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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dependence-of-mind · 5 years a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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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何时自称“炎黄子孙”？| 短史记

作者：谌旭彬 2015-09-18

摘要：中国人开始普遍自称“炎黄子孙”，“黄帝”成为国人的“共同祖先”，其实是很晚的事情，与近代的救亡图存运动有关。

帝制时代与“黄帝”有关的攀附或排斥，都只是皇权游戏而已

日前，围绕“黄帝祭拜”，发生了一场论战。论战双方，身份横跨政学两界，虽然都承认“黄帝是整个民族公认的标记和符号”，却各秉“学术”见解，一方主张祭拜应去“黄帝故里新郑”搞，另一方则主张应在“陕西黄帝陵”办。①

回顾黄帝成为“整个民族公认的标记和符号”的历史过程，不难发现，这种争论其实没什么意思。

1、为大一统王朝的“维稳”需要，《史记》将之前所有帝王及部族都说成“黄帝”的血脉

“黄帝”这个人物，最早出现于战国时代。

春秋以前的文献，像《诗经》、《书经》，所载最古老的帝王是禹，没有黄帝；稍后一点的《论语》、《墨子》、《孟子》，所载最古老的帝王，是尧、舜，也没有黄帝。②

到汉代，司马迁父子综合战国以来对“黄帝”的各种描述，出于“五德始终说”的现实政治需要，才将其当作帝王谱系的第一位，写入了《史记》当中。

此外，《史记》还以“黄帝”为始祖，构筑了一套“完整”的帝王血脉传承体系，不但尧、舜、禹是黄帝后人，连被视为“戎狄”的秦、有“蛮夷”之称的楚，与西汉连年交战的匈奴，都不例外。

略言之，《史记》中所有的帝王及部族，都是“黄帝”的血脉。

这种刻意给所有部族提供一个共祖的做法，显然是为了满足大一统王朝“维稳”的需要。③

2、“蛮族”政权进入中原，常抛弃祖先传承改称黄帝后裔；但后金、蒙古、满清拒绝这样做

《史记》开此先例之后，新兴的“蛮族”政权一旦势力深入中原，也常选择抛弃原来的祖先传承，转而宣传自己是“黄帝”后裔，以弱化外族征服者的身份。

像鲜卑慕容氏，“自云高阳氏（黄帝嫡孙）之苗裔”；建立辽的契丹，自称“炎帝之后”、“轩辕后裔”。

唯金之女真、元之蒙古、清之建州，都无意自诩黄帝之后，甚至公开拒绝中原士人所��出的改认祖先以利统治的建议。④

这种拒绝，既因为其自身统治实力强大，也因为帝制时代中国的政治重心，不在“黄帝”，而在“孔子”；不在种族血脉，而在儒学传承。

譬如雍正、乾隆都强调：“华夷之别”只在于文化，与种族无关。

上述种种与“黄帝”有关的攀附或排斥，都只是皇权游戏。

中国人开始普遍自称“炎黄子孙”，“黄帝”成为国人的“共同祖先”，其实是很晚的事情，与梁启超等人的救亡图存活动有密切关系。

（图注：民国历史教科书中的几种比较主流的黄帝肖像图）

近代，“种族主义救中国”思潮兴起，“黄帝”遂成为国族共祖

在“戊戌维新”之前，梁启超等人的救亡法宝，仍然是孔子及其儒学，只不过他与康有为把儒学改造成了“儒教”，认为经过“康党”改造过后的“儒教”，可以与西方的基督教相抗衡；

其目的，也是“治天下，而非治一国”，梁启超说得最明白，“我辈宗旨乃传教也，非为政也；乃救地球及无量世界众生也，非救一国也。一国之亡于我何与焉”—— 我们的核心工作是传教，不是从政，是拯救世界，大清国的存亡一点都不重要。④

1、戊戌维新失败后，梁启超等人接触并信奉“种族主义”，“黄帝子孙”的说法开始盛行

维新失败后，梁启超等人流亡海外，眼界稍有开阔，救亡的法宝，逐渐从“孔子”和“儒学”，变更为“黄帝”和“种族主义”。

不过，梁启超等人当时的“种族主义”思想，在今天看来有许多很荒唐的地方。

譬如，1897年6月，梁启超在文章中写道：“彼夫印度之不昌，限于种也。凡黑色、红色、棕色之种人，其血管中之微生物，与其脑之角度，皆视白人相去悬殊。惟黄之与白，殆不甚远。故白人所能之事，黄人无不能者。日本之规肖西法，其明效也。日本之种，本出于我国。”⑤

康有为的“种族主义”思想更极端，他认为只有白种人和黄种人有资格谈平等，至于那些“性情太恶”的棕、黑种人，应该“饮以断嗣之药绝其种。”⑥

既倡导种族主义，“孔子”自然不合用，所以“黄帝”应运而兴，1899年，康有为在加拿大对华侨演说，开口即称：“我国皆黄帝子孙”。

2、维新派口中的“黄帝子孙”包括满人在内；革命党人则拒绝承认满人是“黄帝子孙”

不过，康、梁口中的“黄帝子孙”，和革命党人口中的“黄帝子孙”有所不同。

康、梁认为，从种族、血统上来讲，满、汉同属黄帝的后裔。

但革命党人拒绝承认满族是“黄帝子孙”，邹容公开说满族乃是“西伯利亚人种”，章太炎说则强调纯血统的黄帝后裔不存在，黄帝后裔指的是被华夏历史同化的所有种族，但满人拒绝同化，高高在上以外族统治者自居，所以他们不能算“黄帝子孙”。⑦

（图注：抗战期间国共两党同祭黄帝，图为蒋介石手书“黄帝陵”，见题图）

3、受西方学者影响，章太炎、宋教仁、梁启超等人还曾“论证”黄帝的家乡，在遥远的巴比伦

值得一提的是，当时维新派与革命党知识分子，之所以对“黄帝”情有独钟，还有一层很重要的背景，那就是这些流亡知识分子，在日本接触到了拉库伯里(Terrien de Lacouperie)的学说。

