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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eanquan-blog · 7 yea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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孤傲的“上海人” —— 上海英侨生活一瞥①

张和声

[ ] 大英帝国的子民向来以“傲慢”凌世 ,而面对上世纪初的“东亚病夫” ,以“上海人”自居的英侨更是“傲”得嚣张。不傲不足以显示其高贵 ,“傲”的背后自有其历史原因。然而 ,傲者必孤 ,孤者必败。这也是其必然的历史宿命。

[ ] “上海人”; 英侨;社会生活

[ ] K25 [ ] A [ ] 1007-1873( 2004) 06-0038-07

[ ] 张和声 ,副研究员 ,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 200235

一个十字军骑士头戴铜盔 ,身披战袍 ,右手执剑 ,左手拥盾 ,盾牌上刻着名为《我相信上海》的诗:

我相信上海! / 让这些话铭刻在你的盾上 , /我相信上海! /发誓要忠于上海 , /这是我生活的地方。 /在上海生活安宁 ,不愁生计。 /我对上海充满希望 , / 上海也决不会让我失望! /看准了机会 , / 相信机会就在眼前。 /要尽力抓住机会 , /让希望迅速成为现实! /我坚信上海定将成为东方最伟大的城市。 / 信誓旦旦 ,信誓旦旦 , / 我深知命运终将实现。

这是在 1928年 5月亚细亚房产公司的广告小册子卷首的插画和配诗。图上的骑士正是居留在上海公共租界英侨��自画像 ,其踌躇满志之情溢于言表。这些人自称为“ Shang haila nder”。《英汉大词典》将这个词译为“上海人” ,不加任何诠释 ,容易使人产生误解 ,因为它既不是指一般意义上的上海人 ,也不是指所有的在沪外侨 ,而是指居留在上海租界的一群特殊英国侨民。英国学者毕可思将来华英侨分为四类: 居留者、在华经商的英国商人和公司职员、传教士和政府官员。他指出居留者社团人数最多 ,与其他三种英侨有很大差别 ,他们在文化上、经济上自为一体 ,是一个具有鲜明特征的利益集团。 ②

居留者大多在上海的英国企业、工部局机关、工部局警察局就业。如在工部局任打字员、秘书、做工部局警察、上海港领航员等。在通商口岸工作的大多数英侨属于工人阶级或中下层。退伍军人 Maurice Tinkler等人的档案表明 , 1919年加入工部局警察的人大多是农民、工人、码头工人和大兵。只有两个人有中产阶级背景。有些居留者从事房地产投机。也有些居留者为小商人 ,他们经营小旅馆、小商店 ,做钢琴调琴师、书商 ,开牛奶棚。 ③

尽管英侨内部等级分明 ,矛盾重重 ,但无论是居留者还是海外公司的雇员 ,其生活轨迹不外乎如下几个阶段: 受聘来华 ,融入英侨社会 ,工作二三十年 ,最后退休 ,有的回到“陌生”的祖国 ,也有的留在中国 ,或迁居到其他英国殖民地。有的英国人定居在上海 ,生儿育女 ,延续 2代至 3代者所在多有。

①本文为笔者读毕可思《英国人在中国》的札记之一。在华英侨研究,毕可思可谓海外第一 ,此书资料扎实,分析入理 ,堪称佳作。而作者于 1998年发表于《过去与现在》杂志的《上海人: 上海英国居留者社团的形成和认同》尤见功力。本文有关资料均由熊月之先生提供 ,特此致谢。笔者对上海史素无研究 ,若有错谬之处 ,均由本人负责。

② ③毕可思: 《英国人在中国》,曼彻斯特大学 1999年版 ,第 67、 70页。

19世纪大英帝国的国旗飘扬于世界各地 ,到海外打工也成了英国百姓的家常便饭。从 1815年到 1914年 ,英国有 1700万人离乡背井到海外工作 ,中国也是目的地之一。在英国报刊上经常有招募到中国工作的广告 ,同时也刊有到其他各国的招工广告。到 1922年 ,公共租界工部局各机关有英籍雇员 600名之多。 ①

有些人到中国来是因为那样能比在英国挣更多的钱 ,过更舒适的生活。在英国他们将面临更激烈的求职竞争。有些人从英国海外领地漂泊到上海 ,是因为他们有犯罪前科 ,回不了英国。有些人自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 ,脱下军装便来到中国谋生。有些人是想摆脱英国沉闷的生活 ,到中国来冒险求富 , 甚至为中国军阀打天下 ,如“双枪 Cohen”、“独臂 Sutton”。义和团运动后许多英国军人留在中国 ,有的从英军驻华部队退役后也没有回国 , 1928— 1929年间 ,就有 86个英军退伍士兵加入工部局警察。

有机会到中国工作的人自我感觉十分良好 ,戴义思 ( Charles M. Dyce) 在他的回忆录中写道: “当亲戚朋友得知我在伦敦的中国商行谋得一个职位时 ,便纷纷向我表示祝贺 ,说我是个幸运的小伙子 ,有着光明的前途。… …当时我们经常看到 ,那些和我们一样的年青人 ,涉世不深 ,身无分文 ,在英国地位低下 ,可是到中国去混了几年后 ,摇身一变就成富有的绅士 ,使留在本地的同学朋友既羡又妒。” ②

当时英国报纸都把中国描述得相当理想 ,人们认为到中国工作要比在英国或其他殖民地更有发展前途 ,在中国挣钱容易 ,获得提升的机会更多 ,竞争也不像在英国那么激烈。有些人选择到驻华领事馆工作 ,因为那里比较容易进去 ,不需要经过严格的考试 ,到中国来的好处是实实在在的 ,一到上海马上就有仆人伺候 , M eyrick Hew lett在 1898年到上海的第一天就派给他几个仆人。海关最低级的雇员 A. H. Rasmussen在 1905年到上海时马上就继承了前任的仆人。在上海住得更宽敞 ,生活水准更高 , 在职务上得到提升的机会更多 ,在中国做记者成名更快。因此不少人回英国后又再度来华。 “他们来中国往往是为了逃避国内的种种不愉快的经历。”有的人来华是因为不满在英国的工作和家庭生活。 J. T. Pratt因为正巧通过领事人员考试。 J. O. P. Bland那时在都柏林三一学院上一年级 ,他的父亲声称家里经济困难 ,无力让他继续在大学读书 ,他不得不自谋职业 ,于是便来到了中国。当然 ,也有个别人因不满英国社会现状而出走 ,但绝大多数人都是出于现实的考虑 ,来中国无非是为谋生发财。 ③

新来乍到的英侨 ,往往得先接受一番“谆谆教诲” ,让他们“不要忘记你是英国人。”要维持自尊 ,就必须与中国人在方方面面保持距离。

这种“教育”既是通过口授 ,也见诸文字。 W. J. Mo rre年青时在英国商船上干活 ,初到上海 ,“船长 Miners欢迎我的到来 ,我们坐在走廊聊天 ,他向我介绍当地的情况 ,该注意的事项 ,他们与中国人在社交上几乎不相往来 ,中国人和外国人都不希望加强交往 ,对此我感到有点吃惊。” ④

先来的人自然比后到者更有发言权 ,“中国通”也就应运而生。旧人谈 ,新人听 ,酒后饭余 ,中国通侃侃而谈。在信件和日记里类似的言论更是所在多有。 1927年 4月 , Lo uis Hamilton随英国皇家海军来到上海 ,有关中国的情况他是通过在酒巴和俱乐部里的闲聊才略知一二 ,他的信息来源无非是书本、领事、海关人员和商人。

凡是到过中国的人好像都是专家 ,讲起中国的事情口若悬河 ,滔滔不绝。当时有关中国的通信令人吃惊地充满了相同的说教 ,许多简要的历史和论述十分相似 ,均直接或间接地来自通商口岸所谓的中国通。大量的中国回忆录也是大同小异 ,一个腔调。人们通过描述新世界来认识新世界 ,同时确立自己的身份—— 英国人的和通商口岸居留民的双重身份。新来的英侨所了解的中国无非就是通商口岸 ,中国和其他城市和省份好象根本就不存在。他们所学洋泾浜语言也无非就是些使唤下人的常用语 ,如仆欧、阿妈、苦力等。《字林西报》和其他作家的中国报道使他们踏上中国的土地之前已形成先入之见。

