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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和共产党的领导没什么关系？为什么“体量大、国情复杂”只不过是个借口？为什么"中国人素质差所以不能搞民主"是错误的？

后发优势，就是工业化后起步的国家在发展的过程中可以直接拷贝照搬先发国家的经验，不需要有试错的过程了。后发国家在追赶先发国家的后期追赶的收益会递减，也就是越是往后，后发国家追赶的越吃力，因为先发国家在你追赶的过程中也没有闲着，也在不断的优化系统，而后发国家由于是直接拷贝过来的人家的技术，在内生创造力方面相对于先发国家有很大的欠缺。后发优势是世界普遍规律，德国就是欧��的后起国家，德国从1871年到1913年仅仅用了40年时间就完成了英国100多年的工业化过程。所以说中国仅仅用几十年时间就完成了发达国家几百年的发展历史，这个是必然的现象，不是什么共产党的功劳，换成国民党来治理，中国一样会有强大的后发优势。中国的快速发展跟共产党领导没有什么必然联系。 体量大、国情复杂并不能成为要极权的理由，加拿大有200多个民族，有讲40多种语言的人，人家怎么管的好呢？ "中国人素质差所以不能搞民主"，这句话为什么有问题？中国是所有人素质都差吗？显然不是。那素质好的人先有选票，然后逐步的扩大有选票的人数行不行呢（不管用学历还是什么别的方式来划分素质好还是不好）？说”中国不能搞民主“的那帮人一定还是会说不行。民主不一定要一步到位，但是你往那个方向一步都迈不出去，这不正好说明他们的险恶用心么？他们根本不关心什么素质不素质，他们只关心自己手中的权力，他们才不愿意与你分享权力呢，以上充分说明素质不过是个借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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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领导人需要国际化吗？

政治领导人要有国际化的视野，但是不要有国际化的利益，必须是扎根于本土的人才会真正为本地居民着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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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政府的棱镜门项目和中国政府对人民的监控是一回事吗？

判断一个政府监控项目是否合理有没有正义性，要看三点。第一，项目成立有没有法律的授权，有没有代表民意的议会批准?棱镜门计划是经过国会批准的，而中国政府对人民的监控就会为了维稳和制造恐惧，你有任何的不满都不能把它怎么着，它的人大全是被操纵的伪民意。 第二，项目的运作过程受不受节制，会不会一开始打着反恐的旗号，然后过几年之后把监控到的信息的用途无限制的扩大，把监控用于维稳和打压不同意见人士？没有证据表明，美国政府把棱镜门的信息用于查税或者查非法移民。棱镜计划也是定期要向国会报告进展和成效的。第三，项目有没有退出机制？一个有着某种必要的恶的性质的项目在达到它最初设计的目的之后就应该退出，才能防止这种恶无限制的扩散，否则在实施这种恶的过程中形成的利益集团将足够强大，并且他们会无休止的将恶的覆盖面扩大。而美国人如果觉得棱镜计划有某些越界的地方，而且有确切的证据的话，可以去法院起诉，或者通过议员在国会发起动议来终止计划。但是在中国呢？各种删帖封号抓人扣帽子直接就上了。 一个有制衡，一个没制衡。一个是把信息用在真正该用的地方，另一个是在滥用，是在恐吓人民、保党和苟延残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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绕不开的黄宗羲定律，专制政权的宿命

