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0刀干纽约外围女 | Explore Tumblr posts and blogs

arkincollapse · 4 years a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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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 在西伯利亚熊前偃旗息鼓的民族外宣

不知道从何时开始，中国出现了一个蹊跷现象，就是网络环境中充斥着杀伐之气。其蹊跷之处在于现实中分明很胆小平和的人，一旦进入网络，其民族豪情和斗争气焰就无比高涨。

当然这很大一部分得益于我们政府宣传上的努力，因为知道民众生活艰难，心中怨愤，再不宣泄就会酿成隐患。好在本身也和周边国家矛盾不断，因此也就有了煽动的素材。不管有心无意，都要不时在媒体上挑起一些事端。就算没事发生，也可以翻一些旧账，拉出一些“历史仇恨”来，提醒大家“勿忘国耻”，以持续这火焰不灭。

并且这工具使顺手了，也就八面玲珑，皆可致用。好比国内发生一些伤害百姓的事件，引起民愤时，就可以抛出民族大义。例如食品安全吃坏了身体，疫苗作假打坏了孩子，大家满腔怒火时，媒体就开始摆弄“爱国”手段，频繁播报某某国家辱华了，或者日本教科书乱写了，如此一来争议焦点自然逐步转移，倒也屡试不爽。

正如前几十年的威胁有“帝，反，修”，今日又有“西方反华势力”，总之“颠覆势力”的阴影从没消散过，所以挑动民族仇恨也就成了官方的常规操作，无论西方列强还是左邻右舍，都被我们挞伐了无数遍。

由网络征讨的范围来看，中国显然是世界上民族主义最强的群体，他几乎与全世界为敌。但又有个怪诞之处，就是这个民族主义具有很强的选择性，会对某些国家十分克制，比如我们的邻邦俄罗斯。近几十年中，除了中苏交恶被批驳了一段时间“修正主义”之外，中国对其一直是和颜悦色。而��就算对方背叛了社会主义阵营，走了代议制的歪路。中国也不以为意，很快就与其“睦邻修好”，成为肝胆相照的老朋友。

中国最激烈的战场通常在纸面上，往往“笔杆子”比“枪杆子”更凌厉，然而一群锋��毕露的民族主义对一个国家温言细语，必然是对方有让他们感到惊恐的实力，以至于政府文宣和红小兵们都小心翼翼，时刻避免着触怒这个脾气不太好的“友邦”。

2 . 沙俄如何在中国栽种恐惧 1 领土

要了解中国对俄罗斯的恐惧，就要彻底地分析这个民族。中国对俄罗斯的恐惧不仅仅存在于当朝政府，而是有久远的历史根由的。

早在叶卡捷琳娜二世时期，这位女帝就开始觊觎中国的领土，并在内部起草了《关于对华战争的意见》，宣称黑龙江流域原为俄国所有，但后来因为正筹备与奥斯曼帝国的战争而作罢。

此后中国与沙俄签订了第一份国际条约《中俄尼布楚条约》，俄罗斯也对中国的企图具备了大体雏形。沙俄意图吞并黑龙江的太平洋出海口，因此在 1858 年英法联军攻占中国期间威逼清廷签订《瑷珲城和约》，割占黑龙江以北、外兴安岭以南 60 多万平方公里领土及江东六十四屯地区。

1860 年英法攻占北京，沙俄再次趁机发难，以“调停人”的角色逼迫清政府签订了《中俄北京条约》，割占乌苏里江以东的外满洲（包括库页岛）约 40 万平方公里的领土，并获得海参崴这个太平洋出海口。

《北京条约》并不是沙俄的最终目的，而是为后续侵占土地提供条约根据。1864 年，新疆回民反清起义，沙俄军队趁机入侵中国西部（外藩），强占伊犁西北，陈兵塔城威逼清廷签署了他们起草的《中俄勘分西北界约记》，以此占据了唐努乌梁海西北。两国在此后的 1869 年又签订了《乌里雅苏台界约》，沙俄再次吞并唐努乌梁海西北 4 万平方公里地土，同一年还签订了《科布多界约》，将乌梁海十佐领割占。

唐努乌梁海正式易主是在 1921 年，苏俄红军进驻此地宣布其“独立”，为图瓦共和国。而又于 1944 年直接将其吞并。

时隔不久中国西北出现了��乱和割据政权，沙俄趁浩罕入侵新疆之际，立刻出兵进占伊犁。并在 1879 年胁迫满清签订《中俄交收伊犁条约》以割让伊犁以南及以西领土，以及赔款 500 万卢布。后来双方改订为《伊犁条约》，这个条约包括此后几年的五个子约一共割让塔城东北和伊犁，喀什噶尔以西约 7 万多平方公里领土。

以上所述的领土割占，是官方至今所承认的。自 1858 年起，中国在沙俄手中总计损失 161 万平方公里土地。这并不包括存在争议的《尼布楚条约》之前的领土归属，有很多人认为此前满清也曾割让百万平方公里土地，比如贝加尔湖沿岸地区，以及当今哈萨克斯坦的一部分，而他们的丧失都是沙俄直接侵占或以划分边界等手段导致的。

3 . 沙俄如何在中国栽种恐惧 2 屠杀

清朝对沙俄是异常忍让甚至可说是卑躬屈膝的，一方面是惧怕沙俄的军事实力，一方面还因为满清后期朝政不稳，因此在与沙俄接触的一两百年间竭力避免着战争冲突。而俄国真正给中国政府和民间带来的恐惧，是在此后对中国人的屠杀中种下的。其中最骇人听闻的是 1900 年庚子俄难中的“海兰泡大屠杀”和“江东六十四屯惨案”。

1900 义和团起义，沙俄瞅准时机，以“保护铁路”之名出动军队在黑河挑起事端，以执行其“黄俄罗斯计划”。 7 月 16 日，俄军逮捕了此地所有中国人。并于次日将中国人赶到黑龙江边，挥刀将中国人赶进水里。

俄军的目的是彻底抹灭这个地区的中国人，因此采用了异常残忍的手段。他们起初打算将中国人淹死在黑龙江里，然而有些人企图逃走，他们便组成阵列将其围住，逃跑者皆被刺刀捅死。一些妇女乞求他们放过婴儿，但官兵顺势就将婴儿挑在刺刀上捣碎。——整个事件其人性灭绝的程度让史学家们惊骇。据记载：此事过后，血肉狼藉，无论死活，皆投诸江。海兰泡屠杀持续了 6 天，共杀戮 5000 多人，数日后黑龙江中死去的尸体上浮，以至于浮尸蔽江，水面浑浊，满目油腥。

而就在同时，俄军为了彻底解决《中俄北京条约》里中国侨民在江东六十四屯的居留权问题。将海兰泡的手法如法炮制，他们首先搜捕各屯的中国居民，驱赶其进入一座大屋中，然后点燃房屋将他们烧死。此后俄军沿路枪杀居民，最后将剩余的居民逼入江中，此次又杀死 2000 ��名中国人。

两次屠杀共造成 7000 余中国人罹难。在此后的一个月中，俄军沿黑龙江和乌苏里江再发起多宗驱逐，袭击和屠杀中国人的行动。

在这两起事件之后，沙俄也顺利地将海兰泡和江东六十四屯的中国居民财产，耕地等悉数征收。

上述事件是沙俄帝制时期制造的灾难，此后的苏维埃执政时期，同样发生了对华侨的迫害。——列宁在执行新经济政策后，将几千名中国人划入有产阶级或资本家行列，很多人因此被判刑入罪。此后在斯大林“大清洗”时期，苏联当局把远东华侨当作“反革命民族分子”和“有害分子”逮捕、杀害或发配到西伯利亚高寒地带，海参崴这个中国人聚居区的华侨被尽数驱逐。

苏联不止对于中国人，同时对一切少数民族和他国侨民也采取了全面的打压。苏维埃政府褫夺了他们的财产和申诉权利，并罗织罪名将其发配边疆服劳役，此举让很多人死在了流放地，以至于各国侨民，尤其是中国侨民的数量锐减。

4 . 沙俄如何在中国栽种恐惧 3 掠夺

俄国一直对东部的出海口有所企图，因此在中国东北的活动最为频繁。 1945 年二战结束前夕，苏联红军以对日宣战为由进入东北，造成了这个地区深重的灾难。

在战争几近结束之前，国民政府与苏联就《中苏友好同盟条约》谈判，提出日本的在华资产应归属中国作为战争索赔。苏联表示支持，但此后却在与罗斯福的私下商议中要求恢复俄国在日俄战争中失去的东北特权，而更进一步的目的则是为了将东北的日本资产全部占有。

因此红军刚进入东北，就迅速将所有日资产业宣布为战利品接收。苏军立即开始拆卸工业设备，进行了贪婪的掠夺，当时的工业企业无一幸免，其中沈阳最重要的工业基地鞍山钢铁遭到了最严的破坏。东北的工业停顿，工矿，物资，粮食，牲口，甚至连铁路的枕木，都当作战利品运往苏联。

此外，苏联红军还对满洲的银行和金融储备机构的大量贵金属，包括黄金，铂金，白银，钻石，以及债券、纸币等一并席卷而去。完全无视国际法中海牙陆战章程中对被占领国的规则。

苏联数日驻军就抢夺了中国多年抵抗日军并作为战胜国的大部分成果。曾有老一辈见证人看到沈阳满目疮痍，说：“没有打仗，为什么破坏如此厉害”。后来才知道是苏联红军所为。

荒唐的是，中国并不是战败国和敌对国，但苏联同样把中国本土物资一并掠夺。苏军在对日本人进行掠杀俘虏的过程中，同时亦对东北的本土居民进行抢掠和强奸，其野蛮的行径比日军尤有过之，以致当地人对苏联红军的厌恶远超日本殖民者。

当时被苏军劫掠的并不仅限于东北，苏联对其他国家的做法也如出一辙。他们在德国亦是风卷残云，拿走一切能带走的，并索求巨额赔款，即便在东德投靠自己之后也是不依不饶。

此外苏军在其他被占领国家如波兰，爱沙尼亚，拉脱维亚，立陶宛，罗马尼亚，匈牙利，捷克和斯洛文尼亚等，亦进行着疯狂的掠夺，杀戮和强奸。

5 . 斯拉夫的侵略性

毫无疑问俄罗斯是这个世界上最具侵略性的种族，他们的文化中存在着强烈的民族情结，俄罗斯的历史本身就是侵略和吞并的历史。

斯拉夫民族曾被蒙古统治，他们本身的版图并不大，但却极富进取心，带有蒙古人游牧的特性和攻城略地的扩张意识，对于土地存在异常狂热的需求。

俄罗斯经历数百年才具有国家的雏形，通过一系列东西两向的疆土扩张，直到伊凡三世迎娶亡国的东罗马公主带来了斯拉夫与罗马文化的融合，让当时的莫斯科公国自称为“第三罗马”，这成为俄罗斯入主西方的标志。

俄罗斯此前向西的扩张止步于欧洲列强的抵御，因此只能向西伯利亚扩张。而对欧洲进行真正的蚕食，是在彼得一世时期，他希望重整俄罗斯在西方的疆域，因此悍然对瑞典发动了战争。在近二十年的战役中，俄国战败瑞典占领了芬兰湾，里加湾沿岸的土地，得到了波罗的海的出海口。

此外，俄罗斯对曾占领东罗马的奥斯曼帝国存在一种侵略执念，他认为自己是被占领的基督教世界的拯救者。因此为争夺神圣罗马的继承权，俄罗斯将奥斯曼帝国视为了宗教上的宿敌。两国之间的战争跨度 200 多年，终于在彼得遗志的继承人叶卡捷琳娜这里战胜了土耳其，取得了黑海出海口。

俄罗斯对欧洲领土的欲望最强，因为这里同时也是宗教权利的核心。沙俄第一次著名的大型战役，就是和法国天主教争夺伯利恒主导权，从而将宗教问题上升为政治问题引爆的克里米亚战争。而这也是俄国争霸欧洲的序曲。此后数百年间，俄罗斯都与西方各国陷入互相征讨的胶着中。

6 . 俄罗斯的谋略和冒险主义

欧洲在文化和宗教上都对俄罗斯具有强烈的抵触心理，这是一种血统和气质上的对立。但让欧洲惧怕的是，这个民族偏又富有极大的韧性，正如他可以持续数百年地争夺宗教遗产。此外，俄罗斯在战争中极富谋略，尤其善于见缝插针和见机发难。

俄罗斯的眼睛窥伺着全世界，他观察各个国家的矛盾，从而寻找涉足的机会。如同克里米亚战争，就是趁拿破仑称帝让西方出现罅隙时插足欧洲的举动。而在二十世纪阿富汗与巴基斯坦就普什图尼斯坦出现争端时，俄罗斯就顺势把势力渗入了中东。

俄罗斯最成功的是对中国的入侵，几乎每次都把握着中国政局遭逢内乱或外患的时机，然后将其作为自己进军侵占的契机。

最典型的例子莫过于中日甲午战争，俄罗斯趁中日两国军力大损之际，立刻以拯救者的姿态强行进入东北，要求清政府“租借”旅顺和大连海口，以获取辽东半岛的不冻港，扩大自己的制海权。

而除了善于把握战略机会外，俄罗斯在外交上也十分狡黠，善于运用军事讹诈和合纵连横的手段。——在叶卡捷琳娜打算侵占土耳其之前，就曾与普鲁士，英国及丹麦签约，将土耳其孤立，此后才大举进军。而后趁英国和法国疲软无暇他顾之时，又建立了俄罗斯-奥地利联盟再度进击土耳其。

除叶卡捷琳娜的欧洲联盟外，最著名的连横策略就是二战前夕苏联和德国秘订互不侵犯条约，密谋了对波罗的海的瓜分，同时为苏联缓解了西面的压力。

而另一边苏联同样和轴心国之一的日本签订了《苏日中立条约》，承认伪满洲国，以换取日本对“蒙古人民共和国”的承认。

欧洲不止一次联手制约俄国，但也不止一次被俄国分裂。俄国在战略上最大的特点就是并不在乎对方的意识形态是否和自己合拍，只在乎对本国的利益。为此他可以和任何阵营结盟，也可以和任何阵营反目，他原本就不属于这世界的任何阵营。

而俄罗斯最让各国顾忌的一点是，他十分富于军事上的冒险精神。通常西方国家需要权衡利弊的问题，俄国都毫不介意大胆尝试。

这个国家既偏执又具备超常的动员能力，对目的和成果都很急切。他们建造了世界第一座核电站，也第一个进入太空领域。并且敢于第一个将马克思主义实现在国家政治层面。

彼得一世第一次入侵瑞典，就是一个很大的冒险主义决策。因为瑞典斯正值强盛，但俄罗斯不惜与其鏖战二十年夺得波罗的海的领土。

另一个军事上十分大胆的行动是在 1979 年，苏联为维持中东影响力而意图控制阿富汗，直接派军进入了这个国家并刺杀其总统。这个举动也让苏联陷入了泥潭。

而最著名的一次冒险行动是在古巴部署弹道导弹，其间俄罗斯在运送导弹的同时一直对美国谎称没有战略武器，以致在美国发现其真实目的后，立刻升级为一次核威慑的对抗。

冒险主义对俄国是一种突进战略，尽管这种战略不是每次都成功，但也确实让他们获得了丰厚的利益。尤其在古巴导弹危机中，尽管美国赢得了表面上的胜利，但私下撤走了位于土耳其和意大利的核武装部署。俄罗斯在没有失去原本任何利益的情况下解除了近在眼下的芒刺。

7 . 俄罗斯的民族性和信仰

俄罗斯的侵略性实际上一直被他们的宗族信仰所巩固和助长，哪怕经历不同的政体，经历数次文化和社会的革命。他们都围绕在这个信仰之下，这就是基于东正教精神的大俄罗斯主义。

俄罗斯很难与外族成为真正的胞襟，就在于他们强烈的斯拉夫宗族精神。这种精神源于他们对罗马教权的主观上的继承，让其具有了民族救世主义的信念，形成了他们“帝国转移”的宗教观。

所以俄罗斯对于拜占庭具有强烈的占有欲，他们认为自己是基督教唯一的正统，是将在宗教和政治上继承罗马财产的民族，是继东罗马和西罗马之后的第三个罗马。

但俄罗斯从来不是严格意义的神权国家。正如彼得一世曾改组过教会，无论是神权对政治的影响，还是政治对神权的利用。宗教在俄罗斯都是为了更深切地建立民族纽带。

因此基督教在这里蜕变为神圣帝国的理想，俄罗斯将他们的意志扩展到全人类来看待自己的征服和救赎。这是集体主义的，民族主义的信仰。即便不信教的俄罗斯人，也会不自觉将自己归属于东正教的氛围。即便是无政府主义者，也会将自己维系在俄罗斯的民族情结中。

俄罗斯建立了他们原生态的一元性宗教，在他们看来，多神论，多信仰，甚至多教派，都是不纯正的。锡安和伯利恒从东正教被确立之时就转移到了俄罗斯，再次占领君士坦��堡就是新教统的确立。

他们站在民族主义的立场理解信仰，并不认为曲解了基督精神。他们将神授的权柄转化为世俗的权力意志，让他们成为手持刀剑与火焰的救世军。东正教的苦行，极端和冰冷对他们而言是一种精神体验，所以俄罗斯的救世情怀不是弥赛亚式的拯救，他带有更少的怜悯，带有清洗和净化的成分。

而这样的意志确实让他们得以建立功勋：俄罗斯曾推翻了蒙古的统治，成功在欧洲抗击拿破仑，同时在第一次��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抵御了德国。这一切都助长着俄罗斯的民族认同。

俄罗斯的国徽就是他们帝国理念的象征。这个徽记除苏俄时期，一直沿用至今。——它的主体是一个双头鹰，一手握着权杖，一手握着象征基督权威的十字圣珠“ globus cruciger ”，这意味着对神圣罗马和拜占庭权威的继承。中间的骑士是杀龙者圣乔治，代表着勇武和胜利。双头鹰上各有一个冠冕，同时又被缎带连接到顶端的冠冕上，意味着神权与皇权在俄罗斯这里的统一。

这宣示着俄罗斯对世界的企图，他们会行使天赋神权对外族进行征服和主宰，并将自己的意志加于他们。

对外侵略不止一次让俄罗斯遭受重创，甚至导致政权的崩溃。但统治者更迭之后，俄罗斯依然故我地对外扩张。任何意识形态都没改变俄罗斯的民族精神。无论何种政体，无论男帝或是女帝，俄罗斯的战争意识和侵略主张都一以贯之地进行。就好像叶卡捷琳娜本身是普鲁士人，但他同样能领导俄国。即便是无神论的苏俄时期，斯大林的扩张计划也是沙文主义的。——正如基督教的统一必须是建立于东正教信仰的大一统。共产主义的大一统也应该是围绕着苏联斯拉夫民族的大一统。

所以领导俄罗斯的是永远是一种精神而不是宪章，每一代杰出领袖都会在战争中树立自己的权威，将自己的形象建立在英雄崇拜之上。彼得一世就是在征服了瑞典之后才被封帝。叶卡捷琳娜也以征服奥斯曼成为女帝。亚历山大一世抗击了拿破仑让俄国被誉为欧洲救世主。而斯大林更是淋漓尽致发挥了英雄主义的领袖艺术，在德国大军压境之时举行红场阅兵，然后士兵们直接开赴战场。

8 . 中国和俄国，截然不同的民族性

俄国和世界很多国家都发生过战争，毕竟他是一个在战争中建立的帝国。然而在战争后，他仍可以和奥地利交流，和德国交流，和英国法国交流，甚至和土耳其波兰交流，但唯独对中国会另眼相看。

历史中日耳曼文化和斯拉夫还有所交融，但中国对俄罗斯而言是完全的异族。俄罗斯对其是纯粹的予取予求的态度。这并不是单纯由民族力量决定的，而是这两个在地域上接壤的民族秉性截然不同。

