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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爱好者周刊（第 166 期）：视频学习胜过读书吗？

这里记录每周值得分享的科技内容，周五发布。

本杂志开源（GitHub: ruanyf/weekly），欢迎提交 issue，投稿或推荐科技内容。

周刊讨论区的帖子《谁在招人？》，提供大量程序员就业信息，欢迎访问或发布工作/实习岗位。

封面图

位于临港新城的上海天文馆，将于7月17日启用，普及天文知识，据说是世界最大的天文馆。（via）

本周话题：视频学习胜过读书吗？

现在，网上的课程视频和讲座视频，越来越多。同样的内容，可以读书学习，也可以视频学习，大家喜欢哪一种？

我比较喜欢读书，实在没耐心视频学习。

书籍只要随手一翻，就知道大概的内容了，哪些章节需要重点阅读。视频行吗？不行，只能从头到尾，看完整个视频。看完才发现，10分钟的视频，只有1分钟是想听的。读书读到精彩之处，可以停下来慢慢琢磨，反复读上几遍。视频行吗？很麻烦，如果要回到10秒前，多拖几次播放轴，保证让你心情烦躁。

奇怪的是，我发现， 很多人宁愿看视频，也不想读书。

举例来说，我遇到过同学跟我说：老师，我想学习 React，你有好的视频教程推荐吗？你可以看文档啊，官方文档写得不错。老师，我觉得视频学起来更快，文档不好懂，看起来太慢了。

我感到很困惑，明明是读书的学习效率比较高，为什么别人不这样想呢？

最近，我读到一篇文章，里面有一句话，让我恍然大悟，明白了为什么人们喜欢视频学习。

文章说， 人类学习效率最高的方式，不是“读书 + 思考”，而是“观察 + 模仿”。 前者需要较长时间的注意力投入，后者只需要短时间注意力，更符合人类的天性。

我一下子就想通了，有些知识，读书读半天也不一定明白，但是亲眼看别人做一遍，马上就能懂。即使不完全懂，至少知道怎么模仿。所以才会有“百闻（文）不如一见”，人们更容易接受形象的东西，而不是抽象的文字。

大部分领域的入门方式，都是“观察和模仿”，所以视频学习更有效。 对于深入学习，文字和书籍的效果可能好于视频，因为入门以后再往上走，“理解 + 思考”的作用越来越大，“观察 + 模仿”的作用越来越小。但是，大多数人需要的只是入门，成为专业工作者毕竟是少数。

所以，视频学习才是初学者更好的方式，或者说，视频是大众学习的主流，读书更适用于某个主题的进阶学习。

以前没条件视频学习，现在不一样了。智能手机的普及，使得以前没人拍的知识，现在都有人拍；宽带互联网的普及，又使得人们可以随时随地消费视频。我们已经进了视频学习的时代，视频网站可能是新时代的图书馆和印刷机。

前端工程化实战

正在学习前端的同学，有没有听说过 “前端工程化” 这个词？近几年，这是一个热门的领域，大厂的招聘往往都有这方面的要求。

那么，到底什么是“前端工程化”呢？

简单说，一个前端项目实践“软件工程”的思想和原则，所有相关的事情都可以叫做“前端工程化” ，比如优化开发流程、提高项目可维护性、自动化测试、自动化构建、发布管理等等。

“软件工程”的做法移植到前端项目，就是前端工程，对于多人参与的大型项目尤其有用。 这就是大厂都要求前端工程化的一个重要原因，可以大大提升项目可维护性，降低维护成本。但是，大部分的新手程序员，对于前端工程化的概念和实践都非常陌生，这不利于正规化开发和冲击大厂。

本周的课程资料就是一个 《前端工程化实战》资料包。

主讲老师通过视频讲课，带大家动手构建一个自己的组件库，在这个过程中学习前端工程化实战，并且穿插讲解一些新的前端技术（ 比如 Vite），帮助你对前端工程化有系统性认识，了解前端进阶中的一些工程化难题。

课程的主要内容如下，由开课吧制作提供。

对上面的内容感兴趣，希望掌握“前端工程化”知识的同学，可以听听看这门课程。

微信长按图片，或者扫描下方二维码，0元就能领取 这份详细的《前端工程化实战》资料。

注意，报名后记得添加助教老师微信领取！数量不多，先到先得。

科技动态

1、癌症疫苗

德国公司 BioNTech 在新冠疫苗的基础上，正在将 mRNA 技术用于癌症疫苗。mRNA 皮肤癌疫苗第一阶段的试验效果非常理想，很多皮肤癌患者得到缓解，已经开始了第二阶段试验。

明年还有两种癌症疫苗，将投入临床试验。未来，疫苗可能会成为一个非常非常大的行业，成年人每年都要注射许多种疫苗。

2、

加拿大和美国最近出现有记录以来的最高温，许多城市达到40多度。更糟的是，这些地区平时夏季气温不高，所以大部分居民都没装空调。

一项研究称，这种千年一遇的气温，如果不是全球气候变暖，几乎不可能发生。

3、

腾讯游戏推出“零点巡航”功能，防止未成年人沉迷游戏。只要夜间游戏超过一定时长，系统就会要求对你进行人脸识别，看看是否跟身份证上是同一个人。

如果识别失败，表明你是冒用成年人的身份证，就会把你踢下线。

4、离线互联网资源库

美国加州大学的“离线互联网”（Internet in a box）迎来了8周年的纪念。

这个项目收集了互联网主要的免费资源，维基百科、可汗学院课程、OpenStreetMap 地图、电子书……，把它们放进一个移动硬盘，容量可达 1tb。

用户只需要使用一个树莓派，就能在没有网络的条件下，浏览和使用这些资源。这些设备赠送给不发达国家的学校，让没有上网条件的学生，也能使用互联网。

如果使用树莓派的 Zero W 迷你板，还可以把它封装成一个鼠标大小的主机，便携性就更好了，价格只要30��元。

5、

意大利的美第奇教堂聘请科学家，为珍贵的大理石雕塑涂上细菌培养液，让细菌去吃污垢，达到清洁雕塑的目的。

6、

江苏建成全国首条“未来高速”，高速公路的两旁设置了许多传感器，使用 5G 与车辆通信，实现车路协同，比如大雾天气时，道路可以为车辆导航。

7、

美国科学家发现，提早入睡可以减轻罹患忧郁症的风险。平时半夜1点钟入睡的人，如果提早到11点入睡，忧郁症发病率可以减少40%。

科学家猜测，原因可能是，早睡早起有助于照到更多的阳光，改变体内荷尔蒙分泌，进而影响情绪变化。

8、

苹果公司据报道将大量iCloud 数据，存储在谷歌云，总量达到 800万 TB，单单今年的费用就是3亿美元，是谷歌云最大客户。

这表明，苹果自己的数据中心可能规模很小，根本存储不了它的所有数据。

文章

1、北京航空航天大学的月宫一号（中文）

2018年时，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建了一个全封闭的“月宫一号”实验舱，探索人类在外空环境中，如何自给自足地生存一年。四名志愿者在舱内依赖内部循环的空气和水生存，并种植各种植物。

现在，中国的空间站上天了，宇航员将在太空逗留3个月到半年，以后还会前往火星，我们终于知道了这个实验的目的是什么。

2、一场欧洲杯转播总共有多少个机位？（中文）

一场顶级的足球比赛，电视转播需要多少台摄像机？答案是至少36台。

3、Tensorflow 开发者认证记录（中文）

作者作为一名大四学生在暑假学习并通过 Tensorflow 开发者认证的经历。（@jerrylususu 投稿）

4、Oxygen OS 的兴衰（英文）

Oxygen OS 是一加手机定制的 Android 系统，初期得到���泛好评。但是，随着一加改变产品定位，Oxygen OS 似乎失去了特色，前景变得很不明朗，可能会与 Oppo 的 ColorOS 合并。

5、ES2021 新语法点（英文）

ES2021 标准已经正式通过了，本文简要介绍了 JavaScript 今年新加了哪些语法，还好不是很多。

6、z-index 和堆栈上下文（英文）

本文详细介绍 CSS 里面的 z-index 属性，以及它生效所必需的堆栈上下文（stacking context）是怎么形成的。

7、SQL 查询顺序（英文）

SQL 的 select 查询语句有很多组成部分，本文介绍内部执行时数据库引擎的处理顺序（上图）。

8、如何使用 systemd 架设一个开机启动的网站（英文）

本文讲解怎么设置 Systemd，将网站做成一个服务，开机启动。

9、安卓应用的 .aab 格式（英文）

谷歌最近宣布，从8月开始，提交到 Play 商店的安卓应用，一律必须是 .aab 的打包格式，而不是传统的 .apk 格式。

以后，谷歌会根据用户的机型，生成专用的 apk 下载包。这样的话，很可能造成 apk 安装包不再通用。

工具

1、kcal

一个开源的 Web 应用，用户可以记录每天摄入的各种食品的热量，有很好的资料库，只可惜没有中文版。

2、Flomo

一款卡片式笔记软件，界面非常清爽，有跨平台多种客户端，支持多端自动同步。（@RangeChoi 投稿）

3、Animista

一个网页 CSS 动画工具，可自由配置各种动画特效，并生成代码。（@fish-404 投稿）

4、TorrentNet

这个工具是 BT 下载的种子文件（torrent）的本地搜索引擎。它的最大特点是不用下载整个索引数据库，就可以实现搜索。

5、Nuitka

一个用 Python 语言写的 Python 编译器，可以取代 CPython。

6、DenoDB

一个 Deno 专用的数据库 ORM 库，支持 MySQL、SQLite、MariaDB、PostgreSQL 和 MongoDB。

7、Fluid Paint

一个网页画板工具，可以定制笔刷，产生刷油漆的流体效果，非常精美，值得一玩。

8、成都市城市轨道交通线网规划（2021版）

成都市2021年7月6日公布了《城市轨道交通线网规划图》，但是不方便缩放操作。作者写了一个静态页面将其和百度地图结合，方便查看未来地铁是否经过了你的家门。（@cmoseses 投稿）

资源

1、 写给 Node.js 程序员的 Rust 教程

一篇英文的长篇教程，帮助 Node.js 开发者学习 Rust 语言，让你学会怎样写出能在 Node.js 运行的从 Rust 编译的 WebAssembly 代码。

2、五笔输入法7天速成

作者结合自身学习经历，收集整理了五笔输入法相关知识，按照每天2-3小时的时间，结合五笔练习小游戏，预计一周时间即可掌握五笔输入法。（@yhf7952 投稿）

3、Zsh 的最佳主题

当前的热门 Zsh 主题的排名，更新及时。（@PeakJ 投稿）

4、古怪的 JavaScript

这个网站给出了25道选择题，测试你对 JavaScript 的古怪语法点了解多少。

图片

1、发光轮胎

上个世纪60年代初，美国轮胎公司固特异尝试不使用橡胶，而使用一种叫做氨基甲酸乙酯的化合物，来制造轮胎。

这种新材料更易于获得、成本更低、可塑性更好，而且它是半透明的，还可以染成各种颜色。

固特异公司为了推广这种新轮胎，甚至将灯泡放入轮胎使其发光。轮胎内部安装了 18 个小灯泡，驾驶员通过按钮来打开它们。灯泡由汽车电池供电，有一根电线会连入轮胎。

发光轮胎的一大问题是，其它驾驶员会盯着它们看，从而分心，将视线从道路上移开，很容易导致车祸。

但是，更大的问题是，氨基甲酸乙酯这种化合物无法抗高温，到250度就会软化，这意味着不能高速行驶，避免跟地面剧烈摩擦。

最终，固特异决定放弃这种轮胎，不再推向市场了。

2、伪装大师毛毛虫

东南亚有一种叫做 Common Baron Caterpillar 的毛毛虫，堪称伪装大师。

它趴在芒果叶子上，根本看不出来。下面照片中，叶子上都有一条毛毛虫，你能看出来吗。

文摘

1、Linus 谈美国

Linux 操作系统的创始人 Linus Torvalds，最近在一次访谈里面，谈到了他为什么会移居美国，以及对美国的印象。

（1）为什么来美国？

我1997年离开芬兰，搬家到了美国。

那时我还很年轻，有一家创业公司邀请我来美国。该公司从事的就是在 80386 体系上面开发 Linux 系统，这正是我非常熟悉的领域。他们做的事情也非常有趣，所以我就来了。

当时的芬兰非常注重高科技，但以手机技术为主。诺基亚就是芬兰的公司，那时是世界最大的手机公司，也是芬兰最大的公司。

我对手机不感兴趣，那时的手机还没有变成小型计算机，人们只能用它打电话。美国看起来似乎很有趣，我和妻子以及我们当时10 周大的女儿搬到了这里。

当你刚有第一个孩子，就搬家到另一个国家，并且周围没有家人朋友，这可能不太明智。但是，我们那时还年轻，抱着不妨一试的态度，一切就都很顺利。

我还记得那年二月份搬家时的情景，离开时赫尔辛基很冷，大约零下 20°C，当我们达到旧金山机场，天气晴朗温暖宜人，气温是零上20°C。

（2）美国是怎样的国家？

美国的生活很有趣，这些年我已经把美国当成自己的家。当然，我还是很想念芬兰的一些地方。美国的问题是，它的教育系统是一场灾难。你必须搬到正确的地区，才能进入好的小学或中学，如果你要上一所好大学，就要支付多到疯狂的钱。这是美国的一种耻辱。美国的医疗系统也有问题。另外，美国的政治已经从“有点奇怪”，变成了彻头彻尾的可怕。芬兰都没有这些问题。

美国也有很多优势，不仅仅是天气。我们后来从加州搬到了俄勒冈州波特兰，这里的天气不像湾区那么好，但还是比芬兰好很多。我们在美国待了这么长时间，我们的孩子不会说芬兰语，我和我妻子都来自芬兰的讲瑞典语的少数民族，所以我们在家里说瑞典语。我们在这里已经有很多朋友和各种社会关系。在美国，只要你有一份好工作，你就可以在很大程度上忽略美国社会的失败。

我们考虑过搬回芬兰吗？有那么几次确实想搬。首先是孩子们小学开学的时候。然后是孩子们开始上中学时，接着是上大学时。你看到里面的规律了吗？、

要是特朗普再次当选美国总统，我大概也会考虑搬走。总的来说，美国的政治让我感到担忧，美国至上论和民族主义的兴起，令人感到悲伤和可怕。尤其是那些拥护者从来没有国外生活经历，根本不知道自己在谈论什么。

美国在很多方面都是一个可爱的国家，也是一个非常多样化的国家，拥有许多不同的文化和人群，以及自然风光。我喜欢这一点。事实上，如果我要搬回芬兰，对我来说最困难��部分可能就是这个。芬兰是一个非常友善、理智和安全的国家，但它也是一个非常小的国家，而且非常单一化。

特朗普当总统时，你经常可以看到挂着美国国旗的巨大卡车，那些没有受过教育的人高喊着“美国第一”、“美国伟大”，这让人很困扰。

有时甚至是受过教育的人，也相信这点。我的家庭医生坚信美国的医疗制度是世界最好的，但他从来没在其他国家生活的，拒绝承认其他国家实际上拥有更好的医疗制度。是的，他是特朗普的支持者。

不要误会我的意思。民族主义无处不在，包括欧洲，甚至包括芬兰，但它的美国版本似乎确实有毒。

老实说，这也是我住在西海岸的原因之一。俄勒冈州基本上非常自由，你肯定不会经常看到那些支持特朗普的旗帜。

（3）家庭生活

我的家庭生活相当正常。我有三个女儿，但她们年纪大了，大部分都飞走了。最小的还在上大学，暑假回家。二女儿正在读研究生，暑假不回家。大女儿在东海岸工作。我们仍然尝试全家一起度假，但去年的疫情让这一切没法实现。

所以这些天，家里主要就是我和妻子，还有两只狗和一只猫。我已经接种了第一剂疫苗，离第二次疫苗接种还有几周的时间。再过几个月，我会再次去潜水，期待着恢复稍微正常一点的生活。

言论

1、

公司不喜欢员工远程工作，因为觉得员工像在兼职，而公司却支付了全职的薪水。

公司的想法是，既然我支付了全职薪水，那么从早上9点到下午5点，我对你的所有时间、注意力和精力，拥有所有权。这种所有权的体现就是，这段时间你需要到我指定的办公场所，让我看着你在工作。

-- 《远程工作会摧毁老板》

2、

为了让毕业生和 Java 程序员对 JavaScript 更满意，标准委员会不断改造这种语言的语法，先添加了类（class），又在那些人的不断要求下，添加了私有属性，因为那些人一旦离开了 OOP（面向对象编程），就不知道怎么编程。

-- Hacker News 读者

3、

欧洲的问题是，人们几乎完全使用美国开发的软件平台，以及中国生产的硬件。

--《欧洲的软件问题》

4、

我从第三世界国家搬到欧洲，发现欧洲人都被宠坏了。西欧国家的生活质量非常高，国家提供各种福利，生活轻松到让你丧失抱负。更不要提拖拖拉拉的官僚主义，以及各种要求严格的法规，只会把小公司赶出市场。

一个创新和竞争的社会，需要非常灵活的工作法规、追求高速增长的企业家、不轻松的生活方式，以及具有抱负的劳动者。

-- Hacker News 读者对《欧洲的软件问题》一文的留言

5、

雇用聪明人并告诉他们该做什么是没有意义的；我们雇用聪明的人，因为他们可以告诉我们该做什么。

-- 史蒂夫·乔布斯

历史上的本周

2020年（第 115 期）：保护你的 DNA，不要泄漏

2019年（第 63 期）：互联网市场的集中化趋势

2018年（第 12 期）：人口老龄化，养老金不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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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

[9-8mss]

民众的榜样：通钢事件的再回顾

佚名 2018-07-25 来源:星火可燎原

　　2009年7月24日，吉林省通化市发生了震惊全国的“通钢事件”——通钢工人因反对公司完全被私营企业建龙集团控股在厂区罢工、游行，最终导致建龙公司派来的总经理陈国君的死亡……有些人将“通钢事件”归结为“不明真相的群众”被煽动而发生的群体性事件，也有些人将“通钢事件”归结于工人们“国有情结”的爆发。那么，“通钢事件”到底是如何发生的?工人们又是如何组织、参与这一事件的?通钢公司的干部又在此次事件里扮演着什么样的角色?这些就是本文试图要说明的问题。

建龙进入通钢

　　2004年10月，中共苏州原市委书记王珉调任吉林省省长，带来了他在苏州的国企改革“四到位一基本”的经验。吉林省的国企改制很快进入了一个快车道。当年年初，吉林省就确定116户省属国有企业为改革重点，而王珉进一步提出希望国有股比例在竞争性行业中降到20%。

　　2005年初，816户吉林地方国企及国有控股工业企业被要求在年内完成改制。通钢集团公司也根据要求，引入民营资本推进资本结构调整和机制创新，实现投资主体多元化。为了顺利实现民营钢企建龙集团对通钢的重组，通钢于2005年9月正式完成主辅分离。

　　工人们普遍质疑通钢重组前的资产评估。当时，建龙集团在北京找了一家资产评估公司。通钢的1、2、3号三座高炉虽然到了折旧年限，但在连续多年的大修保养下仍“完整如新”，而在资产清查中，这三座高炉的资产都是零。7个高炉当时只计算了第7号高炉。整个通钢集团240多亿的资产，刚开始估价为38.81亿元，建龙方面认为还是太高了，结果第二次评估就只有18亿。但是，发现存在严重问题的工人们却无权参与其中。

　　资产评估完成后，建龙就要求通钢开始减员，对不同的工人采取买断(按工龄一次性给钱)、参股改制、内退(或下岗)三种政策。30年以上工龄或年龄达到50岁的工人采取“一刀切”，全部要求内退，每月最低的只发了169元。符合条件的工人在公司的胁迫下必须写申请，劳资部门解释说“这没有办法，是建龙方面提出的要求，国资委都要按此办理”。当时全公司35000名员工仅留岗19606人，在职的也与改制前的企业全部解除劳动关系，并与改制后的企业重新签订劳动合同，职工身份已不是原有意义的全民或国有企业职工，仅得到一点经济补偿。

　　2005年底通钢改制重组的时候，建龙集团拥有通钢36.19%的股份。2006年6月，建龙集团正式介入通钢的管理，派陈国君任通化钢铁副总经理，事实上“大权在握”。

　　建龙进入通钢后，首先进行了人员调整，即把原来通钢中不合适的人都给清理走。2006年6月6日，33个处级干部离岗，其中1/3是专业干部。这33个处级干部离岗时，每月只给他们发1700元的生活费。这些处级干部开始不断向上级反映建龙入股通钢的问题，同时也向普通工人说明相关的情况与政策法规。后来，新公司给他们的年薪提高到6万，才平息此事，另外，通钢原来的党群关系科被合并到生产科，工会和纪委事实上被取消了。同时，新的减员增效计划仍在不断出台，许多年轻的工人继续下岗。出现的岗位缺口，公司则另外雇用临时工来解决。

