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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dependence-of-mind]

汪精卫投日算不算“曲线救国”？| 短史记

作者：谌旭彬   2013-01-07

导语：汪精卫是近代史上充满争议的人物；关于其投日另组汪伪政权，当其在世之时，就已有种种意见；在其死后，所谓“曲线救国论”，也一直很有市场…

汪精卫当年，究竟是不是在搞“曲线救国”？

（汪精卫与东条英机，见题图）

01“和谈”动机或可理解，“投日”选择绝不明智

汪精卫早年“引刀成一快”，暮年却做了汉奸。究其内在动机，当事人及学术界多有抱以同情者，或曰汪氏投敌“有其高尚和爱国的一面”（美国史学家约翰·亨利·博伊尔），或曰“他绝不是一个甘心卖国的人”（金雄白）。

此事究竟该如何评价？

没必要过分苛责汪氏对抗战前景的悲观态度

汪精卫投日，与其对抗战前景的悲观有莫大的关系。

1932年1月，日军在上海制造“一·二八”事件，汪氏就说过，政府必须“尽可能范围内，极力忍耐，极力让步，表示我们无意开衅”，因为“须知数十年来，中国军事经济，在物质上着着落后，固不待言；即组织上亦幼稚不完备。”

这种悲观，贯穿了汪氏的余生。

1937年7月29日晚，汪氏在南京发表题为《最后关头》的广播讲话。讲话的主旨，是动员民众起来抗战；但讲话的内容，却集中于“牺牲”二字，汪氏说：“牺牲两个字，是严酷的，我们自己牺牲，我们并且要全国同胞一齐牺牲，因为我们是弱国，我们是弱国之民。我们所谓的抵抗，无他内容，其内容只是牺牲，我们要使每一个人，每一块地，都成为灰烬，不使敌人有一些得到手里……”—— 不难看出，悲壮之中有浓厚的悲观情绪。

基于这样一种认知，自该年8月起，汪氏连续致函蒋介石，主张对日和谈。

据杨天石统计，截至12月南京沦陷，“在此前后，汪精卫劝说蒋介石与日本言和，共达十多次。”

但没有必要过分苛责汪氏的这种悲观。

“抗战必然亡国”这种认知，在当时并非汪氏所独有，相反，是许多人的“共识”。政界中人如孔祥熙、��应钦等自不必论，学界中人，陈寅恪、胡适也有相似的认知。

据《吴宓日记》1937年7月14日记载：“晚饭后，与陈寅恪散步。寅恪谓中国之人，下愚而上诈。此次事变，结果必为屈服。华北与中央皆无志抵抗。且抵抗必亡国，屈服乃上策。保全华南，悉心备战；将来或可逐渐恢复，至少中国尚可偏安苟存。一战则全局覆没，而中国永亡矣云云。”

7月21日又记：“惟寅恪仍持前论，一力主和。谓战则亡国，和可偏安，徐图恢复。”

而胡适在1937年上海“八·一三”事变爆发之前，也曾是坚定的“主和论”者。

其余如青年党党魁左舜生、国社党党魁张君劢、《大公报》主持者张季鸾，在南京失陷前后，也都曾向蒋介石“进言和平”。…

汪氏一开始也没想去沦陷区投日，而是欲在大后方成立新政权

汪氏在“主和”方面的努力，大致上可以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1938年5月份之前，汪氏大致将自己“主和”的活动限制在国民政府内部，其主要措施，即不断游说蒋介石，希望蒋能够接受自己的意见，但蒋氏对抗战的理解与汪氏有极大的分歧，汪氏最终对蒋“绝望”。

第二阶段，大致自1938年5月至12月汪氏出逃河内止。

此一时期，汪氏“和平运动”的着力点，已转向在国民政府之外另起炉灶。

该年5月，在获悉日本宣布“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要求蒋介石下野，同时有意让唐绍仪出面组织新政权，并以该新政权为中日“和谈”对象后，汪氏即表示“从前日本是不以蒋政府为对象的，现在日本仅主张不以蒋个人为对象了。只要少川先生出来与日本谈判，蒋的下野，是不成问题的。我只要国家有救，甚么牺牲都可以的”，言下已有急切抛开蒋介石与日方和谈之意。

稍后，汪氏进一步组织“第三势力”，积极与日方接洽，日方对此也颇感兴趣，影佐祯昭曾明确对汪氏亲信高宗武说：“可否请蒋委员长下野，由汪主席出任负责。”

广州、武汉相继失陷后，汪氏对抗战前途更加悲观，到11月底，遂下决心逃出重庆，在国民政府之外另组新政权，实现与日军的“和平”。

值得注意的是，汪氏出逃时，曾满怀信心要把新政权建在大后方的云南、广西等非沦陷区。

为尽可能获取和谈的筹码，汪氏也把这种信心传递给了日方。

汪氏之所以认为自己可以在大后方另立新政权，与当时国民政府内部主和派甚多有重要关系。

1938年10月21日，汪氏对路透社记者发表谈话，声称：“如日本提出议和条件，不妨害中国国家之生存，吾人可接受之，为讨论基础……”

该谈话在重庆引起了强烈反响，抗战派如陈诚等对汪氏的攻击固然不遗余力，但汪氏也收获了不少的“主和派”盟友，这其中包括四川军阀王陵基、潘文华、邓锡侯、云南军阀龙云、政学系的张公权、程天放，以及陈立夫、陈果夫兄弟，等���。

但汪氏出逃到河内之后发现，原以为会响应“和平运动”的军政要人如何应钦、陈济棠、龙云、何健、张发奎、张道藩、王世杰等人，全都毫无动作。

汪氏最终只好选择到沦陷区的南京组建起傀儡性质的伪政权。

至1944年汪氏死亡，此为其“和平运动”的第三阶段。…

与蒋介石相比，汪精卫其实错在对时局的理解太过幼稚

中国当日有多少国力，汪精卫清楚，蒋介石也很清楚。

但不同的是，汪氏得出的结论是“抗战必败”，蒋氏却将“抗战”上升到“建国纲领”的高度。

因之，汪氏将“对日和谈”当作了救命稻草，蒋氏却只把“对日和谈”当作抗战的一种必要工具。

这种区分，可以从汪、蒋的一些激烈冲突中清晰窥见。

譬如：1937年11月，上海失陷，南京危急。

德国驻华大使陶德曼受日本政府委托，向蒋介石提出停战议和条件：

（1）内蒙古自治，一切体制类似外蒙古；

（2）华北非武装区扩大至平津铁路以南；

（3）扩大上海的停战区，由国际警察管制； 

（4）停止排日；

（5）共同防共；

（6）降低日货进口税；

（7）尊重外国人在华权利。

孔祥熙认为这是“天赐良机，绝不可失”，建议蒋介石“乘风转舵”，否则失此良机，“万一后方再生变化，必致国内大乱，更将无法收拾。”

蒋介石的态度是强硬的，他回复陶德曼说：“假如日本不愿意恢复战前状态，他不能接受日本的任何要求”，“假如他同意那些要求，中国政府会被舆论的浪潮冲倒的。中国会发生革命”，“中国接受日本的要求，作为和平谈判的基础”；但“华北的主权完整和行政独立不得侵犯”，“对于那种认为日本已经从这次战争中成为胜利者的看法，他不能接受”，“他也不能接受日本的最后通牒”。

汪精卫的态度则完全相反，力主接受陶德曼所传达的条件，与日本实现“和平”；日军占领南京后，提出更苛刻的条件，汪氏仍鼓动行政院长孔祥熙签字，孔氏未得蒋的同意，不敢签字，汪氏劝说道：“假如我是你，一定签字……你何必一定要问蒋。他是负军事责任的，不好表态，你签了字，他自然得承认。”

事实上，蒋介石并非如汪氏所言，仅仅是“不好表态”，而是内心深处本就拒绝“和谈”。

1937年11月20日，蒋介石发布迁都重庆命令，决心持久抗战，在日记中写道：“老派与文人，心皆动摇，主张求和。彼不知此时求和，乃为降服，而非和议也。”

12月7日日记写道：“对倭政策，惟有抗战到底，余个人亦只有硬撑到底。”

9日日记写道：“此次抗战，即使全国被敌占领，只可视为革命第二期一时之失败，而不能视为国家被敌征服，更不能视为灭亡，当动员全国精神，力自图之。”

1938年1月2日，蒋氏见到陶德曼再次转达的层层加码了的日方“和谈”条件，更决心“与其屈服而亡，不如战败而亡”。

但蒋氏也没有忘记利用“和谈”来为抗战争取喘息之机，11月29日，蒋氏在日记中写下自己对陶德曼调停的应对方针：“是当约彼来京。为缓兵计，亦不得不如此耳！”

日军攻占南京，一再大幅提高“和谈”条件之后，蒋氏仍令孔祥熙继续与日方虚与委蛇，为国军的休整备战争取时间。

但孔氏与汪精卫一样，对抗战前景极度悲观，竟试图弄假成真，将“和谈”内容具体化，结果又被蒋氏急电阻止，蒋氏维持“和谈”的目的仅在于为军队争取时间，所以不希望触及任何实质性的问题。

蒋介石曾在日记里记述了他竭力反对汪精卫的“和平运动”的三重原因。

其一，“世人只知战时痛苦，妄想速和，殊不知和后痛苦更甚于战时，而况为屈服不得已之和乎？”

写该日记的当天，也就是1938年3月22日，蒋介石曾前往汪精卫处商讨日本托意大利出面非正式调停中日战争一事，日记中所谓“妄想速和”者，即指汪精卫。

按日本此一时期对国民政府“和谈”的目的，乃在于迫使国民政府屈服，继而将之拖上日本军国主义扩张的战车 —— 许多汪精卫的辩护者常谓日军侵华战争期间并无灭亡中国的既定政策，故汪氏的“和平运动”有其现实基础，但他们忽略了一点：日本必欲使国民政府傀儡化，也是不争的事实 —— 蒋氏所谓“和后痛苦更甚于战时”，即是指此。

其二，“和平运动”必招致国内的分裂。

1937年11月5日，蒋氏曾明确告诉陶德曼：“假如他同意那些（和谈）要求，中国政府是会被舆论的浪潮冲倒的，中国会发生革命。”

同年12月29日，蒋氏在日记中写道:“外战可停，则内战必起。与其国内大乱，不如抗战大败。勉之，勿惑众议。”

1938年1月22日，蒋氏又在日记中写道：“宁对外大败，毋使国内大乱。如国内大乱，则四分五裂，外侮更无已时而国灭矣！”

蒋氏的这一判断，无疑切中了问题的要害。

蒋氏力主抗战，军阀如龙云、陈济棠之流尚可就“和谈”高谈阔论；反之，若蒋氏力主和谈，“坚决抗战”这一政治高地被他人攫取，则蒋氏之下野，政府之分裂，也是意料中事。

内乱既起，“和谈”更无地位，亡国之祸自然也就不远了。

事实也恰如蒋氏所预料 —— 汪精卫出逃河内扯旗欲建立以“和平运动”为职责的新政权时，那些曾赞同过“和平运动”的军阀们没有一个站出来响应。

其三，在蒋氏看来，日本军部与政府之间矛盾重重，军队内部也有激进派和缓和派的分野。

在这种前提下，中日间的任何“和谈”实际上都缺乏保障，有随时被日方撕毁的危险。

故孔祥熙主持对日交涉时，蒋氏一度强硬要求必须有“第三国”在场。但即便有“第三国”在场，蒋氏也不相信日本“和谈”的诚意，1938年8月，蒋氏在日记中写道：“倭非待其崩溃与国际压迫至不得已时，决不肯放弃其华北之特权，而中倭和平非待至国际干涉，共同会议则不能解决，故对倭不可望其退让求和，如其果有诚意，则必须其无条件自动撤兵之后方能相信也。”

蒋氏的意思很明确，不能把“中倭和平”寄托在日本的主动“退让求和”上，真正的和平，只能建立在倭寇的“崩溃与国际压迫至不得已”上，而为达成这一目标，必须坚持抗战 —— 1938年1月，正是南京失陷，中国抗战最难以看到希望的时候，蒋氏在日记中写道：“不患国际形势不生变化，而患我国无持久抗战之决心。”

又言：“只要我能抗战到底，则国际形势到底必变，倭寇到底必败。”…

汪伪政权确实扯了抗战后腿，汪精卫自然只能是汉奸

任何历史人物，都自当为其历史���为所造成的结果，承担相应的历史责任，不管其一开始出于何种动机，此种历史责任是无法回避的。

汪精卫不想做汉奸，但汪伪政权事实上就是个傀儡

没人想做“汉奸”，汪精卫也不例外。

他曾计划在“未被日军占领的领土内”建立新政权，希望籍此逃脱傀儡的命运，但结果并不如愿。

如果汪氏就此打住，听从蒋介石的劝告，从河内启程出国，“汉奸”的帽子仍然戴不到他的头上。

但汪氏却越陷越深，终于选择了去日占区的南京建立他的新政权 —— 事实上，负责与汪氏交涉的今井武夫等人，并不希望汪氏将他的新政权建在日占区，因为今井武夫们对汪氏抱有更高的期望：一个被中国人接受、同时又密切与日军“合作”的新中央政权，而非一个单纯的被唾弃的汉奸政权。

所以，当今井武夫发现汪精卫开始考虑在日军占领区建立政权时，他一度十分惊讶，并以谨慎的态度向梅思平、周佛海表达了他的忧虑，他担心汪精卫会步梁鸿志和王克敏的后尘。

今井武夫们的级别太低，一切承诺都不能作数。

1939年6月，汪氏亲自去了日本。

在与陆相板垣的会谈中，汪氏受到了很大的打击，板垣说：他们在华北和华中的两个傀儡政权，“作为政府的名称是不能继续存在下去的”，但日本并不想取消这两个政权的“实质和事实”。