专制政权在遇到危机的时候总是喜欢装模作样的推出一些减税政策，以稳定民心。但这些减税政策在专制体系下执行的时候总是会走样，最终的结果往往是税不仅没有真正减下去，��而以各种各样的方式在原来的地方或者别的地方跟你把税又加回来了。这就是黄宗羲定律。这里面的原因往往是专制政权建立到一定阶段的时候，各种庞大的利益集团会固化，他们的费用和开支就很难减的下去，所以专制政权到了后期基本上就会一直呈现出缺钱的状态，这个时候它就会向老百姓加税，而这个加税的过程在专制体系下是不需要老百姓同意就可以实现的，但是老百姓要官员减少开支却无法实现。所以黄宗羲定律背后的成立条件实际上是一个宪政的问题，在宪政体制下，政府收任何税都必须事先征得人民同意，而在专制体制下，政府可以随意征税，才酿成财政的窟窿越来越大、老百姓的税负越来越重的恶性循环，直至专制政权瓦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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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钱就是爷”的观念不是普世价值的一部分，公共领域和私人领域的区别

“有钱就是爷”的观念只能存在于私人领域，而与此相反的是，普世价值是专门针对公共领域的，“有钱就是爷”的观念也不是普世价值的一部分。公共的选举和决策要民主、自由、平等，而私人公司的决策由大资本主说了算，如果大资本主想要在私人公司内部搞民主，自然会吸引很多优秀雇员加入，但是如果他不愿意在公司内部搞民主，也无可厚非，这毕竟是私人领域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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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牺牲别人的生命，总有别的方法来解决困难

“一部分人的幸存必须以牺牲另一部分人的生命为代价”，“为了一半人能过上幸福美好的生活，必须要杀光另外一半人”，这两种逻辑是典型的列宁主义的暴力专政思想。人类面对大的困难的时候，总有别的方法去解决的，没必要主动的去���人来度过难关，你怎么知道这些被杀掉的人的聪明才智一定就差呢？你怎么知道这些人一定不会对人类做出巨大贡献呢？而且你现在预计到的困难是以你现在的认识水平去考虑的，将来如果某些你没有考虑到的因素发生变化导致困难不存在了呢？那杀掉的人不是就白死了，还损失掉了本应由这些人创造的财富么？就算到最后灾难或者困难确实到来了，必须要有人死，那也是天决定谁死谁不死，而不是某一个人来决定谁死谁不死，大家谁也不欠谁的，不能由人来裁决，只能由天来裁决，顺其自然就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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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了祖国你什么都不是”为什么是错的

集体主义的支持者们总有一句话挂在嘴边“离了祖国你什么都不是”。爱因斯坦离开了哪个国他都是爱因斯坦。爱因斯坦被记住首先是因为他的成就，无关乎他是美国人还是德国人。一个集体你凑足再多的人，有再多的人头脑发热，真理都永远在那儿，不会因为有足够多的人不愿接受真理，真理就会自动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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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孟晚舟事件看司法独立以及司法独立的外部保障

从孟晚舟事件和中国抓捕加拿大前外交官的事件可以看出，司法独立很容易受到来自于本国外部的势力的干预，尤其是经济实力不强的国家更容易受到这种干扰，美国和其他西方国家应该建立司法合作上的互保机制，才能真正维护好这些国家的司法独立，否则容易被流氓国家各个击破，而一旦被各个击破，就不仅是整个人类的文明程度被拉低的问题，而是西方的整个先进文明和价值��被流氓国家颠覆的问题，到时候各个大国做事情都不讲道理、不讲底线，别人或者别国的利益可以随意侵占，脑子里面都只认“谁拳头硬谁就是爷”这种思维的话，这将是人类的一场灾难。 所谓互保机制，就是一方受到来自组织外部的威胁就视同组织内部其余各方都受到了这个威胁，组织内部各方可以同时对发出威胁的国家提出制裁。 美国的司法部相当于中国的最高检察院和公安部，司法部、检察官、FBI都属于行政体系，不属于司法体系，美国的法院才属于司法体系。川普总统也确实有权不让司法部给加拿大发引渡令，但是司法部的检察官也有责任按照法定的程序和证据来办案，如果有大量的证据证明孟晚舟犯了欺诈罪，那么检察官就有责任让诉讼程序走下去，也就是说有责任发引渡令，所以如果川普总统不让司法部发引渡令的话，司法部也是有责任抗命的，否则司法部的相关人员在明知道有罪犯即将逍遥法外的情况下，还故意纵容的话，就会受到立法机关也就是议会的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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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国家对私人企业国有化和中国对私企国有化的比较

