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与自由撰稿人建立真正的合作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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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ill them with kindness" Wrong. CURSE OF QIN SHI HUA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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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卫·奥格威 揭示品牌的人

在数字或广告传播中，有人做出了优秀、勤奋、尊重标准的工作，也有人进行了革命、撼动、变革。那些在自己的领域留下印记、将时间一分为二的人：在他们之前和之后……大卫·奥格威就是这样的人，他 通过引人入胜且有说服力的文字揭示了 20 世纪 50 年代以来的众多品牌。 作为一位天才的设计师兼编辑，他因众多成为传奇的活动而闻名：当然是海瑟薇衬衫，还有史威士、多芬肥皂和劳斯莱斯。他被誉为“ 广告之父 ”，至今仍然是在线交流的灵感源泉。

探索这位已成为文案写作参考的 大胆人物

的旅程，以及他的竞选活动和令人震惊的公式。 大卫·奥格威：通过上门推销的后门进入文案 阿富汗电话数据 写作！ 大卫·奥格威 1911 年出生于英国，1999 年逝世于法国，他的所有技巧都是在美国运用的。 “我想留下一位有好创意的广告文案撰稿人的记忆” 大卫·奥格威 事实上，他的目标落空了！此外，我们可以想知道，他是否成功地讲述了他的生活，或者这就是他的生活，这本身就是一部令人难以置信的小说。 无论如何，我们对他的记忆是一个分几个阶段的旅程，彼此非常独立，但他能够将这些阶段联系起来，成为最伟大的广告商之一。

首先他放弃了在牛津的学业成为巴黎大

酒店的一名服务员。然后，在掌握了烹饪术语后，他回到英国，在苏格兰地区挨家挨户推销阿加炊具。这次，他写了一本后来被《财富》杂志评为最佳的销售指南。正是在这个时期，他对广告的兴趣诞生了。1936 年，在哥哥的帮助下，他加入了伦敦一家广告公司，并在那​​里制作了他的第一则广告，其中的元素后来成为了他的商标：引人注目的照片和简单而有说服力的文字。 为了更多地了解美国的广告方法，他 被派往美国，加入了乔治·盖洛普的受众研究所 ，研究消费者行为。 然而，第二次世界大战迫使他辞去工作。他又是间谍、大使、绅士农民（与阿米什人关系密切的烟草生产商）。

他回到了英国，回到了美他才找到自己的

出路，当时他向他哥哥仍在工作的伦敦广告公司求婚，在美国创建了一家子公司。Hewitt, Ogilvy, Benson & Mather公司由此在纽约成立。尽管营业额很快就有希望，但该机构需要声誉。1951 年，奥美通过令人难忘的海瑟薇广告活动向他提供了这一机会。 奥美非凡的广告活动 海瑟薇的竞选活动是奥美成功故事的导火索，但后来也没有让人失望。他能够将缺乏知名度的品牌放在领奖台的顶端：施威士、劳斯莱斯、多芬……专注于英国最大广告商的传奇广告活动！ 海瑟薇广告大片：奥美将经典衬衫变成必备单品 大卫·奥格威 (David Ogilvy) 的海塔维 广告活动 海瑟薇是一家低成本公司。

这也是一件简单经典的衬衫没有任何

突出的地方，但是……由于奥美风格，这款衬衫成为必备单品，库存在一周内就售空了！ 这位英国文案撰稿人是如何处理他的主题的？ 首先是视觉效果：一个戴着海盗眼罩的优雅男人，“戴头带的男人”，在别致的环境中，穿着量身定制的衣服。 文字：标题中的“穿着海瑟薇衬衫的男人”，然后是简短的句子，这是一个教育性的论点，通过简单的信息来迎合潜在客户的良好品味。 通过强有力的照片和类似小说标题的文字，奥美为产品注入了 意义和价值。他将大胆、勇气和自我肯定与这个品牌联系在一起。

他在笑话商店花几美分购买了眼罩

为穿着这件著名衬衫的角色增添了情感力量和故事。就是“以细节为主”： 先引起 公众的注意，再引起大家的议论。横幅创造了“故事吸引力”，并以可立即识别的风格标记消费者的思想。 奥美以很少的投资 就能建立 品牌形象 。该活动将持续20多年！ 然而，此时我们看重的是有魅力、经典、墨守成规的男人。是一家人的好父亲。所有的广告都呈现出同一类型的人，并被固定在格式化的图表中。奥美押注于 差异化 ，让消费者围绕这个戴着头带的男人发明适合他们的故事。 通过这第一次尝试，奥美提高了衬衫的销量，同时也将其代理机构推向了前沿，取得了一系列成功。

与其首���执行官的面孔相关的品牌形象

奥美的施威士广告活动 例如， 对于Schweppes ，这位英国文案撰稿人正在完善他的方法。他扮演的是苏打水公司的首席执行官爱德华·怀特黑德中校。他是一位杰出的人物，他的胡须和小胡子提供了身份和必要的“细节决定本质”。 它的口号是：“混合杜松子酒而不加史威士就是叛变！” »（将杜松子酒和滋补品混合而不加史威士简直就是叛变！）。 大卫·奥格威（David Ogilvy）明白，精心挑选的品牌代表面孔，具有强烈的认同感，是具有说服力的要素之一。灌输一种风格、一种触感，是文案撰稿人的信条。

多芬角度的选择转向柔软创造炼金术 大卫·

奥格威的多芬广告活动 对于多芬肥皂，虽然客户想强调其产品的 pH 值呈中性，但文案撰稿人却在他周围不为所动的女性身上测试了这一论点。然后他决定换个角度，转向肥皂的奶油状和保湿特性。 于是，他呈现了一个在泡泡浴中满面笑容的女人，在电话里对她的丈夫惊呼：“亲爱的，我有最非凡的经历，我爱多芬”。肥皂通过美容产品的大门进入所有浴室和女性杂志。 时至今日，多芬仍然是奥美的客户！ 在这里，大卫·奥格威卖的不是一块肥皂，而是一种体验、一种身份、一种在竞争中脱颖而出的想法。 劳斯莱斯：技术细节决定一切 大卫·奥格威的劳斯莱斯广告活动 对于英国豪华车来说，它是从发动机静音的角度，用下面的口号进行攻击：“在时速 60 英里的情况下，这辆新款劳斯莱斯车上最大的噪音来自于电子钟。

遵循 13 个技术要点，并为客户带来好处���们是

文字，但却是视觉的：我们将自己投射到豪华汽车中，我们听到发动机的沉默和时钟的滴答声，我们感受到舒适。通过细节攻击，它将精确的感觉和图像投射到我们的脑海中。它不仅突出了汽车的静音这一特点，而且还突出了它的好处：它提供的舒适性。为此，他选择了一个视觉示例，即时钟的细节。 文字简单、自然、引人注目、读起来令人愉悦，没有任何文学效果，但始终基于真理，从未充满虚假的承诺。这确实是奥美的魔力所在。 你必须记住的奥美九诫 大卫·奥格威的 9 个秘诀： 找出好处是什么、目标是什么 将品牌形象融入您的沟通中 别听自己写 不要尝试有创意或原创，要让你的目标感兴趣 研究目标的心理和期望以转变他们 告知您的目标，我们不是用空话说服他们，而是用产品的特性来说服他们 使用大而易读的标题 让您的产品成为英雄 对产品产生个人兴趣 为了更进一步，我们为您提供奥美方法的基础知识及其令人震惊的公式。 找出好处是什么，目标是什么。

世界上每个国家都是如此从那里，你会发现一个简短而有力的公

式。“我自己的（定位）定义是“产品的用途，以及它的用途。” 将品牌形象融入您的沟通中。“你现在必须决定你想要的品牌‘形象’是什么。形象意味着个性。(…) 每个广告都应被视为对品牌形象的贡献。因此，您的广告应年复一年地始终展现相同的形象。”这意味着您的广告必须年复一年地始终展现相同的品牌形象。 别听自己写！ “广告不是一种艺术形式，它是一种信息媒介，一种用于单一目的的信息：销售”。所以忘记文学句子和词语的美感，使用简单的词语。“用他们每天使用的语言与他们交谈” 不要试图变得有创意或原创，要对你的目标感兴趣 ：“当我写广告时，我不希望你告诉我你发现它‘有创意’。我希望你觉得它很有趣，所以你会购买这个产品”（当我写广告时，我不希望你觉得它有创意，我希望你觉得它很有趣，所以你会购买这个产品） 研究目标的心理和期望以转变他们。

“忽视研究的广告商与忽视敌人迹象的将军一

样危险。” 告诉你的目标，我们不是用空话说服他们，而是用产品的特点：“消费者不是白痴；她是你的妻子。如果你认为仅仅一句口号和几个乏味的形容词就能说服她买任何东西，你就是在侮辱她的智商。她想要你可以给她的所有信息。” 什么。她想要你可以给她的所有信息）。 使用大而易读的标题 ：“写出精彩的标题，你将成功投资 80% 的资金” 让您的产品成为英雄 ：通过使其成为英雄来突出产品 对产品产生个人兴趣。所以，你会找到词语来突出和升华���。“我从来不会将产品分配给作家，除非我知道他个人对此感兴趣。每次我写了一个糟糕的营销活动，都是因为我对产品不感兴趣。糟糕的营销活动，是因为我对产品不感兴趣）。 对此，奥美表示：“我学会了销售，这意味着多听少说、了解产品的里里外外、有幽默感、说真话。» 奥美出版了许多书籍，包括《广告人的自白》，这是当今任何文案撰稿人的灵感来源，因为昨天的客户与今天的客户一样。尽管我们的文化已经进化，但人类的心理仍然保持不变，我们上同样的诱饵。 在众多重要的广告公司中，奥美广告公司是该领域的典范之一。该公司由自 1937 年起由弗朗西斯·奥美领导的 Mather & Crowther 广告公司与大卫·奥美广告公司合并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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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媒文章：美国或从无支配体制走向内战

港媒文章：美国或从无支配体制走向内战 香港《南华早报》网站1月6日发表文章《美国可能面临从无支配体制走向内战的道路》，作者是该报专栏撰稿人卢纲，全文摘编如下： 美国下降至“民主门槛”以下 长期以来，美国一直以它是世界上延续时间最长的“民主”国家而自豪。当然，一直以来也存在着一个争论：既然美国的过去有普选权缺失的情况（奴隶制、吉姆·克劳法、系统性排斥少数族裔参与投票等），那么从“民主”这个词的当代意义上讲，美国直到不久前的历史能算是一部“民主国家”的历史吗？ 即使我们忽略所有这一切，一个名为“政体”的全球数据系列已经剥夺了美国由来已久的“民主国家”的称号。这项由美国中央情报局资助的数据系列经常被人引用，它以量化的方式按“完全独裁”到“完全民主”来度量其他国家。 “政体”数据系列是美国政治学和民调研究领域广泛使用的三个数据系列之一。它由中情局成立并资助的政治不稳定工作组进行维护。 美国系统和平中心最近对“政体”数据系列的一项分析显示，美国现在是一个无支配体制的国家，有时也被称为“非自由民主国家”或“混合政权国家”（部分是“民主”的，部分是“独裁”的）。定量地看，一个无支配体制国家处于一把数字标尺的中间位置，这把标尺的一端是“完全独裁”，另一端是“完全民主”。 该中心的研究结果认为：“在‘政体’的标尺上，2020年美国下降到‘民主门槛’（+6分）以下，被认为是一个无支配体制国家。它还失去了世界上历史最悠久的连续‘民主’国家的称号……美国‘民主’权威的进一步退化将引发‘不利的政权更迭’事件。” 两因素构建政治动荡模型 在这个包含21个分值的标尺上，完全的独裁国家得分为-10，完全的“民主”国家得分为+10。有趣的是，这个数据系列显示，“完全独裁国家”和“完全民主国家”比介于两者中间的无支配体制国家更稳定。从长远看，建设“非自由民主国家”或“混合政权国家”似乎不是一个好主意，除非它们会演变成更纯粹的“民主”或“独裁”政权。 “政体”数据系列本来可以预测美国国会大厦2021年初发生的未遂暴动或未遂政变。美国共和党已经表明，它的最终目标是实现永久的一党统治。共和党长期抱有这种企图，但现在，它的这一野心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明显。同时，对一些偏激的共和党人和极右翼组织来说，内战已经开始。 政治学家、前政治不稳定工作组成员芭芭拉·沃尔特说，工作组对许多社会、政治、经济、宗教指标进行了模型研究，但有两种指标尤为突出。 她说：“工作组建造了政治动荡模型。我们纳入了许多我们认为重要的变量，比如贫困、收入不平等和民族多样性。结果发现，只有两个因素很重要：第一个也是最重要的因素是，一个国家是否是无支配体制国家。第二个因素是，他们的人口是否开始分裂成多个民族、宗教或种族群体，这些群体是否寻求权力以排斥其他群体。显然，这两个因素在美国都出现了。” 近半民众认为会爆发内战 虽然很多美国人没有使用沃尔特和工作组的量化方法，但他们得出了相同或类似的结论。《华盛顿邮报》上周公布的一项由马里兰大学进行的调查发现，三分之一的美国人认为，针对政府的暴力活动可能是正当的。 去年12月，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的政治研究所发布第42次哈佛青年民调发现，超过半数18岁至29岁的美国年轻人认为美国的民主受到了威胁。超过三分之一的人认为，在他们的有生之年，美国会发生第二次内战。 全球知名公关咨询公司爱德曼进行的民调显示，一年前，有超过一半的美国人认为美国已经陷入“冷内战”。 美国知名民调专家约翰·佐格在去年进行的全国性调查发现，46%的美国人认为发生内战是可能的，43%的人认为不可能，11%的人认为不确定。 著名智库布鲁金斯学会的一项研究在评论佐格的调查时说：“由于将近一半的民众认为这一冲突是可能的，我们需要认真对待这种情况。毕竟，这不是美国第一次出现严重分裂。我们不应臆断它不会发生，并忽视冲突正走向失控的不祥迹象。” 该研究称：“即使我们最终没有爆发公开战斗，国内恐怖主义和武装暴力也可能抬头，从而破坏国家的稳定。现在，是时候采取措施捍卫‘民主’��解决社会问题、化解紧张局势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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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媒文章：美国或从无支配体制走向内战

港媒文章：美国或从无支配体制走向内战 香港《南华早报》网站1月6日发表文章《美国可能面临从无支配体制走向内战的道路》，作者是该报专栏撰稿人卢纲，全文摘编如下： 美国下降至“民主门槛”以下 长期以来，美国一直以它是世界上延续时间最长的“民主”国家而自豪。当然，一直以来也存在着一个争论：既然美国的过去有普选权缺失的情况（奴隶制、吉姆·克劳法、系统性排斥少数族裔参与投票等），那么从“民主”这个词的当代意义上讲，美国直到不久前的历史能算是一部“民主国家”的历史吗？ 即使我们忽略所有这一切，一个名为“政体”的全球数据系列已经剥夺了美国由来已久的“民主国家”的称号。这项由美国中央情报局资助的数据系列经常被人引用，它以量化的方式按“完全独裁”到“完全民主”来度量其他国家。 “政体”数据系列是美国政治学和民调研究领域广泛使用的三个数据系列之一。它由中情局成立并资助的政治不稳定工作组进行维护。 美国系统和平中心最近对“政体”数据系列的一项分析显示，美国现在是一个无支配体制的国家，有时也被称为“非自由民主国家”或“混合政权国家”（部分是“民主”的，部分是“独裁”的）。定量地看，一个无支配体制国家处于一把数字标尺的中间位置，这把标尺的一端是“完全独裁”，另一端是“完全民主”。 该中心的研究结果认为：“在‘政体’的标尺上，2020年美国下降到‘民主门槛’（+6分）以下，被认为是一个无支配体制国家。它还失去了世界上历史最悠久的连续‘民主’国家的称号……美国‘民主’权威的进一步退化将引发‘不利的政权更迭’事件。” 两因素构建政治动荡模型 在这个包含21个分值的标尺上，完全的独裁国家得分为-10，完全的“民主”国家得分为+10。有趣的是，这个数据系列显示，“完全独裁国家”和“完全民主国家”比介于两者中间的无支配体制国家更稳定。从长远看，建设“非自由民主国家”或“混合政权国家”似乎不是一个好主意，除非它们会演变成更纯粹的“民主”或“独裁”政权。 “政体”数据系列本来可以预测美国国会大厦2021年初发生的未遂暴动或未遂政变。美国共和党已经表明，它的最终目标是实现永久的一党统治。共和党长期抱有这种企图，但现在，它的这一野心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明显。同时，对一些偏激的共和党人和极右翼组织来说，内战已经开始。 政治学家、前政治不稳定工作组成员芭芭拉·沃尔特说，工作组对许多社会、政治、经济、宗教指标进行了模型研究，但有两种指标尤为突出。 她说：“工作组建造了政治动荡模型。我们纳入了许多我们认为重要的变量，比如贫困、收入不平等和民族多样性。结果发现，只有两个因素很重要：第一个也是最重要的因素是，一个国家是否是无支配体制国家。第二个因素是，他们的人口是否开始分裂成多个民族、宗教或种族群体，这些群体是否寻求权力以排斥其他群体。显然，这两个因素在美国都出现了。” 近半民众认为会爆发内战 虽然很多美国人没有使用沃尔特和工作组的量化方法，但他们得出了相同或类似的结论。《华盛顿邮报》上周公布的一项由马里兰大学进行的调查发现，三分之一的美国人认为，针对政府的暴力活动可能是正当的。 去年12月，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的政治研究所发布第42次哈佛青年民调发现，超过半数18岁至29岁的美国年轻人认为美国的民主受到了威胁。超过三分之一的人认为，在他们的有生之年，美国会发生第二次内战。 全球知名公关咨询公司爱德曼进行的民调显示，一年前，有超过一半的美国人认为美国已经陷入“冷内战”。 美国知名民调专家约翰·佐格在去年进行的全国性调查发现，46%的美国人认为发生内战是可能的，43%的人认为不可能，11%的人认为不确定。 著名智库布鲁金斯学会的一项研究在评论佐格的调查时说：“由于将近一半的民众认为这一冲突是可能的，我们需要认真对待这种情况。毕竟，这不是美国第一次出现严重分裂。我们不应臆断它不会发生，并忽视冲突正走向失控的不祥迹象。” 该研究称：“即使我们最终没有爆发公开战斗，国内恐怖主义和武装暴力也可能抬头，从而破坏国家的稳定。现在，是时候采取措施捍卫‘民主’、解决社会问题、化解紧张局势了。”

[gravitysworm]

种族与美国的社会运动版图（修订发言稿）

这是7月4日在湾区文化沙龙做的分享的修订文字版本，在保留原意的前提下调整了口语化的表达，因为没有影像，所以还新加了一些讲座中没有的图片。澎湃版本为：https://www.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8175114 因本人疏忽澎湃版本为最后第二稿而非本博客版本，但除漏了两个参考文献外，两者内部差别不大不影响阅读。

今天分享的题目是种族与美国的社会运动版图，主要包括三部分内容。第一部分主要涉及为什么特定的社会抗争和国家暴力的历史被淡化甚至抹除，以及民权运动衰落后黑人权力运动对民权运动意识形态的挑战和超越。其次会梳理美国左翼运动中的种族问题，移民所激化的种族与阶级矛盾如何在过去一百多年不断撕裂美国的激进主义传统。最后我会分享针对这一波BLM的公众舆论和运动的三个主要特征，然后从这些特征里我们也可以瞥见历史上黑人运动的遗产。 

社会运动与黑人解放的公众记忆

今天人们谈论社会运动的时候，他们不仅仅在谈论运动本身，而更是在塑造一种历史视角，一种事后理解和记忆运动的方式。所有的社会运动都同时是被传媒体系和学术研究过滤的，过滤过的事实会被印刻成历史成为一种公众记忆和政治论证的文本被不断唤起。 

比如1960年代中期出现的黑人权力运动，直到现在都没有很多影像记录和学术研究。唯一较为完整的纪录片是瑞典电视台记者拍的The Black Power MixTape, 记录了1967到1975年间和黑人权力运动相关的一些零碎的影像，十年前整理成片在美国上映，但因为有很多素材遗漏，一些年份甚至完全没有素材，所以整个视角不是很全面。但60，70年代没有一家美国媒体愿意去深入采访黑人权力运动，所以连纪录片都是外国人完成的。而且当时瑞典的拍摄团队还受到了多方阻拦，被美国政府和媒体机构批评传播负能量，看不到美国社会进步的一面。 

美国社会对社会运动的记忆僵化而存在极强的种族偏见。首先社会运动历史有很强的白人中心主义。大量研究都聚焦在白人主导的运动，比如新左派运动。同理，有中文翻译版的书籍也基本都局限在新左派运动。还有大量研究是关注民权运动期间的一些运动，比如静坐抗议Sit-in如何影响南方白人的态度。这个不言自明的假设在于黑人运动的成功要由白人来定夺。此外，白人男性也主导着历史叙事。新左派的回忆和论述被白人核心参与者所垄断。社会运动研究作为一个跨社会学、政治学的子学科，内部的种族和性别分化也极为严重。且不说理论研究三大家蒂利、塔罗和麦克亚当都是白人男性，几乎没有有色人种女性活跃在这个领域，她们一旦从事类似的研究，也会被学界的本质主义思维看作仅仅是研究种族、女性，而不是研究广义社会运动的学者。一般的社运研究者，也绝少有自己亲身参与运动组织工作的，研究和社运实践间常有巨大的脱节。 

前面这两个因素当然也受制于一个重要的结构性问题，即社会运动历史档案上的偏见。白人运动和比较温和的黑人运动参与者的记录更完备。Doug McAdam有本代表作叫《自由之夏》，这本书讲述参与1964年自由之夏项目对志愿者人生的长期影响，他们参与以后怎么开始思考改变社会，在今后的人生中更多参与政治。但麦克亚当之所以可以写这本对社运研究几乎是奠基性的书，正是因为自由之夏九成志愿者都是白人，然后档案资料非常齐全完整。黑人组织，特别是激进黑人运动的资料一个非常零散，二来很多掌握在FBI和CIA手里，即使资料解密也要等好多年。新曝光的故事也会颠覆人们的认知，比如当年黑豹党唯一做到高层的日裔美国人Richard Aoki，也是Yellow peril supports black power那张著名图片中的东亚男性，2012年才被曝光其实是长期的FBI线人，他成功打入多个组织内部，为美国政府提供了无数重要情报。 

图右为Richard Aoki，他生前拒不承认和FBI有关

具体到50年代开始的黑人解放运动上，它历史呈现的问题就更为集中。我这里总结了五点。首先是以领袖为中心的记忆和分析，特别是在阐述黑人运动分歧的时候会调出MLK和马尔科姆X，似乎其他人的运动都是这两个人的注脚。即使谈论别的组织的时候，也存在这个问题，比如一说到黑豹党就联想到Huey Newton，而不太关注其他成员，特别是女性成员的贡献。 

第二个问题是国家镇���被大量淡化。最典型的例子是50-70年代FBI在胡佛任下违法的COunter INTELligence PROgram，简称COINTELPRO。这个项目跟踪民权运动、新左派、黑人权力运动和激进左翼里大大小小的组织。FBI也直接策划了黑豹党非常有潜力的新星Fred Hampton和他保镖Mark Clark的刺杀。当时Hampton只有21岁，组织了一个非常有潜力的跨族裔联盟Rainbow Coalition，邀请了各个族裔的激进组织加入。这场官方拒不承认的谋杀也是黑豹党解体的主要原因之一。除了暴力镇压外，官方还通过伪造通讯等方式来对黑人运动各个击破，比如他们会伪装成其他组织的成员写信辱骂黑豹党，挑起组织之间的不信任，或者大肆宣扬某人是FBI或者CIA线人，这种策略也被叫做Bad-jacketing。FBI的COINTELPRO项目之所以为人所知，是因为1971年有八个行动者潜入了宾州FBI的地区办公室偷走了一千多个文档，这些行动者后来把文档全部公布给了主要媒体和国会，否则相关信息要晚几十年才会解禁。如今虽然FBI的监控和镇压受到一定程度的制约，它们旗下依然有专门的针对黑人激进派的监控项目，比如2017年泄漏的文价显示FBI把BLM看作“Black Identity Extremism” Movement的一部分，但这个运动完全是他们杜撰出来的。 

在主流的论述中，黑人激进主义一直被认为是暴力的，分离主义的，引发社会撕裂的。即使是民权运动的支持者也往往持有这样的立场。比如Todd Gitlin等白人新左派一直以来都声称黑人激进派毁掉了民权运动族裔团结的改革成果。他们还认为黑人激进派背叛了民权运动，从而导致70年后代保守主义和文化战争的兴起。但其实真的去看60，70年代历史，会发现60年代的运动在当时未必弥合了社会分歧，那些黑人白人并肩作战的图景本就有很多浪漫化的成分，而反而被认为是分离主义的黑人激进派在70年代后做了很多族裔团结的工作。 

黑人运动历史里女性，特别是底层女性的参与一直是被淡化的。比如知道Claudette Colvin 的人远远少于 Rosa Parks的，尽管前者才是第一个拒绝给白人让座的人。因为相比Colvin，Parks更符合抗争者的刻板形象，她是一个已婚的制衣女工，又在当地的NAACP任职，所以当时NAACP有意把她塑造成领袖。但Colvin是一个让座后不久就怀孕了的15岁单身黑人女性，她的身体是被社会污名化的，当时哪怕在黑人社区也没有一个行动家愿意宣传她的事迹。另外，Angela Davis在很多不同场合也提到过无数普通黑人女性的抗争造就了MLK，比如当时蒙哥马利公车抵制一开始是黑人女性组织发起的，而且搭乘公车的也大量是需要通勤的服务业黑人女工，但后来的历史叙述更多强调的是MLK等人事后介入的组织工作，MLK也因此成为了民权运动的核心人物。社会学家Belinda Robnett的研究还揭示，民权运动时期绝大部分黑人组织和黑人教堂普遍排斥女性的核心领导位置，黑人女性最多只能提拔到中层。所以组织内的排斥反向刺激她们去做更多协调、联络、教育的工作，成为了链接不同社区的节点。当时SNCC就是学生非暴力协调委员会的创办者Ella Baker就是个很好的例子，她做了很多运动的幕后工作，包括挖掘和培养下一代行动者。由于非常反感克里斯玛式的领导人气质，她更亲草根行动的风格也让她在民权运动的记忆中处在更边缘的位置。 

最后一个问题是美国在任何话题上都非常擅长的美国中心主义。除了越战外，历史叙述很少把美国置于全球运动和冷战的框架下看。进入21世纪后这方面的论述多了很多，但总的来说还是十分不够，而且既有的论述很多都比较第三世界浪漫主义，没有太多分析60，70年代国际主义面向下更复杂的政治运动之间的博弈。 美国对六十年代的论述经常被置于一种简化的“Good Sixties/Bad Sixties”的二分，大概就是说六十年代的前半段是好的，运动都很非暴力，在体制框架内进行，也获得了一些民权上的进步。到了六十年代后期黑人权力运动兴起，一切都划向了暴动和骚乱。关于60年代这种二分法记忆如何被固化的著作也很多。第一本叫做Framing the Sixties, 是从政党政治的角度看两党政治人物怎么唤起60年代的记忆来为自己政党的议程服务。第二本书The Bad Sixties对80、90年代的影像作品做了分析，发现主流文化界通过突出好的60年代和各种白人亚文化产品，来有效消解黑人运动的政治性。大家可能会一边欣赏黑豹党的着装，认为他们开创了一种时尚潮流，一边反对他们背后黑人自决的意识形态。第三本书A More Beautiful and Terrible History则反思了美国社会如何通过纪念民权运动来推卸奴隶制和种族隔离的历史负担。民权运动被描述成一种美国社会的自我净化和救赎，为之后的色盲政治 (Colorbindness)铺路。 

