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摄影修行2020

这是一篇年度总结。

年度总结有很多种写法。总结这一年的大事，从影响世界的未来历史，到改变人生轨迹的转折，高屋建瓴地写成编年体史书，是一种写法；或者是从去年的目标开始切入，对自己这不起眼的人生进行毫无意义但事无巨细的总结，其中充满了各式虚假的悔恨和毫无约束力的大话。

我想试试的，是第三种写法。只写一个侧面。

这个侧面，是摄影。

我想，很多人一生中都会那种顿悟的时刻。某个瞬间，突然对某事产生浓厚的兴趣，就像打开任督二脉，浑身豁然开朗，开始乐此不疲地投入。摄影，就是一件你会顿悟的事。

摄影爱好者是个不小的群体。以至于“老法师”都成了一种亚文化名词，专指退休以后沉迷摄影的老年人。很遗憾，虽然我才三十出头，也不幸堕入“老法师”的行列。我也相信，所有摄影爱好者都像我一样，经历过某个顿悟摄影的时刻。

顿悟之后的日子，就是修行。

尼康Z6，我的第一款全画幅相机

为了记录欧洲的旅行，我和陶老师商量买一台相机。于是2016年，我们拥有了理光 GR2 。我们带它去了欧洲，巴黎和罗马，然后去了日本，京都、东京、镰仓和奈良，还用它拍摄了自己的婚纱照。凭着一开始的热情，以及瞎摸索，理光GR 2拍出的照片都还挺满意。

像很多人一样，我基于手机拍照的习惯来操作GR 2，从来没有想过相机的操作逻辑完全不一样。旅行之外，基本很少拿出它，就放在家里吃灰。2019年，身为一名文案，我决定要补足一下画面的短板——从拍照开始。

我开始随身携带 GR 2，阅读摄影公众号，网上搜索摄影学习的文章，浏览摄影论坛。经过大半年的摸索，我做出了一个每个摄影爱好者都必将的决定：升级器材。

当时的目标，是一台可换镜头相机。我认为，GR 2 等效28mm的镜头限制了我的视野，我应该从尝试不同的焦段开始学习。随着做的功课越来越深入，最后决定一步到位，上全画幅无反相机。在索尼、尼康、富士三家之间犹豫了很久，其中甚至打过徕卡的主意，最后在2020年10月26日，购入尼康Z6 和尼克尔Z50mm F1.8 镜头。

以此为标志，我这算是正式步入“老法师”的行列，因而也正是开始了摄影修行之路。

早期的马格南

接下来的内容，我不准备根据时间顺序写作。那是本流水账。我将直接写一些修行的感想。

任何一个摄影爱好者都是从模仿开始。模仿的对象，自然是以摄影大师。摄影领域充满了大师，任何一个敢在社交媒体发照片的人，都敢开班授课；任何一个发表过照片的人，都有人称其为大师。在摄影行业，大师是个通货膨胀极其夸张的称号。

这一年，我还是读了一些大师的。从摄影史上，随意写写我读过的大师吧。

首先是马格南。绕不过的名字。马格南的摄影师可能是最出圈的一群摄影师。亨利·布列松、罗伯特·卡帕等人的大名，我早十几年前就听说了。家里还有一本厚厚的《布列松自传》，当初在南昌花三百块网上书店打折买的，带来了上海，今年还重读了一遍。

马格南的早期名声主要来自新闻摄影的兴盛。二战时期，报业蓬勃发展，催生了新闻摄影师这个行业。谁都不想上战场，但谁都想看看战场上发生了什么。战地记者是极大的荣耀，至今仍然如此。马格南图片社的成立也是基于报业、新闻业和杂志的繁荣之上。

我喜欢布列松早期的作品。他似乎没有拍出什么非常杰出的报道作品，主要的历史地���来自他率先提出了“决定性瞬间”理论，并用于街拍实践中，至今仍然被许多人奉为圭臬。“决定性瞬间”，听起来和打猎很像。埋伏好，瞄准，开枪（按快门），打中就是打中，没中就是没中。

然而“决定性瞬间”还有另一层意义：在生活的某个瞬间，你抓住一张照片，这个被凝固的瞬间从当时的场景中抽离出来，提取出另一个意义。这个意义可能提炼了某个事件，可能暴露了人物的真实瞬间，可能是反映了摄影师的态度，甚至是这张照片与那个场景毫无关系。它的意义从此时此刻、此景此人中抽离出来，变成了另一件事、反映了另一层级的意义。

罗伯特·卡帕和尤金·史密斯，比布列松更能代表早期马格南的风格。他们是新闻摄影的忠实信徒，相信摄影的力量，足以产生撼动世界的影响力。他们也的确做到了。我曾在不同的历史书籍、报纸或者杂志上阅读过“水俣病”事件，尤金·史密斯用摄影揭开了该事件的面貌，改变了历史的进程。

罗伯特·卡帕开创的战地摄影师行业，在二战结束之后，不但没有衰败，反而变得兴盛。越战是一场被摄影师直播的战争，诞生了无数伟大的反战作品，紧接着之后还有阿富汗战争以及世界上各种大大小小的冲突。譬如《阿富汗少女》的作者史蒂夫·麦凯瑞，是其中翘楚。