　　减员增效实施后，在岗工人也未尝到最后的甜头。建龙来之前，通钢一个炉前工，月工资高的有拿上万的，一般也有个5000-6000元，连个水泵工也有3000-4000元。而现在，通钢工人没有拿3000元的，大部分在1700元到1800元，最少的则只有1000元左右。而且工人领工资的时候不像以前那样公开，工人要求看财务报表和工资条时就被说成是捣乱。领导通常虚报冒领、层层克扣，使得工人真正拿到手的工资相当地少。广大工人收入的下降直接造成了二道江区市场的萧条。在过去几年，通钢职工收入比较高，消费也高，二道江的物价比市区高30%。而现在，这里的物价已经低于通化市区了。通钢附近的夜宵小摊，不到11点就匆匆收摊。而即使在白天，原来很热闹的七彩城也有许多餐饮店面已经关门。就连出租车司机也在抱怨，“通钢人有钱时爱上市里溜达，同样的东西也要上市里买。2006年入秋开始就不行了，待在家里不怎么愿意出门了。”与此形成巨大反差的是，新的中层管理干部的年薪则成十倍几十倍地增加了。

　　2007年，陈国君引进台湾中钢的做法，对通钢施行三级管理制度(第一级为总经理、第二级为厂长、第三级为作业区区长或科长)，取消了车间主任和段长。这三级负责人实行年薪制。作业区区长之下还有设有工段长和班长，但是他们与普通工人一样领月工资，没有年薪。因此，管理层收入大幅提高，如一个处级干部一年能拿到30万，相当于通钢普通职工年收入的10倍。

　　由于取消了原来的车间主任，员工与管理层的关系更是疏远。而且，通钢的经理办公室门外开始设置层层警卫，办公楼整得森严壁垒，普通职工去见领导都要事先预约。建龙来了以后，要求科长以上的干部都买轿车，不买轿车的就不发奖金。于是，干部们都乘轿车上下班，进一步与普通职工隔绝。自此，通钢的干群关系急转直下。

　　为了防止工人怠工，陈国君在采取新的管理模式后，又制订了很多项严格的规定，加强劳动纪律，动辄加以各种罚款。同时他对各级干部监督管理工人的力度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夏季无论高温多少度，工人们都必须穿工作服，偶尔解开扣子，普通工人和管理他的上面几个级别的领导都要罚钱，对工人的直接罚款在100到200元之间，而对他的上级的罚款最终也要有一部分转移到普通工人的头上。而公司实行的这种新型管理制度，按工人的说法就是派人来监督工人干活，“管卡压罚”，就是过去资本家的那种管理方式。

　　广大工人的收入和生活水平下降，对工厂的精神归属感减弱，与资方矛盾加剧，于是开始采取一系列的反抗行动来维护自身的权益。年轻的在岗工人家庭经济负担沉重，害怕失去工作，而不得不暂时忍受改制带来的痛苦。对此不满而上访的就以退休工人为主，但他们还在公司上班的子女亲属就会得到公司要其下岗的威胁。这种连坐现象，让工人们更加愤慨，矛盾进一步积累。

　　2008年6月，因受整体经济形势的影响，钢铁业开始出现危机，通钢亏损严重。结果，建龙于2009年3月宣布撤出通钢。工人们为此鼓乐齐鸣，欢呼胜利。工人们的情绪高涨，生产积极性一度增强，使得通钢在2009年6月盈利4279万元，7月份盈利约1个亿。但是在2009年7月22日，突然又有消息称，吉林省国资委与建龙集团达成新的协议，由建龙控股通钢集团。根据新方案：建龙集团以10亿元现金和其持有的通钢矿业公司股权向通钢集团增资控股，持股66%。

　　此次建龙增资扩股，行动迅速，各项手续可谓一路绿灯。工人们没有想到此事，也无论如何不能接受此事，“又不是买东西”。通钢人“积压了四年的愤怒”，长期以来积压的劳资矛盾瞬间又被激化。另一方面，建龙再度入主通钢也对通钢部分干部的利益产生了影响。因为这一次建龙来势汹汹，早就培训了一大批干部准备接替通钢的处级、科级干部，甚至连保安都要调换。对此，通钢的许多高层领导也显得无奈。2009年7月22日，在长春的通钢集团总部由省国资委召集的通钢重组会议上，通钢集团董事长安凤成、集团副总经理鞠忠、胡品、孙玉斌等四人拒绝签字，并当场辞职。

通知与号召

　　7月22日，维权多年的一位退休工人，正在从长春上访回来的路上，突然就接到一个陌生电话，只说了一句“建龙二次赤手空拳杀回通钢”，电话立即就挂了。老工人推测是这是一位高层干部向他透露消息。他回到厂区后，立即就有其他工人来问：“胡汉三又杀回来了，该咋整?”

　　7月23日上午8点半，通钢的干部们在厂区的办公楼开会。有几位工人得知情况，就一起去问询。到了楼下，就有警察领他们过去，并用手势告诉了会议地址。原来在五楼会议室上，建龙控股通钢的发布会正在进行。等到会议结束，这位老工人就拿喇叭喊：“别散会，我有话说，我代表群众的意见说几句。”干部们不听，都走了。然后有人就跟他说，另一个会议室有国资委的干部在开会呢!

　　与此同时，省国资委正在三楼会议室主持建龙二次入股通钢的座谈会。参加座谈会的主要是通钢退休、退养(内退)的原处级干部、科级干部及几个退休工人。当老干部走到公司大楼门前时，许多工人已经围在那里。一个老工人提醒干部们：“你们这些参加座谈会的人要注意，一定要坚持正义，千万不能让建龙控股(通钢)啊。”与会领导在向大家介绍完情况后让代表们发表看法。两名退休工人都表示了反对意见。原公司组织部长问：“这么大的事情，为什么不经过职工代表大会?”王喜东回答到：“根据新的《公司法》，这种情况是不需要召开职工代表大会的。”新的《公司法》确实规定，股东权益变更需要召开的是股东大会，股东大会通过后，属于国有企业的还要报上级主管部门审批。而通钢的员工在2005年国企改制时已经进行了身份置换，并且按照国家政策每个人都支付了经济补偿金，这笔经济补偿金已经转入通钢的股权，职工仅有作为小股东的知情权。于是，建龙二次入股通钢一事，省委会议已经讨论决定了。“决定的事，还让大家座谈什么”，许多参会人员感觉受到了愚弄，在外面听的老工人们更是愤慨不已。

　　为了对此进行最后的反击，几年来为工人维权的几位工人代表就联合起来准备在第二天召集职工大会表示反对。在7月24日清晨，���急，急，紧急通知》就贴满了通钢二道江区的整条街。

　　急，急，紧急通知

　　通钢所有的退休、职工、干部、内退、在职职工和家属同志们，目前通钢发生的重大变化，有些同志知道了，有些同志还不知道，7月22日省决定建龙二次控股和通钢重组，我们深知第一次重组，私企和通钢重组，将国有资产已盗空，职工一批批下岗，这次重组，比上次还要严重，后果大家会很明白，这次重组立即就要有一批人面临下岗。同志们，通钢是我们全通钢人的通钢，我们通钢人有能力有决心会建设发展好的，我们坚决反对建龙二次进入，为我们自己的切身利益，如果这次大家再不勇敢的站出来，我们家园没有了，我们的饭碗也没有了，我们应该怎么办?自己选择吧!

　　愿为自己的利益，保护自己的权力，就希望大家准时在24日早8点到厂办公楼前开大会。

7月23日

　　与此同时，工人中已经在广泛流传各种传言：“建龙培训200名管理层要来接管，上万人要被一刀切下岗”、“建龙要让45岁以上工人全部内退”、“建龙征用吉林5000亩地，通钢将转移到吉林”等等。

游行——“建龙滚出通钢”

　　7月24日早上8点，就有七八千人聚集到厂门口，主要是老工人和家属。一位老工人现场讲话，希望大家依法维权，因为党中央提出建设“和谐社会”，通钢的不和谐都是干部们造成的，大家站在这里就是表达不和谐，就是胜利，不要有过激行为。下了夜班的工人也正好走到了厂门口，看到这阵势，纷纷加入并开始自发地在厂区里游行。在厂区的地上，有人写着：“狼来了怎么办?”有人打起了横幅——“建龙侵害国有资产，从通钢滚出去!”老工人发出的“不要发生过激行为”呼吁被其他声音压过了，事件的发展已经不在预料之内。

　　游行过程中，还有许多厂外的群众闻讯赶来参加，里里外外有上万人。前来维持秩序的警察显得数量不足，当时的局势“谁也控制不了”。后来据公安部门的统计，现场一共有5万2千人次。

　　游行队伍进厂，整个游行过程一路绿灯。平时出入要刷卡的厂区一号门，警戒杆早早就被升起了，保安也不管了。游行队伍很受厂区里的在岗工人欢迎，队伍到哪里，哪里就停工，然后一起加入队伍。这样，厂内厂外全部停工，规模很大。游行的具体路线大致是：一号门、机械厂、轧钢厂、一炼钢、二炼钢、一号高炉、焦化厂、二号高炉、三号高炉、四号高炉、五号高炉、六号高炉、七号高炉。这次的游行、罢工很有秩序，工人们并不是把高炉简单地停了，而是修封，这样高炉还都可以用。

　　当天，工厂食堂还给大家准备了饭菜，并免费供应，还有大卡车拉了一箱箱的矿泉水。

陈国君遭围打

　　大约10点多，游行中的工人得知，建龙派来的总经理陈国君正在焦化厂的旧办公楼开会。陈国君当时是在焦化厂宣读对厂长的免职决定，焦化厂的四个厂长免掉了三个。稍早些时候，陈还在炼钢厂和负责人谈话，称焦化厂和炼钢厂是通化钢铁职工最多、矛盾最激烈的两个部门。

　　事态开始失控，通化钢铁公司已经大部分停产了，愤怒的人群全部涌向焦化厂。陈国君刚见到工人来，就威胁说：“谁叫你们进来的，都出去，不出去明天就让你们都下岗”。工人急了，拿安全帽砸了过去;陈也拿烟灰缸回敬。

　　被打的陈国君挣脱了出来，由保安掩护撤往焦化厂办公楼二楼材料科办公室，锁上办公室门之后，他藏在办公室的铁皮工具柜中，然后打电话求救。仓促逃跑中，他丢了一只皮鞋也顾不得穿上。

　　工人们上楼后，逐屋寻找陈国君。有人拆下暖气片砸开了两道门，将陈国君拉出来殴打。陈虽然已经吓得哆嗦，当时还嘴硬。在与职工僵持的过程中，他做了一个让工人下岗的动作，并威胁说“3年后我让这厂子姓陈，让你们回家”。这句话彻底激怒了工人们，他被拉到一楼的走廊里。被殴打的陈国君由愤怒转为恐惧。积累了多年愤恨的工人们开始轮流打他。

　　中午11点前后，政府调集了更多的警力，对现场布控，要求待伤者诊断出来后，再追究打人者的责任。焦化厂外面就来了消防车和云梯，警察准备越过楼下的人群直接上楼解救陈国君。愤怒的工人们就把云梯掀了，把消防车也拦住了。现场目击者回忆说，老头老太太在前面挡着，后面的年轻人拿着石头往上顶，硬是把一拨拨赶来的警察挡在焦化厂门外。双方陷入僵持。先后来的两辆救护车也被工人们堵在外面。

　　不久，中共通钢集团党委书记崔杰乘坐警车前来，向聚集在焦化厂的抗议人群宣告通钢暂缓执行与建龙集团合作的通知。崔杰刚读完通告，抗议人群中纷纷向他投去了砖头瓦块和矿泉水瓶。他吓得马上坐车跑了。

　　下午4点半，数度被殴打的陈国君被人从二楼楼梯上踹下来。倒在一楼门口的陈国君此时仰面躺倒在地不能动弹，口里喘着粗气，不能说话，看样子已经伤势非常严重。接着一批批工人就像瞻仰遗容似地到那儿看，不解气的就���踢一脚，吐口唾沫。武警官兵继续要求把陈国君抬出来，遭到工人们的拒绝。

　　五点多，陈国君已经奄奄一息，“脸已经变形，看不出模样了，衣服黑糊糊的，头朝外，不能说话，光哼哼，吐字不清”。

　　“我求求你们，救救我，我还想活。”据说这是陈国君的遗言。但这个真诚的求救并没能打动身边的工人们。大家伙都觉得：“你要活，我们就得死。”

　　下午5点10分，吉林省国资委主任李来华来到焦化厂，宣布终止建龙集团重组并控股通钢集团的决议。这份《关于终止建龙集团增资扩股通钢集团的通知》(吉国资发直改[2009]105号)的大意是：为深化企业改革，加快企业发展，省国资委经与多方战略投资者商谈，曾确定由建龙集团重组通钢集团，并控股经营。方案公布以来，很多干部员工及离退休人员不理解、不赞成。经认真研究并报请省政府同意，决定终止建龙集团控股通钢集团的方案，不再实施。希望通钢集团广大干部员工接此通知后，从维护通钢稳定、维护通钢广大员工根本利益出发，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经营秩序，努力克服生产经营中的困难，促进通钢集团发展。通知还注明，“省国资委正式文件明天送达，请公司广大员工通知您的家属，尽快撤离现场，维护企业正常的生产经营秩序”。

　　下午6点，工厂一号大门上贴出了吉林省政府《吉林省人民政府关于终止通化钢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增资扩股方案的批复》，同意吉林省国资委提出的请示事项，终止建龙集团对通钢集团的增资扩股方案。

　　晚8点左右，国资委的正式文件——《关于终止建龙集团增资扩股通钢集团的通知》开始散发到厂区职工手中。这一通知立即在通钢电视台反复滚动播放，厂区现场也不断广播：“钢城广大员工和家属：根据广大职工愿望，经省政府研究决定，建龙将永不参与通钢重组，希望广大职工保持克制，维护企业正常生产秩序，尽快撤离。”。吉林新闻第一次播报“陈国军因心脏病复发而死”。二道江区开始出现震天的鞭炮声，一直持续到很晚。许多工人夜里两点多还是睡不着，“太高兴了，终于把建龙彻底打走了”。

　　一个半小时过去了，聚集的工人们不断散去，聚集的人群只剩几百人。此时，武警排成方阵，进入焦化厂办公楼，将陈国君抬走。通化市医院一位医护人员表示，当天晚上11点，陈国君被送至医院，不治身亡。

事件之后

　　25日，厂区还有群众集会，有好几千人在工厂守着，直到26号上午集会的工人们才陆续撤出。“7•24”之后，传言说建龙集团要派五百大汉来通钢报复，据工人们观察，的确来了两辆大客车，约有一百人。于是厂区的各个门岗都备着镐把，通钢的干部们给工人讲要自卫，并宣布“若建龙敢冲厂，格杀勿论”。厂里领导特意叮嘱工人们，下班的时候不要穿工作服，不要谈论该事件。一时间，通钢内外的气氛很紧张。

　　取得胜利之后，工人的生产积极性非常高。抗议事件结束不到两个小时，通钢的八个高炉全部燃起了火焰，各厂区开始全面恢复生产。7月26日，通钢生铁产量达14916吨，型钢材2100吨，均创历史新高。7月之后，通钢继续保持了多月的盈利状态。

　　陈国君被打所在的那个小楼，在2010年7月24日前被扒了。快一周年的时候，工人们本来想搞庆祝活动，准备买烟花爆竹，还组织了秧歌队。后因有关部门的干预，庆祝活动被迫取消。

——转自乌有之乡网站，有删节

[andyfan7896]

疫情下的十月罢工：拒绝垃圾低薪工作，美国工人决心反抗

引言：近日，全美各地接连爆发了工人罢工运动。多位评论者表示，员工们在经历了疫情带来的工作风险、远低于通货膨胀的工资涨幅以及福利削减之后纷纷响应工会号召开始罢工。另一方面，疫情后的美国劳动市场迎来了离职潮，许多员工开始反思自己的工作是否真的具有价值；而消费者对商品和服务的需求、公司对于劳动力的渴望都为员工争取更多权利增添了信心和筹码。然而，长达四十年来的工会力量下降和最低工资的停滞不前的情况绝非一场运动所能扭转。员工能否在缺少收入的情况下坚持罢工？罢工运动能否撼动企业的利益，并在更高的层面上带来制度性改革？这将会是这场运动提出的最终问题。

2021年10月14日，美国爱荷华州达文波特，美国机械设备生产商��翰迪尔公司员工举行罢工。

近日，一张号召工作者在10月15日举行全国大罢工的图片在美国社交媒体上遭到大量传播，罢工的组织者列出了明确的要求：20美元的最低工资、12周的带薪产假、提供医疗保健、实行每周四天工作制、设立环境监管和25%的公司税。该运动的核心思想是“不工作，并争取更多的权利。”位于俄勒冈州波特兰市的激进主义组织Raven Corps的领导人指出：“（罢工者）不必上街发动暴乱，不必闯入百思买。（我们）只是不去上班。”

这场由“劳工运动X”（Labor Movement X）组织发起的运动，在公益请愿网站change.org上收到了近2.5万条签名，其中一条评论说：“是时候抓住公牛（指统治阶层和美国政府）的牛角了。”另一条评论说：“我从小就开始工作，但我从来没有赶上过好时候，事情也没有好转。一直以来，每个人和每个公司都告诉我，我不够努力。现在我知道了真相。我受够了。”[1]

糟糕的待遇与低薪工作：被疫情放大的不满与员工斗争的新筹码

近日，美国各地的罢工运动正逐渐升温，形成了总人数超过十万人的大罢工。10月中旬，约翰迪尔（John Deere）公司的一万名联合汽车工人（UAW）成员组织了自1986年以来的首次罢工。其他私营部门的劳动者也毅然选择罢工，其中包括纽约一家天主教健康医院的两千名护士，全国各地凯洛格麦片厂的一千四百名工人，阿拉巴马州Warrior Met的一千多名煤矿工人，肯塔基州天堂山酒厂的四百名名联合食品和商业工人，凯撒医院（Kaiser Permanente）的三万一千名员工等。根据彭博社的数据，自8月1日以来，全美有近40个工作场所举行了罢工，几乎是去年同期的两倍。

2021年10月15日，美国爱荷华州迪比克，美国机械设备生产商约翰迪尔公司生产的建筑设备。约翰迪尔全美一万多名员工正在罢工。

在席卷全美的罢工浪潮中，约翰迪尔公司的罢工颇具代表性。当地时间10月10日，在爱荷华州、伊利诺伊州和堪萨斯州的联合汽车工人会议上，工会成员以压倒性的票数拒绝了拟议的合同，该合同为所有新雇员提供了低于通货膨胀的加薪并取消了退休金，而工会成员的拒绝让工会领导层和公司都感到惊讶。

据参加罢工授权会议的工人说，约翰迪尔提供的第一份合同包括增加医疗费用，含有保费和免赔额，结束了工会合同协议中不关闭工厂的承诺，并将“每天工作超过8小时为加班”的标准更改为“需要每周工作超过40个小时”。在工厂工作了19年的爱荷华州联合汽车工人成员克里斯·拉森（Chris Larsen）透露：“从一开始，我们工人就被认为是不可或缺的。在疫情期间，许多工人都在加班，但公司却提出了一个低得惊人的报价。这是对为他们创造所有财富的工人的一记耳光。”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约翰迪尔公司在2021年制造了创纪录的利润，并在今年前9个月打破了他们的年度利润记录。讽刺的是，在员工为公司带来巨大利润的同时，公司却拒绝给予员工他们所期望的待遇，这毫无疑问加剧了员工的不满。

与此类似，在10月1日至10日期间，凯撒医院的工会对“医院为工人增加1%的工资、削减新员工工资以及公司新提案中的福利削减”提出异议。对于在疫情中冒着巨大的感染风险，工作在第一线的医护人员而言，医院提供的不合理待遇让他们感到沮丧和不满。“我们中的一些人已经精疲力竭了，（他们）抱怨着（工作造成的）心理健康问题和创伤后应激障碍，”加州联合护士协会、卫生保健专业人员工会总裁兼注册护士丹尼斯·邓肯（Denise Duncan）表示：“作为工会，我们担心护理的未来，以及如何招聘并留住护士和其他医疗保健人员。”[3]

工会的担心并非多余，俄勒冈州护士和卫生专业人员联合会的调查显示，该州每10名凯撒医院工作者中就有超过4人表示，由于公司的工资制度和人员配备问题，他们正考虑离开卫生保健行业。俄勒冈州工会的通讯组织者沙恩·伯利（Shane Burley）称：“我认为富有的凯撒医院高管不应该剥削劳动人民以谋取利益。当患者对医疗保健系统中发生的事情感到愤怒时，他们应该看看这些大高管，他们薪水很高，并试图通过削弱工作人员和医疗保健专业人员来控制成本。”[4]左翼智囊团经济政策研究所的数据指出，从1979年到2019年，收入水平处于最低的十分之一的工人工资在经通货膨胀调整后上涨了3.3%，而工资最高的5%的工人工资则上涨了63.2%。[5]

事实上，在疫情出现之前，工人就对多年的低工资失去了耐心。美国前劳工部长、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at Berkeley）公共政策教授罗伯特·赖克（Robert Reich）在《卫报》撰文表示：“多年前，当我担任劳工部长时，我不断遇到全国各地的全职工作者抱怨他们的工资太低、福利很少，工作不安全。工作时间要么很长，要么不可预测。许多工作者说他们的雇主对他们很差，骚扰他们，不尊重他们。对许多人而言，疫情是压垮他们的最后一根稻草。在过去一年中经历了如此多的艰辛、疾病和死亡之后，工人们再也无法忍受了。”[6]然而跌至谷底的失业率（2019年11月达到3.5%）达到了几十年来的最低值，这给了工人反击的信心。