这使汪氏相当激动，因为他一直在宣传“中日和平”的前提是日本同意不侵犯中国主权。

汪氏在会谈中一度坚持：这两个傀儡政权中的某些分子将被吸收到新的中央政府里去，不过要是日本试图为这两个政权保留相当程度的主权，那么他就不参加创建新政府。同日本达成任何有意义的协议，都取决于中国是否存在着一个真正有主权的、统一的中央政府。

但面对日方的强硬，汪氏很快就让步了，不但同意在华北建立一个具有“较大程度自治的”“政务委员会”，还承认了“满洲国”。

主权既已丧失，所谓“中央政府”自然也只能是傀儡政权。

但汪氏终究不甘心，又坚持国旗须使用青天白日旗，唯此才能昭示新政权的法统。

但屡番交涉，最终仍不得不遵从日军之意，在旗帜上加了条“猪尾巴”，上书“和平反共救国”等字样。

汪氏唯一一次在“主权”问题上的“扬眉吐气”，是1943年间日本抢在英美与重庆废除不平等条约之前，将天津、广���、北平、厦门、上海、汉口等地的各国租界陆续“交还”汪伪，10月30日，日本与汪伪签订《日本国与中华民国同盟条约》，声言“尊重其主权及领土”，规定了撤军等事项。

汪精卫为此相当兴奋，特意撰文攻击重庆国民政府：

“回顾中日事变爆发以来，重庆方面曾公开主张‘如恢复卢沟桥事变以前的状态，方可实现和平’。然而就当前的状态而言，不仅得以恢复到卢沟桥事变以前的状态，甚至超过了几倍。即在卢沟桥事变以前的中国，有租界，有治外法权，如今则已消失；卢沟桥事变以前，中国领土内到处呈现‘次殖民地’状态。今则美英侵略势力已被肃清，百年来束缚中国的不平等条约已被废除……重庆此际必须重新考虑，重庆的所谓抗战，己并非为中国本身而抗战，不过是为美英而抗战。”

关于汪伪政权的傀儡性质，今井武夫在回忆录里其实已有明确的界定：

“本来在重光堂会谈时，高宗武主张建立政权要避开日本军占领区，尽可能地选择云南、贵州、广东、广西等日军未占领的地区，由汪派军队加以占领，建立与重庆的抗战政府相对立的国民政府，（若非）这样的话，恐怕将会沦为所谓的傀儡政权，与过去的临时、维新两个政府毫无二致……即使如汪所主张的那样，对重庆方面可以做些工作，促使改变他们的抗战政策，但是汪政权本身已成为傀儡政府，连他本人也难免被视为卖国贼而遭受国民大众的唾弃。”…

周佛海们后来所谓的“功勋”，也是站不住脚的

战后，周佛海、陈公博等人在受审时都曾有过抗辩，认为汪伪政权的存在，保存了沦陷区的经济力，为沦陷区的人民做了不少好事。

在精神层面，周佛海说道：

“第一、因为南京国民政府的成立，沦陷区的人民再振作了民族精神，再加强了民族意识。自敌寇侵占后，陷区人民目不睹国父遗像和国旗，耳不闻国父遗嘱和国歌，至于三民主义的宣传和国民党的活动更是被敌寇悬为历禁。中央是不是希望陷区人民目能瞻拜国父遗像和国旗，耳能听国父遗嘱和国歌，以加强其民族意识和精神呢?中央所希望而当时不能做到的的，我们替中央做到了，难道是“祸国殃民”吗？

第二、敌寇是要灭党的，而在他们的占领区，国民党活动起来了，三民主义宣扬起来了；敌寇是要打倒青天白日旗和国民政府的，而国民政府却在他们后方成立了，青天白日旗又代替五色旗飘扬了。”

周氏这些话，其实只能算是诡辩。

汪精卫确实很注重向沦陷区民众灌输“民族意识”，但其灌输的，并不是针对日本侵略者的“民族意识”，相反，针对的是英美各国；

汪氏曲解孙中山的“大亚洲主义”，将中、日战争置换成了亚州人民反抗欧美白色人种欺凌的种族斗争；

至于“三民主义”，板垣曾明确表示“日本把三民主义看成危险的东西”，汪亦不得不依照板垣的要求对三民主义多做曲解。

事实上，汪精卫以国民党副总裁的身份投日，本已是对国人抗日信心的一次重大打击。

投日后，汪氏更用“大亚洲主义”竭力消解沦陷区国民的抗日民族热情；在日本发动太平洋战争后，汪氏又将“大亚洲主义”上升为种族主义，说什么“此次战争若英美战胜，整个东亚民族将和印度民族、非洲黑人、澳洲棕色人种一起，同受奴隶待遇，整个东亚将永远为英美的次殖民地；而如日本战胜，英美百年侵略势力将一扫而空，东亚解放，中国也将得到自由平等”，此类宣传，对国民的抗日热情，破坏甚大。

在经济层面，周佛海还说道：

“敌人收买物资向来是由其军部独断专行，南京政府不能过问。我们于是本着条约上日本尊重中国主权独立的一点，常常和日本大使馆纠缠，这样也说应先和中国政府商量，那样也说应得中国政府同意，弄得以后军部要收买物资，关于数量和方法等问题都不能不和伪府先商量。

伪府大多数主管人员都尽力去拖和挡，今天开会，明天谈判，弄得问题不能立即决定。他们希望的数量，尽量力争减少，购买价格也尽量力争提高，购买方法尽量使其有利于人民。凡是能够减轻人民负担和骚扰的方法，没有不力争的。

这样掣肘和扯腿，所以以后敌军部非常愤慨，仍旧单独行动，不和伪府商量。但他们如果这样，我们便向日本大使馆抗议，弄得使馆和军部常常发生冲突，而且我们有时向陆军指摘海军方法不对，有时向海军责备陆军方法不行，弄得陆、海军也常常摩擦，这都是铁一般事实，不容捏造。”

“我因为经过了这些考虑，而且以为有个有能力的政府在沦陷区，也可以多少替人民做些事，作些主，所以参加了伪政府。”

“我陆续将两税注指关税、统税全收回，不使供给敌人用。财部支出款项，除伪维新政府一向支付敌军之治安协助费等少数经费，我不便立即取消外，我没有支出一文供给敌军部使用，就是治安协助等费，以后也逐渐减少以至取消了。敌军用盐一向是予取予求的，我一定要限制其数量，一再与日本大使馆交涉，终办到日军购盐，其数量由财政部和日本大使馆订约限制。”

这些说辞其实也不能成立。

其一，日本政府扶植汪伪政权，本就有给予其表面上一定的独立性和自主权，以有别于纯傀儡而被民众唾弃的维新、临时政府，使其稍有能力改善民生、稳定治安，收拢沦陷区民心的目的，汪伪政权成立后，民生状况较之前政权有所改善，正是日军期望的结果。

其二、关税、统税权的收回，是太平洋战争日军日趋劣势后不得不实施“对华新政策”时摆出来的姿态，只是做秀，其实际控制权并未受损。

至于盐的统制权，则始终握于日军之手。

至于民生，以重庆、上海同期物价指数相比较，1944年上海物价的涨幅，是重庆的4.5倍；1945年6月更高达重庆的55倍。

约翰·亨特·博伊尔：汪精卫凭他的显赫地位“使他本国人民陷于不和与混乱”

据说，汪精卫对自己的投敌行为有过这样一番临终前的解释：“我为什么要玷污自己的名声，并且不顾自己四十年来献身国事的光荣业绩？其原因是，国家处于危急存亡之际，我们只有靠机智才能保全它。要是我们能乘敌人之不备，收复国土，安抚流离失所的民众 —— 只要我能够做到这一点 —— 不论我的余生会如何困难，我也置之度外。了解我的人们会同情我的困难，不会说我的做法不正当的。”

但无论汪氏如何辩解，恰如同情汪氏的美国史学家约翰·亨利·博伊尔在其《中日战争时期的通敌内幕（1937—1945）》一书中所总结的那样：

“不管是有意还是无意，汪实际上用他自己巨大的名望和威信（以及他的改组国民政府并不怎么高的威信）去帮助日本最坚决的大陆扩张主义者的‘分治合作’计划。

这个计划同有些人所说的话完全是两回事。

他们硬说：日本由于中国的孱弱和不团结而苦恼，她希望有一个强大、统一的中国，能够抵抗外国的侵略，特别是抵抗苏联和英国的侵略。

这个计划是如此藐视中国的民族主义情绪，以致只要汪默认了它，他的政权就注定了非失败不可。

这个计划使汪所许下的“复兴中国”的诺言成为荒诞不经的假话。

为汪辩护的人声称：汪和他的同事们并没有真正替日本计划卖力气，他们只不过是骗骗日本人，使日本人相信他们是在卖力干而已。

他们可能没有说错，事实也许真是那样。

但这丝毫也不能够削弱对方反驳他们的理由，那就是说：凭汪在中国的显赫地位，哪怕他只是暖昧地支持了日本，就一定会使他本国人民陷于不和与混乱。”

结语：

就动机而言，汪氏或许确有“曲线救国”之意；

就效果而言，其“曲”固然是“曲”到了毫无底线的程度，“救国”却只是个笑话。

原文链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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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ill them with kindness" Wrong. CURSE OF QIN SHI HUANG