最根本的区别在于两个民族对待信仰的态度，俄罗斯信靠宗教，信仰凝聚和激励着整个民族，给予他们神圣的加持。在他们看来，没有信仰引导的精神是不可想象的。

而中国恰恰是一个严厉打压宗教的国家。中国人大多是无神论，或者说功利性宗教。

通常归属于信仰的国家对于无信仰民族是很轻视的。虽然就功利来说中国人更精明，俄国人显得更单一，但最终吃亏的往往是中国。因为精明的人对利弊看得很重，而俄罗斯更具有原始的掠夺性，以至于很多时候难以用利益去衡量其行为。

中国的民族性格比较细腻，而俄罗斯比较粗犷。但耐人寻味的是，中国人对工作远没有俄罗斯严谨。俄罗斯的严谨和刻板在某种程度上和德国相若，他们往往表现出一种对细节极尽严苛的追求。

这种背反的倾向还表现在艺术领域，俄罗斯生来相信灵感的指引，并重视灵感在艺术中的表达，他们是充满浪漫和感性的。俄罗斯人热衷于舞蹈，文学，音乐和绘画。他们的文化是由社会一切群体所共同继承的，即便是普通民众，也会让表演，晚会，戏剧等节目融入他们的生活。

而中国的艺术传播土壤很贫瘠，更是不入主��的，艺术熏陶受限于中国的阶级分化。相较人文来说，中国更倾向于资本意识，一种剥离了文化的资本意识，在这一点上，中国比资本主义的西方走得更远。

这实际上和两国的政治传统有关：俄罗斯对西方文化抱有开明的态度，从彼得一世引进西方的技术，到叶卡捷琳娜对欧洲学术界的支持，俄罗斯的开放态度就从未停止。

这和中国政府保守的政治态度不同。正如同处一个时代的彼得大帝和康熙皇帝，就可以看到政治倾向导致的截然不同的国家走向。

因为俄罗斯具有难以切割的民族主义纽带，因此并不担心被西方思想“颠覆”。而中国的民众和统治阶层从来都是对立的，中国政府时刻担忧着民间的动乱。

所以在两国的民族情结上就产生了很微妙的对比。俄罗斯是文化开放的国家，然而在民族性上是排外的。中国政府很保守，但却是世界上最媚外的政府，洋人在中国都能享受到超国民的待遇。

所以在俄国基本不会看到外国人的聚居区，尤其是全世界都存在的唐人街，在俄罗斯是受到压制的。——俄罗斯联邦移民局多次宣称，俄政府不会允许外国移聚居区在其境内发展，“唐人街”也不会在俄罗斯出现。

斯拉夫民族性中一直存在着与外邦的对立情绪，而政府也总是会为此背书。这和中国的外交观念完全相反，——政府会严防过激的对外情绪，朝廷会压制民间高涨的民族主义。中国政府畏惧不安定的局面，而俄罗斯却认为民族情绪必不可少。中国始终是纸面的民族主义，因为政府很怕惹火烧身。而俄罗斯从不担忧民族主义壮大，这正是他们国家巩固的基石。

民族性的区别更表现在对权力的态度上，中国和俄罗斯皆存在权力崇拜，尽管如今的俄国是代议制政府，但他们在某种程度上依然信奉集权对国家的领导。然而俄国人绝不会拥护一个懦弱的政府，一个不能代表斯拉夫精神的政府。而在中国这里，气节通常只存在于民间，政府总是息事宁人的一��。尤其是政府常年执行的弱民疲民政策，实际上是弱化民族精神的。俄罗斯人的气节，总是在整个民族推动的战斗和胜利中巩固。而中国人的气节，总在政府的一次次打压和背叛中消沉。

其实这正是历史中两个国家理念上的鸿沟。——俄罗斯是侵略和进取的东正教斯拉夫主义，而中国是处于守势的儒家道统。这样的民族意志对俄罗斯来说，不啻为一个送到嘴边的猎物。

9 . 俄罗斯强权光芒下的中国孔乙己

俄罗斯在历史上一直是一个让中国难堪的国家，他对中国的姿态异常高傲和野蛮。其实俄国和中国都明白，在民族性和价值观方面两者截然相反，所以永远不可能站在对等的地位。

要明白俄罗斯对中国的态度，除了海兰泡和江东六十四屯这类惨绝人寰的事件，最有代表性的就是日俄战争。这场战争的惨烈和造成的破坏触目惊心，日俄双方为争夺中国的利益都付出巨大代价。不过这段战争最让人注意的是两个交战国本身在第三方国家交战，却将中国视为一块可以肆意践踏的土地。两军过处烧杀抢掠，赤地千里，完全将满清朝廷和中国平民视若无物。

后来苏俄与中国共同站在了社会主义阵营，苏联仍将中国视为属国看待，在许多方面对中国的政治政策进行“指导”和干涉。在两国缺少理念共识之后，苏联也开始在各方面刁难中国。仅 1964 年 10 月至 1969 年 3 月，就挑起边境事件 4189 起，更在 1968 年越过乌苏里江侵入中国七里沁岛轧死和撞死渔民，随后又在 1969 年与中国发生了珍宝岛和铁列克提武装冲突。”

即便在今日，中国和俄罗斯保持着常态的外交和援助关系，俄罗斯也不时地在各个领域敲打着中国政府。

比如之前大使馆在网络上用中文庆祝海参崴的建城纪念日，并告诉大家，这座城的俄文名字意谓：“统治东方”。

还有正当中国外交部长访俄之际，宣布在中越争议区内为越南开采南海油田。或者在中越两国海域属权争执不下的时候卖潜艇给越南。以及在中国与印度发生边境冲突时卖战机给印度。

不过中国对俄国素来以忍让著称，即便发生了卖军火给敌对国的事，我们的外宣还是可以绕着弯子找出“俄罗斯卖给对方军火其实也不是什么坏事”这样的辩解辞。

中国历来的的宣传规则是：凡是不伤害自己的对象，大可声色俱厉，无所顾忌，因为心中知道是安全的。但对于会付诸行动伤害自己的人，就一定是噤若寒蝉，战战兢兢。甚至双方出现任何一点微小的罅隙，一定是中国尽力圆场，拼命维护。民间但凡发出一点不满，都要竭力封杀，并大骂这些群众“不顾大局”，“别有用心”。

我们政府对俄国正是一种十足的孔乙己式的卑怯和自欺欺人的态度。因为自己在俄罗斯这里吃瘪太多，面子上挂不住，因此只能一面装聋作哑，一面用些模棱两可的说辞来为自己开脱。就好比对日本，会大义凛然地说忘记历史等于背叛，而一旦提到俄国的侵略，就躲躲闪闪地说纠结于历史毫无意义。

而俄国也从不顾虑自己的行为会让中国丢脸，因为他知道中国自会找一个台阶下，至于这个台阶是否下得有些跌跌撞撞，丑态百出，俄国是并不在意的。

并且中国最大的标准就是毫无标准。对每个国家的态度是根据对自己的压迫来定义的。加上舞文弄墨的技艺首屈一指，甚至连自己都会相信那些编造的谎言。比如疫情期间，美国封锁海关，国内大骂“不讲道义”。但俄罗斯驱逐中国人，绥芬河口岸关闭，作为第一批禁止中国游客入境的国家，中国的反应就异常温婉。

而就连对方没有遵守约定，不按期交付卖给中国的导弹，媒体们都能总结出一个暖心的理由来。

既然国际是一个舞台，大家也就看着孔乙己的一举一动。一来二去，所有国家都明白了这个政府的秉性。中国和俄罗斯的关系甚至成为了各国对中国分析的参照，所以周边国家无论大小，对中国都异常强硬，正因为他们一直在从中国的历史角色中揣摩。

其实中国政府对俄罗斯的情结很复杂，他一方面明白中国不过是俄罗斯和他国利益的角逐场，是俄罗斯沙文主义的演武场。一方面又因为自身的外交一直陷于困顿，而唯一看在利益上还能对自己表示口头支持的大国就只有俄国，一旦与俄国交恶，中国的处境会变得十分孤立。

此外中国政府的不安还有一个深层理由，就是中国在历史上从来没有真正的支持者和利益共同者。——每每俄国入侵欧洲时，欧洲国家总会联合将其围堵。但在入侵中国时，其他国家不是袖手旁观就是与俄国一起瓜分利益。所以说中国的这份被孤立感是由来已久的。

目前俄罗斯对中国的企图是被利益按捺住的，因为中国一直在给俄罗斯输血，尤其在他受到全世界制裁的时候。然而中国一旦中断一切形式的支援或者说对这种支援无以为继，那么俄国的反复无常会立马显现。因为这终究是两个毫无渊源，也没有彼此认同感的国家。

10 . “爱国者”们的“爱俄罗斯”情结

世界上各个国家都经历过战争，且大部分都有被侵略的过往。但是唯独在中国这里，存在着长期为侵略者唱��歌的举动。这在世界上任何一个民族都难以理解，估计作为征服者的俄罗斯自己都难以理解。——中国大概是他欺压过的最驯良的民族。

为什么至今仍有很多中国人崇拜俄罗斯，崇拜他们的历任领袖。这并不是因为俄国多具有魅力，也并不是俄罗斯对中国有多少实质性帮助。而是作为被侵略者对于强权的深刻恐惧，——俄罗斯割占了中国庞大的土地，掠夺了中国大量的财富，且以十分残忍的方式屠杀中国人。这一切已经形成了一个骨子里挥之不去的恐惧烙印。

中国的“爱俄罗斯”群体对俄罗斯的朝拜，和受害者为欺凌自己的政府摇旗呐喊是出于同一心理学动机，——企图通过对强者表示拥护而表明自己和他站在同一边。鞍前马后地侍奉，都是寄望于对自己的欺压会温和一些。

那些受到中国“尊敬”的老朋友，——斯大林，勃烈日涅夫，普京，他们冷峻的面孔会让这些人背脊发凉，如同西伯利亚的凛冽寒意，带来死亡和凌虐的恐惧。这让他们不由地跪下了膝盖，并在口头上表示崇拜。这就给自己的心理压力寻找到一个不那么卑微的出口，毕竟，“崇拜”比“臣服”“畏惧”等还是要好听一些。

所以说你可以看到无数人在网络中叫嚣“勿忘国耻”，但只要一联系到俄罗斯，这些言论就会被网络封禁，让这份“国耻”被自己私下吞回去。

当前某些中国官员和红小兵对沙俄的恐惧，或者说“崇拜”，已经达到历史顶峰。这的确是举世奇观，因为即便是割地赔款的大清，也没见历史记载过他的子民为沙俄唱赞歌，大家还是分辨得出这是民族仇敌。

不过在我们这一届政府，自从著名谀臣郭沫若先生赞颂斯大林开始，就示范了如何抛弃一个中国人的尊严，示范了如何打破了无耻卑贱的底线，示范了如何将人格中仅存的一丝气节彻底阉割。郭老先生的作为，即便在中国数千年的阉人行列中，也无人能望其项背。

并且，他的那些徒子徒孙们也就有了可以效尤的榜样。所以我们才有了今日如此之多的，继承着郭沫若遗志的，为俄罗斯唱赞歌的“爱国者”和“爱俄罗斯”者。

中国的朝廷中，历来缺的是岳飞，但永远不缺秦桧，就和现在声称骂俄国“是别有用心”的这群国贼一样，在强权到来之后，只会迅速跪服并协助对方瓜分中国。从宋朝到今日，正是应验了一句常言：自古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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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ravitysworm · 5 years a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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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罢工打手到工会咨询：美国反工会产业的历史

为了平衡一下《爱尔兰人》写的….澎湃版本：https://www.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5263691

上月，媒体爆出谷歌雇佣了一个反工会咨询公司，并在感恩节前报复性解雇了四名参与去年“集体出走”和工会组织工作的员工（这周又解雇了第五位）。这是今年即Kickstarter后，第二家解雇工会积极分子的科技公司。在一众垄断科技集团和独角兽中，谷歌曾是对旗下工人参与社会运动容忍度较高的公司，如今面对科技领域蓬勃发展的劳工自组织，也终于撕下了进步主义的假面。在美国，以咨询公司为明目存在的反工会组织是资方干扰劳工动员的标配，其背后反映的是一百多年来反工会产业的演进。尽管和劳工运动的起落往往齐头并进，反工会产业上的公众关注和历史研究远远不及前者。媒体乐意八卦《爱尔兰人》中美国工会和黑帮藕断丝连的政治交易，却鲜有挖掘历史上反工会行业背后根深蒂固的政商黑网络。

20世纪初的私人武装与罢工监视

自现代劳工运动伊始，就有了对应的反工会产业，而美国的特殊之处在于其产业浓厚的社会运动属性。19世纪末20世纪初，美国是发达工业国家中唯一一个企业采用私人代理人和雇佣军解决劳资矛盾的国家，欧洲则一般只派出国民警卫队等正规军。这种民间代理人模式在美国其他社会运动中也很常见。社会学家艾萨克·马丁在关于富人减税运动的研究中指出，由于缺乏与工人阶级斡旋的经验，富人基本都是找代理人帮自己干脏活，这些代理人往往深谙社会运动的斗争方法，不少还是后来“叛变”到保守派阵营的激进无产者，他们从当时的女权和劳工运动中汲取了丰富的营养。

1850年由苏格兰移民Allan Pinkerton创办的平克顿侦探事务所，是反工会的历史上绕不开的核心代理人。自成立伊始到19世纪末，平克顿雇佣的工会打手和间谍参与了至少70起关键的劳资冲突。其最著名的战役发生在1892年，受卡耐基钢铁的委托，300名平克顿雇佣军和罢工工人发生交火。卡耐基最终成功瓦解了工会，也间接导致钢铁工业的工会组织停滞了近半个世纪。平克顿的雇佣网络如此成熟，以至于当时国家能力还非常有限的美国政府都通过其来打击境内割据的匪帮势力。这段故事经过改编，最终出现在了荒野大镖客2的游戏主线剧情里。

20世纪初欧洲移民涌入美国大城市和国际左翼无政府思潮的传播，迫使企业雇佣大量的私人武装，从而让美国的劳工斗争变得极为血腥。1909年，宾州Pressed Steel Car 来自16个不同国家的八千名工人以世界产业工人联合会（IWW）为名罢工。绵延近两个月的罢工成了移民工人、资方雇佣的同样多是移民的罢工捣乱者，和地方警察间的大混战。尽管最终IWW赢得了谈判权，冲突最终导致22人死亡。IWW这场带血的胜利也同时刺激到了美国政治精英和资方，间接导致十年后司法部利用帕尔默大搜捕对IWW进行毁灭性清洗。

雇主得以有恃无恐地雇佣私人武装，也反映了当时美国政府的默许态度。20世纪初的美国政府对雇主购买军火几乎不加任何限制，导致私人雇佣军的装备逐渐达到堪比正规警察甚至军队的水平，甚至还出现了私人武装和军队合伙从同一军火商购买装备、互相分享军火商信息的情况。1912-1921年间西弗吉尼亚州的煤矿战役（West Virginia Coal Wars）中，雇主的装备精良程度就赶上了并肩作战的正规军警。

与私人武装并存的是渗透到每个工人组织单位的间谍和线人。这些代理人不仅针对普通工人下手，还会挖掘工人的社会网络，从劳工的亲属朋友身上找到瓦解罢工的突破点。比如不少女性代理人会访问男工的家庭，向其伴侣哭诉参与罢工将如何毁灭一个家庭的未来。有时候，平克顿这类资深机构派出的线人可以一直被提拔到工会上层，直到真正罢工时才露出真面目。尽管1935年通过的瓦格纳法案判定公司雇人监视劳工属于不正当行为，各种违法监听和跟踪手段依然大行其道。当时国会针对劳工问题的特别调查委员会引述了一起惊人的案例：密歇根兰辛的一家通用汽车厂秘密雇佣了七个线人来破坏工会动员，最终除去这七个人，所有工会成员��被资方精准定点清除。委员会调查取证发现这七个人居然互不相识，因为通用汽车为了减少叛变可能让他们对不同的中介公司负责。

方兴未艾的反工会产业养肥了一批野心家。被人称作First King of Strikebreaker的Jack Whitehead曾经是匹兹堡钢铁行业的熟练工，后来转而从事打击自己行业劳工的活动，直到1901年退休。仅通过成功干预一次罢工，Whitehead可以坐收一万美金报酬（约等于现在的三十万）。他是历史上第一个通过调用异地人手来镇压工会运动的组织者，其使用常备军的做法也被后人所沿用。紧接着Whitehead成名的是纽约的James Farley，他在轨道交通业埋下了深厚的人脉，声称可以随时调集七千到八千人参与各类反罢工。1905年，他仅用不到一周就搞垮了纽约地铁工人罢工，并将成功经验复制到了芝加哥和三番。与前任Whitehead类似，Farley退休时的个人财产同样翻了几百倍。不过和Farley昔日的下属，真正的反工会之王Pearl Bergoff比，这些数字都算不上什么。直到1936年Byrnes Act判定跨州运送反罢工劳力为重罪，Bergoff在三十年职业生涯中干扰了三百多次罢工。早在1907年，因为成功扰乱纽约垃圾运输工的罢工，纽约市政府就一次性奖励了他2.4万美金。Pressed Steel Car冲突后，Bergoff身价暴涨，企业支付的酬劳一次可高达两百万。他用获利在临近曼哈顿的新泽西Bayonne盖了当地最大的一栋办公楼。

失业大军，黑人劳工与精英学生：反工会产业的雇佣体系

整个20世纪上半叶，企业对干预罢工的高需求催生出了成熟的打手和线人雇佣产业链。1930年代，福特汽车公司旗下有专门镇压劳工运动的私人武装，估计人数为3500到6000人，是当时世界上最大的私人军队。在纽约等工业密集的大城市涌现出数量匹敌出租车行的私人事务所，用于在全国范围内调集人力为企业寻觅适合的代理人。纽约著名中介公司Berghoff Bros. & Waddell一手遮天，声称可以在72小时内纠集一万名社会闲杂人等。

这些社会性人力能够被迅速调集起来，首先和当时的结构性和季节性失业状况息息相关。1870到1920年间，受机械化的大规模普及，冬季时段铁路停工，夏季木材厂停产等的��响，每年平均有70万劳工有好几个月都处于失业和没有社会保障的状态，其中大部分是因为项目结束而被彻底解雇。这些没有稳定就业的劳力不得不在境内长途迁徙寻找零工。历史数据估计，当时美国一半的成年男性在十年内都会更换常驻地。因为交通不便捷，很多劳工抵达招工的新城市后才发现职位早已经招满，于是不得不再次上路或者露宿街头。

这些剩余劳力成了反工会产业的绝佳雇工，他们走投无路，不怕受伤，容易取代。久而久之，主要大城市涌现出很多不成文的工会打手雇佣点，比如纽约的秘密据点之一是专供工人阶级男性居住的旅店Mills House，这里也是当时LGBT群体躲避警察追捕的场所。在芝加哥市中心的圆环内，流浪汉聚集的Randolph街成了绝佳的招募地，而底特律的主要据点则是市区绿地Grand Circus Park。

在正规就业市场受到歧视的南方黑人男性劳工，成了反工会中介们热爱招募的第二类人员。即使在罢工打手内部，黑人劳力的待遇都显著更差，为中介公司节省了大量食宿和工资开销。黑人男性介入反罢工，也符合社会对黑人参与违法暴力活动的刻板印象。更重要的是，黑人反罢工群体的出现，可以激化底层白人，特别是欧洲移民劳工的种族怨恨，有效阻止工人阶级跨种族动员的可能性。对资方来说，引入黑人男性简直一举三得。