拉库伯里认为，“黄帝”其实是两河流域的一位君主尼科黄特（Nakhunte），后率部族东迁，越过昆仑山，辗转来到中土定居。

这种“黄帝西来说”，正可以弥补当时受种族主义影响极深的中国知识分子，在面对西方文明时的自卑感。

所以，1903-1905年间，章太炎、刘师培等学者甚至专门撰写了论文来“佐证”黄帝的家乡，就是在遥远的巴比伦。

宋教仁、梁启超也积极宣传这种观点。

不过，到1907年，出于现实需要，章太炎又迅速抛弃了这种观点 —— 章的解释是：如果承认“黄帝来自巴比伦”，中土原是苗人地盘，那么，汉人排满是正义，苗人排汉也就同样是正义了，这对排满革命不利。⑧

虽然“黄帝”究竟是不是巴比伦人，近代知识界一直要争论到1930年代才告一段落（并无结果），但清末民初的这场“种族主义”救国潮流，确��将“黄帝”迅速抬上了“国族共祖”的地位。

滔海志士陈天华曾在黄帝的肖像前如此恸哭：“哭一声我的始祖公公，叫一声我的始祖公公，在天之灵，能不忧恫？望皇祖告诉苍穹，为汉种速降下英雄。”⑨

4、到1920年代，“黄帝”作为“国族共祖”，其存在获得官方保护，持质疑立场��教科书被禁

历史进入1920年代，“种族主义救中国”渐被纠正为“民族主义救中国”，“黄帝”的“国族共祖”地位也愈加不可动摇。

1929年，顾颉刚在商务印书馆出版的《中学用本国史教科书》被国民政府查禁。

原因是他以一个历史学家的较真精神，在书中认为“（黄帝）实在的事迹，还是暧昧难明，……或许是后来的人推想出来的一个奠土建国的古帝”，结果引来国民政府考试院院长戴季陶的震怒。

戴认为：“中国所以能团结为一体，全由于人民共信自己为出于一个祖先；如今说没有三皇、五帝，就是把全国人民团结为一体的要求解散了，这还了得！”⑩

至此，“炎黄子孙”这一概念，获得官方保护，成为定论。

（图注：抗战期间，国共两党曾共祭黄帝，图为毛泽东撰写的祭文）

注释：

①《西安副市长方光华撰文反驳许嘉璐（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会长）：对黄帝的国家祭典应在哪？》，彭湃新闻，2015年9月17日； ②日本学者中道敏夫《三皇五帝夏禹先秦资料集成》对73种先秦文献做了数量化处理，统计得出：“黄帝”在文献中共出现950次，若加上“轩辕氏”等异称，则有994次（含《黄帝内经》497次），具体而言，始于《逸周书》（2次）、左传（2次，另有异称2次）。这些文献都出现在战国时代； ③“五德始终说”源于战国思想家邹衍，其理论简略言之，认为王朝的兴替，是按照金木水火土五行相克循环，譬如金克木，属于“木德”的王朝走到尽头，就必然被属于“金德”的王朝取代。汉武帝时自认本朝属于“土德”，所以往前推演，秦乃“水德”，周乃“火德”，商是“金德”，夏是“木德”，在夏之前，必须还有一个属于“土德”的朝代存在，才能完成一个五行循环，才能证明汉代的合法性，黄帝遂成为帝系之首，《史记》称其“有土德之瑞，故号黄帝”； ④王明珂，《论攀附：近代炎黄子孙国族建构的古代基础》，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2002年第3期； ④丁文江，赵丰田/编，《梁启超年谱长编》，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P39-40； ⑤梁启超，《论中国之将强》； ⑥康有为，《大同书》； ⑦章太炎，《驳康有为论革命书》； ⑧孙江，《拉克伯里“中国文明西来说”在东亚的传布与文本之比较》，《历史研究》，2010年第01期； ⑨陈天华：《黄帝肖像後题》； ⑩顾颉刚，《商务印书馆和我的史学研究》。另：“炎黄子孙”中之“炎帝”，在该概念的流变过程中长期处于“黄帝” 的附属地位，故本文略而不论。

原文链接

#短史记 #炎黄子孙 #儒家 #梁启超 #康有为 #戴季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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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ekyll-hong · 5 years a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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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自《中国革命的悲剧》

在这些落后的国家中，没有一个「资产阶级」革命的任务，能在「民族」资产阶级领导之下得到解决，因为「民族」资产阶级之很快产生，是在外国势力的支持之下，故对人民而言乃是一个异类的或敌对的阶级。他们本质上是此种资本的代理人。

殖民地的小资产阶级，即从事于手艺与小买卖的人，首先成为与外国资本作势力悬殊的斗争的牺牲者，他们在经济上衰落至无足轻重的地步，成为非阶级的与赤贫化了。这等人要起一个独立的政治作用，那甚至连想都想不到。

农民，这个数量最大，最原子化，最落后与最受压迫的阶级，能进行地方性的暴动与游击战，但需要一个比较前进的与集中的阶级的领导，好使这一斗争高升到一个全民族的水准。

普列汉诺夫认为：俄国要继续进行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斗争，必须建立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政制。资产阶级的革命由无产阶级联合自由资产阶级来完成，并由此替资本主义的发展清除道路，经过几十年之后，在资本主义发展的较高水平上，无产阶级直接与资产阶级斗争，完成社会主义的革命。

列宁反对普列汉诺夫的思想，他认为：建立「无产阶级与农民之资产阶级民主专政」是唯一的方法。

买办阶级，即外国资本在中国市场上的经纪人。最先是由地主派生出来的，他们从对外贸易中积累起来的新财富并没有投放于资本主义的企业，而是投放于土地中。他们的利润不仅化成土地而且化成为借给农民的高利借款。

