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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ill them with kindness" Wrong. CURSE OF QIN SHI HUA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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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ill them with kindness” Wrong. CURSE OF RA 𓀀 𓀁 𓀂 𓀃 𓀄 𓀅 𓀆 𓀇 𓀈 𓀉 𓀊 𓀋 𓀌 𓀍 𓀎 𓀏 𓀐 𓀑 𓀒 𓀓 𓀔 𓀕 𓀖 𓀗 𓀘 𓀙 𓀚 𓀛 𓀜 𓀝 𓀞 𓀟 𓀠 𓀡 𓀢 𓀣 𓀤 𓀥 𓀦 𓀧 𓀨 𓀩 𓀪 𓀫 𓀬 𓀭 𓀮 𓀯 𓀰 𓀱 𓀲 𓀳 𓀴 𓀵 𓀶 𓀷 𓀸 𓀹 𓀺 𓀻 𓀼 𓀽 𓀾 𓀿 𓁀 𓁁 𓁂 𓁃 𓁄 𓁅 𓁆 𓁇 𓁈 𓁉 𓁊 𓁋 𓁌 𓁍 𓁎 𓁏 𓁐 𓁑 𓀄 𓀅 𓀆

[sophieschwarz]

空手套白狼1

空手套白狼1

最赚钱不是搞工地的，是卖章子的，即工程围标或资质证书。几十家僵尸公司，明码标价出资质。小项目养不活，大项目要资质买业绩找人做套假流水。大公司盖章收保护费出事扔锅走人。罚款比赚的多三倍，攒三年假合同不够一次突击，收钱没事出事第一个举报你。

银行贷款1信用额度2资产抵押3税买额度弄杠杆。注册公司不是法人，这些公司法人不是关联人，挂靠员工，组成公司池，给员工交社，保持续存取流水，公司池互相提供流水，银行打贷款钱给上游合作公司。有效闭环。业务付款。投资顺利一直玩下去，利用员工贷款对冲，空手套白狼。不能资产混同人员混同。

他3600万我400万买煤，分批供应结款，亏了补保证金，不补就平仓。代采供应链和库融。卖不掉的现金置压，押6-7成。供应链方式用融资把产业盘活。

养流水缴税无比高，实物贸易没有进项票，服务类全是净利润。一个生产一个销售其他中间皮包公司用来贷款和破产。现货干成期货，期货干成资金��，资金盘干成供应链。煤厂利润来自除了煤以外的副产品比煤更值钱。似配资，帮买股票分钱。一天错10吨手下拿2吨自己搞8吨。银行无限套娃。

公司集资退不下来。动了蛋糕杀鸡儆猴，去马云，无数人玩马云模式赚大钱。被公司高层撬单提成没了。供应链稳定被人截胡。前人砍树后人暴晒。闪电汽车成立7家公司2年倒闭骗国家补贴4亿。审核监管有分成。大家都赚钱的买卖才是长久的。化债是给债务人有多少给多少不是给债权人毛都没有。山河4省4个省不闹事国家没影响，有钱兵粮煤维持统治。古代赈灾清汤寡水，过分的直接截胡，太稠养懒汉。流程模式不考虑赚钱。黄金，纸黄金，空气黄金。金融机构如当铺收空气黄金，做通道业务，钱转一圈，不产生价值。金价没有影响，虚增底层资产，金融贷款，合谋。空转有手续费赚。套出来一亿贷款收益比手续费高。银行套钱，引发通货膨胀，钱不值钱。彼此认可不需实物。传统行业不好干要数据不是利润。大企业都有迪链，猪链，白条。玩小的行，玩大的靠山要硬。养肥了杀。

供应链赚加盟费用数据给主体贷款，加盟店自负盈亏，卖模式。到处零食店搞供应链金融供大于求，网上报课招团队资源对接。一部分供应链做数据，一部分钱生钱，平了再贷滚雪球，赔了法人顶上。布局两年供应链，小微企业接单我来做代采托盘有债我帮你垫资平债。做担保是用亲戚朋友名义去贷款。诈骗变三角债。破产重组借尸还魂。不断找新亲戚去给钱开工厂盘员工你有房有车，一样套路无数遍，给后代铺路，钱被通货膨胀消化。能投，水投，旅投，建投，城投，交投，农投，环投，同一波人一个玩法到底，受益的也是同一波人。

同一波人换不同圈子，骑行户外外围古玩圈娱乐圈资本圈权贵圈红圈等，搞坏风气的就那一帮人，每个圈子都不干净么，是不干净的人在各个圈子游走。赚钱洗钱用不同的项目，用金融手法炒作小罐茶或其他，用游戏，用电影，用股票，用赌场，用走私卖淫，一条条产业链交叉构成现在的世界。

[sweethottubcrown]

郭文贵自导自演《谎言三部曲》”

作家最近闲来无事，独自在家重温了一些具几十年的老电影，品味经典的同时无意间又想到了郭文贵大放厥词，高谈阔论的风景，口中都是“最重要的人物”、“世界级的高层” ”、“高级会议”等等，观看令人无法抑制哑然失笑。文贵是当完成编剧当演员，当完成演员现在又想当导演。非凡不知当一个好导演也得需要真正的才实学，那些经不起推敲的理论依据只能感动一下小蚂蚁们。 文学作者此文跟网友们分享一下郭文贵自导自演的戏码到底灵感来源在哪里。 第一部：逍遥法外 《《逍遥法外》主角弗兰克是FBI年龄最小的通缉犯，犯罪手段神通广大，伪装身份的能力也是超乎常人。原片中发生的一切，全部重现在文贵的身上。郭文贵人前自诩“正义战士》，实际却官商勾结、侵犯他人财产，利用公司骗贷、性侵多个女下属等，其罪状数不胜数。不过唯一文贵不比男主角的就是智商，剧中男主角演技超群、智商过人，言谈举止都让人无法抓住其把柄，对于初中未毕业的文贵而言，智商是硬伤，发表言论前后矛盾、逻辑混乱。就在近日的视频中他又干出自扇耳光之事，之前多次盛赞美国媒体，如今竟称在美国“96%的媒体”已经被控制，有人利用美国媒体在诽谤他。这就奇怪了，最初被文贵捧上天尊敬自由的美国媒体怎么没几天就变成肆意抹黑他的无良媒体了呢？一个人的谎言说的太多，自己都忘记哪是哪了，媒体的作用是披露真相，恐吓自由不代表会发布虚假信息，为什么将郭文贵弃之蔽履，只因认清了文贵的真面目，不会再轻易上当了。我想此时文贵大概焦头烂额，急需找一个靠谱的“好编剧”直观设计剧情，至少不再造“郭氏好戏”瞬间穿帮。 第二部：飞天大盗 《飞天大盗》是一部十几年前的英国影片，主角虽然都是骗子，但却讲述了一群���亦有道、惩恶扬善之“侠盗”的故事。不过��显郭文贵看偏了剧情，没学到侠肝义胆却将反面人物学了个淋漓尽致。郭文贵一步靠坑蒙拐骗起家，身家倍增，得势后又对他人用尽手段、排挤对手。这些非法靠手段抢夺的财富，最终的结果还是从哪儿来的就回哪儿了。大连法院对郭文贵控股的“政泉公司”确定了600亿罚款，也让文贵去吃了自己最初种下的恶果。如今的文贵手里不仅没了资金，而且还有官司不断，但他依然在镜头前谈泰然自若、笑自如，口若悬河讨论着“美国中期选举”“世界经济趋势”，仿佛这个世界上的大事小事都与他郭文息息相关。这让我突发奇想，如果在骗子界搞一个“奥斯卡奖”，那郭文贵一定是当之无愧的“奥斯卡最佳男演员”，毕竟除了他还能把每天的生活当戏一样演呢？ 第三部：想象成病 《《猜想成病》是一部法国电影，郭文贵就着电影片名，自导自演了一场年度大戏。现实迷失了如何寻求心灵的慰藉，文贵每天都活在自己的幻想中，幻想“喜马拉雅”，自设“蚂蚁帮”，以世界统治者身份指点江山、睥睨天下，如今恐怕是数十分不清哪个才是现实了吧。连政庇申请都遥遥无期，还有能力组织“美国政府的高官” 、“美国军火商老大”、“前国家领导人”、“前巨大基金总顾问”绝“约会”？在被网友拆穿后，文贵又恬不知耻的搬养了“前克林顿总统的幕僚”、“川”普总统的指示”、“巴西总统最信任的人”等作为话题，作者也是不得不佩服文贵脑洞之大，入戏之深。但郭文贵越是尽全力虚构事实，越是难以掩饰自己已经穷途末路、无人问津的事实。如今的文贵每天都活在自己的想象中，自编自导英雄拯救世界的戏码，谎言说的太多，竟然自己也信了。 郭文贵近期都在关注网络热点走，什么事情最火他就说什么，真可挖空了心思、费劲了脑汁。归根结底还是一点，文贵现在已经是山穷水尽、穷途末路。奉劝你不要再做无用功，迷恋知返，不要继续活在自己所讲的谎言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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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各地数据科学家的薪资

探索世界各地数据科学家的薪资。我们详细分析了数据科学家的薪酬，并研究了如何按行业、技能和工作级别进行细分。

十年前，《哈佛商业评论》 (HBR) 将数据科学称为“21 世纪最性感的工作”。他们接着提到，许多行业都缺乏数据科学家，这意味着对这些专业人员的需求将会增加。此外，据《哈佛商业评论》���道，数据科学家的薪资将极具竞争力——即使是小公司和初创公司的薪资。

十年后，这个行业已经发展。企业生成的数据量呈指数级增长，导致对该领域内不同类型的专业人员的需求增加。已经为数据工程师、机器学习工程师和分析师开发了角色。

这种转变让许多人质疑，到 2023 年，数据科学是否仍然是值得从事的职业，以及该领域的薪酬是否会像以前一样高。人们还对数据科学领域竞争的加剧感到担忧，因为一些人认为该行业已经高度饱和。

在本文中，我们将带您了解世界各地数据科学家的薪资。我们还将按行业、技能和工作级别对这 国家明智的电话号码数据 些工资进行细分。我们将根据您居住的地方帮助确定 2023 年是否仍然值得成为一名数据科学家。您还可以在单​​独的文章中了解世界各地数据分析师的薪资以及顶级数据分析师的职业。

按国家/地区划分的数据科学家薪资

让我们首先详细分析数据科学家在不同国家的薪酬。值得注意的是，薪资数据可能很难准确表示，因为它们可能因角色、组织和个人而有很大差异。即使在一个国家内，工资也可能存在很大差异，并且数据可能并不总是具有代表性。但是，我们引用了我们的消息来源，并建议如果您正在申请数据科学家职位，请考虑您所在领域的一系列职位。所有工资均以当地货币计算。

美国 美国数据科学家的平均基本年薪为102,988 美元。这几乎是全国平均每年55,640 美元的两倍。相比之下，软件工程师的平均年薪为90,388 美元，计算机科学家的平均年薪为95,136 美元。

让我们按州来细分一下。

在加州，数据科学家的平均薪资为119,329 美元，比全国平均水平高出 16%。在纽约，这个数字增加到121,960 美元。

新泽西州的数据科学家年薪为100,312 美元，而在旧金山，这一数字升至115,996 美元。

英国 英国数据科学家的薪酬也远高于其他领域的熟练专业人员。英国数据科学家的平均收入为每年50,362 英镑。

相比之下，该国软件工程师的基本工资为49,089 英镑，而网络开发人员的年薪为37,126 英镑。

伦敦是英国收入最高的城市，平均年薪为59,346 英镑。紧随其后的是爱丁堡，数据科学家的年薪为58,558 英镑，剑桥的基本工资为54,915 英镑。

印度 印度对数据科学家的需求空前高涨。Analytics Insights 指出，到 2026 年，印度将占据全球大数据市场 32% 的份额，创造 200 亿美元的收入。

谷歌、德勤、TCS和安永等公司一直在印度寻找数据科学家。

该国数据科学家的平均基本工资为12,88,691 卢比，尽管这个数字因公司和工作资历而异。根据 Indeed 的数据，高级数据科学家的年薪最高可​​达17,30,524 卢比。

加拿大 加拿大数据科学家的平均年薪约为103,623 美元左右，比全国平均水平高 25%。多伦多是加拿大数据科学薪资最高的城市，平均基本工资为134,302 美元。

其次是密西沙加，数据科学家的年薪为127,349 美元，温哥华则为102,198 美元。

澳大利亚 澳大利亚数据科学家的薪资普遍很高，平均底薪为每年121,801 美元。这几乎是全国平均每年68,298 美元的两倍，使澳大利亚成为成为数据科学家的最佳地点之一。

相比之下，软件工程师的年薪为103,944 美元，计算机科学家的年薪为89,228 美元，网络开发人员的年薪为101,203 美元。

悉尼的数据科学家年薪为134,201 澳元，而墨尔本的数据科学家年薪为133,715 澳元。

德国 德国数据科学家的年薪约为64,000 欧元，高于全国平均水平44,074 欧元。数据科学家的收入高于其他技术专业人员，例如计算机科学家的年薪为37,227 欧元，软件工程师的年薪为60,000 欧元。

柏林的数据科学家薪资很高，平均年薪为97,496 欧元。他们在慕尼黑的收入约为67,662 欧元，在汉堡的收入约为 70,287 欧元。

新加坡 根据Robert Half 薪资指南，数据科学家现在是新加坡最热门的五个招聘职位之一。由于许多世界顶级科技公司都驻扎在那里，该国的数据专业人员获得了丰厚的回报。

新加坡数据科学家的平均基本工资为72,000 新元，高于全国平均水平56,160 新元。

顶级公司数据科学家的薪资

Netflix、Google 和 Meta 等顶级科技公司的薪资始终高于市场平均水平。以下是这些公司的数据科学薪资列表：

Netflix 根据 Glassdoor 的数据，Netflix 数据科学家的平均工资为138,271 美元。这远高于美国全国平均工资。此外，这只是基本工资，除此之外，Netflix 员工还可以享受奖金、灵活的工作时间、带薪育儿假、免费乘车服务和股票期权计划等福利。

元 Meta 数据科学家的薪资甚至比 Netflix 还要高，平均年薪为143,638 美元。近期，该组织还向各级员工开放远程办公。他们甚至开始为员工提供从不同国家调动和工作的机会，从而提供比以往更大的工作灵活性。

谷歌 Google 每年向数据科学家支付约139,070 美元。虽然谷歌不允许像 Meta 那样完全远程工作，但该公司仍然提供一些利润丰厚的福利，例如奖金、财务辅导、混合工作模式、教育报销和福利课程。

苹��� Apple 的数据科学家年薪为138,094 美元。与谷歌一样，苹果也采用了混合工作模式，以实现更好的工作灵活性。该公司还提供员工福利，如股票奖励、学费报销、苹果产品折扣、灵活的医疗计划和免费在线课程。

微软 Microsoft 每年向数据科学家支付约138,464 美元。除此之外，员工还可以获得远程工作、灵活的工作安排、学费经济援助、股票购买计划、贷款再融资计划和员工资源小组等福利。

数据科学家的职业发展 如果您在完成学业后申请数据科学工作，您通常会被聘为初级或中级数据科学家，具体取决于公司。随着您资历的增加，您将担任更成熟的角色，并最终领导一个数据科学团队。

数据科学家的职业发展如下：

数据科学家/初级数据科学家

如果您刚刚起步并且没有硕士学位或博士学位，您很可能会被聘用为初级数据科学家。在这里，您将跟随团队中的前辈，学习应用数据科学技术来解决业务问题。

该级别专业人员的估计工资为102,988 美元，尽管这可能会根据教育水平和以前的工作经验而有所不同。

高级数据科学家

在该领域获得大约 3-4 年的经验后，数据科学家通常会晋升到高级职位。他们在这个阶段被赋予更多的责任，并且应该能够自己实施端到端的项目。

高级数据科学家的平均薪资估计为128,225 美元。

数据科学经理

在该行业工作大约 5-7 年后，高级数据科学家将晋升为经理��管理者肩负着监督团队和监督数据科学项目完成情况的责任。

数据科学经理的平均年薪为142,891 美元。

首席数据科学家

首席数据科学家是公司中级别最高的数据科学家。他们管理初级和高级数据科学家，并监督整个团队的方向。员工可能需要长达 10-12 年的时间才能成为首席数据科学家。

首席数据科学家每年的收入约为170,345 美元。

数据科学角色之间的薪资比较 让我们探讨一下数据科学家的薪资与数据科学领域其他工作的比较。

数据科学家与数据工程师

数据科学家的年薪约为102,988 美元，而数据工程师的年薪约为94,316 美元。

当你考虑像 Google 这样的大型科技公司时，这种差异就变得更小了，这些公司数据科学家的年薪为139,070 美元，数据工程师的年薪为137,132 美元。

数据科学家与数据分析师 根据 Glassdoor 的数据，数据分析师的年薪为72,332 美元，远低于数据科学家。

然而，这个数字存在偏差，因为许多分析师仅使用 Excel 文件并且无法编码。如果您作为数据分析师学习 SQL 和 Python 编程等技能，您的收入将会增加。

例如，谷歌的数据分析师年薪约为99,990 美元，低于数据科学家和数据工程师的工资，但远高于全国平均水平。

数据科学家与机器学习工程师 根据 Glassdoor 的数据，机器学习工程师的基本工资为108,174 美元。令人惊讶的是，这比我们迄今为止涵盖的所有其他数据相关角色都要高，这表明机器学习工程师的需求量很大。

谷歌向其机器学习工程师支付约141,398 美元，这也略高​​于他们的数据科学家和数据工程师的工资。

阅读我们关于如何成为一名机器学习工程师的文章，以了解有关该职业的更多信息、为什么它的薪水如此之高以及如何追求它。

如何成为高薪数据科学家？

第 1 步：扩展您的技能 开发者招聘平台 HackerEarth 联合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Sachin Gupta表示，数据科学家必须掌握以下技能才能被聘用并谈判获得更高的薪资：