西方国家每当发生金融危机，政府一般都会介入并国有化一些对就业影响大的基础性行业。但是，当经济逐渐向好，危机快过去的时候，西方国家的政府又会重新将当年国有化的企业重新私有化，以增加市场效率。所以西方国家对企业的国有化和私有化是交替进行的。比如，英国工党1967年的威尔逊内阁将钢铁和运输业国有化，1975年的威尔逊内阁将汽车行业国有化，后来撒奇尔夫人为代表的保守党上台后又开展了一系列的私有化。 西方的国有化和中国的国有化的区别是：（1） 西方国家的私有企业和国有企业是公平竞争的，国有企业并不存在特权。而中国的国有企业在融资和产业政策方面是享有很多特权的，中国的私人企业无法与国有企业公平竞争（2）西方的国有化是赎买的方式进行的，而中国的国有化有很多实质上是抢（3）西方国家的政府并不会直接干预国有企业的经营管理，而是派职业经理人打理，中国的国有化则是派党组织进去，���么事情都要管（4）西方国家会在国有化的同时最大限度的保护市场竞争，并且只要市场回暖，时机成熟，政府就会启动私有化退出企业经营，而中国只要国有化了一个企业就会滋生大量的既得利益集团，这些利益集团亦官亦商，手里掌握着权力，会前方百计的阻挠后面的私有化，攫取垄断利益，或者以极低的价格贱卖给与其有关联的民间商人，侵吞了一部分国有资产，造成国有资产流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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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饿死都不造反的悲剧不会再重演了

中国以前的三年大饥荒里，中共是派民兵把守在各村口，不让各地的村民逃跑，只能活活饿死。但是现在的中国农村里都是些老弱病残，年轻人都跑到城市打工了，而且现在的年轻人很多都不会种地了。中国的农业生产的成本相对于西方国家来说很高，农民都没有种地的积极性，国内的粮食产量低，粮食的对外依存度高，一旦西方国家开始集体对中国实行封锁政策，中国本身的粮食产量很难上的去，到时候中国即便像苏联当年那样去乌克兰农民家里去搜粮食，也搜不到太多粮。再加上而国营农场的生产效率又低，所以到时候中国庞大的维稳队伍自己都会吃不饱饭，还谈什么镇压呢？所以，如果中国再次发生饥荒，必然会有大规模的街头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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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共产党之后为什么不会乱？

历史上专制独裁政体向民主政体转变时，绝大部分乱起来的国家都是非共产党国家，那些以前是共产党统治的国家在民主转型时反而没有乱起来。共产党国家往往专制独裁到了极点，任何能够威胁到共产党的社会团体都被消灭了，任何还未成长起来但是将来可能威胁到共产党的社会团体都被打散或者原子化了。这也就是为什么共产党倒了之后，那些国家没有在全国各地产生割据一方的军阀势力。 共产党自己的军队在共产党倒了之后也不太可能形成军阀，因为共产党军队内部各级军官都有政治委员盯着，各级的政治委员会阻止军官与基层士兵的情感联系，像当年袁世凯把北洋陆军打造成袁家军那样的事情在共产党军队里不可能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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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主化是否成功的三个标准

第一，是民主的巩固程度，不能动不动就来个专制复辟。第二，真正的民意有没有在政治活动中得到体现，民意不能是处于被胁迫或者虚假代表的状态。第三，民主的运行质量，也就是民主的效果，包括民生的富裕、社会的公平以及个人潜力的更大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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宪政、民主、法治之间的关系

