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荒岛漂流100天日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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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5 I will participate as a Japanese guest writer at "ZINE DAY TAIWAN" held at Taipei Retro Printing in Taiwan. We will put out illustration collection Gozukan, silk screen printing of plants and maze folding books on T-shirts and bags. Everyone, please come✈️ 3/4~5台湾、台北レトロ印刷で開催の「ZINE DAY TAIWAN」に日本人ゲスト作家として参加します イラスト集ごず鑑とTシャツやカバンに植物のシルクスクリーン印刷が出来るワークショップと迷路折本を出します。 みんな来てね！✈️ #台湾　#zine #ZINEDAYTAIWAN #無人島漂着100日日記 #荒岛漂流100天日记 #illustration #Illustrator #painting #art #sketch #original #digitalart #イラスト　#イラストレーター #オリジナルイラスト #植物 #草 #grass #plant #箱庭 #ヴィネット #Boxgarden#Vignette #可愛い #cute #動物　#動物イラスト #animals https://www.instagram.com/p/Co9m2pZLdHe/?igshid=NGJjMDIxMWI=

[jinghuablog]

东海岸抒情——走进澳洲的尽头（一）

一到假期，久居的倦怠便会油然而生，人就会想方设法外出旅行，换一下心情，这次也不例外，可让我意外的是太太竟找出这样一个理由，她说：＂海风姐的塔斯马尼亚游记写的不错，我们何不去那里玩上二个星期呢？＂我理所当然的一口答应，这个要求并不高，在国内旅游可以说走就走，根本不用提前规划。接下来，我随口问了她一句：＂这次去塔州，那么下次你准备去哪儿玩？＂

＂当然是西澳了。＂

＂难不成是看了麦子的西澳游记？＂我开玩笑的说。

＂算你聪明。＂太太得意地一笑。

＂我的妈呀，在澳洲玩还没啥大不了的，可你要是心血来潮的学起了菲儿，去周游世界，那可就玩大发啦。哈哈哈……＂

这虽然是一则笑话，但是好的游记能产生带动效应，这是不争的事实。

塔斯马尼亚岛是澳洲大陆的最南端，它有许多的美誉，如＂天然之州＂、＂苹果之岛＂、＂澳洲版的新西兰＂、＂世界的心脏＂，甚至还有人把它称之为＂世界的尽头＂，可是我认为把它叫作＂澳洲的尽头＂更为准确。但不管是什么样的称呼，到塔洲去旅游总是件高兴的事情。

悉尼到塔斯马尼亚首府霍巴特（Hobert）只有近二个小时的��程。那天我们抵达霍巴特已是下午的一点。出了机场的候机大厅，我们就直奔租车公司，机场里有大约七、八家租车公司，大多数租车公司门口罗雀，唯有一家叫Bargain的租车公司门前大排长龙，可能是它们的租车价格太有竞争力。我们在那里排队排了近一个小时，总算轮到了我们办理租车手续，可办完了手续还不能提车，谁叫我们订的是SUV车型，这款车特别的热门，不光是我们，还有其他二十多名顾客都是这个原因等待着提车。不过车行里的小哥还挺热心，不时跑过来安抚我们，像做了错事的小孩，这反到弄得我们不好意思了起来，只能坐在机场咖啡馆里耐心等待。等我们拿到车钥匙差不多已是下午的五点。

去停车场提车，一看给我们的是一辆上汽名爵品牌的运动型轿车，这辈子还没开过中国产的汽车，能尝试一下也挺不错的。打开车门一看，心里一阵高兴，崭新的皮坐椅，位置空间大，开车视觉开阔，仪表盘设计合理，再一查看公里数表，只有区区7700公里，简直就是一辆没开多久的新车。管它是什么国家的车，一万公里都不到的汽车应该不会差到哪里去的。可开出机场，上了高速公路，才觉得跟家里的几辆车相比差了一大截。

车开了大约10多分钟，我们在一个叫Sorell的地方，找了一家Woolworths 超市，买了些面包、牛奶、零食、饮用水之后，便立即赶去100多公里之外的旅馆，到了住地差不多已是晩上七点，此时太阳还没下山，二月的夕阳余晖洒满了大地。

我们租的是汉普顿湾酒店（Hampton on the bay)的一间临水小木屋，按照几个小时前收到的开门密码，我们打开了房门。进门是一间带有厨房的客厅，旁边一间是卧室和浴室，二间房间都朝向东面。依窗眺望，远处是菲欣纳半岛（Freycinet Peninsula )，那里山丘起伏，暮色朦胧。眼前是一片平静开阔的海面，一抹金色的残阳还停留在水面上，波��潋滟，煞是好看。窗外是一片茂密的树林，几个小袋鼠在林中四处跳跃，悠闲自在。真是一处风景奇美的世外桃源。我们将在这里住三个晚上。

塔斯马尼亚被称之为观星圣地。到了夜晚我们关上所有的灯光，凭窗眺望，外面月华如水，深暗的海面上，银光闪烁，像是无数银龙在翻腾舞动，抬头遥望夜空，银河星光璀璨，壮观华美，黑暗中到处是一幅幅令人叹为观止的画卷，躺在床上还能朦朦胧胧体会到＂醉后不知天在水，满船清梦压星河＂的那种意境。

第二天清晨，天还没亮我就起了床，从小自己就习惯于早起早睡，早晨醒来之后，要是还继续赖在床上，对我来说并不是一种享受。起床后，拉开客厅的窗帘，泡上一杯好茶，坐在沙发上，静静的等待着看日出。这时天还是暗沉沉的，喝完了一杯茶，东方些微有些白意，再过一会儿又有了瑰丽荣华的色彩，当我转身去厨房，再续上一杯茶，等回过身来再看时，一轮红彤彤的太阳已经跃出了地平线，翻登了云背，射出万缕的金辉……

今天真是个风和日丽的好日子，我们准备去菲欣纳（Freycinet )国家公园，那里有好多秀美的风景。

吃完早餐后，我们八点半出了门。车拐入三号公路后便一路往北。路上很少有车辆的来往，即使有车辆经过都是风驰电掣般开的飞快。我们的右手边是蔚蓝的大海，左手边到处是绿意迎人的平原山丘，一簇簇，一片片的绿色中，有苍绿、翠绿、黄绿……简直就是个绿色世界，沿路不时可以看到牛羊成群的牧场，种植一排排葡萄树的葡萄园，还有无边的草场。然而眼前的一切并不都是那么的美妙和谐，行经在路上总能见到有被辗毙的野兔和袋鼠，看了怵目惊心。

车开了一个小时，我们来到了科尔斯湾（Coles Bay）小镇，它是游客前往菲欣纳国家公园的主要入口，常住人口有500人。这里风景非常优美，海湾里青波微漾，几只白色游船停在平静的海面上，岸边到处是橙红色的花岗岩礁石，像是在岸边燃烧着的团团火焰，对岸是粉红色花岗岩山峰的冒险山脉���The Hazards)。这��美丽的画境转入美妙的诗境，不禁让我想起了＂水光潋滟晴方好＂这句诗句来，要不是今天这么晴暖的天气，这里可能是另外的一种风情。岸边人没几个，游客更是绝迹，可能都一窝蜂去了更加知名的＂酒杯湾＂，但我觉得这里的美景更加值得流连。

我们在岸边悠闲的散步，拍照，还坐在岸边的岩石上发了一会儿呆。这里真是一个美妙无比的地方，明媚的阳光洒满了茂密的山峦，碧绿的海湾，天边飘着几朵悠悠的白云，海天一色，白船点点，岸石火红，清波荡漾，轻浪拍打着岸边，是那么的委婉，那么的恬静，犹如天籁之音，不绝如缕。水波微响，山儿不动，天水之间，全是清明与祥和，一个远离尘世的世外桃源。

勾留了大半个小时，我们又驱车来到了国家公园的游客中心，先买了一张国家公园门票。门票60天有效，可价格竞高达90澳币，比过去涨了足足30澳币，这种涨价幅度让人瞠目结舌。接待的小伙子倒是热心周到，介绍门票的用法，公园里各种步道，周围值得一看的风景。

我们先去了＂酒杯湾＂观景台，这需要走一条来回一个半小时路程的步道。山脚下的路还算平坦，可是没走多久，就觉得有点费劲，还好我们俩平时注意锻练，脚力都不错，对我们来说最大的挑战还是天气，火热的太阳高高挂在头顶上，林子里密不透风，酷热难当，到了半山腰早已汗流浃背。在途中，我们看到很多游客坐在阴凉的石头上休息，他们个个脸色煞白，气喘如牛，把刚拿到手的小册子当作扇子扇风。上面下来的游客见此情景，则不停鼓励说：＂Pretty close！＂还真是，再坚持走了一段，＂酒杯湾＂的全景便豁然在目。

＂酒杯湾＂（Wineglass Bay)是塔斯马尼亚最受欢迎的旅游景点，它俯瞰水晶般绚丽的＂大蚝湾＂（Great Oyster Bay)，上个世纪末，被美国旅游杂志《Outside 》评选为世界上十大最佳海滩之一。——一个半月形的白色沙滩瑰丽夺目，沙滩面朝波涛汹涌的塔斯曼海，身后是山林起伏的塔斯马尼亚荒原（The Tasmanian Wilderness)，它是世界上仅有的温带雨林，被���合国教科文组织授予世界文化和自然双重遗产。

我们登上了＂酒杯湾＂观景台，展现在眼前是精妙绝伦的＂酒杯湾＂，洁白的沙滩和蓝绿色的海水构画出一个美仑美奂的海湾，海水清澈无比，碧波荡漾，白色沙滩宛如酒杯沿上那层泡沫，它的身后山峦叠萃，绵延起伏，再配上那蓝的天，晴暖的阳光，更加美妙绝伦，壮观无比，大自然的鬼斧神工，实在让人叹为观止。

下山自然要比上山来的轻松快活，不光是脚下生风，心情也像一餐盛馔之后，硬是觉得可以骄人。

紧接着我们又开车去了蜜月湾（Honeymoon Bay)，图维尔角（Cape Tourville)那里的风光旖旎，让人陶醉。游玩结束已经过了下午二点。接着我们驱车去了菲欣钠海洋农场（Freycinet Marine Farm)，饱餐了一顿生蚝、炸鱼，炸土豆条的午餐。

第二天早上，我们接着去了另一个著名景点＂火焰湾＂（Bay of Fires)，它距离我们的住处有150公里，开车差不多要2个小时，还是跟头一天一样，早上八点多钟出门，一路往北，过了菲欣纳半岛，沿途又是另一番景色。

＂火焰湾＂海岸线从南部的比那隆湾（Binalong Bay)到北部的埃廸斯通角（Eddystone Point)，全长50公里，清澈的海水，白色的沙滩，橙色地衣的巨大花岗岩石，给前来的游客留下深刻印象。2005年，它被全球知名的康泰纳仕出版集团（Conde Nest)评为世界第二大最佳海滩，2008年，被国际旅游指南《孤独星球》评为2009年全球最热门的旅游目的地。

我们第一个目的地是去一个叫花园（The Gardens)的地方，它在比那隆湾北面16公里处，是橙色花岗石最集中的地方。我们的车开到花园已经过了十点。一下车着实让我大吃一惊，这里就像一个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的荒滩野地，几乎看不到游客的影子，如此一个漂亮地名的地方，却这般的荒凉冷清，实在有点名不副实。不过这里的景色非常壮观。碧绿的海水，洁白的沙滩，海岸边到处都是橙红色的奇形怪石，仿佛上帝作画时，一不小心把红色的染料打翻在了这里。如此多的红色岩石，让人惊叹不已。

当然海边阒无一人正合我心意，可以任由我们随心所欲在岩石上走来走去，挑选最佳拍照角度。本想坐在红色岩石上看看大海，吹吹海风，可没坐上五分钟，就觉得人像是被架在火上烤似的酷热难当，这时心里不觉暗暗后��，应该在比那隆湾住上二天，日出日落时分来这里，那才是真正浪漫的享受！

花园再往北就没有公路可走，我们只能回到比那隆湾，沿路有好几处都是纯白的沙滩，有Taylors Beach、Swimcart Beach、Jeanneret Beach，我们停下了车，下去转了转。海中泳客少得可怜，岸边游客更是绝迹，只觉得耀眼的阳光照在白沙滩上，那沙滩上的白就显得更加突出，非常的刺眼。照理说亚裔人都怕阳光，可这里的本地人也没几个影子，热门旅游目的地竟如此不受待见，真出乎我的意料。

比那隆湾要热闹许多，它过去是个小渔村，后来发展成有300人的小镇，现在这里建有大量的度假住宅，还有人工开发的公园、步道。这里是火焰湾的南部起点，也有许多的橙色花岗岩石，游客也比较多，游客信息中心设在一家咖啡馆内，问了老板娘才得知去埃迪斯通角要走另外一条公路，至少还有六十公里的路程，想想也就放弃。只能去圣赫勒拿（Saint Helens)小镇吃午餐，随后在小镇的乔治河（George River)河堤上散步，觉得还是这里舒服，悠闲自在。

回来的时候，我们又顺路去了比切诺（Bicheno）小镇，小镇风景秀美，旅游资源丰富，是游客东海岸旅游的必经之处。比切诺喷水洞（Bicheno Blowhole)是这里比较热门的景点，我们在这里玩的非常开心，站在喷水洞旁的大岩石上，看着海浪一飞冲天，仿佛自己也跟着激起的水柱飞了起来，怡然自得，好不痛快。

住在塔斯马尼亚东海岸的三天，天天都是阳光明媚的好天气。风轻云淡的日子自然使人神清气爽，饱览美景更是让人心旷神怡，玩得开心，住的舒心，吃的称心，旅游途中能有三＂心＂满足已属不易，今次又再添上三天的意外之喜——迎日出，观星河。那窗外晨曦中的大海，月光下的海浪，还有梦里的潮起潮落，心与境的交萦互染，低徊中又有了许多生命的感悟。

[ivannutshell-blog]

失眠疫

毛晓喜欢下雨。

七月的暑气被暂时浇进了柏油里。凌晨两点钟的夜雨漆黑一片，水珠一条一条划过玻璃窗，给城市打了一个马虎眼。暖黄色的路灯氤氲成一团火。绝大多数人已经枕着雨声入眠，但毛晓格外清醒——失眠像个毫无征兆着到访的老朋友再一次造访了她。

毛晓想到了一个奇异的比喻，譬如一个披头散发还带着猩猩特征的祖先，它的背影忽然盘踞在她混乱的脑海里。

“两千万年前那更为漫长的冬季的雨夜，还没征服火焰的祖先们又是怎样熬过去的呢？”

失眠曾是毛晓的痛苦之源，无数个夜晚她盯着墙上的挂钟，一夜一夜的等待天亮。睡眠和毛晓能掌控的绝大多数事情都不一样——越想争取，越以失望告终。毛晓试着像接受不如意的成绩和一团乱麻的工作一样蔑视失眠，自以为不抱睡个好觉的期望便万事大吉。在第一百零三次开会时因为打哈欠被领导瞥来目光关心，她承认这个坎没那么好过。

于是寻医问药，先是心理辅导和催眠疗法、再然后镇静剂和抗抑郁药物。毛晓终于在希望和失望的交替上演中消磨了耐心，漫长的抗争以深夜的大爆发告终。她的邻居被凌晨传来的尖叫和家具倾倒的巨响吵醒而报警，在警察面前，她失眠的消息终于披头散发的昭告天下。

热心的亲戚们怀疑她犯了鬼神，道家符咒和泰国佛牌迎来送往，她至今还记得邻居家请来的半仙的说法：“孩子，你只能靠自己。”

失眠和大多数事情一样——有什么可靠？熬着罢了。

距黎明三小时

失眠如今是老朋友了，突然的造访固然令人惊讶，转个身便镇定下来客套的迎接。毛晓在黑暗中耷拉着拖鞋，走到窗边打开窗户，蓦然想起小时候看的段子：“下雨天留客天留我不留”，噗嗤一声笑了出来。

雨点落在遮雨棚上的声音裹挟着水汽，一股脑扑进二十一楼的小阳台。夜雨里她格外清醒——尽管失眠在最近三个月来袭，但一切都应该追溯到去年的冬天，陈立奉上的那个猝不及防的吻。