帝国主义的压迫产生了新的改革和革命运动。这些变革的新势力发展于中国社会的上层中。��着这个阶级的财富积累，按照事物发展的常理，会刺激他们去努力站在自身立场上和外人竞争。

1895年之后，两种不同的思潮支配了中国的政治生活。第一种思潮希望改良满清皇朝，使它适应新的要求，转变为一个类似于英国的君主立宪政府。第二种思潮则鼓吹推倒满清皇朝，仿照美国或法国的方式建立一个民主共和国。

1911年的辛亥革命没有浮现一个能够领导国家转变的阶级。中国资产阶级与土地半封建利益之一致性决定了它无能引导农民走出困境。农民群众则在推翻满清皇朝中没有尽一点作用。他们的消极态度使各省的旧军政机关能够保持原状，只不过废除了朝代称号和长辫子罢了。

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反对皇朝的战略从来就无法取得一种民众运动的形式，原因就在他们所代表的阶级，经济上不成熟，政治上又无能。

中国的农村经济具有如下的主要特色：

土地所有权愈来愈急速的集中于人口中数目愈来愈少的一部分人的手中

多数土地权限让渡于住外地主、政府官僚、银行和城市资本家，这些人操纵商业资本，而商业资本则经过地方商人和高利贷者而深入最僻远的村落，但地主、官僚、银行和城市资本家回头又受外国金融资本及世界市场制度操纵和支配；

农业生产之失序和衰落，这些由于愈来愈细分的土地之不经济的利用，最落后的耘耕方式之保存，地主、高利贷者和国家之苛捐重税，饥荒、水灾和旱灾之肆虐，以及军队举行的内战，这些军队是由那些被收夺的农民扩充起来的。

解放土地以供更大的生产用场已成了任何复兴和苏生中国经济的努力的必不可少的第一步。但这一点要能够实现，只有整个国家经济同时解放，按照其需要来发展和调整本国的资源。但只要帝国主义经济和特权保持一日，这一点也永远办不到。

中国的农民运动总是以农民内部之重新分层而告终，因为叛乱的农民并不是追求一个新社会，而是追求一个新朝代。

在20世纪的中国，资产阶级不能解放农民，因为资产阶级生长的特殊条件及迟缓性，直接剥削农民的正是它。农民忍受地主、商利贷、商人、银行家、军阀、收税吏和地方官僚的掠劫。这些剥削者的利益混合在一起并成了整个统治阶级的连带利益。

孙中山排斥阶级斗争��反对群众参加政治生活，企图藉军事手段来完成他的革命计划。他的「民族主义」没有指出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他甚至答应帝国主义列强，凡是他们用武力向亡清勒索的酬劳物和特权均予保留，并答应由民国担负偿还他们的借款。他的「民权主义」主要是规定一个「训政」时期。在这个时期内，开明的领袖将指导黑暗和贫穷的群众朝向自治的光明。这与人民获得政治权利和自由的观念没有丝毫共通之点。他的「民生主义」所包含的政治思想有两点：一是关于中国经济未来形式的重大问题，二是关于土地与农民的普遍问题。他提倡「节制资本」及「平均地权」，「节制资本」可使中国免除资本主义之害，而「平均地权」的目的是把窒碍中国农村的不均现象加以调整。

中国共产党于1921年7月在上海开第一次代表大会，与会代表均来自非常不同的背景。无产阶级分子甚少。许多都是受了新觉醒运动激励的小资产阶级民族主义者。阶级斗争它的压力迫使他们走入许多不同的方向中。有不少人或受感情牵引，或受无政府主义的学理蒙蔽，旋即离开，走入资产阶级阵营中。

起初，中国共产党的干部主要是学生。后来从工人队伍中选出的逐渐多了起来，但他们受的教育乃是纯资产阶级国民革命的，而并非无产阶级革命的教育。他们的活动和他们的宣传只限于完成资产阶级所能接受的反军阀和反帝目的。

近代中国的农民运动是彭湃在广东东江的海丰一手培养出来的。海丰农会成立之后，这个新组织的一个宣言说，「认为地主的土地是买来的，这不是真情。现在地主的父亲和祖父是用武力从农民夺来的。即使假定土地是买来的，付钱也不过一次，但地主每年从土地收租已有几千百年了……地主不劳而获得大部分收获物。我们和我们农民的先祖在这块土地上耗去多少金钱和血汗呵！」

中国资产阶级宁愿在利益分沾的基础上与外人妥协，这一点是符合于整个阶级的利益。国民革命的根本目的是建立一个新的资产阶级政权，这个政权较之军阀制度更强固、更稳定。

国民革命军的北伐胜利与群众运动的广泛扩展相配合。在湖南，11月末，工会从5县发展到40县，会员从6万增至15万。在武汉，占领的两个月内，已有30万以上工人和店员参加200多个工会，这些工会均统一在湖北总工会的旗帜之下。

更惊人的是农民运动的增长。11月来，湖南省有54县组织农民协会，登记会员总数有1071137人。1927年1月，这个数目已超过了200万。农民最先要求减租，废除苛捐杂税，及要求武装反对乡绅。乡政多数落在农民协会手中，而且在湖南很快便采取从拒纳一切租税以至公然没收土地的步骤��

托洛茨基极力主张要组织「苏维埃」来领导和保障各省的土地革命。组织「苏维埃」就是真正在城乡中产生群众运动本身的可靠机关。工人、农民和士兵将用民主办法选举他们自己的代表，自行统一在共同的代表会议里，这些代表会将与正式政府的机关并立，保证土地斗争及反军阀反帝的斗争不受迫害。

