代目标。

参考文献

① 拉纳·米德:《“五四”与中国道路》,《商周刊》2009年第10期,第16页。

② 刘复生:《“五四”的三个三十年:当代史中的“五四”叙述》,《文艺理论与批评》2009年第3期,第4页。

③ 《刘东自选集》,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年,第205页。

④ 周策纵:《五四运动史》,陈永明等译,长沙:岳麓书社,1999年,第476、481、486页。

⑤ 关于五四运动、新文化运动和五四新文化运动三个概念的阐释与评价,百年来众说纷纭。周策纵认为,“五四运动”一词的范畴应该包括“新文化运动”,“分开就两者都无法充分说明,更无法了解这一时代”。同时,他又从两个方面界定了“五四”:从狭义方面,他认为从1919年5月4日北京学生的游行示威运动而引起的整个事件,即五四事件;从广义方面,他认为1917—1921年间所发生的相关事件都包含在“五四”之中,即五四运动。参见周策纵:《五四运动史》,第13、1页。李泽厚则认为“五四运动”和“新文化运动”是两回事,两者“既同步又碰撞带来了较长时期的复杂关系”。参见李泽厚:《启蒙与救亡的双重变奏》,《中国现代思想史论》,北京:三联书店,2008年,第15页。笔者赞同后者看法,不认同“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提法。因为新文化运动先于五四运动,且五四运动仅持续两月之久,而新文化运动历时多年,将新文化运动纳入仅月余的五四运动,不仅与事实不符而且在逻辑上也讲不通,更何况两者在性质、诉求等方面存在诸多不同。两者合称也使五四运动无法成为“旧民主主义”和“新民主主义”的分界点。陈建守也不赞同这一提法,他认为这“是将思想和政治混合在一起来谈”。参见陈建守:《作为“集合事件”的五四运动——“五四”的概念化与历史书写》演讲实录,http://www.sohu.com/a/311773988_523159,2019年8月12日。

(1)李泽厚:《启蒙与救亡的双重变奏》,《中国现代思想史论》,第7、25页。

(2)微拉·施瓦支:《中国的启蒙运动——知识分子与五四遗产》,李国英等译,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1989年,第378页。施瓦支将五四运动和新文化运动合称为“五四运动”,根据上下文,此处实指新文化运动。

(3)杨奎松:《五四运动有多重要?》,《谈往阅今——中共党史访谈录》,北京:九州出版社,2012年,第42页。

(4)胡适:《致高一涵、陶孟和、张慰慈、沈性仁》,《努力周报》第75期,1923年10月9日。

(5)《胡适口述自传》,唐德刚译,北京:华文出版社,1992年,第206页。

(6)周阳山主编:《五四与中国》,台北:时报文化出版企业股份有限公司,1979年,第391页。

(7)梁启超:《“五四纪念日”感言》,《晨报》1920年5月4日,第1版。

(8)彭明:《五四运动史研究的几个问题》,《文史哲》1989年第3期,第3-9页。

(9)金冲及:《五十年变迁》,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第98页。

(10)《中国青年运动历史资料》(1926—1937),内部发行,1957年,第12页。

(11)瞿秋白:《瞿秋白文集政治理论编》第5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534页。

(12)张闻天:《中国现代革命运动史》,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7年,第131页。

(13)毛泽东:《实践论》,《毛泽东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298页。

(14)陈丹青:《笑谈大先生——七讲鲁迅》,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81页。

(15)《刘东自选集》,第205页。

(16)胡适:《个人自由与社会进步》,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年,第25页。

(17)叶曙明:《重返五四现场——1919,一个国家的青春记忆》,北京:九州出版社,2015年,第9、79页。

(18)《鲁迅全集》第6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第71页。

(19)唐宝林、林茂生:《陈独秀年谱》,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年,第65页。

(20)《瞿秋白诗文选》,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年,第34页。

(21)胡适:《个人自由与社会进步》,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年,第127页。

(22)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共湖南省委《毛泽东早期文稿》编辑组:《毛泽东早期文稿》,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356页。

(23)《鲁迅全集》第3卷,第45页。

(24)李泽厚:《中国近代思想史论》,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年,第475页。

(25)李泽厚:《启蒙与救亡的双重变奏》,《中国现代思想史论》,第15页。

(26)戴启予:《继承“五四” 超越“五四”》,《学术论坛》1989年第3期,第5页。

(27)李泽厚:《启蒙与救亡的双重变奏》,《中国现代思想史论》,第9页。

(28)《邵力子文集》上册,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第318页。

(29)张秀熟:《五四运动在四川的回忆》,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室编:《五四运动回忆录》下,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79年,第882页。

(30)陈独秀:《本志罪案之答辩书》,《新青年》第6卷第1号,1919年1月15日。

(31)《鲁迅全集》第3卷,第12页。

(32)水如编:《陈独秀书信集》,北京:新华出版社,1987年,第473、133页。

(33)以上参见陈端志:《五四运动之史的评价》,北京:三联书店,2013年,第371、372页。

(34)《胡适口述自传》,第206、209-210页。

(35)丁守和:《再论“五四”以来的民主和科学》,《近代史研究》1986年第6期,第35页。

(36)张申府:《五四纪念与新启蒙运动》,《张申府文集》第1卷,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192页。

(37)傅正:《经“救亡”而实现的“启蒙”——以〈新青年〉的变化为线索》,《文艺理论与批评》第2015年第6期,第45页。

(38)胡适:《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欧阳哲生主编:《胡适文集》3,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第259-260页。

(39)陈独秀:《本志罪案之答辩书》,《新青年》第6卷第1号,1919年1月15日。

(40)罗家伦:《一年来我们学生运动底成功失败和将来应取的方针》,《新潮》第2卷第4号,1920年5月1日。

(41)以上引文参见朱光潜:《五四运动的意义和影响》,《中国青年》第6卷第5期,1942年2月。

(42)参见周策纵:《五四运动史》,第251、265、271页。

(43)《毛泽东选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696、697页。

(44)习近平:《在纪念五四运动1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19年5月1日,第2版。

(45)《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699-700页。

(46)周策纵:《五四运动史》,第7页。

(47)秋谨:《精卫石》,阿英编:《晚清文学丛钞说唱文学卷》,北京:中华书局,1960年,第625页。

(48)傅斯年:《〈新潮〉之回顾与前瞻》,《新潮》第2卷第1号,1919年10月30日。

(49)Burlington K.Tong,“What Can President Wilson Do for China?” Millard?s Review,Vol.Ⅵ,No.11,November 16th,1918,pp.433.

(50)中央档案馆编:《中共党史报告选编》,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2年,第19页。

(51)李泽厚:《启蒙与救亡的双重变奏》,《中国现代思想史论》,第11-12页。

(52)陈独秀:《本志罪案之答辩书》,《新青年》第6卷第1号,1919年1月15日。

(53)欧阳哲生:《〈新青年〉编辑演变之历史考辨——以1920—1921年同人书信为中心的探讨》,《历史研究》2009年第3期,第1页。

(54)陈独秀:《谈政治》,《新青年》第8卷第1号,1920年9月1日。

(55)陈独秀:《宪法与孔教》,《新青年》第2卷第3号,1916年11月1日。

(56)陈独秀:《谈政治》,《新青年》第8卷第1号,1920年9月1日。

(57)周策纵:《五四运动史》,第5页。

(58)《李大钊全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年,第317页。

(59)李大钊:《新的!旧的!》,《新青年》第4卷第5号,1918年5月15日。

(60)蒋梦麟:《西潮》,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2016年,第123页。

(61)《杨振声文献史料汇编》,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2016年,第402页。

(62)《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558页。

(63)陈独秀:《新文化运动是什么?》,《新青年》第7卷第5号,1920年4月1日。

(64)任建树主编:《陈独秀著作选编》第5卷,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350页。

(65)梁漱溟:《论学生事件》,《每周评论》第22号,1919年5月18日。

(66)周策纵:《五四运动史》,第14-15页。

(67)毛泽东:《一九五七年夏季的形势》,《毛泽东选集》第5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7年,第456页。

下一条：中国现代性观念的起源:“五四”科学语境中的性话语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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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 Yang Kuisong: Official Pay Disparities in the Mao Era

The article below is about the central level. For a modern comparison, see 2022 PRC Civil Service Township Pay Scales, Subidies and Benefits Interview with Yang Kuisong: Who Said that the Mao Era had no privileges or corruption? 杨奎松访谈：谁说毛时代没有特权没有腐败？ China Democracy Party website apparently from a 2012 Southern Weekender interview also available on Aisixiang in a somewhat differ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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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奎松：新中国对外政策和形象变化（1949-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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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廷为什么会被民国取代？| 短史记

作者：谌旭彬   2016-07-12

编者按：读者评论中，辛亥年袁世凯、孙中山谁之功劳为大，是一种常见的争论。不过呢，若是能廓清1911年鼎革背后的真实历史逻辑，则不难明白，这种争论，其实是个伪命题。下文系栏目2012年纪念辛亥革命101周年时的一篇原创专稿，对理解上述问题，或尚略有裨益。

辛亥年的枪声，已过去了整整101个年头。

百年间世事变幻，沧海横流，对当年那场空前变局的评价，也已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革命遭到批判，改良备受吹捧，甚至于清廷的逊位，也已被某些学者赋予了“光荣革命”的璀璨光环。

但若仔细梳理清廷灭亡、民国诞生的真实历史线索，自不难发现：这种认知变迁，所反映的并不是历史本相，而只是时代对历史本相的某种特定需要罢了；当下流行的许多对革命的反思，其实都是伪命题。

清廷被民国取代的六个关键节点

清廷被民国取代的几个关键节点

“民国”，顾名思义是“帝国”的对立面；“民国政治”的核心是民权与民主；“帝国政治”的核心是君权与专制。

所以，“清廷为什么会被民国取代”这个问题的实质有二：其一，“民权和民主”何以会取代“君权和专制”，成为晚清朝野知识分子的共识；其二，清廷为何自身不能发育出民权与民主，而只能被新政权取代？

梳理“民权”思想在晚清朝野的流变过程，可以解答这两个问题。

一、1895年前后，革命党人孙中山等人，想的还只是“排满”，对“造成民国”还毫无兴趣

国人最早于何时萌发出要造一个新“民国”来取代旧“帝国”的意愿？

这个问题无法考据，毕竟不能把当日每个国人的政治理念一一弄清。

但至少在1895年之前，作为当时最具声望的革命党领袖，孙中山对“民国”还没有任何概念。他满脑子所想，每日里所做的，仅仅是“驱除鞑虏，恢复中华”，换言之，他的革命目标，不过是“排满”罢了。

至于“排满”成功之后怎么办，孙氏觉得，找个汉人做皇帝也挺好。

对自己的这段经历，孙氏本人并不隐讳。

1910年，他在与刘成禺的一次谈话中说道：“我青年时代主张只要推翻满清统治，汉人做皇帝也可以拥戴。当时与我结为莫逆之交的杨衢云，则表示非造成民国不可。一次为此发生激烈争论，杨衢云揪住我的辫子，要跟我动武。现在杨衢云已经为革命牺牲了，我继承其志，发誓要建成民国，有帝制自为者，我必定要加以讨伐。”

孙氏与杨衢云发生交集，是在1895年于香港联手设立兴中会。

按孙氏自述，其革命目标重新定位为“造成民国”，是深受了杨衢云的影响。

这影响的过程之激烈，甚至到了动粗的程度。由此不难看出孙氏在1895年之前，对“民国”其实毫无概念，更谈不上有任何信仰。

孙氏如此，1895年前后的国人，对“民国”的认知程度可想而知。

二、1898年维新，官方闭口不谈“民权”，但民间知识界对“民权”的热情已初具规模

1898年的百日维新，就其最终付诸实施的具体内容而言，无非是振兴工商业、练兵、兴学校、变科举而已，与“振兴民权”毫无关系。

以往说起戊戌维新，总讲它是“资产阶级改良”，它的目标是要实现“君主立宪”，现在看来，这些结论都很可笑，既没有什么“资产阶级”参与其中，实际举措里也没有丝毫“君主立宪”的味道（所谓“君主立宪”，是在保留君主制的前提下，通过立宪扩张民权、限制君权）。

不但具体的维新举措里没有任何“主张民权”的内容，即便是作为一种愿望，“主张民权”也丝毫未曾体现在数量众多的上书之中 —— 即便那些上书中提到“开议会”这样的字眼。

对此，戊戌变法史研究专家茅海建先生有过一段总结：“在我所见的275件上书中，论及议会者不过以上数件，由此似乎可以得出这样的印象：尽管从其他材料来看，当时人对议会的议论颇多，而在正式上书中，言及议会者很少。在有限的议论中，并没有涉及到西方代议制之根本，即议会的权力及议员的产生方法，更未谈及议会之理念，即‘主权在民’。他们的心目中，西方议会的主要作用是‘上下互通’，与中国古代的君主‘询谋’是相接近的。”

当然，说得最直白的，莫过于“维新旗手”康有为。

他在《国闻报》上刊登文章《答人论议院书》，明确反对在中国“开议院、兴民权”，说什么“议院这个东西，西方非常盛行，乃至于国权全部汇聚于议院，而政务运作行之有效。但我窃以为议院制度在中国不可行。天下各国国情各有不同，不能以西人的制度套用在中国身上。……中国惟有以君权治天下一条道路可以走。……今日那些主张议院，主张民权之人，实乃帮助守旧派自亡其国之人。”

与朝堂之上，也就是体制内官员闭口不言“民权”相反，处江湖之远的体制外知识分子对“民权”的追捧则已颇具规模。

譬如：梁启超执教湖南时务学堂时，即怀着“保中国不保大清”的革命之志，日日以“民权”激励学子，将当世政治体制视作“后世民贼乃借孔子之名以行专制之政”；

又如唐才常曾说：“西例，以民为国本，国为公器，民叛君未叛国，君虐民斯叛国，国与君显有区别。……其意颇合孟子，公羊之微言。”

甚至被后世目为顽固派知识分子的叶德辉，也曾说道：“凡人有自私自利之心，不足与议国事；人具若明若暗之识，不足与论民权”；严复说得最露骨：君既然出于民“共举之”，“则且必可共废之”。

梁、唐二人当时均系革命党，而叶、严二人则是典型的改革派；可见当日改革派与革命党均以“扩张民权”为终极目标。

三、1900年国难，体制内改革派也痛感国家亟需一种新的“民主决策机制”

1900年的巨大灾难，对帝国的民意而言，是一道极为关键的分水岭。

孙中山对此深有感触，他曾比较过1895年10月广州起义与1900年10月惠州起义的民心之别，深有感慨地说，同样是失败的起义，民意的反馈却大不相同。

1895年广州起义失败时，“举国舆论莫不目予辈为乱臣贼子，大逆不道，咒诅漫骂之声，不绝于耳”；1900年惠州起义失败后，“则鲜闻一般人之恶声相加，而有识之士，且多为吾人扼腕叹惜，恨其事之不成矣。前后相较，差若天渊”。

孙氏因���感到“心中快慰，不可言��，知国人迷梦已有渐醒之兆”。

民意的这种巨大变化，在体制内也有相似的体现。

庚子年前，体制内改革派私下里或许对“兴民权”极感兴趣，但公开的奏折里，却从来不敢提这三个字，非但不敢提，每每谈及“议院”一类事物，必然要一再申明其只是一种“智囊机构”而已，绝不会对至高无上的君权造成任何损害。

但1900年的巨大灾难，让许多体制内改革派对朝廷的“寡头专制决策机制”彻底丧失了信任。

乱局起后，东南督抚们敢于抗旨，拒绝北上“勤王”，而擅自搞“东南互保”，本就是对朝廷“寡头专制决策机制”的一种否定。

而两广总督陶模在乱局初定之际，上书朝廷，要求设立议院，则是希望用一种新的“民主决策机制”来取代旧的祸国殃民的“寡头专制决策机制”。

陶模说：“议院议政，而行政之权仍在政府，交相为用，两不相侵”—— 很明显，陶模设想中的“议院”，拥有国家政务的决策权，“政府”拥有的则只是执行权。

陶模的这种要求，与当时的民间舆论遥相呼应。

梁启超说“必取数千年横暴浑浊之政体，破碎而齑粉之”；《浙江潮》杂志刊文说“立宪政体之要素，在人民有参政权”；《大公报》说：“图治之根源，首在立宪法，予民权。如此……则中国之前途或犹可补救于万一”；……

但对朝廷来说，开议院这样的要求，是难以接受的。

自1901年到1905年，慈禧太后支持下的清末新政其实只干了四件事情：1、整饬吏治，调整机构；2、整顿军队，编练新军；3、振兴实业，奖励工商；4、改革教育体制，变更人才选拔方式。

这些内容，其实与当年的戊戌维新，并没有什么区别，只不过戊戌年这些举措没有能够深入搞下去罢了。

而对朝野内外要求“立宪法、开议院”的呼声，“寡头专制决策层”的态度是充耳不闻。

慈禧很明白：“立宪法、开议院”，对国家而言，是政治体制改革；而对“寡头专制决策层”而言，则是权力的重新分配。

四、1905年废除科举，传统士绅不得不向“议员”转型，“民权”呼声随之高涨

1904-1905年的日俄战争，虽然给了很多体制内、外知识分子“证明”立宪政体优于专制政体的机会，但这种“证明”，知识分子自己并不一定信，朝廷则根本不信。

因为遍观当日的评论文章，并没有人能够讲出一种使人信服的逻辑，来解释日本战胜俄国，确确实实主要是因为政体的差异。

尽管如此，日俄战争仍然大大刺激了当时的国人对政治体制改革的追求 —— 这场在中国国土上进行、而中国无力抗议，竟只能耻辱地宣布“保持中立”的战争，对国人变法图强的决心的刺激可想而知 —— 1905年，帝国8位总督当中，已有5位明确上奏要求朝廷“立宪”了。

迫于此种压力，1906年，朝廷不得不宣布“预备立宪”。

似乎是为了更好地巩固自己的统治基础，在因“预备立宪”而颁布的《各省谘议局章程》里，朝廷规定，“有举贡生员以上之出身者”，是构成议员的选举与被选举资格的重要条件。

稍后的统计数据，也证实清廷的这一规定得到了很好的落实，在清末各省谘议局中，有科举身份的绅士议员，一般占到了议员数的90.9%以上（据台湾学者张朋园教授统计）。

朝廷此举看似得计，其实不过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

1905年的废除科举是“破”，1906年的预备立宪是“立”，破立之际，正是“旧帝国”向“新民国”转换的关键。

但朝廷没有认真处理好这个关键。

一破一立之间，支撑帝国统治的中坚力量，也就是传统士绅们，本已平静完成自身的身份和角色转换，从传统士大夫蜕变成了近代民权、宪政政治里的“议员”；如果朝廷能够主动、顺利完成自己的“身份转换”，从以“君权神授”为意识形态合法性的传统中国，转型为以“民主宪政”为意识形态合法性的近代中国，则可以与已完成转型的传统士绅完全接榫，从而实现从“帝国”到“民国”的平稳过渡。

但可惜的是，朝廷最终拒绝以民主宪政为核心来构筑自己新的政权合法性 —— 1908年11月，慈禧去世，临终前忽叹曰：“不当允彼等立宪。”少顷又曰：“误矣，毕竟不当立宪”

—— 如此也就不难理解1906年“改革”、“立宪”等名词在媒体上的使用次数的大爆发（据金观涛教授约一亿两千万字的“中国近现代思想史专业数据库”关键词搜索结果统计）；更不难理解传统士绅在1906年之后，为何高度热衷于呼吁朝廷尽快兑现“立宪”的诺言：落实了“立宪”，才能落实他们的“议员”地位。

五、1908年，朝廷推行“日式立宪”，变放权为集权，利益受损的立宪派发起对“民权”的狂热呼吁

1906年“预备立宪”的诏书颁布下去之后，无论朝廷是否愿意，政治体制改革的承诺总要有个兑现。

一方面要兑现承诺，一方面又不愿意真交���君权、承认民权，朝廷的办法是偷天换日，用“日式立宪”来搪塞要求搞“英式立宪”的体制内改革派。

“日式立宪”实际上就是明治维新，其核心是“废藩置县”，即把权力从地方（诸藩）收归中央，建立一种中央集权式的政治体制，天皇拥有无限的权力；当然，其中也有许多学习西方的内容，但无外乎是效仿西方发展工商业的模式、效仿西方兴办教育的模式、效仿西方的练兵模式而已。

显然，这与体制内立宪派所要求的 “英式立宪”，相差甚远 —— 立宪派们固然并不完全明白“英式立宪”的真谛（其实英人当年也还在摸索），但“限制君权、扩大民权”这一点绝对是共识。

中国早在秦始皇时代，就已经实现了君权至上的中央集权；这种君权至上的中央集权，本是立宪派们要革掉的旧体制，朝廷反以之为政治体制改革的目标，没有比这更滑稽的改革了。

但朝廷终究一意孤行，于1908年出台了“日式立宪”的《钦定宪法大纲》，满篇皆是各种“议院不得干预”：

“凡法律虽经议院议决，而未奉诏命批准颁布者，不能见诸施行”；“用人之权，操之君上���而大臣辅弼之，议院不得干预”；“君上调遣全国军队，制定制定常备兵额，得以全权执行，凡一切军事，皆非议院所得干预”；“宣战、讲和、订立条约及派遣臣与认受使臣之权。国交之事，由君上亲裁，不付议院议决”；“皇室经费，应由君上制定常额，自国库提支，议院不得置议”……。

君权之嚣张，对照民权之仄逼，实在过于鲜明。

所以，作为反击，待1909年各省咨议局议员选举尘埃落定，1910年，在各省咨议局的领导下，接连掀起了四次大规模的“请开国会”的请愿运动。

朝廷的一意孤行引来了立宪派对“民权”更强烈的呼吁和索求。

六、1911年，立宪派意识到不可能从清廷手里获得“民权”，遂与革命党联手造就民国

很显然，虽然朝廷和立宪派都在讲“立宪”，但两者的差别之大，其实已经到了水火不容的地步；相反，立宪派和革命党的政治诉求，反倒没有多大差异。

革命党之为革命党，在于其选择暴力手段欲推翻清廷，对这种选择，革命党人陈天华曾有一个三段论式的解释：

1、“鄙人以救国为前提，苟可以达其目的者，其行事不必与鄙人合也”；

2、“革命之中，有置重于民族主义者，有置重于政治问题者，鄙人所主张，固重政治而轻民族”；

3、“鄙人之排满也，非如倡复仇论者所云云，仍为政治问题也。”

陈氏的意思很明白：自己虽然选择暴力排满，貌似以“民族主义”为先，其实，暴力排满不过是解决“政治问题”的一种手段罢了；而所谓的“政治问题”，就是所谓的“民主共和”。

更何况，除了终极政治诉求相同之外，立宪派和革命党在实现终极政治诉求的手段选择上其实也非常相似：

梁启超认为在中国实现民主需要经历一个“开明专制的阶段”；孙中山则主张先搞一段一党砖（并非错别字，请谅解）制的“训政”。

正因为“英式立宪”与“民主共和”之间并无本质的区别，所以，武昌的枪声响起之后，由本地乡绅，也就是由立宪派掌控的各省咨议局，在没有任何事先约定的情况下，迅速行动起来，或领导宣布独立（如云南、福建），或抵制进攻革命党（如广东），或劝说、迫使巡抚独立（如浙江、安徽、贵州）……与革命党联手推翻了清廷。

咨议局是清廷在“预备立宪”阶段设立的地方民意机构，咨议局在辛亥年的集体倒戈，既意味着清廷丧失了合法性，也意味着民国的诞生有着极为充分的“民意基础”—— 当然，这种“民意基础”主要集中于精英知识分子，包括激进的革命党知识分子和保守的立宪派知识分子。

至于底层民众，他们虽然因为痛恨“清末新政”（几乎所有的新政名目，都成了官吏们借机敛财的机会），而乐于看到清廷的垮台，但对“民权”、“民国”，却并无多少主动的需求。

这恐怕也正是民国成立后民主政治迟迟难以建立的主要原因之一。

七、辛亥后，没有能够建立起稳固的民主政治，并非革命之错，而是晚清遗留的诸多弊病尚未解决之故；期待一场政权鼎革能解决这些弊病，也是不现实的

廓清了民国诞生的真实民意逻辑，就不难发现，当下大陆知识界流行的许多对辛亥革命的“反思”有多么不靠谱。

譬如李泽厚先生的观点：“很简单，如果没有辛亥革命，中国可能会通过渐进改良的方式实现社会的转型。在辛亥革命之前，清政府已经在进行改革。比如，那时制订的法律，在今天看也是很超前的。”（《李泽厚：告别辛亥革命》，《信睿》第六期，2011年8月）

这种观点的错误之处有三。

其一，将革命与改良简单视作对立面，仿佛二者水火不容。

其实历史的真相恰恰相反，晚清的最后十年里，革命与改良实乃一体两面。

如徐锡麟刺杀恩铭之后，拥护改良的《大公报》刊文称“实为可贺”，理由是：“贺其鞭策我政府速行立宪也”；满族亲贵奕劻、端方也说，必须要加快立宪步伐，如此才能消弭革命党的影响力。

其二，将辛亥革命单纯看作革命党的产物。

殊不知，相对于此前失败的黄花岗等历次起义，武昌的枪声并没有显出特别的强大，其之所以能够使清廷瞬间土崩瓦解，恰恰在于立宪派在经历了1908年之后的种种绝望之后，选择了与革命党站在一起。

没有立宪派的及时响应，就没有辛亥革命的成功。

立宪派们自己当年都绝望放弃了清廷，后人却仍在幻想“如果没有辛亥革命”，岂不可笑？

其三，并不区分立宪派的改良和朝廷的改良之间的巨大区别，须知，若没有立宪派的支持，朝廷岂能以一副空架子将改良落实到基层？

当然，不可否认，民国成立之后，出现了太多太多的问题。

但若因为存在这些问题，就调转头去否定辛亥革命，喊什么“告别革命”的口号，恐怕就有些滑稽。

设想一下：即便没有武昌的一声枪响，让立宪派继续他们的“英式立宪”梦，其情形与1912年的民国，其实也不会有什么两样 —— 政坛上活跃的还是同样的一群演员，同样的几股势力，同样的政治游戏规则，何以就能保证其结果一定会比革命而生的民国更好呢？

真正的问题其实不是出在“革命”上，而在于当时的社会基础。

正如杨奎松教授所说，“一种民主革命运动的发生，需要有一个相当广泛的社会基础和思想基础。中国当时既不存在力量均衡和靠契约解决冲突的文化传统，又不存在一个崇尚民主自由思想的社会基础。哪怕是就思想引入来说，当时也没有做好准备。”

甚至于连用白话文办报这样最基本的社会基础条件，也还要等到五四时期才稍有改善，幻想在1912年就实现民主政治，未免太天真了些；

而因为没实现民主政治，又把责任推到1911年的辛亥革命头上，则未免更天真了 —— 正好比渔夫雨天带着直钩出门钓鱼，没钓到鱼然后怪天不该下雨，然后唠唠叨叨说什么若是晴天肯定就钓到了；可事实上没钓到鱼跟天气哪里有关系呢？

社会基础如此之差（如识字率极低），1909年调查具有选民资格者竟不足总人口的0.4%，这样的大环境下民主政治如何可能搞得起来？

换句话说，在1911年前后，无论是被推翻的清廷，还是新成立的民国，其实都没有���能建立起真正的民主政治。

但也正因为如此，革命就成了必然的结局。

当民主政治成为时代的“政治正确”，清廷愈不能建立起真正的民主政治（更何况其主观上根本无意搞民主政治），革命的正当性和号召力就会越来越大 —— 尽管革命最后限于社会基础，也并不能真正建立民主政治，但这已是后话。

革命党会收获越来越多的正当性，立宪派会与朝廷的离心力会越来越大，这个趋势，终有一天会发展到将朝廷拉下马来。

结语：

既如此，辛亥的意义究竟何在呢？

不妨参考辛亥后的第一个十年的双十节梁启超的意见：“辛亥革命有什么意义呢，简单说：一面是现代中国人自觉的结果，一面是将来中国人自发的凭借。自觉觉些什么呢？第一，觉得凡不是中国人都没有权来管中国的事。第二，觉得凡是中国人都有权来管中国的事。第一件叫做民族精神的自觉，第二件叫做民主精神的自觉。”

没有拔高，也没有贬低，“自觉”还远远不够,“自觉”也已经很不容易。

这样一段出自立宪派领袖的对辛亥革命的历史评价，可谓再中肯不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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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TENT LIST Last updated : 29 Mai 2023

Chapter 1 - Fruits and Berries [POKEMON HGSS]

Acai berry | 阿萨伊浆果 (Ā sà yī jiāngguǒ)

Acerola cherry | 西印度樱桃 (Xī yìndù yīngtáo) 

Apple | 苹果 (píngguǒ) 

Apricot | 杏 (xìng) 

Avocado | 鳄梨,(èlí)

Banana | 香蕉 xiāngjiāo 

Barberry | 刺檗 (Cì bò) 

Bilimbi | 三敛 (Sān liǎn)

Blackberry | 黑莓 hēiméi 

Blueberry | 蓝莓 lánméi 

Boysenberry | 波森莓 (Bō sēn méi) 

Breadfruit | 面包果 miànbāoguǒ 

Buddha’s hand |  佛手柑  (Fóshǒu gān )

Burmese grape | 木奶果 (Mù nǎi guǒ) 

Cainito/Star apple | 金星果 (Jīnxīng guǒ)

Canistel  | 蛋黄果 (Dànhuáng guǒ)

Cantaloupe | 哈密瓜 Hāmìguā Carob | 长角豆(Cháng jiǎo dòu)

Cherimoya/custard apple/sugar-apple | 毛叶番荔枝 Máo yè fān lìzhī 

Cloudberry  | 云莓 (Yún méi)

Cluster fig/Gular | 聚果榕 (Jù guǒ róng)  Coconut |  椰子 (Yēzi) [Tyson]

Cranberry | 蔓越橘 (Màn yuè jú)  

Dates | 椰枣 (Yē zǎo)   

Dragon Fruit | 火龙果  (Huǒlóngguǒ)  Durian  榴莲 Liúlián 

Gac fruit | 木鱉果 (Mù biē guǒ) 

Grapes | 葡萄 (Pútáo) 

Jackfruit | 菠萝蜜 Bōluómì

Kiwi | 猕猴桃 (Míhóutáo)  

Logan | 龙眼 Lóngyǎn 

Lychee | 荔枝 Lìzhī 

Mango | 芒果 Mángguǒ 

Mangosteen |山竹 shānzhú 

Naranjilla | 奎東茄 (Kuí dōng jiā)

Orange | 橙  (Chéng) 

Papaya | 番木瓜 (Fān mùguā) Passion fruit 百香果 (bǎixiāng guǒ) Peach 桃子 (Táozi)

Pear |  梨 (Lí) 

Persimmon |  柿子 (Shìzi)

Pineapple | 菠萝 Bōluó 

Pomegranate | 石榴 (Shíliú)

Physalis |  灯笼果 (Dēnglóng guǒ) 

Rambutan | 紅毛丹 Hóng máo dān

Raspberry |  樹莓 (shù méi) Salak | 蛇皮果 (Shé pí guǒ)

Starfruit |  杨桃 (Yángtáo) 

Strawberry | 草莓 Cǎoméi

Tangerine | 柑橘 (gān jú) 

Watermelon  | 西瓜 Xīguā 

Guava | 番石榴 (Fān shíliú) Goji | 枸杞 (Gǒuqǐ) Goose berry | 醋栗  (Cù lì) Grapefruit | 葡萄柚 (Pútáo yòu) Elephant apple | 第倫桃 (Dì lún táo) Fig | 无花果 (Wúhuāguǒ) Honeydew melon | 蜜露瓜 (Mì lù guā) Kumquat | 金柑 (Jīngān) Lemon | 柠檬 (Níngméng) Lime | 青檸 (Qīng níng) Mamey Sapote | 马米果 (Mǎ mǐ guǒ) Persimon | 柿子 (Shìzi) Plum | 李子 (Lǐzǐ) Pomelo | 柚子 (Yòuzi)