还有寇德卡，拍摄布拉格之春而闻名的摄影师。离开捷克以后，寇德卡一生的大部分时间都在过流浪汉似的生活，直到晚年定居巴黎，结婚生子。还有布鲁诺·巴贝，今年刚过世，典型的马格南摄影师。他们这一代人的盛年，正值数码摄影诞生之前、35mm胶片的黄金是俄代，摄影是昂贵且专业的领域，发达的纸媒提供了一个庞大的影像消费市场，缔造了马格南图片社和新闻摄影的辉煌。

马格南的今天

马丁·帕尔是个里程碑。他被布列松当面嘲讽。但这不妨碍他成为马格南之中的一员，而且曾担任图片社的主席，甚至主导了马格南的转向。

九十年代开始，战争衰退、数码兴起，新闻摄影逐渐退潮。新闻摄影师跑得再快，也快不过事件当场观众的直接拍摄。曾经兴盛一时的摄影周刊《生活》杂志也退出纸媒（电影《白日梦想家》的背景就是《生活》杂志最后一期封面拍摄的故事。），情色图片杂志《花花公子》转型为一个���牌。作为新闻图片社，马格南的根基受到动摇。

马丁·帕尔拍摄的不是即时发生的新闻，而是一个个视觉项目。譬如英国度假海滩的众生相、世界各地的游客照……你看不到照片里正在发生什么改写历史、打破世界纪录之类的新闻，而是一连串的视觉纪录，并辅以统一的视觉风格以及淡淡的讽刺。

马丁·帕尔是个工作狂，出版了很多画册，每一本画册都有统一的主题，适当编排，讲述故事。自他以后，马格南从新闻摄影师的殿堂，逐渐变成当代艺术摄影的一员。他们不再是为报纸、杂志拍摄，而是为美术馆、摄影出版社拍摄，通过选题、拍摄和编辑，最后成书。

马丁·帕尔的出现打破了马格南的传统。他还担任了三年马格南图片社主席，在此期间他不遗余力推动这家图片社的转型，拥抱当下的传播环境——例如开设ins账号。

近年当红的 Alec Soth 就是典型的当代马格南摄影师。他曾经跑过新闻，拍过明尼阿波利斯的一些开业、剪彩活动，这些东西只让他厌恶。成名作《眠于密西西比河畔》，是他开车载着8

10的大画幅相机，沿着密西西比河旅行拍摄的一组照片，有人物肖像和风景，抓住了美国中西部内陆地区的孤独、凄冷和无奈。他还有《狗日子》、《尼亚加拉》、《我知道你的心跳动多剧烈》等摄影书，并且有自己的摄影出版小工作室“小棕蘑菇”，以及INS账号。

Bruce Gilden 是个纽约的街拍摄影师。纽约可能是世界上街拍摄影师密度最大的城市，而Bruce Gilden是其中最狂野的那位。他用徕卡相机和28mm镜头，近距离使用闪光灯对人脸拍摄，完全抛弃了早期马格南“尊重人的存在”的信条。

西班牙摄影师 Cristina De Middel 去年来过中国，在复旦艺术中心有一次免费的演讲。我当时去看了，没看明白。她介绍了她基于摄影���目的工作方式，以及几个作品。她的部分摄影作品比Alec Soth还更为开放，基本摒弃了拍摄现实的方式，而是走上了创造影像的道路。例如《宇航员》，她用影像重现了“赞比亚太空计划”。

今天的马格南图片社，事实上已经转型艺术摄影的代理机构。新闻摄影逐渐远去，新闻摄影记者们渐渐不再需要一个精英机构了。

作为当代艺术的摄影

聊到了艺术摄影。

2020年，我读过最有意思的一本书是《作为当代艺术的照片》。作者是个策展人，非常了解当代艺术摄影的市场。这本书将当代艺术摄影分为八大类型，按照他的思路列出了许多当代艺术摄影师。

该书初版于2004年，2014年第三次修订并翻译为中文版。这本书基本概述了当代艺术摄影市场的概况。我不想复述它，只是想聊聊我重点关注的摄影艺术家。

首先是杜塞尔多夫学派。该学派脱胎于德国奥古桑特的“新客观主义”，将类型学应用于摄影领域，主要标志是无表情、大画幅创作。贝歇夫妇是杜塞尔多夫学派的代表人物，他们拍摄了大量欧洲工业区的水塔，一律以大画幅相机、平视的角度拍摄，最后整理为系列作品，并荣获威尼斯艺术双年展的金狮奖。

贝歇夫妇在杜塞尔多夫艺术学院任教，培养了一大批顶尖当���艺术摄影家。例如古斯基，他拍摄的作品画幅巨大，拥有极度丰富的细节和简洁的视觉概念，给人以极大的视觉冲击力。古斯基的大画幅作品有“上帝之眼”的称号，倍受艺术市场追捧，基本上统治了当代艺术摄影拍卖纪录。

托马斯·鲁夫起初拍摄大画幅无表情的肖像，而后探索扔掉照相机，开始对既有影像进行二次创作。另一个同门托马斯·斯特鲁斯在全球探索各类实验室、工业领域的拍摄。还有其他杜塞尔多夫学派的摄影师，基本沿袭了贝歇夫妇开创的理念，从各个方面探索摄影的极限。

美国摄影也很快进入了当代艺术摄影的范畴。早期有F64小组，代表人物安塞尔·亚当斯成为一代风景大师，创立“分区曝光法”进入摄影教材，至今在数码暗房中仍有应用。沃克·埃文斯开创美国公路摄影，至今仍有余响。五十年代，罗伯特·弗兰克从天而降，一本《美国人》改写了摄影史。