①罗宾· 柯亨: 《散居世界》 ,伦敦, 1997年 ,第 68页。转引自《英国人在中国》,第 73页。

②戴义思: 《上海模范租界居住三十年生活忆旧》 ,伦敦 , 1906年 ,第 1— 5页。

③《英国人在中国》 ,第 76页。

④ 墨尔: 《从东沙群岛到苏州河》,第 31页。转引自《英国人在中国》 ,第 77页。

“上海人”不是天生的 ,而是后天造就的 ,英侨一到上海 ,就有一整套社区规范将其迅速改造成一个地道的“上海人”。对新招募的英侨灌输如下的价值观: 对中国人要避而远之;对别国的侨民保持距离;忠于所属的社团、商行、机关 ,忠于自己的“种族”。最大的危险莫过于“变成当地人”。酒吧餐厅里的交谈 ,俱乐部的活动 ,共济会的参与 ,所有的一切都促使他迅速适应“上海人”的习俗 ,信奉“上海人” 的理想。“上海人”的孤傲首先反映在社交生活上。新来乍到的英侨 ,立即会有人向他灌输一整套有关英华之间该如何交往的观念。英侨在上海接触的中国人无非是一些黄包车夫、佣人、买办和他手下的跑腿、翻译。偶尔在正式的场合与买办或华商有礼节上往来 ,如请客吃饭 ,签合同。在社交上与中国人基本上不相往来。

“上海是这样一个城市 ,在那里你至少要参加一个俱乐部 ,否则你就不知所从。” ① 刚到上海来的人安顿好了以后 ,便要考虑加入哪个俱乐部。一个汇丰银行的老职员回忆道: “你应该被介绍给有关委员会 ,能成为一位俱乐部的新成员是十分荣幸的。” ② 上海有很多俱乐部 ,各项活动都离不开俱乐部。英侨有乡村俱乐部、上海总会和上海跑马总会。

乡村俱乐部位于静安寺路 ( Bubbling Well Road) , 花园占地 65亩 ,里面有舞厅、网球场和游泳池。俱乐部也有档次高低之分 ,上海总会位于外滩 ,档次最高 ,是上海滩臭名昭著的名利场 ,它的马提尼酒远近闻名 , 100英尺的吧台号称世界最长。成为总会会员表明其身价不凡 ,在上海总会除了仆佣 ,华人女人均不得入内 ,会员卡要价极高 ,普通的英侨也没法踏进上海总会的门槛 ,华人更是被拒之千里之外。时人曾描绘上海总会的盛况: “西人怒马高车 ,如云而至。簪裾冠盖 ,座上常盈。或打弹子以消闲 ,或拉风琴而奏曲;或杯邀红友 ,别寻酒国之香 , 或几倚青奴 ,共索花间之句;以致围椹蹴鞠 ,跳跃高歌 ,任意嬉娱 ,毫不拘检。惟华人之寓沪者 ,虽意气飞扬 ,终不能问津而至云。” ③

大多数俱乐部 ,体育场、共济会和西式学校是禁止接纳中国人的。英国人的等级观通常体现在俱乐部活动上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生活圈子。美国总会在 1926年就允许华人入会 ,德国总会在 1917年就接纳中国会员。他们不那么强调种族和国籍的限制 ,更具有世界主义的精神。英国人很看不惯那些向中国人开放的洋人俱乐部 ,认为和中国人混在一起不成体统 ,有损英人尊严。

俱乐部提供食宿、娱乐、图书馆、酒吧、会客厅等各项设施。它既是一个娱乐场所 ,也是一个社交场所 ,新朋旧友相聚于此 ,令人不知身处他乡。娱乐性的俱乐部发挥了社交和娱乐的双重功能 ,但俱乐部的规则和惯例也对其成员的社交行为起了约束作用 ,参加俱乐部的活动也就意味着参加公共生活 ,并遵守其规则来运作。

不少来华英侨是涉世不深的小伙子 ,有的才出校门 ,有的只不过在伦敦受过短期的培训。传教士在出国前通常要学习一到两年。新来英侨必须尽快适应在异国的生活。他们往往通过加入俱乐部来达到迅速适应的目的 ,此外还参加各种志愿组织 (类似于俱乐部的社会团体 ) ,如共济会 ,青年协会 ,运动队等。这些组织形成了正式或非正式的网络 ,是英侨社区的基础。也正是通过这些组织和社交活动从而形成了人们的社区意识。

来中国的大多是初次出国的单身青年。乘船来华 ,一起结伴 ,一起工作 ,一起玩 ,一起就餐 ,一同参加俱乐部 ,这对新来的人极为有利 ,这样他就能很快融入英侨的社会团体生活。公司告诫新来的年轻人不要挥霍过度以至破产。 1928年 ,一家新的共济会俱乐部在上海开张 ,目的是为新来英侨提供一个社交场所 ,从而避免去一些低级的场所。某些公司开办了自己的俱乐部 ,专供其雇员娱乐消遣。希望新雇员能在那里交上正派的朋友 ,要求雇员早睡早起 ,早餐前出门骑马 ,练好身体 ,不要把钱浪费在歌舞酒色之上。

①《北华捷报》 , 1928年 8月 18日

②哈丽特· 史琴: 《上海—— 文化冲突的焦点》 ,纽约 , 1990年 ,第 102页。

③ 转引自薛理勇: 《外滩的历史与建筑》,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2002年版 ,第 38页。

清晨溜马可比不上酒色那般迷人。对于刚出国的年轻人来说 ,上海是个诱人堕落的城市。 1928 年 ,西文报纸曾为此发出叹息: “曾经是好端端的小伙子 ,可眼下却不得不被遣送回国 ,无聊的夜生活和便利的赊账制度毁了他们。”人们常将年轻人的负债累累归咎于赊账。 A. H. Rasmussen 回忆起第一次签单时说: “我感到自己就像一个阔佬。” ①

在华英侨大都信英国国教 ,他们在居留地建起教堂 ,积极参加教会的活动 ,在教堂用基督教的仪式举行洗礼、婚礼和葬礼。对于那些接受中国教徒的教堂 ,英侨大凡是不屑上门的。教会组织也从事一些社会公益事业 , 1859年 ,教会就在上海开办了一家海员旅馆。 [基督教 ]救世军也在上海开了一家旅社供无家可归的外国人居住。

体育运动从一开始就是英侨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丰富的体育活动能使英侨感到虽在远东 ,却不无故乡之感。运动才能极受重视 ,有的公司要求其伦敦分公司派遣有体育特长的雇员来沪。橄榄球、曲棍球、板球、钓鱼、打猎、赛马。运动是一种让人放松的方法 ,也是一种公共活动 ,在赛马的日子里 ,外商都歇业参赛 ,这时也是社会名流达官贵人大出风头的日子。

英侨酷爱骑马 ,许多人至今仍对中国美丽的乡村和好马津津乐道。一个人承认他到上海的第一个冬天爱上了一个白俄姑娘 ,买了一匹中国小种赛马。每天凌晨五点 ,他便离开白俄姑娘 ,出去溜马。半小时后 ,天色泛白 ,寒风刺脸 ,他纵马疾驰在冰冻的稻田上。“他还记得那匹小马的名字 ,却早已忘了白俄姑娘的姓名。” ②

撒纸赛马为英侨上层所爱好 ,《上海撒纸赛马总会史》颇为自信地宣称: “如果有可能去参加集会 , 聆听那些个冒险家的交谈 ,你会发现他们所谈的内容有不少是关于上海撒纸赛马总会的事情。他们远离故土 ,来到远东打天下 ,挣大钱 ,创建了这个国际大都市。” ③

英国人每到一处都要打猎 ,上海撒纸赛马总会就是这种习惯的产物。在印度 ,英国人凌晨 4时就出外猎豺 ,到 6点才结束 ,吃好早餐 ,驾车进城上班。上海找不到类似的猎物 ,追逐头扎红布的人 ,玩起来也没劲 ,于是英国人就玩撒纸赛马。据记载 , 1863年 12月举行了第一次比赛。第一名是奥古斯都· 布鲁姆 ( Aug ustus Broom) ,他的小种马名叫“泥泞”。取得第二名的小种马名叫“沼泽快驹” ,因为当时骑手们曾陷入一片恼人的沼泽地。中国人将这种崇尚体育的行为视为“发疯” ,《北华捷报》的老板在 1866年 12月的社论上忍不住对中国人大加嘲讽 ,它写道: “对于一个想考秀才的人来说 ,上午读书 , 下午外出跑马 ,简直是难以想像的事情 ,正因如此 ,中国社会犹如一潭死水。” ④