Foods made from fruit

Candy Apple | 糖苹果 (táng píngguǒ)

Dried fruit | 果干 (guǒ gān) 

Jam |  果酱 (guǒjiàng) 

Juice |  蔬果汁 (shūguǒ zhī) Apple juice | 苹果汁( píngguǒ zhī)  Orange juice | 橙汁 ( chéngzhī)

Comics

Meowth’s Easter Egg (Avocado)

Chapter 2 - Nuts and Seeds [SONIC]

Acorn / oak nuts | 橡子 (Xiàng zi) Almond | 杏仁 (Xìngrén) Brazil nuts | 巴西堅果 (Bāxī) jiānguǒ  Caraway seeds | 葛縷子 (Gé lǚ zi)  Cashew | 腰果 (Yāoguǒ) Chestnuts | 板栗 (Bǎnlì) Chia seeds | 奇亚籽 (qí yà zǐ) Linseed/Flaxseed | 亚麻籽 (Yàmá zǐ) 

Hazelnut | 榛子 (Zhēnzi)  Egusi | 埃古斯 (Āi gǔ sī) Hemp seeds | 大麻籽 (dàmá zǐ)  Kola nuts | 可乐果 (Kě lè guǒ)  Macadamia | 澳大利亚坚果 (Àodàlìyǎ jiānguǒ)  Peanut | 花生 (Huāshēng) Pecan | 碧根果 (Bì gēn guǒ) Pili nut | 菲島橄欖 (Fēi dǎo gǎnlǎn) 

Pine nut | 松子 (Sōngzǐ) | Pinjekjerne Pistachio | 开心果 Kāixīn guǒ  Poppy seeds | 罌粟籽 Yīngsù zǐ Pumpkin seeds (Pepita) | 南瓜籽 Nánguā zǐ  Sesame seeds | 芝麻籽 (Zhīma zǐ)  Sunflower seeds | 葵花籽 (Kuíhuā zǐ) Walnuts | 核桃 (Hétáo) Watermelon seeds | 西瓜籽 (xīguā zǐ)

Sesame seeds | 芝麻 (Zhīma) [Hamtaro]

Nut butter |   坚果酱 (Jiān guǒjiàng)

Chapter 3 - Grains [BNA]

Whole grains

Corn |  玉米 (Yùmǐ) | Mais

Millet | 小米 (Xiǎo mǐ) Oats | 燕麦 (Yànmài)  Rice | 大米 (Dàmǐ) Rye | 黑麦 (Hēi mài) Sorghum | 高粱属 (Gāoliang shǔ)  Spelt | 斯佩耳特小麦 (Sī pèi ěr tè xiǎomài)  Teff | 苔麸 (Tái fū)  Triticale | 小麦 (Xiǎomài)

Foods made from grains

Bread |  面包 (Miànbāo) 

Dessert | 甜点 (Tiándiǎn) 

Dumplings

Flatbread | 饼 (Bǐng) 

Pasta |  意式面食 (Yì shì miànshí) 

Porridge |  粥 (Zhōu) 

Noodles | 面条 (Miàntiáo) 

Chapter 4 - Legumes/Pulses  [FINAL FANTASY VI]

Soy milk |  豆浆 (Dòujiāng)  

Faba beans |  蚕豆 (Cándòu)  Black-eyed peas | 黑眼豆 (hēi yǎn dòu)  Kidney beans | 腰豆 (yāo dòu) Black beans | 黑龟豆 (hēi guī dòu) Chickpeas | 鹰嘴豆 (yīng zuǐ dòu) Mung beans | 绿豆 (lǜdòu) 

Chapter 5 - Mushrooms [POKEMON ORIGINS]

Part 1 

Part 2 

Chapter 6 - Vegetables [SUPER MARIO RPG] 

Green vegetables

Bok Choy | 大白菜 (Dà báicài)

Broccoli | 西兰花 (Xī lánhuā) 

Leeks |  韭葱 (Jiǔ cōng)

Napa cabbage | 小白菜 (Xiǎo báicài)

Potato |  土豆/马铃薯 (Tǔdòu/mǎlíngshǔ) 

Sea vegetables

Sea vegetables part 1 

Root vegetable

Turnip | 无菁 (wú jīng) Kohlrabi |  苤蓝 (pié lán) Radish |  萝卜(luó bo)

Gourds

Acorn Squash | 橡果南瓜 (xiàng guǒ nánguā)

Butternut squash | 灰胡桃南瓜 (Huī hútáo nánguā)

Cucumber

Pumpkin | 南瓜 (nánguā)

Other vegetables

Lotus | 莲花/荷花 (héhuā/liánhuā)

Tomato | 番茄 (fānqié)

Chinese Yams | 山药 Parsnips | 欧防风 Jersusalem artichokes | 洋姜 Galangal | 高良姜 Water chestnut | 荸荠 Okra | 秋葵 Chinese artichokes | 甘鹿仔 Artichokes | 菜蓟

Eggplant |  茄子 (Qiézi)

Bitter Melon |  凉瓜 (Liáng guā)

Bell Pepper | 菜椒 (cài jiāo)

Brussels sprouts | 抱子甘蓝 (Bào zǐ gānlán) Cauliflower | 菜花 (Càihuā)

Chapter 7 - Herbs, Spices, and Condiments [HAMTARO]

Condiments

Sriracha |  是拉差 ( Shì lā chà ) [HAMTARO Panda]

Vinegar | 醋 (Cù)  Hot sauce | 辣酱 (làjiàng) Soy sauce | 酱油 (jiàngyóu) Oil | 油 ( yóu )

Herbs and Spices

Cardamom  | 白豆蔻 (bái dòukòu) Saffron | 番红花 (Fān hóng huā) Vanilla  | 香草 (xiāngcǎo)

Asafoetida | 阿魏 (ā wèi)  Bay leaves | 月桂叶 (yuèguì yè) Barberry | 小檗属  (Xiǎo bò shǔ) Clove | 丁香 (dīngxiāng) Chilli | 辣椒 (làjiāo) Corriander | 芫荽 (Yánsuī) Cumin | 孜然 (zī rán) Ginger | 姜 (jiāng) Mace/Aril | 假种皮 (jiǎ zhǒng pí) Mustard | 芥末 (jièmò) Nutmeg | 肉豆蔻 (ròu dòukòu) Paprika | 红甜椒粉 (hóng tián jiāo fěn) Sumac | 盐肤木属 (yán fū mù shǔ) Star anise | 八角 (bājiǎo) Tumeric | 姜黄 (jiānghuáng)

Anise/Aniseed | 茴芹 (huí qín) Chicory | 菊苣 (jújù) Chives | 北葱 (běi cōng) Dill | 莳萝 (shí luó) Garlic | 蒜 (suàn) Lavender| 薰衣草 (xūnyīcǎo) Lemon grass | 香茅 (xiāng máo) Onion | 洋葱 (yángcōng) Pepper | 胡椒 (hújiāo) Poppy Seed | 罂粟籽 (yīngsù zǐ) Sage/Salvia | 鼠尾草 (shǔ wěi cǎo/) Salt | 食盐 (shíyán) Thyme | 百里香 (bǎilǐxiāng)

Basil | 罗勒 (Luólè) Cassia cinnamon | 肉桂 (ròuguì) Ceylon Cinnamon | 锡兰肉桂 (xī lán ròuguì) Horehound | 欧夏至草 (ōu xiàzhì cǎo) Lemon balm | 香蜂花 (xiāng fēng huā) Liquorice | 光果甘草 (guāng guǒ gāncǎo) Lovage | 欧当归 (ōu dāngguī) Oregano | 牛至 (niú zhì) Parsley | 欧芹 (ōu qín) Peppermint | 辣薄荷 (là bòhé) Rosemary | 迷迭香 (mí dié xiāng) Spearmint | 留兰香 (liú lán xiāng) Terragon/Estragon | 龙蒿 (lóng hāo) Vanilla | 香草 (xiāngcǎo) Watermint | 水薄荷 (shuǐ bòhé)

Angelica | 当归属 Allspice | 多香果 Bible leaf | 脂香菊 Borage | 琉璃苣 Caraway seeds | 葛绿子 Chervil | 有喙欧芹 Fennel seeds | 茴香籽  Fenugreek | 葫芦巴 Galangal | 高良姜 Grains of Paradise | 天堂椒 Marjoram | 墨角兰 Sorrel | 酸模 Wasabi | 山葵

Chapter 8 - Other Foods [PROMARE]

Drinks

Tea |  茶 (chá) Ice Tea |  冰茶 (Bīng chá) Water |  水 (Shuǐ)

Coffee

Plant milk | 植物奶 (Zhíwù nǎi) 

Desserts

Cake |  蛋糕 (dàngāo) 

Christmas cake | 圣诞蛋糕 (Shèngdàn dàngāo)

Gingerbread | 姜饼 (Jiāng bǐng) 

Mooncake |  月饼 (Yuèbǐng) 

Norwegian cardamom buns |  挪威豆蔻面包 (Nuówēi dòukòu miànbāo)  

Pretzel | 椒盐卷饼 (Jiāoyán juǎn bǐng)

Food

Plant-based meat | 素��  (Sù ròu)

Junk food | 垃圾食品 (Lājīshípǐn)

Nutrition

Carbohydrates 碳水化合物 (tànshuǐ huàhéwù)

Protein 蛋白质 (dànbáizhí)

Omega - 3

Calcium 钙 (gài)

Iodine 碘 (diǎn)

Iron 铁 (tiě)

Manganese 锰(měng) 

Phosphorus 磷 (lín)

Potassium 钾 (jiǎ)

Selenium 硒 (xī)

Zinc 锌 (xīn)

Zinc 锌 (xīn) 2

Vitamin A

Vitamin B1

Vitamin B2

Vitamin B3

Vitamin B7

Vitamin C

Vitamin D2

Vitamin D3

Vitamin K

Chapter 9 - English Chinese Russian Norwegian [DRAGON BALL SUPER] Places | 地方 (dìfāng) | место | Steder 

Bakery | 面包房 (miànbāo fáng) | Пекарня | Bakeri

Tea Party | 茶话会 (cháhuàhuì) | чаепитие | Teselskap

Picnic | 野餐 (yěcān) | пикник | Piknik

Food | 食物 (shíwù) | еда | Mat

Fruit | 水果 (Shuǐguǒ) | фрукты | Frukt

part 1 

part 2

part 3

part 4

Edible mushroom | 食用菌 (Shíyòng jūn) | съедобные грибы | Spiselig sopp

Berry | 浆果 (jiāngguǒ) | ягоды | Bær

part 1

Vegetables | 菜蔬 (Shūcài) | овощи | Grønnsak

part 1

part 2

Legumes

part 1 (beans) part 2 (mung beans)

part 3 (soy)

Spreads

part 1

Drinks

Soda

Other food

Pumpkin | 南瓜 (nánguā) | тыква | Gresskar Pumpkin spice latte | 南瓜香料拿铁 | Тыквенный пряный латте | Gresskarlatte

Oats | 燕麦 (yànmài) | Овёс | Havre Oatmeal | 麦片粥 (màipiàn zhōu) | Овсяная каша | havregrøt

Coconut water | 椰子水 (yēzi shuǐ) | Кокосовая вода | kokosvann

Vinegar | 醋 (cù) | уксус | eddik

Pretzels | 椒盐卷饼 (jiāoyán juǎn bǐng) | крендель | saltkringler

Sugar and Tea

French fries | 薯条 (shǔtiáo) | Картофель фри | pommefrites

Sweet potato fries | 甘薯条 (Gānshǔ tiáo) | сладкий картофель фри | Søtpotet fries

Anpan | 豆沙面包 (Dòushā miànbāo) | Ан-пан | Anpan

Youtiao | 油条 (Yóutiáo) | Ютя | Youtiao Soy milk | 豆浆 (Dòujiāng) | соевое молоко | Soya melk Xidoufen | 稀豆粉 (Xī dòu fěn) | гороховый суп | Xidoufen

Bonus Chapter

Notice

Hamtaro  [2021 09]

Meowth [2021 10]

Super Mario  [2021 11]

Moomin  [2021 11]

Wizardmon and Gatomon [2021 11]

Rosalina and Geno [2022 01]

Shadow and Amy [2022 03]

Meowth, Pikachu, Lucario [2022 04]

Moomin, Hamtaro, Kirby [2022 05]

Dexter’s Lab + Powerpuff Girls [2022 11]

Morgrem and Hattrem [2022 11]

Lucario, Smolive, Lechonk [2022 11]

Celebration

Happy New Year 1 [2022 01]

Happy New Year 2  [2022 01]

Happy New Year 3  [2022 01]

Veganuary 1 (Meowth Pikachu)  [2022 01]

Veganuary 2 (Ambipom)  [2022 01]

Vegnauary 3 (Geno)  [2022 01]

Veganuary 4  [2022 01]

Happy Easter [2022 04]

Happy World Kindness Day [2022 11 13]

Happy New Year [2023 01]

Veganuary 1 (Team Rocket) [2023 01]

Veganuary 2 (Dragonite) [2023 01]

Veganuary 2 (Lucario and Sirfetch’d) [2023 01]

Veganuary 4 (Gengar) [2023 01]

Happy Easter (Weavile) [2023 04] 

Happy Halloween and World Kindness month (Pokemon) [2023 10-11]

[fangzhouzi]

哪些中草药可能会有疗效？

　　有一次我和一名被称为“国医大师”的著名中医在网上做视频直播辩论，“国医大师”越说越激动，节目结束了还刹不住，忿忿地对我说：你敢全盘否定中医中药，说中药都没用，我真应该带一些大黄，看你敢不敢吃？这个“国医大师”是在歪曲我的观点。我并没有“全盘否定中医中药”，也没有说“中药都没用”。我并不否认中医药里头含有医疗经验，中国古人有可能通过长期的摸索发现了一些有效的药物。但是经验有用，却也有限。药物是不是真的有效，有效的话是不是安全，是不能靠中医典籍的记载、“国医大师”的“医案”或患者的体会来证明的，而是要用科学方法加以检验才能确定，才能获得世界的承认的。我把这个观点叫做“废医验药”。

　　有些人比我还激进，提出“废医废药”，认为中药都不可能有效，都应该废了。这种主张实际上是否认中国古人靠医疗经验有可��发现有效的药物。事实上，世界各国人民在长期的医疗实践中都可能发现有效的药物，中国古人并不比其他国家的人笨。动物学家甚至观察到黑猩猩也知道吃草药治病，它们会通过吞下一种菊科植物的叶子来治肚子痛、清除肠道里的寄生虫。中国古人未必连黑猩猩都不如。

　　那么哪些中草药有可能有效呢？很多人认为中药治疗慢性病有优势，这恰恰搞反了。对慢性病的疗效是很难通过经验摸索出来的。人们之所以认为中药能够治疗慢性病，是因为慢性病的病情往往会有波动，时好时坏，对慢性病的疗效医生和病人都不容易判断，所以容易出现错觉。通过经验比较容易摸索出来的，反而是治疗某些急性病的药物。这和通过经验比较容易发现急性毒药，不容易发现慢性毒药的道理是一样的：一种吃了马上就会要人命的毒药是很容易发现的，但是如果一种东西吃了很多年后才会让人得癌症，这个后果就不可能通过经验发现，而需要做动物实验和长期的观察。

　　世界各国人民的确通过经验摸索出了一些治疗最常见的急性病的草药。这些急性病非常常见，得的人很多，症状很明显，得了以后到处找草药吃，就有可能碰巧发现能缓解症状的药物，就认为很有效，从而流传下来。这大概包括这几类药物：

　　缓解感冒症状的药物。古代西方人很早就发现了吃柳树树皮能够镇痛解热，后来从里面提取出了苦味粉末用做退烧药，有机化学建立以后，1827年这种苦味粉末的有效化学成分水杨苷被分离、提纯出来，后来在此基础上研发出了阿司匹林。中国古人也发现了麻黄能够缓解鼻塞和气喘，日本科学家在1885年从中提取出麻黄碱，这可以说是第一种被现代医学证明有效的中草药。

　　通便的泻药。古代西方人发现了番泻叶能够通便，中国古人也发现了大黄——也就是那个“国医大师”威胁要让我吃的草药——能够通便，这是因为番泻叶和大黄都含有蒽醌类化合物，这类化合物能够刺激大肠的蠕动，减少大肠对粪便中的水分的吸收，从而引起腹泻。反过来，也可能发现止腹泻的药物。例如古代西方人发现颠茄能够缓解胃肠绞痛和腹泻，这是因为颠茄含有阿托品，而阿托品是一种胆碱受体阻断剂，具有松弛内脏平滑肌的作用，能够解除胃肠道平滑肌痉挛，降低蠕动幅度和频率。

　　止痛药物。古代西方人发现了鸦片能够止痛，后来从中提取出吗啡。中国古人发现延胡索能够止痛，我国药物化学家赵承嘏在上个世纪30年代从中提取出延胡索素，临床上用做镇痛、镇静剂。类似的，某些传统药物能够有效地止咳，也是利用了止痛药的麻醉作用。例如国内很流行的止咳药复方甘草片，其中起止咳作用的有效成分是阿片，也就是鸦片，鸦片能够抑制咳嗽反射中枢，因此起到了暂时止咳的作用。

　　治疗急性传染病的有效药物偶尔也能碰巧被发现。例如秘鲁的原住民发现了金鸡纳树的树皮能够治疗疟疾，后来西方科学家从中提取出奎宁。中国古人也发现了能够治疗疟疾的草药，不过不是现在很出名的青蒿（古人用做草药的青蒿并不能抗疟疾，和今人用于提取青蒿素的黄花蒿不是同一种），而是常山。古籍记载最多的治疗疟疾的草药是常山。屠呦呦经常说她发现青蒿素是受东晋葛洪《肘后备急方》的启发，她没说的是，葛洪共在书中搜集了43个治疗疟疾的偏方，青蒿一条是其中很不起眼的，只出现了一次，而常山出现了13次。上个世纪40年代，我国药物理家张昌绍用实验证明了常山能够治疗疟疾，之后赵承嘏从中提取出它的有效成分常山碱。

   需要特别说明一下，有些貌似很有药效的草药是利用了人体的自愈功能，而不是真正有效。例如，有的草药号称止血非常有效，其实人体本身就能制造极为有效的止血药：当血管破损时，血小板会在伤口处聚集起来，释放凝血酶和多种血液凝固因子，收缩血管，形成血栓，堵塞创口。只要不是罕见的血友病患者，只要伤势没有严重到要上医院急救的地步，伤口经过包扎后都能自行止血，如果同时敷上某种草药，当然觉得其止血效果灵验无比，其实是错觉。

　　由此可见，通过长期经验摸索的确能够发现一些有疗效的草药，但是这些药物大多只是起到镇痛、解热、通便、止泻、止咳等缓解疾病症状的作用，并不神奇，治疗效果很有限。中国古人更不可能发现能够治疗癌症、艾滋病的灵丹妙药，因为中国古人不知道这些疾病的存在，当然不可能摸索出治疗它们的药物。所以有效的草药是很少的，用途也是很有限的。而且有些草药的副作用很强，更是限制了它们的用途。例如大黄虽然能够通便，是市场上“排毒养颜”保健品的主要成分，但是长期服用大黄抑制了排便反射，反而能够导致便秘，而且还能导致结肠黑变病。鸦片能够止痛、止咳，却是一种能让人上瘾的毒品，有很多人就因为止咳吃了复方甘草片上瘾。又如常山碱抗疟疾的效果虽然很好，但是有很强的肝毒性，所以不适于作为抗疟疾药物。

　　如果某种草药的确对治疗某种疾病有效而且比较安全，那么就可以找出它的有效成分，研发出化学药。与草药相比，化学药有很多优点。草药中的有效成分含量是不固定、不可控的，变化很大，这就影响了其治疗效果，而化学药的含量是固定、可控的。草药除了有效成分，还含有非常多的其他成分，吃下这些杂质不仅没有必要，而且可能有害，而化学药的成分是纯粹的。我们在研究清楚了草药的有效成分后，还可以对它的结构进行修改，研发出更有效、更安全的化学药。一个著名的例子是阿司匹林。柳树皮中的活性成分水杨苷被分离、纯化了出来之后，科学家发现，水杨苷水解、氧化变成水杨酸，药效要比水杨苷强很多，就用水杨酸取代了水杨苷当镇痛解热药。再后来科学家又发现，通过酯化反应把水杨酸变成乙酰水杨酸，可以减轻水杨酸的副作用，从此乙酰水杨酸——也就是阿司匹林——又取代了水杨酸。另一个例子是青蒿素。实际上从黄花蒿提取出来的天然的青蒿素本身的抗疟效果并不是很好，现在用的都是半合成的青蒿素衍生物，比如列入世界卫生组织基本药物清单的蒿甲醚和青蒿琥酯，都是自然界不存在的非天然的化学药。

　　所以即便有些草药可能有治病效果，今天也完全没有必要再去使用它了，因为有了更有效、更安全的化学药。在今天，谁还会为了镇痛解热去吃柳树皮而不用阿司匹林呢？谁还会为了治疗疟疾去吃黄花蒿而不用青蒿素衍生物呢？不幸的是，却还有很多人为了“排毒养颜”去吃大黄，为了止咳去吃鸦片（复方甘草片），为了止血撒上药粉……

　　2019.2.2.

（《科学世界》2019.3）

[xznotes]

有的CP同志一谈到三民主义，就批评民权主义和民生主义，表示不信仰。甚至有CP同志直截了当地表示说：“三民主义的革命是小资产阶级的革命，是不彻底的革命，我们是要一劳永逸的革命。”据此，葛建时问道：“（一）你们对于三民主义已不信仰，而口口声声仍以国民党自居，是什么道理？（二）我们所希望的是共产党的国民党化，而不是国民党的共产党化，现在我们既无法感化你们，使你们信仰三民主义，又无法阻止你们宣传共产主义，试问有什么方法可以防止国民党员的共产党化？国民党不致为共产党所吞并？”对此，葛表示困惑，称：“分家一法，当然是我们所不忍言而且不愿言的。但是强信仰不同、主义不同的两派混在一个党里头，因为互相猜疑的缘故，发生钩心斗角互相抵制的结果，以致常常困于内争，无力对外，也决计不是好法子。”——杨奎松《国民党的联共与反共·护党与联共的矛盾》

[leeweidong]

松潘路不过是条小马路，南起杨树浦路，北至杭州路，在现在的杨浦大桥浦西段的东面桥墩底下，只有短短的四百多米长。在这里，却汇聚了一段遥远的边陲小镇与十里洋场的传奇故事。 清朝末年的上海，被称为“冒险家的乐园”，当年的韦氏词典中，“ShangHai”这个词被解释为“绑架、罪恶”的意思。在这座中国最早的国际大都市之中，大部分的市区都是列强的租借地，地名都按各自规则命名，主要是以外国的人名命名，如著名的“霞飞路”、“极司菲尔路”之类。松潘路，在当年是属于英租界的范围，从1843年英国在上海开辟英租界开始，路名都用英文名字，随意而取。松潘路，当时的名字叫“开答路（Quetta Road）”，是以当时英国的殖民地印度的地名Quetta（现译为基达，或奎达，属于今天的巴基斯坦）取的路名。 1862年，在上海的英租界和美租借合并成了公共租界，双方为了整顿租借内各条道路的路名而各持己见。最后双方妥协，决定用中国省名和城市分别命名租界内的各条马路。地处遥远的川西北高原的小城松潘，于是便有了将自己的名字命名为十里洋场道路的背景。 当年的松潘，在光绪末年的城北漳腊发现了金矿，以其蕴藏量大、品位高、颗粒粗、成色好、融耗低而获“漳金”美称，蜚声海内外，偏远的川西高原顿时迎来持续几十年的淘金热。20世纪初，漳腊金矿发展到鼎盛时期，南起川主寺桥头，北至祈命、达波山东侧，岷江两岸约16平方公里的矿区一度多达三万人。内地无数的穷苦人家，纷纷来到这片被称作“金河坝”的山沟淘寻心中的梦想。商人们将“漳金”连带着川西北高原的土特产一齐运送到内地，直到上海。天长日久，上海的开答路逐渐成为“漳金”的重要贸易和集散场地，一度被称为“金夫一条街”。 “开答路”一度整条街四海商贾云集，热闹非凡，当时的上海工部局遂将这条路改为“松潘路”。以一个小小的县城为上海街道命名的，在当时的全国也是很少的，而在整个川西北高原，则是绝无仅有的一例。通过“漳金”交易发达的商人，先后在“松潘路”投资、置业，开设了许多以“松潘”命名的大小商号、店铺、茶馆、酒店、旅店等。 行走在松潘路上，抬眼望去，杨浦大桥从不远处的天空横跨黄浦江。杨浦大桥是黄浦江上的第二座大桥，是世界最大跨径双塔双索面斜拉桥，大桥以其线条流畅、动感强烈的设计造型成为上海的一个门户特征。而就在这座车水马龙的现代化的大桥下面，松潘路却显得格外的古旧与宁静。小小的街道两旁，是两排二层楼临街的老式建筑，从屋子里伸出的杆子上，晾晒着人们的衣物和被盖。电线如蛛网搬在电杆上穿行，叮叮当当的电车从街道上慢慢驶过，划破了小街的宁静。街道两旁一字开列的店铺招牌上，“松潘小吃”、“松潘推拿”、“松潘黄焖鸡米饭”，无不表明这里与松潘的某种联系。 松潘路上看到的大多是老年人，那种在上海繁华地段随处可见的行色匆匆的年轻人在这里反而很难看到。老人们或坐在门前晒着太阳，或在街边的小饭馆里吃着��喝着茶，悠闲地过着自己余下的岁月，就像这松潘路一般，承载了太多的历史和岁月，只愿宁静地守候这里接下来的时光。 然而在这里，却能看到旧上海曾经的影子。老旧的石库门、狭窄的弄堂，这正是曾经的上海民众最为真实的生活，弄堂大门上的“积善里”、“明德里”，无不述说着每一栋建筑背后的悠久历史与长长的故事。在每一个贴着“松潘路”标记的屋子中、弄堂里，生活在这里的上海大爷大妈们，把自己的岁月与遥远的川西北边陲小镇紧密相连。松潘路的这些老旧建筑，在整个上海已经保存不多了，这些建筑就是老上海的一种标志，是生活的一种味道。上海很多这样的建筑都拆了，竖起来的是高楼大厦，但在这霓虹闪耀的车水马龙中，上海已经越来越没有人间的烟火味道了。 松潘路的中段有一个菜市场，松潘菜场是解放前上海滩上最早的十大菜场之一，最开始是英国人建的，由被称为“红头阿三”的印度人看管，这也是松潘路上最为热闹的地方。在菜场的斜对面，有一座“松茂里”，兴建于1931年，也是松潘路的标志性建筑。这是当年为接待松潘、茂县等松茂古道上的客商而兴建的。站在松茂里门前，遥想着当年的客商们，雇上背夫、马帮，从遥远的川西北高原出发，一路翻山越岭，下成都、过重庆，坐上船舶，一直来到大上海，来到松潘路上的松茂里，将历尽千辛万苦走过两千多公里的货物小心地取出来，让它们展示在了十里洋场的繁华热闹之中，那是一种多么神奇的体验。 走进松茂里的大门，里面是一排排二层楼类似石库门房子，据说大部份是纱厂职工的家居。狭窄的弄堂上空，挂满了人们晾晒的各种衣物，像极了香港电影里小巷的场景。上海的国际化、上海的繁华，就在他们的隔壁，而这里，却是如此的老旧。生活在这里的人们，天天看着“松潘”，念叨着“松潘”，可是又有多少人，能够说清楚松潘的位置？又有多少人，能够知道遥远的松潘与这里发生的故事？他们所盼望的，大概就是拆迁之后，便能够融入到上海的繁华与开放的洪流中去。（在 Shanghai, China） https://www.instagram.com/p/B9y6nFGli_U/?igshid=1mpxh3o87n6i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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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德可以消百灾 宋代的《太平广记》一书中记载了刘弘敬积下大阴德得福报的故事：刘弘敬，唐代彭城人，字元溥。世代居住于淮河、淝水之间，资财数百万。常修阴德，而不炫耀。所以人们也都不知道。他家中虽然富有，但不等别人愁怨，就助之以财，施给人恩惠，从不指望回报。 唐穆宗长庆初年，有个善于相面的术士，在寿春道上，遇见刘元溥，道：“噫!君子请停步，我有言相告。”刘元溥便把他请到馆舍中，讯问。 那人说：“您的财产是很丰厚了，但再过二三年，大限将至，怎么办呢?”刘元溥流泪道：“人的寿天是天命，先生能帮我什么忙?”术士道：“相貌不如品德，品德不如度量。您寿命虽然不高，但德业甚厚，至于度量，更是特别宽弘。先告诉您以后的事，这两年内，您要勤修美德，希望有可能延长寿命。一德可以消百灾，还要享受爵禄，何况长寿呢。勉力为之，三年之后，我还要再来。”说罢就走了，刘元溥流着泪，相送。 从此以后，他开始准备身后之计。他有个女儿将要嫁人，抵达扬州，请求几个女奴作陪嫁，他用钱八十万，买了四个女子作女奴，其中有个叫方兰荪的，很美丽，而风骨姿态，很不像出身微贱之家。刘元溥询问内情，她沉吟很久，才答道：“贱妾死罪，本不敢再说了。既然主人深问，哪里还敢再隐瞒。我世代为名族，家乡本在河洛。先父为官于淮西，不幸遭逢吴寇反叛跋扈，因他与贼寇姓相同，被朝廷怀疑是贼党亲属，于是身遭屠戳，全家被抄没入官。从此我就沉沦下贱，无处申诉。而我家其他的亲戚，在吴寇被平之后，全被官军收捕为俘虏，连下落也不明了。贱妾一身，换了两次主人，现在才到此处。” 刘元溥叹息了很久，便说道：“鞋子虽新也不能顶在头上，帽子虽旧也不能被脚踩着。你虽然家族丧亡，但还是衣冠士族之女，而且又如此抱冤，就是三尺童子，也会为之愤慨，何况男子汉呢!如今，我如不能洗雪你的冤枉，便为神明所诛!”于是，便询问她的亲戚，知道她的外祖父家姓刘，便焚掉了她的卖身��，收她为外甥女。用家财五十万，先于自己的女儿，而将方兰荪妥善出嫁与人。 长庆二年春天三月辛卯，方兰荪既已出嫁，刘元溥梦见一人，身穿青衣，手执牙简，望尘而拜，刘元溥向他靠近，他便潸然流泪道：“我就是方兰荪的父亲，感君之恩，何以报答!我听说阴德是可以感动天地的。如今您的寿限已到尽期，我当为您请求于上帝，特来奉告。”说罢便走了。过了三天，刘元溥又梦见方兰荪的父亲立于庭前，紫袍象简，侍卫严整，向前致谢刘元溥道：“不才我侥幸得请于上帝，上帝答应我延长您二十五年寿命，富及三代，子孙不再有祸事。那些残��我家的人，都要受到审理，现存的，祸其身。已死者，子孙遭殃。上帝又怜悯我的冤情，任以重职，主宰淮海之间的山川。”于是呜咽再拜而去。 天明，刘元溥隐约记着梦境，但还不甚相信。到了三年之期，相面的术士，果然又到了，迎上来，祝贺刘元溥道：“您的寿命延长了。先让我看看您的眉毛和头发之间。” 刘元溥把帽子推向后，斜露出了额头。术士道：“噫!这是有阴德而上感于天帝的征相。从今以后二十五年，余庆延及三代。”刘元溥这才把方兰荪父亲的事，告诉了他。术士说：“春秋时代晋国的韩厥，暗自保存赵氏，司马迁认为韩氏十代而位至王侯，就是因为有阴德的缘故。况且方兰荪之家，已经没有后人，方兰荪之身已为贱隶。您如此而能不吝惜那么多金钱和她美丽的容貌，恤存孤女，这都是您很丰厚的阴德呀!” 刘弘敬积下大阴德，不仅改变命运延寿，而且富及三代，子孙不再有祸事，这在人间来看，是不是求都求不来的大好事？天上不会掉下馅饼来，福分都是做了行善积德的善事得到的。 这个理不仅在传统文化中是正理，就是在今天这个弥漫着党文化假象的社会里依然是正理。有德就有福分，无德什么都没有，各种天灾人祸都能碰到。有人可能不相信，当今的中国大陆，想当官，不跑不送，没有人会提拔你；想发财，你靠正当经营，不走官商勾结，不走黑白道结合的路，恐怕生意都做不下去，甚至小命都难保。 其实根本不是那么回事，这是中共党文化营造出的假现实给人形成的错误观念，而且邪恶之极，它掩盖了善恶有报的天理，把人导向了歧途。 2018年9月22日的明慧网刊登了一篇署名大陆大法弟���的文章《拒绝入党升官　结果连升三级》，就可以澄清这样的错误认识，原文转载如下： 我（作者）是看着A长大的。他从小随母亲接触法轮功。上大学后虽然离开家，但真、善、忍的种子已在他心里扎下了根。 大学毕业后，A辗转几年進入邪党政府敏感部门负责技术工作。進入这种部门的人，个个要求“上進”，纷纷入党。A因为了解中共的邪恶本质，坚持不入党。领导多次找AA谈话，暗示要提拔他就要入党，他都拒绝。他深知天灭中共的结局，三退才有出路。他除干好技术工作外，一切顺其自然， 四年多前，A意外的被提拔为副科长。上司继续提醒他入党，他一概不动心。 两年前，A被升任科长。当科长期间，他开始接触民众的工作，来办事的民众都感谢他的帮助，局长认可他的工作能力，会处理问题。 今年上半年，单位要提拔非党员副局级，A成了本单位唯一有资格的人选，顺利晋升。 两个月前，市里要提拔A，局长建议他报名，他果断地说：“我知道自己的能力，我对这事儿不感兴趣。” 常人挖空心思的入党就为了提拔，而A拒绝入党，远离邪恶，却在不到五年的时间连升三级，得到了福报，更为自己选择了美好的未来。 人明白真相，相信神佛，拒绝邪党，神佛就会帮人；人在党文化的蛊惑下，不相信神佛，神佛怎么帮人？人在入党、团、队时，举着拳头对着血旗精神十足的发出毒誓“要把生命献给邪党”，等于与中共邪灵，与老百姓口头上讲的魔鬼签了协约，也是《圣经》中讲的“兽印”，这样的生命就属于中共邪灵管，自己的言行就被它控制了，它附在人身上，控制着人。你顺着它的假、恶、斗邪劲走，它给你名利，给你及时行乐、淫乐的机会；你不听它的，按照传统文化观念为人处世，你就是中共邪党的敌人，它利用谎言挑起“民愤”批斗你，抢劫你的财产，在社会上孤立你，甚至消灭你的肉身。 中共为什么要迫害法轮功？就是因为法轮功的真、善、忍触动了中共的假、恶、斗根本。真、善、忍唤醒了被中共党文化蒙盖太深的佛性，唤醒了人的善念与良知，人都顺应宇宙特性真、善、忍而行做个真正的好人时，就会得到神佛的护佑，生命的未来就会越来越美好。换一种说法，等于把人从中共邪党手中抢走了，改变了生命走向恶报被毁灭的命运，坏了中共邪党毁灭人类的图谋，所以，中共不甘心，迫害法轮功，要彻底毁灭人类。 一德真的可以消百灾，人都明白真相，按照真、善、忍的要求修心向善，命运一定会发生改变，得到大福报。中共迫害法轮功，不叫人积德，而是造下恶贯满穹宇的大业，毁了自己以及家人的未来。 今年4月5日的明慧网报道，2018年9月7日，长春市宽城分局国保大队联合西三条街派出所等一群警察非法抓捕穆君奎，并将他家中、库房中的私人和办公物品非法抄走。他被刑事拘留在长春第一看守所。绑架时国保队长何伟用拳狠打他的头和左脸。体检时，他又被分局警察杨光打了一拳头，并铐紧手铐，手勒肿。 2001年，穆君奎在团河劳教所遭受迫害。由于穆君奎不接受“转化”（放弃信仰），他被隔离到普通犯人的房间里。脚化脓溃烂，长达近一年，整个冬天是穿着拖鞋度过的。其间，他被强迫剃阴阳头，被单独关在一个小屋，强迫坐在小小的凳子上，没过几天，臀部上就起泡、溃烂。 一次，警察把他绑在床板上，用布条从嘴中间勒到脑后系紧（防止咬断舌头死亡），然后用大约六根15万伏电压的电棍电击他的腿、脚、前胸、后背、头前、脑后。当时满屋子都是焦糊味。穆君奎用尽全身力气、咬紧牙关，抵挡这痛心彻骨的剧痛，脑袋从里到外像炸裂一样疼痛，全身的汗湿透了衣服。当时咬紧牙关用力过大，致使半个多月不能嚼饭，三十多岁的穆君奎满口牙松动。 穆君奎无辜遭受的酷刑迫害仅仅是万千法轮功学员被迫害的冰山一角，还有无数的法轮功学员被活摘器官，这迫害神佛，迫害修炼人的罪恶，人真的承担不起，中共就是利用这样的方式在毁灭人类。 法轮功学员讲真相就是要唤醒人的善念与良知，重视自己的修为，不再盲目的被中共的假、恶、斗牵着鼻子走，造了一身的罪业还不自知；而是顺应真、善、忍做个好人，做个更高境界的好人，生命得到福报，有个美好的未来。 zhengjian.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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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相网2017.1.29】中共军事史上仅有十人拥有元帅军衔，他们是朱德、彭德怀、林彪、刘伯承、贺龙、陈毅、罗荣桓、徐向前、聂荣臻、叶剑英。中共建政后的1955年9月，中共当局授予为中共建政立下战功的这十人以元帅军衔。在随后举行的授勋仪式上，刘伯承、林彪没有出席，公开原因是生病，但在记者在随后去其家中所拍的照片看，两人都很精神。

