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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ekyll-hong · 5 years a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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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现代化的陷阱》摘录

对改革以后的中国，西方世界的看法很不一致。乐观者认为，在持续的经济改革推动下，中国国力不断增强，正在成为世界上的经济强国。持此论者所持的依据往往有二：一是以自��对中国北京、上海、��州、深圳等现代化城市的观感为依据；二是中国官方的统计数据与《人民日报》的报道。悲观者则认为中国社会矛盾丛生，弊病百出，中国政府如果没有能力改变现状，最后的结果是走向崩溃。

由于中国政府垄断了所有媒体，并将媒体的作用定义为“党的喉舌”。在信息不对称的情况下，即便是生活在中国的外国人，对这个庞大的国家也难窥其全豹。

中国政府乐于向世界展示每年的经济增长率以及几个亮丽的“现代化橱窗”，如上海、北京、广州、深圳等经济发达的城市。“经济增长”构成了政权合法性的基础，也成了不少乐于与中国政府在研究项目上合作的外国学者对中国的发展持乐观看法的依据。至于中国政府习惯性地对统计数据造假这一特点，却被这些学者出于一些利益考虑而被有意忽视。

中国政府学会了通过利益控制让国际社会形成对中国有利的舆论，一些学者在批评了中国政府后被拒发入境签证，不能进入中国，因而影响其学术生涯。这间接起了“引导舆论”的作用，尤其是一些研究中国的学者发现赞扬中国能够赢得中国政府好感，并从中国政府那里获取一些“材料”，而这是他们获得研究基金的必要条件，也是他们在学术界赢得地位的“资本”。于是在中国政府与这些学者之间形成了一种值得注意的“循环”：垄断了各种信息供给的中国政府是所有研究资料的权威提供者，而一些外国学者根据这些资料所做的研究，不管与中国的现实有多大差距，又被中国政府有选择地登载在《参考消息》及其它各种介绍国外的中国研究的报导中。中国政府藉此向本国民众证明：中国经济建设的成就已为外国学者的学术研究所论证并认可！

中国部份经济学家对“改革”造成的严重分配不公了然于心，但出于利益驱动，他们竭力为这种“改革”作“学术”辩护。为此他们提出了一种“代价论”：要容忍腐败，用“体制外资源（金钱）来赎买体制内资源（权力）”。他们认为，通过这种方式就能促使中国经济尽快转轨。有几位著名的中国经济学家甚至公开提出“经济学家就是要与利益集团相结合”，最典型的代表人物就是与中国政府关系比较密切的香港大学张五常教授。

1998年以后，对“改革”的反思逐渐成为中国思想界的一种潮流。但这种潮流只持续了两年左右，从2000年开始，便受到政府日益严厉的打压，此后在国内的媒体上已得不到任何表达机会。

1989年发生的“六四”事件是中国改革的分水岭。“六四”以前中国政府的改革思维与“六四”以后有很大的不同：首先，“六四”以前的改革以“创新”为目的，政治上淘汰毛泽东思想的教条、经济上则改变计划经济体制；而“六四”以后则以“巩固、完善和深化”现行体制为目的，强调“稳定压倒一切”。“六四”以前多以港澳台、美日欧的成功经验为借鉴，对外界保持谦逊和开放的心态，表示要学习西方民主制度的长处；而“六四”以后则将前苏联和东欧的“失败教训”引以为戒，呈现自负、保守的特征，戒备并与美国为敌（实质是排斥以美国为代表的现代民主政治），理论上公然赞美威权体制，表示民主政治不适宜中国国情。

近年来中共努力造成这样一个现实：没有任何有组织的力量能取代中共统治中国，中共政权的灭亡必然会导致中国的崩溃。由此推出的逻辑结果就是：为了中国不陷于崩溃，就得容忍共产党通过“改革”达成的利益分配格局及在此基础上形成的“市场经济+极权政治”。国际社会也因此对中国采取了“绥靖政策”，要求中国改善人权，建立民主政治的呼声越来越弱。

中共的意识形态战略以丑化西方民主政治为核心内容：

在学校里加强对学生的思想教育，通过语文、历史、政治这三门课灌输给青少年许多政治谎言。

加强对媒体的控制。中国政府垄断了几乎所有媒体，迫使新闻从业人员自觉认同“党的喉舌”这一角色，也使有良知的知识精英没有任何舆论阵地可以依托。

对知识分子采取“收买”与“打压”并行的策略。自90 年代中期以来，中国政府用各种学术荣誉与物质利益为诱饵，将绝大多数知识精英纳入了体制内。对那些少数持批评态度的知识精英，采取各种打压措施，如规定各类媒体与出版社不准发表与出版这些人的文章及作品，让所在单位以各种理由将其开除或解聘。这种策略极其有效地消弥了当代知识精英的批判意识。

中国知识精英在80 年代最大的幻想是：中产阶级一旦成熟以后，就会要求政治上的民主权利。这一幻想至90 年代后期完全破灭。中共政权的政治策略是将经济精英与服从的知识精英纳入体制之内共享利益，并非建立新的民主政治。

其实，中国官僚阶层的危机感比中国的知识精英们要强烈得多，自90 年代以来，中国的“资本外逃”现象日趋严重，不少高官早已将搜刮来的财富存入外国银行，其亲属也已经在国外定居。据统计，中国每年因留学而产生的资金外��高达40多亿美元。

希望通过中共内部的权力更替来改变中国现在的危局，只是一厢情愿的想法。中国未来的前途只能依赖于人民本身的觉悟，以及他们的政治能力。

中国从1978年开始的经济改革，其形式是由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轨，其实质则是对社会资源重新配置，对各种利益关系重新调节。资本的原始积累从开始进行到基本结束，总共只用了将近20 年时间，其时间之短，积累速度之快，积累财富之多，在世界上都堪称绝无仅有。

至今为止，中国已有三代身份迥异的富翁：第一代是为当时社会体制所排斥的人，如出身于地主富农等“黑五类”家庭、或是劳改释放犯人。这些人为生计所迫，不得已干起了当时为社会所轻视的“个体户”；第二代则是80 年代中、前期“下海”的知识分子与技术工人，这些人凭借自身的一技之长，投身于市场；第三代富翁是1985 年推行“价格双轨制”后的“下海”者，这类人中有不少与政府官员沾亲带故，甚至本身就是政府官员。

第三代富翁的财产规模之大，积累速度之快，均非前两代富翁所能企及。因为他们能凭借权力瓜分“价格双轨制”下的巨大差价--仅 1988年，价格双轨制所产生的差价就达1000 亿元之巨。到1991年以后，这些人又凭借权力和已积累的资本介入“股份制改造”、“开发区圈地运动”，以世界罕见的速度积累了巨额财富。

西方国家成立股份制公司和中国的国有企业股份制改造，在原始动机上存在着一个根本性的差别：西方国家仅是将股份制作为筹集社会资金的一种手段，而中国政府则是将其视为改变国有企业经营机制的一大法宝。按照中国经济学家的构想，对国有企业进行“股份制改造”意味着企业的产权归股东所有，企业的经营发展与利润分配都在广大股东的监管之下；企业经理既要对上（董事会）负责，也要对下（职工）负责；因为企业职工通过持有公司股票这一形式成为企业的主人，自然会有归属感并加强对企业经营者的监督，这就可以迫使企业“建立自我发展和自我约束机制”，从根本上增强企业的活力。他们乐观地预言：经过“股份制改造”，国有企业的所有弊端必将消失。

最初，社会的反应比较冷淡。直到1990年，在深圳的股市中“炒”出了一批百万富翁后，许多人才痛感到失去了致富良机。在一片狂热中，民众只注意到股票那巨大的增值功能，很少去探究上市的股份公司究竟是如何获得效益的。同时，各地方的当权者受到启发，竞相争搞“股份制改造”，认为这样可以回避二级市场的风险，最低限度还可以通过只赚不赔的“原始股票”捞一把。至于被列为“改造对象”的国有企业是否能“改造”以及“改造”后该如何运作，这些都不是他们所考虑的。

从1991年下半年起，在各地政府或明或暗的支持下，各地的股份制企业以每年成百家的速度增长，所谓的“内部股票”一时泛滥成灾，四川还一度出现了一个以乐山为中心、遍及绵阳、德阳、自贡的“内部股票”交易市场。然而，这种不规范的“股份制改造”埋下了许多隐患：

大多数股份制企业只是“翻了个牌”，并未从低效运转的状态中解脱出来。这些国营企业搞“股份制改造”的真正目的并非是为了“重塑企业机制”，而是想通过发行股票筹集资金并藉此捞一把。

企业的股东们��未成为企业真正意义上的“主人”，他们关心的也不是企业的效益，而是股票在市场上转手之后可获得的差价。股东大会除了在制定分红方案时起有限的作用外，在选举企业的董事会成员方面并未享有应有的权力。董事会成员往往由公司的原经营班子和几个有关的政府部门官员组成，董事长、总经理也都由政府委派任命。

“股份制改革”这张所谓的“王牌”失灵，还有一个相当重要的外部原因，那就是中国大陆缺乏和“股份制”这种企业体制相适应的社会环境，尤其是没有股份制企业赖以生存和发展的法治环境。

中国的股票一级市场是“实践在先，法规在后”，总是在发现一些问题后才匆匆忙忙地出台相应的法规，这就给“内部人士”的寻租提供了大量可乘之机。股票二级市场也同样极不成熟，企业的进入和退出都没有完备的规范，加之政府对证券市场的违法行为监督不力，通过内幕消息或凭借资本实力操纵股市行情的事情时有发生。

“圈地运动”大体可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采用非市场化手段——行政划拨；第二阶段是非市场化手段和市场手段——行政划拨和土地有偿转让——相结合，但仍以前者为主。

深圳特区在全国各省市中，最早认识到土地的价值，于1987年率先在全国采取公开拍卖的方式，试行土地使用权有偿转让，使用期限为50年。

“圈地”首先于广东兴起。港资以深圳为基点，不断涌向珠海、汕头、广州以及整个珠江三角洲，各市、县纷纷建立“开发区”，仿效深圳搞土地使用权有偿转让，以此吸引外资。一时间，“开发区”遍及全国，台资投向厦门、福州；大连、天津、青岛则吸纳日本和南韩的资金。各地政府都将“引进外资”列为主要政绩。截至1993年3月，县级以上的开发区达6000多个，占地1.5万平方公里。

“圈地热”导致后果是土地供给总量严重失控、土地供给方式失调。所谓“供给总量失控”，不仅是指土地供给的绝对总量，更是指各地方在缺乏能力的情况下盲目划地，造成开发区的面积与开发能力很不相称的局面。所谓“供给方式失调”是指土地供给方式采用行政划拨，从而使权力进一步市场化，为不少人进行“权钱交易”提供了绝好的机会。

据房地产业内人士分析，中国房地产业的平均利润率在15%以上。中国的大富豪也异常集中在房地产领域。2002年，福布斯中国公布的100名富豪中，40多人涉足房地产业；前10名富豪中，7人有房地产业。与之相映成趣的是，福布斯全球富豪榜中，前500名富豪中只有30几人是地产商。

中国房地产业的暴利主要来自于如下五条渠道：

房地产商与政府官员勾结，使用各种“灰色手段”拿到土地。据业内人士透露，仅用于批地一项的贿赂成本就高达地价的30%左右，这在房地产业内早已不是什么秘密。

掠夺城市拆迁户的利益。房地产开发商在付出高额的“灰色交易成本”后，为了保持利润，只能“从羊身上拔毛”，其拔毛的方式之一就是想方设法降低拆迁成本。因各地主管拆迁的政府官员都是拆迁的隐蔽受益者，自然毫无例外地为房地产开发商撑腰。甚至有些房地产商在拆迁过程中收买黑恶势力介入，发生许多恶性事件。

掠夺农民赖以生存的土地。中国农民只有土地使用权而没有所有权，农村土地成了县、乡、村三级干部肆意支配的对象。

大量偷税漏税。多数房地产开发商向税务机关申报的是“微利”甚至“亏损”，而从房地产商那里获取利益的政府官员们对此睁只眼闭只眼，从不积极追查。

榨取购房者的财富。房地产开发商交付的房屋质量常常低于销售时的承诺，收取的各种附加费用更是多如牛毛。

中国政府大量出让土地本是为了积累建设资金，同时也是想通过此举促进城市居民住房的商品化，以改善住房条件。但是，由于土地“一级市场”实行的是供给双轨制，这意味着大部分土地是通过行政划拨流入的“二级市场”，没有多少收益。而有限的有偿转让部分，因缺乏公开的评估标准，使当权者在此过程中，为了居中牟利而压低地价，随意处置，导致收益大量流失。另外，虽然政府出让了很多土地，但民众的住房条件并没有得到多大的改善。房地产市场上，因大众化住宅（面向中低收入群体）无利可图，开发商纷纷建造豪华公寓和高级住宅，以高收入群体及富豪为销售对象。

目前，中国的房地产业的一个根本问题就是一次性支付的高房价与国民相对较低的工资收入。

始于1978年的经济改革，一直试图��开“所有权”这个足以从根本上动摇人们对于“社会主义制度”信念的问题——因为“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本质特徵一直被理解为“生产资料公有”——但由于改革每深入一步，都要受到这一问题的困扰，中国政府和“奏折派”经济学家就发明了许多富有“中国特色”的词汇和方式，使社会资源非国有化。其用心之良苦，只有对中国意识形态领域斗争历史的残酷性有充份的了解，才能深切理解中国的经济学家们为什么要在“名”与“实”上煞费苦心。但是在社会纪律非常松驰的情况下，这一系列在“所有权”边缘所作的改革，都被一些掌握经济、政治权力的“内部人士”利用，寻租以牟取私利。

国有企业的“三座大山”是债务过重、企业办社会、冗员过多。这三大问题中，由于企业办社会和冗员问题牵涉到中国政府经常强调的所谓“安定团结”，并非是纯粹的经济问题。政府与企业之间互相埋怨：企业抱怨政府部门始终不肯给他们彻底松绑；政府则不断发布各种报告与统计数据，证明企业的毛病出在内部，与政府行为无关。

所谓国有企业改革，有两个根本性的问题无论如何都回避不了。一是产权问题，二是企业的运行机制和外部环境是否相容的问题。

80年代，由于“老左派”的干扰，政府高层无论从理念上还是策略上都无法接受“私有化”这一提法。为此，理论界动足了脑筋，先是将“所有权”变为“产权”，“私营”变为“民营”，使“产权重组”这一举措避开“私有化”的恶名，免受攻击。

国有企业在产权关系上，名义上的“产权所有人”——人民——连自己到底拥有多少财产都说不清，更无从支配。其结果是国有资产的财产权利私人化和财产责任公有化。所谓“财产权利私有化”，是指企业的管理层对国有资产享有等同于支配私人财产的权利这一事实；而“财产责任公有化”是指不管是出于什么原因产生的亏损，企业管理层均可不负责任，而由国有资产的所有者——人民——来承担。这种既拥有支配财产权利却又无须承担财产风险的现象是中国国有企业病根所在！

国有企业运行机制和市场经济体制不相容的第一点在于：国有企业经理层所受到的约束不是来自市场，而是来自上级，即政府主管部门。在这种体制下，面对任用、考察厂长的方式和标准，厂长们必然要产生对上的依附性、服从性和被动性。企业搞得虽好，但可能得不到提拔，个人待遇也不会有大的改观。而苦心经营与上级领导的关系，即使把企业搞坏了，甚至弄得资不抵债，但位子照样坐，待遇照样拿。

国有企业运行机制和市场经济体制不相容的第二点表现在它缺乏资本经营的概念，在资金问题上和银行的关系不但无��于中国完善市场经济体制，还破坏了市场经济的游戏规则。不少国有企业长期以来在企业发展的问题上长期依赖国家拨款、给政策，缺乏资本经营的经验。实行“拨改贷”（企业资金由国家拨款改成由国有企业向国有银行借款）以后，许多国有企业的固定资产投资和流动资金几乎全部来源于银行贷款，这就造成了很多国有企业高达75%以上的负债率和极高的利息成本。这样，银行和企业之间就形成了一种恶性循环：企业需要银行借贷，而借贷的高利率加上借贷成本又使企业不堪重负，于是从拖欠贷款到逃废利息。银行的烂帐则不断增多，信贷资金周转率下降，削弱了银行的应急偿付能力，一旦触发挤兑风潮，就会导致金融风波。

据国有资产管理局调查，造成中国国有资产流失的原因，主要是中国目前处于新旧体制转轨时期，新的管理体制尚不完善，许多政策、法规还不健全和配套。流失的渠道则有下列多种：企业经营亏损和管理不善，造成国有资产流失；在进行中外合资、合作和股份制改造中，国有资产流失；资源性国有资产流失（主要指对各种矿产资源、森林、草场的乱砍滥伐和掠夺性开采）；境外国有资产流失（指境外国有资产管理者利用手中权利，采用转移资产、参予炒股票和期货等活动，侵占国有资产）。

1994年，国家审计署对煤炭、电力、化工等行业的187户大中型国有企业的国有资产流失情况进行了调查，据测算，因企业身的原因造成的国有资产流失占流失总量的70～80%，手法有下列数种：

通过不提折旧和大修理基金，费用支出挂帐等方法，搞虚盈实亏，或通过虚列、多列成本，截留转移收入，搞虚亏实盈。

偷漏国家税收和私设“小金库”。

趁新旧制度转轨和产权变动之机，有意少计国家资本金，低估国有资产或低价出售国有土地使用权和房产等等。

在股份制改造中，对国有资产不评估或者低估国有资产的价值。

集体企业无偿占用国有资产导致国有资本累积性流失。

公开侵吞国有资产。

对外贸易中逾期货款不能收回，大量外汇滞留损失在外。

国有资产在担保中流失。

1949年中共建政之初，中国就面临着庞大的失业人口没有工作的问题，当时是采取低工资、多就业的方法，消化了大量过剩劳动力。但是长期以来，中国工人的工资构成并不包含医疗、养老、子女教育、住房等社会福利在内。在计划经济体制下，政府一直实行“低工资、低消费、高积累”的政策。从1952年到1978年，职工平均工资年均增长仅为0.38%，而积累率却由1952年的21.4%增长到1978年的36.5%，显而易见，国有资产的很大一部分是靠国企职工牺牲其消费与未来积累形成的。一旦国有企业开始改革，就面临着偿付职工退休金、医疗保健、住房补贴等历史债务问题。对这一问题，中国政府在90年代上半期还不敢公然采取完全放弃职工利益、让职工承担转轨成本的做法。但到了90 年代后期，随着国有企业的破产加速，中国政府的政策也开始改变，一方面有限度地承认社会失业现象存在，另一方面大刀阔斧地进行养老、医疗、住房等多项改革，让职工承担社会转轨的高昂成本。根据中国政府公布的数据，早在1996年6月底，中国已有76.9%的职工和94.7%的离退休人员参加了社会保险。但事实表明，社会保障体制的运作根本没有落到实处。许多个人账户只是一个名义账户，并没有资金，由此形成了一个行内人士称之为“空账”的现象。2004年，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理事长项怀诚公开提到：中国社会保险的个人帐户缺口保守估计，达到1万多亿。

中国当前的寻租活动主要集中在几个“点”上：权力的集中点；体制转换的交汇点；监督系统的乏力点；法律政策的滞后点；人、财、物需求的关节点。

轻视公德重视私人关系是中国传统人际关系的一个特点，“礼尚往来”这一诫律更是使人际关系中的利益交换具有一种道德含义，“法不责众”的心态一方面使人们在犯罪之时有了从众的心理基础，另一方面也使社会惩罚失去了应有的效果。

事实证明，腐败的泛滥使中国社会付出了昂贵的“成本”。首先，这种“成本”表现在对政府机能的侵蚀和对社会资源的巨大耗费上。各级政府都有人不遵守规章和法律，不惜牺牲国家和人民的利益以换取一己的私利。其次，这种“成本”还表现在意识形态方面，具体就是社会成员是非感的丧失，人们对种种利用职务和职权为己谋利的行为采取了惊人的宽容和默许。社会风气空前败坏，群体犯罪现象相当严重。

大规模的资本外逃，既有私营企业主担心中国大陆境内政治不稳定而将资本转移国外的，但其中更多的是腐败公职人员在从事“洗钱”，通过各种途径给自己贪污受贿的黑钱披上合法收入的外衣，以便公开挥霍和享受这些非法所得，并用来投资和增值。

资本外逃主要是通过下列几种途径：

非法直接汇出或将外汇非法带出国外，利用跨国经营中的到国外投资，对外贸易业务和补偿付款等经济活动伪造发票，以出售特权（如许可证和配额）或重大商业信息收受国外贿赂和回扣，并在国外开立私人帐户等。

低估出口发票或高估进口发票，提前结汇或推迟收汇，在公司内或关联企业间实行转移定价，在境外设立投资公司或注册贸易公司。

通过各种融资渠道进行资本外逃。

毛泽东时代强制社会成员遵守的社会主义奉献型经济伦理，到80年代中期就陷入土崩瓦解之中，并被一切围绕实利作取舍的价值判断标准取代。结果导致了社会严重混乱脱序的局面，不少社会成员连最起码的道德都丧失殆尽。这其实是经济改革和法制建设不同步的必然结果。中国政府在经济改革的同时，没有进行相应的政治法律制度的建设来规范人们的逐利行为，才导致如此混乱脱序的状态出现。

中国企业商业伦理关系中存在的主要问题有：

企业经营者对商业伦理的熟悉程度不够，对商业伦理规则处在低水平的自发遵循状态，对商业伦理的重要性的认识与对实际生活中非道德商业行为的高度容忍形成强烈反差。

经营者们期待诚信、公正、合乎人情的商业伦理关系，但是利益和现实功用的驱动往往使大家屈从于违反道德价值的现实。

良好的商业伦理体系为经营者所向往，但不良道德习气则被主要归咎为社会环境；经营者缺乏内在的道德自省，是企业经营中非道德现象蔓延的重要原因。

商业伦理规则的制度化不够。制定规则的主要推动者是企业的高级管理层与上级单位，缺乏对企业全体成员的道德诉求的整合，从而存在着将商业伦理规则作为某种工具性的管理手段，使其难以成为企业从业人员由衷接受的共守规则。

市场经济的道德秩序，主要是由经济伦理的第一层次——职业道德和经济信用构成，这两者构成了人们的行为准则，使人们的经济交往有了规范。

职业所固有的社会性质和地位，主要是指职业和职务集中地体现着社会关系的三大要素——责、权、利。“责”是指每种职业都意味着承担一定的社会责任；“权”是指每种职业都享有一定的社会权力；“利”是指每种职业都体现和处理着一定的利益关系。

职业道德是一种软性的行为规范，在经济伦理体系中居于第一个层次。作为“中坚”的道德规范，它本身受良心和社会成员个人素质的制约，同时又调节着人们的自我行为、人际关系和一切非法律关系的交往，是全体社会成员都需恪守的道德规范。在公务员之外所有的职业当中，以医生与教师这两大行业职业道德的败坏对社会影响最为恶劣。

中国计划经济的经济管理方式消失以后，它的两个基础仍然存在：第一，从中央政权到乡政权那庞大的党政部门和垄断性国有机构的组织架构并未解体，只是作了某些合并、或更换一些名称。这些机构拥有的可以随时插手日常经济活动的权力从未被取消或否定过。第二，党政干部和垄断型事业机构的员工依然享有相当高的政治社会地位。

政府或其他垄断型机构对经济活动广泛的行政性干预，表现为90年代行政管理与公共服务业的商业化趋势。“创收”成了屡屡见诸于官方文件的一个专门名词，普遍做法就是利用机构本身拥有的权力和机会来交换各种直接或间接的经济利益，诸如行政机构借故摊派、新闻媒体实行“有偿报道”、大专院校办“培训班”、中小学收“高价生”等等。在机关事业机构未相应缩编的情况下，这类活动可以在短期内有效地减轻财政负担，增加机关事业部门员工的收入，起到稳定官员队伍的作用。因此，中央政府对这一现象“睁只眼闭只眼”，从未认真禁止。

到80年代后期与90年代上半期，中国已出现了严重的经济信用失常。其中最有代表性的三种行为是：一、经济合同失效。典型的表现是中国企业之间互相拖欠贷款或服务费（俗称“三角债”）的现象越来越严重。二、假冒伪劣商品越来越多，充斥全国市场。三、企业的财务报表弄虚作假越来越严重，且与会计师事务所审计时的弄虚作假互为表里。

大量事实表明，中国目前在经济交往中发生的硬性违约，并不完全是企业生产经营不景气或自身资金紧缺而造成的硬性拖欠，从而使经济合同成为一纸空文。许多经济主体在成立之日开始，就有意设置陷阱，利用欺诈手段和另一方进行经济交往，一旦骗子面目败露，这些人就会卷款潜逃，隐匿踪迹，根本没有想到日后承担义务、履行合同的问题。

商业欺诈行为在中国目前广泛存在的原因，根源在于当代中国信用观念缺乏：既缺乏传统的道德范畴的“信用”，又缺乏现代法律意义上的契约意识。加之众多社会管理者政治道德不彰，肆意伸张个人利益，从而导致不少人把坑蒙拐骗看作是市场经济的交易谋略，认为市场经济就是骗子经济，可以自由行骗，不讲信用。更令人深思的是一些地方政府当被骗者上门求告时，对本地的经济信用失常行为不是进行制裁，而是采取放纵的态度，深层意识里甚至认为拖欠有理，拖欠有利，拖欠出效益，有的还对失信者采取保护政策。

在经济信用失常和大量经济行为失范现象的背后，起深层次作用的是所谓“地方保护主义”。1996年1月，国家经贸委主任、全国打假办主任徐鹏程接受《中国质量报》记者采访时就谈到，地方保护主义成为严重影响“打假”的一个深层次问题。有些地方“上动下不动”，对本地发生的销售假冒伪劣商品违法行为不管不问，甚至纵容包庇；“打假”打外不打内，涉及外地的案件查的多，对本地的案件不查或者敷衍塞责，避重就轻；对外地到当地查办的案件故意推诿刁难，制造种种障碍。有的地方由于有地方保护主义作后台，制假售假违法者气焰嚣张，暴力抗拒执法。有些传媒甚至引经据典地论证，国际上某些地区、某国在经济起飞时期，是如何依赖大规模制假售假积累了资金，才有了后来的发达兴旺。这种思想上的误导，无异于对经济信用失常行为加以鼓励。

中国政府本身就是一个虚假信息的制造者与提供者，统计数据造假与“为维护党与政府形象”而制造假新闻均算得上举世闻名，不少政府官员更是具有两面人格的人物，在公开场合说假话已经成为官员人格的一部分。兼具政府机构功能与民间组织代表这二重角色的行业协会本身就需要在不同的场合代表不同的利益主体，必须能够轻松自如的随时进行角色转换。在这种情况下诞生的信用中介机构如会计师事务所等，既缺乏信用观念，又缺乏外在的信用压力，违规做假账已经成为公开的秘密。一些客户为了达到他们的目的，迫使会计师事务所造假，如果会计师不协助客户造假，就有可能失去业务。

在市场经济发达的西方国家里，经济信用从来就被放置在很高的位置，这一点有其深厚的文化根源。如休谟认为，人类社会之所以能生存，就是靠了三条自然律：一是对私人财产占有的尊重；二是对财产占有者转让财产的社会公认；三是承诺的兑现。

1978年中国开始改革时，面临的最大问题其实就是发展战略的选择。应该说，中国当时（甚至在现时某些决策者的头脑中）还错误地将经济上单纯的数量增长看作是“发展”。其实比较一下西方国家的经济发展战略理论，就可以看出在发达国家的经济学理论里，经济增长和发展从来就是一个内涵不同的概念：增长是一个经济单纯的数量增长的经济过程，而发展则是随着产品的增长，包括收入分配、经济结构、经济体制及社会制度变化在内的复合的社会发展过程。

中国改革开放初期选择发展战略的社会心理基础：以效率优先为基础的“先增长，后分配”的经济增长战略。这种模式本是西方的传统战略，其伦理依据是：在经济增长初期，收入分配不公平有利于资本形成和经济增长，以收入悬殊为激励机制的利润最大化是最终目标，为达到这一目标，可以付出社会、政治、文化等方面的巨大代价。至于经济增长的好处，可以通过“涓滴效应”慢慢流入下层贫苦阶层。也就是说，“先增长”，把“蛋糕”做大一点，再来谈分配，一些社会问题自会获得改善。

上述战略理论在发展中国家实践的最坏典型以南美的巴西、墨西哥为代表，引发了一系列灾难性的后果，被称为“没有发展的增长”，一些国家已进行战略调整，转向注重公平优先的发展模式。当时中国在计划经济体制下，人们己习惯了那种“平均主义”造成的均等分配。为了唤起社会的活力，理论家们求助于利益机制，认为只有这样才能打破那种一潭死水般的局面。但没有想到的是：他们呼唤的“机会均等”没有到来，而由于��会不平等造成的经济不平等却以快得惊人的速度出现了。耐人寻味的是，面对这样不平等的社会现实，还有人强调目前中国的贫富差距并不大，认为分配不公的说法只是“根深蒂固的平均主义分配观至今仍然影响我们对新时期收入差距的看法”，“在很大的程度上是用平均主义眼光看问题”，对“把中国贫富差距过大，解决这一问题当成当务之急”，“当作主要矛盾对待”的看法“不敢苟同”。

持上述观点者犯了两个不应有的常识错误：一是对中国经济转轨时期的财富流向缺乏了解，忽视了公众对现实生活的实际感受；二是在谈论“公平”问题时却忽视了“公平原理”中最基本的要素，人们不是根据现在生活是否比以前好一点来衡量自己得利与否，而是根据一个人得到的利益与这个人对社会的贡献是否成正比，即所谓“既讲奉献也求收获”的原则。