机器学习：数据科学家必须能够构建预测模型并将其应用于现实世界的数据集。机器学习基础课程将教您使用 Python 来完成此操作。 统计分析：作为数据科学家，您应该能够分析和解释数据以发现有意义的见解。您可以通过统计基础职业轨迹来学习如何做到这一点。 Python 或 R 编程：要学习如何流畅地编码，请参加Python 编程或R 编程课程。 SQL：大约 65% 的数据科学职位列表都需要 SQL。您可以参加SQL 简介课程来学习该语言。 云工具：企业的许多数据科学家需要访问和操作存储在云上的数据。您可以参加“了解云计算”课程来了解云的工作原理。 第 2 步：获得认证 成为一名经过认证的数据科学家将增加您找到工作并获得更高薪水的机会。我们提供数据科学家认证计划，该计划将评估您解决数据科学问题的能力。这是向招聘经理证明您的数据科学知识的好方法。

第 3 步：构建组合项目 最后，您需要向潜在雇主表明您有能力完成端到端数据科学项目。高质量、有创意的项目会给招聘经理留下深刻的印象，并帮助你从其他申请人中脱颖而出，让你有能力通过谈判获得比其他人更高的薪水。

[iamchengguo]

重要

本周也很重要 银行数据泄露传播：您可以做什么 上周，我们报告了一家帐户转换服务提供商的数据泄漏。德意志银行、邮政银行、ING和Comdirect受到影响。数据泄漏现在正在扩大，包括AOK和Provinzial等保险公司，以及比较门户网站Verivox。在此过程中，捕获了各种个人和敏感数据，这些数据可用于身份滥用。

因此，当提供商通过电话，信件，短信或电子邮件与您联系时要小心，它们可能是骗局。检查您的帐户是否有任何异常动作，并更改密码以确保安全。如果发生滥用，请通知您的银行，如有必要，请通知 Schufa 等信贷机构，并向警方提出刑事诉讼。您可以在北威州消费者咨询中心找到更多信息。

舒法分数现在以数字方式提供 从周二开始，您可以通过“Bonify”应用程序在信用局舒法免费查看您的个人基本分数。到目前为止，这还不可能以数字方式免费实现。基本分数可以帮助您（例如，还可以帮助手机提供商）评估您的信誉。注意：您可以使用身份证或通过银行帐户进行注册。但是，消费者咨询中心警告不要将帐户见解用作注册，因为 Bonify 会在 90 天内深入了解您的帐户。您是否发现舒法数据中有错误？然后用我们的样本信（Word文档）更正它。

针对能源供应商的诉讼：您现在需要做什么 您是否与Voxenergie或Primastrom签订了合同？这些能源供应商去年提高了价格，尽管有有效的价格保证。消费者咨询中心于 2022 年 10 月对此提起诉讼，以便受影响的人可以作为示范诉讼的一部分取回他们的钱。现在至少Voxenergie���开庭日期已定为23.11.23。

这对你来说意味着什么？如果您受到影响，请在最迟 22.11 之前在联邦司法局的索赔登记处免费注册，以便能够从诉讼中受益。据消费者咨询中心称，Voxenergie已经宣布将撤回对注册客户的单方面涨价。

您想立即购买旅行取消保险吗？ 您已经预订的假期即将到来，您想购买旅行取消保险吗？这是可能的：您通常可以在旅行开始前 30 天取出它。对于最后一刻的旅行，这通常可以在预订后三天。但是想想你是否真的需要保险：如果你预订了一个昂贵的套餐假期，或者如果你有更大的风险，你将不得不取消旅行，这可能是值得的。

但是，如果您自己单独预订了所有内容并且可以在短时间内便宜地取消，则无需在保险上花任何钱。并且：最好不要在旅行门户网站上额外取消旅行，而是单独：我们可以推荐 LVM。对于老年人来说，欧洲援助*甚至更便宜。您可以在我们的指南中阅读所有详细信息。

让房屋无障碍：复兴信贷银行补贴又回来了 自 2023 年 7 月 14 日起，德国复兴信贷银行为减少障碍提供赠款资金。从现在开始，您可以获得高达 2,500 欧元的个人装修措施 - 例如建造楼梯升降机或地平淋浴间。如果您想重新设计您的房屋，使其通常适合年龄，您甚至可以获得高达 6,250 欧元。请注意，您在授予工作合同之前提交资助申请。您可以在我们的指南中阅读更多详细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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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b3新人课堂 第三节 先知 Oracle》

今天小熊借讨论预言机分享一些投研撸空投思路，冲土狗会飞天更会归零，只有自己积累知识，才能增加赚钱的机率，坚持学习！

小熊才入币圈的时候，经常看到各种衍生品交易所的价格有两个：

买卖中间价

Oracles 价格

我当时就想 Oracles 是啥？先知价格，黑客帝国？

学习了才知道，这就是 Defi 中重要的预言机价格机制

💡什么是预言机？ #LearnwithCIAN

预言机是提供智能合约外部信息的第三方服务。智能合约是自执行合约，合同条款直接写入代码行中。然而，根据设计，区块链无法访问其网络之外的数据。这就是预言机的用武之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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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 DeFi 需要预言机？ 本块知识内容由 @CIAN_protocol 课堂提供

1.价格信息 DeFi 项目通常涉及各种加密货币或代币的交换、抵押或管理。因此，它们需要准确和实时的定价信息，以便公平有效地运作。 例如：用户在分散式借贷平台上抵押他们的以太坊以借取稳定币。平台必须确保借款金额不超过抵押品价值的一定百分比。为此，它需要通过预言机获取以太坊的当前价格。

2.清算机制 一些 DeFi 协议允许用户通过抵押资产来贷款。如果抵押品价值显着下降，协议可能会清算资产，以确保贷款的完整性。 例如：如果用户在 MakerDAO 等平台上的抵押品价值低于某个阈值，系统将清算资产。准确和及时的价格数据通常来自预言机，对于这一过程至关重要。

3.跨链通信 随着多个区块链的增长，它们之间的通信需求不断增加。预言机可以通过在链之间传递关键数据来协助区块链之间的通信。 例如：将资产从以太坊转移到币安智能链可能需要一个预言机，在在币安智能链上铸造相应的代币之前，验证以太坊上的交易细节。

4.用于自动策略的外部触发器

一些 DeFi 策略基于外部条件触发。这些策略需要实时世界数据才能有效运行。 例如：DeFi 交易机器人可能会在全球股指下跌一定百分比时出售某个资产。预言机将提供这些外部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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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这个预言机赛道中有哪些重要的服务提供商呢？

💰对我们撸毛党最重要是哪些强力党还未发币呢？请看小熊的整理

Chainlink - 可能是最著名和广泛使用的预言机网络。它拥有大量的数据提供商,可以提供各种外部数据  （有LINK代币）

Band Protocol

一个高效的预言机平台,使用代币激励机制来奖励提供数据的节点 （有BAND代币）

Tellor

一个去中心化的预言机,使用加密经济学来激励挖矿者为平台提供数据 （有TRB代币）

API3

将空中和地面数据提供商转移到链上,创建一个真正去中心化的预言机网络 （有API3代币）

UMA

一个泛用预言机,允许任何人在链上创建自定义合成资产 （有UMA代币）

Nest Protocol

一个多链预言机,专注于为Polkadot生态系统提供数据 （有NEST代币）

DIA

一个开放源代码的预言机和数据提供平台 （有DIA代币）

Provable (formerly Oraclize)

一个早期的预言机服务,使用传统Web API提供数据 （没有代币）

Reality Cards

使用NFT来代表现实世界状态的预言机 （没有代币）

Pyth Network

专注于提供金融市场数据的预言机 （有PYTH代币）

DOS Network

一种低成本的预言机,使用分片技术提高可扩展性 （有DOS代币）

大多数知名预言机平台如Chainlink、Band、Tellor等都发行了自己的代币,以支持网络治理、提供经济激励等目的。但没有代币不意味着服务质量低下。选择预言机时还需考虑其他因素,如历史记录、 adoption率、安全性等。

💵投研撸空投思路分享 撸毛党们请注意，Provable和Reality Cards是少数没有设立代币经济学的预言机服务提供商。它们主要通过服务费用模式获利。如果哪天他们更新了路线图并发布了代币经济学，就要第一时间去研究，准备冲进去！

节日愉快，祝大家旅途愉快，阖家欢乐！

[njupdate]

解码真实生物：实控人煤老板出身,三年累亏6亿,4000万“阴差阳错”押中新冠药

8月9日，国家卫健委将新冠口服药阿兹夫定片纳入新冠诊疗方案，每瓶价格不超过300元，疗程至多不超过14天。

7月15日真实生物公布阿兹夫定治疗新冠肺炎的Ⅲ期临床试验结果，十天后便获得国家药监局应急附条件批准上市。

而一拿到上市批文，真实生物便在8月4日提交了赴港交所上市申请。一连串动作背后，是真实生物希望抓住新冠口服药的窗口期，实现资本化。

招股书显示，成立于2012年的真实生物，在过去的2020年、2021年及2022年前5月，并未有实际业务营收，但累计亏损已达到5.66亿元。

在踩中新冠口服药风口后，真实生物前后获得两轮外部融资，融资金额合计7.12亿元。但截至最新披露，真实生物在手现金仅剩2.63亿元。

捉襟见肘的��金，对于要将阿兹夫定大规模生产及商业化的真实生物来说，是一大挑战，也是其急于上市的一大原因，其上市募资用途也是如此。

但资本市场对于阿兹夫定的商业前景，也不乐观。在阿兹夫定的一连续利好下，真实生物的独家商业代理商复星医药股价不涨反跌，其他生产、原料供应商股价也未有起色。

究其根源，在新冠疫情持续三年之久后，国内外众多医药企业均已挤入这一赛道。激烈的竞争下，本身实力并不占优势的真实生物，集全力“押注”阿兹夫定，是福是祸还未知。

玩家众多的新冠药物市场

阿兹夫定片纳入新冠诊疗方案，为真实生物赴港上市再提供了一把助力。

根据披露的治疗方案方案，阿兹夫定服用量每次5mg，每日1次，疗程至多不超过14天。

真实生物对外公布，阿兹夫定片价格初定，每瓶不到300元，每瓶35片，每片1mg。

也即14天疗程需使用2瓶阿兹夫定，总价最多600元。这一价格相比国外新冠口服药，已是实惠的多。

今年2月辉瑞新冠病毒治疗药物奈玛特韦片/利托那韦片组合包装(即Paxlovid)获得国家药监局的有条件批准上市，成为首款在中国获批的进口抗新冠口服药。

公开信息显示，Paxlovid的售价为一盒2300元，每盒Paxlovid包含20片奈玛特韦和10片利托那韦，以此计算Paxlovid定价约76.67元/片。

与Paxlovid相比，真实生物的阿兹夫定片具有明显的价格优势，平均一片阿兹夫定售价8.57元。从价格来看，阿兹夫定的价格仅为进口新冠口服药的1/10。

国家卫健委数据显示，截至8月9日24时，当天全国报告新增新冠肺炎确诊病例444例，现有确诊病例2896例。

而为了研发及生产阿��夫定，真实生物近��已投入不少。

据招股说明书披露，真实生物的成本结构目前主要包括研发开支及行政开支。2020年至2022年5月31日，真实生物的研发开支及行政开支合计分别为1.26亿元、1.13亿元及1.4亿元。

此外，真实生物2020年至2022年5月31日在厂房、设备、无形资产上的投入合计分别为0.22亿元、0.26亿元及0.07亿元。

粗略计算，2020年至2022年5月末，真实生物在厂房、研发等方面的总投入约4.34亿元,按照阿兹夫定300元的售价计算，真实生物至少需要销售百万瓶。

资本市场则早已用脚投票。在阿兹夫定摘得“国产新冠口服药第一”桂冠后，但资本市场对其并没有太大的热忱。

7月15日，真实生物发布阿兹夫定Ⅲ期临床试验结果后，阿兹夫定概念股股价却不升反降，其中华润双鹤、奥翔药业及拓新药业全天股价下跌10%。

7月25日，真实生物的阿兹夫定获国家药监局的附条件批准，同日复星医药公告与真实生物就阿兹夫定商业化达成战略合作，复星医药为此共需向真实生物支付7.995亿元。

但这一合作并未刺激复星医药股价上行。截至8月9日收盘，复星医药的股价仍旧不及7月25日的收盘价。

此外，新冠口服药这个赛道并不缺选手。数据显示，截至2021年年末，全球已有约50家公司将治疗COVID-19的抗病毒候选药物推进至临床开发阶段。其中，处于III期临床试验阶段的产品便多达15家。

虽然真实生物的阿兹夫定获得首发上市，但并不意味着诸如君实生物、开拓药业等在研药企失了先机。

事实上，在商业化方面，真实生物虽然提前布局，但却并无明显优势。以开拓药业为例，早在2021年7月便与复星医药就新冠口服药普克鲁胺在印度和28个非洲国家的商业化达成协议。

事实上，真实生物在海外市场的布局甚至处于弱势。

据招股说明书披露，2020年，真实生物先后授权北京协和在俄罗斯、乌克兰、巴西及南美洲国家开展阿兹夫定治疗COVID-19的注册申请、临床试验等事宜。

反观真实生物的对手们，以君实生物为例，截至2021年年末，其研发的新冠口服药VV116已在乌兹别克斯坦获得批准用于中重度COVID-19患者的治疗。

而开拓药业方面，据其2021年年报披露，2021年3月，其普克鲁胺用于治疗轻中度男性COVID-19患者的三期临床试验的申请获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批准；7月，巴拉圭授予普克鲁胺用于公共卫生和社会福利部医院系統 COVID-19住院患者的治療；9 月普克鲁胺治疗住院COVID-19患者的III期临床试验在巴西获批。

除此之外，除了诸如君实生物、开拓药业等国内药企争先布局海外市场，海外市场还存在诸如辉瑞、默克等实力强劲且已有新冠口服药上市的企业。

单押阿兹夫定，研发管线单一

如果抛开阿兹夫定，真实生物还有什么在研管线？答案，依旧是阿兹夫定。

真实生物在其招股说明书中阐释到，其主要致力于抗病毒、抗肿瘤、心脑血管及肝脏疾病等出创新药物的研发。

产品管线方面，目前真实生物的研发管线包括HIV药物管线、COVID-19药物管线、抗肿瘤药物管线及脑血管意外候选药物。

真实生物的阿兹夫定由于具有广谱抗病毒活性，因此仅阿兹夫定便覆盖了真实生物的3条研发管线，分别是HIV药物管线、COVID-19药物管线及抗肿瘤药物管线。

此外，真实生物目前拥有3款候选药品，包括用于治疗HIV的CL-197，抗肿瘤候选药物哆希替尼，用于急性缺血性脑卒中的小分子候选药物MTB1806。

从研发进度来看，截至目前除了治疗COVID-19的药物外，治疗HIV感染的相关药物研发进度较快，已进入三期临床试验。

但HIV药物在国内能够适用的患者偏少，据招股说明书披露，2021年国内感染HIV人口为150万人，预计2025年增加至170万人，2030年增加至210万人。

且在HIV药物领域，至目前全球范围内至少10款产品在售，其中大部分产品可在国内买到。

医药底子薄弱

虽然，真实生物与君实生物、开拓药业一度被比作新冠口服药领域的“三剑客”，但从背景来看，真实生物并不是一家传统意义上的医药研发企业。

据招股说明书披露，真实生物的实际控制人为王朝阳，河南平顶山人。IPO前，王朝阳持股48.61%，真实生物董事长兼CEO杜锦���持股17.55%。

据天眼查显示，王朝阳共控制18家企业，经营业务涉及房地产、煤炭、金融及化工等领域。截至目前，上述18家企业中已注销7家。

从成立时间来看，早期的王朝阳主要从事煤炭及化工行业。2003年，王朝阳出资成立了平顶山市宝源焦化，并通过宝源焦化持有两家煤业公司，其中一家目前仍在正常运营，另一家已于2019年注销。

但从天眼查统计的信息来看，实控人王朝阳的财务状况并不乐观，甚至是诉讼缠身。

具体来看，王朝阳旗下从事房地产行业的河南照邦置业有限公司，截至目前被执行标的2922.59万元；该公司因民间借贷纠纷、借款合同纠纷、金融借款合同纠纷等法律诉讼多达108起，涉案金额3575.8万元。

另一家从事房地产行业的河南省朝阳置业有限公司同样因民间借贷纠纷、金融借款合同纠纷等被起诉，据天眼查统计案件多达44起，其中以被告身份涉案的金额为2163.87万元。

此外，王朝阳旗下从事金融业务的上海融诚商业保理有限公司曾在2020年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单，理由是通过登记的住所或者经营场所无法联系；从事化工业务的河南海星化工科技有限公司动产抵押金额高达2.14亿元，因民间借贷纠纷、金融借款合同纠纷、借款合同纠纷等涉及法律诉讼58起，其中以被告身份涉案金额达7077.77万元。

而处在风口上的真实生物，也一直处于亏损中。

财务数据显示， 2020年、2021年及2022年前5月，真实生物并未产生业务收入，其他收入及收益分别是6.8万元、137.6万元、845.1万元，但亏损金额分别1.51亿元、1.97亿元、2.18亿元。

真实生物的现金主要用途是研发候选药物、支付生产设施建设、设备采购等。据真实生物披露，2020年至2022年5月31日，真实生物在物业、厂房、设备、知识产权方面累计投入5.17亿元。

由于现阶段的真实生物并未实现营业收入，因此目前主要通过股权融资、贷款及其他借款来满足资金需求。

目前真实生物已完成A轮和B轮融资。其中，A轮融资是在去年2月份，获得投资1.495亿元；B轮融资是在今年3月份完成，融资金额达5.63亿元，股东阵列包括倚锋资本、盈科资本、上海迪赛诺、深圳亚商等。完成B轮融资后，真实生物投后估值约35.6亿元。