那个冬天是红色的。寒冷的夜空飘起雪时，千篇一律的圣诞节装饰雪片般挂满了卡拉OK的大堂。毛晓刚写完最后一份策划案，从公司匆匆打车赶来，手里从公司食堂打包当晚餐的面包还没吃完。入职半年经历了几场鸿门宴后，同事间的聚餐她能避则避，年终的庆功宴到底还是得应付一番。她不动声色地打量着暖红色的冬夜，门迎换下皱皱巴巴的修身西装、套上鲜艳大红色的圣诞老人礼服，用千篇一律的热情笑容把毛晓带进最大的包厢。香水味和酒精味在走廊里发酵，隔壁包厢里偶尔飘来一两句支离破碎的歌词。房间里灯光暧昧不清，男男女女们笑成一团。毛晓坐定，自罚三杯，整个世界都蒙上了一片薄雾。

几位老佛爷已经先走一步，年轻人们唱过几轮苦情歌，目前在玩游戏的阶段。毛晓瞥见同事陈立踉踉跄跄地向她走来，同事们的起哄声此起彼伏。陈立刚刚输了游戏，他把手里的大杯啤酒一饮而尽，然后冲着坐在门口的毛晓笑了笑，露出洁白的牙齿：“我能亲一下你吗？”

他眨了眨眼睛，毛晓看到星星。

毛晓有点眩晕。她怀疑自己听错了，或者理解错了意思。但她抬头时看到陈立笃定的眼神，稀疏而杂乱的眉毛冲着她笑。有什么东西在她的脑海中一点一点崩塌，她觉得好像有些事情搞错了，但她说不清。在夹杂着酒精味震耳欲聋的喝彩之中，毛晓像是被蛊惑一般闭上眼睛，感到脸颊轻轻盖上了一片暖意，然后迅速烧了起来。起哄声更响了，她睁开眼，陈立趁热打铁般醉醺醺的问：“那我能做你的男朋友吗？”她来不及反应，起哄声差点掀翻了屋顶，服务员默契的站在门口张望，没有打扰他们。这是毛晓今晚第一次成为人群的焦点，一股混杂不清的骄傲和紧张在她心里礼花般交替绽放，爆炸声在她小号羽绒服包裹着的胸膛里长久回荡。她不知出于感激还是羞涩抬起头，又轻轻点点头。

陈立笑了，脸颊上映出了浅浅的酒窝。毛晓莫名其妙地瞥了他一眼，绽放了那晚上第一个笑容。之后的记忆混乱成一团，冰凉的啤酒、滚烫的掌心、残留体温的男生外套。大概是酒精在作祟，或者因为内心中某种她一直在避免的欲望，毛晓和陈立在一个醉醺醺的夜晚宣告彼此相爱。

过程过于仓促，以至于毛晓在被问到为什么答应时，支支吾吾也灌下去一杯扎啤。

距黎明两小时

“啪嗒”一声，定时器走完了一圈，风扇发出最后一声呻吟后戛然而止。雨更大了，涌进阳台的风有些咸腥味，一声一声敲打着没有完全拉开的百叶窗。毛晓赤着脚走过去收起窗叶，彻底敞开夜空。街上空空荡荡，雨滴落在地上溅起水花，像是柏油路在吐泡泡。大多数店铺的门头灯管都已经熄灭，只有24小时餐厅、小旅馆和成人用品商店的灯依然刺眼的亮着。

就像那年的雨季，每个角落都生机勃勃。

陈立留给毛晓的印象十分模糊。瘦削的脸棱角分明但算不上帅，高高瘦瘦的身材总是穿着小一号的牛仔衬衣。毛晓还记得自己第一次和陈立见面的场景。他坐在公司楼下的咖啡店里靠窗的单人座位，牙齿咬住吸管一口一口啜着奶加到发白的咖啡，眼神望着窗外熠熠发光。潇潇秋雨里的新同事让她震撼——也有可能是因为咖啡店的爵士乐令人敞开心扉——她坐在旁边搭话：“你好呀，我是毛晓。在等雨停？”陈立偏过头，随随便便地瞥了她一眼，然后露出了灿烂的微笑。“你好，我是陈立。”

她大概是爱上了桀骜不驯的男人。

之后有几次短暂的对话，关于公司茶水间的咖啡、最近的市场动向，还有天气和音乐。再然后就是那个冬夜，毛晓和他交换了一小部分自己。空气中散发着霉味儿，老旧的空调扇页已经卡住，暖风一下一下拍向虚空。两栋年轻的身体裹满了汗水在床单上微微颤抖，床架吱哑作响。毛晓忽然一阵忐忑，她握住了陈立的双手，像彷徨在十字街头的失明者，听着汽车川流不息时无力感泛上心头，���紧抓住唯一的依靠。陈立细密的吻落在她紧闭的眼睛上，质感粗糙，毛晓睫毛抖的剧烈又夸张。她放弃了抵抗。喘息声从很远的角落飘来，毛晓只觉得天旋地转，刺耳的雨声淅淅沥沥延绵不绝像全都灌进房间里，她要溺水了！毛晓承受着二十五岁男生的重量，紧紧相贴的皮肤像是融化了一般，快要烧起来。想到这里她忍不住打了个哆嗦，下意识地攥紧了床单。陈立噗嗤笑了，于是毛晓恼火的闭上了眼。像过了一个世纪那么长，有一个短暂的间歇她眼前一黑，乱糟糟的脑海突然一片空白。毛晓重复着陈立的名字，一声一声小声地呼唤着他，像是不想和世界分享这个秘密。但闪电炸开的时候，整个房间亮如白昼。

“你……什么时候开始……喜欢……？”毛晓在黑暗中洗了一把脸，重新躺回床上，用被子蒙住头轻声问。陈立回以轻微的鼾声。毛晓掀开被子，凝视着陈立紧闭的双眼，只能听见年轻的男孩的心跳声。那是毛晓第一次整晚未眠。她转过身蜷缩进陈立的怀里，贪婪地占有着身边男人沉稳又有力的呼吸。二十七岁的陈立胸膛滚烫，毛晓觉得自己像泡在热水里，胸口涨得生疼，某种曲折的思念在滋生。荒诞的热度和压力令她窒息，她转身挣脱了陈立张开的手臂，压在被两人挤的皱成一团、层层叠叠的床单上，她抖得厉害，心脏像要跳出喉咙。一瞬间畏惧涌上心头——她感到世界在离她而去，沉浸在黑夜里的她还没记起来天会亮，黎明就快要到来。

在那个潮湿的夜晚，结实的玻璃窗挡住了被暴雨冲刷着的城市。黑暗中没有光，像是春梦一场，不留痕迹，也没有意义。

距黎明半小时

隐隐约约的雷声从天边轻浮飘来。泥土味混着青草的腥味在房间里横冲直撞。毛晓凝视着黑暗，黑暗也回以凝视。游荡了二十九年的毛晓自认抵制得住花花世界，却从来毫无防备空寂无人的后半夜。她从冰箱摸出一罐冰啤酒。花花绿绿的商标，那是陈立喜欢的牌子，她也不知道自己为什么会买几罐放在冰箱里，像某个仪式不可或缺的咒语。毛晓随手抹了一把铝罐上凝结的小水珠，粗暴地打开拉环，爆破的声音像火柴划开了黑夜，某一瞬间她好像看见了辐射的火光。

毛晓从说不出什么叫好喝的啤酒。她只是下意识的闭上呼吸，喉咙机械式的一颤。平心而论，她不喜欢氤氲着的酒精气息。但与清醒着失眠相比，她宁愿自己麻醉一些，因此心甘情愿交出自己感官的最终控制权。

她想起一个月后两人分手。没有争吵、冷战或者摊牌，以至于没什么好向闺蜜倾诉的由头。在那次突飞猛进下短暂的情事之后，陈立迅速抛下了毛晓，像是扔掉一个盖满了章子的旧护照。毛晓认可他的精彩解释——酒精麻痹了头脑！两人没能比谣言坚持更长。毛晓瘦削的脸更为苍白，更为一言不发。

一次浅尝辄止的失败不是全部，毛晓当然明白。但她更为清楚的是，她或许很难走出那段绝望的阴影。她自认不是个传统的女孩，却总是过不去心里那道坎——不是惧怕分手，而是惧怕这一切本身就是错误。她甚至已经忘了那晚陈立模糊不清的脸，却依然记得汗水浸透的身体那滑腻腻的触感——这让她感到恶心，在那之后的一个月她每天花一个半小时洗澡。

她为自己不值得。过气的情感博主说开始下一段才能忘掉上一段，于是她也试着拼命社交，从一个夜场到另一个酒吧，凌晨一点的世界里总有她涂着艳色口红摇曳生姿的身影。也有几段萍水相逢，桀骜不驯的男人们来了又去，温存过后，风后入江云般走出她的生活。她自以为无所谓的戴上耳环，却总以爱的痛彻心扉收场。她学着洒脱，把无从说起的情绪都扔进长岛冰茶，再跌跌撞撞走进厕所，呕吐物和泪水混着吐进马桶，这时的哭泣不代表软弱。她抹掉眼泪，用自动感应水龙头里的冰水洗干净脸，再面对着镜子涂上时下流行的口红，义无反顾地走回门外的欢乐场。高跟鞋敲击地面的声音清脆悦耳，洗手间装潢华美的大门缓缓合上，没有什么回头的余地。

她自问跟不上时代的节奏，索性戴上耳机，主动屏蔽了世界传来的讯息。陈慧琳，周杰伦，杨千嬅。模糊不清的歌词从她的世界漂浮而过，汇成了一场淅淅沥沥的雨，直滴到今天，雨仍下个不停。在这个夏天，她以失去睡眠作为代价，接受了命运的惩罚。

毛晓清楚自己失眠的原因，她在哀悼那段根本不存在的爱情，或者说，她用不存在的爱情确认青春，却得到了一个鲜艳的零分。

失眠像一场瘟疫，在城市的夜空如幽灵般盘旋着，趁着黑夜潜入千家万户，夺走爱情和睡眠。毛晓曾以为总有盖世英雄出现拯救她，在此之前投入下一段爱情就是解药。她想起电影里的那句台词：“我们不如重头来过”。她轻车熟路的划进通讯录，自那个冬夜来第一次重新点开陈立的头像，端详良久，删掉了对话框。

几分钟后毛晓跌跌撞撞拿出电脑，同步好备份过的聊天记录。毛晓在看到100%成功的提示后终于眼困倒下，她呼吸很浅很浅，像在和这个世界说着情话。但她毕竟在天亮前“睡着了”，这是她的梦想。

窗外雨停了。太阳还有五分钟会跳出地平线，小区正在慢慢醒来，布谷鸟的叫声在雨后清脆极了。晨跑的大爷咳嗽声在楼道起伏，打太极拳的大妈则换好了大红色的缎子练功服。楼下的高考生背着书包叼着面包背单词，着急的父亲按了一声喇叭催他上车。送报纸的邮递员朝气蓬勃，送牛奶的快递员则哈欠连天。

而她睡去了——日出之中，金灿灿的晨光透过二十一层的玻璃窗洒在她脸上。她嘴角微微扬起，似乎是做了个好梦。

瘟疫和人类活得一样长。

[andyfan7896]

亿万富翁的太空殖民计划：谁将成为“星际探索”的牺牲品？

编者按：在亿万富翁们争相向太空进军之际，来自美国的杰夫·贝佐斯与埃隆·马斯克已经成为了该领域最为激进的领军人物。他们公开宣传将人类变成“星际物种”的重要性，并且为公司从政府方面争取到了巨额补助。

企业对外太空的开拓让人联想到了东印度公司对殖民地造成的毁灭性影响，而拥有最尖端技术的公司们俨然已经宣告了对外星资源的拥有权。虽然《外层空间条约》规定，没有一个国家可以拥有外星领地，但是美国总统奥巴马在2015年签署的《太空法》允许了美国公民要求拥有从太空提取的资源。

这些亿万富翁所建立的发射点对原住民社区和环境造成了巨大的伤害，但是这些公司对此毫不在意。另一方面，虽然亿万富翁表示在星际拓荒的过程中会需要大量的劳动力，会提供大量的就业机会，但是马斯克承认这些工作将会伴有巨大的风险，并且表示不介意以一部分人的牺牲换取更大的利益。

更为严肃的问题是，当私人企业能够摆脱国家的��缚，进入太空之后，他们是否会成为拥有资源、技术、武装的新“主权”；而下层阶级可能被迫成为被抛弃的牺牲品。当贝佐斯和马斯克称赞用公共资金把人类带到太空的好处时，我们应该问：这些殖民地是为谁准备的？

本文作者阿丽娜·乌特拉塔（Alina Utrata）是剑桥大学政治与国际研究系博士研究生，盖茨-剑桥和马歇尔学者。她的研究《硅谷与国家（Silicon Valley and the State）》将科技公司视为国家权力的竞争对手。本文原载于《波士顿书评》。

在地球上赚取了巨额财富之后，亿万富翁们现在正相互竞争，向太空进军。地球上最富有的人、前亚马逊首席执行官杰夫·贝佐斯最近宣布，他将成为自己的私人太空公司“蓝色起源”（Blue Origin）首次载人航天飞行的四名“太空游客”之一。该飞行计划定于2021年7月20日进行，即阿波罗11号登月的纪念日。这一消息促使维珍银河的老板理查德·布兰森（Richard Branson）加快了自己的太空旅行计划，他于7月11日将自己送入太空，比贝佐斯早了9天。

2021年7月11日，英国维珍银河公司的“团结”号太空船11日完成首次满员太空试飞，向其商业太空游计划迈进一步。该公司创始人理查德·布兰森作为机组成员参与此次试飞。

科技界的亿万富翁、地球上第三富有的人埃隆·马斯克（Elon Musk）对他的太空公司SpaceX以及他将人类变成“星际物种”的计划，常常是直言不讳的。然而，贝佐斯和这位特斯拉创始人一样痴迷于外太空。这两位亿万富翁一致认为，在太空定居是人类的命运。而且，在没有太多公开辩论的情况下，私人太空公司似乎已经解决了这个问题：太空将成为人类的下一个疆域。

私营企业应该实现“国家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一直能够做到的事情：飞向太空”，这是美国特有的观念。它将国内的自由主义（libertarianism）和对私人企业家精神的盲目崇拜，与更加全球化的新自由主义和政府外包精神结合在一起。然而，尽管存在这些激励性的理念，私营公司已经通过政府合同，使用大量公共资金启动了他们的太空殖民计划。

冷战时期太空竞赛的特点，是围绕“民族国家的力量和科学能力”的必胜信念。然而，今天的太空探索浪潮是由科技亿万富翁的私人太空公司所引领的，他们的目的是为了经济利益（如果我们相信贝佐斯和马斯克，这也是为了改善人类文明）。但是，关于太空探索的言论和历史揭示了资本主义、殖民主义和公司的逻辑如何紧密且暴力地交织在一起。而且，正如历史告诉我们的那样，允许这些企业拥有殖民太空的力量可能会导致连国家都无法控制的结果。

在蓝色起源公司的早期，贝佐斯通过个人资助了他的公司（他在2017年透露，他每年出售10亿股亚马逊股票）。该公司最初专注于太空旅游，将其视作一个潜在的收入来源，以一种 “让人们适应太空旅行想法”的方式来运作该项目。但贝佐斯眼看着马斯克的SpaceX迅速在规模和项目上超越了他的公司。马斯克通过风险投资和数十亿美元的政府合同为SpaceX提供了资金。蓝色起源从未发射过进入轨道的火箭，但自2012年以来，SpaceX一直在为国际空间站运送美国宇航局的货物。

特斯拉在2014年获得了13亿美元的税收减免，在内华达州开设了一家电池厂。贝佐斯向一位亚马逊高层发送了一封电子邮件，询问马斯克为何能如此成功地获得巨额政府奖励。但现在贝佐斯没有什么可抱怨的了，现在蓝色起源经常与SpaceX来竞争合同，两家公司都花费了数百万美元游说国会来继续资助这些项目。在SpaceX最初赢得建造月球着陆器的合同后，���无尽前沿法案（Endless Frontier Act）》的一项短暂修正案甚至被戏称为“贝索斯救助（Bezos Bailout）”。该修正案本打算向NASA的月球计划拨款100亿美元，并设立第二项奖励。

马斯克确实有一种特殊的才能，能让他的企业获得政府资助。玛丽安娜·马祖卡托（Mariana Mazzucato）在她2013年出版的《创业型国家（The Entrepreneurial State）》一书中，表述政府才是对技术创新进行投资的主体，并驳斥了自由市场和小国家才能创造经济成功的观点。她记录了马斯克的公司SpaceX、特斯拉和太阳城（SolarCity）如何获得了数十亿美元的政府支持，其中包括拨款、税收减免和补贴贷款。除此之外，他们还从美国宇航局和能源部获得了数十亿美元的采购合同和对新技术的直接投资（政府的支持并非微不足道。特斯拉直到2020年才首次实现全年盈利，尽管马斯克通过持有该公司的股票积累了大部分个人财富）。