在纺织、洗涤、通讯等女工占比高的行业，女性劳力同样会被雇佣为打手。比如1913年，波士顿电话公司曾经用火车从全国贝尔集团旗下的公司调集了2000多名女性接线员，来干扰当地接线员工会的罢工。但总的来说，由于工会和反工会组织对男性气质同样程度的推崇，女性打手的使用只局限在特定产业。这种男性气质主导的现象，也可以解释历史上工会和黑帮间的勾结。

发动劳工斗劳工，是20世纪初反工会的典型模式之一，但这并不是唯一可行的模式。被掩盖的另一段关键历史，则是当时高校学生大量介入了反工会产业。相比处在社会边缘，移民或少数族裔居多的失业劳工，资方更喜欢雇佣有钱有闲的高校白人学生。即使是普通大学的学生，也往往来自极为富裕的家庭，他们的出身和工作经验的缺乏决定了其对普通劳工的诉求难有同情。1905年，一位治安官曾惊讶地描述了他所见到的一名从费城专程赶到纽约当反罢工志愿者的本科生。这名学生就读于宾夕法尼亚大学，穿着价值75刀的大衣（约等于现在的2200多刀）和6刀（和衣服比好偏宜）的靴子。当时从主要的藤校到州立工学院，都有大量男性学生定期参与反罢工的动员。不少高校的兄弟会和运动员组织甚至将反罢工宣传成了拓展男性气质的志愿服务。由于工业巨头往往担任私立大学的资方，学生志愿参与反罢工一般会得到校方默许甚至鼓励。相反，校园内出现的挺劳工话语则会被百般孤立。1919年，哈罗德·拉斯基在哈佛任教期间声援波士顿警察罢工，遭到学生群嘲和校方警告，很快就被迫自行辞职。

当代反工会产业的转型

比较接近当代形态的反工会产业大约诞生于1940年代初。随着30年代末一系列立法禁止公然的反工会打手和间谍行为，企业雇佣临时工暴力干预罢工的成本高企，效率下降，还存在法律风险。同时，战后经济的复苏让低端流动劳力的供应减少，私人黑帮打手业务渐渐淡出。民权运动的爆发使得黑人逐步被主流工会所接纳，他们从反工会中介青睐的对象，蜕变为美国最支持工会的族裔。大学在非精英群体中的扩招，也使得校园文化出现明显的自由主义转向，招募大学生参与反工会的难度系数也大幅升高。战后的郊区化和“白人大迁移”也带来了不经意的后果：由于单位人口密度下降，只向男性开放的台球馆和搏击俱乐部大规模停业，强化男性气质的休闲娱乐方式骤减。连以往作为男性劳力重要社交场所的理发店（Barber shop），也被不分性别的美发沙龙（Hair Salon）取代。工人阶级男性被分散在各自组建的核心家庭，不再成群聚集在城市“街角社会”等待零工。

面对既有招募体系的崩溃和工人阶级男性气质的转型，反工会产业开始采纳更为间接和非暴力的模式，依赖风险咨询、信息操纵和法律漏洞等干预劳工动员，高薪的全职雇员也逐步取代了低技术临时工，整个行业的制度化、官僚化程度得到增长。相比劳资双方头破血流的械斗，会议室中的谈判和投票，工厂车间的层级结构和流言蜚语，更能决定当代工运的成败。二战后的十多年内，工会规避（Union Avoidance）产业快速成型，最著名的咨询公司莫过于总部在芝加哥的Labor Relations Associates（LRA），创办��Nathan Shefferman后来被称为工会规避之父。Shefferman曾是芝加哥西尔斯百货的人力资源部经理，因为30年代多次成功阻挠公司旗下工会加入AFL，西尔斯索性给了Shefferman一万刀启动资金创办了LRA。LRA在工业聚集地芝加哥、纽约和底特律设置办公室，20名全职雇员在全美接单，每年营收超过一百万美元。LRA开创了著名的Astroturfing策��“投不”委员会（‘vote no’ committees），即设置一个看似是雇员自行组织的反工会委员会来扰乱民意。

LRA的成功为70年代后反工会产业的爆发式增长奠定了基础。70年代前，全美从事反工会的咨询公司只有区区100家，这个数字到了80年代暴涨到了一千多家，覆盖医疗、航空、零售等主要产业。80年代政治文化保守主义的回潮一方面让工会更难赢得法律官司，另一方面则使得更多资方认为雇佣反工会咨询公司天经地义。到了90年代，面对工会威胁时，三分之二的雇主都会选择反工会咨询服务，这个比例到新世纪上升到了四分之三。

同时，由于整个产业对普通雇员来说都获利丰厚，吸纳有高等教育商科、管理学、心理学、劳动法等背景的毕业生，或者有大型企业管理层经验的中层领导进入反工会咨询公司渐成主流。《美国工厂》中福耀方面雇佣专业反工会咨询员在工人中进行反工会宣传，被认为是最有效率，又能一定程度维持资方温文尔雅形象的策略。影片当中展现的一系列反工会动员技术，比如精准报复工人积极分子、召开强制员工参加的闭门会议（captive audience meeting）、手把手向工厂中层管理者教授反工会的宣传说辞（talking points）、为工人许诺有限的好处和甜头等，都是当今反工会产业的标准配置。这种转型体现了战后美国工作结构的中产、白领化，也反映了管理学、心理学、组织社会学等建制性社科理论对工作场所的知识入侵。不论实际的效果如何，资方和反工会方均相信可以用更科学、量化的方式来控制劳工。这种对归类和数据的推崇当然也并非首创。比如，将工人按照介入运动程度不同进行分类，从而各个击破的办法，早在上世纪初就被United Railroads的管理层和间谍采用，他们给每个工人标注记号，一条线代表工会同情者，两条线是参与者，三条线是积极分子，通过这种方式成功破坏了旗下工会的组织。不过和当年不同的是，当代反工会产业重分析外还讲预测。反工会咨询员的一项重要使命就是根据各种已有指标和��型，给客户做工会脆弱性评估（Union Vulnerability Assessment），预测该企业员工组建工会的可能性，从而防患于未然。平日，咨询员们实时收集全国的劳工数据、法律条文，分析趋势、存档备用。在劳工庆祝斗争胜利的时候，他们的经验往往被悄悄作为反面教材写进工会脆弱性的评估报告。劳工研究学者Edna Bonacich就曾经指出，劳工研究学术期刊的最主要读者，就是反工会咨询行业的从业者。

工会咨询公司Sparta Solutions的网站宣传画...

新经济下的反工会产业

互联网浸染的新经济下，由于行业内部形态差异更大，内部分化加剧，反工会咨询公司在次级市场上的分工也更明确了。一般一个咨询公司会横跨多个州，但把工作重点放在几类行业上，而不是像20世纪初的不少中介公司一样来者不拒。比如美国私立大学之间往往雇佣同样的咨询公司，来阻止旗下研究生建立工会。这次谷歌雇佣的IRI Consultants的强项则是在医疗行业。对咨询公司来说，在一个公司成功干预了工会，就可以将之写成个案来吸引同行业的更多客户，从而形成某种正反馈。咨询公司内部的全职雇员和兼职顾问也是术业有专攻，他们不仅在行业上有分工，有的甚至针对特定族裔和性别有技能加点，这种劳动分工使得客户可以获得高度定制的反工会服务。不过，面对反工会方频繁的骚扰，工会和劳工方面也相应推出了反“反工会”策略。网络上可以搜寻到大量Union Busting101的个案，工会网站上一般也会附加如何应对雇主的建议，有心人加以比对学习，不难总结出反工会组织的惯用伎俩。

70年代后工会力量的衰落，除了制造业的转型和政治气氛，也要归功于日益精进的反工会产业。本文着重提及的咨询行业是介入反工会最深远的行业，但这绝不是当代反工会网络唯一的玩家。这个网络中还包括海量的法律公司、营销公司、游说集团、作为顾问存在的前政府雇员、商学院教授、行为科学家甚至心理咨询师。尽管美国的高等教育更加普及，不少专业的学生成分更为多元，私立高校的商学院、法学院以及与其形成裙带关系的大企业依然是维系精英再生产的坚固引擎，它们保证了反工会产业将有源源不断的人才储备。精英高校的毕业生们尽管不再把干扰罢工当作课余运动消遣，但他们依然可以将之视作一份稳定的白领职业。

反工会行业不仅聚焦于帮助具体的雇主破坏员工的工会组织，而且积极参与政治，推动反工会立法。比如，2010年以后，美国多个州通过了禁止强制员工缴纳工会会费的法律，即所谓的“工作权益法案”（right-to-work laws）。2018年，美国最高法院在Janus vs AFSCME一案中的判决将全国所有公立部门工会置于“工作权益法案”之下。这一系列立法和判决的出台，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反工会行业积极的动员、游说，和全国层面上的周密协调。在Janus vs AFSCME一案判决出台之后，反工会行业的营销公司、广告公司蜂拥而上，发起“给你自己涨工资”运动（give yourself a raise），劝说、鼓励工会会员退出工会、不交会费。

本世纪即将进入第三个十年，反工会行业的前景看似愈发明朗起来。美国经济政策研究所（Economic Policy Institute, EPI）最新出炉的报告显示，如今美国雇主每年花在反工会咨询上的资金高达3.4亿美元。2016和2017年，在四成以上的工会斗争中，雇主都有违反联邦法律的行为。自动化造成的空间性、结构性失业，让传统制造业和服务业的劳资冲突不断加强，需要更多反工会从业者的介入。更重要的是，越来越多之前没有工会的领域，比如媒体、科技和零工经济正在争取工会代表权。硅谷没法再用园区里的创新口号和平权标语来标榜自己的进步主义，数字垄断集团制造的劳工自主性幻象正在一个个破灭。

更高的客户需求，更多的可用案例，和更强劲的算法技术加持下，反工会行业恐怕会以更戏剧性的方式延续其生命力。在咨询公司的建议下，谷歌就注意收集员工的日历数据，密切跟踪员工在公司内组织的多人会议。科技公司对雇员身体的日常控制将有效反哺到反工会行业。如果说非暴力化和制度化是这个行业的第一次范式变革，日常化与算法化也许会主导其下一步的蜕变。

（张跃然对此文亦有贡献）

参考文献：

Feurer, Rosemary and Chad Pearson. 2017. Against Labor: How U.S. Employers Organized to Defeat Union Activism. 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

Logan, John. 2006. “The Union Avoidance Industry in the United States.” British Journal of Industrial Relations 44(4):651–75.

Martin, Isaac. 2013. Rich People’s Movements: Grassroots Campaigns to Untax the One Percent.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Miller, Wilbur R. 2018. A History of Private Policing in the United States. Bloomsbury Publishing.

Norwood, Stephen H. 2003. Strikebreaking and Intimidation: Mercenaries and Masculinity in Twentieth-Century America. Univ of North Carolina Press. Smith,

Robert Michael. 2003. From Blackjacks to Briefcases: A History of Commercialized Strikebreaking and Unionbusting in the United States. Ohio University Press.

#社会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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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dyfan7896 · 3 years a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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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富汗国家失败的经济逻辑：虚假繁荣的城市，停滞不前的农村

专职研究革命社会学的学者杰克·A·戈德斯通在1993年感叹道，“我们本能够且应该预料到1989-1991年间苏联与东欧的剧变”。他为西方学界没能预见苏联解体的解释是，拥有知识的区域专家们不了解、也不感兴趣社会科学的理论模型，而钻研理论的政治和社会学家们又缺乏关于该区域的必要知识（连当地语言都不会说）。如今同样的局面出现了：在阿富汗问题上，事后著述的文章要么以个人视角来叙述故事，要么平铺直叙军事、政治、地理和外国干涉等事实信息，甚至都缺乏像戈德斯通那样诘问为何决策者与学界都没能预见阿政府会快速崩溃的反思（或辩白）。

单看数据，人们可能很难理解阿富汗政府为何在同塔利班的对抗中一败涂地。被嘲讽为买办政权的阿富汗政府确实依仗国际援助带来了经济奇迹：2020年时，阿富汗的国内生产总值是2002年亲美政府成立之初的近五倍，人均GDP也达当时的2.8倍。长期在阿政府实际控制下、直到去年以前少被战火波及的大城市及周围地区，几乎所有反映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的指标都稳步上升，生活水平、国际化和现代化程度、受教育水平、基础设施、性别平等等方面无一例外。

西方扶持的阿政府至少在其实际控制区内逐步摆脱了贫穷落后，甚至时而景气繁荣，这是任何试图分析“为什么阿富汗失败了”的文章都必须直面的问题。为什么账面上��济建设和改善生活方面颇为成功的阿政府，还是无法赢得民心、无法将城市的繁荣扩展向农村、更无法发挥拜登口中30万装备精良军队的力量来赢得内战呢？这绝不是一句“农村包围城市”就能解释的。

清华大学政治学副教授刘瑜在分析阿富汗国家建设为何失败时提出了四个解释因素：（1）多山的地理条��，（2）地缘位置与代理战争，（3）宗教原教旨主义，（4）民族矛盾。然而这一解释疑点重重，同样拥有这四个恶劣条件的其他不少国家却并没有如阿富汗那般命运坎坷：较早形成的稳定国家如瑞士，阿尔卑斯山险峻而贫瘠，曾为周边强国的角逐之处，加尔文统治下的日内瓦并不宽容多少，德语、法语和意大利语人口的代表比例甚至写入宪法；较晚结束封建制度与内部动荡的国家如伊朗，全境多山而历来充满逃避统治的山民，与阿富汗同于19世纪起便成为列强博弈的舞台，伊斯兰教传统势力和掌握了政权，主体民族波斯人也仅占人口半数。更不必说这些“负面”因素同样也蕴含着无穷机遇：多山地形让阿富汗拥有大量有待开采的矿产储备，列强的银弹攻势在20世纪中叶以来则反而成为了阿富汗国家收入的骨干。

本文无意自大地提出一种全面的解释取而代之，只希望引入一个目前关于阿富汗的讨论中常被忽视或一笔带过的角度，即经济分析。实际上在过去学界对阿富汗的研究中，经济问题也一直是次要的主题，更多学者聚焦于地缘战略、文明冲突等宏观解释或人类学、民族志等微观视角。笔者不敢妄称“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便能解释一切问题，但至少可以争论，缺乏经济视角会让我们漏掉许多理解阿富汗局势的重要信息。

一、虚假繁荣的城市现代化

尽管探讨阿富汗问题的文章大多从苏联入侵时期谈起，但其经济的畸形状况却要追溯到冷战之初。《追风筝的人》所追忆的苏联入侵前的王国时期被一些人凭想作“黄金时代”，但当时繁荣、开放的景象一来局限于上流社会和城市精英，二来极度依赖美苏两大霸主的慷慨援助。位于亚洲心脏的阿富汗在地缘战略上相当重要，在19世纪英俄“大博弈”中便成为列强角逐之地，铁幕落下后，美国与苏联再次试图争夺这处十字路口——只是以和平的手段。

1960年，喀布尔学校中的女学生和女老师。

如果说巴列维王朝的王座由石油浇筑，那么查希尔沙阿便是坐在美元与卢布上统治。美国于1949年开始的“第四点项目（Point Four Program）”是冷战期间的首个列强援助，虽然援助金额只有约95万美元，但其专家团帮助建设了电力、煤矿、教育和公共卫生等基础设施。同一时期美国进出口银行还给阿富汗提供了2100万美元贷款。紧接着苏联也不甘示弱，赫鲁晓夫于1955年亲自访问阿富汗，这一时期中苏决裂，苏联将大批原打算援助中国的资金拨给了对阿富汗的援助项目，接下来的十年间共给阿富汗提供了5亿美元贷款与1.5亿美元无偿援助，苏联工程师也修筑了输油管道和首都喀布尔的高速公路。恐惧赫鲁晓夫的慷慨将让阿富汗彻底倒向莫斯科，美国在同一时期（1955-65年）又提供了5.5亿美元的援助。

对这个1965年时人口才刚接近一千万的小国，十年间两大超级大国的银弹攻势便已经相当于当时阿富汗一整年的国内生产总值，五十年代末到七十年代初外国援助长期构成阿政府开支的40%上下。这一时期主政的首相穆罕默德·达乌德汉建立了“指导经济”的经济模式，通过中央政府的直接干预将巨额援助投资于国民经济，发起了一系列旨在建立现代工业和基础设施的工程。

然而，制定这些经济政策的统治精英大多是“食利者”而非“收租者”。一项五十年代对阿富汗国民经济的研究指出，阿富汗的上层阶级往往“从商业贸易、而非从矿产开采或土地所有权中获得收入”。由于阿富汗农村根深蒂固的部落土地所有制，地主多居于乡下的土地中，城市精英则由商人阶级构成，旅行商人（powindah）和其他从事移动性的经济活动的职业都拥有较高社会地位，而到现代国家逐渐形成时，行政官员又大都招募自这些原本的社会精英、尤其是城市精英。如此形成的近代阿富汗的官僚阶级，与斯考切波研究的一般近代国家由地主阶级构成的官僚阶级大相径庭：后者会依旧眷恋土地贵族的农村利益而试图朝这一方向影响国家政策，但阿富汗负责国民经济的官员则会竭力将政府投资集中于城市。

本就向城市��斜的发展政策，再加上地方部族对现代化的天然抵触，让大笔外国援助直接转化成了在大城市中拔地而起的王室控制的官办企业与电气等基础设施。凭援助展开的大规模政府投资养肥了商人阶级的城市精英，又雇佣了大批城市平民、使其生活条件也迅速提高，而城市的医疗与教育也得到了重点建设。这就形成了所谓“黄金时代”的美好画面：喀布尔的街头灯火通明，女性的时髦穿着与欧美相差无几，摇滚音乐同样流行于城市青年中；但与此同时阿富汗的农村依旧贫穷、传统而保守，只是繁荣景象中并不存在农村的戏份。

然而与此同时，美苏持续的慷慨援助又让城市经济，尤其是王室控制下、处于垄断地位的大企业无需考虑利润，仅依政府补贴过活即可。以五十年代时贾拉拉巴德的制糖工业为例：阿富汗官员在建厂时只追求产能，但连当地能供给多少甘蔗原料都不知道，结果是该地制糖产能远超全省的甘蔗产量，全省一年产出的甘蔗竟只能供给工厂开工25天所需的原料。为了保证制糖厂的正常生产，官员们不得不想方设法在本省和周围省份收购甘蔗，但农村依旧保持着自给自足的农业经济，当地人有将甘蔗自行加工成粗黄糖（ghur）或直接食用的传统，政府收购价必须远高于市场价才能从农民手中买到甘蔗。如此，现代化的制糖厂反而成为了国民经济的负担，政府必须年复一年地投入大笔补贴，才能支付虚高的原料与雇员成本。

二、牢不可破的既得利益集团

这种赔本却坐享补贴的官办工业就像吸血的寄生虫，一旦扎根，便会试图榨取越来越多的养料。即便这一时期查希尔国王正试图推动宪政改革，但其君主专权的地位并无动摇，经济政策并非由民选政府制定，而依旧由国王（及其任命的首相）所委派的技术官僚、所信赖的精英亲信们负责。于是，经济部门的技术官僚、享受投资红利的城市精英、从对外贸易中渔利的买办阶级以及受雇佣而摇身一变成了职工阶层的城市平民，都紧紧抱住外国援助的摇钱树不放，竭力影响经济政策的制定、将援助向大城市和官办工业倾斜，恶性循环形成了：低效腐败的官办工业催生既得利益集团，而既得利益集团又影响决策而将更多资源注入官办工业。