更多的人则喜欢从事射击运动 ,因为射击的费用较为便宜。射击可以放松身心 ,也有助于社交 ,两三好友 ,租用一叶小舟同行出游 ,工部局的成员都喜欢这种生活方式。 20年代末之前 ,举行重大体育活动和俱乐部的活动都严格遵守种族和等级的区分。此后情况才有所松动。夜生活也是英侨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它也能反映出一个人的社会地位 ,要出人头地就得在交际场上混 ,大把花钱。在十里洋场引领风尚的是侨民中的精英 ,而他们的时尚又直接来自纽约、巴黎和伦敦 ,当然也带有上海特色。赌博尽管是非法的 ,但能参与赌博则是值得炫耀的 ,因此也有不少人热衷于此道。

对很多英侨来说 ,到中国就意味着其生活方式和社会地位上了一个档次。 Ma urice Tinkler 1919 年来上海 ,他出身于兰开夏一个五金商人的家庭 ,因家道中落 ,在 1915年便辍学参军 ,成为下等兵 ,在西线服役三年半。复员后在英国找不到工作 ,便申请加入上海工部局警察。 1919年 8月 ,他来到上海 , 沪上的所见所闻令他发出由衷的感叹 ,他在家信中写道:

①《英国人在中国》 ,第 80页。

②哈丽特· 史琴: 《上海—— 文化冲突的焦点》 ,纽约 , 1990年 ,第 103页。

③诺尔· 戴维: 《上海撒纸赛马总会史 1863- 1930》 ,上海 , 1930年 ,第 3页。

④ 《上海—— 文化冲突的焦点》,纽约, 1990年 ,第 109页。

上海是我所见过的最好的城市 ,英国的市镇将被它甩到一百年之后—— 这可决不是夸张。它堪称世界一流的大都市 ,远东最漂亮的城市。入夜 ,灯火通明 ,管弦乐团在黄浦江畔的公园内演奏 ,绿树葱茏 ,一旁是美丽的喷泉 ,到处洋溢着狂欢节的气氛。……而且似乎人人都有最新式的美国轿车。 ①

在 Tinkler看来 ,上海并不意味“东方” ,而是代表“现代化”和“西方”。尽管他在上海英侨中不过处于底层 ,并牢骚满腹 ,但他在英国根本别想过上这种好日子。他过着花天酒地的生活 ,时常出入夜总会、舞厅和剧院。作为一个下级警察 ,他工资不高 ,但也足够他开销。他感到在上海活得才像个“人样”。他有一大串白俄女友 ,经常带着她们招摇过市。他加入共济会 ,广交朋友。在闲暇时间 ,常到郊外打猎远足 ,出国旅游。他是侦探 ,有专用的汽车。他常在信中吹嘘自己如何在上海的高级饭店内高视阔步 ,炫耀他的新衣服 ,漂亮的皮鞋。为了显摆自己的时髦 ,他还不时在信中添上几句从侦探小说里抄来的美国俚语。

在对子女的教育上 ,英侨也尽量不让他们受到中国的影响。 “上海人”的子女在成为上海人之前 , 先得做一个英国人。随着家庭生活的日趋正常 ,居留者的子女都在沪就职。起初英侨为了使其子女避免中国仆佣和环境的影响 ,通常送他们回英国读书。在租界也有全英式的学校 ,这些学校校规和课程全是照搬英国的方式 ,学生平时只过英国的节日 ,根本无视其所在地的习俗 ,不习汉语 ,对中国的事务很少涉及 ,以至有人批评这种教程是种族歧视的根源。要保持英国身份 ,就得从儿童教育和新来中国的雇员的教化着手。制定种种规则来约束英侨 ,对于违反者加以惩罚。

有些在上海的英国人学校不招非英国人 ,中国人更是被拒之门外。英国海外公司更喜欢招聘在英国本土长大的新人 ,他们不喜欢在上海长大的英侨。认为来自本土的人没有受过中国佣人的不良影响。有个以前的学生回忆 ,在教室的墙上贴着英国的风景画 ,挂着英国国王和王后的肖像 ,学校的教学目的就是要向这些儿童灌输英国的生活方式。

英侨的傲慢在婚姻和男女关系上反映得尤其明显 ,与华人交往过密被视为越轨 ,与华人通婚则更是难以想象的 ,甚至连发生性关系也被视为禁忌。

在早期 ,英国人娶中国小妾是很平常的事 ,并不被视为异类 ,甚至还鼓励这样做 ,以利身心放松。在 20世纪的中国通商口岸 ,英侨以单身居多。后来才渐渐有人携妻室来华。本来像在其他殖民地一样 ,英国人在男女不均的情况的下 ,也将就在殖民地娶妻生子。在广东也有咸水妹为英国人服务 ,但是亲友、同事和上司都会对年轻人施加压力 ,不准他们与华人、欧亚后裔和白俄搞关系。从 1923年到 1941年英国圣三教堂没有登记过任何涉外婚姻 ,人们由此推测 ,英国男人与中国女子的婚礼都是在领事馆内悄悄地举行的。欧洲妇女的来华 ,尤其是在 1917年后白俄大量涌入中国境内 ,这使英国人感到更没有必要与中国女人来往了。他们公认“我们之所以喜欢上海 ,因为那里有白种女人。”

为了保持国家和种族的身份 ,来华英侨对男性中等阶级在性关系上要求甚严 ,他们认为这些人代表了英国中坚人物的形象。 1908年 ,英国驻华公使发出一份秘密函件 ,严厉抨击与华人联姻 ,威胁在将那些胆敢违禁者永远逐出英国人的圈子。 ② 1937年 ,汇丰银行总裁写道: “与外国人、中国本地人、混血种结合是绝对不能容忍的。如果有人这样做了 ,将立即被公司正式解雇。”这种父执式的独断目的有三: 使下属服从并依附公司;在既定的侨民社会中对他加以庇护;不让这些社会规范受到侵犯。他们认为自制、明断是英侨社区精英应有的品质。欧亚混血种尤其不能容忍 ,在他们看来这些人混淆了种族界线 ,自然低人一等。

英侨上层最讲究婚姻的禁忌 ,对其下层则相对宽松 ,一些下层英侨可以和华人、日本人和俄国女人结婚。1934年上海公安局为 22个俄罗斯人和 6个中国女人颁发结婚证书 ,男方均为英国人。 ③但是跨国婚姻仍被大多数英侨视为异类 , 1927年英国巡捕房总监在工部局声称“涉外婚姻不符合警察部队的利益”。工部局同人无不表示首肯。 ④后来虽然解除了禁令 ,但是在巡警来沪的合同中还是写明在服役初期不准结婚 ,并希望他们在回国度长假时 ,在英国寻找配偶。英侨大多将“不和亚裔女人来往” 作为事关“自尊”的大事。

①Tinkler 文件 ,信函, 1919年 8月 22日。转引自《英国人在中国》第 85页

②P· D柯塔斯: 《驻华领事: 英国驻华领事馆官员 , 1843— 1943》,香港, 1988年 ,第 441— 443页。转引自《英国人在中国》 ,第 99 页。

③④ 毕可思: 《上海人: 上海英国居留者社团的形成和认同》 ,见《过去与现在》 1998年 11月 ,第 188页。

对英国女性禁忌更为严格。如欲下嫁华人 ,那简直是大逆不道。 Tinkler在给他妹子的信中写道: “如果你在上海与亚裔男子有染 ,那你就别想在这里混下去。” ① 在 30年代中期 ,英国外交部远东司对打算嫁给华人的英国女士都力图加以劝阻。官方手册指出 ,失去英国国籍就意味着她在中国将不受英国法律的保护。 ②

英国男性侨民在通信中经常表示担心华人与“白种妇女”有染 ,海军军官 Charles Drag e写道: 他对一个美国妇女与她的中国房东的亲密接触感到很不自在 ,听到一个有色人种称呼一个白种妇女的教名总感到极不顺耳。 Ma rijo rie Clements 回忆一天��晚她和一个“中国佬”呆在同一个二等车厢 ,同车的美国大兵大惊失色。传教士和其他一些人也认为西方电影中妇女形象有伤风化 ,大加抨击。出于同样的原因 ,一些人对西方电影中欧洲妇女的形象痛心疾首 ,认为那些色情的镜头有损欧洲白人的形象。让下贱的东方人来欣赏白种女人的肉体成何体统。

当时有不少外国报刊指出上海的外国妓院有损白种人的优越和纯正 , 30年代之前 ,外国妓院、按摩院、游泳俱乐部、音乐餐馆均严禁中国人入内。工部局警察力图阻止白人卖淫 ,禁止白人到华人开设的歌舞厅卖唱。 20年代白俄纷纷抵沪 ,不少人卖笑妓院 ,这种情况才有所改变。