武汉的国民党「左派」与南京的国民党「右派」之间并没有什么阶级矛盾，实际上是代表同一阶级的两个力量集团之间的竞敌而已。

在资产阶级看来，南京政府的成立已预示了一个政治工具的出现，这个新的政治工具，将格外有力地服务于他们的利益而非是工人的利益。

在农村中，农民的裁判是迅速和简单的。在大多数场合，他们对地主及其仆从处以重大的罚款或判处徒刑。当地的农民委员会，以主席团的资格出席农民的群众大会，执行裁判。

在城市里，工会中的工人执行裁判，维持地方秩序。纠察队穿着蓝色土布制服，携带的武装往往是木棒而不是步枪。工会兴办学校，保护女工权利，庇护那些逃出来的婢女，组织失业救济，尽可能揭发、追捕反革命分子。

在武汉的所有「左派份子」中，只有邓演达和宋庆龄公开脱离。邓于7月6日写道：「……我们想利用军阀，但我们却被他们利用了」。宋庆龄则宣称国民党已变成「军阀手中的工具。它不再是替中国人民谋未来幸福的活力，它将来一定变成一个傀儡，压迫的代理人，寄生于目前奴隶制度上的寄生虫」。

群众运动的失败不能仅仅以其物力毁灭的程度来测量。此事所造成的精神上和心理上的颓丧，无限的加深了反革命的效果。在城市里，工人成千成万的脱离共产党。工人们用自己的方法来惩罚这个致令他们失败的党。假如共产党懂得如何去估计这次悲惨失败的原因，并根据这一估计，重新集合它的力量，重新走到工人里去领导他们的防御斗争，它一定可以博回他们的信任的。但事实上，这个党从来没有懂得如何和何时进攻，它也从不知道如何退兵。工人们从那时迄今日也从未回到它的队伍里。

残余的中国共产党人��无情的从机会主义和妥协的极端赶到冒险主义的对极，希望藉过时的军事行动，挽回他们现在已无可挽回地丧失了的地位。他们在莫斯科的直接命令之下，采取暴动的道路。

所有这些暴动有个共同的特点：群众不但没有斯大林所预言的「惊人的响应」，反倒干脆拒绝合作。在许多场合，共产党人因为群众的消极厌倦，便干脆不理他们，求救于和地方小军阀的联合。

中国共产党无心去组织工人的日常防御斗争和慢慢恢复他们的组织和自信力。他们只是留心各派军阀的明争暗斗及设计取得军火，企图「转变军阀的内战为群众的反帝战争」，「推翻反动统治，建立苏维埃政权」。他们和斯大林一样，期待群众方面的自动的「惊人的响应」。但它老是不来。在农村中虽尚有叛乱农民及哗变士兵的队伍，但各地暴动的经验已清楚的暴露了城市工人的冷淡消极及零碎农民武装队伍的无能。

广州暴动后，叶挺报告：「群众没有参加暴动。所有店铺都关了门，店员也没有表示拥护我们的意思……多数兵士经他们缴械之后便在市内逃散。暴动没有顾及三大铁路在线铁路工人的困境。反动派尚能利用粤汉路……电灯厂工人断绝电火供给，我们不得不在黑暗中工作。省港工人和海员通通受了英帝国主义者的压迫，不敢加入作战……内河海员竟可耻的替白党服务，他们帮助他们渡江，而我们则连几个搭船的地点还无从侦知。广九及粤汉两路工人传递敌人的电讯及输送他们的军队。农民没有帮我们破坏公路，也没有设法阻止敌人进攻广州。香港工人没有对暴动表示半点同情」。

内战的停止及短期的经济复兴使许多重要产业部门的工人恢复信心。1928年及稍后，共产党员一接近工人，大谈「政治罢工」、「总罢工」、「武装暴动」及「苏维埃政权」，那些受惊吓的罢工工人便赶忙复工。1928年末，「赤色工会」已「几乎缩小至零」，党没有「一个健全的产业工人支部」。共产党人盲目的举行零碎和无益的示威，计划一些从未实现的暴动，结果，他们完全脱离了他们自诩所代表的阶级。1931年2月，一位党的领袖写道：「现在没有真正的赤色工会……它们都已给肃清了。所有工作都已放弃了」。

共产党员发觉在农村方面较易于唤起他们的暴动号召的回音，因为在农村里，农民正揭竿而起，哗变士兵也正脱离国民党的军队。

第一支和最重要的「红军」成立于井冈山，这支红军并不是从大规模的自发农民运动中生长出来的。恰恰相反，它长期间和四围农村的农民没有联络，陷于孤立。只要武装的红军一开拔，游击队成立的农民委员会就一定立即塌台和消灭了。党有一个报告说：「群众完全不了解红军是什么。在许多地方，它像一队土匪似的遭受攻击」。

红军的成分主要是没有土地的农民、失业的农业劳动者、哗变的士兵、地方土匪等一切丧失了阶级地位的份子，他们就是在农业生产中也不起直接的作用。它们的活动还限于游击战和突击。

充满了冒险主义情绪的中国共产党愈来愈倾向于把这些军队视为其活动的正当基础，并经过它们来粉饰它之逐渐脱离城市中心的工人。

当红军攻入长沙，「宣布苏维埃政权，工农兵政权成立」时，城内50万广大民众仍不动声色、惊慌或诧异。后来中国共产党也招认：「红军进攻与长沙群众斗争的联系不够」。红军习于农民游击的基本战略——袭击、抢劫、破坏和跑开——故并不认为它之占领长沙是一件长久的事。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包含六个互相远隔的地区，这些地区都散处在华中各省的边区一带。最重要和最稳定的区域（所谓「中央苏区」）——从1930年至1934年末，算是保持相当长久的了——也只包含赣闽边区17县左右，人口总数为300万。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不仅远离重要的城市中心和主要的交通线（这些交通线都是内地农村的生命线），而且就在它自己的领土之内，它也没有统治什么城市或稍为过得去的县城。中国共产党不得不依靠富农和商人，因为他们与外间市场的接触，对于维持苏区的起码生活是必不可少的。