为了吸引工人回归工作岗位，雇主正在提高工资并提供其他福利。在9月份，工人的平均每小时收入增加了19美分，比去年同期增加了超过1美元，但这显然无法解决工人们生活工资、危险津贴、育儿津贴、带薪病假和医疗保健的短缺。除非这些短缺得到纠正，否则许多美国人不会很快重返工作岗位。在疫情期间，这些低薪员工被认为是不可或缺的，他们一直在低工资、高风险的环境下工作。现在，雇主们正拼命留住现有的员工，员工们也意识到自己占了上风。

筋疲力尽：劳动者的反抗能否带来质变？

面对这样的情况，保守派表示一旦所有州停止提供疫情期间的额外失业救济金，人们就会重返工作岗位。与保守派的预测相反，所谓的“额外失业救济金”已经派完；大部分美国成年人都已经接种了疫苗，住院率和死亡率都大幅下降，因此这些因素都不足以构成美国工人离职和不愿工作的理由。罗伯特·赖克表示，工人们不愿回到或留在原来的工作岗位，是因为他们已经���疲力尽了。部分劳动者已经提前退休，而其他人已经找到了维持生计的方法，放弃继续从事他们讨厌的工作。他们中的许多人只是不想回到繁重、令人麻木的低工资垃圾工作中去。

另一方面，疫情期间许多低薪员工的工作环境令人担忧，他们暴露在巨大的感染风险下，并被迫进行长时间的工作。美慈医院的即时治疗助理谢丽尔·达林（Cheryl Darling）描述了医院混乱的工作条件：“我不敢去上班，因为我不知道我这一天会是什么样子，我不知道他们会把我安排在哪里，也不知道我的工作环境会是怎样的。”同样的情况也发生在制造业工厂和仓库、好莱坞剧组以及食品行业。在大流行期间，凯洛格员工经常连续工作30天，并实行12小时或16小时的轮班制。

考虑到令人不满的收入和工作环境，在疫情之后，美国的劳动力市场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据就业报告显示，美国的职位空缺数量创下了历史新高。正在工作或积极寻找工作者的比例（劳动参与率）下降到了61.6%；处于最佳工作年龄（25-54岁）的人员的参与率也有所下降。在2020年，职位空缺增加了62%，总体招聘人数却有所下降。在缺少安全、高薪、可持续的工作的情况下，大量的劳动力选择了待业。据《华盛顿邮报》报道，工人和工会领袖表示，工会成员对雇主未能提高工资感到愤怒，对工资增长跟不上通货膨胀而感到沮丧，并对缺乏高质量的工作感到失望。圣路易斯联邦储备委员会（St. Louis Federal Reserve）的数据显示，尽管美国工人9月平均时薪较上年同期增长4%，但通货膨胀率的同期增长却达到了5.4%。[7]

另一项值得注意的情况是：美国的辞职率也创下了历史新高，美国劳工部在10月12日的报告中指出，8月份约有430万人辞职（相当于约2.9%的劳动力），高于4月份创下的400万人辞职的记录。自2021年春季以来，每月大约有400万美国工人离开工作岗位。工会官员和经济学家表示，大规模罢工是“大辞职（Great Resignation）”现象的一个分支。该现象减少了美国的劳动力储备，减缓了经济复苏。现在，许多公司都在努力满足对其产品日益增长的需求，并需要管理受阻的供应链，因此工人很难被取代。这无疑给了工会新的谈判资本，并降低了罢工的风险。

但是，并非所有的罢工都能完全规避风险。今年10月，联合地铁能源公司的14名石油工人进行了罢工，此后有8人被解雇；而奥马哈的凯洛格公司则拒绝了员工的加薪要求。在与公司斗争的过程中，谷物磨坊主国际工会分会的主席丹·奥斯本（Dan Osborn）和其他罢工者预计他们可能会有几个星期没有工资，他们不得不变卖一些资产以维持生活。

2021年10月6日，美国内布拉斯加州奥马哈，美国知名食品企业家乐氏（Kellogg's）的员工举行罢工。

罢工运动并非毫无作用，据彭博社10月5日的报道，因其美国谷物工厂的工人举行罢工，谷类早餐制造商凯洛格股价下跌。[8]而在迪尔公司罢工开始后，该公司的股价在一周内下跌了约3%，这可能反映了对停工期间生产效率降低的担忧。相较于罢工带来的股价波动，投资者和股东更担心此举对生产水平和供应链造成的影响。彭博情报分析师詹妮弗·巴塔什斯指出：“如果公司无法维持生产水平，供应链问题可能会被放大。这取决于罢工持续的时间，这将影响到需要用多少已完成的库存来履行当前的订单，以及罢工解决后重建库存需要多长时间。”[9]

除去本次罢工的经济影响外，罢工带来的政治影响也是不容忽略的，尤其考虑到目前各行业对劳动力充满渴求的情况。对于约翰迪尔的罢工运动，拜登政府表示:“工人们的罢工是正义的，他们有权要求提高工资。”康奈尔大学劳资关系教授亚当·塞思·利特温（Adam Seth Litwin）指出，“经济力量，还有政治力量，都站在工人一边。雇主们将会屈服，因为他们知道他们必须这样做。”然而，抵抗并没有那么简单，四十年以来工会的衰弱和雇主长期以来的统治地位增加了员工们反抗的难度。

式微的工会——劳工运动能否持续？

据《时代》周刊报道：在一个世纪前，广泛的劳工骚乱导致了针对美国工人待遇的彻底改革。在20世纪初，美国与其他工业化国家相比，拥有极低的工会率和社会福利。但随着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劳动力短缺和战争结束时通货膨胀的加剧，工人们开始反抗。1919年，全国五分之一的劳动力参加了罢工，其中包括35万钢铁工人的罢工。乔治敦大学历史学教授约瑟夫·A·麦卡丁（Joseph A. McCartin）指出，当时的公司决心阻止工会的建立、保持对工人生活的控制，并开始提供更多的福���，认为此举可以减少人员流动并提高生产力。麦卡丁称：“雇主们意识到，把工人当做用完就扔的机器根本没有什么好处。当雇主这样做的时候，员工就会组织起来。”[10]此后，全美迎来了一个“福利资本主义”的时代，公司提供养老金、学徒计划、股票所有权和健康保险等福利。改革以后，事故减少了，生产力提高了，人员流动也迎来了减缓。

然而，这与雇主们在过去几十年中一直在做的事情截然相反，雇主们一度选择削减福利并将更多的财务责任推给工人。随着一些行业迁往基本上没有工会的美国南部，疲软的劳动力市场使得更换罢工工人变得更加容易，私营部门工会的数量持续减少。美国劳工统计局的数据显示，去年只有10.8%的美国劳动力属于工会，这比1954年的峰值34.8%有所下降。公司利用产业自动化、外包工作，以及法院给予的回旋余地，逼迫工人在合同斗争中做出重大让步。[11]但是，随着美国社会老龄化的增加，许多公司意识到很大一部分员工即将将退休，公司可能无法找到足够的员工取代他们。在大流行期间，婴儿潮一代的退休率急剧上升。

低薪员工意识到妥协和让步不再是他们唯一的选择，疫情给予了他们反思自己工作内容的机会，许多工人开始重视工作的流动性，在公司不提供晋升机会时离开。员工的选择显然对行业造成了影响，根据最近的就业报告，工资虽然已经连续三个月迎来上涨，休闲和酒店业的工资比两年前整整高了10%——但是仅在今年5月份，该行业就有764000名工人辞职。

然而，劳工的罢工运动和反抗似乎还未能带来制度上的变革。来自经济政策研究所的、前奥巴马政府经济学家海蒂·希尔霍兹（Heidi Shierholz）指出，“这是四十年来工会力量下降和最低工资停滞不前的结果。‘认为任何短期短缺，会让雇主长期以来抑制工资的能力消失’的想法是不正确的。”事实上，劳工运动在今年屡次受挫，在阿拉巴马州组织亚马逊工会的努力失败了；美国最高法院推翻了加州的一项规定，该规定允许工会组织者在农场与农场工人会面。尽管最近的罢工声势浩大，但纽约城市大学的劳工社会学家露丝·米尔克曼担心一旦事态稳定下来，一切就会回到原来的状态：“劳动力短缺不一定会持续下去。一旦劳动力短缺结束，罢工次数就会减少。”但由于缺少系统的组织工作，工会成员不太可能得到显着增加。对此，进步组织表示：从长远来看，帮助员工获得更多权力需要的是三月份在众议院通过的PRO（Protecting the Right to Organize Act）法案，该法案将帮助工人建立组织。该法将激励工会进行更多组织工作，并增加他们赢得工会运动的机会，这将改善目前分散的罢工运动。

声势浩大的罢工揭示出了美国劳动市场背后的问题——即劳动力需求和工人兴趣之间的不匹配。虽然总统拜登和公众都对给予工会更大的权力表示支持，但一些公司仍然假装什么都没有改变，即使在公司利润飙升之后，他们仍在继续压榨工人并要求他们做出让步。伊利诺伊大学劳资关系教授罗伯特·布鲁诺（Robert Bruno）表示：“你可以清楚地看到，美国资本主义已经凌驾于工人之上。有些公司认为这种情况会永远持续下去，他们很可能会产生一种傲慢情绪，也许他们没有正确地解读时代。”布鲁诺教授认为，鉴于如今工人们越来越好战，加入工会的雇主们将不得不重新考虑他们的谈判方式，并需要相当认真地对待员工。他们不能再通过威胁将业务转移到海外，来让工人们屈服。如果工人们看到其他人通过罢工获得更好的工资和条件，这将提高工会的知名度，并导致更多工人投票加入工会。[12]

最终，这场罢工引发争议的问题是，美国工人是否会被强迫回到疫情时的惩罚性劳动力市场环境？美国工人是否会被强迫接受低收入的工作且危险的工作环境？当美国工人“回去”工作时，他们将回到什么样的经济中去？工人的罢工运动又能否上升到更高的政治层面，实现制度性的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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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金T+D连续两日收涨，对美国前景的担忧和财政刺激的期待支撑金价 黄金T+D连续两日收涨，对美国前景的担忧和财政刺激的期待支撑金价 周二(12月2日)上海黄金交易所黄金T+D收盘上涨1.95%至377.64元/克；白银T+D收盘上涨5.35%至4942元/千克。金价维持震荡上涨的走势，主要因为市场开始重新对美国财政刺激政策的推出抱有乐观预期，同时市场依然担心美国未来经济的增长前景，这激发了金价的避险需求。而此前施压金价的疫苗乐观预期逐渐被市场消化。 上海黄金交易所2020年12月2日交易行情，黄金T+D成交量35.43吨； 黄金T+D收盘上涨1.95%至377.64元/克，成交量35.43吨，成交金额133亿5134万680元，交收方向“多支付给空”，交收量7.274吨； 迷你金T+D收盘上涨1.92%至378.12元/克，成交量7.6476吨，成交金额28亿8388万6970元，交收方向“空支付给多”，交收量34.152吨； 白银T+D收盘上涨5.35%至4942元/千克，成交量20305.798吨，成交金额998亿930万7994元，交收方向“多支付给空”，交收量29.400吨 对于美国财政刺激的乐观预期重燃，支持金价 美国停滞不前的新冠援助谈判周二出现了新的转机，两党议员公布了一项妥协后的提案，民主党和白宫的谈判代表也将恢复谈判。 众议院议长佩洛西和财政部长姆努钦将于当地时间周二下午进行讨论。与此同时，在经过一个月的讨论后，来自参众两院的一些议员周二上午公布了一项规模9080亿美元的援助提案，希望在民主党和共和党领导人的立场之间找到折衷。 姆努钦周二在参议院听证会上表示，白宫和共和党领导人有意推出进一步的援助方案，但他没有提供目标。姆努钦说，他最近几天与总统特朗普、参议院多数党领袖麦康奈尔、众议院少数党领袖麦卡锡和白宫幕僚长梅多斯就援助方案进行了讨论。 美联储主席鲍威尔（Jerome Powell）周二也重申他的观点，即额外的政府支出将支持更持久的经济复苏。他在参议院听证会上说，疫苗可能是隧道尽头的光，但推出一些财政支持将真正有助于经济的长足发展。 周二公布的提案将持续到2021年3月，其中包括两党寻求的一些措施，包括对州与地方政府拨款1600亿美元，这一直是国会领导人谈判的最大症结点之一。 国会幕僚说，该提案还包括为广受欢迎的薪资保护计划拨款2880亿美元，为分发新冠疫苗的行动拨款160亿美元，为学校拨款820亿美元，为房租援助拨款250亿美元，为额外失业救济拨款1800亿美元，包括直到3月底的每周300美元的失业救济。此外，该计划还将为航空公司拨款170亿美元。 但是共和党和民主党领导人都没有为该方案背书，因此其或面临着大选前一个失败的众议院两党刺激方案相同的命运。当选总统拜登迄今为止支持众议院议长佩洛西的立场，后者一直在推动规模2.4万亿美元的法案。 该方案还将包括暂停与新冠疫情相关的责任诉讼。参议院多数党领袖麦康奈尔一直在敦促这样做，但遭到民主党领导人的反对——如果各州愿意，可以给各州时间制定自己的法律。 美国经济未来前景的不确定性，激发金价避险需求 本周美国制造业数据再度疲弱。美国11月制造业活动放缓，新订单从近17年最高水平回落，因新冠病例在全国各地激增，导致工人呆在家里，工厂暂时关闭以对设施进行消毒。 美国供应管理协会（ISM）周二警告称，工厂和供应商的工人缺勤，以及返工和招聘工人遇阻，将继续”抑制”制造业，直到冠状病毒危机结束。工厂活动的疲软支持了第四季度经济增长急剧减速的预期。 Naroff Economics首席分析师Joel Naroff表示，人们担心的经济放缓已经开始，但速度相当缓慢。 在制造业活动放缓的数据发布之前，上周公布的数据显示，10月消费者支出减少。今年第三季度，美国经济环比增长年率为创纪录的33.1%。第二季度萎缩了31.4%，为政府自1947年开始记录该数据以来的最大降幅。对第四季度经济增长的预期大多低于5%。 美国商务部周二公布的第二份报告显示，10月建筑支出稳固增长，但9月建筑支出修正为后下降，而非先前发布的温和增长。 11月份，ISM前瞻性指标新订单分项指数从10月份创下的2004年1月以来最高67.9降至65.1。制造业就业分项指数在10月出现2019年7月以来首次扩张后再次萎缩。 三菱日联金融驻纽约首席经济学家Chris Rupkey表示，今天有关该行业计划或非计划裁员的消息是一个令人担忧的迹象，表明随着2021年的临近，经济前景没有改善的明确路径。 根据对分析师的初步调查，上月非农就业岗位可能增加49.5万个，10月为增加63.8万个。与6月份创纪录增加478.1万个相比，就业增长放缓。在3月和4月失去的2，220万个工作岗位中，大约有1，210万个已经恢复。政府定于周五发布11月就业报告。 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主席鲍威尔12月1日表示，美国���济持续复苏但改善步伐有所放缓，经济前景面临巨大不确定性。 鲍威尔当天出席美国参议院银行、住房和城市事务委员会听证会时表示，美国经济活动从第二季度的低迷中持续复苏，但近月经济改善步伐有所放缓，旅游和酒店等行业持续疲软，经济前景面临巨大不确定性。 鲍威尔说，随着更多人重返工作岗位，3月和4月损失的工作岗位已恢复一半以上。但整体而言，劳动力市场改善步伐放缓，仍有数百万美国人失业，低收入人群、女性、非洲裔和拉丁裔受到的冲击尤为严重。 鲍威尔认为，美国经济复苏形势将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疫情控制情况。由于美国境内和海外新冠确诊病例数再度攀升，未来数月经济复苏面临挑战。而来自疫苗研发方面的积极消息虽然有益于经济中期增长，但重大挑战和不确定性仍然存在。他表示，只有当人们确信可以重新安全地从事广泛经济活动之后，美国经济才可能全面复苏。 美国通胀预期创18个月新高，支撑金价中长期前景 随着新冠疫苗取得重大进展，投资者的焦点已经从新冠新增病例数和各经济体的封锁措施，转向了经济增长的潜在反弹，这将为更高的通胀铺平道路。 12月1日周二，作为重要的通胀预期指标，10年和30年期损益平衡通胀率升高，反映通胀预期提高。其中，美国10年期损益平衡通胀率触及1.83%，创去年5月以来新高。 与此同时，衡量五年平均通胀水平预期的掉期利率已升至2.25%，高于美联储多年来一直未能实现的2%的通胀目标。这一指标在今年3月新冠疫情引发金融市场最为动荡的时候，曾创下1.2%的纪录低点。 随着通胀预期上升，考虑到通胀会侵蚀债券固定利息的实际价值，较长期美国国债遭到了抛售，而金价则受到支撑。在通胀预期触及高点的同时，黄金从五个月低位反弹。 对于黄金，需要了解的是此前看空黄金的理由中，有一条就是美国利率走高，但如今实际利率进一步走低，可能意味着金价超跌了。 道明证券大宗商品策略师Daniel Ghali认为黄金已经触底，主要逻辑是新冠疫苗将促进经济复苏，进而推高通胀预期，在实际利率较低时支持黄金的长期发展。 欧美贸易纷争的担忧情绪激发金价的避险需求 当地时间12月1日，欧盟经济与财政理事会举行视频会议，重点向各成员国部长通报了有关加强税收领域行政合作的指令修正草案，并就下一步在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框架下继续展开国际税收谈判交换意见。 德国财长肖尔茨在当天主持会议时表示，目前欧盟各成员国已在技术层面就该修正草案达成一致，欧盟经济与财政理事会有望在未来数周内正式通过草案。 根据修正后的相关指令，从2023年开始，欧盟成员国的税收部门之间将就数字平台上的买家收入情况交换信息，这将有利于阻止与此类销售活动相关的逃税和避税行为，并在不同平台与不同卖家之间营造公平竞争的环境。 肖尔茨表示，对数字平台征税不仅是欧盟强化税收公平与效率的重点环节，也将成为后疫情时期欧盟长期预算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 关于外界关注的数字服务税，12月1日参会的欧委会副主席东布罗夫斯基斯称，如果经合组织框架下的谈判到2021年中期仍然无果，欧委会将就征收数字服务税自行提出方案。 此前欧盟曾寻求在经合组织框架下达成关于数字服务税国际税则的多边协议。然而，美国财政部6月宣布退出该谈判，引发欧洲多国不满。 目前法国已宣布在12月重启数字服务税征收计划，多家美国互联网巨头均在被征收之列。舆论认为此举很可能再次点燃美���间贸易紧张局势，引发美国对欧洲的新一轮关税报复。 英国和欧盟达成脱欧协议的乐观预期限制金价走高 英国和欧盟谈判代表正抓紧时间在本周末之前达成脱欧贸易协议。英国媒体报道称，到本周结束时，英国和欧盟双方都有达成协议的希望。 了解谈判情况的人士称，尽管在伦敦举行的密集、不间断的谈判取得了进展，但在达成协议的路上，双方在两个最大障碍上仍有分歧，这意味着不可能确定性地预测结果。不过，两名官员称，双方的总体情绪都是乐观的。 12月2日，欧盟首席谈判代表巴尼尔将向欧盟27个成员国的外交官简要介绍谈判的进展。官员们称，未来几天至关重要，英国和欧盟团队希望能在本周五或周末达成协议。 其中一人称，虽然最终的画面已经开始浮出水面，但情况仍然非常微妙。了解欧盟立场的人士表示，谈判代表们试图避免谈判推迟到下周，以免影响12月10日开始的欧盟领导人峰会的筹备工作。 不仅欧洲各国政府忙于解决欧盟预算问题，以巴尼尔为首的欧盟谈判团队还担心，除了一项已签署并敲定的协议，向各国领导人提交其他任何提议，可能会导致协议在最后一刻被撕毁。 一名欧盟官员表示，欧盟已将其谈判工作外包给巴尼尔和欧盟委员会。一些国家——尤其是法国和荷兰——对以他们的名义做出何种妥协感到不安。 12月1日，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表示，谈判非常棘手和困难，但应该很快就能得出结论。她补充称，欧盟已经为任何结果做好了充分准备，我们将在未来几天看到事情的结果。 双方官员表示，虽然谈判过程的最后期限已经到来，而且已经过去，但这一阶段被视为真正的最后阶段。如果英国和欧盟议会想在12月31日英国离开欧盟单一市场之前有时间批准任何协议，自3月以来一直在进行的谈判必须在几天内结束。 如果到那时双方不能达成协议，企业和消费者将面临关税和配额的成本和破坏，而英国和欧盟之间的关系可能会在未来几十年受到损害。 欧盟的官员们表示，计划中的英国立法赋予政府单方面重写脱欧协议部分内容的权力，这可能会促使欧盟拒绝批准任何协议。他们表示，如果达成协议，英国将删除该法案中最具争议的条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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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墨西哥边界探秘-艾尔帕索和华雷斯城-格兰德河

核心提示：

美国德克萨斯州南部的艾尔巴索和墨西哥仅有一线之隔，这里不仅是世界上贩毒活动最为猖獗的地区之一，还被许多人当作移民美国的跳板。格兰德河边界两边合法和不合法的经济往来都依靠跨越这条分界线来进行。