令人不能忽视的是一部份人对目前这种不平等的反映，一方面是决策者们并没有试图通过立法来矫正这种不平等，理论界对这种不平等也甚少进行伦理追问；另一方面则是有人提倡通过“红卫兵运动”来“均贫富”。尤其是从90年代末起，中国民众对毛泽东与毛时代的怀念随着社会不平等的增长而与日俱增，毛泽东成了中国底层社会要求“平等”的一面旗帜。这对于研究中国的学者来说，无论如何都是一个不应被忽视的信号。

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显示，全国公款消费1980年为186亿元，1990年为741.2亿元，1993年则猛升至1283.5亿元，到1999年公款消费则高达 2000多亿。如果说在90年代中期以前，社会还对公款吃喝表示愤怒，那么到了90年代后期，无论是什么人，都已经不认为吃喝玩乐算腐败行为。一些纪检干部认为用公款吃喝以及接受他人请吃请喝并不是贪污腐败行为，并以此作为界定自己行为的分界线。

从1978年以来，中国一些有终极意义的社会价值目标己发生本质性的变化：

第一、“公”、“私”观念的畸变。

原来提倡的“集体主义精神”土崩瓦解，所谓“大公无私”、“先公后私”这一类道德要求原本就没有真正进入人的思想意识，被从形式上驱逐出去的“私欲”却以一种极端的形式外化成人们的行动。这一点尤其在政府和企业官员的行为上充份表现出来。

目前中国人在公有财产私有化上所持的是这样一种态度：拿的人认为，“公家”的，不拿白不拿；我拿公家的，关你什么事，有本事你也拿。其它人大都抱着另一种态度：那是“公家”的，又不是我个人的”，鲜有检举者。即便有个别检举者，一部分也是因为自己利益受损，而不是因为正义感的驱使。

这一世态的变化是与中国近半个世纪以来经济伦理的变化有直接关系。中共建政以后，��中国传统经济伦理彻底扬弃，在其新建立的经济伦理中，除了“按人口分馒头”这一思想确实深入人心之外——这一分配法则忽视人的能力差异，大大迎合了素质低下人群的弱者心理——其余所谓“大公无私”、“公而忘私”、“先公后私”这类社会主义理想经济伦理，虽然一直见诸于报刊等宣传材料上，但其实并未能真正深入人心。此外，还有一个不可忽视的原因：即当时中国民众除了少部份生活资料之外，没有私有财产的存在，政府亦对这种普遍贫穷状态从道德层面加以肯定。

必须着重指出的是，不能忽视中国在上一世纪50年代通过政治暴力强制性地实行财产转移（在农村打土豪、分田地，在城市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将私人企业收归国有），实际上已将“把手伸进别人口袋里”这种隐性经济伦理合理化。这种隐性经济伦理观念在中国一直存在，水浒英雄名之为“替天行道”的“劫富济贫”，就是这种隐性经济伦理的一种表现和阐释，且被民间视为英雄美德，沉淀在民众心灵深处。鲁迅在“阿Q正传”里描写的阿Q对“革命”的理解，以及大跃进时期一些乡镇干部对共产主义的荒谬解释，就是流氓无产者意识对这种隐性经济伦理观念的一种粗鄙的直白式发挥。

只有充份了解在这种隐性经济伦理状态下的民众心理基础，才可能较好地理解这一事实：中国改革开放以来，所有权主体缺位的国有资产为权力阶层大肆掠夺的这一过程在中国基本上没有遇到文化上的反抗。不少人在自己没有能力加入瓜分国有资产行列的时候，可以痛骂腐败现象和腐败者，但一旦自己具有了参加瓜分的“资格”和能力，便也毫不犹豫地把手伸进“国有资产”这一只口袋里。国民自律精神如此之差，其原因就在于整个社会缺乏一种健全的公私观念。

第二、金钱至上和商品拜物观念的形成。

中国历代思想家几乎都对“财富”怀着一种深深的畏惧，商鞅、韩非等对后世有很大影响的思想家都提出了“富国不求足民”的思想，认为老百姓富足不仅不足以言治，反而对国家有害。于是中国在鼓励老百姓“安贫乐道”方面形成了一整套道德信条，这种对财富的鄙视到了毛泽东时代被发挥到了极致，外化到政治上就是极端轻视经济活动，过份强调政治教化。到了毛泽东的晚年，这种思想发展成了他的两个重要观点：“穷则革命富则修”和“越穷越革命”。

物质贫乏的民族对财富的梦想也是贫乏的。在改革开放以前，中国人无论是对富裕本身的理解，还是对富裕的向往，都很原始。就在提出“允许一部份人先富起来”的口号以后的两三年中，大多数中国人还都不知道百年难得一见的致富机遇已经悄悄来到面前。“万元户”的出现，对中国社会产生了强烈的冲击，唤醒了人们被压抑已久的物质欲望。十几亿处于长期贫穷状态中的人，其物质欲望一旦释放出来，就形成了一种前所未有的金钱饥渴感，那种在政治压力下被迫退缩回意识深处的“常识理性”，一旦没有了外在约束，就以极快的速度膨胀起来。追逐金钱的活动，在中国从未形成这样一种全民参予、铺天盖地、势头汹汹的潮流；而对金钱意义的张扬，也从来没有达到这样一种藐视任何道德法则的地步。

随着商品拜物观念渗透中国社会各阶层的意识深处，教养、文��程度大不相同的社会各阶层，在追求金钱的过程中，其行为方式在本质上竟没有多大的差别。在富裕的珠江三角洲和深圳特区原农村，不时可以看到一些富裕却无所事事的农民在游荡。用当地人自己的话来形容，这些人是“三不象”：没田种，不象农民；没有一技之长也不从事某一职业谋生，不象工人；生活上保持浓厚的农村色彩，不象城市居民。他们的生活方式构成了这些富裕地区的一大“景观”：富有却无所事事，过剩的精力无处发泄，便寻衅闹事、打架斗殴、吸毒、嫖娼、养小老婆......等等，引发了不少社会问题。对这些人来说，财富来得就象“阿拉丁神灯”故事中那样太容易了。他们还来不及从狂喜和骄矜里清醒过来，也没有来得及训练子孙守财的本事，一部份人的财富就又随风飘逝而去。

于是，中国出现了这样一种经济奇观：一方面贫富差距日大，畸形消费能力超前发展；另一方面生产能力却没有相应扩展，第一产业——农业处于萎缩状态；只有第三产业，尤其是某一类为少数人服务的第三产业畸形发展。第二产业中，许多本应在本国市场有巨大需求的产品在舶来品的攻击下节节败退，工业生产尤其是国有企业的生产处于一种令人很不乐观的状态。

以藐视人性为特点的奉献型经济伦理，必定给在这种教义下成长的一代人的生活带来一个后果：信仰破灭以后，每个人都感到空前的虚无和幻灭。正因为这种幻灭感，才使得现在的中国人不再相信任何道德。尤其是自50 年代以来的历次政治运动，毛泽东及其领导下的中共政府用政治说教动员人们告密，这种鼓励虚伪与无耻的制度对中国传统道德产生了巨大破坏──在人类所有的恶行中，再没有什么比告密更能破坏一个民族的道德积累。

发展并非只从商品开始；它是从人民以及他们的教育、组织与纪律开始。......任何国家只要具有高度教育、组织与纪律，不管遭到怎样的破坏，都能创造出经济奇迹来。

由于中国政府完全忽视了社会公正，不顾及国有企业对职工的历史负债，90年代中后期开始进行的医疗、养老、住房、教育收费体制改革，对城市贫困家庭不啻雪上加霜。到90年代末期至21世纪初，中国已经形成一个向上流动极为困难的城市底层社会。这些城市贫困者主要由下列几类人构成：

长期失业者。

下岗待业人员。

其他靠社会救济生活者。

早年退休人员。

停产、半停产国有企业职工。

中国官方与大多数学者一般习惯于从以下三个角度来解释失业下岗问题：一是国有企业的低效率和普遍亏损；二是连年经济不景气，经济增长速度的下降；三是产业结构的转换。这样的解释造成一种幻觉：失业或下岗是由于某些暂时性原因造成，一旦这些暂时性原因（如经济不景气或国有企业的低效率）消失，这些人就会获得重新就业的机会。

中国的社会救济程度低下，主要依靠企业救济。排除那些连工资都无法兑现的特困企业，尚有救济能力的企业由企业工会负责发放职工困难补助，标准虽几经调整，但这种标准单以城市规模来划分，既未与当地经济发展相联系，又未与物价指数挂钩，在市场物价不断变化的情况下，实际上根本难以保证困难职工的生活。由民政部负责的城镇贫困者的救济，同样存在标准偏低的问题。

2000 年，中国自称已经在全国建立了社会保障系统，但实际情况远未像官方数字那样令人乐观。到2000年底，全国城镇登记失业人员595万人，因各种条件限制实际能够领取失业保险金的仅有220多万人，占37%。医疗保险的情况更糟，到2000年底，全国虽有303个地市启动了医疗保险制度改革，但仅覆盖职工4587万人，占应保人数的29%。

从90年代以来，不断有各种政府机构和学术研究机构就社会形势之类到民间进行种种调查。在这些调查中，被调查者无一例外地对当前贫富差距过大表示了强烈的不满。值得注意的是，民众对贫富分化的不满，实际上在很大的程度上是对不正当致富的不满。

对中国贫困人口来说，最让他们痛苦的还不是贫困本身，而在于他们的子女向社会上层流动的通道受阻。这首先体现在受教育机会的不均等。其次，不同阶层子女受高等教育后就业机会也很不平等。这种情况说明，贫困的代际传递在中国已经成为现实，短期内无法获得根本改变。

中国的“人口——资源”状态相当特殊，传统小农经济结构的特点就是生殖人口的无限冲动。而1949年以后建立的人民公社体制实行了大部分粮食按人头均分的分配机制，在口粮不足的情况下，单身壮劳力的口粮甚至不如多子女家庭宽裕，形成了“做得多不如生得多”的局面，这又加剧了农村人口的生殖冲动。在中国农村文化中，家庭拥有儿子的数量仍然决定着一个农户在村中的地位，村民对节育并无认识，“有权的凭权生，有钱的买着生（付超生罚款相当于买超生指标），无权无钱的就逃着生（逃离本乡以便超生）”。虽然计划生育号称是“基本国策”，但不少农村基层干部实际上却将计划生育罚款作为一种寻租的机会，听任农民多生、超生，罚款收入主要用于改善干部们的福利或修建乡村干部的办公场所。

与其他农业国迈向工业国的国家现代化进程相比，中国存在着一个相当独特的现象，在农村耕地面积总体减少与人均耕地降低的同时，农户总户数却在增长。这一现象正好与农户总数减少、户均耕地面积加大的国际趋势完全相反。人口问题的实质，是人作为生产者和消费者之间的矛盾，是人口无限增长的趋势与人类赖以生存的地球空间、自然资源的有限性之间的矛盾。人口的膨胀给整个环境带来压力，影响到人们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所面临的人口压力已成为现代化进程中最主要、也是最根本的制约因素。

中国农村的城市化道路开始于80年代初期。这条道路上有三个里程碑：1979年《中共中央关于农业发展若干问题的决定》，在该决定中，中国政府提出了农村城市化的思想；1984年，中共中央发布一号文件，允许农民进集镇经营第二、第三产业，但是国务院发的《关于农民进集镇问题的通知》中则规定不许进县城，有些大胆一点的省自行开了口子允许农民进县城；1993年《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若干决定》中提出，改革小城镇的户籍管理制度，允许农民进入小城镇务工经商。

在户籍制度的管理下，农民进城务工首先要办妥相关手续，否则就会成为城市里清查的“三无人员”——“无合法证件，无合法住所，无固定工作的流动人口”，即俗称的“盲流”。

中国工业化进程和劳动力转移不同步，大量剩余劳动力滞留在农村，使农村出现了劳动生产率低、农产品商品率低、农民收入低的“三低”现象，累积了十分突出的社会矛盾。在农村就业机会日渐稀少的情况下，农民进城寻求生存和发展的机会，实为时势使然。

大量农民工进城，给中国的城市管理带来了空前的困难。关于其社会效应，得到社会一致公认的正面效应是：

农村劳动力的流动有利于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对输出地区来说，增加了农民收入，提高了农民的消费水平，增加了农村社会购买力。农民将部份收入用于发展第二、三产业，为农村劳动力创造了更多的就业机会。一部份农村劳动力转移到非农领域后，使另一部份农业劳动力得到更多的农业资源，为发展规模经营创造了较好的条件。而对输入地区来说，从外地引来源源不断的廉价劳动力，促进了本地第二、三产业的发展，弥补了本地经济发展中劳动力的不足。

农村劳动力跨区域流动不但促进了城乡二元结构向城乡一体化转变，还有力地促进了全国统一的劳动力市场的建立，并带动了户籍、就业方面的制度改革。不少外出务工经商的农民，直接受到现代工业文明和城市文明的熏陶，开阔了视野，学到了本领。

同样，农民大量外流产生的负效应是：农村劳动力的大量外流，对农业生产带来了一系列影响。走出农村的绝大多数是有一定文化基础、体魄健壮、智力较高的青年农民，留下的多为老弱病残和妇女儿童，农村劳动力的素质明显下降。农业知识的普及和新技术的推广受到了影响；耕地撂荒或变相撂荒现象大量出现，许多地区的农田和农田水利基础设施严重老化。

农民工离开家乡之后，多在“三资”（港、台、南韩投资）企业、乡镇企业及私营企业这类劳动密集型企业工作，这些企业具有劳动强度大、超时工作多、工资低、劳动保护设施差等特点，是中国劳动争议及劳动事故多发的企业。

农村的“重新整合过程”有以下几种类型：

高工业化、低集体化类型。东南沿海地区属于这种类型，如广东佛山、中山、顺德及浙江温州等地，其中以“温州模式”最为突出。该模式的特点是地方政府比较尊重市场的主导性与民间的自发性。这类地区由于经济发展较早，经济类型的多样化以及相对独立的自主性社会力量的发育，为经济精英以及地方政治精英的成长提供了良好的条件。一方面，原来的乡镇政府基层组织仍然存在并起作用，但控制力大大削弱了；另一方面，各种有经济功能的社团组织，如园林协会、建筑协会、家禽协会、水果业者协会等行业协会日渐成熟，这种社团关系纯粹是一种市场关系或社交关系，它的发展有助于乡村的商品化和市场化。

高工业化、高集体化类型。苏南地区和京津地区有不少属于这种类型，如华西村、大邱庄、窦店这些有名的地方就是这类典型。该模式的主要特点是政企不分，基层政府既是乡镇企业的管理者，又是企业发展的资金提供者和风险承担者。在这类地区，原来的乡镇政府用行政化组织手段，大办乡镇企业，从而使经济组织和行政组织合二为一，两种组织的领导人也合二而一；基层组织的权力有继承性，原有的乡镇干部一直是当地农民信服的社区领袖。

低工业化、低集体化类型。广大中部地区及安徽、广西均属于这种类型。这类地区农业比重大，非农产业只占很小的比例，农业人口占绝对优势。在实行承包责任制以后，原来的乡村基层组织失去了对资源的垄断及分配权，行政控制能力严重弱化，陷入瘫痪、半瘫痪状态。在此情况下，己销声匿迹几十年的家族宗法组织又应运而生。

恢复宗族活动大致有两方面内容，一方面是��掘、恢复各种复活宗法组织所需的资源，如重续族谱，维修、扩建旧的宗祠等等；另一方面则是颁布族规，成立宗族的领导机构。一般都是先成立“续谱理事会”（有的地方称“谱局”），其职责为考核、任命族长、房长、户长等宗族大小头目，并制定详细的续谱计划。理事会下设财经、联络、印刷等若干小组，分管各项事宜。族谱的内容规定从祖宗开始，所有山塘、水面、林地等财产均要入谱。续谱完毕后，请来各地族人，宣布族规和宗族成员名单，公开大摆筵席，进行庆典活动。这些有了族谱，选举了族中大中头目，构成了一定组织网络，订有严密族规，规定了宗族成员的权力和义务，并定期举行各类活动的宗法组织，已经具有实体性内容。大量调查材料显示，这些宗法性组织己日渐在农村社会生活中发挥很大的作用，成为和政府基层组织相抗衡的社会组织。

宗法活动渗透到农村生活的各方面，首先就是宗法组织对祖先祭祀的管理和对农民丧葬活动的监管。宗族对族人的丧葬事宜有成规，死者家属必须如仪，葬礼举行过程必须恭请族长和族内长老监看，不得自行变更，否则会招致无穷的麻烦。其次是宗族对生产经营活动的干预。领导者对内负责资源的分配和宗族成员工作的安排，对外则负责处理一切经济纠纷。第三，大多数宗法组织在事实上已对其宗族成员行使司法权力。几乎在每本族规中都可看到，当族人违犯族规时，将受到从规劝、罚款直到肉体惩罚的内容。依据族规对族人进行惩罚时。往往直接与国家的政策法令及社会公德的要求相抵触。第四，农村宗法组织已成为调整农村社会秩序的重要势力。村中因相邻关系而产生的财产权益争执如争山、争水、争地、争矿产等事件时有发生，并由此而产生大规模的械斗。械斗往往由宗族头目担任总指挥，一般都制定了严密的行动计划，如械斗的人力、物力的征集按家庭人口和土地的数量确定；选派青壮年，尤其是受过军事训练的退伍军人和基干民兵充当“敢死队员”，妇女、儿童则提供后勤服务等等。对械斗的伤亡者，规定了治疗、丧葬、抚恤的标准，一些宗族甚至还给死者颁发“证书”。

由于宗族文化根植于旧时代整个社会关系的基础之上，宗族组织的特点对于社会现代化所起的作用是消极的。但对中国社会威胁最大的是与宗法组织平行发展的另一种地方恶势力，即黑社会与社会基层政权相结合的地方恶势力。

从80年代以来，中国农村社会面临的最大问题是基层政权的流氓化。这种“流氓化”最突出的表现首先是基层干部的高度腐败，对农民横征暴敛；其次是干群关系高度紧张，时有暴力冲突发生。

中国历史上的封建皇权历来是建制到县，也就是说，国家财政只供养至县一级，乡村��织多是依赖当地的乡绅“自治”。中共建政以后，对乡一级组织的定性一直不很确定（毛时期设立人民公社，改革开放后人民公社解散）。现今，乡镇政府已经变成了拥有实体财政的一级政权，甚至还变换形式向村一级延伸。对应着从中央、到省、县政府庞大的机构设置，乡政府逐年膨胀，也设立了许多机构，这些部门又派生出大大小小的一批事业单位和所属企业，吃官饭的人越来越多，形成了庞大的利益集团。

绝大多数地区的村干部，其政绩几乎都要造假。这些造假是全方位的：

虚报农民收入，其后果是向农民硬性摊派高额税费。

瞒报人口增长数目。

虚报教育成绩，有的村镇在脱盲率上集体造假。

有乡镇企业的村庄，往往隐瞒该村办厂的污染情况。

制造冤案，将普通农民的抗争当作“地方恶势力”。

除了基层政权与宗族势力之外，还有暴发户和以黑社会团伙为主的地方恶势力，那些“天高皇帝远”的村镇，特别容易形成这类势力。地方恶势力的犯罪特征：一是连续性作案，越发展越大；二是区域性作案，危害一方安宁；三是暴力性作案，视人命为儿戏；四是渐进性危害，小恶成大恶。最应引起社会警惕的是已出现这样的现象：“黑社会”帮派和“白道”势力（即政府中某方面掌权人物）合流，形成一种对人民的奴役性整合力量，使当地人民的生存受到严重威胁，连起码的安全保证都没有。

这些地方恶势力的行为既不受法律约束，也不受任何道德的约束。从古至今，维持一方秩序的不外乎两种：一是法律，二是道德。自有人类社会以来，道德至少有两方面的作用。首先，它作为人类行为的规范，可以称之为“道德权力”，是法律制度的一种必不可少的补充，在法律不起作用或法律与道德相背离的时候，道德甚至可以行使类似法律的功能。这一特点在中国的传统道德中显得特别突出。其次，道德是有关个人良心的问题，也是个人用来自律的行为准则。如果将这类人的行为仅仅解释为“法制观念不强”或“没有法制观念”，那么，本应起约束作用的道德——无论是以“忠恕”为基本精神的传统道德，还是以“为人民服务”为口号的社会主义道德，在这些地区都看不到半点影子。

改革以前，中国政府对社会的控制，在城市是通过企、事业单位这两大科层组织进行控制；在农村则是通过人民公社——大队——生产队这三级组织进行控制。这种建立在计划经济体制上的社会整合体系在很长一段时间内相当有效，其代价则是全体社会成员失去了个人自由。

为什么当今的中国农村无法回到过去那种文明程度还要高一点的“乡绅自治”格局，反而让大批充满了各种社会恶习、具有严重流氓无产者意识的人成为基层统治者？封建时期的乡绅，很大一部分都��过儒家思想的教育。这种教育一般都培养两种责任：一是对政府的责任，二是遵循儒家思想的利他主义为地方服务。而这两种责任基本上是依赖“科举制”这种人才选拔制度支撑的。而中共建政初期，农村基层干部的产生机制很有特色：都是处于社会边缘的人物。这些人一无所有，未受过教育，能当上基层干部的条件也很简单，只要能绝对遵循中共组织内的上级指示就行了。由这一类人构成的基层统治网络，其遴选干部的机制后来就演变成以“任人唯亲”为主流。但在实行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以后，情况就完全不同了。农民有了经营自主权，生产优劣、生活好坏、贫富状况在很大的程度上取决于自己，更有善于利用“选举”这一形式的，将其作为表达意见的渠道。由于所在乡村不同、村干部素质也不同，同一地区的村与村之间就有了很大差别。如吉林省梨花县，村民们为实现“村民自治”而创立了一种选举方式，其特点是：乡党委和村党支部不提候选人，完全放开，权力交给村民。每个村民发一张选票。在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的村民中，参加选举者认为谁能胜任村干部就选谁。然后再经过逐级淘汰的几轮选举，由得票最多者当选。这个地方的农民对选举村长有着比较清醒的认识：他们是否能过上好日子，在很大程度上由村长个人的胆识、能力、智慧和人格决定。然而，上述这种成功运用“民主选举”的例子实在是屈指可数。首先，贿选现象蔚然成风，农村富裕者当官的现象相当普遍；其次，大多数地方的村民“选举”通常被基层政府或当地恶势力控制。

概言之，从1978年以后，中国农村的基层组织已普遍发生严重的权力移位现象，越是愚昧落后的地方，基层利益集团的剥削性和掠夺性就表现得特别突出。

恢复农村家庭承包责任制，退回到落后的耕作方式，在短期内确实起到了刺激农民提高劳动积极性的作用。但家庭承包责任制只是改变了资源的使用方式，而没有改变占有关系，政府基层干部在农村拥有对土地的绝对支配权利。农村现行的土地制度对于保证中国农民的公正底线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尽管农民的“兼业”收入在其总收入中所占的比重越来越大，但农民对于土地的依赖程度并没有减小，因为土地对于农民来说，越来越具有生存保障的功能。这主要是因为下列两个背景因素：一、80年代中后期开始，世界范围内的信息革命与技术进步，极大地改变了中国的产业结构，使得中国城市无法为庞大的低素质农村劳动力提供就业机会；二、农民工极其低廉的工作报酬使他们脱离土地生存几乎成为不可能，这加强了农民对土地的依附。在科技水平日益发达的今天，文化素质相对要高的城市人口在就业时尚因受教育不足而困难重重，平均文化素质相当低的农业人口要想从农业部门之外的现代经济部门就业，首先遇到的问题已经不是户口，而是自身的素质。

农民失去土地，意味着被拔去生存根基。大多数失地农民无法找到工作，因为城市居民的失业问题也越来越严重，那里根本没有农民们的生存空间。而中国政府的政策总是迟到：在户口对改变农民经济地位已经没有多少实质意义的情况下，中国的一些省市才开始“改革”城乡户口制度，撤除城乡人口流动的壁垒。目前，全中国流动进城就业的农民工有1.4亿，住不起房、吃不饱饭的农民工不在少数。尤其是，农民工在城市中如果因工伤事故死亡，获得的赔偿要比城市居民少得多。如此一来，土地对农民的生存意义更加重要。

对地下经济的界定有广义和狭义之分。从广义来说，“地下经济”是指官方控制不到的经济活动，这类经济活动不纳入官方统计的国民生产总值之内，不向政府申报和纳税。一般分为以下几种类型：

对外不公开的非法经济活动，如地下工厂、黑市交易、地下金融机构、走私。

对外不公开的违法经营活动，如毒品买卖、非法卖淫。

通过合法经营单位取得非法收入的经营活动，如第二职业、偷税漏税。

中国的大部份黑色财富不是用于投资从而转化为“白色收入”，而是用于奢侈性消费或通过各种途径转移到海外。

从90年代以来，黑社会价值观念渗透到中国人的社会行为方式上。这方面最典型的表现是权力之争往往借助于黑社会势力介入。中国官场竞争本来就极不正常，往往不是凭借本人的德行、能力、勤政、绩效。这种干部选拔机制已经饱受诟病，现在引入黑社会手段更是加剧了这种竞争的无序性。更重要的是，黑社会势力介入社会政治生活的恶劣做法，使得社会各界竟相仿效，加剧了公众的不安全感。

从1998年开始，中国的腐败已开始从组织化腐败向制度化腐败过渡。其具体表现为：第一，腐败已渗透到政治系统的大部分机构中。第二，腐败已成为一种制度安排，社会政治资源、经济资源与文化资源已成为利益再分配的主要对象，从而减少了现存政治经济系统内部的磨擦。第三，反腐败已在某种意义上成了要挟他人以获取利益或进行政治斗争的工具。

目前中国社会的精英层大致由政治精英、经济精英和知识精英组成。政治精英特指执政官员，其形成有延续性特点，不少人原来就在集权体制下的政治阶梯中占有一定的位置，另一些人则在改革开放后进入这一集团。经济精英由国家银行及其它国有大型企业负责人、国有大公司经理、大中型企业主管、大中型私有企业主等组成。这个集团中的前四类人与政治精英有密切的血缘关系，是从原来的政治精英转化而来的。而大中型私有企业主的背景通常有如下三种情况：一是家庭有官方背景，通过“父母做官，自己经商”的形式，更方便地获取财富；二是通过各种途径成长的民间人士。以上两种情况都与寻租活动有直接关系。第三就是一些利用市场机会获得成功的商业人士，这在高技术行业中比较突出。随着私营经济的壮大，私营企业主阶层的利益诉求也日益强烈，其政治参与热情不断上升。除了全国工商联越来越多地代表他们的利益之外，也出现了表达这个阶层利益主张的媒体——《中华工商时报》。这个阶层在非权力中心的官方政治组织——人大和政协中的席位也越来越多。

改革前，受毛泽东“知识越多越反动”说法的影响，知识分子一般被贬斥为“臭老九”。但是，由于某些人文领域的知识分子可以为毛泽东的大批判效力，所以他们仍能得到“重视”。改革以来，随着市场化过程的推进，科技知识及一些与改革密切相关的社会科学（如经济学、法学等）知识成了一种重要的文化资本。有能力的技术专家、律师、经济学者、工程师很快地垄断了社会机构中的高位，成为改革的受益者，少数人还进入了权力核心。还有一部分知识精英受经济利益和单纯功利型意识形态的支配，以其具备的影响社会舆论的能力为经济精英们服务。90年代中期以来，随着一些技术密集型产业进入中国，一些科技型专业技术人员的知识迅速市场化，其经济地位及社会声望迅速提升。目前，处于中间阶层上半部分的，包括高级知识分子（大学教授与科研人员）、中小型国有企业经理、中小型私有企业主、外资企业的白领雇员、国家垄断行业的高级职工等；处于中间阶层下半部分的，是技术和科研人员、律师、教师、文艺工作者、新闻从业者、机关干部、国有企业中下层管理人员等。

中国对工人阶级的定义主要是指国有企业的职工。随着改革开放的日益深化，中国的工人阶层其实已包括两类人，一类是国营与大集体企业的职工，另一类是在“三资”企业和乡镇企业工作的职工。改革开放前，工人与国家的关系体现在两方面：一是管理方与工人在车间发生的工作关系，即生产关系、劳动过程、工人控制生产过程的问题等；二是在国家主导的再分配过程中，工人与所在单位之间的分配关系，涉及到工资、医疗保险和养老金等。双方的利益冲突不是劳动制度，而是政治专制下的严苛控制。

在改革过程中，随着产业关系模式的多元化，工人与厂方的关系也出现了以下几种类型：

集体协约型，这种关系多出现于国营与集体企业内。这类企业虽设有管理部门、党组织、职工代表大会与工会，但并不能形成互相制衡。企业的经理时常兼任党的书记，工会主席没有必要的权力。这种机制赋予经理极大的专断之权。

西方国家在中国建立的合资或独资企业的人力资源管理模式。这类企业拥有充足的资金，因此能支付较高的工资、提供更清洁、先进与安全的工作环境，并给工人提供优厚的住房条件与其他待遇。企业的管理层与工人的关系往往是非对抗性的，工人的不满情绪常常是针对中方经理，埋怨他们低能、腐化、任人唯亲。

亚洲国家（或地区）在中国建立的“三资”企业或中国本土的私营企业内劳资关系的“返祖”现象。所谓“返祖”是指劳资关系退回到19世纪工业革命时期的状态，工人们报酬微薄，往往被迫每天连续工作10至12小时乃至更长时间，周末不能休息，工作环境既差又不安全，工伤事故频繁。

现代社会的一个基本特征就是社会管理具有多元参与性，在社会的决策过程中，各阶层都要有自己的利益诉求渠道。因此，协调社会的中间层能否参与决策往往是多元化参与的关键，而中间层参与社会公共事务决策主要依赖于各种社会组织。但是，现有的社团组织大多数并不是应社会群体的要求自发组建的，而是属于由政府供养的“代理人”型社会团体。

