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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ravitysworm · 8 yea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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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议中的群众

“對不起這位市民，我知我阻礙你很不忿”——My Little Airport 《今夜到干諾道中一起瞓》

二月初，伯克利的学生和反法西斯组织成员在校园中集会，抗议到访的极右翼人士Milo，和平的抗议一度升级并导致讲座取消。事后，舆论一遍倒地对抗议者采取的暴力手段表示了不满，校方也极力撇清自己和暴力施行者的关系。被保守派推崇的政治心理学家Jonathan Haidt更是在推特上直言：学生们这是向地狱迈进了一步。

这当然不是大众第一次对抗议者产生不满。事实上，历史上的革命和社会运动，不少群众不仅不是革命者的帮手，而且常常对抗议产生各种误解和抵制。当年占领华尔街运动中，有个路人对一个正在攀爬雕像的抗议者的评价是：“我知道他要表达一种观点，但我实在不知道他要说什么。”埃及开罗抗议被清场后，有个路人在采访中说：“终于结束了！我不反对抗议，但是我们普通人需要一个正常呼吸的空间，需要一个畅通的交通。”后来在纪录片《革命...其后》，观众也可以发现埃及农村的大部分居民对首都的抗议采取了漠然的态度。对抗议的敌视态度当然也出现在香港雨伞运动中，很多市民和商家对扰乱交通秩序的抗议者非常不满。更戏剧性的一幕则出现在莫斯科一次同志游行中，有一些路人先是保护抗议者不被警察殴打，但当他们得知抗议的内容居然是支持同性恋后，就马上收回了同情离开了现场。

社会运动如何影响大众？

无数的例子告诉我们，抗议对普通人的影响可以是多元的，大众可以从抗议得到鼓舞，也可以对抗议感到困惑甚至敌视。试图要推动社会变革的运动，在运动领导人和参与者看来也许是崇高的，在普通人看来也许只是手机上闪过的几条新闻推送。虽然社会学家已经证实，抗议的参加者在参加过社运的很多年内，都会保持对社会变革的热情，但如果这种热情无法辐射向更广的受众，一切的努力的影响，就只能凝结在少数人的人生体验里，随着旧时代的退场而随风而逝。

很可惜，学界关注社会运动很多年，却没有多少研究真正关注到社运如何影响到普通人的观念。1973年，学者Berkowitz用盖洛普的民调数据研究反越战抗议是否改变了大众的政治态度，可惜因为当时数据质量不高，因果推断也不够发达，统计结果发现抗议居然没带来任何长期影响。绝望的Berkowitz放弃了研究这一领域，另外的学者似乎也不怎么跟进相关的话题，而是把精力放在研究社运如何能够带来公共政策的转变上。很多民主国家的学者认为社运最根本的就是要改变政策，大众观念的变迁如果没法通过投票倾向反映出来，就没有意义。就这样，抗议和公共舆论的研究荒芜了三四十年，直到本世纪才被人重新拾起。

虽然研究者们终于开始关注到运动对普通人观念的影响，要准确测量它却不是件容易的事情。社会运动的兴起常常无法预料，普通的社会调查又不是为了研究抗议而设计的。因此，研究者主要依赖于两种办法来间接测量社运影响。一是如果抗议和社会调查的时间间隔比较长，或者一次调查样本不足，就合并多次社运和调查数据，研究多个时间段内抗议的次数是否与之后社会调查中人们的政治社会态度相关；二则是利用各种偶然的巧合，比如某个社会调查正好在重要社会抗议前后进行，那么就可以比较那些受到抗议不同程度影响的人的政治态度。

第一种办法的代表作为两位政治学者Banaszak和Ondercin的女权运动研究。他们以经典社运数据库Dynamic of Collective Action（DCA）的抗议数据为依据，发现1960到1992年间，哪怕排除社会政策和妇女就业比率提升的影响，美国女权运动也显著推进了公众的进步观念。两个季度间社运数量哪怕增加一次，公众态度的转变速度都可以提升一倍。

但是，基于传媒报道的社运数据库常常无法反映真实的历史，而基于事件数量，而非内容和规模的测量也会导致很多问题（我以前专门写过这个问题）。因为覆盖的年份太多，类似的研究几乎无法排除各种各样的干扰因素。

因此，越来越多的学者采用了第二种办法。比如北卡和圣母大学社会学系的研究团队就研究了1960年美国入座（sit-in）运动对南方居民的影响。1961年初，密歇根大学对几百位居住在前邦联州的白人居民进行了访谈，借由这些访谈资料，研究者可以分析各种因素如何影响到白人对民权运动的支持。结果发现，虽然九成的南方白人都无法认同民权运动的价值观，但居住在有入座运动的县的白人，明显比其他受访者更接受民权运动的理念。