按照常理来说，毛与中共对于协助自己“打天下”、甚至是与毛并肩作战的十大元帅应该是信任有加。然而，如同当年斯大林清洗苏军高级将领一样，十大元帅除罗荣桓早逝外，大多遭到迫害，有些甚至惨死。

“黑司令”朱德被批斗

在中共早期军队中，土匪出身的朱德的威望要远高于毛泽东，1927年的南昌暴动，朱德就是领导者之一，暴动失败后，其率领残部前往井冈山与毛会合。国共内战时，朱德被毛任命为军队总司令。中共建政后，朱德先后任国家副主席、中共中央副主席、全国人大委员长等。

庐山会议时，朱德因肯定了彭德怀积 极的一面而被毛批评。1966年文革爆发后，看到不少高官被打倒，朱德常常一人独坐，很少说话。很快，他也被打倒，称其为“大军阀、大野心家、黑司令”等 内容的大标语不仅贴满了北京街头，还贴到了中南海。其文件被停发，保健医生被调走，行动也受到限制，朱德同时被勒令交代反毛罪行。

在中共八届十二中全会上，吴法宪、张春桥等先后向朱德发难，说他“一贯反对毛主席”、“有野心，想黄袍加身。”谢富治也说，朱德从上井冈山的第一天起就反对毛。朱德岌岌可危。

其后，因毛泽东在一次会议上提到“朱毛”分不开，朱德才免遭红卫兵的揪斗，但却被列入有错误或历史上需要考查的一类。

1969年在中共九大上，朱德多次被批斗。10月，因军队紧急战备，朱德被疏散下放到广州从化，直到次年８月，才回到北京。内心的苦闷使其身体每况愈下。

1976年1月周恩来死后，朱德身体更加虚弱。7月1日，病情急剧恶化。高烧不退，除肺炎外，并发肠胃炎和肾病，还有心衰、糖尿病等多种病症，连说话都十分困难。6日，朱德离世。

有一件事需要提及的是，上个世纪五十年代初，小学课本中有一篇课文叫《朱德的扁担》，文章大意是说：1928年，朱德与 毛泽东在（暴动失败逃到）井冈山会师后，因东西不够吃，只好派人去往返有五、六十里的茅坪去挑粮。当时走的都是山路，因此非常难走。可肚子要紧，所以，身 为军长的朱德也跟战士们一块儿挑粮。大家看了心疼，就把他那根扁担藏了起来。不料朱德又找来了一根扁担，并写上了“朱德的扁担”五个大字，大家就不好意思 再藏起他的扁担了。

然而，在朱德被打倒后，在1967年2月，同样一篇课文悄然换成了《林彪的扁担》。更改后的文章称当年是林彪而非朱德在南昌暴动失败后，带着剩余部队上井冈山与毛会师的。1971年9月，林彪坠机而亡后，《林彪的扁担》又被悄悄改回了《朱德的扁担》。中共造假的本事令人瞠目结舌。

彭德怀死于癌症

1974年12月17日，一具遗体从301医院被秘密送往火葬场火化。火化的申请单上写的是：“申请人：王奎，住址：301，与死亡人关系：父子，死亡人姓名：王川，男，76岁，印号○○一二六九○。”事实上，这个名叫王川的人正是中共的前国防部长、元帅彭德怀。

在中共内部，彭德怀个性直爽、冲动，算得上是一个敢于直言、较有正义感之人。1928年加入中共，发动平江暴动，失败后，退守农村，成为中共红三军团的指挥员。中共北上逃亡期间，曾以三千残兵救毛泽东摆脱张国焘的挟持，从而为毛所倚重。

抗战时期，彭德怀主张中共积极抗战，而不是躲在西北一隅养兵蓄锐。其主导的“百团大战”就是其违背毛泽东的只打“麻雀战”的指导思想而进行的，这场战役不仅成为中共日后吹嘘的屈指可数的抗战功绩，而且亦成为彭德怀被批判的罪状之一。

五十年代初的朝鲜战争，彭德怀受命担任中共志愿军司令员，携数十万军队入朝。毛的长子毛岸英以彭德怀机要秘书的身份随同参战。然而，到达朝鲜只一个 多月，由于毛岸英没有遵守规定，在掩体内炒鸡蛋暴露了目标，被美军飞机炸死。毛十分难过，虽没有直斥彭德怀未尽保护之责，但据说毛更对彭心生芥蒂。

朝鲜战争后，彭德怀被任命为国务院副总理兼国防部长，1955年被授予元帅军衔，位列朱德之后，排在第二位。1958年，彭德怀同聂荣臻、黄克诚等人在军委扩大会议上对粟裕进行了批判，粟裕被扣上了“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的帽子。

1959年在江西庐山召开的当年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期间，彭德怀写信给毛泽东，指出了毛发动的大跃进的问题，他直截了当地���：“浮夸风、小高炉等等，都不过是表面现象；缺乏民主、个人崇拜，才是这一切弊病的根源。”

这封信遭到了毛的强烈批评，毛以另立山头相威胁，迫使党内高层屈服，最后彭德怀与黄克诚、张闻天、周小舟等人被打成“彭黄张周反党集团”，彭本人被诬陷为“里通外国”，彭被定为“反党集团”的首要份子，不仅被免去国防部长和军委副主席职务，而且还遭到了批判。

彭德怀离职后，在颐和园附近的挂甲屯吴家花园屯田六年，自食其力。1961年10月30日到12月26日，他到湖南湘潭县家乡调查，并将所写的5个 调查材料送中央参考。1962年春，彭德怀基于大跃进后引发全国大饥荒、饿死人口无数的这个事实，再次以八万言上书毛，要求实事求是，改弦易辙，承认三面 红旗失败，救民于水火。

这封上书不仅再度引发毛的不满，更引发了毛的担忧，他担忧以刘少奇为代表的党内那股企图为彭德怀翻案的势力。毛深知，彭德怀一旦翻案成功，毛氏江山就有可能姓刘。

为了不让依旧在军中有着巨大的影响和号召力的彭德怀成为自己打倒刘少奇等人的绊脚石，善于权变的毛对彭德怀采取怀柔政策，将其派往四川担任中共中央西南局“三线”建设委员会第三副主任一职。

在彭德怀被调离期间，毛发动了以打倒刘少奇等人为目标的“文革”。1966年12月，彭德怀被揪回北京批斗。1967年1月，彭写信给毛，讲述了自己的现状，但毛并没有给予答复，他似乎默许了江青等人对彭的批斗。

7月19日，彭德怀被红卫兵揪斗。年近七旬的彭德怀被拳打脚踢，“打翻在地”七次，他被打得遍体鳞伤。

7月23日，在中央文革直接指挥下，并有江青、康生、陈伯达、戚本禹等人亲自出席的情况下，又在北京航空学院南操场举行了号称十万人的批斗大会。彭 德怀重伤未愈，又添新伤，他的衣裤被撕打破了，两脚上一只脚穿着棉鞋，一只脚穿着草鞋，胸前挂着大黑牌，被一次又一次的强行弯腰九十度。

据一位目击者回忆，当日彭德怀被五花大绑的押在游斗的卡车上，经过天安门城楼前的长安大街时，一左一右两个彪形大汉押住了他，强按下他的头。其他的被游斗者都有头发，是被人揪著头发按下头的，只有彭德怀剃著光头，没有头发可揪，而被一左一右的两个彪形大汉抠住了眼睛!

1972年9月17日，“中共中央彭德怀专案审查组”完成了“审查报告”，建议“永远开除出���，判处无期徒刑，终生剥夺公民权利”。

在不断的毒打和折磨下，1973年春末，彭德怀开始大量便血，后被诊断为直肠癌。动了手术后，病情有所好转，但其所住病房的所有窗户都被报纸严严实实的糊死了。

1974年夏，彭德怀身体上的癌细胞扩散到肺部、脑部，并患上了偏瘫，生命垂危，但因有指示，一切医疗手段必须为“专案服务”，没有人给他打止痛 针。他死前，想最后看一眼窗外的阳光、蓝天和白云，监管他的专案人员以保密和安全为由，拒绝了这一最后的人生请求。11月29日，彭德怀离世，死时身边没 有一个亲人，他的遗体化名王川火化，而火化费也是从他少得可怜的“工资”中扣除的。骨灰盒则被送到了成都。

林彪命丧空难

在元帅中，林彪应该算是最年轻的一个了，而其年纪轻轻就能位居朱德、彭德怀之后，也完全是因为他善于打仗，为中共从国民党手中夺取江山立下了不小的功劳。

中共建政后，林彪地位逐渐上升。1959年庐山会议彭德怀被批后，林彪担任国防部部长，并主持军委日常工作。深谙“毛太阳”心理的林彪早 在文革前就率先在军队开展了将毛神化的运动，并在文革后推广至全国。林彪对毛的吹捧到了极至，不仅提出了“四个伟大”，还宣称“毛泽东同志天才的把马克思 列宁主义提高到一个崭新的阶段”，告诫人们要“读毛主席的书，听毛主席的话，照毛主席的指示办事，做毛主席的好战士”等等。

文革爆发后，刘少奇等高官被打倒，作为毛的“亲密战友和接班人”的林彪成为党内“二号人物”，炙手可热。

林彪在成为毛的接班人后，开始与毛在对美关系上和如何重建中共的权力机构，如是否设立国家主席一职上产生了分歧。多疑的毛遂怀疑林彪要搞垮他，怀疑 林彪想要从自己手中夺权。特别在随后由毛发动的“批陈（伯达）整风”运动中，林彪并没有完全顺从毛，而是采取了拒不出席会议的消极抵抗态度，这让毛更加怀 疑，并由此设下了阴谋倒林的圈套，周也再次选择充当了毛的帮凶，直到让林彪一家死得尸骨无存且不明不白。

1971年9月13日，林彪乘坐的飞机在蒙古坠毁。有消息称，林彪的飞机是被导弹打下来的。不管是什么原因，毛除去了林彪是不争的事实。

其后，毛开始了新的一轮的清洗。支持林彪的20多个高级军官在逃亡香港途中被逮捕，21名政治局委员中有11人被解除职务，而林彪则被扣上了一大堆如阴谋杀害毛，建立军事独裁“极左”等罪行。

文革结束后，中共高层将文革的罪责归到了“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名下，而这是毫无道理的。一方面，文革是毛发动的，江青所做的一切也都是秉承毛的指 示。另一方面，文革中，林彪和“四人帮”从来不曾有过真正意义上的合作关系。林彪相当排斥江青所在的中央文革领导小组，多次支持黄永胜挫败江青想染指军队 的企图，而江青对林彪也是恨之入骨的。二者之间充满了冲突。

中共将林彪和四人帮混在一起加以鞭挞，其目地只有一个，就是要歪曲历史，要推卸毛的罪责，掩盖中共的罪恶。

刘伯承双目失明

被中共视为“著名军事家”的刘伯承,其军事生涯从1915年护国讨袁战争一直到62年的对印战争,长达50余年。因为战争，他失去了右眼。他是十大元帅中最先被打倒的。

中共建政后，刘伯承受命在南京创办中共第一所军事院校。在其埋头打造军事院校时，却卷入了中共掀起的“反对教条主义”的斗争中。

1958年，毛和时任国防部长的彭德怀在军队掀起了对“军事教条主义”的批判，矛头直指刘伯承。当年5月，时任南京军事学院院长的刘伯承被叫到北 京。连续两天未睡的刘伯承，在眼压很高的情况下，刘伯承忍着剧烈头痛，被别人搀扶上台，在军委扩大会议上作了检查。因“检讨深刻”，以及邓小平和周恩来的 力保，才没有被打成“反党分子”，但被迫辞去军事学院院长之职。

有分析指，刘伯承之所以最先被打倒，与其和毛较差的关系有关。如他曾公开批评毛引以为傲的“游击主义”，他曾留学苏联，而毛对留苏派极为痛恨和反感。毛在1949年前对刘伯承的冷淡，明眼人都看得出来。

熟知中国历史，深知飞鸟尽良弓藏的道理的刘伯承，在中共取得政权后，即马上交出兵权，去南京筹办军校，毛泽东欣然默许。可叹的是，以为这样就能脱离 政治上的旋涡的刘伯承，因为在在课堂上常常给学员讲苏军的条令和战术，只讲二战中苏军的十大打击，不讲毛的游击战，而被一些人在毛的耳边吹风 “蒋介石也是靠办军校起家的哦，不可不防……”

正好国防部长彭德怀与刘伯承素有不合，毛就借彭德怀之手整治刘。而据说刘伯承当年没有参加授勋仪式，也是因为深知毛对其不满，只是碍于刘的战功和威望，迫不得已授予其元帅。刘伯承推病不去，是为了避免尴尬。

被批判后，刘伯承唯一的左眼得了青光眼，视力逐渐减退。1959年9月，刘伯承被任命为中央军委战略小组组长。他的健康状况越来越差，经常头痛，眼 压增高。1964年7月，刘伯承在东北视察部队时眼疾发作，诊断为急性青光眼，不得不乘专车返回北京，住进北京医院，从此左眼只能分辨出衣服的颜色。

文革爆发后，中央军委战略小组被撤销，刘伯承没有了工作。1972年刘伯承彻底失明，只能长期住在医院中。1973年因误用药物，病情加剧，丧失思维能力，1975年丧失生活自理能力，1986年离世。

有意思的是刘一生政治上不得志，被称作“老教条”，文革后期时已年过八旬，说话和走路都很困难了，中共的十大上反而还被破天荒的选为政治局委员壮场子，真是莫大的讽刺。

“两把菜刀起家”的贺龙惨死

自称“两把菜刀起家”的贺龙，1927年参与指挥了南昌暴动，并加入中共，此后为中共夺取政权立下了不小的功劳。1949年后曾担任国家体委主任、军委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等职。

可以说，贺龙对毛泽东是忠心耿耿。如当年毛在延安与江青的婚姻，除康生支持外，就只有贺龙支持。贺龙当时说：“堂堂一个大主席，讨个女人有什么了不起，谁再议论我枪毙了他！”然而，就是这样一个中共眼中的功臣，毛眼中最忠实的属下，却在毛发动的文革中被打倒，并��终惨死。

原来文革前，贺龙与刘少奇、邓小平、彭真、罗瑞卿等关系过于亲密，引起了毛的猜忌。此外，毛在八届十一中全会上，要贺龙批判刘少奇、邓小平，也遭到了他的拒绝。毛发动文革的目地就是打倒刘少奇等“党内当权派”，与他们亲近的贺龙自然也脱不了干系。

此外毛还得知贺龙随身带有佩枪，故心生疑虑。有人曾向毛密报，贺龙有一支精致进口的小手枪，夜间睡觉时常压在自己的枕头底下，外出也带在身边。毛是以在与贺龙见面时心有忌惮，但据中共元老董必武之女董良晖的回忆录记载，这把小手枪早已被銹蚀，无法使用了。

1966年夏，文革爆发后不久，康生在北京师范大学召开的群众大会上和中央文革小组的会议上，诬陷贺龙和彭真私自调动军队搞“二月兵变”。这让毛对贺龙疑虑加深。

同年12月，红卫兵杀进贺龙家中，揪他的领章帽徽，抄他的文件书籍，扬言要把他押往天安门广场，举行十万人批斗大会。

贺龙情急之下，躲进了中南海周恩来家避难，而这又犯了毛的大忌。一个是握有实权的总理，一个是握有兵权的元帅，两人若勾结在一起发动兵变，岂有毛的活路？毛遂勒令周恩来劝贺龙离开中南海，周恩来为自保，委婉劝说贺龙前往西山兵营暂避。

1967年1月，曾在贺龙为指挥的红二军团当过师长的许光达被诬陷为贺龙“二月兵变”的总参谋长，后含冤而死。9月，在毛的同意下，“贺龙专案组”正式成立，康生任组长，杨成武、叶群为副组长。办公室设在军委，抽调了10名军队干部参与调查。

11月8日，康生和叶群主持讨论并批准了“关于贺龙专案工作的设想”，指出要把三十年代贺龙“投敌叛变”问题作为全案的“要害”和突破口，并专门布 置动员原红二方面军的干部揭发贺龙问题。专案人员对被调查对像大搞逼供、诱供，甚至大打出手。然而，结果依然是没有查到贺龙“叛变投敌”的任何证据。

1967年11月22日，中共中央、中央文革发出的《中央关于对征询召开九大代表的意见》的文件中指出：“刘(少奇)、邓(小平)、陶(铸)、彭 (德怀)、贺(龙)、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王明等绝对不能留在中央委员会，不能当九大代表。此文件发到全军连队党支部。”

1968年2月5日，在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转发黑龙江省革命委员会《关于深挖叛徒工作情况的报告》的批示中指出：“刘、邓、陶、 及其同伙彭、贺、彭、罗、陆、杨、安(子文)、肖(华)等叛徒和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长期隐藏在党内，窃取了党政军领导机关的重要职位，结成了叛徒集团， 推行招降纳叛的组织路线……”这是第一次对贺龙点名定性的中央文件，经毛圈阅后发到全国。

从此以后，贺龙被当作“党内一小撮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在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和省市的文件中，频频被点名批判。他被排在刘少奇、邓小平、陶铸、彭德怀之后，要被打倒的第五个人物。

根据大陆出版的顾永忠著的《共和国元帅：贺龙的非常之路》一书，在审查期间，贺龙夫妇受到了非人的待遇。他们的被褥、枕头被收走，使他们在一段时间 内只能睡在光光的床板上；伙食也越来越差，饭里的沙子是越来越多；大夏天供应的水也是有限的，甚至有40多天停止供水。患有糖尿病的贺龙只能节省用水，并 接雨水解渴。

后来，贺龙夫妇又被调换了驻地，处于严密的监视之下。而且，提供的饭菜也是见不到一点油花的清水煮白菜、糠萝卜等。对贺龙的糖尿病，也在医疗上进行限制和拖延。贺龙的身体愈来愈虚弱，最后连上厕所也走不动了。

3月下旬贺龙终于病倒了，患了脑缺血失语症，被送进了北京卫戍区某医院。由于医护人员的种种刁难，贺龙病还没有好，就出院了。

10月13日至31日，在毛主持下，中共中央召开了八届十二中全会。毛在会上再次宣布，他对贺龙不保了。贺龙的命运由此被注定，其处境每况愈下。

12月底，贺龙的主治医生被换成了一个神经科的男护士，他根本不懂得贺龙所患的糖尿病和高血压该如何调养。他只是按照专案组的命令，减少、调换和中断使用一些重要药品，使贺龙连每天3片必需的最普通的降糖药也无法保证，且每次服药都要在他的监视下服用。

1969年1月15日，“贺龙专案组”竟然向“医生”下达了这样的指示：“尽量用现有的药物，维持现在的水平就行，也不要像‘对待好人那样’对待贺龙。”

6月8日早晨，贺龙发病，连续呕吐了3次，呼吸急促，浑身无力，但拖了13个小时后才被实施抢救，而且不仅没有输治糖尿病的特效药胰岛素，反而输了 葡萄糖。9日，贺龙去世。当晚，贺龙的遗体就被悄悄地送往八宝山以“王玉”的化名火化了，火化时不让亲属到场，火化后，“贺龙专案组”把骨灰盒，秘密放在 一个小殡仪馆里，并下令：“不准传出去，要绝对保密。”

林彪出事后，毛深受打击，决定挽回军中老人的心。1973年底，毛在军委会上承认在对待贺龙的问题上“搞错了”，并说“我听了林彪一面之辞，所以我犯了错误”。1974年中央为贺龙“平反”。惨死的贺龙若地下有知，该作何感想呢？

陈毅死于癌症

1901年出生的陈毅，曾在法国留学，因受共产国际蛊惑，参与围攻使馆、进军里昂等活动，引起法国市民反感，最终被法国政府将其同另外一百多名留学生遣送回国。

陈毅回国后，通过蔡和森，加入社会主义青年团。1923年，加入中共。1927年参加中共的南昌暴动，其后在中共军队中任师长、政治委员、总指挥等 职。抗战期间，任新四军副军长等职，参与了牵制国民党抗日军队的战役。国共内战期间，任中共华东军区司令员、华东野战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等职。

中共建政后，任上海市市长。中共为了夺取工商业者的资产，掀起了“五反”运动，残酷的运动导致不少商人自杀，尤其在商业发达的上海更是如此。而据 说，身为市长的陈毅，每天晚上都坐在沙发上端一杯清茶听汇报。通常使用的问句是：“今天又有多少空降兵？”实际上就是问，今天又有多少商人、资本家跳楼自 杀。

1954年，陈毅出任国务院副总理、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和国防委员会副主席。1958年2月起兼任外交部部长，1966年1月任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

文革爆发后，包括刘少奇、邓小平在内的不少中共高干被打倒。1967年2月，在中南海怀仁堂召开的中央碰头会上，陈毅、叶剑英、谭震林等为一方，与“中央文革小组”发生了尖锐冲突，他们指责江青等人是乱党乱政乱国。谭震林还给中央写了一封信，说他当年不该加入革命的行列，不该加入红军，不该在1930年初和毛一起上井冈山。

毛得知此事以及读过谭震林的信后，十分震怒，遂召集了部分政治局委员开会，严厉批评了在怀仁堂会议上提意见的这些人，指责他们搞复辟、搞翻案。由此 在全国开展“反击自上而下的复辟逆流”，大规模的批整各级领导干部。此后中央政治局停止了活动，由中央文革小组并头会取代。这一事件被文革小组称为“二月 逆流”。

据说此事发生后，陈毅还给毛写了封信，要求见面谈谈，希望能面对面澄清事实。几天后，他等来了回信，开头写了一段“历来犯错误的改也难”的话，结尾写了八个字：“见面有期，稍安毋躁。”

1969年10月，陈毅被以“战备”为名，下放到石家庄劳动。同年在庐山举行的中共九届二中全会上，他又卷入了所谓“二陈（陈毅、陈伯达）合流”事件。1970年，陈毅因病回到北京，次年，林彪死，陈毅被发现罹患直肠癌。1972年1月6日，在北京去世。

可以说，林彪的“背叛”，给了毛沉重的打击，他有意将迫害军方将领的帐算在林彪身上，借此化解怨气。在陈毅去世的同一天，毛对周恩来和叶剑英说：“ ‘二月逆流’经过时间的考验，根本没有这个事，今后不要再讲‘二月逆流’了。请你们去向陈毅同志转达一下。”叶剑英当即赶往医院，赶在陈毅闭眼前告知了毛 新的“指示”。

然而，毛在“二月逆流”上的松动，并不代表着真正的“平反”。陈毅死时依然带着“搞复辟”的帽子，因此其追悼会规格到底如何其妻子张茜也不知晓。民 间流传，张茜曾为此询问过周恩来，对陈毅心怀愧疚（曾参与批判陈毅）的周恩来于是给正在住院的毛打电话，询问如何定性。当时毛说了一句“陈毅是个好同 志”。凭借着这句话，周恩来通知了在京军队高层准备参加追悼会。据说，当时301医院门口聚集了不少来自四面八方的军队高层。

追悼会定在1月10日在八宝山殡仪馆举行。追悼会原定由周恩来主祭，叶剑英致悼词。悼词由毛审阅。毛看过后，勾掉了悼词中的“……有功有过……”四个字。

正在养病的毛原本不打算参加追悼会，但1月10日当天却临时决定参加，而且直接穿着白色的睡衣，外披着大衣前往。这也就难怪民间戏称毛是给陈毅“戴孝”。毛见到张茜后，挤着眼睛，说道：“陈毅是一个好同志啊。”不过，没有人看到毛流出一滴眼泪。

显而易见，毛参加陈毅的追悼会并非是真心悼念自己的战友，而是再次在政治上收买人心，安抚在文革中吃了不少苦头的老干部。不知这些作古的老干部们内心是否曾明白，谁才是祸害他们的元凶？！

徐向前三次被抄家

帮助中共夺取政权的徐向前，在1949年后，担任中央军委副主席等职。文革爆发后，徐向前受命担任军队文革小组组长。

面对着文革带来的乱局，1967年2月，在中南海怀仁堂召开的中央碰头会上，陈毅、叶剑英、谭震林、徐向前、聂荣臻等为一方，与“中央文革小组”发生了尖锐冲突，他们指责江青等人是乱党乱政乱国。谭震林还给中央写了一封信，说他当年不该加入革命的行列，不该加入红军，不该在1930年初和毛一起上井冈山。

毛得知此事以及读过谭震林的信后，十分震怒，遂召集了部分政治局委员开会，严厉批评了在怀仁堂会议上提意见的这些人，指责他们搞复辟、搞翻案。由此 在全国开展“反击自上而下的复辟逆流”，大规模的批整各级领导干部。此后中央政治局停止了活动，由中央文革小组并头会取代。这一事件被文革小组称为“二月 逆流”。

1967年3月29日晚，在中央文革的一次会议上，宣布徐向前不再管全军文革的事，改由萧华主持。4月7日下午，徐向前突然接到通知，勒令他在4月 8日下午的大会上作检查。康生一伙亲自到会议各小组点火，批判徐向前。徐向前因要作些准备，检查推迟到11日。他下午作了检查。到晚上，批判他的广播车、 小报、漫画就拥上街头。

4月16日、17日，测绘学院的“造反派”两次抄了徐向前的家。他们翻墙破门而入，楼上楼下蒐了又蒐。徐向前自己平常看的书、文件和私人保存的几十 年的资料、信件、作战日记都被劫去。因为叶剑英事前得悉有人要抄徐向前家的消息，在前一小时打电话，以开一个小会的名义，请徐向前上了西山，他才没有被揪 斗。