黑人权力运动的崛起和遗产

尽管民权运动时期就有了黑人权力的思潮，但是整个运动崛起还是在1960年代末期特别是1968年以后。对主流民权运动和SNCC在选举政治上努力的失望，从马尔科姆·X到MLK和肯尼迪的被刺杀所引发的普遍绝望情绪是很直接的诱因。越战也为黑人激进思潮的传播创立了机遇，因为第一次黑人，尤其是参战黑人直观感受到自己作为被压迫者，和被屠杀的越南人命运是相连同构的。前SDS成员Max Elbaum在Revolution in the Air里引用过一个60年代末的调查，显示30.6%参军的黑人希望回到美国以后加入一个类似黑豹党的激进黑人组织。 

人们事后回望60年代的时候往往忽略的一个背景是，当时即使是早期MLK这样的温和立场，美国社会上支持他的人也是极少数。1966年其实只有28%的美国人对金有好感，说明民权运动在当年是绝对不具备舆论基础的。1961年五月底盖洛普针对刚开始的跨州Freedom Riders运动的调查，六成被访者都持反对态度。更能说明问题的是1963年March on Washington前后的舆论对比，黑人非暴力游行后，社会反而对黑人运动更抵触了，认为非暴力抗争伤害种族平等的比例从60%飙升到了74%。1966年的数据呈现同样的趋势，85%的白人都觉得民权运动伤害了黑人追求平等。所以很多白人新左派宣称的美国社会舆论因为黑人权力才走向保守的论断是站不住脚的。种族资本主义的捍卫者不会因为一个社会运动和理非而对它寄予更多的同情。所以是一直以来都十分坚固的白人至上思潮推动了黑人权力的崛起，而不是反过来的。

1963年March on Washington之前和半年后的舆论对比

一般认为最早的黑人权力组织是Revolutionary Action Movement（RAM），虽然当时并没有Black Power这个概念，但这个组织在黑人高校发展开始就一直强调全世界黑人的解放，它也比黑豹党更早接触到毛主义和列宁主义。因为RAM活跃的时期还在民权运动鼎盛时期，所以他们为了避免国家镇压一直是半地下工作，也导致这个组织虽然实际规模很大，旗下很多分部，但资料留存下来的非常少，很多都来源于CIA和FBI的档案。比如后来根据Freedom of Information Act公布的60年代CIA资料就显示他们被官方认为是当时最危险的组织。RAM也激励了马尔科姆x和黑豹党的创办，前者在伊斯兰国度之前是RAM的成员。 

提出黑人权力这个概念的是Stokely Carmichael，他是在1966年March Against Fear中一场密西西比的集会上喊出这个口号的。早年他也是支持民权运动的温和派，参与过Freedom Riders运动，受到前述提到的Ella Baker影响，也领导过SNCC，但60年代中期他基本已经对民权运动的路线不再抱有幻想。Stokely喊出黑人权力的口号后，大部分民权运动领袖十分恐慌。当时的NAACP主席Roy Wilkins直接说这是”the father of hate and the mother of violence”，MLK也认为这个口号“unfortunate”，让Stokely收回，后者严词拒绝了。这种路线分歧除了时代变迁因素外，很大程度上也是代际问题。Stokely是1941年出生的，MLK是1929年，差了十几岁，所以Stokely回应的时候说我很尊重金博士，但是我们年轻人可没有他的耐心。在金被刺杀前Stokely和他还是有一些策略上的合作，但Stokely在立场表达上从未妥协过。 

CIA解密档案中提到的1967年的Stokely发言，来源于：https://www.cia.gov/library/readingroom/docs/CIA-RDP83B00823R000800050002-3.pdf

MLK与马尔科姆·X的不同，民权运动和黑人权力运动的分歧经常被简化成是否接受暴力。但更本质的不同在于看待黑人解放的途径，究竟是要求白人国家给自己赋权和法律地位，还是自己夺取和定义自由。Malcolm X最著名的话之一就是“Nobody can give you freedom”。同时，黑人权力运动应该被看作一种网状的弥散式的结构，内部有很多不同的派别。有些组织支持黑人分离主义和独立建国，还有一些组织会信仰革命社会主义，一些组织，像伊斯兰国度有宗教色彩也不排斥资本主义，比如他们会支持黑人企业家创业。但黑人权力运动在整体的脉络上还是偏左翼，还是有一些共同的特点可以将之和民权运动区别开来。 

首先，黑人权力大大拓宽了民权运动的范畴。因为民权是相对自由较为狭窄的概念，后者还包括在经济、教育、医保、住房等一系列面向上的平等。非常典型的例子就是黑豹党1966年起草的纲领性文件ten-point program，涉及免费医疗、教育、廉价住房和黑人免服兵役等问题，他们资金充裕的时候也一直在实践各种社区医疗教育治安项目。这种激进社区实践不只是内部试点，也激励了其他族裔的激进组织，比如另外一个纽约的亚裔激进组织I Wor Kuen (IWK，义和拳) 就有12-point program，而且它们的纲领相对黑豹党的有更强的性别意识，可能是美国所有激进组织里面最明确提出反对男性沙文主义的。 

IWK的12点项目全文，来源于：https://asianamericanactivism.tumblr.com/post/68946140266/i-wor-kuen-12-point-platform-and-program-i-wor

民权和黑人权力第二个根本性分歧和很多对于移民的争议是类似的，即美国的移民需不需要逐步融入白人社会，还是可以保持自己的生活方式和政治。而黑人权力在保留自己族裔文化政治的情况下，进一步讨论了自决和独立的问题。一个典型的支持黑人自决的激进组织是1968年在底特律成立的新非洲共和国（RNA），RNA希望五个黑人人口占比高的南方州路易斯安那，密西西比，阿拉巴马，佐治亚和南卡独立建国，向美国索取每名黑人一万美金的奴隶制赔偿，等价于美国重建时期对黑人未兑现的许诺，同时请黑人投票自行决定是否加入新的国家。RNA计划定都亚特兰大，还选了当时在中国流亡的黑人运动家Robert F. Williams当临时总统，国旗则模仿美国的设计但是采用泛非主义的红、黑、绿三色。这些纲领现在听上去很不可思议，但当时这样的思潮绝对不是毫无社会根基的。RNA成立初期全国媒体关注度很高，这个组织在政治打压下也一直存活到了90年代。针对RNA的研究非常少，唯一一本著作是政治学者Christian Davenport的How Social Movements Die，分析RNA在国家镇压和内部派系分裂前逐渐衰落的过程。 

RNA计划的国土范围，来源于：https://christiandavenportphd.weebly.com/republic-of-new-africa.html 

第三类分歧在于国际主义的程度。MLK自己当然也会说全世界人民的解放是重要的，但只有黑人权力运动真正建立了事实上的组织联系。比较典型的例子是黑豹党在阿尔及利亚的故事，这段历史目前最完整的叙述来源于Algiers, Third World Capital这本书。黑豹党的信息部部长Eldridge Cleaver 60年代末逃避审判流亡到阿尔及利亚，一开始受到新政府的欢迎成立了支部，对方还提供了办公场所。虽然BPP在海外只有这么一个分部，他们通过阿尔及利亚做了很多国际联络的工作，他还长期受到北越政府的资助。但随着时间发展黑豹党的分部和阿尔及利亚政府就产生了很多理念和资金上的冲突，后者一直希望把前者纳入自己自上而下管理的体系，还两次收缴了海外给黑豹党的大量资助。所以从这个案例也可以看到，一方面黑人权力运动的国际视角比民权运动要宽广许多，但是另外一方面很多国际连结内嵌在当时全世界的民族解放结构和美国国内对黑人运动的镇压里，这个外部条件的涨落还是很关键的。 

黑豹党党报对阿尔及利亚分部的报道，来源于：https://twitter.com/SanaSaeed/status/1279926765150928896

为黑人权力运动提供国际背景的泛非主义存在三个重要的时间点。从宽泛的意义上说，18世纪末的海地革命就有了泛非洲主义的色彩。当时海地起义军甚至和大革命中的法国普通市民有了跨大西洋的团结。这在CLR James早年的著作《黑色雅各宾》里面有很细致的描述。现代泛非运动大概出现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那时候全世界激进思潮的传播都很快，从无政府主义到共产主义。同一时期黑人激进派建立了很多跨国组织，都致力于全世界非洲裔的解放。当时虽然交通没有现在便利，但现代签证制度还没有建立，像美国是1924年随着颁布限制亚洲移民的Johnson–Reed Act才有了签证，所以运动家跨国迁徙和流亡某种程度上更为容易。本尼迪克特·安德森在《全球化时代》还提到那时候具备的所谓早期全球化特征，电报、万国邮政联盟、蒸汽船和铁路建设都有利于跨国人口流动。到上世纪60年代的时候伴随亚非拉民族独立运动，已有的泛非思潮正好和黑人权力运动对接起来，所以黑人权力运动里面不少人物后来也都参与了泛非运动，包括Stokely自己，他甚至为纪念泛非运动改名为Kwame Ture。 

牙买加人Marcus Garvey是早年泛非运动非常重要的人物，他1914年创办了最早的泛非运动组织Universal Negro Improvement Association and African Communities League (UNIA-ACL)，当他移民到美国以后又在纽约哈勒姆建立了分部。加州奥克兰有个非常著名的黑人激进主义书店叫Marcus Book就是以Marcus Garvey命名，这次BLM抗议他们书店也收到了很多捐款。另一个重要组织是1968年由加纳流亡运动家恩克鲁玛成立的All-African People's Revolutionary Party，后来1972年也有了美国分部，Stokely1969年逃亡非洲以后就长期负责这个组织。所以社运的国际联系并不一定是从欧美开始辐射向全球的，很多都是在其他地区先发起然后通过国际移民传到了美国，这种边缘到中心的模式关注的人较少。 

很多泛非运动的人其实都出生在加勒比地区，Stokely也是出生于特立尼达和多巴哥。加勒比行动者和美国社会运动的互动远远早于民权运动年代。比如20世纪初，就有很多加勒比的激进无政府主义者在纽约建立和参与了激进劳工和族裔解放组织，他们在哈勒姆文艺复兴中也扮演过很重要的角色。除了之前提到的早期全球化的趋势，历史学者Winston James这本Holding Aloft the Banner of Ethiopia里面分析到另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加勒比、西印度群岛的黑人移民，相对美国本土的黑人平均教育程度更高，阶级意识更强，同时他们在移民到美国前对种族隔离的感受不深。这些人到美国以后接触到白人才开始有了黑人的意识，但同时他们相对本土的黑人激进主义者更愿意和白人激进劳工运动家合作。也就是说加勒比的黑人激进派从Marcus Garvey到CLR James成为了美国白人激进派和黑人激进派间的桥梁，可以把种族和阶级的议题一起融合到解放性政治里头。这点非常关键，我在后面谈到左翼运动的种族问题时候还会进一步解释。 

虽然上述提到的很多黑人权力组织已经不复存在，但他们以往的���员和后代现在往往还活跃在社运一线，或是就现在的运动提出自己的看法。也有很多人创办了非政府组织。所以如今各个城市的运动经常还能带上当年运动的特色。我这次讲座封面图片作者Emory Douglas前几年拜访墨西哥萨民解驻地，和行动者对谈艺术和政治行动的关系，他们的对话成果还出版了书籍Zapantera Negra。 

黑人权力运动内部的意识形态多元而庞杂。黑豹党、伊斯兰国度、新非洲共和国等组织获得了大部分媒体关注，但其实还有很多小的组织。因为我住在费城，所以分享下本地一个很著名的黑人激进组织MOVE。MOVE1972年成立，除了黑人自决解放的纲领外，还有很强的绿色无政府主义色彩，比较反对工业化，有些历史学者认为他们受牙买加拉斯塔法里运动的影响。这个组织本来是很低调的，就在费城西边买了一排楼，组织成员过自治公社式的生活。但是78年的时候和费城警方对峙的时候，一名警察后颈被子弹击中身亡。为此费城警方坚称是MOVE方面开的枪，MOVE说他们的枪都是坏的不可能走火，是其他警察扫射到死者。官方没有给MOVE太多辩护机会，重判了九个人谋杀，大部分人刑期判了40多年，媒体把他们叫做MOVE9。目前这些人要么在监狱去世了，要么2018年以后才被释放，最新的情况是一位被判42年的成员Delbert Africa今年一月才被释放，六月就癌症去世了。 

1985年的时候MOVE和警方再次发生冲突，由于警察没法让成员离开住所，他们就索性出动了直升机向MOVE的住所扔了炸弹，炸弹当时引发了现场大火，造成6名主要MOVE成员和5个未成年人死亡，60多栋房屋受损。2013年的纪录片Let The Fire Burn是关于MOVE和警方的冲突，片名就暗示说当时警方意识到房屋着火后，故意让消防车不要实施救援，等着火把MOVE成员吞噬。最后这场屠杀没有一个警官被审判。这场悲剧一方面导致MOVE基本被摧毁，另一方面也反向刺激了黑人权力思潮在费城的延续。这次费城BLM游行中，也可以看到关于MOVE的标语。 

1985年MOVE爆炸现场的浓烟，来源于：https://thephiladelphiacitizen.org/the-lingering-trauma-of-move/ 

60，70年代任何社会运动都沾染了性别主义的色彩。黑人女权艺术家Michele Wallace写过一本当年争议极大的书Black Macho and the Myth of the Superwoman，因为这是第一本揭露黑人权力运动内部性别压迫的书。她认为黑人权力运动的厌女情节体现在运动强化了noble warriors 或者是 elderly statesman形象，要么是高贵的战士要么是年长的发言人，都是非常强调男性气概的。而且很多运动组织本身一直在强调要恢复黑人男性在社会的主导地位。这其实是对1965年一份著名的调查Moynihan’s The Negro Family的反击，当时这份报告认为黑人群体内部占四分之一的单亲母亲家庭导致了黑人过多依赖福利制度，经济文化上陷入落后的恶性循环。这份报告撰写人Moynihan本人其实写到了奴隶制以降的系统性歧视才是导致黑人家庭瓦解的原因，但后来这份报告完全被曲解逆练成为了保守派宣扬黑人“贫穷的文化”的证据。黑人权力运动针对这种污名化，等于是用一种同样扭曲的，牺牲黑人女性自主性的方式做出了回应。  

黑豹党内部的性别歧视就很能反映问题。Elaine Brown写过一本回忆录叫A Taste of Power，她是1974-1977年黑豹党陷入危机时候的负责人，因为领导人Huey P. Newton为了逃避审判流亡了古巴所以指定她接任。当时黑豹党的影响力已经消退，创办者之一Bob Seale已经因为内部分歧退党，组织成员各奔东西，剩下不到100人。Elaine在非常不利的局面下其实做了很多组织工作，包括拓展已有项目，增强和其他组织和政客的合作，极大延长了黑豹党的寿命。但后来大家在回顾黑豹党历史的时候，也倾向于完全忽略女性成员的贡献。Brown在回忆录里直接指出黑人女性在黑人权力运动中被认为无关紧要的。即使女性作为领导人，也被认为伤害了black manhood甚至黑人这个种族本身。 

除了Elaine的回忆录外，The Revolution Has Come是黑豹党历史书里比较有性别意识的一本。尽管鼎盛期黑豹党成员六成是女性，总部和绝大部分分部的性别分化和歧视是非常严重的，比如后勤联络、教师和办报纸几乎都由女性操办，主要领导层历史上只有三个人是女性，而且都是因为和男性成员有亲密关系才被提拔。早期女性和男性的职位晋升渠道是完全分开的。组织内部集权也很严重，不同意Newton的人会被开除。这本书里说到一个非常有意思的现象是在组织发展后期，由于女性成员的贡献长期被忽视，她们不被上门来搜捕的警察认为是关键人物，于是长此以往组织里的男性都被抓走，女性终于得以填补空白进入管理层。这个和之前提到的黑人教堂排斥女性，催生她们成为社区层面的召集人的例子异曲同工，都是社会结构性歧视如何塑造女性运动家独特的政治抗争模式。 

当然并非黑人权力运动就格外排斥女性，事实上民权运动和新左派运动里性别歧视是更常见和直白的。自由之夏项目招募学生的时候，筛选女性参与者一条很重要的标准是外貌。后来McAdam做研究时候意外翻出当年的档案，发现负责人在审查申请者资料时候一直在评论女申请者的长相，很多人因为外貌被拒绝参与。这些都构成了后来女权运动和黑人女权主义崛起的大背景。  

美国左翼运动中的种族问题

美国左翼运动种的种族问题是最近很多人聊到的话题，似乎BLM这类黑人运动更多关注种族，更少关注阶级的问题。前几天刚被清场的西雅图CHAZ占领区也出现了这个矛盾，白人抗议者想把更宏大的反新自由主义运动的议程嫁接进来，但一些黑人会觉得这些议题会妨碍BLM和黑人解放这个更紧迫的焦点，尽管TA们一般都承认新自由主义是个更本质的底色。这个争论其实一直存在，比如2018年末新共和发了一篇文章“Do American Socialists Have a Race Problem”，以美国目前最大的左翼激进组织美国社会民主主义DSA为例子，讲述了美国社会主义者内部对有色人种的排斥。这篇文章当时引发非常大的争议，因为左翼内部的白人很少承认自己有种族主义的问题。确实，种族和阶级在美国政治里面一直是非常缠绕，很多情况下甚至互斥的议题，这也是导致和很多发达民主国家相比，美国总体政治光谱相对保守的一个原因。 

杜博依斯曾有一个著名的论断，“黑人问题是对美国社会主义者最大的考验。”他在自己的很多著作里都细致地刻画了劳工政治的种族主义倾向，白人劳工往往认为自己的劳权受损都是因为黑人的存在。Viewpoint杂志的Asad Haider在2018年出版的Mistaken Identity里，也总结到白人之间的族裔团结一直以来高于美国有色人种之间的阶级团结。 

对黑人的种族主义一直以来都是其他移民融入美国的粘合剂，黑人是所有新移民共同的敌人，通过歧视黑人来融入主流白人社会的逻辑一百年来都没有变过。弗里德里克·道格拉斯曾经分析过爱尔兰移民对黑人的仇视，他说爱尔兰人在自己祖国愿意和全世界无产者站在一起，但一到美国就被教育要仇视黑人，才可以成为白人。在《美国黑人的重建》一书中，杜博依斯一开始就提到了美国从19世纪初欧洲移民涌入，到内战再到20世纪初一直并行的两类劳工运动：一是黑人劳工获取法律承认，后来也成为民权运动的由头，二就是白人移民劳工争取土地和更高的工资，后来就演化成了很多早年种族隔离的工会比如AFL。这两个运动偶尔会有一些联合，但是总得来说是互相冲突的。因为在不同时期，白人移民劳工，包括还有很多底层的白人都认为黑人压低了工资，抢了他们的工作。 

现在关于欧洲移民怎么变成白人的著作已经非常多，最早有影响力的著作是1991年出版的The Wages of Whiteness，之后依据这个思路就有很多类似的文献。这些后来的文献，比如Working Toward Whiteness会更细致地描摹美国的欧洲移民除了心理上觉得自己总是比黑人高一等外，是如何一步步将自己美国白人化的，包括如何通过加入排斥黑人、墨西哥人和亚洲人的工会试图让自己和本地白人劳工平起平坐，通过购买房产来和买不起房的黑人的区隔开来。另一方面，美国的各种移民法律，比如1924年的移民法案限制了很多国家的移民进入，导致北部需要更多的黑人劳工来代替之前移民的工作。这也使得美国社会，特别很多商家开始比较黑人和移民劳工的优劣，从而觉得“有些移民比别的移民和黑人更平等“。 

游天龙老师在之前的讲座提过由于在正规就业市场被歧视，亚裔经常被雇佣来当白人罢工的工会打手。其实当时黑人被雇佣是更普遍的现象，因为黑人男性除了和亚裔一样工资很低外，也一直被认为更强壮暴力，同时身体更能忍受痛苦。20世纪早年这些走投无路的工会打手都是由专业公司跨州雇佣，通过铁路统一运输的，所以雇佣的成本也进一步降低。另外，由于受到绝大部分工会的排斥，黑人劳工对白人工会存在怨恨，这也使得他们参与反罢工的时候带上了一些报复的心理。一个典型的例子是1919年席卷全美的钢铁行业大罢工中，绝大部分罢工打手都是黑人，而组织者一方AFL正巧拒绝黑人会员。所以最后这场罢工变成了资方雇佣的黑人和白人劳工的对战，非常有效瓦解了劳工的团结。这场罢工之后整个钢铁行业劳工运动一蹶不振，15年后才有新的罢工。 

关于美国工会和种族主义的历史，还可以参考Mike Davis的经典作品Prisoners of the American Dream。他的核心观点之一就是历史上工会的种族主义让美国劳工运动一直都比其他欧陆国家保守和官僚主义，这是所有左翼思想家都没有预料到的。美国工会的官僚化具体包括疏于培训草根运动家，排斥其他左翼组织，不愿意纳入女性主导的文书职位和有色人种占多数的南方农业工种，不与民权运动合作等。 

一个例外是1905年在芝加哥成立的IWW，世界产业工人联合会。IWW一直是跨种族、性别和国界做动员的，这也是受19世纪末20世纪初劳工无政府主义思潮的影响，认为全世界劳工不分职业应当隶属于同一个工会，所以它们的信条叫”One Big Union”。但这绝对不是劳工运动的主流，IWW哪怕在鼎盛时期也只有15万劳工会员，而同时期AFL旗下一个大行业分会，比如钢铁行业的人数都可以有30到40万。IWW的组织现在还有，在一些中大型城市集会和罢工中还可以看到他们组织的身影。但60年代开始，IWW开始直接介入民权运动，后来就更像一个社会运动组织而不是典型的工会。而且IWW是允许劳工隶属于别的工会的，所以其对旗下劳工的管理也更松散。华盛顿大学历史系做过一个IWW的数据库，里面有很多珍贵的史料和可视化，推荐给大家。 

早期的美国共产党在族裔团结上构成了另一个特例。20世纪早期美国共产党曾经积极动员过黑人激进派。最明显的一个例子是1920年前后有个黑人秘密会社叫做African Blood Brotherhood，是当时一个记者和出版人Cyril Briggs创办的（这个人也是加勒比的移民），Claude McKay, 和Harry Haywood也是成员。这个组织内部有社会主义倾向的人后来和美共有很多合作，最终甚至直接成为了CP的一个分部。Harry Haywood是其中最著名的一位，他去苏联学习过，见过包括胡志明在内的很多人。根据美共三十年代初的组织宣传材料，可以看到TA们有鲜明的种族立场，支持南方黑人的自决，和RNA立场接近。但很遗憾的是，从30年代后期开始美共就已经逐步弱化对种族主义的讨论，当时也以散布黑人分离和民族主义为理由驱赶了很多黑人激进派。直到1959年CPUSA正式放弃了美国黑人民族自决的口号。他们觉得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和深化，黑人白人自动会团结起来。那个时候民权运动正是如火如荼的时候，美共不但没有有利介入黑人解放运动，白人负责人反而开除了Harry Haywood等一系列黑人成员。基本上从这个节点开始，美国的左翼激进主义运动，至少从组��成员��看形成了种族分化的格局，直到今天都是如此。

1930年代美共的黑人自决宣传材料，来源于：https://wolfsonianfiulibrary.wordpress.com/2018/01/15/civil-rights-and-the-cpusa/

美国主流的民权运动历史经常把70年代说的非常不堪，好像除了尼克松为首的保守派开始反击外社会抗争全面停滞，但这个完全不符合事实，其实70年代中期美国的劳工运动才达到顶峰，而这个高峰的到来和黑人解放运动密不可分。60年代以后，随着黑人权力运动的兴起，黑人激进派就开始自立门户。1968年底特律道奇工厂发育出来的劳工组织the Dodge Revolutionary Union Movement (DRUM)领导旗下工人罢工，是民权运动以后第一次彻底关停了工厂的罢工。由DRUM发展起来的the League of Revolutionary Black Workers是70年代最重要的黑人激进组织，卷入了几乎所有重要的罢工，也动员了很多白人劳工。但从组织层面，出于对白人的绝望，这些组织都只允许有色人种加入。The League也是最早提出并为reparations募集到款项的组织，动员白人宗教组织拿到了至少20万美金的捐款，所以不该预设所有白人都本能排斥黑人权力运动的理念。到80年代纽约还成立了The National Black United Front，到现在这个组织还比较活跃。90年代末Black Radical Congress在芝加哥成立，曾经聚集起了很多黑人运动家、泛非主义者和学者，包括Angela Davis，这些人也试图和其他族裔的激进派进行更密切的合作。所以其实60年代末民权运动消退以后，黑人运动还是得到了长足的发展。关键问题是当黑人发展自己的运动组织后，因为社运历史的记录者往往是白人，所以这些努力就不太容易被人看见。Michael Dawson在Blacks in and out of the Left里就很详细解释了黑人如何和白人左翼思潮渐行渐远，白人新左派也一直都不愿意承认黑人权力运动对族裔解放的作用，然后久而久之黑人激进派就被边缘化了。 

那总结下，一系列原因共同导致了美国的种族和阶级撕裂了激进主义运动。首先欧陆马克思主义思潮的历史遗产导致很多左翼认为阶级斗争优先，种族只是阶级的反映。很多左翼组织内部也无人读杜博依斯、法农等黑人思想家的作品。从美共的历史也可以看到核心组织在分化中逐步远离黑人运动。再者，黑人激进派受到普遍的国家暴力，被迫转入地下。战后兴起的郊区化和居住隔离也很可能对左翼政治不利，因为左翼是非常依赖面对面社区动员的，但居住隔离导致左翼动员不到底层黑人，也难以建立跨族裔联盟。这些因素带来白人黑人互不信任的长期影响，不同族裔建立单独的激进左翼组织，这也导致黑人激进派愈发被孤立，在主流政治里处于边缘的地位。 

所以如今至少从选票的层面，自由主义的思潮基本上主导了美国的黑人政治，奥巴马之年也一度巩固了很多人的幻觉，目前为止黑人对民主党的依附性还是很强。同时因为长期的打压，黑人激进派一直处于相对边缘和半地下的状态，一般没法像白人组织一样会公开招募成员，很多社区也没有登记为社会组织。但是另一方面，近些年BLM运动让黑人运动有重新激进化的可能性，参与运动的黑人运动家一般都不会在两党政治的框架下思考种族解放，核心运动家绝大部分都在其他左翼、劳工和LGBTQ组织任职。比如提出BLM口号的三位黑人女性Alicia Garza, Opal Tometi和Patrice Cullors都同时活跃在各类劳工和移民运动中，她们也在不同场合强调BLM是跨越国界的。 

目前，美国当代左翼组织的事实性种族隔离还是非常严重。很多大众也已经有了左派都是白人的刻板印象，而不愿意多和他们来往。这里列举四个比较主要，立场又不太一样的白人左翼组织。说白人组织不是说这些组织就没有有色人种成员，而是非白人的比例非常低，组织内部有色人种成员也往往经历明显的歧视。The Democratic Socialists of America (DSA)是目前全美最大的左翼组织，有七万多付费会员。它曾经是相对保守的组织，是借着80年代很多更激进组织解体时候趁乱成立的。它的种族主义问题也很久了，80年代的时候DSA没有支持民主党激进派黑人候选人Jesse Jackson的总统竞选，史学家一般认为是组织内部种族主义导致。这两年随着组织内部有更多新的成员，有一些分部有了更多内部种族主义的反思。Socialist Alternative (SA)是一个托洛茨基主义的组织，它在美国的知名度基本是靠当选西雅图市议员的Kshama Sawant提升的，目前Sawant还在市议会任职，也积极支持参与了当地的占领运动。Party for Socialism and Liberation (PSL)基本是个白人斯大林主义组织，经常持比较教条的立场，但他们对拉美政治的关注可能是所有组织里最强的。Redneck Revolt (RR)是个很有意思的左翼拥枪组织。所以这也有助于打破白人拥枪的都是红州保守主义者的刻板印象。 