       美国德克萨斯州南部的艾尔巴索和墨西哥仅有一线之隔，这里不仅是世界上贩毒活动最为猖獗的地区之一，还被许多墨西哥人当作移民美国的跳板。美国资深撰稿人安德鲁·赖斯在深入调查艾尔巴索的移民潮之后，在《纽约时报杂志》上发表了《生活在艾尔巴索和华雷兹的边境》一文，讲述了普通墨西哥人千方百计地移民美国的故事，也分析了边界两边城市相互依存的复杂关系和“一损俱损”的历史怪圈。        为保持文章的原汁原味，新华网国际频道翻译沿用第一人称形式编译了全文。        在美国德克萨斯州和墨西哥交界处的群山和大漠环绕之中，艾尔帕索和华雷斯城尴尬地并存着，像一对不和的夫妻。两座城市之间仅隔着窄窄的格兰德河，这条河的河道改造成了混凝土的，以防止河流自然改道混淆边界。格兰德河的一边是美国，另一边是墨西哥。一直以来，这条边界两边的生活——或者说，边界两边合法和不合法的经济往来——都依靠跨越这条分界线来进行。 （华雷兹位置示意图）        两座城市挨得如此之近，以至于你都可以坐在艾尔巴索公园的长椅上，看着华雷兹山坡上石灰房子后面洗衣服荡起的水花。每天早晨，成千上万的出行者从墨西哥向边界上的帕索北桥涌去，在破旧的华雷兹马路上排成长蛇一样的长队，一个个经过军事关卡，小贩在一旁叫卖印着大屠杀故事的小报。近来几个黑社会组织和贩毒集团之间的冲突让华雷兹成了世界上最危险的城市之一，而在边界的那一边，艾尔帕索却一派安宁，出奇地繁荣兴旺，一直都是美国最安全的城市之一。        这诡异的反差在某种程度上使两座城市之间的隔阂更深了。艾尔巴索几乎再也没有人敢跨越这座横跨边界的大桥，尽量避免靠近边界地区；而华雷兹很多中上阶层的人却拖家带口，移居到边界的另一边，连带他们的积蓄、生意、甚至私家学校，在艾尔巴索形成了一个流亡富人社区。        去年冬天到今年春天，我在艾尔巴索呆了很久，这段时间里，墨西哥军方对贩毒团伙发起了零散的打击行动，而美国两党的政客们出于各自的目的在这件事上大做文章。在被边界居民认为是“遥远内陆地区”的华盛顿和奥斯汀（德克萨斯州首府），保守派们极力抨击层出不穷的“暴力升级”事件，而奥巴马总统则在夸赞前所未有的边界设防。        事实上，暴力升级倒是稀罕得很——去年华雷兹发生枪战时，曾有一颗流弹不知怎么飞过了边界，击中了艾尔巴索的市政厅，当时几乎成了国际大事。        但这仅仅是艾尔巴索所受到的有形伤害。这座城市的街道和后院里建起了一道宽18英尺的铁锈色防护栅栏，而这只是一道长达650英里、耗资28亿美元的边界防护墙的一部分。这本是联邦安全系统逐步完善的标志，但却被认为是威胁性的措施。约有两百万人民在这里通过血缘或者商业的纽带互相连结在一起，而这里极具流动性的社会结构始终保持了一种独特的、有代表性的、值得保存的特质。如果研究全球化的学者们是对的——我们确实朝着一个所有边界都因利益往来而变得模糊的方向发展，那么这里正是我们能想象到的最彻底的对这场变革的表现，这里有过于美好的承诺，更有出人意料的失败。        二月一个寒冷的早晨，我在艾尔巴索的一个砖建小店铺里见到了琳达·阿诺德。她对我说：“我觉得，除非你就住在这儿，否则你不会明白这里的文化有多么混杂。”她是个助产婆，有一头已经失去光泽的金发，喜欢戴叮当响的首饰。她经营着一种叫做“生育中心”的小生意，这是专为一小群跨越边境的人服务的特殊行业。这时候，三个大汗淋漓的女人持合法签证从华雷兹经过那座桥来到了这里。从格兰德河到生育中心，距离不过1.5英里，从地理上来看几乎短得可以忽略，但这却是极其关键的一段路。来到这里生孩子，就可以给后代一个难得的优势：成为美国公民。 （从华雷兹透过边境围栏看帕索北桥）        阿诺德自己并不是狂热的移民支持者，甚至不是理想主义的自由派，虽然她的职业有一点嬉皮士的感觉。“我们并不是要坐下来围成圈然后唱歌，我们是一个公司，不是公社。”她在办公室里对我说。这里有一个子宫的雕塑，还有她儿子穿军装的照片。在生育中心里，阿诺德提供的是一个不被边界所阻拦的未来，售价695美元。任何出生在这里的孩子都将拥有美国公民身份，享受宪法第14条修正案（规定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所赋予的恩惠，以及自由出入边界的权利。        这就是艾尔巴索利用边界两边不平等待遇的方法。阿诺德在1985年搬到了这个城市，她对自然生产深信不疑，并从现状中敏锐地嗅到了还未开发的巨大商机。墨西哥女人早就开始跨过边界生孩子了，而阿诺德利用这一情况，很快便成为了美国最繁忙的接生婆之一。她刚开始做这行的时候，穿越边界只需要涉过格兰德河这么简单，或者付给船夫一美元，让他拉着充气内胎把人带过去。阿诺德说：“那时候她们来到这里的时候，甚至连裤子都还是湿的。”        虽然阿诺德的生意比以前要红火得多，这种做法仍然不为美国医疗体系所接受，而且许多还在接受技能培训的接生婆发现，要获得相关经验实在不容易，阿诺德说：“大多数产妇是不会来这里的。”艾尔巴索从来不缺少急切的、有大笔钞票的客户群，而这里也成了医科学生理想的实习机构。虽然加强后的安全措施终结了淌着水就能跨境的日子，但华雷兹的居民要想获得美国边界通行卡还是相对容易的，这���他们就可以来美国串门、购物，而且至少在现在，孕妇要通过边界也并不是违法的。        美国国籍早已是华雷兹受欢迎的资产，但现在，它变得更加重要了——有时甚至事关生死——因为毒品引发的暴力，在三年前不可避免地爆发了。那天在“生育中心”见到的孩子们，最终将有机会上更好的学校，找到更好的工作，如果有必要的话，还可以找到更安全的避风港。        我遇到了一对夫妻，加西耶拉和米罗，他们带着两周大的女儿詹妮弗来到阿诺德的生产中心来做产后检查。夫妻二人都是墨西哥国籍。（为了保护隐私，阿诺德生产中心要求隐去他们的姓。）他们头两个孩子都是在自己的国家出生的，但是到了生这一个孩子的时候，他们决定，来边界这一边。        米罗是个长途货运司机，常年跑提华纳（墨西哥北部城市），他说他感觉这几年不太安全了，毒贩之间的冲突简直变成了无政府主义的行为。加西耶拉怀中抱着用毯子裹着的婴儿坐在一旁，她说希望詹妮弗长大后能有更好的选择。夫妻二人话中隐含的寓意是：墨西哥的安全危机很可能会持续很长一段时间，而弱小的老百姓只能过着更加动荡不安、缺少保护的生活。        年轻的贝贝·雅那尔站在酒吧霓虹灯的微光下，顶着一头抹了摩丝的时尚发型，脖子上戴的金十字架项链在V形领口里晃荡着。“这里所有人都是从华雷兹来的，”他在酒吧里一边四处看着一边对我说。近几年，这样的酒吧在较为富裕的艾尔巴索西部大量出现。其实，德克萨斯州这一边传统上被认为是老土、沉闷的，所以华雷兹曾经是边境地区的美国人和墨西哥人欢度夜生活的地方。但是现在，华雷兹的许多饭店和酒吧被迫关门停业，或是被暴徒洗劫一空，被抢劫者烧毁，还有的在城市建设中被推倒。        贝贝告诉我，他和他的家人是因为一次事故才背井离乡来到这里的。2009年11月，他的父亲何塞·雅那尔下班回家，准备庆祝52岁生日，却在路上被绑架了。绑架者打电话说，如果不给巨额赎金，就把何塞分尸后送回家。但是何塞奇迹般地逃脱了，逃回家之后，一家人立刻匆匆忙忙地收拾家当，开车疾驰驶过帕索北桥，来到了美国境内，和往日的生活就这样断绝了关系。何塞的胳膊上现在还有一道半圆形的伤疤，是和绑架者搏斗的时候被咬的。        雅那尔家一直做家具生意，他们之前从来不觉得自己在墨西哥会受到暴力的威胁。贝贝和他的父母、表兄弟都是美国国籍，在美国出生，就像“生育中心”的那些孩子们一样。虽然这个家庭住在华雷兹，但是贝贝读的是美国的高中，之后又上了德克萨斯大学艾尔巴索分校，这所大学对墨西哥学生收取较便宜的州内学费，好让他们能上得起学。贝贝和朋友能流利地说英语和西班牙语，而且可以在边界的两边自由来去。        华雷兹一直处于无法律状态，因为临近边界地处偏远，边界又是城市所依赖的基础，这里也成了毒贩的理想的航运点。但是直到最近一段时间，像雅那尔这样的人们才开始相信，毒贩带来了愈演愈烈的暴力事件。近来几年，情况发生了微妙的变化。2008年华雷兹爆发了毒贩之间的战斗。起因是，毒贩组织从墨西哥西北部种植大麻和鸦片的沿海城市西纳罗亚来到了华雷兹当地，这个组织控制了极有价值的毒品走私渠道。 （华雷兹为打击贩毒团伙而加强警力）        从那时开始，毒贩之间的冲突就开始在墨西哥北部蔓延，在法律监管缺位的情况下，毒贩、黑社会和收回扣的警察等各方势力开始卷入冲突。墨西哥总统飞利浦·卡尔德隆在美国军方和法律的援助下，过去三年总共得到了超过13亿美元的资金用于打击毒贩，并动用了军事力量以试图一举捣毁贩毒团伙，向华雷兹派出了上万名士兵。军事袭击确实铲除了一些毒枭，但是也反过来刺激了毒品交易和贩毒集团内部的继位之争，导致了越发血腥的暴力事件。        从暴力爆发以来，墨西哥已经有四万多人死于非命，华雷兹的凶案发生率更是暴涨了十倍，去年发生了三千多起凶杀案。而对比之下，艾尔巴索只发生了五起。为什么凶案没有蔓延到边界那一边去，答案不得而知。虽然边界防卫措施得到了加强，但是这似乎没有制止毒贩的交易，毒品仍然大量地出入巴索北桥关卡，隐蔽在每年持合法证件出入边界的千万辆轿车和卡车中。        走私犯知道，美国政府不可能彻底检查每一辆车，因为这样必然会阻碍华雷兹和艾尔巴索之间的贸易往来，而去年的贸易额高达710亿美元。只要走私货品到达美国那一边，就立刻会被运到各个隐匿的货仓，再送到内陆地区的交易市场；而在相反方向上，用压缩膜包着的五十美元和一百美元钞票毒款和武器，则被运回墨西哥。（美国每八个军火商中就有一个在这条边境附近做生意。）许多分析人士则认为，艾尔巴索这一边之所以很少有暴力，是毒贩明智的选择，因为如果在美国也制造混乱，那么现在这样顺畅的贸易就无法进行。        “墨西哥暴力事件多发的一部分原因就是这条边界的存在，”大卫·史克，圣地亚哥跨边界研究中心主任，这样说。“毒贩之间互相争斗，为的是争夺通往边界另一边的道路的控制权。所以对我来说，暴力没有蔓延到边界这边是因为，毒贩控制地盘的只需要到边界一线即可。一切都是为争夺地盘，因为腐败的网络所致。”        虽然可靠数据���好统计，但是据内部位移监测中心估计，约有二十三万墨西哥人为了躲避暴力事件而逃离家园，其中一半都到了美国。虽然2005年之后，因为美国政府收紧了移民政策，并受经济衰退影响，美国的非法移民总体下降了百分之八十，边界城市的统计数字变化趋势却正好相反。根据统计局的数字，从2009年以来，艾尔巴索城区的居民人口增加到了大约八十万，其中新增人口有五万，虽然具体数字仍不确定，但肯定有一大部分都来自华雷兹。有些人偷偷渡过边境河流来到此地，所以数字仍不确定。但是还有其他很多人是以合法身份跨越边境的，至少一开始是这样——他们拿着跨越边界许可证（一种可以逗留的短期签证）跨过格兰德河，或者参加美国政府提供的一个项目——只要创造至少十个就业岗位，外国投资者及其家人就可以得到美国绿卡。        何塞·雅那尔在艾尔巴索的德克萨斯大道上开了一家叫作“设计者世界”的家具店，离德州10号公路不远。他和儿子都在店里工作，平日负责和家庭工厂合作订单，工厂在6英里之外的华雷兹，他们已经有18个月没有去过那里了。我有一天去了“设计者世界”。何塞长得虎背熊腰，性格直率，被店员们起了个外号叫“秃子”。我在一间挨着展示厅的房间里见到了他，他正通过一个很大的平板电视监视工厂的情况，屏幕分成了16块区域，每一个区域的图像都是通过闭路摄像机监控的，稍微有些扭曲变形。有时候何塞的几个手机中个一个会突然铃声大作，他就会用西班牙语和工厂经理谈生产上的事。        “在工厂为我干活的人都很忠心，当然我给他们的工资也高一点。”何塞说。但是在外地管理工厂总有些不便之处，令人烦恼。何塞不敢再踏上华雷兹的土地，但是他手下的工厂经理又不是每个人都有美国签证，所以如果何塞需要和他们当面商谈，他有时就会在边界大桥的中间和他们开会，在美国和墨西哥国旗下，那里是较为安全的缓冲地带。 （死里逃生的何塞·雅那尔。图片来源：纽约时报杂志）        何塞从绑架犯手中死里逃生之后，全家人都逃到了艾尔巴索，和一个已经定居在这里的嫂子挤在一起住，还把华雷兹的房子放到了交易市场上。“我还是希望能把那边的房子卖了，”他说，“但几乎华雷兹所有的房子都是待售状态。”但是和其他人的遭遇比起来，这只是微不足道的困难。何塞在艾尔巴索买了一栋房子，不久就发现邻居都是在华雷兹的熟人，于是社交也不是问题了。何塞也不用担心孩子悄悄跑回华雷兹去，因为孩子们大多数的朋友也搬过来了。        “一开始很难适应，”雅那尔说，“但是现在我习惯了。”有天晚上，贝贝和妻子克拉里莎邀请我去吃晚饭。贝贝和他的两个妹妹还有他的女朋友安娜也在，安娜也是从华雷兹来的移民，她在叔叔不幸遇害之后搬来此地。雅那尔一家的新房子是典型的德州农场房屋，有露在外面的木头房梁，房屋后面还有水池。克拉里莎戴着时髦的眼镜，说话听不出一丁点墨西哥口音。她小时候曾在艾尔巴索呆过一段，因为家人在这里开了一家放映西班牙语片的影院。雅那尔一家人告诉我，他们一直为自己是华雷兹人而感到自豪。何塞轻蔑地说：“有的墨西哥人在美国呆了很久……他们还以为自己是外国佬呢。”但是现在他们在试图寻找自己的归属。        厨房那边有人在宣布最新消息：墨西哥政府提议，把他们的家乡华雷兹改名为“英雄城市华雷兹”——加上了“英雄城市”这个称号，好像改变名字就能改变事实一样。大家报以一阵嘘声。        “别在意，”安娜说，“反正我们不再是华雷兹人了。”        德克萨斯大学艾尔巴索分校的政治学教授托尼·帕严说：“有时候我都不知道艾尔巴索是靠什么运转的。”很大程度上，艾尔巴索的发展可以说是靠华雷兹支持的。这片地方气候干旱，不适宜发展农业，这个城市曾经的支柱产业也已经衰落或者搬迁。艾尔巴索的收入和教育水平也一直远低于全国平均水平。过去几十年里，这个城市的繁荣靠的是边境加工厂，也就是专门使用从美国免税输入的部分产品或零件来装配为成品，再输出到美国的工厂；除此之外，边境地区一些特殊的公共服务部门也是经济来源之一，比如防卫、执法和在附近的布利斯堡迅速壮大的军事基地，而这些部门的存在，也都是在某种程度上由于距离艾尔巴索不过一线之隔的墨西哥。当然，还有买卖毒品的灰色市场，根据不可靠估计，这个市场每年有六十亿到三百六十亿的交易。        霍华德·坎贝尔是研究毒品走私的人类学家，他告诉我，这两个城市之间的经济关系“既是共生性的，又是寄生性的”。我问他，哪一方是寄生的？他像被逗乐了一样看了我一眼，大概觉得我是不明真相的围观群众，然后说：“美国。” （华雷兹在禁毒行动中抓获的毒贩团伙）        根据艾尔巴索民间传说，一座城市总是建立在另一座城市的不幸之上。墨西哥革命的几场重要战役都是在艾尔巴索部署，在华雷兹开战。一个新闻记者后来回忆说，1911年墨西哥城街头爆发了战争，而“艾尔巴索全城人却幸灾乐祸，很多人专门跑到河岸边去看热闹”。艾尔巴索的银行存款在几年之内增加了百分之八十八，因为商人通过扶植交战方而发了战争财，有个五金店甚至在向墨西哥政府军出售铁丝网的同时，还给叛军提供对付铁丝网的剪线钳。        《另眼看革命》一书的作者、历史学家大卫·多拉多·罗摩把那个尚处在形成时期的艾尔巴索比作冷战时的柏林：一栋市中心建筑作为革命的总指挥部，而敌方反间谍人员的据点就在街边，叛乱领袖、禁酒主义者潘图·维拉在糖果店享受冰淇淋。许多不参与战斗的平民也在格兰德河美国的一边躲避战乱。到了1920年，艾尔巴索的城市人口增长了一倍，约有八万名居民。无家可归的墨西哥精英阶层们带动了房产业的迅速发展，他们开设了不少商店，还把一条街道命名为波菲里奥·迪亚斯，就是已经被废黜的墨西哥独裁者。一名革命者后来写道，边境地区聚集了许多“没有祖国的人……他们在边界哪一边都是外国人”。 （罗摩作品《另眼看革命》，讲述了墨西哥革命中不为人知的往事）        罗摩这本书在2005年问世，引起了当地许多人的兴趣，而这又正好赶上了一代年轻改革家们组成的大选，这些人对这段历史留下的遗迹十分感兴趣，比如有独特异国风格的建筑，较为合理的城市规划，还有对艾尔巴索昔日辉煌的模糊记忆。这一点和两座城市之间的关系紧密相连，可以解释为什么华雷兹陷入灾难的时候，艾尔巴索人却没有沉浸在哀伤中。“我们被困在这个历史发展的怪圈中，”艾尔巴索郡法官、纽约大学研究生维罗妮卡·埃斯科巴说，她的职位是这座城市经选举产生的官职中最高级别的。“一百年后的今天，我们又看到了边界那边的血雨腥风。”但是像很多人一样，埃斯科巴的同情心也掺杂了那么一点重获机会的侥幸。她说：“我们艾尔巴索可以从中得到好处。”        艾尔巴索在经济衰退中成了全美国经济发展最好的几个地方之一，它的一部分经济收入来源于墨西哥所蒙受的损失。达拉斯美联储银行的经济师罗伯特·科罗纳多说：“短期来看，资本、人员和金钱会源源不断地进入艾尔巴索和其他边界城市，这对城市发展很有利。”像何塞·雅那尔这样的难民蔑视歧视和偏见，他们带着巨大的需求来到这里，希望发挥自己的影响力。（每个人都知道，连最近下台的华雷兹市长都在艾尔巴索有一处房产。）        雅那尔和几个朋友决定联合起来设立一个叫“人际网络”的民间组织。他们开始每周在“王柏高餐馆”一起吃早餐，这是华雷兹一个显赫的中国家族开的餐馆。“人际网络”的活动立刻引起了边界两边政客们的兴趣。“人际网络”的主席、杂志出版人何塞·路易斯·马里西奥说：“于是我们就告诉那些政客们，不需要在边境上建隔离墙。”        “简直和100年前发生的事情一模一样。”罗伯特·欧罗克说。他是个身材瘦高的网页开发工程师，被很多人叫小名“贝托”。六年前欧罗克被选为艾尔巴索市议会的议员，那时他31岁。某个周五我在联合广场的一个酒吧里见到了他，这里其实是个重建的库房区域，这项工程现在被认为是瞎折腾。“十五年来，什么事也没发生，直到华雷兹开始衰落。”他说。但是欧罗克不同意很多人关于这是另一个可以发横财的黄金时代的说法。他说，墨西哥国内的稳定才是艾尔巴索“发展的希望和潜力的主要来源”。欧罗克还对我说：“有些人有错误的印象，以为这是上天的恩赐，但事实上这是个零和游戏，任何一方要想胜出都必须付出巨大代价。”        华雷兹接二连三的谋杀案使人不寒而栗，不仅因为被害人数惊人，而且还因为杀人犯手段极其野蛮残忍：受害人被砍头后又被抛尸在繁华的街头，职业杀手在光天化日之下就对着人群开枪。一位有名的墨西哥律师告诉我：��坏就坏在我们这里的暴力行为是无组织的，如果是有组织的犯罪，我们根本就无法看到。”虽然这名律师的家人已经搬到了艾尔巴索，他还得去华雷兹上班，属于在两座城市之间来回的那一群人。像其他很多人一样，他想了不少法子来避人耳目，比如不定时上下班，把原来的宝马换成了不那么招眼的车。（由于显而易见的原因，他不允许我们在这篇文章中公开他的姓名。）每个需要呆在华雷兹的人似乎都信奉一套自相矛盾的风险管理理论：我的头发是金色的；坏人们不会害美国人……我看起来像墨西哥人；我看起来像混血儿……我的车能跑得很快……我只坐出租车……我看起来比较友善……我看起来不好惹……没关系，每个人都认识我……别担心，谁也不认识我……        喝咖啡的时候，我问“人际网络”的领导者们，他们采取了什么策略来应对安全威胁？雅那尔用略带怀疑的眼神看了看马里西奥——他还在华雷兹有一间办公室——然后开玩笑说：“他就喜欢危险的东西。”马里西奥则把一串十字念珠放在桌上，说：“这是我的做事的风格。”        我并不是个时常祷告的人，所以我第一次过边界关卡的时候，就照着大家说的最安全的方法做了——我和一个边境加工厂的管理人员潘乔·乌兰加同行，他是个健谈的人，头顶剃得很光，在台湾电子配件加工厂富士康里工作，还帮助这家公司建立了全新的分工厂。        乌兰加迈过那条看不见的边界线，说：“刚才我们在美国，现在就到了墨西哥。没人会检查你的护照的。”        确实没有人来检查护照。过了艾尔巴索城外的圣特蕾莎边界检查站就是墨西哥，我们跃进一辆等在那里的白色厢车，然后车开动了，经过几个对我们毫不怀疑的边境守卫身边。富士康公司选择在华雷兹西部偏远的郊区建造厂房。乌兰加说：“一开始这里像地狱一样，除了野兔和蛇什么都没有。”边境加工厂几乎不受暴力事件的影响，但是这座厂房偏远的位置更上了一层保险。“这里一无所有，就像一张白纸，我们可以把一切事情从头做起，”他说，“在这儿你会感觉很安全，不像在城里开车，现在的局势很危险。” （富士康在华雷兹的新工厂）        一家亚洲公司竟然在北美开了加工厂，这不能不说是个逆转现象。边境加工业是随着美国政府在20世纪60年代开始实施的一项政策发展起来的，这项政策严格限制了墨西哥人入境从事季节性农活。紧随而来的是大规模的失业，于是墨西哥政府就以在边境建立新的自由贸易区来吸引美国制造商投资，这些贸易区可以不受美国税款、工会和最低薪水要求的束缚。        这个行业在北美自由贸易协定达成之后很快就发展到了顶峰，上世纪最后十年，它们甚至还能勉强和更廉价的亚洲工厂竞争。金融危机却使华雷兹二十五万个工人职位的三分之一都在两年之内消失了。但是现在中国的生产成本和通货膨胀率也在上涨，于是墨西哥又成了一个有相对竞争力的市场。但是这其中有个缺陷，波士顿咨询集团的高级合伙人哈罗德·斯尔金说：“哪个公司都不希望在毒贩火并的地方建工厂。”        乌兰加说，富士康为戴尔生产台式机和笔记本电脑，它的安全措施简直像“监狱中的校园”。工厂的地面经过美化加工，四周有围墙和铁丝网，管理人员集中住在宿舍里，工人坐着白色的学校班车从四面八方来这里上班。乌兰加说，工厂的工资大概是边境加工厂的平均水平，每周80美元。        乌兰加还主动提出要现场让我看看边境经济的运作，他把车开到了华雷兹边上的墨西哥裔美国人社区，说：“这里是波雷欧洛马斯社区。”许多居民从两旁都是烟灰砖砌房的没有铺路面的街道往高速公路上挤，这片地区自从财大气粗的地主们下了逐客令之后就开始动荡不安。路的另一头就是阿纳普拉，一个山脚下的棚户区，远看像一片混凝土森林。乌兰加说：“那是华雷兹最穷的地方，也是最容易招到工人的地方。”        我们接近了一个军事关卡，手持机关枪的士兵挥手让过往车辆停在路边接受检查。乌兰达说：“这都是逐渐改变的，如果经济发展起来，安全也会随之得到保障。”为了说明，他指着几座山头说：“那是杀人犯曾经把受害的女人抛尸的地方。”十年前，几千名女人——多数是工厂的女工——在华雷兹附近被杀害。乌兰达说，现在这里不会再发生这样的事情了，“为什么？因为我们修了这条路。” （墨西哥边境加工厂里的景象）        但是有些人却质疑乌兰达“出口加工业能使穷人受益”的理论，认为像这样的工厂和毒品行业共存并不只是个巧合。跨边界研究中心的大卫·史克质疑道：“这种对外加工业的本质对我们在华雷兹和其他边界城市的社会混乱和暴力有多大影响呢？”边境加工厂的工作对技能要求很低，但是它们的存在却使华雷兹成为了许多无家可归、生存无望的人的目的地。这些人容易轻信毒品交易能一夜致富的承诺，也经不起非法移民到美国的诱惑，因为移民能够获得更好的薪水。         过去三十多年的移民主要是由边界两边巨大的经济反差造成的，这也给美国社会和西南部类似德克萨斯的几个州带来了不可磨灭的痕迹。人口普查数据显示，过去十年间，拉丁裔人口增长占了德克萨斯州人口增长的三分之二，现在占了德州总人口的百分之三十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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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国联军侵华时的“带路党”| 短史记