7月20日，武汉发生“七二○”事件。一些“造反派”声称徐向前是武汉事件的“黑后台”。于是北京城里和全国各地，到处是“打倒徐向前”的喇叭声和大幅标语。

7月29日夜，清华大学蒯大富一派数十人，第三次抄了徐向前的家。他们翻墙进入院内，窜入卧室和办公室，把整个楼内翻腾得乱七八糟，又强行拿走了徐 向前亲自保存文件的五屉铁皮柜。书信、照片等物也被抄走。他们还在住处的墙壁上、走道的地板上、台历上、茶几上，到处写上“打倒徐向前”的口号和标语。

1968年10月，中共八届十二中全会召开，朱德、陈云、叶剑英、徐向前、陈毅等人被分为不同小组，进行批判。在1969年4月中共第九次代表大会上，朱德、陈毅、徐向前、聂荣臻等元帅继续被分组批判。

文革结束后，徐向前于1990年9月因多脏器衰竭离世。

聂荣臻被批判

早年在法国留学时加入中共的聂荣臻，同样为中共夺取政权立下了不小的功劳。中共建政后，他先后出任军委总参谋长、军委副主席等职。

文革爆发后，因为“二月逆流”事件，聂荣臻也遭到了批判，被批是“华北山头主义”。不过，因毛有意对其实施保护，聂荣臻没有遭到如其他元帅那样的迫害。

文革结束后，聂荣臻于1992年因心衰离世。

叶剑英曾备受冷遇

对于叶剑英这个名字，很多中国人并不陌生。正是他在毛泽东死后，主导抓捕“四人帮”，并力荐邓小平复出。而他 在文革爆发后不久，中共军队高官因批评“中央文革小组”，指责江青等人是乱党乱政乱国的被定性为“二月逆流”事件后，没有像其他人那样遭到批判，是因为他 在中共党史上数次挽救过毛。

不过，虽然没有遭到批判，叶剑英还是遭到了冷遇。据2011年第11期《世纪风采》题为《叶剑英“战备流放”湖南的前前后后》一文披露，“文革” 中，叶剑英被“战备疏散”下放到湖南，备受冷遇与屈辱。期间，其次子叶选宁在下放改造时，右臂被卷进机器，受了重伤，并一直没有脱离危险。

叶剑英想了解儿子的病情，但其住处只有一部老掉牙的手摇电话机，好不容易接通了电话，却又因线路不好，杂音干扰很大，根本听不清声音。叶剑英在电话 里请求湘潭军分区总机的接线员帮忙想想办法，减轻些干扰，但却遭到接线员的粗暴呵斥，直到最后，他始终没能与家人说上一句话。当时叶剑英的手在抖，眼里含 着泪。

1980年，叶剑英被诊断为帕金森氏病，1986年离世。

结语

为中共夺取天下的十大元帅中 的九人的遭遇，在告诉我们，在中共统治下，无论身处怎样的高位，都无法保全自身的安全，更遑论普通百姓，而这显然并非偶然，因为中共卸磨杀驴、兔死狗烹的 做法，在中共建政后的包括“三反”、“五反”、“反右”、“文革”等历次运动中皆可见到，那些“听党的话”为其冲锋陷阵的人们，都没有好下场。这不仅仅是 毛为了巩固自身权威而为，更是中共邪恶本质使然。简言之，这样迫害所有中国人的流氓政权存在一天，就是身为中国人的耻辱。

» 本文标题：林辉：被中共迫害的“十大元帅”之结局 - 真相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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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mersoul]

七月八月读书笔记（上）

近期读了杨奎松《鬼子来了：现代中国之惑》、盖伊·特立斯《邻人之妻》、丰信东《小丰现代汉语广告语法词典》、冯内古特《五号屠场》、何伟《甲骨文》、罗伯特·麦基《对白》以及格非的《博尔赫斯的面孔》。

一本一本说吧。

《鬼子来了：现代中国之惑》

杨奎松是有名的历史教授，主修近现代史，专功中国共产党、国民党党史。《鬼子来了》是他在财新网的专栏之作，主要谈自鸦片战争以来，中国是如何在外界压力之下，逐渐从封建老大帝国，转变为现代民族国家政体。

所谓鬼子，不但指自1931年九一八事变以来入侵中国的日本鬼子，也指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叩关入华、试图侵吞中华帝国的英、法、德、意、美等西方列强，即所谓「洋鬼子」。鬼子来了，带了枪炮、工业品，也带来了诸多思潮，令中国在一百年间，从落后的农业帝国逐渐转向现代民族国家。期间，有反抗、改良、启蒙、救亡、内战……最终以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画上句点。

学者写作与文学奖写作大有不同。学者讲究事实依据、逻辑清楚、归纳有力、观点无误，而不重修辞。我喜爱学者的写作，虽不如文学家的优美，但胜在求真。真相和真理拥有强大无匹的力量，如一盏明灯，烛照前路。

杨奎松在本书中分析民族主义在中国的输入过程、民族国家和国民国家两种思潮在中国的争斗、中国人爱国主义的形成，提出抗日战争是民族复兴的枢纽等观点，令人耳目一新，拍案叹服。

然而本书毕竟是专栏结集之作，与学术论著不同，专栏有截稿日期，难免有急就章的时候。专栏面向普通读者，少论证、多观点，深入浅出，阅读轻松。读到本书结尾时，作者也逐渐显露疲态。

《邻人之妻》

盖伊·特立斯是「新新闻之父」，大名鼎鼎。国内有一大半写非虚构的写手学他，文风颇令人熟悉。

《邻人之妻》的标题来自《圣经》十诫的第九条：不可贪慕邻人的妻子。这本书源自作者隐秘的一个欲望：色情。他描绘了美国自19世纪中叶到20世纪八十年代一段波澜壮阔的历史，社会从清教徒主导的禁欲氛围，发展到性解放运动、婚姻自由、群交、换妻盛行的七十年代。特立斯从事记者行业，下笔写新闻，也是历史。

非虚构写作代表一种趋势，是记者向虚构文学发起的一次主动进攻。《邻人之妻》是非虚构写作的代表作，1980年出版时，震惊了美国社会。

从一个性商店老板少年时代的撸管经历开始，串联起《花花公子》的创办和壮大、最高法院关于色情出版的判决案例、加利福尼亚性解放基地「砂岩」等多个影响历史进程的故事，其中既有宏大的背景，社会的变迁，也有普通人的性心理、性癖好和性观念。全书最后，作者本人以第三人称的形式出现，以他的真实经历，串联起全书诸多故事。那时，时间来到八十年代，艾滋病降临，终结了性狂欢的时代。

特立斯的风格真诚坦率，技巧娴熟，笔触冷静。新闻写作对文学影响巨大，海明威、马尔克斯均从新闻中获益匪浅，卡波特更是以《冷血》成就一生高峰。但坦白来说，非虚构写作的局限也非常明显。它的形式、风格、趣味和结构，都在一定范畴以内。看得多了，便觉了无新意。

非虚构最大的魅力仍是来自真实。它很像历史，只是更加贴近当下的时间。它努力还原事件的全貌，小心地加入观点。读非虚构写作，就好像西汉人读司马迁的《史记》，是一种靠近的历史。

《邻人之妻》记录了一段性的历史。性是人基本的欲望。我们每个人渴望拥有稳定的性对象，同时也觊觎着更多性。这是人性内部的矛盾。

《小丰现代广告语法辞典》

读到最后一页，我返回本书封面，找到本书的作者：丰信东。我上网搜索了他。他出过几本书，开过一家广告公司，活跃在本世纪初，曾写过一些博客，主做地产。

这很能理解本书的风格了。非常注重中文的语感，极其强调文字的技巧，专注用文字的力量吸引人。这不是一本广告书，而是一本文案书。它的内容和广告谈的策略、画面、故事等元素一概无关。

所以它的书名叫语法辞典。

这本书和原本我读的广告书完全不一样，它更像一本文案训练手册。广告是舶来品，有专门的一个套路。而本书完全不遵守套路，只谈文案，不谈策略和创意，定是无源之本。如果读者真的以此书做广告，无异于缘木求鱼。

但谈到文案技巧时，小丰似乎颇有心得。譬如谈文案要有情绪、有声音，写字要精简，注意语气、语态等等，凡此种种，都是文案的基本功。小丰写得掷地有声，倒是颇值得一读。

《五号屠场》

之前，在微信公众号上读了冯内古特的一篇演讲稿，写给大学毕业生的。挺有意思，有独特的幽默和巧思，把人生的道理讲得颇为透，但绝对讨年轻人的喜欢。他有阅历，但没有一点油腻。

于是，找出《五号屠场》来看看。

老实说，作为小说，我较为失望。

《五号屠场》取材自冯内古特的亲身经历。二战期间，他志愿加入美军，登陆欧洲战场。1945年，他被德军俘虏，关押在德累斯顿战俘营。期间，他从著名的德累斯顿大轰炸中幸存。以此为经历，他写作了《五号屠场》。

小说中经常重复一句话：「事情就是这样」。没什么好说的，也没什么道理可讲，人们死去，队伍走散，遭遇轰炸，一切事情发生、结束，没有任何理由。事情就是这样。

你还能说什么呢？有关德累斯顿大轰炸，无数的纪录片、回忆录、电影、历史课本、文学作品都讲过很多遍了。冯内古特是用科幻的方式，重述了一遍自己的经历。主人公遭遇外星人，由此获得一种穿梭时间的能力，精神在人生的任何节点上游走。冯内古特由此获得了一种叙事的自由，在时间的网络里任意穿梭。

每个小说家都希望获得叙事的自由。意识流作家基于意识的流动获得，福克纳通过描写傻子、精神错乱者的思维获得，本书中的冯内古特，是以一种科幻的设定，获得的。

特德·姜《你一生的故事》想必受本小说的影响。

[fenghuileng]

杨奎松：毛泽东为什么要写《论持久战》？

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之日起，就是一个公开宣示要以马列主义为理论依据和行动指南的党。理论先行，以理服众，事实上也是革命战争年代中共内部政治运行的一个重要特征，这也就不可避免地对历届中共最高领导人的马列主 from 爱思想头条 http://bit.ly/2KszIW3 via via Blogger http://bit.ly/2WeH41s

[independence-of-mind]

新中国土改背景下的地主富农问题

作者：杨奎松   2010-07-23

新中国的土地改革，从根本上颠覆了传统的中国农村社会。

很大程度上依靠财富、血缘关系建构起来的传统权力结构和统治秩序被彻底摧毁，中央政府第一次把数亿农民有效地组织在自己的 —— 而不是借助于农村富裕阶层和宗族势力网络的 —— 权力系统之中。

在这场天翻地覆的大改组、大变革中，无数无地少地的农民一度获得了宝贵的土地，他们成了新政权的拥护者，而原来处在农村社会中上层的地主、富农阶层则成为了这场社会大变革的牺牲品。

长期以来，研究土地改革及其受益者贫雇农土改前后状况的著述很多，研究土改背景下地主富农情况的学术成果还几乎没有。

无疑，这个问题的研究十分重要。要了解土地改革的利弊、意义与影响，非弄清楚这些问题不可：中国的地主、富农到底是怎样一种状况，他们缘何会成为革命性土改的对象，他们在这场土改运动中的实际境遇怎样，以及为何在失去了身为地主富农赖以存在的资本之后，他们依旧不能改变自身的成份，并因此长期被排斥在整个社会之外？

换言之，中共对他们的政策，经历了怎样一种变动的过程，为何从原本的区别对待，转向了“一刀切”；从三五年后即可恢复政治权利，转向了无限期地将这一几近占农村人口十分之���的人群视为危险的敌人？所有这些问题的背后，有着怎样复杂的历史和现实的因素在起作用？

由于篇幅的关系，本文当然不可能全面解读如此复杂的历史问题，但仍想就中国地主富农的实际状况及其在建国前后土改运动中的命运问题，略做一点分析和说明，用以论证这个问题讨论的必要与价值。

1. 问题的提出

地主，古语中多指当地的主人或土地神，唐代以后虽也被用来指田地的主人，但向无贬义。

近代以来，随着阶级概念的引入，地主一词逐渐成为英文术语“Landholder”或“Landlord”的汉译政治名词，即特指那些依靠出租土地收取地租为生的人。[1]

依照马克思的观点，“劳动创造一切，全部利润、利息、地租，都单纯是对劳动者的剥削”[2]，靠收取地租为生的地主自然就被钉在了剥削者的耻辱柱上。

通过大规模的土地改革运动，运用暴力手段，剥夺地主的土地财产，以满足贫苦农民生产和生活的需要，来解决农村中生产资料占有和贫富不均的问题，发源于俄国的十月革命，并逐渐成为包括中国在内的各国共产党在革命中和革命胜利后共同效仿的做法。

不容否认的是，这种大刀阔斧，快刀斩乱麻的解决办法，对于根本改革农村社会具有神奇的效果，而且几乎都极大地便利了各国共产党人为迅速创立和发展本国现代工业攫取原始积累。

不过，经过几十年之后，特别是鉴于台湾土改的经验，和随着中国的改革开放事业取得突飞猛进的发展，人们意外地发现，在农村，当年那些地主、富农并不都是剥削成性、好逸恶劳；他们与农民的关系，也并不都像教科书里讲的那样紧张；他们的财产也并不都是凭藉权势盘剥欺诈而来；他们中还有相当一部分人是经营生产上的能手。

台湾的不少地主，被迫转向工商业后大都取得了成功；即使是大陆那些因成份不好被剥夺了土地财产的家庭，如今改革开放，许多人，哪怕是他们的子女，都再度展现了他们的才能，重又成了农业生产经营的“大户”。[3]

这种情况不可避免地会促使许多研究者对当年的土改运动及其方法，展开深刻的反思。

土地改革的必要性，通常是以顺应工业发展的需要为前提的。

在欧洲，包括俄国，在走向资本主义工业化的过程中，土地改革几乎都成为一种必然的选择。

但十分明显的是，相对于土地占有情况不同的国家，土地改革的目的和形式会各有不同。

最早成功地实行了土地改革的英国，就丝毫不曾考虑过解决土地占有不平等的问题。英国的土改不仅没有满足贫苦农民的土地需求，而且旨在提高土地集中程度，便利集约化、规模化经营，它在很大程度上牺牲了弱势群体的利益，却大大推动了英国资本主义整体的进程。

法国的土地改革着眼于实现“耕者有其田”，造就了大批小农，但却进一步巩固了传统的自然经济模式，制约了工业化的发展速度，导致法国的工业发展很长时间明显地落后于英国。

苏联的土地改革，首先通过暴力的手段剥夺了贵族大地主及其相当部分富农的土地财产，以满足普通农民的土地要求。当发现此举不能有效地获得农业剩余以发展工业之后，斯大林采取了集体化的措施，强行将农民纳入到国家计划经济的控制之下，以牺牲农业的办法促成了工业的飞速发展。

但同时，苏联的农业增长及其人民生活水平的提升，却因此长期停滞不前。

中共的土地改革及其集体化的措施照搬了苏联的模式，也因此在相当程度上步了苏联的后尘。

在城市居民生活长期保持低工资、低消费的同时，广大农村的农民则为保证工业和城市计划发展的需要，不仅得任由国家竭泽而鱼，而且在身份上沦为了二等公民。建国30年后，中国甚至还有几亿农民连基本的温饱问题都没有得到解决。

在此基础上，中国取得了空前的工业增长速度。

但即使纯粹着眼于经济发展的角度，我们也必须注意到一个事实，就是，这种空前的增长成绩，并非纯粹是从农业的积累中得来的。

与苏联的情况不同，中国当年工业基础的建立与生产的发展，很大程度上借助了外力，即苏联提供的资金、技术、人员和装备等各个方面的大力援助。一旦中苏关系破裂，建立在这种援助基础上的工业发展，就不可避免地受到了很大的制约。[4]

由此可知，如果没有苏联援助，完全依照苏联当年的办法进行工业原始积累，即使牺牲了农民的利益，中国也很难迅速建立起自己的大规模的工业基础。

换言之，照搬苏联的土改办法，虽然在苏联的援助下取得了相当的成功，就其经济发展的效益而言，对中国也未必就是最合适的。

对中国来说，苏联做法之不尽可取，除了上述原因以外，最主要的还在于它并不真的适合中国的国情。

这种办法导致中国农村中相当一部分生产经营的精英，乃至他们的子孙，都成了政治运动的牺牲品。

为了加速工业的发展，实行土地改革，破除地主土地所有制，尤其是把大地主手中的土地国有化，或分配给无地少地的农民，然后推动其合作化，都是理当实行的改革步骤。

但是，忽视中国占统治地位的是小农经济和小土地所有制这一事实，简单地把中国看成与俄国一样，相信土地已经高度集中[5]，必须彻底消灭地主阶级，才能把农民从地主土地占有制的压迫下解放出来，却多少有些脱离了中国的具体国情。

有关近现代以来中国并不存在土地日趋集中的严重趋势的观点，近年来已经越来越多地得到了研究者的认同。

一个基本的事实是，几乎所有认真比较考察了全国各地土地占有调查资料的研究者，都不能不同意，以往关于占农村人口10%的地主富农占有大约70－80%的土地的说法，是不准确的。

郭德宏最早分析了中共建国前后各种百分比的统计数据，并得出结论：地主富农“在旧中国的几十年间”，“约占户数和人口的9.45%，占土地总数的54.37%.”[6]

这意味着，过去有关地主富农霸占着农村绝大部分土地的说法并不成立，地主富农所占土地全国平均只达到半数略多而已。

但是，这种比例数上的减少，仍旧不能改变一个事实，即中国的地主富农以极少的人口占据着半数以上大量的土地。这也正是为什么，郭德宏相信过去的说法虽有夸大，却坚信传统的观点和革命性土改运动根本上并无不妥。[7]

针对郭德宏的不彻底，高王凌和秦晖等显然认为有必要摈除关于富农的统计数据，单独计算地主的土地占有情况。

这样区分的好处是，既避免了把富农与地主混为一谈，并列为地主土地占有制的两大支柱，也避免了由于过去富农概念含混，计算不当而造成的统计数据的不实。

不过，依照这样一种办法统计出来的数据，各位学者的结论其实也相差无几，即：

郭德宏：地主占农村户数和人口约3.79%，占有土地约38.29.[8]

高王凌：地主户数约占农民总户数的3－4%，地主人口约为农民总人口的5%，占有土地在30－40%之间，简单平均为36%.[9]

由于只有两三个百分点差距的数据未必能够改变人们以往的看法，因此，高王凌进一步探讨了地主和农民的租佃关系，说明农民并非像传统书上讲的那样完全被动地处于受剥削的地位。

因为，农民租地交押金，地主就要为押金付息；押金交得多，田租就相应少，押金交得少，田租就相应多；一般情况下地租率为五五开，至多四六开，且只按实际田亩主粮一季产量统计，多数农村佃户在附带田边、旱地、山林、水塘所种植的其他作物，都不再加收地租。同时，因为佃户抗租欠租等种种原因，地主地租实收率通常只相当于规定租额的30%，如此等等。[10]

对此，当年曾亲身参与中共中南局领导土地改革运动的杜润生的观点很有代表性。

他很明确地表示同意占农民人口约5%的“地主占有的土地，还不到总量40%”这一新的研究数据，也不否认因天灾战祸频仍，有收租困难的情况，但他认为高对地主与农民租佃关系的看法，举的只是个别事例，不能因此得出“有地主无剥削”的结论。

即使相信地主占有土地不到总量的40%，在他看来，以往的结论也无可动摇。即：“地主占有制形成的大规模土地垄断，官僚军阀强权掠夺、无偿占有，到处可见。特别是民国以来，地主与高利贷者集于一身，官府横征暴敛，超经济掠夺，地主的土地负担大多数转嫁于农民，加之人口增加，生活艰难，地租率远远高于资本平均利率。大量地区，农村宗法社会遗留的人身依附，当时依然存在。这一切阻碍了社会资本向工业和农业资本主义经营的转移。……这个社会结构，除非用革命手段予以扫除，没有别的出路。”[11]

杜润生的看法并非毫无道理。

因为无论怎样改变地主农民占有土地的比例数，也无论怎样强调地主农民租佃关系中农民的主动地位，都不能改变基于劳动价值理论得出的地主不劳而获这样一种事实，甚至也很难扭转人们固有的“地主占有制形成的大规模土地垄断，官僚军阀强权掠夺、无偿占有，到处可见”这样一种认识。

这里的问题其实在于，能否简单地把“地主”这一概念和“土地集中”的概念等同起来？

也就是说，中国是否真的存在“地主占有制形成的大规模土地垄断”或土地集中的严重趋势？尤其是，占农村人口总户数将近4%的小地主有无可能普遍依仗权势，强权掠夺、横征暴敛、进行超经济剥削和任意将土地负担转稼于农民……？

实际上，简单地采用百分比的统计数据考察地主农民的土地占有关系，本身就是不科学的，它完全忽略了地主大小、占地多少及其由此带来的种种重要差别。

如同我们许多研究者至今仍旧习惯于把地主和富农混为一谈一样，这种思维方式的背后所显示的，是“天下乌鸦一般黑”的传统阶级观念。只要是地主，不管大小，不管穷富，不管为人善恶，不管对革命态度如何，也不管财产由何而来，统统都是不劳而获的封建剥削者，都应视为农民的敌人。因为，从阶级斗争的角度看问题，他们的阶级利益是一致的。

在这方面，唐致卿通过对山东农村经济的大量实证性研究，为我们提供了一种新的分析和思考角度。他认为：“实际上，农村中并没有固定的社会阶层，各阶层处于不停的分化与流动中”，即：

中国是小农经济的汪洋大海，地主经济也受小农经济规律的制约支配。

一方面是无数人因天灾人祸而破产，一方面是一部分人因农商工而致富。地主富农破产而成小农，小农致富而成富农。一个农民家庭可能因一个儿子跻身士林，谋得一官半职而成为地主，一个大地主也可能在几十年内分化出一批中农、贫农户。

地主经济只是小农经济的放大，其思想文化、经营方式、生产方式，都与小农并无根本差别。

在农村，讨饭二三十年而后成为富农，因赌博将房产地契一夜输光而成为贫雇农的人屡见不鲜。

这样的地主并没有特殊的地主经济范畴和独特的思想，这样的贫雇农也没有特殊的与地主富农有差别的农民思想。地主是有土地有家资的小农，小农每日都梦想成为地主富农，只是手中缺少土地钱财。地主富农与中农贫农周期地永无休止地对流易位。[12]

十分可惜的是，唐在同一本书的另一处又写道：“地主阶级根本不过问生产过程，以收取地租为惟一职能，成为农村中的寄生阶级。”“地主阶级不仅将土地作为直接的经济剥削手段，榨取农民的地租，而且依恃土地特权，对佃农进行超经济强制，使佃农被束缚于封建土地制度之下。”“地主占有土地，实行残酷的原始性剥削，在农业生产中造成了不利于农业生产力发展的种种破坏性因素。”“地权同时是政治压迫的基础。在旧中国，正是在封建土地所有制基础之上，形成了落后的社会关系和国家政治法律军事制度的根本特征。”[13]

在这里显而易见的是，唐通过实证研究，看到了一个充斥着差别不大、周期性易位流动的小地主与小农关系的真实的农村社会；但他在观念上又不能完全跳出传统阶级分析的窠臼，因而不能不离开他所看到的情况，从理论上强调地主作为一个农村阶级整体上具有寄生性、落后性、压迫性和破坏性，结果就出现了上述明显矛盾的两种判断。

其实，如果我们承认中国近现代��农村依旧是小农经济占统治地位的话，我们就不能不注意到它以直接生产者的小私有制为基础，以满足个体家庭消费为生产目的基本特征。

正是这种分散的、个体的、以一家一户为生产和消费单位的小农经济，和适应于这一社会生产方式的土地买卖、诸子均分、科举取士、宗族伦理关系等传统与制度，最大限度地限制了以租佃关系为中心的中国地主土地占有制度的发展。

中国的地主制和欧洲大多数国家的地主制之间最明显的一个区别，就是欧洲多数国家因为贵族世袭和限制土地买卖等种种原因，不可避免地充斥着大批大地主，那里几乎没有小地主生存的空间；而中国的小农经济体制却周期性地分解着大地主，并持续不断地在小农中间制造着小地主。

换言之，唐通过实证研究所观察到的情况并没有错。只是，在唐笔下那些时时受到小农经济规律支配和破产威胁，和小农划不清界限的所谓“地主”，需要具体说明是小地主。他们和那极少数大规模垄断着土地资源，有条件依仗权势，巧取豪夺，实行残酷的超经济剥削的大地主，并不能等量齐观。

只有了解到这一点，唐致卿的这一概括才是准确的和有意义的，即这些小地主不过是些“有土地有家资的小农”而已。

他们和多数农民之间本质上并无多少差别。除非出现奇迹，他们几乎没有成为大地主的机会，反倒是随时都有因分家、灾荒、战争及经营不善而破产，重新变成小农的可能。

因此，他们中许多人和极少数军阀官僚大地主，未必有着一致的阶级利益。

2. 小地主的中国

能否证明中国近代以来的地主阶层，仍是以小地主为主呢？

我们首先以陶直夫（钱俊瑞）1934年提供的数据来算一笔账。

陶是早年高度肯定中国土地集中化趋势严重的学者，他在1934年研究统计：当时全国地主约有240万户，占农民户数4%，总共据有7亿亩土地，占全国可耕地面积的一半（50%）。

如果此说无误，那么，陶显然没有注意到：这240万户地主，平均每户也只能占地约290亩，充其量大家都只是中地主罢了，都算不上大地主。[14]

而事实上，我们都知道，全国各地确有少数军阀大地主存在，他们占有土地少则数千亩，多则以万数计。[15]

另外，我们也知道，当时全国还有近10%左右的公有土地存在。再加上列强各国，包括外国公司、教会等当时也占据着数量不少的土地。[16]

如此算下来，这240万户中90%的地主家庭平均占地充其量也就在百亩上下，人均也不过十几亩地。[17]

1937年国民政府土地委员会，就全国16个省163个县大约2000万亩土地上的129.5万农户土地占有情况也进行过一次调查。这次调查也多少可以得出以上的推论。

调查显示，户均占地120亩以下者，占被调查农户的98.66％，人均占地16亩以下者，占被调查各省农户的99.62%.

这足以说明中国仍旧是一个典型的小农经济和小土地占有制的国家。

如果按地主占户数约4%计算，则地主户应为占地面积超过50余亩，人均16亩以上者，他们总共占地约为总面积的33%.

人均6－16亩者达到总户数的4.44%，占地相当于总面积的24％；而人均有地16亩以上者，只占总户数的0.38%，占总面积的9.75%.

所谓大地主，由500亩以上计算，占地500－999亩者为0.07%，占地千亩以上者仅为0.02%.他们所占土地分别为总面积的2.30%和1.75%.[18]

上述统计数据，到1949年又有了某些变化。但变化的趋向，不是更加集中，反而是进一步分散了。

当年统计的地主户数240万，到1950年初竟变成了400万户。1930年代的统计因为依据的是地籍和赋税资料，受中央政府当时有效管辖范围所限，出现漏记少记不可避免，但少160万户，也不大可能。

1950年代初的统计，难免有在土改划成份时扩大化的情况存在，但考虑到这时的统计已经经历了两度大规模的土改反霸及镇反运动的冲击，各地因各种原因死亡的地主人数已超过数十万，因此两者相抵，应该也不会差得太远。

如此算下来，中国当时人口约5.4亿，农业人口姑且计为4.5亿，可耕地大约14亿亩，地主400万户，且地主占地36%，人数占农业人口5%，则等于地主共占耕地约5亿亩，地主总人口2250万左右。

结果是地主户均占地125亩，人均占地22亩。这还没有减去少数军阀大地主、公有地和外国人所占土地，如果减去这几项土地，哪怕我们只是计算400万户地主中1%，即4万户大地主人均占地上千亩，则99%的地主占地充其量也就在人均10亩上下。

要说明中国绝大多数的地主，都只是一些小地主，单纯依靠上述办法进行分析，是不够的。

因此，我们这里需要进一步利用各种研究成果和当年的调查数据，做更具体一点的说明。

首先来看毛泽东的一则调查分析。

毛1930年对江西寻乌农村调查后得出这样的结论：“以地主全数为一百，则大地主（租五百石以上）占百分之一，中地主（租二百石以上的）占百分之十九，小地主占百分之八十。大地主人数很少，在全县不显特别作用。”[19]

赵冈利用明清政府各省地籍统计资料详尽说明了中国土地占有趋于分散的情况，并对比了清代与民国年间河北大地主的占地资料，论证了1930年代上半期河北各县境内土地集中程度，还不如清代。

他所举的数据显示，1930年代华北453个村落中三分之二找不到大地主，最大的地主户拥有的田产还不满200亩。在苏南4县11个村庄中，地权分散到地主户数竟大大多于佃户的户数，每户地主占地一两亩的情况已见怪不怪。

比较而言，“南方地主比华北的地主没落得更快，安徽及浙江的土地册档显示，各地的最大业主占田都在百亩以下。”[20]

史志宏利用1930年代和1950年代多次对河北清苑县11个村的调查，指出：这11个村地主户均占地98.6亩，约为当地总户均占地水平的5倍；而人均占地则仅为13.86亩，约为总人均占地水平的3.7倍。

作者指出：“考虑到当时低下的农业生产力水平（亩产粮食仅几十公斤），这样的占地规模差不多就是能够成为地主或富农的最低土地数量了。事实是，这11个村也确实没有什么大地主，家里有几百亩地就是当地的大地主了。多数地主的土地都在200亩以下，不少人还不及百亩。”[21]

黄道炫对东南地区土地占有情况的研究也显示，“东南地区乃至长江三角洲集中占有巨大规模土地的大地主很少，占有数十亩土地的中小地主占绝大多数”。

如福建南平县地主占地最多，人均21.76亩；浙、皖、闽、苏南235个县略次，地主人均占地14.26亩；浙江76个县再次，地主人均占地7.96亩；福建66个县又次，地主人均占地7.47亩；浙江东阳区8个村，地主人均占地仅3.918亩；福建古田、福州鼓山、沙县3县，地主人均占地更只有2.1亩。[22]

从日本人当年在中国所做的一些农村调查资料当中，也不难了解到这种情况。

上述赵冈对华北453个村和苏南11个村的统计资料，就来自于满铁。满铁的调查机构还对河南彰德县在村地主和不在村地主有过一个详细的调查。该调查显示，作为袁世凯的老家，他一度确曾拥有过数千亩土地，但早已在冯玉祥占领河南时被没收充公。其他大地主因战乱也不复存在。

在彰德农村中，在村地主明显地表现为两头小，中间大，即一头是极少数拥有200亩以上土地的较大地主，一头是只有10亩左右土地的细小地主，大量的则是有着几十亩土地的小地主。

而不在村地主，除极少数外，绝大多数都住在彰德县城10里范围内。他们所有土地多者三四十亩，少者二三十亩，甚或一二十亩。因为土地较少，因此他们中一些人往往会与佃户一同租佃更多的土地共同经营。[23]

同样，日本天津驻屯军司令部冀东地区农村实态调查班当年对密云、平谷、遵化、玉田、临榆、乐亭6县25个村的调查也显示，那里的土地往往非常分散，大土地所有者极少，自耕农往往超过农户的一半以上，几乎很少有纯粹的地主。因为土地过少，一些农户既出租土地，又不得不自耕。[24]

类似的调查统计在其他地方也很多。

在西南，吕平登曾在1930年代初期通过对四川省农村的深入研究，断定四川土地正日趋集中，军阀官僚正在形成一个拥有巨量土地的新兴的大地主阶级，旧的中小地主阶层及农民中间阶层之消失不可避免。[25]

但将近20年后的1950年底，中共西南局有关机构对3000余住蓉地主的调查却显示，虽然确有占地成千上万亩的大地主，如刘文辉、刘文彩、刘湘、潘文华等，但占地500亩以上者其实只有120余户，能够占地上万亩者也只有20余户，最大量的还是中小地主。

而且，3000余住蓉地主中只有将近四分之一占地在百亩以上，半数以上的地主占地都在100亩以下，将近200名地主占地仅在10亩上下，最少的还有占地仅0.6亩者。[26]

上述资料可以得到四川省相当多县乡农村调查报告的佐证。

如川东江津区对7个县、一个区、285个村的调查，以250亩以上为大地主，85亩以上为中地主，以下为小地主做了一个统计，说明大地主所占地主户数比例为13%，中地主为31.3%，小地主为55.5%.