社运形态与大众支持

以上两项研究，似乎都暗示社运对公共舆论的正向作用。但更多的分析则显示，不同形态，不同策略的社会抗议对普通人态度的影响可能是不一致的。

2006年初，美国的拉丁裔为了抗议众议院通过的反移民法案，在全国范围内组织了350多次游行，累计参与人次达到五百万之多。凑巧的是，针对拉丁裔的社会调查也恰好贯穿了整个游行，有人在抗议前接受了调查，有人则在抗议之后，这为研究者考察抗议的影响提供了绝佳的机遇。于是，多项研究都以此展开，其中最著名的是三位政治学者Wallace，Zepeda-Milla´n和Jones-Correa的论文，他们发现不同规模的抗议对普通人的观念产生了截然相反的影响。

统计发现，如果拉丁裔在接受访谈之前，全美已经出现过超过一万人的抗议，那么他们对选举政治的热情就会下降，对政治现状也会感到更加无助（政治效能下降）。但如果在受访前的三十天内，被访者居住地100英里内（两小时开车距离）出现的中小型抗议的数量越高，拉丁裔们反而更容易相信自己改变理解政府的能力（政治效能提高）。

为何抗议的规模会带来相反的影响？对120位社会运动组织负责人和抗议组织者的定性访谈揭示了可能的原因：规模带来了抗议框架 (Frame) 的不同。在2006年的大规模抗议中，各个参与团体秉持着不同的斗争策略，温和团体主张塑造一个统一的美国梦蓝图，将移民塑造成和普通公民一样的美国人，而激进团体则主张多元开放，希望弱化美国这个统一的框架，突出移民本身的文化特色。相比之下，中小型的抗议一般发生在规模小的城市，那里的组织一般都提倡推动美国的主流价值观。

因此，那些直接或间接经历大规模抗议的人们，有机会目睹到同一个抗议中不同的声音，也因此对政府产生了更批判的态度。反之，那些经历中小型抗议的人们，看到的却是整齐划一的美国梦话语，这些抗议反而增加了观者对于目前政治体系的信心，相信移民还是有能力改变政府的决策。

在今年最新的工作论文中，普林斯顿政治系的Wasow重新将视线拉回到民权运动。他的发现则是，民权运动中黑人抗议的暴力程度决定了运动是否能得到多数人的同情。1960年代初，黑人领导的非暴力抗争不仅让大众意识到了民权运动的重要性，也显著改变了国会中对民权运动的讨论，使得更多人在1964, 1968和1972年选举中投票给民主党。具体来说，非暴力抗议地点100英里以内的县，1964到1972年间民主党的投票份额比其他县要高。

而相比之下黑人主导的暴力抗议后，大众明显开始关心社会控制的问题，国会中也增加了对犯罪和暴乱的讨论。作者的因果推断方法甚至预测，如果暴力抗议减少一些，1968年总统大选汉弗莱可能将战胜尼克松。

当然，暴力运动使得白人普遍担心社会控制的问题，并不能证明暴力抗议的不正当，而是恰恰证明统治精英的核心利益受到了明显的威胁。组织者可以提倡非暴力的策略，但一个抗议是否导向暴力，也往往不是发起者可以自行控制的，很多抗议更是常常由警察故意激化。另外，Wasow也没能分离出60年代无数白人主导运动组织，比如青年国际党 (Yippies) 和学生争取民主社会 (SDS) 所造成的影响。

虽然上述研究存在数据和方法上的缺陷，他们确实指出了不同类型抗议对普通人态度影响的不确定性。

群众为何反对抗议？墨西哥的证据

由于使用的是二手经验数据，之前提到的这几项研究，大都用了是否居住在有抗议的地方，以及到抗议地点的距离长短作为人们是否受到抗议影响的标准，这也造成了一些共同的局限。

首先，一个地方是否出现抗议本身并不随机。居住在有抗议的城市和县的居民可能显著不同于其他地方的居民。当地的社会政治文化可能本身就是是否出现抗议的原因。第二，之前研究的不遵从（noncompliance）问题比较严重，居住在一个社运城市，不代表里面的居民就会受到抗议影响，不住在有抗议的城市，也不代表普通人就不关心抗议。新闻媒体常常会模糊这个物理上的边界。最后最关键的是，以上的文献都无法解释抗议和公共舆论变化之间的机制，因为作者都只能通过距离等变量推测普通人是否可能参与社运，却无法得知他们实际的参与程度。

去年毕业于匹兹堡大学政治系的Schwartz在自己的博士论文中，采用巧妙的实验设计研究了墨西哥抗议的影响，不仅推动了研究范式的更新，也将研究视野扩大到了半民主国家。

Schwartz选择墨西哥城的抗议作为自己研究的对象。作为墨西哥首都，墨西哥城是一个典型的社运城市，每年大约有3000多次大小抗议发生。由于整个城市布局像棋盘一样铺开，人们如果居住在不同的区域，受到社运影响的程度差别就会很大。凑巧的是，作者开展田野的时候，正赶上2015年墨西哥的又一轮抗议潮：2014年9月，43位学生在去首都纪念1968年特拉特洛尔科大屠杀路途中，被政府势力绑架并杀害。之后大规模的街头抗议持续了近一年，诉求也从事件本身延伸到更广的倡导社会正义。

