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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狗年轻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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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位市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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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送陈光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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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城市是动物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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梦之国（2013）

（本文内容纯属巧合如有雷同纯属虚构）

已经是连续第七天下雨了。

地铁站出口的门檐上静静地淌下几道水线。卖伞的中年妇女喊着价格在避雨者中间走来走去。路上的人们撑着伞快步前进。一个中学生模样的女孩边抽泣边跌撞着走在雨里。

这样的天气大概很适合吵架和分手吧。我边想边���开伞走出地铁站。

这是我第十次来这个地方。这里是远离市中心到几乎是郊县的新居民区，如果不是过去十年城市发展得太快，大概无论如何也不会有地铁线修过来。

到这里来是我的工作。或者说任务会更贴切一些。三个月前，负责和我接触的警察通知我，有一伙人在附近的一处地点频繁集会，似乎形成了一个邪教组织的雏形。上级对此很担忧。

因此，每周六下午两点半，我都要到这里来参加他们的聚会。不过今天的内容会略有不同。

街上的人们边走边看着地面上的水洼。几乎没有人注意其他的行人。这样的雨天总会让我心生恐惧，好像每个人的伞尖都随时会戳进别人的眼睛。

我害怕这件事，不光是因为眼睛被戳伤可能造成的痛苦，也不全是考虑到盲目会有的巨大不便。我对看不到东西的恐惧几近高于一切，高于对耳聋、截瘫或者死亡。本来我的听力就天生的不太灵光，身体的灵活度也相当平平。只有眼睛的观察力让我积累了一些虚无缥缈的自信。

我从事的也是观察者的工作。确切地说，我是一个密探，或者说线人、耳目，总之是负责参加各种警察不喜欢的活动、并把详情汇报给他们的人。而且，和我想象中别人的想象的不同，我很喜欢自己的工作。

但我不是警察。被招募之前，我是一个经常参加反对活动的大学生，也因此不时出入派出所。与其说被审问，不如说是遭到劝说和恐吓。但他们始终做得不得要领。每次和我谈话的警察都把我当成了那种一时热血沸腾的年轻人。当然，反对运动中这样的角色大有人在，对方也就形成了思维定势。但我实在不是因为这个而加入反对运动的。

“你觉得你们做的事有意义吗？”最后一次参加示威而被捕后，第一个冲进来审问我的警察这样问我。

没有。但这样的答案并不能让我感到失望和沮丧。让我失望的是另外的问题。意义的不存在是显而易见的。无论是��内部集会上做慷慨激昂的讨论，还是上街举起标语或呼喊口号，都没有任何意义可言。我们没有得到任何人的支持，甚至也没有遭到任何人的反对。除了警察，没有任何人在意我们的存在。

反对运动中的人们对此也心知肚明。“喊口号时，如果有路人站住认真听，那就是警察。”前辈们经常这样指导第一次参加示威的年轻学生。大家对这话里接近滑稽的可悲感都早已麻木。

我已经走到了邪教集会的楼门前。是新盖起不久的小区，保安脸上还有不知是否该拦住陌生面孔的茫然。

我按响集会的单元房的门禁。

“都是虚空，都是捕风。”里面一个冷淡的声音说。

“日光之下并无新事。”我没好气地答道。这种可笑的暗语实在容易令人烦躁。

曾经我也迷恋过暗语。不只是暗语，各种形式的秘密都可以让我发狂。只能为小圈子所知的一切对我都充满吸引力。当然男女八卦什么的就算了。我似乎只对构成立场和敌对关系的秘密感兴趣。

加入反对运动是为了这个，后来成为密探也是为了这个。

曾经我以为反对运动是一个真实存在的地下组织，以秘密的形式戴着面具和黑纱隐藏在军队、机关、写字楼和各种各样的密室里。很快我意识到他们只是一群唯恐天下不知的狂热分子。其存在之所以成为秘密，只不过是因为警察无孔不入的镇压。如果被允许的话，他们大概不惜在党报上发表自己的成员名单。

虽然失望，但我也没有立刻就退出。毕竟还有密谋和行动，警方的努力也让本来无害的信息成为秘闻。和无聊的、只有八卦可供保密的校园生活相比，这样的秘密也算是聊胜于无。

直到我碰到那个警察。

“你看起来和他们不一样。你对那些虚无缥缈的民主自由不感兴趣，让你感兴趣的是更虚无缥缈的东西。说实话，我真不知道你为什么要参与他们的活动。”那个语速极快、面相干练而且和我操相同口音的警察说。

我像往常一样默不作声。这对我来说丝毫不需要勇气和训练。无论在哪里我都是如此。被单独关押对我不能构成任何威胁，更不用提这种甚至不算严厉的审讯。

“干嘛不跟我们干？”他���始向我解释他的offer.继续参与反对运动，但向他们报告所有他们会感兴趣的内容。如果出现确实对他们有重大帮助的情报，我将会获得一定金额的奖励，具体数额无法提前说明。他们不需要向我解释他们感兴趣的是什么，大家都心知肚明。我一直没有说话。

“和你想象的一样，我们对他们也没有特别的恶感。我们也只是上班而已。这些年风云变幻，我们见得也不少，很多事我们看得也很淡。但我们也要升职、挣钱、养家、送孩子出国。咱们的关系就是如此。当然，有些人有了权就得意忘形，打起人什么的来忘乎所以。我不是那种人。我知道我要的是什么。希望你也是。”

像以前历次被捕时一样，审讯结束后我被一个人扔在问讯室里。那几个小时里，我认真考虑了那个警察的建议。它将意味着真正的秘密，形成立场与敌对关系的秘密。与玻璃骰子般的反对运动相比，这样的秘密更能产生现实感。天亮时，我向他说了yes.

邪教会场所在的楼道里挂着新近的标语。党的领袖不久前刚刚上台，此时正竭力向人民宣告他的存在和地位。最近他又提出了新的主张，认为我们的国家应该给梦想以一席之地，让“所有有勇气做梦的人”都可以有机会“振翅高飞”。当然，可做的梦有严格的限制。事实上，即使没有限制，也没有人会听他在说什么。在这个国家里，没什么人真的关心任何政治言论，无论该言论是出自我们还是出自他们。除了官方媒体的义务性讨论和野心家们纯粹出于利益考虑的谄媚，领袖收获的关注和反对运动一样可怜。

至于在这个我已经参加过九次的邪教集会上，梦是没有限制的。即使在这个角度上说，警察对它的兴趣也有着极为充分的理由。

每次集会中，一位被称为“老师”的人会主持大家分享本周做的梦，每人要讲至少三个。在述梦时，有些人会表现得特别积极，于是逐渐又有规定，每个人每周讲的梦不能超过八个，每个梦不能占用超过五分钟。每个人讲完后，老师会作一些解释和分析，在我听来毫无条理和逻辑，简直像是那种转业做心理医生的部队政工干部。最近几次更是粗俗可笑，坦白说跟“梦之国”之类的玩意儿几无区别。大概他原创的鬼话终于说���了，到了不得不抄袭党的领袖的地步。最后，老师会给大家讲他的梦，并要求我们下周按照他的梦指导生活，并在下次集会中交上报告。

可疑之处在于，这位每周给大家解梦和讲话的老师总是戴着面具，除了随身出现的几个随从之外，普通成员都没有机会看到他的真实相貌，只能从发际线的位置和走路的姿态判断，他是个可能去年还能算是中年人的老人，比一般老人强壮，但已经没有中年人灵活。另一个疑点是，他要求大家照做的那些梦的难度一直在逐渐提高。这很像是某种训练，在性、政治和宗教中都相当适用。在我第一次来参加会议时，他说自己当周梦见在天台上和老友相聚，并要求我们在下周这样做。身为密探而非信徒，我没有义务照办，但出于兴趣我还是约了个高中同学，潜入当初我们就读的学校，在教学楼天台上聊了相当长时间的天。当然，主要是他说我听。确实有意思，但就像预期的那样，我也没感受到什么类似天启的东西。

后来难度便逐渐升级。我们被要求吃昆虫、穿哥特风格的服装上街、盗窃亲戚的财物、当众羞辱单位领导等等。我全都没有照做，但其他参加集会的人似乎都照做了。我只是在每次集会前编造一份总结报告。这种事对我来说异常容易。大凡不爱说话的人，只要不是因为木讷而如此，在写文章编故事方面都有着相当的本领。

现在我的背包里就带着一份这样的总结报告，记述了我上周遵照老师的指示寻找武器的行为。我写道，我按照一本网上传播的英文教材指导的步骤，自制了一些C4炸药，但因为没有雷管，目前还没有机会去试验它们的能量和实用性。这样胡编乱造有一个好处，就是大部分内容可以直接从那本英文书里照抄。我确实有那么一本书。而且，也许是考虑到地铁安检，老师并未要求我们携带找到的武器来参加集会，只告诉我们要小心保存。

我当然向警察报告了这件事。因此，在本周的聚会上，警察将会破门而入，对全体成员实施抓捕。我仍需在���，否则据说会显得过于可疑。招募我的那个警察反复保证说，这种邪教组织通常都没什么反抗能力，最多是一哭二闹三上吊，不会发生什么搏斗和反抗。我觉得他说得很有道理。另外，我也想体验和整个团体一起被押上大型警车的感觉。

按响集会的单元房的门铃，不到五��钟后门就开了。作为单元，这间房子算是不小，客厅宽敞，还摆着许多把椅子，而且是复式结构，有从下面看不算狭小的二楼空间，虽然我没有真的上去过。

其他信徒差不多都到齐了，差不多有三四十个。因为没有要求换鞋，地上到处是大家鞋子上带着的脏水留下的污痕。窗外的雨还在下。一个老头向所有刚进门的人收取前一周的报告，向中学班里的小组长早起收作业一样。我把我的那份交给他，到客厅里找到一把椅子坐下。其他人也差不多都坐下来。

随着一阵突如其来的安静，老师从楼上走了下来。他像往常一样戴着面具，缓步走下楼梯，站在所有人面前的一张大桌子后面，看不出表情，但站姿有一种莫名的肃穆和焦躁。

“开始述梦。”收报告的老头站到他身边，开口说道。

大家开始述梦。有人讲到了原子弹爆炸，有人被幽灵追逐，有人强奸了从未见过的亲生母亲，有人挥霍了友人托付的重金而不知所措。但大部分都很无聊。有些人的梦只是一堆乱七八糟的线条，但也尽了很大的努力让大家听懂那些线条的样子。大部分人的样子都很真诚，虽然有些也显得过分真诚而有些可疑。

我不知道警察具体会在什么时候破门而入，所以也准备了自己要讲的梦。虽然喜欢保守秘密，但梦对我而言实在太过虚无缥缈，所以讲起来也毫无障碍或抵触。这一周里我当然也做过梦。第一个梦里，我的弟弟被判死刑，我获邀去参观，却怎么都找不到刑场，地图上全是自相矛盾的指向。最后忽然所有方向都传来枪声。我就这样惊醒了。第二个梦开始时我就已经杀了人，躲在一个奇怪到无法形容的地方。我也没有虔诚信徒的那种热情，可以一个线条接一个线条地加以描述。第三个梦则是一个好朋友砍下了我的无名指。具体原因不得而知，但在梦里我们都知道他这样做完全是为了我好。我也丝毫没有怪罪他，只是觉得以后弹不了钢琴了很是可惜。这一点实在古怪。我从来就不会弹钢琴，对音乐也没有什么特别的兴趣。

今天的老师也表现得有点古怪。他很少发言分析大家的梦，大部分时候只是由一边的老头对述梦者示意“说下去”或是“坐下”。而且虽然戴着面具，也有一些微小的身体语言让我觉得他对述梦环节很不耐烦。他的手不时地会悄悄握拳，皮鞋里的右脚也不时会微微弓起。��我并不觉得他已经察觉了我的告密。看起来他只是有很重要的话急着要宣布而已。

“……然后我就醒了。”最后一个信徒也讲完了。是个看起来有点傻的女孩，长得也谈不上漂亮。说实话，我也没在这里看到过谈得上漂亮或者说有吸引力的人物。本来会投身邪教活动的也不会有什么像样的家伙吧。

老头挥了挥手，示意她坐下。大约半分钟的死寂后，老师开始讲话了。

“我看过了你们的报告，”作为宗教领袖，他的语调不够低沉，但也谈不上尖利，怎么想实在只是个凡人而已，“你们中的一些人不够努力。如果这样，你们完全没有必要到这里来。走进这扇门就意味着弃绝不努力的生活。如果不愿意遵从我的教诲，大可以走，我无意阻拦你们。”

没有人说话。说实话，我完全不能理解为什么会有人愿意跟随这样一位教主。但大部分的邪教在外人看来都是如此吧。

“即使是努力了的人，也没有什么可骄傲的。你们只是做了你们理应的。即使看起来不凡，也只是因为其他人太差，而不是你有多好。”

这种传销式的讲话着实让人厌烦至极。不过想到他以后也没什么机会再讲了，便觉得让他过完这次瘾也罢。

“这个国家最大的优点就是服从，”他说，“但它最大的缺点也是服从。人们的服从完全是出于懦弱。当服从的对象不够强大时，他们便随时准备服从另外的对象。真正的服从应当是基于勇敢的服从。敢于作战、不畏后果的服从。”

他描述的那种东西似乎应该叫做忠诚，我想。他刚才的焦躁是急着要发表这些无聊且用词不当的东西么？

“你们要敢于服从，而不是畏惧抵抗。否则你们就仍然只能是乌合之众，没有任何得救的希望。”

警察为什么还不冲进来呢？我边想边走神。

“所以我才教你们得救。如果人人都有勇气捍卫真理，你们的存在就会毫无必要。但有枪的人懦弱了，所以要有还未认真握枪的你们。”

他在说什么？我慢慢地好奇起来。这家伙要的东西似乎确实不只是骗点钱色那么简单。不过这大概要靠警察去问了吧。

正当我这样想的时候，外面有人敲门。不是按门铃。所有信徒都是按门铃的。

“开门。”老头说。这时我发现老师身边的两个人正低头在桌子下面找些什么。

锁刚拧开便有人重重地把门推至大开。一群穿着制服的家伙鱼贯而入。我看了看他们手里，没有带枪。本来打击个把邪教组织之类的软弱玩意儿也就用不着带什么枪吧。

但此刻我心里不详的预感忽然爆发。在一切开始之前，我便已做好了下蹲和卧倒的准备。其他信徒大概都在应付警察突然出现带来的困扰和慌乱。

老师身边的两个人举起了两把长长的什么东西。我刚看清它们的大体形状便立刻蹲了下去，并拼命向客厅的角落奔去。刚奔出两步我就听见了连成一片的枪响，没有几秒钟我耳朵就几乎聋了。电影里的匪徒好像都能在枪战过程中凭借声音判断敌人的位置。他们的耳膜一定强韧得不行。

我看见身边的人像失去了支撑的木棍一样一个个倒下。有的脑袋被轰掉大半，有的胸口一个不规则还拉粘的窟窿。我不管他们，一路向前奔去，只觉得空气里的硝烟和血腥味儿让我很不舒服。然后我发现自己不知不觉地到了去二楼的楼梯口。我想都没想便向楼上逃去。

一切结束后，我趴在楼上的地板上向下偷窥。冲进来的警察已经全被消灭。太低估对方而落到这种结果，想起来也不是很让人同情。但我还是莫名地感到不快。当然，在这种情况下，怎样保住自己的性命应该是重要得多。可是我当时并没有很在意或者说发愁或者说恐惧这个问题。我觉得自己的右臂麻得像要爆血管，头也涨得厉害。一动不动地趴着对我来说简直是桩考验。感觉上，如果一直这样趴下去，心脏大概都会冲口而出。

信徒们也全军覆没。楼下只剩下五个人还活着。老师，收作业的老头，两个开枪的家伙，还有一个是从不跟我们说话、看起来像是管家的角色。除了老师，其他人都在一一检查地上的尸体。