但这种将殖民行为外包给私人公司的做法不仅仅是新自由主义国家的特征；公司在长期以来都被嵌入殖民的历史中。在殖民的初期，尽管公司的母国经常为他们的海外投资提供资金和合法性，但政府并不总是会严格控制这些企业。例如，英国东印度公司，菲利普·斯特恩创造的“公司-国家”拥有武装部队、并且实行宣战、收税并且铸造硬币。相较于英国政府，该公司一度“统治”了更多的国民。正如J·C·沙曼（J. C. Sharman）和安德鲁·菲利普斯（Andrew Phillips）在《外包帝国: 企业国家如何造就现代世界（Outsourcing Empire: How Company-States Made the Modern World, 2020）》一书中指出的那样：“在某些情况下，企业制国家比当时的许多君主拥有更多的军事和政治权力。”

公司国家建立在对主权的理解之上：即主权是可分割和被授权的，这与我们今天所认为的“公共”与“私人”权力完全不同。与鼎盛时期的公司国家相比，即使是当今最大的跨国公司（当然包括SpaceX和蓝色起源）的权力也要小得多，而且绝对没有任何军事力量。最早授予这些航海公司垄断权的君主国家，在演变成现代国家之后也巩固了主权权力，并获得了比之前几个世纪的君主更多的权力。今天，国家（而不是公司）被认为是太空探索中真正危险的角色。国家对太空的军事化，���往被认为是“天体接触”最可能演变成暴力的方式。根据这种观点，如果美国私营公司从小行星上开采商业资源，这将是一个“比美国太空部队在月球上建立军事基地”要和平得多的前景。

然而，这种框架忽视了企业的暴力历史，以及私人商业追求与资本主义和殖民主义制度之间的深刻联系。此外，尽管国家可能帮助创建和参与这些系统，但它们并不总是能够控制它们所释放的力量。例如，东印度公司在英国政府的控制下的行为并非是不可避免的。即便如此，东印度公司也对它声称“统治”的地方，以及曾经给予它特权和它所在的国家造成了毁灭性的影响，进而开启了大英帝国的时代。正如《无政府状态：东印度公司的无情崛起（The Anarchy: The Relentless Rise of The East India Company, 2019）》的作者、历史学家威廉·达尔里姆普（William Dalrymple）所指出的那样：“18世纪末占领印度的不是英国政府，而是一家危险的、不受监管的私人公司……（他们）发动了一场历史上前所未有的企业政变，对南亚的大片土地进行军事征服、征服和掠夺。几乎可以肯定，这仍是世界历史上最严重的企业暴力行为。”在当代公司开始殖民太空时，我们应该问，现代国家是否更好地掌握了如何控制公司，如何控制在“应该由谁统治这些定居者和资源”的争斗中可能产生的暴力。

尽管蓝色起源和SpaceX都欠下了美国政府的资金，但美国监管机构管理这些公司（特别是马斯克的公司）的能力似乎有限。马斯克对美国监管机构的言论，甚至是对那些调查他的人，都出了名的粗鲁和无礼，他丝毫不改自己的行为。例如，去年12月，在美国联邦航空协会（FAA）因大气条件而吊销了其发射许可证后，SpaceX拒绝遵守“取消其星舰火箭高空测试发射”的命令。这并不是马斯克第一次违抗政府权威。2020年5月，尽管阿拉米达县因新冠大流行发出了就地避难的卫生命令，但马斯克还是重新开放了特斯拉工厂，并在推特上表示，如果执法部门采取行动，那么“只需要逮捕他一人”即可。他的公司已经多次因为违反其他各种监管和安全规定而受到调查和罚款（有报道称，特斯拉工厂没有设置应有的危险标志，因为马斯克“不喜欢黄色”）。这只是因为马斯克和之前许多有权势的人一样，得到了国家的优待吗？还是国家及其监管机构真的无法控制他？

2020年5月30日，美国佛罗里达州肯尼迪航天中心，SpaceX的首席执行官马斯克庆祝发射SpaceX龙飞船成功发射。搭载两名美国宇航员的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SpaceX龙飞船发射成功，乘“猎鹰9号”火箭飞往国际空间站。这是自2011年以来美国首次使用国产火箭和飞船从本土将宇航员送往空间站。

马斯克似乎并没有感到害怕。在2020年12月的火箭发射事件后，美国联邦航空管理局宣布，在未来的发射中将对SpaceX施加额外的措施，包括在现场设置联邦航空管理局检查员。2021年1月28日，马斯克在推特上回应称，美国联邦航空管理局的规定是“每年只允许少数政府设施进行少量的一次性发射。在这些规则下，人类将永远无法到达火星”。对马斯克来说，成为星际物种是关乎人类文明生死存亡的大事，远比规章制度重要得多。

贝佐斯和马斯克在谈及太空殖民时，都使用了道德要求的语言：人类不仅要探索太空，还要在太空定居。这两位工程师可以很容易在技术层面解释他们殖民宇宙的计划。尽管这些计划有所不同：贝佐斯希望建立漂浮在地球附近的人工管状结构，而马斯克则希望对火星进行地球化改造；但支撑这些计划的政治理念却非常相似。两者都提供了人类在太空中（生活）的乌托邦式愿景，试图为殖民主义和资本主义造成的政治问题提供技术解决方案。

1982年，贝佐斯在高中毕业典礼的演讲中说:“地球是有限的，如果世界经济和人口继续增长，太空是唯一的出路。”从那以后，他的观点没有多大改变。“（几个世纪后）我们将使用所有影响地球的太阳能，”他在蓝色起源主办的一次活动上对人群说：“地球上的资源是有限的。”这种马尔萨斯主义的逻辑支持了他关于“人类发展的必然性和向太空扩张的必要性”的论点。他解释说，世界上有短期的问题，比如贫困和污染；也有长期的问题，比如能源耗尽。贝佐斯警告说，如果我们不想成为“一个定量配给和停滞不前的文明”，我们必须向别的星球扩张，在那里，“资源是无限的”。

对马斯克来说，太空殖民也是保护人类文明的一种手段，尽管其目的是为了防止人类最终灭绝。他在2016年的一次国际会议上说：“我没有预言世界末日立即就要到来，但历史表明，一些灭绝事件将会发生。（人类的）另一种选择是成为一个太空文明和多行星物种。”贝佐斯强调来资本主义增长的周期性逻辑——为了保持扩张，我们必须扩张；而马斯克在他的殖民定居计划中则表示得更加明确。他的一项提议被称为“火星契约奴役”，即允许个人购买去火星的单程票，并通过在新殖民地承诺的工作来进行偿还。“火星将会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出现劳动力短缺”，马斯克解释说，所以“工作岗位不会出现短缺”。贝佐斯认为，人类将能够经常在地球和太空之间旅行，但马斯克认为，火星殖民地应该是自给自足的，确保即使在“补给船因任何原因无法从地球来到火星”的情况下，（人类）也能生存下去。

对于这两位企业家来说，他们的企业被誉为极富远见卓识，但他们的天体乌托邦却尤其“缺乏政治创造力和意识”。贝佐斯认为帝国扩张是支撑不断增长的人口的唯一方式，这是一种古老的殖民主义诉求，现在被重新包装为对星空的探求。对资源的无限需求，以及在贝佐斯看来只是短期问题的“贫困和污染”，都卷入了资本主义的开采周期；与此同时，这些问题正在造成地球的气候危机。

考虑到他的企业以绿色为导向，马斯克大概意识到了气候危机，或者至少意识到它带来了政府资助的机会。然而，他并没有明确地将气候变化列为火星殖民地可能防范的潜在“灭绝事件”之一。暂且不提火星地球化是否切实可行，《自然天文学》的一篇文章指出，相较于居住在地球，在太空定居并不是免费的。正如科学作家香农·斯特罗姆（Shannon Stirone）在《大西洋月刊（The Atlantic）》上指出的那样：“火星的大气层非常稀薄；它没有磁场来保护其表面免受太阳或银河宇宙射线的辐射；它没有可呼吸的空气，它的平均表面温度是致命的零下80度……人类要想在那里生活，就必须修建隧道，住在地下。”相较于“为了使太空变得适宜居住”而必须做出的环境和人类破坏，目前所有“为了阻止气候危机的技术或政治反应”都显得相形见绌。

而且，如同资本主义和气候变化问题一样，殖民太空对某些国家的影响要比其他国家严重得多。例如，当印尼总统佐科·维多多（Joko Widodo）向SpaceX公司提供巴布亚新几内亚的比亚克岛（Biak）建造发射站时，当地社区抗议称，建造这个发射站将造成巨大的生态破坏并导致社区居民流离失所。他们完全有理由感到担心，这正是发生在德克萨斯州南端的小镇博卡奇卡（Boca Chica）的情况， SpaceX之前在该地建造了发射站。在SpaceX搬进小镇后，德克萨斯州社区的居民被赶出家园，原因是该地区因火箭活动而变得不安全，发射站的建造还破坏了该地区的一个野生动物保护区。SpaceX提出过购买居民住宅，但其提供的价格低于许多人认为的合理水平。SpaceX在发给博卡奇卡小镇抗议者的邮件中表示：“随着该基地航天活动的规模和频率不断加快，你的财产将被划分进危险区域，为了遵守所有联邦和其他公共安全法规，该地区将不允许任何平民逗留。”SpaceX对该地区的影响表明，它对于导致当地社区居民流离失所，以及自己造成的破坏并不担心。

马斯克和贝佐斯信奉的理念是，殖民太空与殖民地球在某种程度上是不同的。他们的论点中隐含着这样的信念：造成过去浩劫的不是殖民资本主义制度，而是其实施的环境。从这个观点来看，尽管以前的殖民企图经常引发种族灭绝暴力，但这种历史不会在太空中重演。毕竟，没有人住在那里。这种观点忽略了一个事实，即殖民破坏是被一种特定的意识形态所证明的。这种意识形态使得“某种对世界的看法”和“人类在其中的作用”显得自然且不可避免。仅仅因为“没有人在那里”，所以该空间就可以被占有的想法，可以追溯到几个世纪以来为定居者种族灭绝辩护的殖民逻辑：只有特定的人以特定的方式使用资源，才有权拥有土地和所有权。因此，帝国主义的所有权观念会将空间转变为一个“空旷的边疆”，某些人可以在那里投射他们的政治梦想，无论是开发采掘业、制造业还是建立殖民地。

在他最近出版的《盗窃就是财产!》(2019)中，罗伯特·尼科尔斯（Robert Nichols）对殖民主义掠夺的递归逻辑进行了质疑，这种逻辑依赖于改造和盗窃的同时进行。正如他所说：

殖民化需要大规模的土地转让，同时重新解构所讨论的交换对象，这样回顾起来，它似乎是一种普通意义上的盗窃形式……“剥夺”可以是连贯地重建，成为一个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新的所有权关系得以产生，但只有在“要求它们同时被否定”的这一结构条件下才能成立。

在一次行动中，土地既变成了财产，又被夺走。

同样的逻辑让马斯克和贝佐斯可以宣称太空是“空的”，又是免费的。当然，我们没有使用太空本身就是一个谎言，即使没有人能拥有或占据月球上的一块土地。就像我们都使用水路和空气一样，“所有权”不能由这些资源所在的领土决定。例如，由数千颗轨道卫星造成的、日益严重的光污染（或“光涂鸦”）已经影响了地球上的许多社区，从天文学家和他们的科学研究，到依靠天体导航进行文化实践和生存的原住民社区。但是，由于这些社区没有“正确”地使用或占有空间资源，因此他们没有被认为是它的合法所有者，他们也就失去了拥有空间的权利。

但根据国际法，这些社区对天空的权利并不比马斯克和贝佐斯少。《外层空间条约》规定，“探索和利用外层空间……将成为全人类的领地”。虽然我们都可以使用、探索或研究空间，但没有一个国家可以声称拥有它；然而，这并不意味着各国不会尝试。例如，2015年，美国总统奥巴马签署了《太空法》。该法律允许美国公民要求拥有从太空提取的资源，并在美国法庭上捍卫自己的财产权。国际法律专家指出，《太空法》在理论上可能违反《外层空间条约》，该条约禁止各国对任何天体宣称主权。然而，《太空法》明确指出，美国并不是声称对任何外星领土拥有主权，而只是要求对外太空的资源拥有所有权。批评者否定了这一辩护；除非国家首先要求对领土拥有主权，否则不能要求拥有权。毕竟，领土是国家的组成部分。即使在星际之间，也很难想象有什么其他原则可以作为治理的基础。

2021年7月20日，美国得克萨斯州，美国亚马逊公司创始人杰夫·贝索斯搭乘蓝色起源公司“新谢波德”航天器升空。在顺利完成太空飞行，并成功着陆后，贝索斯表示，这是“最棒的一天”。

然而，领土边界从未成为行使权力的硬性限制。美国经常对其领土之外的人民和财产行使权力。与本尼迪克特·安德森（Benedict Anderson）的标识地图（logo map）一样，领土性以一种想象中的关联身份得以运作：它使国家权力合法化，但它并没有真正创造或限制国家权力。

然而，政治团体的乌托邦式愿景，正如菲利普·斯坦伯格（Philip Steinberg）、伊丽莎白·奈曼（Elizabeth Nyman）和毛罗·卡拉乔利（Mauro Caraccioli）指出的那样，从柏拉图的孤独城邦到火星殖民地，（人们）往往无法想象除了（获得）领土主权之外，还有什么办法可以逃离这个国家，重新开始。例如，海洋家园研究所（Seasteading Institute）是贝佐斯和马斯克太空殖民项目的“姐妹项目”，该项目由另一位科技亿万富翁彼得·蒂尔（Peter Thiel）牵头。蒂尔是马斯克在Paypal的联合创始人，他和谷歌的前工程师帕特里·弗里德曼（米尔顿·弗里德曼的孙子）建立了海洋家园研究所，通过浮动海洋平台“进一步建立和发展永久的、自治的海洋社区，使新的政治和社会制度创新成为可能”。就像太空殖民者一样，海洋殖民者设想人类工程将能够在海洋或星空中创造新的处女地，这将为解决政治问题提供“空间”。弗里德曼解释说:“如果我们能解决海岛的工程挑战，那么地球表面的三分之二就会为这些政治初创企业开放。”蒂尔提到这些浮动岛屿国家时，使用了“太空殖民地模型”进行比较——但是，相比太空，海岛离地球更近，建造它们在技术上更为可行。

对一些硅谷精英来说，这些“初创国家”的意义在于政府将无法控制它们。科技企业家经常设想从国家手中让出领土和政治的方法。例如，风险投资家巴拉吉·斯里尼瓦桑（Balaji Srinivasan）的宣言《硅谷的最终出路（Silicon Valley 's Ultimate Exit）》曾一度让他声名狼藉。在宣言中，他主张该地区从美国割让出去，成为自己的企业城邦。此外，在大流行开始期间，马克·扎克伯格（Mark Zuckerberg）曾在一次员工会议上被问到脸书是否可以购买一个没有新冠肺炎的岛屿来保护员工。硅谷高管也是臭名昭著的末日预言家，蒂尔（Thiel）和Y Combinator的山姆·阿尔特曼（Sam Altman）等人在新西兰购买并建造了奢华的末日避难所。但这些从国家中分离出去的愿景并没有脱离意识形态。

虽然关于领土国家消亡的技术乌托邦式预测通常与约翰·佩里·巴洛的《网络空间独立宣言（1996）》有关，但另一份预测主权国家终结的政治宣言在硅谷精英中也有很大影响：由威廉·里斯·莫格和詹姆斯·戴尔·戴维森共同撰写的《主权个人（1997）》。尽管里斯·莫格在英国以失败的政治预测而闻名，但他拥有忠实的科技企业家粉丝，包括泰尔、斯里尼瓦桑和风险资本家马克·安德森。不难理解这本书为什么吸引了硅谷的人：它预测了加密货币的崛起，以及民族国家会因技术创新而死亡。但里斯·莫格认为，国家的消亡并不值得担心，因为它将“前所未有地解放个人”。他说，新的主权个人“将像神话中的神灵一样，在与普通的臣民相同的物理环境中运作，但在政治上是一个独立的领域”。