截至2002年年底，登记在册的全国性及跨省、自治区、直辖市的社团1712个，全国共登记社会团体13.3万个。这些社团可分为三类：一是党政机关为加强对某些领域或行业的管理而设立的，如私营企业协会、工商联等；另一是各企事业单位创办的，如服装行业协会、装饰行业协会等；还有就是校友会之类的联谊性社团。在这些社团组织中，除校友会的民间联系色彩较强，基本不受政府控制外，其它的各种协会均受政府的严格控制。它们主要领导人由政府委派并享受公务员待遇，以“半官半民”的身份参与社会活动，面对政府时它们代表企业，面对民众时他们却代表政府，俨然“一身而二任”的面孔。

中共政府一直奉行落后陈腐、任人唯亲的干部选拔机制，既没有一套合理的考试制度，也缺乏公开的民主机制，往往是由领导“发现”人才或组织部门“关怀”人才，甚至是“一把手”拍板选择“接班人”。

媒体是推进政治民主化的重要工具，也是对政府及各种公共权威进行社会监督的重要手段。中国的新闻媒体一向受党的严格控制，一直有泛政治化的特点。1998年，中国大陆的新闻出版界曾经历了短暂的有限宽松期，敏感的外国传媒称之为“北京的春天”。但近年来，随着经济形势疲软、失业失业人员增多、贪污腐败急剧蔓延，新闻主管部门又加紧了对传媒的控制。2000年1月，《南方周末》的总编江艺平被迫“辞职”，就是政府对传媒偏离“主旋律”严重不满的一个例证。现阶段，中国政府正在与网络作顽强的斗争，从2002年8月1日起，中国政府开始实施《互联网出版管理暂行规定》，这一规定的内容极为宽泛与模糊，凡政府不��欢的内容都可以被纳入这一规定。

尽管中国的改革进程错综复杂，其理论也被政府蓄意弄得暧昧不明，但从已经形成的社会利益分配格局来看，这场改革的主线就是对毛泽东领导的“化私为公”式革命实施逆向变革——即“化公为私”。作为改革主导思想的“放权让利”就是以“私”为杠杆，推动经济发展。

中国的改革可说是危机推进型改革。邓小平支持改革的动机只是为了化解社会经济危机，而不是要改革社会制度。这种改革动机与100多年前晚清洋务派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改革类似。号称改革“总设计师”的邓小平在80年代初其实并未形成清晰的改革方略，被政府奉为改革指导思想的“邓小平理论”，其核心无非是把毛泽东的“马克思加秦始皇 ”——即“公有制经济+极权政治”——中的经济制度换成了资本主义经济。不过，为了让公众在观念情感上能够接受，改用“市场经济”这个词代替了“资本主义经济”。邓小平没有认真解决经济体制与意识形态之间日益扩大的分裂，他只是凭借自己的政治权威选择了两个极其短视的方法：一是“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二是“不争论”，以为如此就可永远回避这一矛盾。

“六四”事件后中共痛定思痛，把事件的根源归罪于西方民主思潮，并由此确定了全力镇压民主要求和丑化民主制度的意识形态战略。整个90年代，从小学到大学一以贯之的政治思想教育一直在为这一战略服务。通过持之以恒的意识形态教育，“民主”这一概念在中国被弄得面目全非。一谈“民主”，或是中共政府宣传的“民主集中制”下的“少数服从多数”，或是将其等同为“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式的群众运动，让民众产生“民主”就是“动乱”的联想。

由于领导层的既定方略以及为领导层服务的智囊们胆识所限，中国经济体制的改革只设定了一些阶段性目标，如“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建立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等等。由于改革时期社会形势变化太快，每一具有特定内容的目标都只不过领了两三年风骚而已，只有90年代中期中共“十四大”确定的所谓“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一说法的寿命最长，从1995年以来直到今天仍被当局悬为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

表面上看，似乎是邓小平的亲属大张旗鼓地下海经商为权力寻租活动开了先河。邓在世时，指责他放纵权力进入市场（即指其子女经商）的声音就不绝于耳。一些人认为，邓的家庭观念很强，因“文革”时期子女遭受了许多痛苦，出于补偿心理，对子女经商并不约束。于是上行下效，造成了腐败之风蔓延。

实际上，中共自建政以来就不断鼓吹“接班人理论”，其核心就是要承认政治高干的子女们与生俱来就享有继承父辈垄断性权力的特权，这一说法其实是为处于中国政治制度核心的权力传承机制张目。经过“文化大革命”以后，上一代的政治权力显然不便再通过“父传子继”的方式直接继承，因此，作为赎买政治继承权的补偿，经济资源就成为了最佳选择。

中国政府无法克服腐败，是因为腐败已成了维系中共政权的重要凝聚力。任何政府如只能借助政治高压来稳定社会，就必须给官员们足够的利益，以换取他们对专制政府的效忠。当局表面上并未直接给其官员们太多利益，官员们的工资并不比普通职工高多少，他们获取的大量利益除了附着于职务上的各种“待遇”之外，主要是通过权利寻租，此外还有介于合法、非法之间的“灰色”收入。目前中共政权之所以打击腐败，并不是真要杜绝腐败，他们一方面是借遏制腐败安抚民心，但更重要地是担心腐败会导致政权的软化。因为政府各级官员牟取利益之举往往是以损害政策与法律为前提的，最后的结果必然是国将不国。

邓小平的“猫论”与“摸论”是为了对抗当时党内高层的教条主义者而提出的“理论”。这种“理论”对消解“两个凡是”之类的教条确实起了重要作用，但用于指导各种改革政策的制定，后果就是机会主义泛滥。一个国家的政府在施政方针上过度地不讲原则，只是根据当时的短期利益不计后果地作出权宜之择，必然会留下相当多的后遗症。最直接的结果就是政策摇摆不定、朝令夕改，让公众产生极大的不信任感。

笔者以为，党内的“保守派”与“改革派”其实只是大家幻想出来的一种派别对立。可能在某一具体政策上，二者的看法不完全一致，但在面对人民抗议时采取专制手段维护政权稳定，在面对少数有识之士对社会的深刻批评时采用钳制舆论与人身迫害的手法上，二者其实无所谓“保守”与“改革”之分。“保守派”是以防止中国走上资本主义道路为借口，要求更大的权力，以便由他们来坚持“正确的”方向。而“改革派”则是以发展经济为由，拒不实行政治体制改革，只是热衷于利用自己掌握的权力瓜分社会资源。“保守”也罢，“改革”也罢，不过是政治集团内部争夺利益的旗号而已。

笔者认为，由于言论空间的狭窄，由于争论的真正主题被有意掩盖，20世纪末中国最引人注意的所谓“自由主义”与“新左派”之争，是一场看起来非常热闹，其实却混乱不堪的“思想争论”。许多问题不是越争论越清楚，而是越争论越糊涂。首先，“新左派”刻意回避对专制政体的必要批判，相反却对现存专制政体的“母体”——毛体制与“文革”赞不绝口，因此为当局所宽容。“新左派”实际上是通过这种变相的“帮闲”来赢得了他们的话语空间。其次，自由主义主张的民主与宪政是“六四”以后中共意识形态战略加以禁止并长期加以丑化的对象，根本不可能公开讨论。同时有不少经济学者，以西方经济学在中国的传人自命，提出了一些适应权势集团需要、为目前利益格局张目的“理论”，受到传媒追捧、互相唱和。这在很大程度上使得社会公众尤其是大学生们认为自由主义学说就是鼓吹“腐败有理”。

中共政权之所以能维持稳定，是由于民众对中国政府及社会主义制度还存在极大幻想。在许多民众心里始终存在着一个理想中的中国共产党与一个对人民极其负责的中央政府，许多民众把目前中国存在众多严重问题的原因简单化地归结为：中央的“经”是好的，只是被下面这些“歪嘴和尚”念坏了。笔者以为，这种现代的“圣君贤相”幻觉其实是传统的“反贪官不反皇帝”的进化版，在中国有极深厚的民间基础。其实，这种植根于“圣君贤相”的期盼忽视了现代政治的一个基本特点：专制政权初创时期的领袖往往是铁腕强人，其个人的超常规权力经常超越制度的常规性权力，于是国家兴衰、民众安危往往取决于强人领袖的个人意志；而这种政权进入成熟期、结束了强人政治后，制度的力量就远远大于领袖个人的力量，领导者的个人意愿往往只能服从制度的常规性权力。

在考虑当代中国问题时，还需要考虑两个至关重要的因素：

在有现代化武器作后盾的暴力政府的压迫下，反抗者既不具备有组织能力，且因信息管制也使得民众没有争取社会同情的可能性。

民众既然无法对抗体制，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就只能报复社会。而这种个人暴力的使用方向是盲目的，其施加对象往往是社会上的弱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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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dyfan7896 · 3 years a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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摆脱贫困和减少碳排放不可得兼，我们还有希望阻止全球变暖吗

50年来，世界所取得的经济上的巨大发展是以地球的长期宜居性为代价的。罗马俱乐部时任主席奥雷利奥·佩切伊曾去往达沃斯，并在1973年年会上向与会者发出警示，称我们已经达到增长的极限。“如果经济和人口继续以现在的速度增长，那么即使拥有先进的技术，地球上环环紧扣的资源——我们都生活于其中的全球自然系统，也就顶多支撑到2100年。”他这样说道。回过头来看，这一看法被证实非常有先见之明。

作为一个组织，世界经济论坛一直坚持把气候变化提上年会议程，但这还不够。我们曾经取得过一些成就：在世界经济领袖非正式会议（IGWEL，一小群政界和商界领导人每年在世界经济论坛上的会面）上，我们迈出了在里约热内卢举办1992年联合国地球峰会的第一步。从20世纪90年代末开始，达沃斯年会成为商界人士和公民社会成员会面的安全场合，尽管环保活动家和跨国公司之间的公开敌意与日俱增。2015年，第21届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COP21）在巴黎召开前夕，一大批全球最大企业的CEO为《巴黎协定》的签署铺平了道路。在一封公开信中，他们承诺“采取自愿行动，减少环境足迹和碳足迹；制定目标，减少温室气体排放和/或能源消耗，同时在供应链和行业层面开展合作”。从本质上讲，他们传达出了这样的信息：他们不会阻碍任何政治协定的达成；相反地，他们意在支持这种协定。尽管如此，无可辩驳的是，我们这些政治、商业和社会领导人在应对气候变化方面做得很失败。为什么会发生这种情况呢？我们应该怎样推动世界扭转这一局势呢？要回答这些问题，重述过去200年来的全球经济发展历程至关重要。正是在这一时期，温室气体被大量排放，如今正在对环境造成不可修复的破坏。正是在这一时期，对环境问题的担忧被当务之急取代，而这些所谓的“当务之急”在如今看来已没有那么重要。我认为，我们只有先理解这一事件背后的逻辑，才能改变经济体系发展的动态机制。

我们无法回到过去，询问先辈为何如此热衷于会导致气候变化的经济活动，但答案不难猜测。从“用数据看世界”（Our World in Data）网站提供的可视化数据可以看出，大概在第一次工业革命蓬勃发展时期，全球温室气体排放开始加速。二氧化碳、甲烷等温室气体能够吸收并释放红外辐射。这些气体是通过燃烧化石燃料产生的，并且聚集在地球大气层中。在第一次工业革命开始后的150年里，火车、轮船、工厂遍布北美和欧洲这两个世界上工业化程度最高的地区，它们所赖以提供动力的发动机几乎无一例外，都是靠燃烧煤炭或者其他化石燃料运转。我们现在知道，煤炭等化石燃料的燃烧正是导致所谓的温室效应的罪魁祸首——大气层中的温室气体吸收来自太阳的辐射热量，并将其锁在大气层中，从而使地球表面变热。那时也有人担心环境问题，多数是担心从烟囱中喷出的气体会危害人体健康。事实上，人们最初开始迁移到达沃斯这种位于阿尔卑斯山上的小镇，正是为了躲避严重的空气污染。他们觉得山上的空气更健康，能够治愈肺结核这类疾病。在19世纪和20世纪的欧洲，肺结核是导致人类死亡的主要病症之一。但直到1988年，人为污染会导致全球变暖的观点仍十分罕见，以至登上了《纽约时报》的头版新闻。

从那之后，应对气候变化的斗争的确势头猛增。在1989—1991年，随着苏联解体、冷战结束，迎来了全球合作机遇。在1992年于里约热内卢举办的联合国地球峰会上，气候变化问题有史以来首次成为国际大会的首要议题。正是在这次会议上，《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UNFCCC）被签署，旨在将温室气体浓度稳定在“防止气候系统受到危险的人为干扰的水平”。三年之后，《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首次缔约方大会（COP）在柏林召开。1997年，第三次缔约方大会在日本召开，会上签署了《京都议定书》。《京都议定书》要求35个发达国家（包括欧洲的大部分国家、美国、加拿大、日本、俄罗斯、澳大利亚和新西兰）以1990年的水平为参照减少温室气体排放量。该协议自2008年生效。尽管美国和加拿大相继退出，但其他缔约方确实在想方设法减少排放量。不过，它们的共同努力并不足以扭转更大的趋势。全球温室气体总排放量在21世纪第一个10年持续上升，直到今天。尽管《京都议定书》第二期承诺已经启动，还有一份更加全面的新协议（《巴黎协定》）于2015年在巴黎被签署，但仍然无法阻止这一趋势。

“没有一种神奇的发展模式”

这是为什么呢？既然我们对气候变化的严重后果了然于心，为什么还对此无动于衷呢？要回答这个问题，关键的一点在于，那150多个不在《京都议定书》约束性减排之列的国家发生了什么。这些国家被贴上新兴市场的标签，其中包括印度和中国等。1990—2020年，中国创造了历史上最大的经济奇迹。印度尼西亚作为一个受气候变化影响严重的岛国，近几十年来也理所当然地选择了工业化道路。除此之外，诸如埃塞俄比亚等国，在20世纪80年代遭受着饥荒和赤贫，如今的发展轨迹令全球瞩目。应对气候变化重要且紧迫，但为什么行动起来如此之难呢？比起工业化国家，我们更能从这些国家中找到大部分答案。

这首先可以从数据中看出来。正如前文所述，《京都协定书》确实使那些签署国或批准协定的国家做出了改变。总的来说，欧洲（包括俄罗斯）和北美的二氧化碳排放量从1990年的130亿吨减少至2017年的108亿吨，减幅超过15%。但在世界上的其他地区，包括主要新兴市场，以及印度尼西亚和埃塞俄比亚等正在经历工业化的国家，二氧化碳排放量呈爆炸式增长，从1990年的90亿吨增至2017年的240亿吨，增幅高达150%以上。这导致的结果是，全球排放总量在1990—2017年显著增长，从不到250亿吨增至超过360亿吨。

从排放角度来看，这组数据反映的问题十分严重，但从人类发展的角度来看，它体现出来的是一个发展奇迹。在世界各地，得益于国家的经济发展，许多祖祖辈辈都生活在贫困中的人们在过去30年里得以跻身新晋中产阶层。过去，电力、内燃机等近代发明，以及电灯、洗衣机、冰箱、空调、汽车、摩托车等各种衍生的发明成果对于他们而言都遥不可及，但如今这些东西已经渐渐普及。这就是排放量这枚硬币的另一面。要想找到应对气候变化的可持续性措施，而且要能把所有新兴工业化国家囊括在内，就需要考虑到硬币的这一面。

要想理解这一观点，只需去埃塞俄比亚这样的地方，与其经济及政治利益相关者交谈一番即可。你会发现，应对气候变化的核心难题就在于，同一股力量在帮助人们摆脱贫困、过上体面生活的同时，也在破坏着子孙后代在地球上的生存条件。导致气候变化的温室气体的排放不单是工业家或西方婴儿潮等某一代人的自私造成的，而是整个人类渴望为自己创造一个更好的未来的结果。

我的工作所在地是瑞士的一个湖畔城市日内瓦，这让我联想到另外一个湖畔城市——埃塞俄比亚的阿瓦萨。这座城市正在经历转型，与一个多世纪以前的欧美城市或者近几十年的中国深圳等城市的转型十分相似。不久之前，阿瓦萨还是埃塞俄比亚的一个偏远内陆城市，乘坐汽车或者飞机都很难到达。那里几乎没有高速公路，即便有也崎岖不平，就连性能最好的汽车在上面行驶也会颠簸不断。这种情况在非洲国家屡见不鲜。阿瓦萨本身是一个商业中心，但经营的多是当地自产自销的初级农产品。风景如画的东非大裂谷湖泊是其主要景点及水源地。阿瓦萨与外界几乎隔绝，但其政治和种族动荡并非不为外界所知。暴力事件在过去30年里时有发生，比如，在2002年一场反对地区独立的抗议活动中就有100多人丧生。

在某种程度上，阿瓦萨至今还留有农村印记。装载着农产品的驴车在大街小巷仍然最为常见。但在某些重要层面，阿瓦萨不再是与世隔绝的闭塞地区，而是一个蓬勃发展的工业中心。在城外几公里远的地方，一座建筑场地蓦然可见，如今已成为主要景点，那里就是哈瓦萨工业园，有十几家制造纺织品、服装和其他工业产品的跨国公司坐落于此。每天都有数千名工人往返于这个工业园工作。他们用机器为西方服装品牌制作各种各样的短裤、衬衣和毛衣，生产各类长卷纺织品。而且，出人意料的是，它还为埃塞俄比亚本地市场制作和包装纸尿裤，因为埃塞俄比亚正在经历一波持续的婴儿潮。

去往阿瓦萨也不再是一个难题。有一条新修的马路直通工业园，不久之后还会新修一条多车道公路，连接阿瓦萨与亚的斯亚贝巴以及更远的地方。一座先进的小型支线机场正在建设中，将取代当前用来接待抵达旅客的简陋危房。埃塞俄比亚铁路公司正在运营的一条铁路线，可以直接连通阿瓦萨、首都亚的斯亚贝巴的郊区与邻国吉布提，这是埃塞俄比亚通往东部海洋的通道。所有这些新项目都能助推哈瓦萨工业园打入国内市场、非洲大陆市场乃至全球市场，从而为上万名当地工人带来更多的就业和发展机会。而且，这些投资已见成效。据埃塞俄比亚投资委员会宣布，在2019财年，哈瓦萨工业园和其他几个工业园创下了1.4亿美元的出口纪录，为7万余人提供了就业岗位。这是一个非常瞩目的成功案例。哈瓦萨工业园自启用至今不过三年时间，其他几个工业园的运营时间更短。

对于在那里生活、工作的埃塞俄比亚人而言，工业园改变了他们的命运。一个典型的例子是工业园内宏远（Everest）服饰公司的当地总经理塞纳特·索尔萨。越来越多的埃塞俄比亚人从农村到城市发展，索尔萨正是其中一员。她到阿瓦萨读大学，获得会计学位后，成为一名独立会计师。此后的10多年里，她一直为该地区的一些小公司提供会计服务，积累了大量工作经验。后来，亚洲服装公司宏远服饰入驻工业园，并且要招聘一名当地经理，于是索尔萨果断地抓住了机会。她会说英语，能和中国总经理交流，以前为小公司工作时还积累了一些管理经验。而且，作为一名本地人，她本来就对当地工人比较熟悉。雇用她对宏远服饰公司来说是一个双赢之举：一方面，公司招到了一名文化程度高、具有金融专业知识的经理；另一方面，索尔萨也有机会在跨国公司工作，并在职业上取得进一步发展。

阿瓦萨的工业化对许多当地劳动者来说都是一件好事。宏远服饰在哈瓦萨工业园雇用了2300名工人，其中绝大部分人来自阿瓦萨或周边地区，大约95%的员工都是女性（索尔萨立即指出，她们的最低年龄限制是18岁）。“她们中的多数人以前都没有工作，或者在家庭作坊里干活。”索尔萨说，“她们通常接受过中小学教育，但很多人没能高中毕业。不过做一名加工服装的工人，这些不成问题。”这些工人经过最多为期3个月的上岗培训后，很快就能和世界各地的工人竞争。走在工厂里，你可以看到这样的工作机制：有的生产线在高速运转，有的稍微慢点儿。在每条生产线的末端都有一个记分牌，显示每组工人已经制作的特定服装数量，并与前几周的成果做比较，以示进展情况。午餐时间，工人们聚集在一个单独的房间内就餐。下午5点，会有大巴车将他们载回阿瓦萨市中心。这项工作并不容易，也不会让人特别有成就感，但与大多数人以往所习惯的生活相比仍然存在巨大的变化。这份工作能带来更稳定的收入，能让人们有机会离开影子经济而在实体经济中工作，能带来虽然少但切实的个人发展机会。这些都是工业化在起作用。这是世界各国从农村向城市、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发展的普遍模式。这一过程充满了试错、困难和权衡，但直至今日，这仍是世界上已知的最成功的发展模式。

埃塞俄比亚及其国民已经从工业化政策中获得了回报。过去15年里，埃塞俄比亚的GDP增速平均每年高达10%，其GDP在2003年还不足150亿美元，到2018年已飙升至600多亿美元。就经济增长率而言，埃塞俄比亚堪称“新兴��场”中的闪耀明星，中国达到这么高的增长率是在21世纪初。鉴于大多数埃塞俄比亚国民在千禧年之交时仍然在贫困线上挣扎，经济的高速发展对于他们而言无疑是一道福音。该国的人均GDP几乎增长了两倍，以“不变”美元来衡量，国民人均日收入从2003年的勉强超过50美分攀升至如今的接近2美元。这一飞跃从实际价值来看可能微不足道，但从所谓的购买力平价角度来看，埃塞俄比亚的普通大众已经摆脱了极度贫困。以购买力来衡量，埃塞俄比亚的人均GDP在2003年经济发展刚起步时还不足500美元，而在2018年已经超过了2000美元。

但是，与其他地方一样，埃塞俄比亚也为经济发展付出了环境代价。埃塞俄比亚的二氧化碳排放量的增长几乎与经济增长同步，在2002—2017年增长了2倍。2017年，埃塞俄比亚的二氧化碳排放量为1300万吨。相对而言，这一数字微乎其微，在360亿吨的全球总排放量中几乎可以忽略不计，但这一趋势不容忽视：随着国家越来越富裕，它所制造的污染越来越多。这并不是说埃塞俄比亚和其他新兴市场没有为绿色发展做出努力，也不是说它们的国民不关心全球变暖。早在2011年，埃塞俄比亚政府就发布了绿色经济战略，旨在通过发展适应气候变化的绿色经济，使该国到2025年成为中等收入国家。该战略一方面是要解决森林砍伐问题，因为在埃塞俄比亚这个问题十分严重。根据联合国发布的数据，“20世纪初，该国的森林覆盖面积占国土总面积的35%，进入21世纪，这一数字已经快要跌破4%了”。依照这一战略，埃塞俄比亚在2019年召集了上百万公民，在一天之内种植了3.5亿棵树苗。埃塞俄比亚政府绿色发展战略的另一个重点是，发展可再生能源和/或清洁能源，以扩大现在所剩无几的能源供应。根据国际能源署（IEA）的报告，埃塞俄比亚“在过去20年里已经取得了巨大的进步”，但至今仍只有一半的人能用上电。自1990年以来，水电、生物燃料、风能和太阳能发电量增加了一倍多，它们共占全国能源总供应量的90%。但化石燃料的能源供应量增加了3倍多，1990年在能源总供应量中的占比还不足5%，到2017年这一占比已经翻了一番。这表明，即使在今天，也没有一种神奇的发展模式能让贫穷落后的国家在进行工业化的同时控制碳足迹。经济的发展、生活水平的提升与碳足迹的扩大，三者始终如影随形。

这是全球应对气候变化的核心难题，而且几乎可以肯定的是，之后情况还会变得更糟，直至出现转机。造成这一结果的，不（仅仅）是市场失灵，也不（仅仅）是企业或政府领导力的缺乏，而是人类的本性和天生的欲望——不仅要生存，而且要发展。因此，对于许多收入不稳定的人来说，在气候因素与更好的生活之间根本别无选择，即使后者会给环境带来更大的破坏。如果你用不上电，没有稳定的收入，甚至餐桌上没有可食之物，那么气候变化根本不会在你所考虑的问题之列——尽管从长远来看，气候变化会威胁人类的生存。

这就解释了很多问题。比如，为什么生活在印度尼西亚雅加达海岸附近的人们，即使面对快速下沉的家园，仍然若无其事地进行着日常活动。为了阻止不断上升的海平面淹没整个社区，那里不得不建起大海堤，那是一堵数米高的混凝土墙。当地有一座清真寺被潮水淹没，从而被废弃，从屋顶俯瞰海堤和被淹没的清真寺，形成了一种相当反乌托邦的景象。

这也解释了法国为何会发生所谓的“黄马甲”运动。2018—2019年，数以千计的抗议者走上街头进行示威抗议，给巴黎等数十个城市造成重创，最终让政府加征燃料税的计划落空。他们的口号是：“月底，世界末日：同样斗争。”（Fin du mois, fin du monde: même combat.）从理论上来说，法国政府提出的加征燃油税计划理应给环境带来积极的影响，因为它将激励法国民众减少私家车的使用，而更多地选择其他交通方式。但在实践中，这会使乡村人口进一步被边缘化，而他们本来就因为得不到城市中的教育、工作和积累财富的机会而愤愤不平。

最后，这还解释了为什么帕劳、瑙鲁、特立尼达和多巴哥等岛国一边遭受着海平面上升、极端天气和气温升高等气候变化之苦，一边又是世界上人均二氧化碳排放量最多的国家。以帕劳为例，这个国家因其发展中国家地位而不在《京都议定书》的约束性减排国家之列。尽管如此，该国仍在2015年承诺到2020年减少30%的能源消耗。该国也是第一批签署《巴黎协定》的国家。但按人均计算，帕劳人仍然是世界上最能制造污染的，因为这个岛国主要靠化石燃料发电。这就是这场应对气候变化之战的核心难题。

“我们还有希望吗？”

在考虑解决措施之前，我们有必要先问一句：“我们还有希望吗？”如果人类从骨子里就如此渴望过上更好的生活，而根据过去200年的发展经验，这意味着每个人的碳足迹都会不断扩大，那么即便有更加可持续的气候政策，它们真的可行吗？

这一问题的答案在一定程度上取决于4个关键的大趋势，这些趋势又在不同程度上取决于整个社会以及其中有影响力的个人。

第一个大趋势是城镇化。据联合国统计，截至20世纪60年代，全世界大约2/3的人口都生活在农村地区。29这些人多数生活在发展中国家，在电力、交通或者其他方面的能源消耗非常受限，其碳足迹也十分有限。但是，一场变革已经开始，并将在未来50年内彻底改变全球格局。截至2007年，世界上有一半的人口居住在城市。今天，城市人口占比已经超过55%并在持续增长。这一趋势在世界各地都十分明显，但以亚洲最甚，尤其是中国和印度。在全球，人口超过2000万的超大型城市中有一半左右都位于这两个国家，而且这些超大型城市大多都是由村庄发展而来。例如，在2020年前鲜为世界关注的武汉，是一座拥有1100万人口的大城市，但1950年的武汉还只是由3个小镇构成，人口加起来也不过100万。

城镇化趋势至今丝毫没有减弱的迹象。联合国称，城镇化将于2050年完成。届时，全世界2/3的人口都将生活在城市或大型城市，仅剩1/3的人口生活在农村地区。

乍一看，这一趋势可能会令关心气候变化的人士感到担忧。一些最新或最发达的城市同时也是人均碳足迹最大的城市，比如多哈、阿布扎比、新加坡和中国的香港。底特律、克利夫兰、匹兹堡或洛杉矶等美国著名城市曾率先提出在城市中“汽车为王”的理念，而基于该理念的城市设计似乎与绿色交通、绿色生活背道而驰。但据挪威环境经济学家丹尼尔·莫兰所说，城市带来了大部分的人口碳排放量，其中隐含着一线重大希望。莫兰告诉美国航空航天局地球观测站：“这意味着，只要少数几个地方的市长和政府采取一致行动，就有望大幅减少全国总的碳足迹。”比如，中国的深圳近年来已经实现城市出租车和公交车全面电动化，这对一个拥有1000多万人口的城市来说意义重大。再比如，新加坡通过征收高额购车附加费、严格实施汽车许可证（即拥车证）数量零增长，大幅减少私车出行，也会带来很大的改观。

第二个大趋势是人口变化。在近代历史上的大部分时间，全球人口的快速增长意味着碳排放量也呈螺旋式上升。实际上，1950—2017年，全球碳排放量呈指数级增长，二氧化碳年排放量从50亿吨增至350亿吨。同一时间，世界人口也呈爆炸式增长，从1950年的25亿增至如今的近80亿。西方国家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出现了婴儿潮，随后发展中国家迎来了一波更大的婴儿潮。在这个人口密度更大的世界，人均GDP的不断增长意味着全球二氧化碳排放量受到双重刺激：一是人们的生活更加依赖能源，二是越来越多的人过上了这种生活。因此，即使人们很早之前就开始减排，仅仅是人口增长这一个因素也会导致全球的碳排放量不断上升。

但这种情况同样存在一线希望。尽管世界人口预计在2050年之前会持续增长，但其增长速度日渐放缓。包括意大利、德国以及俄罗斯在内的欧洲大片地区正在经历本土人口结构的崩溃。例如，2018年俄罗斯总人口出现10年来的首次下降。联合国还预测，到2100年俄罗斯人口将减半。东亚国家的情况十分类似。日本人口的减少已尽人皆知。印度很快会超过中国成为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但即便如此，印度近几十年的生育率也大幅下降。1960年，印度育龄女性平均每人生育6个孩子，到2019年，这一数字减少到两三个。如果这一趋势继续下去，印度人口在未来的某个时间点也会减少。只有非洲大陆的生育率超过2，这表明其人口仍将增长。尽管预期的全球人口结构崩溃会带来一定的挑战，但它也有助于人类应对气候变化。