当前以黑人为主的左翼组织内部意识形态也很多元。Black Socialists in America (BSA)是2018年才成立的黑人社会主义组织，很大程度是为了回应DSA的种族问题，当然相比DSA，BSA的公开活动要少很多，成员都是匿名出镜。Revolutionary Abolitionist Movement (RAM)是无政府主义的社区，它们也有仿照黑豹党的十点纲领，包括废除警察军队和监狱。所以现在Defund the Police运动中确实是有希望彻底废除警察的一派的，也没必要否认和切割。Cooperation Jackson是一个2014年密西西比杰克逊成立的合作社网络。Huey P Newton Gun Club顾名思义是以黑豹党前领导人的名字命名的拥枪组织。总的来说在美国的左翼政治版图里，黑人左翼会更偏无政府主义一些。因为一来在践行民主集中制的混合族裔组织里，黑人肯定是被压迫的；二来无政府主义组织更去中心化，可以更有效地规避国家的监视和镇压。 

黑人解放运动与BLM2020

最后谈一下对目前BLM的一些观察，以及和之前提到的黑人运动历史之间的关系。进行了一个多月的BLM虽然由反警察暴力开始，但发展到现在已经有了更多的议题。虽然在中文网络上可能还是有很多反对的声音，但在美国本土，BLM从成立以来第一次有了大部分人口的支持。 

从民意调查上来看，BLM口号在2012年奥巴马任下刚提出来的时候是完全没有群众基础的，这和历史上所有黑人运动，甚至社会运动的命运都是一样的。公众对社会运动的高支持度，往往是参与者不断动员、说服、制造领导权的结果。对比2016年和今年的数据，可以看到2016年的时候，YouGov调研的美国被访者只有27%明确支持运动，这个比例到今年翻了一倍不止。当然这里有个问题是今年没有中立这个选项了，所以很多人态度可能向支持方向位移，但明确反对运动的人也减少了不少。然后很有意思的是中间派独立选民的意见变化幅度是最大的，也就是说其实运动动员起来了大部分中间选民，但基本没有让共和党选民改变看法。 

党派与BLM支持，来源于：https://news.yahoo.com/new-yahoo-news-you-gov-poll-support-for-black-lives-matter-doubles-as-most-americans-reject-trumps-protest-response-144241692.html  

从皮尤归纳的分族裔的支持度来看，除了各族裔总体更支持BLM外，拉丁裔的观念变化是最剧烈的，直接从2016年的比白人更不支持到目前77%的高支持度。我希望会有更多的研究出来论证具体的机制，但个人总体感觉是这次全国范围的BLM通过把黑人的处境置于其他少数族裔和移民面前，从而极大促进了少数族裔之间的自我教育和团结。这里没有亚裔的对比数据，但之前有个单独的调查发现抗议下亚裔对警察的观感下降是最明显的。最近针对亚裔为何不支持黑人运动有很多辩论，我想说其实对拉丁裔来说，除了无证移民，很多人同样很难共情黑人的处境。这次抗议期间拉丁裔内部，特别是白人拉丁裔同样有反省自身的anti-Blackness，甚至也有如何和父母和老一辈有效对话这种讨论。所以其实亚裔也可以通过和拉丁裔的连结，来互相指认和创造性地面对社群内部种族主义的问题。

2016年BLM分族裔支持度，来源于：https://www.pewresearch.org/fact-tank/2016/07/08/how-americans-view-the-black-lives-matter-movement/

2020年BLM分族裔支持度，来源于：https://www.pewsocialtrends.org/2020/06/12/amid-protests-majorities-across-racial-and-ethnic-groups-express-support-for-the-black-lives-matter-movement/

最后这张图表是皮尤同一个调查里不同人口变量与政治参与行为的交互，可以看到拉丁裔、亚裔的参与比例和黑人十分接近。甚至在给组织捐款上，亚裔的比例要远远超过其他族裔。按照右图给出的过去一个月的抗议参与比例，也是只有白人在拖后腿，且亚裔的参与度是所有族裔中最高的。我们觉得亚裔参与度低还是因为亚裔总人数真的太少了，很难在抗议中彼此看见。当然这类调查经常只访问会说英语的亚裔，所以实际比例会低一些，但至少说明年轻一代的政治参与热情是非常高的。 

Pew不同人口变量与BLM政治参与行为的交互，来源于：https://www.pewsocialtrends.org/2020/06/12/amid-protests-majorities-across-racial-and-ethnic-groups-express-support-for-the-black-lives-matter-movement/psdt_06-12-20_protests-00-10/

BLM运动跨种族的高支持度伴随的是其去中心化的特征。在我看来去中心化具体是和三个子特征结合起来的，商业化、城市社区化和大规模监控。但凡社会运动发展到一定程度，多多少少会有一些商业化的色彩，或者说更多企业看到民意愿意去支持BLM的诉求。早期可能是耐克这样的运动企业会支持，因为顾客里就有很多黑人，但现在亚马逊、Spotify、Netflix这类互联网公司也加入了挺BLM的阵线。讽刺的是，亚马逊恰恰是造成黑人持续贫困和被压迫的根本原因。它造成的士绅化，对旗下服务业劳工的压榨、Covid19下对仓储和WholeFoods罢工的镇压都很能说明它支持BLM的虚伪性。亚马逊2018年的时候还被爆出将旗下一个面部识别软件Rekognition卖给警方。在这样的背景下，BLM运动内部肯定会有策略性支持商业公司的，也有反对被资本主义收编的激进派。这种运动内部的立场如何���一个去中心的结构下做协调配合，而不是拉锯内耗，对未来的运动是一个挑战。 

这次各地上街的人数很多，口号也很齐整统一，但每个地方的运动势能和诉求差异其实很大。因为像Defund the Police这种诉求落实肯定是要运动参与者和当地的市长、市议会、警察部门斗争和斡旋。警局的预算一般都是市议会批准的，比如不久前白思豪批准市议会砍掉了NYPD下一个财年7%的预算。还有拆种族主义雕像和壁画的话各地的情况也非常不同，还有一些历史雕像可能在其他少数族裔社区和大学，还需要抗议者和社区负责人、各类社会机构进行协调。 

另一个去中心的因素，则在于不同城市社会运动的历史遗产不同，我这里举西雅图和我居住的费城的例子。这次西雅图抗议最特殊的地方就是CHAZ/CHOP占领区。这个区域几天前已经被清空了，但还是留下不少宝贵的运动经验和教训。之所以西雅图可以成功实现占领而非简单的游行，和本地有几十年历史的占领文化和无政府主义社区的兴盛是很有关系的。最晚从70年代开始原住民和拉丁裔社群就组织过不少占领荒地和学校的行动。CHOP占领区有各个不同社运组织的力量，除了BLM的人外也有大量当年参与Occupy的社群，还有一些这次疫情下涌现出的互助组织。因为Occupy的白人占大多数，所以运动内部一直都有种族和运动路线的矛盾，比如自治和占领的议程是否会干扰更紧迫的警察改革，这些争议直到占领结束也没有缓解。但总的来说，西雅图之前各个族裔联合抗争的历史对这次的运动有非常大的帮助。 

相比之下费城的政治生态就非常不同。这里有非常强的黑人权力运动的历史，美国第一个黑人权力运动组织RAM当年总部就是在费城，其他黑人权力组织在费城也都有分部，当然还有MOVE。今次BLM运动里，西费城的行动者纪念MOVE爆炸三十五周年还特别制作了短片，可以看到现在费城的社运还是受到当年历史很强的影响，诉求要比其他地方激进很多，比如这里的运动家是反对"Hands up, don't shoot”这种自我矮化的口号。虽然很多这类抗议吸引不了全国媒体的关注，但是对本地政治是有很大影响的。 

最后一个挑战就是如何应对大规模监控。美国的黑人运动受到的国家监控是最严密的。这次各地的BLM示威，各城市和州警察、国民警卫队、FBI和军方都派出了无人侦察机和巡逻机，监控达到了军事级别。仅仅国土安全部和海关执法局就直播和录制了至少270小时的抗议人群画面，这还不包括其他地方部门的档案。面对这种监控，我认为美国运动者做得还是很不够，很多消息发布和沟通都靠公开的脸书、推特和Instagram，反而是Boogaloo等右翼运动更多用加密软件。目前电报上最大的BLM频道只有不到一万关注者，完全不成体系，这可能对未来的运动协调造成伤害。 

谢谢大家。 

参考读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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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venport, Christian. 2014. How Social Movements Die: Repression and Demobilization of the Republic of New Africa.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Davis, Angela Y. 2016. Freedom Is a Constant Struggle: Ferguson, Palestine, and the Foundations of a Movement. 4TH PRINTING edition. edited by F. Barat. Chicago, Illinois: Haymarket Books. 

Davis, Mike. 1999. Prisoners of the American Dream: Politics and Economy in the History of the US Working Class. Verso. 

Dawson, Michael C. 2013. Blacks In and Out of the Left.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Du Bois, W. E. Burghardt. 1998. Black Reconstruction in America, 1860-1880. 12.2.1997 edition. New York, NY: Free Press. 

Elbaum, Max. 2018. Revolution in the Air: Sixties Radicals Turn to Lenin, Mao and Che. New edition. London: Verso. 

Haider, Asad. 2018. Mistaken Identity: Race and Class in the Age of Trump. London ; Brooklyn, NY: Verso. 

Hoerl, Kristen. 2018. The Bad Sixties: Hollywood Memories of the Counterculture, Antiwar, and Black Power Movements. Jackson: University Press of Mississipp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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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ames, Winston. 1998. Holding Aloft the Banner of Ethiopia: Caribbean Radicalism in Early Twentieth Century America. London ; New York: Verso. 

Léger, Marc James, and David Tomas, eds. 2017. Zapantera Negra: An Artistic Encounter Between Black Panthers and Zapatistas. Brooklyn, New York: Common No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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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dependence-of-mind]

秦晖：王小波是一个自由主义思想家吗？

作者：秦晖   2016-04-11

[摘要]

在中国文坛上，小波是个罕见的文理兼通的学者型作家。如前所述，他的学者才华并不显示在构筑理论体系上，而是体现在他对自由主义精神的实质性把握，以及由此而来的思想逻辑的一贯性。

作者：秦晖，清华大学人文学院历史系教授、博士生导师。

一位“有思想的作家”

王小波是一个自由主义思想家吗？

推崇小波的人多这么说，而另一些人—— 其中也有小波的志同道合者 —— 则认为不宜这样讲。

我认为这要看所谓的思想家该如何定义。

读过小波作品的人，都会感到他那潇洒的文笔背后，有着对人生对社会的深邃思考与新鲜见解。

但如果你说的思想家是指那种庞大理论体系的建立者，小波的确不是这样的人 —— 他大概也并不想扮演这样的角色。

小波“只是”个作家，他的作品充满着对自由的向往，与对剥夺人们自由权利的现象的抨击，但他并没有试图建立一个，欧几里德式的自由主义“思想体系”，也没有专门从理论逻辑上来展开对某一领域的细致研究，以补充自由主义的思想库。

然而作为一个自由主义作家，小波自有其不可替代的价值。

在中国文坛上，小波是个罕见的文理兼通的学者型作家。如前所述，他的学者才华并不显示在构筑理论体系上，而是体现在他对自由主义精神的实质性把握，以及由此而来的思想逻辑的一贯性。

我们知道对于作家而言，理念固然需要，感性冲动，或曰“创作激情”更是不可或缺。

除了那些旨在卖文为生的“写手”不论，真正能成大器的作家的创作源泉，往往与其说是理念，毋宁说是良知、情感与悟性体验。

与“有思想的学者”不同，人们通常所说的“有思想的作家”主要指的不是有逻辑化思想体系的作家，而是指能震撼人们心灵、把握时代脉搏的作家。

而丰富的情感与逻辑理念往往不易协调，由此造成两种现象：

要么刻意地为解说某种“主义”而写作，独独缺乏文学的生命力；要么情感左右“主义”，在不同的场景下，作品往往会有彼此抵牾的思想倾向，情之所至，兴之所至，往往并不要求逻辑上的一贯。

不仅“纯文学家”如此，文学、理论两栖作家，甚至以理论为主要角色者，也难以摆脱这种文学上的情感灵性和理论思维的逻辑性之间的不谐调。

（反乌托邦三部曲【《1984》《美丽新世界》《我们》】）

在某种程度上，甚至可以说文学浪漫主义本身，与作为自由主义基础的理性精神有一定的互异性。

在历史上，许多反自由主义的名著往往采取文学形式，如《乌托邦》、《太阳城》和《伊加利亚旅行记》这类“乌托邦文学”即然。

而自由主义名著则往往采用板着面孔讲道理的方式，从洛克到哈耶克莫不如此。

即使采用文学形式的自由主义著作，也大都是以消解而不是以建构为特色的，像奥威尔、扎米亚京等人的“反乌托邦文学”那样，其所发挥的主要是自由主义的驳论，而不是立论。

这种互异甚至在历史上形成一种决非“必然”但却有很大机率的现象，即文学成就高的国家，往往自由主义传统相对薄弱。

19世纪前期法国文学比英美出色，19世纪后期俄国文学比德国出色，但自由主义的影响在法、俄却远不如在英、德（当然完全没有自由的状态又当别论，如德国的纳粹时代与我国的文革时期，那是既无自由又无文学的）。

（王小波时代三部曲【《黄金时代》《青铜时代》《白银时代》】）

而小波在文学史上的地位正在于：由于他独特的知识结构与人生经历，由于当前中国特定的社会土壤与时代背景，当然更由于他的天分与创作个性，使他引人注目地，将文学浪漫主义与自由主义理性眼光成功地结合起来。

一方面，小波的作品文笔清新自然，奇思骏发，妙趣横生，不仅具有很强的艺术感染力，而且在幽默的形式下蕴含着一股“我不得不说”的激情。

但另一方面，小波的情之所至，兴之所及，并未影响其自由主义思想在逻辑上的一贯性。

小波的作品并不是那种各种思想倾向的人，都可作出有利于己的解释的“文本”。……我想，小波作品的最大价值恰恰在于：许多人可能不喜欢这些作品，但这只是因为他们不喜欢其中的思想，而不是因为其中没有思想。

小波的《时代三部曲》中，《黄金时代》是对那个荒谬的专制年代的辛辣批判；

《青铜时代》是一部自由主义的历史寓言体小说；

而最有趣的，是号称描写未来的《白银时代》，这部作品既没有现时一些“未来文学”中渲染所谓“现代性危机”的“后现代语言泡沫”，也不像《1984年》、《2042年的莫斯科》这类“反乌托邦文学”那样仅仅从���论的角度去消解“神圣”—— 在这部作品里，“白银时代”已经没有了需要消解的“神圣”光环，作品要表述的，毋宁说是一种正面的自由主义理想，以及追求这种理想的虽九死而无悔的精神：

“在剧痛之中死在沙漠里，也比迷失在白银世界里好得多！”

显然，这里不仅有浪漫主义与理性的自由思想的结合，而且表现了高于一般“反乌托邦文学”的精神。

他最见不得的就是专横和装傻

（《时光中的事》王征 著）

小波的作品与一般所谓“反乌托邦文学”一样，基于自由主义、尤其是英美低调自由主义（或曰“消极自由主义”）的立场，对道义、责任、理想等等持谨慎态度，尤其对整体以“道德理想主义”名义，侵犯公民个人权利是高度警惕的。

与当前文坛上一些“道德”说教者相比，小波经常使用“低调话语”发言。

如对“我为什么要写作”之问，小波便借某登山家的话“因为山在那里”作答，声明他是凭兴趣写作，而不是为了什么经国济世的使命感。

他非常强调那种无任何实用动机（包括“高尚的”动机）的纯粹爱智求真精神，那种“不管三七二十一，总要把自己往聪明里弄的劲头”。写作，便被看作是这样的纯粹寻智行为。

然而实际上，小波作品中的使命感还是很强的，甚至不妨说他是当代中国作家中，使命感或责任感最强的人之一。

当某些欺世惑众的怪论流行于坊间时，知识界不少人固然不满，但却囿于“清高”而“不屑于”与“傻子”争辩。

正如小波所说：“我认识很多明理的人，但他们都在沉默中，因为他们都珍视自己的清白。但我认为，伦理问题太过重要，已经不容我顾及自身的清白。”

事实上，翻开《我的精神家园》就会看到，近年来对文坛世情国运民风，凡事关重大者，必有小波的声音发出。

在我们这乍暖还寒、气候多变的环境下真是大音稀声，弥足珍贵。

而在发出这些声音时，小波所“不容顾及”的，有时岂止是“自身的清白”（应当说是清高）而已！

在我们这个文坛，蛮者指鹿为马而人畏其势，已有历年矣；“傻”者指黑为白而人忌其痞，却是近来新事。

更有甚者，如今往往是蛮傻结合，叫你既畏其势，又忌其痞。

“在我们这个国家里，傻有时能成为一种威慑。假如乡下一位妇女养了五个傻儿子，既不会讲理，又不懂王法，就会和人打架，这家人就能得点便宜。聪明人也能看到这种便宜，而且装傻谁不会呢 —— 所以装傻就成为一种风气。”

于是不肯“装傻”也就要有很大的道德勇气。

在如今那些自由已盛行了若干世纪的国度，“自由主义”经过一代代学人在太平岁月里殚精竭虑的不断建构，已经成了一座复杂精致的逻辑大厦，不是那些学术殿堂外的芸芸众生所能轻易读懂的。

然而老实说，自由主义的基本道理本是基于一些最浅显的人间常识，诸如“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这样各民族各文化都有的道理，若真能履践，便可推出全部自由主义规则。

“计划经济”要求深奥的“科学”来为经济过程提供人为的“最优解”，而自由经济只要求不“偷”不“抢”，公平交易自会“顺其自然”；“理想政治”要求人皆为圣贤，而自由政治者只要求人不作奸犯科。

一句话，为什么古往今来，能实行自由主义制度的社会是如此之少呢？

问题恐怕不在于什么“文化基因”的不同，也不在于“学理”资源的匮乏，而在于自由主义、尤其是消极自由主义有个要命的悖论：

它一旦实现，是可以成功运转的，而且其生命力比人们预期的更强；

然而它本身却难以使自己得到实现，在这方面它又比人们预期的更不成器，因为自由主义本是个低调的主义，它承认人人都有“自私”的权利。

然而“自由”本身却又是个最具有“公共物品”性质的东西。

某个人付出艰辛而挣到一笔钱，别人不能分享；经过努力而得到的名声与荣誉，他人不能分沾；甚至经过流血打下的“江山”，别人更不能染指。

唯有“自由”这东西，一旦实现便是高度公共化的，某个人付出牺牲争到了自由的制度，则所有的人都在这个制度中“免费享受”了自由；如果这人对此不快并要求自己比别人享有更多的“自由”（或反过来要求别人享有更少的“自由”），那这要求本身便破坏了他所要争到的东西。

如果这个人开始便看到了这一点，并要求所有的人都像他那样为争取自由而付出代价，那么他更是一开始便破坏了自由主义 —— 因为这个主义的基础便是尊重个人选择、承认理性自利。

于是，自由主义便会陷入西人所言的“搭便车”、我们所谓的“三个和尚没水吃”的困境，更坏的情况下还会出现鲁迅讲的那种吃“人血馒头”的悲剧：

某人为自由而付出牺牲，而享受了自由的人们非但不感谢，还回朝他泼脏水。

应当说，在绝大多数场合自由主义所面临的都是这种“行为困境”，而不是什么“文化困境”。

显然，要跳出这种困境，人们必须面对的不是学理问题，而是实践问题：面对“蛮傻结合”的压迫，人们如果各怀私心，都为“珍视自己”的实际考虑而沉默，就无法冲破压抑去实现自由。

于是，“消极的”自由必须以积极的态度来争取，低调的制度必须以高调的人格来创立，为了实现一个承认人人都有“自私”权利的社会，必须付出无私的牺牲，为世俗的自由主义而斗争的时代，需要一种超越世俗的“殉教”精神。

谢泳先生曾指出：“小波的意义就在于他有贵族精神”应该就是指此而言。

在许多民族争取自由的历程中都有这么些人，如甘地、哈维尔、曼德拉等。

他们并未在学理上给自由主义带来多少精致的贡献，甚至讲的话还未必符合自由主义的规范，然而他们对自由主义的贡献无与伦比。

究其原因不在其言而在其行：一是他们面对蛮傻之风敢于树立正义之帜，反抗专横而“不容顾及自身”，从而跳出了“消极自由”的悖论；

二是他们宽容待世，不搞“己所欲必施于人”的道德专制，更不自认为有权享有比别人更多的自由，从而跳出了“积极自由”的陷阱。

（1986年 王小波荡舟意大利桑塔露琪亚海滨）

小波的身上的确也具有这种精神。

他最见不得的便是专横和“装傻”。他对古今专横者进行了辛辣的讽刺和尖锐的抨击，对那些不傻装傻、哗众取宠、一面以“说不”显示其“忽然爱国”，一面又大骂同胞们为“太平犬”并公然在“胡曼莱茨公园”树立“华人与狗不得入内”之禁牌的人予以一针见血的讥讽；

但对并不专横者，包括与他并非同路者，小波则是十分随和与宽容的。

如王朔，其为自由知识界所厌，正如小波为知识界所敬，但小波却很为王朔说过公道话，对“文化批评热里王朔被臭骂”一事表示不赞同。

小波的杂文堪称笔锋犀利，但除对一些“蛮傻”者外一般都对事不对人，绝无“痛打落水狗”的架势；小波的文章有正义之声，但却从不以教主自许。

当今的中国，自由主义缺的不是学理，而是实践，不是那些很少有人能懂得高深著作，而是尊重人权、公平交易这类起码规则的实行。

即便我们写不出罗尔斯、哈耶克那种层次的理论巨著，我们也可以实行“拿来主义”；

但倘若我们干不了甘地、哈维尔等人所干之事，那是决不会有人代替我们干的。

而这些事说穿了无非一是拒绝专横，二是宽容待事，有前者无后者就成了霍梅尼，有后者无前者便成了犬儒，这两种人这我们这里都不缺（甚至有些过剩），但两者都做到的实在不多，小波就是这不多中的一个。

所以小波也许并非理论意义上的“自由主义思想家”，但他在中国自由知识界成长史上的地位仍是无可置疑的。

就个人生存状态而言，小波作为“体制外”的“自由撰稿人”，不仅在形式上既摆脱了体制的束缚，也失去了体制的“庇护”，成为“两种意义上的自由人”，而且在实质上也保持了既不媚上，也不媚俗的自由思想者地位。

而后者并不是很多自由撰稿人所能做到的。

从社会立场而言，他坚持的反对专横与宽容待世这两个原则，与他在文字上对自由主义的表达一样具有逻辑的一贯性，而这也不是很多符号意义上的“自由思想家”所能企及的。

消解乌托邦的高手

（《我的兄弟王小波》 王小平 著）

抛开文学表现形式上的各种流派不谈，就基本取向来说，迄今为止世界上的自由主义文学（指表达了明确的自由主义价值取向的自由作家作品，而不仅是唯美主义或形式主义的自由作家作品）基本上可分为“反乌托邦文学”与“批判现实主义文学”两种类型，即排斥整体主义的“道德理想国”和批判不自由的“现实”。

然而“反乌托邦”与“批判现实”在逻辑上又有些互斥：“乌托邦”既然是一种虚幻的“理想”，那么反对它便意味着对“现实”的承认，而“批判现实”也意味着追求一种超越现实的“理想”。

因此自由主义文学往往是二者必居其一，或者是反乌托邦的，或者是批判现实主义的，而很难同时具有这两种色彩。

一般说来，在反自由主义的“革命”年代里，自由主义文学较多地以反乌托邦文学的面貌出现，而在反自由主义“秩序”的年代里，则较多地表现为批判现实主义文学。

例如在俄国，前者的代表作便是20年代札米亚京的《我们》，而后者的代表作则是70年代索尔仁尼琴的作品。

《我们》以一种理性、冷静的笔触对革命后不久、仍处在亢奋时期的狂热“理想”进行了消解。

而到索尔仁尼琴的时代，狂热理想已经淡出而化为冷酷的现实，像《古拉格群岛》这类作品则转为对现实的充满激情的控诉 —— 这种激情反而带有了来自东正教救赎意识的浓厚理想色彩，甚至后来还发展出一种新的乌托邦色彩。

然而中国文坛的历程则是另一种样子。

在革命后早期的“理想”年代里我们没有产生《我们》这样的作品，反乌托邦文学直到80年代改革后才出现 —— 主要是类似《乌托邦祭》这样的纪实文学作品。

而到90年代实际上已经没有乌托邦的时候，一种畸形的“反乌托邦文学”（从王朔到贾平凹的《废都》）反而迅速发展，然而它与其说是自由主义的，不如说是犬儒主义的了。

（王小波与李银河）

至于批判现实主义，则改革初期我国的“伤痕文学”、“大墙文学”类似于五六十年代俄国的“解冻文学”，它的进一步发展应该导向“中国的索尔仁尼琴”。

然而80年代后期的一些事，尤其是电影界对以《天云山传奇》、《芙蓉镇》为代表的所谓“谢晋模式”的莫名其妙的批判，却中断了这一进程。

90年代它仍然在“主流文学”、先锋派与犬儒派（所谓痞子文学）三方挤压下无法发展，以至后来竟然出现了以所谓“大厂文学”为代表的“伪现实主义”泛滥，而真正的现实主义精神严重萎缩的局面。

在这样的背景下小波的作品尤其令人关注。

在文化扭曲与文化错位相叠加的状态下，中国文学的发展特点在于：由于“反乌托邦文学”晚生，它与批判现实主义文学之间应有的时间差被压缩到几近于无。

于是在人家那里从扎米亚京到索尔仁尼琴的不同角色，在某种程度上重叠到了小波一人身上。

小波的作品既是反乌托邦的，也是批判现实主义的，而且这两方面他都达到了新时期文坛的极高水平。

在他的作品里，过去狂热时代的一个个神坛在他那玩世不恭、插科打诨、尖酸刻薄的调侃下显得如此滑稽，堪称消解乌托邦的高手。

而他对现实中的假恶丑更是抨击甚力，在这种抨击的幽默表象下体现的却是相当“古典”的悲剧精神和“小克大”的气概：

“在这些人身上，你就看不到水往低处流、苹果掉下地、狼把兔子吃掉这一宏大的过程，看到的现象，相当于水往山上流，苹果飞上天，兔子吃掉狼。我还可以说，光有熵增现象不成。举例言之，大家都顺着一个自然的方向往下溜，最后准会在个低洼的地方汇齐，挤在一起像粪缸里的蛆。”

小波的这番“负熵宣言”明显的对“大家顺势往下溜”的潮流、亦即王朔等人厕身其中的潮流表示了拒绝。

然而另一方面他又挺身维护每个公民的自由选择权利，包括他并不认同的“往下溜”权利。

因此小波一方面拒绝“王朔现象”，另一方面却为王朔的个人选择权辩护，而不赞成对作为个人的王朔进行“二张”式的道德审判。

这正是小波尤为可贵之处：反乌托邦但决不流为“痞子”，批判现实但决不自命为“教主”。

事实上，也只有这样才是真正反乌托邦与真正的批判现实主义，而不像“痞子”们的所谓反乌托邦只消解“副旋律”不消解“主旋律”，也不像“教主”们所谓的批判现实只“抵抗”市井，而不“抵抗”权贵。

王小波的局限性

（王小平王小波兄弟，1986年春摄于美国）

小波能如此，除了个人因素外，从文学史的大背景来说也与中国当代文学历程中，反乌托邦文学与批判现实主义文学二者合一、没有时间差这一特点有关。由于批判现实主义文学同时兼负有反乌托邦之任，也就使这种批判不易导向“新的乌托邦”。