阿富汗的进出口贸易同样成为了超级大国扶持下的温室花朵：在农村的发展水平并无长足提升的情况下，阿富汗的粮食、设备和消费品愈发依赖外国供给；而阿富汗出口的水果、燃气、矿产等资源即便与国际上的同类商品并无比较优势，依旧会被一心争夺阿富汗的苏联等国高价进口。这种扭曲的经济结构在1969-72年的饥荒中充分体现：以中西部的古尔省为中心的大片农村地区大范围歉收，据估计五十万灾民挨饿而死，上百万农民流入邻近的伊朗。但是这一时期的喀布尔、坎大哈等大城市完全没有出现灾荒的迹象，而阿富汗政府的官员们也没有及时上报灾情、更未及时作出反应。这说明了两个问题：阿富汗的大城市此时已高度依赖外国进口的粮食，而与贫穷但自给自足的农村日益脱钩；阿富汗的官僚与买办阶级不仅在经济政策的制定上，就连当灾情来时也不顾农村人民的死活。

1974年，穆罕默德·达乌德汉（左一）接受采访

1973年，前首相穆罕默德·达乌德汉在苏联顾问训练的军官团的支持下，发动政变废黜国王，宣布建立阿富汗共和国。野心勃勃的达乌德汉认为阿富汗的基础设施与工业已足以自力更生，试图摆脱苏联毫不遮掩的经济与政治渗透，陆续请离了苏联顾问和工程师们，制定"七年计划"以推进国家现代化，并同印度、伊朗和一些中东国家展开经济合作。但这些新朋友们显然没有超级大国财大气粗，娇生惯养的阿富汗工业也无法适应平等互惠的正常经贸往来。七年计划被证明失败：直到1978年被四月革命推翻前夕，达乌德汉的共和国在任何一个经济部门都没有实现当初计划的目标，与大国脱钩的阿富汗经济陷入停滞、反对势力滋长。

苏联入侵后，各地叛军和地方武装很快让苏联扶持的阿富汗民主共和国的实际控制区仅剩下几座大城市及周围地区。慷慨的苏联人再次带来了巨额援助，但也只有大城市能从中受惠。在苏联受益的大规模国有化与指令式的计划经济之下，先前王室控制的官办工业摇身一变成了巨型国有企业，其吸血外国援助的本质却没什么改变。为了稳定民心，苏联人还自作聪明地带来了与本国相同的职工福利体系，国企与政府雇员的家庭可以领取免费配给的面粉、食用油，甚至剃须刀片，到八十年代晚期约三十四万个家庭受惠于这种福利。苏联入侵的十年间，阿富汗政府的开支翻了五倍有余，其中三分之一长期依赖苏联补贴，还有四分之一依赖苏联高价收购油气等出口商品。

官僚-买办-资本家的联盟一经形成，就难以从国民经济中彻底剔除了，更不必说他们还与同样依赖补贴生存的城市职工阶级的利益相同而非对立。1996至2001年塔利班政权的掠夺经济也没能摧毁这个牢不可破的既得利益集团。2002年美国扶持的新政府成立后，西方经济顾问们为振兴阿富汗经济开出了自由市场的药方，这部分也是由于苏东剧变的历史背景下西方对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的信心空前高涨。新政府的首要经济政策便是将昔日遗留的巨型国企全面私有化，但既得利益者们显然各有自己的想法：工商业与农业部门的中底层公务员（mamurin）消极抵制私有化与市场经济，甚至时常试图恢复福利体系，如今最大的电信运营商萨莱穆电信（Salaam Telecom）就是阿富汗工商部不顾西方顾问劝阻、自行其是新建的国有企业；而政治与社会精英们则发挥人脉，巧取豪夺了那些成功私有化的国企的资产，成为了石油、燃气、运输业等部门的寡头。

如此不伦不类的城市经济既无法实现自由市场设想的经济活力，也失去了旧日计划经济的充分就业。但是在西方盟国源源不断的经济援助和贸易优惠下，结构性问题不仅被掩盖，甚至还在悄然加深着。西方经济学家将此概括为“金主驱动型经济（donor-driven economy）”：欧美各国与国际组织年复一年地提供援助，一部分援助被阿政府的技术官僚截取转化为对内补贴，另一部分则滋养了买办和寡头及其私有产业，但无论私有还是国有产业的效益都极度堪忧。欧美还将自由贸易政策强加于阿富汗，政府无法采取保护措施，本就缺乏竞争力的本国工业更加举步维艰，使其更依赖补贴、而国民经济则依赖进口。2020年的进口总额高达出口总额的九倍，出口商品主要是水果、坚果、羊毛、宝石等原料，而进口商品却从粮食到石油制品、布匹等消费品到工业设备等生产资料无所不包。这怎么也不像是一个近百年来各大金主源源不断的援助、漫长而投入巨量的工业化所建设出的国家：实际上，反倒是这百年来的娇生惯养，让附着于国民经济的既得利益集团根深蒂固、阻碍一切结构性变革，无论喀布尔上空飘扬着红旗还是星条旗。

2014年时，阿富汗43%的政府预算都依赖国际援助，还有25%来自进口关税，这就意味着一旦美国及其盟友从阿富汗逐步收缩并缩减援助，一切都会灰飞烟灭。经历过战乱的上层阶级当然早就开始逃离这个国家，官僚-买办-资本家早早把子女送往欧美接受教育，自己也安排好后路，留在国内的只有自己吸食补贴的产业，一旦政局突变便可迅速卷款跑路。真正依附于畸形的金主驱动型经济、却又只能在本国坐以待毙的，是在那些靠补贴提供良好待遇的大企业中工作的城市职工阶级，这个群体在美国对阿政府和大城市的军事保护下持续扩大，也有流入城市的农民加入，到如今至少有三四百万人的规模。这便是为什么我们在视频中看到，许多蓄着大胡子、外貌与传统中东男性无异的男性居民，同样在喀布尔机场绝望地看着美国飞机离开——如果塔利班只是像一些人想象的那般只是保守反动，那此时焦急逃离的应当只是妇女儿童罢了；可实际上塔利班断掉的，还有那几百万城市居民百年以来仰赖国际援助和政府补贴的幸福生活。

三、反复失败的土地改革

细心的读者或许要发问：既然从王国到亲美政权的阿富汗中央政府，长期坐拥经济、军事、技术上的全方位优势，为什么没有锐意进取的改革者尝试推进农村工作、将外国援助用于发展或至少补贴落后的农村，从而避免军阀和极端武装渗透农村从而包围城市呢？也有人凭此指出，阿富汗必须仿照中国土地革命那般实行土地改革，废除部落的土地所有制、动员农民来对抗部落，从而扼杀极端思想和地方军阀滋长的温床。

早在1979年，尚未被苏联干涉、还能大体控制全国的阿富汗人民民主党政权就将全国的土地改革作为工作重心，从约四万户地主家庭处再分配约一百六十万亩田地。此前的达乌德汉政权也尝试土改，其政策比人民民主党略温和些，但同样失败了。执政的“人民派（Khalq）”共产主义者们相信，只有“革命性的土改”才能动员贫苦农民们反对部落和地主，获得多数农村人口支持；他们同样也有政治上的动机：以合作社逐渐取代村社，从而削弱传统上反对现代化的部落的影响力。然而人民派与如今的网友同样没有料到，不只是地主和部落，就连理论上获利的农民也纷纷反对土地改革。实际上，土改引发的广泛抵制和随之而来的农村反抗，恰恰是苏联决定出兵的重要原因。人民派也很快放弃了激进的土改政策，直到日后苏联扶持的新政权才小范围渐进地完成再分配。

阿富汗农民

为什么就连能获得土地的农民也不愿接受土改？原因之一当然是农村保守而宗教氛围浓厚，对阶级斗争的叙事完全无感，传统伊斯兰教教义又反对剥夺一个穆斯林的土地再将其给予另一个穆斯林。更根本的原因是阿富汗的土地分配以部落和村社的所有制为基础，而不像通常想象中的“封建社会”那般，土地不成比例地集中在少数土地贵族手中、农民与地主阶级紧张地对立着。正如人类学家们在东南亚或非洲的其他前现代社会中所发现的那样，部落和村社的土地所有制难以用罗马法的概念描述，高度依赖不成文的传统与社会纽带，这种所有制一方面封闭而自给自足、天然抵制现代经济与法律制度，另一方面也以社会关系维持相对平等的财富分配、保证农民阶级所受的剥削在可承受的限度。

上世纪五十年代西方学者的田野调查指出，在部落的土地所有制下，阿富汗农村同其他南亚、中亚传统社会相比要平等得多。约二分之一到三分之一的农民都拥有耕地，可归类为通常意义上的自耕农阶级；地主阶级虽然也掌握了大量土地，但绝大多数都是��有三个以内佃户的小地主，这类小地主自己也会住在乡间、参与耕作。那类符合传统想象的坐拥大片田地、自己居住城中而委派代理人征收地租的大地主，只在毗邻中亚草原的狭小北部平原和西南部的赫尔曼德河谷零星存在。

与斯考切波的经典模型大相径庭，传统的土地贵族（khans）通常自己住在乡间，亲自监督农业生产，而对大城市和中央政府并不感冒，无心参与官僚体系，只会在地方利益受触犯时才以抵抗的姿态参与政治。这是由于土地贵族们往往依赖根深蒂固的部落等地方社会关系，其土地所有权源自所属部落的习俗和认可，也因此被本地人期望要维持雇农、佃农可观的生活条件。由于位于商路上的阿富汗商业发达，农民们往往向乡镇商人或旅行商人借贷，而不会背负对地主的大笔债务，又由于根据习俗，佃农与地主间通常每年签署一次合约，阿富汗农民的流动性很高、很容易便能离开恶劣的地主，并不像一般封建社会那样被束缚于土地。多山的地形甚至反倒有利于农民维持生计：贵族们占据了河谷和有灌溉的土地，于是传统中不毗邻水源、没有灌溉的土地便是事实上的公地，任何人皆可开垦，开垦者即可宣称所有权且不必纳税，这在王国时期被法律确定。

通常的均分田地式的土地改革，面对的往往是封建社会里土地兼并愈发恶劣、对农民层层盘剥的大地主的土地所有制，农民的自发反抗早已星火燎原，土改无非是给干柴带去火花罢了。但阿富汗的部落与村社则遏制了土地兼并，即便大多数农民处于贫困和落后中，但也对现状大体满意，反而因部落、村社自给自足的特性和社会纽带而抵制变革、更反对简单粗暴的指令式土改：农民们并不觉得土改中分配的土地会让生活有多大改观，但摧毁世代生活的部落与村社却不可容忍。土改的低效和土改官员的粗暴做法又反过来使农民更加不信任政府，让那些本没有那么大阻力的地区的土改也困难重重。甚至在那些土地确实由少数大地主拥有的地区，土改也成果不大：由于公务员大多工资极低，大地主可以轻易贿赂收买他们，据说乌鲁兹甘省的土改官员收纳了达二十万美元的财物。依靠农村支持起家的塔利班掌握全国政权后，便于2000年颁布了恢复土改中被剥夺的土地的《土地管理法》，恰恰说明了土改有多么不得人心。

先前王国时期也曾有渐进改革的尝试，因为王室同样将部落视作中央集权与现代化的绊脚石。查希尔沙阿统治下，曾试图绕过部落征收直接税、实行直接兵役（传统的农业税是部落代为收集后上��王室的间接税，征兵也是由部落按王室的要求选出一定人数的士兵），结果却激起了东南边境省份1944-47年间的一系列叛乱。虽然政府军得以将其镇压，王室却再也没有推广系统性的土地改革或挑战部落地方权威的尝试——毕竟君主政府的首要动机总是维护自身统治，或许在高枕无忧时会追求所谓国民利益，但当这么做的代价是给自身制造政治风险时，就少有人愿意了，为什么不继续躺在卢布与美元上、只把忠诚的大城市打造成王国明珠就好了呢？

四、传统、停滞而割裂的农村

在亲美政权建立后，土地问题更加复杂，封建制度和部落所有制的广泛遗留、左翼政权未竟的改革事业、战火的破坏与塔利班的倒行逆施，这些历史的幽灵要向活人来讨要说法了。在政府军大体能掌控全国的2016年，一项调查发现超过85%的农村居民宣称自己或多或少拥有些土地，但大量农民的土地要么来自于风俗习惯，要么来自于塔利班对土改成果的逆转，总之不受西方顾问带来的资产阶级法权所认可为“法律意义上的”土地所有权。无地农民则大多在战乱中投入了罂粟这种劳动密集型作物的种植，受雇于地方豪强或军阀，也能维持基本生计。而美军及其扶持的阿政府出于维稳考虑，本就无意彻底变革农村的政治经济格局，反倒在推翻塔利班的过程中与部分军阀和地方派系合作，这些势力在2001年后摇身一变成为地方上合法的产业所有者，继续维持着古老的部落与村社制度。

阿富汗儿童在贾拉拉巴德郊区的一个煤场工作

土地改革长期没有结果，农村开发与现代化更无从谈起。在地方势力盘根错节、农村经济自给自足、行政人员甚至搞不清楚土地归属的情况下，对农村的投资不仅效率极低，还往往会被消息灵��、人脉广泛的地方精英笑纳入自己的腰包，反倒助长了地方势力。当代阿富汗政府一直尝试将西方援助拨出相当可观的一部分投入农村发展，但除去一些技术性的成就，如改善灌溉等基础设施、扩大化肥的使用，时至今日农村的经济发展和生活水平依旧没有实质性改善，文盲率依旧居高不下，部落和村社势力依旧根深蒂固。

持续四十余年的战乱更催生了罪恶的战争经济。长期割据让民族武装在边境地带发展起了独立于大城市的经济体系，��部的普什图（包括塔利班）和俾路支部落在巴基斯坦边境，北部的乌兹别克部落则在乌兹别克斯坦边境。这种��争经济可以概括为四个词：黑市、走私、鸦片、保护费。军头们首先在黑市上交易大多为苏军撤退时遗留的军火、拉起自己的武装，再在边境地带有组织地从邻国走私消费品、日用品作为基本的经济活动，又吸纳流民和无地农民种植需要大量劳力的罂粟、生产暴利的鸦片乃至海洛因，还通过保护本地居民免受战火的正常生活、或者干脆敲诈勒索收取保护费，最后种种利润又被用于购入军火、扩大势力。这些军头时常为利益大打出手：2002年南格哈尔省的冲突，就包含了当地军阀对一条向巴基斯坦走私海洛因的商路的争夺。

这种战争经济起源于地方割据，但尝到甜头的军头和地方领袖们很快便会致力于维持割据局面、抵制中央政府推行的任何全国政策，以保护他们已然到手的财富密码。当政府军和西方联军开进时，地方势力便作出鞍前马后的归顺模样，只是暗中消极对待阿政府推广的政策；而当政府军与西方联军撤出或占下风时，他们便马上变回山大王的角色，恢复一切有利于自己的传统制度。这便在经济上解释了为何塔利班在美军撤出后便摧枯拉朽地赢得了同政府军的对抗：即便在数年前实际控制区达到顶峰时，阿政府对广大农村地区的控制本就建立在各地军阀豪强顺服的基础上，但后者一直在地方保持着政治军事力量和自给自足的经济活动，除了名义归属外与喀布尔并没有什么实质纽带；于是，当同样默许地方实质割据的塔利班占了上风时，这些地方势力马上便见风使舵地转换阵营，以免在对抗中白白损失了自己偏安一隅的独立王国与经济利益。

所以，与其说农村的保守、贫穷以及随后的极端化是阿富汗国家建设失败的原因，倒不如说是其结果。地方势力想方设法地维护自身的独立王国，消极或积极地抵制中央政府农村现代化的努力，刻意维持并巩固着古老的封建生产关系与部落所有制，并通过同部落、宗教等传统权威的合作乃至合流，来增加自身作为土皇帝、或者说有组织犯罪的割据势力的合法性。如此一来，哪怕是大城市本国企业生产的制成品都无法流入农村、战胜从黑市走私来的外国货，更不必说现代基础教育和世俗主义文化等上层建筑了。

目前来看，塔利班政权对地方和农村现状的维护比亲美政权要夸张得多，不仅因为它希望在对全国的争夺中拉拢地方势力的支持，也由于塔利班本就在南部普什图部落的割据势力和战争经济中起家。在塔利班统治下的不少地区，甚至依旧保留着通过部落代收的实物税、间接税，尚不及我国明代一条鞭法时期的财税现代化程度。塔利班的武装力量同样仰赖鸦片、保护费等收入的给养，也因此一直维护这些地方割据经济的支柱。

五、总结与展望：什么导致了阿富汗的失败？

1894年，恩格斯在《论早期基督教的历史》中写道：

伊斯兰这种宗教是适合于东方人的，特别是适合于阿拉伯人的，也就是说，一方面适合于从事贸易和手工业的市民，另一方面也适合于贝都英游牧民族。而这里就存在着周期性冲突的萌芽。市民富有起来了，他们沉湎于奢华的生活，对遵守“律条”满不在乎。生活贫困并因此而保持着严峻习俗的贝都英人，则以嫉妒和渴望的眼光来看待那些财富和享受。于是，他们就团结在某个先知，即某个马赫迪的领导下，去惩罚背教者，恢复对礼仪、对真正信仰的尊重，并把背教者的财富作为给自己的奖赏而收归己有。自然，过了一百年，他们又处于这些背教者所处的同样的地位；又需要来一次信仰净化，又出现新的马赫迪，戏又从头演起。……所有这些在宗教的外衣下进行的运动都是由经济原因引起的，可是这些运动即使在获得胜利的情况下，也把原有的经济条件原封不动地保留下来。这样，一切又都照旧，冲突就成为周期性的了。

诚然，恩格斯对伊斯兰教的论断难以照搬，如今阿富汗的局面在相当程度上当然是苏联与美国先后侵略的恶果。但经济问题依旧是作为整体的阿富汗问题不容忽视的一个方面，因为从巴拉克宰王室试图将这个王国改造为现代的民族国家起，到如今塔利班第二次开进喀布尔为止的近一个世纪间，城市与农村、推动现代化的中央与维护传统的地方、坐享现代化红利的城市既得利益集团与封闭但自给自足的农民和地主，这些个经济上的对立就是贯穿阿富汗历史的线索，只是在不同时代、不同的政治与社会条件下以不同的面目、通过不同的行动者来呈现罢了。

2017年3月20日，阿富汗喀布尔，寡妇Nawzi Fakiri的家。

“战争缔造国家（War makes states）”是刘瑜在其讨论阿富汗的文章中引用的查尔斯·蒂利的著名论断，这句话在阿富汗并未应验，她对此的解释为“战争往往是大国的代理战争”——但这显然无法解释1979年苏联入侵前、2001年亲美政府建立后，即便历届阿富汗政府都毫不吝惜将政府军投入地方的治安战中，这些时期的大国干预也往往支持中央政府，但阿富汗的国家能力依旧没有长足提升。蒂利的模型里与“战争制造”和“国家建设”相辅相成的还有两项重要活动，提供保护（Protection）与榨取利润（Extraction），这才是问题的关键所在：阿政府的军事活动由外国援助提供了充足甚至过剩的资助，没有改革财税等经济制度以资军费的压力；而城市工商业又在外国援助下畸形生长、与本国农村日益割裂，地方的治安战并不能赢得城市的商人或资产阶级对国家建设的支持。除去肉体上消灭少量敌人外，治安战只不过是金主资助下意义不大的无底洞罢了。

城市与农村、中央与地方、新富人与旧贵族的矛盾，在近代以来许多民族国家形成的案例中都以多样的形式体现出来，但在阿富汗，这些矛盾不仅在外国干涉——不只是武装干涉，也包括并非为了阿富汗人民的福祉、而只是争夺势力范围的无节制的银弹攻势——下更加复杂险恶，百年来的历史中历届政府也都没能以恰当的政策加以克服。