合川县找不到250亩以上的大地主，因此它把占田85亩以上都算为大地主，45亩以上算为中地主，以下为小地主来统计，结果10个乡这样的大地主才仅为16.83%，中地主为27.03％，小地主为56.14%.[27]

达县罗江乡几个村的调查，“解放前最大的地主占有田四十多亩，最小的地主占有田四亩多，一般的地主占有田地十多亩”。[28]

广汉县调查，有地在30亩以上的地主100多户，但超过80亩者仅18户。20户地主占地在20亩以下，有12户地主占地在20－30亩之间。[29]

整个温江县调查，本县地主29650户，每户平均占有土地仅5.23亩。[30]

考虑到四川地主大家庭多，因此必须要考虑多数地主人均占有土地的程度。

上述江津区7个县，特别是合川、达县、广汉和温江几个县平均每户地主占地的数字，如果进一步分解为人均数字，其结果可想而知。鉴于上述调查报告中没有地主人均占地情况，我们再看其他一些有此类数字的调查资料。

广汉连山乡的资料显示，那里的土地比较集中，地主人均占地达到24亩。

绵竹西南乡的情况就差很多，地主人均占地仅6亩。雅安大兴乡地主人均占地10.09亩。[31]灌县有25个乡地主人均占地41亩，另有5个乡地主人均占地仅8.7亩。[32]乐山县6个典型村调查，地主人均占地三到四亩。[33]蓬溪县附西乡8个村调查，地主人均占地2.4亩；南充县龙门乡第十二保地主人均占地7.1亩。华阳县中兴乡第十四、五保地主人均占地2.17亩。荣经县双江乡地主人均占地1.8亩；南部县三合乡黄连村统计，地主人均占地仅1.6亩。[34]

四川情况如此，其他不少地区也相差无几。

广西8个分区13个县26个典型村调查，地主人均占地11.93亩。柳江县思贤乡思贤村地主人均占地12.1亩，百棚区百棚行政村地主人均占地5.9亩。[35]

广东龙川县莲塘乡地主人均占地5.33亩。鹤山县龙门乡地主人均占地3.029亩。[36]灵山县梓崇塘乡地主人均占地3.8亩。普宁县塘湖乡3个自然村地主人均占地1.41亩。[37]

湖北南益阳县黄家仑乡地主人均占地5.42亩。[38]鄂城、监利、京山、石首、潜江、襄阳6个典型乡地主人均占地不到9亩。另有荆州、宜昌、大冶、孝感、郧阳、黄冈等7个专区12个县16个区27个村地主人均占地7.38亩。[39]汉川县6个乡地主人均占地4亩左右。黄陂方梅区14个行政村和鄂城县6个乡统计，地主人均占地不足5亩。[40]

安徽“皖南小地主特多”，当涂3亩以下出租户占13.73%，5亩以下出租户占到30.22%.另据铜陵、芜湖等4县市6个典型村调查，地主人均占地仅11.69亩。[41]

西北的情况比较特殊，除个别军阀大地主外，许多地方历来土地就极为分散，连小地主都不多。

众所周知，陕西关中地区甚少地主。如当时调查报告证实，渭南、咸阳、长安、三原等县，一般地主仅占人口1%，占土地4%，多数乡没有地主。

有地主的地区，如��西渭南辛市区五乡4个行政村，地广人稀，地主人均占地也不过12.4亩。南郑县平川地区三个乡，地主人均占地仅5.3亩。

宁夏也是一样，平罗县6个区，14个乡，10549户，只有地主21户，3个区19个乡没有地主。有地主的乡，人均占地也只有十几亩。[42]

华北地区相对而言历来土地比较集中，存在占地上千亩的大地主不少，但相当多数的农村中也还是小地主居多。

除前述河南彰德与河北清苑的例子外，河北保定专区7个县1264个村调查，地主人均占地也仅11.86亩。[43]通县专区4个县16615个村调查，地主人均占地12.9亩。[44]顺义、通县、良乡三县8村调查，地主人均占地16.8亩。唐山专区2个县89个村调查，地主人均占地8.89亩。[45]

河南襄县草寺乡，地主人均占地14.89亩。[46]

山东省莒南县3个区11个村，地主人均占地35.95亩，莒南、赣榆两县3区13个村，地主人均占地则为10.72亩。沭水、临沭两县3个区9个村，地主人均占地11.36亩。沂南县艾山乡13个行政村，33个自然村，地主人均占地15.34亩。[47]海阳、乳山两县62个村，地主人均占地将近11亩。招远、莱西两县3个村，地主人均占地不足9亩。惠民县流坡坞村、滨县盐坨村、烟台县大王庄，地主人均占地分别为4.9、6.7、2.48亩。[48]

另据中南区100个乡调查统计，河南地主人均占地最高21.29亩，最低6.31亩；湖北地主人均占地最高12.11亩，最低2.63亩；江西地主人均占地最高21.10亩，最低3.58亩；湖南地主人均占地最高10.06亩，最低3.74亩。广东地主人均大约5.7亩上下，广西地主人均大约7.5亩上下。55个乡统计，地主人均占地8.37亩。[49]

而在战争频发的环境下，许多地方地主数量减少或细小化的趋势也十分明显。

还在1930年代中期，一些过去相信土地集中化现象严重的调查者就多少注意到了这种情况。

像张闻天做山西兴县农村调查时，就注意到地主占有土地总量和每户占地面积都在减少。称“黑峪口战前59.6%，现在50.3%；碾子村过去60.6%，现在44.3%.其他各村，地主土地均占少数。”“土地占有有从集中到分散的趋势。”[50]

以江苏无锡为例，农村地主1929年人均收入分别为357.11元，1936年为305.83元，1948年下降到187.18元，降幅高达47.58%.[51]

一些调查者且得出结论称：江南“中等地主之能收支相抵不致沦入债丛者，亦已寥若晨星”。[52]

再以山东为例，莒南县3个区8个村自1941年以后，地主卖出土地很多，占到这几个村地主阶层所有土地的32.46%，而买进土地很少，只占到地主阶层所有土地的0.88%.

结果，在6个村中，抗战前原有地主49户，1951年统计只增加1户，减少了8户；地主占地面积较战前不仅没有增加，反而减少了43%.

又据上述3个区11个村的统计，抗战前原有地主169户，1945年只剩142户，除6户出村可不计外，因分家还多出39户，故地主户数实际减少达39户之多，土地总面积也减少了38.83%.

沭、临两县3个区9个村情况相同，自抗战爆发至1944年，地主户数实际减少25户，也减少土地54%之多。

据调查，这其中的原因，一是中国传统的诸子析产均分制，周期性的分家，必然会导致经济情况下降；一是因工资普遍增加而不得不减少雇工，自己参加劳动；一是因战争关系商业经营减少，营业收入因之减少；一是战争期间田赋税费负担过重，被迫出典土地；一是不少地区处在日本、国民党和中共三种势力争夺范围内，地主受冲击较多。[53]

上述资料显示，第一，中共建国前各地情况虽然千差万别，多数省份都会有极少数大地主，但小地主不仅普遍存在，而且在几乎所有地区都占据着地主阶层中的绝大多数。这从以上所举各地大批地主人均占地10亩上下，甚至更少的情况即可有所了解。

第二，所谓大小地主，单从每户占有土地数量上亦难做准确判断，必须要考虑到其家庭人口的多少。

如东北虽有许多大地主，但正如当年的调查者所说：“人口众多，二三十口、四五十口，以至七八十口、一百余口，几世同堂的大家庭在东北农村中是到处都有。”[54]

不计算人均土地占有，只计算户均土地占有，或干脆只举出某某地主占地多少，很难说明问题。

第三，占地亩数与地主在当地的大小，也还要考虑到地区不同，水地旱地，平地��地，田多田少，种植方式和农作物品种单位产量不同、收益不同等种种情况，还要考虑到由此带来的耕畜、农具之类消耗的有无多少等等差异。

如安徽皖南不少地方每户地主有几亩水田，就可以靠地租维持简单生活；在东北和西北的一些地区，因地广产薄，小地主占地的亩数亦要比内地高得多。

张闻天调查中即发现，因为地质条件差，产量低，山西兴县小地主户均占地至少要有三五百亩（100垧）[55]上下的中梁地，才能维持其出租土地的生活。[56]

第四，仅从数据上看人均占地多的地方，并不意味着小地主就一定少，或没有。

实际上，除了上面所���到的地广或山地、坡地等情况外，大多数情况都是因为当地有几家大中地主，因而把整个地主人均占地面积拉升起来了。

如前述山东莒南3个区11个村，共有169户地主，957口人，占地30000余亩。其中大店区4个村土地集中度最高，该区4个村地主共136户，957口人，就占有了土地31688.8亩，平均每户地主占地233亩，不可谓不高。

但实际上，这136户中，有28户占地300亩以上，总共占地18839.68亩。如果除去这28户及其土地，仅以余下的12849.12亩，平均到其余108户地主，每户则降为118.97亩了。以上述3个区地主169户，957人，平均算下来每户5.66人计，大店区108户地主人均占地仅21亩。其实，这108户地主中还会有一些地主占地较多，故绝大多数地主人均占地恐怕也就十几亩。[57]

再以北满的调查资料为例。

当地地广人稀，种植时间短，耕作粗放，故地主人均占地最少都得在二三十亩以上。[58]

在这种情况下，北安县第四区地主人均占地37.36亩；双城县永乐村地主人均占地52亩；密山县半截河区居仁屯地主人均占地51亩，均可判明当地是以小地主为主。明德屯地主人均占地84.3亩；拜泉县时中区地主人均占地86.5亩，亦可大致判断当地小地主众多。

但一些地方，按人均计，动辄一二百亩，甚至更多，是否小地主就很少了呢？也未必。

如吉林省榆树县五棵树区盟温站屯，地主人均占地达141.6亩，实际上该屯21户地主，大地主仅7户，平均每户占地就达到2575.7亩；中等地主2户，平均每户占地达到825亩；小地主12户，仍占多数，其户均占地只有237亩，人均只有30亩左右，也到了最低水平了。[59]

3. 富农问题的由来

由上所观，中国近代以来的所谓地主阶级，必须区分大地主和小地主，小地主占绝大多数，当属无疑。

而注意到中国特有的小农经济所造成的小土地占有制的特点，我们便不能不讨论到那些曾经有过流入小地主行列可能的富裕农民的问题。因为，由于“富农”概念的引进，这些在生产经营上颇有能力的农民，虽然仍在力农勤耕，却意外地被当成了不是地主的地主，在很长时间里受到了和地主一样的打击和对待。

这一部分人，同样数量众多。

“富农”一词完全是一个外来语，是中国人1920年代逐渐从俄国人那里引过来的专门术语。

富农之所以会被与地主相提并论，说起来也是“剥削”二字惹的祸。

这是因为，依照马克思主义的观点，通过出租土地换取农民的劳动成果，是剥削行为，通过放贷或雇工获取利息或收益，同样也是剥削。

无论在中国，还是俄国，农民之间相互借贷或雇人帮工，原本是农业生产和农民生活中间的寻常之事，只是富裕农民在这方面的需求相对较为固定而已。

因此，就创造出кулак（富农）这一概念的俄国人，要把这样一批富裕农民从普通农民中间分割出来，也是极为困难的一件事情。

坚持要把富农等同于地主的联共（布）中央从来也没有找到一种统一的科学的标准来规范其所指。

这样的讨论断断续续持续了10年之久，到了1930年必须要全面推行集体化运动之后，联共（布）中央不得不放弃科学规范其标准的努力，各地实际上均自行其是。[60]

值得注意的是，联共（布）领导人坚持要把劳动农民中的这一部分人与地主联系在一起，是有其十分现实的考虑的。

那就是，第一，地主贵族被剥夺之后，这些富裕农民虽然也一度受到剥夺，但新的富裕农民增长很快，在占有耕地、拥有耕畜及新式农具等方面，逐渐在苏联农村经济中再度据有很强的地位；[61]

第二，凡是富裕农民都对当局出于工业化目的的近乎掠夺性的征粮政策，以及旨在消灭私有财产的集体化措施等做法，几乎本能地抱以抵触甚至是抵抗的态度。[62]

因此，在消灭了地主阶级之后，决心靠农业获益创造原始积累以全力推进工业化的联共（布）领导人，就非彻底消灭富裕农民在农村中的影响和力量不可。

用莫洛托夫的说法，此举就是要让农民，尤其是中农，“在我们面前毕恭毕敬”。[63]

1930年1月30日，联共（布）中央首次正式通过消灭富农的决议。

决议规定：在农民中划富农的户数应限制在全体农户比例的3－5%以内；并应将富农分为三类，区别对待。

“第一即反革命的富农活跃分子，对他们要立刻用关进集中营的办法即以消灭，对恐怖行为、反革命暴动及暴乱组织的策划者不惜使用镇压手段”；第二类即“富农活跃分子的其余部分，尤其是大富农和半地主”，“把他们驱逐到苏联边远的地方和该边疆区范围内的遥远的地方”；第三类即一般富农，“应该把他们移民到集体农庄范围以外的新拨给他们的地段上去”。[64]

这场运动导致全苏联110余万户农民被划为富农，其中38.1173万余户，180.3392万人被流放到西伯利亚和远东等“没有人烟和很不适合居住的”边远地区的劳改营罚做苦役。[65]

其余没有被流放的富农被扫地出门后，只允许带上基本的生活用品和劳动工具，集中到“特别村”去单独居住与劳动。另外还有大批中农也不可避免地受到了冲击。

把苏联的这一作法搬到中国来，并非是因为中国也面临到了苏联一样的困境，即非要靠剥夺农民来创造实现工业化的原始积累不可。

在这方面，中共中央当年之所以要照搬苏联的作法，纯粹是因为得到了共产国际的命令。

在1928年，由于联共（布）党内对富农的政策尚存争议，中共第六次代表大会对中国的富农虽仿照苏联舆论的口吻颇多谴责，但还力主要中立富农。[66]

一年后，莫斯科消灭富农的方针已定，共产国际马上宣布说：“中国富农在大多数情形之下，都是些小地主，他们时常用更野蛮更残酷的条件以剥夺农村中之大多数的基本群众”。[67]

中共中央不得不跟着改变了看法和做法，将“中国农民的上层分子（富农）”定性为“半地主半封建”，并提出了“坚决的反对富农”的方针。[68]

中共相信应该打击富农的根本性理由，当然是因为其有“剥削”行为。

但依照共产党人的看法，资本家也有“剥削”行为，而且远比富农的“剥削”行为大得多，何以中共始终注意采取联合和改造的政策，而不施以残酷打击呢？且富农通常也被共产党人称之为“农村资本家”（或“农村资产阶级”），两者待遇缘何如此不同？

依照上述共产国际和中共中央的相关指示，必须要消灭富农，是因为中国的富农都有很强的封建性，大都有出租土地收取地租的行为。

但是，中国的小地主中也有很多主要靠雇工耕种而较少出租土地者，中国的资本家中也有不少在乡下购田置产，收取地租房租的，何以未见与富农同等对待呢？

实际上，在中国，绝大多数农村地区根本就不存在苏联式的所谓“农村资产阶级”（富农）。苏联人所说的富农，指的是近代以来在俄国农民中出现的那些主要使用资本主义经营方式，即使用雇佣劳动生产粮食作为商品到市场上出售获利的农户，而不是像传统地主那样靠地租谋利的农户。

无论苏联人对富农的标准存在着怎样不同的解释与矛盾，他们都不会忘记强调其剥削的这种资本主义形式。

换句话来说，是因为富农与劳动力市场→雇工→工资→劳动→商品这些明显具有资本主义因素的商品生产密切相关，使他们坚信农村中有这样一个明显区别于地主的农民阶层。

而与苏联不同的是，在中国的农村，“无资充佃则力佣自活”，古已有之。[69]

所谓雇工耕种在中国并不是近代有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以后富裕农民才有的一种专利。恰恰相反，中国不少地方拥有田地的农民，大都有雇工的习惯。一般农民多雇短工、零工帮忙，在乡地主或富裕农民则往往会雇上一个或几个长工。这一点古今并无多大改变。

关于雇工与阶级分野无关，不属于富农专利，地主、一般农户，乃至贫农，都会雇工的情况，仅举几例。

中共中央山东分局调研室1944年对山东省莒南县3个区9个村统计显示，很多农户都使用雇工。

48户地主，36户使用雇工，占地主总户数的75%.而出租土地者仅12户，不过四分之一。富农130户，113户使用雇工，占富农总户数的86%.中农490户，69户使用雇工，占中农总户数的14.08%.贫农909户，4户使用雇工，占贫农总户数的0.44%.[70]

沭水等3县3区9个村的调查除了贫农没有使用雇工以外，其他地主、富农和中农使用雇工的情况也基本类似。[71]

薛暮桥、刘瑞生1934年对广西农村经济情况的调查报告说明，广西农村中的雇佣劳动，相当普遍。年工（长工）通常工资30元左右，全年住在雇主家里，参加一切农田劳动。日工（零工）则工资较贵，通常是在农忙时期雇佣较多。一到插秧、秋收��节，广西各处都能见到这种零工市场。

一般地主、富农，都会到市场上去谈价寻工。受雇者并不都是雇农，反而多是贫农、中农。而一般贫农、中农，每年往往也会去雇几个日工帮忙。[72]

邓力群、康云1946年对北满榆树县五棵树区盟温站屯调查结果，21户地主41%雇年工，13.1%雇零工；63户富农56%雇年工，76%雇零工；29户富裕中农2.2%雇年工，10%雇零工；36户中农1.1%雇零工；27户贫农0.2%雇零工。

万发屯7户地主，3.5%雇零工；7户富农8.1%雇年工，14.95%雇零工；佃富农91.9%雇年工，65.5雇零工；10户富裕中农12.43％雇零工；中农7户，0.14%雇零工。

三道街屯4户地主33.3%雇年工，15.9%雇零工；5户富农40%雇年工，21.4％雇零工；11户佃富农26.7%雇年工，61%雇零工；富裕中农1.6%雇零工。[73]

曹幸穗的研究也告诉我们，江浙一带不少地方至少自明清以来就“没有租佃的习惯，地主阶级多数雇工经营”。山东、河北等地在乡地主也多以雇工经营为主，如满铁1930－1940年代调查之33个自然村中，40户经营地主，出租土地者仅15家，大多都是自耕或雇人耕种。[74]

在中国不仅雇工者未必是富农，就是所谓富农也未必雇工。

调查资料显示，中国不少地方的所谓富农或者并不雇工，或者很少雇工，其自耕以外的收入，往往都是像小地主一样出租土地而来。

据建国初的一项统计资料，靠出租土地谋利的富农在河南约占富农总户数的30%以上，出租土地达到他们所有土地的35%左右；湖北、湖南、江西3省50%，甚至高达66%的富农，出租了其40%左右的土地。[75]

另外，如前述安徽皖南3县1市6个典型村的统计，富农出租土地达所占土地的63.69%，超过半数还多。安庆专区3个乡调查，富农出租土地多数都超过40%.阜阳专区出租土地的富农达富农总户数的70－80%，出租面积达富农所有土地的24.84%.[76]

福建福州鼓山区调查，该区商品作物不发达村庄的富农，因为“雇工经营对他们没有什么好处，于是他们就拿自己家庭劳动力所能耕种之外的土地出租给人家”，故他们“出租的土地往往大于他们自己经营的面积”。即使是商品作物较发达的村庄，富农家庭一般也是采取包租的办法，把土地包给贫雇农耕种。古田、晋江等县的典型村调查也显示，因为雇工耕种的费用高于出租土地的收入，因此，富农基本上都不使用雇工，而是将大半土地出租获取地租。[77]

四川达县罗江乡二、四村调查，荥经县鹿鹤乡调查，富农也基本上都是出租取利，最多者出租土地占其所有土地的95%.[78]

由此可知，共产国际当年关于中国的富裕农民多半类似于中国的小地主的说法，并不为过。

问题是，这些既不雇工，也不经商，与资本主义经营几乎挂不上勾，纯粹类似于小地主的劳动农民，何以就成为“农村资产阶级”了呢？

说到底，苏联式的所谓“富农”的标准，在中国并不适用。

在中国，所谓“富农”，其实不过是由劳动农民向小地主蚕变过程中的一个蛹化阶段而已，[79]它和中国农业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及其前途并无多少联系。

有关这种情况，事实上中国的共产党人也非常明白。

这也是为什么，他们早先开始接受这一概念时，就注意在具体操作层面上，从不特别强调其资本主义剥削的性质和特点。

如毛泽东1930年最早对富农这一概念的解释就是：“有余钱剩米放债的”。以他为书记的红四军前委与闽西特委随后发布的文件更明确规定：凡“自己耕种同时有多余土地出租的”；或“土地劳力两俱充足，每年有多余粮食出卖或出借的”，或“雇佣工人耕种的”农民，均可划为富农。[80]

但如此解释不可避免地会把所有稍有经营能力的农户统统列入到要打击的对象之中。

如两三个月后闽西第二次工农兵代表大会，就把农民中间一切有雇工、出租耕牛，包括做粉干蒸酒卖钱的农户，都归入富农之列。并且对有类似行为的部分中农及贫农，也明令要特别注意。

说是因为他们“虽然目前还未成为富农，但他们却含有或多或少的富农的剥削，因此脑子里也有富农的幻想与企图。”[81]

其实，雇工、出租、借贷、经营小买卖等等，原本只是农村生产经营和农民日常生活的不同手段而已。

无论雇与出雇，租与出租，借与出借，买与卖，都只是一种经济行为，依照的是通行的社会交易规则，并不能简单地定义谁剥削了谁。[82]

无论穷富，均可能发生。比如，因为自然条件等种种环境关系，一般农户也未必没有余粮剩米出卖或出借。若因为有余粮剩米出卖或出借，就定为剥削，自然会造成极大混乱，乱打乱划势不可免。[83]

因为标准太过混乱，为加以规范，1933年10月10日，中华苏维埃政府曾发布了一个特别着重针对划分富农成份和解决相关问题的决定。

决定明文规定：“劳动是区别富农与地主的主要标准。”“富农自己劳动，地主自己不劳动或只有附带劳动。”

所谓有劳动，是指“在普通情形下，全家有一人每年有三分之一时间从事主要的劳动”，每年劳动不满三分之一时间叫附带劳动。“从暴动时起，向上推算，在连续三年之内，除自己参加生产之外，还依靠剥削为其全家生活来源之一部或大部，其剥削分量超过其全家一年总收入的百分之十五者，叫做富农。”[84]

不管是否雇工、是否经商，即是否有资本主义方式的剥削行为，只要有“剥削”，同时又有劳动，就算富农。

这样一种办法，明确是明确了许多，但不仅混淆了地主与富农的界限，且其以剥削收入超过全家年总收入15%的标准，把划富农的标准更随意化了。

因为，在何为“剥削”混乱不清的情况下，农民除农田耕种外的任何一种谋利行为，都可能被算成“剥削”。

而15%的份额，对于许多劳力不足需要帮工，有余粮剩谷需要出卖，为了家计必须经营小买卖的农民来说，动辄就会超过。

因此，乱打乱划富农，成为中共土改运动中的一种难以克服的顽症。

1947年前后，在中共解放区内展开的土改运动，不少地方把农村人口的四分之一统统划成了地主富农，然后仿照苏联当年的办法，剥夺财产，扫地出门，并且为分浮财、挖底财而乱斗、乱押、乱打、乱杀，致使在短短几个月里，就死了25万人之多。[85]

1947年土改乱划成份所导致的严重错误，促使中共中央在1948年初不能不迅速设法提高划富农的标准。

这就是，把富农家庭的“剥削”量标准，从15%提升到25%.

中共中央明确电告各中央局：“富农中农的界限定为剥削收入是否超过四分之一，这在计算上要增加一些麻烦……但比较合理。因自己劳动收入如达百分之七十五以上，还要认为是剥削阶级是太勉强了。”[86]

只是，由于何谓“剥削”依旧没有一个科学标准，因此“剥削”量提高到25%，各级党委和基层仍旧无从准确掌握。

对此，毛泽东也别无良策。

他在1949年初提出的办法是：对于地主、富农、中农、贫农各占人口多少，各有多少土地，定出一个比例数字，告诉土改的干部严格掌握。比如划为地主、富农成份者不得超过农村人口的8%，把地主富农的数量控制在这个比例数之内，他相信这样至少可减少发生扩大化的情况。[87]

基于建国之初统战政策的考量，毛泽东在1950年3月根据斯大林的提议，进一步提出了中立富农的策略。[88]

但是，这一意见却没有得到多数中共干部的赞同。从刘少奇到各中央局，都有不同的看法。

中共中南局书记邓子恢明确讲：江南各省并无土地集中的情况，许多地方地富连同公尝土地[89]加在一起，还不到50%，不少地方地富土地只占30%左右。如果不动富农土地，则贫雇农所得无几，土改将失去意义，农民发动不起来。而且富农见地主和公尝土地都分了，也不会相信共产党会不动他的地。结果势必两头不讨好，政治上将陷于不利。[90]

考虑到种种情况，毛泽东只好做出了让步。

在中共中央1950年6月公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里，可以清楚地看出两种不同意见的妥协折衷的结果。其中规定：“保护富农所有自耕和雇人耕种的土地及其他财产，不得侵犯。”

但对主要不是靠雇工经营，而是靠出租土地获利的所谓“半地主式富农”的出租土地部分，应予没收；对一般富农出租土地部分，同意“在某些特殊地区，经省以上人民政府的批准，得征收其出租土地的一部或全部。”[91]

从《土地改革法》和1950年8月颁布的《政务院关于划分农村阶级成份的决定》中均可看出，中共中央非常清楚中国存在着许多很特殊的情况。

比如，决定中对那些自己劳动的小地主，就刻意使用了“半地主式富农”的概念，把他们归入到了富农一类，剥夺政策上略有区别，[92]就说明了它对这类问题的确用心良苦。

但只要把地主、富农与剥削阶级划上等号，就势必会造成多数干部和农民群众对具有这种身份的农户的敌对情绪，和必欲剥夺其财产、管制其人身的强烈冲动。

何况地主占有土地又极其有限，对富农的剥夺实际上已经成了满足贫苦农民获取财富��望几乎是唯一的一种补充手段，在这种情况下，富农“剥削”与否，以及“剥削”多少当罚，多少不当罚，在许多共产党人的眼里，根本就不是什么重要问题。[93]

既然中共中央在土改中最重视的，是如何才能发动群众，与地主富农撕破脸，在这种情况下，任何策略性地保护富农暂时不受严重冲击的设想或规定，也就注定了只会成为一种可有可无的东西。

4. 成份问题的困扰

在中国，被划成富农，遭受到和小地主一样命运的富裕农民有多少？

据王传骥估计，中共建国前后富农应占农村人口的5%，即有2000多万人。[94]

据郭德宏估计，富农应占农村户数和人口的5.67%，也就是应当超过2500万人。[95]

加上前面按5%的农村人口计算的2250万地主分子，这两部分人口的数量，就达到了4500万上下，几乎接近于全国1949年农村人口的十分之一了。

这显然大大高于中共中央1947年关于地富人口3600万的估计，但与中共中央关于地主富农占农村人口十分之一的估计，则相当接近。[96]

在中国明显的小农经济和小土地占有制的情况下，要把农村人口的10%划为阶级敌人，它所带来的问题是显而易见的。

除了树敌太多，会造成自身严重的不安全感以外，一个最大的问题就是大多数农户都是小土地占有者，都难免会有这样或那样的所谓“剥削”行为，因而划起阶级来势必会难于区分，导致极大的主观随意性，造成土改运动中更大范围的伤害。

从各地基层土改的报告当中，足以看出，这一问题的发生确��具有普遍性和严重性。

中共中央当然了解中国小土地所有者过多，划分阶级太难这一特点。

但是，“划分阶级实际是划分权力”，[97]基于其阶级斗争的理念和重建农村权力结构的需要，它亦别无选择。

中共中央这时唯一的办法就是，各种名头弄得尽量准确一点，再多搞一些政策性的区别。

考虑到地主有主要靠出租土地、主要靠雇工经营和主要靠经营工商运输等等区别；富农有雇工经营、出租土地、租佃土地以及新和老等区别；出租土地者有土地多少和家庭劳力多寡有无等区别；农户中有主要靠务农和主要靠出借房屋、耕畜、金钱等区别；划分地主与富农有区分主要劳动与附带劳动等区别；划分富农与中农有何者算剥削、何者不算剥削，剥削多少算是富农，多少算是中农等区别……，为尽可能减少划阶级的主观随意性，它针对中国农村的这种极为复杂的情况，制定出了各种多少有些区别的名头，如封建地主、经营地主、二地主、工商地主、破产地主、半地主式富农、佃富农、旧式富农、新式富农、小土地出租者、高利贷者等等。

但是，

第一，所有这些不同成份者的区分，在中国众多小土地所有者中间多半只能从个别量上精细把握，如同计算一农户有劳动无劳动，只能看家中有无人参加农业劳动且在一年里干够4个月否，到4个月即算富农，不到4个月只差几天即算地主；一年全家收入中雇工等非自己劳动收入超过25%即算富农，只有24.5%就可以划入中农之类，此种分寸把握之难，可想而知。

结果，许多地主、富农的划定，主要依据的其实不是这种份量上的精细计算 —— 因为这种精细计算几乎是做不到的，而是人缘。即多半要看被定成份者在村里的人缘如何。[98]

第二，头衔不同，政策待遇上虽有些微差别，但在干部和贫苦农民的眼里，照样会被视为不劳而获的剥削者，其实际的命运并不会两样。

更何况，通常情况下，贫苦农户“在划成份时，对有好房子好地的户，总想提高一级，要划成地富，否则就要失望。”特别是不少文化程度不高的干部嫌麻烦，主张“有剥削就该斗”，“村里谁日子好过，谁就是地主，斗就斗了，对农民有好处。”[99]

在定成份的问题上，虽然土改工作程序上有相当具体的规定，尤其是强调群众参与，自报公议，三榜定案和允许不服者申诉。但实际上，如此复杂的划分办法，基本上还是要靠土改干部起作用。而实际上，即使是有些文化的土改干部，在划阶级的问题上也很难做到准确把握。

下面几例足以说明这种情况。

北京市政府检查，郊区土改中因为基层土改干部机械地以有无劳动和主要劳动必须是生产粮食的农业劳动为计算标准，结果导致大批村子把从事园艺生产的中农逼成了富农或地主，把很多富农划成了地主，并把不少居住在城区而在郊区有土地出租的非农业人口，也划成了地主。[100]

河北省委检查，新区土改几乎各村都有划错成份情况，有些还相当严重，“究其原因不少地方是村干存有左倾情绪，而故意提高成份。但更重要的原因则是村、区干部，甚至县干部对划阶级不熟悉所致。”香河县“大田村高洪山剥削量只占总收入的23.2%，亦宣布为富农，杨厂村孙殿元六口人六十二亩地，有一人参加主要劳动，雇半个活，忙时令其外甥帮忙，给划成地主。其本人不同意，工作组的同志强令其按手印。西王各庄刘凤祥是个瞎子，被划成地主后不同意，向工作组询问时竟被捆起来送区扣押。”[101]