然而，里斯·莫格认为，并非地球上的每个人都能成为至高无上的个体。只有“认知精英……拥有高超技能和智慧的人”才能享有这份殊荣。按照这种观点，随着现代国家因税收减少而衰落，这些优越的个人将完全脱离国家，形成自己的小圈子，导致“主权的彻底重组”。里斯·莫格指出，最为可怕的是“下层阶级将被隔离，成为封闭式社区几乎是不可避免的”。当贝佐斯和马斯克称赞用公共资金把人类带到太空的好处时，我们应该问：这些殖民地是为谁准备的？

引导亿万富翁竞相进入太空的理想并不新鲜。崇高的乌托邦愿景往往掩盖了暴力过程，它将“人类文明”的抽象愿景置于一些人的生命之上。贝索斯将此视为一种功利的计算，一种数字游戏。他敦促说，如果人类扩展到太空，“数万亿的人类”将得以繁荣，“这意味着成千上万的爱因斯坦或莫扎特（的出现）”。他没有承认，那些未来的爱因斯坦和莫扎特现在就存在于地球上，他们可能正面对着贝佐斯眼中的短期问题：贫困。对此，贝佐斯既不承认，更没有意识到该问题的存在。此外，更重要的是，人类生命的价值不应该建立在对人类对“文明”的智力贡献或关于“他们复制两个白人男子遗产的能力”的功利主义计算之上。

马斯克更明确地表示，他愿意牺牲人类的生命。他说，火星“不适合胆小的人。你很有可能会死。这将会很难，很难。但如果能成功，那将会是非常光荣的”。事实上，他在《周六夜现场（Saturday Night Live）》的小品《火星上的查德（Chad on Mars）》中公开宣扬了他对人类必须为这一辉煌未来做出牺牲的信念。在这出小品中，一个火星殖民者在殖民地的氧气分配系统出现技术故障后，开始执行自杀任务。在这段视频中，马斯克仍然在地球上安全地指挥着，代表人类感谢这位即将死去的定居者，他的死亡正在被全球直播。当这个定居者在小品的结尾死去时，马斯克耸了耸肩走开了，漫不经心地提醒他的团队，“好吧，我确实说过有人会死。”

贝佐斯和马斯克���致认为，对太空的殖民不会导致对“不存在的外星人口”的种族灭绝，这是正确的；但对原住民社区的殖民破坏只是全球种族暴力的一个组成部分。事实上，支持美国殖民资本主义制度所需的劳动力，助长了大西洋奴隶贸易的暴行。为了追求美国西部边疆的“天定命运”，白人铁路公司老板残忍地剥削亚洲移民。十分之一的华工在修建横贯大陆的铁路时死去。在一个仍由白人男性主导的行业中，人们随意讨论殖民问题并非巧合。

贝佐斯说，他第一次对太空着迷是在5岁的时候，当时他在电视上看到了阿波罗号登月，而这是他计划将自己送入太空的52年之前。听到贝佐斯和马斯克向崇拜他们的人群讲述他们童年对火箭飞船的痴迷之后，人们会意识到这两位地球上最富有的人花费数十亿公共资金进入太空的另一个原因：他们认为这很酷。人们不禁要问，如果五岁的贝佐斯得知沃纳·冯·布劳恩（他的工作为阿波罗计划打下了基础）是前纳粹分子，或者他在战时的德国用奴隶来制造火箭，导致2万人死在他的工厂里以后会作何感想。乌托邦式的梦想（即使是在太空中），总是要以人类作为代价。

贝佐斯和马斯克关于（人类）成为“星际物种”的技术愿景，并没有回答一个政治问题：在太空中等待我们（无论“我们”是谁）的是什么样的未来？我们是否会发现，就像英国东印度公司一样，SpaceX和蓝色起源的太空殖民地最终会被并入国家的一个部门，在无意中把美国变成一个星际帝国？太空公司会不会像弗吉尼亚或马萨诸塞湾的公司那样，从它们的母国（和行星）中挣脱出来，成为月球或火星上的独立管理实体？或者，贝佐斯和马斯克会像利奥波德国王（King Leopold）在比利时刚果（Belgian Congo）实行恐怖暴力那样，通过争斗，成为贵族领地的私人国王？到那时，国家有能力阻止他们吗？

太空殖民部署的支持者口中的必然性，掩盖了另一个更好的选择：我们完全可以选择不去殖民太空。

[independence-of-mind]

俄罗斯根本不配叫战斗民族 | 浪潮工作室

作者：芜花   2017-07-28

导读：中国人吹上天的战斗民族俄罗斯，在历史上其实是一个不怎么会打仗的民族。英国、法国、日本、��国……，俄国要么打不过敌人，要么就是付出惨痛代价才勉强赢下战争，俄国甚至还被小小的芬兰羞辱过。

2016年欧洲杯期间，俄罗斯球迷和英格兰球迷发生斗殴，一则关于普京“不理解200个俄罗斯球迷是怎么打过千名英格兰球迷的”的新闻，在中国网络上又掀起了一波膜拜“战斗民族”的高潮。

不论战斗民族的称谓最初缘起为何，现在它肯定包含了中国人对俄罗斯人厉害、彪悍的赞誉，而经常在镜头前展露肌肉的俄罗斯领导人普京，则被中国网民称以“普京大帝”。

论作风彪悍，俄罗斯人恐怕彪悍不过德州人，打架斗殴比的是肌肉体格，但打起仗来就不是靠拳头说话。

“普京大帝”的称谓寄托了中国网民对俄罗斯老大哥的认可和期待，可惜不仅今天的俄罗斯国力持续下滑，历史上俄罗斯人也没什么光彩的记录，配不上中国网民的吹捧。

（2016欧洲杯小组赛，英格兰1-1俄罗斯，赛后看台球迷发生大规模骚乱 / 视觉中国）

被吹过头的欧洲宪兵

俄罗斯历史上被称为大帝的君主有两位，第一位是彼得一世。

彼得一世1682年即位，彼时摆脱蒙古人统治已有两百年的俄国仍是个落后的国家，与欧洲甚少交流，彼得一世去了一趟欧洲，深感俄国的落后，回国后推行范围极广的西化改革。

彼得的改革更多的是科学技术层面。

在政治体制上，彼得并没有照搬欧洲，他甚至进一步加强了中央集权。

彼得一世削减了贵族权利，强迫贵族终身为国服役。

俄国贵族从未取得欧洲封建贵族那种制衡君权的地位，因此在欧洲人眼里，俄国仍然是个落后愚昧的东方专制国家，19世纪初一位法国的政治家说过“剥开一个俄罗斯人，就能看到一个鞑靼人”。

西化改革，无疑提升了俄国势力，彼得之后，俄国另一位“大帝”叶卡捷琳娜二世开疆拓土，将俄国提升到区域强国的地位。叶卡捷琳娜二世曾自诩“假如我能够活到二百岁，全欧洲都将匍匐在我的脚下”。

俄国很快找到了输出自己“骁勇善战”形象的���会。

（1782年，叶卡捷琳娜二世的肖像画 / Wikipedia）

1805年，法国皇帝拿破仑率军在著名的奥斯特里茨战役中，以7.3万人对俄皇亚历山大一世指挥的8.6万俄奥联军（其中俄军5.3万人），取得决定性胜利，粉碎第三次反法同盟。

拿破仑达到一生的巅峰，除了海岛英国，全欧洲匍匐在拿破仑脚下。

可是拿破仑1812年远征俄国遭遇惨败，60万大军损失了52万，3年后拿破仑的势力土崩瓦解，欧洲旧王室纷纷复辟。因此俄皇亚历山大一世被人视为欧洲的救世主，俄国在维也纳会议上跻身欧洲五强。

（画家Adolph Northen笔下，拿破仑从莫斯科撤退时的景象 / Wikipedia）

但其实，俄国的实力被远远夸大了。

俄国人只能依靠漫长的冬天在自己的国土拖垮敌人，他们放火烧了自己的首都莫斯科，留给拿破仑一片废墟。

俄国人是实力不济因此只能搞焦土抗战的先行者。

俄国人不管这么多，他们依然十分乐意输出“战斗民族”的形象。

法国大革命点燃了19世纪欧洲的革命热情，俄皇担心革命波及俄国，于是四处派兵帮助欧洲各王室镇压此起彼伏的革命 —— 特别是1848年的革命。

俄国因此被称为欧洲宪兵，被吹得天花乱坠，俄皇尼古拉一世吹嘘“没有一个国家敢于挡住俄国的道路”。

但1853年爆发的克里米亚战争迅速戳穿了俄国的虚假强大。

俄国向土耳其宣战，英法担心俄国取得土耳其海峡，远赴克里米亚参战。

对英法来说，这场仗是否值得打很是个疑问，俄皇常说他能征集到80万大军，但开战后花了很大力气才弄到35万人，俄国根本不能威胁到君士坦丁堡。

（1850-1914年���世界各大强国煤炭与生铁产量 / 《争夺欧洲霸权的斗争》）

战争伊始，参战各方都打得不漂亮。

经历了工业革命的英国是当时世界上唯一的工业强国，但从拿破仑倒台以来，承平日久的英国军队荒废了军队训练和管理，后勤混乱，卫生环境糟糕，致使大量士兵死于霍乱疫情；法军情况比英军稍好；

不过我们的主角俄国，糟糕对于他们倒是一种习惯。

俄国在技术上的落后是全方位的，英法大部分装备膛线枪，俄军95%的枪支是滑膛枪；俄国的黑海舰队几乎都是木制帆船，对付土耳其绰绰有余，但面对英法蒸汽动力战舰，俄国舰队只有躲在塞瓦斯托波尔港内的份。

（巴拉克拉瓦战役，英国骑兵与俄国人交锋 / Wikipedia）

此外，俄国的新闻媒体不成熟，公众对军方屡屡重大失误和伤亡不知情。

相反英国前方记者的报道，直接导致时任首相辞职，新上任的首相对军事管理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革，重大失误得到纠正，军队面貌焕然一新。

现代护理事业的开创者南丁格尔还带领护士团奔赴土耳其，凭一己之力将英军伤员的死亡率从42%降到惊人的2%。

后来，英法通过海运和铁路运输，后勤补给和增援只需要三周时间就能到前线，而俄军需要三个月。

最终克里米亚战争法军损失10万人，英军损失6万人，俄军损失30万人。

有电报机的成吉思汗

克里米亚战败后，俄国认识到与西方的巨大差距。特别是落后的农奴制，严重阻碍了俄国工业经济的发展，必须进行改革。

1861年，亚历山大二世终于废除农奴制，引进西方知识技术，行政上建立地方自治机构，司法上学习英国建立陪审团制度。

（1861年，俄国的农奴们聆听农奴解放宣言 / Wikipedia）

亚历山大二世最终的目标是在俄国建立君主立宪制度，但时运不济，1881年他不幸遇刺身亡。

继位的亚历山大三世中断了改革进程，他废除了父亲的很多政策，包括限制地方自治机构的权力，取消大学的自治地位。

俄国又一次回到了原点。

本来农奴制废除后，俄国经济得以快速发展，在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的几十年，俄国是工业发展得最快的欧洲大国；

但在行政制度上，俄国仍然老态龙钟，离现代国家有很大差距。

用赫尔岑的话说，俄国是“有电报机的成吉思汗”，这在1904年的日俄战争中得到印证。

八国联军侵华后俄国人赖在中国东北不走，威胁日本在朝鲜的势力范围。

原本日本只要获得在朝鲜的特殊地位就很满足了，愿意承认满洲是俄国的势力范围。而俄国的务实派与日本也没有分歧，俄国工业化的奠基人财政大臣谢尔盖·维特主张与日妥协。

但帝国主义冒险家别佐勃拉佐夫特别受沙皇宠信，他积极推动俄国染指朝鲜，认为日本绝对不敢开战。

（日俄战争期间，由日本庆应大学学生制作的反俄思想政治漫画 / Wikipedia） 

1903年，维特被赋闲职，沙皇写道“现在由我来统治了”，宠臣别佐勃拉佐夫被封国务秘书，与日冲突不可避免。

俄国人哪里知道，效仿西方的日本在明治维新后，经过几十年发展，已经是一个现代国家，日军的组织架构和纪律都优于俄军。

出身陆军的俄国战争部长库罗帕特金不重视海军，认为海军浪费钱，他相信仅靠陆军就能守住中国东北，俄国在旅顺港的舰队未针对可能发生的与日冲突做任何准备。因此战争初期，日本舰队能够迅速封锁旅顺港，取得制海权，轻易把50万日军运到中国东北登陆作战。

（1905年，奉天会战后，俄国军队狼狈不堪地撤退 / Wikipedia）

随后俄国抽调波罗的海舰队绕地球大半圈奔赴远东增援，但俄军内部贪污严重，后勤管理混乱，准备工作严重拖后，导致启航比预定日期晚了两个月。

而且俄国舰队还没驶离欧洲，就在北海不可思议地将几艘英国渔船当成日本军舰击沉，导致一系列麻烦，英国迫使沿途葡萄牙等盟国拒绝给俄军舰队靠岸加煤。

当舰队终于绕过好望角到达马达加斯加，传来旅顺港陷落的消息，此后舰队只是按计划去远东送死。

（俄国波罗的海舰队远征路线图 / Wikipedia）

俄国在陆上和海上作战皆不利，又无法获得贷款以继续支持战争。由于俄国一直以来实行反犹政策，犹太银行家拒绝贷款，日本则轻易从欧洲获得数亿美元贷款。

俄国只得承认失败，维特被重新启用，负责与日议和谈判，尽量减少损失。

维特自己说“每当水沟需要清理的时候，他们总会找维特”。

这样的情节，稍微了解晚清史的人会有似曾相识的感觉。

（1905年9月5日，俄国与日本签署《朴茨茅斯合约》，桌子远端的右三是维特 / Wikipedia）

对很多西方人来说，俄国的失败是政治落后的结果。

日本是一个立宪政府，日本的胜利是西方价值观的又一次胜利，当时的美国总统西奥多·罗斯福就认为日本是“一个美好而文明的民族，它应该拥有与其他文明国家完全平等的地位”，对俄国他不抱期望，除非“俄国人民能够走上自由、开明、自治的道路”。

俄国耻辱战败，导致1905年国内爆发革命。

沙皇被迫同意成立国家杜马（议会），议会权力有限，但足以安抚民心，至少暂时如此，罗曼诺夫王朝得以续命。

外战外行，内战……

俄国的对外战争史，就是一部写满了失败和耻辱的历史。

日俄战争后，元气大伤的俄国逐渐恢复。只是没过多久，1914年世界大战就爆发了。

俄国于8月16日仓促地派遣第一集团军侵入东普鲁士，兑现对法国的承诺，即15天进入战场，缓解法国在西线的压力，而德国原本认为俄国战争动员要花6个星期。

德国不得不违背原定的施里芬计划 —— 先集中全力快速击败法国，再调转头来迎击俄国 —— 抽调西线兵力增援东线。

结果德国将领鲁登道夫到东线的第一战，就俘虏了9.2万俄国人，并以伤亡3.7万的代价换得俄军25万伤亡。

（1914年8月，坦嫩贝格战役，俄国败给德国后，被俘虏的士兵和装备 / Wikipedia）

第一次世界大战是一场残酷又无聊的战争，西线是对阵两方几年都难以将战线推进几公里的堑壕战，东线则是德军不断击败俄军，俄军经常打败奥军，奥军则能在意大利人身上找到尊严。

德国和奥地利大批大批的俘获俄国士兵，到1915年8月，德国已俘虏70万俄国士兵，连奥地利也差不多俘虏这么多。

外战外行的俄国，内部也已千疮百孔，随时会崩溃。

1917年3月（俄历2月），俄国爆发革命，罗曼诺夫王朝终结，

德国用火车将列宁送回俄国，

11月列宁领导布尔什维克夺权，以极不利的条件与德国媾和，仓促退出战争，随后在几年的苏俄内战中击败白俄势力，站稳脚跟。

肃反运动前苏联每年枪决犯人一两万人，而在肃反运动处于高潮的1937年，有35万人惨遭枪决。

肃反运动不仅直接处死了几百万人，它造成的恶果在未来会进一步显现。

（苏联开国元帅五位中的三位，都在1935年11月的大清洗中被除以死刑 / Wikipedia）

1939年8月23日，苏联和纳粹德国签订互不侵犯条约，随后两国瓜分了波兰。11月，苏联又入侵芬兰。

俄国人做梦也不会想到，他们连打败小小的芬兰都如此艰难。

当时芬兰是一个陆军规模只有3.2万，全国总人口才400多万的小国，苏联则集结了30万的兵力。其中有1000辆坦克，而芬兰没有坦克，反坦克炮只有100多门，但战争进程远不如苏联人设想得简单。