在英国人的信件、日记和回忆录中 ,通常认为中国女人没有多大的吸引力。“英国人与白俄女人同居是司空见惯的……日本女人也招人喜欢 ,但很少有人和中国女人同居。” ③有之 ,也不过是出于好奇随便玩玩而已 ,中产阶级可以借此调节身心健康 ,下层人士也可由此得以发泄性欲。

1927年之前 ,上海工部局警察严禁与华人通婚。此后有所松动 ,如果华人的家庭背景档次不低就可以批准通婚 ,对下等英侨网开一面 ,高级职员不在此列。 1927年 ,工部局警官 Parker的中国配偶经过委员审核 ,认为她“双亲是有身份的人”。所以同意结婚 ,但是“该警官从此升迁无望”。 ④在婚姻问题上的变通反而加强了英侨在通商口岸的等级制。

1930年 ,海军上尉 Hilken 写信给他妹妹 ,劝她不要嫁给华人“如果你和中国丈夫来这里 ,就会发现自己处于十分尴尬的境地 ,除了谈生意和官方的场合 ,这里的英国人根本不与中国交往”。 ⑤ Hilken 的确点出了问题的要害 ,与华人通婚是英侨社会的大忌 ,华人不能进入工部局的公园和游泳池 ,但中国人嫁给英国人后就有了英国国籍 ,也就没理由阻止她出现在英侨的社交场合 ,而这也正是傲慢的英侨所难以接受的。无怪乎他们要竭力反对涉华婚姻。

“上海人”的傲慢也反映在他们的语言上。英国在印度的统治确立了帝国文化的标准 ,其习惯、行话、乃至历史结构对其他殖民地有很大有影响 ,成为它们仿效的模式 ,甚至英国在印度的语言 (午餐 tiffin, 10万 lakh, 帐房 shro ff, 仓库 godow n, 苦力 coolie, 码头 bund, 仆欧 boy , 小孩 chit )也在中国流行。用锡克人当门卫的做法也是来自印度。 Swire的一个雇员回忆道: “我们对待中国人的方式 , 完全继承了在印度的做法。”英国人早期在印度形成的习惯影响了他们在别的地方的行为方式 ,虽然中国与印度不同 ,印度是大英帝国的殖民地 ,英国人是统治者 ,他们在中国只是租界内居留者 ,而且在中国是列强并存 ,但是英侨自以为还是像在印度那样高人一等 ,在中国高视阔步 ,目空一切 ,在思想上和行为方式上与过去如出一辙。

语言不仅仅是一种交际工具 ,更是一种身份的象征 ,“上海人”操一口英语 ,但他们的英语既带有大英帝国的行话 ,又夹杂盎格鲁—— 印度的俗语 ,再加上上海的洋泾浜。这样 ,他就与中国人拉开了距离 ,也有别于其它英国人和西方人。洋泾浜英语既是一种与中国交往的语言 ,更是一种指使人、奚落人的语言 ,当时的旅游手册指出 ,对华人讲话 ,先要用英语 ,以示尊严。 “上海人”对华人一般讲洋泾浜英语 ,对 20、 30年代的中国政治和商业精英则讲正规的英语。学中文被认为有失身份 ,是下等“白人” ,穷白人才去学汉语。除因环境所迫 ,汉语的口语也不得不学几句 ,主要是工部局的雇员和警察要学中国话 ,也仅限于口语 ,书面语几乎无人问津 ,只有传教士和领事馆工作人员才会自愿去学汉语。洋泾浜英语、肢体语言加上几句常用的训斥语就足以在租界周旋了。

①Tinkler 文件 , 1927年 12月 24日

②《上海人: 上海英国居留者社团的形成和认同》 ,见《过去与现在》 1998年 11月,第 188页。

③ ④ ⑤ 《英国人在中国》 ,第 98— 99, 100页。

为了保持其英国特色 ,上海英侨在饮食穿着上也十分注意。他们吃的是英国口味的食品 ,食品调料大多从英国进口。他们基本上不吃中国食品 ,认为太倒胃口。只是偶然出于好奇才尝上几口。厨师自然必须会做西餐。吃中餐 ,穿中式衣服都被认为有损英侨体面。他们认为中国人的长衫太没男子气 , 把中式服装当作化妆舞会时逗乐的道具。有些传教士为了打入华人圈子传教 ,曾经穿上中式服装 ,结果往往会遭到其同胞蔑视。为了与华人保持距离 ,上海英侨出门必坐黄包车 ,从不上公交电车。

英国人讲究衣冠整洁。在闷热的 7月中旬 ,《字林西报》还发表文章称“穿着整齐 ,男士才显得精神 ,”文章进而指出男士“从喉结到膝盖都不应裸露在外。”这等于说英国人即使在打网球时也不能穿短裤。 “衣着不整 ,下人一等。”《字林西报》刊登的一封署名为“礼节”的读者来信对一些青年人在电影院和舞厅等公共场所表现的“不良行为和缺乏教养”深表忧虑。 “礼节先生”在大华饭店吃惊地看到许多年轻人跳舞时还穿着在办公室工作时的服装。更糟的是有一对“得意洋洋的舞伴”在舞池里的表现。男的居然穿着万国商团的短裤、卡其布袜、网球衫和遮阳上装。“礼节”实在看不惯白天人们穿着邋遢。至于周六晚上更应该“打扮一新”。 ①

英国人的宣传品将英侨的素质描述得十全十美 ,正直、勇敢、公正 ,中国内地使团的刊物 China 's Million 评论员写道: “大多数来华的英商都经过挑选 ,在公立学校受过良好的教育 ,是为人正派的绅士。”但事实并非如此 ,大多数英侨的素质并不象他们吹嘘的那么高 ,也未必人人都如绅士。

英国人并不象他们所说的那般富有绅士气 ,对待华人尤其粗暴无礼。如对黄包车夫动辄拔腿猛踢 ,上海市井俚语称之为“吃外国火腿”。 1936年对工部局警官 Peters 一案的审理也很能说明问题。 Peters杀害一个生病的中国乞丐 ,当时英国的公众舆论都偏袒被告 ,尽管证据确凿 ,罪犯却被陪审团宣布免于处分 ,当庭开释。英国驻沪总领事曾言 ,“陪审团永远不会将一个被控谋杀华人的英国白人判罪”。 ② 在英国人眼里华人只屈从于暴力 ,只有在暴力的威胁下才会服贴。

通商口岸的英侨社会生活结构加强了其固有的价值观: 帝国派头 ,尚武作风、体育精神。 1928年 , 上海商团有三分之一成员为在沪英侨 ,上海商团每周进行一次夜间操练 ,一年举行一次营会 ,平时还要进行阅兵式和游行。从 1900年到 1938年底 ,上海商团扩充了 16倍。商团也是一种用以炫耀的装饰品。在阅兵游行时 ,商团列队穿过租界 ,表示英侨的自信 ,同时向中国人大展军威。商团团员的葬礼十分隆重。以此表示对其成员的重视。炫耀武力也是英侨社区与世隔绝高高在上的一种手段。他们鼓励民间准军事武装 ,强调诉诸武力来解决与中国的矛盾。他们认为武力比外交更有效。 1925年 5月 30日以后 ,许多上海英侨积极参与打斗 ,虽然他们并不是商团成员。

自我保护的意识使英侨社区对违反其潜规则的人决不宽恕 ,轻则轰出社区 ,重则押送回国。对于不赞成对中国人实行高压政策的人则动辄扣上“亲华”的帽子。

为了维护英国人的尊严 ,租界当局蓄意要将最穷的英国人逐出上海 ,免得他们在中国人面前丢人现眼 ,使白种人的优越感大打折扣。穷英侨为了维持生计 ,不得不租中国人的廉价房 ,娶华人、欧亚裔或白俄为妻 ,��酒打架 ,吃中国食品 ,和中国人一起打工 ,甚至为中国老板干活。租界当局认为这些下等白人有损大英帝国的声望 ,给英国驻华领事馆和公使团添乱 ,下层英侨以工部局警察居多 ,工部局在与这些人签约时就要求他们期满归国 ,回国的旅费由工部局支出 ,工部局将穷愁潦倒的英国人送回国内 ,将英籍罪犯遣送到香港 ,被解雇的警察如不肯回国就停发救济金。 ③

“上海人”尽管“傲” ,但毕竟很“孤”。在中国的英侨始终有一种不安全感。在这片陌生的土地上 , 他们在人数上处于绝对的劣势。孤傲的表象也恰恰反映了其内心深处的恐惧感。