第三个大趋势是技术进步。这也是一把双刃剑。首先，正是技术进步引发了环境恶化。在19世纪初以及第一次工业革命全面开展之前，人类对环境的影响虽然深刻但仍可逆转。然而，随着工业化浪潮席卷而来，我们开始快速消耗地球上最珍贵的一些自然资源，先是石油和煤炭等能源，后来还包括稀土矿物，甚至包括氦气等气体。与此同时，人类活动的碳足迹变得比以往更大。正是工业化的发展带来了“人类世”（Anthropocene）的概念，它暗示着人类对地球气候变化和生物多样性的减少负有责任。之后的第二次和第三次工业革命给世界带来了内燃机、汽车、飞机和计算机，提高了几十亿人口的生活质量，但也使人类的环境足迹比以往更大。

最近开始的第四次工业革命给我们带来了新的技术成果，比如物联网、5G、人工智能和加密电子货币。从目前来看，第四次工业革命使人类的环境足迹继续扩大。据科学家计算，获取比特币（一种最流行的加密电子货币）所消耗的电力每年会产生22兆~23兆吨二氧化碳，这相当于约旦或斯里兰卡等国一年的排放量。同时，尽管联网设备使我们的能源基础设施变得智能，但不代表它会自动变得环保。为此，消费者和生产者需要有意识地选择绿色能源供应，且高效利用能源。

尽管如此，若想成功遏制气候变化，我们仍然需要让科学和企业创新发挥出重要作用。电动发动机曾长期不被看好，因为比起使用化石燃料的内燃机，它造价高、性能差，但现在电动发动机的性价比正快速提升。电池技术取得的重大进步，意味着风能、水能以及太阳能的普及利用已近在眼前。只要用途得当，计算机以及其他智能设备不会增大能源和资源的消耗，反而有助于节约能源和资源。

但是，在这方面，我们可采取的最快、最有力的措施是排除能源结构中的煤炭和其他化石燃料。不过我们还没做到这一点。事实上，在新兴市场每年仍会新增几十家煤炭工厂。但情况正在改变。美国和欧洲的大型机构投资者越来越不看好煤炭工厂。它们之所以这么做，可能是出于气候变化活动家和客户的压力，也可能只是出于理性考虑——正如英国央行前行长马克·卡尼曾发出的警示，化石燃料工厂终将成为搁浅资产。比起化石能源技术，清洁能源技术的经济可行性在不断提升，受此影响，印度和中国的企业家及政府也开始采取行动，努力实现低碳未来。在这方面，世界经济论坛也在采取行动。在我们举办2020年达沃斯年会之前，我和国际工商理事会主席布莱恩·莫伊尼汉、首席执行官气候领袖联盟联合主席费卡·西贝斯玛一道，邀请参会者加入“净零挑战”（Net Zero Challenge），承诺到2050年或更早实现温室气体排放“净零”目标。许多企业领导人积极响应。

最后一个大趋势是我们自身，或者说是我们不断改变的社会偏好。这一趋势能放大其他所有的趋势，也能终止其他所有的趋势。在现代社会的大部分时期，人类表现出来的偏好是想要更多、更好、更快。考虑到许多西方民众直到19世纪末生活水平还很低，人们渴望更好的生活、渴望把更多的财富转化为消费实属正常。如前文所述，在很大程度上，这��愿望至今在许多发展中国家仍然盛行，这一点无可厚非。只需要到越南、印度、中国或印度尼西亚的繁华城��去看看，你就能理解人类的永恒愿望——日复一日、年复一年、一代又一代地向前发展。

但如今在所谓的发达国家，社会偏好正在发生系统性改变。很多人意识到能源充足的生活方式有着负面影响，因此开始摒弃以往所追求的习惯和产品。财富开始转化为健康。

例如，据彭博社报道，2019年11月，乘坐飞机在德国城市间往来的人数比前一年同期下降了12%。与此同时，德国联邦铁路公司的乘客数量达到了新的高峰。人们认为，这要归因于“坐飞机可耻”（flight shame）这场应对气候变化的平民运动逐渐为大多数人接受。在其他地方，人们渐渐考虑回归公共交通、自行车，或者干脆步行前往目的地，而摒弃汽车出行。伦敦、马德里、墨西哥城等许多城市正在出台限制汽车出行的政策，这不光是出于缓解交通拥堵的考虑，还是基于居民认知的改变——人们越来越觉得城市应当为人服务，而不是为汽车服务。作家笔下的美国人一度把拥有汽车视为长大成人的标志，可就连在这个体现着典型的汽车文化的国家，千禧一代也越来越倾向于不购车。

所有这些演变早在新冠肺炎疫情到来之前就已开始。之后，城市的强制封锁引发了一场小型的交通革命。世界经济论坛城市交通专家桑德拉·卡巴莱罗和城市雷达公司（Urban Radar）的CEO菲利普·拉平在疫情期间写道：“新冠肺炎疫情期间城市实施封锁后，道路被清空，交通运输机构要么完全停止运营，要么大幅减少服务，行人和骑行者得以重回街道和人行道。”从奥克兰到波哥大，从悉尼到巴黎，甚至在我们所居住的城市瑞士日内瓦，都新修了许多自行车道，使人们可以选择更环保和更有益于公众健康的通勤方式。在新冠肺炎疫情期间，欧洲也加速推进火车的回归，还计划在相距较远的城市，比如西班牙巴塞罗那与荷兰阿姆斯特丹之间开通新的卧铺列车。2020年秋，德国交通部部长安德烈亚斯·朔伊尔甚至向其欧洲同僚提议，鉴于以前的“全欧快车”（Trans Europe Express）网络已经无法在国际客运中发挥积极作用，有必要搭建新的“环欧特快”网络取而代之。

显而易见，这些习惯之所以正在发生改变，是因为西方民众越来越意识到，应对气候变化不光是结构性问题，也是个人问题。年青一代更是从投资、学业、出行等各方面付诸行动，其中千禧一代和Z世代表现得尤为突出。他们的投资对象越来越限定于符合ESG45标准的企业，这些企业为“净零”活动做出了具体承诺。他们会购买环境破坏性更小的产品和服务，学习有助于解决气候变化问题的专业，从事不会加重环境问题的工作。这种态度上的转变对社会各阶层都在产生影响。例如，微软承诺抵消其当前、未来乃至以往的二氧化碳排放量。软件服务提供商Salesforce的联合首席执行官、世界经济论坛董事会成员马克·贝尼奥夫在2020年达沃斯年会上宣称，“我们所熟知的资本主义已死”，建议企业坚持利益相关者模式和更好的生态管理。全球著名资产管理公司贝莱德集团的CEO拉里·芬克告诉各位企业领导者和客户，“每个政府、企业和股东都必须直面气候变化问题”，还称自己的公司正在“从其积极管理的投资组合中剔除一些公司的股票和债券，只因这些公司从动力煤生产中获得的收入占比超过 25%”。

在世界经济论坛，我们也看到了这种态度的转变，并且也在积极行动。我们的活动正变得越来越环保。比如，我们采取了激励措施，以鼓励参会者乘火车而不是乘飞机前来，并且承诺抵消碳排放；我们还选用可回收材料，在当地采购食品和饮料。我们之所以做出这些努力，主要是因为我们有着坚定的信念，而且有着保持言行一致的决心，但同时也受到由年青一代主导的社会偏好改变的驱动。我们所做的努力表明了一点，一旦发生气候危机，任何政府、企业或组织都无法做到不受影响。

归根结底，我们应该从这四大趋势中看到希望：气候危机还是可以化解的，生物多样性下降、自然资源减少、各类污染严重等相关的地球危机还有机会扭转。以迫在眉睫的气候变化问题为例，减缓气候变化的速度已经是一个巨大的挑战，不仅需要各国政府通力协作，还需要这个星球上所有的利益相关者共同努力才能应对，更不用说终止气候变化了。我们不能仅依赖某一个利益相关者群体。历经多次推迟和辩论后，170多个国家政府终于达成共识，在《巴黎协定》中定下一个共同目标：将全球气候变暖幅度控制在1.5℃以内。但各国政府迟迟不肯实施各自的气候应对方案——甚至可能根本没有方案。一个原因在于，尽管气候变化问题紧迫，但它仍不是选民的当务之急。另一个原因在于，各国政府并不具备独自行动所需的全部知识或能力。于是，这时候就要看其他利益相关者——企业、投资者、个人以及整个公民社会将如何行动。

从理论上看，我们和他们的核心任务都很简单，那就是尽可能快且尽可能多地减少二氧化碳、甲烷等温室气体的排放。有句谚语是“跟着钱走”，用在气候问题上就是“跟着排放走”。这样一来，我们自然而然就会找到最大的排放源——能源生产。因此，各利益相关者都应当把减排重点放在这方面——用可再生能源替代化石燃料，当前的一些超标排放就会自然停止。如果投资者不再投资煤矿工厂，企业和消费者转而使用可再生能源，制造商和其他企业也采取同样的做法，那么就能直接避免数十亿吨二氧化碳的排放。这是每一位利益相关者能做出的最直接也最重要的贡献。

当然，实践的过程会存在许多障碍。如前文所述，短期来看，煤炭、石油和天然气仍比其他能源更廉价。许多发展中国家仍依赖化石燃料，因为这是通往发达国家和工业化的成本最低的路径，就连工业化经济体也很难完全摒弃化石燃料。比如，在美国仍然有新的化石燃料工厂和基建项目在酝酿之中或正在执行。这些国家的企业和公民不得不游走在政府政策之外，有时甚至会违背政策。此外，在许多石油及天然气生产大国，人们在某种程度上已经对石油和天然气提供的廉价能源依赖成瘾。

在减少温室气体排放方面，除了改变能源生产的来源外，第二个主要方法是在世界范围内实施碳定价和“总量管制与交易”制度。通过对排放量定价，或者通过对行业或企业的总排放量及其在市场上可交易的排放额设定上限，单个行为主体就会出于成本考虑而减少碳排放。事实上，当排放的经济成本升高时，以更节能的方式生产、出行或从事其他经济活动将变得更加有利可图。

这并非仅仅是纸上谈兵。欧盟从2005年就开始实行“欧盟碳排放交易体系”（EU ETS）。根据欧盟提供的数据，被限制排放的包括11000多个耗能严重的设施（发电站和工业工厂），以及往返于欧盟国家间的各个航班，被限制的排放量占“欧盟温室气体排放量的45%左右”。据美国国家科学院的研究人员所言，这一制度取得了一定的成效，2008—2016年，该制度累计减少二氧化碳排放量近12亿吨，约占总排放量的3.8%。欧洲的“总量管制与交易”制度是同类制度中规模最大的，但并非绝无仅有。澳大利亚、韩国等国家，以及加利福尼亚州、魁北克省等地，都设有类似的制度。许多其他地方还引入了更加直截了当的碳价格或碳税制度。

碳定价和“总量管制与交易”机制直接作用于排放温室气体最多的主体——能源生产商和大型工业企业，有助于改善能源结构、提高能源效率，是最有力的两大减排举措。但事实上，个体、开明企业和公民社会团体也可以有所作为，即使这意味着他们有时候不得不逆流而上。在世界经济论坛，有一群首席执行官气候领袖多年来一直致力于使其企业采取影响更加深远的自愿行动。他们之所以这么做，是因为他们明白在短期内搭便车毫无意义，一旦到达终点，所有人都将失败。那么，他们如何能够发挥积极作用呢？我们与波士顿咨询公司开展的一项研究表明，他们应围绕三个方面采取行动。

1. 降低排放强度。往往可以通过提高能源利用效率，减少自身经营和供应链活动中的温室气体排放。

2. 调整投资重点。只投资那些能源清洁型企业，并通过实施内部碳价格，揭示某些业务的真实成本。

3. 创新经营模式。通过改革现有模式，寻求绿色发展新机遇。

在这方面，全球集装箱航运巨头马士基集团是绝佳范例，我们会在第九章进行更加深入的案例分析。在企业运营中的温室气体排放强度方面，马士基集团正在试验更加节能的食物冷藏方式，并投入使用少依赖化石燃料、多借助风能的轮船。在��资组合方面，马士基集团将石油业务剥离，转而专注于核心的航运业务。此外，马士基集团还在探索一种新的经营模式，希望把货物运输从“港到港”转变为“门到门”，从而扩大业务范围。这让马士基集团得以在减少运输总排放量的同时，实现持续不断的发展。马士基集团在化石燃料的生产、分销和消耗方面都非常活跃，如果这样的企业都能实现绿色转型，那么绝大多数其他企业也能转型成功。

……

但我们必须意识到，时不我待。有害气体在大气中的累积，就像往只有一个小排水口的浴缸里注水。到某个点时，浴缸即将注满，这时候再缓缓地拧紧水龙头已经来不及了。除非确保再也没有水注入，否则浴缸里的水就会溢出。气候变化也是如此。事实上，世界已经十分接近一个临界点，一旦真的到达这个临界点，即便人们采取极端的措施也无法阻止局势失控。从某种意义上说，2020年出现的唯一的积极迹象是，世界到达临界点的时间被延迟了，因为许多地方连续数月的排放量几乎零增长。未来即便经济充分恢复运转，努力迈向更加美好的后疫情时代的我们，仍需要像这样控制住排放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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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rucebai · 3 years a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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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海电商大地震：风口、封杀、转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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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lay 我国有超60万家跨境电商相关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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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苏琦

　来源：开菠萝财经（kaiboluocaijing）

　一聊到疫情期间逆势翻盘的行业，不少人第一时间会想到出海电商。

　过去一年，跨境电商实火。2020年，从亚马逊走出来的智能充电品牌Anker在创业板上市，目前市值超过680亿人民币；而尚未上市的快时尚跨境电商品牌SheIn，在2020年初完成E轮融资时，估值已高达150亿美元；就连一度传出要被阿里巴巴收购的敦煌网，业绩也扭亏为盈，于近日向港交所主板递交了上市申请

　和国内的电商业态多强相争不同，在出海电商领域，不仅亚马逊、eBay、Shopee、Wish、速卖通、Lazada等巨头并未垄断市场，独立站和大卖之间也相互竞争，加上背后有各类软件、物流、仓储、支付等基建平台的支持，生态持续繁荣，引得无数创业公司和资本方跑步入场。

　天眼查显示，2021年我国有超60万家跨境电商相关企业。另据网经社“电数宝”大数据，2021年1-5月，共有超20家跨境电商平台和服务商获得了资本垂青，总融资金额超100亿元人民币。还有机构预测，中国出口跨境电商2021年整体交易规模将达7.73万亿元，2023年预计将突破9万亿元。

　但就在今年4月，出海电商被浇了一盆冷水。亚马逊会员日（6月21日和22日）前夕，不少中国跨境大卖们（大卖家）正准备大干一番之时，等来的却是亚马逊大规模的“封号”整治，原因是不少大卖违规刷单。从业者们发现，赛道的火热反而倒逼行业向规范化、成熟化方向发展，行业一时遇冷也并非坏事。

　与此同时，在跨境电商疯狂式增长的背后，不论是ToC还是ToB的玩家，都不能只盯着海外市场的“广阔”，还要应对海外市场渗透率没有国内高、用户网购习惯还需培育、互联网配套的商业生态远不成熟等现状。

　但不少但不少从业者都坚信，出海电商依旧是未来十年最有机会的领域之一，其中多个细分赛道都值得长期押注。

　被Anker和SheIn代表的跨境电商

　2020年，整个出海领域因为突如其来的疫情发生了跳跃性的巨变。一些平台在蛰伏十多年后抓住机会一举上市，还有不少加紧入场的创业公司，也获得了资本的青睐。

　据不完全统计，整个2020年，国内外发生在跨境电商领域的投融资事件至少有40多起；2021年，资本继续押注跨境电商：1月18日，跨境电商服务平台“店小秘”宣布完成1.5亿元B轮融资，6月初又宣布完成1.35亿元人民币B+轮融资；6月25日，国货严选出海电商“橙意出海”完成数百万元Pre-A轮融资。

　业内一般将出海电商行业分为跨境卖家和卖家服务商两大块，分别对应ToC和ToB企业。

制图 / 开菠萝财经　

　跨境电商出现之后，跨境卖家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第一阶段，主要是中国企业利用供应链优势在第三方平台（比如亚马逊、速卖通、Shopee等）上开店，以做站群的形式，出售低价产品，很难有溢价权。经过几年的发展，在深圳出现了一批优秀“大卖”，俗称坂田五虎（蓝思科技、泽汇、宝视佳、公狼、拣蛋网）、华南城四大天王（傲基、有棵树、通拓、赛维）。除此之外，深圳、广州一带还有数量众多的跨境电商小团队，但散兵游勇居多，很难资本化。

　到了第二阶段，一批有运营能力、供应链能力的企业，或在第三方平台做起了自己的品牌，或开始搭建自己的独立站。Anker和SheIn，就是其中的代表。Anker主要借助亚马逊，依靠产品的研发创新，打造自己的品牌；SheIn以独立站的方式把用户抓自己手里，考验前端获客和后端供应链能力。

　英诺天使创始合伙人王晟认为，SheIn这类快时尚服装品牌，更偏向于渠道品牌。快时尚需要不断上新、出货，自己控制渠道和供应链的快速反应能力是最重要的。现在每年还有30-40%的服装会成为库存，如果不控制渠道，就不能以销订货，它必须要有自身的渠道连接到消费者。而Anker是产品品牌，主打功能性驱动的3C电子产品，可以利用别人的渠道卖货。

　两家公司都一样赚钱。去年7月，Anker在国内深交所创业板IPO，财报显示，2017年至2019年，公司营业收入分别为39.03亿元、52.32亿元和66.55亿元；年度净利润分别为3.29亿元、4.27亿元和7.22亿元。据界面新闻报道，SheIn也已开始筹备IPO，2020年SheIn营收近100亿美元，连续8年营收实现超过100%的增长。

　到了第三阶段，各家开始讲究出海品牌的价值。“这一历程可以对比淘宝，从一开始的批发市场进货，到后来工厂开店卖货，再到近两年消费品牌的火热，逻辑是一样的。”王晟称。

　Anker和SheIn在特定历史阶段抓住了红利，它们在近半年内的爆火，也引发了行业对第三方品牌和独立站讨论。

　9年跨境电商卖家邓树博称，从2009年左右开始，每一年都会有一波商家做独立站，每一年也都有一波倒下去。“大家觉得第三方平台门槛更低，已经解决了客户和流量的问题，只需要把产品做好。商家都想做私域流量，这是独立站才能带来的。但拥有一个非常强大的独立站，可能是每一个品牌卖家的梦想，不过任重道远。”

　站在投资人的角度看，星瀚资本创始合伙人杨歌认为，资本方并不倾向于投资独立站。“独立站对于产供销端的完整性要求比较高，不一定能快速整合。同时，独立站有一定局限性，并不利于与其他卖方或厂家合作，也没有发挥出互联网流量的最大价值。而第三方平台也有独立品牌，和独立站相比更具备灵活性。”

　从ToB角度去拆解电商出海，想要完成对接供给需求，需要完成用户（营销服务）、商家（供应链、软件服务）、基础设施（支付、物流、仓储）等多维管理，这其中也产生了众多积累深厚的巨头公司。就在昨天（6月29日），Payoneer（派安盈）在美国纳斯达克成功上市，成为“跨境电商支付第一股”。

　相比于其他更稳定的细分赛道，出海电商中的营销领域，近来发生了一些变化。原来，很多卖家用搜索引擎的方式去营销，近来变为用直播/短视频的方式营销，在这个过程中，成长出了一些服务商。“一般情况下，广告的花费会占到整个销售额的10%左右，也就是说做一个亿的销售额，要花1000万的广告费，智能营销可以省下30%左右的成本，还能提高运营效率。”邓树博称。

　总的来说，疫情使出海电商的发展步伐加快了，行业也有机会从此前“捞一把就跑”的草莽时代，变得越发资本化、品牌化。

　出海电商大震荡

　经历了去年的火爆后，今年的跨境卖家和卖家服务商走向了两极。

　“亚马逊大卖去年有多风光，今年就有多惨，一半都被封了。”一位亚马逊卖家吐槽道。

　6月17日，A股上市公司星徽股份发布关于子公司重大事项的公告显示：“深圳市泽宝创新技术有限公司旗下有三个品牌涉及的部分店铺，于2021年6月16日被亚马逊平台暂停销售。经查，原因可能是部分产品赠送礼品卡，涉嫌违反亚马逊平台规则。”这个行为，被不少行业人士称为“刷单刷好评”。

　自4月底以来，位于深圳的多个大卖接连遭遇亚马逊平台封号处理，其中包含帕拓逊、傲基、通拓、猿人科技、泽宝、万拓科创等旗下的主力品牌，亚马逊产品链接均被下架，至今未恢复。这场封号整顿，被业内形容为“十年不遇的行业巨震”。

　据一位业内人士猜测，“因为有一批大卖正准备上市，便冲业绩冲刷单，而这些投机取巧的做法，严重干扰了亚马逊的算法体系和行业规则。两个月前刚封的时候，大卖们都还挺乐观，觉得跟平台沟通一下就可以解决。现在不但之前被封的没恢复，还在持续不断地封，大家有点慌了，开始撤回‘礼品卡’，成本加剧。”

　亚马逊封杀一批违反规则的大卖，由此产生了一系列连锁反应。“一批违规大卖，现金流出现问题，很多供应链厂家也可能面临大危机。”上述业内人士称，此事对整个出海电商影响巨大。

来源/Unsplash　

　在亚马逊的封杀动作之后，整个出海电商市场开始呈现出降温的态势。

　一是亚马逊开始限仓限容量，导致很多卖家的重点产品无法补货，非重点产品和滞销产品一直滞销，卖家们都在想办法清仓清库存；二是亚马逊今年7月1日起将全面代缴欧洲增值税，对于一些原本毛利就不高的商家而言，需要再加上20%的税。这两大因素都导致商家们的整体利润严重下滑。“后者的情况下，商家一般会选择提价，但有些商家还在清库存，根本无法提价，非常被动。”邓树博称。

　同时，受去年疫情影响，今年亚马逊卖家的注册量一路走高，市场容量有限，供大于求导致整个市场竞争更激烈。不过邓树博认为这是好事，“在这样的情况下，真真正正规范化管理的企业，如果能对供应链体系进行很好的整合，发力产品研发设计，一定会有比较好的发展”。

　反之，跨境贸易中的卖方服务商，依旧很稳。

　ToC的生意一方面要面对时刻变化的政策、管理和疫情情况，另一方面还要花时间培育海外用户的消费习惯。杨歌称，把中国电商的商业模式快速复制到海外是很难的，相比之下，ToB更容易进行复制。“尤其是SaaS、ERP等软件服务，需求是始终存在的。”

　王晟也很看好ERP赛道。他认为，其它的基础服务赛道资产很重，比如专线公司、物流、海外仓，都需要投入巨大，没有吃到早期红利或没有资本支持，现在起步很难再有机会。ERP市场目前还处于混战状态，最终谁能胜出还不能确定，不过目前其中主要服务中小卖家的“店小秘”市占率最高。

　邓树博还观察到，以前大部分的卖家都喜欢直接用亚马逊FBA仓，去年疫情期间亚马逊封仓之后，很多货物没办法入仓，商家开始关注到海外仓。“听说亚马逊现在为了让商家尽可能清除滞销产品，已经不再扩仓，第三方海外仓存在机会。”

　2021年行业机会多，但在TikTok上做电商为时尚早

　新的机会还会继续产生吗？

　在多位受访者眼里，今年出海电商的机会将聚焦在出海品牌（DTC，Direct To Customer）上，其中有流量运营能力，相对高毛利、有中国供应链优势的品类，将大受欢迎。

　“出海品牌型的项目和一般的大卖，最大的差异在于毛利结构，好的DTC品类都能卖到70%以上的毛利空间，达到这个要求的品类都有机会。”出海投资人卫贤称。

　他注意到，越来越多跨界的、复合背景的新面孔进场做出海品牌，往往选择的是一些更适合本土化的品类，用中国更具优势的供应链，打不一样的客群，为其提供大量的供给，更好的定价和包装。

　王晟将这一批出海品牌，类比为几年前的淘品牌。“很多新兴国潮品牌也在不断发现新品类，再对其进行升级，而且海外用户对品类和场景的需求跟国内不一样，非常多的不同当中，一定存在机会。”

　同时，王晟认为，出海电商比国内的新消费品牌市场更加良性。“国内的新消费市场基本上都是靠砸钱博未来。相对而言，海外市场的很多品类基本都是人民币进价美元出价，有六到七倍的定价倍率，国内新消费品牌很多定价倍率都是三倍，甚至低于三倍。”

　春泥资本合伙人周文静提醒到，哪些品类在中国有很强的供应链优势而在国外没有，且这些优势不会随着疫情过去而消失，这样的品类将大有机会。因此，一定要在创业初期加深供应链的壁垒，这样在国外的供应链复苏以后，才能继续保有优势。

　伴随短视频电商在国内的火热，以TikTok代表的短视频和直播平台中，是否存在一定的机会？对此，大部分受访者暂时还持观望态度。很多亚马逊卖家告诉开菠萝财经，在TikTok上的获客效果不是很好。

　究其原因，一方面，依旧是用户习惯的问题。海外用户在线上O2O、直播电商的受教育过程还没有完成，即使是线上消费，海外用户反而更信任独立站。

来源/Unsplash　

　另一方面，业内人士认为，TikTok的商业化还没有真正开始。今年2月，TikTok官方才在印度尼西亚市场灰度上线TikTok Shop，即抖音版小黄车功能，随后又在英国试点，但目前还未在海外的其他国家和地区进行试点。

　“毋庸置疑，现在海外有流量，大家都在跑马圈地，积累自己的粉丝量和自己在不同类目里面的品牌能力，但目前还没有特别具象的投资标的。”卫贤称。

　其次，那些想依赖TikTok做海外市场内容的中国MCN玩家，也需要面对团队的本土化、用户转化率低的难题。“在中国做MCN都比较难资本化，何况是面向海外市场，运营团队在中国，网红团队在国外，把控度就更弱了。而且还要了解国外用户的需求、兴趣点，难度不言而喻。”周文静称。

　王晟认为，TikTok的商业化价值长远来看一定是极其巨大的，当下的时间点可能还略早。“就看谁有能力去做，但肯定不是国内现在做MCN或直播电商的这波人。”

　伴随着更多ToC端的玩家进场“卖水”，也给了“地基”型的ToB玩家一些机会。卫贤认为，这些ToB玩家的客户可能会从原来的超大客户变成一些中小体量的客户，从原来非常定制化的非标的需求，变成一些集约化、系统化的需求，一些新品牌也对传统营销服务的审美提出了新的要求，资历较老的传统团队，也不一定能完全覆盖新入场的C端玩家的需求。

　总的来说，出海电商行业的火热才刚刚开始，能火多久则取决于赛道有多大、渗透率有多高。“长远来看，中国优秀的创业者，把产品生产出来销往全球，肯定是未来5-10年的大趋势。”卫贤总结道。

（声明：本文仅代表作者观点，不代表新浪网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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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aoguang100com · 4 years a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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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公安部严打跨境赌博！公布十起典型跨境赌博犯罪案例，涉嫌资金2000多亿

自2月28日部署打击治理跨境赌博工作专题会议以来，中国公安部部署全国公安机关严厉打击跨境赌博及与其关联的涉黑、诈骗、洗钱、绑架、拐卖、偷渡、金融等违法犯罪活动。

中国公安部挂牌督办案件79起，各地公安机关侦破跨境赌博案件257起，抓获犯罪嫌疑人11500余名，已移送起诉1530余人；摧毁涉赌平台368个、技术团队148个，打掉支付平台和地下钱庄187个，查扣涉案银行卡22万余张、冻结涉案账户28100余个，查明涉案资金2290余亿。另有一大批参赌人员依法受到处理，一大批涉赌人员被列入出入境黑名单。同时，针对涉跨境赌博和电信网络诈骗犯罪银行账户黑灰产业，各地公安机关持续开展集中打击整治行动，捣毁窝点1200余个，缴获涉案账户2.7万余套，会同相关主管部门查处问责银行和市场监管部门工作人员200余人。今日，中国公安部公布了近期打击跨境赌博犯罪十起典型案例。

在这次公布的典型案例中，有的是境外赌场在中国境内揽客招赌，如甘肃公安机关侦破的“1·19”跨境赌博案，犯罪嫌疑人组织代理人员在境外窝点和中国境内通过网络招揽中国境内人员参赌；有的是为跨境赌博犯罪提供技术支持，如广东珠海侦破的“4·21”网络赌博案，犯罪嫌疑人以软件研发为幌子，为东南亚等境外赌场及网络赌博团伙提供技术支持；有的是为跨境赌博犯罪提供资金结算服务，如黑龙江牡丹江侦破“933”案件，犯罪嫌疑人在中国境内对线上赌资进行转移提现，并雇人将现金送至境外赌场；有的是组织出境赌博，如云南临沧公安机关侦破的杨某某等组织人员偷渡出境赌博案等。

中国公安部有关负责人表示，跨境赌博严重危害人民群众合法权益，严重危害经济安全、社会稳定和国家形象。公安机关将始终坚持“零容忍”，坚决依法从严从重打击跨境赌博犯罪及关联犯罪，斩断跨境赌博“资金链”、“技术链”、“推广链”、“人员链”，并与有关部门密切协作，深入推进各项治理工作，同时加强与相关国家执法合作，坚决扭转跨境赌博犯罪高发态势。公安机关正告组织和参与跨境赌博违法犯罪活动的人员，立即停止违法犯罪活动，主动投案自首。希望广大人民群众认清跨境赌博“十赌十骗”、“十赌十输”的骗人本质和严重危害，自觉抵制赴境外或在网上参赌，不断提高防范意识和能力。公安机关欢迎广大人民群众积极检举揭发相关违法犯罪行为，并将依法保护举报人的个人信息及安全。