芬兰人进行了顽强抵抗，他们制作的简易反坦克武器燃烧瓶，给苏联坦克制造了极大麻烦。

这种西班牙内战中发明使用的武器，在冬季战争中名声大噪，芬兰人称燃烧瓶是敬苏联外长莫洛托夫的鸡尾酒，因此这种土制武器有了“莫洛托夫鸡尾酒”的名字。

（配备莫洛托夫鸡尾酒的芬兰士兵 / Wikipedia）

为期4个月的苏芬冬季战争，芬兰伤亡7万，苏联伤亡两倍以上。苏联不仅出师无名，仗也打得极为丢脸。

芬兰最终割让1/10的领土，与苏联议和。

苏联与芬兰的战争都打得难解难分，更不用说是与纳粹德国了。

第二次世界大战进入高潮，希特勒撕毁条约入侵苏联，让苏联这个邪恶帝国摇身一变，成为了反法西斯事业的一员。在往后的历史叙事中，苏联赢得了一个正义的地位。

不过俄国人的战术水平依旧堪忧。

尽管苏联坦克性能高过德国，但指挥官的缺乏、糟糕的战略、和对战争缺乏准备使得苏联在战争初期节节败退。

又一次，斯拉夫人祭出了“焦土抗战”。

为了阻挡德军前进，苏联出动军队轰炸、火烧自己的城市村庄，致使平民流离失所，几十万人死在自己军队手中。

苏联统治如此不得民心，以至于德军前进的沿途，很多东欧的民众（除了犹太人）视德军为救星，夹道欢迎德军到来。

苏联的落后倒是有一点好处，苏联的基础设施太差劲，没有像样的道路，德军的装甲车陷在烂泥里寸步难行。

德军原本期望3个月消灭苏联，没有带冬衣，于是又一次，冬天给敌人带来麻烦。

此外这一次，苏联还有美国大量的物质援助。

（1941年11月，纳粹德国寸步难行。某种程度上苏联的落后反而拯救了苏联 / Wikipedia）

苏联最终坚持下来，但代价巨大。

战争前5个多月的时间里，纳粹德国就俘获了惊人的380万苏联战俘，整个二战苏联被俘575万人，比其他各国战俘加起来还多。

其中有100万战俘在战争期间被德国释放或到德国的伪军服役，100万战俘熬到1945年纳粹投降，200万战俘在战俘营里饿死、冻死、病死，剩下的100万大部分被党卫队处死。

二战苏联最终取得惨胜，士兵死亡900万余人，平民死亡1740万人，全国一半的成年男子非死即残。

除了纳粹德国本身的泯灭人性外，很多伤亡本来靠自身也是可以避免的，这是一个惨痛的教训。

二战后，苏联与西方冷战，最终于1991年解体。

解体后俄罗斯没有完全拥抱西方，用亨廷顿的话说，俄罗斯是个“无所适从”的国家，在拥抱西方与斯拉夫主义之间徘徊。

抨击苏联最有力的俄罗斯作家��尔仁尼琴，同样抨击西方的自由主义，这位“俄罗斯的良心”在普京身上看到他斯拉夫理想的复兴可能。

（2012年3月，普京4年前的打老虎照片被指造假，老虎其实被注射了镇定剂 / 视觉中国）

2014年以前俄罗斯受益于油价长期高位运行，经济一片繁荣，俄罗斯和中国等一起有“金砖四国”的叫法，国力简直被吹上了天。

但2014年中期油价跳水，俄罗斯经济大受打击，“金砖四国”的说法渐渐被人遗忘。

这真应了那句，“潮水退去后，就知道谁在裸泳”。

只是在许多中国人眼里，战斗民族仍然勇武有力，俄罗斯仍然强大。

参考资料：

[1]泰勒，争夺欧洲霸权的斗争，商务印书馆，1987； [2]布伦丹·西姆斯，欧洲：1453年以来的争霸之途，中信出版社，2015； [3]沃尔特·麦克杜格尔，激荡太平洋，后浪出版公司，2014； [4]G.J.梅尔，一战秘史，新华出版社，2013； [5]温斯顿·丘吉尔，英语民族史，新华出版社，2017； [6]亨廷顿，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新华出版社，2010； [7]威廉·夏伊勒，第三帝国的兴亡，世界知识出版社，2012； [8]安德鲁·罗伯茨，拿破仑大帝，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6

http://www.gzhshoulu.wang/article/1373687

[liurenbcf]

史玉柱一个人

本文写于2008年。

早上5点，天还没亮，史玉柱就开始从山脚往山上爬。从史玉柱家通向山顶的路上，只有他一个人。史玉柱每天要克服怕鬼的恐惧，从栽满石榴树的一片坟地穿过，为的是，黎明时分和几个要好的同学会聚在怀远山顶，一起等待天亮。

从初中开始，到18岁离开故乡，史玉柱不为了什么，就为几个要好的同学都去爬山，大家都爬山，“我不去爬山，觉得好像太另类，就养成爬山的习惯。”

1962年，史玉柱出生在安徽北部怀远县城。“爸爸是怀远公安局的，我妈妈是一个工厂的工人。”

初二之前，史玉柱成绩不好，贪玩，爱看小人书，经常被妈妈训。1977年恢复高考，让史玉柱开始认真学习，因为“学习可以考大学了。”此前，高中毕业，就‘下放’了。

18岁之前，史玉柱随父亲两次见识过大上海的繁华。基本印象是“太大了。”最深印象是南京路上24层的国际饭店。“还有外滩。”“外滩的楼和怀远的楼是不一样的。非常洋气。”此刻，尽管走在南京路上，史玉柱依然觉得他离大上海很遥远。

1980年，史玉柱以���县总分第一，数学119(差1分满分)的成绩考入浙江大学数学系。但在浙江大学数学系刚过了一学期，史玉柱就放弃了成为陈景润的理想。

“从图书馆借到《数论》，看了之后，我才了解到数学是那么的难。”和周围同学比聪明，也让史玉柱压力很大。“尤其是长江以南的，成绩好的并不想上清华、北大，都去上了浙大，所以，我们那个班里聪明人太多，学习好的也太多了。”

知道1+1不可能突破之后，史玉柱的数学理想破灭了。“我很想做成一件事情。但是很早地，我又意识到我做不成这件事情”，这是“我理想破灭的主要原因”。

理想破灭后的史玉柱开始跑步，培养各种爱好。他每天从浙大跑到灵隐寺，18里，然后，再跑回来，坚持了四年。

从浙大经过安徽统计局到深圳大学

1985年，合肥。安徽统计局农村抽样调查队计算机房。23岁的单身汉史玉柱写会程序，挖会“金子”，自得其乐。2006年，上海瑞金宾馆，网络游戏《征途》上线新闻发布会。史玉柱冲着台下喊：“我是一个老玩家，20多年前，就在玩游戏。我懂游戏。”

数学家理想破灭后，史玉柱成绩一直维持在中等，“每天被迫进行大脑体操训练。”大三，畏惧纯数学太复杂，史玉柱选择了计算数学方向。当时还是小型机时代，进机房需要换衣服换拖鞋，编程结果需要打纸带。史玉柱只觉得挺罗嗦，没觉得计算机特别有用，对它也没特别的感兴趣。只是一门课而已。

1984年毕业，史玉柱没什么想法地被包分配到了安徽省统计局农村抽样调查队。“听说我是学数学的，统计局就是搞数字加减的，所以，就把我分到了统计局。”“这挺荒唐。”“数学不是加减乘除，数学系主要是逻辑，是大脑体操。”

分到单位没几天，史玉柱就被通知到西安统计学院进修几个月。进修老师有抽样调查之父之称，这位美国教授介绍了最新的国外的抽样调查方法，史玉柱发现没有一样能离开计算机。回单位说服领导，史玉柱南下广州，花5万块钱扛回了一台IBM PC。

史玉柱写了个程序，找了两个人录入，过去二三十个人忙活一年的活，一两天就干完了。搞得很多人从此没事干。干得起兴，史玉柱又编了一个分析软件，能分析出，年收入400元以上的农民会买哪些东西，消费特征是什么；年收入400元到500元的农民消费特征又是什么。

史玉柱的软件不断完善，国家统计局后来开了个会，要求全国各地的农村抽样调查都用史玉柱的软件。史玉柱因此得到了一二十元奖金和一个进步奖。相比当时每月54元的工资，史玉柱挺知足。

又没事可干了，史玉柱就开始基于他分析出的数据，写关于农村经济问题的文章，居然还能发表在搞学术人挺在乎的高档次杂志上。当时的安徽省副省长也在进行这方面的研究，看了不少史玉柱的文章，很欣赏。副省长是中国科技大学教授，深圳大学客座教授，他面试了一下史玉柱，就在1986年将史玉柱招为了深圳大学软科学专业研究生。这一年，24岁的史玉柱也结婚成了家。

在深圳大学，史玉柱学会了勤工俭学；学会了怎样给别人带货的小生意；看到很多国外书籍和港台关于经济方面的书，他开始相信中国将来肯定走市场经济的道路。在深圳大学众多的讲座中，1988年，史玉柱听到了四通公司万总经理的讲座。“他的讲座对我的触动非常大。”“他谈论四通如何创办，他的题目大意是《泥饭碗比铁饭碗更保险》，意思是，四通这个泥饭碗可以变成金饭碗。从那时起，我才有了准备创办企业的理想。”

巨人汉卡

1989年10月，深圳。史玉柱举起一台IBM 286，摔在地上，接着，又举起一台IBM 286，摔在地上。两名员工抱走剩下的几台电脑和打印机，从此没了踪迹。

1988年，从深圳大学研究生毕业，史玉柱回到合肥原单位。没几天，他提交了辞职报告。向以前帮过的朋友借了一台IBM PC，史玉柱开始在家编写文字处理软件。“我是从我的原单位统计局看出这个市场需求的。”“当时每个单位都花2万元购置一台四通打字机，同时也在购置电脑。大多数情况下，电脑总是被放在一旁不用。我就想编一套软件，取代四通打字，直接用电脑打字。”

半年之后，M-6401在史玉柱合肥的家中诞生。史玉柱送了一套给原单位。几张软盘一装，就能打出比四通打字机24点阵更漂亮的64点阵字，而且，编辑屏幕比四通打字机大很多，单位的四通打字机从此被放到一旁没人用了。

一看有戏，史玉柱立即揣软盘，南下深圳。史玉柱在深圳大学有个老师，同时是天津大学深圳科贸发展公司员工。老师很器重史玉柱，专门为史玉柱成立电脑部，交给史玉柱承包。史玉柱每月只要交一两千元固定的管理费用，剩下都归自己所有。

没钱买电脑，史玉柱将自己的软件演示给卖电脑的老板看，“我现在没钱，你让我先拿回去，等我软件卖了钱，给你多加1000元利润。”卖电脑的老板居然同意了，让副经理将电脑抱给史玉柱。这名副经理后来加入了史玉柱公司，现在是��途公司副董事长。

没钱打广告，史玉柱跑到北京，闯进《计算机世界》报社广告部，演示软件给当时的广告主任贺静华看。贺静华答应先给史玉柱打三期1/4版广告。

1989年8月2日，《计算机世界》第一次刊出了史玉柱写的M6401中文软件广告前天，广州一家政府机关打电话过来说要买，史玉柱跳上中巴赶到广州去，留了三套软件给他们。回来后，史玉柱立刻接到了宁波的要货电话。

8月16日，史玉柱收到三张银行汇款，一共1.5万元。一张8820元，是广州批发的三套；另外两张是零售汇款，每张3500元。

8月收入达到4万多元，9月份16万，10月份超过100万。M6401开始是软加密，很快���破解，史玉柱立即开始使用加密卡。

8月底，9月初，经朋友介绍，史玉柱招聘了三个员工。到10月份，其中一名员工说：“我们每个人都应该有股份，大家应该将赚到钱的分掉。”史玉柱不同意，主张继续打广告。史玉柱对员工说：“股份的事情可以商量，但每人25%不可能。”“软件是我开发的，启动资金是我出的。我至少应该控股。可以给两人10%到15%。”两位员工嫌太少，闹僵之后，史玉柱摔了电脑，管财务的员工不参与，另外两名员工只好抱着剩下的几台电脑和打印机，走人了事。

“我从此再不搞股份制了。”“母公司一定我个人所有，下面的公司可以考虑我控股。”“中国人合作精神本来就很差，一旦有了股份，就有了和你斗的资本，造成公司结构不稳定。”“后来我就给我的高管高薪水和奖金，就是给比他应该得到的股份分红还要多的钱。我认为，这个模式是正确的，从此以后，我的公司就再没发生过内斗。”

10月，史玉柱将100万元广告砸向《计算机世界》，M6401月销售额乘势攀升到了500万元。1990年前三个月，史玉柱已经挣到了3000万元。

此时，求伯君的WPS借助方正的品牌和渠道横空出世，史玉柱一看不妙，带领一名助手跑进深圳大学学生公寓封闭开发M6402。从M6402开始，史玉柱开始使用巨人汉卡名称。“当时IBM蓝色巨人最火，我们就抄袭了巨人这个名称。”

等到M6402投入市场的时候，WPS已经超越了M6401，巨人M6402缩短了和WPS差距，但还是无法超过WPS。史玉柱再次组织了十几个人的研发队伍，跑到深圳大学封闭开发巨人M6403。

1991年春节刚过，深圳。巨人连锁会议。经销商包机过来，现场订货，史玉柱当场拿下3500万元现金支票。

巨人大厦

18层。38层。54层。64层。巨人大厦设计不断加码。1994年初，巨人大厦开工典礼。史玉柱刚想对外宣布巨人大厦要建成中国第一高楼64层，话都到嘴边，面对着珠海市长、市委书记梁广大殷勤的目光，史玉柱头脑一热：“64层也没与国内一些高楼拉开太大距离。”史玉柱一咬牙，脱口而出：“巨人大厦要建72层。”史玉柱当年成了中国十大改革风云人物。

1991年，M6402开发完成，注册巨人汉卡，先要注巨人公司。1991年在深圳注册公司，工商局需要县团级以上单位开具证明：史玉柱“六四”期间表现清白。“六四”期间，史玉柱辞职在家编辑软件，安徽省统计局说：“当时，你已经辞职了，单位无法帮你开证明。”听说珠海注册公司，不要“六四”证明，史玉柱当即在珠海注册了巨人公司。

1992年，史玉柱率100多名员工，落户珠海。“珠海对我们非常重视。”“当时我们已经是非常大的企业，年销售上亿啊，全国都不多。”珠海给了巨人很多照顾：高科技企业税收全免；破例审批出国；户口一时转不过来，给新办一个珠海户口。

巨人一下子发展了起来，资产规模很快接近2到3亿。手里有钱，精力也多，史玉柱开始不满于只做巨人汉卡，他开始做巨人电脑，巨人电脑挣钱，但管理不行，坏账一两千万。巨人电脑还没做扎实，史玉柱又看上了财务软件、酒店管理系统。史玉柱去美国考察，问投资银行未来哪些行业发展速度最快？投资银行说是IT和生物工程。史玉柱回国立即上马了生物工程项目。其他涉足的行业还有服装和化妆品。摊子一下铺到了六七个事业部。

1993年，巨人其中仅中文手写电脑和软件的当年销售额即达到3.6亿元。位居四通之后，成为中国第二大民营高科技企业。史玉柱成为珠海第二批重奖的知识分子。

珠海“重奖”科技人员轰动全国之后，北京希望珠海还能树一个典型：一个“中国大学生留在本土创业”的典型。当时成绩最好的大学生都出国，一出去就不回来。中国人才的外流太厉害。时任珠海市委书记、市长的梁广大选中了史玉柱。

作为支持，珠海市政府曾经批给巨人一块地，巨人准备盖18层的办公楼。在大厦图纸都设计好之后，梁广大找史玉柱谈了谈，希望史玉柱为珠海争光，将巨人大厦建为中国第一高楼。巨人只有建成了中国第一高楼，史玉柱才配做全国典型。

珠海市政府原本批给巨人1万多平米，为了支持巨人建中国第一高楼，市政府又批给了巨人3万多平米土地。125元/平方米的价格等于白送。

怎样让全国人民都注意史玉柱呢？梁广大安排所有来珠海的国家领导人都到巨人参观，李鹏一年来巨人一次，胡锦涛和朱镕基也都到过巨人。

1993年，中国经济过热发展，只要有房子就能卖掉。甚至连“楼花”都能卖掉。深圳写字楼价格涨到了一万五、两万。珠海当时在修大港口、大机场、还有跨海大桥，史玉柱被这个熏陶，认为珠海也会像深圳一样成为国际大都市。