“赶快叫车回来。”老师边说边摘下了面具。

看到那张脸我立刻屏住了呼吸。如果不是有长期以来的自我沉默训练，那一刻我大概会控制不住要尖叫出口吧。那个人的脸和党的领袖一模一样。我拼命地皱起眉头闭上眼睛让自己无法去想和这一切有关的一切。

如果他们中的任何一个走上楼来，我大概都会立刻死无葬身之地。但一直没有人上来。这样僵持了很久，管家模样的人没完没了地打着电话，给各种各样的方面下着指示。最后他放下电话，说了句“到了”，所有人便都打开门离开。我赶紧绕着二楼转了一圈，看到了一些奇怪的装置，可能是用作通讯的。这些我都没敢碰。最后我竟然发现了一扇后门，打开后外面是楼道里高处的墙，离地面大概有两米多。我吸了口气一跃而下，顺着楼道逃出建筑。路上我想了半天领袖的讲话，关于勇敢地服从。大概是所以才有了这个古怪的邪教。可惜在一切成形之前，大水和龙王庙便已同归于尽。

我没敢回家，而是跑到一起去天台的高中同学家，在他家住了几个月，直到现在。期间看到新闻里说一个暴力倾向严重的邪教组织伏击了一群警察，造成多位警察死亡。绝大部分邪教分子被击毙，只有一名主犯和两名从犯被当场抓获，即将出庭受审。一段时间后，新闻里出现了法庭上的三位犯人。自然而然的，主犯是收作业的老头，从犯是那两个开枪的家伙。他们在法庭上一言不发，很快被判处死刑，从此便再没有和他们有关的消息。电视上放了几天“珍爱生命，反对邪教”的宣传节目，一切就结束了。

事实上，所有和那件事有关的消息都没有了。招募我的警察并不在被射杀之列，但我当然也没有跟他联系，为了安全甚至当天就把手机也扔掉了。期间有几次到外面打公用电话给父母，他们说只有学校找过我，问我什么时候回去领毕业证，噢对，还有一些奇怪的人给他们打电话，问我总不出现是不是被警察抓走了，还劝我父母不要害怕，他们会帮忙的。

那件事消失得太快也太彻底，到现在，连我自己都开始觉得它像是一场梦，而不是一桩秘密。也许它真的是一场梦。我有时候已经这么想了，只是场梦而已。它本来也太像是一场梦了。那种真实感强得让人刚醒来时茫然半晌的梦我也不是没有做过。但我不打算跟任何人说起，即使是最值得信任的心理医生，或者牧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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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星：舞者凶猛（2013）

从车窗看出去，杨树浦路长着一张老旧、骄傲、不会说普通话的脸。在这条长街的某个路边，是一片棉纺织厂房改造而来的低矮建筑物，里面堆放着知名时装品牌、星巴克和手握iPhone缓慢行进的人们。它们的尽头处就是著名的金星舞蹈团。

金星的办公室在二楼，能看到空旷淡雅的排练厅和窗外阳光普照的河流。她坐在桌子后面，背对着窗户，只化了很淡的妆，穿着也毫无夸张之处，几乎看不出是国家里最家喻户晓的舞蹈家之一。“今天你们来，我还擦了点粉底。平时我连粉底都不擦的。”

不化妆，不带墨镜，没有助理，金星常常这样出现在上海街头，对自己的群众辨识度既了然又无所谓。她见过太多大场面了，也过了好多别人一生都不路过一次的关口。十九岁作为现役军人匆忙出国，九十年代回国并退伍，二十八岁完成了性别的转换，又在世纪末南下，嫁人养子当老板。从中国到美国，从大校军人到彻底的体制外，从男性到女性，从北京夜店公主到上海贤妻良母，从独立玩家到对一群演员负责的管理者，这些跳跃简直能让凡人心悸，而她总是跳过去也就过去了。“我有很多个频道，每个频道都调得尽量没有杂音。”

丰富独特的经历使她有一种罕见的自信和坚硬。素面的金星散发着独特的气场，处处都带着那种自然而不令人不适的骄傲和尊严。她的舞蹈团也是这样，从排练厅、楼梯到小餐厅都有看似简单清淡实则精心设计。唯一着相的，是楼梯拐角处的墙上贴的维姆·文德斯的口号：What treasure lies within our bodies, to be able to express itself without words and how many stories can be told without saying a single sentence. 金星的解释是，“有些东西说不清道不明的时候，只有靠肢体语言。每个人的肢体语言都代表了你的个性、态度和生活状态，而我能看清楚。这是语言。”

金星舞蹈团成立已经快十五年了。1999年，她在北京开始筹备，未获批准。“中国的演出团体一定是挂国家名头或者地域名头，哪儿有个人的。”失望的金星几乎准备“走”，被朋友们劝说“中国需要你这样的人”，便南下上海，从此扎根。开始时举步维艰，没钱赚，经常发不出演员的工资，组团时的元老现在只剩下一个人。后来有了国外市场，没完没��在国外巡回，总算有了盈利。尽管如此，金星还是要去做电视节目赚钱来管这边。如今她的名气已远远超越现代舞和性别话题，原因之一便是她电视评委的身份。“I'm the bitchy one.” 2012年，在明尼苏达大学，她这样向美国学生们解释她的评审风格，"I'm the bitch.”

虽然仍有生存压力，金星还是认为一切在慢慢地变好。她曾经是唯一一个在国外学过现代舞的海归艺人，在“精神污染”这样的词汇仍不时见诸报端和文件的时代，她体验过“时刻准备着被抓进去”的尴尬和无奈。对照当初的窘态，如今这点儿“钱能解决的问题”简直不能叫事儿。

金星生于1967年的沈阳，一个“空气没有干净过”、居民每月只得三两食用油的重工业城市。她至今还是说直来直去的辽宁普通话，也有直来直去的东北作风。和我们熟悉的其他沈阳人一样，她用词冲劲十足，能把聊天当成正事儿来专注而为，谈什么都能长篇大论。“全世界都知道我这样。我去国外做评委，什么都直言不讳。人家艺术节的人说，要想听真话，请金星来。”

生长在文革时期的部队大院，金星没来得及体验王朔式共军子弟的优越青春，就在9岁时被沈阳军区选中，亲自成为了共军一员。 童年入伍，此后便在“毛泽东思想大学校”里学习舞蹈，纪律严苛，等级分明。如今的她看到新浪微博上热传的舞蹈老师打学生的视频，几乎是不屑地感叹：“差老了，这才哪儿到哪儿。我小时候挨打比这厉害多了，腿上一凛子一凛子的，手都肿了，脸都扇红了，就这么打出来的。”部队里的金星也很少开口，“部队有等级啊，轮不到我说话，只有听的份儿。”

而部队外的世界正悄然而急速地改变。在青春期的金星像梨园学徒一样被殴打罚站的同时，历史巨轮在多年的拧死脱扣后突然强行转动起来。复出的政治老人在罗湖以北画圈，青年涌入黑灯舞会和美国使馆签证处，肯德基爷爷访华并落地生根，中国和世界之间悄悄地出现了一扇面目不清的门。

这扇门不久就向金星打开了。1987年，中美在广州舞蹈学院开始了一个文化交流项目，办起了国内第一个现代舞实验班。金星是精心挑选出的20个实验班学生中的一个。“全是美国老师，而且美国人出钱。中国舞里面没有现代舞，他们这样一搞，等于我们中国的现代舞是他们美国人教出来的。"

美国人也并不知道她的军人身份。实验班结课后，她被选中到美国留学。然而当时的部队，却几乎是与时代大潮相距最远的地方，“那时候大家都想出去，部队里也是，但那只是一个梦想，”作为现役军人，几乎没有实现的可能。然而奇迹发生了，她不可思议地得到了护照，急急忙忙地离开了中国。虽然手续正规不至于投奔怒海，但感觉上“跟《白夜逃亡》是一样的”。她自己也不知道顺利出境的原因，只能说“天给的”，“上帝开了道缝”。 

就这样，80年代末，一夜之间，金星从等级制最严格最天经地义的中国军队，到了最自由最无人管束的西方世界。在她眼里，美国“自由，公平”，“只要你有能力，肯奋斗，都有机会。”当时的纽约也像是中国国产文化精英的避难所，做古典音乐的，拍电影的，画画的，以及二十年后的微博意见领袖，都在场，都要到很多年后才被叫做大师、英雄或骗子。“这些人在国内都老死不相往来，到了异国他乡就互相有亲近感，互相会理解。都很艰难，但那时候大家都好。”

随之而来的，是她生活中第一次重大的转变。“没有任何人给你规定干什么，一切行为都是自己决定的。当你有有限自由的时候你还会把握自己，有无限自由的时候你突然就疯掉了，突然是很恐惧的一个事情。完全是自己想好我要干什么。”幸好，部队锻造的品质起了作用，即使没有约束，她也自然地无法去懒散和荒废，“我有绝对的训练，绝对不迟到，说的话绝对要做到。”她的英语在一年内从你好谢谢对不起提高至能说会道甚至伶牙俐齿，舞蹈的学习和训练也马不停蹄。“我从小没受过这个教育，不知道什么叫休假，一天不工作我心里都过不去。”她因此也说自己热爱军队，离开部队后每年八一都会穿军服，“如果当了国家主席”，还要规定义务兵役制，“这些东西都是部队给我的，我对事物的判断，下决定的果断，都是部队培养出来的。”

而美国也明确地影响着她。在“山那边”，金星学得的不光是舞蹈和自己的性别身份，还有美国式“好好挣钱好好花”的精神，不摆谱，不拼面子，但也不怕花钱。“买的东西要让我身心愉悦，给我更好的状态。”她不喜欢当代中式成功人士的胡造，“中国人能吃苦，能忍辱负重，但享不起那个福。一让他享清福他就开始瞎折腾，特别恐怖。”在价值取向上，美国的烙印也时隐时现，比如对尊严和公平的强调，完全不像一个在严酷环境中锻炼出的军界艺人。虽然她不断地说自己是东方传统观念很强的人，可对这种观念的固执，也明显带着西方人才有的对自身存在的坚持。

在西方世界转了一圈，金星决定回家看看父母，��果发现国内正变得更开放，“这么大的地盘，太有事情可做了。”于是，在94年那个中国人民还在奋力出国的时代，她回来且留在了北京。然后，“为了我自己的一份自由，也为了给我的舞蹈一个自由的空间，”金星彻底离开了部队。

刚回到社会上，国内没有人理解现代舞，权力不理解，市场也不理解。她带着“我有一个挺好玩儿的东西想和大家分享”的心态，开始以她的方式和观众交流。她关心观众，“我的作品本身是百分之五十，另百分之五十是观众和我一起完成的，包括他们的那些呼吸、节奏和反馈。”1996年，金星与北京市文化部门合作创办了北京现代舞蹈团，此后几年便一点一点地开拓自己，也开发群众的反馈和呼吸。同时她也做了她一直坚信该做的事，完成了手术，和自己实现了最后的统一。

90年代的北京也是金星眼中最黄金的北京， 改革的春风已成定局，洗牌的阵痛尚未展开，正是充满想法和体能的年轻人最需要的时代。金星记忆中九十年代的北京充满拼劲儿，“大家都感觉到了，看画展，看行为艺术，听摇滚乐、地下音乐，看小电影，太丰富了，政府也在规划大家要怎么发展，那时候劲头是特别对的。”当局也确实在想辙推动，刚刚被有关部门电话“过问”的现代舞作品《红与黑》，转眼又拿到了文化部的“文华奖”。一切都高速运转且不可预测，充满意外因而令人心跳加速。

那也是金星最能“玩儿”的时代。她是无需吹嘘的三里屯公主，可以从下午四点喝到夜里三点， 从一张桌子喝到下一张桌子，干杯对象从艺术家到政治愤青再到各国外交官，整天的寒暄和逢场作戏，推杯换盏间聊的都是酒醒就忘的宏伟蓝图。洪晃曾说金星是“该干活谁也干不过她，该玩儿谁也玩儿不过她”，她知道每个酒吧，熟悉每个圈子，出现在每个party，酒量好，会聊天，战无不胜，百无禁忌。她还在春秀路开过自己的酒吧，叫“半梦”，是“那时候最大的酒吧”，常常塞满了外国人和地方名流，至今仍作为一个逝去的象征被某些圈子传诵。而那个时代也像她酒吧的名字一样，带着强大的乌托邦般的不真实感，却在现实世界中毫不掩饰地昙花一现着。

然后新世纪就来了。“2000年，一下只认钱了。”金星觉得，那个兴奋、燃烧和躁动的90年代突然就停下了。“外国模式一进来，咱们中国人成了遵循美国生活���式遵循得最好的一个，美国多少年就吹出一个美国梦，咱们中国梦也开始了，就是要挣钱，一切用钱来衡量。”产值第一，国家没有时间再去适应热血沸腾的年轻人，WTO无疑是更加直接和聪明的答案。“车突然提速了，太快了，就会让人觉得不适应。”

说到后来的北京，金星的表情有些挖苦，也不乏惋惜。“多老爷们啊，从不讲理，只讲钱权，房子盖得都像图章。马路都宽宽的，根本不是给人修的。皇城啊，哪为为老百姓想。”这座城市的规划与建设也让她不安。“本来是一块很好的蓝印花布，方方正正，有些领导人却没意识到它是棉质的，把它当成莱卡，直接拽到六环去了。图标一下就乱了。”

目击了九十年代三里屯的乌托邦和新世纪的全球化资本主义，加上自己也过了三张儿，金星觉得有必要跟着时代和年龄共同进步。“有一批人还在玩儿，玩儿不动就跑到大理去，装神弄鬼，好像挺那什么的，其实是回避。”于是她去了与大理也许是最相反的上海，办起了个人的舞蹈团，走到了彻底的体制外。“上海是中国的女人，讲细节，实在，算计到骨子里。北京讲漂，上海漂不起来的，要沉入海底。”上海也因此显得更适合新的世纪，相比噩梦后沉醉于幻想于是批量生产文艺闻人的90年代，21世纪明显是更大的时代，有更多的财富，但每个人分到的空间却难免更狭小，也更私人，更网格化，更“沉入海底”。

金星也像上海，算计而实在。 即使在三里屯，她也只参与了狂欢和梦想，但没有参与更多人的浮躁和虚度。对此她归因于舞蹈本身的特征，“这个行业太具象了， 汗一下来，就把浮躁全给浇灭了。跳舞不能假跳，你有就有，没有就没有。”等到大梦一醒，又到了女性化的上海，她便更加实际和讲求细节。“我比以前更加坚信生活，只关注金钱，也从不回头看。”她身上有北方人罕见的自由资本主义原则，“他用你多少时间，付你多少价钱，我不叫冤不叫累，都是公平的。嫌累的话别干这活，给钱的时候你干嘛了。人千万不能做婊子立牌坊，千万不能。”

对花钱她也有她自己的态度，讨厌“胡造”，但不害怕奢侈。为确保自己和舞蹈团的舒适，金星亲自设计了和购置了这栋建筑物里的一切。 她带着我们走来走去，解释四面八方的东西， 排练厅墙上是Marimekko的布料拼成的图案，楼梯间粉红色的文德斯口号，小餐厅里价值���万元的长桌，处处都让人觉得这钱花得到位。正赶上团里有人过生日，金星的德国老公在切蛋糕，一圈人守着碟子等着，气氛热烈，但很安静。清淡而奢侈的装修仿佛一直在提醒你，说话请小声些。

最初的整合后，舞蹈团从2002年开始走向世界，欧洲，北美，远东，到处演，每年春节一过，半年的时候全团都在国外。最近两年，团里新人逐渐增多，为保证质量，国外演出也因此减少，要在国内多演，锻炼新演员。金星每天都去舞团，管理全局，监督排练。团里的演员说她的管理风格“天马行空”，随机应变，“具体事具体办，而且想做到的一定要做到。”她会发火，但她的“点”很明确，不会毫无来由让人无所适从。