的是不我一有大在人了中到资要可以这个你会好为上来就学交也用能如文时没说他看提那问生过下请天们所多麽小想得之还电出工对都机自後子而讯站去心只家知国台很信成章何同道地发法无然但吗当於本现年前真最和新因果定意情点题其事方清科样些吧叁此位理行作经者什谢名日正华话开实再城爱与二动比高面又车力或种像应女教分手打已次长太明己路起相主关凤间呢觉该十外凰友才民系进使她着各少全两回加将感第性球式把被老公龙程论及别给听水重体做校里常东风您湾啦见解等部原月美先管区错音否啊找网乐让通入期选较四场由书它快从欢数表怎至立内合目望认几社告更版度考喜头难光买今身许弟若算记代统处完号接言政玩师字并男计谁山张党每且结改非星连哈建放直转报活设变指气研陈试西五希取神化物王战近世受义反单死任跟便空林士台却北队功必声写平影业金档片讨色容央妳向市则员兴利强白���安呵特思叫总办保花议传元求份件持万未究决投哪喔笑猫组独级走支曾标流竹兄阿室卡马共需海口门般线语命观视朋联参格黄钱修失儿住八脑板吃另换即象料录拿专远速基帮形确候装孩备歌界除南器画诉差讲类英案带久乎掉迷量引整似耶奇制边型超识虽怪飞始品运赛费梦故班权破验眼满念造军精务留服六图收舍半读愿李底约雄课答令深票达演早卖棒够黑院假曲火准百谈胜碟术推存治离易往况晚示证段导伤调团七永刚哥甚德杀怕包列概照夜排客绝软商根九切条集千落竟越待忘尽据双供称座值消产红跑嘛园附硬云游展执闻唱育斯某技唉息苦质油救效须介首助职例热毕节害击乱态嗯宝倒注停古输规福亲查复步举鱼断终轻环练印随依趣限响省局续司角简极干篇罗佛克阳武疑送拉习源免志鸟烦足馆仍低广土呀楼坏兵显率圣码众争初误楚责境野预具智压系青贵顺负魔适哇���慢怀懂史配呜味亦医迎舞恋细灌甲帝句属灵评骑宜败左追狂敢春狗际遇族群痛右康佳杨木病戏项抓徵善官护博补石尔营历只按妹里编岁择温守血领寻田养谓居异雨止跳君烂优封拜恶啥浪核聊急状陆激模攻忙良剧牛垒增维静阵抱势严词亚夫签悲密幕毒厂爽缘店吴兰睡致江宿翻香蛮警控赵冷威微坐周宗普登母络午恐套巴杂创旧辑幸剑亮述堂酒丽牌仔脚突搞父俊暴防吉礼素招草周房餐虑充府背典仁漫景绍诸琴忆援尤缺扁骂纯惜授皮松委湖诚麻置靠继判益波姐既射欲刻堆释含承退莫刘昨旁纪赶制尚艺肉律铁奏树毛罪笔彩注归弹虎卫刀皆键售块险荣播施铭罗汉赏欣升叶萤载嘿弄钟付寄鬼哦灯呆洋嘻布磁荐检派构妈蓝贴猪策纸暗巧努雷架享宣逢均担启济罢呼划���岛歉郭训穿详沙督梅顾敌协轮略慧幻脸短鹰冲朝忍游河批混窗乡蛋季散册弃熟奖唯藏婚镜紧猜喝尊乾县伯偏偷秋层颗食淡申冠衣仅帐赞购犯敬勇洲束斗徒嘉柔绩笨拥漂狮诗围乖孤姓吸私避范抗盖祝序晓富译巨秀馀辉插察庆积愈端移宫挥爆港雪硕借帅丢括挂盘偶末厅朱凡惊货灭醒虚瑞拍遗忠志透烈银顶雅诺圆熊替休材挑侠鸡累互掌念米伴辅降豪篮洗健饭怜疯宏困址兮操临骗咧药绿尼蔡玉辛辈敏减彼街聚郎泡恨苏缩枢碰采默婆股童符抽获宇废赢肯砍钢欧届禁苍脱渐仙泪触途财箱厌籍冰涛订哭稳析杰坚桥懒贤丝露森危占茶惯尘布爸阶夏谊瓶哩惨械隐丰旅椰亡汽贝娘寒遭吹暑珍零刊邮村乃予赖摇纳烟伦尾狼浮骨杯隔洪织询振忽索惠峰席喵胡租款扰企刺芳鼠折频冒痴阴哲针伊寂嘴倚霸扬沉悔虫菜距复鼓摩郑庄副页烧弱暂剩豆探耐祖遍萧握愁龟哀发延库隆盟傻眉固秘卷搭昭宁托辩覆吵耳閒拨沈升胖丁妙残违稍媒忧销恩颜船奈映井拼屋乘京藉洞川宪拟寝塞倍户摆桌域劳赚皇逃鸿横牙拖齐农滚障搬奶乌了松戴谱酷棋吓摸额瓜役怨染迫醉锁震床闹佩牠徐尺干潮帽盛孙屁净凯撞迴损伙牵厉惑羊冬桃舰眠伍溪飘泰宋圈竞闪纵崇滑乙俗浅莲紫沟旋摄聪毁庭麦描妨勒仪陪榜板慕耀献审蟹巷谅姊逐踏岸葛卧洽寞邦藤拳阻蝎面殊凭拒池邪航驱裁翔填奥函镇丌宽颇枪遥穹啪阅锋砂恭塔贺魂睛逸旗萨丸厚斋芬革庸舒饮闭励顿仰阁孟昌访绪裕勿州阐抢扫糊宙尝菩赐赤喊盗擎劝奋慈尽污狐罚幽准兼尖彰灰番衡鲜扩毫夸炮拆监栏迟证倾郁汪纷托漏渡姑秒吾窝辆龄跌浩肥兽煞抹酸税陷谷冲杜胸甘胞诞岂辞墙凉碎晶邱逻脆喷玫娃培咱潜祥筑孔柏叭���犹妻估荒袋径垃傲淑圾旦亿截币羽妇泥欺弦筹舍忌串伸喇耻繁廖逛劲臭鲁壮捕穷拔于丑莉糟炸坡蒙腿坦怒甜韩缓悉扯割艾胎恒玲朵泉汤猛驾幼坪巫弯胆昏鞋怡吐唐悠盾跃侵丹鑑泽薪逝彦后召吕碧晨辨植痴瑰钓轩勤珠浓悟磨剪逼玄暖躲洛症挡敝碍亨逊蜜盼姆赋彬壁缴捷乏戒憾滴桑菲嫌愉爬恼删叹抵棚摘蒋箭夕翁牲迹勉莱洁贪恰曰侨沧咖唷扣采奔泳迹涯夺抄疗署誓盃骚翼屠咪雾涉锺踢谋牺焦涵础绕俱霹坜唬氏彻吝曼寿粉廉炎祸耗炮啡肚贡鼻挖貌捐融筋云稣捡饱铃雳鸣奉燃饰绘黎卷恢瞧茫幅迪柳瑜矛吊侯玛撑薄敦挤墨琪凌侧枫嗨梯梁廷儒咬岚览兔怖稿齿狱爷迈闷乔姿踪宾家弘韵岭咦裤壳孝仇誉妮惧促驶疼凶粗耍糕仲裂吟陀赌爵哉亏锅刷旭晴蝶阔洩顽牧契轰羞拾锦逆堕夹枝瓦舟悦惹疏锐翘哎综纲扇驻屏堪弥贯愚抬喂靖狠饼凝邻擦滋坤蛙灾莎毅卒汝征赠斗抛秦辱涂披允侦欲夥朗笛劫魅钦慰荷挺矣迅禅迁鹿秤彭肩赞丙鹅痕液涨巡烤贱丈趋沿滥措么扭捉碗炉脏叔秘腰漠翅余胶妥谣缸芒陵雯轨虾寸呦洒贞蜂钻厕鹤摔盒虫氛悄霖愧斜尸循俩堡旺恶叉燕津臣丧茂椅缠刑脉杉泊撒递疲杆趁欠盈晃蛇牡慎粒系倦溜遵腐疾鸭璃牢劣患祂呈浑剂妖玻塑飙伏弊扮侬渴歪苗汗陶栋琳蓉埋叡澎并泣腾柯催畅勾樱阮斥搜踩返坛垂唤储贩匆添坑柴邓糖昆暮柜娟腹煮泛稀兹抑携芭框彷罐虹拷萍臂袭叙吻仿贼羯浴体翠灿敲胁侣蚁秩佑谨寡岳赔掩匙曹纽签晋喻绵咏摊馨珊孕杰拘哟羡肤肝袍罩叛御谜嫁庙肠谎潘埔卜占拦煌俄札骤陌澄仓匪宵钮岗荡卸旨粽贸舌历叮咒钥苹祭屈陋雀睹媚娜诱衷菁殿撕蠢惟嚣踊跨膀筒纹乳仗轴撤潭佛桂愤捧袖埃壹赫谦汇���粹傅寮猴衰辜恳桶吋衫瞬冻猎琼卿戚卓殖泼譬翰刮斌枉梁庞闽宅麟宰梭纠丛雕澳毙颖腔伫躺划寺炼胃昂勋骄卑蚂墓冥妄董淋卢偿姻砸践殷润铜盲扎驳湿凑炒尿穴蟑拓诡谬淫荡鼎斩尧伪饿驰蚊瘟肢挫槽扶兆僧昧螂匹芝奸聘眷熙猩癢帖贫贿扑笼丘颠讶玮尹詗柱袁漆毋辣棍矩佐澡渊痞矮戈勃吞肆抖咳亭淘穗黏冈歧屑拢潇谐遣诊祈霜熬饶闯婉致雁觅讽膜挣斤帆铺凄瑟艇壶苑悬詹诠滤掰稚辰募懿慨哼汁佬纤肃遨渔恕蝴垫昱竿缝蹈鞭仆豫岩辐歹甄斑淹崎骏薰婷宠棵弓犬涂刹郁坎��螺遮枯台昔瘾蒂坠唔瞎筝唇表吁冤祷甩伞酱范焉娇驼沦碳沾抚溶叠几蜡涌氧弦娱皓奴颓嘎趟揭噹剥垦狭魁坊盐屎郝佩摧栗菊瘦钧匿砖嘘缚嘟盆债霞挽逍畔蕴颈获畏喂脾姬赴囊噪熄锡诀肇璋晕浊伐峡窃枕倘慌垮帕莹琦厢渺脏削锣虐豔薇霉衍腊喧娶遂睁裙韦矢伺钉婴蓄奸廿堵葬蓬鸦尝挨蕾璿挚券厨醇呻霍剃浆葡暨滨履捞咕耕棉烁尉艰妓棺鹏蒸癌纬菌撇惩绑甫崩魄拂汰氓歇萝呒萄蕃曝疋向胏烛腻襄妆髓朴薯颂薛滩橘贰嘲叹枚侮豹巢酬碑翩蚕辽矿屡谴卵撰攀肌冯宴盏阪浦迦颁炼尬胀辟艘株只湘饲爹梨喽侍疫雕黯并铝弗爪鄙钗栽狸谘柄悸喉擅劈秉芷裸锵贾逗寓咚璞烫铅啸炳屿竖惶仕挪栅迄顷窄鸥鲢郊倩兜茧磊抒夷绰溯拙僚芙杖溃凶鸽妒沌祺呐卦聆栖蝇佮唾汇楣匠蛛悼舜耿瞄芋瞒竭茵吼苛浸拯克豆沛掠廊凸搅俺酌倡朦蕉暱焕掏蝉焰狄绳惰芽裹宛御赎燥滔贬悍袂坟颉啤押尴颤钝腥缔粮哑槟簿斧肿纶僵齣辖蹲敷喘扎酿佑肖愈隧嗜檬迳碌襟凋圭寇污哨倪筠桦诈姜旬秃脂噢撼衅庚炫谭惭涩崔贷胡晒琉捏绮膝拭暗醋膨杠鑫瀑喃剖袜逾涅扳惘凳呃掘���榔窍蜗旷梵暇稻柠抉辗蔚钩卜莺匡蜘祯哔窟亟谛溢黛晦伶逮傍葱刁堤恍匣谍禧轿耸瀚斐忿泓拐驴罕沫绽刃窈渝仄瑛葵噜绣奕窥浏隶蔽仟敛丞诘鳖疤膏锥窕皱晰晖舅孰煽姚钞袱绊焚芦咸沮呕瞪淳丐茹盘菱篠涕衬蚀溉瑄翟怠钰躯肺掷丑奢荫靶纱芸佰峻阱哄肾庄囡阑戳腕菸凹蟾蒐呱巾雏螃盯馈垄毓犀逞姨穆樵阀弥跷搁隙疵憧忏琨阙萱怅辄搏榕饥捣渣眺虞俯绅谤珑咫俏淆蜀楠乞诅匀貂寰迋敞跪囚溺骆憬苇脊瑶疆乍杆眸窜孽卅夭簧徘馒趴鎚啼冗缉絮啄沸萃嘶鸳禽惫徨屐舆邂掀嫖苟檯矫铎棱哗徊拱蕙徬滞吠妞氾芹叩朽侪赦汐丰虔茅棠仑膳魉儡鸯懦渗邵筱畜崖瑕蕊揣擒挂屯莽矽侏弧澈饺奎裘塌饵偎泻蔓彗樽衔茍磋萎廓悯铸茎歼壤浇蚤恃瞻拚汀椒嚼粥磅佫勘脖吨澜锻笙厄嚷伽徽隅寥缤簾烘茜驯噎厦闰煤链锈诫颊俐曳蓓暧郤淌喀昆蔑峙躁菇逅雇殴泌酥缮莓辕骇巍糗扛杏茁琵礁秽岔僻焊嗡诵瞌捌遁赃涡琮卯锯扔苏邹莅隘蹋湛昼岫蛰桩藐汲禄皂濑绒耽粪粤卤曜懋咎痘聂垢瞳闵睿跤鉴躬斟淇莒毯幸骋岱庐殃橄恤叽鳞蒙芥榄楷硫苔麒椎禹喙厘袅亥倌吭诃裔梓蓦岩帜瓣狡惕蒙怯嫩龚嚎豚埠暸唆妃瓢蹄厮讥啃琶愿噱狷搪氢橙咆靡砌筷兑溼呸镀踹冢祟懈术搓攸橡膛俞祉冀炊瓷遐揽鹭茄蜢塘郡韬挟牟糙阎旻赘霆呎炭霄媳瘤猿颺煚铠蝠钜苓傀烬墅璇困愣恬嫉琐嫂淼梳憎搂藻酵屉陡摺箫飨桐蚱曦璧偈蹦昶咙铮嗤戌屌耘裳啾嵘胺笃烹巩厝疚鸶汹蔷沐咽烙畸讳揍曙铐朔涓睬矶岐凄鲫楞鲤荆偕徜饥肮蔼辙恁霈诛鞠茉煜傭嗓酹昙铨艳绷峨揉珈鹃诲臆焰隽熔堇韧扒憨舵肛戊坝抠骷碘���冕榨肘羔哺霓巳铲蚵惆驹撷稽羹纺蜕趾吊豁褪癸眨臻慷蝙胧沼舱柚抨葭枷靥硝绚绞缆讪褚砗嫣蒲丫鹦蒹憩懊聋盎婊盔峦矜凛铺鹉蜴惚畴羁媛堑泛疮韶憋祁诟搔蜥袒奄忱玖拌悴祠扼髅筑蛤茱骐捶须亢葔艸筛岳岳慵戮跎砰仑炜篱笈瘫吏痊庶厥棘娑沁窘鲸缕硷俨栈蔬鸠闲迢恣昀泠涟眩噫娥荼鳄镖侃虏俾樟榴咛炬窦笠翱莘躇翡姜枭匕藩徉觞拣吱皈墉傌梢巅踌萌幌杭侥栾奠痲夸瘖芯蟀驿耨禾瑾

“kill them with kindness” Wrong. CURSE OF RA 𓀀 𓀁 𓀂 𓀃 𓀄 𓀅 𓀆 𓀇 𓀈 𓀉 𓀊 𓀋 𓀌 𓀍 𓀎 𓀏 𓀐 𓀑 𓀒 𓀓 𓀔 𓀕 𓀖 𓀗 𓀘 𓀙 𓀚 𓀛 𓀜 𓀝 𓀞 𓀟 𓀠 𓀡 𓀢 𓀣 𓀤 𓀥 𓀦 𓀧 𓀨 𓀩 𓀪 𓀫 𓀬 𓀭 𓀮 𓀯 𓀰 𓀱 𓀲 𓀳 𓀴 𓀵 𓀶 𓀷 𓀸 𓀹 𓀺 𓀻 𓀼 𓀽 𓀾 𓀿 𓁀 𓁁 𓁂 𓁃 𓁄 𓁅 𓁆 𓁇 𓁈 𓁉 𓁊 𓁋 𓁌 𓁍 𓁎 𓁏 𓁐 𓁑 𓀄 𓀅 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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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的发展历程(一)