作者：谌旭彬   2013-10-03

导语：“带路党”一词近来颇为流行，不但常见于国内网络纸媒，亦曾引起外国媒体“关注”。揆诸历史，更有人惊讶发现：八国联军侵华时，已有不少中国民众充当前驱。此类“带路党”，究竟该如何理解？

联军侵华时，主要有三类“带路党”

概括而言，八国联军侵华时的“带路党”，大致有三类：一般民众、特殊教民和华勇营。

1、一般民众选择给联军“带路”，或与本国官兵团民之暴行有关，或利益驱动受其雇用

著名报人、《时务报》创始人汪康年在其笔记中曾记载了两个普通民众给联军“带路”的案例。

一件发生在联军入北京城之后：“或告余庚子联军既入，有拳匪余孽匿翠微（山），居焰光（寺）者居多，灵光（寺）次之。拳匪无所得食，则以近村富人韩姓至，勒出万金。韩请减，不许，竟杀之。韩之妻子拟控诸所司，知不可恃。或曰迳入城控诸洋人较佳，则果以兵队至寺前，匪犹高卧未知也。闻枪声一排，乃惊起，仓皇出御，尽被杀。”—— 查义和团确曾一度在焰光寺、灵光寺设坛盘踞，两寺也确曾毁于联军之手。汪氏此说，大概不虚。

另一案例发生在联军攻击通州之际：“联军将至，驻通州之将领惧，顾无计遁，皖人方长孺者，将领之至戚也，愿代任斯职，大喜，遂弃军去。方领军则奸掠极无状，居民恨甚，洋兵将至，咸赴诉，乃围而歼之，无一人得逸者。是时余在申，见南京人丁二仲，其兄为营中文案，亦死是役。”

—— 汪氏这段记载，或许不确。联军进入通州时，中国守军早已尽数逃走，当不至于有“带路党”引领联军对守军“围而歼之”之事。

但中国守军在撤退前，对通州内外的大肆掠略，确曾引起当地民众的极度反感，当地民众亦确曾将这种反感诉诸敌军。

俄国《新边疆报》战地记者德米特里·扬切韦次基曾参与此役，据其《八国联军目击记》一书记载：

“（从通州到北京的），沿路村庄里的一些农民告诉我们，东门（总共三个门）是关闭的，前一天从通州逃出来的中国官军驻扎在北京南边一个叫做南海闸的地方。京都只有旗兵和董福祥的军队。其他的村民告诉说，京都已完全没有中国官军。中国的农民从事着和平劳动，他们抱怨着遭到自己国家士兵的抢劫，他们倒水给我们喝，对我们十分恭顺。侦察队收集到这些情报后就往回走，……在回来的路上，有一个中国农村非常友好地接待了我们。村民们用茶水款待我们，并要我们送一些俄国旗给他们。”

此外，亦有民众为利益驱动，而受联军雇用。如自天津到北京，白河上用以运输物资的帆船队，即是在联军半笼络半胁迫下，由中国船主和船夫组织起来的。

（左图：美军在天津雇用的独轮车车队，日薪20美分。星条旗下，即美军军需总部。右图：中国教民登船逃离天津。虽有不少教民愿为联军提供情报服务，但据宝复礼披露，“北京获得解救之前，[向使馆传递信息]出到一千英镑，但都被拒绝了，因为很多企图递送信息的人都被杀死了”。美国摄影师詹姆斯·利卡尔顿拍摄。）

2、中国教民是给联军“带路”、“搜集情报”的主要力量

联军侵华，以义和团运动为大背景。

而义和团运动之大背景，乃中国教民挟洋人之威，于中国传统基层权力结构中另树一帜，造成教民与非教民在具体利益冲突博弈中之不平等。

此中逻辑，即便是镇压义和团最力者之袁世凯，亦未曾回避，袁氏曾奏称：义和团之兴起，“实由民、教积怨构成”。

如此，当不难理解，何以不少中国教民会积极为八国联军“带路”。

美以美会的英国传教士宝复礼（Frederick Brown）当年曾担任侵华联军的谍报部情报官。在其回忆录《京津随军记》中，有许多关于中国教民充当“带路党”的记载。譬如：

“一个时期，当租界陷于危险绝望的关头，由于射来的炮弹用的是无烟火药，因此找不到炮位。有两个人，一个是年老的中国传教士，另一位是他的儿子，自告奋勇去城里侦察大炮的位置，然后回来报告。另外两个人，通过义和团防线到大沽去把我们的急迫要求报告给海军司令们。一个被捉着投入了海河，另一个也再没有回来。五十个改信基督教的人们，为英国十二磅海军大炮运送炮弹，他们把大炮从一个炮位拖到另一个更有利的炮位，有两次，在敌人重炮轰击之下，炮弹在他们的头上飞过，枪弹在他们的周围嘶鸣，而他们却勇敢地继续着他们的工作，冷静地听从指挥，象是一些毫不怕死的人。他们应当赢得保护，受到无限量的赞美。……牒报部负责为每天的行军准备一张以一英里等于一英寸为比例的地图。图上画着每个村庄和道路，还加上很多侦察员所能得到的情报，如大炮的位置，敌人的战壕，实际上，这地图对指挥官来说就如一张航海图对一个船长一样的重要了。除地图之外，还要写一份对明天行军的说明，说明敌人的大约人数和位置，道路和道路的情况。每位指挥官都有了一份地图和说明之后，部队才准备出发。在我们出发之前，两个教徒学生就已作为侦察员活动了五天了。……这类日常工作天天都在做，而象那样得到的情报则除了借助这些中国基督徒侦察员的帮助之外，是无法得到的。”

（参与围攻天津、通州、北京等役的英军“华勇营”。英国军官巴恩斯观察到：联军紫禁城阅兵时，“华勇营”士兵“脸上充满了鄙夷与不屑和一种非常糟糕的表情”。这种复杂表情究竟该如何解读？可惜没有任何一个“华勇营”士兵留下只言片语。）

3、最有名的“带路党”，无疑是直接参与攻击中国的“华勇营”

若要论及联军侵华时最有名的“带路党”，毫无疑问应该是来自威海卫的“华勇营”。 

宝复礼一度对联军中的这群中国人感到很好奇：“威海卫军团负责英军所捉到的俘虏。奇怪的是看到这些由中国人所组成的英国军队同他们自己本国人进行作战。……最有趣的，是来自威海卫的英属中国联队手里端着上刺刀的枪，跟在中国俘虏后面，像是得意洋洋的样子。”

宝复礼无法理解这些中国人为什么愿意和自己的国家作战，他勉强找到一种解释：“如果他们是来自一个省，他们可能会拒绝同他们作战。但是，他们是山东人，与这京师所在省份的我们的敌人毫无共同之处。”

“华勇营”实际上是英国强租威海卫之后，招募的中国雇佣军。

该部队之筹划始于1898年，1899年正式成军。该部初始编制有七个连，步兵连、骑兵连、长枪连、机枪连以及炮队、军乐队、卫生队一应俱全。共有军官、士兵534人，并配备有精通英语的翻译人员。

其中，所有尉级以上军官均从英国正规军中调任。这些军官，“自华勇营创立之日起就和他们在一起，在招募到第一个新兵前就已经抵达威海卫了。这些军官都可以说汉语并且都已经通过了测试，他们比任何一个欧洲人都深谙中国人的内在性格和等级观念。”

华勇营配备的武器，是清一色的马丁尼-亨利式来复枪，甚至还有当时最先进到马克西姆机枪。

其训练参照英国正规军，英国军官对他们的评价是：“他们非常遵守纪律，而且十分自律；他们非常强壮，而且十分坚忍，具有良好地抗疲劳和承当艰苦工作的能力；而且，他们各个都是射击高手，几乎环环击中；他们很好养活，他们似乎对食物没有什么要求，不论是什么，只要是能吃的，他们唯一关心的是食物的数量。”

所有士兵签约三年，经其同意，可被派往全球任何地方执行任务。

华勇营早期，主要承担威海卫地区的保卫工作。

如驱散当地反英集会、镇压当地反英暴动等。1900年华勇营曾射杀当地民众10余人，酿成威海惨案。联军侵华给了威海卫的英国军官们将华勇营编入英国正规军建制的机会。

按英方的报道，似乎华勇营自身也非常希望被派往前线：“在危机发生的时候，威海卫的华勇营强烈要求被派遣到前线去，因为他们在大英帝国的国旗下！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命令迟迟没有下达，于是不满开始在士兵当中蔓延。最后，当局终于决定给这个新的军团一次机会，当接到这条命令的时候，威海卫的所有人都兴高采烈！”

稍后，华勇营即被编为“中国第一军团”，向北京进发。

在天津，该部“从南门第一个冲进了天津的围城，成为最后总攻中占领天津城的英国军队的唯一代表”；在老龙头火车站，这些中国籍雇佣兵和清廷的部队在车厢内展开激烈的肉搏战；在去北京的路上，他们利用自身的种族优势，“对当地百姓礼敬有加”、且“施加了点温柔的压力”，出色地在短短几天内为联军征集了上百艘平底帆船和相应数目的水手、船夫；攻陷北京后，中国军团的主要任务改为在英占区站岗放哨，并参加了联军组织的“紫禁城阅兵”；

……概而言之，“华勇营”在联军侵华过程中的表现，正如当年英国随军记者萨维奇·兰德尔所说的那般：“对于这一支新建的团队的表现，事先纷纷臆测，而且，由于叫他们跟自己的亲友作战不免有些不公平与苛刻，有些人真是相当担心。但是，不能怀疑的却是，不管是不是跟亲友作战，他们只要有打战的机会，就打得很好。”

英国陆军部以天津城门为图案，为“华勇营”设计军徽以资表彰，亦可见其基本表现。

（法国军队翻墙进入北京城。从照片中可以清晰地看到许多中国人的身影。）

当日痛定思痛，官方、民间提出两种解决“带路党”的不同模式

联军侵华之耻，在庙堂层面，催生出清末新政；在江湖层面，催生出种种救亡思潮。

但具体到对庚子年“带路党”问题的反思和补救，官方与民间实有两种完全不同的模式，并最终以官方完败、民间完胜告终。

1、朝廷继续走“以忠孝为本，以中国经史之学为基”的老路

对庚子之役的“带路党”问题，清廷其实早有察觉，谕旨多次针对“奸民”问题有所告诫。

如该年六月十六日给直隶总督裕禄之谕旨：“闻直隶秦王岛北塘一带渔船，多有接济洋人情事，即著裕禄迅速派员，严密稽查笼络各渔船，团为一气，为我效用，断其接济”；

再如六月二十二日给京城守城王大臣之谕旨：“现在天津一带逃民纷纷来京，难保无奸细及暗藏军火希图混迹情事。著该王大臣等督敕弁兵，于入门时严密盘查，如有形迹可疑及运载巨阃并非货物之人，即行拿办。此外，如有冒充义和团装束，欲图混入者，亦著一并拿究”；

七月十三日，又有谕旨给直隶地面各级文武，“据称敌人在紫竹林天津一带连日赶制中国号衣万余件，意欲裹胁奸民乱我军团，请将寻常号衣另加记号，以资辨别”；

……以上种种，皆足以证明，清廷对“带路党”问题，其实了然于胸，清末新政对此有所反馈，乃情理中事。

新政虽以“自强”为宗旨，但首当其冲者，乃在收拾人心。

收拾人心之首务，则在教育。

1902年，清廷颁布《钦定学堂章程》，次年，又颁布《奏定学堂章程》，正式启动教育的近代化改革。

按主持制定《奏定学堂章程》的张之洞的说法：“至于立学宗旨，勿论何等学堂，均以忠孝为本，以中国经史之学为基，俾学生心术一归于纯正，而后以西学授其知识”。

以“经史”教育巩固“忠孝”理念，以抵御“带路党”现象，无疑是老调重弹。

这种老调重弹，在具体教学科目的章程规定里，表现得更加露骨。

以历史教学为例，《奏定初等小学堂章程》规定，“（历史教学）其要义在略举古来圣主贤君重大美善之事，俾知中国文化所由来及本朝列圣德政，以养国民忠爱之本源。”

《奏定高等小学堂章程》规定：“（历史教学）其要义在陈述黄帝尧舜以来历朝治乱兴衰大略，俾知古今世界之变迁，邻国日多，新器日广；尤宜多讲本朝仁政，俾知列圣德泽之深厚，以养成国民自强之志气，忠爱之性情。”

《奏定中学堂章程》规定：“先讲中国史，当专举历代帝王之大事，陈述本朝列圣之善政德泽，暨中国百年以内之大事；次则讲古今忠良贤哲之事迹……”

如此念念不忘地强调“本朝仁政”、“ 本朝列圣德政”，恍若没有爱新觉罗，天下万民就没了活路一般。

此等陈腐论调，对底层民众能产生何种效应，自然可想而知。

（英军自沙窝门水道进城，城内百姓围观者甚众。据宝复礼披露，曾有“一个忠诚的天津信使”，避开监视，“从这座皇城水门的栅栏空隙处钻了进来”，把天津被攻陷的消息传递给使馆区。由此推断，沙窝门水道大概也是中国人透露出去的。）

2、民间敏锐地意识到“带路党”之繁盛，乃国人缺乏民族意识、尚无民族认同之缘故

与朝廷穿新鞋走老路不同，民间救亡思潮，在庚子年后，迅速转向了“民族主义救中国”的新套路。

改良派的梁启超讲：“民族主义者，世界最光明、正大、公平之主义也，不��他族侵我之自由，我亦毋侵他族之自由。其在于本国也，人之独立；其在于世界也，国之独立。使能率由此主义，各明其界限以及于未来永劫，岂非天地间一大快事？”

革命派的《浙江潮》杂志也说：“今日者，民族主义发达之时代也，而中国当其冲，故今日而再不以民族主义提倡于吾中国，则吾中国乃真亡矣！”

按梁启超的论断，中国之旧的“经史教育”，导致国人“知有朝廷而不知有国家”、“知有个人而不知有群体”。朝廷利益与民众利益常不一致；个人利益与群体利益也常有冲突。

无民族意识，无国家意识、无群体意识之国人，于外敌入侵之际，多有做“带路党”者，实属必然。

当务之急，乃是“提倡民族主义，使我四万万同胞强立于此优胜劣败之世界”。

1901年李鸿章去世，梁氏撰文评价其人之功过，明确表示：“李鸿章不识国民之原理，不通世界之大势，不知政治之本原”。

“世界之大势”是什么呢？

梁氏的答案就是民族主义：自16世纪以来，欧洲之发达，全赖民族主义，“今日欲救中国无他术焉，亦先建设一民族主义之国家而已。以地球上最大之民族，而能建设适于天演之国家，则天下第一帝国之徽号，谁能篡之。”

民众有了民族观念，国家成了民族国家，自然就能团结起来，外敌入侵，即不再会有遍地冷眼旁观者，亦不会再出现大量的“带路党”。

与朝廷相类似，梁氏同样认为历史教育，是“提倡民族主义”的最重要的路径，故而发起“史界革命”。

不过与朝廷孜孜于讲求“本朝列圣德政”不同，梁氏极度反感将历史教育变成“一人一家之谱碟”；清末十年“史界革命”最重要的成果，乃是将岳飞、文天祥、史可法乃至黄帝、炎帝等一大批历史人物，全都强行框入民族主义范畴，将其捧上“民族英雄”的祭坛。

（北京[抑或是天津]市井民众，微笑面对侵略者的镜头，并未表现出丝毫民族愤怒。八国联军中的日本随军记者拍摄。）

“民族认同”模式虽然完胜，但仍有可供反思之处

上述两种解决“带路党”问题的模式，最后以官方之“以忠孝为本”模式完败、民间之“民族主义救中国”模式完胜而告终。

前者之完败固属正常，后者之完胜，今日观之，却仍有可供反思之处。

1、“民族认同”并不是解决“带路党”问题的唯一办法

民族主义者，乃以全体国民为一民族共同体，以民族共同体之共同利益、共同文化，来凝聚爱国心。

共同利益、共同文化，在清末“民族主义救中国”思潮兴起之前，其实并不缺乏。

第一次鸦片战争期间发生的三元里抗英斗争，虽被后世宣传为“爱国行为”，但其初衷，却不过是保卫家园 —— 英军出于好奇打开了存放在当地寺庙中的棺材，冒犯了当地的文化传统；英军在当地的劫掠和强奸行为，则侵犯了当地人的利益。