聊到未来的目标，她说想有自己的剧场，办自己团的演出，也请各国的好舞蹈团来演出；办艺术学院，教年轻人。“等六七十的时候，晚上没事了，穿得干干净净漂漂亮亮的，看不同的演出，看完跟艺术家交流交流。”都是不崇高却体面的梦想，像上海，也像新世纪。

到上海后，金星也有了自己的家庭，三里屯公主的生活也成为过去式。“我经历过了，知道怎么回事，无所谓了。”她不想抵抗时间和年龄的变化，便转而追求新的生活方式。“你二三十岁玩那个可以，四五十还玩那个，你就得玩出个境界来，别说话、行为方式还是二十岁的。人的成熟和蜕变是真正的变化，是年代和时间的沉淀。一个人身上如果看不到这个，白活。”

于是，金星收养了三个孩子，嫁了人，生活天翻地覆。“还想玩儿，但当妈了，怎么可能呢。 孩子一下改变了我的生活节奏。”但也丝毫看不出惋惜。“我不怀念之前的那个状态。有了孩子以后，它告诉我生活是另外一个样的，特别好。我一点都没觉得我失去了任何东西。”

提起孩子，金星就变得兴奋起来。她喜欢聊她对孩子的感觉，孩子对她的影响，教育的方式，等等等等。舞蹈团里甚至有一张小小的婴儿床，就在她的办公桌边上。她喜欢做体面的家庭妇女，喜欢这样私人的、“沉到海底”的日子。没人插嘴时，她能没完没了地聊她的孩子们，告诉我们她会打他们屁股，教他们要注意安全，放学赶紧回家，还因为这些与西方文明实在大相径庭，不惜和德国老公吵架。但她毕竟还有美国的一面，也怕“打孩子有时候会把一个孩子的尊严打没”，所以只在孩子犯了真正的错误时才会动手，“一定要打对，不能冤枉人，更不能是为了发泄自己的情绪。不能说家长永远是对的。我绝对不会对我孩子说，我是你妈！”

在这个汹涌而促狭的大时代，金星明显把更多的心思给了自己和家庭。“我们总说，孩子小啊，还需要我们，其实就是给大人找了一个借口，给自己的思念、孤独找了个借口。其实我们更需要孩子。”说起已经出国留学的大儿子，挂念之情明显地出现在金星脸上。她说小时候自己离开家时，根本不想母亲，在外面玩儿得特开心。这么玩儿到部队，美国，三里屯，上海滩，最终又到了当年自己母亲的心境。按她对蜕变的理解和要求，这许多年可算是一点都没有白过。

金星很现实，多谈真相少谈真理，可以百无禁忌地聊过去，却不愿去考虑自己在社会演进中的角色。“我从来没想过要改变中国什么的，那不适我干的事情。也许会影响到，但别想那么多。先把自己日子过准确了，它影响都是间接的，而不是你刻意的。”说这话的她一点都不像有齐家平天下的传统观念。她的社会观和家庭观简直就是个美国人，还是投共和党票的。

说到当电视评委和主持人，金星的初衷是赚钱养舞蹈团，但美国式拿钱就要做好的契约精神，加上关照后生新学的传统立场，使得金星把这份工作也做得非常认真。她替参赛者考虑，说话即使刻薄也体现着对他们明确的期望。她认为《舞林争霸》的舞台是公平的，“任何人到这个舞台上，都处在一个公平的起点上，这就够了。”对参赛者，她有许多挑剔，归结起来却常常是希望他们“喜欢跳，而不是无奈地跳”。关于和其他评委的争议，她很礼貌地表示尊敬前辈，“她比我大，高我两届，还是我请她出山，所以有艺术上的争执，但我还是尊重她。”

然而麻烦还是难以避免，而且起初还戴着90年代款式的政治伪装。2011年，她担任评委的浙江卫视《非同凡响》节目通知她，因为省广电不满她的性别，她不能再做评委了。后来她才发现满不是这么回事。“太无聊了，我觉得他们龌龊到家，”现在说起这件事，金星的脸上还是难掩嫌恶，“浙商无底线，节目不行就拿我炒作。后来广电总局什么都没发，就他们自己炒。”审查与管制的目光刚移开没几年，又要应对披着老大哥皮的商人，金星无法不感到恶心。“永远是钱和权在倒个儿。”

金星的原则感经常四溢，不光对别人，也对自己。拍摄和采访时，舞团正在紧张地排练，大厅和排练室都是翻过来转过去的男男女女。她虽然不时面露着急，但答应了的采访时间，她几乎总是全神贯注。虽然她总在强调自己的传统价值观，但在工作中，散发的却是西方式几无中庸概念的charisma。

说到全球化，作为地球大融合的明显受益者，金星却明显带着更东方的态度。“有时候外国人会说，中国怎么会出现金星这么一个人，我说对了，不要用你们的人权、你们的社会伦理道德来要求中国人。中国有自己的东西，这是文化问题，全球化是建立在商业的认同理念上，而不是文化理念。你睡觉时我在工作，咱们时差都不一样，凭什么要求我和你一个价值观。”具体来说，在变性问题上，她就认为中国在这点上比西方更先进，“西方做了手术也不给你改身份，而中国就当你只是调整自己，医生出证明，改户口本。而且中国把变性手术和同性恋分得很开，外国人有时候还把它搅合在一块。”但她也明白，变性毕竟是对中国传统而言几乎连提都不能提及的禁忌。“我骨子里是中国文化的，但我做了最不中国文化的事情、人性最自然的事情。”她最终给出了这样的总结。

聊这些虚无飘渺的大话题时，金星嘴里出现最频繁的词是“正义”。“哪怕我们看到的是颠倒黑白的社会，我还是相信正义是在的。当人们对正义已经模糊的时候，它需要一个大的正义，来告诉人们什么是正义的东西。”采访快结束时，金星睁大着眼睛地说完了这句话，表情严肃得让人不敢深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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旧制度与大革命——西藏这五十年（2009）

1959年3月28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解散了由十四世达赖喇嘛领导的原西藏地方政府，从此由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西藏自治区筹委会行使西藏地方政府职权。这一随西藏叛乱而起的事件，标志着西藏民主改革的正式开始。不到四个月后，西藏自治区筹委会通过了关于民主改革的政治决议，开始了反叛乱、反乌拉（无报酬劳动）、反奴役和减租减息的运动。到国庆节前夕，“重新分配土地”——真正全面改变西藏社会结构的措施终于提上了议事日程。这一系列被统称为“解放百万农奴”的历史事件，最终以波澜壮阔的革命形式终结了西藏原有的社会经济结构，从而成为了五十年来西藏每个人生活历程的缘起。 农奴 什么是农奴？“反叛乱、反乌拉、反奴役”这三“反”中，除了叛乱属于现实危机之外，另两个正是农奴的主要特征。奴役，指的是他们对“中上层官员、贵族、高级僧侣”这“三大领主”的人身依附关系；乌拉，则是他们农奴身份最具体的表现：毫无报酬的强制劳动。 然而，对西藏之外的人们来说，农奴制中最让人印象深刻的内容，莫过于五花八门的酷刑。民主改革后到处巡回展览的刑具和人皮，给居住在青藏高原以外的人们描绘出了一幅最直观也最恐怖的压迫场景。然而在整个解放农奴运动中，这方面的变化也许倒不是农奴们最关注的，因为根据当时的记录，这些刑具实际上很少被用在“犯错误”的农奴身上。在大大小小的斗争会上，人们控诉的主要是在内地农村其实也很常见的殴打和虐待，而不是那些足以致死致残的酷刑。反过来看，倒是在“三大领主”的内部斗争中，刑具们往往会派上用场，比如30年代那位图谋现代化改革而不幸被挖去双眼的藏军总司令。至少可以说，禁止酷刑之后，高兴的并不只是农奴而已。 运动之初，农奴是毫无疑问的受益者。世代侍奉主人的人们分得了土地，拥有了至少是表面上的私有财产，过起了对他们来说可谓是全新的生活。他们不必再看农奴主的眼色行事，甚至开始不担忧得罪农奴主带来的“因果报应”。如果随之而来的是健康的政治背景的话，那几年也许可以产生非常良性的社会后果，包括个人尊严、公民权利意识等在传统文化中难以找到的东西都将有机会生根发芽。 解放以后 可惜事情的发展没有那么乐观。1959年，对大跃进的置疑遭到打压，内地左派抬头，刚刚走出农奴制的西藏生产关系马上就显得太跟不上时代了。于是，农奴分地后五年左右，轰轰烈烈的人民公社化运动便在全西藏展开，进而把刚刚翻身的前农奴又拉进了新的人身依附关系之中。 可想而知，在生产力水平比内地还要差出一截的西藏，人民公社已经在内地导致的灾难性后果，也很快会一一在高原上依样登台。直到如今，在西藏各寺院的宣传品中，我们还常常能看到关于六十年代中前期饿死人的记录和描述。在这些文字中，中下层的出家人把那段往事看作是“众生共业”的结果，而当时国内最高级的藏传佛教人士——班禅大师——则立刻向政府提出了尖锐的批评。在他著名的��七万言书》中，后人能读到各种触目惊心的饥饿纪实，而最悲凉的段落，则莫过于他巡视藏区时，向他求告的西藏群众的悲鸣：“勿使众生饥饿！勿使雪域之人灭绝！”要知道，与古来一直饥荒频发的河南、安徽等省不同，旧时代的西藏是一个几乎不知饥饿为何物的社会。饥荒的出现，无论其在西藏的范围有多小，也足以让身处其中的人们感到强烈的震撼。而更重要的是，由于地处四川省境内的康巴地区早就随内地一起实行了民主改革和三大改造，其饥荒也就出现得更早、更持久。虽然它不在西藏自治区内，但他们的历史同样是藏人的共同历史记忆。 在生活方式上，一直延续到邓小平经济改革前的人民公社体制，并不会让刚刚告别主人的农奴感到陌生。当然，他们不用再向谁行礼鞠躬了。但古今一脉的人身依附关系和近似于乌拉差役的劳动模式，却仿佛是在以一种奇特的方式延续着西藏的古老传统。而未能与之相对应的是，在旧时代维持阶级关系稳定的那种主人对农奴如家庭成员般的温情，无论其多么虚伪，此时也已荡然无存；曾经靠宗教维持的来世梦想，至此也已被“不服从者不得食”的残酷现实所取代。 另一些为数较少的农奴，则被他们的主人裹胁，参与了与“解放农奴”针锋相对的叛乱活动。客观说的话，他们的行为既非自发，也非被迫，而主要是出于一种习惯性的顺从。这种顺从驱使着他们将枪口对准解放军，驱使着他们死于“阶级兄弟”之手，甚至驱使着他们最终跟随主人出亡海外。作为硬币的另一面，他们所采取的消极态度，同样也是变革时代个人的一种选择，虽然这种选择的表现更像是“不作选择”。 第二次解放 70年代末、80年代初，中国人经常将经济改革称为“人民的第二次解放、祖国建设的第二个春天”。在西藏，这第二次解放的突出表现则是共产主义退出、宗教秩序重建。农奴们承包了土地，开始了相对自由的个人发展。同时，在文化大革命中被打倒的藏传佛教势力重新抬头，并再次成为藏区社会秩序的精神捍卫者。 和内地一样，承包土地带来了双重的后果。首先，大家的生活改善了，饿死人的事情再也不会发生了。随着运输、内地人入藏等事务的逐步开放，西藏人的生活水平也有了切实的改进。最突出的一件事就是医疗，虽然许多边远地区的医院水平仍然较低（笔者便曾碰到过无论得什么病都开“吸氧”的大夫），但旧时代那种“闹感冒死一村人”的悲惨景象毕竟也成为了��史。公路状况的改进也使得藏人开始有了更多的选择生活方式的机会，更不用提电视、广播等新传媒工具的普及带来的影响。在“生产力”和“生产关系”这一对长期被官方经济学强调的对立统一体中，真正改变西藏人生活的，是生产力，而不是生产关系。 其次，新政策也使得旧西藏的经济秩序开始重现。富人和穷人再次各自登场。而最有意思的是，根据八十年代深入藏区的美国人类学者戈德斯坦的研究成果，在许多地方，当年的农奴再次成为了穷人，而在历次运动中被打倒的旧官僚土司们却又一次在经济上占得了先手。与此相配套的是，我们又一次在西藏看到了旧农奴对旧土司行礼的场面。 而随着90年代内地经济的巨大发展，许多当年的农奴也选择了和内地的农民相同的道路：进城打工。当然，有些人并未走出多远，因为各地新建的公路、铁路、水电站也为他们提供了工作机会。在这方面，西藏和内地并未区别。对外来者来说，最醒目的是，当你来到各种俗称“美人谷”、“美人村”的地区时，能看到的只有六旬老妇和未长大的女童。问她们美女在哪里，她们会回答：“在东莞。” 另一种翻身 在革命中被打倒的“三大领主”里，“高级僧侣”的生活变迁也许是最曲折的。其中更富戏剧性的，便是在西藏人数极多、分布极广的中年活佛。他们的年龄在四十岁到五十岁之间，都出生在动荡年代（也就是说，他们的前世活佛都因各种原因圆寂于那个年代），从小便没有机会接受正常的佛教教育，却因为生活的苦难而比老一代活佛们更懂得社会与人情。一直到十几岁甚至二十岁的时候，他们又突然被官方承认，被重新请回寺院，并在地方事务中发挥起越来越大的作用。 一位中年活佛曾细致地向笔者描述过，在他的童年时代，虽然没有人敢公开承认他的活佛身份，但他身上却总会发生奇怪的小事，比如他做的小手艺活儿总是生意不断（可以想象是同乡们的一种变相的接济），晚上会突然有人闯进他的住处，向他磕三个大头然后立刻溜走。直到70年代末，这一切忽然就都有了答案——他的由当地寺院偷偷指定的活佛身份。从此，他成为了寺院的顶梁柱，当了县里的政协委员，一夜之间身份便转为地方要人。 如果说在旧西藏，藏传佛教担负着维护社会稳定、调和阶级和地域利益的责任，那么这一责任在八十年代后又悄悄地落到了僧侣们的肩头。在西藏的许多地方，都流传有八十年代以来地方活佛调节宗族、地区矛盾的故事。 如果说五十年代末意味着高级僧侣阶层的倒台甚至覆���，那么八十年代就象征他们的翻身和重新崛起。三十年来，就像内地私营企业主们获准入党一样，曾经的西藏农奴主们也再次走上了历史舞台。当然，他们不再是农奴主了。但这也向人们说明了一点：藏传佛教崇高的社会地位，并不全是靠剥削农奴得来的。当他们重新崛起后，我们便看到他们在内地到处向新生资本家们化缘，把化来的现金拿出老家修路、建庙。这也是西藏学习与内地共处的一种方式：对内重建自己，对外各取所需。 有可能，这就是五十年来，西藏从动荡走向基本平静的道路上，所发生的最为深刻的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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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年（2011）

那一年，国家主席是一个喜剧演员，总理已经有名无实，没有朝不保夕的政策，没有神经兮兮的辟谣。政府充满信心地无所事事，民营企业精力充沛地欣欣向荣，人民欣喜若狂地传播着谈笑风生。那一年的中国，比现在更像个和谐社会。

那一年，中国人民边FUCK NATO边购买美货，不像后来的神经病爱国青年，一说讨厌日本就连看日漫的人都要杀。那时候的人们还很聪明，知道荷尔蒙是荷尔蒙，享乐是享乐，大水冲不得龙王庙。

那一年，孩子们可以尽情地享受视觉系音乐的冲击，不用被年长几岁的傻逼讥为脑残和杀马特，看h动画和同人小说也不用担心警察上门。

那一年，世界没有像张亚东唱的那样，“要等到两千年，一切就会改变。”