《美国人》创作本身，就是艺术基金提供的支持。罗伯特·弗兰克用这笔钱上路，买胶卷，最后拿出了几万张照片，从中挑出了80来张，基于他对美国的印象编撰成书。罗伯特·弗兰克打破了所谓“决定性瞬间”的桎梏，甚至��在了布列松的反面，大大拓展了摄影的叙事功用。所谓摄影，不是一则新闻大标题旁边的配文，也不是杂志上一组漂亮的主题照，而是一组用影像写就的史诗。

《美国人》之后，罗伯特·弗兰克也很难再超越自我，逐渐退隐到其他领域。七十年代，彩色摄影开始攻入艺术殿堂。以史蒂芬·肖尔和威廉·埃格尔斯顿为代表的摄影师登上历史舞台，开创了“新地形摄影”和“新彩色摄影”。我喜欢史蒂芬·肖尔对于构图的理解，他的书《照片的本质》不过是一万来字，其中既有他的观点，也是用他的方式写了一次摄影史。

威廉·埃格尔斯顿不是个健谈的人。他的摄影除了好看，色彩优秀，还有美国南方的忧伤。身为孟菲斯的白人，在六十年代的黑人民权浪潮之后，在公共媒体上呈现失语，在经济上也日渐落后于美国东海岸和西海岸。这种失落是解读埃格尔斯顿彩色影像的一条暗线。

辛迪·舍曼也是从七十年代开始，用摄影表达她的艺术观念：女性、身份以及社会对女性的塑造。辛迪·舍曼是唯一一个能靠近古斯基拍卖纪录的摄影艺术家。前提是她本身是艺术家，她所做的表达是从艺术圈出发，为艺术圈了解。摄影不过是她表达摄影观念的一种手段。

杰夫·沃尔也是如此。他本来是在伦敦学习艺术的学生，依靠一幅大画幅摄影作品，试图对马奈画作进行解构和模仿，从而被艺术界关注。这一类摄影家的作品，基本是在为美术馆创作。

南·戈尔丁正好相反。她进入艺术领域的路径，基本不可复制。她是艺术圈圈外人，也跟主流摄影圈没有区别。她的摄影，出于纯粹的纪录她的生活。她生活在纽约最有活力的街区中，跟一群边缘、年轻、艺术的人为伍，用35mm胶片相机和柯达反转片纪录下她认为值得拍摄的时刻。南·戈尔丁把照片整理为幻灯片，在朋友圈播放，最后受到艺术圈的注意和追捧。

“私摄影”诞生了。与杜塞尔多夫学派无表情、客观的纪录相反，南·戈尔丁呈现了身为人类个体的情绪，用摄影逼近客体的生命体验，让摄影对象和观众产生情绪上的共鸣。《性依赖叙事曲》掀起了巨大的影响，至今仍然连绵不绝。

时尚摄影：稳定的市场

时尚摄影是静态摄影影响巨大的市场之一。尽管这个市场狭隘、保守、封闭、浮华而且高度商业化，但它的需求一直今天颇为稳定。今天，时尚业仍然需要大量的摄影作品，来售卖服装、珠宝和生活方式。

安妮·莱博维茨或许是时尚摄影师的杰出代表。她是少有能够���摄影学术圈、时尚摄影圈和亚文化摄影叙事上自由穿梭的人物。她是苏珊·桑塔格的伴侣，后者以《论摄影》一书奠定摄影学术上绕不开的地位。她为《滚石》杂志拍摄封面，在摇滚音乐成为主流文化之时，拍摄了许多杰作。后来，她进入时尚行业，开始为VOGUE、名利场之类的杂志拍摄封面，也为路易威登之类的品牌拍摄广告。

好莱坞、明星、时尚、酒会、红毯……种种类似的时尚场合，他们需要非常精美的照片，凸显摄影主体希望呈现的美丽。时尚是贩卖浮华和美的行业，摄影师是其中的一员，为其提供包装，与之共谋。

安妮·莱博维茨或许是时尚摄影师中葆有一些艺术家和知识分子气息的少数。其他时尚摄影师完全是时尚工业必不可少的一环。他们用无懈可击的摄影技术，化妆师、造型师以及灯光师一起，帮助时尚行业保持活力。

这个行业的摄影师也有一些杰出的人物。例如Richard Aventon、Helmut Newton、Guy Bourdin等人，他们在人像、静物以及创意方面的不断探索，推动公众对摄影的理解。现在，早期时尚摄影师的技术、创意和观念早已不稀奇了。

时尚业是保守的，警惕艺术观念，渴望新的创意和技术。所以他们需要不断从艺术家汲取灵感。2020年，GUCCI就邀请了 Alec Soth 拍摄一组时尚大片。而之前提到过的南·戈尔丁，她的作品至今仍在为时尚业提供持续不断的灵感。

无论如何我怎么贬低时尚摄影，但不得不承认，时尚业给了摄影师丰厚的报酬、稳定的收入，是个安全的避风港。安妮·莱博维茨的年薪高达200万美元，陈漫、张家诚的收入想必也不低。