在生活的各个方面与华人保持距离有助于维持“上海人”的身份 ,“上海人”之所以岌岌于维持其双重身份 ,一方面也是因为只有这样才能得到大英帝国的保护。如果他们与华人混为一体 ,英国领事馆和皇家海军不会把他们视为己类 ,而上海英侨与上海居民的人数之比极为悬殊 ,若无大英帝国在后面撑腰 ,英侨在上海的日子决不会好过。

英侨拥有居留地和租界以及自治权和各种资源 ,但是更甚于此的是他们在精神上是自为一体的 , 可见“上海人”在精神和物质上都堪称是一个坚强的实体。居留者有自己的历史 ,有现实的身份 ,为了保护其利益 ,他们在生活的方方面面设置了种种禁忌 ,力图与华人保持距离 ,建立在种种禁忌之上的英侨社区生活由此才显示出其高高在上的威势。

作为一个特殊的利益集团 ,“上海人”与英国政府也有种种矛盾 ,但他们在中国的威势归根到底是以大英帝国的世界霸权为根基的 ,正如本文开头所引用的诗画 ,“上海人”以十字军骑士自命 ,在上海这片中国的土地上耀武扬威 ,以主人自居。但他们毕竟是中国人汪洋大海中的一个异类 ,正如当年以失败而告终的十字军东征 ,随着大英帝国的日薄西山 ,“上海人”渐渐失去“傲”的资本 ,陷入“孤”的窘境 ,“上海人”的繁华梦也终将化为一枕黄粱。傲者必孤 ,孤者必败 ,这就是“上海人”难逃的历史宿命。 (责任编辑: 张秀莉 )

①《北华捷报》 , 1927年 9月 3日

②《英国人在中国》 ,第 81页。

③ 《上海人: 上海英国居留者社团的形成和认同》 ,见《过去与现在》 1998年 11月,第 19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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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ohuamobi · 5 yea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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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人谢霆锋，他是怎么投资的

@一财写道：

39岁的谢霆锋早已经不是当初的那个叛逆少年，现在他和马云一起指点创业者、和丁磊同台谈创新、和雷军一起谈家电产品，从一名明星转身成了商人。

作者|张吉龙编辑|罗丽娟

谢霆锋最近一次引起媒体的关注，不是因为演戏、发唱片或者主持娱乐节目，而是他的创业家身份。

不久前，在2019财新峰会香港场上，谢霆锋以锋味控股创始人的身份和网易公司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丁磊同台而坐，探讨“创新与青年潜能”。此事也引起了社交网络的热议，“现在看谢霆锋都得去财经频道了”。

实际上，在过去的16年间，“明星”谢霆锋正在远去，“商人”谢霆锋却越来越多地出现在大众面前。

2017年，谢霆锋开通微博账号，账号的名字却不是谢霆锋三个字，而是他创立的品牌锋味，认证信息中谢霆锋的身份既不是歌手、也不是演员，而是锋味控股创始人。

“我在过去10年没有发行过唱片，我很清楚大部分年轻人都不会觉得我是一个歌手或音乐人。”几个月前，在参加Talk at Google时他表示。

在蜂蜜（谢霆锋粉丝昵称）聚集的百度谢霆锋吧中，粉丝们也已发现谢霆锋最近更多是出现在创业家群体中，而不是娱乐活动上。虽然偶尔还能看到谢霆锋参演各种电影、电视剧的新闻，但多为客串的角色，更别提新歌、新演唱会、新影视作品的消息。

取而代之的是，如今谢霆锋已经和马云一起指点创业者、和丁磊同台谈创新、和雷军一起谈家电产品。

这种转变在蜂蜜中也引起了争论。有人认为明星创业就是不务正业，谢霆锋已经过气所以要退出娱乐圈了；也有人认为进军商业证明了谢��锋是个多面手，做什么都能成功，谁也不可能一辈子都当演员，转型是必然的。

但无论如何，从明星到商人，谢霆锋似乎已经完成了华丽转身。

谢霆锋的商业探索

谢霆锋的父亲是香港著名演员谢贤。1980年，谢霆锋出生在香港，星二代的身份外加叛逆的性格让他早年就成为香港娱乐圈的焦点人物——他的家庭、恋情、豪宅都是狗仔队关注的重点。

但相比他的绯闻和八卦，谢霆锋较早就显露出来的商业嗅觉却鲜被提及。

香港明星热爱买房，谢霆锋也不例外，他曾经自述在商业领域的第一桶金来自地产投资，“从19岁开始，便把拍戏赚到的钱放在投资地产，只觉得砖头不会走”。

此后，谢霆锋在房产领域持续投资，尤其是在香港中环摆花街投资了不少商铺，这些物业在早几年已经价值数亿港元。房产投资最终为后来20年，谢霆锋在后期制作、时尚、餐饮等领域上的商业探索提供了支持。

2001年，21岁的谢霆锋发行了一张名为《玉蝴蝶》的音乐专辑，其中的主打歌《玉蝴蝶》刚发行就登上当时的全球华语排行榜冠军宝座，并夺下连续4周冠军，随后该曲目还获得了2001年度十大劲歌金曲奖和中文金曲奖。

这不仅让谢霆锋迎来演艺事业的高峰，同时也催生谢霆锋在商业领域迈出了第一步。为了推广这首歌，谢霆锋所属的经纪公司英皇娱乐投入上百万经费为谢霆锋拍摄《玉蝴蝶》MV，但是在歌曲出来之后，MV却一直难产迟迟无法面市。

谢霆锋发现，MV难产的原因是后期制作一直无法达标。当时香港虽然有上百家本地后期制作公司，但大部分都是做剧集或纪录片，缺少有实力能做电影的后期制作公司。这部分的生意被澳大利亚、韩国、台湾等地的公司垄断，且收费昂贵，效果却非常一般，“我对画面有要求，特效公司告诉我说做不了，如果要做要到澳洲、法国、美国做”。

发现这一创业蓝海的谢霆锋在2003年决定开始创业，他拿出早期做房地产投资所得，加上房产抵押贷款，共2738.8万港元启动资金，成立了一家名为“Post Production Office Limited”（简称“PO”，中文名“朝霆”）的后期制作公司。

对时年23岁的谢霆锋来说，创办一家公司并非易事，他甚至没有得到父母的支持，其母亲狄波拉就曾认为谢霆锋没有做生意基因。此外由于缺乏商业摸爬滚打的经验，PO朝霆公司刚成立，谢霆锋就吃了大亏，被卖特效制作机器的供应商骗了一大笔钱。

幸运的是，谢霆锋很快找到了一位在后期制作行业浸润多年的的资深人士杨文杰到公司任执行董事，并且将市场定位在广告制作上。当时谢霆锋恰好接了几家公司的代言广告，为此他特地征求了制片人和导演的意见，希望由自己的公司来制作广告。

打开局面后的PO朝霆公司的逐渐进入正轨，并迅速成长为香港广告制作市场的巨头。到2011年左右，PO朝霆公司的员工从最初的11人增长到了上百人，当时香港观众平均观看的60秒广告就有36秒出自“PO朝霆”。其客户囊括汇丰，渣打，长实，佳能，索尼，可口可乐等知名公司。

此时，谢霆锋也展开了向内地的布局，并先后在上海、北京、杭州建立PO朝霆分公司，公司业务范围从广告制作延伸至电影领域，2009年起开始参与电影、电视后期制作。

PO朝霆的参与的第一部影视作品为美国二十世纪福克斯电影公司首部在亚洲投资的电影《全城热恋》，此后，《李小龙》、《一九四二》、《财神客栈》等影片也出自PO朝霆。

除后期制作之外，谢霆锋的商业版图再向餐饮进军。

2012年《舌尖上的中国》纪录片的红遍中国，引发观众对美食题材的兴趣，各路人马纷纷入局，将美食题材引入综艺节目，综艺+美食市场迎来爆发。

为抓住风口机遇，2012年，谢霆锋与好友车婉婉合创“锋车饮食集团有限公司”，在当年他还成立了PO朝霆饮食控股有限公司。2014年，谢霆锋担任主持人的美食节目《十二道锋味》诞生；12月9日，锋味控股、英皇北京文化、优酷联合出品的超级网综《锋味》上线。

“谢霆锋+美食”的标签瞬时成为新的潮流，受到追捧。谢霆锋也以此加大了锋味控股在餐饮领域的布局，比如在香港成立了“锋味by Beyond Dessert”、入股香港知名沙拉店Beautifood；在北京开设了锋味实验室；在杭州、上海等地与安博ABC公司投资开了Linx酒吧。