那一年，出版管制的缺失已近尽头，但各种各样在今天绝属违禁的书刊仍然摆在书店里。那套版权可疑的“新世纪万有文库”正成批量地占据图书大厦的货架，让孩子们第一次看到1984。

那一年，《看电影》杂志刚刚创刊，办得风风火火，和如今那本事儿逼没料还妄想做青年导师的傻逼杂志放在一起，堪称恍如隔世。

那一年，《摩登天空》杂志也刚上市不久。女孩们带着大朋克封面的杂志回家，旋即被父母撕烂，于是青年们学会了离家出走，知道了“在社会上寻找温暖”是一件多么疼痛和美好的事儿。

那一年，更丧心病狂的非时尚青年看起了《自由音乐》，像找到了国家阴云幕后的另一堵墙，在狂热中接受洗脑，自愿为砖。

那一年，人们还在念叨“锐舞”，三里屯flyer撒得满天飞，仿佛享乐就是革命。这个从来没真正玩儿过的国家，正式迎来第一代奇装异服的正常人。值得一提的是，那些刚刚高唱过fucking disco的无聊军队们，这会儿全都涌进了88号。

那一年，大部分我们今天认为无比重要的人，都还没有来得及出现在生活中

那一年，网吧如雨后春笋般布满北京，不跳舞也不听音乐的青年涌入魔兽争霸和cs，一直到两年后的蓝极速火灾为止。

那一年，人们在讨论网络时代，纳斯达克的点数创史上最高，加上张朝阳的故事刊遍报章杂志，俨然空手套白狼的时代已在眼前。

那一年，从事危险活动意味着真正的危险，这个国家里没有酱油和“做实事”的空间。对于危险的担负者，人们或者叫他们英雄，或者叫他们傻逼，没有后来那些让人受尽委屈的暧昧。

  那一年，别他妈讨论苍井空是不是处女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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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基本真实、即使有不真实之处也是我记错了的故事（2013）

小学六年级开学的那天，她第一次走进教室。之前返校的时候她也没有出现在大家面前。无论从哪个角度来看，她的样子都和整间教室格格不入。

对我们而言，她太像个成年人了。身高超出了我经验的范畴，所以根据记忆我只能判断她有一米七。也许更高也说不定，但我无从确定。身材瘦削，皮肤白得惊人，腿很长，头发也很长，一直垂到腰的位置。如果不看脸的话，绝对是个美少女。

她刚走进教室的时候，所有人都惊讶地看着她。我不记得我的第一反应是什么，只记得其他所有人的第一反应都是回头看她。只看身体的话，她也许会被当成老师。但她脸上有种什么东西说明她不可能是个老师。

那是我第一次看见那种表情。 五官像是尽力在拧成一团， 如果说是紧张，也不同于平日考试成绩发布前大家脸上的那种紧张。而且每一次表情的变化似乎都耗时甚久。

在小学毕业后，我也再没在谁脸上看见过那种表情。

她站在教室门口，似乎是茫然地看着大家，眼神��滞。说没有眼神应该也不算过分。

然后班主任便跟在后面进来，把她领到教室的最后一排，让她坐在一个没有同桌的座位上。大家都惊讶地看着这一切，都希望得到某种解释。但老师什么也没说，也没有让她作自我介绍。

课间的时候，我青梅竹马的女生，同时也是我们班的班长，带回来了打听到的消息。那个女孩是个弱智，16岁，之前一直在特殊学校上学，因为成绩好，被插班到小学来试读。不知道是出于什么原因，我们年纪四个班，每个班都被分配了一个这样的学生。这个消息当然很快就人尽皆知了。

于是她的种种特别之处都有了解释，比如她缓慢的表情和动作。尤其是动作。我上课时和身后的同学扔纸条，常能看到她缓慢地打开课本，缓慢地一页页向后翻去，像是一直到下课都找不到老师在讲的内容。

男生们很快开始欺负她。并不是明目张胆的猥亵什么的。上小学时，我经常疑心自己是唯一明确有那方面意识的男生，因为其他人都表现得过于纯洁，欺负女生时都显得是完全受童年本能的驱使，看不出借机揩油的居心。倒是相熟的女生时不时会有让我惊愕的表现。不过话说回来，我明面上也没有多少让大家认为我“思想复杂”的言行吧。除了在青梅竹马的女生面前之外，那时候我和她几乎什么都说。

弱智女生遭到的欺负，在大部分时候是这样的：小学老师们经常让学生按座位顺序一个接一个地站起来读课文或者回答问题，而当轮到她时，她总是慢半拍地站起来，然后张口结舌地看着老师。男生们便会大声开始起哄，很难听的话有时也能听到。然后她就原地呆立，眼神空洞，面部肌肉绷紧，像是随时会哭出来。老师当然会大声喝止男生们的行为，但下次再轮到她发言时，一切还是会照样重演。

我从没参与过这一惯例，但也从没为她挺身而出过。关于后者，我当时也没怎么觉得不好意思。她完全不像是那个教室里应有的事物。不曾和大家说过一句话，下课便趴在桌子上或者直勾勾地盯着某个方向发呆。在知道她是弱智以后，她的表情看起来也越发的愚笨。其实本来也是愚笨的，只是我此前没有见过那种程度的愚笨是什么样子的，第一次见到她时无法找到准确的形容词。

后来，男生们下课时也会冲她大吵大嚷，像是在动物园里吓唬小动物，而她也真的像个小动物一样，除了尝试逃走毫无应对的办法。即使在动物园里，我也从来没这么做过，所以我也从未参与。而其他男生，可能是夸张一点地说，��概都多少参与过。但我应该也不是出于关心她，只是出于对得体的��然需求。那样做无论如何也是不得体的。而且小学时我也几乎从未参与过男生的活动。那六年里我差不多天天都在和女生玩儿，从翻绳到调皮筋到模仿新白娘子传奇。而且我当时也很看不起其他的男生。作为班上仅有的奥数生，我小学时差不多把其他男生也都看成弱智。当然，是修辞上的弱智，不是她那样真正的弱智。

我也想不起那时候我对她有没有基本的同情。很可能是没有的。想起小学时自己做过的许多操蛋事，同情这种心情可能是后来才发育出来的。

不久之后，我逐渐开始意识到，她可能没有看起来的那么蠢笨。最直接的一个例子，是她在某一次看到我在看她时冲我微笑。那是开学后大概三四个月时的事情。在那之前，我怀疑她从未在教室里作出过那样的表情。大概是注意到了我从来没有欺负过她，所以试探性地向我微笑了吧。坦白说，她能注意到这件事，对当时的我来说都是有点惊人。

那个表情在她脸上很不自然，感觉随时会变成是装怪物在吓人。但她肯定是想都没想过要吓唬别人的。在我们六年2班的教室里，她除了被欺负就是完全没有人搭理，结果几乎整天都是一副惊恐的样子，像是噩运会随时突然降临在她身上。如果一个人连续几天被雷劈中而且没有死的话，大概就会变成她那幅神态。男生们对她的残酷行为，在她眼中可能就像雷电一样不可理解和预期。那种样子，现在想起来真是出奇的可怜。对她来说，此前在特殊学校的生活应该要好过得多。至今我都不能理解当年学校或者说教育当局的那种安排。

所以她给我的那个古怪表情，应该确实就是微笑。即使是微笑，也让我觉得她很胆怯，好像我随时也会加入其他男生的行列。这样的事情对她来说应该是完全可能的。即使少有地主动向人表示友好，也是伴随着明确的惊恐，生怕自己的友好会招致噩运。她向我微笑的时候就是那样的状态。

然后我主动地和她说过一次话。之前没有什么心理准备，就是正好坐在她前面和别人聊天，聊天的人走了以后，我就回头向她打了声招呼。她明显受到了惊吓，憋了半天没有憋出一句回应。然后我意识到很多人都在看着我。这样的事情大概也确实该引人注目吧。我下了很大的决心才在起身离开之前冲她点了下头。

然后，班里的男生开始说我喜欢她。这甚至都不能算八卦或者八婆式的谣言，只是单纯的对我的侮辱。后来回想起来，我班里的男同学大概也是忍我很久了。我小学时候简直就没把男同学当成生活的一部分，大部分见面连招呼都不打。有了侮辱我的机会，大家都很难会轻易放过。这种事以前也发生过，四年级时，学校看门人的女儿从农村来北京生活，插到我们班读书，因为奇怪的口音和粗糙的生活习惯，也遭到几乎所有男生的欺负和谩骂。那一次我为农村来的女生打抱不平过，于是遭受了一样的侮辱性谣言，不只是说我喜欢她什么的，比那些要严重得多。

我也并不特别在乎男生说我喜欢那个弱智女生。但青梅竹马的女生很在乎，并为此和男生打架。我也不免自责和弱智女生打招呼的行为，毕竟给我当时身边最重要的人找了很大的不痛快，也添了非常傻逼的麻烦。结果那段时间我看弱智女生的眼神应该也不太友好，虽然也没有直接去欺负她。她也明显地感觉到了不友好，目光相遇时的表情慌得像是在占尽下风的拳台上躲避随时会来的重拳。

当然，像小学时的其他热门话题一样，关于我喜欢弱智女生的传言也很快消失了。我也因此不再对她有不友好的表情。几乎是同时的，她又开始冲我微笑。这让我猛然醒悟她其实是个很敏感的人，能很好地体察周遭他人对待她的方式。而且，她也不是不渴望别人的友好。应该说她渴望极了。于是我也冲她微笑，虽然不是在有他人在场的时候。即使作为小学生，让我对那种悲惨的渴望视而不见，也并不真的容易做到。而且她也并不像传说中的弱智那样肮脏而不自知。我印象中的她几乎是个洁癖，皮肤和衣服总是很干净，还经常擦她课桌上的某个位置。

之后好几个月，我和她的关系就保持在这种互相微笑的状态中。到后来我几乎觉得成了义务。毕竟她在班里的时间越长，我对她的兴趣就越低。弱智这一人种相处个几天就会失去所有新鲜感。不过，丝毫不出人意料的是，其他男生欺负她的热情却从未减退。她仍然不能回答老师提出的任何问题，读课文都做不到。而她既然还在冲我微笑，我也就无法停止冲她微笑，毕竟这样才算得体。而且她微笑中的恐惧已经越来越少。到后来，甚至我会觉得她有了眼神，而且那种眼神明显的像是信任。这让我十分不知如何自处。我毕竟从未做过任何值得她信任我的事。在她被欺负得几乎要绝望地大哭时，我也只是在旁边忙活自己的事情。我从没有尝试过要保护她，而她却信任我。我无法不觉得愧疚。

然后有一天，教育局来人到我们班听课。老师照例让大家轮座位回答问题。那天轮到她时，她还是那样慢悠悠地站起来，一脸委屈和恐惧。慑于教育局人员在场的压力，男生们没有哄她。但大家还是都回头看着她。我也一样。

然后我看到她的目光从老师身上移向我，没有微笑，全是恐惧。我感到我有义务回以微笑。但单方面的微笑并不好控制。我感到自己似乎有点是在大笑了。

就这样僵持了几秒钟，她也笑了。然后，震惊全班的事发生了。她用音量小到几乎归零的声音，一字一顿地答出了老师的问题。那是我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听到她的声音，很柔软。

男生像是都傻了。我怀疑他们觉得受到了侮辱。

然后她慢悠悠地坐下了。我没有���头转回来。还是继续看着她，她也一直看着我。然后她无声地大笑了出来。那几秒钟里她完完全全不像一个弱智。那副笑容里丝毫没有蠢笨的元素，甚至可以说笑得有些调皮。眼神也毫不空洞，而且一直到那一刻，我才注意到她眼睛很大，睫毛也很长。就像一个美丽的16岁女生应有的阳光笑容。我几乎看呆住了。而且，在表情既不愚蠢又不恐慌的时候，她真的有一张漂亮的脸，那是平时完全注意不到的。哪怕她能拥有平凡甚至稍笨的头脑，此刻都应该坐在某个高中或职高里被各式各样的男生追求和暗恋吧。

过了不知道多长时间（也许并不长，也许真的很长），我向她点点头，转回去继续听课。

那之后不久就毕业了。最后一天上课的那天放学后，我忙着在别人的同学录上签字，也忙着请别人在我的同学录上签字。差不多都签完的时候我才想起她，结果发现她已经走了。我问别人知不知道她住的地方，结果没有人知道。她就这样消失了，再也没有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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邻家少女自杀成功十周年记（2007）