但是这样一种无时间差的“二合一”重任当然也造成了某种局限。

这尤其表现在囿于“反乌托邦”本来应起而实际上被延误了的作用，小波对现实的批判似有“慢一拍”的遗憾。

小波去世前的中国已不是个乌托邦狂热下的中国，以权谋私的原始积累过程已取代虚伪的“道德理想国”而成为新的“现实”，如今那个旧的“宗法大家庭”以难乎为继，“是否分家”之争已为“如何分家”之争所取代。

当此时代，小波所抨击的，仍然主要是维护旧式大家庭的家长，而不是（或主要不是）那种企图独霸家产，而把子弟们一脚踢出家门的家长，或者把家产席卷以逃而困子弟于家徒四壁之中的家长。

而后两种家长正是如今批判现实主义文学应当针对的。

小波的批判现实主义锋芒仍然主要针对“是否分家”之争，而没有涉及“如何分家”之争。当“穷庙富方丈”现象已发展到方丈们公然拆庙建私宅时，数落“庙”的种种流弊自然仍是正确的（而企图恢复旧庙则是荒诞的），但其现实的批判意义则已大打折扣了。

如果说在以文革为背景的《黄金时代》中以上局限尚不是问题，那么在具有前瞻性、以未来为背景的《白银时代》中这一局限就已显露。

由“黄金”而“白银”的命名似乎表明小波认识到乌托邦已黯然失色，然而他“平生不写黑铁时代”（朱正琳语）却表明，他尚未意识到这一变化的全部含义。

当然，小波有上山下乡的经历，却不一定对“穷庙”问题有直接体验。他以自己所熟悉的“现实”作为批判对象是十分自然的，而且自由主义的价值取向也并非取决于作品题材，更不能像旧体制下那样，认为只有写某种题材才能表现某种“主义”，但无疑，作为一个关注时代的批判现实主义作家，至少在宏观上应当察觉这一点：

一个日暮途穷的旧式大家庭中最可能尖锐化的“现实”问题，并不是要不要分家的问题，而是怎样分家、即分家方式的公正与否问题。要否分家可能只是嘴皮子上的争论，而分家不公也许��打起来的！

小波过早去世了，若天假以年，相信他会关注这类问题，而不会“平生不写黑铁时代”。何奈天夺英才，留下如许遗憾！

但无论如何，在反乌托邦与批判现实主义文学这两个方向上，小波仍然走在文坛诸公的前头，他作为当代中国自由主义文学代表人物应当载入史册。

芳林新叶催陈叶，流水前波唤后波。

小波已经尽到了自己的责任，后继者们，你们应当如何？

（本文摘自《共同的底线》。原题目为：《流水前波唤后波 ——论王小波与当代批判现实主义文学之命运》，小标题为编者所加。）

原文链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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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4》是如何在中国出版的？

平民书店2018  昨天  来源：本文原载于《中国新闻周刊》2013年第27期

每一次纪念他的诞辰，每一次荣耀他的忌日，我们都会发现，乔治·奥威尔的预言历久弥新。他的警告如夏日的雷声，从遥远的地平线滚滚而来，在我们的窗外轰鸣：“老大哥在看着你。” 今年（2013年）更是如此。不久前，中央情报局的前外包员工29岁的爱德华·斯诺登出逃香港，揭露出美国政府大规模监视公民通信的棱镜计划，之后他高度戏剧化的逃亡之路，以及由此而生的无尽争论，《1984》再一次唤起了老读者与新青年的共鸣。 奥威尔的大名遂在媒体评论中（尤其美国媒体）不断出现，催生了美国读者对《1984》的巨大需求，该书在亚马逊网上书店的销量因此暴涨百分之七千，成为第二畅销的经典小说，仅次于有当红同名电影支撑的《了不起的盖茨比》。 而中国知识分子与奥威尔结识60多年，他的代表作品《动物庄园》和《1984》，在中国传播近30年，不论现代或者当代随时代更替经历了不同的理解阶段。

他乡遭遇奥威尔

作为左翼知识分子，乔治·奥威尔没有到过中国也不曾去过他著名作品《1984》里映射的苏联（现已是前苏联），他到过离中国最近的地方是印度和缅甸，但不影响中国知识分子对他的认知。 早在1940年代，因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中国同英美苏等国组成同盟国，作家萧乾以《大公报》海外版的特派记者的身份被派往英国伦敦，当时的乔治·奥威尔恰巧也在英国，担任英国广播公司BBC远东部长，负责印度等东亚国家的广播任务。英国的出版社邀请萧乾写英文作品，其一就是《蚀刻》。 萧乾在后来回忆中说：“《蚀刻》的出版，为我带来了不少朋友，其中特别应提一下的是《畜牧场》（即《动物庄园》）及《1984年》的作者乔治·奥维尔。他读后给我写了一封十分热情的信。当时他正负责对印度广播，并在组织一批关于英国及苏联文学的广播。那是1941年纳粹开始侵苏，英国由反苏突然转为一片苏联热时。他约我也做了有关中国文学近况的广播。他在信中说：“我要使他们知道现代中国文学是多么生气勃勃。” 这之后，可考的在报纸上第一个公开介绍奥威尔的中国知识分子，应是钱钟书。他发表在1947年12月6日《大公报》上的一篇书评，评价的就是奥威尔一本名为《英国人民》的书。在二战期间，钱钟书曾携妻子杨绛留学英国，而且40年代的中国，已有很多的英文著作流传于市，而奥威尔的英文书，在当时的中国大陆，并不难买到。 在这篇书评中，钱钟书写道：“作者渥惠尔即奥威尔的政论、文评和讽刺小说久负当代盛名。至于其文笔，有光芒，又有锋芒，举得例子都极巧妙，令人读之唯恐易尽。” 那个时候，那本让他之后成为不朽、出版于1949年的《1984》还没有写出来。而萧乾和钱钟书都提及了他的另一本寓言小说《畜牧场》（即《动物庄园》）——他的另一部反极权主义的小说，小说通过猪的起义与革命，以及后来在猪领导下各种动物的命运，昭示了革命在其实现之后的变异过程，革命并不能一劳永逸，相反，革命的最大问题恰恰在于革命本身。钱钟书也曾说过一句异曲同工的话：“革命在实践上的成功往往意味着革命在理论上的失败。”

在中国初识《1984》

1949年，《1984》在西方国家出版，逐步收到了广泛的赞誉与反响。这一年，新中国成立。曾在英美留学的知识分子，随着新中国的建立，开始重新渴望回到中国。 1950年，奥威尔告别人世，《1984》却在这个世界上慢慢地传播，留学生巫宁坤正在筹划回到已经建立新政权的中国，他也是奥威尔作品的读者。

左图/由奥威尔的小说改编的电影《1984》剧照。右图/7月4日，美国波特兰市，反对者举着“老大哥已经知道得够多了”的标语抗议政府的监控计划。美国“复兴第四修正案”团体选择在独立日这天发起全美示威活动，抗议国安局（NSA）藐视宪法搜集情资。美国法律第四修正案规定，民众及其财产享有免受“不合理搜查的权利”

多年以后，巫宁坤在回忆录《一滴泪》中谈到了当年这本书对他们的影响。巫宁坤写道：“1951年7月18日早晨，阳光灿烂。我登上驶往香港的克利夫兰总统号邮轮，伯顿夫妇和政道前来话别。”而彼时，巫宁坤不仅读过《1984》，而且随行的行李箱中就有一本——作为科学家的李政道想的显然比他更多。 《1984》出版后，奥威尔在给朋友的信中曾经提到过他撰写这本书的初衷：“我并不相信我在书中所描述的社会必定会到来，但是，我相信某些与其相似的事情可能会发生。还相信，极权主义思想已经在每一个地方的知识分子心中扎下了根，我试图从这些极权主义思想出发，通过逻辑推理，引出其发展下去的必然结果。”巫宁坤的感受，让这句话感觉不到矫情。 那时候，绝大多数中国人不知道奥威尔，少数知道的知识分子也不能读奥威尔。巫宁坤在课堂上让学生了解奥威尔，讨论《1984》。 在回忆录中，巫宁坤曾这样回忆学生们及自己的感受：“我只得临时抱佛脚，每天在手提式打字机上写讲稿，用生吞活剥的阶级斗争之类的新概念新名词装扮英国文学史。其中肯定有不少驴唇不对马嘴的地方，好在全班二十几个男女学生大多心不在焉，有的忙于谈恋爱，有的忙于搞进步政治活动，也有几个真正热爱文学的男生找上门来谈论《正午的黑暗》和《1984》之类的作品，或是借阅我带回来的美国小说。” 学者刘绍铭在《生命·爱情·自由——重证《1984》的价值》一文中说：我第一次看《1984》，是念大三的时候（1958年底）。那个时候掌握的英文单词有限，悟力不高，看过了也就看过了，没有什么特别感想。后来在美国教书，有一门涉及“预言、讽刺、政治小说”，才再用心地再看了一两遍。

唯一一部“极度震撼”

第一位把《1984》译成中文的是翻译家董乐山。 上世纪70年代后期，中国大陆开始陆续出版了许多灰皮书等内部读物，在这些书中，并没有奥威尔的作品。随着政治空气逐渐宽松，开始有人接触到奥威尔，这其中，就有董乐山。 董乐山1924年出生在一个开始没落的宁波中产商人家庭，排行老三，从小接受良好教育，自比巴金小说《家》中叛逆的觉慧，读中学时就参加了中共地下组织。上海圣约翰大学英国文学系毕业，1950年考上新华社外交部。在翻译国际新闻电讯稿时，他就接触到了奥威尔这个名字，但无法读到他的作品，“不过从上下文来看，可以大概知道他是反极权主义的”。 直到70年代后期。一个偶然机会，董乐山读到那本传世名著《1984》，他这样回忆当时的感觉：“我这一生读到的书可谓不少，但是感到极度震撼的，这是唯一的一部。因此立志把它译出来，供国人共赏。”1978年，时任新华社副社长的陈适五在外文出版局主持一本《国外作品选译》，专门刊登“某些有参考价值而篇幅过长或性质不合的材料，供领导及其他同志参考”，陈适向董乐山约稿，他选择了《1984》。 1979年4～7月，《1984》在《国外作品选译》分三期刊登，这是《1984》与中国读者的第一次见面。印数5000份，内部发行。董乐山得到的稿费是千字4元。 第一次刊出时，董乐山特意在《关于本书及其作者》的说明中解释：《1984》同札米亚金的《我们》和赫胥黎的《奇妙新世界》一起被称为“反面乌托邦三部曲”，这是与资本主义萌芽期莫尔的《乌托邦》、康帕内拉的《太阳城》和安德里亚的《基督大都会》的“乌托邦三部曲”相对而言的等等。 而第二期连载时，《关于本书及其作者》改成了“编者按”。此“按”比董乐山的说明简短得多，内容与说明大抵一样，不同之处是加了一句：奥威尔“是一个从‘左翼’转到极右翼的作家”，以及最后一句话强调：“为了知己知彼，本刊从上期起全文刊载”。

在中国的第一个高潮

1980年，一名正就读中国人民大学商品学专业的学生从《国外作品选译》中看到了《1984》，事后他回忆说，“我在大学里读到了乔治·奥威尔的《1984》，这是一个终身难忘的经历。……但是对我来说，它已经不是乌托邦，而是历史了。不管怎么说，乌托邦和历史还有一点区别。前者未曾发生，后者我们已经身历。前者和实际相比只是形��，后者则不断重演，万变不离其宗。” 这个学生叫王小波。 80年代，花城出版社也找到董乐山约稿，他再次推荐此书。1985年，花城出版社出了内部发行版《1984》，直到1988年，作为《反面乌托邦三部曲》之一，出了公开发行版。 奥威尔在中国的传播迎来一个高潮。奥威尔也受到了越来越多的中国知识分子的追捧。 追捧的原因，王小波也有过不错的总结：“是因为有些人以为生活就该是无智无性无趣。他们推己及人，觉得所有的人都有相同的看法。既然人同此心，就该把理想付诸实现，构造一个更加彻底的无趣世界。”王小波反对这样无趣的世界，因此以奥威尔为师，进行小说创作，进行散文写作，他的作品从写作手法还是从细节描述上，都“很奥威尔”，甚至《动物庄园》中那只叫做拿破仑的猪，也会超越时空，成为《一只特立独行的猪》；《黑铁时代》里，所描写的“黑铁公寓”也类似于《1984》里监狱式住所。

明白了就不走这条路了

出生于50年代的止庵，正是在1985年、他26岁时第一次阅读到了《1984》。何怀宏、刘苏里等人也是在这个时期读到这本书的。止庵记得，他读《动物庄园》更晚一点儿，他回忆说，“读《动物庄园》时，每每联想到早年读过的《联共（布）党史》。当下很感懊丧：假若起先到手的是这一本，而不是那一本，自己或许能明白得早一点儿吧”。 之后的28年，他不止一遍重读。而且只要有机会，他就向友人推荐这本书。有人问起对其影响最大的书，止庵想了半天还是举出这本《1984》。 新华社记者唐师曾比止庵小两岁，但他直到1994年，才借得了一本花城出版社于1988年首次在国内公开发行的《1984》。因为向朋友“显摆”，还弄丢了。直到6年后，他才从一个书商朋友手中弄到两本新的，还给当初借他书的朋友。 止庵仍记得，在最初读到这本书的时候，书的内容带给他的极大震撼。“尤其是那个开头。写打算去掉一个人，不能只从现实中去掉他，因为他在历史中存在，还要在历史上去掉这个人。温斯顿（主人公）的工作就是干这事。谁不行了，就奉命从过去的报纸、杂志、书籍，各种影像中删除这个人。我自己对历史一向很感兴趣，后来我发现，我们的历史竟然就是被温斯顿删改过的，真是一塌糊涂。举个例子，苏联文学我原来看了不少，但是读了一部《苏维埃俄罗斯文学》之后，看到这书上写的我大多都不知道，而我知道的这本书上大多一笔带过，甚至连提都不提。这给我很大打击，我发现，我原来的整个的文化背景都是假的，实际上这个背景后面藏着一个真的东西，而我以假的为背景了…… 自1988年后至今，《1984》在广州、上海、辽宁等地经不同出版社不同译者，已出了近10个中文版本。 止庵认为，这本书真正的历史意义并不是预言的多么一针见血，而是在于：有个东西，当时大家虚幻地认为它是人类可能应该走的一条路，奥威尔告诉大家，这是一条危险的路。大家明白了，就不走这条路了。 每多一个人读奥威尔，自由就多一分保障。 在《动物庄园》中，乔治·奥威尔深刻地写道：“所有动物生来都一律平等，而有些动物比其他动物更加平等。““四条腿好，两条腿坏。””所有动物都是同志。”…… 奥威尔的这些深刻的语言就像一把把没有剑柄的利剑，深刻地刺穿着极权的统治，也深刻地刺穿着一颗又一颗在这种统治下懂得思考的心脏。 这样直击人心的思考，不只是出现在奥威尔的《动物庄园》中，1984中，奥威尔更加深刻地形容：

谁控制了过去，谁就控制了未来； 谁控制了现在，谁就控制了过去。 战争即和平，无知即奴役，无知即力量。

他们不到觉悟的时候，就不会起来反对，他们不起来反对，就不会觉悟。 历史在此时就像是一张白纸，被不断地擦干净并写上新内容……

这些看似矛盾的语言，恰恰是折射出荒诞的社会问题。苏联和东欧曾经严禁他的作品，作为英国人的他生前也曾被英国的军情六处监禁二十年之久，直至1950年一月，因患肺病去世。他不受权力的喜爱，因为他的刀笔刺痛了那个时代。但是这个时代，人们就不需要他了吗？ 在他去世后，单《1984》畅销全世界5000万册，1993年，英国正式开始颁布“奥威尔奖”，就是以这位著名记者、作家命名的政治写作奖,现有图书奖、个人奖和博客奖等三个类别,此奖项是英国最重要的政治新闻和写作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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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eclaration 声明

 申明文章的原创性和学术研究的真实性。通常的形式是：I declare that the content presented in this paper is my original work and that any outside information has been referenced appropriately as per the APA style format.

 Abstract and Keywords 摘要和关键字

 摘要即概要、内容梗概。论文摘要是论文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它是用简明、扼要的话语记述论文的重要内容，对论文全文进行概括的一篇独立的短文。

 Acknowledgment 致谢

 写要感谢的人，导师是必须要感谢的，当然还可以感谢其他人，比如说在你毕业论文写作过程中提供过帮助的同学，也比如说是参与你研究组织。

 Table of Contents 目录表

 这个不多说了，建议大家使用word里面的自动生成目录功能。

 List of Figures (if any)

 也就是所有图片的一个目录，包括所有在论文中出现的图片标题

 List of Tables (if any)

 和上面类似，就是表格的目录

 List of Abbreviations (if any)

 缩写词的目录，按照���母顺序排列。

 Introduction 引言

 引言也叫前言、导论或绪论，它是论文的开头部分。毕业论文Introduction，一般包括选题的背景、缘由、意义和目的，或研究的目的、范围、方法及所取得的成果，也可以对本文的基本观点作一个扼要的介绍。

 Literature Review 文献综述

 文献综述的目的是通过深入分析过去和现在的研究成果，指出目前的研究状态、应该进一步解决的问题和未来的发展方向，并依据有关科学理论、结合具体的研究条件和实际需要，对各种研究成果进行评论，提出自己的观点、意见和建议。

 Methodology研究方法

 比如你是用Quantitative的方法，还是用Qualitative的方法，其中的重点是说明为什么你用这种研究方法，用这种方法为什么可以得到客观公正的结论

 Findings/Results 结果

 比如你的论文需要做问卷调查，那么这部分就是对问卷调查结果做一个总结和描述。同时对得到的数据结果进行分析。

 Discussion讨论

 写Discussion的目的是确保读者对你的研究结果有准确的理解。这一部分应当阐释你的研究结果，这些结果的意义何在以及他们之间如何互相联系。同时指出你的研究发现是否与已有文献一致，如果不一致，指出可能的原因。另外，说明你的研究创新性，并且是否存在现实意义。Discussion部分容易忽视的一点是，需要承认研究存在的不足和应对可能对论文存在的批评建议。

 Conclusions and Recommendations/Implications  结论和建议

 在结论里面，可以提一些未来的研究方向，但是不要提出新的内容。

 Bibliography/List of references 参考文献

 参考文献是判定论文价值的重要依据。在撰写论文的后面, 附上写作论文时参考的期刊、著作、报纸、电子文献等名称、日期, 这样一篇毕业论文才规范。

 Appendices 附录

 按照字面意思理解，附属于正文，对正文起补充说明作用的信息材料，可以是文字、表格、图形等形式，包括问卷，采访文稿，图表等等。

[dueessay]

高分essay代写指导

DueEssay是一家专业代写机构，业务包括：essay代写、assignment代写、网课代修、quiz代考、final、midterm、论文润色、Cover letter、Personal statement。国家范围包括：美国、加拿大、英国、澳洲、新加坡等热门留学国家。 https://www.mingxinwrite.com 虽然离毕业季还有一段时间，但大家应该都开始准备硕士论文了吧。特别是准备工作的同学，趁着在校时间，有导师指导，也有图书馆可供检索资料，多做些准备工作是必要的。不过小编提醒大家，想要写好一篇硕士论文，最重要的是要明白两个问题：写什么和如何写。知道写什么可以有目的的做准备，而了解如何写，会让你的写作事半功倍。硕士论文虽然难写，但经过无数前辈的实践与总结，还是有一定规律可循的。下面我们介绍少硕士论文写作的五个环节（即写什么），与各环节的写作要点（即如何写）。

一、选题与开题报告

选题：一般来说，选题要考虑这样的因素：重要性(即考虑所选的题目是否能对本领域有独到的学术贡献，是否值得花时间来做)、可行性(即在现有的时间、经费、资料资源和个人能力限制下能够在较短的时间内完成论文、导师的研究方向和当前的课题)、发表的可能性(在多大程度上这项研究最终可以达到发表的水平)。

开题报告：开题报告，就是当论文题目确定之后，学生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撰写的报请院系批准的写作方案。它主要说明研究这个课题的目的和意义；该课题在国内外研究的历史和现状；论文重点研究的内容，达到什么样的日标；研究采用的方法和步骤；写作进度安排以及引用的主要参考文献资料等。开题报告是提高选题质量和水平的重要环节。在论文正式开始写作之前，先写出开题报告，再经过毕业论文指导小组审阅修改后，才能在指导教师的指导下按选题报告的要求撰写毕业论文。

二、文献检索

毕业生撰写毕业论文所需要的大量的文献资料,通过工具书检索室、期刊阅览室的印刷型检索工具是一条途径,但检索效率低,而数字化资源检索却十分方便、快捷。对于许多具公认学术价值的全文数据库, 一般都可通过篇名、关键词、作者、刊名或书名等多种检索途径直接进行检索, 也可通过布尔检索及检索年份限制获取更为精确的文献信息,可直接阅读、下载或打印全文。充分利用数字化资源检索可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文献收集原则：1．载体：以特征选查；2．论著：从权威到一般；3．范围：由大到小、宽窄适度；4．学科：纵横兼顾，侧重边缘交叉学科；5．程度：由浅入深，以深为要；6．时间：由近溯往，近远适度；7．地域：区别情况，内外结合；8．过程：按需反复，求真务实；9．取舍：选择适度，突出精华；10．总纲：系统定位，随记随检。

外文文献：国外著名学术数据库有：美国化学会ACS、德国Wihey Interscience、英国皇家化学会RSC、荷兰ScienceDirect(EIsevier)、德国Springer、美国SCI(科学引文索引)、EI(工程索引)、ISTP（科技会议录索引）；国内外文文献数据库有：万方数据外文文献。

三、论文撰写与论文格式

论文写作：资料收集到一定程度，对这些资料的整理分析达到一定水平，产生了有创新意义的主题思想，并且根据对这一新思想的论证，将经过分析整理的资料作了某种大致的安排，这时，就可以开始学位论文初稿的写作了。

初稿写作前要拟定一个提纲，为论文画出蓝图，设汁写作框架，以便同绕主题思想恰当地安排材科，使主题和内容能够以尽可能完美的形式表现出来。这样，全文的逻辑结构便一目了然，可以帮助作者树立论文的整体观念，知识如何谋篇布局，如何使用材料，往下作文也有所依循。

评判学位论文的标准主要在于它的论点是否新颖、正确、深刻，其次在于这个新颖正确深刻的思想是否得到很好的论证。而论证的力量首先就表现在论文的逻辑结构中，表现在论文语言各部分的逻辑布局中。因此可以说，在一定意义上提纲的优劣决定着论文的质量。

格式规范：“好的论文不仅取决于文章的内容，也取决于文章的可读性与文体．“格式规范的目的是使论文具有学术性和可读性。”(Carole Slade，2000：F18)，因此，怎样的学位论文格式为规范的格式，也是学位论文写作的一个重要组成。

四、文献综述

文献综述是研究生学位论文的重要章节。一个资料全面、研究深入的综述不仅可以帮助研究生确 立学位论文的选题．还可以为论文的深入研究提供有力的支撑。

作用和意义：1．为学位论文的选题寻求切人点和突破点 2．为学位论文的研究寻求新的研究方法和有力的论证依据 3．避免重复劳动，提高研究的意义和价值 4．文献综述是研究生学位论文的重要组成部分

撰写步骤：1．文献的搜集 2．文献的阅读和分类 3．文献的加工、比较和评论 4．预测研究趋势。提出有待进一步研究的问题

常见问题：1．文献搜集不全。遗漏重要观点 2．文献阅读不深入，简单罗列．“综”而不“述” 3．个人观点在综述中占主体 4．避重就轻。故意突出自己研究的重要性

五、论文评价与答辩

评价体系

1)评审专家对各项标准做出优、良、中、差的判断，根据对论文的整体印象做出通过或者不通过的评价。

2)评审专家对各项标准打分，然后进行加权平均得出最终的评价．

以上节选自《研究生学位论文质量评价体系的构建》

论文答辩

精选硕士论文答辩内容：(1)潜心准备答辩讲稿 (2)阐明创新点 (3)强调实验的意义和作用 (4)阐述前沿成果展示创新闪光点 (5)论文的不足之处和未来的设想

重视硕士论文的答辩艺术：(1)明确听众要求 (2)电子讲稿的艺术性 (3)表达清楚 (4)适当自我评价 (5)接轨国际的研究内容必须重点阐述

提高硕士论文答辩效果：(1)突出重点避免平铺直叙 (2)讲清难点通俗易懂 (3)总结优生的经验促进推陈出新 (4)强调答辩效果的重要性 (5)注重旁听同学的意见反馈。

[thlim2017]

NBC：拜登儿子丑闻谣言与郭文贵有染

美国总统选举进入冲刺阶段。民主党总统候选人拜登儿子亨特•拜登的笔记本电脑文件被人泄露出来。然后一份相关的报告在互联网上疯传，这份64页的重磅报告攻击拜登家族腐败，随后被特朗普等人广泛传播。根据美国全国广播公司（NBC）10月30日报道，这份报告的幕后黑手与被中国警方通缉的富豪郭文贵有关。

该份报告表面上是一家名为“台风调查”的公司所为，而根据NBC独家揭秘，这份报告的“作者”阿斯彭（Mark Aspen），竟然是AI生成的假人，其他资料也都是盗图、编造而成。NBC文章更大爆料，指亨特的中国丑闻系香港壹传媒老板黎智英、大纪元时报和郭文贵等参与炮制。

NBC独家调查揭亨特中国丑闻爆料人的背景。

事件回顾

10月14日，《纽约邮报》刊登了一份未经核实的泄露文件，中间牵涉到拜登家族在中国的生意。文件由特朗普的私人律师朱利安尼（Rudy Giuliani）传出，据说材料来自特拉华州苹果维修店老板的亨特硬盘，因为亨特的电脑拿去那里维修。与特朗普关系密切人士，包括特朗普的私人律师、前纽约市长鲁迪·朱利安尼（Rudy Giuliani）朱利安尼，白宫前首席战略师史蒂芬•班农，都公然表示会有更多的黑料披露。

至于这份来自“台风调查”的文件，则在9月就已经发布在《情报季刊》上，这是一个致力于搜集每日重要新闻的匿名博客网站，历史域名记录显示，该博客的注册人是阿尔伯特•马柯（Albert Marko），他自称是政治经济顾问，在自己的Twitter中列出了这个博客，而当被问及文件的出处时，马柯表示这是他从学者鲍尔丁（Balding）那里得到的。

鲍尔丁是越南富布莱特大学的副教授，主要研究中国经济和金融市场，他在10月22日在自己的博客上发布了这一份文件，距离文件最初发布已经迟了7周。鲍尔丁在回复NBC的电子邮件中说，“我本来真的不想这么做，但是在大概两个月前，我收到了一份关于拜登在中国活动的报告，媒体根本拒绝报道它，我想强烈强调这份报告不是我写的，但我知道是谁写的。”

而鲍尔丁又后来向NBC新闻表示，他的确写了其中的部分内容，他说，“我撰写了报告的一小部分内容，并参与了报告的编写和审查。作为一名研究人员，由于对外国虚假信息的担忧，我们非常谨慎小心地记录引用和保留信息，以便将公认的事实置于公��领域。”

鲍尔丁是美国人，2018年前一直在北京大学汇丰商学院教授经济学，他经常批评中国政府。今年他作为一个爆料人，指中国深圳振华数据科技公司替中国政府收集全球大数据，而成为新闻人物。