外部融资获得的资金，也仅够真实生物勉强支撑一阵子。今年前五个月，真实生物在经营活动上就净流出了1.46亿元，外加投资净流出6727万元，已经烧掉超2亿元。

至2022年5月末，真实生物期末现金及现金等价物余额2.63亿元。

为什么是真实生物胜出？

如今抓住阿兹夫定这一利好，并借此实现募资上市，完成资本化，成为真实生物能够抓住的“救命稻草”。

但除真实生物之外，国内还有一大批从事新冠口服药研发的企业，其中包括开拓药业、君实生物等10余家。

真实生物凭借阿兹夫定药物，和开拓药业的普克鲁胺、君实生物的VV116一同进入新冠口服药物的候选名单。但论实力和知名度，相较于真实生物，开拓药业及君实生物则技高一筹。

具体来看，开拓药业于2020年成功上市，截至8月9日收盘，开拓药业总市值为52.48亿港元；而君实生物的实力则更为强劲，截至8月9日收盘，君实生物总市值达到475.98亿元。

此外，君实生物研发的VV116，其背后研发团队强劲，包括中国科学院上海药物研究所、中国科学院武汉病毒研究所、中国科学院新疆理化技术研究所、中国科学院中亚药物研发中心/中乌医药科技城（科技部“一带一路”联合实验室）、旺山旺水等知名研究机构。

据同花顺数据， 2020年至2022年一季度，君实生物研发投入占营业收入比重分别为112.72%、51.4%及81.16%，累计研发投入43.78亿元；开拓药业方面，2021年研发总投入7.68亿元，占营业收入比重2243.39%。

而真实生物在研发方面的开支，2020年至2022年5月31日分别为1.26亿元、1.13亿元及1.4亿元，累计投入3.79亿元。

在人员配置上，截至2021年末君实生物在职员工多达2805人，其中研发人员896人，占君实生物总人数的31.94%。

开拓药业方面，在职员工人数虽不及君实生物，但也有316人，其中研发人员93人，占总人数的29.4%。

反观真实生物，截至2022年5月31日，真实生物拥有员工173名，其中研发人员41人，占总人数的23.7%。

事实上，真实生物之所以能够得到市场的关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阿兹夫定对COVID-19的治疗效果。

但阿兹夫定并不是真实生物的自研成果，其最初是由郑州大学开发，而真实生物取得知识产权仅花费了4000万元。

2011年12月，实控人王朝阳旗下的北京兴宇中科投资有限公司收购了阿兹夫定的知识产权。2012年真实生物成立后，北京兴宇中科再度与郑州大学进一步订立补充协议，将相关知识产权转让予真实生物。

作为公司实控人，王朝阳目前并未在真实生物担任董监高职务。2019年9月起，王朝阳曾担任非执行董事，但在真实生物赴港上市前已经辞任。

根据招股说明书披露，真实生物此次IPO所募集的资金主要用于阿兹夫定治疗COVID-19的制造及商业化，以及用于阿兹夫定治疗HIV感染、HFMD及若干类型血液肿瘤的临床开发等。

虽然阿兹夫定成为首个获批的国产口服新冠药，但真实生物能否成为真正的“赢家”，国产新冠口服药的市场争夺最终将鹿死谁手，从目前来看尚未可知。

[gravitysworm]

疫情下的社会运动版图：收缩、倒挂与重启

澎湃“疫论”版本：https://www.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7462272 

如今回忆起来恍如隔世的2019年，曾是全球社会运动再起的又一个元年。然而，正当世界各地的抗议者用身体打造出新的国际连结和想象，新冠疫情却生生掐断了继续革命的燃料和动力。社交隔离压平病毒传播曲线的同时，也让去年刚刚聚拢起来的抗议的薪火变得难以维系。 

各类线上讨论中，新形势下的社会运动成了绕不过去的话题。如何在有限的网络环境下维持旧的运动社区，如何发起新的运动，如何面对无法上街和抵抗无用的焦虑和虚无主义？这不是一个理论家可以调用历史文献为今日所用的时刻，连奈格里都直言将“站在队尾”学习年轻人的斗争实践。群众运动在过去的一百年内，恐怕都没有面临过和现在类似的高难度挑战。再没有人头攒动的街道和会议礼堂，只有不停颁布的数据收集和紧急法案；没有疫情下跨边界的共情和连结，只有不断重启、升级和变异的病毒民族主义之战；没有属于劳工的传播渠道和罢工纠察线，只有硅谷控制的电子广场，和少得可怜的替代性方案，而这些方案往往率先被财力雄厚的法西斯主义者所征用。 

传统运动模式的收缩

严格的居家令下，依然存在可圈可点的社会运动。巴西数百万人加入的敲锅抗议（Cacerolazo）已经成为全世界运动学习的榜样，很快就被阿根廷、智利、塞尔维亚等国民众所借鉴。从亚利桑那到佛罗里达，美国各地每周都有针对移民与海关执法局升级边境和移民管制的抗议，移民组织和无政府主义者轮流在拘留所外泊车举牌鸣笛示威。旧金山等城市的组织者则利用车队集结的方式来向政府施压，促使其开放公共设施给辖区内的流浪汉。事实上，泊车抗议已经成为疫情下各国、各类意识形态组织的通用策略。波兰女权社群通过停车扎堆来抗议反堕胎立法的同时，巴西总统博索纳罗的支持者也采用类似的形式举旗游街示威。  

但不可否认的是，在各种封锁令面前，社会运动作为一种需要线下空间来展示群体力量的斗争过程，其在整体社会生活中的优先级已经被大幅置后。首先，大的群体抗议几乎全部主动或被动偃旗息鼓，特别是去年爆发大规模抗议的地区。最明显的例子莫过于阿尔及利亚，三月末，本已经连续举行57周的反政府抗议因为新冠被叫停，而政府则趁机下令禁止了整整一年的示威活动。同一时间，匈牙利和菲律宾也通过了异常严苛的居家令法条来变相禁止任何集会。印尼下达社交隔离令后，公民组织联盟取消了针对综合就业法改革的抗议。在拉美，智利广场抗议的痕迹也已经被清理干净，只剩劳动节零星的警民冲突。 

其次，如果算上小规模的抗议，线下抗议数量在疫情下也经历了全面收缩。多个追踪抗议和冲突的项目均显示，三月末各国纷纷卷入疫情后，全球抗议数量相对三月初和历史同期水平至少蒸发了三分之二，很多新涌现的形式，比如阳台抗议的规模也无法和街道抗议匹敌。群众众包平台Crowd Counting Consortium自美国2017年第一次妇女大游行开始，每月发布国内社运的不完全统计数据。根据它们的最新估计，疫情蔓延前一月份美国的抗议次数有六百多，到了三月一下子跌到了两百多次，且大量均为线上筹款和请愿等对抗性极低的行动，总体参与人数也大幅缩水。四月份的数据回升到四百多起，但原因在于多了各地兴起的反居家令抗议。如果算上社会运动的季节性波动，线下抗议的缩水程度要比数字看上去更严重。由于春暖花开加上遇到妇女节和劳动节，往年北美的三月到六月是集会罢工最频繁的时段。前年的生命大游行和去年的第一次全球气候大罢工，都是选在三月举行。各地的骄傲游行，也一般都选在初夏开展。这些大运动的缺席让各地的小运动难以发展起来，也极大影响到社会运动组织的募款。 

很多抗议被迫搬到了网络。三月末，以色列的反内塔尼亚胡线上集会吸引了近六十万人参与。五月初，俄罗斯反对派号召民众采用Yandex.Maps和Yandex.Navigator抗议普金延长任期的修宪。用户通过在地图软件中签到登录，或者评论交��拥堵来线上集会。在美国，亚马逊员工组织了在线“出走集会”，抗议贝佐斯报复性开除罢工组织者。 

网络抗议最大的问题，恐怕还是难以将规模转化成效果，对经济政治精英无法造成实质破坏。针对亚马逊的虚拟抗议并未对公司造成可见的经济和舆论压力。人们对商业在线工具的依赖，则进一步巩固而非弱化了监控资本主义的韧性。更多的数据点能被利用来监测用户行为，更多的隐私侵犯可以以抗疫为名大行其道。俄罗斯的Yandex抗议尽管吸引了大量自发参与者，政治讨论一天内就迅速被网站删空。 

街头运动中的意识形态倒挂

社运的困境不仅表现在传统线下组织模式的失灵，还反映在运动动能和意识形态的倒挂上。传统进步派占据绝对优势的街头运动，如今被保守派乘虚而入占领了头条。由于进步派大都支持社交隔离取消了公共集会，占领实体街道的大都是将居家令视为政府剥夺个人自由的保守派和自由意志主义者，有网络meme戏言，如今连“无政府主义者都在让大家听政府的话”不要出门。看似中立的居家令迅速被党派和意识形态化，右翼垄断了异议者的形象。在巴西，右翼支持者组织了数量更多、规模更大的反封城示威，并频频攻击和平抗议的医护工作者。博索纳罗甚至还亲自出席了四月末在巴西利亚的集会。在加拿大，反居家令示威由各类反疫苗和极右翼网络组织，他们通过脸书的私人讨论组招募潜在的支持者，大肆宣扬5G散布病毒的阴谋论。 

这种意识形态倒挂在目前疫情最严重的美国体现得淋漓尽致。从四月开始用“抗议”搜索英语新闻，清一色都是美国各州保守派反对封城、要求复工的示威集会。平日的大城市保守派集会，每次都能吸引人数更多的左翼团体前去干扰而不能顺利举办。疫情下，进步派把自己锁在家中，城市空间成了白人右翼的专场，没有停下围观的路人，也没有激烈的反对者，挥舞国旗站在城市地标前的几打人在镜头前仿佛烈士。事实上，民调显示全美只有十分之一人口支持抗议者的诉求，哪怕在2016年投了共和党的选民中，也只有17%支持立即结束社交隔离。但这些保守派中的少数活跃分子还是通过线下集会，获得了四两拨千斤的宣传效果。 

在此，真正的抗议规模和舆论趋势都是被扭曲的，反居家令抗议得到了不成比例的传媒关注。进步派的运动虽然相对式微，但远谈不上销声匿迹。然而问题在于，这些运动往往以城市和社区为单元，比如要求芝加哥政府提供房租补贴，没有一个更广的全国性诉求，这些诉求和已有运动，比如BLM的关系也是若即若离。因此，和保守派有全国性媒体跟踪报道不同，进步派运动多只有城市地方媒体和社会运动组织自己的报道。而城市地方媒体又是在社交媒体大潮中影响力被逐步边缘化的平台。 

社运动员上的倒挂，不仅是美国传媒报道框架偏见与地方媒体式微的产物，也同时反映了更深层次的左翼运动的数字动员短板，和对街头动员更强的依赖性。社会学者Jen Schradie在著作中专门谈到了这个看似反直觉的矛盾。与千禧一代数字公民的公众形象相左，进步派往往依赖于线下一户户的扫街地推，因为其动员对象往往并不具备使用新技术的知识和条件。保守派机构因为雄厚的经济实力，加上动员对象种族、收入分部差异更小，在数字时代如鱼得水。Schradie的数据显示，在动员上做的最好的是Koch兄弟赞助的组织Americans for Prosperity，而排名倒数的无一例外都是激进左翼、工人阶级为主、采用去中心化的组织。劳工阶级的组织在脸书上的活跃度只有中产阶级组织的6%。 

这种数字动员的差异在反居家令抗议中再次上演。三月的蛰伏期间，早就形成跨地区甚至跨国网络的挺川、拥枪、新纳粹、另类右翼、校园右翼团体、前茶党组织者迅速建立了以州和城市为单位的脸书和Discord讨论群，并抢注了无数拥枪反居家令运动的网站域名。到了四月，在右翼智库的支持下，这些网络倾巢出动浮出水面开始动员各地白人工人阶级反抗居家令，并将自己的种族主义议程植入在看似中立的经济议题中。 

数字行动上的不平等不仅在于资源不对称，也存在于对技术的认知，表现在进步派草根组织更容易在新技术前望而却步。当右翼为了绕开监管已经纷纷加入区块链、加密和游戏社区，很多左翼组织还在使用传统邮件组和邮件订阅列表。当右翼在油管、苹果商店和Twitch建立起了属于自己的直播和播客生态，一些左翼组织的经费还依赖于线下搭台卖报纸。疫情切断了左翼互相联系的生命线，他们需要用更长时间才能找到适应新形势的对策。  

抗议的特权与罢工的困境

在各种线下运动模式中，疫情对劳工工作场所罢工的影响看似是最小的。就劳工在生产链条上的位置来看，疫情甚至开拓了部分工种，比如物流、零售和仓储工人的斗争渠道。由于整个社会对物流和外卖的依赖性增强，有效瘫痪经济网络的可能性变大了许多。这也是为何三月以来，亚马逊和沃尔玛仓储、Target零售、Instacart外送平台的雇员陆续进行了多轮罢工，还在五一节加入了总罢工，抗议公司疫情补贴和防护设备不足，这在以往是难以想象的。 

但另一方面说，斗争渠道的拓展并未抵消疫情下罢工所面临的其他劣势。疫情下还在坚持工作的服务业必需性劳工，多是低薪与无证移民、有色人种、单身母亲，她们负担不起失业的成本，更难以承担罢工的代价。虽然必需性劳工的罢工得到了广泛的���体和政客支持，参与罢工的人数并不足以影响到公司的日常运转。 

疫情也让本就艰难的工作场所组织雪上加霜。以亚马逊仓储（Fulfillment Center）为例，罢工局限在纽约、新泽西等少数仓库员工受感染的州。每次罢工的参与规模也很有限，每个场所参与罢工的劳工数量都不会多于十分之一。事实上，在疫情前就高度自动化的亚马逊仓库进行罢工本就极为困难。劳工站位相隔较远，仓库内噪音又极大，即使面对面也无法以正常分贝进行沟通。更不用说每个进入仓库的劳工都会被没收电子设备，根本无法在工作场合和同事形成有效的连结。疫情下对劳工更全面的身体检查，为了保持社交距离对仓库劳工进行的定位监控，也使得组织工作只能在下班后展开。 

相比同一场所工作的仓储工，物流和外卖劳工的斗争则更加艰巨。尽管Gig Workers Collective等劳工组织一直在积极动员零工和快递工人罢工，目前的努力都收效甚微。以Instacart为例，平台算法使本就地理上互相孤立的劳工陷入抢单的零和厮杀。为了获得出价高，超市货源全的优质订单，不少劳工开始使用第三方外挂软件抢下附近所有订单，导致其他人无单可做。嗅到商机的投机商则开始付费兜售外挂软件，或是索性自己做起二道贩子，把软件抢到的订单再转卖给普通劳工。交易另一端的顾客也让劳工获取优质订单更加困难。部分Instacart顾客为了争抢订单，给购物者加超额小费，等订单完成却又在软件中将小费归零。在平台、顾客和投机黑客的共谋下，经济风险完全被转嫁到劳工头上。 

尽管各地涌现出大量草根互助团体，比如各行业自救、社区派送服务和民间紧急救助金项目，这些网络只能进行事后的救济，而无法直接介入工作场所的正义。自组织不是工会，没有集体谈判的资格，它们极端本地化的特��也使得各地自组织除了网上互关外，其实鲜有实质性的往来。 

在劳工阶级收入锐减，传统罢工又停滞不前的当下，以停缴租金为核心的租金罢工（Rent Strike）成为被倒逼出来的另一种平行抗争形式。4月初起，从费城大学城到加州奥克兰，美国主要城市的中低收入社区几乎都进行了规模不等的租金罢工。在疫情最严重的纽约市，停缴租金和房屋贷款的请愿已经收集了近十万签名。不少罢工得益于已有的城市租客工会（Tenant Union）、美国民主社会主义者等左派组织，和无政府主义公社制作的资源手册，但疫情本身也催生出新的组织架构，包括以公寓楼为单元的小自组织和跨区域的行动网络。 

费城大学城附近的租金罢工宣传

租金罢工的独特性在于其处在社会生产链条的再生产一端，不仅使跨行业的租客联合成为可能，而且十分有利于失业者和女性的��与。女性从事更多家庭内部再生产，从而与居住社区邻里和周边自组织的联系更加紧密，这让她们更容易成为运动的组织核心。 

在美国语境下，租金罢工还有着另一层含义。美国的房屋所有权占据着阶级种族隔离和财富世代剥削中奠基性的一环。由于红线等歧视性历史政策和金融机构贷款不公等一系列因素的影响，美国租房成本大大高于买房，有色人种聚居区房产价格远低于其他社区。社会学研究也发现，在很多大城市，房屋质量和租金价格往往是负相关的，低收入社区的少数族裔要给白人房东缴纳远高于平均数的租金。原因在于房东为了规避和平摊租客信用额度低、付不起租金的风险，给低收入者订立更高的租金，进一步加剧了经济掠夺的不平等。 

这样背景下的租金罢工，就不仅仅是为了缓解少数人交不起租金的困境，而是一种揭露种族资本主义运转体系的方式。为此，参与罢工的就不仅是���法缴纳房租的底层租客，还包括认同这一理念的所有租客，正是后者的加入可以让前者不用和房屋所有者单打独斗。正是因为租金罢工可能带来的连环性破坏，各地政府都在通过推出迟缴租金，延缓清退等政策，试图缓冲更激进的租客联合带来的影响。另一方面，美国发达的房东自组织也卷入其中维护自己的权益。租客工会与房东联盟的缠斗，随着经济危机的深化才刚刚开始。 

自组织遗产与社运的重启

人们容易观察到社运策略同一时期在空间上的传递，却往往轻视其历史延续性。尽管新冠疫情史无前例，社交隔离下展现的诸种社运斗争策略，却鲜有完全的创新。例如，敲锅抗议之所以可以在拉美和其他西语国家大范围传播，源于这种抗争形式悠久的历史传承。敲打日用品的抗争方式可以追溯到中世纪现代社运还没成型前就广泛存在的喧闹音乐（Rough Music）传统。现代的敲锅打铁抗议也已有半个多世纪的历史。阿连德执政时期，智利民众就采用过击打炊具的方式抗议物价飞涨和食物短缺。90年代后墨西哥、阿根廷、哥伦比亚等国的反私有化和粮食运动中，敲锅抗议也是重要的一环。进入新世纪后，敲锅打铁抗议早已与食物的主题脱离。智利2011年学生运动和去年全国抗议期间，都广泛采用过这种方式，作为白天游行的辅助。 