十年前的大约这几天，我的邻家少女——或者说是邻居家的一位少女——自六楼坠下，命中地面上的一个井盖，成功地完成了她想干的事儿。现在我已经记不清具体日期了，但大约就是七月上旬的这段时间，因为当时我正在磨放假前的最后几天，而且那天的天上阴雨连绵。 我与这位邻家少女并不认识，只知道她当时正在上六年级，连她具体长什么样都没搞清楚。如果她当年没有自高处坠下，哪怕在我搬走以后她再从高处坠下，我现在恐怕都记不得这个人。 我的邻家少女并不多，加起来也只有两位。上小学之前，我住在北京近郊的一个军队大院，邻居家生的不知为何全是男孩。进城以后，我才碰到了我的第一位邻家少女。她大约比我大四到五岁。对于小学生来说，四到五岁是极其可怕的年龄跨度，小的不爱跟大的玩，大的也不爱跟小的玩，不像长大了以后，差二十岁以内的男女性交都不算变态。当时我家和她家住在同一栋单元里，而我和她竟未发展出过任何友谊。我对此女印象也不深，只记得她智商不高，有一次她在房间里高声背诵《木兰辞》，反复背了很多遍都背不会，结果我在自己屋里听着听着居然都背下来了。小学时我有数个关系很好的女生，有每天放学跑到对方家里一块看动画片的，有光天化日找一地儿脱光了互相看的，还有被我常年侮辱最后终于怒发冲冠去告老师的，都住得离我很近，可惜都不是我的邻居。我小学时代的邻家女孩只有一位——那个连木兰辞都背不下来的傻逼。 后来我搬家至另一座楼，住了三年，对邻居毫无印象。然后我又搬到一座十四层的大绿楼里，住在其中的六层。自杀少女就这样成为了我的邻居。 关于这位自杀少女，我已经说过了，我对她几乎一无所知——除了她的死亡。那天傍晚，我骑车回家，要进我家大院的时候，碰到了一个傻子。该傻子常年在这院里呆着，见大人就试图攀谈，见小孩就奋力欺负，因此大家平时都躲着他走。结果那天他直奔我而来，高声冲我喊道：你家死人了！我立刻骂回去：你家才他妈死人了呢！结果后来我骑车到自己家楼下，才发现傻子并不是有意骂我，只是智商所限，没能力把话说明白而已。 当时我家楼下已经围了里三层外三层的人，人群的中心是一个井盖，与平时不同的是，那个井盖上有一条毯子，而毯子下面明显是盖住了什么东西。没用人告诉，我就从围观群众的数量判断出了被毯子盖住的是什么东西。但当时我还不知道她是我的邻居。如果我那年和现在一样大，我一定会扔掉手头的一切事情，加入到群众的行列中去。可当时我还是个十三岁的少年，电脑里装着有待通关的仙剑奇侠传和金庸群侠传，书桌和墙的夹缝里藏着大量的国内外摇滚乐磁带，床底下藏着宝文堂版的金庸小说、四卷本王朔文集和艾伦·金斯堡的诗集，这么多东西等着我去处理，我哪儿有工夫看热闹啊。 第二天一大早，我下楼遛弯，发现毯子和尸体还在那个井盖上。然后还冒出个一脸丧相的妇女，走到井前，撩起毯子看了一眼，便哭得撕心裂肺，口中还高声叫着“孩子死了”。可想而知，这位是死者的母亲。当时，这一幕并未让我有多少感触——当我活到今天这个岁数的时候，我开始理解到生命的可贵，单是饮食和性爱带来的快乐，就足够支撑我活在这个世界上。但当年我只有十三岁，自杀并不会让我有多少触动——反正我没准也会有一天去自杀的。对于少年来说，生命当然就是用来挥霍的，而挥霍的方式，当然也包括死亡。 不过那位妇女的脸是熟悉的——我经常在电梯里碰到她。此人性格极为蛮横，上电梯永远要第一个上，下电梯永远要第一个下，谁要是敢跟她争头筹，那就是地地道道的找死。每次在电梯里碰到她，我都要在心��低吟一句“操你妈”，结果我还没操成她的母亲，她的女儿就跳楼死了。 大约几天之后，邻家少女被送去火化。那天早上满楼道都是哭声，结果打扰到了正在手淫的我。然后一个老太太走到了我的窗外，大哭着喊道，孩子是从这儿跳下去的。我这才知道邻家少女起跳的地点居然在我房间的窗外。这里需要讲解一下那座绿楼的构造——我的窗外是公共走廊，走廊的窗外就是蓝蓝的天空。那位少女就是从我的窗外蹿出去的。 之后好几年，我家的邻居里都有一位阴森的老头。无论寒暑，只要我窗外走廊的窗户开着，他都要踩着死人一般的脚步声走来，轻轻地把那扇窗户关上，然后再踩着死人一般的脚步声离开。他的身份不言自明，但这一行为实在可怕，因此我非常讨厌他。当时我还有一位可怕的邻居，那位邻居曾在文革期间被判入狱，坐牢期间遭受虐待，导致双手被截肢，现在小臂下面接着的是一对铁爪。但我并不讨厌他，因为他人很和气，跟他聊天会非常开心。有一次，忘了是什么日子，天安门广场放焰火，我跑到顶层去看，在楼顶碰到他，他还用铁爪冲焰火指指点点，与我相损甚欢。真正让少年之我讨厌的，是那种身体完整却充满阴暗的人。 后来我常在我窗外的走廊徘徊，揣测着邻家少女蹿出窗外之前的心理。可我事实上并不想死，所以我怎么也揣测不出来。我隔着窗户看着楼下的井盖，假装自己想要自杀，然后想到的第一个问题是：这层楼是不是不够高啊？可以想象，真的准备跳楼的人可能不会考虑这个问题——跳楼本身就带着一种赌命的因素。我也不知道邻家少女是赌赢了还是赌输了，但可以肯定的是，她用自己的生命证明了，六楼确实够高。 再后来，我搬离了那座绿楼，搬进了一座白楼。我的很多朋友第一次来我家都是来这座白楼。顾总，KID，林同学，等等等等，甚至包括我媳妇，他们都只认识我的这一个家。在这个地方，我没有什么邻居。我不认识他们中的任何人，而且我住的是二层，没人会二到从这儿跳楼，所以我也谁都记不住。 那之后，我便过上了如现在一般平淡无奇的半大人生活。虽然我还想自称为少年，但一想起自杀少女，我就知道，真正的少年岁月早已离我远去了。 只有她是唯一真正的少年。她用那几秒钟里发生的一切拒绝了后来可能发生的一切。她拒绝了暗恋男同学，拒绝了被男同学暗恋，拒绝了乳房的增大和对乳房为何不继续增大的忧虑，拒绝了被男朋友追求和忍受男朋友追求别人，拒绝了高考和高考之后的快乐暑假，拒绝了对怀孕和爱滋病的恐惧，拒绝了七嘴八舌的室友和没事找事的导师，拒绝了毕业和就业的压力，拒绝了为嫁大���作出的种种努力……此外，她还拒绝了在此后的人生中再自杀的可能性。 作为没有勇气拒绝的俗人，我谨以这篇看起来很不严肃的俗文，纪念我自杀的邻家少女。 愿你已得极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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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60年代（2009）

问不同的人“六十年代是什么”，总是会得到不同的答案。有人说，六十年代就是一个政府官员、宗教领袖和商人同心协力拯救世界的故事，这些机智勇敢的中老年人，通过他们不屑的努力，保卫了人民，拯救了自由，让广大民主国家免受苏式共产主义的蹂躏，让西方人民免遭毛式激进左派的毒手。而另一些人则会说，那是一个属于反抗者的时代，在一个个臃肿的、近乎极权的所谓民主政府的统治下，人民虽然衣食无忧，但却遭受着资本的剥削和官僚的隐形迫害，，年轻人被送到越南替大资本家打仗送死，政府在保卫自由世界的口号下干尽见不得人的勾当，而青年领袖们则带动了人民的觉醒，让大家向保守的旧时代说再见，为了一个真正美好的社会而战斗了整整一个十年。

  现在要总结说谁对谁对，显然还不是时候，虽然事情已经过去了四十年。但真相总是可以说说的。在六十年代，伍德斯托克的形象相当突兀——它诞生于动乱的时代，却成了人类历史上最和平的大规模扎堆儿事件；它诞生于分裂的时代，却成了爱与和平的象征。回头想想的话，就在那个爱与和平的地方外面，我们看到的便是一个疯狂的世界——几乎就在音乐节开始的同时，查理·曼森跟他的兄弟们一道出发，边哼着披头士的歌边杀掉了他们的第二个受害者。而在音乐节开始的两个月前，警察在一辆掉进河里的汽车中发现了参议员罗伯特·F·肯尼迪的竞选助理玛丽·夏帕奎迪克的尸体，随后又发现该车属于另一位肯尼迪家族成员，结果爆发成为全国性的政治丑闻。同年四月，朝鲜军队击落了一架飞过日本海上空的客���，又有三十一个人与机偕亡。而中国人大都记得的是，在那年三月，中国和苏联在珍宝岛爆发战斗，此后几天，中国有数亿人参加了反苏游行，苏联则打算对中国使用原子弹，甚至跟美国商量着要一块来。

  显然，这个世界疯了。于是，年轻人也跟着疯了——在法国，是1968年的五月风暴，时尚小青年们占领了巴黎的街道，挥舞着毛主席的红宝书和无政府主义的黑色旗帜，跟警察打得不亦乐乎。在德国和意大利，是风起云涌的共产主义恐怖组织，以及大批站在他们身后呐喊助威的普通青年。在日本，是席卷东京街头的左派学生运动，并催生出“赤军”这样的毛派怪胎。中国当然也出事了，群众变成红卫兵和造反派，上街游行，批判、殴打领导和知识分子，并发生内部武斗。但你要是把这种事跟伍德斯托克联系起来，那就太奇怪了——与高唱爱、和平、自由的西方青年运动不同，中国年轻人的做法，也许有某种神似，但实在没有起码的形似。当这两场运动在香港相遇时，我们便看到了所谓香港红卫兵运动的丑态，以及港九闹市街头“同胞勿近”的炸弹的恐怖。

  最后，在伍德斯托克发生的那年，政治也做了一件勉强与之相匹配的事——满载着全球73国领袖的和平祝愿的“阿波罗11号”飞船，离开地球前往月亮。当然，代表中国发言的，是“中华民国”的总统蒋介石先生。中国的真正领袖和普通青年一样，在这场爱与和平的全球浪潮中集体缺席。

  随后几个月，70年代到来，一切再次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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夜店孩子（2008）

不管多开明的家长，一旦碰到家里孩子要去夜店上班，总会觉得不是长久之计。伺候人单说，这还是碗青春饭，一旦洗尽铅华徐人半老，饭碗便如容颜一般，渐行渐远，再不复还。《窦娥冤》里说，花有重开日，人无再少年，等你把有限的青春都献给了无限的为客人服务的事业，你的价值便也一道献给了事业，自己什么都落不下，还得看着一��拨的新生少年抢过你的饭碗，每个人的脸上都笑开颜。这时你再看看镜子里的自己，一脸的怨气，满手的老茧，再加上多年劳作留下的诸多健康隐患，哭都没地儿哭——谁让人家比你晚生十年二十年。人走到那步田地，当真是比窦娥还冤。  当然，这些还都是次要的，饱经风霜的老一代都知道，二十年以后的麻烦不算麻烦。真正的麻烦是你还有没有那“二十年后”。去夜店上班的孩子，总难免要常听父母说两句话，一是“别学坏”，二是“注意安全”。年轻人自然听不进这些，回答一般也就两种，要么是自信心作祟的“我有准谱”，要么是虚荣心作祟的“妈您说我还能学多坏”，甭管那种，家长听了心里都难免一颤，全是亲生的娃，就这么送到那社会新闻高发地去，换了谁谁也不落忍。  可想而知，不管是“注意安全”还是“别学坏”，说的都是那风化之事，简称黄赌毒。夜行于京城，只要是还开着门儿的地儿，大部分都写着跟三件事有关的大字口号，各种严厉打击，各种坚决制止，就像平房墙上常写的“在此撒尿者死全家”一样，常人一望便知是这类事的高发地。别说夜店服务员的妈了，就是高中生的妈，也都在报纸杂志的社会版上看过些骇人听闻的故事，某某某吃了什么药结果瞳孔散大HIGH死了，某某某吃了什么药结果后庭旱门被人开了，桩桩件件，触目惊心，怪不得家长大人心上多几个眼。触目惊心的事儿一多，种种听着跟真事儿似的实际上几乎用不着的爱心小帖士也成了祥林妈们的口头禅，什么别人给的酒不能喝啊，什么同事发的烟不能抽啊，仿佛夜幕一降，街上便全是青面獠牙的怪兽，个个憋着对她儿子女儿下手。  其实，夜店上班的孩子确实该心疼，但不是在这些事上。眼下这个年月，礼崩乐坏，人心不古，谁也不比谁傻一书包，更何况大家身处京畿要地，有事没事满街跑110，风化分子又不是亡命之徒，没必要非得冲那无辜百姓下手。再说了，如今的北京早已与国际接轨，后庭之徒和磕药分子足以自成一派，自取所需，再饥渴也能内部消化，用不着跟党外人士瞎废劲。真正会伤到夜店孩子的，不在肉体，而在精神。  真不知道，有多少人会对夜店里的人动情，更不知道，其中又有谁会拿这份情当真。这自然未可厚非，夜店乃是非之地，服务员家长怕别人害他们孩子，别人的家长也怕服务员害他们的孩子。可夜店的孩子们不同于他人，店就是他们的工作场所，别人的办公室爱情可以山盟海誓，他们的办公室爱情却总被看成是杯酒昙花，就像阿庆嫂说的，相逢开口笑，过后不思量，跟三聚氰胺一样，简直成了行业规范。可人皆有情，每个人都没法做个孤岛，即使在他清醒的时候，别人都要么酩酊大醉要么黄梁正酣。19世纪有首东洋演歌，叫《新宿女人的情死》，歌中唱道：“我也许是酒吧女/比你年长两岁/我愿出钱供你读书/可我深夜回家时/你为我带来痛楚/你不再写你的小说/你越来越像个酒徒。”多么绝望的画面，我愿它永远不出现在社会新闻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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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个故事里，有人做了一个梦”（2013）

“我不知道它是不是我的代表作。但肯定是我最特别的作品。”

2013年3月22日，在798的“玫瑰之名”剧场，赖声川的舞台剧《如梦之梦》正在紧张的排练中。排练结束已是深夜，演员们纷纷来向他请教意见。赖先生时而宽慰，时而解释，语气客气而平和，除了艺术家式的发型和胡子，几乎看不出是个导演。

数周后，《如梦之梦》将在北京保利剧院上演。演员阵容强大，从李宇春、胡歌、谭卓等年轻人到史可、许晴这样的前一代，堪称包罗万象。散场后，挥舞着荧光棒的年轻“玉米”们离开剧场，一片小绿光在夜空中闪耀，简直像民进党的选前动员大会。

和几乎所有其他剧目相比，《如梦之梦》最大的特征是时长惊人。从下午到晚上，该剧足金足两地演了八个小时，虽然留有休息和吃饭时间，但对多动症和烟瘾大的观众仍然是莫大的考验。剧场布置也与众不同，观众坐在中间，目光被舞台包围，四面八方有戏，哪儿有光看哪儿。不停转动的椅子，四处转向的目光，不时让观众有在钥匙孔外瞪大瞳孔的感觉。

2013年，赖声川在大陆已接近家喻户晓。但凡与文艺的关系在八杆子以内的人，都对《暗恋桃花源》、《这一夜，谁来说相声》等等他的著名作品耳熟能详。而至少十年前，这些名字和内容还只属于专业院校的师生，以及传阅牛皮纸袋装“学术使用”光碟的文艺中青年。

这十年来，大陆观众也有了越来越多直接接触赖声川作品的机会。他所创立的“表演工作坊”也早不再是海峡彼岸的遥远传说。《暗恋桃花源》在大陆演了不只一次，虽然快乐大本营范儿的“桃花源”颇遭议论；《宝岛一村》则广受好评，在北京甚至引发了“宏大的卷轴，荡气回肠的史诗”这样硬广般的美誉。

相应地，不只是赖声川，包括丁乃竺、金世杰、李立群等等与“表演工作坊”及其作品密切的名字在大陆都已变得耳熟能详，他们白手起家的种种传奇也是文艺青年传诵艳羡��对象。首演将近三十年后，江滨柳和云之凡的分别仍然催人泪下，不管那个交织被唾弃和怀念的旧中国消失得多么殆尽。《宝岛一村》描述了一群逼仄、珍贵却几乎活该被历史遗忘的1949移民，而让海峡彼岸的观众感同身受。到了《如梦之梦》，里面干脆出现了一个莫名其妙就渴望要从自己生活中逃离的“伯爵”，仿佛道出了人们不赶上就不敢想的内心渴望。赖声川太会玩儿普世价值了，他能在不同的集体中寻求共通的内心戏，虽然不时流入“人性大同”的kitsch，但确实一针就灵，拉弦即响，特别对得起观众。

整个排练过程中，赖声川都坐在观众席中心的高脚椅上。厚厚的剧本摆在一边。随着剧情的推进，他不断对着麦克风发出“南边灯光亮”、“东北方向”之类的指示。

“我要花多少时间才会变得像你这样？！”台上，李宇春扮演的医生转过身，向“谈论病人的时候好像在谈论一些数据”的同行堂姐怒吼。几分钟前，“医生”照顾的“病人”们刚刚一个接一个地死去。几分钟后，胡歌扮演的五号病人将会给“医生”讲述他一生的故事。

近三十年前，赖声川和“表演工作坊”白手起家时，也是以同样的濒死者题材出道。1986年，他们推出了后来火爆几十年的《暗恋桃花源》。男主角江滨柳和女主角云之凡因为1949而错失数十年，最终在江的病榻前见了最后一面。当时工作坊几无资源可言，排练在赖声川家的客厅金星，女主角云之凡由赖夫人丁乃竺亲自参演，堪称能用上的都用上了。“我还是会说比较欣赏我太太演的那版，因为那个角色是她创造出来的，她自己在诠释的时候永远会有别人无法把握的一些东西。”至于金世杰，这个非专业出身后来却一路成为戏骨的文青演员，也是赖声川刚回台湾便结识的好朋友，排起戏来也不纯是导演指导演员的场面，他们是“革命同志”，是“在一起做创作”的，可以“对立”和“吵架”。后来和学生们一起做戏，赖声川反而会惋惜“现在���慢地没有人跟我争了”。

《暗恋桃花源》以及后来《这一夜，谁来说相声》在台湾的成功是个太老的故事了，无需再提。但无论它多么成功，那时候也没人想到他们有一天会到大陆来。台湾自己还在“动员戡乱”，而剧中“去台者”的形象也很难为同时期的大陆所容。

“我对你们很有信心。一开始没有这样的信心。现在我很有信心。”排练场演出结束，演员们很快将赖声川包围起来。有的求鼓励，有的问意见，有些人问得极细，细到某句台词某个字的发音。

对观众来说，发音方面最大的问题也许是粗口。李宇春也说，她对舞台上如此公然且大声的三字经很不适应的。更不适应也难以调和的则是大陆演员们口中的台式脏话，北京口音的“干”毕竟怎么听都不像那么回事。