为了乘胜追击打造“锋味”IP，谢霆锋还在电商领域进行了探索，分别在天猫和京东开设旗舰店，出售多种食品，产品以生鲜类居多，主打高端产品，定位消费升级人群。从美食综艺内容导流到线上电商及线下门店，甚至延伸出了锋味美食音乐节等新兴模式。

在“做生意”上积累起经验的谢霆锋，也在其他市场跃跃欲试。

2014年10月 29日，谢霆锋以0.35港元/股的价格，斥资1.23亿港元购入香港上市公司汉传媒23.42%的股权，成为其最大股东，PO朝霆也以此成功完成曲线上市。在明星效应的带动下，两天后汉传媒复牌，股票飞涨，谢霆锋账面一夜飙升1.4亿港元。

而在时尚领域，2014前后谢霆锋与上市公司中国服饰控股有限公司合资创办了Zoo York（China） limited ，除了股东身份以外，谢霆锋还兼任该品牌产品的创意合作人；2016年谢霆锋斥资2250万港元，认购500万股特步国际的股票，并且参与合作的全新特步品牌产品系列的设计。

跨界方法论

2011年，PO朝霆公司香港总部乔迁至铜锣湾开平大道一号的Cubus大厦，当时谢霆锋第一次以公司总裁的身份亮相，直到此时外界才知道他在后期制作领域的这笔投资。

在此前的八年里，谢霆锋有意在商场上隐身，他曾接受采访时说，当时，有同行来公司做后期，碰见他打招呼，他只是称自己是来配音的。

和不少明星在跨界时尽量借助自身的名气不同，谢霆锋认为，明星的名气在商业领域不一定是一种资源，反而可能是一种累赘和负担。尤其是对于谢霆锋来说，撞过车、曾被拘留、绯闻众多，这些叛逆的形象在商业中都是减分项。

“我职业生涯的前4年，99％是嘘声，哪里都听不到掌声。从我踏上舞台的第一秒起，听到的都是嘘声和粗言秽语，而且不是因为你做了什么，完全是因为你的背景以及你的人。”谢霆锋认为，自己的名气对公司有害，“因为舆论口水会把我吞没，‘他不过是一个所谓的演员，却想转行做生意’。”

在商场上摸爬滚打多年之后，他对于娱乐圈和生意场有着深刻的认识，“商场上的人分得很清楚，不会因为你是明星就有什么优待。甚至，正因为你是明星，90%以上的人会觉得你是做了一场秀。”他在接受彭博商业周刊采访时表示，第一次和创业家约谈都是很容易的，因为对方是来看明星，但接下来真正的合作靠的还是企业实力。

近年来，明星投资、跨界开服装公司、开餐厅等似乎已成常态，但其中的大多数仅限于出资层面，以此为“副业”。

而谢霆锋则是其中少有的异类，他甚至参与到了自家公司的市场经营、产品研发环节。在锋味天猫旗舰店上，锋味的产品分为“大厨亲创”锋味品牌、“大厨亲选”锋味联名款、“大厨亲荐”锋味甄选系列，这些产品很多都打上了谢霆锋参与的标签。

以锋味天猫旗舰店上销量最高的锋味曲奇饼干为例，这款产品打出了“谢霆锋亲创配方”的概念，这款产品酸甜苦辣四味款，据说是谢霆锋以人生境遇为灵感而研发出来的。

而在锋味与安记港式腊肠的合作中，谢霆锋则按照自己对口味的判断，将原本2：8的肥瘦比例改成了3：7的版本，他认为这个比例做出来更好吃。

不久前，小米旗下的米家与谢霆锋合作，推出了一款米家电磁炉套装锋味定制版。作为定制版产品，谢霆锋亲自参与产品定义，在原有的40℃-80℃低温慢煮功能上，专门设计了“锋味57℃低温慢煮牛排挡”，用户可在电磁炉旋钮上直接点选该模式。

在谢霆锋看来，很多人在股票市场是天才，在房地产市场也很成功，但却输在创意，“如果没有创意，我们在市场上根本没有竞争力，那么最后你就会被市场抛弃。”

明星标签的负担

尽管用了更多的时间在商业上打磨，但是市场似乎并不完全买单。

此前风光一时的PO朝霆因为连年亏损，最终解散部分业务，并被香港上市公司数字王国收购了85%股权，自此谢霆锋逐渐淡出；由谢霆锋担任股东Zoo York品牌在国内也声量较小，其在天猫和京东上的多数产品销量为0。

但犹如明星的生活一样，谢霆锋的商业成败也会被放大展示在公众面前。

在2019年端午节前夕，锋味旗舰店上推出了锋味品牌的粽子，谢霆锋化身送货员亲自为锋味品牌的粽子做推广。但是由于标价昂贵，一盒6个粽子，标价208块，被用户诟病为天价粽子。

此前锋味曲奇产品就因价格昂贵颇受争议。以锋味旗舰店中销量最好的锋味曲奇为例，95g的锋味曲奇售价高达80元左右，相比之下天猫上另外一家店铺一款月销量上万的曲奇，一包380g但价格还不到40元。这也直接导致了锋味品牌在电商领域的成绩并不如意，以其天猫旗舰店为例，目前店铺销量量仅是一个中等店铺的水平。

而在2019年初，香港消费者委员会对市面上销售的58款曲奇饼干进行抽查，结果显示有51款都被检出含有致癌物，其中包括了谢霆锋自己研发的锋味曲奇。

尽管此后谢霆锋亲自发微博解释称，该致癌物并非有意添加而是在烘培及煎炸等过程中，本身发生的反应而产生的物质，报告没有反映事实全部，但是外界的担忧仍难以消弭。

尽管小心翼翼，但是上述这些事件对于锋味品牌与谢霆锋个人明星效应都造成了负面的影响。

“最惨是我成为标题，就有人看”，谢霆锋自我调侃道。但他也认为媒体以他的品牌作为标题，有点不公平。

对于谢霆锋和锋味团队来说，他们还要考虑的一个问题是，谢霆锋个人明星效应的减弱。

对于新生代用户来说，80后的谢霆锋已经不是一个让人耳熟能详的明星，“谢霆锋是80后眼中的歌手，90后眼中的演员，00后眼中的厨师。”有网友直言，在很多95后00后眼中，谢霆锋是个比较陌生的存在。

尽管如此，但这些并未能阻止谢霆锋继续在商业上做出更多探索。

最近，谢霆锋在香港的一次沙龙分享中，谈到如何从一个年轻时就不断面临质疑的明星人物，之后力争上游的经历。

“我觉得我做的很多事都不会立即见成效。《锋味》也不是一来就很有成效，它是循序渐进的。”谢霆锋坦言，他知道现在仍很多人会质疑他。

2018年秋季，谢霆锋与麦当劳合作，在香港推出锋味汉堡系列。谢霆锋透露，锋味汉堡在香港五个星期内的销售量超过200万个。“别忘了，我们香港才600万左右人口啊。我用了5年时间去证明自己，所以有时候你真的不能轻易放弃。”

创业多年，谢霆锋已经适应了创业者这个角色，并开始向年轻的创业者输出一些观点。这些观点实际上也是他对自己多年创业的经验总结。“我们只是需要找到我们最擅⻓的一部分，然后尝试把它加强之后再赚钱。”他认为，创业必须真的热爱自己所做的事情，因为如果不够热爱，则无法接受那么多挫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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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ucitydaily · 6 yea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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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续七年都是“全球最宜居城市”，墨尔本做对了什么？ | 澳洲都市报

15岁出国的宋丹子去过不少地方：她先在新西兰念高中，后又去墨尔本接受高等教育，因为研究项目，她在日本和美国旧金山也住过几年，最后还是决定回到墨尔本。

日本生活充满压力，宋丹子几乎每晚都要工作到半夜12点，周末还得加班。“那里的人们已经习以为常。”加州似乎要轻松许多，但优秀人才太多，不拼命抓住机会，其他人就会抢先一步，压力并不比在日本时要小。新西兰则是另一个极端，因为经济发展还是以农业为主，人们的工作生活比较闲适。

“最终回到墨尔本是因为这里的氛围刚刚好，工作和生活都能兼顾上。”

同在澳中科学家创业协会的会友王宇飞也有相同感受。他在墨尔本创立了一家与石墨烯材料生产相关的企业，与来自中国的生产商合作，开拓该材料的商业化应用。

“乍一看这座城市，似乎没那么多特牛的地方，机会也不像加州或者北上广深那么多，但均衡下来你会发现，生活舒适度高，城市也在尽可能为个人发展提供帮助。当我国内的同行还在应付领导和繁琐审批流程时，我则用更多时间专注在技术产业化上，效率并不低。”