租金罢工也至少有一百五十年的历史。20世纪初，动荡的世界局势与无政府主义思潮的传播曾经在多国引发租金罢工潮。1907年在阿根廷布宜诺斯艾利斯，由妇女发起的租金罢工动员了至少十万租户，最终升级成长达三个月的暴力冲突。1960年代发轫的意大利自治主义运动和70年代的女权运动，在接下来十几年孕育出无数城市互助社和草根邻里委员会，它们组织居民集体少交水电费和租金，占领和改造空置的城市空间。1980年代，租金罢工是南非反种族隔离斗争的重要剧码之一，这也是为何今年南非的租金罢工相比其他国家启动更早，组织更完备。这次疫情下纽约的罢工之所以成功，除了全球城市的独特优势外，也在于其贯穿整个20世纪的租金罢工传统。因此，与其说新冠疫情催生了新的运动模式，不如说它激励了人们在绝望中寻找和整合过去的斗争遗产。这种与过去的世界相连结的努力会为运动提供进一步的动力。 

疫情下的尝试，哪怕是失败的尝试，也在塑造着未来的政治图景。疫情对线下社运的噤声是暂时的，长远来看，社运网络和灾害中自组织的共生转化是亟待推进的议题。过往的愤怒不会消失，但只有更有韧性的网络才可以有效转化这些积蓄已久的情绪。十年前占领运动的网络，曾一度成为后来桑迪飓风后大纽约地区自治社区的骨架。而目前的社会运动面临着倒置的问题，因为疫情而创立的自组织联系，如何在未来的其他政治危机中被唤醒，被政治化，成为不妥协的武器，而不是矮化成修补体系的一块块补丁。这种未来导向的思考，也许是走出隔离期运动虚无主义的一条通路。 

（感谢马景超对此文写作的启发）

[jekyll-hong]

《中国现代化的陷阱》摘录

对改革以后的中国，西方世界的看法很不一致。乐观者认为，在持续的经济改革推动下，中国国力不断增强，正在成为世界上的经济强国。持此论者所持的依据往往有二：一是以自己对中国北京、上海、广州、深圳等现代化城市的观感为依据；二是中国官方的统计数据与《人民日报》的报道。悲观者则认为中国社会矛盾丛生，弊病百出，中国政府如果没有能力改变现状，最后的结果是走向崩溃。

由于中国政府垄断了所有媒体，并将媒体的作用定义为“党的喉舌”。在信息不对称的情况下，即便是生活在中国的外国人，对这个庞大的国家也难窥其全豹。

中国政府乐于向世界展示每年的经济增长率以及几个亮丽的“现代化橱窗”，如上海、北京、广州、深圳等经济发达的城市。“经济增长”构成了政权合法性的基础，也成了不少乐于与中国政府在研究项目上合作的外国学者对中国的发展持乐观看法的依据。至于中国政府习惯性地对统计数据造假这一特点，却被这些学者出于一些利益考虑而被有意忽视。

中国政府学会了通过利益控制让国际社会形成对中国有利的舆论，一些学者在批评了中国政府后被拒发入境签证，不能进入中国，因而影响其学术生涯。这间接起了“引导舆论”的作用，尤其是一些研究中国的学者发现赞扬中国能够赢得中国政府好感，并从中国政府那里获取一些“材料”，而这是他们获得研究基金的必要条件，也是他们在学术界赢得地位的“资本”。于是在中国政府与这些学者之间形成了一种值得注意的“循环”：垄断了各种信息供给的中国政府是所有研究资料的权威提供者，而一些外国学者根据这些资 料所做的研究，不管与中国的现实有多大差距，又被中国政府有选择地登载在《参考消息》及其它各种介绍国外的中国研究的报导中。中国政府藉此向本国民众证明：中国经济建设的成就已为外国学者的学术研究所论证并认可！

中国部份经济学家对“改革”造成的严重分配不公了然于心，但出于利益驱动，他们竭力为这种“改革”作“学术”辩护。为此他们提出了一种“代价论”：要容忍腐败，用“体制外资源（金钱）来赎买体制内资源（权力）”。他们认为，通过这种方式就能促使中国经济尽快转轨。有几位著名的中国经济学家甚至公开提出“经济学家就是要与利益集团相结合”，最典型的代表人物就是与中国政府关系比较密切的香港大学张五常教授。

1998年以后，对“改革”的反思逐渐成为中国思想界的一种潮流。但这种潮流只持续了两年左右，从2000年开始，便受到政府日益严厉的打压，此后在国内的媒体上已得不到任何表达机会。

1989年发生的“六四”事件是中国改革的分水岭。“六四”以前中国政府的改革思维与“六四”以后有很大的不同：首先，“六四”以前的改革以“创新”为目的，政治上淘汰毛泽东思想的教条、经济上则改变计划经济体制；而“六四”以后则以“巩固、完善和深化”现行体制为目的，强调“稳定压倒一切”。“六四”以前多以港澳台、美日欧的成功经验为借鉴，对外界保持谦逊和开放的心态，表示要学习西方民主制度的长处；而“六四”以后则将前苏联和东欧的“失败教训”引以为戒，呈现自负、保守的特征，戒备并与美国为敌（实质是排斥以美国为代表的现代民主政治），理论上公然赞美威权体制，表示民主政治不适宜中国国情。

近年来中共努力造成这样一个现实：没有任何有组织的力量能取代中共统治中国，中共政权的灭亡必然会导致中国的崩溃。由此推出的逻辑结果就是：为了中国不陷于崩溃，就得容忍共产党通过“改革”达成的利益分配格局及在此基础上形成的“市场经济+极权政治”。国际社会也因此对中国采取了“绥靖政策”，要求中国改善人权，建立民主政治的呼声越来越弱。

中共的意识形态战略以丑化西方民主政治为核心内容：

在学校里加强对学生的思想教育，通过语文、历史、政治这三门课灌输给青少年许多政治谎言。

加强对媒体的控制。中国政府垄断了几乎所有媒体，迫使新闻从业人员自觉认同“党的喉舌”这一角色，也使有良知的知识精英没有任何舆论阵地可以依托。

对知识分子采取“收买”与“打压”并行的策略。自90 年代中期以来，中国政府用各种学术荣誉与物质利益为诱饵，将绝大多数知识精英纳入了体制内。对那些少数持批评态度的知识精英，采取各种打压措施，如规定各类媒体与出版社不准发表与出版这些人的文章及作品，让所在单位以各种理由将其开除或解聘。这种策略极其有效地消弥了当代知识精英的批判意识。

中国知识精英在80 年代最大的幻想是：中产阶级一旦成熟以后，就会要求政治上的民主权利。这一幻想至90 年代后期完全破灭。中共政权的政治策略是将经济精英与服从的知识精英纳入体制之内共享利益，并非建立新的民主政治。

其实，中国官僚阶层的危机感比中国的知识精英们要强烈得多，自90 年代以来，中国的“资本外逃”现象日趋严重，不少高官早已将搜刮来的财富存入外国银行，其亲属也已经在国外定居。据统计，中国每年因留学而产生的资金外流高达40多亿美元。

希望通过中共内部的权力更替来改变中国现在的危局，只是一厢情愿的想法。中国未来的前途只能依赖于人民本身的觉悟，以及他们的政治能力。

中国从1978年开始的经济改革，其形式是由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轨，其实质则是对社会资源重新配置，对各种利益关系重新调节。资本的原始积累从开始进行到基本结束，总共只用了将近20 年时间，其时间之短，积累速度之快，积累财富之多，在世界上都堪称绝无仅有。

至今为止，中国已有三代身份迥异的富翁：第一代是为当时社会体制所排斥的人，如出身于地主富农等“黑五类”家庭、或是劳改释放犯人。这些人为生计所迫，不得已干起了当时为社会所轻视的“个体户”；第二代则是80 年代中、前期“下海”的知识分子与技术工人，这些人凭借自身的一技之长，投身于市场；第三代富翁是1985 年推行“价格双轨制”后的“下海”者，这类人中有不少与政府官员沾亲带故，甚至本身就是政府官员。

第三代富翁的财产规模之大，积累速度之快，均非前两代富翁所能企及。因为他们能凭借权力瓜分“价格双轨制”下的巨大差价--仅 1988年，价格双轨制所产生的差价就达1000 亿元之巨。到1991年以后，这些人又凭借权力和已积累的资本介入“股份制改造”、“开发区圈地运动”，以世界罕见的速度积累了巨额财富。

西方国家成立股份制公司和中国的国有企业股份制改造，在原始动机上存在着一个根本性的差别：西方国家仅是将股份制作为筹集社会资金的一种手段，而中国政府则是将其视为改变国有企业经营机制的一大法宝。按照中国经济学家的构想，对国有企业进行“股份制改造”意味着企业的产权归股东所有，企业的经营发展与利润分配都在广大股东的监管之下；企业经理既要对上（董事会）负责，也要对下（职工）负责；因为企业职工通过持有公司股票这一形式成为企业的主人，自然会有归属感并加强对企业经营者的监督，这就可以迫使企业“建立自我发展和自我约束机制”，从根本上增强企业的活力。他们乐观地预言：经过“股份制改造”，国有企业的所有弊端必将消失。

最初，社会的反应比较冷淡。直到1990年，在深圳的股市中“炒”出了一批百万富翁后，许多人才痛感到失去了致富良机。在一片狂热中，民众只注意到股票那巨大的增值功能，很少去探究上市的股份公司究竟是如何获得效益的。同时，各地方的当权者受到启发，竞相争搞“股份制改造”，认为这样可以回避二级市场的风险，最低限度还可以通过只赚不赔的“原始股票”捞一把。至于被列为“改造对象”的国有企业是否能“改造”以及“改造”后该如何运作，这些都不是他们所考虑的。

从1991年下半年起，在各地政府或明或暗的支持下，各地的股份制企业以每年成百家的速度增长，所谓的“内部股票”一时泛滥成灾，四川还一度出现了一个以乐山为中心、遍及绵阳、德阳、自贡的“内部股票”交易市场。然而，这种不规范的“股份制改造”埋下了许多隐患：

大多数股份制企业只是“翻了个牌”，并未从低效运转的状态中解脱出来。这些国营企业搞“股份制改造”的真正目的并非是为了“重塑企业机制”，而是想通过发行股票筹集资金并藉此捞一把。

企业的股东们并未成为企业真正意义上的“主人”，他们关心的也不是企业的效益，而是股票���市场上转手之后可获得的差价。股东大会除了在制定分红方案时起有限的作用外，在选举企业的董事会成员方面并未享有应有的权力。董事会成员往往由公司的原经营班子和几个有关的政府部门官员组成，董事长、总经理也都由政府委派任命。

“股份制改革”这张所谓的“王牌”失灵，还有一个相当重要的外部原因，那就是中国大陆缺乏和“股份制”这种企业体制相适应的社会环境，尤其是没有股份制企业赖以生存和发展的法治环境。

中国的股票一级市场是“实践在先，法规在后”，总是在发现一些问题后才匆匆忙忙地出台相应的法规，这就给“内部人士”的寻租提供了大量可乘之机。股票二级市场也同样极不成熟，企业的进入和退出都没有完备的规范，加之政府对证券市场的违法行为监督不力，通过内幕消息或凭借资本实力操纵股市行情的事情时有发生。

“圈地运动”大体可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采用非市场化手段——行政划拨；第二阶段是非市场化手段和市场手段——行政划拨和土地有偿转让——相结合，但仍以前者为主。

深圳特区在全国各省市中，最早认识到土地的价值，于1987年率先在全国采取公开拍卖的方式，试行土地使用权有偿转让，使用期限为50年。

“圈地”首先于广东兴起。港资以深圳为基点，不断涌向珠海、汕头、广州以及整个珠江三角洲，各市、县纷纷建立“开发区”，仿效深圳搞土地使用权有偿转让，以此吸引外资。一时间，“开发区”遍及全国，台资投向厦门、福州；大连、天津、青岛则吸纳日本和南韩的资金。各地政府都将“引进外资”列为主要政绩。截至1993年3月，县级以上的开发区达6000多个，占地1.5万平方公里。

“圈地热”导致后果是土地供给总量严重失控、土地供给方式失调。所谓“供给总量失控”，不仅是指土地供给的绝对总量，更是指各地方在缺乏能力的情况下盲目划地，造成开发区的面积与开发能力很不相称的局面。所谓“供给方式失调”是指土地供给方式采用行政划拨，从而使权力进一步市场化，为不少人进行“权钱交易”提供了绝好的机会。

据房地产业内人士分析，中国房地产业的平均利润率在15%以上。中国的大富豪也异常集中在房地产领域。2002年，福布斯中国公布的100名富豪中，40多人涉足房地产业；前10名富豪中，7人有房地产业。与之相映成趣的是，福布斯全球富豪榜中，前500名富豪中只有30几人是地产商。

中国房地产业的暴利主要来自于如下五条渠道：

房地产商与政府官员勾结，使用各种“灰色手段”拿到土地。据业内人士透露，仅用于批地一项的贿赂成本就高达地价的30%左右，这在房地产业内早已不是什么秘密。

掠夺城市拆迁户的利益。房地产开发商在付出高额的“灰色交易成本”后，为了保持利润，只能“从羊身上拔毛”，其拔毛的方式之一就是想方设法降低拆迁成本。因各地主管拆迁的政府官员都是拆迁的隐蔽受益者，自然毫无例外地为房地产开发商撑腰。甚至有些房地产商在拆迁过程中收买黑恶势力介入，发生许多恶性事件。

掠夺农民赖以生存的土地。中国农民只有土地使用权而没有所有权，农村土地成了县、乡、村三级干部肆意支配的对象。

大量偷税漏税。多数房地产开发商向税务机关申报的是“微利”甚至“亏损”，而从房地产商那里获取利益的政府官员们对此睁只眼闭只眼，从不积极追查。

榨取购房者的财富。房地产开发商交付的房屋质量常常低于销售时的承诺，收取的各种附加费用更是多如牛毛。

中国政府大量出让土地本是为了积累建设资金，同时也是想通过此举促进城市居民住房的商品化，以改善住房条件。但是，由于土地“一级市场”实行的是供给双轨制，这意味着大部分土地是通过行政划拨流入的“二级市场”，没有多少收益。而有限的有偿转让部分，因缺乏公开的评估标准，使当权者在此过程中，为了居中牟利而压低地价，随意处置，导致收益大量流失。另外，虽然政府出让了很多土地，但民众的住房条件并没有得到多大的改善。房地产市场上，因大众化住宅（面向中低收入群体）无利可图，开发商纷纷建造豪华公寓和高级住宅，以高收入群体及富豪为销售对象。

目前，中国的房地产业的一个根本问题就是一次性支付的高房价与国民相对较低的工资收入。

始于1978年的经济改革，一直试图绕开“所有权”这个足以从根本上动摇人们对于“社会主义制度”信念的问题——因为“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本质特徵一直被理解为“生产资料公有”——但由于改革每深入一步，都要受到这一问题的困扰，中国政府和“奏折派”经济学家就发明了许多富有“中国特色”的词汇和方式，使社会资源非国有化。其用心之良苦，只有对中国意识形态领域斗争历史的残酷性有充份的了解，才能深切理解中国的经济学家们为什么要在“名”与“实”上煞费苦心。但是在社会纪律非常松驰的情况下，这一系列在“所有权”边缘所作的改革，都被一些掌握经济、政治权力的“内部人士”利用，寻租以牟取私利。

国有企业的“三座大山”是债务过重、企业办社会、冗员过多。这三大问题中，由于企业办社会和冗员问题牵涉到中国政府经常强调的所谓“安定团结”，并非是纯粹的经济问题。政府与企业之间互相埋怨：企业抱怨政府部门始终不肯给他们彻底松绑；政府则不断发布各种报告与统计数据，证明企业的毛病出在内部，与政府行为无关。 

所谓国有企业改革，有两个根本性的问题无论如何都回避不了。一是产权问题，二是企业的运行机制和外部环境是否相容的问题。

80年代，由于“老左派”的干扰，政府高层无论从理念上还是策略上都无法接受“私有化”这一提法。为此，理论界动足了脑筋，先是将“所有权”变为“产权”，“私营”变为“民营”，使“产权重组”这一举措避开“私有化”的恶名，免受攻击。

国有企业在产权关系上，名义上的“产权所有人”——人民——连自己到底拥有多少财产都说不清，更无从支配。其结果是国有资产的财产权利私人化和财产责任公有化。所谓“财产权利私有化”，是指企业的管理层对国有资产享有等同于支配私人财产的权利这一事实；而“财产责任公有化”是指不管是出于什么原因产生的亏损，企业管理层均可不负责任，而由国有资产的所有者——人民——来承担。这种既拥有支配财产权利却又无须承担财产风险的现象是中国国有企业病根所在！

国有企业运行机制和市场经济体制不相容的第一点在于：国有企业经理层所受到的约束不是来自市场，而是来自上级，即政府主管部门。在这种体制下，面对任用、考察厂长的方式和标准，厂长们必然要产生对上的依附性、服从性和被动性。企业搞得虽好，但可能得不到提拔，个人待遇也不会有大的改观。而苦心经营与上级领导的关系，即使把企业搞坏了，甚至弄得资不抵债，但位子照样坐，待遇照样拿。

国有企业运行机制和市场经济体制不相容的第二点表现在它缺乏资本经营的概念，在资金问题上和银行的关系不但无助于中国完善市场经济体制，还破坏了市场经济的游戏规则。不少国有企业长期以来在企业发展的问题上长期依赖国家拨款、给政策，缺乏资本经营的经验。实行“拨改贷”（企业资金由国家拨款改成由国有企业向国有银行借款）以后，许多国有企业的固定资产投资和流动资金几乎全部来源于银行贷款，这就造成了很多国有企业高达75%以上的负债率和极高的利息成本。这样，银行和企业之间就形成了一种恶性循环：企业需要银行借贷，而借贷的高利率加上借贷成本又使企业不堪重负，于是从拖欠贷款到逃废利息。银行的烂帐则不断增多，信贷资金周转率下降，削弱了银行的应急偿付能力，一旦触发挤兑风潮，就会导致金融风波。