盖72层的巨人大厦需要12亿，此时，史玉柱手中的只有1亿现金。史玉柱将赌注压在了卖楼花上。1993年，珠海西区别墅在香港卖出十多亿“楼花”。可等到1994年史玉柱卖楼花的时候，中国宏观调控已经开始，对卖“楼花”开始限制，必须投资到一个数额才能拿到预售许可证，后来越来越规范，限制越来越多。史玉柱使出浑身的宣传本事，也只卖掉了1亿多“楼花”。

盖高楼，地下部分最花钱。地下20米之后都是岩层。巨人大厦一共打了68根桩，最短的桩打了68米，最长的桩打了82米，仅打桩花了史玉柱一亿多。

1995年，巨人推出12种保健品，投放广告1个亿。史玉柱被《福布斯》列为大陆富豪第8位。脑黄金取代巨人汉卡成为巨人新的摇钱树。1995年，仍然认为形式一片大好的史玉柱往巨人大厦地下三层又砸了花了一亿多元。

1996年巨人大厦资金告急，史玉柱贷不到款，决定将保健品方面的全部资金调往巨人大厦。此时，脑黄金每年已经能为巨人贡献1个多亿利润。“我可以用脑黄金的利润先将巨人大厦盖到20层。先装修20层。卖掉这20层，再盖上面的。”没成想，保健品业务因资金“抽血”过量，再加上管理不善，迅速盛极而衰。脑黄金卖不动了。

1997年初巨人大厦未按期完工，国内购楼花者天天上门要求退款。媒体“地毯式”报道巨人财务危机。得知巨人现金流断了之后，“巨人三个多亿的应收款收不回，全部烂在了外面。”不久，只建至地面三层的巨人大厦停工。

1997年1月到8月，史玉柱在美国四处奔走，找钱未果。1998年10月，珠海市政府召开巨人大厦贷款现场会。珠海市长、市委书记梁广大要求银行为巨人大厦贷款。没想到两周之后，梁广大闪电退休。“如果梁广大晚退休两周，巨人大厦的结果不是今天这样。”珠海市政府依然要救巨人，他们撮合另外一个房地产商接盘巨人大厦。设计修改了，合同起草了，政府配送的地批了，就在签字的一刹那，对方突然告诉史玉柱“不行”。这一刻，史玉柱感到浑身轻松起来。

脑白金

1998年，面包车奔驰在珠海开往无锡的公路上。史玉柱对20多个好多个月没领到工资多名员工说：“等我有了钱，一定补偿你们。”

1997年冬，安徽泾县。史玉柱召集20多名“贴身”员工召开“太平湖会议”。这次会议确定了“脑白金”构思。

脑白金主要成分是褪黑素。在生理条件下，褪黑素由脑内的松果体分泌，其分泌受生物钟调节，夜多昼少，因此，褪黑素具有一定的调节睡眠的作用。“到1998年，中国保健品市场正在越来越趋向理性，仅仅靠广告‘狂轰乱炸’做保健品的时代已经���束，‘脑白金’要成功必须要有足够的‘回头率’。我自己吃过脑白金，感到有效果，才敢最终决定做‘脑白金’。”

面包车到达无锡，从全国各地又汇聚过来员工也到了。一共100多人。一开始，依然发不出工资，走了一些人。

史玉柱找朋友借了50万元。“我以前借给过他500万，50万，借半年，他肯定借给我。”借到钱，史玉柱拿出5万元补发工资。困难时期定的工资标准是，副总一月800元。

15万元给无锡一家公司生产脑白金，留出15万作预备资金，剩下的15万全部砸向了江阴。这阶段营销以推广概念为核心，主要通过小广告、新闻报道、健康常识等一切可以利用形式向可能的消费群体灌输脑白金的概念以及有利于该产品的知识。

江阴第一个月赚了15万。史玉柱拿这15万加上15万预备资金，全部投入无锡市市场。第二个月就赚了100多万。跟着是南京市、常州市、常熟市江苏市场很快被全面启动。

吸取巨人3亿应收烂账教训，这次史玉柱可以倾尽所有猛砸广告，也决不赊账。为集中广告的火力，史玉柱在每个省都从最小的城市启动市场。在浙江，首先启动台州。先猛砸一个月广告和报道，受广告影响的消费者就会去商店问有没有脑白金，问得多了，商店就会问经销商有没有脑白金，“经销商就会找我们。”此时，史玉柱坚决要求让手下坚持现钱提货。

台州典型树立之后，在其他市遇到经销商要求赊账，史玉柱就请经销商问问脑白金在台州卖得好不好。一问，台州一个月可以卖300万。经销商自然会接受现款提货的条件。

史玉柱主要投电视广告，很少投报纸广告。广告创意，做了几百个，让史玉柱挑。史玉柱最终依然没挑出更好的，最终依然沿用了脑黄金旺季使用的广告词：“今年过节不收礼，收礼只收脑白金！”

这个广告创意连续多年被评为“十差广告”，“‘十佳广告’倒是年年换，因为许多公司都倒闭了。”“评选广告的专家们唯美，讲创意，讲社会责任感，就是不讲能不能卖货。厂商只认销售额。”

史玉柱采用“脉冲”广告排期：2月至9月初，广告量很小。每年只集中两次高潮：一是春节，一是中秋。中秋密度最大的是倒推10天，春节倒推20天，加在一起共30天。这30天，不惜血本，砸到让人烦。30之后，让你一看到脑白金广告，就会感觉到多，而实际上已没什么广告了。

一年半之后，脑白金在全国市场铺开。月销售额到达1亿元，利润达到4500万。脑白金的销量和利润主要来自乡镇。北京上海的超市里有100多种保健品，脑白金摆在货架上并不显眼，但是，“到了村镇的商店，只有两三种保健品，其中一个肯定是脑白金。最大的市场还是在下面，那里人口特别多，光农民就8亿，再加上县城，这些人共9亿人口。”

胆小的资本家

1999年，重新赚钱，先要将自己藏起来；2000年，借壳上市，先要将自己藏起来；2001年，卖掉脑白金生产，拿回3.43亿元现金；2003年，卖掉“脑白金”75%营销网络怀揣11.7亿港币；买华夏银行股份，买民生股份，掐指一算，市值已超过22亿。子夜，陷在上海办公室沙发里，史玉柱安全了。

1999年7月12日，上海健特成立。健特是英文巨人GIANGT译音。尽管不舍巨人情结，为安全其间，史玉柱先于1999年3月3日和3月25日暗中控制注册了黄山康奇和怀远宏强，然后由这两个公司投资成立上海健特。此时的史玉柱依然还不想让外界知晓：如日中天的“脑白金”、上海健特和负债两个多亿的史玉柱以及珠海巨人有何关系。成立黄山康奇和怀远宏强的目的就是，掩护史玉柱身份和在法律上保护上海健特资产不受珠海巨人拖累。

到2001年，拿出两亿多还债，史玉柱已经不心疼了。“2亿多对我已经不算什么。”“2亿多还债，对我们公司运营，已经不构成什么影响。与其帐上多2个亿，还不如把这个心病给除掉。”“巨人大厦毕竟那是我自己惹出来的，而且，那里面危害的都是老百姓。”

2001年2月6日，《解放日报》第4版。史玉柱在上面印了两个20多厘米见方的大字“感谢”。“感谢”下面，史玉柱发一通感慨：“十年前，巨人创造过辉煌；四年前，巨人跌入低谷；新世纪，巨人从上海复出；感谢上海优良的投资环境、良好的政策环境；感谢上海人民的厚爱。史玉柱真的重新站起来了。”

“那时，我没过多考虑声誉，没考虑过声誉对我有多大影响。还不还债，和‘脑白金卖’销售，没什么关系。”

“我这个人也不是特别爱钱。”“钱就是个工具，能用来投资做事情，与其投资做别的项目，还不如先用钱将我原先未做完的项目给解决了。”“这样，再做其他事会更踏实一点。”

还债之后，史玉柱于2001年4月23日在上海注册成立巨人投资。3天后，怀远宏强将所持有的上海健特90%股权全部出让给巨人投资。二次出山的史玉柱早已无法满足于仅仅从“脑白金”实业中赚钱，他先通过两个怀远老乡名义于2000年9月21日成立上海华馨，注册资本为5000万元。一周后，上海华馨就与青岛市商业总公司签署协议，收购其持有的上市公司青岛国货2811万股国有股，占总股本的24.73%，成为青岛国货第一大股东。

2001年5月，通过系列运作，史玉柱将下属“脑白金”产生环节无锡健特90%的股权出售给上海华馨投资公司，并担任上海华馨决策顾问。然后，通过华馨投资辗转将这部分资产卖给了上市公司ST国货，连年亏损的ST国货，股价应声从12元上涨到25元。ST国货后更名为健特生物。因“脑白金”拉动，健特生物2001年实现主营业务收入24741.88万元，净利润3585.28万元，每股收益高达0.315元。由史玉柱控制的董事会由此推出了每10股派1元转增7股的高送股方案。

合计一下，上海华馨由2800万股增至4770万股，分红4770万；健特生物从上海华馨手中购买无锡健特39%的股份，支付现金1.22亿元；健特生物2002年中报10送2转增1，派现0.5元，华馨增至5700万股，进账2850万；2002年11月，史玉柱更是一纸协议把“脑白金”商标以1.46亿元出售给健特生物，至此，上海华馨与上海健特总计收入达3.43亿元。舆论有点看不惯了，开始指责史玉柱“左右手”来回���腾，“完美套现”。2003年10月18日健特生物发表公告，称中止公司控股的无锡健特购买“脑白金”商标的动议。就在人们惊诧于史玉柱何以吐出到手的1.46亿元时，2003年末，史玉柱又将“脑白金”和“黄金搭档”的商标知识产权及75%的分销网络以11.7亿港币的价格卖给了四通电子(后改名四通控股)。

史玉柱手上的现金越来越多。经过珠海巨人之后，史玉柱特别害怕现金流断开，所以，账上始终趴着5个多亿的现金。有现金，老有冲动。趁着还能抵御投资诱惑，史玉柱准备国债。“有利息，还可以立即变现。”国债是安全，但投资的价值不高。史玉柱很快捕捉到了银行的机会。“银行的盈利模式非常清晰，就是贷款和存款的利息差。如果选择一个上市的银行，风险也不大：股市管着它，证监会管着它，不会出问题，就是出了问题，国家也会帮助它。”

2002年间，上海健特先后与华夏银行发起人北京华资银团公司和首钢总公司签订《关于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股份转让协议书》，累计受让1.4亿股一般法人股。“我2.18元从首钢买的，现在一股5块多钱，还拆了股。”

参股华夏股份后，史玉柱又看上了民生银行。2003年，上海健特受让北京万通实业股份有限公司1.43亿股民生银行股票，到2006年6月30日，上海健特持有的民生银行股票3.157亿股。

就在外界在讨论保健品生命周期的时候，手里握有已经22亿银行股票，已经软着陆的史玉柱吼到：“我永远不会套现走人！”史玉柱依然是两个上市公司健特生物和四通控股的第一大股东。

管不管

2006年4月8日下午3时，上海金茂大厦，征途新闻发布会。主角史玉柱使出浑身解数台上台下兴奋地秀他的网游新事业。4月9日，身为征途CEO的史玉柱没去位于徐汇区的征途公司上班。他独自一人静静地待在上海金玉兰广场25楼巨人投资100平方的办公室里。他说：“我一般都不过去。”“烦事情太多。”“我已充分授权给了几个副总。”

2001年，“脑白金”销量突破13亿之后，史玉柱随即将日常管理扔给了大学时的上铺陈国。史玉柱完全相信陈国，因为，巨人大厦失败后，“陈国、费拥军好几年没领工资，也一直跟着我。”

史玉柱自信，给他5年时间，他就能看出一个人的德性，而且，“我需要充分信任的人不用多，四五个就够了。”因此，史玉柱只用部下，不找外面的人。“女性从忠心角度来说可能会好点。”“一般公司都会有几个副总在斗啊斗，我们没有。”“没德的人，我不给放领导岗位上来，放上来的人都不爱搞这个。我们的副总都很团结，不互相斗，也不和我斗。”

“德”和“才“只能选其一时候，史玉柱肯定选择德。史玉柱确定“才”的标准很简单——办事成功率高的人就是人才。“我只看他的成功率高，不听他说的。”史玉柱喜欢战术人才，不喜欢战略人才。“战略人才多了，大家整天就会在一块夸夸其谈，不干实事。”

2002年，上海健特总经理陈国车祸。史玉柱当时正在兰州开会，撂下电话，史玉柱连夜飞回上海。赶到医院，陈国人已经快不行了。“这件事是仅次于巨人倒掉的打击，全公司把业务都停掉处理后事，那是一种痛失左右手的伤痛。”每年清明，史玉柱和公司高层都要去给陈国扫墓祭奠。史玉柱现在对车的要求很高，坐SUV为主。另外加了一条规定，干部离开上海禁止自己驾车。

陈国去世后，史玉柱没重新接管“脑白金”，他将担子交给了刘伟。刘伟加入巨人的时候，只是个普通的文秘。“刘伟做上海健特副总，她分管那一块，她花钱就是比别人少很多。”“她跟了我12年了，没在经济上犯过一回错，我自然非常相信她。”

“脑白金”销售渠道上有8000多名员工，旺季超过一万名，分布在全国1800个县，各地办事300多个。刘伟虽然能叫出300多个县、市、省办事处经理的名字，但她需要史玉柱提供管理思想和管理方法。

史玉柱早期办珠海巨人实行军事化管理，后来，他明白了，大多数员工的使命是打工挣钱，养家糊口。军人有对国家和民族的义务，员工没有对老板效忠的义务。

再次建立管理体系，史玉柱坚持精简总部。珠海巨人销售额达两三亿时，总部已经达到了300多人，而“脑白金”做到10个多亿，总部却只有十多个人。能接受史玉柱军事化管理的人不多，能“死活”跟着他、“效忠”他的人不多。

史玉柱只给省级办事处的经理和副经理发工资，其他人的工资，每卖一箱脑白金，提成4%，省级经理用这4%给省级办事处其他人和市级办事处经理和副经理发工资。市级办事处往向下也是一样。此举，史玉柱既简化了和众多员工的关系，也能有效控制费用，各级办事处不会盲目扩张人员。

巨人员工固定工资在同行业中处于中等偏下，但浮动工资却相当多。史玉柱乐意看到员工拿的越多，这名员工拿得越多，证明他对企业贡献越大。

管理营销费用也是一样：每卖掉100箱，就提成2万元，作为营销费用。推销员费用都给报销，但省下来的钱是你自己的。珠海巨人的时候，各地分公司请人吃饭在500元以上的，必须上报经批准后才能执行。现在，宽松了，尊重了大家，但大家为了自己的利益，反而都会节约开支，和“脑黄金”时代比，现在的营销费用可以节约三分之一。

300多个办事处都没在当地注册，都没资格对外独立签订合同。办事处可以和经销商谈价格，但最终价格由总部定，并在总部签合同盖章。上海总部要保持永远直接和经销商发生买卖关系。

广告款也全部由上海总部直接汇给当地电视台。办事处可以去电视台谈，上海总部觉得价格合适，总部就会和电视台直接签订合同。当地办事处只负责播出监控。

办事处人事需“越级”任命：县级办事处人事需要省级任命。市级办事处人事需通过省级报上海总部任命。“人事不能由顶头上司直接任命。我怕产生帮派。”

网游要赚有钱人的钱

2003年，深夜。史玉柱在玩《传奇世界》，他的名字叫“收礼只收脑白金”，他只有30多级，在多次被人随便PK掉之后，他找到了本区级别最高的账号，对方是温州网吧老板。史玉柱立即吩咐温州分公司经理到网吧，付3000元，将这个70的级账号拿到手。尽管有了70级的帐户，史玉柱依然无法所向披靡，他急得直接找陈天桥，陈天桥告诉他：“装备更重要。”史玉柱立即花了一万块元买了一套顶级装备。

2004年，深夜。史玉柱在玩《英雄年代》，感觉比《传奇世界》强，只是不明白其中很多不合理的设置为什么一直不改。

2004年，深夜。史玉柱换了一款游戏玩，感觉还不如《英雄年代》，重新开始玩《英雄年代》。

2004年，深夜。得知《英雄年代》开发团队和盛大合作不愉快，史玉柱想：“我找他们做一款网游，晚不晚？”到了2004年，再做和《传奇》一样，靠点卡收费的游戏肯定晚了。史玉柱想到了“永久免费，靠道具赚钱”的模式。“让穷学生和亿万富翁，在点卡面前，一律平等，这是不对的，不符合营销规律。”史玉柱要赚有钱人的钱。对没钱的人，史玉柱免费，靠免费吸引他们来捧个人场，有了人气，史玉柱才能更好地赚有钱人的钱。