四川铜梁重点东廓乡，因为土改干部“讨厌保甲长”，就将该乡10.6%的农户划为地主，按江津地委审查结果，其中34%，即107户均被错划。原因就是当地许多中农，甚至贫农当过保长、保代表之类，为旧政权服务过，有变相强制村民无偿劳动的情况。[102]广元大石乡第七保两农户即是如此。其中一农户5口人，有田地10.3亩，既无出租土地，也无雇工和放贷行为，只是因为当过几年保长和保代表，常有因为自己公差多而让村民帮工的事情发生，土改干部即把他们划为富农。[103]

陕西咸阳分区某县上报的划成份材料中显示，不少县一级领导人根本弄不清上面所定地主、富农或小土地出租者之间的区别和标准是怎么回事。对一名叫赵立杰的农户，县领导人甲批：“按小土地者，征收超过者”，又注：“应查他是否劳动者，若有是小土地出租者，若无是地主。”乙批：“若生活好可订半地主式的富农，若生活不好可订富农。”丙批：“破产地主，分时可照顾”。丁批：“材料不明”，但又将此四字勾了，又批“定为富农”。戊批：“定为地主”。[104]

由上不难看出，即使是有些文化的土改干部，在划阶级的问题上也很难做到准确把握。

因此，从中共中央的角度，真正能够控制在农村划定剥削阶级成分时不致严重扩大化的最重要的领导技术，其实并不在把握剥削形式和剥削量等等具体标准，而在严格控制8－10%的量化规定。

各上级主管部门严格要求下级部门照比例办事，比例少了，就是右倾，必须补划；比例超了，就是“左”倾，必须纠偏。

不少地主富农的帽子其实是由当地的比例数，而非由剥削不剥削或剥削量多或少来决定的。

被定为地主、富农或其他什么有“剥削”的成份，对土改期间的农户实在是命运攸关的大事情。

因为，一旦被视为地主，即使是这个时候还属于被保护之列的富农，哪怕只是被认为有“剥削”，或有劣迹，在减租退押反霸清匪，特别是土改、镇反运动期间，都可能遭遇难以想象的灾难性后果。

而最一般的遭遇就是，“一切会议无权参加，一切问题无权发言，一切组织无权参加，一切权利无权享受”，包括平时言论、行动、居住、活动及写信，均无自由权，且对其财产，“农民有随时追查的权利，如发现其浮财、牲口、粮食、车辆等，立刻没收。”[105]

严格地说，自1947年土改中乱打乱杀的错误发生后，中共中央曾再三检讨并三令五申反对乱打乱斗，甚至连分浮财、挖地财这些可能导致乱打乱斗的作法，都有所限制。[106]

在这方面执行得最为得力的，是中共华北局。

在建国前后先后展开的华北新区土改运动当中，对此有过相当具体的规定和指示。[107]

但即便如此，由于中共中央最关心的并不是分配土地财产，而是发动农民群众，斗倒斗臭农村旧势力，以树立新政权的领导权威，因此，它非常清楚激发贫苦农民对旧势力的仇恨的极端必要性。

既然要鼓励这种“阶级仇恨”，就不能不允许农民有所表现和发泄。

所以它一面强调“不允许由工作团或政府自己组织打人与采用肉刑”，一面又不得不反复说明：“由于真正群众自发的突发的激情，对其所痛恨的压迫者予以殴打时，共产党员应当站在群众方面，拥护群众的义愤，绝对不可对群众泼冷水。”[108]

正是这种态度使得中共中央反对乱打乱杀的规定很难有效地贯彻执行。尽管中共华北局在反对乱打乱杀问题上态度相当坚决，也因中央有此指示而无法有效制约多数土改干部对这种限制性规定的不满。

他们通过各种方式强烈表示：对地主“不打不行”。不打，逼不出浮财；��动浮财，农民发动不起来。“不打不杀不发动群众，解决不了问题。”即使不能乱打，至少“有的地主不打不行”，而且只有“用这个办法发动群众快”。[109]

在这样一种情绪支配下，即使是在华北局直接指导下的新区土改中，乱打乱斗和剥夺富农的现象也还是屡禁不止。

如河北省顺义县1949年8月五区、十区7个村土改实验，4个村乱扣、乱打、乱斗。

有报告称：“干部进村，首先将地主、富农扣押起来，并封锁全村，不得自由出入与生产，然后强迫群众去斗，‘不斗则已，斗则扫地出门、净身出户。’”[110]

唐山专区芦龙县11月土改开始后也重复了过去乱打、乱扣、扫地出门和侵犯中农的种种作法，扣押农户达134人，14人被打，81个村450余户被查封财产，另“追浮财逼死二个妇女”，“造成社会人心恐慌”。[111]

魏县八区北台头、小仓口等六个村，将地主及旧式富农当年劳动所得的粮食，全部没收与征收。很多地方明知华北局有“不挖底财，不分浮财”的规定，却不仅照样没收地主的浮财，而且连旧式富农的浮财也一并没收。

临漳各区干部乱扣、乱打风气盛行，九区区长甚至亲自动手打人。对此种种违反政策的做法，邯郸地委曾严令禁止。结果，一些干部“不仅不觉悟，反而躺倒不干，要卷行李回家。”[112]

必须指出，华北新区土改是属于相当注意掌握政策界限的，斗争会虽多不胜数，声势浩大，打人、死人的情况总的却比较少，因而因恐惧、绝望而自杀者也很少。下面以保定专区新区土改县斗争扣押地富及自杀统计表为例，以见一斑。

（资料来源：据河北省档案馆藏档，855/1/13.另据3月河北省统计，保定专区打人数增至66人，扣人数为25人，另其他几个专区打人、死人的数字，亦与保定专区大体相近。）

中共中央有令，华北局有令，两级最高权力机关三令五申仍不能有效左右地方党政干部依令而行，足以见这种阶级划分的政策及其传统的习惯作法在中共干部中形成的思维惯性有多强。如果只是中央有令，中央局折扣执行，其情况出现某种失控，就不可避免了。

在这个问题上，中南局所属地区出现的偏差，最为明显。

有关中南局对土改的指导思想，我们通过前述中南局书记邓子恢给毛泽东的信，即可以看出其激进的倾向。

他们不仅在动不动富农问题上表现出很强的斗争性，而且还对华北局指导下的土改做法，委婉地，却分明是有所指地提出了批评。

邓子恢在信中写道：“平、津近郊土改，民主人士叫好，农村不乱是好的，但农民是否真正发动起来，也应检查。如果经过土改而农民没有发动，则土改成为形式，这不仅政治上不利，在将来生产上也有极大不利。”[113]

中南局的这种态度，当然会对其领导下的地区产生影响。

河南省是中南地区最早开始实践中南局土改主张的省份之一。

它从1950年春动手土改试点后，就接连上演了1947年暴力土改的某些情景。

新华社《内部参考》当时即有报道称：河南一些地方土改颇为极端，往往“采取四追：追亲戚、朋友、佃户、狗腿；五挖：挖夹墙、地洞、粪坑、竹园、稻垛的斗争方法。”

由于干部权力无边，因此常常为所欲为。对怀疑为地富者，动辄打骂斗争。仅一个多月，就打死、逼死人命30余条。

兰封县瓜营区在20天内即接连逼死7人。该区区长某日到村上开群众大会，有一中农在家装麦子被一区干部看到，怀疑是地主，在乘机偷偷隐藏麦子，遂将其拖到会场。区长当场打耳光，并挥枪威胁。七八个区干部见状动手乱打，有干部甚至用枪托乱捣，以致意外走火，当即打死了坐在台下的该村农会主任的母亲。

另考城城关区未营村佃户宋二尼一向表现积极，被人诬告是地主走狗，该区副区长不加调查就在群众大会上指名大骂。其子要求为父亲申辩，该副区长大发雷霆将其赶走，致使宋之子回家后即愤而自杀。[114]

不过，在1950年10月之前，这样过火的情况严格说来还是个别的。

5.“斗争土改”的冲击

1950年6月朝鲜战争的爆发，特别是10月间志愿军入朝作战，对中国政治产生了巨大的冲击。

正如陶铸后来所说：如果说中共中央过去主张土改要温和一点，那是因为战争没有了，搞得太激烈了社会震动太大，不利于统战。现在抗美援朝战争打响了，战争的震动那样大，我们正好可以着手解决国内镇反和土改的问题了。

而且，经验也证明，“必须以革命的手段解决农民土地问题”。[115]

10月中下旬以后，毛泽东开始放手在全国推动镇压反革命运动。

11月，毛泽东又��接着全力督促广东、广西、福建等省立即开展全面的土改斗争。

正是这一战争形势的到来，对南方等尚未开展土改和正在土改过程之中的省区，产生了重大影响。

中共华东局一向注意反对“左”倾偏向，这时也开始强调放手。[116]

结果原本受纪律束缚的江浙各地土改干部迅速开始出现乱捕、乱斗、乱打倾向。

据中央政策研究室报告：从12月初华东局宣布放手后，运动马上蓬勃展开，但仅仅半个多月，不少地方就“出现了乱抓乱打的过左现象。如苏南奉贤、浙江嘉兴等地都有一些被吊打罚跪的情形，或者把大批地主不必要的看管起来。”[117]

无锡一县遭跪、冻、打的有872人，青浦县龙固区几天里就打死了17人。

奉贤县5个区被斗的245人中，被打的218人，被迫下跪的75人，被棒打的35人，被吊打的13人，被捆绑的18人，被剥光衣服的80人，每人一般受多种体罚。

宜兴县强迫斗争对象跪碗底，把猫放入斗争对象衣服里面，剪掉妇女的头发和眉毛，常熟县还发生了割掉被斗妇女乳头的事情。

苏南各县（市）土改期间召开村或联合村斗争会16841次，乡以上斗争会13609次，斗争人数达28234人。一个苏南区土改期间仅斗争会上就打死了数十人，并造成了293人自杀。[118]

西北局因为有1947年的教训，再加上西北地区不少地方没有地主，因此一直也比较谨慎。

但这时也不能不开始要求干部放手，自然也出现了几乎相同的情况。

如平利县四区双河乡对地主、富农、中农以及工商业者40余户进行了全面清算和罚没，连茶缸都不放过。[119]

长安乡王曲区斗争地主、富农“打、跪、拔胡子、脱衣服已成习惯”。

渭南县九个区一个市的统计，因土改干部乱施刑罚、疲劳审讯逼供逼死了7个地主，15个普通农民和富农、小商、干部及小土地经营者各一人，造成上吊、跳井、自刎81人。[120]

镇安县分了富农的土地，竹林管区征收了半地主式富农的自耕地。

石泉县7个乡斗了43名旧保甲人员，并把他们和地主集中起来强制劳动。

南郑58个乡，平均半数地主成份者被打，自杀了96人。

安康县惩治了地主661人，管制了357人，自杀了82人，紫阳县一度将地主几乎全部管制起来。[121]

和华东、西北相比，中南局明显走得更远。

它一上来就明确提出：此前的土改试点地区普遍因为“防‘左’纠‘左’太多”而存在着“和平土改”的偏向，造成了严重的“夹生饭”现象。

因此，必须让干部了解，土改不是单纯分田和得到经济果实，土改的根本目的是要“使土改后的农村真正成为新民主主义人民民主专政的乡村。为此，不能束手束脚，”不要过早和过分地强调防‘左’“，不要让群众感觉规矩太多，对真正群众大动起来发生的过火行为，不应泼冷水。总之，要搞”斗争土改“，”放手发动群众，掀起一个大规模的农民反封建的革命运动“。[122]

中共中央这时对中南局的这一指示表示了赞赏，并马上转发给各中央局。

当然，对乱打、乱杀的后果依然心有余悸的刘少奇等，也注意到了中南局指示太过于偏重强调反右倾的倾向，因而特别提醒中南局：“应增加一些防止‘左’倾危险的指示”，指出扫地出门、乱打乱杀等错误不许再犯。

然而，这恰恰是中南局认为土改发动时不应去做的，因此它并未在这方面给予重视。[123]

由于公开强调要敢于放手，并尖锐地提出了反对“和平分田”的要求，中南各省党政部门层层贯彻，一些一直感到束手束脚的基层土改干部，尤其是军队和农民出身的土改干部，自然容易变得十分激进。

尽管，1950年6月28日中央政府颁布的《土地改革法》明令“保护富农所有自耕和雇人耕种的土地及其他财产，不得侵犯”，但不少地方的土改干部和贫苦农民全然不顾。

湖北潜江重点乡李家大台、紫月两村，共413户，工作队进驻后，硬是划了64户地主，69户富农，“地富合计占总户数32.2%”。他们还将所有所谓“地主”扫地出门，迫使这几十家农户（其中多户实为富农）全家外出讨饭求生。其他的“富农”（实为中农和贫农）亦多被剥夺，只是没有被逐出家门而已。[124]

汉川县土改工作团亦大张旗鼓地斗地主、打恶霸，全县土改、镇反先后杀了数百地富及反革命分子。其做法之简单激烈，导致了普遍的恐慌情绪，许多并无多少劣迹的地主富农，甚至一般农民纷纷自杀。十一区3个多月有37人自杀身亡，三区亦在同样时间里自杀了31人。其中且多为女性。[125]

中原各地陆续开始土改之际，四川省尚处在退押反霸斗争中，双流县1951年初两个月就枪毙了497人，141人（73男，68女）因恐惧被斗被逼而自杀。

郫县头两个多月枪毙了562人，也造成222人以自杀相抗。

不少地主甚至“舍命不舍财”，宁愿全家自杀也决不肯拱手交出财产。据双流县报告，该县自杀的141人当中，“舍命不舍财”的地主就有63人之多。[126]

随着土改开始，一些干部更习惯性地把上级号召的“政治上打垮”理解为一个“打”字，“因而在斗争中产生放任暗示和组织打人的情况”。

据报，“有的还带上打手，以捆、吊、打人代替政治上的打倒地主，阳奉阴违，报喜不报忧，在赔罚、镇反、划成份等各个环节上交待政策，分别对待不够。有的地方经领导上具体指出来的问题，亦未实际的去做，因而在各个环节上死了一些人，结果大多报为畏罪自杀。”[127]

营山县30%的村子发生了吊打和肉刑的情况，全县被划地主多达3760户，其中自杀了261人（总共自杀301人）。[128]

荣昌县七区4个乡，54个村，共划地主663户，3376人，区领导自土改开始，便放手组织乱打、乱吊。14村共划中小地主15户，就打死了15人，平均每家一个。

土改干部林成云在斗争大会上甚至用刀割断了被斗地主的脖子，众目睽睽下当场将地主杀死。

由于地主成为受辱和死亡的代名词，一些农户得知被划为地主后，竟绝望自尽。

有地主生恐被斗，硬被拉到斗争会场后，即用头当场撞柱而死。

仅这几个乡地主富农就自杀了96人（男39，女57），当场斗死16人（男9，女7）；斗争后几天里又病死、饿死了66人（男42，女24），加上关押致死的12人（男8，女4），总共死了190人（男98，女92）。[129]

广东东江惠阳县潼湖区欣乐乡土改伊始就乱打乱吊地主，不但打吊，而且乱挖底财，该区发明了20种吊打人的方法来逼底财。5月30日至6月5日6天中，就打死6人，逼死13人。

增城斗争地主中实行吊、打、绑、埋（埋至颈）、关5种办法，还动用火刑，强迫农民签名参加吊打，否则不分果实。[130]惠阳县因此自杀了199人。[131]

仅5－8月间，[132]北江地区就造成了614人自杀。[133]潮汕专区则造成了755人自杀。[134]兴梅专区仅5月20日至6月7日，就逼死了202人。[135]全省5－8月连打死带自杀，共死亡4000人左右。[136]

而全省1－8月份非正常残废的数字更加惊人。仅一个东江地区在1951年上半年土改开始的几个月时间里就斗争了5698人，其中地主成份者2567人，富农成份者1047人。镇压了其中的3642人，另有2690人因绝望和恐惧自行了断了生命。

但是，对于已经如此激烈的土改运动，中南局仍批评为“和平土改”，并经中共中央同意，派陶铸等来广东，撤换了“在农民问题上犯了右倾错误”[137]的华南分局领导人方方，并从各地补派了1000名土改干部。

新一轮土改从1952年春夏开始，几个月时间就造成了更大范围的伤害，大批过去多少受到保护的华侨被打成地主、富农，许多人被剥夺了财产。

惠阳潼湖区欣乐乡又捉地主100人，使用肉刑打、吊、焗烟、灌水，十村用木棍自胸碾至腹碾出大便。博罗有用小蛇、大蚂蚁装进地主裤裆，还有吊乳头、熏烟火、坐水牢、睡勒床、点天灯、假枪毙等刑讯方法。[138]

东莞290人自杀，230人是地主成份。[139]

仅恩平县在这一轮土改中因重划阶级就多划了地主1039户，按政策标准等于错划了将近三分之一。也因此错斗1173户，2179人；错捕了486户，553人；被吊打138户，278人；因错打、错捕、错斗、错管制，致死122户，236人；错戴帽子213户，401人，并导致830人自杀，其中地主达570人，富农108人，有的全家7口全部自杀。[140]

另据华南分局通报，从2月3日至3月6日一个月左右的时间里，因为残酷吊打，一度竟造成了805人自杀的惨剧，全区这段时间先后自杀了1165人。[141]

在这一阶段土改运动期间，广东全省农村不算被镇压的，光是自杀就死了17000人之多。[142]

类似的情况在各地档案中有太多的记载，仅此即不难看出，1950年，特别是抗美援朝战争以后开始的南方和西北地区的土改运动中，过度的暴力现象，和对富农的严重伤害，绝不是偶发的和个别的。

它们在许多地方存在着，并且在一些地方造成了极为恐怖的后果。

但是，即便如此，我们还是应当指出，和1947年的暴力土改风潮相比，它们还是局部性的，并且是与中共中央的三令五申相违背的。

即使是中南局，我们也可以找到它对这种乱打乱杀乱划成份和伤害富农等作法进行批评和纠正的相关文件。这也是中南各省土改过程中，这种过度暴力现象很不平衡，也还没有发展到普遍失控地步的原因所在。[143]

但是，在这里值得格外注意的是，针对地主富农的这种打击越多，中共基层党政部门所看到的来自地主富农分子的敌意、反抗和报复也就越加明显和激烈。

这种情况反过来也就越发促使中共多数地方领导人高度警觉，绝不相信地富丧失了财产和地位，就应该给其以一般人一样的待遇。

在这方面，习惯于从理论和策略高度考虑问题的中共中央态度固然有所不同，但上述所举中共中南局在富农问题以及在反对“和平土改”问题上坚持己见，促使中共中央改变政策的例子，可以说明，中共地方实际工作部门的意见是足以改变中共中央的看法的。

下面这个例子正好可以进一步说明各中央局对中央政策的这种影响作用。

1951年5月10日，中共中央鉴于各地土改走向尾声，开始从恢复经济和统战关系的角度考虑对多数已经接受了现状的地主适当采取羁糜政策，并据此发出了一个关于土改后安置地主就业的指示。

指示要求各级干部在土改完成的地区，劝说农民“主动地向那些表示服从的地主和缓一下”，“以便争取多数地主参加劳动，耕种自己所分得的土地，维持自己的生活。对于地主阶级中的知识分子或有其他技能，可能从事教书或其他职业者，应允许他们从事其他职业，或分配教书工作给他们。对于确实没有农业劳动力，而能作生意者，可以允许他们作生意。”要让他们了解，“他们的底财，可以允许他们挖出来，投资生产，不再没收。他们以后生产所得，不论多少，均不再没收。”只对于有劳动力，能从事农业劳动，又无其他职业者，应强制他们劳动，不允许他们游手好闲以讨饭为生。对于那些继续顽抗的地主，除应继续斗争外，“亦可把他们编成劳役队强迫他们劳动。”[144]

这一指示没有得到各地的拥护和响应。

相反，各中央局对向地主表示缓和的作法多不赞成。

他们深信遭到土改严酷打击的地主分子，绝不会安分守己，多半都会怀恨破坏或反攻倒算。

华东局因此提出了一个与上面的指示完全不同的管制和改造地主的文件。

内称：“在土地分配已经完成地区，为了防止地主反攻复辟、窃取农民的斗争果实，继续压迫农民，必须对他们提高警惕，并严格地进行管制，不能稍有麻痹懈怠。”“在对地主管制期间，应强迫他们参加劳动和经常对他们进行政治教育同时并进。乡人民政府和乡农民协会，应近期按期召集地主训话，检查其劳动改造及遵行管制规定的情形。”只有“对确实长期安分守法积极劳动并较一般地主表现为好的个别地主”，可以“酌情缩短其管制期限”。[145]

对于华东局的这一文件，中共中央亦不能不表示赞同，并转发各地参考执行。

它只是表示，“在实际执行上为免于疲劳群众和流于形式主义”，最好将“较一般地主表现为好的个别地主”一句，改为“表现较好的地主分子”，在同条末尾“得酌情缩短其管制期限”一句后加“或免予管制”几个字。

它说明，它之所以主张对地主要略给些希望，只是为了“更策略些”而已。[146]

然而，来自地方上的这种报告看多了，毛泽东、刘少奇等人的看法也很快就变过来了。

只过了将近一年半，中共中央就根本改变了在这一问题上的看法。

它并且开始修正原定地主劳动满5年、富农不剥削满3年就可以给他们公民权的决定，[147]强调对地富恢复公民权利问题，“根据各地区不少地富的破坏活动及抗拒政府法令的行为看，目前似不宜做统一的明文规定”，只可个别试点。[148]

毛泽东后来甚至根本反对轻易给地富分子“摘帽子”。

他表示说：“过去规定摘地主帽子一般是三、五年，现在看来，恐怕要到三十到五十年。”刘少奇解释说：因为苏联过去是把地富都驱逐了，而我们没有这样做，还和地富在一起，因此如果界线划不清会很危险。[149]

6.“一刀切”政策的利弊

由上述情况可以清楚地注意到建国后中共土改对地主（实际上也包括对富农）简单一刀切的做法。

显然，这一政策并不纯粹来自于意识形态，它在很大程度上也是与中共的现实考虑相关联的。

中共早期的农村政策，只把矛头对准土豪劣绅和大地主阶级，并不主张反对小地主。

大家都清楚“小地主生活亦苦”，也受帝国主义、军阀和大地主的压迫，故相信从统一战线的角度应当联合小地主，共同反对土豪劣绅和大地主阶级。[150]

直到1927年明确提出土地革命的方针，宣布“无代价地没收地主租与农民的土地”时，仍公开承诺“属于小地主的土地不没收”。[151]

改变对小地主的这一政策，开始于1927年大革命失败之后，因为要发动农民开展土地革命，必须给农民以好处，而中国南方许多地方没有大地主，只能拿小地主开刀，因此再不提区别大小地主的事情了。[152]

抗战期间，中共因为放弃了土地革命的政策，改行减租减息和“三三制”，有了许多开明士绅的统战对象。

因此，当1946年中共中央不能不再行土改之初，自然又一次突出强调起区别的问题。

在《五四指示》中，它就明确提出了“对待中小地主的态度应与对待大地主、豪绅、恶霸的态度有所区别”的具体办法。[153]

1947年2月1日，毛泽东也重申了这一政策，要求“对于一般的富农和中小地主，在土地改革中和土地改革后，应有适当的出于群众愿意的照顾”。[154]

但这一政策因无法满足众多无地少地农民的愿望和需要，在1947年4月之后实际上被负责土改工作的刘少奇放弃了。

自此，从1947年10月颁布的《中国土地法大纲》，到1950年6月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都不再有区别的提法和政策。[155]

对于大中小地主应否在土改政策上加以区别的问题，郭德宏曾有过专门的讨论。

他的观点是：大地主一般占田多，且与官府、军队勾结，强取豪夺，民愤较大。中地主没有这样大的势力，“小地主往往只占田几十亩，生活比农民稍为富裕，一般作恶也不多。”因此，在土地改革中先不没收小地主的土地，对集中力量打击大地主，“是有利的”。[156]

但读毛泽东的《寻乌调查》，可以发现郭上述论点的前提似不够严整。

毛泽东在调查笔记中这样写道：“（寻乌）大地主人数很少，在全县不显特别作用。中地主是全县权力的中心。他们的子弟许多是进中学校的，县政权如财政局、教育局、保卫团等也是他们抓到的多，特别是祠堂蒸尝费用，几乎全部在他们掌握之中，小地主及富农是很难过问的。”[157]

作为外国留学生的日本人秋山良照，当年随中国的土改工作队亲身参加了广东地区的土改工作，其印象中广东一些地方的地主，也有类似的情况。在村地主中的实权派往往并不很大，但是十分蛮横霸道，和地方军政都有勾结。用他的话来说，“很像以前日本恶霸头子”，常常无恶不作。[158]

与此相反，一些大地主，因为身为军阀或属社会名流，长年住在城里，与佃户往往不直接发生关系，其对农民的直接压榨反而���少得多，民愤也小得多。[159]

上海一农民就回忆：“当时租种的土地是一个地主家的，这个地主家在大团，很有钱，所以收取的地租较少。每年每亩收棉花50斤，谷子90斤。地少的、没开店的地主则要收75斤棉或135斤谷。交完地租后就没有什么负担了。”[160]

还有一些大地主，确有直接欺压农民的种种事实，但因为历史上对中共帮助较大，其乡间的罪恶反成其次了。如陕西的李虎丞等即是。[161]

值得注意的是郭德宏所强调的小地主多数不富裕，这一点过去从来不讲，却是一个很重要的事实。

亲历过土改教育和斗争的黑龙江珠河县元宝村的贫苦农民，对村里地主的印象是：“韩老六，做过维持会会长，屋里没啥玩意儿，住得比他好的，那有的是。”“他那小房，那叫啥，搁现在还不如咱各家盖的小仓房呢！小草房，也就三间，就是有两洋窗户”。“老婆是个教学的，教音乐……她会做缝纫，放学回家没啥事儿，就蹬机器，噔噔的。给小学做个操衣啥的，穷不喽嗖的，挣两个钱，也维持不着啥生活。”“实际上他也只是个经营地主，土地不是他的。他是经营……珠河县地主的地，帮着收租，帮着往外租，从中间得好处……和书上写的不一样*.”

其他像地主“李兴广、贾明其、刘锅子，就这些人家，家里养活大车，还有马，一大家子，都舍不得吃舍不得穿的，过年一口年猪都不杀啊，就为攒几个钱啊，……攒俩钱就买点儿地，攒两钱就买点儿地，都是这样的地主。”“那时的地主，一清早撅着棉裤撅着棉袄，腰里头扎个绳子，一弯腰冬天都露出腰来，露肉，他也没有什么衬衣。全都是拼补家增，一块豆腐切两半吃两顿。那时一块豆腐就一分钱。”

他们的看法是：那时的“地主啊，富农啊，比一般人能宽裕一点。至于说好得很，比一般人非常富裕，我所看到的不是那样。”“其实那时的所谓大户人家，他和现在的贫困人家距离都挺大，不能比，���不如现在这个生活不富裕的人。他不如。他也得去劳动，他吃的也都是一般粗粮。”[162]

类似的调查资料也不少。

如前引日本人在昌平县小汤山五里外的阿苏卫村所做的调查，即使是村里有田60亩的最富的地主（兼自耕），全年也只能靠吃高粱、玉米等粗粮度日，他家与其他农户在吃饭问题上的最大区别，就是逢年过节多少还能吃上一点白面，约占全家年消耗粮食总量的8%左右。

在衣着上他们也与一般农户的差别不大。夏天都赤膊以尽量节省布料，冬天鞋帽极少花钱上市场去买，多靠边角布料自己缝制。被服通常要穿上三四年才会更新，因布料质量较次，故往往一两年后就会破损，也都是补了又补坚持穿用。[163]

比阿苏卫村多一倍农户的密云县小营村，情况差异较大。

全村因出租土地或雇工耕种而可以称为地主者不下35户，其中5户占地100亩以上300亩以下，14户占地50亩以上100亩以下，16户占地6亩以上40亩以下。但占地最多者，也是家庭人数最多者。如占地300亩的王鸿逵，全家20口人，人均占地不过15亩。该村人均占地最多的一户，达到45亩。

但无论占地多少，能够区别贫富者，主要在住房。个别人均占地多的地主家庭，不仅有瓦房住，而且院内有自家的水井。

但即使这样的家庭，在衣食方面也与其他农户无甚差别。即一年四季以小米、玉米、高粱和甘薯为主食，夏季一日三餐，冬季一日两餐，极少能够吃上米面和肉类。被服亦同样粗布缝制，女人从不使用脂粉。[164]

杨懋春笔下的山东黄岛辛安台头村的富裕农户，除了招待客人和春节会稍精致些以外，平时的饮食与一般农户并没有显著的不同。

特别是在农忙时，还一定要提供给雇工较好的伙食。[165]

河北望都县志记载：农民“中上之户，饭皆粗粝，中下之户则皆搀粮和菜为食。”[166]至于食物衣物方面的消费，数量和质量也相差不多。

侯建新的统计，河北地富人家每人每年平均消费棉布8－20尺，贫农则为10－12尺。地主平均每人有被子2条，富农平均每人1.5条，，中农平均每人2条，贫农平均每人0.9条。[167]

建国初四川省遂溪县附西乡有过类似的经济调查。

据报，在农民眼里，多数地主和一般农户的主要差别体现在吃上。

在农民看来，一年四季80%的时间能吃上大米，就是地主的生活；60%的时间能吃上大米，就是富农的生活；中农一年有一半时间能吃上大米。贫农一年大约有四分之一的时间能吃上大米。而当地小地主居多，如第八村地主5户，生活状况与富农差不多。[168]

西康省土改委员会调查组建国初也曾对汉源县第一区击谷乡堰坪村做过经济调查，其中具体调查了各阶层的收入情况。

从占地比例数看各阶层差距很大。

如该村地主10户，53人，人均占有土地是本村中农的4.3倍，是贫农的11.7倍。但其每年人均实际收入约5.9石谷，只相当于本村中农年人均收入的1倍，是本村贫农年人均收入的将近3.5倍。

而中农和贫农的实际消费状况又���何呢？

可详见下表：

 （注：本表引自《汉源县第一区击谷乡堰坪村关于土地改革前后土地占有情况与生活情况变化暨生产调查报告》，1951年9月29日，四川省档案馆藏档，建康/1/587/50.）

由上表可知，一个中农一年的生活费，就是每天1.6斤黄米的口粮，每月将近半斤肉，一年能有两身土布新单衣。

这也就是说，该村人均占有土地11.7倍于贫农的地主，年收入一倍于中农的，也就是这些东西。

而因为小地主通常都要供养子女上学，再加上因土地面积多再多些农具、耕畜的花费，何况这些人家往往都还想着要攒钱买地，故一个5口之家的地主即使只想保持相当于中农的生活水平，想来也确实不易。[169]

正如费孝通所说：“有限的土地生产力和农民已经很低的生活水准是经不起地主阶层们的挥霍的。把中国一般中小地主描写成养尊处优、穷奢极侈的人物，我觉得是不太切当的。‘一粥一饭’式的家训即使不能算是实况的描写，地主阶层平均所占的土地面积也可以告诉我们，他们所能维持的也不能太过于小康的水准。”[170]

关于中国的小地主多半“舍不得吃舍不得穿……就为攒几钱……买点儿地”的情况，在今天已经不是什么奇谈怪论了。

唐致卿的研究除了介绍到一些地富的财产是下力干活，“是自己治（置）的，是力农致富”外，[171]还依据山东惠民县成氏、沾化县许氏、高苑县和家店张氏世代购地的契约文书等各种原始资料，很清楚地说明了众多小地主或富农日积月累攒钱购地的经过：

成氏自嘉庆十三年（1808年）到民国三十年（1941年）前后133年间，历5代，分21次购得22块地，总共81.66亩。最大的一块8.07亩，最小的一块仅0.16亩。平均每年购地仅0.614亩弱。

许氏自光绪三年（1877年）至民国三十一年（1942年）65年间，经三代，分8次买进8块土地，最大的一块6.3亩，最小的一块仅3分多地，总共买进15.1875亩，平均每年买0.234亩。