日本摄影

终于说到了日本摄影。我需要单列一个章节，聊聊我对日本摄影的理解。

日本摄影是我的入门。它是世界摄影的平行领域，独自以自己的节奏向前发展。日本文化排外，同时也能吸收和融合其他国家的文化因素，发展出独属于自己的文化。

日本拥有世界首屈一指的光学和相机制造工业。尼康、佳能、富士、索尼、适马、理光、宾得以及许多消失了的品牌，共同缔造了日本相机工业的辉煌。虽然伴随着行业的衰退，这些品牌各自面临困境，但日本影像工业的整体实力依然处于世界顶级的位置。

随发达的影像工业而来的，是摄影文化的兴起。

森山大道可能最独一无二的存在。在世界其他地方，很难找到与他近似的存在。世界上拥有无数的街拍摄影师，纽约的威廉·克莱因也对他产生重大的影响，但森山大道几乎持续六十年的创作实践，以及日本文化施加于他身上的影响，令他的风格独树一帜。

森山大道称照相机为“复印机”，他的任务是“复印世界”。这种说法有佛教的影子。“相”一词本就是佛教词汇，意思是外形、形象。世界万相，照相机如何能拍下？所谓摄影，不过是用心相，拍下了世界。

七十年代，“挑衅”之后，森山大道和中平卓马曾经有过争论：摄影究竟是不是代表真相？彼时日本新闻界开始对照片的真实性开始讨论。同一张照片，配上不同的标题，就有截然不同的含义，甚至改写被摄客体的命运。七十年代，中平卓马因为一张照片受到批判和自我怀疑，而森山大道发表了《再见摄影》，然后扔掉照相机，过了一段放荡不羁的日子。

七十年代末，森山大道返回摄影界，带着他的“复印世界”理论，重新走上街道拍照。森山大道的文字表达能力是摄影师里数一数二的。《犬之记忆》和《犬之记忆终章》是我读过最好的关于摄影的文字，其中既有艺术创作的领悟，生命的感慨，也有关于摄影理论的指导。他或许从摄影中找到了答案。

杉本博司也是很会写字的摄影师。在日本摄影师里面，他的作品算少的。不但因为他使用大画幅相机，也因为他本身就是艺术家。摄影是他表达艺术观念的工具。我第一次看杉本博司，是在东京都写真美术馆的《写真的时间》展览上，展出了《剧院》、《远祖》和《海面》系列原作，是入展最多的摄影师之一。

杉本博司对于时间的理解，远远超过了其他摄影师。他把一部两个小时的电影，放进一张照片里（《剧院》系列），或者是想象亘古不变的神是如何看海的，所以拍摄了海面（《海面》系列）；还有为了探索雷电，在暗房拍摄静电；拍摄一支蜡烛燃烧的一生；这些摄影实践，都是在探讨时间不同的维度。日本的摄影师都有极强的佛教观念，杉本博司所表达的时间观念，也能窥见佛教的影子。

荒木经惟是个随波逐流的摄影师。他远不如前面两位那样真诚，总是表现一副纵情声色的样子，用荒诞不经的话语包装他的深情人设。所谓“天才Araki”，本来就是他和摄影出版包装出来的概念。

荒木经惟的技术真的无可挑剔。早期作品《阿幸》获得首届太阳奖。他很快转向情色摄影，可能是因为他真的太喜欢做爱了。一可以放纵感官享受，也可以表达自我，还能收获不菲的收入，这样的工作可真难得。森山大道也应日本《花花公子》之邀拍过一些全裸照片，但很快就停止了持续的情色创作。

如今谈及荒木经惟，总是会提及他的私摄影作品。但是，他其实在大量拍摄商业作品，包括给情色杂志、时尚杂志和商业广告。

荒木经惟发自内心热爱摄影。摄影是他的生命，即是拍到右眼失明，也没法放弃。他拍摄的人妻系列，有种情色类型学（杜塞尔多夫学派）的味道。然而他终究不如前面两位，尽管他也用佛教的观念来包装他的作品，“色空”之类的东西，但终究是肤浅了点。

写了太多昭和时代的摄影师。令和时代，日本摄影师仍然人才辈出，不断涌现出杰出人物。例如上田义彦、滨田英明、奥山由之、川岛小鸟、横浪修、片山真理等诸人。东京都写真美术馆《写真的时间》里，最后收官的展览是川内伦子的作品。现在仍在创作的日本摄影家里，我也最喜欢川内伦子。

关于其他一些人的看法，以后慢慢写吧。

器材

这篇文章比我预料中写得长。不讲究文字，只管写，任他泥沙俱下的记录。写到最后，当然要说说器材。

我当然喜欢折腾器材。就像开头所说，当初入手全画幅相机时，我就比较过很多品牌的器材，最后义无反顾地选择了尼康。

用一句当下摄影爱好者最喜欢说的话，我是“在买得起的前提下买最好的器材”。尼康Z6，正好是当时相比而来、最没有我无法容忍缺点的器材。索尼A73的屏幕太差，无法忍受，佳能的专业微单性能太差，富士性价比太低，而且我对直出要求不高。最后只有尼康了。

尼康Z6+Z50.8和Z35.8 这套系统用了小一年了，唯一略有不满的地方，就是镜头体积和重量如果能更小一点就好了。至于网上所说的视频太差、对焦系统不够好、没有双存储卡之类的缺点，对我来说都不是问题。

我这种入门级的爱好者，现在的摄影器材的确是够用了。但也毋庸置疑，器材是门工具，能推动摄影语言的发展。高速快门让人们看到了凝固的飞鸟，微距镜头让人看到蚂蚁的巢穴，大光圈镜头让夜景如生。20世纪初的摄影师们，多数是有钱人的后代，才能玩得起当时先进的器材，烧得起胶卷。如今相机价格大为降低，但仍然昂贵，譬如徕卡相机，我还是买不起。