游戏圈子很小，史玉柱很快找到了《英雄年代》开发团队。这些人有的离开了盛大，有的还在盛大。史玉柱吸引开发团队的方式很简单就是高工资。“我看准的优秀人才，工资一事一议，不受公司级别制度限制。”“陈天桥其实给得也很多，他给期权，一个骨干期权兑现都是几百万，但人家还有意见。他给的方式不对，有点冤枉。”

2005年9月，《征途》完成开发。就在史玉柱要以“永久免费”概念切入网游市场时，2005年11月，盛大抢先一周宣布将包括《传奇》在内的三款游戏免费。

《征途》副董事回来检讨说，不该和盛大的副总接触，将《征途》永久免费信息透露出去。好在《征途》从开发设计上就是“永久免费，靠卖道具赚钱”的模式，所以，能将游戏千方百计“聚焦”在“道具”上，聚焦到不断“刺激”“有钱人”攀比买“道具”上。

史玉柱不怕陈天桥，史玉柱怕丁磊：“网易要现金有现金，要人有人，最可怕的是丁磊本人非常重视网游。”“所幸网易做卡通类，和我们不在一个市场。”

史玉柱也怕QQ。但“QQ主要是休闲类的，不是我们这个圈子里。”

史玉柱看不上九城。“《魔兽世界》的确实好，3D里面可能5年之内出不了超过的，但它的致命伤在文化。举个例子，中国人很怕死人，外国人不怕，美国人当个亡灵可能很开心，中国人谁愿意当僵尸？所以，《魔兽世界》30万在线，已经到头了。”

至于金山，史玉柱没时间研究。“我的一款游戏就能把他所有游戏给超过去了。”

2006年04月14日，北京5G评论现场。资深游戏评论人王乐认为《征途》肯定不能成功。“史玉柱进入游戏，第一靠广告，第二靠吸引媒体的炒作。他的方式还和脑白金一样。”QQ游戏前知名产品经理王锋认为史玉柱是在吹牛：“他说他内测有15万人在线，我觉得1500人差不多了。”

2006年11月，王乐承认《征途》同时在线人数有15万。“已经非常赚钱。”而早在2006年9月15日，《征途》就对外宣布同时在线超过了50万大关。

采访手记

1997年，珠海机场候机厅。雷军小声对我说：“快看！那是史玉柱。”我望过去：一个精瘦的男子，两三个随从提着一个纸箱子，跟在身后。找到座位后，随从将纸箱放下，史玉柱依然站着，随从们依然站着。史玉柱此时已是业界“多元化”失败的典型案例，我也将当时看到的场景理解为英雄落寞。

在珠海采访《剑侠奇缘》期间，雷军一直在和我说，北京金山来了一个“能力超强”的副总，叫蒋涛，此前在巨人负责手写电脑开发。

1997年夏，因为要刻一张盘，我和蒋涛成了好友。尽管巨人已经失败，蒋涛那时说起史玉柱依然怀着敬佩，经常用“老史还是很厉害的”作为往昔回忆的结语。

2000年圣诞节，香港。方向明和我说起史玉柱。方向明是巨人大厦失败后，唯一采访到史玉柱的记者。方向明的结论是，企业家应该远离政治，否则容易把持不住。“李鹏总理和他握一次手，他一激动，将巨人大厦提高了20层；李鹏总理再和他握一次手，他依然很激动，将巨人大厦再提高20层；李鹏总理又和他握一次手，巨人大厦最终成了72层。”

2001年，史玉柱“咸鱼翻身”，我找到最早报道此事的翁宝，请他帮我约专访，未果。5年之后，2006年4月9日，终于等来了史玉柱急于宣传《征途》的机会。那天，我们从下午2点一直谈到6点。期间，我先让司机去机场帮我换登记牌，后又让司机帮我改签航班。我没想到史玉柱如此地健谈，需要谈如此长的时间。

采访完成，一直没有动笔。我身边的年轻人、游戏圈子的人几乎众口一词地认为，《征途》不可能成功。他们理由是，史玉柱没游戏运营经验，只会炒作。史玉柱在4月8日《征途》新闻发布会的表现，炒作成分不可谓不浓。做了15年记者之后，我开始害怕被误导，怕一不小心成了《征途》心甘情愿的“枪手”。等到起先斩钉截铁认为《征途》不可能成功的人也开始承认《征途》成功之后，我向4月9日那个细雨连绵的下午望过去，试图理解这个人和他的所作所为。

史玉柱的成功是他个人的成功。1989年10月，他在深圳怒摔两台IBM 286的一刹那，就决定了，他今后身边的人将是他的追随者而非合作者。1997年巨人失败后，很多人离开，又进行了一轮追随者而非合作者的筛选。“脑白金”二次成功后，史玉柱采用高薪、提成而非股权分红的分配方式，在制度上进一步确立了史玉柱个人成功的模式。

“脑白金”做得更大之后，史玉柱卖掉一部，换回现金，投资更加保险的银行股份；剩下的“脑白金”资产也都同时变成了随时可以套现的两个上市公司股份。

管理好一个公司太难了，史玉柱不愿意深陷其中，他在自己最好的时候，使出一系列资本运作手段，迅速完成了从企业家向资本家的转换。做企业，长期靠一个人肯定不行，做资本家，只要一个人决策正确就行，不涉及执行层面。

史玉柱是泰山产业研究院的发起人之一，柳传志是泰山产业研究院院长。这么多年来，史玉柱和柳传志的交情始终局限在精神层面。在他最困难的时候，他向柳传志请教怎样办企业，他没向柳传志借钱。他知道柳传志是企业家，讲原则，公司钱就是公司的钱，私交再好不能动公司的钱。

史玉柱和泰山产业研究院另外一个资本家段永基交往甚密。2001年12月21日，史玉柱为救段永基向四通巨光投资1亿元，后因CEO吴力借贷，搞出几亿的窟窿，致使史玉柱血本无归。后来，四通再次遇到危机，6000万股华夏银行股份被法院冻结要拍卖，史玉柱再次拿出1亿多元，替段永基��钱还了，在进入拍卖程序前把股份拿了过来。来而不往，非礼也，从2002年开始，由段永基任董事长的中关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就一直是史玉柱控制的健特生物的前十大股东。有过这些交情，2003年末，段永基花11.7亿港币购买脑白金75%分销网络也就不足为奇了。

段永基的资本运作能力丝毫不必史玉柱差，很多方面甚至是史玉柱老师，可惜段永基手中没有一年可以赚3.5亿利润的“脑白金”为他的资本运作持续输血。资本运作，为了超额回报，挖东墙补西墙，一有散失，就会有大窟窿，需要实业来补。

《征途》现在又开始大规模盈利了，它必将成为史玉柱手上另外一个资本运作工具，让我们看史玉柱又能玩出什么花样。

来源：《知识英雄2.0》

作者：刘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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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平壤购物：朝鲜资本主义世界大冒险 | 纽约时报

TRAVIS JEPPESEN   2019-02-21

平壤，晚上9点左右。

我和我在朝鲜的看管人S的车开进了清流馆空荡荡的停车场，这家餐馆位于宁静的普通江畔。

那是2017年的春天，当时我并不知道，自己是旅行禁令生效之前最后一批访问朝鲜的美国人之一。

那是我五年来第五次访问这个国家，大家都认为美国游客很难去朝鲜，这促使我抓住一切来这里的机会。

前三次我是以普通游客的身份旅行，出奇得容易（尽管会遭到严密的监控和管制）；然后是2016年的夏天，我报名参加了金亨稷师范大学(Kim Hyong-jik University of Education)为期一个月的沉浸式朝鲜语课程。

现在，我又回到朝鲜，白天另外再上两周的语言班，晚上则悄悄在酒店房间里为我要写的书做进一步的笔记。

这是不到一年的时间里，26岁的S第二次被分配来照看我，已经变得像个朋友了。

来到这个国家几次后，我听说年轻的情侣晚上会经常到普通江这一段散步。“我们来这里约会吗？”我开玩笑说。

S笑了。“是的，没错，”她说。“我们今晚和K同志有个约会！”

K（在本文中，我用名字的首字母来指代几个关键人物，以免他们及其亲属遭到报复）是安排我此次访朝行程的国有旅行社的负责人。

他曾提议带我去他最喜欢的餐吧喝上一杯，那家店位于平壤东部，不远处就是主体思想塔。蜡烛形状的塔高达170米，樱桃红色的火焰灯彻夜点亮。金正日在1982年下令建造它，作为送给他父亲、朝鲜开国领袖金日成的70岁生日礼物。

在平壤，司机得持有特别许可证才能在晚上11点后在外面逗留，9点出门感觉已经晚了。

我们下了车，去欣赏晚春的夜景。除了S和I，还有分派给我们的另一名向导P，以及司机。

通常来说，导游的任务是照顾一大群人，但因为负面消息层出不穷 —— 那是朝鲜与西方关系最糟糕的一段时期，新闻里全是试射导弹和监禁美国大学生奥托·瓦姆比尔(Otto F. Warmbier)（他在朝鲜被监禁17个月期间陷入昏迷，后来死亡）之类的消息 —— 本来就不高的旅游数字更是出现了暴跌。

在接下来的两周时间里，我将是他们负责的唯一外国人。

经过除了我们之外空空荡荡的停车场，我们看到十来个人影在一辆敞开式卡车后侧和河之间穿梭，他们在把似乎是太阳能板的东西卸下，搬到河边，让它们漂浮在平静的水面。

我之前已开始注意到���内许多公寓阳台上的太阳能板 —— 对有经济能力的人来说，这是解决电力短缺一种便利的方法 —— 因此也知道，放在水上是一种给它们降温的办法。

但是由于数量很多，看上去就像是让这些太阳能板浮在水面作展示，仿佛它们是待售的商品。正当我纳闷看到的到底是什么时，P对着她的朝鲜同胞高叫起来：“jangmadang! jangmadang!”

“Jangmadang! jangmadang!”我欢快地附和道。

陪同的人立即止住了笑，低头看向地面。他们一时间忘了我是个学语言的学生：jangmadang是我不该知道的一个词。

Jangmadang通常翻译成“集市”，是指所谓的“艰苦征程”时期出现的非官方市场，后者是朝鲜政权给整个90年代中后期困扰这个国家的饥荒的正式名称。

起初它们是非法市场，朝鲜人赖以获得其月度配给的公共食物分配体系崩溃后，这种市场蓬勃发展起来。

在金正日统治后期，政府开始勉强接受它们的存在，并采取措施予以监管：征收摊档租金，控制价格，并对出售的货物加以监控。

在金正恩治下，针对民营企业的这类限制措施已经几近取消，jangmadang不再是形成初期的那种促狭的集市摊档，而是大量合法、非法、半合法的市场，售卖各种商品。

从近年的脱北者和侨民口中可以了解到，如今在朝鲜，只要有钱什么东西都能买到。

但由于政府尚未想出与这种新兴资本主义形式公开和解的方式，和外国人谈论jangmadang被认为是一项禁忌。

这真可惜，因为jangmadang的兴起可以说是朝鲜近些年来意义最重大的里程碑。过去几年来，全国的经济发展来源于此。

朝鲜人或许被禁止同外来人谈论这个，但他们不再怯于炫耀自己的消费习惯，任何在近几年目睹过平壤街头展示的人都会认同。

对于一个完全与外界隔绝、半数民众挨饿的国家，万宝龙手表、雷朋太阳镜和巴宝莉时装很难符合对它的刻板印象。

尽管极端贫困仍在困扰大量人口，朝鲜社会不再是贫与富的简单画面，而是拥有日益多样化、复杂化的多个社会经济阶层。日益壮大的上中产阶级在平壤最显而易见，但其它地区也出现了暴发户阶层，如港口城市清津以及和中国接壤的许多地方，那里合法和非法贸易在继续繁荣发展。

我在和向导们的尴尬沉默中煎熬着，努力想要重新开始谈话，但想不出从太阳能板这个话题能引出什么有意思的东西。

一个人影渐渐朝停车场走来，使我得以摆脱独自挣扎。

那是个37岁的男子，身穿杜嘉班纳(Dolce & Gabbana)法兰绒衬衫，脚蹬荧光色耐克鞋。若不是胸前郑重地别着印有金日成和金正日笑脸的胸章 —— 朝鲜所有成年人都必须在公共场合佩戴这种胸章 —— 我意识到，他很容易会被当成一名韩国同胞。

“K同志来了，”S叹着气宣布道。“终于。”

艰苦征程的成因有很多，但很可能主要原因在于1991年苏联的垮台。

在朝鲜战争之后的几十年中，苏联给朝鲜提供了用以维继政权的援助，如以人为压低的价格出售石油，换取做工粗糙的朝鲜产品。

对俄罗斯联邦而言，与朝鲜继续这种贸易援助在政治上毫无道理，更不用说在商业上。

根据一项估计，1990年至1994年间，朝鲜和俄罗斯的年度贸易额从25.6亿美元骤降至1.4亿美元。之后数年中，洪水导致危机恶化，朝鲜经历了灾难性的饥荒，60万至100多万人因此丧命。

由于粮食短缺，政府无法通过配给计划提供粮食，朝鲜人开始放弃官方的中央计划经济。

全国各地的市场如雨后春笋般涌现，销售各种各样的东西，从食品、香烟、日用品到非法外国出版物应有尽有。

根据丹尼尔·图德(Daniel Tudor)和詹姆斯·皮尔逊(James Pearson)的著作《朝鲜机密》(North Korea Confidential)，这些摊点通常是由中年已婚女性经营的，她们令人不安地“使国家卷入了市场化”，被迫向当地的党干部缴纳“摊点税”。

2009年，在金正日治下，政府实施了一场灾难性的货币改革，试图关闭市场，并禁止国内市场活动。这引起了公众的广泛不满，一名劳动党高级官员被当作政府决策的替罪羊处决。

尽管如此，朝鲜政权未能兑现喂饱国民的承诺，在某种程度上，jangmadang提供的灰色市场填补了这一空白。

如今，朝鲜有400多个被批准的市场，拥有大约60万家商贩。货币改革令许多商人失去了财富和积蓄，此后交易的首选货币变成了美元和人民币。

根据一项调查，大约90%的家庭支出都是在这些市场；它们实在太普遍了，以至于人们造出了“集市一代”这个词，他们从小就知道有它的存在。

在金正恩的领导下，市场活动得到容忍；而且正如我在访问该国时亲眼目睹的那样，它们已经慢慢地进入了官方行业。

在密切观察朝鲜的人士当中，越来越多的人认为它的经济正在经历一场悄无声息的革命。

韩国经济学家金炳连(Byung-Yeon Kim)在2017年出版的《揭开朝鲜经济面纱》(Unveiling the North Korean Economy)一书中，率先提供了有关这种转变的确凿数据。

金炳连说，朝鲜非正式经济中，普通工人的收入是拥有正式工作工人的80倍。

在国有企业中，大约有23%的员工同时从事一些非正式的工作。在朝鲜所有的企业中，至少有58%的企业雇佣所谓的“8/3工人”，他们为了不去上班并参与非官方的市场活动而向企业支付一定费用；这些资金对这些企业来说是一种重要的收入形式，帮助它们继续支付正式员工的工资。

这种程度的系统性腐败代价高昂：从1996年到2007年，人们用于贿赂的支出估计占家庭总支出的5.2%至10.7%。

尽管存在普遍的腐败，据一些人估计，在最新一轮制裁于2017年秋季生效之前，朝鲜经济的年增长率超过4%。

“朝鲜的社会主义经济体系实际上已经崩溃，”金炳连写道。

但这种转变很难与该国自诩为社会主义天堂的形象调和起来，朝鲜一直在向外部世界和自己的人民展示这种形象。

韩国国立首尔大学(Seoul National University)硕士研究生彼得·沃德(Peter Ward)的研究重点是朝鲜经济，去年夏天在朝鲜旅行了将近一个月，研究政府出版物和学术期刊。

在研究过程中，他发现该国颁布了新的规定，解除了对“订单合同”使用的限制，只要它符合国家的目标即可。沃德在他最近的播客中解释说，订单合同涉及国有企业与客户协商制定价格。