据国有资产管理局调查，造成中国国有资产流失的原因，主要是中国目前处于新旧体制转轨时期，新的管理体制尚不完善，许多政策、法规还不健全和配套。流失的渠道则有下列多种：企业经营亏损和管理不善，造成国有资产流失；在进行中外合资、合作和股份制改造中，国有资产流失；资源性国有资产流失（主要指对各种矿产资源、森林、草场的乱砍滥伐和掠夺性开采）；境外国有资产流失（指境外国有资产管理者利用手中权利，采用转移资产、参予炒股票和期货等活动，侵占国有资产）。

1994年，国家审计署对煤炭、 电力、化工等行业的187户大中型国有企业的国有资产流失情况进行了调查，据测算，因企业身的原因造成的国有资产流失占流失总量的70～80%，手法有下列数种：

通过不提折旧和大修理基金，费用支出挂帐等方法，搞虚盈实亏，或通过虚列、多列成本，截留转移收入，搞虚亏实盈。

偷漏国家税收和私设“小金库”。

趁新旧制度转轨和产权变动之机，有意少计国家资本金，低估国有资产或低价出售国有土地使用权和房产等等。

在股份制改造中，对国有资产不评估或者低估国有资产的价值。

集体企业无偿占用国有资产导致国有资本累积性流失。

公开侵吞国有资产。

对外贸易中逾期货款不能收回，大量外汇滞留损失在外。

国有资产在担保中流失。

1949年中共建政之初，中国就面临着庞大的失业人口没有工作的问题，当时是采取低工资、多就业的方法，消化了大量过剩劳动力。但是长期以来，中国工人的工资构成并不包含医疗、养老、子女教育、住房等社会福利在内。在计划经济体制下，政府一直实行“低工资、低消费、高积累”的政策。从1952年到1978年，职工平均工资年均增长仅为0.38%，而积累率却由1952年的21.4%增长到1978年的36.5%，显而易见，国有资产的很大一部分是靠国企职工牺牲其消费与未来积累形成的。一旦国有企业开始改革，就面临着偿付职工退休金、医疗保健、住房补贴等历史债务问题。对这一问题，中国政府在90年代上半期还不敢公然采取完全放弃职工利益、让职工承担转轨成本的做法。但到了90 年代后期，随着国有企业的破产加速，中国政府的政策也开始改变，一方面有限度地承认社会失业现象存在，另一方面大刀阔斧地进行养老、医疗、住房等多项改革，让职工承担社会转轨的高昂成本。根据中国政府公布的数据，早在1996年6月底，中国已有76.9%的职工和94.7%的离退休人员参加了社会保险。但事实表明，社会保障体制的运作根本没有落到实处。许多个人账户只是一个名义账户，并没有资金，由此形成了一个行内人士称之为“空账”的现象。2004年，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理事长项怀诚公开提到：中国社会保险的个人帐户缺口保守估计，达到1万多亿。

中国当前的寻租活动主要集中在几个“点”上：权力的集中点；体制转换的交汇点；监督系统的乏力点；法律政策的滞后点；人、财、物需求的关节点。

轻视公德重视私人关系是中国传统人际关系的一个特点，“礼尚往来”这一诫律更是使人际关系中的利益交换具有一种道德含义，“法不责众”的心态一方面使人们在犯罪之时有了从众的心理基础，另一方面也使社会惩罚失去了应有的效果。

事实证明，腐败的泛滥使中国社会付出了昂贵的“成本”。首先，这种“成本”表现在对政府机能的侵蚀和对社会资源的巨大耗费上。各级政府都有人不遵守规章和法律，不惜牺牲国家和人民的利益以换取一己的私利。其次，这种“成本”还表现在意识形态方面，具体就是社会成员是非感的丧失，人们对种种利用职务和职权为己谋利的行为采取了惊人的宽容和默许。社会风气空前败坏，群体犯罪现象相当严重。

大规模的资本外逃，既有私营企业主担心中国大陆境内政治不稳定而将资本转移国外的，但其中更多的是腐败公职人员在从事“洗钱”，通过各种途径给自己贪污受贿的黑钱披上合法收入的外衣，以便公开挥霍和享受这些非法所得，并用来投资和增值。

资本外逃主要是通过下列几种途径：

非法直接汇出或将外汇非法带出国外，利用跨国经营中的到国外投资，对外贸易业务和补偿付款等经济活动伪造发票，以出售特权（如许可证和配额）或重大商业信息收受国外贿赂和回扣，并在国外开立私人帐户等。

低估出口发票或高估进口发票，提前结汇或推迟收汇，在公司内或关联企业间实行转移定价，在境外设立投资公司或注册贸易公司。

通过各种融资渠道进行资本外逃。

毛泽东时代强制社会成���遵守的社会主义奉献型经济伦理，到80年代中期就陷入土崩瓦解之中，并被一切围绕实利作取舍的价值判断标准取代。结果导致了社会严重混乱脱序的局面，不少社会成员连最起码的道德都丧失殆尽。这其实是经济改革和法制建设不同步的必然结果。中国政府在经济改革的同时，没有进行相应的政治法律制度的建设来规范人们的逐利行为，才导致如此混乱脱序的状态出现。

中国企业商业伦理关系中存在的主要问题有：

企业经营者对商业伦理的熟悉程度不够，对商业伦理规则处在低水平的自发遵循状态，对商业伦理的重要性的认识与对实际生活中非道德商业行为的高度容忍形成强烈反差。

经营者们期待诚信、公正、合乎人情的商业伦理关系，但是利益和现实功用的驱动往往使大家屈从于违反道德价值的现实。

良好的商业伦理体系为经营者所向往，但不良道德习气则被主要归咎为社会环境；经营者缺乏内在的道德自省，是企业经营中非道德现象蔓延的重要原因。

商业伦理规则的制度化不够。制定规则的主要推动者是企业的高级管理层与上级单位，缺乏对企业全体成员的道德诉求的整合，从而存在着将商业伦理规则作为某种工具性的管理手段，使其难以成为企业从业人员由衷接受的共守规则。

市场经济的道德秩序，主要是由经济伦理的第一层次——职业道德和经济信用构成，这两者构成了人们的行为准则，使人们的经济交往有了规范。

职业所固有的社会性质和地位，主要是指职业和职务集中地体现着社会关系的三大要素——责、权、利。“责”是指每种职业都意味着承担一定的社会责任；“权”是指每种职业都享有一定的社会权力；“利”是指每种职业都体现和处理着一定的利益关系。

职业道德是一种软性的行为规范，在经济伦理体系中居于第一个层次。作为“中坚”的道德规范，它本身受良心和社会成员个人素质的制约，同时又调节着人们的自我行为、人际关系和一切非法律关系的交往，是全体社会成员都需恪守的道德规范。在公务员之外所有的职业当中，以医生与教师这两大行业职业道德的败坏对社会影响最为恶劣。

中国计划经济的经济管理方式消失以后，它的两个基础仍然存在：第一，从中央政权到乡政权那庞大的党政部门和垄断性国有机构的组织架构并未解体，只是作了某些合并、或更换一些名称。这些机构拥有的可以随时插手日常经济活动的权力从未被取消或否定过。第二，党政干部和垄断型事业机构的员工依然享有相当高的政治社会地位。

政府或其他垄断型机构对经济活动广泛的行政性干预，表现为90年代行政管理与公共服务业的商业化趋势。“创收”成了屡屡见诸于官方文件的一个专门名词，普遍做法就是利用机构本身拥有的权力和机会来交换各种直接或间接的经济利益，诸如行政机构借故摊派、新闻媒体实行“有偿报道”、大专院校办“培训班”、中小学收“高价生”等等。在机关事业机构未相应缩编的情况下，这类活动可以在短期内有效地减轻财政负担，增加机关事业部门员工的收入，起到稳定官员队伍的作用。因此，中央政府对这一现象“睁只眼闭只眼”，从未认真禁止。

到80年代后期与90年代上半期，中国已出现了严重的经济信用失常。其中最有代表性的三种行为是：一、经济合同失效。典型的表现是中国企业之间互相拖欠贷款或服务费（俗称“三角债”）的现象越来越严重。二、假冒伪劣商品越来越多，充斥全国市场。三、企业的财务报表弄虚作假越来越严重，且与会计师事务所审计时的弄虚作假互为表里。

大量事实表明，中国目前在经济交往中发生的硬性违约，并不完全是企业生产经营不景气或自身资金紧缺而造成的硬性拖欠，从而使经济合同成为一纸空文。许多经济主体在成立之日开始，就有意设置陷阱，利用欺诈手段和另一方进行经济交往，一旦骗子面目败露，这些人就会卷款潜逃，隐匿踪迹，根本没有想到��后承担义务、履行合同的问题。

商业欺诈行为在中国目前广泛存在的原因，根源在于当代中国信用观念缺乏：既缺乏传统的道德范畴的“信用”，又缺乏现代法律意义上的契约意识。加之众多社会管理者政治道德不彰，肆意伸张个人利益，从而导致不少人把坑蒙拐骗看作是市场经济的交易谋略，认为市场经济就是骗子经济，可以自由行骗，不讲信用。更令人深思的是一些地方政府当被骗者上门求告时，对本地的经济信用失常行为不是进行制裁，而是采取放纵的态度，深层意识里甚至认为拖欠有理，拖欠有利，拖欠出效益，有的还对失信者采取保护政策。

在经济信用失常和大量经济行为失范现象的背后，起深层次作用的是所谓“地方保护主义”。1996年1月，国家经贸委主任、全国打假办主任徐鹏程接受《中国质量报》记者采访时就谈到，地方保护主义成为严重影响“打假”的一个深层次问题。有些地方“上动下不动”，对本地发生的销售假冒伪劣商品违法行为不管不问，甚至纵容包庇；“打假”打外不打内，涉及外地的案件查的多，对本地的案件不查或者敷衍塞责，避重就轻；对外地到当地查办的案件故意推诿刁难，制造种种障碍。有的地方由于有地方保护主义作后台，制假售假违法者气焰嚣张，暴力抗拒执法。有些传媒甚至引经据典地论证，国际上某些地区、某国在经济起飞时期，是如何依赖大规模制假售假积累了资金，才有了后来的发达兴旺。这种思想上的误导，无异于对经济信用失常行为加以鼓励。

中国政府本身就是一个虚假信息的制造者与提供者，统计数据造假与“为维护党与政府形象”而制造假新闻均算得上举世闻名，不少政府官员更是具有两面人格的人物，在公开场合说假话已经成为官员人格的一部分。兼具政府机构功能与民间组织代表这二重角色的行业协会本身就需要在不同的场合代表不同的利益主体，必须能够轻松自如的随时进行角色转换。在这种情况下诞生的信用中介机构如会计师事务所等，既缺乏信用观念，又缺乏外在的信用压力，违规做假账已经成为公开的秘密。一些客户为了达到他们的目的，迫使会计师事务所造假，如果会计师不协助客户造假，就有可能失去业务。

在市场经济发达的西方国家里，经济信用从来就被放置在很高的位置，这一点有其深厚的文化根源。如休谟认为，人类社会之所以能生存，就是靠了三条自然律：一是对私人财产占有的尊重；二是对财产占有者转让财产的社会公认；三是承诺的兑现。

1978年中国开始改革时，面临的最大问题其实就是发展战略的选择。应该说，中国当时（甚至在现时某些决策者的头脑中）还错误地将经济上单纯的数量增长看作是“发展”。其实比较一下西方国家的经济发展战略理论，就可以看出在发达国家的经济学理论里，经济增长和发展从来就是一个内涵不同的概念：增长是一个经济单纯的数量增长的经济过程，而发展则是随着产品的增长，包括收入分配、经济结构、经济体制及社会制度变化在内的复合的社会发展过程。

中国改革开放初期选择发展战略的社会心理基础：以效率优先为基础的“先增长，后分配”的经济增长战略。这种模式本是西方的传统战略，其伦理依据是：在经济增长初期，收入分配不公平有利于资本形成和经济增长，以收入悬殊为激励机制的利润最大化是最终目标，为达到这一目标，可以付出社会、政治、文化等方面的巨大代价。至于经济增长的好处，可以通过“涓滴效应”慢慢流入下层贫苦阶层。也就是说，“先增长”，把“蛋糕”做大一点，再来谈分配，一些社会问题自会获得改善。

上述战略理论在发展中国家实践的最坏典型以南美的巴西、墨西哥为代表，引发了一系列灾难性的后果，被称为“没有发展的增长”，一些国家已进行战略调整，转向注重公平优先的发展模式。当时中国在计划经济体制下，人们己习惯了那种“平均主义”造成的均等分配。为了唤起社会的活力，理论家们求助于利益机制，认为只有这样才能打破那种一潭死水般的局面。但没有想到的是：他们呼唤的“机会均等”没有到来，而由于机会不平等造成的经济不平等却以快得惊人的速度出现了。耐人寻味的是，面对这样不平等的社会现实，还有人强调目前中国的贫富差距并不大，认为分配不公的说法只是“根深蒂固的平均主义分配观至今仍然影响我们对新时期收入差距的看法”，“在很大的程度上是用平均主义眼光看问题”，对“把中国贫富差距过大，解决这一问题当成当务之急”，“当作主要矛盾对待”的看法“不敢苟同”。

持上述观点者犯了两个不应有的常识错误：一是对中国经济转轨时期的财富流向缺乏了解，忽视了公众对现实生活的实际感受；二是在谈论“公平”问题时却忽视了“公平原理”中最基本的要素，人们不是根据现在生活是否比以前好一点来衡量自己得利与否，而是根据一个人得到的利益与这个人对社会的贡献是否成正比，即所谓“既讲奉献也求收获”的原则。

令人不能忽视的是一部份人对目前这种不平等的反映，一方面是决策者们并没有试图通过立法来矫正这种不平等，理论界对这种不平等也甚少进行伦理追问；另一方面则是有人提倡通过“红卫兵运动”来“均贫富”。尤其是从90年代末起，中国民众对毛泽东与毛时代的怀念随着社会不平等的增长而与日俱增，毛泽东成了中国底层社会要求“平等”的一面旗帜。这对于研究中国的学者来说，无论如何都是一个不应被忽视的信号。

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显示，全国公款消费1980年为186亿元，1990年为741.2亿元，1993年则猛升至1283.5亿元，到1999年公款消费则高达 2000多亿。如果说在90年代中期以前，社会还对公款吃喝表示愤怒，那么到了90年代后期，无论是什么人，都已经不认为吃喝玩乐算腐败行为。一些纪检干部认为用公款吃喝以及接受他人请吃请喝并不是贪污腐败行为，并以此作为界定自己行为的分界线。

从1978年以来，中国一些有终极意义的社会价值目标己发生本质性的变化：

第一、“公”、“私”观念的畸变。

原来提倡的“集体主义精神”土崩瓦解，所谓“大公无私”、“先公后私”这一类道德要求原本就没有真正进入人的思想意识，被从形式上驱逐出去的“私欲”却以一种极端的形式外化成人们的行动。这一点尤其在政府和企业官员的行为上充份表现出来。

目前中国人在公有财产私有化上所持的是这样一种态度：拿的人认为，“公家”的，不拿白不拿；我拿公家的，关你什么事，有本事你也拿。其它人大都抱着另一种态度：那是“公家”的，又不是我个人的”，鲜有检举者。即便有个别检举者，一部分也是因为自己利益受损，而不是因为正义感的驱使。

这一世态的变化是与中国近半个世纪以来经济伦理的变化有直接关系。中共建政以后，对中国传统经济伦理彻底扬弃，在其新建立的经济伦理中，除了“按人口分馒头”这一思想确实深入人心之外——这一分配法则忽视人的能力差异，大大迎合了素质低下人群的弱者心理——其余所谓“大公无私”、“公而忘私”、“先公后私”这类社会主义理想经济伦理，虽然一直见诸于报刊等宣传材料上，但其实并未能真正深入人心。此外，还有一个不可忽视的原因：即当时中国民众除了少部份生活资料之外，没有私有财产的存在，政府亦对这种普遍贫穷状态从道德层面加以肯定。 

必须着重指出的是，不能忽视中国在上一世纪50年代通过政治暴力强制性地实行财产转移（在农村打土豪、分田地，在城市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将私人企业收归国有），实际上已将“把手伸进别人口袋里”这种隐性经济伦理合理化。这种隐性经济伦理观念在中国一直存在，水浒英雄名之为“替天行道”的“劫富济贫”，就是这种隐性经济伦理的一种表现和阐释，且被民间视为英雄美德，沉淀在民众心灵深处。鲁迅在“阿Q正传”里描写的阿Q对“革命”的理解，以及大跃进时期一些乡镇干部对共产主义的荒谬解释，就是流氓无产者意识对这种隐性经济伦理观念的一种粗鄙的直白式发挥。

只有充份了解在这种隐性经济伦理状态下的民众心理基础，才可能较好地理解这一事实：中国改革开放以来，所有权主体缺位的国有资产为权力阶层大肆掠夺的这一过程在中国基本上没有遇到文化上的反抗。不少人在自己没有能力加入瓜分国有资产行列的时候，可以痛骂腐败现象和腐败者，但一旦自己具有了参加瓜分的“资格”和能力，便也毫不犹豫地把手伸进“国有资产”这一只口袋里。国民自律精神如此之差，其原因就在于整个社会缺乏一种健全的公私观念。

第二、金钱至上和商品拜物观念的形成。

中国历代思想家几乎都对“财富”怀着一种深深的畏惧，商鞅、韩非等对后世有很大影响的思想家都提出了“富国不求足民”的思想，认为老百姓富足不仅不足以言治，反而对国家有害。于是中国在鼓励老百姓“安贫乐道”方面形成了一整套道德信条，这种对财富的鄙视到了毛泽东时代被发挥到了极致，外化到政治上就是极端轻视经济活动，过份强调政治教化。到了毛泽东的晚年，这种思想发展成了他的两个重要观点：“穷则革命富则修”和“越穷越革命”。