去年年底，玩过一段时间朋友的徕卡M240 ，感受了徕卡镜头、黄斑对焦和M系统。那的确是过时了的一套相机系统：高感一塌糊涂，对焦超慢，跟尼康Z6一比，简直是两个时代的相机。

徕卡M系统性能落后，SL系统的重量比尼康还大。虽然徕卡直出照片仍然非常优秀，对于不愿意��研后期的人仍然有很大的吸引力。但我在财务自由之前，应该不会考虑徕卡系统了。

2020年的另一个收获是入手了两套胶片相机：尼康FE2+ais 35f2 和尼康 F80 + F50.8D。前者是手动胶片机，具有光圈优先功能，后者是发烧友级别的自动胶片单反。拍摄了几十卷胶片以后，非常喜欢那种期待冲洗出来的感觉；也喜欢各种胶片带来的惊喜。但从拍照的方便和掌控性而言，我更喜欢数码。因为有数码后期，其实更能掌控拍照的全过程。

数码后期，其实就是一个暗房。我对比了C1和Lightroom，觉得更加简单的Lightroom适合我。2020年，我开始入门Lightroom的用法。我是个很慢的学习者，经过一年的入门，也要开始了解了光影、色彩的基础理论。

结尾

这篇文章写了这么长，总算到结尾了。

我开始拍照的理由其实很简单，就是记录生活。人生如白驹过隙，时间流速飞快，不经意间很多事情一晃而过，不记录就丢掉了。

结果如你前文所看到的，我一头扎进摄影之中，差点儿把自己搞成摄影的半个研究生。希望我以后可以克制，不必太多深入，不必成为艺术家，不必拍出伟大的照片，记住自己喜欢摄影的初衷，就是记录生活而已。

毕竟除了摄影，生活还有很多面。人生海海，创作无限。归根结底，我不会成为专业摄影师。我是个文案，依靠写作广告谋生。我的生活需要工作，我的人生需要写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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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业中的富二代 | 深氪