中国公安部打击跨境赌博犯罪十起典型案例

1、甘肃公安机关侦破“1·19”跨境赌博案

2020年1月，甘肃省公安厅网安总队工作发现一条境外赌场招揽中国境内人员参赌的线索。中国公安部高度重视，将其列为督办案件立案侦查。经查，2019年5月起，犯罪嫌疑人龚某等人通过开发“单双宝”手机APP、租用服务器及境外酒店等方式，组织代理人员在境外窝点和中国境内通过网络招揽中国境内人员参赌，已发展参赌人员1.1万余名，累计购买分值支付赌资1.53亿元。4月30日，甘肃公安机关开展收网抓捕行动，抓获犯罪嫌疑人32名，上网追逃犯罪嫌疑人22名，冻结银行卡1200张、各类账户269个，扣押汽车、电脑、手机等一批涉案物品。

2、山东枣庄侦破“2·03”为境外赌场提供资金服务案

2020年2月，山东枣庄公安机关接报案件，发现有人为境外赌博网站提供资金服务。经查，2019年以来，刘某等8人先后搭建钱多多、钱宝等多个支付平台用于帮助中国境内外赌博网站收款结算，每天收款流水达100余万元。专案组经深入研判分析，摸清了二维码代收款这一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黑灰产业的犯罪模式，查明了从码商到支付平台再到赌博平台的犯罪链条，锁定了包括支付平台老板、股东、技术、客服等在内的106名犯罪嫌疑人身份。5月18日，枣庄警方开展收网行动，将上述106人全部抓获，扣押涉案车辆9部以及银行卡、手机、电脑等大量作案工具，涉案金额超10亿元。

3、广东珠海侦破“4·21”为跨境赌博提供技术支持案

2020年4月初，广东省珠海市公安局工作发现，珠海某科技有限公司涉及网络赌博犯罪活动，立即组建专案组立案侦查。经深入侦查，基本查明以刘某为首的犯罪团伙，以软件研发为幌子，实际为东南亚等境外赌场及网络赌博团伙提供技术支持，利用互联网大肆招揽赌客参赌的犯罪事实。4月22日，专案组部署开展收网行动，先后抓获主要犯罪嫌疑人刘某等80余人，缴获涉案服务器8台、电脑106台以及手机、记账本等一批物品。经查，以刘某为首的犯罪团伙，为45个赌场及涉赌平台提供计算机技术服务，从中收取维护费用1200余万元。

4、广西百色与越南警方合作侦破一起跨境网络赌博案

2020年1月，广西壮族自治区百色市公安局接到群众举报，有人利用“正视娱乐APP”组织参赌人员进行网络赌博活动，立即成立专案组开展侦查。经查，自2019年4月起，犯罪嫌疑人黄某等利用网络进行线上赌博，雇佣操作员在越南某地远程操作赌博平台，组织参赌人员通过微信、支付宝充值及银行卡转账等方式参赌，涉案资金流水高达3.5亿元。2020年4月26日，广西警方开展统一抓捕行动，并启动国际警务协作机制，抓获违法犯罪嫌疑人100余名，其中，越南警方协助抓获移交8人。

5、广东深圳侦破夏某等利用游戏程序开设赌场案

2020年2月，广东省深圳市公安局工作发现一条某网站涉嫌开设赌场的线索。深圳市公安局立案侦查，成功捣毁一个以夏某为首的开设赌场非法牟利的犯罪团伙。经查，2019年3月以来，该团伙利用自主研发的“网络游戏”程序开设赌场，通过丫丫、斗鱼等一线直播平台引流，招揽大量赌客参与游戏充值赌博。2020年4月，专案组开展统一收网行动，抓获犯罪嫌疑人19名，捣毁中国境内��理工作室3个，缴获现金234万元。在5月开展的第二轮收网行动中，抓获为赌博网络提供技术和结算服务的犯罪嫌疑人7名。

6、云南临沧侦破杨某某等组织人员偷渡出境赌博案

2020年4月，云南省临沧市公安局工作发现，犯罪嫌疑人杨某某涉嫌组织中国公民偷渡出入边境从事赌博活动，即开展立案侦查。经查，杨某某安排夏某某组织10余名中国公民非法往来中缅边境从事境外赌博活动，通过微信联系并支付偷渡费。专案组先后将犯罪嫌疑人杨某某及其组织偷渡团伙成员10人抓获归案，并协调缅甸警方将犯罪嫌疑人夏某某及涉嫌偷渡人员从境外窝点抓获并移交我方。

7、广东茂名侦破一起利用“棋牌平台”实施跨境网络赌博案

近期，广东省茂名市公安局工作发现，有人开设网络赌场并将平台设置在境外，即开展立案侦查。经查，犯罪嫌疑人汪某某等人利用设置在境外的“棋牌平台”，通过QQ、微信等网络社交工具推广、发展会员，吸引参赌人员通过支付宝、微信等支付方式购买分值进行赌博，涉赌金额高达26亿元。2020年5月，广东警方实施同步收网抓捕行动，抓获犯罪嫌疑人50余名，捣毁网络赌博窝点7处，缴获一批作案电脑、手机、银行卡，冻结涉赌资金账户2200余个。

8、黑龙江牡丹江侦破“933”跨境赌博技术运维和资金结算案

近期，黑龙江省牡丹江市公安局工作发现，有人为境外赌博网站提供技术运维和资金结算服务，即开展立案侦查。经查，犯罪嫌疑人韩某等人租用“云服务”为缅甸某真人视讯赌博网站提供运维服务；犯罪嫌疑人黄某等人利用POS机、银行卡四件套等对线上赌资进行转移、提现，并雇佣人员将现金送至境外实体赌场。2020年4月，黑龙江警方开展抓捕收网行动，抓获犯罪嫌疑人62名，现场扣押资金1120万元，关停棋牌类涉赌手机应用程序25个，关闭涉赌域名54个。

9、山东淄博侦破某境外网站对中国境内招赌案

2020年初，山东淄博警方工作中发现，服务器位于境外的某体育网站大肆在中国国内发展会员、组织赌博，存在开设赌场的重大犯罪嫌疑。经查，该网站在全中国范围内大量搜集从事主播、体育赛事评论且具有一定粉丝数量的人员信息，然后通过各种途径与这些人员联系，许以重金诱惑，陆续在中国国内招募代理4000余名，涉及20余个省市，并通过代理发布广告推广网站链接，发展参赌人员数十万人，投注金额高达300多亿元。日前，淄博警方开展行动，抓获担任该网站代理的招赌犯罪嫌疑人16名。

10、上海金山侦破一起组织他人参与跨境网络赌博案

近期，上海市公安局金山分局接群众举报，称有人在分发网络赌博账号供他人赌博。公安机关立即开展侦查工作，并从一名赌客入手顺藤摸瓜，调查发现为其提供赌博网址的徐姓女子背后极有可能隐藏着一个犯罪团伙。经查，以“徐敏”等人为首的网络赌博团伙通过开设境外赌博网站、手机APP等方式，组织他人以网络赌球、百家乐等方式进行赌博，并从中分成，合计涉案资金1000多万元。2020年4月15日，金山分局开展集中抓捕行动，抓获19名嫌疑人、当场扣押涉案手机20余部、电脑10余台。目前，已以涉嫌开设赌场罪对13名犯罪嫌疑人采取刑事强制措施，另有7人因赌博违法行为被依法行政处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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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nmer2013 · 4 years a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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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COVID-19期间保持小型营销机构运转的6种方法

COVID-19的流行无疑对大大小小的数字营销机构产生了影响。但商业模式的现实是，小型和大型代理机构感受到的冲击非常不同。较大的中介机构往往要担心多个雇员和昂贵的办公室租金，这可能意味着定价的灵活性有限。管理费用越高，财务风险就越大。这就是为什么许多大的机构都在削减内部成本以维持运营，同时还要应对目前客户流失的事实。随着这么多企业倒闭，大大小小的机构都在努力维持经营（COVID-19商业趋势）对于小型机构和个体订约人来说，失去客户对企业的危害更大。然而，由于深圳谷歌优化管理费用有限，小机构往往��更大的灵活性来改变策略或转移重点，以保持在这个经济中心。在这篇文章中，我将介绍六种外贸英文SEO策略，这些策略可以帮助你和你的小型付费媒体机构继续运营：了解对每个客户的影响尽可能灵活尽可能提供更多价值考虑不同类型的客户优先考虑战略规划为恢复设置客户端帐户

1、了解对每个客户的影响

不管你有多少客户，你都要评估COVID-19对每个客户的影响。如果你专攻某个行业，你的所有客户都可能受到类似的影响。但是，如果它们跨越多个行业，您将需要了解每个企业正在经历的独特影响。在评估从损失控制到战略转移等需要做的事情时，审计客户投资组合的绩效非常重要。你需要确定哪些客户流失风险最高，以及为了保住他们的业务需要做些什么（或可以做些什么）。这也会使您的业务受益，因为您可以确定哪些客户受到的影响最小。这也可能为你提供双倍的机会，提供更多的服务，并建议创造性的解决方案，以扩展到其他付费渠道。对任何一个数字营销人员来说，了解环境以及将时间和精力放在何处都是一项有用的技能，但这一点现在至关重要。审计你的客户投资组合也很重要，因为它关系到你的客户关系。你需要了解他们的处境，并找出你能最大化你目前对他们的价值的方法。在某些情况下，失去客户是不可避免的，因为许多企业正受到经济封锁的直接打击。重要的是，你要尽你所能减轻在这几个月里潜在的损失，而封锁是不可避免的现实。

2、尽可能灵活

在经济危机时期，灵活性是小型机构比大型机构更强大的优势之一。如果涵盖企业日常管理费用的物流不是大型运营计划中的主要问题，那么定价可以更加灵活。这将使你有机会在一段固定时间内或在危机高峰消退之前同意降低价格，从而留住客户。如果您确定哪些客户受到的影响最大，并且客户流失的风险最高，那么您可以积极主动地临时重组您的合同。这将传达出你理解当前的情况，并重视你与客户建立的关系。不同定价模式之间的灵活性可能有助于您度过COVID-19（来自2020年的机构状态）如果你与正在经历裁员的大公司或企业合作，在履行合同义务方面保持灵活性是很重要的。从纸面上看，外部承包商提供营销服务的成本远远低于全职员工的成本。除了为他们的业务提供价值之外，这个事实还需要很明显。如果您将保留策略传达给您的联系人，这种灵活性和理解力将证明您具有价值和完整性。以下是一些可以做到的方法：延迟发票：根据您的个人财务状况，您可能有能力延迟发票计划。这将允许您在未来几个月内保持相同的利率，但允许您的客户暂时延迟付款。降低定价：如上所述，您可以临时重组合同，以满足客户在危机中的需求。这也会显示出你有多重视与他们的关系。重做你的合同：如果你的客户的预算被削减了，你可以修改你的合同来包含有限的服务。这将降低价格，并允许您在有限的参与基础上保留他们，直到业务恢复。

3、尽可能提供更多价值

除了灵活，确定哪些地方可以为客户提供更多的价值，也可以帮助您保留他们的业务。在评估了你的客户组合后，你可以确定是否还有其他服务可以提供给他们。现在，这可能不是每个人外贸英文SEO的选择，没关系。然而，如果你有任何创造性的经验或类似的有价值的技能，你可以向你的客户推销。例如，如果您有转换率优化和登录页设计方面的背景知识，您可以将其作为服务提供，而不需要额外的成本。其他一些可以转化为服务的技能包括： Web开发数据分析营销自动化支持，CRM支持内容创建营销软件审计视频编辑如果你没有相关的技能，但你现在有时间去学习，那就太好了。确定您可以在哪些方面为您的客户群提供额外的帮助，并积极主动地学习和改进这些技能。在Photoshop和Illustrator等平台上设计广告，获得HubSpot认证，熟悉其他分析软件，以及善于创建登录页面，这些都是扩展服务范围的方法。许多将付费媒体外包的客户一开始就缺乏营销团队。如果你扩大你的数字营销技能的范围，你可以为你的客户提供更多的价值，这可以为你的业务在COVID-19及以后。

4、考虑不同类型的客户

除了为现有客户提供更多价值外，您可能还想考虑分拆业务，接受几个月前可能还没有考虑过的新客户的业务。例如，你可能有一个可以降低的广告支出门槛。或者，你也可以从当地企业的市场营销转向吸引电子商务客户。在COVID-19期间，这些行业正经历着更高的交易量，拓展业务以接受不同类型的客户可以帮助您管理现金流，使您的代理机构保持运营。

5、优先考虑战略规划

作为一个有偿的营销专业人士，你知道你需要有适应能力。现在，你应该面对这样一个现实：你可能不得不重新规划你管理的客户是的，我是说所有的客户。但是，了解对每个客户的影响将对您有所帮助，因为您将能够更好地评估客户的当前状态，并更好地向他们传达需要更改的内容。根据客户的不同，这可能包括广告复制和信息传递，以及对促销活动本身的彻底改革。一些企业已经不再提供直接影响收入的服务，而是选择更多地关注品牌知名度和更高的渠道抵押品。这一策略的目标是保持营销渠道的运作，而不致于破坏系统，随着时间的推移，最终实现零销售线索的培育。接受这些优惠的用户现在不会在产品上花钱，但他们可能会及时做出选择。另一个常见的策略是重新编写和重新定位广告文案，以将危机考虑在内。这包括提到COVID-19，以及企业如何在这些奇怪的环境下为消费者提供价值。这一策略有助于表明，尽管你的企业在做广告，但你并没有忽视正在发生的事情，同时也具有相关性。

6、建立你的客户和你的机构来恢复

在评估财务影响并尽你所能与客户保持透明之后，建议在账户层面采取积极措施，可以帮助缓解一些围绕形势的不安和焦虑。无论如何，有计划总是必须的。从您自己的业务角度来看，这仍然是正确的。制定计划并相应地节省开支。你可能没有大量的管理费用，但你可能希望尽可能降低成本。这里的目标应该是尽可能长时间地在经济封锁中生存下来。由于时间安排的不确定性，这可能很难集中精力，但你必须记住，大多数企业都在同一条船上。适应能力强，有韧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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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urce: 在COVID-19期间保持小型营销机构运转的6种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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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eterchiublack · 3 years a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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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的九大性格特征

张杰：习近平的九大性格特征，議報，2020年9月8日。

https://yibaochina.com/?p=238837

我们常说性格决定命运，这是指个人，其实，一个国家领导人的性格与国家命运也息息相关。民主国家领导人性格会影响国家的兴衰，而威权和极权主义国家，领导人性格往往决定国家命运。习近平作为中国最高领导人，他的性格自然事关国家安危和人民福祉。在对维吾尔族、藏族、蒙古族迫害中，在对香港“一国两制”的颠覆和恐吓台湾上，我们都可以发现他的性格深刻地影响着他的治国理政。我认为，习近平具有以下九大性格特征。

第一，粗暴蛮横

2009年2月11日，习近平在墨西哥会见华人时说：“有些吃饱了没事干的外国人，对我们的事情指手画脚。中国一不输出革命，二不输出饥饿和贫困，三不折腾你们，还有什么好说的。”当时作为国家副主席的习近平，且在国外访问期间发布如此言论，反映出其粗暴蛮横的性格。习近平执政后，他的这种性格特征表露无遗。

在他发起的反腐运动中，至今已有100余万官员落马。习一旦决定采取行动，会有一股“狠劲”和“霸气”，不管不顾，人挡杀人，佛挡杀佛。2018年习近平通过修改宪法，强行取消国家主席任期限制，结果民心尽失。在中美关系上，他放弃了邓小平“韬光养晦”的外交政策，转而实行强硬的战狼外交。目前中美已从贸易战进入全面对抗的新冷战时期。在香港问题上，习近平推行“全面管制权”和“二次回归”，直至推出港版国安法，客观上废止了“中英联合声明”和“一国两制”政治承诺。由于香港具有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对中国经济的发展至关重要，中共元老们都曾劝告习近平不要对香港轻举妄动，但习近平恣意妄为。在少数民族问题上，中共一直采取恩威并重的策略，一方面强势镇压，另一方面怀柔拉拢，但习近平直接建立再教育集中营，进行种族迫害和文化灭绝，强行同化。��近平的野蛮残暴与他粗暴蛮横的性格有直接关系。这种性格太刚硬，缺乏灵活性，不适合作为国家领导人。

第二，思想保守

为什么习近平在文革时代遭受迫害，相反会对毛泽东和他的极权主义路线产生好感，而对自己父亲的改革思想不屑一顾呢？我觉得，习近平是在文化大革命时代成长起来的，加之没有受过正规教育，特别对西方现代文明缺乏了解。毛泽东的极权主义思想深刻地影响了他的价值观，塑造了他极权主义人格。极权主义人格决定了他对独裁的偏爱，而对自由民主、人权法治和普世价值的反感。尽管习近平文革中受毛泽东极权政策迫害，但极权人格让他不仅不仇恨毛泽东，相反会对毛崇拜有加，甚至想超越毛泽东，成为比他更强势的人。

习近平保守的思想决定了他治国理政的思路。由于出身于红二代，他具有守住父辈红色江山的使命感。这就决定了他对自由言论和异议人士的打击；对宗教自由的破坏；对国有经济的偏爱，对民营经济的限制；对个人崇拜和独裁的追求。需指出的是，习近平处处体现出对文革时代的怀念，但他并不是要回到文革时代，而是要延续经济开放和政治保守的政策。

第三，好虚荣

1998－2002年在福建工作期间习近平名义上参加了一个“清华大学马克思主义理论与政治教育专业在职博士学位班”。而实际上他没有参加过清华大学博士课程，学习的事由他的“工农兵学员”时的化工系同学陈希一手处理。习近平下属文员刘慧宇代写了他的博士论文，清华大学便给习近平送一个“法学博士学位”。习近平虚荣心强，怕文化低被人瞧不起，于是常在演讲中背书单炫耀自己博学多才，满腹经纶。他爱在讲话中引经据典，但由于不理解其义，常闹笑话。由于习近平知识结构不完善，加上他好虚荣的性格，致使他对中国的历史、国情、民心以及国际形势都出现了严重的误判。

习近平不懂经济，但刚愎自用。雄安新区就是他的拍脑袋工程，他将雄安新区确定为国家级开发区，与上海浦东、深圳经济开发区等量齐观，但他没有对该项目进行科学论证，不了解雄安新区的地理缺陷。习近平的好虚荣还体现在他出访外国的大撒币，任意挥霍中国老百姓民脂民膏。近四年，中国合计对外援助达到60365亿元人民币，如果用于“三农”，可以一次性实现全部一亿农民的小康目标，平均每户6万元人民币。如果平均分配给每个中国人，每人4378.28元人民币。

第四，朴素

习近平喜欢穿夹克等休闲衣服，说大白话，如“撸起袖子干”，“别看现在跳得欢，小心以后拉清单”等。习近平的朴素与他从小受苦，青年时代上山下乡以及长期在基层工作有关。有这种性格的领导人往往重结果而不重过程，喜欢人治，而不喜欢法治。习近平常将“依法治国”挂在嘴边，但他的法律观是马克思主义和商鞅主义的混合体。马克思主义认为，法律是为统治阶级服务的，体现了统治阶级的意志，与人民的利益无关。商鞅主义认为，法律是约束老百姓的，而不是限制政府和当权者的。习近平认为，中国宪法规定共产党领导，共产党自然有超越宪法和法律的特权。

第五，心胸狭窄

1982至1985年，习近平在河北省正定县任职的三年多时间里。当时他的上级领导人是高扬。高扬，原中央化工部部长，时任中共河北省委第一书记。其间，传说习仲勋给高扬写了封信，建议提拔习近平为省委常委。但高扬在省干部会议上公开信件，并表态“这不符合党的政策，我不准备这么做。”无政绩却伸手要官，如此名声和升官无望使得习近平在河北省呆不下去了。于是习仲勋私下里去求胡耀邦。后胡耀邦把习近平安插到福建省厦门市当副市长。临行前，习近平向高扬辞行，高扬说“你是中央管的干部，来去自由，不用向我辞行了。”他的话让习近平很尴尬。他与高扬的梁子也就结下了。

若干年后，高扬逝世,习近平作为后任党校校长和前下属，没有向前任校长高扬的遗体告别，也没有出席追悼会。习近平因为八卦小书《习近平与他的情人》，而不惜跨境绑架铜锣湾书商。该事件成为2019年香港反送中运动的导火索。习近平的心胸狭窄性格使他无法重用王岐山，也无法与总理李克强合作。

第六，任人唯亲

习近平对他过往的经历念念不忘，对旧臣也大力提拔。十九大，习家军进入常委会和政治局。在七人常委中，栗战书和赵乐际是习近平的亲信，分别执掌全国人大和中纪委。而25名政治局委员中，曾与他共事、同乡、同学和公开表忠诚的官员高达15人，占比为60%。在武汉疫情爆发后，民怨沸腾，习近平撤换了湖北省委书记蒋超良，换上他的亲信应勇。习近平任人唯亲的性格加重了中国官场的马屁文化和劣币驱逐良币现象。

第七，好色

梦雪是福建省东南电视台年轻女主播，原名马鑫。习近平在任职福州市委书记期间，妻子彭丽媛常去各地演出，心猿意马的习近平便与梦雪暧昧起来。彭丽媛嗅到了某些风声。1991年底的一个夜晚，她突然从外地回到福州闯进了习近平的卧室。彭丽媛提出离婚，吵闹不休。习近平不同意离婚，从此开始了习彭的分居生活。后来或许是习彭两人都意识到官场前途对两人来说更重要，此事便不了了之。而梦雪在1991年以后一帆风顺，甚至在1997年推出了以梦雪本人命名的名人访谈节目《梦雪时间》。可知有“强力部门”在幕后支撑著。直到后来的2008年，习近平被中共党魁们挑选为“接班人”之后，梦雪就销声匿迹了，没人知道她的下落。

第八，外强中干

习近平很强势，但又很胆小，特别是中国出现大的灾情时，他都会玩隐身。待灾情消退，他才露面视察灾区。今年初，武汉爆发新冠疫情，习近平就死活不敢去武汉。一是害怕亲临灾区感染上肺炎病毒。二是害怕被人干掉。习近平在反腐中杀人太多，每次出访总觉得有人要对他下手。

第九，善于伪装

习近平曾在福建省任职17年之久，他官场混饭，逢迎上级，一团和气，给人感觉平庸无能，没有野心。后他在浙江省做官5年，依旧是缺乏政绩，低调做事，不得罪人，也没有追随者。2007年的10月，中共“十七大”在北京召开。中共党魁及元老们密室协商“接班人”，习近平伪装的憨厚愚笨成功地骗过了江泽民，被选择为中共总书记。《晚年周恩来》的作者高文谦先生指出，习最大性格特点，尤其在他这一代的红二代中，是善于韬晦。这是他当年能在与薄熙来的博弈中胜出的关键之处。习貌似仁厚，实则心机很深。他深谙中共官场政治，这源于其幼年时的家庭遭遇，亲眼目睹其中的黑暗与残酷。加之其父的耳提面命，所以道行很深。习的骨子里是冷血蛮横，一旦得势就敢摊牌，翻脸胡来，整人绝不手软。

现在，我们总结一下。习近平粗暴蛮横、好虚荣、心胸狭窄、任人唯亲和善于掩饰的性格，表明他适应极权主义制度，不适应宪政民主制度；他朴素的性格表明他注重结果不注重过程，不会建立法治，更适应黑帮文化，中国已经全面流氓化；他思想保守的性格决定了他不喜欢西方文化，排斥基督教等西方文化；好色的性格，决定了他在权力稳固后，会放纵情欲、生活糜烂；他心胸狭窄和外强中干的性格使他难以与同僚合作，内斗不断。习近平的九大性格特征表明他不适合作为国家领导人。他的执政对中国和中共都是悲剧。

两百年前，法国政治思想家托克维尔就将习近平这类性格特征的人看得很清楚。他在《旧制度与大革命》一书中说:“我们在历史中见过不少领导人，他的知识结构、文化水平、政治判断力和价值选择，会停留在青少年时期的某一阶段。然后不管他活多久，也不管世上发生多少变化，他都表现为某一时刻的僵尸。如果有某个机缘，让他登上大位，他一定会从他智力、知识发展过程中停止的那个时刻去寻找资源，构造他的政治理念、价值选择和治国方略。这种人的性格一般都执拗、偏执，并且愚蠢地自信，愚而自用，以为他捍卫了某种价值，能开辟国家发展的新方向。其实，他们往往穿着古代的戏装，却在现代舞台上表演，像坟墓中的幽灵突然出现在光天化日之下，人人都知道他是幽灵，他却以为自己是真神。但是，他选择的理念，推行的政策，无一不是发霉的旧货。”一语成谶。

专栏 | 北明非常识：始皇帝“毛主的习”——习近平的权力路（18）：性格特征：理性沉稳/兼述中共利用群众2021-01-19。

🔴習近平八大性格特點 by 周曉輝，鋒筆天下 / 第420期，20150319。

https://www.epochweekly.com/b5/420/14839.htm

1月底，大陸一些媒體曾轉載了日本《鑽石周刊》網站的一篇關於習近平8個特徵的文章。習的8個特徵中包括敢於打破陳規舊習、掌控能力強、最後由自己做決定、敢於冒險、行動無法預知等，而這些特徵在這兩年多的中共高層博弈中屢屢體現，敢於對高層「開刀」就是體現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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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matts-blog-blog · 5 years a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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氪星晚报 |三星向苹果公司寻求财务赔偿；《和平精英》日活跃用户突破5000万；特斯拉推出电子游戏功能Arcade

大公司理想汽车注册资本增加1亿余元 36氪获悉，天眼查数据显示，6月14日，理想汽车主体公司北京车和家信息技术有限公司发生工商变更，注册资本由80188.882万元增加至91521.8427万元，增加1亿余元。阿里AI获图像识别竞赛WebVision冠军 36氪获悉，第三届图像识别竞赛WebVision中，阿里AI以82.54%的识别准确率获得冠军，将万物识别领域的历史纪录提升了3个百分点。该竞赛由谷歌、美国卡耐基梅隆大学、苏黎世联邦理工大学等机构联合全球视觉技术领域顶级学术会议CVPR发起，要求参赛的AI模型将1600万张图片精准分类到5000个类目中。因苹果公司订单量不景气，三星要求苹果赔偿据Electronic Times报道，三星显示已经向苹果公司寻求财务补偿，因为其iPhone手机柔性OLED面板的实际出货量未达到苹果在合约中的初步估计水平。三星显示根据苹果要求扩大了OLED面板制造工厂，但对iPhone X和其他型号的需求低于预期，导致三星显示亏损。苹果提供了多种选择，包括在苹果其他产品采用三星显示的OLED面板，而非财务补偿；两家公司仍在讨论中。（彭博）家乐福开设京东商城海外旗舰店，加速线上布局近日，家乐福中国宣布，其海外旗舰店已正式上线京东商城海囤全球平台，京东物流将为家乐福提供跨境进口、清关、分拣、配送等物流服务。（联商网）腾讯在第41类中再次申请注册“微信”商标商标局今年6月发布的商标初步审定公告显示，腾讯科技（深圳）有限公司申请在第41类提供在线音乐（非下载）、在计算机网络上提供在线游戏等服务范围内，注册第13872092号“微信”商标。北京字节跳动科技有限公司申请在第35类广告、广告宣传、广告代理等服务范围内，注册第16501740号“头条指数”商标。（鞭牛士）海底捞欧洲首家旗舰店伦敦开业火锅品牌海底捞伦敦首店已于日前开业，这家店除了餐饮，还兼具零售功能。988平方米的门店共分两层。零售产品包括烹饪用具、茶具、食品��服装和带有海底捞 logo 的玩具配饰等周边产品。590平米的用餐区内将容纳 280 个餐位，含两个私人包厢。（联商网）外媒：郭台铭最快周五离职，新管理层缺核心领导人据外媒报道， 6月11日，富士康集团为其旗舰子公司举行了投资者关系会议。富士康创始人郭台铭最早可能于周五离职，去面对年度股东大会以外的利益相关者，郭台铭甚至没有出席此次年会。郭台铭离职后，富士康将会任命新的董事长，而首席执行官职位将由9人组成的委员会取代。（腾讯科技）饿了么成立本地生活研究中心饿了么及口碑合并组成的阿里本地生活服务公司宣布联手北京商报社旗下北商研究院成立北京本地生活研究中心。该研究中心主要聚焦本地生活服务和新零售的数字化变革，关注北京地区的生活服务和消费领域，包括餐饮、商超宅配、送洗等方面。其中，餐饮到店到家将是重点关注场景。（电商报） Sensor Tower：《精灵宝可梦GO》全球总收入达26亿美元 36氪获悉，Sensor Tower商店情报数据显示，该发行商于2016年推出的《精灵宝可梦GO》上市至今总收入已高达26亿美元。2019年开年至今，《精灵宝可梦GO》全球预估总收入为3.68亿美元，较去年同期3.04亿美元增长21%。美国贡献总收入的35%，其次为日本，贡献31%。2018年日本作为该游戏收入第一大市场，收入占比达33%。《和平精英》日活跃用户已突破5000万据界面报道，腾讯手游《和平精英》日活跃用户已突破5000万。东软发布Newsroom融媒体平台 36氪获悉，东软今日正式发布基于中台战略的Newsroom融媒体平台，并宣布其媒体融合发展战略。东软Newsroom融媒体平台由业务中台、数据中台、技术中台这三个中台以及可灵活搭配的小前台组成，可支持电视、电台、报纸、网站、新闻客户端、微博、微信、户外大屏等全媒体端的“策、采、编、发、评、效、数”全流程优化与升级。雷诺日产将与谷歌自动驾驶部门合作雷诺-日产联盟周四与Waymo签署独家协议，建立合作伙伴关系，合作开发无人驾驶移动出行服务，使用自动驾驶汽车在法国和日本运送乘客及货物。雷诺表示，三方将研究与无人驾驶交通服务有关的商业、法律和监管问题。该联盟将侧重于在法国和日本提供无人驾驶服务和送货服务，但未来可能会扩展到中国之外的其他市场。（新浪财经）外媒：Line即将获得日本批准开展加密货币交易知情人士称，即时通讯App运营商Line即将取得牌照，在日本推出一个加密货币交易所。知情人士透露，日本金融厅可能最早本月发放牌照，然后几周之内开始交易业务。据悉，这项业务将称作BitMax，将使Line在日本的8,000万用户可以买卖加密货币，包括比特币以及Line自己的代币Link。（彭博）新产品沃尔玛自有品牌“惠宜”新增宠物用品品类沃尔玛宣布其自有品牌“惠宜”扩大品类范围，首次推出了宠物系列新品，包括：犬类干湿粮、猫类干湿粮，以及猫犬零食和猫砂等。“惠宜”是沃尔玛旗下重要自有品牌之一，进入中国市场已逾10年，目前其在中国的商品款数已近2000种，覆盖了干货、快消品、冷冻食品等品类。（亿邦动力）特斯拉推出电子游戏功能Arcade 特斯拉推出电子游戏中心Tesla Arcade。6月20日，特斯拉将Model 3带到了旧金山市中心，让各家媒体尝试Arcade和赛车游戏《Beach Buggy Racing 2》。（猎云网）投融资 “Jemiu爵妙”电子烟获千万元天使融资电子烟品牌Jemiu爵妙完成了千万元天使轮融资，本轮融资由“妆点网”董事长胡飞先生个人投资，本次融资将用于产品研发和渠道搭建。该公司使用无棉雾化解决方案，提供更好的电子烟体验。（投资界） “悟空保”获58集团新一轮融资，上线悟空互助社、悟空筹 36氪获悉，互联网保险定制平台“悟空保”悟空保获得易宝支付和58集团领投、梅花创投等跟投的千万美金级天使轮融资，公司使命升级为“为亿万家庭构建专业完整的保障体系”。悟空互助社是抗癌互助社群，覆盖年龄0-75岁，覆盖所有癌症。目前，悟空互助社已有成员9132人。汽车配件交易平台好汽配完成6000万美元D轮融资 36氪获悉，汽车配件B2B交易平台好汽配宣布完成6000万美元的D轮融资，本轮融资由Access Technology Ventures领投，XVC、时代资本、DCM以及 SIG海纳亚洲投资基金跟投。好汽配成立于2016年，通过其多端线上交易SaaS系统、线下仓储和物流服务，满足汽修厂与汽车配件供应商交易需求。其他重要新闻广州正式发放自动驾驶路测牌照 36氪讯，广汽集团、小马智行、文远知行、景骐科技、裹动智驾（AutoX）、深兰科技等6家企业共24台车辆获得广州市首批智能网联汽车道路测试，创单次发放最大记录。其中，“01号”车牌被文远知行收入囊中。科技部：启动实施“宽带通信和新型网络”重点专项据科技部消息，国家重点研发计划启动实施“宽带通信和新型网络”重点专项。2019年度项目申报指南在新型网络、核心设备、卫星通信、无线通信、光通信、应用示范6个技术方向启动21个研究任务，拟安排国拨经费概算9.7亿元。凡企业牵头的项目须自筹配套经费，配套经费总额与专项经费总额比例不低于1：1。（新浪科技）关于在线教育的全国性监管文件将于近期发布首份针对在线教育行业发展、规范问题的全国性监管文件，正在酝酿当中。今年全国两会期间，教育部部长陈宝生曾表示，对部分线下培训教育机构转移到线上的问题，已经研究制定综合治理文件，对其进行规范，要“线上线下综合治理”。从权威渠道获悉，这份文件将于近期发布。（南方都市报） 36氪每日商业精选商业精选是36氪的一个日更专栏，每天从海量信息中精选8条要闻，帮你省时间，主编条条做点评，帮你做判断。以下是专栏的一个小栏目——小数据，查看完整内容，请戳链接订阅哦~ http://dlvr.it/R6yBk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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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dyfan7896 · 5 years a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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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03-17每日中文简报；寄语；天气预报！