（特别说明：下述内容基本都是国内媒体或者网站已经出现的内容综合编辑和分析论述，没有任何明显违规的内容） 1927-1949年，共产主义绞肉机开始飞速转动，将中国拖入第一阶段的自我毁灭过程。在这个时期，由于共产主义致力于全世界，因此并没有真正的中国共产党。在1943年之前，中共只是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确切地说是共产国际中国支部。共产国际由苏联斯大林操控，用于输出共产主义到其它国家。中国支部在局部建立中国里的独立王国，也叫做苏维埃共和国，直接接受共产国际的命令，按照共产国际的指令进行组织行为，并且致力于保卫苏联。在1943年共产国际解散后，斯大林开始直接介入操控中国支部。尤其在二战之后的中国内战中，斯大林直接决策共产党方面的主要战略方针、指挥主要战争、指使毛泽东进行宣传活动。这种直接指挥一直延续到朝鲜战争，中共军队成为斯大林战略决策的炮灰。中共军队在朝鲜战争中的损失惨重，也只能硬撑，缓解斯大林在东欧的压力，支持斯大林在东欧巩固共产主义势力。当斯大林死掉后，早已经撑不住的中共急于撤军，答应联合国（主要是美国）的所有条件，并且放弃自己在朝鲜一切可能的利益。因此，在本文中，任何关于这个时期的中共，只是对共产国际中国支部的指代，方便表达而已。所以，这个时期的中共是直接和完全受苏联指挥的群体，目的是建立苏联的附属国。 在这个过程中，毛泽东通过推动站队文化和炮灰文化脱颖而出，登上世界共产主义的舞台。可以说，在共产主义扩张的过程中，列宁排名第一，列宁的接班人斯大林排名第二，而斯大林的儿皇帝毛泽东排名第三。需要说明的是，毛泽东在最初的野心并不大，但是被共产主义大潮卷入之后，通过个人的持续学习，成为中共发展过程中的集大成者，走上了自己在最初也没想到的道路。在早期，毛泽东做过北京大学的图书管理员，写过文章响应联省自治，做过晏阳初湖南长沙教育项目的义务教育员。从共产党的角度，毛给共产党筹措大笔资金、并且因此成为一大的候补委员，在广州国民党政府里做宣传部长并反对北伐。从早期的经历可以看出，毛泽东勤于学习和思考、紧跟潮流、积极做事。而且，毛泽东一次次地参与各种活动，希望能够找到自己的位置。如果社会文化环境宽松的话，毛泽东可能会在北大留下来、或者在湖南的地方教育项目上任职。如果国民党不北伐，毛也可能通过自己的学习思考，以及擅长的宣传鼓动 （市场营销）和融资能力(给共产党筹资)，在广东混个不错的职位，过上好日子。不过，既然孙中山组团的国民党是流民组织，无法在当地扎根，也就必须通过流民式的北伐获得生存空间。随着北伐的进程，大批的流民式国民党军队和共产党组织扩张开来，人性内在的罪也通过邪恶组织的方式，以失控的方式释放出来。在这样的环境中，毛泽东发挥了两个主要特点：1、绝对服从苏联党中央的各种政策，并且结合中国的实际情况，创造性地执行苏联的各种杀人决策；2、持续学习中国历史，总结国民党北伐胜利的经验，并且按照斯大林的具体指示，在日本和美国的支持下，打垮国民政府，占领中国大陆。在整个过程中，毛泽东的主要事迹可以简化为：中央苏区、长征、陕北、从东北开始的内战。 共产主义不是一个人的事业，而是中国历史和国际共产主义实践的结合，并由千千万万个共产党人共同建立的。共产主义的主要工作是杀人，贯彻马克���的“暴力推翻全部现存的社会制度（《共产党宣言》）”的思想。在早期的中国共产党，涌现出多个标志性人物，构成了共产党胜利的基石。这些人中，彭湃、张国焘和留苏派（以“二十八个半标准布尔什维克”为代表）等人给共产党提供了经验借鉴，而周恩来和毛泽东等人则一直对共产党起到重大的作用。从社会文化方面，大学教授等知识分子对共产主义的宣传鼓吹，另外南方孙中山联俄容共和北伐对社会文化的影响，都给共产主义创造了社会与文化土壤，为共产党提供源源不断的新鲜血液。从不利条件方面，随着张作霖搜查俄国使馆、以及国民党清党，导致共产党遭到惨重的损失，迫使共产党重新寻找出路生存。在这样的情况下，共产党内不同的派系都在进行生存挣扎，并且形成自身的风格和定位。总的来说，杀人成为共产党成功的关键。杀人更快、更准、更狠的人最后活下来。需要说明的是，被屠杀的人包括三种，一种是对共产主义缺乏坚决抵抗意愿和能力的人们，第二种是被被共产主义所吸引，支持共产党的人们，第三种是成为共产党的一部分，成为共产主义的牺牲品或者炮灰的人们。按照杀人的风格，共产党主要分成两大派，第一大派是共产国际派，第二大派是本土派。 从身份上，对于共产党发展具有影响的人们，主要的特点是流民。共产国际派和本土派又可以总结为国际流民和本土流民。这些流民的主要特点是，以杀人为基本手段、杀人不眨眼，双手沾满了鲜血。在本土派中，有两派因为不主张杀人、或者杀人不够狠，而很快被淘汰，成为炮灰。这两小派包括：1、以陈独秀、瞿秋白等中国文人为代表，他们是早期中国共产主义知识分子，但是有自己的想法、不完全接受共产国际的指挥，也只是动笔杆子，他们不提倡或者不善于动枪杆子。后来，陈独秀被清除出党，瞿秋白被借刀杀人。2、共产党当地干部为主导的部分，主要针对土豪劣绅，希望实施相对温和的革命。这些本地干部在肃反AB团、社会民主党等运动中，被大规模屠杀。 在共产党发展具有影响力的派别，是敢于屠杀的派别。以杀人为主导的派系中，每个派系都有自己的特点。其中，第一大派为苏联派，或者叫做共产国际派。共产国际派是斯大林安插在中共内部，用于领导和控制中共的派系。在共产国际派中，又分为周恩来和留苏派两小派。第一小派是周恩来掌控的中共特科系统，也就是特务情报系统，一直到1976年周恩来死亡，都牢牢掌控着中共的关键部门。周恩来的特科是训练有素的一小部分人，在小范围内针对关键敌对人物捕杀，需要的时候灭门式捕杀，并且对小范围内的其他人形成震撼心理。��一小派主要以留苏派为主，以王明、博古等二十八个半半标准布尔什维克为代表。这些共产国际流民依赖苏联赋予的权力，在早期作为中国的最高指挥者，反复强调革命。这些人的突出特点是，从革命队伍内部找敌人，也就是从军队内部肃反和打AB团，对军队进行大规模的残酷屠杀。这些人大屠杀直到反围剿失败，中国军队开始逃跑，也就是二万五千里长征。 在延安整风运动中，毛泽东将这些人的影响最终消除。与之相对应的第二派是本土派，其成分相对复杂。从对于共产党的影响上，彭湃和张国焘两个模式最具有特征，而毛泽东整合吸收了两个人的杀人模式。彭湃模式作为中国农民大王，发动本地的无地农民和地痞，针对地主富农等阶级敌人大规模屠杀和残酷虐杀；不过由于彭湃的过度杀戮，导致自己和家人的惨死。毛泽东模式则吸取了彭湃的经验教训，更切合实际。张国焘则采取宣传鼓动和屠杀相结合的模式，让大多数民众认为张国焘杀的人都该杀。毛泽东后来同样学习张国焘的模式，消灭一个个对手。另外，毛泽东既对苏联的指示言听计从，又善于根据中国形势进行群众工作。毛泽东作为本土流民，对于个人的嫡系（支持自己的核心利益团体）极为照顾，对于个人的利益威胁者和潜在利益威胁者，往往采取先发制人的措施，置对手于死地，而土改和其它群众运动主要是维护自己利益，打击利益对手的方式。经过1927-1949年的长期淘汰赛，最后毛泽东和周恩来胜出。毛泽东主要进行战略形势思考、外部宣传和群众运动；周恩来则进行内部组织操控和军队控制。在剩下的本土派中，绝大多数是中共军队的军官，受党的指挥，作为上层的工具和炮灰。不论是被淘汰的留苏派和彭湃，还是最后生存下来的毛泽东和周恩来系统，都可以归结为杀人。尤其是毛泽东和周恩来，为了让自己生存下来，他们坚决杀掉敌人。不论明面上的敌人，还是朋友中的敌人，都绝不手软。 另外，中国是共产主义的集大成。共产主义占领中国的过程，和苏联的成立相比，时间漫长、过程曲折，因此经验极为丰富。1917年2月，俄国爆发了第二次民主革命，彼得格勒的工人因为长期的战争、饥饿而走上街头，派去镇压的军队当场哗变。在短短的几天时间内，沙皇尼古拉二世失去了对军队和国家的控制。沙皇被迫退位。在彼得格勒成立了一个临时政府，暂时维持整个社会秩序。 1917年11月7日（俄历10月25日），列宁和托洛茨基领导布尔什维克武装力量，在俄国工人的支持下，向临时政府所在地圣彼得堡冬宫发起总攻，推翻临时政府，建立苏维埃政权。从这个过程可以看出，列宁建立苏联的速度很快，没有废太多的时间，就把权力掌控到自己手里。共产主义占领中国的过程，则可以说经过了20多年。当国民党开始清��时，共产党也希望寄托于这样的武装暴动，在工人和农民的支持下，通过自己的武装攻占城市，并且建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也就是苏联的子共和国。 在斯大林的直接指示下，共产党进行了三大暴动：南昌暴动、湖南和湖北的秋收暴动、和广州暴动。同时，瞿秋白筹划了相对更小规模的暴动，包括江苏宜兴和无锡、湖北的武汉、河北的南口和天津。在南昌暴动失败后，彭湃和一部分败军逃到广东，领导了海陆丰暴动，并且取得一定的进展。但是，一方面由于国民党军队的反扑，另一方面由于大多数工人和农民已经与共产党脱离，因此这些暴动都遭到惨败。在国民党军队的追击下，暴动失败的军队逃窜到老少边穷的军阀“三不管”农村山区，建立起各地的苏维埃共和国，包括赣西和闽东的中央苏区（长征出发地）、陕甘宁苏区（长征结束地），鄂豫皖苏区、川陕苏区、湘鄂川黔苏区、湘鄂赣苏区等等。经过一系列失败后，苏联才开始逐渐认识到中国的形势。而且，由于中国与苏联环境的巨大不同，苏联的直接代表（王明、博古等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为代表）无法照本宣科地革命，逐渐被本土的毛泽东所取代。毛泽东经过持续的斗争和整肃，终于坐稳中国共产党领袖的宝座。可以说，在共产主义占领中国的整个过程中，除了德国纳粹的现代宣传技术还没有系统传入中国之外，其发展过程集中了所有的共产主义经验。 从理论的角度，凝聚力是传销金字塔的核心组织原则。在组织上，传销金字塔结构必须具有独一性，而且每个人都必须维护这个独一性，两者结合就形成凝聚力。任何一个传销金字塔都必须保持凝聚力，否则金字塔会被割裂，并且随时可能倒塌。在北伐过程中，国民党分裂就是失去凝聚力的结果。从传销的机理上，共产党吸取国民党的教训，主要做到两点：1、一个中心：围绕这个中心构建，绝不能出现多头领导。当然，共产党更不可能像美国那样轮流坐庄。由于中国共产党涉及到一个庞大的系统，包括苏联党中央派驻的人员、当地军事机构、党组织机构、特科间谍机构等多个机构。所以，内部随时争夺权力，也随时可能出现分裂。而且，在内部权力斗争的时候，还涉及到军队指挥，同样涉及到共产党与社会的互动，因此必须快刀斩乱麻的斗争。只有这样，才能够明确一个中心，并且围绕这个中心进行构建。只有一个人把其他不服从自己的人完全消灭，才能够保障整个传销系统的生存。在内斗过程中，因为涉及的利益过于巨大，结果是速度极快你死我活，我将之称为共产主义绞肉机。 2、下层对上层绝对服从：上层对下层实施最严格的梯级管理，并且随时进行严厉控制，整个传销系统才能够进行下去。这种服从包括两方面：一方面是思想上绝对服从，共产主义必须宣称自己是绝对真理，如果组织成员在思想上不跟随上层路线，组织就要对成员思想改��；另一方面是组织行为上绝对服从，即使组织的决策再荒谬，下层也认为上层是英明决策，进而坚决执行。 在绞肉机的过程中，会出现两种情况： 1、上级对下级：如果下级不够服从、上级认为下级不够服从、或者下级服从、但是上级认为下级有可能出现不服从，上级就会直接而快速地对下级清洗；2、同级之间：共产党内也经常会出现同级之间的斗争，比如张国焘与毛泽东的斗争。当一方失败后，比如张国焘失败后，下层的人也要被清洗。当然，这里说的清洗是漂白的说法，确切地说是血洗，也就是经过系统地屠杀。即使经过血洗没有死掉，侥幸能够活下来的，也只能在组织里靠边站。 共产党是具有远大理想的高级传销组织，聚焦于杀人。前面论述过，我将传销分为低级的产品传销，中级的商业模式传销，高级的理想传销。在低级传销中，传销组织的人们还考虑卖产品，通过卖产品获得收入，也就是还在鼓励人们做事。到了高级的理想传销，已经不需要考虑做事，而是完全到了玩人（整人）的程度。在玩人（整人）中，还有高低两个层次：低层次属于“玩人（整人）层次，以理想为主，以杀人为辅，包括孙中山的党国-军政模式和社会主义模式，都试图通过少杀人或者不杀人的方式，实现奴役制度，获得自己的寄生虫利益；而高层次则属于杀人层次，对于组织内部的人员，则大开杀戒、随意杀人。比如，很多人加入国民党后，还可以宣布自己脱离国民党，基本上来去自由。在社会主义国家中，加入或者离开任何一个党，也都按照个人意愿。但是，对于中国共产党，当一个人决定加入共产党，就意味着完全属于共产党，就要随时准备为共产党的利益牺牲自己。对于脱离共产党的人，就会被党认为是叛徒、内奸，在党需要的时候随时铲除。如果做产品的传销组织发现加入者思想或者行为上开始分裂组织，就会采取说服教育，或者将这个人开除出去；而共产党则直接肉体消灭，免除后患。所以，即使是共产党的内部斗争，也是你死我活的斗争。从三湾改编，毛泽东制定了党指挥枪的关键原则开始，你死我活的斗争不仅仅涉及到核心人员，而且是派系与派系之间你死我活的斗争。之后，共产党通过一次次你死我活的斗争和屠杀，逐步消灭不符合凝聚力的军官和部队，建立起具有绝对忠诚、绝对执行、绝对战斗力的组织系统。在内战中，共产党在斯大林的直接援助、授意和指挥下，打垮了已经成为一盘散沙的国民党，最终占领中国大陆。 周恩来是共产主义在中国发展的主要基石。周恩来建立了中国共产党的特务情报系统，就像人体中的神经系统，监控和操纵中国共产党的组织运行。1924年，26岁的周恩来作为共产国际派驻中国的心腹，从法国途经莫斯科到达广州后，很快就任黄埔军校政治部代理主任并很快转正，兼任国民革命军第一军政治部主任，中将军衔。有分析认为，周恩来在加入共产党后于德国滞留2年，期间受到共产国际著名特务头子季米特洛夫的训练。在广州和北伐期间，周利用国民党和苏联给的经费，在发展国民党调查科的同时，开始着手建立更加秘密的共产党特务间谍组织，当时称为中共特科，其发展模式的组织严密、数量之多、级别之高、速度之快、隐藏之深，超乎国民党的想象。周恩来掌控的组织主要包括两部分，一是渗透在国民党之中，二是掌控军队中指挥官和政治系统。作为特务和政治机构的核心人物，周恩来一方面搜集情报，另一方面负责杀人。在蒋中正清共开始后，共产党的一个重要情报员顾顺章叛变，潜伏在国民党内的钱壮飞快速通知周恩来。周恩来立即动手，撤出共党在上海的情报机构，并且决定对顾顺章家全家人灭口。周亲自带领人到顾家，将顾顺章的岳父母、妻子和孩子、小姨子和佣人等12个人全部用绳子勒死，只留下一个12岁的男孩而不会走路的女孩。另外，当时在顾家的其他人也都被灭口，被深挖埋在花园里。其中，一个黄埔学生斯励在顾家打麻将，他是国民党二十六军第二师的师长斯烈之弟。蒋中正四一二清党后，周恩来被第二师扣押，随时可能被处死，而二十六军党代表赵舒和斯烈共同徇私（据说斯励也参与其中），放走了周恩来。周恩来为了防止消息走漏，也将自己的救命恩人斯励灭口。根据国民党著名特���头子徐恩曾的回忆录，当时直接负责执行周恩来暗杀任务的王竹友交代：凡是违反党中央或是周恩来的命令的共产党党员，都会遭受这样处置，不是这样严厉的话，就无法维持地下活动的纪律。在上海，中共这样的残暴案件案件发生多起，引发当时社会的广泛谴责。到后来，甚至共产国际都都发表文章，谴责这样的残暴行为，说“世界革命的成功，不能依靠残酷的报复手段”。 在苏区建立后，周恩来的特科系统开始牢牢控制中共系统。特科控制中共系统的方式不仅在于控制民国政府控制区的中共地下党，更重要的是控制中共苏区的军队和党务系统。特科的特点是，为了控制中共系统，周恩来采取多样的杀人的方式。在徐恩曾看来，向忠发的检举人拿了赏金后很快消失，以及检举向忠发对于中共的影���，因此中国共产党总书记向忠发被检举落网，是当时共产党借刀杀人的手段。另外，瞿秋白因为不完全顺从苏联而被撤职后，在条件很好的上海养病。本来，瞿秋白在租界的生活非常舒适，但是考虑到对瞿秋白的控制，命令瞿秋白到连吃盐都困难的中央苏区，让瞿秋白过着非常困难的生活。当苏区失败、军队逃跑（长征）时，军队带走了大量的物资，连沉重的印刷机都拆卸带走。