「临时苏维埃政府」成立不久便通过了一篇《劳动法》，它规定成年工为普遍的8小时工作，16岁至18岁的青工为6小时工作，16岁以下为4小时工作，又规定增加工资及一般的改善工人生活状况。但人们很快就发现：原来「采用于大城市与大规模生产的（法律）不能完全机械的应用于经济落后的苏区」。

改善田工的生活状况当然是必要的，「但这种改善必须是农民认为必要的，可以行得通的」。改善学徒的生活程度和待遇当然也是必要的，「但我们必须使店主雇佣学徒能够获利，不要毫无利得」。在这种情形下，组织农业工人工会的工作不是干脆失败，便是组织出一些冒牌工会，这些工会所干的事，实际上违反工人的利益。

「在苏区，一般的说来，党是漠视无产阶级领导权的。……我们到处看见有不断漠视工会运动的严重现象……委员会从未讨论过它……无产阶级领导多份尚是党的文��上的空辞」。

农民和农业工人开始怀疑他们为什么作战，并希望只要有和平，无论什么样的和平也接受。结果，群众的热情冷却了，悲观支配了领袖们。党内出现了喧传的「罗明路线」，罗明说：「即使我们最优秀的领袖到来，或者把斯大林本人请来，或者甚至从墓里把列宁救活，一齐向群众讲三日三夜，我不相信能把群众的情绪改变过来」。

中国共产党无力把国民党打散和压制着的力量团结起来，也不能把弥漫于人民所有阶层（尤其是那些最有直接受日本帝国主义进攻危险的阶层）的深刻仇恨转变成有组织的力量。党提出的抽象的抗日口号从工人方面得不到什么反响。仅仅爱国的呼吁不能一笔过抹煞长长的一连串的致命错误，这些错误已削弱了党，破坏了它在工人中的权威和声望。

红军的败逃和被迫取消的「苏维埃共和国」，对于中国共产党不仅是一种军事性的失败，更是政治性的失败。

中国共产党开始和各色失意政客、军人勾勾搭搭，在西南和陈济棠、李宗仁、白崇禧，在南京和孙科、冯玉祥，在西北和张学良。但他们没有一个人的势力大过蒋。

最终，共产党重新回到国民党的怀抱。这完成了一个历史的循环。中国共产党自诩为「无产阶级先锋队」，但它从来就没有真正将自己建筑在无产阶级的基础之上作为民族革命斗争的主要杠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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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dependence-of-mind · 6 years a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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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家上位：道家上位，助力汉承秦制 |《中国思想史》第十四集

主讲人：秦晖（清华大学历史系教授） 2016-01-14

第一节秦亡秦制未亡

秦统一是一件非常厉害的事，但是秦的垮台也令人瞠目结舌，毕竟这么大的一个帝国仅仅存在15年就土崩瓦解了。

秦亡以后，出现了一个类似于战国的局面，诸侯国纷纷涌现，“战国七雄”中的赵国、魏国、齐国都纷纷复国。

反秦战争就是以各诸侯联盟的方式进行的，联盟的盟主就是项羽，但他并不想当秦始皇，只是想做霸主，让其他诸侯听他的指挥，但不接受他的直接管理，国家依然以诸侯制的形式存在。可是当时的天下已经没有人再信这一套，所以项羽一回到彭城，那些诸侯就马上起兵，最后是汉王刘邦打败了项羽。

汉王在打败项羽以后，同样实行了诸侯分封制，一开始有异姓诸侯，有同姓诸侯。后来，刘邦和吕后在当政期间把韩信、英布、卢绾、陈曦等异姓诸侯都消灭了，但是同姓诸侯的力量依旧不可小觑。

到汉武帝时期实行的政策是“众建诸侯以少其力”，即把一个诸侯国拆成十几二十个，这样每个诸侯国的疆域都被缩小，诸侯国的实际权力也被削弱，甚至被剥夺。

可以说，在秦被推翻以后，中国经历了一段类似春秋战国群雄并起的局面，经过尝试，人们发现恢复周制也不可行，终究还是回归了大一统。

汉武帝以后，国家基本上又恢复了秦制，这就是人们讲的“汉承秦制”，也就是毛泽东讲的“百代皆行秦政制”。

第二节道家补位主流意识形态

“汉承秦制”是后人的总结，对于汉代的皇帝来说，这种话应该是说不出口的，因为汉灭秦朝就是以反对秦暴政为理由的。

如果现在国家直接宣称专门要残暴，专做坏人不做好人，那么该政权的合法性就会受影响。

因此，“汉承秦制”后，汉代如何建立起新的符号系统，应该运用什么主流意识形态话语，便成了一个问题。

从秦代的法家到汉武帝时期的“独尊儒术”之间，在汉文帝、汉景帝甚至吕后在位的很长一段时间里，主流话语既不是儒家也不是法家，而是所谓的“黄老之学”，也就是道家。

为什么会是道家呢？

其中一个的原因是道家带有楚文化的特点。

秦朝基本上被后世认定为灭于楚人之手，有这样一种说法“楚虽三户，亡秦必楚”。秦在统一的时候，最大的敌人就是楚，楚国也是唯一打败过秦的诸侯国。

楚灭亡以后，楚地的反抗很厉害，比如为今人所熟知的陈胜、吴广、刘邦、项羽都是楚人，秦相当于就是被楚人所灭的。楚人掌权，楚地的文化就会受到褒奖，道家在楚地的影响很深，而老子、庄子又恰好都是楚人，因此作为楚文化的产物，道家的“黄老之学”更能适应统治者的需求。

这是第一个原因。

第二个原因，大家知道所谓的“清静无为，顺其自然”，是道家最基本的理念之一。“清静无为，顺其自然”被认为是针对秦制的过分折腾而提出的，用现在的话讲，就是秦制把老百姓折腾得受不了了，汉代统治者就在汉初表示要少折腾点，即“清静无为，顺其自然”，少虚张声势，应该多让老百姓休息，即“轻徭薄赋，与民休息”。