2020/3/17 早报广州天气: 多云平均气温:20℃ 最低:18℃ 最高:24℃ 风向:东南风风速:0.9 风力:1级空调指数: 您将感到很舒适，一般不需要开启空调。运动指数: "有降水，推荐您在室内进行健身休闲运动；若坚持户外运动，须注意携带雨具并注意避雨防滑。紫外线指数: "属弱紫外线辐射天气，无需特别防护。若长期在户外，建议涂擦SPF在8-12之间的防晒护肤品。感冒指数: "天气转凉，空气湿度较大，较易发生感冒，体质较弱的朋友请注意适当防护。穿衣指数: 建议着长袖T恤、衬衫加单裤等服装。年老体弱者宜着针织长袖衬衫、马甲和长裤。 *********************************

新闻简报

1.交通运输部：暂停中国大陆港口始发国际邮轮

交通运输部海事局副局长杨新宅16日表示，今年春节期间，在我国也发生了两起邮轮的公共卫生事件，一起是1月24日哥诗达赛琳娜号挂靠天津邮轮母港，上面载有4806人，另外一起是1月26日哥诗达威尼斯号挂靠深圳蛇口邮轮母港，上面载有6222人。当时两艘船舶均发现有发热人员。这两起事件都得到了科学、有效的处置。中国于1月底第一时间暂停了中国大陆港口始发的国际邮轮，涉及到全球7家国际邮轮公司共10艘国际邮轮。

2.海关总署：逃避海关检疫按妨害国境卫生检疫罪定罪处罚

海关总署政策法规司司长王军16日表示，在海关卫生检疫环节蒙混过关，入境以后被确诊为新冠肺炎，导致与其密切接触的人员被感染或者被隔离观察，给公共卫生安全造成重大风险，上述行为可以依照《刑法》第332条的规定，以“妨害国境卫生检疫罪”定罪处罚。怀着侥幸心理逃避海关检疫，不仅要承受全社会的舆论谴责，还将面临牢狱之灾。

3.湖北荆州：17日起中心城区卡口全部撤除，小区有序解封

据“荆州发布”微信公众号消息，湖北荆州市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防控指挥部16日发布通告称，17日0:00起，荆州范围现有内设交通卡口全部撤除，恢复正常交通秩序；有序解除小区封闭管控状态，居民可分时、错峰正常进出所在小区。

4.上饶鄱阳法院一干部拒绝信息登记喝斥网格员，多部门介入调查

针对近日网传江西上饶鄱阳县一法院干部喝斥网格员的视频，3月16日，上饶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鄱阳县委书记张祯祥回应澎湃新闻称，该事件正在调查处理中，事发当天鄱阳县纪委就介入了调查，之后法院公安两部门也参与到调查之中，“等调查清楚了会向社会通报此事”。

5.中国居民睡眠白皮书发布：疫情期间，中国居民平均睡眠超过8小时

近日，由中国睡眠协会发起调研的《2020全民宅家期间中国居民睡眠白皮书》在北京发布。《白皮书》显示，疫情期间全国各省市居民熬夜的前三名依次是江西省、陕西省和四川省，最不熬夜的是北京市。疫情期间，全国各省市睡眠时间最长的前三名依次为湖北省、北京市、浙江省。总体而言，疫情期间，全国居民的平均睡眠时间超过了8个小时，但中国居民的人均睡眠时间从晚上10点到11点，往后推迟了2个小时左右。

6.环球唱片CEO新冠检测呈阳性，苹果CEO库克两周前为其庆生

16日据外媒报道，全球最大的唱片公司环球唱片公司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卢西安·格兰吉在新型冠状病毒检测呈阳性后已经住院。截至目前，格兰吉的发言人及环球唱片公司均对此未予置评。据悉，苹果CEO库克曾出席了其15天前的派对，截至目前苹果发言人对此报道未予置评。

7.再遭美国司法部调查，中兴通讯A股跌停，港股跌23％

16日，受遭美国司法部再次调查消息影响，中兴通讯A股港股双线大跌，截止收盘，A股中兴通讯跌停，跌幅为10.00%，港股则跌23.23%。针对美国司法部展开的新的调查，中兴通讯在一份声明中表示：“中兴通讯完全致力于履行其法律义务，公司领导团队的首要任务是使公司成为全球市场上值得信赖的业务合作伙伴。除此之外，中兴通讯不发表任何评论。”

8.新版《中央定价目录》5月1日起施行，修订三方面内容

据国家发改委官网消息，近日，经国务院批准，国家发展改革委对《中央定价目录》(2015年版)进行了修订，自2020年5月1日起施行。目前，我国已形成以市场调节为主的价格机制，市场调节价的比重超过97%。

9.罕见！本周四凌晨上演“三星伴月”，约20年可目睹一次

据广州市五羊天象馆透露，今年3月19日凌晨，将出现罕见的土星、木星、火星和月亮近在咫尺的“三星伴月”天象。如果天色晴朗，广州地区乃至我国各地都看观赏到。上述的“三星伴月”罕见天象，大约20年才可目睹到一次。

10.国家移民管理局：11日以来乘国际航班入境人员日均2万人次

11日，世界卫生组织宣布新冠肺炎疫情为全球大流行。国家移民管理局16日表示，从这个时间节点以来，全国的陆、海、空口岸入境的人员日均12万人次，与去年同期相比下降八成多。其中，乘国际航班入境的人员日均2万人次，其中外国人占比一成左右。

11.世卫组织：全球新冠肺炎病例累计已超16万例，中国以外确诊病例首超中国

世卫组织实时统计数据显示，全球新冠肺炎病例累计已超过16万，达到164837例。截至15日，中国以外的新冠肺炎确诊病例数超过8.5万人。目前，中国累计报告确诊病例80860例。

12.尼日利亚拉各斯油气管道爆炸，至少15人死亡

据尼日利亚应急管理部门消息，拉各斯市阿布·阿多区域当地时间15日9时左右发生油气管道爆炸事故，除造成人员伤亡外，还导致50多座建筑物被毁，其中包括一所女子学校和一家酒店。救援人员在现场至少发现15具遗体。事故原因还在进一步调查中。

财经资讯

李克强：推进全面复工复产

3月1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中央应对新冠肺炎疫情工作领导小组组长李克强主持召开领导小组会议。会议指出，要认真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按照中央应对疫情工作领导小组部署，根据疫情最新变化做好科学防控，精准防范疫情跨境输入输出，做好疫情防控后续工作，加快推进全面复工复产、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

国家统计局：下半年就业压力将有所减轻

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毛盛勇16日说，下阶段随着生产生活秩序不断恢复，就业需求会增加，有利于减轻就业压力，这是一个基本判断。因为企业生产秩序在不断恢复，企业用工开工情况在不断好转，对用工的需求会不断增加。随着经济逐渐转好，特别是下半年如果走得更稳，就业压力整体来讲是有所减轻的。

油价下调

新华社石油价格系统发布的数据显示，预计3月17日国内汽、柴油价将迎来大幅下调，每吨下调或超过900元，这也将成为2013年新的成品油定价机制出台以来的最大下调幅度。

胡润发布全球白手起家女富豪榜

16日，胡润研究院发布《2020胡润全球白手起家女富豪榜》，前十名中9位来自中国。翰森制药59岁的钟慧娟，财富上涨至去年4倍多，以1060亿财富成为全球最成功女企业家；去年的全球白手起家女首富，龙湖集团56岁的吴亚军财富增长44%，以990亿财富位列第二；蓝思科技50岁的周群飞以660亿财富位列第三。

传京东安排在香港二次上市

据《香港信报》报道，阿里巴巴回流香港上市后，交投及股价表现理想，令不少中概股跃跃欲试。据市场消息透露，中国第二大电商京东已与包括瑞银及美银在内的投行接洽探讨在港第二上市，料会协助处理相关回流事宜。

********************************* 每日一言：无论你正在经历什么，都不要轻易放弃，因为从没有一种坚持会被辜负！早安。

#每日 #中文 #Everyd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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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rucebai · 5 years a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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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届服饰招商太难了：快时尚出局，谁能强势补位？

这届服饰招商太难了：快时尚出局，谁能强势补位？ https://ift.tt/2ph8wRG

编者按：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赢商云智库”（ID：sydcxy2014），作者邱榕，36氪经授权发布。

快时尚神话破灭已是一个不争的事实。据赢商网不完全统计，2019上半年快时尚品牌新增84家门店，与前三年相比大幅减少，这背后是多个品牌的“辛酸泪”：继New Look、Topshop撤出中国后，FOREVER 21也在今年上演大溃败，ZARA、H&M、UR、MJstyle则接连闭店、放慢拓展步伐。

与快时尚形成鲜明对比的则是不断进击的运动服饰品牌和潮牌。如国潮代表中国李宁从去年的23家店增加至70家店，年底将冲击100家；FILA FUSION进入中国一年多来开出100+门店；美国潮牌Champion新店不断，屡次掀起话题……

服饰业态的表现分化，也为购物中心招商提出了新的课题。那么，上半年购物中心服饰业态整体表现究竟如何？除了快时尚，还有哪些细分业态发展差强人意？运动装、潮牌、设计师品牌上位，有哪些新兴品牌值得关注？

一、2019上半年购物中心服饰零售业态更迭：运动装/潮牌/设计师品牌发展上行，快时尚/男装发展下行

▌服饰零售业态整体发展下行

据赢商大数据监测，2019上半年，服饰零售品牌关店量占比高于开店量占比，整体生存空间收窄，发展下行。

当前购物中心服饰零售业态面临着两方面的“夹击”：一方面购物中心为了凸显其相比电商的体验优势，不断加码文体娱、儿童亲子等体验业态，减持零售，服饰零售的生存空间受挤压；另一方面，随着零售大环境趋于疲软、消费者需求快速变化，服饰行业加速洗牌，尤其是以往快马加鞭的快时尚面临“关店潮”。

▌快时尚/男装/服饰集合店发展下行，运动装/女装/设计师品牌发展上行

从2019上半年购物中心服饰细分业态开关店来看：

■ 快时尚关店量占比高于开店量占比，整体经营状况不佳，发展下行。随着消费者越来越注重品质和个性化，曾经风光无限的快时尚品牌日子越来越不好过。上半年FOREVER 21退出中国并在9月底宣布破产，H&M、ZARA、MJstyle、UlifeStyle、UR等品牌也勒紧裤腰带，对经营不佳的门店进行闭店或调整。

■ 男装、特体装、服装配饰、服饰集合店关店量占比高于开店量占比，发展下行。当前消费者的时尚意识不断增强，消费需求也逐步向国际化、潮流时尚方向倾斜，缺乏创新力的男装、特体装等品牌后劲不足，服饰集合店也进入调整阶段。

■ 女装开、关店品牌量占比均处于高位，品牌竞争激烈，但整体发展仍然向好。伊芙丽、太平鸟女装、Lily等国内发展较成熟的女装品牌持续深耕购物中心渠道，上半年新开门店数量较多。

■ 运动装、潮牌、设计师品牌、家居服/内衣开店量占比高于关店量占比，发展处于上行通道。在国潮和健身需求上升的推动下，运动装成为购物中心乐于招揽的业态；与此同时，崛起的新中产与新生代年轻人的消费需求愈发精细化、多样化，高品质和个性化的潮牌、设计师品牌、家居服/内衣品牌更容易受到青睐。

二、2019上半年购物中心服饰零售发展上行业态解读：运动装新兴品牌成为招商生力军

2019上半年，在购物中心10个服饰细分业态中，运动装、潮牌、设计师品牌、女装、家居服/内衣表现亮眼，那么这5个业态凭什么胜出，又有什么创新品牌值得关注？

▌运动装：创意元素多元，诉诸运动生活方式

国潮崛起和运动时尚化使运动装成为服饰业态中的“黄金赛道”：运动装的设计元素趋于多元化，融入中国传统文化、复古梦幻等创意风格；擅长通过时装周走秀、明星带货、跨界联名等方式，高效吸引流量关注；不停留于贩卖运动装备，尝试提供一个学习和讨论运动生活方式的场所，以提高消费者粘性。

▼典型新兴运动装品牌案例解读

【ANNA SUI ACTIVE】安娜苏旗下全新运动品牌

品牌国籍：美国

创立/进入中国内地购物中心时间：2019年

已进驻典型购物中心：上海兴业太古汇，上海iapm

Anna Sui是美籍华裔时装设计师Anna Sui于1981年创立的同名品牌，以“时尚酷女孩”的独特个性和设计风格为标签。今年6月，品牌推出运动线ANNA SUI ACTIVE（安娜苏运动），并将全球首店设在上海兴业太古汇，紧接着又进驻了上海iapm。

ANNA SUI ACTIVE主打风格与功能兼备的女性时尚运动服，设置了Master Line大师系列、Design Theme设计精选等多个主题，风格多变。产品则囊括了T恤、运动短裤、运动内衣和泳衣等，售价从400元至3980元不等，旨在覆盖时髦女性的多元需求。

消费者运营方面，ANNA SUI ACTIVE成立了ASA GIRL CLUB粉丝运动俱乐部，定期会组织会员参加多种不同的运动课程和互动活动等，以提升消费者的忠诚度。

▌潮牌/设计师品牌：传递个性化的美学表达

90后、00后年轻人成为时尚消费的主力，服装于他们而言早已超出了使用和功能性的范畴，而被赋予了更多个性、文化、社交等心理层面的内容。这使得主打独特性、价值认同感的潮牌和设计师品牌日渐受到追捧。

一般潮牌和设计师品牌都定位中高端，主张个性化的美学表达，在设计上融入大量艺术主题元素，深受潮男潮女的喜爱；与此同时，重视线下场景的沉浸式体验，打造集销售、展示、体验、把玩的空间，以迎合年轻群体的情感诉求和生活方式。

▼典型新兴设计师品牌案例解读

【VACAE】演绎浪漫度假风

品牌国籍：中国台湾

进入中国内地购物中心时间：2019年

门店需求面积：100-200平方米

已进驻典型购物中心：上海新天地广场，北京侨福芳草地购物中心

VACAE创立于2014年，是新晋的台湾独立设计师女装品牌。今年开始进军大陆市场，已经进驻上海新天地广场、以及北京侨福芳草地购物中心。

VACAE以度假Vacation为灵感，每年推出早春度假、春夏系列、轻礼服等多个系列。设计都由不同的度假故事出发，并融入绸缎、蕾丝等浪漫的“仙女元素”，诠释女性的魅力。

品牌的门店设计也颇有特色，如上海新天地店以海岛度假风为设计主题，蜿蜒的吊顶设计和彩色地砖简约浪漫，北京侨福芳草地店则如同博物馆，店内各种雕塑和艺术刷漆古典优雅。

【YOU WEI有尾】玩转“场景化思维”

品牌国籍：中国

创立时间：2016年

门店需求面积：80-150平方米

已进驻典型购物中心：杭州万象城，首开·龙湖成都西宸天街

新锐设计师女装品牌YOU WEI有尾创立于2016年，“场景化思维”是品牌的一大特色。例如以丰富、个性化的服装，满足现代女性在职场、社交、休闲等场景下的着装需求；在门店设计中融入巨型的艺术雕塑，以提升消费体验。

在营销方面，YOU WEI有尾与蔡依林、王子文、华晨宇等明星合作，同时发力各大时装周，这不仅为其增强了曝光度，也为其虏获了一批忠实粉丝。

目前品牌在首开·龙湖成都西宸天街、杭州万象城等购物中心均有门店布局，采取直营、加盟和集合店多种模式。

��女装：塑造鲜明的品牌DNA，打破同质化

女装仍然是购物中心服饰业态的“头部”，据赢商大数据中心监测，上半年购物中心新引进的服饰品牌中，有将近5成是女装品牌。但与此同时，女装的关店量占比也在服饰细分业态中居于首位，可见女装洗牌之激烈。

新兴女装品牌注重塑造鲜明的品牌DNA，以突围同质化市场，如来自韩国的STUDIO TOMBOY以oversize宽松时髦设计走红。此外，随着女性追求以服装显示自己的文化层次和品味，轻奢、高端女装品牌热度逐渐走高。

▼典型新兴女装品牌案例解读

【STUDIO TOMBOY 】主打oversize随性时髦

品牌国籍：韩国

进入中国内地购物中心时间：2019年

门店需求面积：80-150平方米

已进驻典型购物中心：北京SKP、西安SKP、郑州丹尼斯大卫城

STUDIO TOMBOY是韩国知名的女装品牌，始创于1977年，目前在韩国已拥有上百家门店。今年4月品牌在北京SKP开出中国首家线下门店，随后进入西安SKP、郑州丹尼斯大卫城等购物中心。

STUIDO TOMBOY定位年轻女性，偏向oversize（宽松）的设计风格随性时髦，极具辨识度。如今年推出的春夏系列以超市生活为灵感，演绎日常舒适搭配，秋冬系列则追溯到上世纪90年代，主打复古轻松。

【VGRASS STUDIO】将东方韵味与西方设计手法相结合

品牌国籍：中国

进入中国内地购物中心时间：2019年

已进驻典型购物中心：上海港汇恒隆广场

维格娜丝2017年在意大利米兰设立运营总部，创立了全新的高端女装品牌VGRASS STUDIO。今年品牌任命前Prada女装设计总监Rodolfo Paglialunga为创意总监，并在上海港汇恒隆广场开出国内首店，吸引了时尚圈不少关注。

VGRASS STUDIO以“东方遇见西方”为理念，将中国传统云锦丝制技艺融合西方设计手法，带来具有艺术文化底蕴的时尚女装。今年2月品牌亮相米兰时装周，带来2019年秋冬系列，极具东方韵味的精致织锦和意大利工艺制造凸显其高端定位。

▌家居服/内衣：多元化，品质化，发力营销

消费能力的提升，以及“悦己”消费观的形成，驱动着年轻人与新中产提高对贴身衣物的要求，风格更多元、产品更具品质、注重舒适性成为家居服/内衣品牌升级的方向。此外，家居服/内衣品牌也注重搭建KOL营销矩阵，持续推动品牌信息的传播。

▼典型新兴家居服/内衣品牌案例解读

【Intimissimi 】主打品质内衣，挖掘KOL营销

品牌国籍：意大利

进入中国内地购物中心时间：2017年

门店需求面积：60-120平方米

已进驻典型购物中心：上海兴业太古汇、成都远洋太古里

内衣品牌INTIMISSIMI诞生于1996年，和袜裤及泳装品牌Calzedonia同属于意大利时尚集团Calzedonia Group。品牌从2017年开始进入中国市场，目前在全国拥有十余家门店，进驻了上海兴业太古汇、成都远洋太古里等优质项目。

INTIMISSIMI主打高品质的内衣和家居服，其中女士系列凸显浪漫和热情，男士系列则主打休闲风格。品牌平时会在门店举行时尚派对，邀请时尚圈KOL参加，达到扩大品牌声量的效果。

当前购物中心服饰零售细分业态表现分化，运动装、潮牌、设计师品牌、女装、家居服/内衣迎来发展热潮，这离不开各品牌对个性化消费趋势的洞察、对产品设计和品质的把控，以及对新兴营销方式的运用。在购物中心招调中，这些踩准节奏又能精耕细作的品牌，将收获更多项目的橄榄枝。

本文数据统计标准说明：

① 数据统计时间：2019年1月1日至2019年6月30日；

② 数据统计样本范围：北京、上海、广州、深圳、杭州、重庆、青岛、合肥、南京、苏州、福州、贵阳、天津、武汉、成都、西安、郑州、昆明、厦门、长沙、泉州21个城市商业面积5万㎡及以上的购物中心；

③ 新兴品牌界定：近三年创立/进驻中国内地购物中心的品牌。

BruceFav 新闻-互联网 via 36氪 https://36kr.com October 14, 2019 at 04:09PM

#PersonalFa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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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usicleaf · 6 years a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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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写 | 为什么是他汤道生？

腾讯决定把公司未来20年交到这个人手里。

为什么是他？

“不是我聪明，我只是和问题周旋得比较久。”

——阿尔伯特·爱因斯坦TO B or not TO B

一个男人45岁的时候要all in，这是一种什么感觉呢？汤道生在想。

中秋节前后那几天，他一直没睡踏实。他决定找马化腾一趟。

那天中午，他和马化腾一块儿吃了顿工作餐。他的目的很简单，说服Pony，争取把QQ留在自己手里，与云合力。他不想失去这张倾注6年心血的王牌。

他当然想好了很多理由，但进门之后，基本上都是马化腾在说话——众所周知，马并非能言善道之人，但他居然能够口若悬河，可见心意已决。

一个小时后，汤道生走出这间滨海大楼顶层的办公室。准备好的那些话，一个字也没说，但奇怪的是，他反而感到平静了许多，就像是吃了颗定心丸。

“Pony很兴奋，一直在讲产业互联网。我发现，在这件事情上，我们两个有高度的共识。我知道，没必要再多讲了，只有all in产业互联网这一条路。”

事情要从两三天之前说起。

当时，腾讯数十位高层管理者在位于香港的一个俱乐部开了整整三天的闭门会。会议上，所有人上交手机，围着桌子坐成一个圆圈，每人半小时发言，阐述自己的业务构想。最后，总裁刘炽平宣布，决定进行腾讯历史上第三次组织架构调整。

根据2018年9月30日正式发布的消息，这次调整已经在腾讯内部被称为“930变革”。在这次“变革”中，腾讯原7大事业群被调整合并为6个。

企业发展事业群（CDG）、互动娱乐事业群（IEG）、技术工程事业群（TEG）、微信事业群（WXG），这四个事业群保留。

移动互联网事业群（MIG）、网络媒体事业群（OMG）、社交网络事业群（SNG）被撤销，原本的业务内容经过重组，打包成立一个全新的事业群——平台与内容事业群（PCG），由原IEG、MIG、OMG总裁任宇昕负责。

最引人注目的是最后一个——云与智慧产业事业群（CSIG）。它的主要部分脱胎于原SNG旗下的腾讯云业务，也包括原SNG的音视频团队、优图AI实验室团队，另外，还并入了原CDG的智慧零售、原MIG的地图、安全、孵化器的互联网+业务。

这是腾讯成立20年历史上，第一次出现完全TO B的大业务单元。至此，原本分散在各个事业群下面的TO B业务，获得了一个统一的接口，将以更加聚合、更加高效的方式为企业客户提供服务。

这意味着，腾讯从此把TO B业务提升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战略高度。

在这封被称为第18号文件的公开邮件里，总裁刘炽平写道：“这是公司一次面对未来的进化，也是面向下一个20年的主动变革与升级迭代……腾讯决心扎根消费互联网，拥抱产业互联网。”

翻译一下，这话不妨理解为，腾讯决定两手抓，TO C要做，TO B也要做，两个都做，腾讯才能在未来20年保持住自己的竞争力。

汤道生将领导TO B的战队。他原本的头衔，是SNG总裁。现在，SNG消失了。他的新头衔，就是这个新成立的CSIG的总裁。

看起来，这个安排顺理成章。CSIG的核心业务腾讯云，就是从汤道生原先主管的SNG里孵化出来的业务。过去五六年，汤道生堪称“腾讯云之父”，是他力排众议，一直坚持以有限的资源辗转腾挪，让腾讯云有机会存活下来，慢慢长大。如今，腾讯云要独立，还要以之为核心来整合公司其他的TO B业务，那么由汤道生来带队自然顺理成章。

大家也都这么看。很多朋友跑来恭喜汤道生，觉得他终于熬出头了，长久以来艰难布局的业务终于得到了公司的认可，可谓守得云开见月明。还有记者来采访汤道生，话里话外，似乎腾讯未来的半条命就交给他了。

可汤道生有些难以割舍。TO B业务有一个收归，全部交给他，这固然好，但这同时也意味着，他在SNG深耕了6年之久的QQ体系的TO C业务，将被拆分到新成立的PCG——也就是说，几乎全部离他而去。

把TO C拿走，他舍不得。

腾讯的上一次组织架构调整是在2012年，它同样也有一个深具历史感的名字，叫“518变革”。那一次，在QQ空间和QQ秀立下过赫赫战功的香港人汤道生得到机会，入主SNG，担任一把手。在腾讯工作7年之后，他成为了公司最核心业务的第一负责人。当然，在此之前，他已经是腾讯总裁办成员。

当时，QQ面对微信突然崛起的压力，正是生死存亡的时刻，是汤道生带领团队完成了QQ从PC端向移动端的转型，并且确定了QQ和微信之间差异化的定位——在PC端做办公用户，在移动端做年轻用户。基于这个定位，SNG一方面稳定住了QQ在通讯社交领域排名第二的地位，另一方面，也围绕QQ的年轻用户孵化出了一系列的垂直功能模块和APP。

可以这么说，过去5年里，SNG几乎把市面上所有和娱乐有关的互联网创业新机会，全都试了一个遍——全民K歌、天天P图、企鹅电竞、QQ看点、兴趣部落、微视、电台……做成的，没做成的，究竟一共有多少，恐怕汤道生自己也没办法一下子数得清。

“我不能让企鹅在我手上没了。”汤道生说，“反而更加要借着QQ的平台找到新的出口，有新的成长空间，团队也要找到新的发展的机会。所以，我们就一直在��些还没爆发的新领域做布局。”

2018年12月28日下午，我在老腾讯大厦的办公室里见到了汤道生。这个穿着衬衫、牛仔裤和球鞋的高个子，其实已经不怎么年轻了，而且因为劳累的关系，看起来有点憔悴。不过，当他坐在这张放满了QQfamily抱枕的沙发上，看起来就还是一个年轻人的样子。

这时候，QQ离开汤道生，或者说汤道生离开QQ，已经3个月了，但他还是会把这些企鹅公仔一一拿上茶几，如数家珍——这个是蝙蝠侠款，那个是鹿晗款……原本，他有一个做QQ虚拟迪士尼的梦，可这个梦以后不归他做了。