90年代末初来大陆，赖声川认为“北上，是对台湾和大陆双赢的”。他的心情也和刚开始在台湾“很开心地去做”不同，毕竟“在内地，戏剧已经有许多年的发展，不需要人来扮演拓荒者”。只要做几部好看好玩的戏就可以了。

当然问题也有，“当时的北京、上海等地都比较成熟，工作起来无大障碍，但内陆省份就会成问题。”更要命的是，很多演员没有长期的schedule，经常要在两周内准备一场演出，非常费劲。

2003年，《遥远的星球一粒沙》在首都剧场上演，恰逢京城大疫。“一千多观众戴着口罩坚持观看”的故事固然传为美谈，这一遭遇后赖声川还是和大陆演出市场告别了三年。

2006年，赖声川在大陆排演“两岸三地版”的《暗恋桃花源》。有丁乃竺、林青霞等人版本的珠玉在前，此版最终在“两岸三地”都颇受争议。谈到何炅和谢娜的表现，赖曾要求“大家不要小看综艺出身的演员”，“像早年的李立群，也是做餐厅秀出身”。

但台湾西餐厅里德云社式的与观众直接碰撞交流的综艺经验，毕竟不是官办电视频道里依靠音效和职业观众的主持人所能具备。虽然面儿上的评价都过得去，这一版的《暗恋桃花源》在话剧爱好者的酒桌讨论中收获的看法仍只能算是参差不齐。

“我要花多少时间才会变得像你这样！”排练结束，赖声川向李宇春示范这句台词的念白，中气浑厚，暴发力强大，周围走来走去的工作人员都转过头来。

“我要花多少时间才会变得像你这样！”李宇春也一遍一遍地重复着。

少有人见过赖声川发脾气的样子，这种示范性的表演算是少有的机会。他的脾气好是出了名的。

2008年，赖声川为央视新楼的“华汇时代”剧院打造开幕大戏《陪我看电视》，过程中，央视希望标题改为“陪你看电视”，一贯脾气温和的赖声川“史上第一次发了大脾气”。官方组织与民同乐的傲慢和赖声川想要的舞台论坛毕竟是两回事。而赖也在一点点发现大陆的环境和观念跟台湾还是有所不同。

不过，不理解他的也不只是官方。和90年代戏剧专业文青们的热捧不同，新时代的豆瓣青年却不时在赖剧中看到老气，虽然这正好也符合他们对所谓“经典剧目”的预期。和赖声川结识多年的大陆编剧史航在评价《宝岛一村》时说，赖的弱点在于对年轻人只有普遍性的了解，而没有跟进性的了解，他眼中的年轻人仍然只有往大城市跑这一条出路。即使在《如梦之梦》中，类似的尴尬也不时飙出——戏中的中文世界太属于过去了，和现实的脱节有时几乎令人失笑——在这个万国来朝与投资移民交织的新时代，偷渡客闷死船舱的故事已经有点猎奇感了。

但他当然也不是脱节于时代，比如《如》里留法小姐遭遇的身份侵入，反而显出一些也许是导演意图之外的险恶趣味——抛开大国崛起不谈，东方艺术本身也正在开始从远方蒙昧的他者转型成后极权体制下萌动的普世价值。

而《如梦之梦》中其他的动人点，则多少有点过于显而易见。濒临死亡的回忆者，初出茅庐便遭是非观灼烧的青年，寻找生命答案的病人……这些出入《读者》杂志也毫无违和感的地铁过客，各自在剧中飘来荡去解决各自的问题。就像赖声川自己说的，《如梦之梦》是他个人成长的转变，“本以为政治可以改变很多事情，但是现在明白只有个人才能完成这种转变。”

“我对你们很有信心。一开始没这个信心。现在很有信心。”散场后，赖声川对包围着他求意见的演员们说。整个排练过程中他一直眉头紧缩、声音低沉。想象中的大幕一落，他立刻恢复了惯常的轻松状态。

和侯孝贤、杨德昌等台湾文艺传奇一样，赖声川创作的高峰是在威权末期和自由早期的混乱，而在后来，或许如史航所说，“自由就是平庸，”他的新作便越来越少，也越来越无关当下。这有点像是非古典意义上的国家不幸诗家幸，他的人物和故事常常太依托于集体记忆，无论是《暗恋桃花源》中被1949年冲散的爱人，还是在《台湾怪谈》的消费主义社会里人格分裂的奋斗者，都在集体中有自己的位置，也都在地图炮式的历史行刑队面前战栗颤抖。终于国家机器的枪口放低了，人民在短暂的共同找不着北后也学会了各玩各的，个人逐渐取代集体而成为了说话的大多数，这时候，和其他擅长打动最多数人的创作者一样，赖声川便面临着他必��做的转向。生离死别本身还是最重要的问题，但也成了与政治不再相干的问题。真正的问题是，我们如何在生离死别中保持心安理得，并发现其中或许存在的意义。

《如梦之梦》看起来正像是这样一次尝试。它不再在享受集体分压的个体身上寻求灵感，而真正回归到互不打扰的众生的内心，自己给自己一个出路，不求自由，但求自在。

除了濒死者这样明显的赖声川式符号外，《如》非常不像是赖声川的剧目。它的人物奇怪而孤独，在历史和精神分析学中没有自己的位置，它所依托的是荒芜而徒劳的时代，人们不再被历史的大手所左右，转而独自面对无法言喻的秩序和规律，最终在各自的病床上等待无人喝彩的死亡。赖声川厉害的地方是，他既没有强行为这样的生活赋予意义，也没有破罐破摔直接把生命讲得一钱不值。他为每个濒死者都安排了聆听者，为在自由中丢失一切的角色们提供答案，在主题歌里表示“梦醒时分，心孤独”，又在人之间虚幻莫名的纠缠中给出彼此孤独却心心相印的空间。叱咤剧场多年后，赖声川终于回到了我们最需解决却最无标答的命题。

这是赖声川个人的转变，也是他所处的时代的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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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青？kitsch？（2014）

眼下，批评或者说羞辱kitsch是一种非常可疑的行为。首先，明明可以说“矫情”却非要说“kitsch”，这很难逃脱kitsch的嫌疑；其次，先列举几个对象，往人脑袋上戴个纸帽子，再发动群众把人家批斗一番，这似乎也充满了kitsch的气息，无外乎是说我们活得对你们活得不对，在人群与人群之间拉开分差，以便在社会评价的分数线上比出一本三本大专技校；而且，我总觉得，相比海外各国，我国人民毕竟是经历过最傻逼最恶心的kitsch，在很多方面已经算是挺有免疫力的了，虽然也不是所有。

当然，最重要的是，现在这年头的kitsch已经颇为多元了。以前我们只有一种玩儿法，就是在烈士陵园里集体默哀，在歌咏比赛上咏诵革命先烈，或者在观看主旋律电影后撰写不堪入目的观后感。如今，随着改革的春风吹遍祖国大地，我们可来的花样就多了去了——比如每当有文艺祥瑞辞世，网上就既会有人出来痛哭流涕默写先贤���词，也会有人声讨前者附庸风雅火线入党，大家都能找到自己心仪的嘴脸以便代入，个个单拎出来都是一副独矗风中壮怀激烈的模样，谁也没法挑理说人家没个性不会独立思考。这虽是kitsch，但毕竟品种样式繁多，而且大家都是自愿为之，并不是按组织要求写检查表忠心，不喜欢的话大可以不听不看不参与，微博微信的信息量也没那么大，没到三天不学习赶不上刘少奇的地步。你自己非要上去瞎打听，那就算真恶心着了也赖不得别人。

而且，相比于其他圈子，文艺青年在kitsch方面已经远不算是重灾区了。时局艰危，谁都傻不起，就算有些外人看来恶心的话，也无非是哪个圈子都难免的抱团取暖，酒醒大家多半还都记得自己是谁。当然一些老kitsch的影子还在，那是惯性加语言贫乏，没什么了不起。电影院里还是总有观众自愿充当现场影评人，但你看他身边被他一通胡喷的那位女士，一样是满脸不耐烦和尴尬，要不是碍于面子或者晚上也想性交，谁没事闲得搭理那孙子啊。音乐节上各种老套摇滚口号也是喊得山响，而且台下也真有人热泪盈眶——但这是残余，不是刚来的变态新现象。新玩儿法没开发出来，只好用老一套先应付应付，这当然是kitsch，可就连玩儿的人自己都知道是权宜之计。这就像先贤们说的后极权——国家假装统治，我们假装服从；现在是带头儿的假装煽情，我们假装感动——矫情归矫情，不堪归不堪，可这也真不是什么当得起有识之士架上台批斗的事儿了么。

文艺毕竟主要是个人生活，而kitsch乃是集体主义的阳关大道，抛开大佬们的山头文化不谈，文青自己要kitsch也并不容易，即使真走起来了也就是去见面会围观个大师或者上网背诵个《百年孤独》，都是小打小闹，跟微博上号召群众庄严宣誓不听暴恐分子讲故事的没法比。一个文艺青年，无论有多愚昧多不懂事儿多不接地气，他也是独自在川藏线上搭车，一人儿闷家里练琴，逃避现实和自我愚弄在所难免，但这关你蛋事儿啊，他没钱了又没找你要，你毕竟还不是所有人的爹。这可能也是为什么文青在微博上始终成不了气候——微博乃是万众欢腾、群起点蜡或者万炮齐轰暴恐分子的地方，你��一文青挥动鼠标参与这种事儿，他多少是会有点不好意思的。当然，twitter和饭否——尤其是twitter——上也常有人想带头搞这种事儿，但一般真弄不起来。那是真正的独立个体们自���其乐或互与争锋的地方，通常不陪精神病领袖玩儿这个。

最近似乎网上正在声讨kitsch，我有两个不幸的观感。首先，在有些讨论中，关于kitsch的指责已经用上了递归算法，即你是kitsch——你说别人kitsch则你也是kitsch——你说他说别人是kitsch则他也是kitsch那么你才是kitsch……而且本公式无人能设定边界条件，得一直到超出发帖字数限制才能结束。这种讨论比kitsch本身还要可怕得多，因为参与者根本用不着是人类，弄个程序一样能陪着聊下去。当然，我也不能不承认，本文也难免是该算法中的一个子集。

其次，如果我没记错的话，这种未经党和国家有关部门协调安排的批斗活动以前也有过，而且那一次的批斗对象是kitsch的反面——cynicism，也就是所谓犬儒主义。如果说kitsch是没的感动都要硬挺着感动，那么cynicism就是真有事儿可感动一下都要顽抗到底。这两拨批斗的背景也是截然对立。批cynicism是在2008年以前，那时候的我国人民被认为对公共生活漠不关心，对他人疾苦麻木不仁，不相信任何热血和正义，只求嘲笑一切和明哲保身。现在开始批kitsch，则是因为我国人民的公共热情过高，以至于什么嘴脸的热血和正义都敢接，捡到篮子里就是菜，连随手拍打拐、砸日本车这种公然践踏基本人权的玩意儿都照单全收。有人管这叫政治参与焦虑，有人管这叫公共性发酵，说的大体都是一回事。问题是这些焦虑的大脑和发酵的激情，除了微博上的kitsch言论之外几乎毫无出路。我们晦暗的生活处境，就这样莫名其妙的点燃了微博上的亿万支蜡烛。

而所谓的文青，至少是我生活圈子里的文青，则基本站在了这座疯人院之外。当然我不是说文青有多独善其身，更不是说独善其身就一定是某种美德，但至少来说，除了迷笛音乐节开在居民楼底下的时候之外，文青还是不太去主动冒犯或胁迫别人的。而且，可能是因为长期奋斗仍难以脱贫，大家一般都cynical到了离谱的地步。那种群体的、政治的、亨廷顿舞蹈症般的微博式kitsch，抱歉我想不出文青中的类似案例，更别提来自权力的侮辱性kitsch。

而且真正侮辱性的kitsch仍然在空中飘荡，而且不时会打在肩上。我想很多人都还记得2008年5月19日开始各城市角落里大门紧锁的娱乐场所，那些被迫熄灯停业的游戏厅和KTV，就像一个个所到之处人仰马翻的耳光，至今令我深感恐惧，难以遗忘。当文青埋头于写字台、电影院、演出现场和混圈儿饭局时，那些品种繁多有背景没背景的kitsch就这样叱咤在幕后变幻的现实场景，有时���压他们，但还没有真的裹挟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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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4年的中国和世界（2013）

1946年，一个43岁的英国人来到苏格兰的朱拉岛，在该岛北端找到了一处堪称世界尽头的房子。土路，不通车，不通电，电话就更不用提。他就在此地隐居下来。此前不久他刚死了老婆，自己也身患肺结核，用不了多久就会开始咳血。外面的世界也没好到哪儿去，之前几年，德国人一路杀人放火打到了莫斯科，苏联人又一路奸淫掳掠打到了柏林。美国人发明了史上最高效的杀人工具，并用它结束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不过，这位称自己为乔治·奥威尔的英国人倒不光是来避世和等死的。在他看来，虽然世界已经如此糟糕，但显然还没糟糕到头儿——他要做一个噩梦般的预言，让人们见识见识世界可以疯狂到何等地步。

两年后，他把这个预言写成了小说，取名为《一九八四》。书中描述了一个也许是有史以来人类所虚构出的最恐怖的未来世界。整个地球将被三个超级大国瓜分。在大洋国的独裁者“老大哥”的统治下，每个人每时每刻都受到监视，任何独立思想都是死罪，国家之间进行着永不结束的战争，爱、自由、法律、道德、语言、历史以及个人生活的一切方面都遭到彻底的毁灭和重构。科学研究只有两个目的，一是直接阅读他人的思想，二是以更快的速度杀死更多的人。

小说写完后不久，奥威尔就去世了。此后至今，《一九八四》逐渐成为经典。它是西方各国中学生必读的课外书甚至课文，也在柏林墙以东成为过禁书或禁忌。“大洋国”的可怕形象不仅让自由世界的人民颤栗于它可能的到来，也让没那么自由的人们联想到自己所面对的处境和现实。在王小波的小说中，男主角问女青年，看过《一九八四》？女青年说，看过。往下就不用再说了，都在心里了。

当然，真正的1984年和奥威尔的预言大相径庭。世界并没有集中到三个超级大国手中，相反，随着殖民时代的结束和浩浩荡荡的民族独立运动，地球上还冒出了一大堆新国家，印度和朝鲜甚至还在独立后各自一分为二。就在1984年元旦，还有一个叫文莱的新国家宣布独立。一���没能独立的地方也有人致力于此，比如要求北爱尔兰脱离英国的爱尔兰共和军便把贝尔法斯特变成了英军的噩梦，他们甚至在1984年10月12日为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送去了炸弹，且差点得手。虽然自由世界的政府也变得越来越大，人权和自由的定义越来越模糊，但至少在1984年，大洋国式的噩梦看起来还很遥远。

至于在柏林墙以东，《一九八四》的阴影就不那么虚无缥缈了。“老大哥在看着你”、“双重思想”、“谁控制现在就控制过去，谁控制过去就控制未来”等恐怖的概念和口号仍然是人们每天面对的真实处境。不过，此时的苏联已经身陷阿富汗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受老龄化困扰的苏共中央政治局也在忙于参加遗体告别，继总书记安德罗波夫在1984年2月9日去世后，新领袖契尔年科也在一年多后撒手人寰。等着接任他的，便是国家的掘墓人戈尔巴乔夫。老大哥已自顾不暇。

而且，老大哥虽然还在努力看着大家，但也经常做得顾此失彼。过于庞大的特务机关总难免会变成彻头彻尾的官僚机构，其收集的海量资料也往往走完手续即被束之高阁。著名的东德特务机关“斯塔西”虽然号称“我们无所不知”（We know everything)，但却不知道自己再过几年就什么都不知道了。整个东欧的镇压机器都在走上相同的道路。