相反，毋宁说多数阿富汗统治者目光短浅、只考虑眼前的政权稳定。君主们目睹了1952年的埃及革命、1958年的伊拉克革命，深知全面现代化所许诺的国民利益远不如自己脖子上的头颅来得重要；苏联扶植下的喀布尔政权，更乐意收买实际控制区内的城市居民，或是清洗党内异见分子，毕竟这些人和苏联主子才能决定自身生死；2002年后的亲美政权就更是如此，与其自讨苦吃地试图改造国家，不如填满既得利益精英的腰包，并保证他们能举家转移到海外来得实在。这一系列的政策失败，绝不是一句“最大的教训是以极权追求乌托邦”所能概括的，毕竟昔日的君主政府可被不少保守派视为稳健与理性的象征，才被推翻的亲美政权也有大把相对平稳的时期和充分的资源实行渐进改革，就连苏联入侵时的最初考虑，恰恰就是恐惧人民派的冒进政策将毁掉这个原本亲苏的国家。

检视阿富汗的经济史，两个教训不难得出：既得利益集团一旦形成，便会竭力发挥政治影响力为自身争取更多利益、从而愈发难以根除；政策必须在对社会经济问题的深入研究之基础上制定，短视、只顾维持眼前稳定的政策往往会为日后留下更多隐患。

也许可以对阿富汗的未来提出三点展望：首先，倘若塔利班不打算全盘清算喀布尔等大城市的既得利益团体，就必然与官僚-买办-资本家集团合流，否则大城市必将成为抵抗塔利班的坚实基地；其次，倘若塔利班真的如此合流，那么可以预见它必定要从某个新的（或旧的）金主处讨要新的国际援助，以填补这个吸血的无底洞；最后，如果塔利班没有土地改革与推进农村现代化、进而挑战地方势力的能力或意愿，那么其政权不可能真正“拥有”这个国家，但此举无疑会让割据起家的塔利班集团内部战争经济的既得利益者们大发雷霆。任何改革或让国家现代化的尝试，都将引发塔利班内部或外部的重重抵抗，乃至那些表面臣服的其他地方派系的全面叛乱。在地图上为每个省份填上颜色只是取得胜利的第一步：倘若阿洪扎达要加冕为真正的埃米尔，那奥马尔就要从沙希德的天堂中坠落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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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mersoul · 6 years a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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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家卫宇宙了解一下

应NOWNESS约稿，写写墨镜王。

“当王家卫拍电影时他在拍些什么”

导语

2000年，是华语电影的大年。这一年，三部华语电影入围戛纳电影节主竞赛单元：大陆的《鬼子来了》、台湾的《一一》以及香港的《花样年华》。两岸三地、顶尖华语导演同场论剑，上演一场罕见的巅峰对决。评委会内部，三部影片各有拥趸，争执不下，一片刀光剑影后，《鬼子来了》和《一一》各得一片银棕榈，《花样年华》拿下最佳技术大奖和最佳男主角。

花样 | 年华

“那个时代已过去。属于那个时代的一切，都不存在了”

提起王家卫，首先浮现你在脑海中的，可能是一段台词，一副画面，或者一段旋律。就像大脑的某个区域突然激活，发条启动，机器旋转，那一段声、光、画自动在视网膜播放，如梦的重现，如幻觉的遗存。

2008年，纽约移动影像博物馆举办《与王家卫的一夜》，李安作为介绍人，回忆第一次看王家卫电影的情景：

“我当时还在倒时差。看的时候，有一半的时间睡着了。我听着那些配乐，看着那些镜头，我都不知道我是在做梦，是睡着了，还是在看电影。我只觉得，那是我看过的、最致幻的电影，像一场精彩的旅行。”

李安说的应是1991年，大��晚成的他，依靠处女作《推手》，拿了金马奖9个提名。他返回台湾参加颁奖典礼，结果碰到的每个人都对他说，快去看一部电影，那是电影新时代的开始。

电影名叫《阿飞正传》。李安看了，果然很不一样。很致幻。

《阿飞正传》拿下金马最佳导演，王家卫时年三十三岁，轻松领先同时代的导演，正式确立了独树一帜的风格。梦幻的画面，轻灵的音乐，精炼的台词，狂傲如昆汀·塔伦蒂诺，也被其掳获，成为王家卫的狂热粉丝。西方影评人发现，原来在香港也有一位导演，可以看到戈达尔、布列松、安东尼奥尼的影子。

人红轶事多，李安就吐槽道：“我很想像王家卫那样酷，但我就是做不到。比如，没有剧本就请一票明星来拍戏；比如我今天不想拍，那就不拍了；比如电影拍了几个月，几年，然后扔掉胶片，从头来过……再比如，演员撂挑子不干了，那就再找一个演员，拍另外一个结局，然后赢下各种奖项。”

王家卫把无剧本拍戏解释为拖延症。他是编剧出身，怎么可能不写剧本，但问题是他极度纠结，直到拍摄前一天，他仍然不能确定剧本。拍《旺角卡门》时，“（开拍前的）晚上我想，第二天早上九点半开拍，我七点半起床，还能写两个小时剧本。结果第二天一睁眼，九点了。”

每一部电影，王家卫必请当红巨星主演。在香港拍文艺片，亏本是必然，即便在港片鼎盛时代，《阿飞正传》投资4000万港币，票房仅有900万港币，投资人邓光荣血本无归。但假如没有请张国荣、刘德华、张曼玉等明星主演，这部电影的票房或许连900万的零头都难。

明星对王家卫的电影趋之若鹜。他调教演员的本领人尽皆知，特别擅长发掘明星不为人知的闪光点。比如《重庆森林》里的王菲，古灵精怪，灵气逼人，一举奠定王菲今后的戏路；《一代宗师》里的赵本山，气场深厚，不但贴合本人气质，更挖掘出令人刮目相看的一面。所以即使片酬不高，明星争先恐后地加入王家卫电影。记得前不久在微博晒《繁花》的某顶级流量吗？

对倒 | 错位

“所有的记忆都是潮湿的”

罗兰·巴特把文本分为两种。一种是供阅读的文本，近乎古典，意图明确，阐释空间小，读者介入程度低；另一种是供书写的文本，高度开放，可供读者介入，在原有文本上自行书写，得出创造出的另一层意义。

王家卫电影的台词属于后一种文本。很多人迷恋他，从那些欲拒还迎、隐忍压抑的独白开始。“我们最接近的时候，我跟她的距离只有0.01公分……”、“如果有多一张船票，你会不会跟我走”，远在社交媒体兴起前，“王家卫体”便已在网络上蔚然成风。

进阶的影迷，则着迷于他的影像魅力。从九十年代开始，张叔平、杜可风、王家卫组成铁三角，打造了王家卫的标志影像。张叔平从跳蚤市场买来的走马灯，可以成为《春光乍泄》中黎耀辉和何宝荣的爱情信物。杜可风掌镜下的色彩，是最具感染力的视觉语言。它是一种情绪，每一种色彩的选用和调制，就是每一种心情的表达。

王家卫电影的色彩是流质化的艺术，以梦幻般的情绪碎片配合充满想象力的色彩与镜头组合，营造出令人迷醉的情绪氛围。别具一格的色彩运用已经成为其电影的独特符号。不仅从电影美学上来说，而且从摄影角度看，他的电影每一部都是摄影色彩学。

更高阶的王家卫迷，热衷于索隐钩沉，从王家卫追溯到刘以鬯，以及他笔下错位的六十年代。

《花样年华》的故事概念脱胎于《对倒》。作者刘以鬯是香港文学的一代宗师。当年，王家卫读了刘以鬯的《酒徒》，起意要拍这部作品，他拜访刘以鬯时，刘以鬯送给他一本《对倒》。王家卫读了以后，大为惊叹，决定先拍《对倒》，再拍《酒徒》。

“对倒”译自法文tête-bêche ，指一正一负的双连邮票。这类邮票的价值源于错位，它们必须相连，一旦分开，便与普通邮票一样，变得平平无奇。错位的概念统领《花样年华》全片。

《花样年华》和《2046》片尾，王家卫特别用字幕提醒观众：“特别鸣谢刘以鬯”，以表达对他的崇敬。

从小渔村到殖民地，再成长为国际都市，香港的发展，离不开从四面八方流散而来的移民。和王家卫一样，刘以鬯也是生于上海，落脚于香港。四十年代末，他辗转来到香港，在各大报纸杂志担任编辑，其间还曾去过新加坡。为糊口生计，曾一天写一万余字，甚至还写过武侠小说。周慕云也是个报馆编辑，在《2046》里写武侠小说，就是以刘以鬯为原型，但故事情节和真实的刘以鬯千差万别。

2018年，刘以鬯在香港与世长辞，享年99岁。王家卫在微博写下一行字：“所有的记忆都是潮湿的”，纪念刘以鬯。这句话，曾出现在《2046》的开头，也是《酒徒》的经典对白。

香港 | 大时代

“所谓的大时代，不过就是一个选择，或去或留。”

王家卫的作品序列中，有个始终隐藏、不显山露水的主角。他不是梁朝伟，也不是张国荣，而是一座城市：香港。

1979年兴起的香港电影“新浪潮”运动，涌现了一批深受欧洲影响的导演。其中之一便是谭家明。新浪潮中，所有人全神贯注地探讨者1997年香港的变化，谭家明却另辟蹊径，把目光放在西方和日本对香港的影响上——迅速消费西方和日本流行文化的香港社会，其实存在“文化、精神和地理上的错位”。

王家卫入行时跟着谭家明一起工作，曾担任后者《最后胜利》的编剧。后来，谭家明又参与指导了《阿飞正传》的制作和剪辑。从某种意义上说，王家卫是谭家明的门��，继承了他对错位和疏离感的主题的偏爱，以及对香港这座城市的探索和寻根。

王家卫对时间有一种特别的执迷，电影里时间元素俯拾即是。王家卫刻意打乱时空，呈现零碎的、片段的和心理的时间，甚至电影角色成对出现在平行时空里，彼此互相交错；另一方面，他极其注重时间的精确性，无论是“1960年4月16日下午三点之前的一分钟”，还是《花样年华》开头字幕打出的“1962年，香港”。时间是历史的刻度，王家卫不厌其烦地强调时间，揭示了他试图用电影寻根香港的野心。

《阿飞正传》是以四个年轻人的恋爱，还原香港1960年代初的氛围。中期《重庆森林》、《堕落天使》和《春光乍泄》，把握九十年代香港变动的脉搏；《花样年华》紧密承接《阿飞正传》，借三十年代的上海情调，再现了1966年前的香港中产生活，讲述香港是怎样形成的；《2046》，王家卫自称“我过去所有电影的总结”，把1966年香港九龙暴动事件和“大限将至”的2046年联在一起，穿插过去、现在和虚构的场景，亦真亦幻，是王家卫香港叙事的集大成者。

再到十年磨一剑的《一代宗师》，时间上溯一步，从1936年的佛山延展到1950年代的香港，深入北拳南传的历史肌理，追溯上一代香港人是从哪里来。至此，王家卫的创作脉络一目了然，他以几乎一部一精品的电影宇宙，以影像书写历史，为香港建构一个完整的影像时空。如此富有野心，又兼具能力毅力，华语导演中未见有与其比肩者。借句时髦话，他的作品合集是一个“王家卫宇宙”。

“见自己，见天地，见众生”，王家卫已过知天命之年，传言中的下一部作品，他选择了金宇澄的《繁花》，一部基于上海话创作的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这是一部聚焦上海历史的小说，和香港并无干系。用尽前半生描写香港的王家卫，在新作中是否会继续他的香港叙事，还是打开全新天地？且拭目以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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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lgzx · 8 years a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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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相网2017.4.23】据大纪元报道：1999年7月，江泽民发动镇压法轮功，制造了史无前例的人权灾难。大批善良无辜的法轮功学员被迫害致死、致伤、致残，上亿人遭受不公正的对待。几乎全国都被胁迫利诱卷入了镇压，许多人或主动或被动地参与迫害法轮功学员。这些年来，中共利用来迫害法轮功的这些人，他们遭受各种灾难，如癌症、车祸、家庭不幸等等，事实和数字，触目惊心。

十八年来，明慧网收集到了数以万计因迫害法轮功而遭到报应的事例。这些当事人的身份和地位各异，有中共政治局常委、军委副主席、“610”头目、最高法院副院长、前香港特首，也有电视台播音员、报业人员、派出所警察，还有西方国家的政客、海外华人移民等。他们有的因贪污腐败被判刑，有的罹患绝症暴病身亡，有的车祸遇难，离奇猝死，也有的亲属去世，妻离子散，还有的几乎全家涉贪被捕。

“善恶有报”是东西方传统文化与价值观的重要内容。类似的古训有“多行不义必自毙”、“种善因得善果”、“善恶之报，如影随形”等等。中国古籍中记载了大量因果报应的内容。几千年来，中国人相信“善有善报，恶有恶报”。

在此选取部分报应事例，希望引起人们的深思。

一、公检法系统典型报应事例

在中共对法轮功的镇压中，中共公安、检察院、法院系统对法轮功学员实施了非法抓捕、关押、庭审、判刑、酷刑虐待等迫害手段，导致众多法轮功学员致伤、致残、致死。不少施加迫害者遭到了现世现报。

• 首例枉判法轮功学员的法官死于肺癌

1999年11月12日，全国第一例“法轮功”案件在海口开庭，审判长陈援朝非法判决四名法轮功学员二至十二年徒刑。陈援朝因此得到中央政法委和最高法院的支持，海口中院刑一庭被记集体二等功，陈援朝被记个人二等功。

两年以后，2001年11月，陈援朝身上检测出有“阴影”，2002年3月18日确诊为肺癌。

2003年8月5日，有人在广州南方医院见到了陈援朝，说：“没想到，一年前还魁梧健壮的陈援朝，如今一身孱弱：花白的头发、焦黄的面容、瘦弱的身躯，真不可思议。”

在陈援朝病卧在床之际，罗干指示，要大力宣扬他审理首例“法轮功”案件的“事迹”，在海口举行了关于陈援朝的报告会。陈援朝被授予“全国模范法官”、“模范共产党员”称号，还被记“个人一等功”。2003年9月2日，陈援朝去世，时年52岁。

• 沈阳三法官患脑病死亡

张文，辽宁省沈阳市沈北新区法院审判委员会委员、副院长，2009年2月中旬，突发脑部怪病，在去北京医治的途中死亡。此前，他刚刚参与了对四名法轮功修炼者非法判重刑（王素梅十年、奚常海十一年、孙玉书八年、霍德福六年）。

鄂安福，沈阳市沈北新区法院法官，2001年秘密冤判了五名法轮功学员三年至八年重刑。2011年2月18日，鄂安福突发脑出血，两个月后死亡，时年45岁。据悉，鄂安福在临终前，不断叮嘱家属“快去找炼法轮功的！快去找炼法轮功的！”他并向法轮功学员忏悔自己的罪行。

柳晔，原辽宁省沈阳市沈北新区法院副院长，2014年7月10日，柳晔与同事外出办案，走着走着，突然就不行了，脑出血死亡，时年56岁。

• “跟党到底”的庭长被鱼“钓”入河底

汪竟业，湖南省怀化市鹤城区法院刑事审判庭庭长。2013年7月21日，他到怀化鸭嘴岩乡小河边钓鱼，鱼竿被鱼扯住，汪去捞扯鱼竿，反被鱼“钓”到河里溺亡，年约48岁。此前，汪竟业曾冤判法轮功学员至少十七人，其中潘建军被判七年冤狱，于2004年1月23日被酷刑迫害致死。汪竟业生前曾说：“我要跟共产党奋斗到底。”

• “人民卫士”离奇车祸死亡

2004年4月14日，河南省登封市公安局局长任长霞，在从郑州回到登封的郑少高速公路上，所乘轿车与同向行驶的大货车追尾相撞，车内其他人都安然无恙，唯独坐在最安全位置上的任长霞被当场撞死，时年40岁。

据明慧网报导，任长霞在2001年4月任登封市公安局局长后，积极参与抓捕、打压上访民众，还关押了很多法轮功学员。曾有四名法轮功学员向登封市政府大院散发真相资料而被抓捕，任长霞得知后说：“法轮功太胆大了，传单发到政府院里来了，我非治治不可。”结果这四名学员被非法关押进了新乡女子监狱。

任长霞死后，登封市有不少警察议论，任长霞是因为卖力迫害法轮功而遭了报。任的妹妹对人说：“过去我不信法轮功说的‘善有善报，恶有恶报’，现在我真的相信了！”2008年10月29日，在任长霞死后四年，任的丈夫卫春晓突发脑溢血身亡，时年45岁，留下一个孩子。

二、文宣系统典型报应事例

中共喉舌媒体炮制了大量谎言，污蔑法轮功创始人，诋毁法轮功，煽动仇恨，在大陆和海外造成了极其恶劣的影响，导致大批民众误解法轮功、敌视法轮功学员，加剧了镇压的残酷性。“杀人不用刀”说的大概就是这些媒体人。

• 央视播音员罗京

罗京作为央视新闻联播的主持人，播报了许多污蔑、攻击法轮功的内容。2008年，罗京被查出��上淋巴癌，舌头溃烂，不能说话，连喝水都疼痛难忍。最后吃饭、吃药前都要先配麻药漱口。2009年6月5日，罗京死于北京肿瘤医院，时年48岁。

• 《焦点访谈》制作人陈虻

央视的《焦点访谈》栏目制作了大量构陷和污蔑法轮功的专题节目，包括《天安门自焚案》。该片栽赃陷害法轮功，欺骗和误导了大批海内外民众，主要制片人陈虻在2008年3月被查出患胃癌，被疾病折磨得痛不欲生，要求放弃治疗。同年12月23日，陈虻死亡，时年47岁。

• 湖南慈利县广电局四任局长接连死亡

自1999年7月20日开始，湖南张家界市慈利县广播电视局局长带头跟随中共迫害法轮功，在广播里对法轮功诬蔑、造谣，并且布置诬蔑展板，多处挂标语，在电视中造谣欺骗民众。先后有四任局长患癌症死亡，其中最年轻的才40多岁，死于2010年9月。整个广电局因此恐慌，无人敢当局长。

• 《河南日报》报业集团董事长铁锚夺命

《河南日报》报业集团原董事长、社长杨永德，在其掌控的多家报纸上大量刊载了辱骂法轮功的内容。杨永德还指使其下属配合郑州市“610”办公室，迫害本单位的法轮功学员。2007年2月9日，正在越南旅游的杨永德在游船上接听电话，游船突然与一艘运煤船相撞，杨永德落入海中。游船紧急抛锚停航，不料铁锚恰巧击中杨永德的头部，他因此毙命。

• 《莱西日报》总编作恶殃及家人

张树建，2002年任青岛《莱西日报》报社总编辑期间，撰写和刊登诽谤法轮大法的文章，并参与转化迫害法轮功学员。2003年，张树建和妻子乘车到威海探望女儿，发生车祸，其妻摔得昏迷不醒，张本人骨折，而司机无恙。后来其女大学毕业之际，被查出患有肝癌，不到一年去世。

• 《大庆晚报》编辑死于非命

《大庆晚报》环球报导版编辑赵春秋，在其主编的版面上刊登诋毁法轮功的文章，为此法轮功学员多次向她讲真相，给她邮寄真相资料，而她不思悔改，反而仇视法轮功。2006年2月22日午夜，赵春秋在下夜班回家的路上，被两名外地打工人员劫持、连捅17刀后死亡，年仅27岁。

• 中国曲艺家协会副主席夏雨田病亡

夏雨田，中国曲艺家协会副主席、湖北省曲艺家协会主席。夏雨田作为湖北省反邪教协会成员，被“追查迫害法轮功国际组织”列为追查对象。之后，夏雨田撰写了相声《坑人记》和另外两个诽谤法轮功的节目，又一次出现在“追查国际”的通告中。2002年中国新年前夕，夏雨田肝腹水急性发作，后又患肝硬化、肾病综合征、自发性腹膜炎等多种病症。2004年7月30日，66岁的夏雨田因病死亡。

三、死亡职位“610”