在这样的情况下，周恩来亲自通知瞿秋白留下来，也就是拒绝带上瞿秋白。国军对留下来的人伏击，逮捕并且处死瞿秋白，也属于周恩来借刀杀人的手段。更重要的是，特科系统在苏区已经不是简单的情报和针对少数人的特务机关，而是形成强大的秘密警察队伍。这个秘密警察队伍从邓发到闽西苏区负责开始，到周恩来亲自到苏区，通过操控博古实际领导。利用各个苏区的肃反大清洗的机会，对军队形成相对完整的控制系统。周恩来的秘密警察系统基于毛泽东的党指挥枪的党务系统，也就是毛确立了中共军队中，党代表控制军官的模式。随着肃反的开始和扩大，保卫局等秘密警察机构的权力急剧扩大，对党务系统控制，周恩来实际上牢牢控制着对军队中高级领导人的生杀大权。尤其在中共长征后，除掉了势力极大的张国焘，秘密警察系统从延安开始形成对于军队的整体控制。而周恩来一方面通过保卫局实施肃反屠杀，另一方面在屠杀过头后出来对当事人批评，以公正的形象收拾残局。在中央苏区无法维持下去的时候，中共开始向西北逃跑，逃到苏联的势力范围内，也就是中共后来所说的长征。为了不暴露长征行踪，中共在出发前杀了上万名被怀疑不可靠或者受伤无法自己行走的士兵和下级军官，这就是闻名中外的万人坑事件。周是当时主要领导人之一，负责安排内部事务的具体执行。 在1949年中共统治大陆之后，周仍然牢牢控制着共产党内的秘密警察系统。从全局形势的角度，中共已经从延安时期以军队为主的模式，转变为中共统治整个大陆的民众宣传控制、官僚系统和军队系统等三大系统并行的模式。或者说，随着中共从共匪变成统治大陆的主导者，中共的势力遍及整个中国大陆，尤其是三大系统开始明显分割，导致秘密警察的控制能力严重下降。因为，周恩来的秘密警察系统主要掌控范围在于军队，但是军队只不过是被动保障中国统治的力量。在大跃进和大饥荒后，不论中共内部还是社会控制方面，关注点都在如何解决吃饭问题上，军队只能加剧粮食和吃饭问题，所以秘密警察闲置下来。所以，周恩来的权力控制范围不仅达不到民众，甚至难以控制官僚系统。而且，毛为了防止军队政变，严厉限制军队的行动，连级以上的部队调动都要经过中央军委批准，导致周的秘密警察系统更难以发挥作用。另外，周能够控制秘密警察系统，长期的靠山在于苏联，而不是中共内部。而当中苏交恶后，周失去了苏联靠山，导致自身地位岌岌可危。由于周恩来的特科出身，导致毛泽东对周恩来也非常警惕。在1949年后，毛泽东派贴身警卫员汪东兴指挥中央警卫师一团（后来著名的8341部队），负责毛泽东、刘少奇、朱德、周恩来和林彪等人的安全保卫。这只部队实际上由毛直接领导，而且毛经常与这只部队互动，因此周面临因为用进废退而完全失去权力的危险。不过，毛发动的大跃进直接导致中国数千万人饿死，因此在中共内部受到孤立，也面临被废黜的危险。1966年，毛在孤家寡人的���况下开始发动群众，也就是发动文化大革命，提出砸烂公检法，与以彭罗陆杨案和刘少奇案为代表的官僚系统对抗。这时候，周开���全力支持毛，利用自己出身和长期积累的政治手腕和秘密警察经验，力图保住毛的地位，也维护自己的地位。虽然毛和周相互敌视和警惕，但是在关键时刻为了保障自己的地位，通过外部发动群众和内部秘密警察系统共同夹击官僚系统。周担任中共政治局秘密成立的中央专案组组长，替代公检法的功能，成为毛的主要打手。周恩来指挥的秘密警察作为中央专案组的主要执行者，如同明朝时期的锦衣卫和东西厂，成为支持毛的秘密执行力量。在中央专案组中，江青等人也仅仅是副组长。 周恩来的工作性质决定了其行为特点。由于周掌控的组织特点，周在中共的官方上一直没有明显的职务和功能，但是长期占据着显要的位置。而如果深挖历史，则能够看到周恩来在早期塑造中共、以及后期（尤其1966年以后）影响中共的作用。从整体特点上，周恩来指挥的系统虽然血腥变态和令人恐怖，但是自身难以独立，更不敢对外曝光。从1966年开始，中央专案组虽然存在了十三年，但是从来没有公开的官方信息披露；这种做法与1930年代中共肃反时，中共的秘密执行机构的行为模式完全一样。在21世纪中国网络发达后，网上流传着一个关于周恩来的段子：文革期间，每当有名人被红卫兵打死之后，他就会匆匆而来，非常痛苦地对其家人说：对不起，我来晚了。但是后来发现，所有这些抓捕或者处死名人的命令都由周恩来签署。这个段子总结了周恩来的真实历史，也反映周恩来掌控的秘密警察机构，周恩来的个性和做事方式。从1966年阴谋反党集团事件中的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到刘邓、陶铸、贺龙等人。毛泽东要打倒谁，周就相应支持，对其甄别式的处理。需要说明的是，周不仅从组织系统上支持毛，而且还在具体事件上事必躬亲。周任职中央专案组组长的同时，还兼任刘少奇专案组、贺龙专案等关键人物的专案组组长。在具体的执行过程中，针对关键人物的审查都必须经过周的批示，实际上是1930年代肃反的翻版，而且周的控制更严格。 另外，周还根据毛的意思组织相应的反革命材料，而且周亲自给刘少奇和贺龙等人下具体的定语，也就是当时意义上的判决书，供毛签字决策。而且，周还亲自指示红卫兵将彭德怀从四川揪回北京，后来彭德怀在长期批斗和虐待过程中患病死亡。等这些人的反革命案件定性后，由周签字负责执行杀人行动。例如，周主持了《关于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罪行的审查报告》。1968年夏天，狱中的刘少奇一度因肺炎并发症生命危在旦夕，上面指令必须保证让他活着，那怕还有一口气。刘少奇长期被固定捆绑在床上，一动也不能动，颈部、背部、臀部、脚后跟都是流脓水的褥疮。由于他疼起来时一旦抓住衣物或他人手臂就不撒手，人们干脆就在他每只手中塞一个硬塑料瓶子。到他临去世时，两个硬塑料瓶子都被握成了葫芦形。1968年10月31日，中共八届十二中全会举手表决，以133人赞成，一人反对的结果，通过了开除刘少奇出党的决定。11月24四日是刘少奇70岁生日，毛泽东和周恩来特意嘱咐汪东兴给刘少奇捎去一个生日礼物——收音机。从收音机里传出了八届十二中全会公报：把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永远开除出党，并继续清算刘少奇及其同伙叛党叛国的罪行。刘少奇把收音机狠狠摔在地上，到死都没有再说一句话。 周恩来为了支持毛的各个重大决策，经常抛弃掉盟友、朋友和亲人。其中，一个典型的例子是周的养女孙维世的惨死。孙维世的父亲孙炳文是周恩来的铁杆部下，在德国和周恩来一起接受特务训练，回国后任黄埔军校教官，在北伐中任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秘书长。1927年蒋中正清党，孙炳文被逮捕。国民党反复规劝，而且允诺高官厚禄，被孙炳文拒绝，最后国民党将之处决。虽然孙炳文将女儿孙维世托付给周，但是周一直没管，孙维世从儿童开始就过着流浪的生活。在这种情况下，孙维世还帮助母亲给共产党送过情报。16岁的时候，孙维世找周恩来，周恩来才故作吃惊地知道她是孙炳文之女。孙维世见到周恩来，立即扑到周恩来怀里痛哭，随后周恩来将孙维世收为干女儿。后来，孙维世的侄女孙冰说，周和孙自然地产生了感情，已经超出了父女之情。在延安时期，孙维世一休息就到周恩来的窑洞里去。由于孙维世长相好、活泼、富表演才能，还被毛泽东和林彪所追求，也被他们称为红色公主。在毛带领代表团访苏时，周又让孙世维做毛的翻译。归国后，江青问孙维世有关毛的情况，孙拒绝回答。据说因此激怒江青，导致孙后来在文革期间的惨死。孙维世在狱中有将近7个半月的时间，在牢房里也带着镣铐，而且牢房里只有一堆干草。后来，孙维世受尽酷刑（蹂躏），死时带着镣铐、浑身赤裸，而且头上被钉入长钉而死。 在人们看来，周在文革中为了自保，不顾周围人的死活，任由江青对孙维世进行迫害。但实际上，周恩来以通敌叛国罪签署命令，逮捕孙维世，促成孙的死亡。另外，成元功原是周恩来的卫士长，从1945年19岁时就开始为周恩来工作直到1968年，历任周的警卫秘书、卫士长。文革爆发后的1968年3月被整接���改造，而正是成元功称为大姐的邓颖超要求逮捕他。李志绥在《毛泽东私人医生回忆录》中写道：“周的老婆邓颖超代表周告诉汪：‘一定要逮捕成元功，说明我们没有私心。’汪东兴仍未同意。后来汪同我说：‘成元功跟他们一辈子了。他们为了保自己，可以将成元功抛出去。’” 从内部控制和斗争的上，周恩来可以说是中共的灵魂人物。在中共最初的主要领导人中，只有毛泽东、朱德和周恩来活到1976年。其中，朱德由于年龄较大，早已经退出中共的内部权力斗争。毛泽东和周恩来以各自的方式，坚持到斗争的最后。其中，毛泽东属于站在前台的人物，随着毛泽东消灭的竞争对手越多，其本身的力量也逐渐耗尽。到了毛泽东最后的时日，最后只有少数几个家人亲信在自己床前。毛泽东本来希望华国锋将位置传给江青，毛远新等子侄掌控大权，自己能够保持伟大英明的形象。没想到，自己刚死不久，华国锋、叶剑英和汪东兴等人开始行动，抓捕江青与毛远新等人，让毛泽东最后的期望落空。不久之后，中共开始拨乱反正、清算文革，人们也对毛的做法产生了一定的了解。与此同时，周恩来则在暗中支持毛，但是表面上又在尽力保护老干部，让人们认为周恩来是鞠躬尽瘁的好总理。而且，随着文革的进程，周恩来的保护姿态越来越受到人们的认可。当人们看到刘少奇和林彪等接班人被毛泽东整死后，在心理上也明显倾向周恩来。因此，当1976年周恩来病死之后，全国各地的无数军人、工人和学生自发组织起来，在4月5日清明节纪念周总理，并且引发4.5天安门事件。这个事件是对文革的致命一击，毛感觉自己已经无法掌控局面。而且，在这种民意表达的情况下，推动了毛死后的很快变天。 当然，虽然周恩来在外部拥有很好的名声，但是仍然对于事实真相具有极大的恐惧。据李锐（曾任高岗、陈云的秘书和毛泽东兼职秘书）说，在邓小平掌权后，邓颖超找杨尚昆，说周有些（文革的）文件不能留，要求销毁。杨尚昆说要请示邓小平，邓颖超说那现在就请示，她不走了，就在这里等。杨尚昆当场电话请示，邓小平同意销毁。销毁时李锐等人在场。但是，真相很难掩盖得住，随着时间的推移，周恩来的实际状况也逐渐为越来越多的人了解。可以说，如果毛泽东是在阳光下作恶的话，周恩来则一直在暗中作恶。周恩来都在黑暗的角落里、做着黑暗的事情，而且害怕别人知道。这个黑暗中的力量，成为中共生存、壮大、统治大陆和维护统治的一个内在的基础力量。 从外部组织角度，澎湃、张国焘、王明等人都对中共发展产生重大影响。毛泽东是这些人的集大成者，也就是充分学习和借鉴他们的思路和经验，经过一次次血雨腥风，最后成为中国共产党的象征。其中，彭湃被毛泽东称为农民运动大王，可以说是中国特色共产主义的起点， 2009年还被中共评为“100位为新中国成立做出突出贡献的英雄模范人物”之一。彭湃出身于地主，在日本留学期间开始信奉马列主义，成为共产主义者。从日本回国后，彭湃在众人面前，将自家祖传田契烧毁，把自家农田分给农民无偿耕作，还帮助佃农解决债务和土地纠纷等，而得到了无地农民的广泛支持。彭湃这种六亲不认、不考虑家族利益的模式，受到家族的反对。彭湃自己说过：“除了三兄五弟不加可否外，其余男女老幼都是恨我入骨，我的大哥差不多要杀我而甘心。”方志敏也像彭湃这样，向自家人开刀的模式。方志敏在家乡成立农会，组织农民要求减租减息。方志敏的五叔、地主方雨田站出来反对，对方志敏说：“我是你亲叔，你该不会六亲不认吧？”方志敏则对其他农民说：“你们不要以为方雨田是我五叔，我就循情看面子。他既是地主，又和我们对抗，咱们就跟他斗争到底！”虽然方志敏的祖母和父亲都求情，但是方志敏还是下令处死了方雨田。 彭湃领导成立了海丰县总农会，并任会长。之后，彭湃加入共产党，在广东省农会成立后，被推选为广东省农会执行长。在陈炯明取缔农会后，彭湃投靠孙中山，在农民运动讲习所演讲，煽动农民革命，后来汇集成《海丰农民运动》，成为毛泽东《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的蓝本。1927年8月，彭湃参与领导南昌暴动，失败后南下广东，10月发动陆海丰暴动，11月21日成立海陆丰工农兵苏维埃政府，号称小莫斯科，并且修了红场，不过在1928年2月被剿灭。在这2个多月的时间内，彭湃贯彻瞿秋白组织三次暴动的红色恐怖方针。彭湃信奉列宁“不讲法律、反动的就杀”思想，并且告诉手下：“准群众自由杀人。杀人是暴动顶重要的工作，宁可杀错，不要使其漏网”、“将这批豪绅地主剖腹割头，无论任何反动分子，都毫不客气的就地杀戮，直无丝毫的情感”，他甚至提出要对“土豪劣绅”“大杀特杀，杀到他干干净净”，杀到海港的水“都成赤色各人的衫裤都给反动派的血溅的通红”。在彭湃领导的共产海陆丰暴动中说到：“凡暴动胜利后，各级农会及武装组织，皆应布告准予革命民众自由杀戮反革命，以资鼓励……设法在敌人范围内随时杀戮人民，使人民人人自危，而含恨敌人不分皂白乱杀，而图报复……各种书店，及图书馆或人家所藏书籍，纯系养成反革命之知识分子者，应即尽量焚烧之。” 彭湃领导的���屠杀给共产主义树立了榜样。在国民党北伐期间，共产党就开始批斗地主，到后来开始杀地主。著名的共产党劳工领袖李立三的父亲是地主，虽然李立三写信保证其父不会反对农会，但还是被他家乡醴陵县的农民协会处死。彭湃则更进一步，仿效明末张献忠的七杀令，颁布了20杀，并要求参加海丰县工农兵代表大会的代表每人负责杀 20人。一些赤卫队员（大多是青年农民和无业游民）从最初的对于杀人的胆怯，后来变得杀人不眨眼，甚至觉得杀人是福利。随着杀人的进程，人们想出了越来越多的杀人新花样。在亲共文人费正清主编的《剑桥中华民国史》中也说到：“到两星期过了以后，苏维埃政府也无需给行刑者以报酬：赤卫队员（大多是青年农民）非常乐于执行这种令人羡慕的光荣任务。对一个反革命来说，没有受拷问就被杀死是一种恩典。比那些被砍下一肢，亲眼看到他人被煮熟吃掉，然后被杀死的人是幸运的。有些人被大卸四块，另一些人（例如捷胜地区的一个地方官）被关在一个板箱里，被慢条斯理地锯成一块块，而行刑者们还不时停下来喝茶休息，以延长其痛苦。”后来，还出现很多人吃人的情况，包括革命群众吃反革命，在活着的反革命身上割下肉，让反革命家属吃肉，并且让反革命看着。彭湃指挥攻打海风捷胜城、陆风碣石城、普宁葵潭城、惠来县城，每攻下一城之后，都要屠杀数千民众，而且完全烧毁房屋，被当地百姓称为杀人党。当时海陆丰地区40万人，跑到广州、香港逃难的超过5万人。到后来，不仅仅是农民对地主和富农进行屠杀，更引发宗族之间的屠杀，一个人如果到了对立姓氏宗族控制的地盘上，也可能随时被杀掉。这种屠杀不仅形成当地的恐怖和疯狂状态，更引发长期的仇恨。 彭湃的农民运动模式可以反映为中国历史上多次出现的流民作乱，尤其以元末朱元璋和明末李自成和张献忠为代表。在初期，组织当地的地痞流氓形成共党的主要支持者，并且以均田免粮的方式吸引大多数农民，建立地方统治；然后，组织当地民众，以均田免粮的口号，开始对外进行战争扩张。在扩张过程中，对于拥护自己的地区，主要杀掉地主官僚，并且劫掠财物；对于抵抗的地区，则进行全面的烧杀。而且，使用各种酷刑折磨敌人，并且鼓励属下吃人肉，也是朱元璋的手段，也被李自成和张献忠所使用。在之后发展中，共产党（尤其是毛泽东）一方面仿效彭湃的做法，高度重视农村地区的农民运动，并且利用红色恐怖的效果；另一方面，不像彭湃这样，将屠杀过于扩大化，防止因为屠杀的速度过快而导致自我毁灭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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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相网2017.4.23】 据大纪元报道：1999年7月，江泽民发动镇压法轮功，制造了史无前例的人权灾难。大批善良无辜的法轮功学员被迫害致死、致伤、致残，上亿人遭受不公正的对待。几乎全国都被胁迫利诱卷入了镇压，许多人或主动或被动地参与迫害法轮功学员。这些年来，中共利用来迫害法轮功的这些人，他们遭受各种灾难，如癌症、车祸、家庭不幸等等，事实和数字，触目惊心。