科学家也并未像奥威尔预言的那样，专注于思想控制和大规模屠杀，他们中的大部分仍致力于改善人类的生活条件和实现人们的古老梦想。这一年，美国的苹果公司推出了划时代的Macintosh计算机，而在大洋彼岸的中国湖北，则有一位叫詹炳炎的教授，为四位失去睾丸的男青年移植了他们父兄捐献的睾丸，使他们恢复了生理功能。中国还在南极建立了长城站科学考察站，展开多个学科的研究工作。科学仍在造福而不是践踏人类。

与东欧和苏联相比，1984年的中国有着更为明显的新气象，也似乎脱出了《一九八四》的极权范式。文革已经成了台面下的幽灵，知识青年回到了城市，知识分子和干部也离开了监狱和农场，回到心爱的研究所和领导岗位。农村则发生了更为重大的变革，到1984年底，灾难性的人民公社体制已彻底崩溃，实行包干到户的社队达到了99.1%。农产品体制也在改变，统购统销的农产品种类由原来的113种下降到38种。相对自由的生产模式充实了农民的钱包和城里的菜市场，而乡镇一级政府的设立，更为他们提供了新的挣钱和娱乐的途径。

充裕丰富的食品（虽然与今天相比仍显品种单一），加上刚结束不久的的大动乱，为中国哺育出了乳汁和胆汁浓郁的新一代人民。1984年的国庆节庆祝游行中，蔬菜形状的花车在天安门前大方驶过，向人民展示农业改革的伟大成就；大学生向城楼上的中顾委主任、中央军委主席打出“小平你好”的标语，对党的领导人作平等的问候。不过，城市生活的基本面貌还没有发生农村那样的剧变。虽然国务院进一步扩大了国营工业企业的自主权，虽然“天桥百货”这样的股份制企业开始出现，虽然路边出现了个体经营的摊贩，但多数人仍然在“单位”和“机关”上班，忙于为分房涨工资评职称而明争暗斗，也与讨厌却无法分手的同事结下深仇大恨。去食堂和饭馆吃饭仍然要掏粮票，服务业从业者们也还是照例展示着粗暴的服务语言和凶恶的面部表情。

当然，最接近《一九八四》的年代毕竟是过去了。最突出的，便是像八十年代的其他年份一样，文化艺术在1984年的中国默默而高调地解冻。这一年，中国生产了144部故事片电影，发行了181部新片，中央电视台播出了454部电视剧，虽然连制作者自己都“对其艺术水平不够满意”，但相比文革时代毕竟在数量上有明显发展，动画片《鹬蚌相争》更在柏林电影节（当时还是“西柏林电影节”）上获得短片银熊奖。在文学方面，阿城发表了描写知青生活的《棋王》，张贤亮的《绿化树》刻画了一位受饥饿困扰的受迫害知识分子，王朔的《空中小姐》则直接地写起了有当代气息的爱情，莎士比亚研究会也在1984年底成立。中国青少年也走出国门，参加艺术类的国际比赛。在土耳其举办的阿塔图尔克国际儿童绘画比赛中，周若若的《我是鸡的好朋友》获得十一岁小组的第三名。在音乐方面，虽然盗版邓丽君磁带的销售者仍被逮捕判刑（且不是因为侵犯知识产权），但中国人对新鲜声音的追求已无法阻挡。1984年9月24日，中央音乐学院礼堂举办了国内史上第一次专场电子音乐会，谭盾、陈远林、朱世瑞等均有作品演出。同年，《歌曲》杂志举办了第二届“晨钟奖”优秀歌曲评选，《我爱你，塞北的雪》、《共产党好，共产党亲》等八首“创作歌曲”获奖。中央电视台举办了第二届春节联欢晚会，相声《宇宙牌香烟》成为焦点，表演者马季在舞台上点着一根香烟、边抽边说的场面，在后来的电视晚会上也难再见到。不幸的是，一年后，1985年的春晚就遭到彻底失败，现场调度完全失灵，整个晚会陷入了无组织无指挥的悲惨状态，晚会一结束央视便收到雪片般的侮辱性来信，甚至不得不在《新闻联播》中向观众道歉。

对城市人民来说，除了越来越丰富的文化市场之外，观看体育比赛也是一个重要的出口。1982年，中国女排第一次获得世界女排锦标赛冠军，在1984年更拿下奥运金牌，由此便成为国人骄傲，郎平、孙晋芳、张蓉芳等人的名字一下变得家喻户晓，观看女排比赛并热血沸腾成了80年代的集体回忆。民族自豪感也在“女排精神”的鼓舞下越激越强，为了和美国漂流探险家肯·沃伦斗气儿，一批批的探险队开始漂流长江，留下惊人的成绩也留下11具遗体。

同年，中国男子足球队又打进亚洲杯决赛，在尼赫鲁金杯赛上又以1：0战胜（马拉多纳缺席的）阿根廷队，中国人民的看球热情也随之高涨起来，足球流氓问题也就随之而生。1984年7月，共青团中央“就最近中国长城杯国际足球锦标赛中出现极少数青年观众不讲文明的行为一事”发出通知，要求各地团组织维护秩序，扭转不良风气。但青年球迷的火气还是越来越大。一年后，中国队在世界杯预选赛上1：2负于香港队，随之便爆发了“五一九事件”，悲愤的球迷掀翻了球队大巴，殴打民警，奔至运动员楼下要求当时的中国队主教练曾雪麟与他们对话。127人因此被捕。

在80年代领导人的眼中，这些后来被看作“群体性事件”的活动被认为是搞“大民主”，是文化大革命的流毒。1984年，天津市委党校训练班的学员因其大专学历不被承认，在市政府门口静坐示威。其他上访、示威活动也有所增加。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胡启立对此批评道：“地方上讲否定文化大革命，否定些什么？要否定遇事就搞文化大革命中那一套……一遇事就搞串联，请愿，静坐，上街游行示威。采用这种方法是解���不了问题的。”

另一拨“不安定不团结的力量”则是当时的青年。由于城市就业问题严重，政府曾经长期拒绝知青回城，但最终还是抵挡不住。成功返城后的青年们面临着巨大的就业压力，“经济困难，思想苦闷，悲观失望。”在失意青年们的努力下，80年代初的社会治安状况令中老年人汗毛倒竖——北京火车站发生9死近百人伤的自杀式爆炸事件；以“菜刀队”、“斧头帮”为名的流氓队伍崛起于各大城市；东北悍匪王宗坊、王宗玮兄弟流窜全国七个月，并以“二王”、“一高一矮”等称谓名动天下，社会上甚至出现以他们名义作案的“假二王”；监狱管理员卓长仁劫持客机前往与中国无外交关系的韩国；内蒙古发生27人遇害、多人被强奸的大案。在此形势下，中国从1983年8月开始席卷全国的严打运动。

虽然最初针对的是杀人案和强奸案，但83年严打最为人所熟知的，却是婚前和婚外性行为在运动中所遭受的严厉打击。著名艺人迟志强因“聚众淫乱”被判刑四年，和他发生过关系的两位高干女儿也一并入狱。西安的马燕秦因组织家庭舞会、两性关系复杂而被处决，三百多人涉案而被抓审。“聚众淫乱”、“群奸群宿”等字眼出现在死刑布告上。一本叫《曼娜回忆录》的文革黄色手抄本也随着严打再次变得家喻户晓，因为太多被认定犯了流氓罪的青年都招供自己是受了该书的影响。同时，为了加强社会管理，各项事务都陆续开始制度化。1984年，中国正式施行了身份证制度，对流动人口的管理得到有力的加强。海关对邮寄物品也有了明文规定，规定“旧衣着和旧床上用品不准寄进，麝香、蟾蜍、避孕用具和避孕药不准寄出”。

与强奸和“流氓犯罪”同时泛滥的，是大量找不到对象结婚的青年男女。1984年6月，中共中央书记处要求各级党组织对大龄未婚青年的婚姻问题予以重视和关心，“工会、妇联和共青团应把解决这个问题作为一项重要工作认真抓好。”同时，由于文革留下的蒙昧，各路骗子也开始大行其道。1984年，一位发明了“水变油”的“发明家”王洪成开始到处公开表演，仅现场看过他表演乃至亲手操作过的省部级以上领导就不下十余人。著名气功师严新、“特异功能者”张宝胜等人此时也已出道，前者发明了“带功报告”这一后代气功大师必备的表演项目，并在1987年“发功灭掉了大兴安岭大火”，后者则以“隔瓶取物”、“透视识字”等奇特本领闻名大江南北。

在国际上，中国和越南的战争仍在继续。到1984年5月，中国攻下老山、者阴山地区，开始转入防御。在战斗中，英勇作战的前线军人也为后方的爱国青年留下了热血沸腾的动人照片。反映中越战争题材的电视剧《高山下的花环》成为热门话题，并拿下了当年的金鹰奖优秀连续剧奖。

中国和美国仍然处于蜜月期，1984年，美国总统里根和当时的中国总理进行了互访，中国还第一次派团参加了在美国洛杉矶举行的奥运会。中苏在六十年代彻底翻脸后还没有讲和，但安德罗波夫去世后，中国也派了国务院副总理万里去出席葬礼。印度发生了博帕尔毒气泄露惨案，并在中国成为“社会主义优越于资本主义”的铁证。罗马尼亚总统齐奥塞斯库签署法令，向邓小平授予“罗马尼亚社会主义共和国之星”勋章。经过不长不短时僵时和的谈判，中英在9月26日签署《关于香港问题的联合声明》，宣布中国将在九七年七月一日恢复对香港行使主权。

1984年就这样悄悄而热烈地过去了。1985年，中国第一次出版了《一九八四》的中译本，内部发行，凭局级介绍信购买。没多少人看到。小说曾对未来作出预言：“如果你想知道未来的样子，请想象一张被永远踩在脚下的人脸。”至少在1984年，这样的未来还暂时远在天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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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在写字楼⾥的前程（2013）

⻢秋莎，1982年⽣，职业艺术家，涉及摄影、图⽚、影像、装置、⾝体、表演、绘画等多种领域。

王可，1981年⽣，职业纹⾝师。

盖林⼦，1987年⽣，IC乐队吉他⼿，时尚买⼿。

王淼，电⼦⾳乐活动策划者，“灯笼俱乐部”创始⼈。

“因为没有⼈会告诉你你的未来是什么样⼦，你⾃⼰也看不到未来是什么样。”

对⼀个朝九晚五的上班族来说，这样⼀句话也许是⽼友聚会上⽩酒催发的悲情倾吐。但对25岁的时尚买⼿盖林⼦⽽⾔，这只是对过去⽣活的冷静总结，⽽且包含着对将来的期许甚⾄希望。

2005年，18岁的盖林⼦和其他四个⼥孩组建了IC乐队，直到2010年离开。⼀年前，她开始了⾃⼰的时尚买⼿⽣涯。

出社会⾄今，盖林⼦的职业⽣涯可谓多姿多彩。她做过吉他⼿，演出策划，⾳乐经纪⼈，直到如今的买⼿，唯⼀没有做过的就是好好上班。“上学、毕业、找⼯作这些东⻄，都是从来没有想过。”

对于整个后⻘春期都在上学、毕业和找⼯作中或披荆斩棘或找不着北的⼤多数⼈来说，这样的⽣活要么意味着安全感崩塌的恐惧，要么是早班公⻋⾥困累难耐时⽃胆幻想过的⼈⽣可能性，要么是某个朋友的朋友的朋友的酒桌故事或传奇⼈⽣。⽽在⾼峰期的地铁⼈流、⼤通铺般的办公桌和午餐时间排起⻓队的⾷堂和7-11超市之外，这些以独⽴的⽅式和姿态⾃给⾃⾜乃⾄丰⾐⾜⾷的⼈们正在各⾃的路上稳步前进。她们亲历梦想，⽤审美指导现实，战⽃在体制外中的体制外，在各种正在诞⽣或发育的⽣存⽅式中默默热⾝，积攒能量同时发光发热。就像Bob Dylan的那句"Something is happening here but you don't know what it is“，她们扮演着难以预料其意义的⾓⾊，追求着⽆法臆测⽽可能⾊彩斑斓的未来。

从四川美院毕业以后，王可像正常的刚从美院出来的学⽣⼀样去了⼲告公司，每天朝九晚五，做平⾯设计，被要求改这改那。“后来我实在受不了了。”

两个月后，王可离开了这份“浪费时间”的⼯作。上学阶段的她曾经玩⼉过纹⾝机，“拿同学朋友练⼿”，于是去认真学了技术，从此开始了⾄今已有近⼋年的职业纹⾝⽣涯。

对王可来说，纹⾝所带来的并不是时间上的⾃由。⽩天纹⾝，晚上设计图样，没有正常规律的休息⽇和上下班，⼏乎所有的时间都被投给了⼯作。曾经的画画、做⼿⼯艺品这样的嗜好⼏乎已完全被抛下。但谈起纹⾝这个⾏业，她⾔语间仍然带着不同于⻋房销售⼈员的热情，有时简直像⼀个刚刚被吸引⼊⾏准备⼤干⼀场的热⾎⻘年。⽽说到具体的⼯作，她⼜会变成⼀个⾝经百战慢⼯细活的⼿⼯艺⼈，没有快节奏的进度，但有⾼速的进程。

王可⾃称受不了被限制死的⽣活⽽不能忍受坐班，但她的⽣活实际上⽐普通的上班族受限更多。⼤多数⼈都可以拥有的东⻄，⽐如闲适的双休⽇和对着微博发呆的⼯时，和她都⼏乎毫⽆关系，即便如此，每天周⽽复始的⼯作对她也只意味着体⼒上的疲劳，⽽不是曾经短暂的上班族⽣活带来的精神上的损耗。她过的像是那种对体制恋恋不舍的⽼⼀代诗⼈幻想中的“审美指导下的⽣活”，但具体⽅式⼜⽐周末⼤量服⽤7-11美酒后满脑⼦远⼤前程的上班族要脚踏实地得多。

刚回国时，⻢秋莎曾在⼀个民办⼤学⾥代课，教⼀⻔叫“⽴体构成”的基础设计课。早上五点多起床，讲⼀天课，晚上七⼋点回家，收⼊微薄，将将糊⼝。

如今，作为职业艺术家，⽤她⽗亲的话说，⻢秋莎像是“琉璃⼚卖古董的”，“卖出去⼀件活⼀年，卖不出去扛⼀年。”虽然有时开张有时不开张，但她可以靠这个⽣活，⽽不再需要通过其他⼯作来维持���计，单就⾃⼰的⽣活⽽⾔，收⼊上也很令⼈满意。

“⺫的性要强，但我的⺫标不会定得特别扯。”⻢秋莎是⼀个能很快下决⼼的⼈。08年在美国读完研后，她没有回深圳的家，⽽是先后去了厦⻔和北京，故事杂乱琐碎得像《在路上》，但到处都有她头头是道的道理。她不喜欢追求短平快的投资性买家，作品都交给画廊去卖给专业的收藏者。她也设计服装，有⼀群忠实的客⼈⼀直在买她的⾐服。

从⼩开始学画，此后⼀路都是美院附中、美院和美国⼤学的艺术专业，⻢秋莎成为艺术家的道路看起来都⽆⽐的顺理成章，整个简历都像是贯穿着斩钉截铁般的⺫标和实现过程。但她说⾃⼰⼀直到去美国之前都没有真的想要做艺术家，也不知道⾃⼰想做什么，⽽且“⼀直都挺被动的”。在⼤学⾥遇到对⾃⼰影响深远的录像艺术⽼师，从⾼中开始⼤量看盗版盘⾥的实验影像，到美国以后⼜受到导师的感染，回国后相对顺利地开始了从群展到个展的⼊⾏流程，从⽽⾛⼊正轨。

她现在的状态更像是命运安排下的⽔到渠成。⾛进窄⻔并⾮为了排斥和抗拒某条更多⼈⾛的路。她的⺫的性也如她⾃⼰说的“不会特别扯”，总是⼀步⼀步向某个既未知⼜带有既定意味的⽅向⾛去。