为人才提供发展机会，让居住者能获得工作生活平衡，一座城市要能做到这些实属不易，但想要成为“最宜居城市”，这些还不够。

英国经济学人智库（EIU）为此提供了一套完整的评估标准，宜居城市们不仅得让居住者幸福感爆棚，还得具备肉眼可见的硬实力。比如，城市的安全稳定性（Stability）、居民的医疗健康（Healthcare）保障、文化与环境（Culture & Environment）、教育与城市基础设施建设（Infrastructure）。

拿这些标尺度量后，墨尔本在2011年被评为全球最宜居的城市，它在这位置上一坐就是七年，打破此前由温哥华创下的六连冠记录。

作为澳洲第二大城市，墨尔本拥有成为“宜居城市”的先天优势。气候成为该城市拔得头筹的优势，南太平洋的暖流带来温和的气候条件，为宜居提供了不错的环境支撑。而从19世纪中期开始的掘金运动，将移民文化植入该城市的发展轨迹之中，文化包容成为一项传统。得益于澳大利亚独特的地理位置，墨尔本受恐怖主义的威胁要比其他城市少得多。经济学人智库认为，即便在澳洲境内，墨尔本的安全状况也要比第一大城市悉尼更好。

但即便拥有这些先天优势，想要打败竞争对手拿到“最宜居”的Title也不是那么容易。教育、医疗健康和基础设施建设等“后天素质”更能看出一座城市到底够不够格。

令人惊讶的是，墨尔本似乎做得都不错，在建立“宜居”城市思路上，它还提供了许多值得参考的思路，甚至将“宜居”的荣誉发展成城市卖点，为促进贸易往来招揽更多新生意。

邮编“3000”计划

1980年代的墨尔本市区，到了夜晚会变得空荡荡。上班族们纷纷回到市郊的住所，只剩下冷冷清清的街道与空置的办公楼。当时墨尔本城中心的绝大多数建筑都是写字楼，但维州经济并不景气，企业对办公室的需求远低于市场供应。

为了城市发展，墨尔本市政府在1992年开始一项激励性的城市复兴战略——邮编“3000”。其内容是将许多旧办公楼改建成公寓，一来是适应墨尔本不断增加的学生人口，同时也为城市聚集更多人气，让它变为24小时不夜城。

2000年左右，市中心CBD的住宅建筑开始急速增多，城市中出现一系列引人注目的地标性住宅大楼，包括2006年建成的南半球最高住宅——尤里卡大厦（Eureka Tower）。

公寓数量增加，不仅带来人气，围绕人们衣、食、住、行和娱乐的消费产业也发展起来，最明显的是城市里酒吧、咖啡馆和餐厅数量猛增，这里不再只是上班族们挣钱的地方。

土生土长的墨尔本人Amanda Caples贡献了一个有意思的观察。

“在1960年时，整个墨尔本只有两台浓缩咖啡机。在我童年印象中，墨尔本就没有几家咖啡店。但现在你看，咖啡店到处都是，咖啡也已经成为人们的必需品，变化就发生在这二、三十年间。不仅得益于政府的发展战略，还要归功于把咖啡文化传进来的意大利移民们。”

从数字上来看，这项战略也颇为成功。据维多利亚州规划局战略执行总监Rachel Dapiran介绍，1991年墨尔本CBD的居民人口仅为3592人，但2016年，这一数字已上升至37325人，25年间增长了近十倍。

许多摩天大楼都是在过去三四是年间建成，Dapiran认为这些集工作、生活和娱乐为一体的综合型区域，明显提高城市的宜居程度，也为后续发展打下基础。

这一传统仍在继续，政府部门的目标发生着微调。Dapiran告诉界面新闻：“对于现在的墨尔本来说，我们需要在市中心建设更多的办公大楼和商业空间，如Arden这类新商业区将在未来发挥重要作用，在蓬勃发展的知识产业中提供就业机会。”

头部产业与全民福祉

变化的不只是CBD，这座城市的聪明之处在于懂得如何将有限资源集中起来。毗邻皇家墨尔本公园、位于北墨尔本的三公里中央商务区帕克维尔Parkville是另一处例证。

这里的墨尔本生物医学区拥有160多年历史，见证了许多“第一”——墨尔本的第一家综合医院、第一家儿科、妇科、眼耳鼻喉专科医院，以及墨尔本第一所大学都始于这片区域。它还拥有澳大利亚历史最悠久的医学研究机构霍尔医学研究所（The Walter and Eliza Hall Institute of Medical Research），以及莫纳什大学的一个分校区（前身是维多利亚州药学院），后者的药学专业在2017年QS榜单上排名全球第二，紧跟哈佛之后。

别小看了机构的密集程度，频繁合作正受益于此，研究所、大学和医院形成“结伴式”发展。在该区域，对病例的研究成果很快转化成临床应用、医学生的实践机会相比其它高校更多，患者的健康保障也随之提高。

生态圈的价值显现出来，政府借势在该区域推出集中发展规划，成立墨尔本生物医疗园区（Melbourne biomedical Precinct，简称BMP），引入不少像澳洲最大生物技术公司CSL这样的企业，生物医疗成为墨尔本的头部产业。

这对宜居城市的意义重大，对城市居民而言，医疗保障往往是安全感的底线。得益于头部产业的发展，惠及普通居民的研究成果也不少，人工受孕技术和宫颈癌疫苗普及就是其中代表。

世界卫生组织WHO在2010年曾发布过一组数据，全球有4850万对夫妻尝试5年怀孕但仍不成功，不孕症可能在此100年内成为仅次于癌症、心血管病之后的第三大疾病。有数据称，在澳洲每六对夫妻中就有一对有不孕症的困扰。

位于墨尔本的莫纳什助育中心（Monash IVF），在1973年成功培育出世界第一个试管胚胎，此后该机构开始专攻不孕症的研究。人工受孕和试管婴儿技术随后在澳洲普及开。政府还加大补贴，接受该技术受孕的夫妻通过公费医保之后，只需自行支付约5500澳元。

一度流行的宫颈癌HPV疫苗也起源于澳洲，首支HPV疫苗Gardasil就是在墨尔本研发成功，后在美国和香港地区广泛应用。实际上，在该疫苗被研发（2006年）后不久，澳大利亚从2007年就开启了国家性的接种计划——全澳中学在校8年级学生（12-13岁的男孩或女孩）都能免费接种。今年初，刚上市的九价疫苗Gardasil 9取代此前的四价疫苗Gardasil 4也开始普及。

从巨额的财政拨款来看，这座城市的生物医疗受到偏爱。全澳大利亚对生物医疗的研究拨款，有40%投入到维多利亚州，主要被墨尔本的MBP和莫纳什大学所瓜分。墨尔本政府因此新建地铁线路，使人们可以更便利地前往园区就医。

规划局战略执行总监Dapiran这样评价到：“研究机构、公立医院和大学紧密相连，产生了集群效应，这不仅创造广泛合作和意见交流的机会，有助于创新技术的发展，还有效扩展了市场空间，当然也为墨尔本吸引高素质的人才。”

科学家们

人们的幸福感往往取决于身边人，如果邻居们素质高，你的生活体验也不会差到哪里去。聚集的研究机构给墨尔本带来了全球高端人才，这是城市的一笔财富。重点是，无论肤色和文化背景，这批外来群体想干的事情很容易获得支持。这座城市很明白，不管是研究项目产出了成果，还是创办的企业挣到了钱，所有人都将因此受益。

1994年皇家墨尔本理工大学（RMIT university）开始一项特殊的讨论——在学校成立中医学系。来自中国的薛长利被推到前台。他毕业于广州中医药大学，是当时RMIT里为数不多、有中医背景的教授。他被任命为该系系主任，此后20多年将中医学科在澳大利亚广泛传播开来。

薛长利回忆起这段经历时认为，是时任校长Professor David Beanland的��力给了他偶然的机会。因理工科而闻名的RMIT，刚刚发展起生物医学学科，起步要比墨尔本其他高校慢，拓展新领域很关键。“David是一个很有前瞻性的学者，他认中国将是21世纪发挥相当影响力的国家。中医是一个很好的切入口。”

1990年代的墨尔本还没有一所公立学校开办相关专业，但人们对中医兴趣在上涨。另外，尽管每年政府将税收的26%用于医疗保健，但老龄化和慢性病一直困扰人们的健康问题。澳洲在90年代初，对辅助性医疗进行了定义，中医成为其中一种。