专制的对立面是宪政，不是民主。民主的对立面是君主（主权在君）和寡头（主权在寡头）。把这两个东西搭配组合在一起，就有民主专制、君主专制、寡头专制、民主宪政、君主宪政、寡头宪政这么6种组合。当下西方国家普遍实行的是民主宪政的模式，而君主宪政的例子是大宪章之后的英国，寡头宪政的例子是光荣革命之后的英国，此时英国的政体是贵族共和。民主专制的例子就是苏格拉底时期的希腊，实际上民主专制是一种民粹主义，雅典人民宣判苏格拉底有罪仅仅是依据雅典人民的投票结果，没有任何的法律程序可言，证据的展示、对法条的解释、质疑辩论、审判过程中对人权的保护等等环节统统没有，苏格拉底只要说了几句得罪部分雅典人民但是与案情无关的话，就会被这些雅典人民投票为有罪。寡头专制的例子是秦朝以前的中国，而君主专制的例子中国古代自秦朝以后的各个朝代。 一个国家建立了宪政之后，所有的事务都在宪法的框架下进行，政府和人民的权力都受到宪法的限制，同时人民的基本权利又受到宪法的保护，这样的环境下人们自然会意识到公权力或者君主不能���预司法，否则但凡是公权力或君主不喜欢的判决都不会产生，那么宪法保护的那些基本权利比如人权也无从谈起了，司法也不会有什么公正性。同时在这样的环境下人们也会意识到，公权力或君主不能随意立法或干涉立法机构的立法过程，否则但凡是公权力或者君主不喜欢的法条都不会制定出来，比如公权力总是有冲动随意征税以满足自己的各种欲望，那么不通过人民同意的征税就侵犯了人民的私人财产权，等于是对人民的一次抢劫，不符合宪法的精神。然后人们还会意识到，立法机构或行政机构有时候会为他们自己的利益制定一些违反宪法的法律或者政策而伤害到另外一部分人的利益，这时候让他们自己来审查自己肯定不现实，必须要由法院来做违宪审查。这样综上所述，在宪政的框架下，人们会自发的想到三权分立和司法独立，在实现了三权分立和司法独立后，才会有真正的法治和程序正义。 一个国家在没有宪政的情况下就先建立了民主是很可怕的事情，这种社会环境中很容易滋生大量的民粹主义分子，愤怒的民众可以不经过审判就杀死不喜欢的人，这种社会只有死了大量的人、付出惨重代价之后，人们才会意识到宪政的重要性。法国大革命即是例子。 相反，一个国家如果先完成了宪政，然后再通过一次又一次的平权运动来逐步实现民主，这样的代价会比较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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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自决、区域独立的条件以及当前新疆的政策错误

一个区域要想按照民族自决的原则成功独立，必须要满足两个条件，一个是这个区域的地缘政治环境对这个区域和区域所属国都没有什么太大的威胁，另一个是这个区域自身要有足够强的经济实力来保障区域内民众的福利。就第一个条件来说，新疆周边有俄罗斯这样一个和汉族、维族都不同民族的大国，中国肯定不希望新疆独立出去之后倒向俄罗斯，从而影响到自己的边界安全，所以第一个条件不满足。就第二个条件来说，新疆也不像中国的沿海省份那样有足够强的经济实力，所以假如不考虑人权迫害和宗教迫害的话，一旦独立，新疆的民众的福利可能还不如现在留在中国好。因此，如果不考虑人权迫害的话，新疆的独立是不现实的考虑。但是，正是因为有人权迫害和宗教迫害，中国政府为了稳住维族人的民心，才针对维族人出台了诸如高考���分、不受计划生育限制等政策，以此来交换维族人的不抵抗。可问题是这么一搞，汉族人又觉得不公平了，导致了汉族和维族人之间的相互厌恶。所以综上所述，要想把这一切治理好，一切回到良性发展的的轨道上去的话，就必须在中国范围内全面推行联邦制，新疆和其他地方省份都一样的享有充分的自治权，从而消灭人权迫害和宗教迫害，同时又通过联邦的转移支付保证新疆这种经济相对较弱的地区的民众能够享有较好的福利，然后在民生问题上给予汉族和维族人平等的政策，比如取消高考的加分照顾，这样民族之间的互相鄙视厌恶才会消解。中国当前的新疆政策实际上是宽严皆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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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等原则下的慈善