报告炮制者“阿斯彭”竟然是AI生成的假人。

如今鲍尔丁向NBC承认，“台风调查”报告作者“阿斯彭”，只是一个完全虚构的人，完全是为了这份报告而创建的。鲍尔丁没有透露文件作者的名字，说“由于个人和职业风险”，报告的主要作者要求匿名。

鲍尔丁更爆料，说这份文件是由香港苹果日报委托撰写的，而苹果日报的一个发言人确认了苹果日报曾和鲍尔丁共同处理这份文件。

除了将这份文件发布到自己的博客上，鲍尔丁的文件也在其他媒体上得到了广泛的传播，它不仅出现在班农的播客里，也出现在了《大纪元时报》的一个叫“China Unscripted”的频道上，NBC的文章更补充强调，这是一个支持特朗普、反中国政府的媒体。

关于报告的相关报道，在网络上获得了7万次的公众互动，其中包括Facebook、Twitter等多家媒体平台。在Twitter，这份文件被阴谋论团体QAnon、为郭文贵工作的Dinggang Wang热传。

报告作者“阿斯彭”是一个完全虚构的人，他的照片只是人工合成。

而这份文件之所以得到虚假信息研究人员的关注，部分原因是作者的神秘身份。澳大利亚战略研究所的研究员托马斯（Elise Thomas）在网络上搜索台风调查公司的“阿斯彭”时，首先发现了假照片的蛛丝马迹。托马斯找到了“阿斯彭”的Twitter账号，该账号在8月15日发布了一个连接，该连接指向台风调查的页面，该页面包含了这份文件。

而“阿斯彭”的图片显示，他的左眼泄露了他并不是一个真实的人的关键线索。阿斯彭的左眼虹膜突出，似乎形成了第二个瞳孔，这在电脑生成的面孔中是常见的错误。托马斯表示，最明显的迹象就是虹膜的不规则形状。这张资料图片在Twitter上看起来很有说服力，但当我们把它放大到全貌时，立刻就让人产生怀疑。

而托马斯随后咨询了分析公司的调查人士，他也注意到了电脑合成脸孔的另外一个明显标志，就是如果把很多这样的图像叠加在一起，那么眼睛就会对齐，而托马斯也印证了“阿斯彭”的图片符合这个特点。“阿斯彭”的身份其他部分也是从网络的不同地方盗取的。“阿斯彭”的脸书页面创建于8月，上面只有两张照片，都是他的新房子的照片，这些照片可以被追踪到旅游网站TripAdvisor。

至于“台风调查公司”的标志，则是从另外一个非营利组织“台湾事实调查中心”中获取的。“阿斯彭”在领英的个人资料声称，从2016年到2022年，他曾经在一家名为瑞士安全解决方案的公司工作，但是这家公司否认了曾经雇用过任何一个叫做“阿斯彭”的人，并表示发现了另外两个假装在该公司工作的人的假账户。“马丁.阿斯彭从来都不是瑞士安全解决方案公司的全职或兼职员工，我们不认识这个人。根据我们的尽职调查软件，此人在瑞士并不存在。”那间瑞士公司的董事长补充说，公司现在已经向领英举报了这个人。

斯坦福互联网观察者的研究人员表示，计算机创建假身份，在虚假信息活动中非常常见，部分原因是这样做成本非常低，也可以保证你在互联网的其他地方找不到这个人。

鲍尔丁在Twitter上就事件再次回应。

不过，NBC文章刊出后，鲍尔丁在Twitter上又进行了回应。他强调，自己只是写了一小部分的内容，主要作者有着职业风险，如果他自己以真名发布，可能会面临个人和职业风险。因此，他们才选择使用这样的方式来发布报告。但是，他认识主要作者将近10年，也针对报告中的内容进行了事实核查。

同时，鲍尔丁强调使用匿名来源这是非常普遍的现象，批评这一点似乎并不公平。同时他说，NBC的报道背弃了之前的承诺，也就是有一些是不应该发表在网站上的，比如《苹果日报》为这篇报告的背景调查付了钱。同时，鲍尔丁强调，他再次认为，整个报告的整体内容是真实的，并不存在刻意虚假的情况。

越南富布莱特大学称已经在今年9月终止鲍尔丁的合同。

 有意思的是，就在10月30日，鲍尔丁此前声称所供职的越南富布莱特大学发布声明指，在今年9月10日就已经终止了鲍尔丁的合同。更补充说，他们希望大学成员能够拥有最高标准的诚信和卓越成就，很遗憾的是，鲍尔丁教授的表现并未能体现机构的价值观。

郭文贵与拜登儿子丑闻谣言

根据媒体情报平台“信号实验室”（Zignal Labs）为全国广播公司新闻分析围绕最近亨特·拜登谣言的社交媒体互动的数据，最早提到亨特·拜登的笔记本电脑是在9月下旬，在《纽约邮报》文章发表的几周之前。

“首稿”（First Draft）是一个追踪错误信息并为记者提供研究和培训的非营利组织。它说，虐待儿童的谣言源于亲川普人物的关系网。

一直在监测亨特·拜登谣言传播的“首稿”研究员陈基南（Keenan Chen）说，这些谣言源于王定刚（路德），他是一名反中国政府的 YouTube 名人，以传播有关新冠病毒的虚假信息而闻名。

王定刚与2016年川普竞选团队首席执行官班农和朱利安尼通过郭文贵联系在一起。郭文贵是一名亿万富翁，他因被指控受贿和其他罪行而逃离中国。这三人是郭文贵“法治基金”（Rule of Law Society）董事会成员。

据《华盛顿邮报》报道，郭文贵是川普乡村俱乐部“马拉狗”（Mar·A·Lago）的成员，曾是全球第67位最富有的个人，他在2017年结识了川普前竞选团队和白宫助手班农。班农9月在郭文贵的游艇上被联邦特工逮捕，并被控诈骗罪，与一项名为“我们建墙”（We Build the Wall）的社交媒体活动涉嫌诈骗捐款人的计划有关。他没有认罪，并计划于明年5月接受审判。

在《纽约邮报》文章发布之前，涉及亨特·拜登的虐童传闻最突出的传播来自王定刚，他的推特视频线被转发了2万次。

陈基南说：“在《纽约邮报》报道上网后不久，一些‘匿名者Q’阴谋论的成员注意到了王定刚和他的 YouTube 节目，并开始在社交媒体上放大毫无根据地传播谣言，并引发关注。”

郭文贵官司缠身，声名狼藉。

郭文贵又名Miles Kwok，涉嫌诈骗、洗钱、贿赂等罪名，2014年逃离中国，他目前他正在美国寻求政治避难。他2015年住进荷兰雪梨酒店，因经常编造谣言及与斯蒂芬·班农建立联系而在美国声名狼藉。

美国当局调查“郭媒体”融资欺诈。《华尔街日报》8月19日报道称，郭文贵旗下的“郭媒体”（GTV Media）筹集了超过3亿美元资金。该笔资金涉嫌欺诈，美国联邦调查局（FBI）和证券交易委员会已经介入调查。

知情人士透露，摩根大通和富国银行（Wells Fargo）已经冻结了与GTV Media筹款项目有关联的账户，并说美国银行也关闭了GTV Media母公司最近几个月才开设的帐户。

在筹集资金活动结束后不久，一些投资者称，他们从未收到能证明他们投资GTV Media的官方文件，因而开始要求退款。除此之外，这些投资者也因其他问题，开始不信任郭文贵。

PAX（太盟）起诉郭文贵追讨欠款案进入执行阶段。

9月15日，郭文贵遭遇逃亡美国后最大挫折：PAX（太盟）起诉郭文贵追讨欠款案，法庭在开庭次日即判决郭文贵赔偿PAX所有欠款加利息共1.13亿美元，估计律师费有2000万美元左右。

该案已进入强制执行程序。

郭文贵在北京的盘古曾向PAX借款数千万美元，郭文贵个人做了担保。郭文贵2014年底逃亡美国后，PAX在索债无果后，2017年在纽约正式起诉。官司焦点在于：郭文贵否认他在纽约的6700万美元的公寓、豪华游艇和私人飞机属于他。PAX经过取证、法庭辩论等多次努力后，终于赢得胜利。

据悉，10月5日将执行的财产还有郭文贵在康州的两处豪宅，一处给他的盟友路德居住。房产、游艇等有形资产将被太盟的律师拍卖，银行等资产被冻结。法院还准许知道郭文贵隐藏资产的人士举报属于他的财产，直至以上所有债务偿还完毕。

《华尔街日报》10月14日报道称，因法律纠纷，郭文贵居住过几年的一处曼哈顿豪宅申请破产保护。该豪宅位于荷兰雪梨酒店(Sherry-Netherland Hotel)18层，价值上千万美元。

[fx999blog]

黄金交易提醒：佩洛西撰写刺激计划法案，美元再遭重挫，黄金或再探1930阻力？周三将继续谈判 黄金交易提醒：佩洛西撰写刺激计划法案，美元再遭重挫，黄金或再探1930阻力？周三将继续谈判 周三(10月21日)亚洲时段，现货黄金小幅上涨，一度创两个交易日高点至1915.70美元/盎司，因市场对美国大选前达成新一轮刺激计划的预期升温，美元指数跌至一个月低位，给金价提供上涨动能；美国民主党和共和党的谈判将于周三继续，目前仍有一些观望情绪，限制了金价涨幅。 此外，投资者仍需关注英国脱欧和美国大选的相关消息。 佩洛西和姆努钦朝着达成刺激方案靠拢，周三将继续谈判 美国众议院议长佩洛西周二表示，她对本周就一项刺激方案达成一致抱有希望，这对在大选之前通过相关议案至关重要。这提升了市场对大选前出台新一轮刺激计划的预期，美国指数延续跌势，一度创一个月新低至92.99，给金价提供支撑。 不过，参议院多数党领袖米奇·麦康奈尔已警告白宫不要急于在11月3日前同意佩洛西牵头的更大规模协议。佩洛西发言人称，谈判将于周三继续。 (美元指数日线图) 佩洛西：刺激法案正在撰写中 “这是计划。也是我所希望的，”佩洛西谈到本周达成一项妥协时表示。她在周二与财长姆努钦最近一次通话后与记者交谈时做出此番表述。“下月初可以发放援助”。 白宫也对相关进展表达了一定的乐观情绪。幕僚长Mark Meadows表示，“每个人都在努力工作”以便不晚于周末达成协议，不过他警告称仍有一些未解决的问题。“我要强调的是：我们的分歧不只是措辞和花多少钱，我们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美国众议院议长佩洛西周二表示，折衷版的一揽子刺激计方案正在撰写中。要想达成妥协，需要对一些领域进行更多讨论，包括向州和地方当局提供援助，以及向工薪家庭提供援助款。 她说，特朗普政府现在已经同意旨在“粉碎病毒”的战略。除了病毒检测和接触者追踪项目，目前与白宫在医疗保健条款上的其他内容也接近达成共识。 佩洛西说：”我们正开始撰写法案文本，我们都希望能达成协议”。 一些问题仍待解决 分析人士指出，即使双方能达成协议，参议���共和党人仍可能是个阻碍。许多共和党议员已经表示反对规模不低于1.8万亿美元的刺激案。众议院民主党期望的规模是2.2万亿美元。特朗普周二则表示，他希望的数字比民主党的还要大。 特朗普周二重申，参议院多数党领袖麦康奈尔会推进白宫与佩洛西达成的任何协议。“只要有协议，他就会跟随”。 即使剩余的分歧可以消除，参议院共和党人仍然是一个主要障碍，因为许多人反对目前正在谈判的议案规模。一位知情人士称，多数党领袖麦康奈尔已警告白宫不要急于在大选前夕匆忙达成协议。 标普500指数一度涨1.5% 刺激谈判的波折起伏搅动美国股市。标普500指数周一跌1.6%，周二在佩洛西指出取得进展后一度涨1.5%。由于市场观望情绪仍存，该指数收盘涨幅收窄至0.5%。 (标普500指数日线图) 美国众议院议长佩洛西发言人表示，有关新冠疫情纾困法案的谈判将于周三继续进行 佩洛西的发言人Drew Hammill周二下午还表示，谈判正在朝着达成协议的方向迈进，“双方对达成妥协都是认真的。” 麦康奈尔称，如果佩洛西和姆努钦能够化解最后分歧，并在众议院通过一项全面的新冠刺激一揽子方案的话，参议院某个时点将会接手。但是他没有透露是否会支持这样的协议，或者鼓励共和党成员支持。 参议员米特·罗姆尼对记者说：“这个规模的数字很难在参议院通过，我不会支持。”他指的是1.8万亿美元或更高的数字 美元指数跌创一个月新低 美元指数周二下跌，一度创一个月低点新低至92.99，因投资者在即将到来的美国总统大选前等待财政刺激磋商的结果，且欧洲新冠病例激增。 StoneX全球市场策略师Yousef Abbasi表示，"你必须考虑到美元疲弱可能会持续更长时间。"他说，虽然财政刺激磋商陷入僵局，但投资者将目光投向11月3日大选之后。“最乐观的刺激题材就是“蓝波”刺激题材：即拜登入主白宫、民主党占参议院多数席位，然后我们在2021年看到4-5万亿美元与刺激计划相关的支出，还有拜登计划的一些基础设施、绿色能源之类的东西”。 尽管市场相信拜登获胜将带来更多财政刺激措施，但投资者也保持谨慎，担心美国大选结果可能存在争议，这可能提振美元的避险吸引力。 JFD Group高级市场分析师Charalambos Pissouros表示，"随着美国大选临近，全球范围内新冠感染病例激增，投资者可能会避免建立大规模交易头寸"  法国报告称，住院人数大幅增加，爱尔兰宣布了一些欧洲最严厉的限制措施。 不过，由于美国和欧洲的不确定性上升，外汇交易量下降，市场仍保持在近期的区间内。 三菱日联金融外汇策略师Lee Hardman表示，"外汇市场处于观望状态，交易员不愿在如此重大的风险事件发生前大举押注。” 此外，美国9月独栋房屋开工急升至逾13年高位，因抵押贷款利率处于创纪录低位，以及人们搬迁到郊区和低密度地区以寻找更大居家办公和上课空间；这略微打压了美元的避险买需，在周二对美元也产生了一些拖累。 金价坚守1900关口，短线上涨机会增加 金价周二小幅走高，最高触及1914.15美元/盎司，因美元走软，且市场对美国总统大选前将出台冠状病毒救助计划的希望提振了黄金作为通胀对冲工具的吸引力。周三亚市盘初，现货黄金延续震荡上涨走势。 (现货黄金日线图) High Ridge Futures金属交易主管David Meger表示，“黄金市场对刺激计划持观望态度。看来共和党和民主党在某些议题的措辞上仍存在分歧。然而，市场仍对能够达成某种刺激计划抱有一些希望……，对市场而言，(刺激计划)显然是短期内最重要的因素。” 黄金被认为是一种对冲通胀和货币贬值的工具，因在全球大流行期间出台了前所未有的刺激措施，今年黄金价格已上涨26%。 Reynolds Strategy首席市场策略师Brian Reynolds表示，“我认为无论谁当选，刺激计划都会出台。目前的消息本质上都是短期的。最终，他们会达成一致，为经济提供更多刺激，因为所有滞后的经济领域都迫切需要刺激。”     英国脱欧谈判陷入僵局，双方首席谈判代表的通话未能破冰 英国和欧盟之间关于脱欧后贸易协议的谈判陷入僵局，此前双方首席谈判代表之间的通话没有取得突破。投资者仍需关注英国脱欧谈判的进展，如果无协议脱欧预期升温，将给金价提供一定的支撑，反正，可能会在短线略微拖累金价的表现。 David Frost和巴尼耶周二连续第二天展开了讨论，两者试图重启周五被英国首相约翰逊叫停的会谈。 巴尼耶在通话后发表推文称，“我们的大门依然敞开，我们应充分利用所剩无几的时间。” 但唐宁街的发言人说，尽管周二两位首席谈判代表之间的对话有建设性，但“情况仍然和昨天一样，他们将保持联系。” 英国要求做出约翰逊所呼吁的从根本上改变方法，才会准备重启谈判。如果没有达成贸易协议，消费者和企业将在短短10周的时间内面临关税和配额的成本以及破坏。 英国唐宁街发言人James Slack周二早些时候对记者说，“进展需要欧盟以及英国双方推动”。英国需要“欧盟明确保证在会谈中做出了根本性的改变，这将是一场真正的谈判，而非一方全力以赴。” 英国欧盟事务顾问弗罗斯特(David Frost)表示，除非布鲁塞尔方面做出根本性改变，否则英国没有恢复与欧盟贸易磋商的基础。 Axi首席全球市场策略师Stephen Innes表示，英镑对负面消息的韧性表明最终将达成协议的乐观情绪。让我们期待建设性的进展持续下去。最近的感觉就像我们在玩弹球机，球被弹来弹去，但一点也没走远”。 英国央行或需出台更多刺激，对负利率持开放态度英国央行货币政策委员会(MPC)委员弗利葛(Gertjan Vlieghe)周二表示，央行可能需要祭出更多刺激措施，因为应对不断攀升的新增病例，经济面临的风险增加，他还对实施负利率表示了一些谨慎的支持。这使得市场对英国央行实施负利率的预期升温，也给金价提供一些支撑，因为利率降低会使得持有黄金的机会成本降低。 自大流行开始以来，英国央行的资产购买计划规模几乎翻番，达到7450亿英镑(9,660亿美元)，经济学家预计，在11月会议之后，英国央行将把计划规模再增加1000亿英镑。 弗利葛表示，他担心英国央行8月指出的失业率上升和增长疲软风险可能会成为现实，此前英国出现新一波病毒感染，导致各地对企业实施新一轮限制措施。 作为MPC的外部委员，弗利葛在央行发表的一份演讲稿中称，“在我看来，货币政策前景偏向于进一步增加刺激措施。” 英国经济在2020年第二季创纪录萎缩20%，萎缩幅度居所有主要发达经济体之首，且最初的经济复苏正在失去动能。 曾预言美国次贷危机的亿万富豪Paulson：黄金将会获得所有人关注 曾预见2007年美国次贷危机的亿万富翁对冲基金经理John Paulson表示，黄金“将在不久的将来变得越来越重要，所有人都会关注黄金。” 这家位于纽约的Paulson & Co负责人周二在Grant’s 2020 Fall Conference会议上表示，黄金不是“一夜暴富的投资”，却是可以预防通货膨胀的长期价值储备。 Paulson预计，疫情过后经济会复苏，届时信贷扩张、通货膨胀出现，黄金的价格和重要性将会上升。若美联储放宽监管，例如降低准备金率，可能导致银行和其他金融机构扩大信贷，“这些机构正在走出惩罚期”。 Paulson指出，自2008年经济衰退以来，信贷增长一直“非常疲软”，但最近开始扩张，其中三分之二来自联邦借款，三分之一来自企业借款 关注美国大选：拜登在全国民调领先特朗普9个点；两个战场州选情胶着 目前780名现任及前任国家安全官员联名签署公开信支持民主党候选人乔·拜登。联邦医保服务中心负责人将为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助选。 在一项最新全国民调中，拜登领先特朗普9个百分点。而在佛罗里达州和佐治亚州，两人支持率不相上下。距离选举日还有14天，距离选举人团会议还有55天。 一项最新民调显示，全国范围内，可能投票的选民中有一半支持拜登，在几乎所有重大议题上都更支持拜登。 《纽约时报》与锡耶纳学院联合开展的民调显示，50%可能投票的选民支持拜登，41%支持特朗普，拜登领先9个百分点，这与RealClearPolitics整理的全国民调平均值相符。在此次民调结果出炉前，平均值为8.9个点。 关于新冠疫情应对，选民对拜登的支持率领先特朗普12个点，在选择最高法院大法官的问题上，拜登领先6个点，维护法律和秩序问题上，拜登领先6个点。 关于经济处理能力，两人支持率平分秋色，特朗普长期以来一直在这个问题上保持优势。 此次调查开展于10月15日至18日，全国987名可能投票的选民参与了调查。误差范围为正负3.4个百分点。 《纽约时报》与锡耶纳学院周二发布的民调结果显示，唐纳德·特朗普和乔·拜登在佐治亚州潜在选民中继续以各45%的支持率打成平手。 投资者需要继续关注美国大选的相关消息，目前的市场逻辑是，如果拜登的胜选概率增加，将利空美元，利好金价；如果特朗普胜选的概率增加，将利好美元，利空金价。 北京时间08:28,现货黄金现报1912.71美元/盎司。

[independence-of-mind]

谁掩埋了遇难者：关于南京大屠杀的七个重要问题 | 短史记

作者：杨津涛 谌旭彬   2018-12-13

今天是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国家公祭日。

对历史最好的纪念，莫过于廓清史实。

本文较长，共七小节，目录如下：

一、大屠杀历史记忆的变迁

二、中日史学界的共识与争议

三、滞留南京城的中国士兵

四、是谁掩埋了遇难者？

五、蒋介石否认南京大屠杀的存在？

六、伪满洲国军队参与了南京大屠杀？

七、朝鲜士兵参与了南京大屠杀？

一、大屠杀历史记忆的变迁

南京沦陷后第三天，已有部分外媒，如美国《芝加哥每日新闻报》、《纽约时报》等，开始报道屠杀事件。

但总体上，这些报道比较零碎，产生的国际影响很有限。【1】

在事件的对外传播中，影响最大、使其成为国际关注焦点者，当属田伯烈(Harold John Timperley)所著《外人目睹中之日军暴行》一书。田伯烈是澳大利亚人，自1920年代起长期担任英国《曼彻斯特卫报》驻华记者。

该书的缘起，可参考曾任国民政府“国际宣传处”处长的曾虚白晚年在其《自传》中的披露：

“我们花钱请田伯烈本人及由其代约史迈士写两本日军在南京大屠杀的目睹实录印行问世。此后，他照办了；他的《日军暴行纪实》与史迈士的《南京战祸写真》两书，风行一时，成了畅销书，达成宣传目的。同时，我们又与田伯烈商定，请他做我们国际宣传处不露面的主持人，以泛太平洋新闻社名义在美发稿……”

该书于1938年3月面世。

除以英文原版在欧美各国广泛发行外，“国际宣传处”还组织翻译推出了中译本（名曰《外人目睹中之日军暴行》）和日译本（名曰《所谓战争》）。由蒋介石特批经费大量印刷分赠。【2】

南京大屠杀自此广为人知。

（图：田伯烈著《外人目睹中之日军暴行》）

抗战胜利后，国民政府曾命各收复区调查“历年遭受敌人屠杀案件”及因日军暴行而死伤的人口。

具体到“南京大屠杀”，先后成立了三个专门的调查机构。

“南京调查敌人罪行委员会”起步最早，至1946年2月, 已获得500余份资料, 涉及日军在南京的屠杀、伤害、奸淫、劫夺、破坏、强制服役等罪行295882种。

“南京市抗战损失委员会”调查发现，日军占领期间，南京损失的各类财产，相当于法币2万亿元。

“南京大屠杀案敌人罪行调查委员会”的任务是搜集大屠杀证据，“以供献于远东法庭”。

经其调查，整理出大屠杀中有确实人证的案件2784件，包括枪杀1159件，刺杀667件，集体屠杀315件，烧杀136件，先奸后杀19件，炸死19件等。【3】

为调动民众参与、配合调查的积极性，蒋介石曾在《中央日报》上亲自撰文呼吁。

蒋在文章中承诺：“在敌人大屠杀下殉难军民之遗属，冤愤一日未伸，余之责任一日未尽。……凡我同胞，其有身经当日大屠杀惨祸暨在敌伪暴力压迫之下，受有各种枉曲者，余均愿详知其事实及屠杀压迫之主谋，……一经查明属实，定处分别以战罪提付审判。”（《中央日报》，1945年12月21日）

稍后，蒋又召见陈裕光等人，亲自过问大屠杀专案调查进度。

惜因内战爆发，调查匆匆中止，未能给后世留下充裕的原始材料。

及至1947年，国民政府将12月13日定为“京市忠烈纪念日”，并于同年12月13日举行了首次公祭大会。

（图：南京下关码头尸体堆积如山）

一九四九年后，南京大屠杀进入了历史教科书。

1950年出版的党史教材《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史（初稿）》、1957年出版的“人教版”中学教材《中国历史》第4册中，都有关于大屠杀的内容。此外，大屠杀也出现在了各高校编写的《中国现代史》教材之中。

不过，冷战局势下，关于“大屠杀”的宣传侧重点有一些变化。

当时的口号是“反对���国扶植和武装日本”，故而出现了“美国鬼子点名，日本鬼子执行”之类的错误认知。

比如，曾参与救助难民的金陵大学教授贝德士，被错误指责“参与了当时南京的大屠杀。他一面在金大向同学们传布亲日思想，一面和日寇串通，在‘招人做工’的名义下，把大批的中国难民移交给日寇，让日寇集体屠杀了”（《金陵大学对美帝的控诉》，《人民日报》1951年1月31日）【4】

80年代以前，中国的南京大屠杀研究相当薄弱。

专业书籍方面，仅有1962年高兴祖编著的《日本帝国主义在南京的大屠杀》。1979年，此书以“内部出版”的名义，从油印本变为白皮书。

教科书的内容也在变化。

前南京大屠杀史研究学会副会长、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经盛鸿，在1970年代末进入南京大学历史系读中国近现代史研究生，是“文革”后最早的一批研究生。

据他回忆，“可以说我一直在南京求学，但我们的老师从来不讲南京大屠杀，教科书也不提，任何中国近现代史的书籍都不提。”【5】

显然，他读到的教科书，与五十年代的有所不同。

1982年，发生了日本篡改教科书事件，将南京大屠杀发生的原因归结为“中国军队的顽强抵抗”。

中国政府对此高度重视，为保护大屠杀遗址、收集日军罪证，南京市开展了1949年以来首次文物普查，并开始筹建“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

此后，关于南京大屠杀的研究渐成为显学，大量的资料集和专著相继问世。

如今，关于大屠杀的宣传与研究，已渐趋回归正常。

二、中日史学界的共识与争议

如今，中日史学界关于大屠杀的基本性质与主要责任归属，早已达成共识。

自2006年底至2010年1月底，曾由中国外交部与日本外务省主持、组织中日两国历史学者，开展“中日共同历史研究”。

具体到南京大屠杀，双方学者的论文定性一致，“都承认这是一次集体的屠杀事件”。

学术层面的分歧，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

一是遇难者的身份及具体数字；

二是事件过程中的某些具体细节。

关于前者，日方报告的说法是：

“日军对俘虏、残兵、便衣兵以及部分市民进行了集体的或个别的屠杀，同时强奸、掠夺，放火事件也频繁发生。因日军的屠杀行为而导致的死亡人数，据远东国际军事裁判的裁决达20万人以上（对于松井司令官的裁判书是10万人以上），1947年南京战犯裁判军事法庭公布为30万人以上。

中国的见解是以后者的裁判为根据。

日本的研究中，有以20万人为上限的，还有4万人、2万人等各种推算。对于牺牲人数的各种不同说法，其背景是由于对‘虐杀’（非法杀害）的定义、所定地区、期间、埋葬记录、人口统计等资料的验证上存在差异。”【6】

在共同研讨的过程中，日方学者还曾提出如下意见：

“其一，如果将战后东京审判和南京国防部军事法庭的判决当作历史事实本身，而不引用学术界的研究成果，这对学术界已有的研究成果是否尊重？

其二，在南京大屠杀遇难者中被屠杀者与阵亡者有无区别？平民与军人的比例是多少？”

日方建议就此展开具体的学术讨论。

（图：1938年1月，日军在南京开设慰安所，图为日军官兵拥挤在慰安所旁）

关于后者，日方学者意见颇多。

比如，有日方学者认为，“日军方面并没有……制定有计划有组织屠杀俘虏的政策。”“（中方采用的）有些史料本身是否真实，应该考证后再引用……另外，如何选择史料也很重要，选择不同的史料其结论也会不同，如拉贝日记中既有关于日军的暴行，但同时也有对南京国民政府及守军的批评……”。