在随后的几年，薛长利组织团队翻译教材，邀请科学家们来搭建科研团队。稍有研究成果之后，资源们慢慢找上门来。当时的中澳商会会长捐赠给RMIT一笔经费，薛长利借助在世界卫生组织担任顾问的人脉，邀请全球传统医学界的900位行业专家召开一次研讨会。“那次大会对我们建立全球合作伙伴很有帮助，我们因此积累一个12000人的数据库。”

聊到自己的成就，薛长利认为城市提供的氛围很重要。“如果想在学术上取得成功，你必须选择一个很好的科研环境，即便压力很大，但机会也能随之而来。”

越来越多的科学家也在墨尔本找到自身价值，他们还成立一个澳中科学家创业协会，集结不少像宋丹子和王宇飞这样的年轻科学家。

“我们其实都有本职工作，像宋丹子正在莫纳什大学做艾滋病疫苗相关的博士后研究，去年她成立自己的公司，从事远程医疗培训。而我自己此前也在墨尔本大学读博，之后创办企业。这个协会就是希望对创新创业有想法的人聚在一起。”王宇飞发现，墨尔本和北上广深不同的创业氛围存在优势互补之处，给在这里的中国人才们更多发展空间。

国内的创业热情、投资额度要比澳洲高得多，但墨尔本也有自己的特色。以注册公司来说，在这里申请执照或注册企业只需要个人提交合理证明即可，而在国内，则需要一级级的审批，投资款项的申请更是如此。“如果把这里的高科技优势和国内热钱结合起来就好了。”王宇飞感叹到。

无论如何，科学家们总能得到优待。政府部门还专列“首席科学家”来指导城市发展，这点更有象征意义。

具有药理学背景的Amanda Capels在两年前成为墨尔本的“首席科学家”，那时起，她开始思考自己能为城市发展带来哪些附加价值。

“这个岗位在澳大利亚其他城市也有，但更像是名誉角色。墨尔本则不一样，它的智力资源产生了巨大的社会和经济价值。”

Capels现在的主要工作不仅与教育部打交道，想方设法增加学生们学习STEM专业的热情，还得与交通、车辆管理部门合作，为城市新建的地铁线路提供智库支持。“我们将投标公司和大学工程学院建立联系，他们合作出一系列的方案，让政府更明智的搭建公共交通系统。”

保持咖位的困扰

如此看来，拿下头衔的墨尔本的确有两把刷子。墨尔本市长多尔（Robert Doyle）曾在蝉联最宜居城市的称谓后说：“这一世界纪录是所有墨尔本人都应深感自豪的傲人成绩。”

但不是所有人都对这个称谓而感到兴奋。宜居和发展之间的平衡往往难以把握，有时还会相互掣肘。

一些更为现实而深刻的挑战困扰着这座城市。今年3月，普华永道发布一份城市发展报告，该机构合伙人��克斯认为，现在的墨尔本存在这样的尴尬：距离城区越远，机会就越少。资源分配的倾斜，拉大内城外城的差距，无论就业、医疗、教育还是交通服务上，外郊都显得尤为不足。

人口增长让问题变得更为棘手。澳大利亚《时代报》曾就墨尔本的宜居度做过一项读者调查，一位读者这样做出反馈：“十年前，我可以在车站旁停车，火车上总是有座位。五年前，我在车站旁边一片未铺砌的场地找停车位。两年前，我不得不跑到车站周边的街道停车。现在，连街道也停满了，我必须在距离较近的车站停车，然后走一站路去火车站。”

按照人口增长速率计算，30年后，墨尔本的城市规模将接近目前的伦敦和纽约。而该城市的CBD也将扩张到North Melbourne、Footscray和Fishermans Bend，就像读者反馈的那样，人们在交通上所要花费的时间将增加。

这也是规划部门坚持“大兴土木”的原因。“我们目前市中心的轨道车站Hoddle Grid建成于1837年，多年来一直提供了非常好的服务。然而，这样一个.6*0.8 km的区域已不足以为拥有500多万人口的城市的中心地带服务——我们需要扩展它。”Rachel Dapiran对界面新闻评论说。

即便有连续7年的成就，并不代表一座城市的发展就达到最高阶段。墨尔本政府在去年提出一项“2017-2050战略”或许能说明这个城市对自己的定位。

计划书中这样写道：“我们需要明智地计划和投资，为了适应更多元化和更老龄化的人口特点、打破城市扩张和拥堵之间的矛盾、解决住房负担能力的问题、缓解和适应气候变化，并确保所有人都能获得社会和经济机会。”人定义了城市，而身处其中的每一个成员都要接受城市需要不断进化的事实。一切才刚刚开始。

来源：澳洲都市报(Australian City Daily) 微信公众号：AuCityDaily

原文地址： http://www.aucitydaily.com/city/4798.html

#墨尔本 #宜居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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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ohuamobi · 5 yea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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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人谢霆锋，他是怎么投资的

@一财写道：

39岁的谢霆锋早已经不是当初的那个叛逆少年，现在他和马云一起指点创业者、和丁磊同台谈创新、和雷军一起谈家电产品，从一名明星转身成了商人。

作者|张吉龙编辑|罗丽娟

谢霆锋最近一次引起媒体的关注，不是因为演戏、发唱片或者主持娱乐节目，而是他的创业家身份。

实际上，在过去的16年间，“明星”谢霆锋正在远去，“商人”谢霆锋却越来越多地出现在大众面前。

“我在过去10年没有发行过唱片，我很清楚大部分年轻人都不会觉得我是一个歌手或音乐人。”几个月前，在参加Talk at Google时他表示。

取而代之的是，如今谢霆锋已经和马云一起指点创业者、和丁磊同台谈创新、和雷军一起谈家电产品。

这种转变在蜂蜜中也引起了争论。有人认为明星创业就是不务正业，谢霆锋已经过气所以要退出娱乐圈了；也有人认为进军商业证明了谢霆锋是个多面手，做什么都能成功，谁也不可能一辈子都当演员，转型是必然的。

但无论如何，从明星到商人，谢霆锋似乎已经完成了华丽转身。

谢霆锋的商业探索

但相比他的绯闻和八卦，谢霆锋较早就显露出来的商业嗅觉却鲜被提及。

除后期制作之外，谢霆锋的商业版图再向餐饮进军。

2012年《舌尖上的中国》纪录片的红遍中国，引发观众对美食题材的兴趣，各路人马纷纷入局，将美食题材引入综艺节目，综艺+美食市场迎来爆发。

在“做生意”上积累起经验的谢霆锋，也在其他市场跃跃欲试。

跨界方法论

在此前的八年里，谢霆锋有意在商场上隐身，他曾接受采访时说，当时，有同行来公司做后期，碰见他打招呼，他只是称自己是来配音的。

和不少明星在跨界时尽量借助自身的名气不同，谢霆锋认为，明星的名气在商业领域不一定是一种资源，反而��能是一种累赘和负担。尤其是对于谢霆锋来说，撞过车、曾被拘留、绯闻众多，这些叛逆的形象在商业中都是减分项。

近年来，明星投资、跨界开服装公司、开餐厅等似乎已成常态，但其中的大多数��限于出资层面，以此为“副业”。

而在锋味与安记港式腊肠的合作中，谢霆锋则按照自己对口味的判断，将原本2：8的肥瘦比例改成了3：7的版本，他认为这个比例做出来更好吃。

明星标签的负担

尽管用了更多的时间在商业上打磨，但是市场似乎并不完全买单。

但犹如明星的生活一样，谢霆锋的商业成败也会被放大展示在公众面前。

而在2019年初，香港消费者委员会对市面上销售的58款曲奇饼干进行抽查，结果显示有51款都被检出含有致癌物，其中包括了谢霆锋自己研发的锋味曲奇。

尽管小心翼翼，但是上述这些事件对于锋味品牌与谢霆锋个人明星效应都造成了负面的影响。

“最惨是我成为标题，就有人看”，谢霆锋自我调侃道。但他也认为媒体以他的品牌作为标题，有点不公平。

对于谢霆锋和锋味团队来说，他们还要考虑的一个问题是，谢霆锋个人明星效应的减弱。

尽管如此，但这些并未能阻止谢霆锋继续在商业上做出更多探索。

最近，谢霆锋在香港的一次沙龙分享中，谈到如何从一个年轻时就不断面临质疑的明星人物，之后力争上游的经历。

“我觉得我做的很多事都不会立即见成效。《锋味》也不是一来就很有成效，它是循序渐进的。”谢霆锋坦言，他知道现在仍很多人会质疑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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