常讲的“自由、平等”这些原则中的平等指的是权利和机会的平等，不是经济数字的平等。尊严人格权是人权的一部分。平等原则下的慈善就是要保护弱势群体的尊严人格权，所以西方的慈善组织对弱势群体施以帮助的时候都是保护他们的隐私的，不可能说使用在大街上公开发钱这种方式去救济弱势群体。权利既包括物质的权利又包括精神的权利，那么平等原则下的慈善当然应该是既要让弱势群体领到物质，又要保证他们的尊严这种精神的东西不受到侵犯。陈光标的慈善实际上不是真正的慈善，而是用钱来换取弱势群体的尊严，用各种摆拍，来增加自己的知名度，这是一种交易，交易怎么可以称之为慈善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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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队的腐败是怎么影响战斗力的

军队的腐败主要体现在人员任用的裙带关系化以及军需物资的层层克扣上面。腐败对军队战斗力的影响主要是4个。第一是军需物资减少之后，该配备的物资没有配备到位，兵员的训练就要打折扣，该有的技能可能就训练不出来。第二是装备会变得落后，大量的���项被贪污掉之后，该买的武器装备要么数量减少了，要么买来的是更低级更差的装备，一旦遭遇战争，装备劣势的问题就会凸显。第三是兵员平时只想着捞钱，平时安逸日子过惯了，到了战争的时候就会贪生怕死，没有人真想着为政府卖命。晚清的时候就发生过“兵轮自沉”事件，一些清朝的海军士兵看到外国人的军舰之后吓得屁股尿流，自己打开水闸阀门，让自己的船沉掉，回来上报说是被击沉的。第四是没有办法惩罚有问题的官兵而且即便惩罚了也没有威慑力，因为大家都是裙带关系，没有办法真正去惩罚，即便表面上惩罚了，别人也不会相信是真的在罚，别人只会认为你是在演戏，所以以后那些还想再徇私枉法的官兵还是一点都不会感到害怕。越是任人唯亲，越是提倡血统论，就越有可能带来官僚体系的系统性溃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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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主制度和专制制度下政变的区别

专制制度下的政变不需要获得民众的支持就可以成功，因为民众在平时就是压迫的对象，民众对政府有什么意见，声音也传达不到统治阶层内部，所以民众在平时一直就是无所谓的态度，民众心里只想着，“政权爱怎么变怎么变，跟我没关系”。到了政变的时候，民众不会形成阻力。而且专制制度下，高层内斗一般都是很激烈的，很容易发生政变。专制制度政变后向何处去也是不确定的，可能走向民主，也可能是另外一个专制，取决于发起政变的领导人有没有民主的意识。 民主制度下的政变要想成功就必须要说服民众来支持政变，因为民主制度下权利的唯一合法来源就是民选，现在已经是一位合法的领导人在那里，要推翻他，就必须要向民众说清楚这个领导人有什么问题，为什么这个领导人不能代表民意。另外民主制度下的军队一般都是国家化的，这样的军队是宪法的维护者，军人会自觉地抵制有专制色彩的政变发起人发出的命令，所以政变着能不能成功控制军队就很难讲了。总结起来，在民主制度下要想政变成功，除了要控制军队和媒体，还���能争取到民众的支持，以及精英阶层站出来公开支持政变者。从土耳其2016年政变失败的例子来看，当时的政变者既没有真正控制军队（军队是分裂的），也没有真正控制媒体（现任总统还能发facebook），同时也没有精英阶层站出来公开支持他们，民众还倒向了现任总统那一边，所以是彻头彻尾的失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