此外，虽然中方提出了异议，但“日方最后提交的文本中没有删除南京大屠杀中国方面次要责任的论述”，“没有修改关于中国军队焚烧南京很多建筑物的叙述”。【7】

以上，大致可以代表日本学术界关于南京大屠杀的主流意见。

因为很难在遇难者数目上达成一致意见，“中日共同历史研究”实际上回避了该问题的讨论。

1994年，在美国披露的一批档案中，发现了田伯烈于1938年1月写下的未刊电稿，该电稿称：“自从几天前回到上海，我调查了日军在南京及其他地方所犯暴行的报道。据可靠的目击者直接计算及可信度极高的一些人的来函，提供充分的证明……不少于30万的中国平民遭杀戮，很多是极其残暴血腥的屠杀。”【8】

这可能是“30万”这个数据目前可见的最早出处。

三、滞留南京城的中国士兵

少数日本右翼学者，喜欢通过强调滞留南京城的中国士兵（他们称之为“残败兵”）所带来的“治安威胁”，来为“南京大屠杀”的罪行开脱。

这当然只是狡辩，并不成立。

有学者统计认为，约15万中国军队参加了南京保卫战，其中约1万人阵亡，4.5万人安全撤离，剩下的9万多人，在日军围城后，被迫滞留南京。【9】

这些滞留士兵与南京市民，自发进行过一些零星抵抗。

比如，据日本海军军官奥宫正武回忆，他在南京下关看到十几个中国人被日军残杀，遂询问旁边的日军士官。

该士官回答：

“听说几天前的夜里，有一个勇敢的中国人，侵入我们陆军小队长级的青年士官的寝室，那里面睡着十个还是十一个士官我也不太清楚，中国人把他们全都杀了。所以他们的战友和部下们为了复仇而要处死那个宿舍附近的居民。他的回答是否正确我不得而知，也许是有人要求他这样来解释的。”【10】

另据中方材料，12月13日，特务排排长武××、步兵上士徐金奎与日军遭遇，发生巷战。

武××回忆，“八小时的格斗……我们相互来一个总结：37/41人。”他们在转移途中，又看到三名敌人，匆忙隐蔽起来。随即“徐金奎的枪响了”，武××的“十颗子弹也迅速地喷射出去。敌人应声翻下去。”【11】

据杜聿明回忆：南京沦陷后，曾有两位装甲兵不愿投降，隐藏在损坏的坦克上，“看见日寇又有一大队步兵来到……他俩轻轻地将机关枪从战车转塔前后两端伸出，突然袭击。”因这支日军只有步兵武器，无法强攻，双方一直僵持至当天夜里。两名国军士兵最终一人突围、一人牺牲。杜聿明并称：在缴获的日军文件中，“发现日寇叙述到南京战役的经验教训时，也谈到这一辆战车的埋伏狙击，给他们以沉重的打击。”【12】

不过，因缺乏有效组织，总体上来说，抗击只是一种零星存在的现象。

大多数滞留士兵放弃了抵抗，远不足以构成日本右翼学者所谓的“治安威胁”。

日军第16师团长中岛今朝吾，在日记中是承认这一点的：

“（中国军队）以1000人、5000人、10000人计的群体，连武装都不能及时解除。”

“他们已完全丧失了斗志，只是一群群地走来，他们现在对我军是安全的。”

“傍晚把俘虏押往南京的一个兵营，不料竟有一万多���。”【13】

（图：1938年2月，难民聚集在南京安全区委员会总部，接受国际安全区第一次发放现金救济）

除了被俘获者，也有部分滞留士兵试图伪装成平民，暂时隐藏城中。

滞留士兵的化装易服，大约始于12月12日晚。

据幸存者回忆，部分南京市民初时并不情愿接纳滞留士兵，“眼睛一瞪，峻然拒绝。他们甚至冷嘲热讽地说：你们是部队啊，部队有部队的住处，怎可以住到老百姓家里来咧。

又复有人直率地表明：你不能住在我这里，我总不能为了你一个人，连累了我一家子！”

但也有很多市民在目睹了日军暴行之后，转变态度，对滞留士兵“尽力掩护，尽量帮忙”。

比如，第103师排长田兴翔等三人，在南京尧化门外一老农家获得招待，并被允许藏在牛圈里的草堆后。日军停止搜索后，他们找到几只大木盆，漂浮过江。【14】

那些换装后没机会出城的滞留士兵，大多数躲进了安全区。

比如，贵州籍军官夏明贵与部下陈少清、陈国安三人，换上便装，进入了金陵大学难民区。1938年1月，难民之间传说，“敌军已知道难民区内隐藏着很多官兵。正同难民区的负责人商谈，要搜查难民区”。

不久，日军果然前来搜查，声称国军官兵只要主动站出来，不但不予伤害，还给安排工作。夏明贵等三人未动，而主动站出的五六百人，都被枪杀。

这种屠杀，显然并非基于日本右翼所谓的“治安威胁”。【15】

大屠杀期间，日军对安全区的搜索始终没有停止。青壮年若被发现“手上有老茧，前额有帽痕的话，就被带走”。【16】

按国际法，安全区中立，交战双方不得进入。

日军始终以南京“国际安全区”有中国士兵隐藏为由，拒绝承认其合法性。

据日方说法，安全区原有居民18万人，但不久这个数字上升至25万人，“之所以增加，是因为换上便服的败残兵潜入进来了，而且他们将枪支弹药藏匿在该丘陵地带各处”。

经日军甄别，“6770名败残兵带至下关刺杀”，日军狡辩称，“根据国际法，这些恶劣的败残兵失去了成为俘虏的资格。”【17】

总体而言，南京沦陷后，“军民的反抗并不具有普遍代表性，且更多地表现为个别、分散和无组织的特点”，滞留南京的中国士兵，多数被俘虏并遭到了屠杀。

他们滞留的原因，主要是高层的指挥失当，从“守”到“撤”的决策转变过于突然与迅速，这也直接导致城陷后官兵失联，完全无法组织有效的抵抗。

他们遭到屠杀，原因并非日本右翼所谓的“治安威胁”，而是日军的刻意报复与对国际法的藐视。滞留士兵对日军的残暴程度也普遍估计不足，误以为他们会遵守国际公约善待战俘。【18】

四、是谁掩埋了遇难者？

南京大屠杀中，日军的暴行尽人皆知。暴行过后，遇难者遗体的掩埋情形，则鲜少获得媒体介绍。

据《南京大屠杀史》，当日“有据可查的参加了埋尸活动的慈善机构共有8家”，这8家慈善机构中，以世界红卍字会南京分会、南京市崇善堂、中国红十字会南京分会三者为最主要。【19】

世界红卍字总会，1922年设立于北京，是一个由民国著名士绅（如熊希龄、王正廷等人）组成的慈善机构，在全国各省市设有分会、支会300余个。

该会南京分会设立掩埋组，自1937年12月22日起开始收埋遇难者遗体。

据该会统计，共掩埋遗体4.3万余具，历时4月。其主要方式是就近或就地掩埋。

经费主要来自多方捐赠及日军特务班所提供的“财政支援”。

该会在南京的活动具有“两面性”。

一方面，该会在城内设粥厂、放粮、开办施诊所，且在获得日军的许可之后，从事遇难者遗体的掩埋；

另一方面，该会的领导人物曾勉强就任日伪之职，获松井石根赞誉“红卍字会不错”，为避免日军的性暴行“危及私人住户”，该会还曾参与组织慰安所，以至于亲见其事的拉贝先生相当震惊，“红卍字会中一个我们熟知的、受人尊敬的官员，我们一点不敢相信他竟然属于这类人”。【20】

这种“两面性”，显然有很多的无可奈何在其中。

（图：世界红卍字会成员在掩埋大屠杀遇难者）

南京市崇善堂，是一个私立慈善团体，其历史渊源可以追溯到清朝嘉庆年间。

南京沦陷后，该会组织了“崇字掩埋队”。

据其战后呈送给审判战犯军事法庭的统计表，自1937年12月26日至1938年5月1日，他们共在城区、乡区收埋尸体11万余具，其中以乡区为最多，达10万余具。

《南京大屠杀史》对上述数据持保留态度：

“对于崇善堂总共埋尸112266具之数据，因系形成于战后，其在册工人只40余人，较难实现日均数千具尸体之掩埋，故学术界对此存有歧见。对该堂的埋尸活动，尚待进一步发掘档案资料，深入进行研究。”“该堂巨量的埋尸数字，目前还找不到相关过程性的数字予以支持。”

据档案材料显示，该会曾致函南京日伪政府，请求补助汽车配件，以方便迅速掩埋遗体。

也有亲历者称，崇善堂曾对外招募人手，应募者“一天弄块把钱”。【21】

中国红十字会南京分会，至1938年7月，共掩埋军民遗体2.2万余具。

在所有参与遗体掩埋的团体中，以该会的统计数据最为严谨、可信，“每月都填有按日统计表，……均成于当时，其月报表均为当月最后一日填报，非事后追记。各表统计精确，一丝不苟，甚至连马、狗等畜类尸体都附带统计。”【22】

（图：中国红十字会南京分会掩埋队。图片来自《中国红十字会月刊》第34期，1938年4月1日版）

除以上三者外，参与遇难者遗体的掩埋工作的慈善组织还有：世界红卍字会八卦洲分会、南京同善堂、南京代葬局、顺安善堂、明德慈善堂。

南京市伪政权也曾组织过掩埋工作，日军则多有焚尸灭迹、抛尸入江之举。

上述慈善组织的遗体掩埋活动，除了世界红卍字会南京分会外，概不被日本的“虚构派”（日本政、学界，对“南京大屠杀”的立场，存在着屠杀派、中立派、虚构派三大派别）所承认。

虚构派常引用日本特务组织成员丸山进之言：

“崇善堂和其他弱小团体向自治委员会提出了作业申请，自治委员会因为已将埋葬事务统一委托给了红卍字会，所以没有接受这些申请。他们即使作为下包方从事了埋葬，其埋葬的作业量也是被包括在红卍字会的作业量之中的。”【23】

这种辩解当然是缺乏说服力的。

比如，崇善堂致函南京伪政府请求补给汽车零件以便于遗体掩埋，该函就未经过世界红卍字会南京分会。

不过，民间慈善团体所提供的遗体掩埋数据，确实存在不少有疑问的地方。其中又以崇善堂的统计数据最具争议。

如学者程兆奇所言：

“崇善堂之掩埋工作共分四队，每队除主任1人，另有日给米八合队员1人和日给米六合队员10人，此数字出自战后《南京崇善堂掩埋队工作一览表》附件，其时揭露日军暴行惟恐不及，所以断无少报的可能。其中，第一队4月9日至18日间共埋尸体26612具，包括主任在内的12人，每人每日平均掩埋近222具，第二队4月9日至23日间共埋尸体18788具，每人每日平均掩埋约104具。第三队4月9日至5月1日间共埋尸体33828具，每人每日平均掩埋近123具。第四队4月7日至20日间共埋尸体25490具。每人每日平均掩埋近152具，四队在这一时期人均日掩埋150具。而红卍字会的人均日掩埋数，以12月28日6468具掩埋最高之日计，600名员伕人均不到11具（红卍字会参与人手不明确。但据战后报告，有“增派员伕六百名”之目，虽然增派此员伕数时未必是12月28日，但该会掩埋工作自日军进城第二日即已开始，未尝间断，故员伕人数和掩埋人数大体应成正比，而“增派员伕六百名，理当不止600名，故以600名计不致有大出人）。堂、会人均掩埋数字相较，崇善堂是红卍字会最高日的近14倍，多出太多，不免令人生疑。”【24】

这种统计数据方面的争议，也是中日两国学者难以在大屠杀人数上达成一致意见的原因之一。

当然，如前文所言，中日两国学者，在南京大屠杀的性质认定上，早已达成一致意见，“都承认这是一次集体的屠杀事件”。

五、蒋介石否认南京大屠杀的存在？

关于南京大屠杀，中文网络流传过各种各样的不实谣言。

其最耸人听闻者，莫过于“蒋介石当着日本人的面，承认不存在南京大屠杀”。

该谣言多以“田中正明回忆”的形式流传。

其大致内容如下：

“1966年，田中正明，松井石根的原秘书、‘兴亚观音维持会’会长、也是后来否定南京大屠杀的主要人物，作为日本首相岸信介的五人代表之一去台湾访问，受到了蒋介石政府‘准国宾级的待遇’。

田中正明1999年发表文章称，蒋介石在这次访问中曾明确对自己说‘南京大屠杀不存在’，并向松井石根表示‘谢罪’。

田中说：当时‘自己上前一步，与蒋介石总统叙话。告诉他我在1936年2月与松井石根阁下二人曾拜会过总统阁下。

蒋介石总统听到’松井石根’这个名字的瞬间，脸色骤然起了变化。他眼圈红了，流着泪对我说：‘实在是对不起松井阁下。’他的手在颤抖，继续说：

‘（我们不认为）南京发生了大屠杀。何应钦将军也在这里，他当时的军事报告中对有关情况肯定是做了认真的记录的。我当时没有接到说发生了大屠杀之类的任何报告。松井阁下是被蒙冤处死的。’

他眼里闪着泪花，连连紧握住了我的手。”【25】

（图：曾有人修改百度百科，将“蒋介石当着日本人的面，承认不存在南京大屠杀”这段伪史加入到了“松井石根”词条之中【现已被删除】）

据网络流传，田中正明该回忆，发表在1999年10月18日的《兴亚观音第10号》上。

笔者未能获见该杂志。

但参考1980年代田中正明所著之《“南京大屠杀”之虚构》一书，可知，渲染蒋介石与松井石根在战前的亲密关系，以及以何应钦的军事报告为说辞，是田中氏否认南京大屠杀的常用依据。上述回忆，符合田中的一贯逻辑。【26】

但该回忆并不可信，原因有二。

（1）田中为论证其“南京大屠杀虚构论”，伪造、篡改史料的劣迹很多。

1985年5月，日本芙蓉书房出版南京大屠杀的制造者、日本甲级战犯松井石根的《战中日记》。该日记的收集、编篡者，正是田中正明。

但日记内容已被田中大量篡改、粉饰乃至删除。

据《朝日新闻》报道，《中央公论》社的《历史与人物》杂志总编辑横山惠一，将出版���记与日记原稿作对比考订，然后发现，日记被篡改、粉饰乃至删除者，多达九百余处。其中篡改最严重的部分，恰恰是南京占领前后这段时期。

比如，松井石根《战中日记》1937年12月14日，所记本来是：“进入南京城之两军所属师团扫荡城内外残敌，徘徊于各处的（中国）散兵游勇达数万之众”，田中在出版的《战中日记》中，将“数万之众”改成了“数千之众”。

再如，松井石根《战中日记》1937年11月30日记载，当日松井在上海接见两位外国通讯记者，向其说明日军占领上海后的态度与方针，并声称保护外国在上海的权益，得到两位外国记者的赞扬。

在出版的《战中日记》中，田中刻意将此事移至1937年12月23日的南京。

诸如“军纪风纪之松懈”一类词句被删除，更是田中在编纂松井日记时极寻常的小动作。【27】

其二，所谓“蒋介石当面承认不存在南京大屠杀”这段回忆，存在着非常明显的篡改痕迹。

田中的回忆称：“何应钦将军也在这里，他当时的军事报告中对有关情况肯定是做了认真的记录的。我当时没有接到说发生了大屠杀之类的任何报告。”

事实上，何应钦的报告作于1938年3月29日，当时诸多关于南京暴行的材料，如斯迈斯的南京损害调查、田伯烈的《外人目睹中之日军暴行》，因日军封锁尚未披露出来，其未写入是很正常的事情。

而且，何应钦的报告，是一份纯粹的“军事报告”，其中叙1937年11月26日国军放弃锡澄线到南京失守，仅寥寥数语，并非主要组成部分。

蒋介石断不会拿着一份并非以南京战事为核心的军事报告，来作为判断南京大屠杀存在与否的依据，更不可能说出何应钦“对有关情况肯定是做了认真的记录”这种话。【28】

当然，提及“何应钦的报告”，也显示田中在1999年写出的这段“伪回忆”，经过了他的精心炮制。

彼时，蒋介石、何应钦均已去世，可谓死无对证，曲解何应钦的报告，以佐证蒋介石子虚乌有的“否认”，确实能蒙蔽不少不了解史料的读者。

查蒋介石日记，关于南京大屠杀的记载其实很多。

比如，1938年1月22日写道：“倭寇在京之残杀与奸淫未已，彼固陷入泥淖进退维谷，而我同胞之痛苦极矣。”

3月5日写道：“敌军残杀我南京附近之壮丁 殆尽，痛极。”

5月12日，对大屠杀情形获得进一步了解，蒋又写道：“提要：雪耻。见我男女同胞受敌寇惨杀凶淫之照片而不动羞恶之心、无雪耻复仇之志者，非人也！”

5月13日写道：“提要：雪耻。敌寇残暴凶横，实古今无例，若不消灭，何以维持人道！”

7月19日写道：“见寇军残杀我(南京)平民同胞之照相，痛愤乃至瞑眩。”【29】

田中回忆所载蒋介石讲话 ——“我当时没有接到说发生了大屠杀之类的任何报告”，显然与事实不符，只能是田中自己所虚构。

抗战胜利后，国民政府还都南京，蒋介石还曾发表公告，号召首都市民用信函的形式，向政府陈述受日军迫害之苦痛。

公告中，蒋也明确提到了“大屠杀”。

公告称：

“回溯抗战开始，敌人对我首都采取猛烈攻势，沦陷期间，敌人于实施大屠杀之余，复利用奸伪蹂躏榨取，奴辱压迫，无所不用其极，而我同胞身处黑暗痛苦之境，历时八年之久，……在敌人大屠杀下殉难军民之遗属，冤愤一日未伸，余之责任一日未尽。……凡我同胞，其有身经当日大屠杀惨祸暨在敌伪暴力压迫之下，受有各种枉曲者，余均愿详知其事实及屠杀压迫之主谋，……一经查明属实，定处分别以战罪提付审判……”【30】

稍后，蒋召见陈裕光，命其推动南京大屠杀专案调查，惜因内战爆发，调查匆匆中止。

但这些史料，已足以证明蒋当年对待南京大屠杀的态度。

田中正明所谓的“蒋介石当面承认不存在南京大屠杀”，显然是一份伪史料。

六、伪满洲国军队参与了南京大屠杀？

伪满洲国军队参与了南京大屠杀，也是一个在中文互联网上流传了约10年之久的谣言。

该谣言常见的说法是：

“南京大屠杀中战功赫赫的伪满洲国军（有）：靖安军（之）第一旅、李春山旅和于芷山旅等部队。……1946年8月，南京大屠杀的主犯谷寿夫被引渡南京进行公审。……他把责任往鞑兵身上推：‘在进入南京后，全部的满洲国军人首先疯狂屠杀中国平民，表现了极端的集体仇恨’。

谷寿夫辩解：在南京战役前，皇军从没有大规模的屠城，原因是天皇和军部颁发的军纪中有‘遵守国际公约，不屠杀平民’的条款，而正是满洲国军人参加了皇军部队，他们就积极地杀人屠城，就像三百年前侵略中国的鞑靼士兵。”【31】

有些文章把渲染的重点放在了于芷山旅：

“1937年11月，伪满国军‘于佳芷山部’（旅团编制）混编加入日军18师团作战序列。……该部日军长途迂回、奔袭，于12月8日攻陷芜湖，截断了南京守军的战略退路。随后，该部混编了伪满军的日军实施强行军。在12日后，赶到南京城下，汇同日军第6师团，第16师团，向南京中华门殊死抵抗的国军发起了猛攻。

……后来，审判日本战犯时，谷寿夫为推卸责任，诡称，进入南京后，是满洲国军人首先疯狂屠杀中国平民，表现了‘极端的集体仇恨’。

谷寿夫甚至无耻埋怨、诡称，正是满洲国军人积极地屠城，错误引导了日军对平民的杀害。

……但是，目前却没有证据能够证明，当年嗷嗷叫着，与日军并肩作战的伪满洲国军愤青们，在冲进南京后，没有参与这次惨绝人寰的杀戮。”【32】

（图：谣言中涉及的于芷山）

综合，有两个核心事实需要确认真假：

（1）伪满于芷山旅是否随日军18师团参与了针对南京的进攻，是否进入过南京城。

（2）谷寿夫受审时的辩护词，是否提到过“伪满部队参与南京大屠杀”。

试分别考证一下。

第一个问题：于芷山部有无随日军第十八师团进攻南京？

据何应钦《八年抗战之经过》，靖安军之第一旅、李春山旅和于芷山旅，确实参与了淞沪会战，被划入松井石根的“上海派遣军”的战斗序列。【33】

其中最受关注的，是于芷山旅。

1937年9月21日，顾祝同曾致电何应钦，提及“松井续向东京乞援，已经陆省核准，由伪满抽调驻扎营口、凤城一带最精锐之芷山部警备队一万二千人来沪”；

26日，顾再电何，称根据杨虎的情报，“伪满于芷山部四千余人，养晚在杨林口、狮林登陆。”

次日，朱绍良也致电蒋介石、何应钦等人，重复汇报了一遍杨虎所得情报。【34】

这三支伪军部队，目前资料所能证实参与南京之役者，只有于芷山旅。

不过，并非直接攻击南京城，而是攻击南京的外围城市。

据中方资料，于芷山旅当时随日军第十八师团行动，在12月8日对芜湖发动攻击：

“（十二月）八日，敌军之第十八师团及伪满军于芷山旅猛犯芜湖，……至十一日，南京与芜湖间之当涂，亦被敌军占领。”【35】

据日方资料，日军第十八师团攻击芜湖的目的，是切断国军退路：

“这时出现了从芜湖附近溯扬子江而去的敌大部队，以及经宁国南下退却的敌部队。因此，军司令官根据方面军司令官的指示，以切断敌之退路为目的，4日命令第十八师团改变前进路线，沿宁国—芜湖—南京公路向南京追击。……7日占领宁国，10日傍晚占领芜湖。”【36】

据日军战史，第十八师团占领芜湖之后，接到了新的命令，转变攻击目标，没有再向南京进军：

“11日，军司令官为了让该师团参加攻占杭州，终止了向南京追击，主力在太平、芜湖间集结。”

“军决定加上将来驻扎杭州的所属兵团，以军主力一举攻占较为合适，命第十八师团返回，不参加攻占南京。”【37】

12月24日，第十八师团占领杭州。

也就是说，传言中所谓的 ——“该部（第十八师团）混编了伪满军的日军实施强行军。在12日后，赶到南京城下，……向南京中华门殊死抵抗的国军发起了猛攻”—— 是子虚乌有的事情。

1938年4月8日，顾祝同向蒋介石报告日军在杭州、海盐等地与国军交战情形时，曾提到于芷山部仍驻扎芜湖：

“芜湖之敌系伪满军李守信、于芷山两部，日人仅千余。日散布四郊，夜宿裕中纱厂。”【38】

（图：顾祝同密电蒋介石，提及于芷山部仍驻芜湖）

第二个问题：谷寿夫有无指认“伪满部队参与南京大屠杀”？

查谷寿夫1947年1月15日呈送给国民政府国防军事法庭的“申辩书”，无一字提及“伪满部队参与南京大屠杀”。

“申辩书”中，谷寿夫重点强调的是：

1、自己没见过大屠杀；

2、自己没参与过大屠杀；

3、1945年之前自己没听说过大屠杀。

“被告在中华门内侧驻扎了一周，并非闭门不出，而是努力视察部队的情况。此间没有目睹过一件暴行事件，更没有默认和下过命令，也没有接到过有关报告。”

“被告得知南京暴行事件是在前年战争结束之后，是从报纸上得知的，当时被告万分惊讶。曾经亲自参加南京战役的被告还是第一次听到这件事。”【39】

显然，所谓的“谷寿夫甚至无耻埋怨、诡称，正是满洲国军人积极地屠城，错误引导了日军对平民的杀害”一说，也是无依据的谣言。

两个核心事实均不能成立，“伪满洲国军队参与南京大屠杀”之说，自然也不可信。

（图：1947年4月，谷寿夫被押往刑场枪决）

七、朝鲜士兵参与了南京大屠杀？

二战期间，作为日本殖民地，朝鲜有相当多的壮丁被强制征入日本军队，参与对外战争。

朝鲜人参加日军，始于1938年日本在朝鲜实施新的志愿兵役制度 —— 此前朝鲜人参军被长期严格禁止。

及至太平洋战争爆发，日军前线吃紧，遂又在朝鲜改志愿兵制度为强制征发制度。

截至日本战败，约有61万多朝鲜军人及军属被征用，其中编入日本陆、海军官兵者（包括军属在内）达23万余人；另外还征用了86万多朝鲜劳工前往朝鲜半岛之外服役。【40】

具体而言，朝鲜籍志愿兵数量甚少，自1938年至1943年，先后编入关东军者，约有3000余人，编入华北派遣军者，约有1700人。

至于强征兵，约有11万人被派往朝鲜半岛以外作战，其中编入陆军者9万人，编入海军者2万人。【41】

上述9万余名派往半岛以外的朝鲜籍日本陆军士兵，半数以上被投入到了中国战场。

战争结束后，国民政府曾应韩国临时政府请求，对日军中的朝鲜籍士兵给以特别优待，并将其移交给韩国“光复军”加以训练，以作为临时政府归国时的基本力量（“光复军”长期在华，日军投降前约有士兵近千人）。

共计收编到朝鲜籍日本兵约5万名，集中于北平、南京等地受训。

但因美、苏以雅尔塔协定秘密划分东亚势力范围，该部队未能得到美国政府支持，反被要求解散归国，最后遂以“朝籍日军战俘”名义被集体遣返。【42】

另据日本厚生省统计，死于中国战场的朝鲜籍日本兵及其军属，约为1100余人（不包括台湾地区数据），死亡地点集中在湖南、湖北战场及日占区。

由此可以判断，其基本活动轨迹，主要集中在1943-1945年日军对两湖战场的正面攻击，以及对华北敌后的扫荡。【43】

因为朝鲜籍日本兵在中国战场的广泛存在，中文互联网上长期流传一种说法，认为“参与南京大屠杀的日军当中有相当大的一部分是日本从韩国征调的韩籍士兵，其残忍手段一点也不逊于日本兵”（如下图）。

（图：“朝鲜籍日本兵参与南京大屠杀”的说法在中文互联网广为流传）

但此事乃是谣言。

南京大屠杀发生于1937年12月至1938年2月间，而朝鲜籍志愿兵被允许编入日本军队，是在1938年3月，直到该年12月，首批志愿兵才从训练所毕业编入军营。

换言之，或许有个别朝鲜籍人员（如翻译）参与了南京大屠杀，但略具规模的朝鲜籍日本兵，当时尚不存在。【44】

事实上，笔者迄今尚未见到过朝鲜籍日本兵在中国大规模烧杀淫掠的材料（包括口述与非口述材料）。

不过，确有相当多的回忆材料，对为日军服务的朝鲜籍人员留下了恶评。

比如，民革党员何宗智回忆：“当时北平的老百姓都切齿痛恨日本人，……还有那些助纣为虐的朝鲜人，老百姓叫他们‘二鬼子’或者‘高丽棒子’。这些朝鲜人比日本人还坏。”【45】