文 | 王海璐 编辑 | 杨轩 1 大学刚毕业，王夫也去嘉实投资干了几个礼拜，就决定要走。 王夫也认为自己看透了投行人的处境：虽然外表光鲜，但实际上也是给别人打工，“天天背着俩包，也挺苦的。”他认为这不适合自己，他手头做的第一个案子、La Perla内衣的收购案还没结束，他就决定撤了。 王夫也有超出常人的选择余地——当他跟父亲表示自己“不当公子哥儿”，王夫也的爸爸，华谊董事长王中军，跟他的朋友嘉实董事长打了个招呼，就搞定了这份普通人很难得到的工作。这在富裕圈层中并不罕见，王夫也发现，一些年轻投行人是坐着“京A8”牌子的奥迪过来当“金融民工”的。他猜这都是自己的同类，“全是空降兵，从基层做起。” 接下来，王夫也做了两年个人投资，然后成立了一支风险投资基金，名为“集结号资本”。一期募资，他给20几个富二代朋友打了一圈电话，“集结”了1个亿。 中国正出现一批这样有折腾资本的年轻人：1990年代中国崛起了一大批民营企业家，如今他们的孩子都已经长大成人。他们从小目睹��父母的创业经商历程，对如何经商有家学渊源；普遍在海外留学，有国际视野；以及，有钱、有资源。 集结号创始合伙人王夫也 接班是一种自然的选择，但他们的身份出现了错层——上一代中国的中国产业结构，制造业、贸易、能源矿业、地产等传统产业占大头。对年轻人们来说，这不太酷，而且，中国产业机构正在转型，好机会更多出现在新商业领域里。 王夫也在集结号资本的合伙人付建忠，家里做的是有色金属尾矿处理的生意，年收入过亿。付建忠佩服父亲白手起家的经历，但海归背景的他干了两年后，发现自己不想绑在这家十几年的公司上，整天与矿主和国企的领导打交道。“我父亲的公司是我不太感兴趣的领域。” “我喜欢做我自己的事情。”中坤集团董事长黄怒波之子黄斯沉选择出走——黄怒波虽然以诗人的身份闻名，但他创办的中坤集团其实是一家做地产和度假业务的公司，在北京大钟寺有一个“中坤广场”。黄斯沉之后在投行干了两年，因为喜欢体育——他曾陪父亲走过北极，在零下30多度的冰面上，跟着罗盘走了7天——他三年前选择创立了一家做体育IP的公司。 生于1994年的黄静逸，父亲90年代下海，做进出口贸易、煤炭、地产。她大二就开始创业和投资，3年里掌管了5、6家公司，投拍了7、8部网络电影。她的第一桶金源于，因为长得好看，有人想找她拍电影，这启发她自己去投资拍片，4年前她拍的一部网络大电影，30万本金，最后赚了300万。 “有资源的创业者，和没资源的创业者，不是一个品种。”黄静逸说。她认为创业成功需要4个条件：有资源，有项目，有方法，坚持做下去。她认为资源和项目对普通人可能都是挑战，而对于创二代来说，需要突破的则是第四点。 虽然没成功的项目为数不少，她“选择性地遗忘”，“就算没有做成，这是我自己的问题，但我一定能在里面有收获，这是我的成长。”黄静逸说。 已经站上前人肩膀上的二代，他们的作为值得期待——80后富二代中，家里开水泥厂的王兴连续创业，现在美团已经是一家数百亿美元估值的公司；也出生于商人家庭的张旭豪则创办了饿了么，卖给阿里时售价95亿美元；家庭背景最显赫、在文化游戏产业里动作频繁的王思聪，其在投资领域的一些不错的表现也时常被人提起。 但换个视角看，富二代并没有吃苦的必要，在商业世界和创业环境中，���是一个矛盾的组合。 “投资人不投富二代。很少，因为他害怕你是玩票的。”家里有一家创立于90年底、如今年利润过亿的药企、自己在教育行业创业的王婧基于亲身经历说。 一笔500万的投资，对于风险投资机构而言很重要，但对于很多创二代而言，可能只意味着一台跑车。“亏了就亏了。怎么样了？我赔给你好了。”王婧说，富二代更多是这种心态。 2 王婧穿着一身黑色的MiuMiu套装，电脑上放着全英文的PPT，为她参与的一个留学生教育项目回国融资——在海外留学时他们发现，留学生们在择业有很多困惑。项目的创始人也是一个富二代。 “湖南大学你们怎么打？”对面的投资人问。“你们从就业办公室，还是从团委入手？” “当时我就懵了，我都不知道这是啥。”王婧对36氪回忆说。 投资人用“不接地气”形容他们的团队。并把这四个字拆解为几个方面：你们团队比较年轻；你们不了解中国市场；业务结构单一，留学生的细分市场太细了…… 40多天里，他们连续见了几十个投资人，结论都差不多。最后，创始人动用家里的资源，找到了两家基金联合投资了500万美金，这个项目才启动。 “不接地气”的生活，王婧在美国的时候习以为常。那时候她开一台兰博基尼，纽约哪个大牌上了新一季的包包，她就和身边的小姐妹一起去拿货。每周她都参加party，在会所或是朋友家，一推门满屋子鲜花和香槟。年轻、有钱的女孩们个个穿着精致，炫耀美丽和财富。 “很浮夸，（就是）你能想象到的，Ins上的那种生活。”王婧说。 从美国回来，王婧打包了四十多箱衣服、鞋子、包，海运了4个月才到上海，她没时间整理，箱子运过来完完整整摞在角落。上海空气潮湿，过了很长时间她才发现，几双缎面镶着钻扣的鞋子、香奈儿的羊皮包和羊绒外套都长了霉。 刚回国的时候，王婧很不适应。他们在上海杨浦区一处联合办公空间租下6个工位办公，电梯间包着木板，站在她身边的常常是扛着建材的工人。上海常下雨，她的鞋子不是皮底就是光底，每隔几个星期就会废掉一双。 富裕生活所养成的惯性，王婧发现，在她创业之后，特别是面对投资人的时候，是一种无形的负资产。 黄静逸上大学的时候，曾经和朋友合伙做了一个服装品牌。她投资100万，请了迪奥的设计师，做了几百套衣服试卖。定价的时候，她跟圈子里的朋友做“市场调研”：“一件衣服卖2000块钱，是不是太便宜了？”