十八年来，明慧网收集到了数以万计因迫害法轮功而遭到报应的事例。这些当事人的身份和地位各异，有中共政治局常委、军委副主席、“610”头目、最高法院副院长、前香港特首，也有电视台播音员、报业人员、派出所警察，还有西方国家的政客、海外华人移民等。他们有的因贪污腐败被判刑，有的罹患绝症暴病身亡，有的车祸遇难，离奇猝死，也有的亲属去世，妻离子散，还有的几乎全家涉贪被捕。

“善恶有报”是东西方传统文化与价值观的重要内容。类似的古训有“多行不义必自毙”、“种善因得善果”、“善恶之报，如影随形”等等。中国古籍中记载了大量因果报应的内容。几千年来，中国人相信“善有善报，恶有恶报”。

在此选取部分报应事例，希望引起人们的深思。

一、公检法系统典型报应事例

在中共对法轮功的镇压中，中共公安、检察院、法院系统对法轮功学员实施了非法抓捕、关押、庭审、判刑、酷刑虐待等迫害手段，导致众多法轮功学员致伤、致残、致死。不少施加迫害者遭到了现世现报。

• 首例枉判法轮功学员的法官死于肺癌

1999年11月12日，全国第一例“法轮功”案件在海口开庭，审判长陈援朝非法判决四名法轮功学员二至十二年徒刑。陈援朝因此得到中央政法委和最高法院的支持，海口中院刑一庭被记集体二等功，陈援朝被记个人二等功。

两年以后，2001年11月，陈援朝身上检测出有“阴影”，2002年3月18日确诊为肺癌。

2003年8月5日，有人在广州南方医院见到了陈援朝，说：“没想到，一年前还魁梧健壮的陈援朝，如今一身孱弱：花白的头发、焦黄的面容、瘦弱的身躯，真不可思议。”

在陈援朝病卧在床之际，罗干指示，要大力宣扬他审理首例“法轮功”案件的“事迹”，在海口举行了关于陈援朝的报告会。陈援朝被授予“全国模范法官”、“模范共产党员”称号，还被记“个人一等功”。2003年9月2日，陈援朝去世，时年52岁。

• 沈阳三法官患脑病死亡

张文，辽宁省沈阳市沈北新区法院审判委员会委员、副院长，2009年2月中旬，突发脑部怪病，在去北京医治的途中死亡。此前，他刚刚参与了对四名法轮功修炼者非法判重刑（王素梅十年、奚常海十一年、孙玉书八年、霍德福六年）。

鄂安福，沈阳市沈北新区法院法官，2001年秘密冤判了五名法轮功学员三年至八年重刑。2011年2月18日，鄂安福突发脑出血，两个月后死亡，时年45岁。据悉，鄂安福在临终前，不断叮嘱家属“快去找炼法轮功的！快去找炼法轮功的！”他并向法轮功学员忏悔自己的罪行。

柳晔，原辽宁省沈阳市沈北新区法院副院长，2014年7月10日，柳晔与同事外出办案，走着走着，突然就不行了，脑出血死亡，时年56岁。

• “跟党到底”的庭长被鱼“钓”入河底

汪竟业，湖南省怀化市鹤城区法院刑事审判庭庭长。2013年7月21日，他到怀化鸭嘴岩乡小河边钓鱼，鱼竿被鱼扯住，汪去捞扯鱼竿，反被鱼“钓”到河里溺亡，年约48岁。此前，汪竟业曾冤判法轮功学员至少十七人，其中潘建军被判七年冤狱，于2004年1月23日被酷刑迫害致死。汪竟业生前曾说：“我要跟共产党奋斗到底。”

• “人民卫士”离奇车祸死亡

2004年4月14日，河南省登封市公安局局长任长霞，在从郑州回到登封的郑少高速公路上，所乘轿车与同向行驶的大货车追尾相撞，车内其他人都安然无恙，唯独坐在最安全位置上的任长霞被当场撞死，时年40岁。

据明慧网报导，任长霞在2001年4月任登封市公安局局长后，积极参与抓捕、打压上访民众，还关押了很多法轮功学员。曾有四名法轮功学员向登封市政府大院散发真相资料而被抓捕，任长霞得知后说：“法轮功太胆大了，传单发到政府院里来了，我非治治不可。”结果这四名学员被非法关押进了新乡女子监狱。

任长霞死后，登封市有不少警察议论，任长霞是因为卖力迫害法轮功而遭了报。任的妹妹对人说：“过去我不信法轮功说的‘善有善报，恶有恶报’，现在我真的相信了！”2008年10月29日，在任长霞死后四年，任的丈夫卫春晓突发脑溢血身亡，时年45岁，留下一个孩子。

二、文宣系统典型报应事例

中共喉舌媒体炮制了大量谎言，污蔑法轮功创始人，诋毁法轮功，煽动仇恨，在大陆和海外造成了极其恶劣的影响，导致大批民众误解法轮功、敌视法轮功学员，加剧了镇压的残酷性。“杀人不用刀”说的大概就是这些媒体人。

• 央视播音员罗京

罗京作为央视新闻联播的主持人，播报了许多污蔑、攻击法轮功的内容。2008年，罗京被查出患上淋巴癌，舌头溃烂，不能说话，连喝水都疼痛难忍。最后吃饭、吃药前都要先配麻药漱口。2009年6月5日，罗京死于北京肿瘤医院，时年48岁。

• 《焦点访谈》制作人陈虻

央视的《焦点访谈》栏目制作了大量构陷和污蔑法轮功的专题节目，包括《天安门自焚案》。该片栽赃陷害法轮功，欺骗和误导了大批海内外民众，主要制片人陈虻在2008年3月被查出患胃癌，被疾病折磨得痛不欲生，要求放弃治疗。同年12月23日，陈虻死亡，时年47岁。