这个说法有没有道理呢？

不能说一点道理都没有。毫无疑问，秦代对于老百姓的折腾过分了，这在当时的人群中间已经形成了共识。

但“轻徭薄赋”是有争议的。

比如汉初提倡“十五税一”，后来又提出“三十税一”，而很多人指出所谓的“三十税一”“十五税一”指的只是田租，就是土地税。但是秦汉两代主要的负担都不是土地税，而是力役，就是抓老百姓干苦力，比如修长城之类的，如果不干苦力就要交钱代税，算作人头税或者户口税，口赋算赋，而这些税其实并不比秦轻多少。

所以所谓的汉代“轻徭薄赋”，到底是怎么回事，值得进一步研究的。

第三节道家上位实因顺从秦制

即使汉初实行的是真正意义上的“轻徭薄赋”，那么“轻徭薄赋”为什么就只能和道家挂钩呢？儒家也主张“轻徭薄赋”“行仁政”，这种说法也很好听，为什么不直接讲儒家“轻徭薄赋”呢？

这其实是有一个过程的。

在诸子百家中，儒道两家产生最早，法家等流派都是后来才产生，虽然孔子和老子同时生活在很早的年代，但二人的主张不同，孔子追求有为，主张积极入世、干预现实、捍卫周制、抵制秦制，但老子主张无为。

很有意思的是，这个时候儒家和道家关系还比较好，他们并没有互相攻击或是互相敌对，为什么会这样呢？

因为孔子生活的春秋时期，虽然周制已经处在危机之中，礼崩乐坏，但是其影响还很大的，在这种情况下，捍卫周制就有两种方式：

一种方式是积极地捍卫周制。通过把周制理想化，积极地实施所谓的“兴灭国，继绝世，举逸民”，力挽狂澜，阻止周秦之变，重新将已经被破坏的周制恢复起来，这是孔子的想法。这是一种带有理想主义和进取心态的方式，用“挽狂澜于既倒”的方式积极恢复周制。

当然还有另外一种方式。虽然当时秦制方兴未艾，但是它并没有完全取代周制。有些人就表示：其实周制本来就不错，我们只需要继承即可，何必为了实现富国强兵的称霸梦想而多生事端改变旧制呢？这种利用无为的方式来捍卫周制的观念在当时是有基础的。

大家知道，老子的理想世界就是“小国寡民，邻国相望，鸡犬之声相闻，民至老死不相往来”，最好是“其政闷闷，其民淳淳；其政察察，其民缺缺”，统治者不多事，国家维持原状，那不挺好吗？

因此，这个时候虽然孔子主张有为，老子主张无为，但这两个人好像没有什么矛盾，因为主张有为是为了周制，主张无为也是为了周制。

如果要讲“儒道互补”是否确有其事，我认为孔子和老子的时代是存在这种现象的，但是到战国时期，这种现象就逐渐消失了。

庄周主要生活在战国后期，这一时期根本不存在小国寡民，战国后期秦制和法家思想已经占优势，所谓的“顺其自然”指的就不是顺周制了，而是主张“识时务者为俊杰”，即跟着潮流、顺其自然，无需人为地阻止。

《庄子》这本书里就没有“小国寡民”“邻国相望”这些说法。

于是“顺其自然”就日益变成顺从秦制、不讲是非的“犬儒主义”。

第四节儒家被道家踢出局

我们在评论任何一个流派或是任何话语的时候，光从字面上讲是没有意义的，只有摆在具体的场景讲。

比如对皇上讲无为，那很可能意味着让皇上不要折腾老百姓；可是如果对老百姓讲无为，那很可能表示让老百姓不要得罪皇上的意思，就是百姓对皇上的折腾逆来顺受。所以“无为”的含义在不同情况下是不一样的。

到了战国晚期，儒和道之间的差别越来越大，而且在很多地方已经发生对立，最明显的对立发生在楚国境内。

面对一个随时要吞并自己的强大的秦国，楚国的内部发生了斗争，有一部分人是理想主义者，即亲齐派，或者称为抗秦派。由于齐国在当时的“战国七雄”中仅次于秦楚两家，楚国联合齐国就是为了对抗秦国。

还有一派是亲秦派，主张对秦屈服，顺从秦的要求，他们承认秦的强大是大势所趋，意识到不能跟大势作对，那么就干脆无为。

在现在的一些学者看来，当时在楚国，亲齐、亲秦两派的斗争背后有明显的儒道对立的背景。

当时楚国有一些主张积极抗秦的人，这些人是信儒家的，有些人说屈原就是他们的代表，甚至有些人言之灼灼地以郭店楚简出土的“六德篇”为证，认为持有那些儒家典籍的楚国贵族就是以屈原为代表的失势一派，这一派的人最后都被排挤打压了。