她自己穿衣服，经常也要1、2万一件。 “太便宜了！”她们都告诉她。最后，她发现衣服做出来真的就只有她们买。 服装的项目持续了1年多，一直销不掉。黄静逸不愿意降价处理，宁可堆在仓库。最后这些库存成了她和助理的私人衣橱——她的助理，也是她的合伙人之一，家里是做地产生意的，后来和黄静逸合伙创业。她们拿了一部分送人，剩下的自己穿，半年没买新衣服。 黄静逸承认，那个时候她不懂市场。“他们说我不接地气。我一直认为我在市场里，后来发现我不在。” 创二教育创始人黄静逸 和王夫也一起成立集结号之前，付建忠也曾经和一帮英国留学圈的富二代朋友，在广州有过一段短暂的创业经历。他们做的是一个企业给员工发福利的电商平台。大概的模式是：企业向员工发礼品卡，员工用礼品卡在他们的平台上选购产品，商家可以给企业提供优惠。 因为合伙人家里在广州当地“很有背景”，他们很快拉来本地一些大企业作为种子用户，和商家的合作谈的也很顺利。但资源消耗完后，项目的增长遇到了瓶颈，促活成了大问题。加上股权分配上的理念出现了一些不一致，他最终离开了这个团队，回到了北京。 在付建忠看来，很多富二代选择创业，是因为既不想毕业就回家接班，又不想打工，因此管家里要了一笔钱，热情高涨地说要创业。遇到挑战了，才发现创业原来这么难。 上一辈则没有放弃的可能。付建忠记得，他上中学的时候，有几年房地产泡沫，父亲的工程队很不景气，父亲下决心转型，自主研发有色金属尾矿处理技术。这项技术最初的研发和推广都很难，有一次父亲出差2周，回到家瘦了一圈，两鬓都白了。他最佩服父亲的地方，是从未停止创新，每年都会把技术重新迭代一次，现在已经有五个版本。 付建忠最终离开了这个团队，回到了北京。 3 回到北京后，付建忠有一阵子经常泡中关村创业大街的咖啡馆。 那时候正值创业大潮。很多项目几个月内估值连翻数倍，投资人退出回报几百倍。暴富的消息不断刺激着创业者。付建忠也被大潮裹挟着开始看一些项目，他觉得，这比父亲的生意有意思多了。 付建忠在英国留学时就认识王夫也，王夫也当时也做了一些一笔三五百万的投资，后来觉得，用自己的钱投资风险承担能力低，不如募一支基金。钱来自富二代朋友们，他们跟这些年轻的LP们说“不保底，亏了别赖我”，而投资的方向是新消费、新内容、新技术。 一期募资靠的是哥儿几个“刷脸”，“但脸不能一直刷下去”。压力的核心是要对业绩负责。投资的工作看起来轻松，但在起步阶段，他们为了了解市场，常常一天要看5、6个项目。 不幸的是，市场那是开始泡沫化。他们是一支新基金，找项目的渠道有限，还遇到了一些不靠谱的FA，跟着投了一些烧钱的O2O、社交类项目，为此交了不少学费。 “那会你不懂嘛，但是因为吃了这些亏，你就懂了。”王夫也说。渐渐地，他开始知道市场里哪些人、什么CEO是靠谱的，在早期投资市场上，找到靠谱的人是关键。最近一起看世界杯时，王夫也几个会一起看球的投资圈朋友没能来。中国的一家二手车公司在美国上市，他们去纳斯达克敲钟了。 集结号一期基金的投资项目、孵化器“将门”的年会上，邀请了百度总裁张亚勤，中关村银行董事长郭洪和王夫也上台演讲。前两个老同志把将门夸了一通。轮到王夫也，他举着麦克风开玩笑说：“我觉得将门牛，我更牛逼。” 集结号刚成立时，他们没什么找项目的渠道，到微软加速器“蹭”项目看。将门3个联合创始人，原本都是微软加速器的高管，后来就被王夫也“忽悠”出来另立门户。将门天使轮融资，集结号投了2%，王夫也个人也投了一些。 “我给你十趟去微软的机会，你能发觉这个团队的价值吗？有价值，你能把他们聊出来吗？那是我的嗨点。”王夫也说。 王夫也个人投将门项目的钱里有80%是代替王中军管理的资产。现在，王中军也会问王夫也，投资的门道是什么。集结号做了两年之后，王夫也在2016年出任了华谊的董事，兼任华谊投资部负责人。 同年年底，集结号二期募资2亿，王中军个人投了1亿，另一个主要的投资者是五星控股董事长汪建国。付建忠告诉36氪，他们也跟一些母基金聊过，对方要求退出业绩，这对于成立时间不长的新基金而言条件比较苛刻。反而是产业大佬，有资产管理的需求，对他们更宽容，也会给资源协同。 付建忠也会用父亲的钱做一些个人投资。父亲从前还会对他“说教”，自打他们合伙成立了集结号，他就不再干涉了。他弄不懂风投的逻辑，索性不再过问。 “我一度还挺失落。他可能觉得，我做的这行，他已经不太懂了。”付建忠说。 传统商业向新商业进化，新的生意和打法，旧时代的英雄们已经有些眼花缭乱。 黄斯沉第一个体育赛事IP为“X-Mudder泥泞障碍赛”——这是黄斯沉在美国体验过的一项小众运动，参赛者需要在泥地里跨越障碍和关卡，完成挑战。黄斯沉认为，类似的障碍赛在中国市场是空白。 造IP是件挺难的事情。“X-Mudder”2016年第一次在北京以外的城市落地。黄斯沉两天之内跑了五个城市。早上在深圳，下午去广州，晚上飞重庆，第二天去成都与合作伙伴回合，晚上回北京。如果按照黄斯沉的设想，靠卖IP授权挣钱，这是一条很长的路。 做到第3年的现在，X-Mudder北京站在奥森公园办了一场，现场来了几千人，规模是最初的十倍多，业务在增长，但新融资还没有着落。黄斯沉拿着对讲机盯场，在接近40度的大太阳地里跑前跑后。 史克浪体育创始人黄斯沉 黄斯沉不愿意谈父亲的企业，觉得让职业经理人管挺好的。但他羡慕他父亲那一代的企业家，身边能有几位跟随十几年、二十斤的老部下。而全民创业某种程度上造成了企业中层力量的缺失。在传统企业，新员工进公司往往有个“师傅”指导，他们在公司呆上3-5年，熟悉业务，和同事培养默契，然后获得晋升的机会，逐渐坐上管理岗。