• 湖南慈利县广电局四任局长接连死亡

自1999年7月20日开始，湖南张家界市慈利县广播电视局局长带头跟随中共迫害法轮功，在广播里对法轮功诬蔑、造谣，并且布置诬蔑展板，多处挂标语，在电视中造谣欺骗民众。先后有四任局长患癌症死亡，其中最年轻的才40多岁，死于2010年9月。整个广电局因此恐慌，无人敢当局长。

• 《河南日报》报业集团董事长 铁锚夺命

《河南日报》报业集团原董事长、社长杨永德，在其掌控的多家报纸上大量刊载了辱骂法轮功的内容。杨永德还指使其下属配合郑州市“610”办公室，迫害本单位的法轮功学员。2007年2月9日，正在越南旅游的杨永德在游船上接听电话，游船突然与一艘运煤船相撞，杨永德落入海中。游船紧急抛锚停航，不料铁锚恰巧击中杨永德的头部，他因此毙命。

• 《莱西日报》总编作恶 殃及家人

张树建，2002年任青岛《莱西日报》报社总编辑期间，撰写和刊登诽谤法轮大法的文章，并参与转化迫害法轮功学员。2003年，张树建和妻子乘车到威海探望女儿，发生车祸，其妻摔得昏迷不醒，张本人骨折，而司机无恙。后来其女大学毕业之际，被查出患有肝癌，不到一年去世。

• 《大庆晚报》编辑死于非命

《大庆晚报》环球报导版编辑赵春秋，在其主编的版面上刊登诋毁法轮功的文章，为此法轮功学员多次向她讲真相，给她邮寄真相资料，而她不思悔改，反而仇视法轮功。2006年2月22日午夜，赵春秋在下夜班回家的路上，被两名外地打工人员劫持、连捅17刀后死亡，年仅27岁。

• 中国曲艺家协会副主席夏雨田病亡

夏雨田，中国曲艺家协会副主席、湖北省曲艺家协会主席。夏雨田作为湖北省反邪教协会成员，被“追查迫害法轮功国际组织”列为追查对象。之后，夏雨田撰写了相声《坑��记》和另外两个诽谤法轮功的节目，又一次出现在“追查国际”的通告中。2002年中国新年前夕，夏雨田肝腹水急性发作，后又患肝硬化、肾病综合征、自发性腹膜炎等多种病症。2004年7月30日，66岁的夏雨田因病死��。

三、死亡职位“610”

“610办公室”是中共江泽民集团专职迫害法轮功的非法组织，成立于1999年6月10日。据明慧网记录，大陆各地“610”系统的官员，因为迫害法轮功而遭报应的超过万例。

刘京是中共“610”办公室的第二任主任，当年不断亲临各地，指挥迫害法轮功。刘京每到一处，当地的迫害都会升级，法轮功学员的死亡案例随之上升。刘京现患喉癌。其继任者李东生于2013年12月12日落马，获刑十五年。除去这两个总头目，许多各地“610”负责人及其亲属也厄运连连。以下仅举几例为证。

金道铭，山西省委副书记、省政法委书记、省“维稳领导小组”组长、“610”系统头目，于2014年2月27日落马，2016年10月14日被判无期徒刑。

杜善学，山西省委常委、副省长、省“维稳领导小组”副组长、“610”系统副头目，2014年6月19日落马，2016年12月20日被判无期徒刑。

杨春悦，内蒙古赤峰市“610”办公室主任，2014年3月死于癌症。早在2005年，杨春悦的儿子杨志慧开车钻入停在前方的大货车车底，头盖骨被掀开，当场暴毙，年仅28岁。杨的妻子为此哭了一个多月，自问：“我们缺了什么德啊，出了这样的惨事！”

吴建星，浙江省金华市原“610”办主任，2014年3月18日突然染病身亡。吴建星负责“610”期间，诋毁法轮大法，迫害当地法轮功学员。暴病前，吴刚退到二线，本打算过清闲日子。

芦鹤鸣，陕西汉中市委办公室副秘书长、汉中市“610”主任，2013年3月23日和家人乘车外出，在高速公路隧道内，其座车被两辆大货车夹撞变形，芦本人、其女、秘书、司机当场死亡。

李佳明，黑龙江省齐齐哈尔市“610”主任，2012年7月7日在和妻子去超市途中，突发心梗死亡，时年49岁。

王广平，广州市公安局国保支队副队长，2001年至2006年担任广州市“610”办公室副主任。经王广平亲手迫害的法轮功学员，395人被非法劳教，16人被非法判刑，送洗脑班3,310人次。2010年6月10日，王广平在办公室倒地猝死，年仅54岁。

四、离奇报应三例

何雪健，男，河北省涿州市东城坊派出所警察，在2005年11月强奸了两名女法轮功学员。何雪健被判刑八年，后患上了阴茎癌，阴茎和睾丸全被切除。他三次自杀未遂，生不如死。

郭从贵，河北省武安市北关街人，原是北关街道办人员。郭从贵曾在法轮功学员面前，故意咒骂法轮功创始人、嘲讽法轮功学员。当月，郭突发脑溢血被送到北京治疗。2005年，郭在送还农具时，被邻居家的藏獒扑倒，嘴被撕烂。2011年他因癌症死亡，时年63岁。

张同兴，辽宁沈阳市苏家屯区官立村六十八中学美术教师，曾组织学生在诽谤法轮功的材料上签名，并且亲自画漫画攻击法轮功创始人。2003年8月11日，张同兴在官立村鱼塘钓鱼时，天降大雨，他躲在树下避雨，突然一个闪电雷鸣，张应声倒地而亡。他的头部有个大洞，前胸、头发焦糊，死状极惨。

五、百名国级省部级高官遭恶报

自2012年底习近平上台后，大批迫害法轮功的贪官东窗事发，相继被捕下狱。位高权重者如名列“国家领导人”的周永康、徐才厚、郭伯雄、令计划、苏荣等也不能幸免，还有薄熙来、李东生、谷俊山、白恩培、周本顺、马建、张越、李春城、朱明国、刘铁男、蒋洁敏……这些遍布各个领域的高官，大多数是被“追查迫害法轮功国际组织”立案追查的主犯和责任人，其迫害事实在“追查通告”和明慧网上都有详细记录。因此，他们落马的真正原因，并非是表面的反腐纪检或派系斗争，而是因为迫害法轮功遭到的报应。

据不完全统计，十八年来，至少126名落马的副省部级以上的官员出现在法轮功公布的迫害人权“恶人榜”上，包括中共“十八大”之前落马的。（详见大纪元文章“迫害法轮功遭报的126名国级省部级高官”，图表下载。）

此外，根据明慧网的统计数字，遭到报应的地区人数分布与迫害法轮功的程度成正比。在几个迫害法轮功非常严重的省份，例如黑龙江省、辽宁省、河北省等，当地官场都发生了较大的震荡，因落马等形式遭报的官员数量也相对较多，可谓官场集体逢厄运。

六、香港特首曾荫权的报应

2017年2月22日，香港前特首曾荫权被裁定一项公职人员行为失当罪成立，被香港高等法院判处入狱二十个月，成为香港开埠以来被起诉判刑的最高级官员。曾荫权案，乃香港政坛中“善恶有报”的典型。

曾荫权在港府任职四十多年，历任港英时代的财政司、九七后的政务��司长和特首。这期间他逐步向中共靠近，向江泽民献媚，沦为中共江氏集团打压法轮功的帮凶。

在曾荫权任期内，香港发生了多宗打压法轮功的事件，震动国际。2007年7月1日前夕，香港发生史上最大规模的遣返事件。超过800名台湾法轮功学员被非法拒绝入境，其中包括不准登机或不获发签证的人士，500多人在香港机场被遣返。部分法轮功学员遭香港人员五花大绑、强行架上飞机，暴力遣返台湾。

2010年1月，美国神韵艺术团应邀计划前往香港演出七场，门票已全部售罄。然而，港府却在开演前一周拒绝艺术团六名关键专业制作人员的入境签证申请，导致神韵演出被迫取消。

七、香港宝莲寺住持诋毁法轮功遭报

2015年10月，香港传出一宗震惊社会的佛门丑闻。传媒揭露，大埔区定慧寺的女住持释智定，涉嫌透过假结婚接大陆和尚来港。而宝莲寺住持、香港佛教联合会会长释智慧也卷入此事，因为释智定是其门下弟子，而两名先后与释智定假结婚的大陆和尚皆在宝莲寺任职。

随着这宗丑闻的发酵，有关释智慧的更多负面新闻被牵出，宝莲禅寺还被指霸占私人土地兴建佛塔而惹上官非。据媒体报导，释智慧于2005年接任宝莲寺住持后，将禅寺变得越来越商业化，其个人身家也是谜。释智慧曾于2014年8月以个人名义出售三个物业单位，共套现2,723万元（港币，下同）。定慧寺的账簿显示，释智慧每月收取5,000元董事酬金。

释智慧平日乘坐奔驰轿车，戴名表，出入有侍者和司机跟随，言行轻佻。再看释智慧的头衔，其与中共的关系便一目了然。他连任港区人大代表，又先后获中共钦点的特首颁发铜紫荆星章及银紫荆星章，并且和中共统战部关系密切。

2008年以来，释智慧疾病缠身，年届八旬，却不断被曝出负面新闻，这与他积极执行江泽民在香港的政治任务脱不开关系。

2000年3月，江泽民出席全国人大九届三次会议，释智慧在会议发言时专门配合江对法轮功的镇压恶行，宣称法轮功不是宗教，而是Ｘ教。在后来接受中共喉舌专访时，他又再次强调，支持国家取缔法轮功，同时表示非常高兴其发言获得江的肯定，见到江感荣幸云云。

2001年3月，中共喉舌《文汇报》和中华青少年历史文化教育基金联合举办所谓的“崇尚文明．反对X教”大型图片展，身为人大代表的释智慧出席活动时，再次公开诋毁法轮功，并指香港本地有人包庇和助长法轮功。

八、海外报应篇

中共利用外交、统战和国安三大系统，把对法轮功的迫害延伸到海外。中共使领馆通过收买和利用驻在国的华人社团，组织骚扰和攻击当地的法轮功学员。在中共的欺骗利诱下，一些侨界、政商人士，主动为中共站台，配合镇压。

• 前纽约主��长刘醇逸仕途终结

刘醇逸（John Liu）生于台湾，是前纽约市主计长、纽约市议员。在2008年法拉盛攻击法轮功学员的事件中，刘醇逸公开支持中共暴徒，为他们辩护并视其为上宾，却拒绝接待法轮功学员的申诉。这令外界看清其政治立场。

2009年，刘醇逸在竞选纽约市主计长时，得到了中共的大力扶持和资助。由于涉嫌竞选资金来源不明，刘醇逸自2009年起被美国FBI调查。

2011年11月16日，美国FBI逮捕了刘醇逸的前竞选助手、福建同乡会副主席潘心武。2012年2月28日，刘醇逸的前竞选财务主管侯佳被捕。潘、侯二人在2013年10月被判“企图电汇欺诈”等罪名成立。据《纽约邮报》报导，侯佳一家与前中共政法委书记周永康关系密切。

2013年9月10日，在纽约市长民主党初选中，刘醇逸以7%的得票率惨败。

• 中共在美特务白兰病亡

白兰，旧金山中国城侨领、中华总商会顾问，是中共在海外实施镇压法轮功政策的帮凶。2001年，白兰陪同旧金山市长布朗访问中国，因其阻挡旧金山通过支持法轮功的人权议案有“功”而受到江泽民的破格接待。2006年，在白兰的直接干涉下，中华总商会将法轮功学员排斥在中国城元宵节游行之外。这一决定被执行多年。

2015年，白兰因肾脏衰竭前往中国进行肾脏移植手术，2016年5月返回。同年9月18日，白兰死于旧金山，终年68岁。

• 迫害法轮功 西班牙侨领暴病死亡

2002年11月15日，西班牙华人李成昌主持成立了所谓的“西班牙世界华侨华人反X教协会”，对法轮大法竭力攻击污蔑。此协会成立约一周后，李成昌患急病住院，此前，李的身体非常健康，据说曾做过私人保镖。李成昌出院后不久回到中国，因突发脑癌，医治无效死亡。从李成昌成立该协会到患病死亡，还不到两个月。

• 墨尔本华裔市长连遭重罚 轰动全澳

苏震西（John So），生于香港，2001年当选为澳洲墨尔本市市长。2003年，维省法轮大法协会于年初被批准参加墨尔本蒙巴节游行。但是，在游行前一个月，苏震西突然以所谓的“政治组织”为借口拒绝法轮功参加游行。当地媒体对此评论说，北京的长臂已经伸到了墨尔本。后来维省民事及行政法庭就此做出判决，要求墨尔本市政厅在十四天内通过当地三家中文报纸（《澳洲日报》、《星岛日报》、《澳洲新报》）向维省法轮大法协会公开道歉，并且赔偿胜方的律师费。估计墨尔本市政厅因此案一共付出高达约20万元（澳币，下同）的费用。

2004年2月，苏震西持股的两家餐馆因在卫生调查中被发现向顾客出售不卫生的早茶而遭起诉，并被处以7.5万元的重罚。2008年，苏震西宣布退出政坛。

• 攻击法轮功学员 中共两暴徒被韩国法院判刑

2009年9月13日，在韩国安山市举行了“六千万华人退出中共声援大会”，多名中共暴徒殴打参与游行的法轮功学员及人权团体人士，并且损毁了相关器材和真相展板。警察逮捕了数名暴徒，其中两名被告——中国籍的崔万吉（音）及移民韩国的崔春植（音），于2010年5月18日被分别判处八个月和四个月徒刑、缓期二年执行。法务部相关负责人表示，被判有罪的外国人“是马上被遣返的对象，不能在韩国继续滞留，必须遣返回国”。