物质贫乏的民族对财富的梦想也是贫乏的。在改革开放以前，中国人无论是对富裕本身的理解，还是对富裕的向往，都很原始。就在提出“允许一部份人先富起来”的口号以后的两三年中，大多数中国人还都不知道百年难得一见的致富机遇已经悄悄来到面前。“万元户”的出现，对中国社会产生了强烈的冲击，唤醒了人们被压抑已久的物质欲望。十几亿处于长期贫穷状态中的人，其物质欲望一旦释放出来，就形成了一种前所未有的金钱饥渴感，那种在政治压力下被迫退缩回意识深处的“常识理性”，一旦没有了外在约束，就以极快的速度膨胀起来。追逐金钱的活动，在中国从未形成这样一种全民参予、铺天盖地、势头汹汹的潮流；而对金钱意义的张扬，也从来没有达到这样一种藐视任何道德法则的地步。

随着商品拜物观念渗透中国社会各阶层的意识深处，教养、文化程度大不相同的社会各阶层，在追求金钱的过程中，其行为方式在本质上竟没有多大的差别。在富裕的珠江三角洲和深圳特区原农村，不时可以看到一些富裕却无所事事的农民在游荡。用当地人自己的话来形容，这些人是“三不象”：没田种，不象农民；没有一技之长也不从事某一职业谋生，不象工人；生活上保持浓厚的农村色彩，不象城市居民。他们的生活方式构成了这些富裕地区的一大“景观”：富有却无所事事，过剩的精力无处发泄，便寻衅闹事、打架斗殴、吸毒、嫖娼、养小老婆......等等，引发了不少社会问题。 对这些人来说，财富来得就象“阿拉丁神灯”故事中那样太容易了。他们还来不及从狂喜和骄矜里清醒过来，也没有来得及训练子孙守财的本事，一部份人的财富就又随风飘逝而去。

于是，中国出现了这样一种经济奇观：一方面贫富差距日大，畸形消费能力超前发展；另一方面生产能力却没有相应扩展，第一产业——农业处于萎缩状态；只有第三产业，尤其是某一类为少数人服务的第三产业畸形发展。第二产业中，许多本应在本国市场有巨大需求的产品在舶来品的攻击下节节败退，工业生产尤其是国有企业的生产处于一种令人很不乐观的状态。

以藐视人性为特点的奉献型经济伦理，必定给在这种教义下成长的一代人的生活带来一个后果：信仰破灭以后，每个人都感到空前的虚无和幻灭。正因为这种幻灭感，才使得现在的中国人不再相信任何道德。尤其是自50 年代以来的历次政治运动，毛泽东及其领导下的中共政府用政治说教动员人们告密，这种鼓励虚伪与无耻的制度对中国传统道德产生了巨大破坏──在人类所有的恶行中，再没有什么比告密更能破坏一个民族的道德积累。

发展并非只从商品开始；它是从人民以及他们的教育、组织与纪律开始。......任何国家只要具有高度教育、组织与纪律，不管遭到怎样的破坏，都能创造出经济奇迹来。

由于中国政府完全忽视了社会公正，不顾及国有企业对职工的历史负债，90年代中后期开始进行的医疗、养老、住房、教育收费体制改革，对城市贫困家庭不啻雪上加霜。到90年代末期至21世纪初，中国已经形成一个向上流动极为困难的城市底层社会。这些城市贫困者主要由下列几类人构成：

长期失业者。

下岗待业人员。

其他靠社会救济生活者。

早年退休人员。

停产、半停产国有企业职工。

中国官方与大多数学者一般习惯于从以下三个角度来解释失业下岗问题：一是国有企业的低效率和普遍亏损；二是连年经济不景气，经济增长速度的下降；三是产业结构的转换。这样的解释造成一种幻觉：失业或下岗是由于某些暂时性原因造成，一旦这些暂时性原因（如经济不景气或国有企业的低效率）消失，这些人就会获得重新就业的机会。

中国的社会救济程度低下，主要依靠企业救济。排除那些连工资都无法兑现的特困企业，尚有救济能力的企业由企业工会负责发放职工困难补助，标准虽几经调整，但这种标准单以城市规模来划分，既未与当地经济发展相联系，又未与物价指数挂钩，在市场物价不断变化的情况下，实际上根本难以保证困难职工的生活。由民政部负责的城镇贫困者的救济，同样存在标准偏低的问题。

2000 年，中国自称已经在全国建立了社会保障系统，但实际情况远未像官方数字那样令人乐观。到2000年底，全国城镇登记失业人员595万人，因各种条件限制实际能够领取失业保险金的仅有220多万人，占37%。医疗保险的情况更糟，到2000年底，全国虽有303个地市启动了医疗保险制度改革，但仅覆盖职工4587万人，占应保人数的29%。

从90年代以来，不断有各种政府机构和学术研究机构就社会形势之类到民间进行种种调查。在这些调查中，被调查者无一例外地对当前贫富差距过大表示了强烈的不满。值得注意的是，民众对贫富分化的不满，实际上在很大的程度上是对不正当致富的不满。

对中国贫困人口来说，最让他们痛苦的还不是贫困本身，而在于他们的子女向社会上层流动的通道受阻。这首先体现在受教育机会的不均等。其次，不同阶层子女受高等教育后就业机会也很不平等。这种情况说明，贫困的代际传递在中国已经成为现实，短期内无法获得根本改变。

中国的“人口——资源”状态相当特殊，传统小农经济结构的特点就是生殖人口的无限冲动。而1949年以后建立的人民公社体制实行了大部分粮食按人头均分的分配机制，在口粮不足的情况下，单身壮劳力的口粮甚至不如多子女家庭宽裕，形成了“做得多不如生得多”的局面，这又加剧了农村人口的生殖冲动。在中国农村文化中，家庭拥有儿子的数量仍然决定着一个农户在村中的地位，村民对节育并无认识，“有权的凭权生，有钱的买着生（付超生罚款相当于买超生指标），无权无钱的就逃着生（逃离本乡以便超生）”。虽然计划生育号称是“基本国策”，但不少农村基层干部实际上却将计划生育罚款作为一种寻租的机会，听任农民多生、超生，罚款收入主要用于改善干部们的福利或修建乡村干部的办公场所。

与其他农业国迈向工业国的国家现代化进程相比，中国存在着一个相当独特的现象，在农村耕地面积总体减少与人均耕地降低的同时，农户总户数却在增长。这一现象正好与农户总数减少、户均耕地面积加大的国际趋势完全相反。人口问题的实质，是人作为生产者和消费者之间的矛盾，是人口无限增长的趋势与人类赖以生存的地球空间、自然资源的有限性之间的矛盾。人口的膨胀给整个环境带来压力，影响到人们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所面临的人口压力已成为现代化进程中最主要、也是最根本的制约因素。

中国农村的城市化道路开始于80年代初期。这条道路上有三个里程碑：1979年《中共中央关于农业发展若干问题的决定》，在该决定中，中国政府提出了农村城市化的思想；1984年，中共中央发布一号文件，允许农民进集镇经营第二、第三产业，但是国务院发的《关于农民进集镇问题的通知》中则规定不许进县城，有些大胆一点的省自行开了口子允许农民进县城；1993年《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若干决定》中提出，改革小城镇的户籍管理制度，允许农民进入小城镇务工经商。

在户籍制度的管理下，农民进城务工首先要办妥相关手续，否则就会成为城市里清查的“三无人员”——“无合法证件，无合法住所，无固定工作的流动人口”，即俗称的“盲流”。

中国工业化进程和劳动力转移不同步，大量剩余劳动力滞留在农村，使农村出现了劳动生产率低、农产品商品率低、农民收入低的“三低”现象，累积了十分突出的社会矛盾。在农村就业机会日渐稀少的情况下，农民进城寻求生存和发展的机会，实为时势使然。

大量农民工进城，给中国的城市管理带来了空前的困难。关于其社会效应，得到社会一致公认的正面效应是：

农村劳动力的流动有利于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对输出地区来说，增加了农民收入，提高了农民的消费水平，增加了农村社会购买力。农民将部份收入用于发展第二、三产业，为农村劳动力创造了更多的就业机会。一部份农村劳动力转移到非农领域后，使另一部份农业劳动力得到更多的农业资源，为发展规模经营创造了较好的条件。而对输入地区来说，从外地引来源源不断的廉价劳动力，促进了本地第二、三产业的发展，弥补了本地经济发展中劳动力的不足。

农村劳动力跨区域流动不但促进了城乡二元结构向城乡一体化转变，还有力地促进了全国统一的劳动力市场的建立，并带动了户籍、就业方面的制度改革。不少外出务工经商的农民，直接受到现代工业文明和城市文明的熏陶，开阔了视野，学到了本领。

同样，农民大量外流产生的负效应是：农村劳动力的大量外流，对农业生产带来了一系列影响。走出农村的绝大多数是有一定文化基础、体魄健壮、智力较高的青年农民，留下的多为老弱病残和妇女儿童，农村劳动力的素质明显下降。农业知识的普及和新技术的推广受到了影响；耕地撂荒或变相撂荒现象大量出现，许多地区的农田和农田水利基础设施严重老化。

农民工离开家乡之后，多在“三资”（港、台、南韩投资）企业、乡镇企业及私营企业这类劳动密集型企业工作，这些企业具有劳动强度大、超时工作多、工资低、劳动保护设施差等特点，是中国劳动争议及劳动事故多发的企业。

农村的“重新整合过程”有以下几种类型：

高工业化、低集体化类型。东南沿海地区属于这种类型，如广东佛山、中山、顺德及浙江温州等地，其中以“温州模式”最为突出。该模式的特点是地方政府比较尊重市场的主导性与民间的自发性。这类地区由于经济发展较早，经济类型的多样化以及相对独立的自主性社会力量的发育，为经济精英以及地方政治精英的成长提供了良好的条件。一方面，原来的乡镇政府基层组织仍然存在并起作用，但控制力大大削弱了；另一方面，各种有经济功能的社团组织，如园林协会、建筑协会、家禽协会、水果业者协会等行业协会日渐成熟，这种社团关系纯粹是一种市场关系或社交关系，它的发展有助于乡村的商品化和市场化。

高工业化、高集体化类型。苏南地区和京津地区有不少属于这种类型，如华西村、大邱庄、窦店这些有名的地方就是这类典型。该模式的主要特点是政企不分，基层政府既是乡镇企业的管理者，又是企业发展的资金提供者和风险承担者。在这类地区，原来的乡镇政府用行政化组织手段，大办乡镇企业，从而使经济组织和行政组织合二为一，两种组织的领导人也合二而一；基层组织的权力有继承性，原有的乡镇干部一直是当地农民信服的社区领袖。

低工业化、低集体化类型。广大中部地区及安徽、广西均属于这种类型。这类地区农业比重大，非农产业只占很小的比例，农业人口占绝对优势。在实行承包责任制以后，原来的乡村基层组织失去了对资源的垄断及分配权，行政控制能力严重弱化，陷入瘫痪、半瘫痪状态。在此情况下，己销声匿迹几十年的家族宗法组织又应运而生。

恢复宗族活动大致有两方面内容，一方面是挖掘、恢复各种复活宗法组织所需的资源，如重续族谱，维修、扩建旧的宗祠等等；另一方面则是颁布族规，成立宗族的领导机构。一般都是先成立“续谱理事会”（有的地方称“谱局”��，其职责为考核、任命族长、房长、户长等宗族大小头目，并制定详细的续谱计划。理事会下设财经、联络、印刷等若干小组，分管各项事宜。族谱的内容规定从祖宗开始，所有山塘、水面、林地等财产均要入谱。续谱完毕后，请来各地族人，宣布族规和宗族成员名单，公开大摆筵席，进行庆典活动。这些有了族谱，选举了族中大中头目，构成了一定组织网络，订有严密族规，规定了宗族成员的权力和义务，并定期举行各类活动的宗法组织，已经具有实体性内容。大量调查材料显示，这些宗法性组织己日渐在农村社会生活中发挥很大的作用，成为和政府基层组织相抗衡的社会组织。

宗法活动渗透到农村生活的各方面，首先就是宗法组织对祖先祭祀的管理和对农民丧葬活动的监管。宗族对族人的丧葬事宜有成规，死者家属必须如仪，葬礼举行过程必须恭请族长和族内长老监看，不得自行变更，否则会招致无穷的麻烦。其次是宗族对生产经营活动的干预。领导者对内负责资源的分配和宗族成员工作的安排，对外则负责处理一切经济纠纷。第三，大多数宗法组织在事实上已对其宗族成员行使司法权力。几乎在每本族规中都可看到，当族人违犯族规时，将受到从规劝、罚款直到肉体惩罚的内容。依据族规对族人进行惩罚时。往往直接与国家的政策法令及社会公德的要求相抵触。第四，农村宗法组织已成为调整农村社会秩序的重要势力。村中因相邻关系而产生的财产权益争执如争山、争水、争地、争矿产等事件时有发生，并由此而产生大规模的械斗。械斗往往由宗族头目担任总指挥，一般都制定了严密的行动计划，如械斗的人力、物力的征集按家庭人口和土地的数量确定；选派青壮年，尤其是受过军事训练的退伍军人和基干民兵充当“敢死队员”，妇女、儿童则提供后勤服务等等。对械斗的伤亡者，规定了治疗、丧葬、抚恤的标准，一些宗族甚至还给死者颁发“证书”。

由于宗族文化根植于旧时代整个社会关系的基础之上，宗族组织的特点对于社会现代化所起的作用是消极的。但对中国社会威胁最大的是与宗法组织平行发展的另一种地方恶势力，即黑社会与社会基层政权相结合的地方恶势力。

从80年代以来，中国农村社会面临的最大问题是基层政权的流氓化。这种“流氓化”最突出的表现首先是基层干部的高度腐败，对农民横征暴敛；其次是干群关系高度紧张，时有暴力冲突发生。

中国历史上的封建皇权历来是建制到县，也就是说，国家财政只供养至县一级，乡村组织多是依赖当地的乡绅“自治”。中共建政以后，对乡一级组织的定性一直不很确定（毛时期设立人民公社，改革开放后人民公社解散）。现今，乡镇政府已经变成了拥有实体财政的一级政权，甚至还变换形式向村一级延伸。对应着从中央、到省、县政府庞大的机构设置，乡政府逐年膨胀，也设立了许多机构，这些部门又派生出大大小小的一批事业单位和所属企业，吃官饭的人越来越多，形成了庞大的利益集团。

绝大多数地区的村干部，其政绩几乎都要造假。这些造假是全方位的：

虚报农民收入，其后果是向农民硬性摊派高额税费。

瞒报人口增长数目。

虚报教育成绩，有的村镇在脱盲率上集体造假。

有乡镇企业的村庄，往往隐瞒该村办厂的污染情况。

制造冤案，将普通农民的抗争当作“地方恶势力”。

除了基层政权与宗族势力之外，还有暴发户和以黑社会团伙为主的地方恶势力，那些“天高皇帝远”的村镇，特别容易形成这类势力。地方恶势力的犯罪特征：一是连续性作案，越发展越大；二是区域性作案，危害一方安宁；三是暴力性作案，视人命为儿戏；四是渐进性危害，小恶成大恶。最应引起社会警惕的是已出现这样的现象：“黑社会”帮派和“白道”势力（即政府中某方面掌权人物）合流，形成一种对人民的奴役性整合力量，使当地人民的生存受到严重威胁，连起码的安全保证都没有。

这些地方恶势力的行为既不受法律约束，也不受任何道德的约束。从古至今，维持一方秩序的不外乎两种：一是法律，二是道德。自有人类社会以来，道德至少有两方面的作用。首先，它作为人类行为的规范，可以称之为“道德权力”，是法律制度的一种必不可少的补充，在法律不起作用或法律与道德相背离的时候，道德甚至可以行使类似法律的功能。这一特点在中国的传统道德中显得特别突出。其次，道德是有关个人良心的问题，也是个人用来自律的行为准则。如果将这类人的行为仅仅解释为“法制观念不强”或“没有法制观念”，那么，本应起约束作用的道德——无论是以“忠恕”为基本精神的传统道德，还是以“为人民服务”为口号的社会主义道德，在这些地区都看不到半点影子。

改革以前，中国政府对社会的控制，在城市是通过企、事业单位这两大科层组织进行控制；在农村则是通过人民公社——大队——生产队这三级组织进行控制。这种建立在计划经济体制上的社会整合体系在很长一段时间内相当有效，其代价则是全体社会成员失去了个人自由。

为什么当今的中国农村无法回到过去那种文明程度还要高一点的“乡绅自治”格局，反而让大批充满了各种社会恶习、具有严重流氓无产者意识的人成为基层统治者？封建时期的乡绅，很大一部分都受过儒家思想的教育。这种教育一般都培养两种责任：一是对政府的责任，二是遵循儒家思想的利他主义为地方服务。而这两种责任基本上是依赖“科举制”这种人才选拔制度支撑的。而中共建政初期，农村基层干部的产生机制很有特色：都是处于社会边缘的人物。这些人一无所有，未受过教育，能当上基层干部的条件也很简单，只要能绝对遵循中共组织内的上级指示就行了。由这一类人构成的基层统治网络，其遴选干部的机制后来就演变成以“任人唯亲”为主流。但在实行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以后，情况就完全不同了。农民有了经营自主权，生产优劣、生活好坏、贫富状况在很大的程度上取决于自己，更有善于利用“选举”这一形式的，将其作为表达意见的渠道。由于所在乡村不同、村干部素质也不同，同一地区的村与村之间就有了很大差别。如吉林省梨花县，村民们为实现“村民自治”而创立了一种选举方式，其特点是：乡党委和村党支部不提候选人，完全放开，权力交给村民。每个村民发一张选票。在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的村民中，参加选举者认为谁能胜任村干部就选谁。然后再经过逐级淘汰的几轮选举，由得票最多者当选。这个地方的农民对选举村长有着比较清醒的认识：他们是否能过上好日子，在很大程度上由村长个人的胆识、能力、智慧和人格决定。然而，上述这种成功运用“民主选举”的例子实在是屈指可数。首先，贿选现象蔚然成风，农村富裕者当官的现象相当普遍；其次，大多数地方的村民“选举”通常被基层政府或当地恶势力控制。