在邻近那些没有发生此类侵犯情节的村庄里，民众并不忌讳向英军出售粮食、淡水、禽畜，乃至向英军出卖劳动力。

在三元里民众的考量因素里，并没有“国家”的一席之地，但却有共同利益与共同文化。

再如义和团之兴起，今人看似早已摆脱多年宣教之影响，大多不再视其为“爱国壮举”，但摆脱此种影响之逻辑，却很奇怪，或指责团民“为难民族英雄聂士成”，或指责联军入侵北京时，团民“一夜间变成围观群众”；……仍不出民族主义之范畴。

实际上，义和团之兴起，本与爱国无关，乃教民与非教民在共同利益、共同文化层面之冲突所致；朝廷虽欲招抚，将其纳入“爱朝廷”之范畴，奈何朝廷与团民之共同利益，并不尽然相同，明刀明枪之际，团民虽然愚昧，不知近代文明为何物，但其忠于自身之共同利益和共同文化，却是必然之事。

朝廷希望纳团民于“爱朝廷”之范畴尚且不可得；后世希望纳团民之历史于“爱国家”之范畴，显然也只是徒增笑料；后人继续以民族主义之逻辑，指责不知民族主义为何物的团民“不爱国”，则未免有没事找事，自寻烦恼之嫌。

之所以举三元里民众抗英与义和团之兴起两例，乃旨在说明：民众有天然地为自身之共同利益、共同文化而抵御外敌之本能。

此种本能早已觉醒，并不待知识分子为其灌输民族主义意识。

换言之，“民族主义”在近代，诚然有过莫大的救亡作用；但其终究只是一种“想象的共同体”，并非承载共同利益、共同文化的唯一载体。

也就是说：“民族认同”并不是解决“带路党”问题的唯一办法。

2、清廷没有意识到，“政体认同”同样能够助其收拾民心

诚然，清廷以其满洲之敏感身份，忌讳提倡“民族主义”，乃是情理中事。

但这并不意味着清廷当日，除了重弹“忠孝为本”之老调外，再无收拾民心的办法。须知“民族认同”之外，尚有“政体认同”。

慈禧曾对曹汝霖感叹“咱们中国即坏在不能团结”，曹汝霖亦曾回答：“以臣愚见，若是立了宪法，开了国会，即能团结”

—— 曹氏说：“臣以为团结要有一个中心，立了宪，上下都应照宪法行事，这就是立法的中心。开了国会，人民有选举权，选出的议员，都是有才能为人民所信服的人，这就是领导的中心。政府总理，或由钦派，或由国会选出再钦命，都规定在宪法，总理大臣有一切行政权柄，即为行政的中心。可是总理大臣，不能做违背宪法的事，若有违宪之事，国会即可弹劾，朝廷即可罢免，另举总理。若是国会与政府的行策，不能相容，政府亦可奏请解散，另行选举。所以这个办法，各国都通行，政府与国会，互相为用，只要总理得人，能得国会拥护，国会是人民代表，政府与国会和衷共济，上下即能团结一致。臣故以为立了宪，开了国会，为团结的中心，一切行政，都可顺利进行了”

—— 这番话所讲的，其实就是“政体认同”对收拾民心的关键作用。

可惜的是，慈禧的感叹没有换来真正的反思。

清末十年新政，朝野终于还是为“立宪”二字打得头破血流，究其原因，无非是朝廷欲效仿扩张君权之日式立宪；士绅欲效仿扩张民权之英式立宪。

所谓“政体认同”终成泡影；辛亥一役，支撑清廷数百年统治之“士绅”，亦做了革命的“带路党”，成为策动各省独立最关键的力量，清廷遂土崩瓦解。

结语：

观清末朝野解决“带路党”问题之得失，有深意存焉。

（题图：日本人绘制的侵华八国联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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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aillieslf-blog]

为什说苹果把工厂搬回美国不现实？ 尽管美国总统特朗普已警告苹果公司“要开始在本国生产他们那些该死的电脑和其他产品”，但是苹果不大可能让其制造业务更加靠近美国。一颗小小的螺丝钉就能道出其中的原因。 2012年，苹果CEO蒂姆·库克(Tim Cook)在黄金时段播出的电视采访中宣布，苹果将在美国生产一款Mac电脑——Mac Pro。它将是这么多年来首款由美国工人制造的苹果产品。性能强悍的Mac Pro将会被打上一个不同寻常的标签：“美国制造”。 美国缺少螺丝钉供应商 但是匿名知情人士称，当苹果开始在德克萨斯州奥斯汀生产这款售价3000美元的电脑时，他们发现很难找到足够的螺丝钉。在中国，苹果依靠的工厂能够在很短时间内生产出大量定制螺丝钉。美国有句俗话“德州一切都更大”，但是螺丝钉供应商却不多。新版Mac Pro的测试被拖后，因为苹果代工商依靠的一个20人机械车间每天最多只能生产1000颗螺丝钉。 知情人士称，螺丝钉短缺是导致苹果Mac Pro推迟数月上市的多个原因之一。等到Mac Pro准备量产时，苹果已经从中国订购了螺丝钉。Mac Pro在德州面临的挑战凸显出苹果试图把大量制造业务从中国转移所面临的问题。苹果发现，从制造规模、技能、基础设施以及成本综合考虑，没有任何国家能够赶得上中国，美国肯定不行。 在中国，你还能找到苹果最为重要的市场之一。过去一个月，这种依赖给苹果带来的风险变得愈加明显。苹果在1月2日发布预警称，公司第一财季营收将16年来首次低于预期，主要是因为iPhone在中国销售放缓。周二，苹果将发布第一财季财报，预计会公布最近一个季度的最新财务细节和新一年的预期。 中国工人技能高 一位匿名苹果高管称，苹果已经加大力度寻找实现供应链多元化的途径，但是这种搜寻已集中在印度和越南。苹果高管愈发担心，公司对中国制造的严重依赖存在风险。 “这里的工人技能不可思议，”库克在2017年底在中国举行的一场会议上称。他说，苹果产品的生产需要尖端机器和许多熟练操纵机器的工人。“在美国，如果你把模具工程师召集起来开一次会，我不太确定会议室里能否坐满人，”他表示，“在中国，你可以坐满许多足球场。” 苹果发言人克里斯汀·休格特(Kristin Huguet)表示，公司是“美国经济增长的一个发动机”，去年在9000家美国供应商身上投入了600亿美元，协助支持了45万个就业岗位。苹果在德州的代工商伟创力尚未置评。2004年，苹果把产品转向外国制造，库克参与其中并发挥了领导作用。此举削减了成本，提供了生产部分史上最畅销科技产品所需要的巨大规模。 零部件来自全球各地 苹果把大量生产外包给了中国的巨型工厂。部分工厂绵延数英里，雇佣了数十万组装、测试以及包装苹果产品的工人。这一组装过程包含了在全球各地生产的零部件，从挪威、菲律宾、美国爱达荷州波卡特洛发往中国。总装是iPhone生产链条中劳动力密集度最高的一环，它所在的国家往往会确定一款产品的原产地关税。 库克常常抨击“iPhone中国造”的概念。苹果指出，康宁公司在肯塔基州的一家工厂生产了许多iPhone屏幕，德州艾伦的一家公司开发了iPhone面部识别系统所需要的激光技术。 库克还对苹果因为廉价劳动力继续在中国制造产品的说法存有异议，但是事实胜于雄辩。全球最大iPhone工厂在中国郑州，这里包含津贴在内的最低工资约为每小时2.10美元。苹果称，郑州组装工人的起薪约为每小时3.15美元。但是在美国，类似工作的薪酬要高得多。 尽管Mac Pro是苹果性能最强劲的电脑之一，但是美国生产的属性也让它成为最昂贵的产品之一。中国供应商会把他们的零部件发往德州。但是有些情况下，德州团队在设计调整时需要新的零部件，负责设计电脑的工程师发现他们需要不断给德州中部的机械车间打电话。 他们就是利用这种方法找到了史蒂芬·梅洛。梅洛是德州洛克哈特机器零件制造商Caldwell Manufacturing的老板兼总裁。苹果Mac Pro代工商伟创力反而聘请了Caldwell来生产2.8万颗螺丝钉，尽管他们本希望获得更多。 美国制造商放弃零部件量产 当梅洛在2002年买下Caldwell时，该工厂就能完成苹果所需要的大批量零部件生产。但是随着制造业转向中国，这种需求已干涸。梅洛称，他利用面向更精准、专业岗位的机器取代了能够量产螺丝钉的老式冲压机。 在梅洛看来，苹果这个离岸制造的领导者现在反过来送上门一笔大订单，颇具讽刺意味。“在美国，很难在零部件批量生产上进行投资，因为这些东西在海外买起来很便宜，”他表示。 他利用新机器生产螺丝钉，但是无法生产苹果所需要的定制化螺丝钉。他的公司送了22次货才交付了2.8万颗螺丝钉。梅洛常常开着自己的雷克萨斯轿车，驱车一小时给苹果送货。一位前苹果经理称，和苹果在中国的类似项目相比，伟创力团队的规模要小得多。他表示，目前还不十分清楚为何这个项目人手不足，但有可能是因为美国工人更贵。 他表示，在中国，类似的苹果项目包括一屋子人在工作，确保所有材料就位准备投入生产。但是在德州，只有一名工人，他常常不知所措。结果，材料往往不在适当的位置或者来得太迟，导致生产延期。 德州制造另外一个令人不解的地方是，美国工人不会夜以继日地工作。在中国工厂，如果有必要会轮班保证24小时生产，工人们有时甚至会在睡梦中被叫醒来完成生产目标。这在德州是不可行的。 “中国劳动力不仅便宜，他们还可以安排10万人为你整夜的工作，”克利夫兰凯斯西储大学经济学教授、前美国商务部首席经济学家苏珊·赫尔珀(Susan Helper)表示，“这已经成为产品上市策略中必不可少的一环。” 赫尔珀称，如果苹果投入大量时间和资金，更多依靠机器人和专业工程师，而非大量低价劳动力，他们可以在美国生产更多产品。她表示，政府和行业也需要提高职业培训，促进供应链基础设施的发展。 但是她补充称，这些全部实现的几率很低。苹果仍旧在奥斯汀郊区的工厂组装Mac Pro，一定程度上是因为苹果已经投资了复杂的定制化机器。但是，Mac Pro销量不高。苹果自它在2013年推出以后再也没有进行过更新。去年12月，苹果宣布将在奥斯汀建立新园区至多增加1.5万名员工。这个园区距离Mac Pro工厂只有几英里远，但是没有一个新就业岗位预计和制造业有关。 文章出处：凤凰科技 纠错 WorldTech-科技新闻汇总

[weizy0219]

瞭望未来—机器人会拯救还是毁灭世界？ 根据美国人口普查局的数据，2020年至2030年，全球65岁以上人口数量将首次超过5岁以下人口。发达国家的这一趋势正在加快，即使在欠发达国家，情况也是一样的。据美国智库人口资料局介绍，欠发达国家65岁以上人口的比例自1950年以来已经上升了50%，从4%上升到6%。在更发达的国家，65岁以上人口的比例从1950年的8%上升到2014年的16%，到2050年将上升到创纪录的26%。这些发达国家的生育率正在下降。这代表着老龄化的趋势，越来越少的人用医保和税收供养不断增加的老年退休人员。像日本这样的国家，退休人员和在职人员的比例将继续飙升，目前的纪录将被超越。这可能会给日本带来前所未有的重担：照顾老年人可能压倒所有经济和政治上的其他优先事项。因此，日本政府已经接受了用机器人照顾老人的想法。 日本用机器人解决不可避免的老龄化危机，这向我们昭示了一个让人不安的未来：老年人完全依赖机器人，人们不再投入大量精力照顾父母。这有悖于我们根深蒂固的有关孝顺和血缘的社会理想——我们要照顾那些在我们小时候保护和喂养我们的人。但是，这可能是维持经济的必要权衡，因为越来越少的劳动适龄人口将被分配到富有成效的工作岗位上。从核心上讲，这还涉及一个让人十分敏感的话题：把几乎所有的工作都交给机器人，我们是否会活得更好？机器人不仅可以成为赐予老龄化发达国家的恩典，也可以成为我们最好的朋友。 日本可能会青睐用机器人保护老年人，以此维持经济，但是现在正有一场更富争议的讨论，事关机器人的破坏性用途，会对人类造成巨大的影响。这场争议涉及我们是否应该允许人工智能机器人自主杀人。2015年7月，两万多人签署了一封公开信，呼吁在全球范围内禁止自主杀人机器。其中1000人是人工智能领域的研究人员和技术人员，包括埃隆·马斯克、斯蒂芬·霍金和史蒂夫·沃兹尼亚克。他们的理由很简单：一旦开始开发可以自主杀人的军事机器人，这项技术将遵循和其他技术一样的成本和能力曲线。在不久的将来，人工智能杀人机器将成为商品，很容易买到，每个独裁者、准军事集团和恐怖组织都可以获得。当然，独裁政府，甚至刚愎自用的民主政府，也可以用这些机器来控制、威胁民众。 除了军队机构的少数人以外，几乎每个人都会同意这一呼吁。即便雷·库兹韦尔都坚决反对编程时允许机器人在没有得到人类控制者许可的情况下杀人——他可能是你能找到的最支持机器人的人了。库兹韦尔认为，这样编程是违反道德的行为。还有其他反对者，比如机器人道德倡议组织Open RoboethicsInitiative的创始人文雅贞（AJungMoon，音译），她担心允许机器自主杀人会让我们滑向深渊，机器会超越内在程序的界限而自主行动。正如DeepMind在围棋棋盘上的表现，设计足够巧妙的机器人可能会有自己的想法，至少在它们已经掌握的规则和环境中是如此。自主致命武力的军事支持者认为，机器人在战场上可能比人更道德。如果程序规定不准射杀妇女和儿童，那么这样的机器人就不会被战争的压力击垮。支持者们表示，如果上战场的是机器人，那么就不会有美莱村屠杀了。他们还指出，程序逻辑具有极强的能力，能把核心道德问题变为二元判定问题。比如，机器人可能会在一秒内做出判断，与其救一名开车睡着的司机，不如救一辆满载儿童的校车。 这些想法很有趣，也不是完全没有根据。因为人类心灵的弱点和脆弱的情感，即使是最有经验的军人都可能在战火中暂时失去理智和道德。如果人类能够对机器人进行编程，使其免去这些弱点，那么人类是不是会更加道德呢？在很难辨别对手是否会遵循道德准绳的情况下，如果恐怖组织设计了具有战场优势的致命机器人怎么办？我们是否愿意冒险来开发这样的机器人呢？对此，我的看法可能有些愤世嫉俗。我认为，公众真的并没有那么在乎机器人是否被允许杀人，这个概念太抽象了。美国公众对于无人机是否应该配备自主射击装备从来就没有太大兴趣。事实上，人们对于机器人被用来杀人的问题基本不感兴趣，即使在美国也是如此。在达拉斯，警方把炸弹绑在机器人身上杀死了迈卡·布朗，据说此人在一次抗议集会上射杀了7名警察。很少有人质疑这种诉诸武力的方式。此外，第一个用于战场的自主机器人可能会离美国本土很远，比如阿富汗和巴基斯坦，就像无人机首次在战场上用于杀人一样。 Open RoboethicsInitiative倡议，应彻底禁止自主致命机器人，这一呼吁几乎得到了所有民权组织和许多政治家的支持。这个问题在未来几年内将会揭晓答案。看看联合国等全球管理机构最终会做出什么决定，看看美国军事机构的决定以及它们是否愿意在这个问题上签署国际协议，这些都会很有意思。（美国在军事领域拥有明显的优势，一贯拒绝有关军事技术的限制性条约。） 那么，如果一定要有结论，机器人的好处大于风险吗？如果是，那么我们如何减轻风险？时至今日，完全不让机器人渗透我们的社会已然是不可能的。Tug不会再回到箱子里。谷歌无人驾驶汽车，即为我们开车的机器人，已经上路，无法叫停。具有自动驾驶功能的特斯拉汽车已经在公路上行驶了无数英里。随着人工智能机器人的进步，其必然出现的能力将会催生我们意料不到的事情。最极端的风险是世界末日：机器人变得比我们聪明，它们将接管世界，使人类无力待在自己的星球上。 还有一个同样令人不安但更现实的风险，机器人将剥夺我们越来越多的工作。有些研究人员，比如麻省理工学院的埃里克·布莱恩约弗森（ErikBrynjolfsson）和安德鲁·麦卡菲（AndrewMcAfee）就认为，机器人正不可避免地吞噬越来越多有意义的工作。2013年9月，牛津大学的研究人员卡尔·本尼迪克特·弗雷（Carl BenediktFrey）和迈克尔·A.奥斯本（Michael A.Osborne）在一篇开创性的论文中指出，人工智能将使当前美国47%的工作“处于危险之中”，���时引起了极大的轰动。这篇名为《就业的未来》的论文就技术创新对劳动力市场和就业的影响做了严谨而详细的历史回顾。麦肯锡公司在最近的一份研究报告中表示：“利用当前的技术，只有大约5%的职业可以完全实现自动化。然而，在所有职业中，今天的技术可以使其中45%的有偿工作自动化。大约有60%的职业，至少30%的工作，可以实现自动化。”这份报告还指出，我们并不一定会因为单纯的自动化能力就做此选择。只要时薪10美元的厨师比快餐机器人便宜，餐饮服务工作就不可能被自动化取代。 另一个极端，即没有机器人，也是不现实的。老龄化的巨大泡沫可能会压垮大多数发达国家以及中国等许多发展中国家。无人驾驶汽车在未来几十年内将挽救数千万人的生命。更灵活、更智能的机器人将接管最危险的工作，比如采矿、消防、搜索和救援，以及检查高楼和通信塔。从这个角度来看，只要机器人不会获得我们最独特的能力，不会变得比我们聪明，我们就可以让机器人去完成那些我们做不好的事情。也许，这是一件好事。机器人护工从表面来看似乎是一种无情的选择，但相比老年人没人照顾或是年轻人经济压力过大，这实际上是富有同情心的选择。再进一步说，也许机器人会因为其所能产生的经济收益抢走我们的工作，但也会为我们带来巨大的益处，让我们有空闲时间做我们喜欢的事情。在我看来，这个问题的症结将是保持人类理解机器人的能力，防止机器人走得太远。谷歌正在考虑给它的人工智能系统建立自毁开关。 还有一些研究人员正在开发工具，让机器生成的算法中的代码实现可视化，这些算法是用深度学习系统建立的，普通人几乎看不懂其中的代码。所以，我们必须时刻都能肯定地回答这个问题：我们是否可以阻止机器人。在人工智能和机器人技术存在的今天，我们设计所有系统时都必须考虑到这一关键因素，即使这会降低系统和机器人的能力和特性。

[gravitysworm]

自动化，意识形态与幽灵工作的崛起

“全历史”的转载链接

从卢德主义者砸烂自动纺织机器那刻开始，机器取代人的阴影就一直盘踞在工业社会的上空。人们不只惧怕机器从智能上赶超人类，更惧怕它们即使不超越人脑，也足以大规模取代制造业和服务业中的劳力。杨安泽另类的竞选过程让机器换人不仅跻身政治论争的焦点，甚至划向了一种新的身份政治。然而，机器换人飞速上升为公众谈资的同时，也同时掩盖和压缩了对自动化导致的其他社会危机的讨论。 

自动化与劳权的倒退

在书籍《正常人之战》中，杨描绘了因为机器和人工智能引入而导致各个阶级的劳动者，包括高薪高技术白领相继失业的社会前景。杨在书中将这种反乌托邦式的社会解体崩坏过程称作“The Great Displacement”，意味着被机器所淘汰的劳力注定会遭遇一辈子的结构性失业，不可能通过社会已有的帮扶项目和职业培训转行进入新的领域。 

通过将自动化视作最大的威胁，杨试图把自己塑造成一个非左非右，只向前看的未来主义实干家，连他近日成立的非营利组织名字都叫Humanity Forward。这种话语一方面试图粘合重整四分五裂的政治版图，塑造新的政治身份，另一方面却也不经意制造出一种压倒式的反乌托邦话语：机器大规模取代人力是一个线性、均质、可预测，类似于多米诺骨牌式的过程。既然机器才是关乎社会生存的终极敌人，其他社会问题似乎只能成为这场历史浩劫下零散的注脚。这种单向度的描述，忽略了自动化下意识形态的角力，和其不经意间制造出的各类并行和次生危机。 

历史上，关注机器换人问题的学者主要隶属于左翼，比如霍布斯邦把卢德运动看作欧洲激进劳工运动的先声和有机组成部分。但当代的自动化与劳工论争，却吸引了各个领域，不同学科与政治立场的人士。右翼加速主义从中看到资本主义积累进一步模式跃迁的机遇，甚至认为机器才是资本主义最终形态本尊。另一个极端上，左翼加速主义者兴奋地推出了异女权主义（Xenofeminism）和全自动奢侈共产主义宣言（Fully Automated Luxury Communism），认为自动化将加速后性别、无工作共产主义社会的到来。自动化从未超越既有党派的阵营，或许恰恰相反，各种意识形态得以打着看似中立的自动化口号来论述自己版本的故事。 