现在看来，他之所以失去这个梦，竟然是因为他做过的另外一个梦。这真叫人哭笑不得，但又符合常理——毕竟一个人不可能同时在两个梦里醒来。

汤道生是个双子座，他会同时做两个梦，这一点也不稀奇。一个是TO C的梦，这前面已经讲过了。另外一个，是TO B的梦。

这个TO B的梦，还要从汤道生在腾讯最早打过的一场胜仗讲起。

关于汤道生是如何来到腾讯的，江湖上有个说法。我没有跟汤道生本人确认过，但是从非常亲厚的朋友那里听来，姑且记录下来。

2005年，腾讯还是一家2000多人的中等规模的公司，正在通讯社交的战场上应对51.com的竞争。据说，当时51.com想了一个办法，在全国各地的网吧电脑上安装某种插件，能够直接从QQ上导出用户。这就是说，QQ辛辛苦苦做大的盘子，又被竞争对手几乎毫无成本地共享了。

当时的业务负责人去向马化腾打报告，申请加100台服务器。没料到，马化腾没有批准。不但没批准，他还说了这么一句话：你们应该把力气花在提高技术的开发使用效率上。

因为这句话，马化腾周围的几位联合创始人开始寻找更有创造性的技术大牛。一来二去，刘炽平找到了汤道生。

2005年，汤道生从硅谷到深圳，加入腾讯。

在腾讯的第一仗，是QQ空间。汤道生跟同事说：“这是我的生死之战。”

当时，QQ空间还是互联网事业部下属的一个部门级产品，成军不到一年，各种数据表现都出乎意料的好，但是问题也很快出现了。

为了迅速把新产品的盘子做起来，QQ空间采用了病毒式营销的方法来拉新，广发英雄帖，一时间非常火爆。但是，由于前期产品框架和开发技术的限制，导致QQ空间的访问速度变得非常缓慢，甚至同时在线人数只要一到60W，就要排队才能进入虚拟空间。开发人员不得不设计了一个小游戏，来缓解糟糕的用户体验，让等待排队的过程不那么枯燥。

汤道生到现在还记得，那个小游戏叫做“人参果”。有一颗接一颗的人参果从屏幕上方掉下来，用户就可以移动鼠标去接果子。人参果的样子和技术部门的一个同事长得非常像，也不知道是人像果子，还是果子像人。

这个游戏，汤道生玩得不怎么样。因为每次只要一出现这个游戏，大家就知道，系统又出问题了。问题之严重和频繁，已经到了如果不优化就没办法继续生存的地步。

公司下了死命令，问题必须解决。

CTO张志东领衔来做这件事。他从架构部派出了两拨架构师，都失败了。汤道生是第三拨。

压力非常大。他经常24小时连轴转。

首先是技术问题。

当时的QQ空间存在多个环节和接口，导致效率非常低下。公司一直希望改变，但总是头疼医头、脚疼医脚，问题始终得不到解决。

汤道生的解决方案是，通过更细致的监控，把最广泛与经常被访问的数据整理出来，全部放在内存；同时，把多处性能瓶颈一一分析出来；更重要的是，还要重新确定管理流程，在每个接口都安排一位程序员，责任到人。

另外，他和架构部的同事姚星一起，改写了很多产品底层的数据库。当时，国外发布了一系列讲述GFS架构的学术论文，汤道生和姚星团队分析技术细节，并结合业务实际需求，研发出一套新的底层数据保存方式，在QQ空间这样一个大容量的样本上，经受住了高并发的考验。

这套系统支持了高速增长的QQ空间，让QQ相册的用户量超越了曾经最受欢迎的网易相册。在此之后，被广泛运用到了腾讯的很多业务上。

“这其实是一个标志性的事件。”梁柱在后来的很多年里一直担任QQ空间的产品负责人，他记忆犹新，“这个创造性的方式被抽象出来以后，在其他业务里普遍适用，那么其他的技术人员在这个层面上就不用重新设计系统了。”

“其实，这就是云的方式。这可以被认为是腾讯云的雏形。”

汤道生在腾讯一战成名。

（图说：汤道生在腾讯QQ七周年庆典）

眼前的汤道生是个颇羞涩的人，十几年前的旧事，你不问，他也不会讲，哪怕那算是整个故事的开头，轮子是从这里开始转动的。

“大家都以为这是一个技术问题，是IQ的事，但其实也有EQ在里面。”他说，“你是架构部派来的人，比产品自己的技术人员要高一个层级，等于是钦差大臣，而且是第三拨了。你要解决问题，但既不能否定产品技术团队的工作，也不能否定前面两拨同事的工作。你要让他们把工作做完，承认他们的贡献，大家都高高兴兴的，然后自己再推倒重来。”

他是一个30岁出头的“新人”，但是在这个跨部门合作问题的处理上，他无论在技术上，还是意识形态上，都体现出了一个领导者的风范，非常开放，能够协调各方利益，最后把事情做成。

卢山是当时架构部的负责人，也是后来腾讯TEG的总裁。在以后的很多年里，他和汤道生，是腾讯总办仅有的两个纯技术出身的管理者。早年这一次QQ空间的危机处理，让汤道生一直为他所称道。也是从这时候起，汤道生和腾讯的技术开发部门建立起了良好的战斗友谊。这一份信任，为后来腾讯云的早期生存埋下了伏笔。

尤其是腾讯云早期孵化的三四年时间里——你要理解，一家做TO C起家的公司，对于切入一个消耗大量资源、利润率不高、市场前景不清晰、战略价值不明朗的TO B业务，如果表现得非常谨慎，那也是情有可原的——这个阶段，汤道生如果得不到来自TEG这个技术资源部门的支持，那是难以想象的。

后来，卢山经常在公司内部讲，为什么我们TEG能够跟Dowson配合做腾讯云，彼此都有认同感？因为就像马化腾把半条命交给了第三方合作伙伴一样，Dowson做腾讯云，等于把他的半条命交给卢山了，很多业务安全、业务性能，都完全依赖于TEG的支持。

“我要牺牲我自己的东西，拿给你。你能帮助我成功，我们俩一起成功。”

这就是开放。

2011年，3Q大战一声炮响，给腾讯送来了开放主义。汤道生注定是腾讯开放政策最坚定的执行者。

腾讯的开放，对创业者来说，最有价值的无疑是流量，而拥有5亿多月活用户的QQ空间，则被视为不二的试验场——于是，汤道生成了那个直接对开放负责的人，开放也一直推着他往前走，相继孵化出了广点通和腾讯云业务。

2014年，汤道生和著名媒体人程苓峰有过一次对谈。那一次，他几乎是第一次把腾讯开放平台和腾讯云、广点通的关系和盘托出。

“3Q大战给团队敲了警钟。3Q大战时最痛苦的是，很多人都觉得腾讯是他们的敌人。这就逼着我们想，怎么让多些人跟我们合作，怎么在生态中培养出更多的伙伴。后来，Pony也认同这个方向，我们就真正放手把开放体系跑出来。

“然后发现，若要开放资源，你要把流量给出去，但你又不能免费地给，那么就一定要设计出一个分配流量的市场规则——到底怎么推广、资源怎么分配、谁多谁少、如何计价、判断标准是什么、谁说了算……让高效率获得更多资源。这就逼着我们必须做效果广告来衡量流量价值，这就是后来的广点通。”

结果，广点通这个一开始不被看好、汤道生却坚持要做的产品，如今成为了腾讯广告系统里非常重要的一块。

“接下来，当你真正开放流量给外部，就发现，这些伙伴的后端支撑能力比较差。就算我能导几千万甚至几亿群体给你，你接不住，就会崩盘。而这是腾讯十几年所积累的服务海量用户的能力。所以，就把IT能力也开放给伙伴。”

这是腾讯做“云服务”的开端。

仔细琢磨汤道生5年前的这番话，你能发现，腾讯今天放到头部位置的云以及TO B服务，并非无根之木。恰好相反，它是在腾讯的开放生态中自然而然、同步生长出来的一个重要业务。为了开放，腾讯就必须要做云，为了做云，就必须要整合各个BG的IT能力。反过来，腾讯十几年来在TO C领域积累的各种能力，又确实对企业客户形成诱惑——别的不说，至少每个汤道生见到的客户，都想知道能怎么用好微信小程序吧。

等于说，开放平台、广点通、云服务，就是SNG的TO B业务的三驾马车。它们和SNG基于QQ社交领域的一系列TO C布局，既彼此独立，又互相支撑。既有TO B，又有TO C，这让SNG在过去几年中成了腾讯内部业务模式最多元的事业群。

汤道生坐在我左边的沙发上，笑容可掬地看着我。讲到这里，他突然大笑起来：

“唯一即是没拼过小龙。”

我也笑。我都没敢提起的茬儿，他自己倒是不避讳。

这次采访汤道生，前后两次，一共聊了8个小时，采访速记十几万字。这个过程中，他屡屡叫我感到意外。

一般来说，有两种采访是最难做的。一种是老外，跨文化采访，因为文化隔阂，问和答基本都不会在同一个点上。还有一种是职业经理人，碍于上上下下的关系和身份，往往顾左右而言他，显得保守乏��。

汤道生是一个在美国生活了14年的香港人，普通话讲得“很普通”，又是一个处在风口浪尖、全行业关注的职业经理人，但他在交流的过程中，既能融入语境，所答即所问，涉及业务问题，又能知无不言、言无不尽。唯有在提到2008年早逝的亲人的时候，他沉默了，但那也是转瞬即逝的几秒钟罢了。

这样一个既能融入陌生文化，又能保持开放态度的人，是天性中的革命乐观主义者，即便经过所有严谨理性的推导，他得出了一个不甚满意的结论，他也会相信，一定要继续往正确的方向走下去，因为除此之外，也别无选择。没有easy way，只有right way。

这就是为什么，在汤道生的TO B三驾马车相继被拆散的时候，他仍然能够迅速调整过来，保持积极和乐观的原因之一。这是他的天性。腾讯拓荒者

2015年4月20日，开放平台从SNG调整至其他事业群。

10天后，广点通从SNG调整至CDG，并入公司新组建的大的广告体系，由腾讯集团战略负责人林璟骅负责。

他的老部下梁柱说，他所理解的汤道生，一直就在扮演腾讯的“拓荒者”的角色。他总是能够站在用户、客户或者公司的立场上，或者接手一些老大难的、别人做不出来或者决定放弃的东西，或者在一片几乎无人看好的田地里种庄稼。等到庄稼种出来了，有起色了，再次根据用户、客户或者公司的需要，去做收归和整合。

2018年12月12日，腾讯音乐娱乐集团在美国上市。汤道生以腾讯音乐娱乐集团董事长的身份，在纽约证券交易所敲响了上市钟。这是又一个在他的职业生涯里，“拓荒”成功的案例。

2003年，QQ音乐从腾讯社交产品的一个入口诞生，2013年交到汤道生手里的时候，市场占有率已经明显落后于酷狗。在那个盗版猖獗的年代，正版在线音乐的商业模式，仍是一个未知数。

内外交困之下，汤道生做了两件事：一是开发出一套监测盗版的系统，将证据采集、法务发函的流程自动化，让盗版内容下线的时间从1个月减少到1天，将用户重新聚集到QQ音乐这类有版权的内容平台；二是投资酷狗，与“竞争对手”结盟，以对抗当时在线音乐领域市场占比更大的百度与阿里，为后来联合海洋音乐（CMC）埋下伏笔。对内，修炼内功，对外，择友结盟。

QQ是社交产品，音乐是内容导向的行业。商业内核不同，打法就不一样。没有囿于“QQ”前缀的限制，汤道生给在线音乐这个找到了另一个突破口，种活了这块地。

拓荒是苦活累活，心累。实际上，当一个人代表公司利益去拓荒的时候，他不能说，我是拓玉米地的，请问这块地能种玉米吗？能种玉米的话，我就拓，不能种玉米的话，我就走——这不行。如果这样的话，那回头谁愿意种这块地呢。

这事儿得是好脾气、够开放、不太有占有欲的人，才能干。

殷宇和汤道生打交道的时间没梁柱那么长。他们是2012年“518变革”之后才在一起工作。早先，殷宇是QQ的总经理，一直有传言说，他的业务并到SNG之后，可能会不服汤道生的管理。但是6年多合作下来，他却视汤道生为良师益友。

“Dowson是一个有投资思维的创业者。当年在SNG，他真的是当作一个公司在做。”他说，“他很善于倾听，非常数据理性，不但争取到了QQ和手机QQ合并的大战场，也是他，最终决定了QQ年轻化的定位——这意味着要放弃一部分已有的中年用户，不是很容易的决定。那几年，我们围绕QQ孵化了那么多的新产品，每一个做不做、怎么做，都是他来把控方向、做取舍。”

这样的决策之难在于，SNG孵化出的项目，既要和外部的创业公司竞争，又要和内部其他事业群的项目竞争。甚至在一段不短的时间里，SNG尤其和OMG的业务交叉最多，有不少消耗和争议。

这样的交叉，甚至曾经引起刘炽平的强烈关注。2018年6月，他曾经约汤道生和OMG总裁一起吃午饭，讨论过社交和内容的关系问题。这次讨论没有结果，但毫无疑问，也给“930变革”中TO C部分的整合埋下了伏笔。

以信息流领域为例。

腾讯做信息流业务，内部有OMG的腾讯新闻、腾讯视频、天天快报，WXG的看一看，SNG的QQ看点、QQ空间，MIG的QQ浏览器、应用宝。

现在看来，QQ看点意外成为其中最有起色的一个产品。最早，殷宇不确定产品应该做哪一种模式才能跑起来，是微信公众号的订阅模式呢，还是推荐模式呢，不确定。“当时，还不知道推荐那就是今日头条的模式。”他说。

基本上，这是一个鸡和鸡蛋的问题。是先有流量，再有内容，还是先有内容，再有流量？殷宇试着用订阅模式做了一段时间，数据始终起不来。

有一天，殷宇在上海出差，接到了汤道生打来的长途电话。汤道生人在深圳，似乎已经彻底把问题想清楚了。他在电话里非常坚定地告诉殷宇，应该毫不犹豫地转换成推荐模式。

“他很坚决地说，一定要走去中心化的方向。这是Dowson一直在讲的：你先要有人看，只要有人看，自然会有流量生产，如果你没人看，你不管什么模式，都没人来生产内容。他其实是一个很给团队时间和空间的一个人，但到一定阶段，他已经看得很明确的时候，他最后会再push你一把。”

殷宇按照汤道生的建议，进行了一年的艰苦调整。

这一年里，汤道生一直配合殷宇，为QQ看点要来各种跨部门的资源：给看点在QQ聊天窗口插入口、注入SNG自身的QQ音乐MV资源、IEG 的动漫资源、OMG的腾讯新闻头部内容……他甚至亲自找到“唯一没拼过”的张小龙，要来了WXG一些微信公众号的内容。

今天，QQ看点虽然已经在“930变革”中被划出了已经不复存在的SNG，但它俨然已经是腾讯信息流产品中最重要的一个，已经和QQ浏览器业务做了聚合。这样的结果，如果没有汤道生和其他腾讯高层管理者的推动，几乎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照理说，汤道生在腾讯一干就是14年，经历过这样多的分分合合、合合分分，对于眼下“930变革”带来的变化，应该是波澜不惊才对。说白了，这也不是他第一次被“抱走孩子”了。毕竟，“孩子”真正的父母是腾讯，不是汤道生。

但这一次，汤道生比以往都要激动得多。

10月18号那天晚上，原SNG的四五十位同事，在深圳蓝楹湾春满园酒店吃了一顿散伙饭。席间，梁柱和殷宇走到汤道生的身边，向他告别。他们送给他一样特别的礼物：一双很难买到的限量版乔丹球鞋，上面有从SNG划分到PCG的所有中干的签名。

殷宇说：“我们分开了，但路还是要往前走。我们送他一双鞋，让他能走得更轻松、更快。”

大家都忙着敬酒，没人注意到，就连汤道生自己可能也不愿意承认吧——但是秘书哈媛就站在他旁边，她看到汤道生一只手接过球鞋，另一只手扶了扶眼镜，顺便擦了一下眼角。

一个人正是因为其坚决，才会不吝于流露其柔软。这个时候，汤道生动了情，但其实他早就调整好，也做出了决定。那就是，在CSIG总裁的位置上，把自己一手孵化出来的TO B业务继续做下去，并且走到一个更遥远的地方去。

于是我问他，那天，在马化腾的办公室里，他们到底聊了什么？

他笑了，说：“Pony不是一个会和你谈感情的人，他是一个会和你谈事情的人。你看他把时间花在谈什么事情上面，就知道他在想什么了。”

那天中午，马化腾全程在和汤道生讲产业互联网。他是如此兴奋，让汤道生几乎找不到插嘴的时候。进门之前，他都想好了，要如何解释，为什么TO C和TO B结合在一起做，会更有利。在他一手拓荒孵化的产品中，虽然曾经放手过开放平台和广点通，但这一次，他舍不得放掉QQ。

可是他了解马化腾。他看到马化腾那个状态，就很清楚，Pony是下定了决心要做这件事，而且把它放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没有讨价还价的任何余地。

最终，汤道生预备好的话一句也没有说。他倒是被马化腾拉了过去，正经讨论了一番TO B业务的打法。

马化腾给了他两个锦囊。

一个，要从C的角度来考虑TO B业务，这是腾讯做TO B业务最大的优势和合理性所在。

另一个，为他提供各种资源，包括找张小龙争取微信入口。

“Pony对于微信入口一向谨慎。有时候其他业务去争取，小龙还没说话，Pony已经跳出来说不行的。”

这个细节让汤道生更有信心。马化腾可不是那种会送他球鞋的人，他居然主动愿意出面，这代表着他对未来业务方向的判断。

马化腾把腾讯未来20年的至少一半，交到了他手里。

现在回头看，汤道生其实是个幸运儿。2005年，他从美国回来，加入腾讯，刚刚好踏在��腾讯战略升级的一个风口上。这一年，“这家以即时通讯工具起家的公司，在创业7年之后，携带着数亿用户、十几亿现金、以及他们年轻的雄心，踏上了一条充满不确定的多元化之旅”（吴晓波《腾讯传》语）。

汤道生很清楚，“哪怕我就晚来个两年，也不会有那么多机会给我了。”

当时，马化腾提出的战略目标是，“提供一切在线生活服务”。

14年过去了，围绕着这个目标，腾讯成为了今天的腾讯。

14年后，当马化腾又一次启动腾讯的进化程序的时候，汤道生发现，当年“提供一切在线生活服务”的口号里面，“在线”二字也许有机会删掉，变成“提供一切生活服务”——当然，是通过C TO B TO C来提供。

他举了一个例子。

今天，老百姓要去医院看病，他可能会先上网问诊，然后在网上挂号，预约门诊。到了医院，他不用花时间排队，就能见到医生。诊断结束之后，他的手机里会自动收到药方和报价，可以很方便地用手机支付功能付费。最后，他只要直接去药房取药就可以了。

“从用户的需求出发去思考，线上跟线下完全打碎了，没有一条很清晰的线。那我要让用户的体验更完整的话，就必须要把线上线下这些链条连起来，才能够提供一个完整的体验，满足用户更高级的需求。要实现这个目标，我得怎么做？那我必须要引入第三方，跟做线下服务的企业去合作。”

看似做TO B，本质上还是为了更好地和其他的企业一起去服务C端用户。这是腾讯做产业互联网的题中之义。

这次午饭结束之后，又过了一个月，马化腾发表了一封公开信。他在信里提到：“移动互联网的主战场，正在从上半场的消费互联网，向下半场的产业互联网方向发展……没有产业互联网支撑的消费互联网，只会是空中楼阁。”

这封信，汤道生当然看到了。一个月前，马化腾在午餐时间跟他讲的那些话，就是对信中内容的酝酿。他再一次感到，必然发生的事情，就一定会发生。

当时，马化腾还跟他说：“这事没有人合适，只有你。”

他觉得Pony在给他打鸡血，但再一想，这其实是句实话。

战车就在门口，他准备好了。这里的变革静悄悄

李华，腾讯前第18号员工，富途证券创始人。2014年的时候，他和老同事张志东见过一面，狠吐了一点儿苦水。

张志东是腾讯早期的CTO，目前已退休。他顺着问了一句：你们公司的基础IT架构是怎么样的？

他不问倒也罢了。这一问，李华尤其唏嘘。

“当时我们选择自建IT，IT团队主要在深圳做开发工作，但机房却在香港，整个维护成本非常高。那个时候，我时不时就开着车，带着我们一个运维的同事，要去送服务器。偶尔出现一些故障，除了要去协调机房的工作人员，甚至还要半夜跑到机房去检查线路。尤其我们做的是港股美股交易，有一部分跨境业务，当时还是自己拉专线，成本高不说，可维护性也很差。”

张志东听了半天，最后给了他一个建议。

“除非是你没有办法，否则，你都要尽可能去尝试着用一用云了。”他说，“现在和你在腾讯那会儿，已经不一样了。云技术正在兴起，作为一个创业公司，你需要把精力聚焦到业务上，而不是花很多时间精力去考虑IT基础设备的建设。”

在腾讯，张志东一直是云业务坚定的支持者。和李华一样，他也吃过这样的苦头，因此越发了解云的价值——它对于一个创业公司的CTO来说，到底有多重要。

2005年9月，汤道生入职腾讯，向张志东汇报。他待在技术架构部，一面熟悉腾讯的技术架构，一面抱着电子词典，努力学习普通话。当然，他也会悄悄观察张志东的工作，在心里暗暗感叹。

“我还记得， Tony（张志东）花最多精力的事情，就是去优化每一台设备所能支撑的同时在线人数。当时，他花了好多人力去做这件事情。在美国，我们不是这么干的。美国的人力成本太贵了，企业都会去找一个开发门槛更低、更高效的解决方式。在美国，当时我们都在讲怎么用JAVA技术，哪怕它当时的性能还没那么好，但相对人力成本来说，还是便宜。”

2005年，国内IT工程师的薪水还不高，只有美国的几分之一。在这样的情况下，CTO多花一点人力时间，让每一台设备能够承载更多的业务量，这是值得的，性价比颇高。

但是10年之后，到了2014年，这时候的中国互联网企业，经历了门户时代、Web2.0时代的洗礼，来到了移动互联网时代。中国经济规模在不断扩大，互联网公司人力成本也在不断上升，背后的经济杠杆正在微妙地发挥作用，导致了一个必然到来的“反转”——企业的管理者们发现，当人力成本上升到某个地步，企业如果需要更加精细化运营，提升效率，那么把成本花多一点在IT能力上，反而是值得的。

从消费互联网转向产业互联网，这是背后的经济大势和企业成本收益结构发生变化的必然结果。

李华把张志东的话听进去了。反正腾讯刚刚投资了富途证券，已经是一条战线上的伙伴，很快，他从腾讯的早期员工，成了腾讯云技术的早期客户。

几个月之后，港股出现了一波短暂而剧烈的牛市。短短几天，富途交易产品的访问量出现了数十倍的陡然增长。

李华尝到了甜头。

众所周知，金融行业对数据安全和合规的要求远远高于其他行业，IT架构除了讲求效率，还需要讲究对业务、场景、监管政策的理解。“这种情况下，如果使用传统的IT架构，那么你从设备采购，到协调运营商去扩容带宽，甚至包括去扩容IDC的机架，这至少是以月为单位的。但是使用这种云服务的话，我们可能就是在控制台上去点点鼠标，再加上一些技术的配置，短短几个小时，就能把容量做一个迅速的扩充。”

李华在电话里给算了一笔更细的账目：5年来，富途证券使用云技术的虚拟服务器已经达到了数千台的规模，直接负责相关运营的工作人员不过5人。这样的一个运营效率，如果放在传统的IT架构上，大概需要一个50人的团队，才能勉强做到，而且业务的可延展性还远远没有云服务便利。

李华很满意。作为新一拨移动互联网的创业者，他没什么历史包袱，几乎无缝衔接，享受到了技术进步带来的红利。但他可能不是那么清楚，就在他选择要不要上云的那个时期，大概就是2014、2015年左右，他的老同事汤道生可正痛苦着呢。

从2011年起，曾佳欣一直是腾讯云业务的市场负责人。她还记得，早期的腾讯云业务处境非常艰难。一个是公司的资源投入不明确，七拼八凑了一个小团队，另外，当时还远远谈不上云服务，仅仅是非常简陋地售卖云存储、并帮助维护数据安全而已。

当时，在腾讯总办有两种意见。

一派意见是，云是一个“挖煤的苦活”。没利润，重投入，成本极高，长期发展也不明确，而且自身业务也一直处于非常底层的状态。

就连总裁刘炽平也忍不住来问汤道生：“到底该不该做云？云服务的前期投入大，毛利率低，交付与服务流程长，应该如何和现有的战略形成合力？

另外一派意见，以张志东和汤道生为代表，力主云是一个不能够轻易放弃的业务。

汤道生的压力，可想而知有多大。

有来自总办的压力。

“我觉得云是一定要做下去的。但是他们那么问我之后，我觉得，也有他的道理，我也的确应该谨慎一些。在我还没有想清楚的时候，我宁可不要烦到他们，自己挪一个5%的小团队，一点点先做。”

有来自团队的压力。

为了发展云业务，汤道生专门从美国挖来一个人。但是眼下，云业务又必须谨慎发展，没有太大的空间。他不得不把人才储备先藏在SNG旗下的广点通业务，管理对方的工作预期，并且等待时机。

还有来自竞争对手的压力。

2009年5月，阿里以5.9亿现金收购万网，成立了独立的阿里云公司。随后那些年，阿里在数据开发和基础架构上每年投入10个亿，好歹熬过了PC时代的最后几年尾巴。2012年，随着移动互联网时代的到来，阿里云业务终于等到了风口，享受到了一大波红利，几乎不用做什么推广，便得到了一大批中小企业客户。

当阿里云异军突起的时候，腾讯云还不过是腾讯七大事业群的某一个事业群中，下属的若干个业务之一。两相对比之下，要不要大力做腾讯云的质疑就更多了。

不过，当云领域的竞争对手频繁出现在总办会的视野里，倒带给汤道生一个意外的好处。每一次在总办会上争取资源的时候，他就可以这样给大家讲故事：不但讲美国亚马逊的AWS有多大，还可以讲对手带来的威胁有多大——云是一个根系，未来会长出生态的东西来，如果我们自己不做，未来这些生态就会长到别人的根系上面，到了那个时候，腾讯也许就会被别人革命掉。

这时候的腾讯，已经是一家市值过千亿的公司。它实在太大了，以至于你跟它讲，有什么事情值得一做，可能在它看来，也不过是一根小胡萝卜而已；但是，如果你跟它讲，什么事情如果不去做，会导致什么样可怕的后果，它会立刻张开自己的耳朵。

说冷战思维也好，危机驱动也好，真的，这的确就是腾讯这家公司一直以来的反应模式，甚至已经写进了它的基因。你会看到，2005年，2012年，2018年，腾讯历史上三次大的组织架构调整，全都发生在不平静的一年。

尤其是刚刚过去的2018年，腾讯面临一个多年未见的复杂局面：

在主力的通讯社交领域，微信和QQ增长见顶，而今日头条旗下的抖音在信息流和短视频领域得到了大量的用户时长的增长；

腾讯主力的游戏业务面临国家监管期，收入占比下滑。

2018年初，腾讯市值达到5000亿美元，超过Facebook。但到了“930变革”前夕的9月28日，股价比最高点下跌了32%。

其中，固然有中国经济大环境的原因，但也难说没有腾讯自身的原因——本质上，腾讯一向擅长的消费互联网TO C业务不仅遭遇竞争，而且趋向饱和，也许是时候寻找新的TO B大战场，开始新一轮的“云上圈地运动”。

总之，腾讯很像是丛林里的一种动物，它既躲避危险，它也需要危险。只有危险会让它醒过来，以更快的速度向开阔的草原奔跑。

这种危机驱动的基因，可能和腾讯管理团队的技术出身不无关系。说到底，做技术开发不像当医生，不是一门能吃到老的营生。技术总在不断地更新换代。2000年是Windows和C语言打天下；到了2006年， Web网页开发和后台开发就变成了最吃香的；到了2012年，热点迁徙到了终端开发；2018年，最热门的技术又变成了AI和深度学习。

“我们程序员嘛，吃了上顿没下顿，总要不断地学习，不学习就被淘汰了。我们的性格又没有那么开放，比较沉默，比较内向。我们总会担心说，总不能编一辈子代码吧？以后该怎么活？”

两年前，梁柱负责的优图实验室产品曾经去总办会议上汇报工作。当时，有一位其他业务的博士上台，解释人工智能和深度学习的原理。他在PPT里写了一堆公式，包括复杂的损失函数公式。

“我觉得他干嘛要讲这个，一堆公式，老板能感兴趣吗？”

他很意外地发现，老板们岂止感兴趣，简直要现场刨根问底。马化腾第一个放下手机，盯着PPT，一个一个提问，想知道每个公式里的每一个系数都代表什么，整个公式的含义又是什么。

“一群身价这么高的人坐在那里讨论损失函数公式，这意味着什么？”梁柱在想。

其实，马化腾比梁柱大不了几岁，但他身居高位，他的危机感又远比梁柱来得要强烈。也因此，他的求知欲也似乎要更加强烈。这是一个程序员本能的危机感，他看到新东西就一定要冲上去学。他看到新东西，就好像看到了未来。

腾讯的技术出身还带给它另外一个基因。技术是不断迭代发展的，因此，这家公司也信仰一种不断迭代的创新方式。汤道生管它叫“散聚式创新”，更广为人知的一个说法，是“偏师创新”。