张氏则从乾隆八年（1743年）至民国三十六年（1947年）204年间，历5代分26次买进26块地，最大的一块8.3亩，最小的只有不到2分半地，总共买进80.229亩，平均每年购进0.3932亩。[172]

因为无权无势，纯粹靠力农致富，因此不少小地主和富农具有较强的经营能力或生产能力。

这造成这些小地主或富农与佃户或雇工的关系会呈现出两极的情况，很难一概而论，说小地主一定作恶多，作恶少。

有些农户的印象，地主越小就越苛刻越扣门儿，像天不亮就用各种声音闹觉，赶着雇工出工；下了工回来还要被要求挑水、铡草、填栏、喂牲口之类的地主富农，并不少见。[173]

但雇主待雇工“亲如家人”，“平时主雇同坐共食，并无主仆名分”，“男人同伙计吃小米干粮，家中女人吃粗粮”，“掌柜和伙计都一块劳动，凑在一起谈天说地”的情况，同族接济，富也富不到哪儿去，穷也穷不到哪儿去的情况，也同样不少。[174]

不过，更值得注意的，也是郭德宏没有提到的很重要的一点，其实是中国小地主所具有的革命性问题。

换言之，中国的小地主（包括许多富农）因为多半力农致富，又有些文化，容易接受新思想，对来自军阀官僚政治和帝国主义的压迫相当敏感，因而往往会同情革命，甚至参加革命。

自己革命成功，转而把同样可能革命，甚至是已经投身革命的众多小地主一棍子打死，在这一点上，很难认为是适当的作法。

有关小地主革命性的问题，毛泽东有过相当深入的调查和说明。

他在调查江西寻乌的情况时，就发现：因为小地主占着绝对大多数，政治上却受中地主阶层的统治，“在经济上受资本主义侵蚀和政府机关（大中地主的）压榨（派款）”，因而他们“接受新文化比哪一个阶级（都）要快要普及”，“他们革命的要求在初期革命运动中也表现得很迫切，革命的活动亦很猛进”。因此他们中的激进者不少都成了共产党。“如死去了的斗争领导者潘丽（共产党县委书记）、刘维炉（三二五暴动时革委会主席）、刘维锷（共产党区委委员）等，现在的斗争领导者古柏（共产党县委书记）、钟锡漻（红军营长）、黄余贵（共产党区委书记）等等，以及没有参加合作社后头参加革命的，如梅汝黄（红军大队政治委员）等，都是这个阶层里头的人。”[175]

实际上，早期的中共党组织，包括苏维埃革命时期的中共党政军组织当中，出身或成份是地主、富农者投身革命的人相当多。

陈耀煌对鄂豫皖中共组织及苏区的研究，对此已有说明。[176]

另以赣西南根据地为例，瑞金早期的党员曾经“百分之八十是地主富农”，“上犹党员八十多人，地主富农占三十多人”。[177]

因而1930年反富农斗争开始后，被“开除的地主富农有一千余人”。[178]

大批开除一年后，党员干部当中仍有数十名地主和富农成份者。[179]

也正是当年采取大批开除地主富农成份的党员出党的做法，促成了富田事变，造成了数以万计地方党员干部和红军指战员惨死的历史悲剧。

而事实上，正如戴向青所云，赣西南中共党组织和根据地，早期恰恰就是当地富有家庭的子弟利用他们在地方上的资源艰辛创立起来的，他们并非是不革命或反革命的。[180]

类似的情况也出现在1940年代后半期，因为痛恨国民党的腐败统治，在国民党统治区内许多官僚、将领和地主、富农家庭出身，包括不少将领和较富有的地方人士，投身到中共组织的地下活动，乃至于武装斗争之中，帮助中共夺取和接管南方各省市，起了相当重要的作用。

这样的例子更是举不胜举了。

然而，因为建国后在阶级问题上采取了“一刀切”的政策，南方各省的地下党组织及其所领导的外围组织和武装部队，几乎统统因其阶级成份“严重不纯”，而长期受到怀疑。

不少人还因此被打成“地主恶霸集团”或其他名目的“反革命组织”，遭遇开除党籍、判刑入狱，甚至是被杀的命运。[181]

7. 结语

分析中国农村阶级问题的复杂性，和建国初土改背景下地富成份者遭遇厄运的原因，并不意味着我们是在苛责当年的共产党人。

我们有理由相信，同样出身于地主、富农的多数中共中央领导人，未必不清楚作为个人的地主、富农有大小、善恶等种种区别，未必不了解中国的地主、富农很多也是苦出身。

对此，只要读过毛泽东和刘少奇等对自己父母发家史的回忆，就可以清楚地看出他们对此的同情与理解。[182]

他们这个时候之所以会用“一刀切”的办法来妖魔化所有地主和富农成份的人，显然不是因为他们缺少知识，而是因为一种现实的政治需要，即他们相信自己的阶级斗争的理论和内外阶级斗争的经验，他们也确实利用这样的理论和经验，彻底改造了中国的农村社会，实现了国民党始终无法达成的目标，建立起了一个巩固的大一统的政权与国家。

而随着时光的流逝，当现实的需要发生了改变，共产党人自身的认识也终究还会渐回本真。

不信，让我们来读几则共产党人在当今新环境下所写的地富发家史。

由官方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撰的《毛泽东传》这样写毛家的发家史，说毛的祖父是个老实厚道的庄稼人，家境窘迫。

毛的父亲因负债被迫外出当兵，长了见识，也攒了点儿钱，因而赎回了家里出卖的土地，苦心经营，逐渐成了当地的“财东”。

毛父亲的发家史，证明了“在旧中国，靠自身奋斗摆脱贫困的农民，大多克勤克俭，精明刚强。父亲的这种性格，自然对从小目睹这一切的毛泽东产生了影响。”[183]

同样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撰的《刘少奇传》这样写刘家的发家史：

其曾祖父刘在洲当家时，还很穷。“除了在十几里外的茅田滩有祖上留下的一些薄地外，他们在炭子冲的家产只有三间茅草房，靠租人家的田地耕种度日，生活相当艰难。但刘在洲勤劳能干，带领一家人起草贪黑，辛苦劳作，除了种植粮食外，还种些烟叶等经济作物，使家庭境况逐渐好转，开始在炭子冲置办田产。”

“刘在洲的儿子刘得云经过多年经营，又把在炭子冲的田产增加了六十亩，还把原来的三间茅屋扩建成七间新房。”

刘得云两个儿子分家时，各得了一半田产。

刘少奇父亲刘寿生“管理家政有条有理，他把在炭子冲的三十亩地留给自家耕种，而把离家较远的茅田滩上的三十亩地租给别人，自己又在附近租种了别人的十五亩地……农忙时节，还需要雇几个零工才能应付。”[184]

身为邓小平女儿的毛毛是这样写自己父亲家的发家史的，说其曾祖父早年“十分穷困，田无几分，地无几亩。好在他为人俭朴，十分勤劳，又会纺线织布，于是他就一天天地省吃俭用，不辞劳苦地积攒家业。”

到生下邓小平的父亲时，已积攒起十几亩地了。

等到邓小平父亲接手家业时，因为田产足够养活一家人，便不再种田，而雇佣个把长��种地，因此成了个“小地主”。[185]

中共著名经济学家薛暮桥也同样对身为小地主兼小商人的父亲充满了感情。

他写道，早年家只有几十亩地和一所三间四进的宅子，还开了一家烟店，父亲不仅“知书明理”，而且“为人和善、厚道”。支撑着一个有10个子女的大家庭，生活十分困难，却还利用家中大厅创办女塾，弄得负债累累，经济难以维持，最终完全是因为被人逼债悬梁自尽的。[186]

我们这里特别应当介绍的是张秀山对地主父亲的回忆。

张在1947年土改期间，是东北松江省委书记，他所领导的土改，曾对当地的地主富农造成了极为严重的打击。

这是因为他当年公开主张：斗争地主不要受任何条文限制，打击得越激烈就越人道。[187]

然而，到了晚年，在回忆自己父亲的发家史时，他显然再不认为地主都是应该打杀的恶人了。

他写道，他父亲原本贫穷，12岁时还在给富人家揽工、放羊，连糠窝窝也不够吃。但因为好学，粗通文字，又吃苦能干，庄稼种得好，家境就逐渐好起来了。

又赶上光绪末年陕北大旱，许多人外出逃荒，有一家人交不起田赋，被迫出让河滩地，转让给了他父亲家，他父亲一家把石滩地改造成了水浇地，因而很快发了财，建起了六孔石窑，并置办下几百亩地，雇了一两个长工，还出租了一部分土地，“这样就成了小地主”。

据他说：“那时买地，一亩好地也就一块银圆，不好的地只值几毛钱。”

因此，父亲省吃俭用，常常跑几里路进城去忙活一天连花个铜板买个烧饼都舍不得，而是“有了钱就买地”。不仅如此，他父亲还十分同情革命，给了他很大帮助。[188]

用不着举更多的例证了。

通过前面的分析，和今天共产党人对地主富农发家史的描写，中国传统农村小农经济和小土地占有制的诸多特点当可一目了然。

我们由此也不难理解，孙中山早年为什么始终坚持这样一种观点，即“中国人通通是贫，并没有大富，只有大贫小贫的分别。”中国发展到今天，依旧是“小地主时代，大多数地方还是相安无事，没有人和地主为难。”[189]

显而易见，孙中山的这一看法与他较多生活和活动在地权更为分散的东南沿海省份，较多接触了解南方人和南方农村情况的经历有一定的关系。

但同时，它也在相当程度上反映出了中国近代农村的某种现实。

这也是为什么，虽然国民党没有能力依照孙中山的办法，在大陆解决农民问题，以致失去了其立足之基，它却得已在台湾这样一个小岛上通过“和平”（其实也是强制性的）土改的办法实践了孙中山的主张，并因此取得了相当的成功。

注释：

[1] 有关地主一词近代意义衍生的考据，可参见李博著，赵倩等译：《汉语中的马克思主义术语的起源与作用》，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第213－216页。有关这一概念的象征性意义的讨论，可参见张小军：《阳村土改中的阶级划分与象征资料》，《中国乡村研究》第二辑，北京，商务出版社，2003年，第108－111页。

[2] 萨缪尔森著：《经济学》（下），北京，中国展望出版社，1994年，第975页。另，有关“剥削”概念的现代含义，如地租���利息、利润乃至资本等等，是否可以简单地与“剥削”相提并论，包括价值与（体力）劳动、资本、地租、管理等等的关系，当今有很多不同看法，本文这里暂不做讨论。

[3] 黑龙江省尚志市元宝村党支部书记语：元宝村实行了土地承包责任制，当年那地主富农的后代，将同村人的土地或租或买，又将土地重新集中起来，形成了产粮大户。现在这些户干得最好，这些是最大的户。看来还是原先他们这些成份不好的人，干得是最好。剩下一般的户，比如中农啊，也有贫下中农，可是比较少。他们的思想啊，可能是被什么本分啊什么的这些约束住，都不如这些户。蒋樾、段锦川执导的纪录片：《暴风骤雨》（未公影）。

[4] 在中苏关系好的10年里，即1949－1959年，中国工农业生产总值年增长率平均达到22%以上，中国的基础工业也基本上都是在这个时期建立起来的。中苏关系破裂后，从1960－1976年，中国工农业生产总值年增长率平均只有大约6.2%.

[5]“相信土地已经高度集中”，即所谓占农村人口不到10%的地主富农占据着农村70－80%的土地。参见《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1947年12月25日，《毛泽东农村调查文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104页；《毛泽东选集》（合订本），北京，人民出版社，1964年，第1250页；。刘少奇：《关于土地改革的报告》，1950年6月14日，《刘少奇选集》（下），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32页。

[6] 见郭德宏：《中国近现代农民土地问题研究》，青岛，青岛出版社，1993年，第7，42页。

[7] 郭德宏前引书，第45－47页。

[8] 郭德宏前引书，第42页。

[9] 高王凌：《租佃关系新论——地主、农民和地租》，上海，上海书店，2005年，第9页。

[10] 高王凌前引书，第4－6章。

[11] 杜润生：《杜润生自述：中国农村体制变革重大决策纪实》，北京，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18，22页。

[12] 唐致卿：：《近代山东农村社会经济研究》，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348，614页。

[13] 唐致卿前引书，第253－256页。

[14] 陶直夫：《中国现阶段的土地问题》，转见《钱俊瑞选集》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225页。

[15] 参见章有义编：《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二辑（1912－1927），北京，三联书店，1957年，第13－18页。

[16] 参见朱玉湘：《试论近代中国的土地占有关系及其特点》，《文史哲》1997年第2期。

[17] 中国农业部编：《建国三十年全国农业统计资料》，1984年，第14页。

[18]《土地委员会关于全国土地分配状况的调查报告》，1937年1月，《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第一编（财政经济。七），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4年，第1－4页。

[19] 毛泽东：《寻乌调查》，1930年5月，《毛泽东农村调查文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127页。

[20] 赵冈：《中国传统农村的地权分配》，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2005年，第147－165页。

[21] 史志宏利用的调查资料还具体考察了地主所占土地质量的情况，否定了地主所占土地远比一般农户好的说法。见史志宏：《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华北平原农村土地分配及变化——以河北清苑县四村为例》，《中国经济史研究》，2002年第3期。

[22] 黄道炫：《1920－1940年代中国东南地区的土地占有》，《历史研究》2005年第1期。

[23] 满铁北支经济调查所：《彰德縣城附近に於る群小不在地主に就て》，昭和十五年一月，第1－37页。

[24] 日本天津驻屯军司令部冀东地区农村实态调查班：《冀東地区二十五箇村農村實態調查報告》（上），昭和十一年，第8－9页。有关这样的例子，在章有义的书中也有记载。见章有义前引书，第306－308页。

[25] 参见吕平登：《四川农村经济》，上海，商务印书馆，1936年，第184－185页。

[26]《驻蓉地主统计》，1950年，见四川省档案馆藏档，74/1/1/2-8；121/2/15/1-157.

[27]《大中小地主人数比例表》，1951年12月18日，四川省档案馆藏档，建东/1/39/56.

[28]《四川省达县罗江乡二、四村各阶级经济变化情况调查》，中共西南局农村工作部编：《西南区农村经济变化典型调查》，1954年8月，四川省档案馆藏档，资料/F3/37/33.

[29]《南中兴乡廿亩田以下地主名单》；《南中兴乡廿亩田以上地主材料》，四川省档案馆藏档，建北/1/431/16-32.

[30]《温江土地占有情况》，四川省档案馆藏档，建西/1/1484/2.

[31] 中共西康区党委研究室：《雅安大兴乡调查工作总结报告》，1950年7月18日，四川省档案馆藏档，建康/1/514/46.

[32] 中共川西区委：《灌县土改调查报告》，四川省档案馆藏档，建西/1/1482/113；《灌县第二区及新民五乡各阶层土地占有情况统计表》，1951年6月27日，四川省档案馆藏档，建西/1/1482/102.

[33]《蓬溪县附西乡八村各阶层经济情况调查表》，1951年8月，四川省档案馆藏档，建北/1/217/81.注：该表中有的乡算上了外籍地主的土地，如此地主占地要达到人均40－50亩，但此种算法因未考虑到外籍地主及其家庭的人数故这里未计入。

[34] 乐山专区公署：《乐山专区农村经济情况》，1952年11月，四川省档案馆藏档，建南/1/334/57-63；中共南部县委会：《南部县三合乡黄连村各阶层经济变化情况调查报告》，1952年4月2日，同前引，建北/1/216/106；《荣经双江乡农村情况概括材料》，同前引，建康/1/513/129；19；中共南充地委：《关于南充、南部、营山、武胜、仪陇县农村情况调查材料》，1951－1952年，同前引，建北/1/216/2.

[35]《广西农村阶级关系土地占有及其土改分田研究》，中共广西省委政研室编：《广西农村调查——调查材料之一》，第4页，湖北省档案馆藏档，ZNA982.

[36] 广东省人民政府土地改革委员会编：《广东土改简报》，1951年5月，湖北省档案馆藏档，ZNB-188/39，47.

[37] 中南军政委员会土地改革委员会调查研究处编：《中南区一百个乡调查资料选集（解放前部分）》，第176，219页。

[38]《中南区一百个乡调查资料选集（生产部分）》，第92页。

[39]《湖北省七个专区十二个县十六个区二十七个村土改前后田亩产量比较表》，1952年，湖北省档案馆藏档，J530/1.

[40] 湖北省农委调研科：《湖北省三十六个乡土改复查对地主阶级在经济上打击程度统计表》，1952年11月，湖北省档案馆藏档，SZ18/1/24；《襄阳地委张廷发同志给李主席的土地实验村的情况报告》，1950年11月30日，同上引，SZB882/13/2；湖北省人民政府政策研究室编：《湖北省黄陂县方梅区农村情况调查》，1950年5月28日，同上引，SZH100/附表一；湖北汉川县十一区区委会：《河岭乡土改前各阶层占有田地统计表》，1952年，汉川县档案馆藏档，590/40.

[41] 陈翰笙、薛暮桥、冯和法编：《解放前的中国农村》，第三辑，北京，中国展望出版社，1989年，第194－196页。

[42] 见陕西省档案馆藏档，123/24/10/10－30.

[43] 河北省档案馆编：《河北土地改革档案史料选编》，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1989年，第716页。

[44]《河北省新区土改村庄土改前后各阶层土地变动统计表》，1950年3月26日，河北省档案馆藏档，855/1/17/37－40.

[45] 河北省委办公室：《京津新区土改意见》，1949年9月24日，河北省档案馆藏档，842/2/6/50，47.

[46] 前引《中南区一百个乡调查资料选集（生产部分）》，第19页。

[47] 华东军政委员会土地改革委员会编：《山东省、华东各大中城市郊区农村调查》，1951年12月���第33，6，53，76页。

[48] 转见唐致卿前引书，第258，290－293页。唐致卿的结论是：山东省土地形态的重要特点之一，就是“土地占有相对分散，中小地主多，自耕农、半自耕农特别多，而大地主和无地雇农、赤贫户极少”。（第256页）

[49] 中南军政委员会土地改革委员会编：《中南区一百个乡调查统计表》，1953年2月，第20－25，344页。

[50] 张闻天：《神府县兴县农村调查》，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89页。

[51] 中央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无锡市（县）农村经济调查报告》，《解放前的中国农村》第3辑，北京，展望出版社，1989年，第328页。

[52] 薛暮桥：《江南农村衰落的一个索引》，《解放前的中国农村》第3辑，第166页。

[53]《山东省、华东各大中城市郊区农村调查》，第12－15，35，38－39，59－60，61页。唐致卿的书对这方面的情况介绍得十分详尽。

[54]《东北农村调查》，第48页。

[55] 西北一般为小垧，一垧相当于3或5亩。

[56] 张闻天前引书，第91页。

[57] 转见唐致卿前引书，第285页。

[58] 东北以垧计，为大致统一，便于了解，这里均以一垧等于15亩加以换算。

[59] 东北局宣传部编：《东北农村调查》，东北书店，1947年，第3，18A ，31，40A ，50，72，80页。

[60] 参见沈志华：《对苏联新经济政策时期富农问题的历史考察》，《世界历史》1994年第5期，1995年第1期。

[61] 还在十月革命前列宁就很担心富裕农民在农村中的影响和作用。他指出，他们在有的省份占到了农户总数20%左右（占人口的30%），集中了一半以上的耕地，在有的省份只占农户7.1%的富裕农民有10头以上的耕畜和占据了全部耕地的36.5%.参见《列宁全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199，54页。

[62] 见王茜：《论俄国资本主义时期的农民经济》，《西伯利亚研究》，2002年第6期。

[63]《弗鲁姆金关于农村状况给联共（布）中央政治局的信》，1928年6月15日，《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4卷，第403页。

[64] 前引《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关于迁移被没收了财产的富农的���议》，1930年1月30日﹐《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15卷﹐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第600~601页。

[65] 转见吴恩远：《从档案材料看苏联30年代大清洗数字的夸大——兼答郑异凡先生》，《新华文摘》2004年第1期。另据《关于迁出富农数量的资料》（1931年12月）统计当时已放逐35.65余户，167.9万人，《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4卷，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第413－414页；《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关于迁移被没收了财产的富农的决议》，1930年1月30日，前引《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15卷，第600－601页。

[66] 中共第六次代表大会通过：《土地问题议决案》，1928年7月9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4册，第344页。

[67]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编：《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与中国共产党书》，1929年6月7日，《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文献资料选辑》（1927－1931）（上），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年，第522页。

[68]《中央关于接受共产国际对于农民问题之指示的决议》，1929年8月，《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5册，第450，454页。

[69]《史记。陈涉世家》中即有这方面的记载，如“陈胜少时，尝与人佣耕”一句，就谈到了秦代田主使用雇工耕地的情况。明清律例中更有专门的“雇工”条文。并参见张晋藩：《清朝法制史》，北京，中华书局，1998年，第257页。

[70]《山东省、华东各大中城市郊区农村调查》，第18－19，21页；中共中央山东分局调查研究室：《山东莒南、赣榆县三个区的农村调查》，1944年4月，陈翰笙等前引书，第473－474页。

[71]《沭县、石河、临沭县蛟龙、大兴三个区农村经济情况调查》，《山东省、华东各大中城市郊区农村调查》，第65页。

[72] 薛暮桥、刘瑞生：《一九三四年广西农村经济概况调查报告》，1934年，陈翰笙等前引书，第616－617页。

[73] 邓力群、康云：《榆树县五棵树区阶级关系调查》，1946年，《东北农村调查》，第40A ，40B ，42B ，

[74] 曹幸穗：《旧中国苏南农家经济研究》，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1996年，第61－63页。

[75] 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央档案馆：《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档案资料选编－农村经济体制卷（1949—1952年）》，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2年，第23–75页。

[76] 华东军政委员会土地改革委员会编：《皖南区农村土地情况》，1952年12月，第5，29，195页。

[77] 华东军政委员会土地改革委员会编：《福建省农村调查》，1952年12月，第36－37，79，95页。

[78]《四川省达县罗江乡二、四村各阶级经济变化情况调查》，1954年2月，中共中央西南局农村工作部：《西南区农村经济变化典型调查》，1954年8月，湖北省档案馆藏档，F3/37/31；《荥经县鹿鹤乡调查材料》，四川省档案馆藏档，建康/1/531.福建也有类似的情况，富农出租土地的比例，达到了富农户全部占有土地的90%以上。见《古田县七保村农村调查》，《福建省农村调查》，第72页。

[79] 按照中央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1929、1936年和中国科学院经济研究所1958年对无锡11个村追踪调查的结果亦可看出，中农、富农向小地主转化和小地主因分家等原因回落到中农，甚至是贫农的相互易位流动的趋势。

[80]《富农问题——前委、闽西特委联席会议决议》，1930年6月，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中国现代经济史组编：《第一、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土地斗争史料选编》，北京，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397－398页。

[81]《反富农斗争决议案——闽西第二次工农兵代表大会通过》，1930年9月，《第一、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土地斗争史料选编》，第433页。

[82] 有关这方面问题的讨论可参见李良玉：《苏南土改与现代化传统问题》，《江苏大学学报》2006年5月号，等。

[83] 参见毛泽东：《查田运动的初步总结》，1933年，转见万大宏主编：《共匪祸国史料汇编》第二册，台北，中华民国开国文献编纂委员会发行，1973年，第245页。

[84]《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关于土地斗争中一些问题的决定》，1933年10月10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9册，第549－556页。

[85] 参见拙作：《1946－1948年中共中央土改政策变动的历史考察——有关中共土改史的一个争论问题》，《开卷有疑——中国现代史读书札记》，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290－344页

[86]《中共中央关于修改经营地主与富农界限的规定给东北局的指示》，1948年2月6日，《中国的土地改革》编辑部等编：《中国土地改革史料选编》，北京，解放军国防大学出版社，1988年，第463页。

[87]《毛泽东在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上的讲话》，1949年3月13日；并转见《李井泉同志在兴县三区农民代表会上的讲话》，1948年2月28日，《晋绥边区财政经济史资料选编》（农业编），第469－475页。

[88]《毛泽东征求对富农策略的意见》，1950年3月12日，陕西省档案馆藏档，123／24／10／2－3.

[89] 宗族拥有的公共土地。

[90]《邓子恢四月二十五日致毛泽东电》，1950年4月25日，《中国土地改革史料选编》，第627－628页。

[91]《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1950年6月28日，《中国土地改革史料选编》，第643页。

[92]《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关于划分农村阶级成份的决定》，1950年8月4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国防大学党史党建政工教研室编：《中共党史教学参考资料》第十九册，北京，国防大学出版社，1989年，第178－189页。

[93] 有关这一点，亦可见1952年9月1日中南局传达的中共中央一则指示。中南局指出，中央虽不认同将占地相当于地主，但劳动主要为妇女的农户划为地主，“但按广东情况，此种现象在有些地区颇为普遍，如将这类户划为富农，则应没收土地将大为减少，势难满足贫雇农的土地要求。”协商结果，中央同意这类农户土地面积达到或超过当地小地主平均土地数目二倍以上，参加劳动人数不及全家劳动力人员三分之一者，可划为地主。只是对待这种地主“应给以较宽待遇，以示区别对待”。转见中共广东省委党史研究室、广东省档案馆编：《广东省土地改革运动史料汇编（1950－1953）》，1999年，第683页。

[94] 王传骥：《中国革命中的富农问题》，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1957年，第5页。

[95] 郭德宏前引书，第42页。

[96]《中共中央十二月会议决议》，1947年12月，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等编：《苍茫大地谁主沉浮——中共中央在西柏坡》，北京，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282－283页。

[97] 张小军前引文，第112页。

[98] 政务院在关于划分农村阶级成份的决定中也几度强调了人缘问题，再三说在“群众不加反对”的情况下，尺度可稍放宽。见《中共党史教学参考资料》第十九册，第181－183页。

[99]《中共河北通县地委致省委并华北局》，1950年1月4日，河北省档案馆藏档，798/1/470/29-30；《中共河北省委关于检查新区土改工作问题及今后意见》，1949年11月11日，《中国土地改革史料选编》，第610页。

[100]《北京市人民政府关于北京郊区土地改革的总结报告》，1950年11月8日，《中国土地改革史料选编》，第681－687页。

[101]《中共河北省通县地委关于新区土改工作几个主要经验的报告》，1950年3月7日，河北省档案馆藏档，855/7/24/7-11；《中共通县地委关于香河县在结束土改中所发生几个错误问题的通报》，1951年2月2日，河北省档案馆藏档，900/11/11/25.

[102]《江津地委三期土改情况简报》，1952年3月9日，重庆档案馆资料D221/719／18-1／7.

[103] 见中共剑阁地委研究室：《广元大石乡第七保划分阶级成份中的问题与土地占有关系》，1950年12月25日，四川省档案馆藏档，建北/1/16.

[104]《咸阳分区二期土改情况》，1950年12月，陕西省档案馆藏档，123/24/17/89-91

[105]《贫雇农路线》，东北书店，1948年，第66页。

[106] 前引《中共中央十二月会议决议》，1947年12月。

[107] 在华北新区土改过程中，薄一波曾明确主张除土地、房屋、牲畜、农具和地面上之大量金银财宝和多余粮食外，其他浮财一律不动，底财一律不挖，“把一切可能发生的（导致乱打乱杀的）漏洞都在政策上堵死”。中共华北局并就此发布过专门的指示。见前引《中共河北省通县地委关于新区土改工作几个主要经验的报告》，1950年3月7日；《华北局关于大城市及中等城市郊区土地改革的指示》，1949年11月，河北省档案馆藏档，855/1/52/113.

[108] 前引《中共中央十二月会议决议》，1947年12月。

[109]《河北省委汇报会记录》，1949年11月8日，河北省档案馆藏档，855/1/18；《中共河北省委关于检查新区土改工作问题及今后意见》，1949年11月11日，《中国土地改革史料选编》，第609－610页……

[110]《华北局关于顺义县几个土改实验村中所犯左倾错误问题给河北省委的指示》，1949年10月，《中国土地改革史料选编》，第606－607页。

[111]《华北局关于重申正确执行土改政策中几个具体问题的规定》，1949年12月，《中国土地改革史料选编》，第617－618页；《中共河北通县地委关于新区土改中几个具体政策问题的通知》，1949年12月10日，河北省档案馆藏档，798/1/7/34-35；《河北省新区土改中违犯政策事件统计表》，1950年3月，河北省档案馆藏档，855/1/13.

[112] 邯郸地委会：《结束土改检查会议上的几点意见》，1950年1月10日，河北省档案馆藏档，798/1/470/7－8.

[113] 前引《邓子恢四月二十五日致毛泽东电》，1950年4月25日。

[114]《河南土改运动中干部强迫命令作风严重一个多月即发生逼死人命案件三十余起》，《内部参考》1950年6月2日。

[115]《陶铸在分局扩大会议上的发言——关于土改和反地方主义问题》，1952年7月6日，《广东省土地改革运动史料汇编》，第619页。刘少奇也有类似的说法。即抗美援朝的锣鼓响起来，响得很厉害，土改的锣鼓、镇反的锣鼓就不大听见了，就好搞了。如果没有抗美援朝的锣鼓响得那么厉害，那么土改（和镇反）的锣鼓就不得了了。这里打死一个地主，那里也打了一个，到处闹“，”很多事情不好办“。《刘少奇在第一次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报告》，1951年5月7日。

[116]《华东局关于华东第二次土改典型经验总结会议情况的报告》，1950年12月8日，转见《建国以来刘少奇文稿》第二册，第604－605页。

[117]《中央政策研究室关于华东土改中几个主要问题的简报》，1950年12月27日，《中国土地改革史料选编》，第703页。

[118] 中共苏南区党委农村工作委员会编：《苏南土地改革文献》，1952年，第801页等，转见莫宏伟：《苏南土地改革中的血腥斗争》，《当代中国研究》，2006年第4期。

[119]《陕西省委办公厅转发安康地委关于平利县四区双河乡土改中发生的混乱现象的通报》，1952年1月18日，陕西省档案馆藏123／24／40／6－7.

[120] 陕西省办公厅：《关于渭南县委对土改中乱刑乱法的检讨通报》，1951年8月8日，陕西省档案馆藏123／24／40／59－62；《渭南地委关于土改中地主伪人员及落后农民自杀问题报告》，1951年5月23日，陕西省档案馆藏123／24／40／48－50.

[121]《陕西省委转发对南郑地委关于土改中自杀死人的问题》，1951年12月12日，陕西省档案馆藏123／24／40／36；《陕西省土改组会议记录》，1951年9月，陕西省档案馆藏档，123/24/28/111，114－116，123.

[122]《中南土地改革委员会关于中南各省土改试点工作情况的报告》，1950年11月26日，《中国土地改革史料选编》，第690－692页；《中南局关于放手发动群众彻底完成土改计划的指示》，1950年12月1日，《建国以来刘少奇文稿》第二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5年，第640－642页。

[123]《中央转发中南各省土改试点工作情况报告的通知》，1950年12月20日，《建国以来刘少奇文稿》第二册，第638－639页。

[124] 湖北省土地改革委员会编：《土改通报》第五期，1951年2月17日。

[125]《汉川县第十一区土改运动自杀人事统计表》，1952年6月；《第三区自杀人数统计表》，1952年6月，湖北汉川县档案馆藏档，592/42.

[126]《成都市附近七县退押反霸情况》，1951年3月，四川省档案馆藏档，建西/1/502/1-3；《双流县最近退押情况》，1951年4月，四川省档案馆藏档，建西/1/502/1－2.

[127]《龚逢春同志在区党委扩大干部会议上关于川西第二期土改工作的检查报告》，1951年10月7日，四川省档案馆藏档，建西／1／16／1－2.

[128]《中共川北区党委第五工作团关于营山县情况的报告》，1951年8月1日，四川省档案馆藏档，建北/1/158/33-34.