换句话说，它们是一种市场力量，只是换了一个名字而已。

他解释说，这种变化并不局限于任何一个部门；相反，在经济的几乎每个部门，供求经济学都在被国有企业的管理层和员工运用着。

每个朝鲜公民一出生都会被分配到一个被称为“出身成分”(songbun)的分类，它对本人是保密的。

在这个系统中，有三个主要的类别 —— 忠诚、动摇和敌对 —— 还有51个子类别作为限定。

这个分类是决定公民一生际遇的主要因素。它和家族出身有关，基于一个人的父母、祖父母或曾祖父母在建国期间 —— 甚至更早 —— 所做的事情。

那些在1945年朝鲜解放前与金日成在游击战中并肩抗击日本占领者的人，被赋予了最高级的出身；他们的许多后裔如今占据着政府最高层职位。

那些被打上“敌对”标签的人可能是前地主的后代，可能是与日本殖民者合作的人的后代，也可能是在韩国有亲戚的人或基督徒的后代；他们大多被派往朝鲜不适宜居住的山区，被禁止进入平壤或其他大城市，被迫以农民或体力劳动者的身份勉强度日，几乎没有任何进一步发展的机会。

即使大多数朝鲜人不能明确知晓，凭着自己的居住地、祖先是做什么的、从通常自上学期间就开始得到的机会和遭到的歧视，通常每个人都可以感觉到自己的出身成分是什么。

出身成分显然是警察国家机构的一个明确组成部分，历史上一直和朝鲜传统的中央计划经济联系在一起。有证据表明，随着朝鲜进一步走向自由市场，这种政治阶级制度也在受到侵蚀。

在2017年上一次访问朝鲜之前，我在首尔花了3个月时间采访脱北者。

其中一位是2006年离开朝鲜、现年30岁的金范希（Bomhee Kim，音）。她的童年恰逢饥荒年代，在那段时间里，她亲眼目睹了出身成分制度是如何开始像这个国家一样分崩离析。

她告诉我，一切都始于1994年7月8日金日成的去世 —— 好像伴随着伟大领袖的去世，不可避免地总会有大规模灾难。对当时只有五岁的金范希来说，这完全说得通。人们在全国各地的领袖塑像前举行了大规模的悼念活动，纷纷落下眼泪。好像神也为之动容一样，天降倾盆大雨，毁坏了那年的庄稼收成。

到1997年，国家规定的对金日成的三年悼念期结束的时候，在他的儿子和接班人金正日的领导下，宣传口径转向了奋斗与忍耐的信息。

朝鲜的工资一直很低，低到几乎没有意义的程度；所有的必需品，包括食物，原本都应该由国家的公共配给系统提供。

随着俄罗斯撤走援助，配给很快就耗尽了。“父母告诉我，有一天，我们不再得到政府发的食物，”金范希回忆说。“从现在开始，我们不得不靠自己奋斗了。”

金范希记得，她渐渐习惯了家乡的地上和附近的山里躺着死人的景象，人们会到山里去寻找任何能吃的东西，包括老鼠和树皮。

公共分配制度崩溃后，饥饿的民众别无选择，只能违反宪法，开始自己做生意。

由于通往韩国的路被地雷密布的非军事区阻断，数不清的朝鲜人越过边境逃往中国。

中朝边境也成了那些留下来的人的生存途径，各种贩子经常带着食物、商品和现金，以及像DVD这样的更非法的商品，在边境上往返，实际上让朝鲜人接触到了更广阔、更富有的世界。

金范希家里的地方离一座金矿很近，这时的朝鲜已经足够腐败，所以如果你认识合适的人，就能从矿工那里直接买到金矿。她的父母以黑市价格搞到了未提炼的金子，在家里进行提炼后，以官方价格将纯金卖给边境那边的中国投资者，获得了利润。

她的父亲后来干脆用钱贿赂领导，不再去上班 —— 随着经济的崩溃，所有的行业都陷入了停顿，所以上班也没什么可做的。

与此同时，金范希的母亲开始在jangmadang出售自制的食品。

从朝鲜偷带出来的视频揭示了这些早期市场的样子，它们是在大城市泥泞的边缘地带或隐蔽小巷里的原始集市，商人们把商品摆在地上铺的油布上、或装在普通的袋子里，自己则蹲在或站在货摊旁，如果有官员过来，他们可以很容易地把商品兜起来跑走。

无家可归的孩子（他们的父母要么死了，要么抛弃了他们）自发形成了狄更斯小说里那样的帮派。

他们会在集市上四处游荡，从购物者的背包里偷他们想得到的东西，分散小贩的注意力，以协助同伴们偷摊上的食物。

他们经常遭到毒打，甚至在与敌对帮派的战��中被打死。

还有一些孤身一人的孩子，有的只有两三岁，人们可以看到他们从成堆的动物粪便中拣出未消化的玉米粒，当场吃下。

金范希11岁的时候会在放学后骑自行车去批发市场，用1000朝鲜元（按如今的非官方但普遍采用的汇率，约合12美分）买100块糖，然后跟母亲一起在偏远农村地区的jangmadang上把糖果卖掉，赚取10%的利润。

朝鲜的社会主义再也没有从这种市场经济的入侵中恢复过来。

虽然出身成分从未消失 —— 特别糟糕的出身仍是提高社会经济地位的一大障碍 —— 但现在，人们可以想办法绕开它。

与我交谈过的另一位年轻脱北者能够得到在平壤居住所必须的许可证，当然不是因为她父母的出身成分 —— 他们的成分不坏，但也不太好 —— 而是靠他们的钱和商业关系买来的。

这位脱北者要求我隐去她的名字。

她在中国边境上的一座城市长大。在整个21世纪的头10年里，边界的管理比今天更松散，这种市场非常繁荣。

这名脱北者会弹钢琴，曾梦想在首都学习音乐。虽然她母亲的生意做得很好，但还是支付不起相当于1万美元的贿赂，让女儿进入朝鲜最好的音乐学院。

所以她做出了次好选择，与音乐学院的一位教授直接谈妥。这位教授早就不再去上班，而是开始私下教授精英家庭的孩子。每月支付了食宿费和学费后，她可以住在教授家的一个空余房间里，在平壤学习钢琴。

据金炳连在近期的脱北者中进行的一项调查显示，政府雇员的平均月工资略低于2200朝鲜元，约合26美分；而在jangmadang工作的人平均月收入为172750朝鲜元，约合21美元。（为了更好地理解这些数字，平壤目前的大米价格是每公斤4200朝鲜元，约合51美分。）

虽然历史上的情况是，脱北者从韩国给他们仍生活在朝鲜的穷亲戚们寄钱 —— 这个情况类似于生活在美国的古巴流亡者 —— 我已从几名脱北者那里听到了近年来的一个新现象：

富有朝鲜人每个月给他们在韩国读书的脱北子女寄几千美元。

这些人属于中上阶层和上层，他们不只是在jangmadang卖东西，还在纺织和海鲜等行业用具有全球竞争力的价格从事贸易。

如今，在国有企业担任管理职务的个人几乎可以从事任何他或她想做的盈利活动。

这些活动都能得到政府部委官员的“批准”，这些官员本质上是一种拿回扣的商业伙伴，他们然后再给自己的上级送回扣，这种做法一直延伸到统治家族及其伙伴。

一些报道朝鲜的记者把朝鲜政权比作收取保护费的黑手党。

当我们的车越过宽阔的大同江上的大桥进入东平壤时，路口的红灯让我们停了下来，前面可以看到一座有弧线屋顶的长长的建筑。“那是柳京健康中心，对吗？”我问坐在副驾驶座上的K同志。

“是的，是的，”他点头答道。

“街对面的那个呢？”我指着一幢有闪亮的蓝色反光立面的新建筑问道。“那也是柳京吗？还是它有别的名字？”

K转过身来面对着我。“你去过那里？”他不相信地问道。

那不是他的公司经营的旅游线路上的正常一站。实际上，他并不知道外国人是否可以进到那里。

我的确去过那里，那是在过去的一次由K同志的竞争对手安排的访问中。

新健身俱乐部的设施令人印象深刻。

一层的一个商店出售各种奢侈品：定制西装、丝绸领带、精美的皮夹、闪闪发光的劳力士手表。一个零食店出售各种各样的进口软饮，包括越南包装的可口可乐系列产品。

与某些评论人士散布的观念相反，这些不是只为给外国人留下好印象而摆样子的地方，那天在男更衣室里的20几名顾客，看上去真的被我和选择与我一起来享用这些设施的同团另外一名外国男子的突然出现吓了一跳，这些设施包括传统的朝鲜桑拿汗蒸幕，其豪华程度远远超过任何我在首尔偶然光顾过的地方，里面还有一个带有人工瀑布的室内游泳池。

K若有所思地点了点头。“这是……柳京健康中心的附属。”他的用词小心翼翼。“但这里带斜面屋顶和室内溜冰场的主楼……你也到过那里吗？那是给普通人用的。”

最近两次访问期间，我开始越来越频繁地听到“普通人”这个词。

它通常带有一丝贬义，显然是指下层阶级：工薪穷人，农民和劳工，那些没有幸运地受雇于某个被认为可获利且有地位的场所的人，那样的话他们就得以进入街对面那样的地方；它也指那些缺乏精明头脑和关系的人，那样的话，他们可能会在jangmadang的灰色市场世界或者国有企业管理高层中出人头地。

我们的车开进了停车场。一间卖进口处方药的商店和另一间服装、家具和家居用品综合商店之间的一道楼梯把我们带到了目的地，K同志最爱的餐吧大同江啤酒吧(Taedonggang Beer Bar)。

里面全是木、铜、镀铬的华丽装饰，雅致的昏暗灯光，身着礼服的调酒师。若非平板电视上正播放着牡丹峰乐团(Moranbong Band)的演唱会，而不是球类游戏，我可能已经在想象自己身处芝加哥或波士顿某处的高档体育酒吧了。

店里客人不少，包括朝鲜的雅皮士，经过一天疲惫的工作后，他们松开了领带和中山装衣领。

有一种当地说法形容这些人：dongju，即金主。

这些人无疑不是“普通”人，虽然他们也代表着平壤民众中日益壮大的一个比权贵低一级的群体：新富阶层。他们不大会去市场看摊，而是从摊位收租，并在名义上受雇于官方部门的同时，参与jangmadang的其它经济活动：从负责运送中国走私货物的物流，到经营商店和企业，从这类货品的销售中获利。

我的看守人们和我选了张桌子坐下，K同志则去吧台点了几份啤酒和一份泡菜煎饼。S虽然名义上仍是导游，但最近升到了管理岗位。

我问她没旅行团的时候她一天都在干嘛，最近基本上都没什么旅行团。

她害羞地笑了笑，说：“噢，坐着，想想打发时间的新点子。办公室的一些男同事《魔兽世界》已经打得很娴熟了。”

像我见到过的大多数朝鲜人一样，她不想过多谈论她工作时一整天都干了什么，但根据我之前访问朝鲜时她无意中吐露的内容，以及她无休止地响起的智能手机，我已经拼出了一幅朦胧的画面。

S的家庭远非普通人家。她所称的做“商人”的父亲曾在海外某朝鲜大使馆待过多年（K同志也是）。她和父亲都会时不时出国到中国、非洲和拉丁美洲旅行（K同志也是）。她做厨师的母亲经营着自己的餐厅，特色是欧洲和美国菜，并提供外烩服务。

有一次，S直白地问我在目前生活的德国是否有认识的生意人，这人要有比较大胆的作风，不太在意违反制裁。

我问她感兴趣的是哪类业务。她不假思索地提到了法国化妆品、IT服务（她告诉我她的兄弟是个天才程序员）、用于制作假发的人发。

“什么都行，真的，”她说。

在金正恩2011年继承权力之后，其政府的核心是所谓的“并进”政策：经济和军事（如核武器）同步发展。这在很多方面是他父亲军事第一政策的继续，该政策不仅扩大了朝鲜常备军的规模，还让军方要员掌握了前所未有的重权。

但在2018年4月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上，金正恩宣布了一条令人吃惊的消息：“并进”政策正式结束。开发核武器的计划已经完成，并取得了“胜利”。

虽然外界一直在争论，金正恩在多大程度上想要弃核，但值得注意的是，在他春季宣布消息之后，军方高层出现了人员调整，可能表明金正恩的决定在军方导致了某种不和谐，军事机关也普遍出现降级。

金正恩继续宣布，向前迈进的唯一关注点将是发展经济，同时启动外交程序维护朝鲜半岛的稳定与和平。除在新加坡与唐纳德·特朗普(Donald Trump)进行简短会晤外，金正恩迄今已和韩国总统文在寅(Moon Jae-in)进行过三次长时间的会谈。文在寅曾反复表示，他相信金正恩的意图是真诚的。

众所周知，想弄清朝鲜政权的目的是什么会很困难，但在经济自由化与外交政策转变之间，乐观的解读是，金正恩想要开放朝鲜。

曾撰写过多部朝鲜现代史专著的芝加哥大学教授布鲁斯·康明斯(Bruce Cumings)对这一问题尤为乐观。“有史以来第一次，我开始相信，金正恩正朝着邓小平1979年在中国选择的方向迈进，”他对我说。

“我认为他的理想是创造一个安全的环境，使朝鲜可以用中国和越南的方式，对世界经济开放。这在很大程度上是1月以来与韩国和美国的外交动态背后的原因。我认为实际上过去25年来，这一直是朝鲜的目标，但他们发现很难明说出来：在苏联解体后，以某种方式让美国来解决它的战略性问题。”

为让经济实现有意义的增长，朝鲜将需要美国��联合国取消经济制裁，允许朝鲜获得商品以及尤为关键的资金。

但正是基于这一原因，许多人对金正恩的举动深表怀疑，鹰派朝鲜观察人士认为这是要糊弄美国，让它取消制裁，自己不需要付出任何东西。

问题仍然在于，铁板一块的朝鲜政治体系能否经受住市场经济带来的破坏力量。

这个等式的关键可能是“金主”这些人已经让自己成为一个复杂金融体系的组成部分。

鉴于朝鲜公布的可靠数据很少，很难判断到底有多少人属于这个正在崛起的经济阶层。然而，有一件事是清楚的：正如金正恩已经开始依赖金主，金主也依赖于金正恩政权的生存。

生于俄罗斯、在朝鲜读过书的安德烈·兰科夫(Andrei Lankov)认为，在苏联的垮台过程中，中产阶级对体制的不满发挥了关键作用，与此不同的是，金主担心朝鲜政府的崩溃，以及随后同朝鲜半岛的统一，那将意味着朝鲜不得不与韩国这个全球经济巨头竞争，让朝鲜人处于次一等地位或者更糟。

他们充分认识到他们周围的贫穷 —— 以及他们中许多人是从“普通人”起家的事实 —— 因此认为，维持现状符合他们的利益。

在这种情况下，金主很难被认为是一个持不同政见的阶层；他们只是想让政府不要管他们，这样他们就能发财了。

喝了一轮啤酒后，K同志告罪说他不得不提前结束此次聚会。因为他第二天早上要去南浦出差。

在我们起身离开之前，他送给我一件礼物：一个昂贵的打火机，上面印着千里马的图案，千里马是亚洲神话中的一种长翅膀的马，以惊人的飞行速度著称。

它令人想起金日成在1950年代末提出的千里马运动，那是一场类似于中国的大跃进和苏联的斯达汉诺夫运动(Stakhanovite Movement)的大规模劳工运动，旨在通过“思想激励”来刺激经济的快速发展，比如给超额完成任务的人授予千里马骑手的头衔。

此外，政府还鼓励员工少喝汤，以减少上厕所的时间。

千里马运动被誉为朝鲜历史的里程碑，但一些外部观察人士声称，它所带来的不过是疲惫、营养不良的朝鲜民众和一系列粗糙、劣质产品，只是昔日政府经济措施失当的又一个例子。

K还递给我一盒绿色的香烟。“这是平壤的新潮品牌，”他笑着说，然后压低了声音:“精英就抽这个。”

我大声念出生产它的公司名称:“Naegohyang”。—— 我的家乡。

在收银台前，我打算买单，但K同志挥了挥手，从他的杜嘉班纳衬衫胸前口袋里掏出一叠厚厚的50美元钞票，抽出一张拍在桌上。

女服务员的手指在袖珍计算器上舞动，而后找钱给他，其中有美元，还有几千块印着金日成笑脸的朝鲜元。

K同志满脸怒容地把美元装进口袋，把朝鲜元推回给女服务员，我们慢悠悠地走到停车场，司机正在那里等着。

（Travis Jeppesen是一名作家，其最近的著作是《在平壤与你再次见面》(See You Again in Pyongyang)。本文是他为《纽约时报杂志》撰写的第一篇文章。）

https://cn.nytimes.com/asia-pacific/20190221/north-korea-black-market-econom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