事实上，机器换人的反乌托邦式场景，激发全民基本工资讨论的同时，也早就被各类反劳权的话语所吸纳和利用。机器换人一直都是保守派反对提高传统服务业，特别是快餐行业最低工资的理由之一，支持者认为一旦强制提高工资，企业就会用机器取代劳工。这种话语也成为了新经济下很多科技公司自辩的护身符。社会学者Alex Rosenblat 在研究网约车公司时就发现，Uber等公司擅于具象化自动驾驶等取代司机的恐慌，将之转换成合理化劳工剥削的借口，和宣传自己解决劳工再就业的素材。Uber虽然从不承认旗下司机的劳工性质，却一直宣称每月可以为市场解决两万就业，其宣传策略如此成功，以至于NAACP都曾经认为其为有色人种创造了更多就业机会而为其背书。比起解雇后领着失业救济的日子，被技术公司的算法禁锢在一个低薪的行当，似乎听上去成了那个不那么坏的选择。 

一刀切的机器换人预言，很容易使得对工作有无的恐慌，挤压掉对工作好坏的讨论。在想象的大灾变面前，似乎只要创造出一些工作，让失业率数据更好看，就是值得激赏的举措。这使得大部分人忽略了另一个问题，机器使得很多人失去曾经的“好工作”之外，也同时在全球范围内创造出大量低薪和不稳定的“坏工作”。  

幽灵工作的崛起

Mary Gray和Siddharth Suri在《幽灵工作》中，描绘了与自动化失业并行的另一种孪生现象：由技术瓶颈、程序漏洞和算法缺陷等所带来的低薪隐形劳动。作者将之归纳为“自动化最后一英里悖论”，全自动化看似近在眼前，实则遥不可及，每个新算法都会带来新的对人工的需求，使得全自动化的终点线不断往前推延。2005年成立的亚马逊著名“网络血汗工厂”MTurk是幽灵工作最早的代言人，创办初衷就是为了识别海量人工智能无法归类的图片。比如与谷歌合作的一个早期项目招募了来自世界167个国家的五万名劳工标注了32亿张图片。后来，更多的项目开始涌入，涵盖文本分析、应用测试、数据审核、水军招募等，大量实验团队也入驻平台招募廉价被试。稳定时期，MTurk平均能招募到10到20万活跃劳工，任何时间点都有二千到五千的工人同时在线工作。这些劳工不受美国联邦最低工资和工会保护，平均时薪不足两美元，大概只剩时薪一美元的监狱劳工可以为其垫底。 

MTurk上一个训练AI语音助理的任务截图

但MTurk只是隐形劳动力大军的冰山一角，大部分技术公司都偷偷雇佣着大量帮算法打工的劳力。比如Uber长期依赖Figure Eight等公司招募的外国临时工来审核旗下司机的资质和交易的真实性，其百分之一的订单都经过了后台人工查验。成立于2007年的Figure Eight原名CrowdFlower，是业内著名的人工辅助机器学习公司，为所有硅谷巨头提供高定制的数据分类、标注和审查服务。其最主要的服务并非开发算法，而是大量招募低端劳动力来处理从超市小票到街景照片的一系列数据。谷歌与美国军方合作的军用无人机项目Project Maven，也采用了Figure Eight的标注服务来提高其无人机目标的精度，而被雇佣的底层劳工对此并不知情。 

自动化换人的前景，也常常给科技公司带来巨大的同辈竞争压力。即使客观技术条件尚未达成甚至永不可能达到，很多公司也急着向外界宣传自家算法的高精尖，这使得为AI所付出的人工劳动变成技术行业需要极力遮盖的丑闻。  

劳工学者Benjamin Shestakofsky在一家致力于在线交易匹配的科技公司长期蹲点后发现，尽管第三方平台看似可以用算法来代替本来由线下劳工操作的任务，他的整个田野过程见证的却是公司对人工更强而非更弱的依赖。公司为了保证效率，反而不得不重新雇佣客服、审核员、数据分类员，甚至给分类员写分类指示的协调员等看上去匪夷所思的人力，来处理顾客和公司内部遇到的技术问题。公司最核心的服务，对外宣称的客户订单自动匹配，实际上是由远在菲律宾的六十多位工人面对一个电脑界面手动匹配完成。 

从外观上完全看不出Kiwibot有人工操控

另一个用人工取代机器的例子发生在硅谷创业公司Kiwi Campus。2017年，Kiwi Campus开始在伯克利校园内为学生提供机器人送餐服务，目前已经成功完成三万多订单，扩张到全美的十多个学校。根据官网的宣传信息，Kiwi机器人的送餐效率是普通外卖员的五倍。但2019年，新闻陆续爆出Kiwi机器人并不像官网说的那么智能，最多只是半自动。首先，因为这些机器人的运行速度非常慢，在实际操作中，公司依然雇佣人力负责把市区的饭菜送到大学城，而它们的明星雇员---机器人的平均送餐距离只有短短两百米。更讽刺的是，为了保证机器人不会在人行道上遇到突发危险，所有的Kiwibot都有远在CEO家乡哥伦比亚的劳工通过远程摄像头实时负责规划路线。这些工作人员每小时的薪酬是2美金，远远低于美国的最低工资，和MTurk劳工的报酬齐平。正是因为可以用低薪劳工而非机器，Kiwi Campus省下了开发和安装测距摄像头的成本，其成功根本仰赖于廉价的南美劳工，而不是看似迫在眉睫的自动化。 

传统服务业外，电子游戏业也在雇佣大量的隐形劳力，他们往往担任游戏质量测试员 (quality assurance testers, QA) 的工作，反复手动测试游戏指定任务区域内的技术故障。在整个游戏业产业链条中，QA是待遇最差，最易受市场波动影响的工种，绝大部分都是短期合同工。由于游戏业全球化程度极高，很多测试任务不出意外都外包给了发展中国家中的劳工远程完成。在美国，QA的平均时薪也仅是刚好飘过最低工资标准。 

因此，与其说是机器直接夺走了工厂劳工的工作，不如说机器成为了一种跨越时空的新中介，使得劳工被迫在世界市场的规模内参与竞次。过去三年在中国内陆省份和菲律宾兴起的AI标注和审查员产业，也是这种竞次的现实映射之一。 

疫情危机下的幽灵工作

幽灵工作，甚至可以成为资本主义缓解突发性危机的捷径式方案。全球扩散的肺炎疫情并不只带来网购、网课、外卖应用的兴盛，线上游戏的火爆，也促进了幽灵工作的默默扩张。普通的技术岗位工作，很多也仰赖于团队个体在同一个开放空间实时的沟通。因此，即使是硅谷的全面居家办公，也需要考虑到沟通成本增加的问题。相比之下，幽灵工作包含的是已被打散切割到极致的重复性小任务，几乎不存在与其他劳工协调的障碍，成为肆虐的病毒无从打击，甚至能被其反向刺激的行业。 

今年2月底某兼职网站武汉版的招聘信息

以中国为例，居家隔离期间浏览各家兼职招聘网站不难发现，武汉等城市版的页面上充斥着各种线上零工任务的招募，堪称中国版的MTurk。从较正规的人工语音转写、手机应用测试、百科词条编纂到刷单、刷评论等灰色任务，这些零工的发布者来自中国各地兴起的人工智能资源公司，它们宣称“在家躺着”也能赚外快做日结。而恰恰是那些最容易被疫情影响到的传统制造业和服务业工人，如今不得不依赖这样的低薪平台来勉强维持生计。类似趋势也极可能很快出现在其他国家。在美国，疫情的蔓延导致Slack, Zoom等线上协作工具的火爆，仅仅今年前两个月，Zoom就新增了两百多万活跃用户，超过了2019年的总和。随着学校陆续改为线上教学，激增的视频会议需求必定带来更多的技术故障，也需要更多的幽灵劳工提供幕后支持。 

当然，社会和政治论辩中之所以常常只能看到机器换人的论调，除了幽灵工作更难追踪、统计和监管外，也在于只关注前者，可以卸下很多棘手的民族主义和本地主义包袱。如果一地工人的失业和待遇下降与另一地劳工的命运相关，后者是否应当对前者负责？这不是一个容易回答的问题。或者说，选择性忽视后者本身就印证了这个时代主流政治运转的方式。进步与保守都是有界限的内部论争，外地和外国劳工的权益从来不在考虑范围。肺炎疫情已经撕开了制药、汽车装配、甚至电子游戏等产业全球供应链秘而不宣的剥削规则，但暴露出的现实，却并未唤起对底层劳工的关注，而更多成为政治实体和企业主张经济脱钩的理由。主流政治话语对国际劳权议题的忽略和回避，让坏工作进一步不受制约地跨越边境，而幽灵工作已经成为这场全球化位移中最典型的化身。 

参考文献： 

Bulut, Ergin. 2020. A Precarious Game: The Illusion of Dream Jobs in the Video Game Industry. Ithaca: ILR Press. 

Gray, Mary L., and Siddharth Suri. 2019. Ghost Work: How to Stop Silicon Valley from Building a New Global Underclass. Houghton Mifflin Harcourt. 

Roberts, Sarah T. 2019. Behind the Screen: Content Moderation in the Shadows of Social Media.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Rosenblat, Alex. 2018. Uberland: How Algorithms Are Rewriting the Rules of Work. First edition. Oakland, Californi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Shestakofsky, Benjamin. 2017. “Working Algorithms: Software Automation and the Future of Work.” Work and Occupations 44(4):376–423. 

[valiantmoongalaxy]

未来几年有“钱”途的五大行业，现在转行还来得及！

北京某黄金地段发生过这样一件事：鸡蛋灌饼摊的大妈和顾客吵了起来，突然，大妈脱口而出：“我月入三万，怎么会少你一个鸡蛋！”，羡煞旁边起早贪黑，赶着地铁加着班，月收入却远远达不到的白领，

2019年北京农民工市民化监测调查数据显示，新生代农民工月均收入为5850元，平均每周工作5.8天，每天工作8.9小时。如果有相应的技术资格证和一定的工作年限，收入会更高。

相比之下，互联网新媒体岗位显示，40%新媒体人月收入在5千以下，32%新媒体人月收入在5千-1万。也就是说，72%不知下班为何物的新媒体白领月收入不过万。

数据对比告诉我们，手捧星巴克的上班族，未必比鞋底沾泥的农民工的收入高。有些看上去其貌不扬的人，其实是深藏不露的高手；有些看上去不太体面的工作，其实相当高薪。

1、外卖小哥

“月入过万”是外卖小哥身上一个奇怪的标签，仿佛是底层劳动人民的逆袭。但不可否认，外卖小哥入行门槛低，多劳多得，又是他们的收入规则，是很多没有过硬专业背景的人，能快速实现高收入的不二之选。

不过，既然是体力劳动，收入水平必定与辛苦程度和危险系数成正比，外卖员通常风里来雨里去，风吹日晒之下，一天不停的接单送单，赚的其实都是辛苦钱。

与此同时，还不一定能够得到家人和另一半的理解，很多人认为这份“职业”没有前途，更没有安全感；父母会担心安危，而另一半（女生）会认为不够体面。

2、月嫂

随着二孩放开，母婴市场如今也异常火爆，月嫂这个特殊的职业也随之“一人难求”，不光预约时间长，价格也越来越贵。《中国家政市场就业及消费报告》中有这样一个数据：2019年8月，月嫂月均薪资达9795元。

一些家政公司更是给出“高价”：初级月嫂8800元起，中高级月嫂基本在1w-2w之间，特级和金牌月嫂，月薪分分钟飙到2w以上。这个薪资水平甚至超过了很多名校毕业的医护人员，而且月嫂每年的薪资涨幅在10%左右，远远超过了很多年复一年领着相同的薪水的办公室白领。

当然，月薪2万+也不是白拿的，一个金牌月嫂，不仅要懂得科学育儿，还要做得一手精致的月子餐，熟知产妇饮食禁忌。她们每天的休息时间也特别有限，所以才能在短期内换来令人羡慕的收入。

3、殡葬行业

中国人忌讳死亡是真的，殡葬行业很挣钱，也是真的。《中国殡葬服务行业市场调研报告》中指出，2018年我国平均殡葬费用每具遗体约为2万元。

专家预测，到2024年，人均殡葬价格将为31700元。每年死亡人口近千万，人均超过3万的殡葬费，养活了从事殡葬行业的一大批人。国内最大殡葬的服务供应商——福寿园也很有话语权，公司股票和旗下墓地的价格逐年增长，甚至超过了同年广州的房价涨幅。

这些都只说明了一个现象：殡葬行业，仍然是一片蓝海。随着中国人口老龄化时代的到来，养老和死亡也逐渐得到重视。之所以这片蓝海没被“发扬”，是因为很多人过不了心里的“槛”，仍然觉得这是一份“晦气”的职业。

4、健身教练

怕死、爱美、孤独是当代青年人的代名词，他们往往消费能力强、追求自身舒适，因此与其需求相关的服务业逐渐成为刚需。就拿那些“卑微地”催着你办卡的健身教练来说，他们其实也比你高薪。

《2018中国健身行业数据报告》显示，全国私人教练的收入集中在每月1万-1.5万元，其中一线以及新一线城市私人教练的收入普遍在1万-3万元，远超普通白领的收入。

一个零经验的健身教练工作5年后，工资可以增长40%以上，这样的涨幅，也让很多冻薪或者降薪的白领们酸了。

5、保险代理人

除此以外，还有保险代理人这个行业。这个行业没有繁杂的从业门槛，即使不是重点院校毕业也完全有机会“逆袭”。日本藤素官網  日本藤素屈臣氏實體店藥局  日本藤素副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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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代理人的时间相对自由，可以进行自我管理，自由展业，如果你厌倦了日复一日朝九晚五，或是996的生活，这将是个不错的选择。

此外，这份职业的收入完全以业绩说话，能力越强的人，收入上越有大幅度的上涨。v

[andyfan7896]

美国可能允许华为参与制定 5G 标准；Uber、Airbnb 大裁员等

美国可能允许华为参与制定 5G 标准

据路透社的报道，美国商务部即将签署新规定，允许华为和美国公司合作，共同制定美国 5G 网络标准。这是数年来美国首次在 5G 准入相关议题上对中国公司松口。

自去年被列入美国的“实体清单”后，华为没有办法再从美国公司或者使用了一定比例美国技术/服务/产品的公司那里，获得相应的产品。同时，也自然地被排除在美国相关领域市场外。

最近，美国部分工业领域人士和白宫官员说，这么做令美国处于不利地位，因为一个开放、规范的协议和技术标准，才能令不同公司的设备能够顺利的协同工作。路透补充说，相关的草案正在商务部进行最终审查，如果获得通过，将提交其他机构批准，“目前尚不清楚整个过程需要多长时间，也不清楚是否会有其他机构提出反对。”

为亚马逊、高通和英特尔游说的信息技术产业委员会亚洲政策高级主管 Naomi Wilson 对路透社说，美国政府（的禁令）希望美国公司保持与华为的竞争力，“但他们的政策无意中导致美国公司在谈判桌上被华为和其他实体名单上的公司挤走”。

不过，这些都不能说明美国将向华为或者其他中国公司开放其 5G 基建市场。更大的可能性是为了兼顾 5G 通信的安全性和兼容性，因为部分美国军事盟友对华为 5G 技术亮了绿灯。比如近期英国同意华为在 35% 的非敏感部分提供 5G 技术。德国也告诉白宫，他们自己的内部网络安全机构可以监控华为的设备，保证数据通信安全。

Uber、Airbnb 大裁员

美国当地时间周三下午收盘后，Uber 宣布 3700 人裁员计划，占员工总数的 14%，裁员成本 2000 万美元。一周前，Uber 在美国主要竞争对手 Lyft 宣布裁员 17%。

Uber 称此次裁掉的主要是客服和招聘团队。Uber CEO Dara Khosrowshahi 放弃了今年剩下的薪资（但没有提其收入最主要的股权激励部分），并在稍后发给员工的邮件中说裁员还没有结束。

Uber 财报还没公布，但根据昨日发布的 Lyft 财报，4 月打车人数减少了 75%。Lyft 一周前裁员 17%，其 CEO Logan Green 表示，“即便出行限制取消，公司预期社交距离、被改变的消费习惯、企业缩减成本等将继续造成显著影响。在可预见的未来，平台的打车需求将下滑。”

这已经是共识，也是为什么 Uber 3 月才说手里有 40 亿美元现金，现在就急着大裁员。

裁员消息公布后，Uber 股价盘后大涨近 8%。资本市场投资者乐于看到失业人数增加，只要这些失业者来自自己持有的公司。

一天前，Airbnb 裁员 1900 人，占员工总数的 25%。4 月初，Airbnb 发债融资 10 亿美元，账面还有近 30 亿美元现金。

Uber 和 Airbnb 是这一代增长最为成功的硅谷公司，十年出头就撬动两个庞大的产业。

现金充沛、融资相对容易的一线科技公司更容易停过短期的冲击，并且有机会更便宜地扩张——不论是扩张份额、收购公司、投资基础设施、还是招聘人才。Google 在互联网泡沫破灭后、苹果在金融危机期间都大规模扩张。

但现在 Uber 和 Airbnb 拿着超过 40 亿美元现金都不得不裁员，说明它们对前景有多么悲观。

乐观的可能就剩最大的几家科技巨头，比如扎克伯格在营收会议上说：“我相信在经济下行时，继续投资建设未来才是正确的选择，有如下理由。一，当世界快速变化，人们会有新的需求，带来新的市场。二，很多大公司会放缓投资，很多事就此停下，我们可以帮助实现。三，我相信在有能力的前提下投资经济复苏、为社区和投资者提供稳定性是一种义务与责任。”

能达到“有能力”这个前提的公司屈指可数，现在看来连 Uber 和 Airbnb 都不在列。

大巨头更大，资本也更愿意为这些安全的公司所用。

中国的情况不会有什么区别，尽管这里的裁员有不同的名字，也基本从不公布具体人数。

Also in the news

疫情冲击苹果手机产线，富士康建议员工自愿休假或离职。4 月底，有传言称富士康深圳厂区要求部分员工放假 4 个月，从 5 月开始放假到 9 月 1 日。对此，富士康母公司鸿海精密回应称，目前中国大陆各厂区运作一切正常，并无所谓大规模裁员及休假状况。但界面援引深圳工厂员工消息称，有些生产苹果手机的部门采取自愿休假的制度，休假期间能够拿到 30%的底薪。

第一季度中国智能手机出货 6660 万台。国际数据公司 IDC 手机季度跟踪报告数据，2020 年第一季度，中国智能手机市场出货量约 6660 万台，同比下降 20.3%。排名前五的厂商依次是华为、vivo、OPPO、小米和苹果，占据 91%的市场份额。

北京今起发放援企稳岗补贴，每人最高可申领 4540 元。北京市将分四批公布重点行业中小微企业名单，名单内企业可叠加申领训稳岗培训补贴和临时性岗位补贴。企业需符合以下两个标准：1.符合首都功能定位和区域发展规划，属于科技创新、城市运行保障、生活性服务业等重点行业参加本市失业保险的中小微企业；2.受疫情影响，2020 年 2-4 月生产经营收入同比下降 80%（含）以上。

研究显示去年 12 月底新冠病毒感染者即出现于欧洲。本周发表在《国际抗菌药物杂志》(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Agents)上的一篇论文称，法国出现新冠肺炎（COVID-19，即2019冠状病毒病）感染者的时间，似乎比欧洲发现这种疾病的时间早几周，甚至可能早于去年12月中国宣布最初的不明原因肺炎病例的时间。

任天堂《动物森友会》刷新游戏单月下载纪录。据美国调查公司尼尔森（Nielsen）的数据，这款 3 月 20 日上市的软件在 3 月当月售出 500 万套，刷新了家用游戏软件的单月下载销售纪录。

泡泡玛特融资逾 1 亿美元，拟赴港上市。主打盲盒销售的潮流玩具商泡泡玛特正进行 Pre-IPO 轮融资，该轮融资额超过 1 亿美元。泡泡玛特在此轮融资前的估值达 25 亿美元，今次融资由正心谷资本领投，红杉资本、华兴新经济基金参投。知情人士向财新记者透露，泡泡玛特近期拟向港交所递表申请赴港 IPO。对此，泡泡玛特表示不予置评。2017 年 1 月，泡泡玛特曾挂牌新三板，并于 2019 年 4 月从新三板退市。

五一假期全国快递揽投量均破 10 亿件，同比增长约四成。新京报记者从国家邮政局获悉，五一假期期间，受“双品网购节”和农产品网络热销等因素拉动，全国快递包裹揽投量同比增长约四成。国家邮政局邮政业安全监管信息系统数据显示，5 月 1 日至 5 日全国邮政行业共揽收快递包裹 11.02 亿件，同比增长 41.8%；投递快递包裹 10.38 亿件，同比增长 38.93%。

苹果又被用户告了，因为隐瞒 iPhone XR 天线缺陷。继 4 月的第一起集体诉讼后，苹果公司日前收到第二起与 iPhone XR 天线有关的传票，又有 13 名用户起诉苹果，指控苹果故意隐瞒 iPhone XR 使用有缺陷天线的信息，并从中得利。

中国恒大 4 月合约销售额 652.1 亿元人民币。 5 月 6 日，中国恒大发布公告，4 月实现销售 652.1 亿，同比增长 11.6%；销售面积 713 万平方米，同比增长 28.5%；销售回款 646.5亿，同比增长 70.8%，均创同期历史新高。今年 1-4 月，恒大累计销售金额未 2125.7 亿，同比增长 19.4%。