再如，据被日军抓去做劳工的崔吉平回忆：“有个监工的是朝鲜人，打人特别狠，大伙管他叫‘二鬼子’。”【46】

上述情形，多集中发生于东北地区。

这与日本长期操纵朝鲜移民来控制东北，有直接关系。

自1920年代以来，朝鲜移民在东北酿出种种事件，移民认为自己被中国政府欺压，中国政府及民众则认为移民乃日本侵华的马前卒。

内中逻辑，日本拓务大臣官方档案曾有详细概括：

（1）朝鲜人移居处多设有日本领事馆及警察署，以保护朝鲜人为借口，常引起种种事端，侵犯中国主权。

（2）朝鲜人与中国人发生利害问题时，定会成为领事裁判问题，不受中国法律制约。

（3）部分朝鲜人制造反日事件，日本则借机加深侵略，中方若为防范此类事件驱逐某些朝鲜移民，又反会遭遇日本干涉，寸步难行。【47】

故此，东北中国民众与朝鲜移民之间关系甚恶，乃至于1950年做抗美援朝动员时，部分吉林通化市民众仍不能理解，“有人喊道朝鲜人是二鬼子，（美国人）打他们与我们有什么关系？”【48】

虽则如此，所谓“朝鲜籍士兵参与了南京大屠杀”，仍只是一种毫无根据的臆想，并非事实。

（完）

注释：

【1】孙宅巍：《论南京大屠杀真相的早期传播》，《南京社会科学》2004年第6期； 【2】朱成山：《世界上第一本南京大屠杀史书之考证》，《南京社会科学》2010年第6期； 【3】张连红：《国民政府对南京大屠杀案的社会调查(1945—1947)》，《江海学刊》2010年第1期； 【4】刘燕军：《南京大屠杀的历史记忆（1937—1985）》、《抗日战争研究》2009年第4期； 【5】《曾“消失”的南京大屠杀》，南方都市报2013年12月18日； 【6】转引自荣维木：《中日共同历史研究中历史认识的异同——以南京大屠杀史研究为例》，纪念抗战胜利65周年学术研讨会，2010； 【7】张连红：《如何记忆南京大屠杀——中日共同历史研究中的学术对话》，抗日战争研究2010年第4期； 【8】吴天威译《美国新公开的有关“南京大屠杀 ”的档案资料》，《抗日战争研究》1995年第2期； 【9】孙宅巍：《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中究竟有多少军人》，载《抗日战争研究》1997年第4期； 【10】奥宫正武：《我所目睹的南京事件》，载《南京大屠杀史料集·日军官兵与随军记者回忆》，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128页； 【11】倪受乾：《怎样退出南京的？(南京溃败时的一断片)》，原载《七月》，1938年第1-6期； 【12】杜聿明：《南京保卫战中的战车部队》，载《南京大屠杀史料集·南京保卫战》，江苏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257、258页； 【13】《中岛今朝吾阵中日记（12月14日）》，载《南京大屠杀史料集·日军官兵日记与书信》，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年； 【14】郭歧：《陷都血泪路》，《南京大屠杀史料集·幸存者的回忆与日记》，第180页； 【15】夏明贵：《南京大屠杀见闻》，载《南京大屠杀史料集·幸存者的日记与回忆》，江苏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456、457页； 【16】杨夏鸣：《论南京“安全区”功能的错位及其原因》，载《抗日战争研究》2000年第4期； 【17】犬饲总一郎：《南京攻防战之真相》，载《南京大屠杀史料集·日军官兵回忆》，江苏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125、126页； 【18】马振犊、邢炫：《日军大屠杀期间南京军民反抗问题研究》，《抗日战争研究》2007年第4期； 【19】张宪文/主编，《南京大屠杀史》，南京大学出版社，2014，第846页； 【20】高鹏程 池子华，《南京大屠杀中的红卍字会——兼论红卍字会活动的两面性》； 【21】张宪文/主编，《南京大屠杀史》，南京大学出版社，2014，第862-864页； 【22】同上，第867-868页； 【23】程兆奇，《南京大屠杀研究：日本虚构派批判》，上海辞书出版社，2002，第212-222页； 【24】程兆奇，《日本现存南京大屠杀史料概论》，《社会科学》2006年第9期； 【25】百度百科“松井石根”条目，2014年6月12日（现已更正）； 【26】参见《“南京大屠杀”之虚构》，田中正明/著，军事科学院外国军事研究部/译，世界知识出版社1985。第41-44页，第85-87页； 【27】参见李松林：《日本学者田中正明篡改松井石根的〈战中日记〉》，北京师院学报(社会科学版)1987/03； 【28】程兆奇：《南京大屠杀研究——日本虚构派批判》，上海辞书出版社2002，第308页； 【29】蒋介石日记。转引自张连红：《蒋介石与战后南京大屠杀的调查》； 【30】中央日报，1945年12月21日； 【31】佚名，《满洲国的军队参与南京大屠杀》，四月网2015年12月13日。网址：http://history.m4.cn/2015-12/1295881.shtml； 【32】《橡树 | 在军事细节上，反思南京大屠杀》，公众号“流浪的橡树”2017年12月5日发布； 【33】何应钦，《八年抗战之经过》，香港中和出版有限公司，2015，第457~458页； 【34】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抗日战争正面战场（上册）》，档案出版社，2005，第350~351页； 【35】宋希濂，《南京守城战》； 【36】���本防卫厅防卫研究所战史室，《中国事变陆军作战史 第一卷第二分册》，中华书局，1981，第110~111页； 【37】同上，地111、114页； 【38】（台）“国史馆”藏：顾祝同等电蒋中正日军在杭州海盐武康富阳吴兴等处与国军激战情况及芜湖现驻李守信于芷山两部等综合情报，1938/04/08，数位典藏号：002-090200-00021-212； 【39】《战犯谷寿夫的申辩书等译文》，收录于《见证与记录 南京大屠杀史料精选》，江苏人民出版社,2014，第695~716页； 【40】宫田节子/编：《朝鲜军概要史》附录，(日)不二出版社1989，第82-87页。转引自朱成山《南京大屠杀期间有朝鲜人组成的日本军吗？》，《南京大屠杀史研究》2009年第4期。 【41】同上； 【42】石源华：《论抗日战争期间国民政府的援朝政策》，《抗日战争研究 》1994年第2期； 【43】《中日韩三国共同历史读本：东亚三国的近现代史》，社科文献出版社2005，第180页。转引自朱成山《南京大屠杀期间有朝鲜人组成的日本军吗？》； 【44】朱成山：《南京大屠杀期间有朝鲜人组成的日本军吗？》； 【45】《何宗智回忆录》，团结出版社2011，第08页； 【46】崔吉平/口述 贾崇文/整理：《丰满劳工的悲惨生活》，吉林市郊区文史资料第1辑； 【47】《拓务省调查资料第三编·满洲与朝鲜人》，转引自《日本帝国主义研究》，依田惠家/著，上海远东出版社2004，第195-196页； 【48】吴锡业/口述 鞠永芳/整理：《我在朝鲜战场上开汽车》，通化县文史资料第8辑。

原文链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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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代的商业与文化

# #16801 纵乐的困惑——明代的商业与文化（1450-1550） 此时土地作为经济价值的基础正在转弱。商业贸易的技巧和强烈的竞争意识证实比农业更具有吸引力。一件小事引起了当时上层社会的恐慌。正统皇帝被俘之时，请名人撰写祭文，从之前的每篇润笔费2-3钱，涨价到5钱。官员们皆视此价格变动犹如废除皇帝一样恐怖，这是世道日非的证据。润笔费在1450年上涨的报道，传递了一种提示：即使在一个上流社会，所有的东西都有价钱。

士紳官員心目中理想的僱傭關係是：大家有田不能耕，必租給佃農，佃農耕而不足食，定仰靠大家。封锁海岸又增加了海上贸易竞争和贸易军事化，这导致明代中叶海盗猖狂。有些人喜欢将这归咎与日本人，但沿海官员意识到，大部分海盗其实是在朝廷抑制商业大环境下寻求贸易机会的中国人。商业生产极具扩大，国家又企图遏制毫无约束的财富积累——这种积累通过对外贸易得以实现，两者之间的矛盾构成了问题的根源。

另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是：女性正从人们的视线中消失。大名府在1502年统计人口，比例为5：3，严重偏离了正常的人口生态平衡。女性人口在记录中数据下降，既是一种统计假象，也是一种社会现实。对此有三种不同解释：1.成年女性人口正在减少。2大量女性逃避注册登记。3户主拒绝登记他们家的女性。登记需要出嫁的女性更换户籍十分繁琐，而女性出嫁造成的财产转移也成为人们担心的事情。但有一种女性角色可以得到社会尊重，就是『节妇』。节妇要求女外界隔离，避免影响宗族的关系网络。儒家对贞洁的定义是妇女摆脱经济上对亲戚的依靠，并认为家庭纺织业是唯一适合隐居女性的生产方式。拒绝再嫁之所以值得注意，更大程度是因为在经济上不再依赖男性，而不是因为性欲的克制。只要能养活儿子，就可以依靠他在夫家家族内的地位，使自己的晚年得到照顾。

朝廷和地方官员都曾经禁书，但是偶然为之，并没有形成制度。最有名的一次是对李贽著作查禁。李贽强烈抨击儒家思想，他享有较高的知名度，部分是由于他具备一定的能力，使自己的著作被广泛传阅。就连他与知名论敌之间的往来信件，一旦攒够了一定数量可以出版，他都拿去刻印。张问达，那个对李贽提出弹劾并最终使他在北京的牢房里自杀的事件中，他在关注李贽思想的本身同时，也对李贽的思想何以那么轻而易举地在年青一代的地方精英人物中流传忧心忡忡。在他看来一个人怎么想理应是他自己的事情；但一旦这种思想传播并影响其他人的时候，他们就有了政治意义，政府就得加以干涉了。商业性刻印书籍使禁书成为不可能，读者是很难被说服不读这些书的。

明朝最早的新闻出版商并不是刻印发行者，这些卑微的小业主只是把几页新闻誊抄下来，随便卖给那些愿意付几个铜板的人。这些报纸编纂摊点通常在文具店书店豆腐店，因为盈利太少，还不足以支付店面税。他们在北京的活动可能最早也不过是万历年间。关于商业性报纸的最早记载，是1582年户部尚书所拟减免赋税的32家作坊的名单。他们只是一个勉强可以维生的行业，给小本商人而不是资金雄厚的大商人提供了机会，属于典型的城市服务业。

#17003 # 纵乐的困惑——明代商业与文化（1550-1644） 1619年，北京一个劳力的通行价是每日24或25文，这仅可以维持一人一天的生活。这意味着普通人不会有多余的钱来消费或经营生意。 当时很多有钱人喜欢捐赠佛像。铜佛的用途比铁佛更广，因为铜像实际上就是一座铜钱堆筑起来的铜山，只是暂时地采取了铜佛的表现形式，随时都可以能被融毁，以便将其中七分之六的纯铜挪作他用——主要被熔毁做兵器用，或者在超币发行的时候做铸币材料。从这种意义上说，铸币和兵器和佛像是互为原料的。陆容在《菽园杂记》中回忆说，他在小时候看到洪武钱在市场上流通，长大以后发现这些钱都从市场上消失了，被用作了兵器生产。 明朝后期发生了两件事改变了书信往来的内容和形式。一是名人将他们的书信出版，作为交流新的思想观点的手段；二是商业性邮政服务的出现。通常远距离的书信是委托去那个方向的旅行者捎带，当然最好是亲友，而不是专门派信使去送。这要归功于明朝后期旅行的发达和驿站的撤销。明朝后期的驿站已经是“百事皆废”了。朝廷为了继续维持驿传制度，只能下令限制使臣越界乘驿，以免加重地方政府的负担。从1629年开始，崇祯皇帝批准关闭了全国三分之一的驿站，一边节省每年十万两的国库开支，缓解地方民众的沉重负担。所有的财政收入都被挪作军用，巨大的军费开支使明朝的财政陷入恶性循环中，国家通讯系统人员极度短缺，与此同时，被裁剪的狱卒——像之后的起义领袖李自成一样——开始在他们原来服役过的管道上瞟掠来往旅人。这从根本上破坏了国家的通讯网络。地方官员不得不在当地筹资来保证国有通讯系统的正常运转；不得不求助于民间军事力量来保护这些管道的畅通，从而为明末席卷全国的军事斗争埋下火种。 私人旅行繁荣，游人数量增长，人们急需一本比《一统志》更为详细且易于携带的关于旅游路线的材料。因上文所说的驿传制度崩裂，官方使用的简单的驿站路线图开始在民间流传，但通过其他路线到别的地方去的旅行者需要更全面的导游材料。现存最早的一部导游手册是黄汴《一统路程图记》1570年在苏州刊印。早期的旅游还会被贬斥为一种不道德享乐，这种说法很快就消失了。1596年，袁宏道就可以高兴的宣称：旅游乃士绅之“一癖”。旅游成为塑造士绅文化品格的重要内容。 在1663年，杭州出版的一本优秀书信集刊登了出版商的一则征稿启事：为接下来能出版续集，出版商请求读者将有趣的书信寄给资助这次出版的书坊。在1668年的续集中，收入了一封女画家给一个女性诗集编写者写的信，建议成立一个由有共同兴趣爱好的女子组成的诗社，大家不需真正见面，只要各成员在春秋闲暇之时互相邮寄诗作就可以了。这本书与1672年出版。六年后，第二本诗集出版了。明代后期商业经济中妇女不仅仅是消费者，而且是市场中以商业生产者和服务提供者的身份出现，最明显的就是纺织工人、小商贩和妓女。 明朝的商人渴望得到士绅的身份，乐此不疲地尝试各种方法以实现从商人阶级到士绅阶级的转变。而在中等商人的眼中，士绅的身份几乎是永远也无法企及的东西。他们所想的只是如何在商业中获得成功，而不是如何跳离这一职业。在十七世纪早期刻印的商人到的指南，精辟反映了中等商人阶层的保守主义倾向。其中有一本叫做《客商一览醒迷》，贯穿其中的主题是道德比利润更重要。比如经营商业或个人信贷，利率应该在20%-30%之间，这是正常的标准。在一些特殊情况下，利率可能高达70%-80%，但绝对不能长期如此。这本书也提供了保证投入不超过所得的简单方法，第一，勤奋。关注每一个细节，做每一笔生意都要小心谨慎；早睡早起 （就这一条我就不行）；第二守财。杜绝浪费，避免炫耀，不要与浪费金钱者为伍；第三要账目清晰。 明末的时尚走向并不是一个公开的过程。它总是被那些既定的精英人物所裁定。有更多的昂贵物品出卖，也有更多的人能买得起，对于原有的社会地位标志物的可靠性，也有了更多的忧虑和不安。这就是人们时尚追求的完美构成，为了克服这种忧虑和不安，人们不停买买买。社会产生了裂隙，而在裂隙下潜伏的是商业的运作。昂贵的苏州刺绣在农村市场上出售，牙人和走街串巷的商贩打扮的与士绅别无两样。当每个人都开始追逐本来属于士绅阶层的东西时候，这些士绅试图以不断修改审美规则来维护他们优越于后来者的特权地位。这种对新时尚的无休止的追逐，否认一切事物既有形式的永久价值，最后让人麻木，不管是衣服还是鞋子，帽子还是饰品，家具还是食品，抑或是价值或者信仰。 明代后期的有钱人始终怀有一种商业冲动，要去参与时髦的文化物品经营。但对商人来说，具有对文化物品的鉴赏力，十分有挑战，于是他们会很痛快的为那些看上去值钱的高档的东西掏腰包。对于装饰性物品来说，了解其内涵价值的最简单方法就是选择本身由贵金属——金银做成的东西，比如金质餐具银质香炉等。这些物品肯定会把它的所有��与其他人区别开来，因为只有那些极其富有的人才买得起。这些财富肯定会令一般平民百姓眼花缭乱，但在那些代表高水平文化品位的士绅严重，它仅仅是金钱的浪费；有钱人借此谋取社会地位的尝试失败了。 明代后期的赝品流通似乎非常容易，这要归因于一个庞大的几乎不加选择的购买人群的存在。对于那些缺乏鉴别能力的人来说，匠人的名字所代表的质量比器物本身的质量更有用。制造商的标记起着商标的作用，这是购买高质量物品的一个容易方法，富有的绍兴学者和文化品评家张岱列举了很多手艺人的名字，比如范坤白的三弦，嘉兴张家的铜器；荷叶李的扇；陆子冈的玉雕；赵良璧的梳。当然记录商标名称这一行为本身就是他们特却地位削弱的表现，因为那些想要跨越社会等级界限的人只要记住这些商标的名字就可以确定买到正确的对象。

##17002# 纵乐的困惑——明代商业与文化（1642-1644） 1642年的河南，没有满族人入侵，只有李自成的起义军。一个名叫李挺的书生为了躲避战乱再黄河上匆忙穿梭，时而南渡，时而北迁，过着难民的生活。在李挺的日记里我们可以看到，艰苦主要是心理而不是身体上的，士绅间交往的世界（包括钱财）仍然没变。当李挺在1644年返回家乡的时候，就有人送钱给他做盘缠。这些人通常是之前他有帮助过的人。这些礼品的互赠是明朝后期士绅阶层中礼尚往来的例行姿态。如果明太后期的士绅阶层能够在王朝更替战争中存活下来，这不仅是因为他们的互相关心和帮助，还在于在极端的不幸中他们仍然保持了与他们社会地位相称的举止方式。十七世纪四十年代的战争离散，既没有消除士绅间交往的体面做法，也没有消灭这些体面交往赖以实现的白银。

当然后来李挺有为了谋生去乔装乡下人卖瓜果，商业只是他挣钱的手段，谁都有权利这样做。这多少归根于李挺出生在1620年前后，恰好是万里时代结束的时候。从出生时候起，这些男孩子就生活在商业的笼罩之下，并很轻松地和它和平相处。

明朝后期具有决定性的因素并不是士绅和商人之间不可克服的矛盾的爆发。相反，具有决定性的恰恰是两个社会集团的微妙的交合。如果说1644年在明代的历史上有什么重要性的话，那就是它将两股精英的力量——文化精英和经济精英更加紧密的结合在了一起，这种弥合的方式加强而不是削弱了士绅社会集团的力量。

[gravitysworm]

从“武装起来的舌头”到“黑色冰淇淋”：拉丁裔音乐与美国政治

帮朋友的黑胶音乐报纸《唱片日常》写的，也是为了舒缓下自己的糟糕情绪。和部分朋友类似，大半个夏天我也都困在严重的失语状态中，只能写一些和自身利益不那么相关的文章。如梗在喉的原因很多，除了官方镇压和左翼论述断裂带来的情绪波动，还包括意识到社运研究与研究者的滞后与自大，目睹夹带智识优越感的社交媒体友尽表演，和主动被动卷入节节败退的国内运动局势。五年前，雨伞和之后的政治消沉曾让我打定主意做一名社运研究者，但今夏的反送中及其激起的连锁反应，又让我重新陷入怀疑。当运动提前于理论和经验研究，分析不仅只是一种维护学术人格的自恋，而且进一步反噬着人的行动力和现实感。于是，失语似乎成了最不坏的选择。

正文：

在美国，音乐与政治的互动本不是什么新鲜的话题。几十年的民权运动和新社会运动史为音乐创作积累了丰厚的素材，研究歌曲、音乐人和社会运动的著作也不在少数。然而，之前的这种社会关注又是较为狭隘的，主要的注意力集中在黑人与白人音乐的二元论述中，其他少数族裔音乐与政治思潮之间的联系鲜有人提及。即使偶尔被讲述，它们也是以一个模糊的“有色人种”身份被内嵌于族裔团结的历史框架中。

2016年后美国民粹政治的崛起和持续的难民危机，将极右翼和反移民问题推到头条的同时，也意外让新一代西裔独立音乐人走到了台前。他们在社会议题上的发声，也向更多人普及了美国西裔音乐背后的政治意识。

“武装起来的舌头”：美国的拉丁裔朋克

作为诸多音乐流派中最具政治性的一支，朋克的诞生历史中就有西裔的深度参与。1960年代，来自秘鲁利马的Los Saicos和美国密歇根州的西裔组合? and the Mysterians直接启发过MC5和The Stooges等更著名的乐队，后者则更被一些人认为是真正的朋克乐始祖。不过，拉丁裔朋克音乐形成独立体系要到1970年代末。此时，北美和西欧的朋克已经如日中天，吸引了大量白人青年参与其中。但主流朋克文化单向度的反叛又常与种族歧视和法西斯主义并驾齐驱，作为闯入者的西裔只能自立门户。

西裔移民大本营之一的东洛杉矶社区（East L.A.，2010年时西裔人口占97%），也理所当然成为了拉丁裔朋克的发源地。由于洛杉矶的正规演出场所被主流乐队垄断，乐手们往往在自家后院或地下室搭建临时舞台进行表演，并坚持使用西班牙语作为符号抵抗，以区别同一时期白人主导的文化空间。遵循自我组织、经营、创作、宣传的DIY原则，以The Plugz为代表的乐队开始尝试独立发行路线，他们自行创立的唱片公司，比如Fatima和Zyanya，为之后几十年其他乐队的独立经营提供了示范。

90年代随着中美洲移民的增多，欧美反移民意识的回潮，美国毒品战争和洛杉矶骚乱的影响，拉丁裔朋克有了更广的创作主题和抗议目标，影响力也从洛杉矶辐射到了全美各大城市。来自芝加哥的全拉丁裔乐队Los Crudos是这一时期的标杆性组合。主唱Martin Sorrondeguy是乌拉圭移民二代，母亲早年从事激进社会主义行动，在1973年乌拉圭政变前逃亡美国。Sorrondeguy从小在政治性的环境中长大，他对左翼政治议题的介入也贯穿了其音乐生涯。

Los Crudos的歌词有着浓烈的激进政治色彩，其著名歌曲Times of Misery开篇就直指“政府是所有人共同的疾病”。在他们看来，音乐是武装起来的舌头（Armed Tongue）。但这批拉丁裔朋克又不满足于仅仅通过歌曲创作传达政治信息。90年代，北美自由贸易协定的通过和墨西哥查巴达震撼世界的起义，在冷战终结的气氛中重新唤起激进左翼的信心，也成为了不少拉丁裔朋克乐队跨境动员的契机。Los Crudos和同一时期的Arma Contra Arma、Tras de Nada等联手，发起南美洲无证移民的声援运动，自行收留各地的难民，还通过巡演帮助查巴达等革命组织筹款。1998年，Sorrondeguy拍摄了纪录片Beyond The Scream，现在依然是了解拉丁裔朋克历史的首选影片。

过去五年挑大梁的拉丁裔政治朋克，非Downtown Boys莫属。这支2014年出道的普罗维登斯乐队目前发行了三张专辑, 和，在进步政治的光谱上走得比前辈们更宽阔和彻底。如果说90年代的拉丁裔朋克主要关注和自己族裔更相关的移民权利和拉美社会运动，Downtown Boys的歌词则涉足了大规模监禁、女权、劳工与资本主义等多个相互交叉的主题。事实上，乐队的成员们在其他方面也都各有专长。主唱Victoria Ruiz先后任职于多个NGO，致力于限制警权扩张。她和另一成员Joey L DeFrancesco因为组织酒店工会而相识，后者既是行动者，也是Jacobin、Commune等左翼刊物的撰稿人。

Roberto Carlos Lange与“黑色冰淇淋”

如果说拉丁裔朋克随着过去四十年的发展已经演变为一个成熟的流派，艺名为Helado Negro（意为“黑色冰淇淋”）的Roberto Carlos Lange则在独立电音中开辟出属于西裔的领��。作为成长在佛罗里达州的厄瓜多尔移民二代，Lange的歌词揭露着无所不在的白人凝视，以及在这种凝视下少数族裔精神上的焦灼和反抗。与这套政治性主题相匹配的，不再是横冲直撞的硬核朋克，而是难以定义的混合了电音、民歌、噪音、拉丁舞曲的新音乐风格，这也与拉美艺术中Mestizaje （混合）的气质相一致。

虽然第一张专辑发布于2009年，Lange进入主流媒体视线要到2017年，特朗普攻击墨西哥移民后不久，Lange重新发行了自己之前一年专辑中的英文歌曲Young, Latin and Proud，被媒体誉为一代西裔的圣歌。创作期间，居住在布鲁克林的Lange目睹和参与了Black Lives Matter抗议。自此以后，他也开始更公开地表明自己的左翼政治立场，包括对桑德斯的支持。

今年3月，Lange发行第六张录音室专辑，采用一贯的混搭风，也延续着其忧郁、隐晦却骨子里激进的政治色彩。 与Downtown Boys的直白相反，它的政治线索都埋藏在个人化的表达里：Lange朋友们发来的生活录音中，混杂着抗议美国移民和海关执法局运动的现场音频。看似随意的专辑名，则截取自美籍安提瓜裔女作家牙买加·琴凯德（Jamaica Kincaid）1978年在纽约客上发表的短文《女孩》，模仿移民母亲的口吻教育女儿如何成为一个称职的家庭主妇。“母亲”对女儿的教诲折射的不仅是父权制在代际传递中的稳定性，也同时暗示了其与欧洲殖民主义的同构性。

2014年起，Lange公开的演出中频繁出现一种他称之为Tinsel Mammals（亮片哺乳动物）的诡异行为艺术：一群不断变换着体态的闪光人形体随着旋律在舞台上移动。就连的封面，也是Lange打扮成的一个Tinsel Mammals。Lange并未详细解释过Tinsel Mammals的含义，但这种去性别、去种族、去国族和阶级，甚至非人的存在，似乎暗示着他对教条化与狭隘化了的身份政治的失望。当拉丁裔朋克用嚎叫宣告自己的存在感，Lange反其道而行之，试图消失进另一个平行空间中，只留下余音带来的质问。

拉丁裔音乐与美国族裔政治：融合与抵制

拉丁裔音乐人，特别是新生代通过创作致力打破的，也是西班牙裔在美国种族秩序中局外人的角色。美国历史上，对拉丁裔的划分和定义本身体现着一百多年来政治精英围绕族裔政治所进行的角力。直到现在，美国的主流舆论并不把西班牙裔作为默认的“种族”。在人口普查中，拉丁是一类族裔的总称。自认为有拉丁血统的人可以隶属于白人、黑人、亚裔、印第安土著和太平洋群岛这五个基本类别中的任何一类，这也导致了社会调查中“非拉丁裔白人”这个奇异类别的出现。但事实上，目前高达三分之二的西裔会在这个问题上回答“其他种族”，并填上“墨西哥人”、“西班牙裔”、“古巴人”等答案。2006年因为抗议反移民法案而席卷全美的拉丁裔大游行，是拉丁裔作为一股统一的族群力量介入美国政治的最强音。此后十年，学界开始重视拉丁裔的政治参与问题。2018年中期选举，拉丁裔的投票选民数量比四年前几乎翻了一番。拉丁裔音乐史被发现和重述的过程，确实也是后2016年代政治情绪的映射。

相比西裔在文化同化面前的警惕与抵制，亚裔，特别是东亚裔与美国主流音乐文化互动的方式，却往往只是更深地将自己埋进已有的文化线索。美剧《初来乍到》描绘的是90年代台湾移民家庭的故事，其中一集中，11岁的主角Eddie痴迷于黑人说唱的时候，年长他的Justin已经热爱上了西雅图白人主导的垃圾乐风潮。亚裔似乎只能在已有的文化秩序中选边站队，而不具备开创新风格的能力，更不用说通过音乐产生明确的政治表达。现实中亚裔的独立音乐人并不少，但他们的风格往往与既有的市场取向高度一致。主流文化工业，似乎也颇为接受亚裔这种融合的努力。著名评论家Ta-Nehisi Coates曾错误地以为有一半韩国血统的Karen O是一个“白人女孩”。推崇全民基本收入而走红的总统候选人杨安泽，因为在推特晒出自己青少年时期的偶像The Smiths和The Cure，而收获了更多年轻人的支持。

拉丁裔对于主流文化的拒绝，根植于墨西哥革命以降劳工无政府主义和跨境联合的历史，也体现了西裔社区独特的现实优势。比支离破碎的亚洲语言更统一的西班牙和葡萄牙语，发达的移民电台和媒体，让西裔的跨族裔动员要比亚裔来得容易的多。逐步成长起来的拉丁裔二代移民，比一代移民更少担心物质上的匮乏和公民权上的排斥，也有更多的资源和底气探索属于自己的艺术和政治风格。