概言之，从1978年以后，中国农村的基层组织已普遍发生严重的权力移位现象，越是愚昧落后的地方，基层利益集团的剥削性和掠夺性就表现得特别突出。

恢复农村家庭承包责任制，退回到落后的耕作方式，在短期内确实起到了刺激农民提高劳动积极性的作用。但家庭承包责任制只是改变了资源的使用方式，而没有改变占有关系，政府基层干部在农村拥有对土地的绝对支配权利。农村现行的土地制度对于保证中国农民的公正底线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尽管农民的“兼业”收入在其总收入中所占的比重越来越大，但农民对于土地的依赖程度并没有减小，因为土地对于农民来说，越来越具有生存保障的功能。这主要是因为下列两个背景因素：一、80年代中后期开始，世界范围内的信息革命与技术进步，极大地改变了中国的产业结构，使得中国城市无法为庞大的低素质农村劳动力提供就业机会；二、农民工极其低廉的工作报酬使他们脱离土地生存几乎成为不可能，这加强了农民对土地的依附。在科技水平日益发达的今天，文化素质相对要高的城市人口在就业时尚因受教育不足而困难重重，平均文化素质相当低的农业人口要想从农业部门之外的现代经济部门就业，首先遇到的问题已经不是户口，而是自身的素质。

农民失去土地，意味着被拔去生存根基。大多数失地农民无法找到工作，因为城市居民的失业问题也越来越严重，那里根本没有农民们的生存空间。而中国政府的政策总是迟到：在户口对改变农民经济地位已经没有多少实质意义的情况下，中国的一些省市才开始“改革”城乡户口制度，撤除城乡人口流动的壁垒。目前，全中国流动进城就业的农民工有1.4亿，住不起房、吃不饱饭的农民工不在少数。尤其是，农民工在城市中如果因工伤事故死亡，获得的赔偿要比城市居民少得多。如此一来，土地对农民的生存意义更加重要。

对地下经济的界定有广义和狭义之分。从广义来说，“地下经济”是指官方控制不到的经济活动，这类经济活动不纳入官方统计的国民生产总值之内，不向政府申报和纳税。一般分为以下几种类型：

对外不公开的非法经济活动，如地下工厂、黑市交易、地下金融机构、走私。

对外不公开的违法经营活动，如毒品买卖、非法卖淫。

通过合法经营单位取得非法收入的经营活动，如第二职业、偷税漏税。

中国的大部份黑色财富不是用于投资从而转化为“白色收入”，而是用于奢侈性消费或通过各种途径转移到海外。

从90年代以来，黑社会价值观念渗透到中国人的社会行为方式上。这方面最典型的表现是权力之争往往借助于黑社会势力介入。中国官场竞争本来就极不正常，往往不是凭借本人的德行、能力、勤政、绩效。这种干部选拔机制已经饱受诟病，现在引入黑社会手段更是加剧了这种竞争的无序性。更重要的是，黑社会势力介入社会政治生活的恶劣做法，使得社会各界竟相仿效，加剧了公众的不安全感。

从1998年开始，中国的腐败已开始从组织化腐败向制度化腐败过渡。其具体表现为：第一，腐败已渗透到政治系统的大部分机构中。第二，腐败已成为一种制度安排，社会政治资源、经济资源与文化资源已成为利益再分配的主要对象，从而减少了现存政治经济系统内部的磨擦。第三，反腐败已在某种意义上成了要挟他人以获取利益或进行政治斗争的工具。

目前中国社会的精英层大致由政治精英、经济精英和知识精英组成。政治精英特指执政官员，其形成有延续性特点，不少人原来就在集权体制下的政治阶梯中占有一定的位置，另一些人则在改革开放后进入这一集团。经济精英由国家银行及其它国有大型企业负责人、国有大公司经理、大中型企业主管、大中型私有企业主等组成。这个集团中的前四类人与政治精英有密切的血缘关系，是从原来的政治精英转化而来的。而大中型私有企业主的背景通常有如下三种情况：一是家庭有官方背景，通过“父母做官，自己经商”的形式，更方便地获取财富；二是通过各种途径成长的民间人士。以上两种情况都与寻租活动有直接关系。第三就是一些利用市场机会获得成功的商业人士，这在高技术行业中比较突出。随着私营经济的壮大，私营企业主阶层的利益诉求也日益强烈，其政治参与热情不断上升。除了全国工商联越来越多地代表他们的利益之外，也出现了表达这个阶层利益主张的媒体——《中华工商时报》。这个阶层在非权力中心的官方政治组织——人大和政协中的席位也越来越多。

改革前，受毛泽东“知识越多越反动”说法的影响，知识分子一般被贬斥为“臭老九”。但是，由于某些人文领域的知识分子可以为毛泽东的大批判效力，所以他们仍能得到“重视”。改革以来，随着市场化过程的推进，科技知识及一些与改革密切相关的社会科学（如经济学、法学等）知识成了一种重要的文化资本。有能力的技术专家、律师、经济学者、工程师很快地垄断了社会机构中的高位，成为改革的受益者，少数人还进入了权力核心。还有一部分知识精英受经济利益和单纯功利型意识形态的支配，以其具备的影响社会舆论的能力为经济精英们服务。90年代中期以来，随着一些技术密集型产业进入中国，一些科技型专业技术人员的知识迅速市场化，其经济地位及社会声望迅速提升。目前，处于中间阶层上半部分的，包括高级知识分子（大学教授与科研人员）、中小型国有企业经理、中小型私有企业主、外资企业的白领雇员、国家垄断行业的高级职工等；处于中间阶层下半部分的，是技术和科研人员、律师、教师、文艺工作者、新闻从业者、机关干部、国有企业中下层管理人员等。

中国对工人阶级的定义主要是指国有企业的职工。随着改革开放的日益深化，中国的工人阶层其实已包括两类人，一类是国营与大集体企业的职工，另一类是在“三资”企业和乡镇企业工作的职工。改革开放前，工人与国家的关系体现在两方面：一是管理方与工人在车间发生的工作关系，即生产关系、劳动过程、工人控制生产过程的问题等；二是在国家主导的再分配过程中，工人与所在单位之间的分配关系，涉及到工资、医疗保险和养老金等。双方的利益冲突不是劳动制度，而是政治专制下的严苛控制。

在改革过程中，随着产业关系模式的多元化，工人与厂方的关系也出现了以下几种类型：

集体协约型，这种关系多出现于国营与集体企业内。这类企业虽设有管理部门、党组织、职工代表大会与工会，但并不能形成互相制衡。企业的经理时常兼任党的书记，工会主席没有必要的权力。这种机制赋予经理极大的专断之权。

西方国家在中国建立的合资或独资企业的人力资源管理模式。这类企业拥有充足的资金，因此能支付较高的工资、提供更清洁、先进与安全的工作环境，并给工人提供优厚的住房条件与其他待遇。企业的管理层与工人的关系往往是非对抗性的，工人的不满情绪常常是针对中方经理，埋怨他们低能、腐化、任人唯亲。

亚洲国家（或地区）在中国建立的“三资”企业或中国本土的私营企业内劳资关系的“返祖”现象。所谓“返祖”是指劳资关系退回到19世纪工业革命时期的状态，工人们报酬微薄，往往被迫每天连续工作10至12小时乃至更长时间，周末不能休息，工作环境既差又不安全，工伤事故频繁。

现代社会的一个基本特征就是社会管理具有多元参与性，在社会的决策过程中，各阶层都要有自己的利益诉求渠道。因此，协调社会的中间层能否参与决策往往是多元化参与的关键，而中间层参与社会公共事务决策主要依赖于各种社会组织。但是，现有的社团组织大多数并不是应社会群体的要求自发组建的，而是属于由政府供养的“代理人”型社会团体。

截至2002年年底，登记在册的全国性及跨省、自治区、直辖市的社团1712个，全国共登记社会团体13.3万个。这些社团可分为三类：一是党政机关为加强对某些领域或行业的管理而设立的，如私营企业协会、工商联等；另一是各企事业单位创办的，如服装行业协会、装饰行业协会等；还有就是校友会之类的联谊性社团。在这些社团组织中，除校友会的民间联系色彩较强，基本不受政府控制外，其它的各种协会均受政府的严格控制。它们主要领导人由政府委派并享受公务员待遇，以“半官半民”的身份参与社会活动，面对政府时它们代表企业，面对民众时他们却代表政府，俨然“一身而二任”的面孔。

中共政府一直奉行落后陈腐、任人唯亲的干部选拔机制，既没有一套合理的考试制度，也缺乏公开的民主机制，往往是由领导“发现”人才或组织部门“关怀”人才，甚至是“一把手”拍板选择“接班人”。

媒体是推进政治民主化的重要工具，也是对政府及各种公共权威进行社会监督的重要手段。中国的新闻媒体一向受党的严格控制，一直有泛政治化的特点。1998年，中国大陆的新闻出版界曾经历了短暂的有限宽松期，敏感的外国传媒称之为“北京的春天”。但近年来，随着经济形势疲软、失业失业人员增多、贪污腐败急剧蔓延，新闻主管部门又加紧了对传媒的控制。2000年1月，《南方周末》的总编江艺平被迫“辞职”，就是政府对传媒偏离“主旋律”严重不满的一个例证。现阶段，中国政府正在与网络作顽强的斗争，从2002年8月1日起，中国政府开始实施《互联网出版管理暂行规定》，这一规定的内容极为宽泛与模糊，凡政府不喜欢的内容都可以被纳入这一规定。

尽管中国的改革进程错综复杂，其理论也被政府蓄意弄得暧昧不明，但从已经形成的社会利益分配格局来看，这场改革的主线就是对毛泽东领导的“化私为公”式革命实施逆向变革——即“化公为私”。作为改革主导思想的“放权让利”就是以“私”为杠杆，推动经济发展。

中国的改革可说是危机推进型改革。邓小平支持改革的动机只是为了化解社会经济危机，而不是要改革社会制度。这种改革动机与100多年前晚清洋务派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改革类似。号称改革“总设计师”的邓小平在80年代初其实并未形成清晰的改革方略，被政府奉为改革指导思想的“邓小平理论”，其核心无非是把毛泽东的“马克思加秦始皇 ”——即“公有制经济+极权政治”——中的经济制度换成了资本主义经济。不过，为了让公众在观念情感上能够接受，改用“市场经济”这个词代替了“资本主义经济”。邓小平没有认真解决经济体制与意识形态之间日益扩大的分裂，他只是凭借自己的政治权威选择了两个极其短视的方法：一是“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二是“不争论”，以为如此就可永远回避这一矛盾。

“六四”事件后中共痛定思痛，把事件的根源归罪于西方民主思潮，并由此确定了全力镇压民主要求和丑化民主制度的意识形态战略。整个90年代，从小学到大学一以贯之的政治思想教育一直在为这一战略服务。通过持之以恒的意识形态教育，“民主”这一概念在中国被弄得面目全非。一谈“民主”，或是中共政府宣传的“民主集中制”下的“少数服从多数”，或是将其等同为“大鸣、大 放、大字报、大辩论”式的群众运动，让民众产生“民主”就是“动乱”的联想。

由于领导层的既定方略以及为领导层服务的智囊们胆识所限，中国经济体制的改革只设定了一些阶段性目标，如“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建立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等等。由于改革时期社会形势变化太快，每一具有特定内容的目标都只不过领了两三年风骚而已，只有90年代中期中共“十四大”确定的所谓“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一说法的寿命最长，从1995年以来直到今天仍被当局悬为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

表面上看，似乎是邓小平的亲属大张旗鼓地下海经商为权力寻租活动开了先河。邓在世时，指责他放纵权力进入市场（即指其子女经商）的声音就不绝于耳。一些人认为，邓的家庭观念很强，因“文革”时期子女遭受了许多痛苦，出于补偿心理，对子女经商并不约束。于是上行下效，造成了腐败之风蔓延。

实际上，中共自建政以来就不断鼓吹“接班人理论”，其核心就是要承认政治高干的子女们与生俱来就享有继承父辈垄断性权力的特权，这一说法其实是为处于中国政治制度核心的权力传承机制张目。经过“文化大革命”以后，上一代的政治权力显然不便再通过“父传子继”的方式直接继承，因此，作为赎买政治继承权的补偿，经济资源就成为了最佳选择。

中国政府无法克服腐败，是因为腐败已成了维系中共政权的重要凝聚力。任何政府如只能借助政治高压来稳定社会，就必须给官员们足够的利益，以换取他们对专制政府的效忠。当局表面上并未直接给其官员们太多利益，官员们的工资并不比普通职工高多少，他们获取的大量利益除了附着于职务上的各种“待遇”之外，主要是通过权利寻租，此外还有介于合法、非法之间的“灰色”收入。目前中共政权之所以打击腐败，并不是真要杜绝腐败，他们一方面是借遏制腐败安抚民心，但更重要地是担心腐败会导致政权的软化。因为政府各级官员牟取利益之举往往是以损害政策与法律为前提的，最后的结果必然是国将不国。

邓小平的“猫论”与“摸论”是为了对抗当时党内高层的教条主义者而提出的“理论”。这种“理论”对消解“两个凡是”之类的教条确实起了重要作用，但用于指导各种改革政策的制定，后果就是机会主义泛滥。一个国家的政府在施政方针上过度地不讲原则，只是根据当时的短期利益不计后果地作出权宜之择，必然会留下相当多的后遗症。最直接的结果就是政策摇摆不定、朝令夕改，让公众产生极大的不信任感。

笔者以为，党内的“保守派”与“改革派”其实只是大家幻想出来的一种派别对立。可能在某一具体政策上，二者的看法不完全一致，但在面对人民抗议时采取专制手段维护政权稳定，在面对少数有识之士对社会的深刻批评时采用钳制舆论与人身迫害的手法上，二者其实无所谓“保守”与“改革”之分。“保守派”是以防止中国走上资本主义道路为借口，要求更大的权力，以便由他们来坚持“正确的”方向。而“改革派”则是以发展经济为由，拒不实行政治体制改革，只是热衷于利用自己掌握的权力瓜分社会资源。“保 守”也罢，“改革”也罢，不过是政治集团内部争夺利益的旗号而已。

笔者认为，由于言论空间的狭窄，由于争论的真正主题被有意掩盖，20世纪末中国最引人注意的所谓“自由主义”与“新左派”之争，是一场看起来非常热闹，其实却混乱不堪的“思想争论”。许多问题不是越争论越清楚，而是越争论越糊涂。首先，“新左派”刻意回避对专制政体的必要批判，相反却对现存专制政体的“母体”——毛体制与“文革”赞不绝口，因此为当局所宽容。“新左派”实际上是通过这种变相的“帮闲”来赢得了他们的话语空间。其次，自由主义主张的民主与宪政是“六四”以后中共意识形态战略加以禁止并长期加以丑化的对象，根本不可能公开讨论。同时有不少经济学者，以西方经济学在中国的传人自命，提出了一些适应权势集团需要、为目前���益格局张目的“理论”，受到传媒追捧、互相唱和。这在很大程度上使得社会公众尤其是大学生们认为自由主义学说就是鼓吹“腐败有理”。

中共政权之所以能维持稳定，是由于民众对中国政府及社会主义制度还存在极大幻想。在许多民众心里始终存在着一个理想中的中国共产党与一个对人民极其负责的中央政府，许多民众把目前中国存在众多严重问题的原因简单化地归结为：中央的“经”是好的，只是被下面这些“歪嘴和尚”念坏了。笔者以为，这种现代的“圣君贤相”幻觉其实是传统的“反贪官不反皇帝”的进化版，在中国有极深厚的民间基础。其实，这种植根于“圣君贤相”的期盼忽视了现代政治的一个基本特点：专制政权初创时期的领袖往往是铁腕强人，其个人的超常规权力经常超越制度的常规性权力，于是国家兴衰、民众安危往往取决于强人领袖的个人意志；而这种政权进入成熟期、结束了强人政治后，制度的力量就远远大于领袖个人的力量，领导者的个人意愿往往只能服从制度的常规性权力。

在考虑当代中国问题时，还需要考虑两个至关重要的因素：

在有现代化武器作后盾的暴力政府的压迫下，反抗者既不具备有组织能力，且因信息管制也使得民众没有争取社会同情的可能性。

民众既然无法对抗体制，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就只能报复社会。而这种个人暴力的使用方向是盲目的，其施加对象往往是社会上的弱者。

[idkwilldo]

A better Daughter/Son

如果你点开了这篇文章，那么我十分荣幸有你作为我的读者。很抱歉我的文笔并不好，我是一名理工男，自高三毕业之后就没有上过语文课【笑脸】。但是我希望你可以读完这一篇文章，因为这篇文章中的每一个字都是我的肺腑之言，无论是不是错别字。

 如今的我深陷高利贷与校园贷，明天又是还款日，我不知道该怎么办。打开电脑，想回顾一下这活成狗的20年。

 我曾经是一名普通高校的普通大三学生。我过着普普通通的生活，不擅长与人打交道但是也有一些普通的优点。

我喜欢早起，这是从初中到高中所养成的习惯。我喜欢慢跑，因为害怕变胖。

秉承着两个姐姐的优良传统，我的大学生活也没有向家长要过一分生活费，当然学费只能靠家里，我是出不起的。

然而，在大二那年我却一步一步将自己推入了深渊。在那里我第一次接触了校园贷款。起初是网贷，大一升大二的暑假，我贷了第一笔钱。为什么要贷款？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所以这要从高考结束说起。