• 侮辱法轮功学员 雷国鸣暴亡

2001年7月13日下午，芝加哥法轮功学员在中领馆前举办新闻发布会。在中共大使馆的指使下，时任芝加哥华联会主席邱超廉带领雷国鸣在内的几名华人，对法轮功学员进行攻击与性骚扰。雷国鸣在领馆门前，面向众多年轻女学员做出下流的性骚扰手势，并且进行言语猥亵。2002年11月1日，五十多岁的雷国鸣心脏病突发死亡。

• 殴打法轮功学员 芝加哥两华人被判监管

2001年9月7日，芝加哥美中福建同乡会成员、自助中餐馆老板郑积明和翁玉俊，在芝加哥中领馆前殴打法轮功学员方霖，并发出死亡威胁。2002年11月13日，郑积明在法庭上认罪，被判一年监视查看；2002年12月5日，翁玉俊以殴人罪被判一年半监管。

九、结语

本文列举的恶报事例，仅是冰山一角。据明慧网不完全统计，黑龙江省参与迫害法轮功学员的责任人当中，至少有995人遭到了不同形式的厄运，其中388人死亡，179人被免职、查办或判刑。截至2013年8月14日，河北省参与迫害法轮功而遭厄运者的案例信息记录有1,368条。而在迫害法轮功的重灾区辽宁省，截至2016年5月15日，有1,049人因参与迫害遭到恶报。

也许有人会问，为何有些还在继续迫害的人没有遭报呢？正如中国古语所言：不是不报，时候未到。历史和现实已经给人类留下了很多深刻的教训：曾经强大的罗马帝国因为迫害基督徒长达三百年而遭受四次大瘟疫，最后灭国。北魏太武帝、北周武帝、唐武宗、后周世宗之“三武一宗”的灭佛事件，令百姓受难，灭佛的皇帝都遭到恶报：或被宦官所杀，或遍体糜烂而死，或中毒身亡。史实表明，对修炼人的迫害会招致最严厉的天谴。

法轮功，又称法轮大法，是李洪志先生于1992年传出的佛家上乘修炼大法。法轮大法以宇宙最高特性“真、善、忍”为指导原则，要求修炼者向内找、修心性，指出生命的意义在于返本归真。这是真正的正法、大道。法轮功一经传出，便显示出净化身心的奇特功效，有力地提升了社会道德，在中国大陆和海外迅速传播，吸引了各族裔民众修炼。在这个道德急遽下滑、信仰迷失的时代，法轮大法的传出，再一次给予人们提升生命境界、拯救心灵的希望。上亿民众修心向善，托起了社会的道德，是这个时代的清流，令人看到了未来的曙光。

但是，自古正邪如水火，信奉“真、善、忍”的人们不为中共所容。在中共灭绝性的镇压下，法轮功学员通过各种和平的方式反迫害、讲真相，维护自己的信仰，揭露中共的谎言和邪恶。他们展现出的道德勇气为世人所钦佩。法轮功被赞为乱世中的希望。

“人心生一念，天地尽皆知。”十八年来，我们也看到了，很多人面对迫害，不畏强权，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用不同的方式保护、善待法轮功学员。还有一些曾经参与迫害的体制内人员，幡然悔悟，走向觉醒。那些还在跟随中共迫害善良修炼者、尚未意识到严重后果的人，需要赶快警醒，反思发生在身边的恶报实例，并且以实际行动弥补以前犯下的错误。天理在衡定着世间的一切。希望所有的人都能够明辨善恶，看清方向，在这场前所未有的正邪较量中，做出正确的选择。#

大纪元编辑部 2017年4月20日

附图表：迫害法轮功遭报的126名中共国级省部级高官（PDF文件下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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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百年前，袁世凯如果没有称帝…… | 短史记

作者：杨津涛   2016-06-06

100年前的今天，袁世凯在内外交困中去世。

他在死前冒天下之大不韪，称帝改元，从此背负起无法洗刷的恶名。

现在人们回头去看这段历史，常常会设想，假如1916年时袁世凯没有当那83天皇帝，近代中国的走向会不会有所改变？

（图注：袁世凯举行祭天大典，见题图）

袁世凯在民国总统任上，一直破坏共和，没有可能成为华盛顿

袁世凯一生大部分时间生活在清朝，是清末新政最重要的推动者。

除了众所周知的编练新军外，他还设立天津商务局、鼓励开厂、整顿金融，发展工商业；要求废除科举，大力推广免费的新式学校；在天津开启了中国第一次普选，建立了地方自治机构“直隶自治局”……尤其是辛亥革命后，促使清帝退位，实现南北统一，这些都是袁世凯的功绩。

但从1912年3月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到1916年6月病死，这4年多的时间里，袁世凯破坏约法、解散国会、伪造民意，先使自己当上终身大总统，又悍然称帝，几乎没做任何有利于共和的事。

按照梁启超的说法，“袁氏诚不失为一大人物，然只能谓之中世史黑暗时代东方之怪魔人物，而决非在十九、二十世纪中有价值的人物”，其人“纯以个人利害为本位，而不知国家社会为何物”，因此“袁氏多统治一日，则祸乱之程度加深一日”。①

时人对袁世凯称帝之举，大都无法谅解。

胡适听闻袁世凯死讯后，在日记中写道，南北统一时，袁世凯“内揽大权，外得列强之赞助，倘彼果能善用此千载一时之机会，以致吾国于治安之域，则身荣死哀，固意中事耳。”然而，“袁氏昧于国中人心思想之趋向，力图私利，排异己，甚至用种种罪恶的手段以行其志，驯致一败涂地，不可收拾……”②

因此，即使袁世凯在1916年没有称帝，期望他成为一位华盛顿，也显然是不现实的。

我们只能假设，如果袁世凯不称帝，满足于1914年的《中华民国约法》及《修正大总统选举法》，做一个大权独揽的终身总统，那么当时的中国政局会有怎样的改变。

（图注：1913年，袁世凯就任正式大总统，和各国使节合影）

如果袁世凯不称帝，在军事、经济、政治方面，会有如下变化

1、军事方面：虽能维持表面统一，但要消除割据，难度也很大

袁世凯称帝败亡，其最直接的后果，就是军阀割据局面正式形成，此为中外史家所公认。

如吕思勉说，“及世凯死，则形式上之首领也失之，而所谓北洋系军人者，争思割据地盘，篡窃政权焉。”

由于北方混战，西南军阀也获得了保持割据的空间。

那么，是不是如果袁世凯不称帝，北洋系就不会瓦解，中国就能免于军阀割据呢？

我们应该看到，早在晚清时期，地方督抚即尾大不掉；辛亥革命后，地方割据之势已成。即便袁世凯是当时中国最有权势的人，同样无法号令各省。

于是袁世凯推行“军民分治”，改都督为“将军”，负责军务，同时设“巡按使”管理民政。

此举虽然收效有限，巡按使依旧要听命于将军，但一定程度上开始让中央同地方的关系走上正轨。③

再说北洋系内部，段祺瑞、冯国璋早已各有势力，让袁世凯心生忌惮。

民初以来，段祺瑞一直任陆军部部长，掌握军权，袁世凯遂另设“陆海军大元帅统帅办事处”，让儿子袁克定编练“模范军”，企图收回军权。冯国璋则坐镇南京，成为“长江三督”（江苏、江西、湖北三省都督合称）的领袖，“俨然藩镇，渐渐不如当年之绝对服从”④。以至袁世凯怕冯国璋反对帝制，而不敢在称帝前告知其真实想法。

由此看来，即使袁世凯不称帝，也只能如北伐后的国民政府一样，让中国大致维持表面上的统一。

但是袁世凯面对的内外局面要好很多，日本还没有全面侵华，内部也不存在军阀、革命党外的敌对势力，统一阻力要小得多。

（图注：冯国璋）

2、经济方面：省下用于称帝、镇压的大笔开销，能把国家财政保持在一个较好水平上

由于各省截留税收，北洋政府的财务状况一直都没有好过，常年靠借外债维持。

袁世凯当政时期相对较好的情况，随着其帝制自为，也迅速恶化。

如袁世凯的政治顾问莫理循说，“形势本来很好，这个国家自行维持得相当成功，它的财政义务都已履行，可是这项帝制运动一下子搞乱了一切。”“要不是这次动乱，中国在偿付财政义务方面，本来是处于比以前任何时候都好的地位的。”⑤

所谓“财务义务”，指的是中国需按时偿还庚��赔款等债务。

1916年5月，中国政府不得不宣布“延期偿付”赔款。莫理循说，“‘延期偿付’这个词当时在欧洲刚刚成为一个时兴的名词，中国财界欢迎它，把它当作拯救他们的符咒”，只是如此一来，“人们对袁世凯仅有的一点信任也消失了”。

称帝是一件很“烧钱”的事情，袁世凯至少为此花了2000万元。

包括称帝前制造舆论的活动经费，如给古德诺50万、给筹安会300万、收买报馆30万；还有准备登基大典，修缮三大殿270万、两件龙袍60万、典礼陈设200万，等等⑥。

称帝后，镇压云南护国军、山东中华革命军，更需要大笔军费，让袁世凯难以应付。

可以想见，如果袁世凯不称帝，一方面能省下一大笔为复辟帝制准备的开支，另一方面不会有护国之役，军费也省了下来，让中国经济少受一次打击。

3、政治方面：中华革命党将没有重回国内活动的名义，日本也无法从中谋利

袁世凯的称帝，给了中华革命党卷土重来的机会。

袁世凯的重要顾问汪凤瀛在《致筹安会与杨度论国体书》一文中说，当年“二次革命”时，革命党人打的旗号就是，制止袁世凯的帝制阴谋，但那时民众相信袁，视孙中山、黄兴为“乱贼”。现在袁世凯一旦称帝，那么“天下皆将服孙、黄辈有先见之明，顿长其身价，增其信用……”同时，海外华侨“一旦见祖国复兴帝制……使之为孙、黄之外府，隐资以无限之资财。”⑦

果如其所料，1916年护国战争期间，中华革命党在日本支持下，于山东建立了“中华革命军东北军”，以居正为总司令，总人数13000多人，先后拿下潍城、长山等县，一度围攻济南，让山东将军靳云鹏逃往天津。

这种比较好的形势，随着袁世凯去世，变得师出无名，孙中山给山东党人的电报所说，“袁死，内外情势变，我宜按兵勿动，维持地方秩序，候商黎大总统解决。”其后，这支“中华革命军东北军”被缩编、解散。⑧

如果袁世凯不称帝，中华革命党就没有这样一次在国内重新发展的名义，可能要更加长期地在海外发展；也不会给日本一个介入中国事务的机会。

当时莫理循即称，“袁世凯权力的最后崩溃，无疑是有助于日本实现在中国取得统治地位的计划的。”

（图注：蒋介石加入中华革命党的誓书）

袁世凯不会长寿，他不称帝，最大的改变是自己成为一个正面人物

要讨论袁世凯不称帝，中国可能有的变化，袁世凯的寿命是一个绕不过去的话题，否则无法知道他究竟能掌控中国多久。

袁世凯称帝时的身体已经不行了，莫理循说，“他出生于一个寿命不长的家族，身材矮胖易中风。他的身体并不健康，又从不爱惜自己。过去四年我曾不止一次地催促他去接受一个疗程的按摩。因为他的动脉血管粥样硬化，中风病发作的可能相当大”。

这让我们想起一直以来的一个传言 —— 说袁世凯称帝的原因之一，是要打破其家族男人活不过60岁的宿命。

称帝后，袁世凯更是备受打击。

驻华公使芮恩施从袁世凯身边的人那里了解到，“忧虑和绝望正在摧毁他的身体”“过去他的白莱特氏病虽然有所发展，但他身体强健，顶过去了。现在他陷入巨大的烦恼之中，他的身体衰退了。”

周自齐告诉芮恩施，“大总统已经丧失了迅速作出决定的果断力，他在面临困难的抉择时简直不知所措。”⑨

最终1916年6月6日，袁世凯死于因神经衰弱引起的尿毒症。⑩

毫无疑问，称帝失败缩短了袁世凯的寿命，但是以其一贯的健康情况来看，57岁时的他是很难长寿的。

那么对于袁世凯如果不称帝的假设，变得容易起来 —— 他没有太多时间带领中国走向真正的统一，不过能较为从容地解决继承人问题，让中国不至于太过分裂。

当然，最重要的改变是，袁世凯将有机会成为一名正面人物。

（图注：1916年，袁世凯的葬礼）

注释：

①梁启超：《袁世凯之解剖》，《梁启超全集5》，北京出版社1999年，第2939页； ②曹伯言整理：《胡适日记全编2（1915-1917）》，安徽教育出版社2001年，第401、402页； ③马平安：《民国初年袁世凯对中央与地方关系的处理》，收入苏智良等主编《袁世凯与北洋军阀》，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326页； ④张国淦：《北洋述闻》，上海书店出版社1998年，第72页； ⑤骆惠敏编：《清末民初政情内幕：<泰晤士报>驻北京记者、袁世凯政治顾问乔·尼·莫理循书信集（下）》，知识出版社1986年，第554、555页； ⑥姜立新：《从一份账单解读袁世凯的帝王梦》，《文史知识》2006年第7期； ⑦汪凤瀛：《致筹安会与杨度论国体书》，（美）古德诺《解析中国》附录，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98年，第164页； ⑧王友明：《中华革命党山东反袁斗争述论》，《军事历史研究》2004年第3期； ⑨（美）瑞恩施：《一个美国外交官使华记》，文化艺术出版社2010年，第177页； ⑩（加）陈志让：《袁世凯传》，湖南人民出版社2013年，第25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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