另外就是亲秦的一派，即和屈原对立的那些人，他们在后来占了主流，楚国的灭亡也与他们有关。可是到了汉代，这个背景就对“黄老之学”在汉初的流行起了相当大的作用。

在这个背景下，道家的主张比较适用于秦制，因为它不主张反抗，不主张有为，而主张顺其自然，那个时候顺其自然其实就是顺秦制而非顺周制。

在楚地原有的道、儒两家中，道家势力本来就很大，而且更适应汉承秦制的需要，因为儒家的学说站在秦制的对立面，但是你讲法家又很难听，怎么办？

那就讲“清静无为，顺其自然”吧，既然大家都看透了一切，那就没有什么追究真理的必要，不如都活得逍遥一点。

（本集完）

道法互补：在上者指鹿为马，在下者难得糊涂 |《中国思想史》第十五集

第一节道法互补：庄子的流行

我们讨论道家也好，讨论什么思想家也好，其实关键还是要看一种思想流行的背后原因到底是什么。

庄周，他没有生活在秦始皇时代，你也不能就说他就是有意识地要为秦始皇服务，或者要为谁服务。

但是庄子的思想在秦朝很流行，这是很自然的。

因为秦制造成了一种很严酷的环境，那大家就不能太较真了。

最典型的例子“指鹿为马”。

赵高牵来一匹鹿，说这就是马，你们说是不是？法家指鹿为马，儒家说这个不是马，那就要被坑；如果说这不是马，好像就不是儒家的立场了。

可是庄子说，马也就是鹿，鹿也就是马，其实是差不多的。

这么一来，大家就想通了，指鹿为鹿的是儒家，那指鹿为马的就更是儒家了，而且还是大儒家，为什么呢？因为他已经超越了是非之俗见，他已经成了“真人”“至人”了。

可以说《庄子》这本书充满了智慧，他是一个辩证法的大师，他可以把悲哀的事变成快乐的事，把好事变成坏事。

庄子有些故事，他的老婆死了，很多人去追悼，然后就发现他“鼓盆而歌”。

庄子是不是已经有了小三，巴不得黄脸婆早点死呢？

好像也不是，为什么呢？

因为据说是庄子把这些看透了，生和死在他看来是差不多的。你要是钻牛角尖，你就傻了，你最好的办法就是超脱。

他讲超脱也不见得就是为了讨好谁，但后世的人懂得这一套东西以后，当然就增加了适应能力。

所以，我觉得最简单的一个说法是“在上者指鹿为马，在下者难得糊涂”。

这就是法家和道家在当时的一种互补，那时也没有“儒道互补”了，但是的确有“法道互补”，就是专制主义和犬儒主义的互补。

第二节辕黄之争：敏感的儒家

道家和儒家对秦制的关系，在“辕黄之争”中表现得最为明显。

汉景帝时代有一个儒生叫辕固生，他是专门研究《诗经》的，是当时一个很有名的儒家。还有一个人是信黄老之学的，叫黄生。这两个人有一天在汉景帝面前就讨论��了。

黄生说，“汤武非受命，乃弑也”。就是说伐夏桀的成汤，伐纣王的武王都是反贼，是弑君的犯上作乱者。

辕固生是一个儒家，他就很不高兴，他说怎么能这样说呢，说当时桀纣是暴君，天下都已经非常讨厌他们，然后天下人心归汤武，要求汤武来领导他们推翻暴君，汤武顺应人心，这个是非常伟大的事儿，怎么能说是犯上作乱呢？

然后黄生就说，不对，不能这样说。他说我们要讲顺其自然，顺其自然那就是所有的事儿都有它的自然规律。

他说，比如帽子，新的帽子你要戴在头上，这个帽子破了，你还得戴在头上，你不能因为帽子破了，你就把它当鞋来穿在脚下。他说，鞋也一样，鞋就是再新你也不能戴在头上，只能踩在脚下。

他说这就像君臣一样，皇上即使是暴君，他也是皇上，你是不能反的。臣子即使再高尚，你也是臣子，就像鞋子再新也要踩在脚下一样，你也是不能倦厌的。汤武他们不懂得这个道理，自诩有什么道德，就想讨伐暴君，这不是胡作非为吗？这不是反动吗？这不是犯上作乱吗？

这个时候辕固生讲了一句话，就让汉景帝感到非常之尴尬。

辕固生说，假如按照你这个说法，那我们刘邦同志干的算啥事？我们刘邦当年不就是搞反秦革命的吗？如果按照你这个说法，他也是反贼？

这下汉景帝有点坐不住了，因为在这个问题上，他讲是也不行，讲不是也不行。

他如果说反对暴君是对的，那人家来反他怎么办呢？他已经执政了，那意味着别人也可以反他了。但他如果说反暴君是不对的，那首先汉代的建立就没有合法性，你本来就是革命打下来的天下，只准你革命不准别人革命，这是什么道理呀？那怎么办呢？

后来他跑出来说，这个问题太敏感，我们就别谈了。

他说天底下好吃的东西很多，你不一定非要去吃马肝，你不吃马肝，人家也不会说你不是美食家；天底下可以做的学问也很多，你不做那么敏感的学问，人家也不会说你就不应该评教授。

景帝曰，“食肉不食马肝，不为不知味；言学者毋言汤武受命，不为愚。遂罢。”

于是，大家就再也不争论了。

第三节儒表法里：顺杆爬的叔孙通

汉儒里最早得势的是刘邦时代的叔孙通，司马迁说这个人是“汉之儒宗”，是他为儒家在汉代争得了地位。

叔孙通本来是一个秦代的儒生。秦后来焚书坑儒，很多儒生就被镇压了。

但是叔孙通在坑儒的镇压之下还能够幸存下来，为什么呢？

因为这个人特别会来事，特别会顺着杆子往上爬。

有一次陈胜吴广造反的消息传到咸阳，秦二世就很担心，然后召集大家商量这到底出了啥事。然后有一些人就说，��呀，皇上，现在情况真的是很严峻，我们很多政策老百姓都非常反感，现在天下都很讨厌我们，搞不好就成蔓延之势了，皇上你真的是得认真对待。

还有一些人就说，哪有这回事，我们这个政策老百姓都佩服得五体投地，大家都很热爱我们秦，造反的不过就是些鼠窃狗盗之辈而已。陈胜吴广什么人？那就是些小偷嘛，不足为虑，派几个城管就把他们收拾住了，皇上你放心吧，大家都拥护你。

然后叔孙通就说，哎呀现在啊，我们大秦是非常之伟大的，你们讲的天下都对我们不满，那都是反动言论，对这些人要镇压。

他说，“夫天下合为一家，明主在其上，法令具于下，人人奉之，四方辐辏，安敢有反者！”