“610办公室”是中共江泽民集团专职迫害法轮功的非法组织，成立于1999年6月10日。据明慧网记录，大陆各地“610”系统的官员，因为迫害法轮功而遭报应的超过万例。

刘京是中共“610”办公室的第二任主任，当年不断亲临各地，指挥迫害法轮功。刘京每到一处，当地的迫害都会升级，法轮功学员的死亡案例随之上升。刘京现患喉癌。其继任者李东生于2013年12月12日落马，获刑十五年。除去这两个总头目，许多各地“610”负责人及其亲属也厄运连连。以下仅举几例为证。

金道铭，山西省委副书记、省政法委书记、省“维稳领导小组”组长、“610”系统头目，于2014年2月27日落马，2016年10月14日被判无期徒刑。

杜善学，山西省委常委、副省长、省“维稳领导小组”副组长、“610”系统副头目，2014年6月19日落马，2016年12月20日被判无期徒刑。

杨春悦，内蒙古赤峰市“610”办公室主任，2014年3月死于癌症。早在2005年，杨春悦的儿子杨志慧开车钻入停在前方的大货车车底，头盖骨被掀开，当场暴毙，年仅28岁。杨的妻子为此哭了一个多月，自问：“我们缺了什么德啊，出了这样的惨事！”

吴建星，浙江省金华市原“610”办主任，2014年3月18日突然染病身亡。吴建星负责“610”期间，诋毁法轮大法，迫害当地法轮功学员。暴病前，吴刚退到二线，本打算过清闲日子。

芦鹤鸣，陕西汉中市委办公室副秘书长、汉中市“610”主任，2013年3月23日和家人乘车外出，在高速公路隧道内，其座车被两辆大货车夹撞变形，芦本人、其女、秘书、司机当场死亡。

李佳明，黑龙江省齐齐哈尔市“610”主任，2012年7月7日在和妻子去超市途中，突发心梗死亡，时年49岁。

王广平，广州市公安局国保支队副队长，2001年至2006年担任广州市“610”办公室副主任。经王广平亲手迫害的法轮功学员，395人被非法劳教，16人被非法判刑，送洗脑班3,310人次。2010年6月10日，王广平在办公室倒地猝死，年仅54岁。

四、离奇报应三例

何雪健，男，河北省涿州市东城坊派出所警察，在2005年11月强奸了两名女法轮功学员。何雪健被判刑八年，后患上了阴茎癌，阴茎和睾丸全被切除。他三次自杀未遂，生不如死。

郭从贵，河北省武安市北关街人，原是北关街道办人员。郭从贵曾在法轮功学员面前，故意咒骂法轮功创始人、嘲讽法轮功学员。当月，郭突发脑溢血被送到北京治疗。2005年，郭在送还农具时，被邻居家的藏獒扑倒，嘴被撕烂。2011年他因癌症死亡，时年63岁。

张同兴，辽宁沈阳市苏家屯区官立村六十八中学美术教师，曾组织学生在诽谤法轮功的材料上签名，并且亲自画漫画攻击法轮功创始人。2003年8月11日，张同兴在官立村鱼塘钓鱼时，天降大雨，他躲在树下避雨，突然一个闪电雷鸣，张应声倒地而亡。他的头部有个大洞，前胸、头发焦糊，死状极惨。

五、百名国级省部级高官遭恶报

自2012年底习近平上台后，大批迫害法轮功的贪官东窗事发，相继被捕下狱。位高权重者如名列“国家领导人”的周永康、徐才厚、郭伯雄、令计划、苏荣等也不能幸免，还有薄熙来、李东生、谷俊山、白恩培、周本顺、马建、张越、李春城、朱明国、刘铁男、蒋洁敏……这些遍布各个领域的高官，大多数是被“追查迫害法轮功国际组织”立案追查的主犯和责任人，其迫害事实在“追查通告”和明慧网上都有详细记录。因此，他们落马的真正原因，并非是表面的反腐纪检或派系斗争，而是因为迫害法轮功遭到的报应。

据不完全统计，十八年来，至少126名落马的副省部级以上的官员出现在法轮功公布的迫害人权“恶人榜”上，包括中共“十八大”之前落马的。（详见大纪元文章“迫害法轮功遭报的126名国级省部级高官”，图表下载。）

此外，根据明慧网的统计数字，遭到报应的地区人数分布与迫害法轮功的程度成正比。在几个迫害法轮功非常严重的省份，例如黑龙江省、辽宁省、河北省等，当地官场都发生了较大的震荡，因落马等形式遭报的官员数量也相对较多，可谓官场集体逢厄运。

六、香港特首曾荫权的报应

2017年2月22日，香港前特首曾荫权被裁定一项公职人员行为失当罪成立，被香港高等法院判处入狱二十个月，成为香港开埠以来被起诉判刑的最高级官员。曾荫权案，乃香港政坛中“善恶有报”的典型。

曾荫权在港府任职四十多年，历任港英时代的财政司、九七后的政务司司长和特首。这期间他逐步向中共靠近，向江泽民献媚，沦为中共江氏集团打压法轮功的帮凶。

在曾荫权任期内，香港发生了多宗打压法轮功的事件，震动国际。2007年7月1日前夕，香港发生史上最大规模的遣返事件。超过800名台湾法轮功学员被非法拒绝入境，其中包括不准登机或不获发签证的人士，500多人在香港机场被遣返。部分法轮功学员遭香港人员五花大绑、强行架上飞机，暴力遣返台湾。

2010年1月，美国神韵艺术团应邀计划前往香港演出七场，门票已全部售罄。然而，港府却在开演前一周拒绝艺术团六名关键专业制作人员的入境签证申请，导致神韵演出被迫取消。

七、香港宝莲寺住持诋毁法轮功遭报

2015年10月，香港传出一宗震惊社会的佛门丑闻。传媒揭露，大埔区定慧寺的女住持释智定，涉嫌透过假结婚接大陆和尚来港。而宝莲寺住持、香港佛教联合会会长释智慧也卷入此事，因为释智定是其门下弟子，而两名先后与释智定假结婚的大陆和尚皆在宝莲寺任职。

随着这宗丑闻的发酵，有关释智慧的更多负面新闻被牵出，宝莲禅寺还被指霸占私人土地兴建佛塔而惹上官非。据媒体报导，释智慧于2005年接任宝莲寺住持后，将禅寺变得越来越商业化，其个人身家也是谜。释智慧曾于2014年8月以个人名义出售三个物业单位，共套现2,723万元（港币，下同）。定慧寺的账簿显示，释智慧每月收取5,000元董事酬金。

释智慧平日乘坐奔驰轿车，戴名表，出入有侍者和司机跟随，言行轻佻。再看释智慧的头衔，其与中共的关系便一目了然。他连任港区人大代表，又先后获中共钦点的特首颁发铜紫荆星章及银紫荆星章，并且和中共统战部关系密切。

2008年以来，释智慧疾病缠身，年届八旬，却不断被曝出负面新闻，这与他积极执行江泽民在香港的政治任务脱不开关系。

2000年3月，江泽民出席全国人大九届三次会议，释智慧在会议发言时专门配合江对法轮功的镇压恶行，宣称法轮功不是宗教，而是Ｘ教。在后来接受中共喉舌专访时，他又再次强调，支持国家取缔法轮功，同时表示非常高兴其发言获得江的肯定，见到江感荣幸云云。

2001年3月，中共喉舌《文汇报》和中华青少年历史文化教育基金联合举办所谓的“崇尚文明．反对X教”大型图片展，身为人大代表的释智慧出席活动时，再次公开诋毁法轮功，并指香港本地有人包庇和助长法轮功。

八、海外报应篇

中共利用外交、统战和国安三大系统，把对法轮功的迫害延伸到海外。中共使领馆通过收买和利用驻在国的华人社团，组织骚扰和攻击当地的法轮功学员。在中共的欺骗利诱下，一些侨界、政商人士，主动为中共站台，配合镇压。

• 前纽约主计长刘醇逸仕途终结

刘醇逸（John Liu）生于台湾，是前纽约��主计长、纽约市议员。在2008年法拉盛攻击法轮功学员的事件中，刘醇逸公开支持中共暴徒，为他们辩护并视其为上宾，却拒绝接待法轮功学员的申诉。这令外界看清其政治立场。

2009年，刘醇逸在竞选纽约市主计长时，得到了中共的大力扶持和资助。由于涉嫌竞选资金来源不明，刘醇逸自2009年起被美国FBI调查。

2011年11月16日，美国FBI逮捕了刘醇逸的前竞选助手、福建同乡会副主席潘心武。2012年2月28日，刘醇逸的前竞选财务主管侯佳被捕。潘、侯二人在2013年10月被判“企图电汇欺诈”等罪名成立。据《纽约邮报》报导，侯佳一家与前中共政法委书记周永康关系密切。

2013年9月10日，在纽约市长民主党初选中，刘醇逸以7%的得票率惨败。

• 中共在美特务白兰病亡

白兰，旧金山中国城侨领、中华总商会顾问，是中共在海外实施镇压法轮功政策的帮凶。2001年，白兰陪同旧金山市长布朗访问中国，因其阻挡旧金山通过支持法轮功的人权议案有“功”而受到江泽民的破格接待。2006年，在白兰的直接干涉下，中华总商会将法轮功学员排斥在中国城元宵节游行之外。这一决定被执行多年。

2015年，白兰因肾脏衰竭前往中国进行肾脏移植手术，2016年5月返回。同年9月18日，白兰死于旧金山，终年68岁。

• 迫害法轮功西班牙侨领暴病死亡

2002年11月15日，西班牙华人李成昌主持成立了所谓的“西班牙世界华侨华人反X教协会”，对法轮大法竭力攻击污蔑。此协会成立约一周后，李成昌患急病住院，此前，李的身体非常健康，据说曾做过私人保镖。李成昌出院后不久回到中国，因突发脑癌，医治无效死亡。从李成昌成立该协会到患病死亡，还不到两个月。

• 墨尔本华裔市长连遭重罚轰动全澳

苏震西（John So），生于香港，2001年当选为澳洲墨尔本市市长。2003年，维省法轮大法协会于年初被批准参加墨尔本蒙巴节游行。但是，在游行前一个月，苏震西突然以所谓的“政治组织”为借口拒绝法轮功参加游行。当地媒体对此评论说，北京的长臂已经伸到了墨尔本。后来维省民事及行政法庭就此做出判决，要求墨尔本市政厅在十四天内通过当地三家中文报纸（《澳洲日报》、《星岛日报》、《澳洲新报》）向维省法轮大法协会公开道歉，并且赔偿胜方的律师费。估计墨尔本市政厅因此案一共付出高达约20万元（澳币，下同）的费用。

2004年2月，苏震西持股的两家餐馆因在卫生调查中被发现向顾客出售不卫生的早茶而遭起诉，并被处以7.5万元的重罚。2008年，苏震西宣布退出政坛。

• 攻击法轮功学员中共两暴徒被韩国法院判刑

2009年9月13日，在韩国安山市举行了“六千万华人退出中共声援大会”，多名中共暴徒殴打参与游行的法轮功学员及人权团体人士，并且损毁了相关器材和真相展板。警察逮捕了数名暴徒，其中两名被告——中国籍的崔万吉（音）及移民韩国的崔春植（音），于2010年5月18日被��别判处八个月和四个月徒刑、缓期二年执行。法务部相关负责人表示，被判有罪的外国人“是马上被遣返的对象，不能在韩国继续滞留，必须遣返回国”。

• 侮辱法轮功学员雷国鸣暴亡

2001年7月13日下午，芝加哥法轮功学员在中领馆前举办新闻发布会。在中共大使馆的指使下，时任芝加哥华联会主席邱超廉带领雷国鸣在内的几名华人，对法轮功学员进行攻击与性骚扰。雷国鸣在领馆门前，面向众多年轻女学员做出下流的性骚扰手势，并且进行言语猥亵。2002年11月1日，五十多岁的雷国鸣心脏病突发死亡。

• 殴打法轮功学员芝加哥两华人被判监管

2001年9月7日，芝加哥美中福建同乡会成员、自助中餐馆老板郑积明和翁玉俊，在芝加哥中领馆前殴打法轮功学员方霖，并发出死亡威胁。2002年11月13日，郑积明在法庭上认罪，被判一年监视查看；2002年12月5日，翁玉俊以殴人罪被判一年半监管。

九、结语

本文列举的恶报事例，仅是冰山一角。据明慧网不完全统计，黑龙江省参与迫害法轮功学员的责任人当中，至少有995人遭到了不同形式的厄运，其中388人死亡，179人被免职、查办或判刑。截至2013年8月14日，河北省参与迫害法轮功而遭厄运者的案例信息记录有1,368条。而在迫害法轮功的重灾区辽宁省，截至2016年5月15日，有1,049人因参与迫害遭到恶报。

也许有人会问，为何有些还在继续迫害的人没有遭报呢？正如中国古语所言：不是不报，时候未到。历史和现实已经给人类留下了很多深刻的教训：曾经强大的罗马帝国因为迫害基督徒长达三百年而遭受四次大瘟疫，最后灭国。北魏太武帝、北周武帝、唐武宗、后周世宗之“三武一宗”的灭佛事件，令百姓受难，灭佛的皇帝都遭到恶报：或被宦官所杀，或遍体糜烂而死，或中毒身亡。史实表明，对修炼人的迫害会招致最严厉的天谴。

法轮功，又称法轮大法，是李洪志先生于1992年传出的佛家上乘修炼大法。法轮大法以宇宙最高特性“真、善、忍”为指导原则，要求修炼者向内找、修心性，指出生命的意义在于返本归真。这是真正的正法、大道。法轮功一经传出，便显示出净化身心的奇特功效，有力地提升了社会道德，在中国大陆和海外迅速传播，吸引了各族裔民众修炼。在这个道德急遽下滑、信仰迷失的时代，法轮大法的传出，再一次给予人们提升生命境界、拯救心灵的希望。上亿民众修心向善，托起了社会的道德，是这个时代的清流，令人看到了未来的��光。

但是，自古正邪如水火，信奉“真、善、忍”的人们不为中共所容。在中共灭绝性的镇压下，法轮功学员通过各种和平的方式反迫害、讲真相，维护自己的信仰，揭露中共的谎言和邪恶。他们展现出的道德勇气为世人所钦佩。法轮功被赞为乱世中的希望。

“人心生一念，天地尽皆知。”十八年来，我们也看到了，很多人面对迫害，不畏强权，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用不同的方式保护、善待法轮功学员。还有一些曾经参与迫害的体制内人员，幡然悔悟，走向觉醒。那些还在跟随中共迫害善良修炼者、尚未意识到严重后果的人，需要赶快警醒，反思发生在身边的恶报实例，并且以实际行动弥补以前犯下的错误。天理在衡定着世间的一切。希望所有的人都能够明辨善恶，看清方向，在这场前所未有的正邪较量中，做出正确的选择。#

大纪元编辑部 2017年4月20日

附图表：迫害法轮功遭报的126名中共国级省部级高官（PDF文件下载）

PDF下载：http://i.epochtimes.com/assets/uploads/2017/04/100Hu_C_20170419-v5.pdf

» 本文标题：迫害法轮功遭报应实录 - 真相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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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ravitysworm · 8 years a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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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遗产，民间网络与劳工运动

图为2016年巴西圣保罗的学生占领运动。图片来自摄影师Jardiel Carvalho

正文：

各国不同的劳工运动形态是如何形成的？为什么在一些国家，劳工权益可以得到有效的保护，社会政策更有利于中下阶层，在另一些地区，劳工运动则无法抵抗住新自由主义的大趋势？为什么在同一个国家内部，不同类别劳动者的抗争能力也存在高下？在新书《When Solidarity Works》中，芝加哥大学社会学副教授Cheol-Sung Lee通过对韩国，台湾，巴西和阿根廷的比较历史分析，结合深度田野和定量资料，对上述问题进行了有力的回应。

为什么要从这四个案例着手研究劳工运动的涨落？它们在结构性因素上的相似性，保证了其福利制度的差异，并不能被这些宏观因素所解释。比如，他们都有中等到发达的经济发展水平，且都在1980年代实现了民主化，并在90年代经历了艰难的民主巩固和严重的经济危机。从东亚来看，韩国和台湾在文化历史上较为接近，都有被日本殖民的历史，也受到美国的影响；南美两国则有天主教传统，经济不平等程度高，受到民粹政治和国际资本的影响都很大。各国不同的劳工运动形态是如何形成的？为什么在一些国家，劳工权益可以得到有效的保护，社会政策更有利于中下阶层，在另一些地区，劳工运动则无法抵抗住新自由主义的大趋势？为什么在同一个国家内部，不同类别劳动者的抗争能力也存在高下？在新书《When Solidarity Works》中，芝加哥大学社会学副教授Cheol-Sung Lee通过对韩国，台湾，巴西和阿根廷的比较历史分析，结合深度田野和定量资料，对上述问题进行了有力的回应。

但是这四个案例在劳工运动和社会福利体系上却呈现截然不同的局面。阿根廷90年代经历了激烈的新自由主义改革，羸弱的劳工组织几乎无所作为。而巴西却一直保持了活跃的劳工力量，经济危机并未影响政府主导的社会福利体系。韩国和台湾都施行了全民医保，残疾人和老人保险等。相比韩国，台湾的福利制度往往更多惠及中上层。可是本来劳工力量更强，政策也更平等主义的韩国，在新世纪却经历了严重的劳工权益倒退。

Lee在本书中给出的基本解释框架超越了劳工运动和福利国家本身。他认为，工会和其他公民社会组织（包括职业协会等正式组织，教堂，俱乐部等非正式组织）之间的纽带，以及工会与左右翼政党之间的互动，决定了社会运动是否可以有效推动自己的政策议程，国家的福利政策是否会作出有利于劳工的调整。而工会与公民社会，��党之间的三方关系，又植根于各国威权和民主转型时期的国家社会关系。

韩国威权与转型时期的劳工运动韩国劳工运动的历史哪怕放在全球范围内都是非常独特的。1970年，年轻的纺织工人全泰一在首尔街头手举劳动法自焚。还在朴正熙治下的韩国社会，第一次意识到劳工问题伤口般的存在。一些首先被惊醒的知识分子和学生，开始主动接触最底层的工人运动积极分子。他们往往通过城市工人团体和工人夜校（因为很多工人期望通过教育让自己脱离苦难）暗中结实新的工人，就这样建立起了最初的劳工-公民社会网络。

1980年光州事件被镇压后，新的民主化局面逐步开启，学生与劳工间的地下合作则达到了顶峰。当时连续几年，每年大约有几千名大学生主动退学，他们和那些参与示威已经被开除的学生隐瞒身份进入了无数工厂工作。在封闭的工厂管理体制下，这些学运分子依然组织了无数左翼读书会，组织工人进行静坐，示威，罢工。他们还帮助工厂之间建立了密切的沟通网络。

那些决定暂时留在学校的大学生，则继续在校园传播左翼思潮。当时进入高校的新生，或多或少都在大一大二接触过左翼学生团体。到80年代末，韩国校园的左翼组织已经成为一个跨校的层级组织，培养出很多运动分子。

这些学生出生的工运分子的早期活动和人生选择，最终奠定了整个韩国劳工运动的组织基石。民主化开启后，大多数人选择了继续投身公民社会，这些人一部分继续留在工会任职，另一些则开办了新的民间组织。就这样，他们的职业选择，就天然拉起了一张韩国民间社会组织的大网，工会和其他民间组合，从一开始就有着紧密的联系。

也是在这样的基础之上，1995年著名的韩国民主劳总 KCTU (Korean Confederation of Trade Unions) 成立，代表三分之一的劳动者，它也成为接下来韩国劳工运动的协调和动员核心。KCTU和公民社会广泛的联系，最终推动了改革派政府的政策议程。除此之外，1994年，一帮社运人士，学者和律师还一起组织成立了民主人民联盟PSPD (People’s Solidarity for Participatory Democracy)。作为介于社运组织和政党之间的机构，PSPD不仅是KCTU的运动伙伴，也在转型时期成为了连接工会和政党的另一大平台。