“做⼀件⾃⼰喜欢的事情，然后如果你⾜够幸运，能把它当成你的事业。但是⾸先，你要有这个勇⽓去做这个选择。”

2007年，王淼抛掉了⾼薪的⼯作，从此全⼼投⼊她创⽴的电⼦⾳乐⼚牌“针刺疗法”。⼏年过去，“针刺疗法”和她后来创⽴的灯笼俱乐部⼀样，早已是北京电⼦舞曲爱好者⼝⼝相传的地⽅⾳乐重镇，虽然在两千万⼈⼝的北京，这些爱好者所构成的仍然只是某个⼩众⽂化群中的⼀⼩撮。

作为⽆数尝试拿爱好当饭吃的⻘年中的⼀个，王淼不同于幻想纯粹⽣活以⾄追求碰壁的旧式⽂⻘。她在曾经上班打卡的⼯作中得到了办Party需要的种种技能、经验和资源，⽽且愿意为了适应在她看来奇怪⽽薄弱的国内市场做出平衡。她会在海报上宣传这个DJ是潮流驱动者，那个DJ⼜是⼀代宗师。她也会边对市场悲观绝望边继续积极投⼊，忙到没有时间买⾐服和书。

王淼曾经是个“越听越重”、“我现在都不好意思提”的重⾦属音乐爱好者，后来在朋友的介绍下发现了⾃⼰真正“想听、爱听、喜欢到要命”的电⼦⾳乐。此后便开始搞Party，从不对外的私par开始，到为DJ们做市场、搞宣传和拉赞助，再到如今开店经营，王淼的⽣活和⼯作已⼏乎融为⼀体。“⼆⼗四⼩时都有⼈给我打电话，⼏点钟都有。”

说到劳逸结合的话题，王淼的解释也许就是她选择这条道路的原因：“只要听到电⼦⾳乐我还会激动。两点半忙完了我就可以去休息，但是我不会，我还会在舞池跳舞，⼀直跳到第⼆天早晨。”

对很多即将毕业或毕业不久的⼈来说，在考虑⾛上独⽴⼯作之路时，“如何向⽗⺟开⼝”可能都会成为巨⼤的问题。在孩⼦对⽗⺟的想象中，这类⼯作经常意味着不确定的收⼊、未经勘探的前程和⻓辈闻所未闻的⽣活⽅式与社会环境，更不⽤提春节饭桌上亲戚们惊愕的⺫光和赶紧岔开的话题。

⽽在真正的独⽴⼯作者的世界⾥，这似乎不是⼀个普遍的问题。王可最初的纹身设备就是父母帮助买的，⽗亲还想过让她拿⾃⼰练⼿。盖林⼦的家⼈⼀直⽀持她学吉他，给她买需要的设备，也不反对她穿着奇怪的⾐服去上学。“挺民主的。”

⽽⻢秋莎成为艺术家，本⾝就⼏乎是由⽗⺟埋下的种⼦。在她的童年时期，为了让她学画，⺟亲辞去了国营研究所的⼯作去下海赚钱。

不需要说服的⽗⺟加上不需要忍受的⼯作，听来似乎是令⼈羡慕的⼈⽣。

但更必要的条件仍是对⾃⼰⼯作的爱和“轴”。⽤盖林⼦的话来说，⼗⼏岁时什么都没想过，只是⼀⼼要做摇滚乐。

不过她最终还是���了弯，开始做买⼿，但仍然带着摇滚乐留下的深厚烙印。“我所有的审美、品味和意识形态都是从那时候做摇滚乐形成的。”对盖林⼦来说，“每⼀天都是⼀种练习”不是对⽇常周遭的看似⼩清新实则苍⽩的安慰性总结，⽽是也许浑然未决但⼀路⾄今的真实脚印。

转弯的原因也很简单：不再喜欢做摇滚乐⼿了，因为评头论⾜的⼈越来越多。她希望随⼼所欲，⾃⼰找，⾃⼰做。就像包括她在内的⼏位独⽴⼯作者都谈到的“⾃由”，更多的⾃由本⾝也意味着更⼤的不确定性。对他⼈来说，她们的⼯作也许更多的只是⼀种标志着所谓“酷”的遥远存在，⽽这种酷本⾝也意味着没有指⽰牌的前路，虽然⾃由⽽不受约束，但往往却需要只有真正的热爱才能负担的艰⾟。

⽽事实上也没有⼈能说她们就是正确的，⽆论对他⼈还是对⾃⼰。因为未知，她们所作出的都是眼前还⽆法评判的选择，只能留给时间去证明或证伪。就像王淼所说，你要有运⽓才能做这样的选择。因为代价也是未知，且可能惨痛。

关于未来，盖林⼦的⺫标最为明确。她想要开⼀个综合的、像⼩博物馆⼀样的实体店，有服装、⾳乐、电影和各种时尚产品，听起来像⼀个年轻⼈贪⼼的商业乌托邦。⽽王淼要的东⻄则更宏伟——她想要中国的电⼦⾳乐⼈能在本国拥有⼀个像欧美那样的⽣存环境。这个听起来⽆⽐⽂⻘的梦想很难照进现实，“我不知道我在这件事⼉上到底能使上多⼤的劲⼉，能有多少⼩成绩，但是我还是……”这句话最后也没说完。

王可说，她不愿意想⼗年以后的事⼉，活在当下，也许有⼀天她会如何如何，但那是以后的事⼉，现在不去想。

王淼和王可都说到国内环境的不成熟，虽然反过来说，不成熟也可能意味着更多的可能性。对王淼来说，环境不成熟意味着她⽆法像欧美同⾏那样纯粹依赖创意、主意和好⾳乐就把事情做成。⽽对王可来说，环境不成熟则意味着整个⾏业的进步空间，每两三年都会出现⼀些新鲜的东⻄。对她来说，“⼗年以后”可能根本就是⽆法设想的，因为没⼈能知道整个⾏业到时候是什么样⼦。

⻢秋莎则说，艺术史本⾝就是可疑⽽⽚⾯的，只是某些⼈得到了⼀些机遇。她只要按她⾃⼰的轨迹往前⾛，这样就挺好。

独⽴⼯作也不是社会分⼯中的某⼀类，每个⼯种都只是各个⼤类中貌似接近的单项。她们各有各的⽣活逻辑，各有各看问题的⾓度和⽅法。即使在同⾏之间，往往也像⼀个办公室⾥各有打算的同事，只是她们之间⼏乎是像她们和上班族⼀样的平⾏。“不喜欢混圈⼉，不太多跟同⾏接触。”王可说。

⽽让她们与众不同的也⼏乎都是⼯作本⾝。不知道多少家⻓对孩⼦说过“稳定的⼯作才有稳定的⽣活”，⽽真正的独⽴⼯作者却经常是最彻底的反例。接受采访的⼏位⼤都有稳定的婚姻或恋爱关系，⽣活中也多不是爱疯爱闹的⼈。⼤概没有了坐班的⽆奈和焦虑，有些⼈反倒可以过得更平静。

接受采访的⼏位独⽴⼯作者都刚刚才起步⼏年，⼊⾏最早的王可也是在06年底在决⼼把纹⾝作为职业。盖林⼦则做买⼿刚刚⼀年，“把爱好当⼯作会不会杀死爱好”都还是提之过早的问题。⽽她们所从事的也都是相对新兴的⾏业。“艺术家”这词⼉⼀直到世纪之交还在庸俗化运动的余波中为街谈巷议所唾弃，“买⼿”是近⼏年随着先富起来者⺫光趋远才刚刚诞⽣，纯粹的电⼦⾳乐活动策划⼈⾄今可以掰着⼿指数出来，⽽纹⾝也是近⼏年才渐渐为主流社会所容纳，甚⾄谈不上被接受。

除了从⼩受学院体系训练和熏陶的⻢秋莎之外，其他⼈都有着半路出家的经历。整个⾏业距离真正的专业化还有相当差距，这给了⼈机会，也迫使抓住机会的⼈经历传统⼯种所不需要的试探和创造。没⼈知道她们能⾛多远，甚⾄她们所处的⾏业会⾛向何处也让⼈⽆法预期。在这个每个⼈都寻找事实和理论来论证⾃⼰⽣活的时代，甚⾄连时间也⽆法给出客观的答案。

但她们确实做出了选择，⽽且是在⻅过社会也明⽩了事之后，⾛上了仍是少有⼈⾛的路。在⼈们忙于被推进⼤学、招聘⺴站、写字楼并最终在办公格⼦和楼道吸烟处终⽼时，她们正在其他的可能性中起跑或热⾝。

“这一切让我特别完整。让我能成为我，成为⼀个特别真实的⼈。”⻢秋莎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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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朋友不锈钢老鼠（2014）

我是在推特上认识老鼠的，那大概是在2009年。当时推特上说中国话的人还不太多，疯子也比现在少。在那之前我也听说过她，还和大学同学传阅过她的文章。作为一个上网不算晚的年轻人，五花八门的文章我也看过不少，但她的文章几乎是唯一能吸引我的。倒不光是她说的有多好或者多对，更重要的是她对各种事都不大惊小怪，总有一种令人安心的淡定。这也是很多长者令我难以接受的地方——大风大浪都过来了，一遇到事，发起议论来还像个愤怒的中学生，就难免显得无聊甚至肉麻。当然这是人家的人生，不关老鼠的事更不关我的事。但我确实有种偏见，认为只有淡定的人才谈得上原则和勇敢。好激动如我者，激动劲儿一过，就只剩下硬撑了。

那时候，和老鼠在推特上说了一阵话以后，我的一个朋友跟我说，他想送老鼠一套乐高——在推特上关注过老鼠的都知道，此人是个乐高狂。之后几天，我在传知行的活动上碰到了老鼠，就过去跟她说我是推特上的谁谁谁，结果她一副受惊吓的样子。我又说我的朋友想送你一套乐高，她说好的，惊吓劲儿还是没过去。堪称是我人生中最失败的几次搭讪之一。

后来吃饭次数多了，发现老鼠也不是很容易受惊吓，只是极为认生。大概她见过的疯子太多，见到生人默认值就是疯子。但稍微熟络以后，她就会变成一个你能想象的最有亲和力的人。此人笑声爽朗，半死不活的语调里也透着她独有的聪敏和真诚。认识她没多久，我那文艺青年为主的朋友圈就成了她的朋友圈之一。回想起来，这事也有点不可思议。

当然，说老鼠完全不文艺也不对，她也写小说。我谈不上太喜欢她的小说，因为这家伙写东西没耐心，第一个场景写得还算完整而有趣，然后就开始列提纲了。我向她指出后，她还狡辩说是在模仿星新一。可我也看过星新一，实在不是她那个路子。她真正写的好的还是杂文。我觉得可能是因为写得快。

此外，老鼠虽然写文章有很准确的节奏感，但说起话来却像个练琴没数过拍子的吉他手，一旦走起长句，中间总会上气不接下气，加上句子里没逗号，听众难免会跟着喘错好几拍，而且担心她话说一半就昏死过去。此外，如前所述，她的语调里还有种软塌塌的气势，就像眼前这些事她都是强打起精神才能感兴趣一样。说实话，那种感觉我也常有，但作为一个病态注重饭局礼仪的人，我一般会装得比她好一点。

而且，那种软塌塌的气质也使她非常的难对付。老鼠在辩论吵架方面战斗力惊人，固然是她聪明、逻辑性强而常能一针见血，但在我看来与她的语调也脱不了干系。一般来说，如果有人话中带刺，我们大可以认定或假装ta在闹情绪，从而成功地一笑置之。但老鼠说起话来实在没什么情绪，这就很容易把人逼死。有次一位老师说，所谓的经济学，就是研究怎样用有限的资源养活更多的人口。老鼠半死不活地反问道：您这是养人呢还是养猪呢？这话显然很不友好，但在场的人都会知道她不是成心要冒犯人家，她脑子里就是这么想的。所以跟她发脾气是件很困难的事，因为你知道她不是在找茬，全都是讲理能解决的问题。这种脾气发出去，晚上回家会恨自己的。

除了通过吵架活跃气氛之外，老鼠在饭局上还有很多功能，比如心算能力强大，结账时无论钱数和人数有多膈应，她都能一秒给出平均值，并嘲笑在座的某位不具备该技能的理科博士。在饭桌上出现不堪入目的场面时，她也能凭借其情绪的平稳和气质上的亲和力，有效地予以阻止。去年有位中年前辈来跟我们吃饭，到散席时，老先生居然举起酒杯，说“我来讲两句”，并开始了以“在座的都是青年的朋友”为开头的演讲，结果被老鼠一句有气无力的“你丫想说什么就直说”给拍了回去。可惜那位前辈也没说他到底想说什么。没过多久他就进去了，现在也还要等许多日子才能再见到。

在老鼠喜欢的东西里，最广为人知的莫过于奶酪，但我没怎么和她一起吃过奶酪。我印象里，老鼠最喜欢吃的东西乃是红烧肉，而且要甜口的。她曾多次召集朋友们在一家除了红烧肉一无是处的饭馆聚餐，直到大家连那儿的红烧肉都吃不动了才罢休。在老鼠憎恶的东西里，最突出的大概不是哪个政治派别，而是体育锻炼。我唯一一次听她提及减肥，是说要在淘宝上买个动感单车，在家骑着玩儿。可惜这事只提过一次，后来我们去她家打牌，也没发现过屋里有自行车，只有堆积如山的书和乐高。作为朋友，我对她的体质能否承受里面的劳动深感担忧。

除了看书和玩乐高，老鼠也喜欢看电影，而且和看书一样，不能忍受国产的。我跟她看的大部分电影都是在电影资料馆。一次是2011年3月31日，放的是《搏击俱乐部》，观众爆满，资料馆甚至被迫加映了一场。那天在场的朋友，如果你记得在一些全场鸦雀无声的段落，前排中间位置却爆发出响彻全场的笑声，那就是老鼠。还有一次是去年年初，看一个叫《原始星球》的法国动画片，是我拉她去的。那之后她就不找我看电影了，可能是觉得我品味可疑。但我那天也只是无聊而已啊。

老鼠不算是个快乐的人，而且有时还发抑郁症，整宿睡不着，在网上憋着找人吵架。按我的猜测，在这种时候被她找上的人，肯定都有“这事儿怎么也有你”的不可理喻感。而且只要被她咬上了，总是很难脱身。所以每当她在推上吵了令人难以置信的架，朋友们就会周知“老鼠又抑郁了”，然后叫她出来吃肉。老鼠是个热爱饮食的老鼠，吃完回去一般抑郁症就好了。最近听到传说，说前几天有人去看守所打听了，她的帐上只存了一百块钱。我不知道这是因为什么，但第一反应是，可能刚进去时没这么少，但这些天以来她小炒买得太多了。

老鼠进去了，朋友们都很着急，也都不知道能为她做点什么。时局艰难，我们又都不是当勇士的料，光荣的荆棘路走不起，走了也帮不上人家的忙。这十几天以来，每到深夜，便觉得自己是个废柴，连好朋友都救不了；太阳升起，自己的日子又得往下过，该做的活还要做。谁让我不是勇敢的人，却认识了勇敢的朋友。

老鼠不是我惯交的那种朋友。此人对文艺没有任何热衷，对文学的爱好集中于科幻，特别不情绪化，也特别不神经质。我会跟她熟络，也许是因为认识她这几年来，世界和身边的世界都急转直下，按我年轻几岁时相信的标准，现在满地球都是疯子，满地图都是火药桶，一切噩梦都像是随时会降临。朋友们见面时聊的话题，几乎都成了灾难到来时的求生窍门。我怀念过去这几年，和老鼠这样聪明而有趣的朋友一起，谈论和面对无处不在的荒诞、疯狂与恐惧。我衷心希望，这样的场景能尽快回到我的生活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