言下之意，一个小团队看准大趋势，偷偷挪出一部分资源做新的业务，小步快跑，不断迭代，一步一步争取公司层面更多的资源支持，最终做大做强。

回顾腾讯的历史，微信、《王者荣耀》、QQ浏览器、腾讯手机管家……这些在TO C领域对腾讯乃至中国互联网影响至深的产品，都是这么做出来的。

汤道生做TO B业务，也是如法炮制。开放平台、广点通、腾讯云，都是在不被看好的情况下悄悄投入，结果闯出了新的增长点。

这些事情，马化腾没有命令他去做。

不做这些事情，他也一样可以生存。他手上有QQ，那是一个放到中国任何一家互联网公司都会被当宝贝的大杀器。

甚至做了这些事情，可能还会给他带来一些麻烦和压力。比如说，要处理好和其他部门、腾讯系企业的同类业务的关系。比如说，要管理好下属的状态和预期。还比如说，在某些时刻要面对来自总办的质疑。

但汤道生仍然坚持这么做。与其说这是一位负责任的职业经理人，不如说这是一种腾讯内生出来的创业基因。这家公司经过20年，仍然站在互联网行业的风口浪尖，如果没有这个创业基因，以及由它而不断裂变、创造出来的新机会，那是难以想象的。

现在我们回头来看，危机驱动和“偏师”创新，这是腾讯20年来内生出来的两个极其关键的变量，每每到关键时刻，它们帮助腾讯活下来，而且一再致胜。

14年以来，这两个变量也为汤道生所用，他越来越像一个极其典型的腾讯人。但除此之外，为什么是他汤道生？马化腾应该还考虑到了他身上其他的特质。

汤道生性格温和，有很高的合作性和协调性，这固然重要，但更关键的是，他能够找出一个最优的逻辑，让众多复杂业务运转如仪，而且保持高效率和创造性。

在腾讯，人们总是惊叹于那种大道至简、少即是多的极简的产品能力，它让TO C用户赏心悦目，几乎忘记了体验背后复杂系统的存在。

但汤道生这种多线程思考和管理的能力，这种复合性，恰好是他的独特所在。这一点，马化腾看到了，TO B业务也看到了。TO C业务可能更需要简约，所谓“一秒钟变小白”，但TO B业务需要和各行各业的各种人对接，需要的无疑是汤道生这样的人。

具体到腾讯云的早期业务——

一方面，他要不断夯实地盘，把最基础的服务卖出去，哪怕再简陋也好，但是能够维持住一定的业务收入，就能基本保证这个业务继续存在下去，不被砍掉。

另一方面，他要不断地观察和思考，为业务确定出一张蓝图来。有了这张蓝图，按图索骥，按部就班，一步一步来，完成整体的布局。

（图说：汤道生在2013年云平台部门年会）

对汤道生来说，这才是他最享受的工作。在别人，这是创业维艰，在他，这还是一个充满乐趣的智力游戏。

他经常跟自己年幼的儿子打比方说，这好像是一个走出迷宫的游戏。大多数人在走迷宫的时候，都是从起点往终点走。但是，如果你从终点开始，往起点走，你会发现，这个路径的分叉点要比前面一个少得多，容易得多，清晰得多，走出迷宫的概率也大得多。

“这是数学里面的思维方法，最讲究的就是以终为始。”他说。

换句话说，这就是目标决策理论。根据你要去的目的地，来一步一步沙盘推演，推导出所有的路径、步骤和节奏。在这个思维方式下，人更容易做出正确的选择——哪怕它很难，而不容易做出错误的选择——哪怕它看起来好像很容易。

对一个创业者来说，“以终为始”很好理解。但在一家堪称庞大的互联网公司里，身为一位职业经理人，要把这样的思维方式执行下去，往往容易受到方方面面的干扰，但也更加难能可贵——这其实是一种不唯师、不唯上、不盲从的独立思考的勇气，以及能力。

汤道生还记得，刚来腾讯的时候向张志东求教，张志东给他讲了一个故事。早年间，马化腾曾经要求一位开发人员如何如何，他讲完了，开发人员也听完了，但这位工程师仍然按照自己的想法做了设计，并且后来被证明是成功的。

另一个故事，干脆就是马化腾自己干的。早年马化腾打算做游戏，董事会和管理层也是集体不看好，于是他悄悄找了一个小团队，很快加班加点把Demo做出来，并且上线了。最后的结果也说明，他的想法是对的。

这说明什么呢？这说明，老腾讯人都这么干的——不要看老板的指示做事，要看老板的目标做事。

很难说，是腾讯的这种文化影响了汤道生，让他越来越演变成这样，还是说，他的天性和教育背景让他本身就有这样的思考习惯和决策方式。

可能还是后者的可能性更大。因为腾讯四万多员工，显然不是每一个人都能做到独立思考、大胆决策。不要说基层员工了，就连副总裁这个级别的管理者，也不是个个都能做到。

在美国上大学的时候，教授曾经推荐给汤道生一本书，名为《高效能人士的七个习惯》。这本书因其畅销，很容易被不明就里地视为简陋的鸡汤，但其中的一个“习惯”却影响了汤道生的前半生。

“它说be proactive，但它的意思不是积极主动那么简单。最打动我的那个点是说，你的心理状态完全是由你自己控制的，千万不要被外面的人所影响。就是说，你要学会怎么去掌控你的心智，这一点我终生受用。”

教授还推荐过另外一本书，是《跨越鸿沟》。20年之后，这本书非常奇妙地帮助汤道生确定了腾讯云业务的蓝图和打法。云、保龄球和蛋糕上插蜡烛的游戏

这是一本杰弗里·摩尔所著的高科技营销经典之作。在书中，作者提到了一个名为“保龄球瓶模型”的营销方法。大意是说，在业务推广的1和2之间，存在着一条巨大的鸿沟，但是你可以模拟打保龄球的方式，帮助你跨越这个鸿沟��

更具体来讲，就是选择自己有优势的行业（保龄球瓶），把它打穿，然后在优势扩大的行业里，一个一个延展，最终，占领整个保龄球赛道。

汤道生在云赛道上的第一个保龄球瓶，是游戏云。腾讯是全球最大的游戏公司，这是它的生态优势。

从2015年起，邱跃鹏开始担任腾讯云的总经理。他解释说：“我们在游戏方面有大量的积累，真的很了解这个行业需要什么样的云服务。我们不仅给你一个主机，包括怎么做手机测评，怎么做数值体系和游戏评级，都会打包进来提供给你。尤其是语音通话系统，从《王者荣耀》开始，已经逐步成为游戏标配的服务，每个战队玩起来的时候都肯定要用的。”

汤道生说：“游戏其实特别适合放在云上。它的生命周期比较短，铺了一个区、几百台服务器，万一下一款游戏不火了，那这些资源就浪费掉了。所以，它对于资源伸缩性的要求，天然就适合上云。”

很快，腾讯云就成为了游戏云市场的第一。

第二个保龄球瓶，是直播云。在SNG，基于QQ社交服务的实时音视频技术，一直是一个技术优势。从视频通话到群视频，再到视频直播，腾讯在这个领域所积累的IT能力，一旦直播元年到来，很快得到了爆发性输出的机会。

2017年，腾讯云牢牢占住了直播云第一的位置。

如果说游戏云的生态优势是腾讯先验的、自带的，那么直播云的技术优势就是汤道生前瞻性地布局出来的。2016年，他接受《腾讯月刊》的采访，曾经说过这么一句话：“现在还是娱乐视频，未来的医疗、汽车、零售都会用到视频技术。云的CDN也会是视频驱动的。”

2018年11月，在汤道生职业生涯为数极少的一次采访中，他曾经有些激动地回应外界对于腾讯技术能力的质疑。他说：“比如音视频领域，你怎么能够在多人实时通讯时，能消灭噪音与回声？用客户端混音还是服务器混音更省带宽？在网络不稳定情况下，怎么仍然能保持较少的延时？今天打微信或者QQ电话，到美国、欧洲，怎么确保全球通讯网络能够高效，让这些通话进行？我们最近也做了一些特定区域的接入优化，让阿联酋的音视频通讯的质量提升了很多，其实每一个小点都会涉及到很多技术细节。这些难道都不算是技术吗？”

在好几年的时间里，汤道生一直选择让云业务保持潜行的姿态。如今，我们知道他当时正在游戏云和直播云这两个领域中完成打样。但是当年，舆论对他领导的TO B业务几乎一无所知，只知道汤道生是一个重新把QQ盘活的人。

在《腾讯传》中，作者吴晓波评价说，腾讯的云业务虽然从2010年就开始做了，但一直非常低调，即便在2011年6月的第一届开放合作伙伴大会上，马化腾也不曾主动提起半句。

一直到2015年9月，汤道生在首届腾讯云技术领袖峰会上发表公开讲话。他表示，未来5年，公司将在腾讯云业务上投入100亿元。

看下来，这可能是汤道生代表腾讯云的第一次正式亮相，而且做了一个有战略意义的表态。5年投入100亿，这意味着，腾讯云已经是一个必须要拿下来的战场。

汤道生是这么想的。他研究了云服务在全世界范围内的几家头部企业，包括排名前三的亚马逊AWS、微软Azure和阿里云，以及国内的华为云，经过辨析和比较，他为腾讯云选择了自己的道路。

在中国社科院信息化研究中心秘书长姜奇平看来，华为云是1.0版本的云服务，更侧重技术云，强项是渠道。多年B端销售服务器和交换机建立起来的渠道，只要稍加转换，就可以售卖通用的云服务。

阿里云提供的是2.0版本的云服务，更偏向商业云，打法和亚马逊AWS有相似之处，都是提供最基础的服务，做好工具。但是再往上走，从流通行业进入各个垂直行业，却需要补社交，体验等方面短板。

当然，这并不妨碍他们的规模、增长和利润。亚马逊AWS业务以7%的收入，贡献了集团40%的利润，而且多年来一直是全��规模排名第一的云服务商。

“大家不要急。”汤道生说，“我们的打法不会和阿里云一样。后发者的打法一定不会是一样的。”

大概来讲，他希望腾讯云能够对标微软Azure的模式。

如果说AWS和阿里云的模式是从下往上走，那么微软和腾讯云所希望的模式，是从上往下走的。

何谓上和下？

在云领域，如果把云理解为一个整体性的服务体系的话，它大致上可以分为金字塔式的三层。最下面一层，也是最大一层，称为IAAS，是包括服务、网络、安全在内的基础设施。中间一层，称为PAAS，是基于数据和服务的一系列单个的微应用。最上面一层，称为SAAS，是包括OA/ERP、聊天软件在内的一系列的应用软件。

在这个服务体系里面，越是提供上层的应用服务，商业价值就越高，和客户联系就越紧密。反过来，提供最底层的基础设施服务，虽然市场大，但是毛利低——一般来说，这部分的预算会被企业划入成本中心，而最上层的服务因为涉及销售和获客，属于企业营销预算的范畴。在绝大多数企业里，营销预算都要大大超过成本预算。

在汤道生的蓝图里，他希望腾讯云可以以最基础的云服务为基础，逐渐往PAAS甚至SAAS层升级。这样一来，不但更具商业价值，也更能够加强腾讯和企业之间的生态连接，从而更好地把腾讯TO C的触达能力输送给企业，为更多的用户提供服务。

这是汤道生的TO B野心。腾讯云要做市场的领先者，而不只是挑战者。

他希望复制微软挑战亚马逊的故事。微软的Azure起步更晚，但凭借微软早年在OFFICE服务上打下的雄厚基础，已经对亚马逊AWS形成强有力的冲击，并助推微软市值反超亚马逊，重回世界第一。

汤道生真的不急。他有耐心，他也深知，TO B市场和TO C市场不同，不是一个唯快不破、赢家通吃的市场。2015年，曾佳欣曾经问他，我们已经把游戏云和直播云做出来了，为什么不开始做传统行业呢？

他说，还没到时候。他在等待一个拐点的出现。

一方面，从游戏云、直播云打过去的第三只保龄球瓶，是包括电商、出行在内的泛互联网行业。他还在等。他希望这三只保龄球瓶加起来，可以拿下互联网云服务市场的90%。

（图说：IDC《中国互联网行业公有云实践报告》）

另一方面，他在看，传统行业里是否能够出现一个头部客户，通过和它的合作，能够把它所在的这个垂直行业拿下。

很快，第四只保龄球瓶出现了。

2016年春节，泰康人寿找到腾讯，希望定制一个春节红包营销方案，用于保险用户的拉新。邱跃鹏带领团队，为泰康设计了一个方案，可以通过微信红包的发放，把潜在用户导流到泰康的官网上去，并且给予一定的保险购买优惠。

方案设计完之后，邱跃鹏测算了一下流量。和泰康的CTO一核对，发现只要方案一执行，泰康的IT系统就会整个崩盘，根本承接不住。这中间的承接流量能力的差距，是好几个数量级的。

于是，邱跃鹏的团队帮泰康做了一个混合云的架构。第一拨的流量，都会来到腾讯云上，由腾讯云的IAAS层帮他分担。到了用户购买保险的部分，流量会再回到泰康本身的IT系统。当然，这个原先的IT系统也经过了很多扩容。

那一年的春节，泰康的红包活动成为了保险行业的热点。春节一过完，泰康的CFO就带团队来拜访。很多保险和金融行业的公司打来电话，想知道这样一个混合云方案是怎么操作的。

通过这个口碑案例，腾讯云终于把业务的触角伸到了传统行业，而且是传统行业中门槛最高、难度最大的金融行业。不久以后，加上腾讯云为微众银行服务的案例，团队在金融云领域打开了局面。和阿里云不一样的是，阿里云因为深深受惠于移动互联网的红利，所以它的金融客户几乎全部来自互联网金融，而腾讯云则抓住了国有大银行的业务。

通过泰康人寿这个案例，腾讯云也验证了汤道生之前的业务设想——把腾讯的基础设施和各个BG的技术能力结合起来，再整合腾讯触达TO C用户的优势，形成一个真正的C TO B TO C的闭环。

“这是云服务未来的方向。”关嵩是乐逗游戏的CTO兼联合创始人，在和腾讯云合作多年之后，他对这个行业有了更深刻的认知。

他说：“我们基本每周都会跟腾讯云的伙伴保持三四次面对面的沟通。他们不断深入到我们所面临的用户场景里面，思考我腾讯云这边有什么服务是可以拿出来的，并且这几个服务怎么样可以组合起来，成为闭环的整体解决方案，来帮你去应对这个场景。”

几乎可以这么说，这个C TO B TO C的闭环，就是腾讯未来20年最大的战略。

从数据上看，2017年，IDC的报告显示，阿里云营收规模是腾讯云的四倍。到了2018年Q3财报，腾讯第一次披露了腾讯云的业绩，2018年前三季度营收超过60亿。同期，阿里云的营收合计为147.5亿元。从趋势上看，双方营收差距缩小。

我递给汤道生一张A4纸，他拿起圆珠笔，画下了这样一张架构图。虽然略显简陋和潦草，但这张图大致上就是CSIG成立之后的整体业务架构。

你会发现，它很像是一只插满了蜡烛的多层蛋糕。

蛋糕有四层，是云、安全、AI以及LBS和地图，它们意味着基础设施能力和技术能力。过去几年，腾讯云技术在基础技术方面追上了与先发对手的差距，甚至在局部有所超越。腾讯安全在BAT中首屈一指，以汽车安全为例，腾讯安全科恩实验室两次无物理接触破解特斯拉系统，技术研究水平在国际同业几乎无可匹敌；AI方面则有优图实验室和AI Lab支持，在图像识别领域，尤其是医疗AI，在2017年成为科技部认可的新一代AI开放创新平台。依托腾讯的产品矩阵，腾讯LBS的调用次数和数据量早就远远领先。

在蛋糕上面，插着4根蜡烛，分别是教育、汽车、医疗和零售。他这只是打个比方，实际上，腾讯云团队现在有总共有12朵云，分装在泛互联网、泛行业和泛政府这三大部门里。其中，泛互联网、金融、政务是量最大的三个部分。这些垂直行业被腾讯冠以“产业互联网”的概念，也成为2018年下半年最热门的互联网词汇。

按照蛋糕上插蜡烛的这个逻辑，汤道生又把CSIG的组织架构分成了两大部分。一部分是技术团队，对应蛋糕的部分。另外一部分是行业团队，对应蜡烛的部分。春节之前，他花了很多的时间和HR部门沟通，希望从各个垂直行业里招聘到更多的垂直行业专家。

过了一会儿，他又感慨说，刚才团队过来开会，还在问他，要怎么去广州找微信团队，争取开一个微信入口。汤道生大笑，说：“我支持你们去抱大腿。”

做产业互联网，工作方法和消费互联网可能截然不同。它不再是对着电脑思考，以后台决策来驱动产品的形态，而需要调动、整合大量内外部资源。CSIG的一位副总裁林璟骅，干脆在事业群年会上告诉员工，做TO B业务，出门前就要先把膝盖揣兜里，方便随时掏出来。

汤道生也做好了心态调整。他愿意承认，情感力量和人际关系会带来工作的一些积极变量。过去，腾讯公司和员工虽然被公认为温和如水，但员工内心却多少有着互联网公司领头羊的傲娇，现在，到了必须放下身段，倾听客户需求乃至教训的时候。

CSIG成立不过短短3个月，但汤道生已经完全没有任何的娱乐时间了。这天下午，接受完我的采访，他终于抽出一个小时，可以和以前SNG的老同事打打篮球。他是个业余中锋，几个月前，他的腹部被梁柱运球撞伤，这次说不定有机会“报仇”。

除了篮球之外，他似乎更加喜爱一些非对抗性的运动，比如滑雪，比如跑步，比如潜水，还比如，下象棋。这是一些只需要自己一个人就能完成的运动。这时候，他可以屏蔽掉一切干扰，真正和自己对话，进入一个纯粹的思考世界。

不知道他经常跟谁下棋，棋力和输赢又是如何。但是他的人生走到今天，已经45岁了。现在，这个TO B的世界犹如一张棋盘摆在他面前，由他来一个个落子。

落子无悔，下棋乃命运之技。汤道生身在其中，不知道他是否已经意识到了，这个棋局，不是他的机会——已经是他的命运。

所有采访结束的这天夜里，我坐晚班飞机回北京。在飞机上，又看了一遍纪录片《迁徙的鸟》。每年秋天，这些鸟从这里飞到那里，每年春天，它们又从那里飞回来。鸟儿也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要这么做，但它们无法抗拒自己的命运。

鸟的命运是，要飞，不飞就会死掉。腾讯的命运是，要进化，不进化就会死掉。汤道生的命运是，继续在迷宫里解题——不解题他也能活得好好儿的，但那个人就不是他了。

少年时期的马化腾，他曾经是个天文爱好者，痴迷于望星。汤道生在那个年纪，爱好的是数学，崇拜爱因斯坦。因为这个20世纪的最强大脑能够把那么复杂、那么神奇的事情，那么有条理地表达出来，而他在面对镜头的时候，又是那么的鬼马和富于激情。

他还喜欢另外一个人——演员罗宾·威廉姆斯。这是一位魔术师一般的演员，以擅长饰演鼓舞人心、富有感染力的“导师”角色著称。在电影《春风化雨》里，他扮演一个鼓励学生站上课桌表达自己的老师，这个角色不知感动过多少少年人。

祖父曾经给汤道生起名叫“汤济怀”，希望他济世为怀，成为一名医生。但他偏不。最后，他成了一个兼具投资思维、创业激情和职业经理人维度的商人——或者说，他成了一个腾讯人。

这个腾讯人，他好像能够把爱因斯坦的理性、罗宾·威廉姆斯的感性，一道奉献给这家公司，最后，他自己就像水一样，成为了容器的一部分。

为什么是他汤道生？因为汤道生人如其名，坚硬如水。他兼具水的力量和水的柔软，不断向前，包覆一切崎岖和泥泞。

他小声说：“将来退休了，也许去读个数学的PHD，那也挺享受的。”

念念不忘，必有回响。

真有趣。阿里云当年的第一人王坚，是个心理学家，如今腾讯云的第一人汤道生，则梦想成为一个数学家。互联网真的是一张网，它把这样千奇百怪的人物都搜罗进来，以便每天都有好故事发生。

这张看不见的网，才是真正的物种起源。既然这张网会继续生长，那么TO B or not TO B，已经不再是个问题。

对话汤道生：

如果没有梦想，早退休去度假了

雷晓宇：腾讯在TO C领域是巨无霸，需要多维度的防守。但是在TO B领域，是一个后发的位置，前面还有亚马逊AWS、微软Azure、阿里云，身边还有华为云，可能需要更多地考虑用什么办法来进攻。

汤道生：TO B与TO C业务截然不同，TO B业务发展速度相对较慢，发展周期往往超过十年以上，也许更像是马拉松长跑，重要的是定好自己的节奏，给自己设定阶段性的目标，一步步前进。

如果我们把云服务市场比喻作一场不会结束的球赛，每节双方都有多次进攻的机会，也有多次防守的需要，要得分与减少失分，进攻与防守都一样重要。在TO B领域，腾讯与各家同行各有优势与短板。所谓进攻与防守，其实就是战略的选择，进攻也许就是在优势领域比别人投入更多，防守就是在短板处尽量补齐不拖后腿。

早期做腾讯云，目标是建设好基础平台，服务好最紧密的战略合作伙伴，比如腾讯生态里的游戏客户与投资企业，做到性能高，服务稳定，价格优惠。同时，我们重点投入在熟悉与擅长的领域，比如视频直播、音视频通讯、人脸识别、安全大数据、基于微信支付与小程序解决方案等。随着互联网+受到社会重视，人工智能的发展，各行业也在寻找产业升级的机会，腾讯多个团队结合QQ与微信C端的能力，推出了针对零售、医疗、教育、汽车、旅游、民生政务等智慧产业方案。这些都是腾讯和各家同行在TO B战略上差异的地方。

回顾腾讯做游戏，其实也能看到类似的情况。早期所有游戏厂商都专注在MMORPG这个市场（注：大型多人角色扮演类游戏），虽然我们也投入了不少，但前期并没有明显突破，后来通过差异化战略，把其他细分市场（如休闲棋牌、第一身射击、横版格斗与多人竞技等）抓住，才逐步成为国内以及全球最大的游戏服务商。不过，腾讯头几年做游戏也有很多人不看好，在各种批评与压力下，有老同事早年就放弃了，也有些同事坚定地“用心造快乐”，十几年来见证了腾讯游戏的发展历史。

雷晓宇：现在的腾讯云，算是由守转攻吗？

汤道生：有攻，也有守。

雷晓宇：现在回头看，QQ空间那一仗在腾讯内部确立了一个云的雏形。但是这个云雏形走向腾讯外部，有机会长成一个云业务，好像和另外一场仗有关，就是QQ农场和开心网之争。

汤道生：是。腾讯云的启动，有一段故事。

我在腾讯的前5年，做QQ空间与开放平台。那时候，平台是最重要的，要不断发展更多用户；当时主要收入来自空间装扮的包月增值服务，大概有5%的用户开黄钻会员。我当时想，基于装扮的商业模式是否可持续？5%付费用户补贴了95%免费用户是否合理？针对那95%的用户还可以有什么商业模式，他们还有什么社交需求，愿意为��什么需求而付费？

那年上海一家叫“五分钟”的小公司开发了一款农场游戏，放在校内网上，我从同事口中了解到这款社交游戏，玩法创新，虽然服务不太稳定，但也渐受欢迎，我感觉有一定潜力。于是我们就联系了“五分钟”，说服他们把农场游戏引进到QQ空间正在筹备的开放平台上，这就是后来的QQ农场。好的创意加上QQ关系链，农场游戏一下火了，可是”五分钟”没有足够服务器与架构顶住上亿用户同时偷菜的系统压力，我们为“五分钟”重写了软件，在短短一个月内额外采购与上架了几千台服务器到我们机房来支持农场。

当时多个社交网络都有农场游戏，有些平台甚至有多款农场同时在跑，各家其实就在拼速度、拼技术、拼运营。腾讯的海量技术与架构能力让QQ农场的服务最稳定，扩容最快，玩法与功能最多，迭代最快，让这款游戏真正成了席卷全国的国民游戏，半夜起床偷菜也成为了当时的热潮。

QQ农场让我们不但拓展了更多新用户，也获得了新的收入来源，打开了开放平台的商业模式。借着开放平台，我们把更多外部游戏引进来，让社交游戏成为了QQ空间爆发的新动力。

我们开始探索，怎么去支持好合作伙伴。合作伙伴没有这么多服务器，我们给它。为此我们建立了云平台的雏形，让他们可以管理腾讯的服务器。它们没有流量，我们给它。这么多应用进来，流量要怎么分配？怎么确保用户总能找到喜欢的应用？那就需要建立一个匹配模型，基于用户兴趣与流量竞价来分配，就这样，我们建立了效果广告系统，就是后来的广点通。

雷晓宇：在CSIG刚成立一个月的时候，你有一次接受采访，特别讲说，在腾讯未来的TO B业务中，不会使用赛马机制。这个可能要解释一下，这是否定腾讯过去一个独特的内部竞争的文化呢，还是说，TO B业务本身的逻辑不适合赛马？

汤道生：的确，今天腾讯的TO B业务该不该有赛马？我觉得真实答案也不是这么纯粹与绝对的。

你有一个业务团队做得不好，有另外一个团队做得更好，难道不该鼓励吗？从一个更大的维度来说或者说，赛马不只是内部赛马，腾讯也有投资公司是做大数据系统的，也有投资公司是做AI的。有些客户，我们自己服务不了，投资公司能服务得更好，我就用投资公司。因为最终是要满足客户的需求，当你把客户的利益放在最前面的时候，你就要允许它们有选择，而不是说因为它用了你的云，就必须也要用你的AI产品或者什么别的，那就变成捆绑了。

但是的确，TO B业务比TO C又要更敏感。

如果是TO C业务，两个同样的产品去竞争，用户可以自己选择，用这个或者用那个。但是当我服务一个TO B企业的时候，你同时把两个同类的产品放在它面前，它会怀疑，腾讯你到底重视哪一个？会不会有坑？或者说，我会不会有责任？你给我两个不同价格的东西，万一选错了，老板找我麻烦、说我腐败，怎么办？它也不知道，哪一个才是腾讯真正认可的。

所以说，在企业里面做选择是一个很复杂的事情，企业的采购和消费者的采购是不一样的。消费者的决策、买单、评估，都是同一个人，但是企业的每一个环节可能都是分开的，需求方不是决策者，也不是买单的老板，有很多流程去一环一环地制约。你想，即使是A公司和B公司给它选，都要走竞标的管理体系，更别说你一家公司给它两个选择，它是会懵掉的。

所以，TO B做赛马这种事情，还是要谨慎一些，但这也不代表就不给客户选择了。也许对于不同的客户，可以帮它做选择，只要让它在获取你的解决方案的时候，是一个完整的、好的方案，就好了。

最近还有一个团队跟我提，希望它的产品是一个可视化的产品，希望能够在云上上线。但是云团队会很担心，因为我们跟一个合作伙伴合作了一两年了，它提供的一个同类产品，特别受客户欢迎，那么，我们自己的产品进去了，会不会打乱合作伙伴跟我们配合的积极性？

另外，我们的云业务不仅仅只是需要这个合作伙伴的产品，还需要它的服务能力。做TO B业务，不是你提供一个产品就好了，还需要很多能够在线下持续的服务能力。尽管我们一个17人的团队可以做出同样的产品，可是产品真正落地的时候，那几百个客户，你17个人能够服务得了几个呢？

所以，我们还是很敏感，要尊重合作伙伴或者投资公司。

但是最终，我也还是允许这个17人团队去做这个事情，但要给它一些条件，让它能够继续去做。因为我们天天被挑战说，腾讯没有梦想，自己不做产品研发，都是在做投资。我作为产品公司，不应该给团队这样一个导向：好，为了照顾一个投资公司，不做这个产品了——这也不合理。我会更鼓励，我们也能做，但是你要去思考，怎么能够解决你的落地服务的问题，或者说，你的产品更侧重于服务某些固定场景，让这些落地不需要人力的服务配置，又或者说，让一些很复杂的个性化需求的客户来选择你。总之，你要想办法建立更多差异化的点，让赛马机制可以合理地去做。

雷晓宇：《腾讯没有梦想》那篇文章，你们在总办是真的感受到这个刺激了吧。

汤道生：大家感受到了刺激，也很深地感受到，有一些问题需要解决。但同时，我们也都觉得不服气。不是我们没有梦想，我们每个人都有梦想，没有梦想早就退休去度假了。你今天就是因为有梦想，才继续在公司这么辛苦干活。

雷晓宇：你自己有没有云之梦？就是一个关于云的梦想，关于产业互联网的梦想？因为你当年在美国待了14年，在甲骨文和sendmail，就是做TO B业务的。现在绕了一大圈，又过了14年，你在腾讯用TO B的业务又孵化出TO B的业务，而且现在这个TO B的业务全落你头上了——一个14年，又一个14年，这是你的机会，还是你的命运？是不是老天爷注定了，你就是要干这个事的？

汤道生：也许我注定要长期在云里做梦，但我又有点不甘心只做云之梦。——我的兴趣太广泛了，我各类TO C产品都可以做得很high，把TO B业务一步步建立也觉得很有成就感。我觉得如果历史给了我们这么好的机遇，不把它用好，去改变这个世界，做一些有意义的事，很浪费吧。

我也知道，大家都喜欢简单的故事、清晰的人设，一听就不明觉厉。我也希望我能够有这样的表达，讲一些金句出来，然后大家都去钻研金句里的含义。但我做不到，我不是这样的人。也许我的工程师思维太深，太倾向把问题分解成多个场景，针对每个场景解决不同的问题，但这种思维方式细节太多，很难表达与传播。所以我仰慕伟大的科学家与数学家，他们总能用一条公式描述一种规律，涵盖许多现象，容易传播，容易让人记住。

你看我墙上这幅字，写一个谦虚的“谦”。这是腾讯的早期创始人Charles（陈一丹）送给我的。他当年离开的时候，给总办每个人都送了一幅字。我觉得这个还是挺像我的，比较朴素。

我其实挺想说，未来是不确定的，我对此有很深的认知，但我知道，只要不断往前走，我一定得到最好的结果——我就奔着这个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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