韩国的福利发展与倒退韩国威权时期建立的劳工-公民社会网络，在转型期推动了多次大罢工的出现，几乎瘫痪了整个经济。特别是1997年前后，面对亚洲金融危机，总统换届和劳动法争议，公民组织之间的联系达到了顶峰。Lee根据组织成员共享和社运参与绘制的网络图显示，这段时期几乎所有大小组织都嵌入在一张大网里。牢固的联盟关系，更是推动了2000年民主劳动党（DLP，2011年解散）的成立。许多工会主席加入了新的政党，另有很多民间组织赞助劳动党的竞选。

然而，劳工运动的政策成果并没有得到巩固，而是在新世纪后一路倒退甚至失守。事前被大家寄予很高期望的卢武铉上台不久后，就开始推行对劳工很不利的政策。原有的良好基础是如何慢慢失去的？Lee认为组织内部分歧，工会与公民社会关系的恶化，以及社会组织的制度化共同造成了不利的政治机会结构。

首先，早在金大中时期，KCTU内部就在与政府互动的策略上产生了巨大的分歧。制造业工会坚决反对任何妥协，而白领们则仅仅希望能减少损失。大家对是否要积极参与官方支持的劳，资，官的三方委员会也无法达成共识，这也直接导致第一届KCTU委员会总辞。之后的第二第三届KCTU的领导人均为激进的女性劳工社运家，她们对金政权和后续的卢政权充满怀疑，拒绝参与三方委员会。这两期领导者甚至认为和公民社会的一些合作都是对工人弊大于利的。卢武铉2003年压制了卡车司机和铁路工会的罢工，更加激化了工会的不信任。

其次，随着时间推移，KCTU本来的运动伙伴PSPD开始构建自己独立的组织体制，往往绕过工会自行介入政策和政党事务。PSPD的政策动员力也确实慢慢领先了KCTU，他们在同一时期提出的议案数量是KCTU的近三倍。然而，KCTU却认为PSPD的动员框架只会让当政的温和民主党得力，不会真正照顾到工人阶级。总之，PSPD和KCTU的合作关系转变成了竞争关系。

第三，卢武铉和李明博执政期间，民主党积极收买左翼社会组织，很多领导者进入了体制内政党，相应和劳工组织的关系就疏远了。比如PSPD两位创立者Pak Wŏn- sun和Kim Ki- sik，一个2011年成为了首尔市长，一个则于2012年晋身为民主党议员。

最后则是一个反直觉的结果：DLP建立后，虽然工会有了更直接的政策表达渠道，但正是这种渠道的便利，让劳工运动忽视了继续和执政党合作。劳工运动与DLP更频繁的接触，让执政党有理由慢慢疏远劳工议题。2005年后，KCTU和主流政党的关系几乎被完全斩断了。清醒过来的领导层试图重新回到政府倡导的三方委员会，却发现当政者已经和另外一个亲政府的工会联盟FKTU合作了，KCTU已经彻底被体制拒绝在了谈判桌外。

不同政策领域的斗争动力 2007和2012年韩国保守党新国家党都在选举中获胜，在议会也控制了多数，新自由主义改革似乎势不可挡。虽然韩国劳工的整体大环境在倒退，但当我们分开看待各个政策领域，就会发现并不是每个领域都经历了政策上的惨败。劳工与公民社会的团结程度，确实可以解释不同政策领域的进退。

对医疗保险领域的定量网络分析显示，很多相关专业组织，比如全国医保联合会NCHIU与其他社会组织的关系，比同一时期的KCTU更加紧密。类似前述的PSPD，由医疗工会和公民社会组织组成的Solidarity for Health Rights (SHR)，成功地抵制了国家的医疗市场化改革。他们结合多种抗争策略，包括全国放映迈克尔摩尔的《医疗内幕》，组织大规模烛光示威，开新闻发布会反对济州岛上建立盈利性医院，积极利用互联网推动反私有化运动，推荐专家去主流媒体解释医疗盈利化的危害，在报纸上刊登相关广告，甚至专门派出一群行动者到济州岛，挨家挨户宣传盈利性医院的害处，等等。

就这样，在劳工运动总体环境最差的时期，医疗领域的政策不仅没有显著倒退，还在大病医保等领域取得了一定的进展。

同一时期的养老金领域，则彻底走到了医疗领域的反面（2014年后形势其实有所好转，但是不在本书讨论范围内）。历史的看，1990年代劳工运动就不是特别关注这块，也是由于当时的运动参与者一般都是年轻学生，对此没有什么直观的感受。当时养老金的受益方又主要是退伍军人和军官，他们等级意识比较严重，又有着军人的服从意识，自己就未能联合成一个可见的利益集团。因此，主要的工会组织NPS没能和其他公民组织建立强大的纽带，也没有积极招募相关政策专家。

更关键的是，90年代末在其他劳工领域取得政策进展的时候，养老金领域也搭便车获得了一些好处，这使得相关机构轻视了草根联盟的重要性。到了保守党上台后，不管是激进的KCTU还是相对保守的FKTU，都没有对削减养老金作出实质上的抗议，只留NPS一方在做孤独的抗争。相关左翼政策专家的缺席，也使得政策领域完全被亲政府专家和官僚垄断。主流媒体不断给民众灌输国库将空的预言，民间组织则拿不出任何反驳的方案。

因此，在同样的政府施政下，工会与社会组织的关系是决定运动是否可以抵抗国家的关键。

台湾和阿根廷的劳工政治与公民社会在本书的后半部分，Lee加入了另外三个案例的对比，丰富了全书的分析框架。在历史遗产和现实国家社会关系方面，台湾与阿根廷的劳工动员结构出奇的相似，而巴西和韩国之间也出现了奇妙的合流。远隔大洋的国家之间，反而有着更多的可比性。

与韩国相对独立的劳工运动（劳工运动与政党的关系不是很强，劳动党也是之后才成立）相比，台湾的劳工运动是与威权时代党外运动齐头并进的产物。因为戒严时期就有的中华民国全国总工会CFL不能代表工人权益，民进党一直在试图打造自己的工会。由于国民党对基层组织的压制，威权时期的工会并没有独立生存的政治空间，于是不得不依附于党外势力表达观点。

这种历史依附关系一直延续到了2000年民进党执政。几乎由民进党孵化的TCTU台湾工会联合会成为了合法组织，但却始终活在民进党的“阴影”中，无法做独立的动员工作。加上民进党又无时无刻不在收买TCTU，极力邀请后者的成员竞选立法委员。到了2004年，大部分TCTU的成员都已经被民进党吸纳，本来运动导向的组织彻底变成了一个只开例会不做动员的官僚机构，与CFL走上了同样的建制化命运。

相比之下，反而是由知识精英主导的组织台湾劳工阵线TFL在政策上有更多的斡旋余地。TLF扮演了智库的角色，在政府劳工之间斡旋，帮劳动者解决法律问题，而不是动员他们上街。但是由于TFL本身在社运上的疏离态度，也使得其完全无法和韩国的KCTU比肩，其各种立场，也一直被批评并未脱离民进党的影响。

台湾社会福利领域的各种政策成果，与其说是劳工运动的产物，不如说是得益于蓝绿两党的政治博弈。这种博弈是否对工人有利，并不受劳工运动的控制。

阿根廷的劳工运动困境与台湾的类似：与执政党间的历史联系阻碍了现实的动员。阿根廷1945年（贝隆组建工党之年）直到1983年（肮脏战争结束，民主转型开始）的劳工运动都受到贝隆主义的极大影响。军政府统治期间，工会和他们非正式的足球俱乐部被用于初期的劳工运动商讨，往往在晚上，九到十个工运分子会秘密聚会讨论问题。很多民主运动人士因为没有正式表达渠道，也经常会借助工会发声。

由于受益于贝隆当年创立的正义党，阿根廷的劳工运动对似乎偏向左翼的执政党有着不切实际的幻想。以至于代表正义党的卡洛斯·梅内姆1989年上台后，大刀阔斧推行了十年的新自由主义改革，劳工力量完全没能集聚起反抗的力量。梅内姆上台三年后，主要的工会组织全国劳工总工会CGT才组织了一次影响有限的罢工，而且还不被旗下的挺政府分支所支持。CGT软弱的本质原因，就在于工会与政府存在太强的历史联盟，但却没有在更广的公民社会中扎根。所以当政府往左，工会就暂时受益，政府往右，工会也没有任何挽救办法。

面对CGT的软弱，一部分人愤而离开，于1997年建立了更有代表性的CTA。CTA做了CGT所没有做的动员公民社会力量的工作，于上世纪末组织了多次示威。更重要的是，他们团结人权，移民，女��组织和学者智库，还鼓励成员参与和邀请其他社会组织成员加入，极大提升了公民社会和劳工之间的凝聚力。最终，公民社会在推动基什内尔左翼政府上台的过程中扮演了极为重要的角色，也使得阿根廷的劳工运动形势逐步转好。

巴西的运动经验与启示在本书的四个案例中，巴西的劳工环境和运动策略一直都是最好的。定量的网络数据显示，以组织成员共享为标准，巴西的工会组织确实和政党，其他专业组织和非正式组织紧密联系在一起，组织密度比其他三地要高出非常多。同样在90年代经历经济危机，同样受到全球化和外资的极大影响，巴西的劳工力量从来没有衰退过。

巴西劳工运动的发展历史和韩国最为接近。威权时期，知识分子，农民，工人运动家和社区进步教会，学校的地下合作非常之多。工会的活动往往在草根社区发起，受到当地社区的积极支持，社区的维权运动也反过来得到工会的鼎力相助。这一工会与社区协作共生的运动模式在Seidman (1994) 关于巴西和南非劳工运动的著作中有更为详细的论述。总之，这段劳工运动的历史使得工会在民主转型时期可以代表更广大的社会群体。

作为70年代起巴西独立工运最典型的代表，巴西劳工总会CUT早期局限在为传统的制造业工人争取权益，之后年轻领导者则将服务的群体扩展到更广的劳动力，并寻求其他社会团体的支持。相比之下，前述的阿根廷CGT工会视野就比较狭窄，基本只为狭义的工人群体服务。由于巴西工会议程的高度包容性，很多女性领导者不仅提倡劳工权益，也有空间去倡导妇女和少数族裔的权利。通过把劳工权益视为一种普遍的人权，他们也得以吸收很多身份政治动员的优点。

除了在抗争政治场域中的中心地位，CUT本身的政策动员力也很强。他们的政策专家积极参与巴西社会经济统计数据研究所 (DIEESE) 的工作。DIEESE由跨领域的经济学，社会学，统计学家等组成，在政府的劳工政策，比如最低工资的制定上有着很大的话语权。

另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是，巴西成熟的左翼政治还来源于立足于草根的，发育于社区运动的政党政治（见Mische (2007) 关于巴西80和90年代学生运动的力作）。80年代末发轫于愉港的参与式预算（欧文赖特在《真实乌托邦》里以此作为另类治理的典型例子）就是很好的例子。在很多巴西的城市，治理和社运之间的界限是很模糊的，抗争政治和政党政治有着相似的源头。巴西的经验值得各国借鉴，但某种程度上也是很难复制的。

研究意义与拓展由于以工会作为分析的起点，作者分别考察了劳工运动和公民社会，政党之间的关系，但并未阐述公民社会和政党的关系变化如何反过来影响到劳工组织。纵观全书，作者过分突出了劳工运动本身的自发性，但对于政党和其他公民社会组织的自发性如何影响劳工运动的动员结构则未多着墨。作者也未能详细论述非正式组织，比如各种教会和俱乐部如何在三方关系中起到作用。然而，以一本著作的篇幅来看，Lee的分析已经涵盖了多个社会运动，福利国家和劳工研究中的问题。全书不仅自成一体，而且在各个层面与其他学者的研究形成了呼应，对民主国家的现实也有着极强的解释力。

首先是历史因素对动员结构的影响。威权时期的学者，工人，教会联盟，可以为后来的劳工运动打下坚实的基础。这种历史视角在其他社会运动著作中也并不少见。比较典型的是 LeBas (2011) 对非洲反对党的研究。津巴布韦和赞比亚的威权政府建立了国家主导的，全国性的工会组织来控制基层，却反过来制造了自己的“敌人”：正是这些工会成为了后来培育反对党骨干的温床。相比之下，肯尼亚并没有统一的工会，之后也就没有生长出强大的反对力量。

其次，国家，包括执政党不仅在回应民众和社会组织，也会精心吸纳和收买反对势力。这在韩国和台湾的例子中已经体现得非常明显。去年，学者 Eidlin (2016) 对美国缺乏工党的历史社会学研究也作出了相似的阐发，正是民主党成功地在大萧条期间吸纳了工人的反对，美国才没有出现更激进的左翼政党。另一方面说，工会和社会组织自身，也需要反思如何最大化地利用各个社会群体的力量，而不是让身份政治瓦解掉更大规模的动员。Lee书中的巴西工会CUT就是成功联合社会各阶层的例子。

社会运动制度化为政党后，不能仅仅通过自己的政党来发声，而是要继续和执政党保持凝聚力。否则运动成果往往不可持续，特别等新政党上台，旧有的政策很有可能出现倒退。Amenta (2010) 等学者曾经在关于社运政治后果的综述文章中发现，成功的运动可能不能持续，失败的运动却可能留下很多遗产。McVeigh (2014) 等人之后的研究则发现，3K党当年的活动尽管很快就消退了，却对美国南部的政党重组产生了非常深远的影响。在当年有3K党组织存在的区域，投票转��共和党的人多了5%，这种投票倾向一直保持了四十多年。

另外，传统的社运研究往往重视运动为什么会兴起，却忽视运动如何消亡的问题。Davenport (2014) 对美国新非洲共和国（1968年成立于底特律的黑人民族主义组织）的历史研究是个例外。他发现社运组织的衰落，很大程度取决于外部高压下组织成员对国家镇压的不确定感，和内部信任的瓦解。而在Lee这本书中，KCTU内部在如何反抗国家政策，如何与其他组织结盟上出现了严重分裂，导致了其后期的衰败。

最后，Lee也为左翼指出了不同时期的斗争策略：在政治机会结构有利的时候，应更多注意提升与现有政党的凝聚力，在机会结构不利时，则需要与公民社会结成强有力的纽带，用广泛的社运联盟来反抗国家。

政党的轮替是暂时的，动员结构的积累却是个漫长的过程。如今不满川普的人们，应该可以从书中巴西和韩国的例子中找到突破动员瓶颈的思路，也应该能从阿根廷和台湾的例子中找到自己之前失败的教训。走上街头的人数值得激赞，却并不能自证运动的成功，人们今日抗争的成果，可能要等很多年后才能浮现出来。

核心书籍： Lee, Cheol-Sung. 2016. When Solidarity Works: Labor-Civic Networks and Welfare States in the Market Reform Era.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其他文献： Amenta, Edwin, Neal Caren, Elizabeth Chiarello, and Yang Su. 2010. “The Political Consequences of Social Movements.” Annual Review of Sociology 36(1):287–307.

Davenport, Christian. 2014. How Social Movements Die: Repression and Demobilization of the Republic of New Africa.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Eidlin, Barry. 2016. “Why Is There No Labor Party in the United States? Political Articulation and the Canadian Comparison, 1932 to 1948.”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81(3):488–516.

LeBas, Adrienne. 2011. From Protest to Parties: Party-Building and Democratization in Africa. Reprint edition.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McVeigh, Rory, David Cunningham, and Justin Farrell. 2014. “Political Polarization as a Social Movement Outcome 1960s Klan Activism and Its Enduring Impact on Political Realignment in Southern Counties, 1960 to 2000.”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79(6):1144–71.

Mische, Ann. 2007. Partisan Publics: Communication and Contention across Brazilian Youth Activist Networks.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Seidman, Gay W. 1994. Manufacturing Militance: Workers’ Movements in Brazil and South Africa, 1970-1985.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政见版本：http://cnpolitics.org/2017/02/when-solidarity-works/

#社会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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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mersoul · 6 years a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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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家卫的小宇宙

摘要

《花样年华》上映18周年，王家卫的小宇宙爆发了吗？

导语

2000年是华语电影大年。这一年，三部华语电影入围戛纳电影节主竞赛单元，分别是内地的《鬼子来了》、台湾的《一一》以及香港的《花样年华》。三地顶尖华语导演同场竞技，即使在戛纳电影节史上，也是罕见的巅峰对决。评委会内部，三部影片各有拥趸，最终争执不下，各获一片银棕榈。

一转身，到今天，《花样年华》上映已18周年。

花样的年华

“那个时代已过去。属于那个时代的一切，都不存在了”——《花样年华》

2008年，纽约移动影像博物馆举办《与王家卫的一夜》，李安作为介绍人，回忆第一次看王家卫电影的情景：

当时是1991年，大器晚成的李安刚拍完处女作《推手》，拿了金马奖9个提名。他返回台湾参加颁奖典礼，结果碰到的每个人都对他说，快看王家卫，电影新时代的开始。

李安看了，电影名叫《阿飞正传》，果然很不一样。

处女作《旺角卡门》小试牛刀，在第二部电影《阿飞正传》里，王家卫正式确立了独树一帜的风格。梦幻般的画面，配上轻灵的音乐、精炼的台词，轻易地掳获了无数观众。即便狂傲如昆汀·塔伦蒂诺，也是他的狂热粉丝。

江湖流传王家卫的众多轶事。李安就吐槽过：“我很想像王家卫那样酷，但我就是做不到。比如，没有剧本就请一票明星来拍戏；比如我今天不想拍，那就不拍了；比如电影拍了几个月，几年，然后扔掉胶片，从头来过……再比如，演员撂挑子不干了，那就再找一个演员，拍另外一个结局，然后赢下各种奖项。”

关于没有剧本拍戏，王家卫解释过，他不是没有剧本，而是到拍摄前一天，他仍然不能确定剧本。拍《旺角卡门》时，“（开拍前的）晚上我想，第二天早上九点半开拍，我七点半起床，还能写两个小时剧本。结果第二天一睁眼，九点了。”

至于明星策略，自然是有票房考量。在香港拍文艺片，亏本是必然。《阿飞正传》投资4000万港币，票房仅有900万港币，投资人邓光荣巨亏。假如没有请张国荣主演，或许900万票房的零头都难。

王家卫调教演员的本领，人尽皆知，特别擅长发掘明星不为人知的闪光点。比如《重庆森林》里的王菲，古灵精怪，灵气逼人，奠定王菲今后的戏路；《一代宗师》里的赵本山，气场深厚，不但贴合本人气质，更挖掘出令人刮目相看的一面。所以明星加入王家卫电影，即使片酬不高，也甘心情愿。

另一则未证实的流言：1997年《春光乍泄》以一票之差，惜败金棕榈。戛纳欠王家卫人情，所以用另一种方式表达对《花样年华》的尊崇。2006年戛纳电影节官方海报，就是向《花样年华》致敬，同时，王家卫还受邀担任评委会主席。

对倒：错位

“所有的记忆都是潮湿的”——《2046》

很多人迷恋王家卫，是从他的文本开始。那些欲拒还迎、隐忍压抑的台词，轻易击穿观众的心防。“当时我离她最近的距离只有0.01公分……”、“如果有多一张船票，你会不会跟我走”，远在社交媒体兴起前，“王家卫体”便已在网络上蔚然成风。

进阶的影迷，则着迷于他的影像魅力。从九十年代开始，张叔平、杜可风、王家卫构成铁三角，打造了王家卫的标志影像。张叔平从跳蚤市场买来的走马灯，可以成为《春光乍泄》中黎耀辉和何宝荣的爱情信物。杜可风掌镜下的色彩，是最具感染力的视觉语言。它是一种情绪，每一种色彩的选用和调制，就是每一种心情的表达。