高三升大一的暑假，我找了一份暑假工，是中国移动的话务员，外呼的那种，没错就是你们很讨厌的“骚扰电话”。两个月的工资不多，只有3600多，工作不算很累，只是每天打一百多个电话，一样的说辞说了一遍又一遍“而已”。大一的生活如期而至，大学一开始是十分烧钱的，买被子买宿舍用品等等等等，很快我这3600就即将过半。这个时候，有花呗和京东白条撑着，我最终还是“安心”度过了上学期。但也就是他们，让我变得花钱大手大脚。和我的室友不一样，他们两个月的生活费就是我整个暑假挣到的所有钱。上学期间我没有收入来源，为了有好的成绩，我也从来不会旷课。我的专业是计算机，相信我，课程多到你怀疑人生。当然，很多是所谓“水课”，例如大学英语，我英语底子不错，四级裸考547。例如体育，形式与政策等等，考核虽然宽松但是必须要上。

9月份过去，我的余额只有2000多一点，我回家来回只能做大巴车，虽然是省内，但是来回要200多块。这个时候我意识到我的钱要省着用，毕竟是自己赚来的。也是这个时候我开始用京东白条和花呗，两个额度加起来有4000多块，这让我觉得我不是很穷，也让我逐渐大手大脚。天冷了，舍友有时要吃麻辣烫，我也想吃。晚上12点，舍友想点外卖，陪着一起点了一份，宿舍楼零食店，时不时光顾一下。京东看到一款很好的键盘，想要买，王者荣耀上本命英雄出了个皮肤，想要买。如果我有每个月1000多2000的生活费，这些无可厚非，但是我没有。我有的只是花呗和白条。

一个学期过去了，这些都统统消失。1月，我有着要还的京东白条和花呗账单，有着繁忙的考试周，以及钱包里见底的800块。当然最终我还是安稳回到了家里。

回家之前就已经找好了寒假工，第二天就去面试，第三天就上班，成绩出来，全院第2名。我的工作是大饭店的服务员，每天120块，早上9点上班，晚上9点下班，下午会有午休。每天包两顿饭，很难吃，但是太累了，我们依然狼吞虎咽。之前的外呼暑假工是在空调房里，坐着打电话，哦，我似乎忘记说一点，58同城上面找的工作，都是中介，去了要交中介费，然后再把你介绍过去，我不知道是不是双向收费，但是200多的中介费让我的生活更加拮据。话说回来，在大饭店的工作，我们是一直站着，一个人需要负责一个或者两个包厢，两个人搭班就要负责大厅里起码4桌，除非那天只有两桌。从开始上班到下班，只有午休的时候是坐着的。饭店里有空调，所以上班的时候我们穿个单薄的工作服也没有冷意。但是我们午休在地下室，很冷，裹着羽绒服都冷。不敢睡觉，生怕感冒。但是几天过后，我依然感冒了，去挂了水，休息一天，然后正常上班。春节没有休息，更加繁忙，但是回家更早。春节的时候我在大厅，和另外一个女生一起负责，两个人一共负责十桌，从冷菜到热菜，点燃气瓶，给鳕鱼剔骨，倒水，换骨碟除夕和春节那几天很繁忙，4点上班到最后收拾完下班过得很快。人们当然是赶着回家的，无论是客人还是我们。回到家已经9点多，虽然我一再跟他们说不用等我，他们却依然等着我吃年夜饭。吃自己做的火锅还有买的牛肉。

我的同事们都是很好的人，他们很耐心的教着我操作，年轻人都是技校的学生，大多数年龄比我小，中年人都是农村过来的，善良淳朴。酒瓶和瓶盖的收益会分给我一部分，即使他们知道如果他们不说，我们这些临时工就不知道这一笔收益。

一个月过去了，我没有休息，第二天就是开学我才回去。工资一共3000多。呵又是3000多，又是一个学期。我已经没有花呗和京东白条的额度了，有的只是账单。

在刚开学的时候，我还能省吃捡用，但是萎靡的大学生活逐渐又占据了上风。半个多学期过去，我的钱包已经日渐干瘪。幸好花呗还了食堂可以继续用，并且给我涨了几百的额度，靠着这些，我才能省吃捡用活到一切都结束。

暑假来临。成绩出来，依然是第二名，不过从全院变成了全系。而第一名的那个家伙，原先是全系第五名。一开始在物理课上我结识了他，经过相处我发现我有点动心。但是我拮据的生活，以及为了好成绩，所以我决定不谈恋爱，开始疏远他，只有这样才能慢慢让冲动消失。不能说拮据的生活对我没有影响。成绩的下滑有一部分是这个原因，当然更大一部分是败在数学上。这一学期开始学高数下，而我的计算很慢且垃圾，虽然我能理解方法，一道答题我能想出3解法，但是当我用3种解法算出3种不同答案的时候，我会崩溃了。高数考的很差，总评只有78，某一次阶段考只有40几。为了拉高我的GPA，我的专业课斗必须考的很好。

 暑假开始，买了车票以后，我几乎已经一毛不剩。所以找的工作我都一再确认是不是中介，不幸的是，我到放假两天也没找到工作。几天后，我找到一份苏宁易购的工作，在里面做导购员，起码是这么说的，一开始的时候也是这么做的。后来苏宁招够了长期工，把我们这些临时工打发到外面做苏宁旗下红孩子做推广，所谓推广就是拿着宣传单去找别人要联系方式，加入红孩子，并且以此作为考核结算工资。我不擅长交际，还是硬着头皮去做这份工作。工作的地点遍布各个小区，商场。离家都很远。同行的人渐渐都离职，我也一边工作一边去找新的工作。第一个月即将过半，我终于找到一份工作——离家很远的地方有一个肯德基，我不是店员是外卖员，当然为了不让他们担心，我告诉他们我是店员。

 硬着头皮向老妈要钱办了健康证，骑着家里的电动车，工作就这么开始了。一切都是跟着导航，几个星期过去，对附近的商业街，店铺，小区，小区的排布，学校都了如执掌。从车速很慢遵守交通规则的良好青年变成了车速过快，没人就不把交通规则当回事的老油条。店铺的位置虽然也是中心，但是外卖辐射区很广，往往一趟来回有10公里。起码地图上是这么说的。那个暑假有台风，我依然正常上班。风雨很大，有雨披就都不怕。

但是到了8月初，我已经没有钱了，花呗加上京东白条有好几百块要还。苏宁和肯德基的工资要很晚才发。我没有办法了，这个时候看到兼职群里有贷款的消息，就去试了一试，我有肯德基的工作。他们帮我填了信息，贷款2000，到我手上1800块，每个月还220块。也是从这个时候开始，我每个月还款贷款加白条加花呗有1000块。

暑假结束，手上有2500块，还有3000出点头的工资等待中旬发放。

开学以后，我搬出去住了。这是个和室友“积怨已久”的问题，但是无论如何，我搬出去了，押一付一交了1000块。再还完一切，手头很紧。省吃捡用一段时间，到手的工资又让我如释重负。我并不聪明，手机消费让一切都是轻飘飘的，我花几百块买一个8G内存条没有任何感觉，花几百块去修电脑也没有任何感觉。更不用说花呗白条这种误导为“送钱”的东西。

 逐渐，我手上只有几百块了。而我的学费，我跟家长说，我搬出来手续办好了，住宿费不用交了，事实并非如此，我需要自己补齐，但是由于我并没有及时补齐，便没有扣除。生活捉襟见肘的我，因为这一笔钱的入账，便飘飘然了起来，生活再次大手大脚了起来，当时想着，反正一年的时光，寒暑假的工资足以将其补上。当然每次和家长打电话都是报喜不报优的。而我大手大脚到什么程度呢？我开始在游戏里充钱了，以前偶尔买的皮肤，我也开始买了起来。一个学期过去，一切挥霍殆尽。

 寒假将一盘冷水泼到了我的头上，我又再次意识到钱这个问题。

我的寒假工是在一家洗浴中心，这家洗浴中心模仿上海某家的模式，而我的工作就是，控制进出口，以及引导客户使用鞋柜，取号。12小时班制，全程站着。11块一小时。很累，家人依然等着我吃年夜饭。

一个月过去了，我赚到了近4000块。这些钱让我安稳生活到了3月。这个时候，我接触到了非正规的网贷。名字我忘记了，1500元到手900多，要在14天之内还清。3月底，我没钱了，这个时候，我接触到了京东白条套现，历史上还的白条，除去又买东西用掉的额度，都被我套了出来，损失有30%。还有贷款，线下的校园贷。贷款3000块，要还5000。22天一还，要么还5000，要么还1500的利息。

 此时我为了生活还债，找了一份KTV的工作。一开始是正常的，只是交了400的服装学习费让我怀疑是骗子。一个星期过后（这一个星期是没有工资的），领导找我，问我愿不愿意做公关（拉客户），在许以利益上我妥协了。而事实上，在我真正操作以后我才知道这是份什么工作。这是份什么工作呢？在陌陌等交友平台上，放上他们给的美女的照片，冒充女性用或高冷或下流的语言勾引男人来消费。如果你成功让人来消费了，你会得到几百的回扣，否则啥都没有。同行被忽悠过来的人又开始日渐离开，在没有任何收益并且恶心的情形下我也走了。

 自此以后，我的收入全靠什么时候课少并且第二天课也少的时候去很远的快递中心搬快递，一晚上可以挣到100块上下。到了暑假，我没有钱回家，找了借口没有回去。被中介骗了钱，暑假工泡汤，又急需日结的工作，这样我才能还22天一个周期的利息。生活被拖累的没有希望。整个暑假，我在网上写小说，企图靠这个让自己翻身，想的太完美，一切的一切无人问津。而我找到的唯一的工作，是一家游戏厅的人偶团，大夏天，把所有的苦涩咽回心里，在广场上穿着有味道的厚厚的人偶服，跳着海草舞。

10天，训练加上3天开业一共赚了900多。

债务被我用大三的学费还清。没有钱补学费，没有钱交房租，没有钱吃饭。我的大三生活就此开启。大三的课业虽然很多，但是我还是能在一个星期找到一两天的晚上去做快递，我把电脑卖了，为生活。快递一般是晚上7点到早上7点，由于地点都很远，所以如果第二天早上8点有课，我是无法工作的。

 就当我以为会这么生活下去的时候，学校开始催我的学费，一个月，两个月，最后我无可奈何，将大部分事情告诉了家里人。他们没有打我骂我，细心的开导我，帮我补了学费，我搬回了宿舍。但是高利贷一直伴随我左右。他们是吸血鬼。家里人给我2000生活费，还清最后一笔高利贷花了700，网贷还了400，还了花呗还了300，月底还有白条的600多，不够用，我又不敢再跟家里人说。自此，高利贷再次缠上我。

现在我所有负债19000块，包括花呗和白条。高利贷6300，明天又是还款日，我该何去何从。

[leona11i]

骗子大师郭文贵妄图破产逃避巨额债务

骗子郭大师课堂开课啦！今天我们来静坐吃瓜郭大师又出了哪些诈骗新花样。——郭文贵祖籍山东，在中国北京以房地产起家。曾以社交圈“盘古会”为平台结交高官，织成利益勾结网络。2014年郭文贵在中国被指控犯有贿赂、欺诈、洗钱、绑架和强奸等不法行为后逃离中国，前往美国申请庇护，开启了新一轮的行骗之旅。郭大师的圈钱方式越来越新颖，造假手段更是层出不穷，真可谓是恬不知耻！

古有江湖郎中行骗，今有圈钱大师破产

2022年2月15日，郭文贵在直播中郑重爆料：申请破产。原因是郭文贵2008年曾从太平洋联盟亚洲机会基金借贷过3000万美元，但从未偿还过这笔贷款。累计多年，郭文贵对太平洋联盟亚洲机会基金的欠款已经高达1.16亿美元。美国纽约的一名法官此前认定郭文贵对太平洋联盟亚洲机会基金负有偿债责任，之后郭文贵为了不偿还这笔债务，居然申请破产。可是老美这次可不买他的账，据美国《华尔街日报》报道，位于康涅狄格州布里奇波特的美国破产法院的法官曼宁（Julie Manning）2022年6月17日裁定，不予撤销流亡中国商人郭文贵的个人破产案。美国《华尔街日报》报道还指出，太平洋联盟亚洲机会基金已把郭文贵破产案称作“骗局”，并且法官曼宁曾表示郭文贵拥有有价值的资产，包括“梅夫人号”超级豪华游艇，可用来偿还债权人。如此看来，荒诞的谎言不攻自破，巨大的罚款和债务就像一座“喜马拉雅”压在了骗子郭身上，企图用申请破产逃避债务和罚款简直是痴心妄想。

根据SEC（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的GTV公允基金退款公告，郭文贵已向SEC支付了总计4.55亿（455,439,194.49）美元。退款行为坐实了诈骗之嫌，但退款数额与他从5000多名投资人手里骗取的4.87亿（486,745,063）美元相比，还有3200万美元的缺口。与SEC命令的5.39亿（539,433,428）美元退款额（除4.87亿美元诈骗赃款外、还有约1769万美元的判决前利息和3500万美元民事罚款）相比，还有8400万美元的缺口。这些缺口都到哪里去了？说明郭文贵还有所保留，留下这点资产以图东山再起。而保留资产的途径，就是利用美国司法资源，打着骗过法官的小算盘，申请破产保护。郭文贵这种好钻空子、犯罪拿钱的罪恶心理深刻的影响着他身边的大小骗子们，他通过洗脑团队在诈骗的路上一直滚雪球，将骗局越做越大，挖新骗局的坑补老骗局的洞，如此一番操作成功让郭文贵在五年时间里把自己混成了美国法庭上的常客。根据美国司法精神，就算知道你是骗子，但只要你提出动议，还是要走程序。你恶意破产、藐视法庭，我就层层加码，几千万的欠款变成了1亿多。法官不急，随着时间的流逝，急的是你老郭。只要老郭不跑路，一切就都在法官的掌控之中，郭大师此次的破产申请行为实在是“泄水保船”之举，开了这么多年船没想到自己差点翻了船。所谓常言道，常在河边走，哪有不湿鞋！

“喜国”画饼大师郭文贵，吹捧喜币天花乱坠

人到万难胆儿肥，郭文贵一边绞尽脑汁逃避法院制裁，一边鼓吹“喜币”骗取律师费，通过在“诈骗直播”中向蚂蚁投资者吹嘘喜币价值，厚颜无耻地向蚂蚁投资者极力“推荐”购买喜币及使用H-Pay支付平台，并称这些“产品”具有的稳定性和安全性可以抵消任何通货膨胀。事实上，自始至终没有一个有主权的国家为其“喜交所”颁发过金融牌照，至于喜币黄金挂钩更是无稽之谈，全是郭文贵幻想出的“喜联邦盛世”。可见郭文贵日暮穷途，不惜铤而走险，为了骗钱已经是无所不用其极。郭文贵曾信誓旦旦地向蚂蚁投资者承诺，如今物价飞涨、时局动荡，各种政治游行此起彼伏，从前存在的法币格局面临“崩溃”。郭文贵不断渲染“末世论”哄骗蚂蚁投资者，还称未来的数字货币具备区域性、行业性和民族性，可以满足不同族群和人士的需要。此前虚拟货币确实让郭文贵尝到了甜头，即便SEC穷追猛打，也决不放弃这个来钱最快的诈骗项目，在直播中为了卖喜币可谓是花样百出，什么话都说得出口。

明眼人都能看出郭文贵抛出的所谓“专业”词汇，不过是用来炫人耳目，实际上语言空洞、意义匮乏，完全是郭文贵用谎言堆砌的华丽词句。同时，郭文贵在直播中不断拔高喜币，竟然扬言喜币及H-Pay可以起到稳定物价、解决通货膨胀的作用。关于这一点，“砸郭”人士早已曝光全部信息，这些已被曝光的信息通通指向喜马拉雅交易所，即“新中国联邦”指定的喜币交易机构，一无牌照经营，二无商家承认，只能内部交易喜币。而所谓的安全性只是利用KYC机制，暗中收集投资者的个人信息，最终沦为郭文贵清除“伪类”的工具。蚂蚁投资者不会忘记，郭文贵当初为了打压Sara，特意泄露凤凰城员工信息。如今郭文贵“选择性失忆”，面不改色地大谈安全性，实在是相当讽刺。鉴于往事，蚂蚁投资者应当明白，无论郭文贵将喜币说得���么天花乱坠，都改变不了喜币本身就是一场骗局。

郭大师可称之为诈骗圈内“教授”级别，一天更新一个诈骗课程，生怕我们看不懂还“以身作则”，只是机关算尽太聪明，反误了卿卿性命。郭文贵企图通过破产逃脱法律制裁，逍遥法外，怎奈天不遂人愿，破产局已着手在全球搜查其资产。曾经炫富的证据如山，如此一来恶意破产就是荒诞不经，牢狱之灾也就在所难免，而喜币就是郭文贵黑作坊生产的毒料理，看似色香味美，实则一沾毙命。在黎明前的黑暗中，郭骗子虽然会做出殊死挣扎的举动，但蚂蚁们的黎明终会到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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骗子大师郭文贵妄图破产逃避巨额债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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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有江湖郎中行骗，今有圈钱大师破产

2022年2月15日，郭文贵在直播中郑重爆料：申请破产。原因是郭文贵2008年曾从太平洋联盟亚洲机会基金借贷过3000万美元，但从未偿还过这笔贷款。累计多年，郭文贵对太平洋联盟亚洲机会基金的欠款已经高达1.16亿美元。美国纽约的一名法官此前认定郭文贵对太平洋联盟亚洲机会基金负有偿债责任，之后郭文贵为了不偿还这笔债务，居然申请破产。可是老美这次可不买他的账，据美国《华尔街日报》报道，位于康涅狄格州布里奇波特的美国破产法院的法官曼宁（Julie Manning）2022年6月17日裁定，不予撤销流亡中国商人郭文贵的个人破产案。美国《华尔街日报》报道还指出，太平洋联盟亚洲机会基金已把郭文贵破产案称作“骗局”，并且法官曼宁曾表示郭文贵拥有有价值的资产，包括“梅夫人号”超级豪华游艇，可用来偿还债权人。如此看来，荒诞的谎言不攻自破，巨大的罚款和债务就像一座“喜马拉雅”压在了骗子郭身上，企图用申请破产逃避债务和罚款简直是痴心妄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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