而现在的企业，新员工来了又走，普遍干不久。很少会有人在一家企业为自己做5-10年的规划。 黄斯沉正在学习如何管理：他希望给同事们营造平等对话的环境，但面对类似一个销售员3、4个月没开单的情况，他也要拿出老板的态度。近期他的一次反思是，新的赛事产品上线，本该参与内测的人失职了。黄斯沉发了火。他把他们叫到办公室，往墙上扔了一只杯子。没有伤到人，但可能伤到了自尊心。 王婧现在已经不穿真皮底的昂贵鞋子了，改穿球鞋。不久前，王婧和创始人在北京SKP约客户谈事情，想到很久没买衣服了，到商场逛了一圈。结果发现“太陌生了”，最后什么都没买，回去开会了。 创业以来，王婧感觉自己和从前的生活脱节了。她现在每天9点钟上班，经常工作到11、12点。早晚她会到健身房游泳或是做器械——不是为了保持身材，而是为了保持精力，工作能够专注。 王婧已经很少去穿着昂贵的纯社交场合了。这一方面源于，她20万年薪，收入降到原来的五分之��。“之前就是party，我就是需要party和出去拍照片。”另一方面，“人家也都不带我们玩了，觉得很无聊，你们天天也很忙。” 王婧考虑着，回去帮帮父母。去年过年，她陪他们跟集团的CEO、财务、人力和车间的高管一起吃了个饭。他们跟她聊医药集团业务，她则跟他们聊创业，他们取得的成绩和磕磕绊绊。 年轻的管理者想要服众，就要能跟她从小叫叔叔、伯���、在这家90年代成立的公司里工作多年的高管们能对等交流。王婧参与创立的这个教育公司，已经拿下3轮融资，创业经历是王婧的筹码。 王婧认为，药厂们都盯着想把实验室研究成功商用化，AI的场景化运用可能是市场的新机会，但也蕴含巨大的风险。王婧如果回去掌舵，探索新方向的重任就落在她的肩膀上。  王婧认为，二代接班，比较成功的案例是新希望集团刘友好的女儿刘畅。“虽然你不知道她做什么事情。你能看到的是公司业绩的增长。” 一位投资人对36氪说，现在“工业4.0”、工业自动化的兴起，某种程度上也跟“二代”的视野、改造父辈企业的强烈愿望密切相关。 4 在美国做留学生市场的时候，王婧接触过一些年纪更小的富二代。家里的背景有大型地产公司、政商集团、能源国企，到煤老板，高利贷主……她认为那个年龄的孩子，很骄傲，也很焦虑。他们有享乐和炫耀的诉求——她将这种攀比的心态，概括为大部分富二代在成长期，父母忙事业，从小缺少父母的关爱，因此长大以后，希望从群体中获得关注和认同。 他自己就是如此，小时候父母经常忘记接他放学，有一次他在路口等了4个小时，卖烧饼的老伯收了摊，把她带到派出所，警察给她父母打电话接她回家。开家长会，她家里从来是其他人做代表。有一次父亲难得去了，原本应该去高中，结果去了她初中的学校，回来跟她说，“哎呀，你都念高中了。” 但在狂欢结束之后，这些富二代们也会思考，自我的价值在哪里。“我可能一辈子都达不到我爸那样，那我怎么定义我自己。” 黄静逸认为，富二代的成长是分阶段的。早期可能是炫耀、攀比，以此找寻一些同类。然后有一部分人会“觉醒”，开始工作、创业，证明自己。每次听到圈子里年纪小的二代，抱怨不喜欢被称作二代，黄静逸就忍不住反驳：“没有你爸妈，你是什么？你想让别人看到你的能力，今天先把你的能力拿出来。” 最近，黄静逸投拍的一部商战电影，刚刚在院线上映。这部电影原计划6个月上，因为拍摄延期及后期审查问题拖了2年，预算超支一倍多。这也让她明白，“世界不是像我想的那样。就算我想对了80%，还有20%是不由我控制的。”黄静逸说。 失败就失败了，黄静逸相信自己未来一定会成功。毕竟，对于中产而言，创业失败了可能直接跌落到社会底层。而创二代失败，交一笔学费就够了。 王夫也能够理解父母的难处。他5岁之前没怎么见过他们，6岁被送到寄宿小学，13岁送到英国留学，调侃自己是“吃百家饭长大的”。“你要知道他忙的意义。他如果不忙，没有我现在的生活。我蛮感恩的。我觉得这社会，一定是有报有还。” 对自己是否能像父辈那样成功，王夫也给自己定的目标是“不败”。华谊正从影视扩张到实景娱乐等领域，他知道转型需要阵痛，给自己设立的底线是，“一定要在牌桌上。” 王夫也认为大众对于富二代有误解，“开个车觉得自己牛逼大了那种，不叫二代，叫小康。” 集结号资本创始合伙人付建忠 在家里的尾矿处理企业工作时，付建忠到太原出差，落地后坐了几个小时的车到矿上，漫天风沙，和他年级差不多的工人们眯着眼睛干活。中午他和他们一起吃饭，就在临时搭的棚子里摆上几张饭桌，砖砌的灶台里生着火，大铁桶里白菜炖豆腐，十几个工人就着馒头吃。 当晚，付建忠飞回北京，参加一个朋友的生日party。国贸三期云酷酒吧，十几个年轻富二代推杯换盏，一瓶酒几千块钱。付建忠高处看北京，那一刻他觉得，这个世界还挺魔幻的。 几年前，父亲的父亲曾经要送他一台200万的超跑，年前订了车，但等配置的过程中，父子俩吵了架，父亲一怒之下退了车。后来父子俩关系缓和，约着在北京见面。当天，父亲开着那台车来了，“你现在干的还行，车奖励你。” 付建忠挺感动的，但现在他已经把那台车“处理”掉了。他现在创业，用不着这台车了。采访这天，他身上穿一件黑色T恤，说是在网上花了100多块买的。 这辆跑车前一半的故事是，他还在父亲的公司上班时，一次父子俩大吵一架，他把银行卡、车钥匙通通扔到父亲面前，告诉他“我不干了”，然后搬出家走了。之后他自己找了个咨询公司的工作，有了一点储蓄，就买了新款的ipad、单反镜头，给父亲寄了过去。“我就想告诉他，我干得还行。” （应采访对象要求，王婧为化名。36氪作者刘旌对此文亦有贡献） http://dlvr.it/QZyBfq