在媒体采访中Lange曾提到，他选择“黑色冰淇淋”作为艺名，是因为这种食品“来自一个不存在的国家”。这种瓦坎达式的自嘲，并不能给西裔的认同和政治行动提供多少有效的进路。但它确实指出了某种后种族社会持久的伤痛，当冷战记忆、殖民意识、第三世界主义、彰明较著的种族主义一起慢慢瓦解，换来的却只是一个没有种族主义者的种族主义社会。也许问题不在于未来难以企及，而在于未来想象的无所依傍。

[delicatelythoughtfulpatrol]

美国墨西哥边界探秘-艾尔帕索和华雷斯城-格兰德河

核心提示：

美国德克萨斯州南部的艾尔巴索和墨西哥仅有一线之隔，这里不仅是世界上贩毒活动最为猖獗的地区之一，还被许多人当作移民美国的跳板。格兰德河边界两边合法和不合法的经济往来都依靠跨越这条分界线来进行。

       美国德克萨斯州南部的艾尔巴索和墨西哥仅有一线之隔，这里不仅是世界上贩毒活动最为猖獗的地区之一，还被许多墨西哥人当作移民美国的跳板。美国资深撰稿人安德鲁·赖斯在深入调查艾尔巴索的移民潮之后，在《纽约时报杂志》上发表了《生活在艾尔巴索和华雷兹的边境》一文，讲述了普通墨西哥人千方百计地移民美国的故事，也分析了边界两边城市相互依存的复杂关系和“一损俱损”的历史怪圈。        为保持文章的原汁原味，新华网国际频道翻译沿用第一人称形式编译了全文。        在美国德克萨斯州和墨西哥交界处的群山和大漠环绕之中，艾尔帕索和华雷斯城尴尬地并存着，像一对不和的夫妻。两座城市之间仅隔着窄窄的格兰德河，这条河的河道改造成了混凝土的，以防止河流自然改道混淆边界。格兰德河的一边是美国，另一边是墨西哥。一直以来，这条边界两边的生活——或者说，边界两边合法和不合法的经济往来——都依靠跨越这条分界线来进行。 （华雷兹位置示意图）        两座城市挨得如此之近，以至于你都可以坐在艾尔巴索公园的长椅上，看着华雷兹山坡上石灰房子后面洗衣服荡起的水花。每天早晨，成千上万的出行者从墨西哥向边界上的帕索北桥涌去，在破旧的华雷兹马路上排成长蛇一样的长队，一个个经过军事关卡，小贩在一旁叫卖印着大屠杀故事的小报。近来几个黑社会组织和贩毒集团之间的冲突让华雷兹成了世界上最危险的城市之一，而在边界的那一边，艾尔帕索却一派安宁，出奇地繁荣兴旺，一直都是美国最安全的城市之一。        这诡异的反差在某种程度上使两座城市之间的隔阂更深了。艾尔巴索几乎再也没有人敢跨越这座横跨边界的大桥，尽量避免靠近边界地区；而华雷兹很多中上阶层的人却拖家带口，移居到边界的另一边，连带他们的积蓄、生意、甚至私家学校，在艾尔巴索形成了一个流亡富人社区。        去年冬天到今年春天，我在艾尔巴索呆了很久，这段时间里，墨西哥军方对贩毒团伙发起了零散的打击行动，而美国两党的政客们出于各自的目的在这件事上大做文章。在被边界居民认为是“遥远内陆地区”的华盛顿和奥斯汀（德克萨斯州首府），保守派们极力抨击层出不穷的“暴力升级”事件，而奥巴马总统则在夸赞前所未有的边界设防。        事实上，暴力升级倒是稀罕得很——去年华雷兹发生枪战时，曾有一颗流弹不知怎么飞过了边界，击中了艾尔巴索的市政厅，当时几乎成了国际大事。        但这仅仅是艾尔巴索所受到的有形伤害。这座城市的街道和后院里建起了一道宽18英尺的铁锈色防护栅栏，而这只是一道长达650英里、耗资28亿美元的边界防护墙的一部分。这本是联邦安全系统逐步完善的标志，但却被认为是威胁性的措施。约有两百万人民在这里通过血缘或者商业的纽带互相连结在一起，而这里极具流动性的社会结构始终保持了一种独特的、有代表性的、值得保存的特质。如果研究全球化的学者们是对的——我们确实朝着一个所有边界都因利益往来而变得模糊的方向发展，那么这里正是我们能想象到的最彻底的对这场变革的表现，这里有过于美好的承诺，更有出人意料的失败。        二月一个寒冷的早晨，我在艾尔巴索的一个砖建小店铺里见到了琳达·阿诺德。她对我说：“我觉得，除非你就住在这儿，否则你不会明白这里的文化有多么混杂。”她是个助产婆，有一头已经失去光泽的金发，喜欢戴叮当响的首饰。她经营着一种叫做“生育中心”的小生意，这是专为一小群跨越边境的人服务的特殊行业。这时候，三个大汗淋漓的女人持合法签证从华雷兹经过那座桥来到了这里。从格兰德河到生育中心，距离不过1.5英里，从地理上来看几乎短得可以忽略，但这却是极其关键的一段路。来到这里生孩子，���可以给后代一个难得的优势：成为美国公民。 （从华雷兹透过边境围栏看帕索北桥）        阿诺德自己并不是狂热的移民支持者，甚至不是理想主义的自由派，虽然她的职业有一点嬉皮士的感觉。“我们并不是要坐下来围成圈然后唱歌，我们是一个公司，不是公社。”她在办公室里对我说。这里有一个子宫的雕塑，还有她儿子穿军装的照片。在生育中心里，阿诺德提供的是一个不被边界所阻拦的未来，售价695美元。任何出生在这里的孩子都将拥有美国公民身份，享受宪法第14条修正案（规定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所赋予的恩惠，以及自由出入边界的权利。        这就是艾尔巴索利用边界两边不平等待遇的方法。阿诺德在1985年搬到了这个城市，她对自然生产深信不疑，并从现状中敏锐地嗅到了还未开发的巨大商机。墨西哥女人早就开始跨过边界生孩子了，而阿诺德利用这一情况，很快便成为了美国最繁忙的接生婆之一。她刚开始做这行的时候，穿越边界只需要涉过格兰德河这么简单，或者付给船夫一美元，让他拉着充气内胎把人带过去。阿诺德说：“那时候她们来到这里的时候，甚至连裤子都还是湿的。”        虽然阿诺德的生意比以前要红火得多，这种做法仍然不为美国医疗体系所接受，而且许多还在接受技能培训的接生婆发现，要获得相关经验实在不容易，阿诺德说：“大多数产妇是不会来这里的。”艾尔巴索从来不缺少急切的、有大笔钞票的客户群，而这里也成了医科学生理想的实习机构。虽然加强后的安全措施终结了淌着水就能跨境的日子，但华雷兹的居民要想获得美国边界通行卡还是相对容易的，这样他们就可以来美国串门、购物，而且至少在现在，孕妇要通过边界也并不是违法的。        美国国籍早已是华雷兹受欢迎的资产，但现在，它变得更加重要了——有时甚至事关生死——因为毒品引发的暴力，在三年前不可避免地爆发了。那天在“生育中心”见到的孩子们，最终将有机会上更好的学校，找到更好的工作，如果有必要的话，还可以找到更安全的避风港。        我遇到了一对夫妻，加西耶拉和米罗，他们带着两周大的女儿詹妮弗来到阿诺德的生产中心来做产后检查。夫妻二人都是墨西哥国籍。（为了保护隐私，阿诺德生产中心要求隐去他们的姓。）他们头两个孩子都是在自己的���家出生的，但是到了生这一个孩子的时候，他们决定，来边界这一边。        米罗是个长途货运司机，常年跑提华纳（墨西哥北部城市），他说他感觉这几年不太安全了，毒贩之间的冲突简直变成了无政府主义的行为。加西耶拉怀中抱着用毯子裹着的婴儿坐在一旁，她说希望詹妮弗长大后能有更好的选择。夫妻二人话中隐含的寓意是：墨西哥的安全危机很可能会持续很长一段时间，而弱小的老百姓只能过着更加动荡不安、缺少保护的生活。        年轻的贝贝·雅那尔站在酒吧霓虹灯的微光下，顶着一头抹了摩丝的时尚发型，脖子上戴的金十字架项链在V形领口里晃荡着。“这里所有人都是从华雷兹来的，”他在酒吧里一边四处看着一边对我说。近几年，这样的酒吧在较为富裕的艾尔巴索西部大量出现。其实，德克萨斯州这一边传统上被认为是老土、沉闷的，所以华雷兹曾经是边境地区的美国人和墨西哥人欢度夜生活的地方。但是现在，华雷兹的许多饭店和酒吧被迫关门停业，或是被暴徒洗劫一空，被抢劫者烧毁，还有的在城市建设中被推倒。        贝贝告诉我，他和他的家人是因为一次事故才背井离乡来到这里的。2009年11月，他的父亲何塞·雅那尔下班回家，准备庆祝52岁生日，却在路上被绑架了。绑架者打电话说，如果不给巨额赎金，就把何塞分尸后送回家。但是何塞奇迹般地逃脱了，逃回家之后，一家人立刻匆匆忙忙地收拾家当，开车疾驰驶过帕索北桥，来到了美国境内，和往日的生活就这样断绝了关系。何塞的胳膊上现在还有一道半圆形的伤疤，是和绑架者搏斗的时候被咬的。        雅那尔家一直做家具生意，他们之前从来不觉得自己在墨西哥会受到暴力的威胁。贝贝和他的父母、表兄弟都是美国国籍，在美国出生，就像“生育中心”的那些孩子们一样。虽然这个家庭住在华雷兹，但是贝贝读的是美国的高中，之后又上了德克萨斯大学艾尔巴索分校，这所大学对墨西哥学生收取较便宜的州内学费，好让他们能上得起学。贝贝和朋友能流利地说英语和西班牙语，而且可以在边界的两边自由来去。        华雷兹一直处于无法律状态，因为临近边界地处偏远，边界又是城市所依赖的基础，这里也成了毒贩的理想的航运点。但是直到最近一段时间，像雅那尔这样的人们才开始相信，毒贩带来了愈演愈烈的暴力事件。近来几年，情况发生了微妙的变化。2008年华雷兹爆发了毒贩之间的战斗。起因是，毒贩组织从墨西哥西北部种植大麻和鸦片的沿海城市西纳罗亚来到了华雷兹当地，这个组织控制了极有价值的毒品走私渠道。 （华雷兹为打击贩毒团伙而加强警力）        从那时开始，毒贩之间的冲突就开始在墨西哥北部蔓延，在法律监管缺位的情况下，毒贩、黑社会和收回扣的警察等各方势力开始卷入冲突。墨西哥总统飞利浦·卡尔德隆在美国军方和法律的援助下，过去三年总共得到了超过13亿美元的资金用于打击毒贩，并动用了军事力量以试图一举捣毁贩毒团伙，向华雷兹派出了上万名士兵。军事袭击确实铲除了一些毒枭，但是也反过来刺激了毒品交易和贩毒集团内部的继位之争，导致了越发血腥的暴力事件。        从暴力爆发以来，墨西哥已经有四万多人死于非命，华雷兹的凶案发生率更是暴涨了十倍，去年发生了三千多起凶杀案。而对比之下，艾尔巴索只发生了五起。为什么凶案没有蔓延到边界那一边去，答案不得而知。虽然边界防卫措施得到了加强，但是这似乎没有制止毒贩的交易，毒品仍然大量地出入巴索北桥关卡，隐蔽在每年持合法证件出入边界的千万辆轿车和卡车中。        走私犯知道，美国政府不可能彻底检查每一辆车，因为这样必然会阻碍华雷兹和艾尔巴索之间的贸易往来，而去年的贸易额高达710亿美元。只要走私货品到达美国那一边，就立刻会被运到各个隐匿的货仓，再送到内陆地区的交易市场；而在相反方向上，用压缩膜包着的五十美元和一百美元钞票毒款和武器，则被运回墨西哥。（美国每八个军火商中就有一个在这条边境附近做生意。）许多分析人士则认为，艾尔巴索这一边之所以很少有暴力，是毒贩明智的选择，因为如果在美国也制造混乱，那么现在这样顺畅的贸易就无法进行。        “墨西哥暴力事件多发的一部分原因就是这条边界的存在，”大卫·史克，圣地亚哥跨边界研究中心主任，这样说。“毒贩之间互相争斗，为的是争夺通往边界另一边的道路的控制权。所以对我来说，暴力没有蔓延到边界这边是因为，毒贩控制地盘的只需要到边界一线即可。一切都是为争夺地盘，因为腐败的网络所致。”        虽然可靠数据不好统计，但是据内部位移监测中心估计，约有二十三万墨西哥人为了躲避暴力事件而逃离家园，其中一半都到了美国。虽然2005年之后，因为美国政府收紧了移民政策，并受经济衰退影响，美国的非法移民总体下降了百分之八十，边界城市的统计数字变化趋势却正好相反。根据统计局的数字，从2009年以来，艾尔巴索城区的居民人口增加到了大约八十万，其中新增人口有五万，虽然具体数字仍不确定，但肯定有一大部分都来自华雷兹。有些人偷偷渡过边境河流来到此地，所以数字仍不确定。但是还有其他很多人是以合法身份跨越边境的，至少一开始是这样——他们拿着跨越边界许可证（一种可以逗留的短期签证）跨过格兰德河，或者参加美国政府提供的一个项目——只要创造至少十个就业岗位，外国投资者及其家人就可以得到美国绿卡。        何塞·雅那尔在艾尔巴索的德克萨斯大道上开了一家叫作“设计者世界”的家具店，离德州10号公路不远。他和儿子都在店里工作，平日负责和家庭工厂合作订单，工厂在6英里之外的华雷兹，他们已经有18个月没有去过那里了。我有一天去了“设计者世界”。何塞长得虎背熊腰，性格直率，被店员们起了个外号叫“秃子”。我在一间挨着展示厅的房间里见到了他，他正通过一个很大的平板电视监视工厂的情况，屏幕分成了16块区域，每一个区域的图像都是通过闭路摄像机监控的，稍微有些扭曲变形。有时候何塞的几个手机中个一个会突然铃声大作，他就会用西班牙语和工厂经理谈生产上的事。        “在工厂为我干活的人都很忠心，当然我给他们的工资也高一点。”何塞说。但是在外地管理工厂总有些不便之处，令人烦恼。何塞不敢再踏上华雷兹的土地，但是他手下的工厂经理又不是每个人都有美国签证，所以如果何塞需要和他们当面商谈，他有时就会在边界大桥的中间和他们开会，在美国和墨西哥国旗下，那里是较为安全的缓冲地带。 （死里逃生的何塞·雅那尔。图片来源：纽约时报杂志）        何塞从绑架犯手中死里逃生之后，全家人都逃到了艾尔巴索，和一个已经定居在这里的嫂子挤在一起住，还把华雷兹的房子放到了交易市场上。“我还是希望能把那边的房子卖了，”他说，“但几乎华雷兹所有的房子都是待售状态。”但是和其他人的遭遇比起来，这只是微不足道的困难。何塞在艾尔巴索买了一栋房子，不久就发现邻居都是在华雷兹的熟人，于是社交也不是问题了。何塞也不用担心孩子悄悄跑回华雷兹去，因为孩子们大多数的朋友也搬过来了。        “一开始很难适应，”雅那尔说，“但是现在我习惯了。”有天晚上，贝贝和妻子克拉里莎邀请我去吃晚饭。贝贝和他的两个妹妹还有他的女朋友安娜也在，安娜也是从华雷兹来的移民，她在叔叔不幸遇害之后搬来此地。雅那尔一家的新房子是典型的德州农场房屋，有露在外面的木头房梁，房屋后面还有水池。克拉里莎戴着时髦的眼镜，说话听不出一丁点墨西哥口音。她小时候曾在艾尔巴索呆过一段，因为家人在这里开了一家放映西班牙语片的影院。雅那尔一家人告诉我，他们一直为自己是华雷兹人而感到自豪。何塞轻蔑地说：“有的墨西哥人在美国呆了很久……他们还以为自己是外国佬呢。”但是现在他们在试图寻找自己的归属。        厨房那边有人在宣布最新消息：墨西哥政府提议，把他们的家乡华雷兹改名为“英雄城市华雷兹”——加上了“英雄城市”这个称号，好像改变名字就能改变事实一样。大家报以一阵嘘声。        “别在意，”安娜说，“反正我们不再是华雷兹人了。”        德克萨斯大学艾尔巴索分校的政治学教授托尼·帕严说：“有时候我都不知道艾尔巴索是靠什么运转的。”很大程度上，艾尔巴索的发展可以说是靠华雷兹支持的。这片地方气候干旱，不适宜发展农业，这个城市曾经的支柱产业也已经衰落或者搬迁。艾尔巴索的收入和教育水平也一直远低于全国平均水平。过去几十年里，这个城市的繁荣靠的是边境加工厂，也就是专门使用从美国免税输入的部分产品或零件来装配为成品，再输出到美国的工厂；除此之外，边境地区一些特殊的公共服务部门也是经济来源之一，比如防卫、执法和在附近的布利斯堡迅速壮大的军事基地，而这些部门的存在，也都是在某种程度上由于距离艾尔巴索不过一线之隔的墨西哥。当然，还有买卖毒品的灰色市场，根据不可靠估计，这个市场每年有六十亿到三百六十亿的交易。        霍华德·坎贝尔是研究毒品走私的人类学家，他告诉我，这两个城市之间的经济关系“既是共生性的，又是寄生性的”。我问他，哪一方是寄生的？他像被逗乐了一样看了我一眼，大概觉得我是不明真相的围观群众，然后说：“美国。” （华雷兹在禁毒行动中抓获的毒贩团伙）        根据艾尔巴索民间传说，一座城市总是建立在另一座城市的不幸之上。墨西哥革命的几场重要战役都是在艾尔巴索部署，在华雷兹开战。一个新闻记者后来回忆说，1911年墨西哥城街头爆发了战争，而“艾尔巴索全城人却幸灾乐祸，很多人专门跑到河岸边去看热闹”。艾尔巴索的银行存款在几年之内增加了百分之八十八，因为商人通过扶植交战方而发了战争财，有个五金店甚至在向墨西哥政府军出售铁丝网的同时，还给叛军提供对付铁丝网的剪线钳。        《另眼看革命》一书的作者、历史学家大卫·多拉多·罗摩把那个尚处在形成时期的艾尔巴索比作冷战时的柏林：一栋市中心建筑作为革命的总指挥部，而敌方反间谍人员的据点就在街边，叛乱领袖、禁酒主义者潘图·维拉在糖果店享受冰淇淋。许多不参与战斗的平民也在格兰德河美国的一边躲避战乱。到了1920年，艾尔巴索的城市人口增长了一倍，约有八万名居民。无家可归的墨西哥精英阶层们带动了房产业的迅速发展，他们开设了不少商店，还把一条街道命名为波菲里奥·迪亚斯，就是已经被废黜的墨西哥独裁者。一名革命者后来写道，边境地区聚集了许多“没有祖国的人……他们在边界哪一边都是外国人”。 （罗摩作品《另眼看革命》，讲述了墨西哥革命中不为人知的往事）        罗摩这本书在2005年问世，引起了当地许多人的兴趣，而这又正好赶上了一代年轻改革家们组成的大选，这些人对这段历史留下的遗迹十分感兴趣，比如有独特异国风格的建筑，较为合理的城市规划，还有对艾尔巴索昔日辉煌的模糊记忆。这一点和两座城市之间的关系紧密相连，可以解释为什么华雷兹陷入灾难的时候，艾尔巴索人却没有沉浸在哀伤中。“我们被困在这个历史发展的怪圈中，”艾尔巴索郡法官、纽约大学研究生维罗妮卡·埃斯科巴说，她的职位是这座城市经选举产生的官职中最高级别的。“一百年后的今天，我们又看到了边界那边的血雨腥风。”但是像很多人一样，埃斯科巴的同情心也掺杂了那么一点重获机会的侥幸。她说：“我们艾尔巴索可以从中得到好处。”        艾尔巴索在经济衰退中成了全美国经济发展最好的几个地方之一，它的一部分经济收入来源于墨西哥所蒙受的损失。达拉斯美联储银行的经济师罗伯特·科罗纳多说：“短期来看，资本、人员和金钱会源源不断地进入艾尔巴索和��他边界城市，这对城市发展很有利。”像何塞·雅那尔这样的难民蔑视歧视和偏见，他们带着巨大的需求来到这里，希望发挥自己的影响力。（每个人都知道，连最近下台的华雷兹市长都在艾尔巴索有一处房产。）        雅那尔和几个朋友决定联合起来设立一个叫“人际网络”的民间组织。他们开始每周在“王柏高餐馆”一起吃早餐，这是华雷兹一个显赫的中国家族开的餐馆。“人际网络”的活动立刻引起了边界两边政客们的兴趣。“人际网络”的主席、杂志出版人何塞·路易斯·马里西奥说：“于是我们就告诉那些政客们，不需要在边境上建隔离墙。”        “简直和100年前发生的事情一模一样。”罗伯特·欧罗克说。他是个身材瘦高的网页开发工程师，被很多人叫小名“贝托”。六年前欧罗克被选为艾尔巴索市议会的议员，那时他31岁。某个周五我在联合广场的一个酒吧里见到了他，这里其实是个重建的库房区域，这项工程现在被认为是瞎折腾。“十五年来，什么事也没发生，直到华雷兹开始衰落。”他说。但是欧罗克不同意很多人关于这是另一个可以发横财的黄金时代的说法。他说，墨西哥国内的稳定才是艾尔巴索“发展的希望和潜力的主要来源”。欧罗克还对我说：“有些人有错误的印象，以为这是上天的恩赐，但事实上这是个零和游戏，任何一方要想胜出都必须付出巨大代价。”        华雷兹接二连三的谋杀案使人不寒而栗，不仅因为被害人数惊人，而且还因为杀人犯手段极其野蛮残忍：受害人被砍头后又被抛尸在繁华的街头，职业杀手在光天化日之下就对着人群开枪。一位有名的墨西哥律师告诉我：“坏就坏在我们这里的暴力行为是无组织的，如果是有组织的犯罪，我们根本就无法看到。”虽然这名律师的家人已经搬到了艾尔巴索，他还得去华雷兹上班，属于在两座城市之间来回的那一群人。像其他很多人一样，他想了不少法子来避人耳目，比如不定时上下班，把原来的宝马换成了不那么招眼的车。（由于显而易见的原因，他不允许我们在这篇文章中公开他的姓名。）每个需要呆在华雷兹的人似乎都信奉一套自相矛盾的风险管理理论：我的头发是金色的；坏人们不会害美国人……我看起来像墨西哥人；我看起来像混血儿……我的车能跑得很快……我只坐出租车……我看起来比较友善……我看起来不好惹……没关系，每个人都认识我……别担心，谁也不认识我……        喝咖啡的时候，我问“人际网络”的领导者们，他们采取了什么策略来应对安全威胁？雅那尔用略带怀疑的眼神看了看马里西奥——他还在华雷兹有一间办公室——然后开玩笑说：“他就喜欢危险的东西。”马里西奥则把一串十字念珠放在桌上，说：“这是我的做事的风格。”        我并不是个时常祷告的人，所以我第一次过边界关卡的时候，就照着大家说的最安全的方法做了——我和一个边境加工厂的管理人员潘乔·乌兰加同行，他是个健谈的人，头顶剃得很光，在台湾电子配件加工厂富士康里工作，还帮助这家公司建立了全新的分工厂。        乌兰加迈过那条看不见的边界线，说：“刚才我们在美国，现在就到了墨西哥。没人会检查你的护照的。”        确实没有人来检查护照。过了艾尔巴索城外的圣特蕾莎边界检查站就是墨西哥，我们跃进一辆等在那里的白色厢车，然后车开动了，经过几个对我们毫不怀疑的边境守卫身边。富士康公司选择在华雷兹西部偏远的郊区建造厂房。乌兰加说：“一开始这里像地狱一样，除了野兔和蛇什么都没有。”边境加工厂几乎不受暴力事件的影响，但是这座厂房偏远的位置更上了一层保险。“这里一无所有，就像一张白纸，我们可以把一切事情从头做起，”他说，“在这儿你会感觉很安全，不像在城里开车，现在的局势很危险。” （富士康在华雷兹的新工厂）        一家亚洲公司竟然在北美开了加工厂，这不能不说是个逆转现象。边境加工业是随着美国政府在20世纪60年代开始实施的一项政策发展起来的，这项政策严格限制了墨西哥人入境从事季节性农活。紧随而来的是大规模的失业，于是墨西哥政府就以在边境建立新的自由贸易区来吸引美国制造商投资，这些贸易区可以不受美国税款、工会和最低薪水要求的束缚。        这个行业在北美自由贸易协定达成之后很快就发展到了顶峰，上世纪最后十年，它们甚至还能勉强和更廉价的亚洲工厂竞争。金融危机却使华雷兹二十五万个工人职位的三分之一都在两年之内消失了。但是现在中国的生产成本和通货膨胀率也在上涨，于是墨西哥又成了一个有相对竞争力的市场。但是这其中有个缺陷，波��顿咨询集团的高级合伙人哈罗德·斯尔金说：“哪个公司都不希望在毒贩火并的地方建工厂。”        乌兰加说，富士康为戴尔生产台式机和笔记本电脑，它的安全措施简直像“监狱中的校园”。工厂的地面经过美化加工，四周有围墙和铁丝网，管理人员集中住在宿舍里，工人坐着白色的学校班车从四面八方来这里上班。乌兰加说，工厂的工资大概是边境加工厂的平均水平，每周80美元。        乌兰加还主动提出要现场让我看看边境经济的运作，他把车开到了华雷兹边上的墨西哥裔美国人社区，说：“这里是波雷欧洛马斯社区。”许多居民从两旁都是烟灰砖砌房的没有铺路面的街道往高速公路上挤，这片地区自从财大气粗的地主们下了逐客令之后就开始动荡不安。路的另一头就是阿纳普拉，一个山脚下的棚户区，远看像一片混凝土森林。乌兰加说：“那是华雷兹最穷的地方，也是最容易招到工人的地方。”        我们接近了一个军事关卡，手持机关枪的士兵挥手让过往车辆停在路边接受检查。乌兰达说：“这都是逐渐改变的，如果经济发展起来，安全也会随之得到保障。”为了说明，他指着几座山头说：“那是杀人犯曾经把受害的女人抛尸的地方。”十年前，几千名女人——多数是工厂的女工——在华雷兹附近被杀害。乌兰达说，现在这里不会再发生这样的事情了，“为什么？因为我们修了这条路。” （墨西哥边境加工厂里的景象）        但是有些人却质疑乌兰达“出口加工业能使穷人受益”的理论，认为像这样的工厂和毒品行业共存并不只是个巧合。跨边界研究中心的大卫·史克质疑道：“这种对外加工业的本质对我们在华雷兹和其他边界城市的社会混乱和暴力有多大影响呢？”边境加工厂的工作对技能要求很低，但是它们的存在却使华雷兹成为了许多无家可归、生存无望的人的目的地。这些人容易轻信毒品交易能一夜致富的承诺，也经不起非法移民到美国的诱惑，因为移民能够获得更好的薪水。         过去三十多年的移民主要是由边界两边巨大的经济反差造成的，这也给美国社会和西南部类似德克萨斯的几个州带来了不可磨灭的痕迹。人口普查数据显示，过去十年间，拉丁裔人口增长占了德克萨斯州人口增长的三分之二，现在占了德州总人口的百分之三十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