说现在天下形势一片大好，大家都很拥护我们，哪有什么造反的？

他说这些都是“群盗鼠窃狗盗耳，何足置之齿牙间，郡守尉今捕诛，何足忧”，皇上你就放心好了，没什么大不了的。

秦二世一听，很高兴说，哎呀，你真是政治正确。

但是后来秦就乱了，乱了以后，叔孙通就逃走了，逃走以后他在秦汉之际的大乱中，辗转投奔了很多人。

按照司马迁的说法叫“所事且十主，皆面谀以得亲贵”，他投奔了差不多十个主人，每一次都是靠吹牛拍马得到地位的。

最后他投到了刘邦的门下。

刘邦本来是不喜欢儒家的，他手下的像樊哙是一个杀狗的，当然除了张良好像是一个红二代以外，其他的都是些不怎么样的人。陈平、曹参是县政府里头的抄写员，也不是什么官，基本上都是这些人，当时的说法叫“群盗壮士”，好勇斗狠，但是没有什么水平的人。

刘邦就喜欢这些人。

于是叔孙通投奔刘邦的时候，老是对刘邦说还是壮士管用，还是群盗管用，这些人是英雄，是豪杰，这些人打仗，书生根本就是没用的。

结果过了一段时间，叔孙通就发现刘邦闷闷不乐，为什么呢？

因为刘邦当了皇帝，但是他下面的人还是把他当大哥，不懂得尊重他，经常跟他一起喝酒，喝醉了就拍他的肩膀说，哎呀，大哥，我们再喝一杯呀，什么的，搞得他很难受。

然后叔孙通就说，陛下，我有一个办法能够让他们服服贴贴的。

刘邦一听，说你还有这个能耐，那你试一下，我给你配一个班子，你去琢磨一个治理这些大臣的办法。

然后叔孙通就跑去组班子了，找了一些人，把秦代那些吓人的那些东西找来，依样画葫芦，按照司马迁的说法是“大抵皆袭秦故”，就是基本上抄的是秦的那一套东西，但是用儒家的话语做了包装。

那么为了包装它，就要找一些专家，于是他就跑到鲁地 —— 儒家的大本营，找了几个儒生加入他的写作班子。

鲁地有两个儒生对此就非常反感，说：“吾不忍为公所为，公所为不合古，吾不行，公往矣，无污我。”说我见不得你这种样子，你这种做法根本就不是我们儒家做法，我不能跟你去，你赶快走，你不要侮辱我。

叔孙通就笑说，哎呀，你们这些人真是书呆子，不通时变。“若真鄙儒也，不通时变”。

然后他就跟他的一帮人制定了这么一番东西，然后就在朝廷周围布置了什么金瓜立侍，就是杀气重重的、五大三粗的拿着什么东西，然后就训练大家要三跪九叩，每一步都要按照秦代的要求，如果你不符合这个标准，那就要受到惩罚。

经过再三训练，到了高帝七年，长乐宫修成，大家去祝贺，叔孙通就按照他的那个方式进行了布置。

到了那一天大家都循规蹈矩，一个个按照官阶的大小依次走上来，三跪九叩，山呼万岁，然后大家都坐下来吃饭喝酒，一直到喝醉，没有一个人敢吭一声，整整齐齐，鸦雀无声，有一些人跪拜的方式不太符合标准，马上旁边的警卫人员就把他们像捉小鸡一样拎到外面去乱棍打一顿，把大家吓得都浑身发抖。

按照史书上的说法“竟朝置酒，无敢欢哗失礼者”，然后汉高帝一看，真是龙心大悦，我这才知道当皇帝的高贵了，就说看样子儒家还是真有点本事啊。

后来司马迁说，“叔孙通希世度务，制礼进退，与时变化，卒为汉家儒宗？”。他为什么能够成为汉家儒宗呢？

就是因为他善变。

司马迁说，“秦有天下，悉内六国礼仪，虽不合圣制，其尊君抑臣，朝廷济济。高祖，光有四海，叔孙通颇有所增益减损，大抵皆袭秦故”。

就是秦搞的那一套，在司马迁看来是不合圣制的，也就是说和儒家那一套根本就不是一回事，但是他可以做到“尊君抑臣”，就是凸显皇上的高贵，凸显臣民的渺小。

叔孙通“有所增益减损”，但是“大抵皆袭秦故”，就是他搞的那一套基本上就是秦的那一套，只不过涂了一点儒家的油彩。

这就是典型的“儒表法里”，但是叔孙通就是靠这个成了汉家的儒宗。

但是话又说回来了，那个时候最时兴的还是黄老。

第四节独尊儒术：董仲舒的新儒学

到汉武帝时，他想有为，就不愿再讲“清静无为”了，但是法家的那一套又很难听，怎么办呢？他就觉得儒家是不是可以呢，于是董仲舒就出现了。

所谓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是从董仲舒开始的，可是董仲舒在思想史上被称为新儒家。

什么叫新儒家呢？

因为董仲舒��孔孟时代的儒家已经有了很大的区别，这个区别主要就是要和秦制兼容，不能反对秦制，不能像原来的儒家一样。

原始儒家的特点是崇周仇秦，崇拜周制，仇恨秦制。

而董仲舒要与秦制兼容，但是我们也不能说，董仲舒就完全放弃了儒家的东西，他还是想保留一些的。所以在我看来，董仲舒这个新儒家最大的特征就是：

董仲舒树立了所谓的“三纲五常”。

“五常”是孔孟时代就有的，“三纲”可是从董仲舒开始才进入儒学的，而且“三纲”本不是儒家的东西，是法家的东西。

最早讲这一套的是韩非，就是“臣事君，子事父，妻事夫，三者顺则天下治，三者逆则天下乱，故君虽不肖，臣不敢悖也”，即便对暴君你也不能反，臣就是要听君的，这一套叫“三纲”。

这一套东西本来是韩非的，但是到了董仲舒就纳入进儒学了。

（本集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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