相比其他研究者，Schwartz想观察的不仅是不同类型抗议的影响，更试图控制参与者接触社运的方式：是通过媒体间接接触，还是身临抗议现场。为此，她设计了两阶段的实验来同时考察这两个问题。

在第一阶段实验中，控制组以外的另四个实验组参与者看到了四种不同的抗议新闻，分别代表规模大小，暴力程度高低的四种社运。结果与之前研究发现不同的是，不管传媒如何报道这些抗议，人们阅读了报道以后，政治参与意识都会显著提高。尤其对本来就不满当局的人来说，效果更加明显。除了联系政治家外，其他参与行为，包括与家人朋友谈论政治，阅读新闻，参与请愿，参与线下抗议，和参与投票的比率都提高了。而且当实验对象看到大规模暴力抗议的新闻，他们参与意识提高的程度居然是四种报道类型中最高的，这无疑对Wasow研究的普适性提出了挑战。

在第二阶段实验中，Schwartz邀请实验对象到达市区的某处领取研究奖励。有两组人被要求在一大一小两次抗议的当天去领取奖励，而控制组的人出行当天则没有抗议发生。由于Schwartz指定的地点非常接近抗议现场，所以在抗议当天出行的人，就必定要目睹甚至穿过游行的队伍。

实验对象到达后，Schwartz对所有人进行了访谈，结果出现了之前研究从未发现的趋势：群众的态度极化了。也就是说，选择完全不想参与和非常想参与政治活动的人的比例都明显提高了。而如果将数据综合起来看，直接接触到抗议对各种政治参与类型的影响则是负面的。这种负面作用在大规模抗议面前也更为明显。

直接经历线下抗议为什么反而让普通人远离政治？分析问卷数据给出的答案是，直接和间接接触抗议似乎会带来不同的情绪反应。直接目睹抗议不仅让人们情绪更加沮丧和紧张，而且让人对自己认识政治的能力感到更不确定了（政治效能下降）。而间接从媒体得知抗议新闻则会产生各种正面情绪，继而激发了普通人的参与意识。

Schwartz的论文结论并不让人乐观。她证实了普通人对抗议的不满是真实存在的，这种不满往往在大众亲眼目睹抗议后被放大。如果不沉浸于社运现场的氛围，而只是匆匆路过，大众对抗议的第一印象往往是对日常秩序的破坏。虽然社运研究常常批评传媒有意污名化社运的参与者，突出社运的冲突和内部分裂，但传媒很多时候确实起到了减少不确定性的作用。它打消了人们对社运目的所产生的疑惑，使得他们更信任抗议者所从事的事业。

社会运动研究是受到数据限制最大的研究领域之一，直到目前，社运对普通人影响的研究还没能作出系统性的结论。这既可能是因为研究方法和语境的差异，也可能由于研究者关注的影响都比较短期，因而大众的观念还未能沉淀下来。

但至少，这种影响是存在的，而且因为多样化的社运形态，以及普通人卷入程度的不同而呈现极大的差异。作为抗议组织者和参与者，需要思考的是如何让不直接介入抗争的大众，最大程度地理解抗议的手段与目标。同时，作为持续挑战政治精英的社会运动，也需要做好最坏的打算：即使是可以从社运中获益的普通人，也不是组织者天然的盟友，他们与社运的近距离接触，也许正是他们远离运动的原因。

政见版本：http://cnpolitics.org/2017/03/social_movement-2/

参考文献：

Andrews, Kenneth T., Kraig Beyerlein, and Tuneka Tucker Farnum. 2016. “The Legitimacy of Protest: Explaining White Southerners’ Attitudes Toward the Civil Rights Movement.” Social Forces 94 (3): 1021–44. doi:10.1093/sf/sov097.

Banaszak, Lee Ann, and Heather L. Ondercin. 2016. “Public Opinion as a Movement Outcome: The Case of the U.S. Women’s Movement.” Mobilization: An International Quarterly 21 (3): 361–78. doi:10.17813/1086-671X-21-3-361.

Berkowitz, William R. 1973. “The Impact of Anti-Vietnam Demonstrations upon National Public Opinion and Military Indicators.” Social Science Research 2 (1): 1–14. doi:10.1016/0049-089X(73)90018-5.

Schwartz, Cassilde. 2016. “The Paradox of Confrontation: Experimental Evidence on the Audience Effects of Protest.” University of Pittsburgh ETD. http://d-scholarship.pitt.edu/28003/.

Wallace, Sophia J., Chris Zepeda-Millán, and Michael Jones-Correa. 2014. “Spatial and Temporal Proximity: Examining the Effects of Protests on Political Attitudes.” American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58 (2): 433–48. doi:10.1111/ajps.12060.

Wasow, Omar. 2017. “Do Protests Matter? Evidence from the 1960s Black Insurgency.” http://www.omarwasow.com/Protests_on_Voting.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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