更高阶的王家卫迷，热衷于索隐钩沉，追溯王家卫的刘以鬯，以及他笔下错位的六十年代。

《花样年华》和《2046》片尾，王家卫特别用字幕提醒观众：“特别鸣谢刘以鬯”，以表达对刘以鬯先生的崇敬。

和王家卫一样，刘以鬯也是上海人。他四十年代末辗转来到香港，在各大报纸杂志担任编辑，其间还曾去过新加坡，为糊口生计，曾一天写一万余字，甚至还写过武侠小说。周慕云也是个报馆编辑，在《2046》里写武侠小说，其身份就是以刘以鬯为原型，但故事情节早已千差万别。

王家卫宇宙

“所谓的大时代，不过就是一个选择，或去或留。”——《一代宗师》

王家卫的作品序列中，有个始终隐藏、不显山露水的主角。他不是梁朝伟，也不是张国荣，而是一座城市：香港。

王家卫入行时跟着谭家明一起工作，曾担任后者《最后胜利》的编剧。后来，谭家明又参与指导了《阿飞正传》的制作和剪辑。从某种意义上说，王家卫是谭家明的门徒，继承了他对错位和疏离感的主题的偏爱，以及对香港这座城市的探索和寻根。

时间元素在王家卫电影里俯拾即是，仿佛他对时间有种特有的执迷。一方面，王家卫刻意打乱时空，甚至电影角色成对出现在平行时空里，彼此互相交错，另一方面，他极其注重时间的精确性，无论是“1960年4月16日下午三点之前的一分钟”，还是《花样年华》开头字幕打出的“1962��，香港”，他之所以不厌其烦地强调时间的概念，揭示了他试图用电影寻根香港历史的野心。

再到十年磨一剑的《一代宗师》，时间再进一步，从1936年的佛山延展到1950年代的香港，深入北拳南传的历史肌理，追溯上一代香港人是从哪里来。至此，王家卫的创作脉络一目了然，他以几乎一部一精品的电影宇宙，为香港建构一个完整的影像时空。有如此野心和能力的华语导演，未见有比肩者。借句时髦话，可称为“王家卫宇宙”。

“见自己，见天地，见众生”，已过知天命之年的王家卫，不知在他的下一部电影《繁花》中，是否还会继续他的香港叙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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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lgzx · 8 years a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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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相网2017.3.27】20世纪的人类社会，见证了惨烈的战争和动荡。两次世界大战，分别夺走了1700万和7000万军人及平民的生命。战场交战、屠杀、虐杀、疾病和饥荒等多种原因，令庞大数量的生命从地球上消逝，或骤然，或缓慢。

硝烟散去。纽伦堡审判之后，许多战犯被送上绞架或入狱服刑，正义得到了伸张。世界似乎重回安定，慢慢地治愈劫后的创伤。七十多年来，对战争的反思、对纳粹暴行的揭露和谴责从未停止。

研究学者、文学家和艺术家们陆续推出了数以千计的书籍和大批影视作品，以不同的角度记录黑暗的历史。奥斯维辛集中营对外开放，以色列、美国和德国柏林大屠杀纪念馆的建立，曝光了种族灭绝的极端恐怖。阴森的囚室、铁丝网，在时时提醒着人们：谴责罪恶，永不再犯。

今天，“纳粹”一词，早已恶名昭彰，成为邪恶和残暴的代名词。对于纳粹主义的宣扬或认可，无论以任何形式出现，都会令人惊骇、不被接纳。然而，就在阳光下，在所谓的和平时期，却还有一种罪行，更为邪恶残暴，仍然在肆虐横行，且不断变换面目。那些罪恶的制造者，那些杀人无数的暴君，居然继续被尊崇和膜拜。邪恶的理论，还在通过教科书和各种宣传媒介向亿万人灌输著。杀戮，没有停止；压制，是极权的专利。对此，保持沉默、视若无睹，都是对生命和尊严的亵渎，也是对昔日死难者的不敬。共产党杀人远多于纳粹

纳粹残杀了600万犹太人、330万苏联战俘，110万死于集中营的被放逐者，以及数十万吉卜赛人，加上战场上的1500万致死人数，受害者总数约为2500万。

和纳粹相比，一个世纪以来，共产主义虐杀了多少生灵？

根据《共产主义黑皮书》统计，在20世纪，全球共产主义革命的死难者，总计为近1亿人，其中苏联2000万、中国6500万、越南100万、北朝鲜200万、柬埔寨200万、东欧100万、拉丁美洲15万、非洲170万、阿富汗150万，死于未掌权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约1万。许多学者认为，以上数字要低于实际死亡人数，如中国至少有8000万人。

1848年，《共产党宣言》的发表，标志着共产主义的诞生。共产主义起源于黑帮组织，实质信奉魔教。一个幽灵开始在欧洲和世界的其它地区飘荡，散发最邪恶的毒害。

共产主义学说故意夸大不同阶层人们的矛盾，主张阶级消灭论，宣扬暴力阶级斗争。马克思本人因而被指为“现代政治种族灭绝的祖先”。马克思曾经写道：“如果阶级和种族太过脆弱，不具备适应新的生活条件，必须让路，他们必将被‘革命的大屠杀所消灭’。”

1. 苏共暴行

1917年，苏俄共产党夺权，建立了世界上第一个共党政权，将马克思主义付诸实践，同时开启了共产暴政的杀人史。

前苏联异见人士Vladimir Bukovsky说：“共产党执政后，无论在俄罗斯、波兰、古巴、尼加拉瓜或是中国，他们首先要消灭本国约十分之一的人口，目的是‘重建社会结构’。”然后，共产党便开始消灭某些特定群体，在苏联，这些人包括神父、农民、知识分子、商人和某些少数民族，例如乌克兰人、车臣人、犹太人等。

列宁掌权后便实行恐怖统治，仅仅从1918年到1922年2月，杀人不少于200万。列宁曾经说过：“在每十个犯有怠工罪的人当中就地枪决一个。”“至少逮捕100名富农，公开处决这些人质，把尸体挂在那里，让周围几百英里之内的人看到并且发抖。”

斯大林上台后，开始了令人谈之色变的大清洗。从政府到军队，一半以上的党员被逮捕、清洗，军队高级将领从元帅、一级集团军将领、二级集团军将领到军长、师长，每级军官被枪毙的比例都超过百分之六十，甚至达到百分之百。在斯大林统治时期，还发生了人为造成的大饥荒，饿死了800多万人。

1930年，苏联建立了“古拉格”，即苏联“劳改营管理总局”。在斯大林去世前，全苏联共有劳改营170所，遍布各个地区和角落。据统计，在1930年至1940年间，由于条件极端恶劣、劳动强度过大、饥饿和遭受非人待遇等原因，有50多万名劳改犯死亡，包括许多诗人、作家、学者、科学家和艺术家。苏联劳改营后来成为其它社会主义国家劳改营的样板，希特勒甚至派出盖世太保去苏联参观、学习建造劳改营的经验。

据苏联政治局委员雅科夫列夫的估算，死于斯大林暴政的人数约为2000万。

2. 赤棉大屠杀

提起“红色高棉”，人们便想到白骨累累的“万人坑”和“杀戮场”。

1975年4月17日，红色高棉战胜美军支持的柬埔寨共和军后，开始了一场历时近四年的种族灭绝共产主义革命。红色高棉首先展开了人类史上罕有的逼迁行动，以枪械威逼，撤空了人口达200万的金边，年老体弱及年幼居民的尸体被弃在路边。

红色高棉领导人波尔布特（Pol Pot）的统治让国家回到“零年代”，文明降至历史最低点。在三年八个多月的时间里，柬埔寨有近200万人被杀害，或因饥饿、过度劳累而死亡，占全国人口的四分之一。

在开放给游客的一个杀戮场前，导游介绍说，红色高棉为了节省子弹，杀人多用棍棒重击或以斧头砍杀。最残忍的是杀死儿童时，暴徒们倒拎着小孩的双脚，对着大树将他们的头部用力砸去，活活将其撞死。至今，还能看到有的大树上嵌著小孩的牙齿。妇女则在死前先遭强暴，然后被蒙上双眼，一丝不挂地被重棍击毙。

2015年4月17日，在内战结束四十周年纪念日之际，幸存者胡霍（Huot Huorn）对记者说：“四十年前，波尔布特把柬埔寨变成了一个地狱、一个鬼地。”她为36名死去的亲友上香，她表示：“我仍然很憎恨这一个政府⋯⋯它们的罪孽仍然清晰地在我眼中。他们让我们挨饿、不给被监禁的人们吃喝，直至他们饿死⋯⋯我看见他们把孩子的头砸向树。”

3. 中共暴政

中共，曾给予了红色高棉精神和物资上的最大支持。中共的手上，其实沾著柬埔寨被害民众的鲜血。而中共在屠杀本国百姓方面，更是登峰造极，集罪恶之大成。

毛泽东说过：“与人斗其乐无穷”，“8亿人口不斗行吗？”1957年，毛泽东访问苏联，在莫斯科的共产党会议上公开讲：“大不了就是核战争，核战争有什么了不起，全世界27亿人，死一半还剩一半，中国6亿人，死一半还剩3亿。”

暴君酷爱斗争，令其无休止地发动政治运动，制造恐怖，将全民陷于“对敌斗争”和“消灭敌人”的血雨腥风中。时间、精力、国力，全部投入害人的斗争，而斗争又残害了数以千万计的生命，毁灭了文化、道德和信仰。

陈礼铭在《社会主义与法西斯主义》中小结说：“对于中国共产党人来说，他们的敌人经过了土豪劣绅、国民党反动派、托派、AB团、左倾机会主义、右倾机会主义、日本帝国主义、美帝国主义、地主富农、不法奸商、历史反革命、现行反革命、苏联修正主义、高饶反党集团、胡风反党集团、彭德怀反党集团、右派分子、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五一六分子、阶级异己分子、林彪反党集团、死不改悔的走资派、三种人、四人帮、资产阶级自由化、反革命暴徒、⋯⋯西方反华势力⋯⋯直到现在干脆简化为‘敌对势力’四个字。”

从延安整风，到土地改革、镇反、三反五反、肃反、反右、文革，再到“六四”，中共专制机器不停地揪出反党分子，对他们侮辱折磨、剥夺一切权利，甚至大开杀戒。令人匪夷所思的是，被整肃的对象几乎都是对党和“领袖”忠心不二的人士，甚至包括诸多中共高层领导人。他们热情地向中共提出意见和建议，却在一夜之间被打成“特务”、“叛徒”、“内奸”、“反革命”。他们沦为政治贱民，或是被劳改、抓捕，被批斗、毒打甚至被活活打死。这些遭到中共疯狂迫害的受难者来自社会各界，不仅有时任国家主席的刘少奇、十大元帅中的彭德怀、贺龙等人，也有大批科技、文化和艺术精英，还有正直善良的工人和知识分子。

滥杀，在中共的暴政下，持续不断。文革期间，大陆曾发生过惨绝人寰的三大屠杀案。作家谭合成专门调查了道县大屠杀，将调查报告集结成书──《血的神话》。这场屠杀始于1967年8月13日，主要是针对地主、富农等“黑五类”及其子女。杀人手段五花八门，包括枪杀、刀杀、沉水、炸死、活埋、棍棒打死、绳勒、火烧、炸药炸死等。

谭合成说，道县屠杀并非文革时期的特例，它是基于中共传统的“阶级斗争和暴力革命”理论。大陆前媒体人杨继绳表示，道县惨案是“政治愚民”对“政治贱民”的屠杀。

据学者统计，在中共执政的68年当中，在历次运动中被迫害致死、被逼自杀，或因其它原因非正常死亡的总人数高达8千万，仅在三年大饥荒期间就有4千多万人饿死。这个数字超过了两次世界大战死亡人数的总和。

今日，在“人权最好时期”的幌子下，中共依然在堂而皇之地封锁资讯、欺骗人民、迫害信仰、残害无辜。1999年7月，中共前党魁江泽民发动了对法轮功群体的镇压，疯狂迫害修炼“真、善、忍”的好人。江泽民实施了灭绝政策──“经济上截断，名誉上搞臭，肉体上消灭”。江氏犯罪集团甚至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的器官贩卖牟利，这一罪行被称为“这个星球上前所未有的邪恶”。

《九评共产党》评说：“中共可以使人变成豺狼魔鬼，因为它本身比豺狼魔鬼更加凶残。”（“九评之七”评中国共产党的杀人历史）共产党破坏文化泯灭人性

纳粹帝国推崇德意志文化，鼓吹日耳曼民族优越论，在此基础上对异族实行残酷的灭绝，但是在国内，德国的民众享有较为优厚的福利待遇。而共产主义的更加邪恶之处在于，各国共产党大肆屠杀的都是本族同胞，而且毫不留情地破坏本民族的文化遗产和传统道德。例如：斯大林捣毁了莫斯科的数十座教堂，波尔波特拆除了金边大教堂，而中共对中华传统文化的毁灭性破坏，则是无远弗届，空前绝后。

文革初期的“破四旧”运动，扫荡了全中国城乡的文物古迹。以中学红卫兵为主的“革命小将”杀向各地名胜，要破除一切古代和外来的文化。圆明园遗址再次遭到破坏，建筑基址和山形水系仅存轮廓。中华民族的始祖黄帝的陵寝遭到永久性的毁灭。曲阜孔庙惨遭蹂躏，孔子墓被铲平挖掘，其内的孔子遗骸早已不知所终，“大成至圣先师文宣王”大碑被毁。面积3000余亩、延续了两千多年的孔氏家族墓地被洗劫一空。在挖坟狂潮中，明太祖朱元璋、名相张居正、民族英雄袁崇焕、蒲松龄、康有为、张自忠上将等人的墓地，全都被破坏了。民间收藏的无数珍奇古董、古籍字画都被抄走或付之一炬。

此外，文革期间盛行的批斗、抄家、告密等行为，加剧了中国传统道德的沦亡。有学者指出，十年文革对于中国文化的重创，几代人都难以恢复。

共产主义颠倒善恶，以无神论取代人对神的敬畏。在阶级斗争理论的指导下，共产政权煽动仇恨，妖魔化被斗争的对象，鼓励人们互相揭发告密，向党靠拢，放弃本性的善与爱。就这样，在共产的旗下，人性被扭曲，人变成了奴隶、机器甚至魔鬼。由此可见，共产主义对人民的精神异化，远甚于纳粹主义对民众的洗脑宣传。

共产党政权对内实行欺骗和镇压，铁腕维稳，对外则利用各种手段有步骤地输出仇恨、进行渗透，企图颠覆西方自由社会。严峻的现实已经表明，红色的谎言、仇恨和恐怖已经延伸到了非共产党执政的民主自由国家。共产罪恶远未被人认识

造访奥斯维辛集中营的游客，有多少人会想到，当年希特勒为了灭绝犹太人，派出大批盖世太保去苏俄学习建造集中营的经验。德国和德占区的几百个犹太人集中营和战俘集中营，就是参照“古拉格”的模式建成的。共产主义暴政下的产物，给邪恶轴心提供了犯罪的灵感。

陈礼铭这样对比法西斯主义和共产主义：“法西斯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共同特点是制造仇恨、抬高自己、迷信专制、崇尚暴力、镇压异己、扩张势力、钳制舆论、垄断经济。而正是在这样一些实质问题上，它们是同林之鸟一丘之貉。它们之间的差别仅仅在于法西斯主义者公然反对民主，因而是明火执仗的强盗；而共产主义者则扯一块民主的遮羞布，因而是披着羊皮的豺狼。”

《共产主义黑皮书》写道：“为什么对于跨八个年代在四大洲触及约三分之一人类生命的共产主义巨难，学术界是如此震耳欲聋的沉寂？为什么人们对于把罪行──大规模犯罪、系统性犯罪以及反人类罪──这样的关键因素作为分析共产主义的中心因素有如此广泛的迟疑？”

“至于列宁、毛泽东、胡志明甚至还有斯大林，则一直享受着令人惊讶的尊崇。法国国家乐透彩作为一家政府机构，甚至疯狂到把斯大林和毛泽东用于广告促销活动。请问有谁胆敢出主意将希特勒或戈培尔用于商业广告？”

历史的悲剧，写在昨天。严肃的思考，留给现在。警钟，早已鸣响。对于一切曾经发生的和正在发生的悲剧，对于将会实施、毁灭明天的罪恶，我们怎可坐视不理？

乌克兰总统尤先科曾说：“共产邪恶就只能称为邪恶，不能叫别的，⋯⋯共产主义极权需要的是绝对的权力。而对于这个绝对的权力，人就必须变成动物一样，忘记道德，忘记灵魂，成为非人类。”

人类，岂可成为“非人”？远离、唾弃、抛弃共产党，告别梦魇，悲剧方可结束，世界才能回归真正的文明和美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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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lgzx · 8 years a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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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相网2017.2.22】

共产主义和纳粹的宣传画报极为相似。（资料图片）

20世纪的人类社会，见证了惨烈的战争和动荡。两次世界大战，分别夺走了1700万和7000万军人及平民的生命。战场交战、屠杀、虐杀、疾病和饥荒等多种原因，令庞大数量的生命从地球上消逝，或骤然，或缓慢。

共产党杀人远多于纳粹

纳粹残杀了600万犹太人、330万苏联战俘，110万死于集中营的被放逐者，以及数十万吉卜赛人，加上战场上的1500万致死人数，受害者总数约为2500万。

和纳粹相比，一个世纪以来，共产主义虐杀了多少生灵？

20世纪遭共产政权迫害致死人数。（大纪元制表）

1. 苏共暴行

1917年，苏俄共产党夺权，建立了世界上第一个共党政权，将马克思主义付诸实践，同时开启了共产暴政的杀人史。

据苏联政治局委员雅科夫列夫的估算，死于斯大林暴政的人数约为2000万。

2. 赤棉大屠杀

提起“红色高棉”，人们便想到白骨累累的“万人坑”和“杀戮场”。

“红色高棉”领导人波尔布特（Pol Pot）的统治让国家回到“零年代”，文明降至历史最低点。在三年八个多月的时间里，柬埔寨有近200万人被杀害，或因饥饿、过度劳累而死亡，占全国人口的四分之一。

3. 中共暴政

毛泽东说过：“与人奋斗其��无穷”，“8亿人口不斗行吗？”1957年，毛泽东访问苏联，在莫斯科的共产党会议上公开讲：“大不了就是核战争，核战争有什么了不起，全世界27亿人，死一半还剩一半，中国6亿人，死一半还剩3亿。”

《九评共产党》评说：“中共可以使人变成豺狼魔鬼，因为它本身比豺狼魔鬼更加凶残。”（“九评之七”评中国共产党的杀人历史）

共产党破坏文化泯灭人性

此外，文革期间盛行的批斗、抄家、告密等行为，加剧了中国传统道德的沦亡。有学者指出，十年文革对于中国文化的重创，几代人都难以恢复。

共产主义颠倒善恶，以无神论取代人类对神的敬畏。在阶级斗争理论的指导下，共产政权煽动仇恨，妖魔化被斗争的对象，鼓励人们互相揭发告密，向党靠拢，放弃本性的善与爱。就这样，在共产的旗下，人性被扭曲，人变成了奴隶、机器甚至魔鬼。由此可见，共产主义对人民的精神异化，远甚于纳粹主义对民众的洗脑宣传。

共产党政权对内实行欺骗和镇压，铁腕维稳，对外则利用各种手段有步骤地输出仇恨、进行渗透，企图颠覆西方自由社会。严峻的现实已经表明，红色的谎言、仇恨和恐怖已经延伸到了非共产党执政的民主自由国家。

共产罪恶远未被人认识

人类，岂可成为“非人”？远离、唾弃、抛弃共产党，告别梦魇，悲剧方可结束，世界才能回归真正的文明和美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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