[129]《江津地委关于荣昌县七区土改中违法政策及地主死亡情况的检查报告》，1952年5月24日，重庆市档案馆资料D221/719/18－1/9.注：这里所说的情况和喻权域称他所知道荣昌土改中地主“没有人被打伤、打残、打死”的情况相差甚远。见喻权域：《土改法何曾夭折——四川土地改革亲历记》，《中华魂》2007年第1期。

[130]《华南分局摘要通报古大存同志检查东江工作报告》，1951年6月23日，《广东省土地改革运动史料汇编》，第314－315页。

[131] 中共惠州市委党史研究室编：《东江地区土地改革运动资料选编》，第19页，转见肖燕明：《对广东土改试点运动的再认识》，《广东党史》2002年第2期。

[132] 转见秋山良照：《中国土地改革体验记》，东京，中央公论社，1977年，第36，47页。

[133] 张根生：《关于北江专区农民运动情况的会报》，广东省档案馆藏档，236/1/5/8.

[134] 王伟光：《关于潮汕专区农民运动情况的会报》，广东省档案馆藏档，236/1/5/31.

[135] 梁嘉：《关于西江专区农民运动的会报》，广东省档案馆藏档，236/1/5/50.

[136] 省土委：《半年土改工作报告》，广东省档案馆藏档，236/1/21/50.

[137]《陶铸在分局扩大会议上的发言——关于土改和反地方主义问题》，《广东省土地改革运动史料汇编》，第615页。

[138] 省土委巡检组：《惠阳博罗第一阶段工作检查报告》，1951年7月16日，广东省档案馆藏档，236/1/23/39-40.

[139]《陶铸在海南区党委扩大干部会议上的讲话——关于土改、整队、反地方主义及镇反等问题》，1952年11月18日，《广东省土地改革史料汇编》，第772页。

[140] 张佩道：《恩平县胜利地全面结束土地改革运动总结及今后工作任务》，1953年5月2日，《（恩平）生产通讯》第1期，转见广东省恩平市政协学习和文史委员会编：《恩平文史专辑——恩平解放初三年评论集》，1995年，第76－79页。

[141]《华南分局关于粤西区发生严重自杀情况的通报》，1953年3月25日，转见杨立春：《古大存沉冤录》，香港，天地图书，2000年，第137页。

[142]《刘田夫同志在粤西区第三次土改干部扩大会上关于目前情况与工作任务的传达报告》，1952年11月8日，广东省档案馆藏，243/1/124/2－6.

[143] 有关这方面的情况，可以参见《日记（1944－1956）》，《郭小川全集》（8），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以及《柳城土改日记》，见阳翰笙主编：《柳江怒涛——柳城县土改回忆录》，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1989年，等。

[144]《中共中央对土地改革业已完成地区的地主参加劳动生产及就业问题的指示》，1951年5月10日，《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二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年，第258－260页。

[145]《关于土地改革后管制和改造地主的规定（草案）》，1951年6月18日，《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二册，第347－349页。

[146]《中共中央转发华东局关于土地改革后管制和改造地主的规定（草案）》，1951年6月24日，《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二册，第345页。

[147] 参见任弼时：《土地改革中的几个问题》，1948年1月12日，《中共中央在西柏坡》，第313页；《中共中央关于地主、旧富农的选举权与被选举权问题的指示》，1948年10月16日，《中国土地改革史料选编》，第562－563页。

[148]《中央关于村选中改变地主成份与取得公民权问题复东北局电》，1952年11月12日，陕西省档案馆藏123／24／9／94－95.

[149]《毛泽东、刘少奇在各中央局汇报时的插话》，1960年12月27日。

[150] 彭湃：《海丰农民运动》，1926年，《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农民运动资料》，北京，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140页；毛泽东讲：《农民问题》（二），《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资料选编》，北京，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194页。

[151]《中国共产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对于农民运动之议决案》，1925年1月；《中国共产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关于土地问题议决案》，1927年5月，《中国共产党第二次至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汇编》，北京，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111－112，163－164页。

[152] 毛泽东最早提出这一政策的出发点是基于：“不没收小地主的土地，如此则有许多没有大地主的地方，农协则要停止工作。”《“八七”中央紧急会议记录》，1927年8月，《中央档案馆丛刊》，1987年第2期。

[153]《中央关于土地问题的指示》，1946年5月4日，《刘少奇选集》上，第377－383页。

[154]《迎接中国革命的新高潮》，1947年2月1日，《毛泽东选集》（合订本），第1214页。

[155]《中国土地法大纲》，1947年9月13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1950年6月28日，《中国土地改革史料选编》，第422，643页。（注：毛1948年4月又曾提到应当“分别地主的大中小”，但未见实行。《在晋绥干部会议上的讲话》，1948年4月1日，《毛泽东选集》（合订本），第1313页。

[156] 郭德宏前引书，第573页。

[157]《毛泽东农村调查文集》，第127页。

[158] 秋山良照前引书，第91页；并见林济：《长江中游宗族社会及其变迁》，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第292－294页。

[159] 参见黄道炫：《1920－1940年地主农民和共产党》，《历史研究》，2005年第1期。

[160] 李学昌主编：《20世纪南汇农村社会变迁访谈实录》，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369页。

[161]《临潼县人民政府关于李虎丞单行材料的报告》1951年3月；《陕西渭南地委致临潼县委并报陕西省委关于李虎丞问题电》，1951年3月22日；《中央复西北局电》，1951年4月18日，陕西省档案馆藏123／24／5／2，3－4，12－15.

指周立波以该村土改运动为蓝本撰写的土改小说《暴风骤雨》，其中韩老六是恶霸地主的典型化身。

[162] 见蒋樾、段锦川执导的纪录片：《暴风骤雨》。

[163] 前引《冀東地区二十五箇村農村實態調查報告》（上），第40，42－43页。

[164] 同上引，第64－75，89－91页。

[165] 杨懋春著，张雄等译：《一个中国村庄：山东台头》，江苏人民出版，2001年，第36页。

[166] 民国《望都县志》，卷十二。

[167] 侯建新：《农民、市场与社会变迁：冀中11村透视并与英国乡村比较》，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第200页。

[168] 有报告认为，有田20亩以上的地主就能全年吃上大米，但不考虑人均���地面积的话，此种说法显然不准确。《遂溪县附西乡副业情况调查报告》；《附西乡第八村各阶层经济情况》，1951年8月，四川省档案馆藏档，建北/217/97.

[169]《中国农村负担史》一书提供的例子显示，广西某农户5口人，有田25亩，年收获仅为6000斤谷子，而光是田赋军粮征借计谷就要收走2100斤，超过三分之一。即使忽略其他各项摊派不计，剩余的谷子也就够全家一年的口粮而已。见中华人民共和国财政部中国农民负担史编著：《中国农村负担史》第二卷，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94年，第486页。

[170] 费孝通：《地主阶层面临考验》，《乡土重建》，上海，观察社，1948年，第92页。

[171] 唐致卿前引书，第333－334页。

[172] 唐致卿前引书，第327－330页。

[173] 除有名的文学形象“周剥皮”以外，唐致卿也提供了一些类似的例子。见唐致卿前引书，第748－749页。

[174] 唐致卿前引书，第740－741748－749页；唐力行：《徽州宗族社会》，合肥，安徽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252，375页；李世华：《共用的墓碑——一个中国人的家庭纪事》，香港，明镜出版社，2008年，第33－34页，等。

[175]《毛泽东农村调查文集》，第127－129页。

[176] 参见陈耀煌：《共产党。地方菁英。农民——鄂豫皖苏区的共产革命（1922－1932）》，台北，政治大学历史学系，2002年。

[177]《毛泽东农村调查文集》，第272页。

[178]《赣西南会议记录——关于组织问题》，1930年10月13日，江西省档案馆编：《湘赣革命根据地史料选编》（上），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143页。

[179]《中共湘赣省委工作报告》，1931年10月26日，《湘赣革命根据地史料选编》（上），第195页。

[180] 戴向青、罗惠兰：《AB团与富田事变》，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81－83页。

[181] 参见前引《恩平文史专辑——恩平解放初三年评论集》；戴魁扬：《三十三年沉冤昭雪记》，《回忆录》，中共衡南县委党史办公室编印，1997年。

[182] 毛泽东回忆了父亲从贫农到中农到富农的发家经过，认为主要是因为当过兵，眼界宽，用心节约再加上勤劳，才逐渐攒钱买地发家的。刘少奇也讲：“父亲虽然受过相当长时的教育，但他很勤劳，仍参加并指挥生产”。自己家能够富裕起来，完全是“由于父兄勤劳节省的结果，家庭经济逐年有很少的剩余。”转见《毛泽东自述》，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4－7页；中央文献研究室编著：《刘少奇传》（上），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第3页。

[183]《毛泽东传》（上），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第2页。

[184]《刘少奇传》（上），第2－3页。

[185] 毛毛：《我的父亲邓小平》（上卷），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第46－47页。

[186]《薛暮桥回忆录》，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2－3，5页。_

[187] 转见《东北日报》，1947年7月2日。

[188] 张秀山：《我的八十五年——从西北到东北》，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07年，第4页。

[189] 孙中山：《三民主义。民生主义》，1924年8月10日，《孙中山全集》第九卷，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第381－382页。

（注：杨奎松，中共党史研究专家，华东师范大学历史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北京大学历史学系兼职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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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便宜的菲律宾美食！分分钟吃回机票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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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时间:5小时前 作者:博牛用户 更多文章

爱吃海鲜又怕贵？快来菲律宾放肆吃！

在这个迷人的群岛国家，海鲜不但新鲜美味，而且便宜得惊人，分分钟把机票钱吃回来，包你吃到扶墙出！还等什么，赶快跟小编一起看看菲律宾有哪些“菲”吃不可的海鲜美食吧！

1

蟹脂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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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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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金枪鱼烤制，再蘸点酱油、醋、辣椒和柠檬汁食用。金枪鱼的鲜美、酱油的咸鲜、醋的微酸、辣椒的醒目与柠檬汁的清新融为一炉，极具特色，令人回味无穷。

3

椰奶罗非鱼

在菲律宾首都南边的奎松城省，由于盛产椰子和椰子制品，因此用椰奶做菜非常普遍。这道椰奶罗非鱼的制作过程是先将淡水罗非鱼烤熟，然后和辣椒在椰奶中文火慢炖而成。罗非鱼是世界水产业的重点科研培养的淡水养殖鱼类，且被誉为未来动物性蛋白质的主要来源之一，非常营养健康，加上椰奶一起更是养生好伴侣。

4

椰奶焖制罗非鱼

跟上面的椰奶罗非鱼很相似，不同的是这道菜不用将罗非鱼先烤熟，而是直接先把新鲜罗非鱼和西红��、洋葱酿在一起，在椰奶中焖制，再用柠檬草或潘丹叶捆绑，以保持馅料和蔬菜的完好无损。在这里，柠檬草和潘丹叶有两个目的，一个是确保鱼类及其馅料不散开，另一个是使食材独特的味道浸入鱼肉中。对于菲律宾人来说，这是家的味道，提醒着他们家人的爱。

5

油炸蟹酿

为了做好这道菜，菲律宾厨师要做好充分准备。先将螃蟹清洗干净，然后将洋葱、番茄和香草酿入蟹壳里，最后油炸而成。这是一道美味的开胃菜，香脆可口，与啤酒搭配简直完美。

6

菲式酸汤

这道汤是用酸角、杨奶果和番茄一类的水果将鱼、虾、猪肉或牛肉腌至发酸而成。常佐以通菜、豆角、芋头等蔬菜，吃时搭配米饭，一道富含维生素和蛋白质的美味就这样完成了。

7

生鱼沙拉

由当天的鲜鱼、椰汁、醋、姜、辣椒和其他香料制成。有趣的是，菲律宾每个省都有一套自己独特的做法来做这道菜。当然，美味的关键都在于选用当地最新鲜的鱼类。

8

香脆炸虾

在面粉糊中打入鸡蛋，裹在虾上，再油炸而成。蘸点番茄酱就成为了鲜虾版的薯条，香脆可口，一吃就停不下来。

9

酸鱼汤

宿雾岛上新鲜丰富的海产品都能成为这道菜的材料。这道简单的酸汤是用洋葱、番茄和酸角调味，在椰子木上烹煮数小时制成。洋葱是让它更美味的窍门，配上米饭非常开胃。

10

鱼酱蔬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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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舟子推特合集（260）2019.1.21-25

方舟子Verified account @fangshimin Tweets 22.9K Following 46 Followers 185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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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angshimin Jan 21 More 这个调查结果除了证实贺建奎的确制造出了两个“基因编辑”婴儿以及还有一个怀孕待产之外，并无新意。说明贺建奎没有在骗人。现在的问题是该怎么追究这种反人类罪。 https://pbs.twimg.com/media/DxerL0uVsAA2Gxi.jpg

Eddie Cheng ?

@realEddieCheng Following Following @realEddieCheng More 这几天鸡飞狗跳的一起冲突事件被揭露又是假新闻。那些中学生自己当时是一些成年人谩骂、侮辱的受害者，后来更成为媒体攻击、霸凌的对象。他们的言行非但没有出格，而是可圈可点。当初众口一词谴责他们的媒体今天做了澄清，但既没有道歉，也没有谴责那些真正以歧视种族、同性恋语言攻击他们的成年人。 https://pbs.twimg.com/media/Dxd-0AlUcAAvMdL.jp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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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angshimin Jan 21 More 方舟子 Retweeted Eddie Cheng 媒体澄清的只是不是这些小川粉主动靠近原住民老人，而是老人过去想用歌声缓解小川粉与示威黑人的冲突，但这改变不了这些小川粉骚扰、嘲讽原住民老人的事实，看过视频的都看得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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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angshimin Jan 21 More 【通俄门新进展】川普现律师朱利亚尼说，川普对他说，从其宣布竞选总统到当选，一直在跟俄国政府谈在莫斯科搞房地产开发。 https://pbs.twimg.com/media/Dxe8bf0UYAA-cbO.jpg https://pbs.twimg.com/media/Dxe8bf-UYAEtPD-.jp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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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angshimin Jan 21 More 独生子女与多生子女相比，各项人格没有区别，只是与父母的关系比较密切。现在中国研究人员的研究发现独生子女创造性、想象力比较强，对人的忍耐度比较差。中国研究人员的研究，姑妄听之吧。 https://pbs.twimg.com/media/DxfKqaMUUAA1Ntd.jpg https://pbs.twimg.com/media/DxfKqaJUwAIl__E.jpg https://pbs.twimg.com/media/DxfKqaHVsAAHNdo.jp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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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angshimin Jan 21 More 发表新文章《为什么要严禁制造“基因编辑婴儿”》https://mp.weixin.qq.com/s/w7ESA4NUZQ7gJFC6Dv4mmQ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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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angshimin Jan 21 More 那些天主教高中学生在骚扰、嘲讽原住民老人之前就在骚扰路过的女生，喊脏话，有视频为证，现在却倒打一耙说是原住民老人骚扰他们，他们是基督徒一向尊重人？更早以前，那个学校的学生还骚扰、涂黑脸嘲讽参加比赛的黑人篮球运动员。这些学生以后都可以去当大法官。 https://pbs.twimg.com/media/DxfdxAaV4AAPdFw.jpg https://pbs.twimg.com/media/DxfdxAaUwAUn8uO.jpg

J ?

@zhichunjiang Follow Follow @zhichunjiang More Replying to @fangshimin 还有很多华人为这些白小孩洗白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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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angshimin Jan 21 More 方舟子 Retweeted J 因为都属于同一个教派“川普教”的。

freshwaterseahorse ?

@freshwaterseah1 Follow Follow @freshwaterseah1 More Replying to @fangshimin Doubt What You Saw With Your Own Eyes   https://theconcourse.deadspin.com/dont-doubt-what-you-saw-with-your-own-eyes-1831931203 … via @deadsp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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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angshimin Jan 21 More 方舟子 Retweeted freshwaterseahorse 这篇文章很好。那些记者也很容易被公关公司糊弄，不相信自己的眼睛了。公关公司给的“完整视频”当然也是剪辑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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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angshimin Jan 21 More 加拿大驻美国大使称，美国政府将会提出引渡孟女士的正式要求。截止日期是本月30日。还以为美国政府停摆、司法部不上班，这个案子就算了了呢。 https://pbs.twimg.com/media/DxfkS6IUwAAD7VN.jp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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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angshimin Jan 21 More 美墨边界所有的美国国会议员不分党派全都反对建长城。移民多的州大部分人不觉得有非法移民危机，倒是那些远离边界、没几个移民的地方最害怕非法移民、最支持建长城。所以除了“懂得越少越自信”，还应该加一条“离得越远越害怕”。 https://pbs.twimg.com/media/DxfxKvoUcAEgPyy.jpg https://pbs.twimg.com/media/DxfxKwGU0AAM5ED.jpg https://pbs.twimg.com/media/DxfxKvtUYAEDNVS.jp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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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angshimin Jan 21 More 到2030年，中国GDP世界第一，印度第二，美国第三，中国是美国的二倍。 https://pbs.twimg.com/media/Dxf4Ee4U0AAFfKc.jp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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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angshimin Jan 22 More 天主教高中学生的父母找了CNN评论员开的公关公司摆平骚扰原住民老人的事，难怪川粉们欢呼CNN改口了。这家公关公司的收费要涨了。 https://pbs.twimg.com/media/DxgIK0QVYAE61l-.jpg https://pbs.twimg.com/media/DxgIK0QU8AE0j_O.jpg

Eddie Cheng ?

@realEddieCheng Following Following @realEddieCheng More Eddie Cheng Retweeted The Hill 精准预测世界末日的并不都是宗教狂人——或许也算是另类宗教？ https://twitter.com/thehill/status/10877615786682449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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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angshimin Jan 22 More 方舟子 Retweeted Eddie Cheng 标题党。她只不过是用夸张的反问提到联合国报告的结论：“如果不采取行动对付气候变化，再过12年世界末日就要来了，你们还觉得最大的问题是要怎么花钱阻止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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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angshimin Jan 22 More 最后的残阳 https://pbs.twimg.com/media/Dxj8WblV4AAwnfd.jp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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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angshimin Jan 22 More 猫头鹰的眼睛（国家地理照片） https://pbs.twimg.com/media/DxkEr1bU0AAMrk8.jp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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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angshimin Jan 22 More 美国生小孩的费用，剖腹产是顺产的两倍，不像中国二者差别那么大。加州费用比纽约高那么多是什么道理？跟华人月子中心没有关系吧？ https://pbs.twimg.com/media/DxkQ26UU8AMdk3R.jpg https://pbs.twimg.com/media/DxkQ26WU8AEdK_n.jpg https://pbs.twimg.com/media/DxkQ26WVYAAiydd.jpg

GUAN WONG ?

@GUANWONG1 Follow Follow @GUANWONG1 More Replying to @fangshimin 有没有医保，都要自己掏钱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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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angshimin Jan 22 More 方舟子 Retweeted GUAN WONG 粉红色的是没有医保的，跟有医保的没啥区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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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angshimin Jan 22 More 发表文章《警惕医疗保健陷阱从新生儿开始》https://mp.weixin.qq.com/s/WezDm8DTHuANrUP6d6DF_Q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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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angshimin Jan 22 More 已经有三名女参议员宣布竞选美国总统。但愿明年能出女总统，不管是哪个，都比现在的男总统强百倍。 https://pbs.twimg.com/media/DxkoIXIXgAIfd6A.jpg https://pbs.twimg.com/media/DxkoIXFXQAAuh3J.jpg https://pbs.twimg.com/media/DxkoIXPXcAAzdtP.jp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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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angshimin Jan 22 More 家长醉驾，跟子女有什么关系，为什么要惩罚子女？难道是怪子女监管家长不力？不然就是株连九族的意思？ https://pbs.twimg.com/media/Dxkx8ljX0Achan7.jp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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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angshimin Jan 22 More 其实是罗永浩把员工转让，这样他就不用付裁员补偿了。 https://pbs.twimg.com/media/Dxk6qHVXgAA6zS9.jp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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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angshimin Jan 22 More 难道也怕被引渡？纽约时报：孟晚舟事件为何让加拿大华裔心生恐惧？ https://t.co/SvQZYzaT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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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angshimin Jan 23 More 我家种的多肉植物（218） https://pbs.twimg.com/media/Dxo0ushUcAAwORh.jp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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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angshimin Jan 23 More 前几天佩洛西议长致函川普总统，在政府关门期间希望他推迟到国会发表国情演讲（原定下周二）。川普今天回信说他坚持要去演讲。佩洛西马上回信明确说不欢迎。佩洛西现在是众议院的主人，众议院议程由她决定，这对表演型人格的自恋狂，简直是致命一击。年纪一大把了，该明白女人说不就是不了。 https://pbs.twimg.com/media/Dxo7_WTVsAMsv4N.jpg https://pbs.twimg.com/media/Dxo7_WUUYAAmKbn.jp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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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angshimin Jan 23 More 圣地亚哥有153种蝴蝶，有一个日本人抓到其中的140种，出了一本《圣地亚哥郡蝴蝶》。买了一本学习辨识。现在没有兴趣像年轻时候那样去捕捉、制作蝴蝶标本了，欣赏的心还是有的。 https://pbs.twimg.com/media/DxpDVQPU0AArU_2.jp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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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angshimin Jan 23 More 我已经把已出的圣地亚哥生物志都收集全了：《圣地亚哥郡哺乳动物志》《圣地亚哥郡鸟类志》《圣地亚哥地区两栖动物和爬行动物野外指南》《圣地亚哥郡蝴蝶》《圣地亚哥郡当地植物》。只有在生物多样性如此丰富的地方才会出这么多生物志。等着编辑中的《圣地亚哥郡植物志》的出版。 https://pbs.twimg.com/media/DxpJ96YUUAAW1R2.jp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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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angshimin Jan 23 More 这个世界乱套了，据纽约时报报道，���上著名“公知”杨恒均的妻子居然是网上著名“五毛”染香（现在叫袁小靓，真名袁瑞娟）。如果杨不失联，这种怪事怎么会被报道出来，虽然我一直怀疑杨是有特殊身份的神秘人物。另，纽约时报对袁瑞娟发的微博的翻译不够准确。 https://pbs.twimg.com/media/DxpSZgZVsAAlZy8.jpg https://pbs.twimg.com/media/DxpSZgcVsActWUT.jpg https://pbs.twimg.com/media/DxpSZgZUYAIbv3c.jpg

kathleen wu ?

@xyskathleen Follow Follow @xyskathleen More Replying to @fangshimin 怪事还有康威夫妇隔着川普唱对台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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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angshimin Jan 24 More 方舟子 Retweeted kathleen wu 都是两头押宝。

勤劳十点 ?

@qinlaoshidian Following Following @qinlaoshidian More 勤劳十点 Retweeted 方舟子 染香曾“造谣”说老杨头睡过几百个女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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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angshimin Jan 24 More 方舟子 Retweeted 勤劳十点 这叫不造谣不成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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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angshimin Jan 23 More 发表新文章《荒谬的“先父遗传”》https://mp.weixin.qq.com/s/BviB9fL2040bTaTeJfjwYA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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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angshimin Jan 23 More 美国联邦政府关门进入第33天，联邦政府雇员家里揭不开锅了，手举纸餐盘占领参议院办公楼抗议。联邦调查局员工可以不拿工资办案，但是没钱给线人，线人不干了。 https://pbs.twimg.com/media/DxpsbOeVAAAg5xn.jpg https://pbs.twimg.com/media/DxpsbPBU0AA1M5E.jpg https://pbs.twimg.com/media/DxpsbOdU8AAVbu3.jpg https://pbs.twimg.com/media/DxpsbPGVYAA02uL.jp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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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angshimin Jan 23 More 对付哭闹的小孩还是老太太有办法：川普总统向佩洛西议长屈服，同意等政府开张再去国会做国情报告。为了能去国会表演和去打高尔夫，也得尽早让政府开张了。最新的民意调查，虽然有43%美国人支持建长城，但只有7%的美国人支持为了建长城让政府关门，连死忠粉都快跑光了。 https://pbs.twimg.com/media/Dxp8jEzUcAAShE4.jpg https://pbs.twimg.com/media/Dxp8jE4VYAAiSyd.jpg

Eddie Cheng ?

@realEddieCheng Following Following @realEddieCheng More NBC 采访那个中学生，问道：如果你那天没有戴【支持川普】的帽子，是不是就不会有这事？这大概算是隐晦地承认孩子是被骚扰的了（总不能说人家戴帽子就是在骚扰人吧？）。但这个问题其实就是在问一个遭到宗教攻击的穆斯林如果你没有戴蒙面头巾，或者问一个被性骚扰的女孩如果你没有穿着那么性感…… https://pbs.twimg.com/media/DxoviP4VAAAwkFj.jp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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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angshimin Jan 23 More 方舟子 Retweeted Eddie Cheng 类比不当，川普帽是政治符号，类似于新纳粹戴纳粹帽，红卫兵戴红袖章。一个65岁老人怎么去骚扰一大群又蹦又跳又喊又嚷的高中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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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angshimin Jan 24 More 硅谷公司将为得癌症的狗提供精准医疗服务。果然是人不如狗。 https://pbs.twimg.com/media/DxuGy0AU0AA2kZ2.jp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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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angshimin Jan 24 More 我家种的菊花 https://pbs.twimg.com/media/DxuMK3pU0AMLpAO.jpg https://pbs.twimg.com/media/DxuMK3wVAAQNWYh.jpg https://pbs.twimg.com/media/DxuMK3uVAAAd2zb.jpg https://pbs.twimg.com/media/DxuMK3wVsAADJGJ.jp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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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angshimin Jan 24 More 美国版“何不食肉糜”：美国联邦政府雇员已一个多月领不到工资，商务部长说，联邦雇员不要去领免费食品，应该向银行申请贷款度过难关。刚才在广播里听到财务专家说，联邦雇员要为自己存一笔五到十万美元的紧急资金备用，不要像现在这样半个月领不到工资就揭不开锅。然而大部分雇员年薪也就四万美元左右。 https://pbs.twimg.com/media/DxuStoEVsAASXCV.jp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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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angshimin Jan 24 More 发表新文章《“DNA之父”沃森名誉扫地不是因为“政治正确”》https://mp.weixin.qq.com/s/SjvcLnafdkzaKF2L18ILdw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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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angshimin Jan 24 More 美国昨天卖出最贵房产，纽约中央公园附近的一幢公寓的一套2200��方的顶楼住宅，卖出两亿三千八百万美元。卖给了一个做对冲基金的富豪，不是中国土豪买的。 https://pbs.twimg.com/media/Dxu6NVmVAAAPac6.jp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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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angshimin Jan 24 More 现在的民意测验结果，民主党不管派谁出来竞选总统，川普的得票率都是41%或42%，跟支持率相当。这就是基本盘。 https://pbs.twimg.com/media/DxvG5lJVAAASxu5.jpg

Ethan Xing ?

@EthanXing2 Replying to @fangshimin 2016大选证明几乎所有的民调都是扯淡。特朗普还不是轻轻松松掀翻希拉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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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angshimin Jan 25 More 方舟子 Retweeted 现在还有生活在另类世界的川粉相信2016年民调都是扯淡，川普轻轻松松掀翻希拉里？2016年民调最后结果希拉里全国选票小胜3%，川粉不会去查查川普比希拉里少了多少票？为何他要嚷��希拉里得票比他多是因为舞弊？

Eddie Cheng ?

@realEddieCheng Following Following @realEddieCheng More 也真亏了《大西洋月刊》，能写出这么长的一篇，对整个事件过程描述非常详细。不过印象最深的还是里面随笔而来的一句讽刺：美国的左派确实是真的变了，居然觉得越战老兵是光辉形象了。（事件中那个老头一直声称是越战老兵，其实是撒谎。） https://pbs.twimg.com/media/Dxu_VSEUcAAGIOB.jp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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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angshimin Jan 24 More 方舟子 Retweeted Eddie Cheng 那个原住民老人被媒体报道成越战老兵时，他主动去澄清：他在越战期间服役但没上越南战场。纽约时报更正时特地注明是他自己找纽约时报澄清的。这可不像撒谎，像川普那样假话连篇从不澄清的才叫撒谎。这事批评的是小川粉对一个试图用原住民治愈歌缓和气氛的原住民老人的骚扰，跟他是不是越战老兵无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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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angshimin Jan 25 More 美国联邦政府官员工资表：总统40万，最高法院首席大法官26.7万，最高法院大法官25.5万，副总统24.4万，众议院议长22.4万，巡回法官22万，部长21.1万，地区法官20.8万，参议院临时议长、多数党领袖、少数党领袖19.3万，副部长19万，下部长17.45万，参议员、众议员17.4万，助理部长16.4万。 https://pbs.twimg.com/media/DxvebKjVYAAZe45.jp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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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angshimin Jan 25 More 我是预言帝：前天晚上我说川普为了能去议会做国情报告和去打高尔夫，会尽快让政府开张。今天果然他再次向佩洛西议长屈服，宣布将让政府暂时开张三周，先开张再谈判要不要建长城。这不就是佩洛西一直要求的嘛。所以“谈判高手”川总让政府关门35天搞得鸡飞狗跳却一无所得，是什么意思？ https://pbs.twimg.com/media/DxzQSevU8AAIYBu.jpg https://pbs.twimg.com/media/DxzQSeuUYAAT-8n.jp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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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angshimin Jan 25 More 女儿在课堂上学习美国政府关门的事，对时事跟得真紧。 https://pbs.twimg.com/media/DxzXrE8UwAEVg-a.jp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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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angshimin Jan 25 More 【通俄门新进展】今天凌晨29名联邦调查局特工冲进川普的军师罗杰.斯通家中将他逮捕。根据起诉书，2016年大选期间川普竞选委员会高级官员受命联系斯通，通过他与维基解密联系发布更多的民主党委员会内部邮件。能够命令川普竞选委员会高级官员的会是谁？下个要抓谁？班农？小川普？库什纳？ https://pbs.twimg.com/media/Dxzfd3ZV4AEYmcj.jpg https://pbs.twimg.com/media/Dxzfd3cUYAA5zOM.jpg https://pbs.twimg.com/media/Dxzfd3aUYAA7cXX.jpg https://pbs.twimg.com/media/Dxzfd3bUcAAdz4B.jp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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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angshimin Jan 25 More 2018年是有记录以来第四热的一年。第一热是2016年，第二热是2017年，第三热是2015年。 https://pbs.twimg.com/media/Dxztu05VYAAB1Rj.jp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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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angshimin Jan 25 More 前几天发的这篇文章被删，据说是导语有敏感内容。现在改换标题、删掉导语、转成图像重发。《编辑错了的“基因编辑婴儿”》https://mp.weixin.qq.com/s/jO45KRnC-P7sEs9e6YbFOw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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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angshimin Jan 25 More “火疗” https://pbs.twimg.com/media/Dx0E5HRV4AAF8lI.jp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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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angshimin Jan 25 More 众议院民主党三号人物引用《孙子兵法》称赞佩洛西议长：“胜兵先胜而后求战，败兵先战而后求胜。” https://pbs.twimg.com/media/Dx0VqyYUYAAbV-N.jp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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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angshimin Jan 25 More 70年来美国历届总统就职头两年的平均支持率，肯尼迪最高，达74%，川普最低，为38%，是唯一一个反对率超过支持率的总统。现在极右媒体纷纷骂他向民主党屈服，“软弱无能”，连基本盘也丢了。我猜的不错，佩洛西不让川普去国会演讲他就被击垮了，要求想办法让政府暂时开张以便去国会演讲。 https://pbs.twimg.com/media/Dx0gAFHVsAEnkwQ.jpg https://pbs.twimg.com/media/Dx0gAFIVYAE5Vje.jpg https://pbs.twimg.com/media/Dx0gAFHVAAUPp3p.jpg https://pbs.twimg.com/media/Dx0gAFGVAAAWyLb.jp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