星巴克本周重启美国逾八成门店。星巴克宣布将在本周内重启美国市场 85%的门店，但重启的门店只接受外卖服务，暂不接受堂食。

车好多宣布完成 2 亿美元追加融资。投资方为软银愿景一期基金、红杉资本中国基金。加上该笔追加，车好多 D 轮融资总额达 17 亿美元，估值与去年额度一致。截至目前车好多共计融资 35 亿美元，估值 90 亿美元上下，投资方包括软银、经纬中国、今日资本、云锋基金等。

李在镕宣布三星不会由其子女继承。5 月 6 日，三星电子副会长李在镕向韩国国民道歉，在公司发展过程中未能坚守法律和道德底线而辜负国民期待，承诺不会将公司经营权传给自己的孩子。

转转与二手手机交易平台找靓机战略合并。5月6日，由腾讯投资的二手交易平台转转宣布，战略合并二手手机 B2C 交易平台找靓机，合并完成后，找靓机作为转转集团旗下子公司，将继续保持独立品牌发展。

米兰时装周将在线上举办。这一数字时装周将于 7 月 14 日-17 日在线上举办，主办方称这并不意味着取消线下时装周，线下时装周仍有望在 9 月举行。

[fx999blog]

美国10月非农不及预期，但失业率六连降，现货黄金短线探底回升，震荡近9.5美元 美国10月非农不及预期，但失业率六连降，现货黄金短线探底回升，震荡近9.5美元 北京时间周五(11月6日)21:30，美国劳工部发布10月非农就业报告，失业率连续六个月下降；新增就业人数好于预期，但不及前值，增幅连续四个月下降。截至发稿，现货黄金下挫4.6美元后反弹9.4美元至1959.43美元/盎司；美指上扬8点后下挫近14点至92.268。 具体数据显示，美国10月非农就业人口增加63.80万，高于预期的增加59.30万，但不及前值的增加66.10万，增幅连续第四个月录得下滑。 美国10月失业率降至6.90%，预期值和前值分别为7.60%和7.90%，失业率连续六个月下降；但美国10月平均时薪年率持平预期4.50%，低于前值0.2个百分点。 据CME“美联储观察”：美联储12月维持利率在0%-0.25%区间的概率为100%，加息25个基点至0.25%-0.50%区间的概率为0%；明年1月维持利率在0%-0.25%区间的概率为100%，加息25个基点的概率为0% （与非农前均一致） 美国劳工统计局：10月，休闲和酒店、零售贸易、建筑以及专业和商业服务领域的就业显著增加；3月至9月，美国劳工统计局都会公布一个计算了错误分类工人在内的失业率估值，如果按同样方法计算，那么10月的整体失业率会比报告的要高0.3个百分点，不过这是数据错误分类造成的最大误差。（上个月的误差为0.4个百分点） 重新招聘的步伐有所放缓，而裁员的步伐有所增加。在没有财政支持的情况下，美国经济陷入停滞的可能性相当高，因为疫情在圣诞节采购季节来临前加剧，这将导致美国零售业就业疲软。 非农增长疲软还与航空公司和其他行业裁员加剧有关。零售商和其他企业的假日招聘将减少，这可能会影响美国11月份的就业形势。另外美国大选前民调机构暂时雇用的数万名工作人员失业也将给11数��带去负面影响。 分析人士认为，这份报告令人印象深刻，市场对此次非农的悲观预期落空，随着企业和个人学会如何应对疫情，再多的新增感染病例似乎也难以放缓经济的复苏。 财经记者Pickert：非农报告中有一个令人担忧的部分，那就是长期失业人口。失业27周及27周以上的人数增加120万人至360万人，目前占失业总人数的32.5%。 彭博分析师Chris Anstey评10月非农：提醒一下，这份报告包含了两项独立的调查——家庭调查和雇主调查。家庭调查是失业率的来源，而且该数据相当强劲。由于就业机会的增加，失业率下降了整整一个百分点。 彭博社分析师Katia Dmitrieva评10月非农：美国就业市场在10月份的改善超过预期，无视了在疫情加剧和缺乏额外财政救助的情况下增长更加疲软的预期。美国就业市场的进展持续，因家庭储蓄帮助推动支出和企业投资反弹，无论谁赢得总统大选，经济状况都比许多分析师六个月前的预期要好。 分析师Gupta：或许非农就业数据表现良好将意味着新一轮刺激措施的紧迫性降低。共和党控制的参议院也仍然存在通过新一轮刺激措施的障碍。需要观察未来几个小时的市场反应。 新总统面临严峻挑战 有明显迹象表明，财政刺激措施结束和新一波冠状病毒疫情爆发正在削弱经济复苏势头。这凸显出，无论谁最终当选美国下一任总统，他都将面临严峻挑战，即如何确保经济持续复苏。 总统大选结果继续充满不确定性。民主党候选人拜登距离入主白宫咫尺之遥，但个别战场州尚未完成计票，现任共和党总统特朗普也加紧努力，对选举的完整性提出质疑。福克斯新闻消息称，当地时间5日，特朗普竞选团队已致信美司法部长巴尔，指称内华达州存在非法投票的实例。 据NBC、CNN、福克斯新闻等多家美国媒体公布的最新消息，民主党候选人拜登在关键摇摆州佐治亚州得票率反超，目前已917票暂时领先，计票进度目前为99%。该州拥有16张选举人票，拜登此前已经锁定264票，如果优势保持，将达到280票。 美国国会维持分裂已成定局，政府新推财政刺激措施的前景变得黯淡。即使两党能够作出妥协，刺激规模也可能比大选之前预期的小得多，美联储将被迫重新挑起经济刺激的重任。 施罗德投资首席经济师及策略师Keith Wade撰写的评论指，市场早前已开始反映民主党大胜和推出大手笔刺激方案的预期，但如今对大市向上的期望已见回落。有预测显示，刺激方案原本可令明年美国经济增长增加1个百分点。 他说：“就目前而言，选举结果未明增添了不明朗因素，同时亦让市场对推出刺激经济方案的期望消退，对经济而言很可能是最坏的情况。”假如美国未来出现维持由特朗普执政和国会分属两党的格局，刺激方案力度将会较小，贸易摩擦可能重燃，这些因素将限制经济增长。 与此同时，特朗普和拜登两大阵营均有可能提呈法律诉讼，意味着选举结果将需要等待美国最高法院作出裁决方有定论。若这种不明朗因素持续，政策去向的决定将需要暂时搁置，这将令局部经济陷于停摆。 美联储已经尽力了 美联储周四(11月5日)维持宽松货币政策不变，并再次承诺将在未来几个月竭尽全力让美国经济复苏得以持续。美联储表示，将继续每月购买”至少”1200亿美元的公债，并根据经济发展的需要使用其他工具和计划。 主席鲍威尔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经济仍在增长，目前还没有决定是否要将各种紧急贷款工具延长到12月31日以后，但在今年早些时候受到财政援助和一些企业复工的提振后，美国经济目前的复苏速度有所放缓，“我不会说任何人对目前的情况感到满意……疫情还没有结束。” 他还称，最近美国和国外新增病例数上升特别令人担忧，并表示需要保持社交距离并佩戴口罩，来帮助遏制病毒扩散和支持经济，“在人们确信重新参加广泛活动是安全的之前，经济不太可能全面复苏。” 尽管美联储在政策声明中并未提到大选，但仍将拭目以待，看是拜登真的在总统大选中获胜，还是特朗普成功连任，以及这两种情境对旨在帮助失业民众的额外政府支出意味着什么。 Bankrate.com首席金融分析师Greg McBride在一封电子邮件中表示：“自美联储9月召开会议以来，经济复苏面临的风险有所增加，新增病例数上升，就业增长放缓，消费者和小企业缺乏新的刺激措施，而且现在大选结果悬而未决。目前，美联储能做的已经都做了，尽管他们说还有一系列工具可用。” 富达国际(Fidelity international)宏观和战略资产配置全球主管Salman Ahmed表示：“我们笃定的一点就是，我们知道货币政策将继续非常宽松，而且可能会更加宽松。” 瑞士百达资产管理首席策略师Luca Paolini认为，拜登加推的财政措施，可能只会达到1.5万亿美元左右，而并非早前市场预计，如果民主党大获全胜下可能推出的2.2万亿美元。这意味着，如果确诊个案持续上升，美联储可能不得不进一步放松货币政策。 就业市场下行风险 尽管美国三季度经济反弹力度达到创纪录的33.1%，但缺乏新的财政刺激措施以及新冠疫情卷土重来，使得四季度经济增长预期急剧放缓。餐饮业或体育比赛禁止室内运营。 过去两天，美国单日新增病例连续刷新纪录高位，分别飙升102591人和120276人。这是美国经济运行面临的新的麻烦。即使州和地方政府不对企业施加新的限制，随着天气转凉，消费者担心罹患呼吸道疾病，也会主动远离人口密集区。 纽约阿波罗全球管理公司（Apollo Global Management）首席经济学家Torsten Slok表示：“新冠病毒仍使许多消费者无法前往当地餐馆、酒吧或咖啡厅，这继续给小型企业带来就业压力。鉴于美国约半数就业人口供职于规模不大于500人的企业，若新的大规模财政刺激无法落实，未来几个月，就业人数都将面临下行风险。” 何况大型企业也无法幸免压力。埃克森美孚上个月宣布在美国裁员1900人。波音公司表示，预计到2021年底将减少约30000个工作岗位，比先前计划增加11000个。 Homebase的数据显示，10月份参与工作的雇员人数与9月份相比几乎没有变化，因2020年人口普查雇佣的临时工离职，许多州和地方政府预算紧张。 零售商通常在10月份为备战年底假日消费而增加招聘，但因新冠疫情相应计划今年可能作罢。摩根大通经济学家认为，这可能会降低固有统计模型的有效性，政府无需从原始数据中剔除季节性波动影响。 失业率也并非真实反映劳动力市场，不少人将自己归类为“就业但不参与工作”，从而使失业率失真。10月中旬，至少有2150万人获得了失业救济，许多人、尤其是妇女已经退出劳动力市场，照顾未成年子女。 牛津经济研究院驻纽约首席美国经济学家Kathy Bostjancic说：“面对疫情引发的恐惧，经济复苏势头放缓，许多人被迫离开职场。而不少家庭在育儿方面面临挑战，灰心丧气的失业劳工更加不愿重新加入求职者行列。” 现货黄金上看1970美元 金价自1892美元开启上行iii浪走势，已升破100%目标位1949美元，下一道阻力位上看138.2%目标位1970美元。iii浪是自1860美元开启的上行(i)浪的子浪，(i)浪隶属于同样自此开启的上行((v))浪的子浪。日线图上看，((v))浪都是自1455美元开启的上行3浪的子浪。

[jekyll-hong]

《大逆转：中国的私有化——1979-1989》摘录

对合作化农业的改革始于1980年，中共中央低调的指示，推荐开始在小范围推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在这一制度下，每个农户家庭与队或村签订合同，规定应当上交国家和生产队的部分，剩下的产出归农户。这个显然是从集体化农业后退的政策，经过一段时间，其最终目的日益明朗：全面的私有化，丝毫不考虑社会的意愿以及当地的具体情况和环境。

1983年的夏天，我乘飞机从北京飞到上海。在3万英尺的高空，我向下俯瞰，我第一次看到了“责任制”给广阔的华北平原带来的令人吃惊的变化。从前，在村落和连接它们的道路间，有着整齐的方形的长方形的土地，绿色的、黄色的、褐色的，一直延伸到地平线。而现在，细碎的一小块一小块的土地排成零散杂乱的图形，蔓延上千公里。那是比土改前所谓“邮票一样小块”的土地更细小的，带子一样的、面条一样的土地！以至于马车经过时，一个轮子在这个人的土里，另一个轮子就压倒了另一个人的土里。

一个目瞪口呆的农民同志对我说，“我算看明白了，通过农村改革，共产党把农村这块包袱丢掉了。从现在起，他娘的，你要是落后了就只能怪你自己。”

我清醒地认识到，许多的农民拥护改革。个人有了土地生产的决定权而且可以随心所欲的决定自己从事的副业，加之同时期农业品价格的上涨，这都使不少农户有了可观的收入。然而，在我看来，面条一样小块的土地只能是死路一条。农民用锄头耕作，这种低效的生产方式意味着一年到头最多就能收获一吨粮食，只是我在宾夕法尼亚用拖拉机机械化耕作产量的八百分之一。一吨的粮食，只值一百多美元，就将要决定无数这样的耕作者未来的生活水平。随着工农差别，城乡差别和脑体差别的增大，和自由市场带来的无情的剪刀差，小农们无论现在享受着怎样的繁荣，都注定只是昙花一现。

不过，“责任制”初步显现出来的一些结果，似乎证明了我的担忧是杞人忧天。许多“面条一样小块土地”的承包人，收入的上升大大出乎我的预料。在这收入上升的背后，不仅有农产品价格大幅度上升的因素，而且还有国家对超定额纳粮者的奖励。与此同时，许多不愿或不能得到土地承包合同的人，外出自谋出路。他们中只有一小半能找到工作，但能够找到工作的那些人——通常是手工艺者，小贩，车夫，建筑工，短工等等，大多收入也增加了。就这样，随着改革势头的增长，农村里不少人的生活改善了。

农村出现了阶级分化，主要是大量的小农变为廉价的雇工（在集体化时代，他们是公社的股东），他们的家庭在农村仍有小块口粮田，虽然生产的粮食够自己吃，但不能维持日常生活开销。从收入的主要来源看来他们已经成为雇佣工人，虽然他们并没有放弃土地的使用权，但是他们放弃了或者失去了从事商品生产的土地的承包合同。

因为每个家庭从此必须自负盈亏，经济活动的目标从追求长远利益一下变为追求家庭利益的收入最大化。这一变化使得数以亿记的人们开始寻求可以带来快速的收入或是直接的收益的一切事物。

从1985年的秋天开始，改革带来的令人欢欣鼓舞的飞速发展日渐显露出真相。据农业部统计，1985年的粮食产量比上年下降3千万吨。1988年，粮食据报道减产9百万吨，政府将此归结为受气候的影响。

在改革的整个进程中，改革家们采取的手段都是这样的——先从社会主义经济基础或者上层建筑领域中多少不太起眼的问题入手进行“试验”，从而避免引起太多的争议，然后以试验卓有成效为名大规模的进行推广，而且也不再限于试验的原有目标。在推行这套渐进的、曲线式改革的过程中，改革家们总是避免与可能反对他们政策的强大的社会力量正面冲突。而当任何可能的反对者明白过来实际上所发生的一切时，他们不得不面对这样一个既成事实：改革家们攻击的法律或实践已被基本改变。

改革家们娴熟地重复着这套手法，直到大家都明白，改革根本就不是什么解放思想，探索出一条“通往社会主义的中国式的道路”。改革的领路人并没有“摸着石头过河”——像邓声称的那样——他们处心积虑，蒙着面罩对整个社会主义制度发起进攻，而代之以一整套与私营经济和自由市场相适应的所有制，生产关系，法律，习惯，文化。

改革开放带来了新的腐败。1985年，改革家们开始实行价格双轨制。这是用市场经济取代“万恶”的计划经济的一个步骤，改革家们假定通过竞争这只“看不见的手”可以实现对市场公平合理的调节。但是价格双轨制引发了大量官僚利用差价牟取暴利，这很快被观察家们命名为“官倒”。

“官倒”这种形式，是“通过权力（或关系）从低价的国有部门获取日用品或者其它紧俏资源，然后在私有部门高价转手倒卖。”日益增长的倒买倒卖消除了价格双轨制可能带来的任何益处，而且使得高得惊人的通货膨胀问题更加严重。

张庄的农民没能利用他们充足的水资源。每年冬天政府花大力气动员张庄人种好地以灌溉，但是到了春天发现没有什么进展。政府对这个行动迟缓的公社失去了耐性，称之为“老大难”。行动迟缓的真正原因在于土地。农民浇的越多，土地越难弄。水带来了盐而不能把它冲走。太阳把水蒸发了，土地裂成块，扯开了植物的根。人们用脚投票反对灌溉，对丰收不抱希望，并将注意力转到副业上，在邻近的工厂签合同工作，甚至做投机买卖。一个典型的例子是李宏昌，他开着货车到湖南，在那里用土豆换小麦运回张庄，然后以两倍的购价卖出，往返四天挣的钱比在地里干一个月挣的都多。

改良土地的工作随着所有制关系的变化受阻更大。张庄三分之一的土地已经属于铁路、市有水泥厂和锯片厂。

在过去几十年里外界影响改变着张庄的社会生活，带着天津特色的知青们只是这外部影响的一个方面。张庄的领导人发现开会越来越困难，附近总是有比赛进行或者电影播放。看电影已经成为一种习惯，极大的破坏了其他的文化和政治生活。

我在1983年3月应邀去凤阳，参观新的承包责任制带来的最好景象。从省会合肥往北行途中，第一件打击我的事情是安徽北部农村的极大退步。我们似乎在时间上滑到了中世纪——被废弃的灌溉工程，留下了成群满是碎片的土坯房屋，在没有框架的窗户和门上面是 黑色的茅草房顶。泥土围砌的院子刚刚高于街道的污水坑。

县领导告诉我没有哪个合作政策似乎能够起作用。当地干部一腔热血往往在群众的冷漠面前碰钉子，那些土地上的人们总是拖拖拉拉，无视他们自己的集体利益。副县长王长泰说，这是因为任何个人付出的努力和他所获得的回报之间的联系是非常少的。农民根本看不到通过努力能给他们个人带来任何进步。他们的目标就是干尽可能少的活，依赖政府把每个人带到第二年的春天。

根据王永锡的说法，安徽的合作化运动违反了农村组织的两个基本的原则：第一个原则是农民必须是基于本地模范在经济上的成功而自愿地参与；第二个原则是收入必须基于所付出的劳动进行分配（按劳分配）。党的领导人忽视了这些基本原则，在他们能够看到任何令人信服的证据表明（合作化的高级阶段）能够取得的优点之前，就匆忙的催促农民进入到合作化的高级阶段，并且建立了收入分配的形式，这种分配形式把收入或多或少的根据人口进行平均分配，而没有考虑到个人所花费的劳动。

在实行合作化的政策挫败之后，凤阳农民希望得到按人头分配的土地进行耕种，但他们不想要产品配额、按百分比给予的奖励和变化的义务。他们想知道政府和公共部门需要以现金的方式从土地得到什么。然后他们可以答应上交（政府希望得到的）最小配额，只要他们能够任意处置剩余的作物。

中国农村合作社继续存在的问题之一就是，在作为国家基础部分的单位里，一人管理且滥用上面分配的职权。新的公社企业，由底层投资并在国家体系之外，是由拥有他们的人管理经营的。如果经理无法令同时是股东的工人们满意，他们将解雇经理。

我们对该县的快速调查——对东西南北先进单位的四天紧张参观——揭示了正在前进中的县城：农业和工业产量增长，收入增长和生活质量提高。每个人都把进步归功于“责任制”，它把个人努力和直接收入相联系并给每个劳动者提供了很强的刺激进行生产。

支持产量增长的最重要的客观因素是水利基础设施——大坝，灌溉设施，河沟——是由过去的集体劳动建造的。支持产量增长的第二个最重要的因素是国家的粮食价格体系，该体系慷慨的回报出售给国家多于要求份额粮食的人。高增长的第三个主要因素是由于不断提高的技术水平和物质水平的支持，农民们不仅对每亩地所使用的化肥量是过去的四到五倍，而且他们还首次使用了磷肥以及氮肥，多种肥料组合的大量使用对产量产生了惊人的效果。或许，“承包责任制”是让所有这些因素产生效力的催化剂。

王副县长预料农民一旦富裕了就会购买机器，形成小组的联合耕作，并把各自的土地连起来以形成足够大的耕地从而使农业机械化显得更有意义。这种发展形势也是可能发生的，但是自然环境所造成的困难是巨大的。很难想象，农民们在以家庭为单位并且相互竞争多于相互合作的情况下能如何克服这些困难。

王副县长认为剥削应该是通过市场的投机倒把以及放高利贷所获得的收入，或者是试图使用旧社会的那种租让土地形式以获得收入。农民之间互相提供服务而获得的报酬不应该认为是剥削，这些收入是其投资的一种合法回报，也是对其劳动技能的一个报酬。他的这个结论是建立在当今在中国被广泛宣传和引用的一个涉及土地所有权的理论上的。这种理论认为，中国的农业生产，主要的手段就是使用土地，历史上剥削制度的产生是建立在土地的私有制基础上的，自从土地掌握在公社手里后，除了从公社里按人均分得的一份土地外，没有人能够获取更多的土地使用权，这样就不没有剥削存在的物质基础。

对于集体财产（资源）的破坏是新政策最恶劣的后果之一。许多情况下，集体财产简简单单就被卖给了个人；当集体的财产已经确定要被出售而无法保留的时候，人们就会来拆除并拿走曾经属于他们共同拥有的一切，包括总部（总指挥部）、学校、任何公共的机器等等。

新的体制表现出的旧的经济关系或者转向传统经济关系越多，传统的文化和习俗就复苏越多。

为了解决过度放牧这一主要问题，有几件事是必须做的。首先，家畜养殖的���念必须改变。牧民必须意识到牧场和植被才是他们的主要资源，而不是牧群。实际上，牧群相当于在土地上的投入，就像农民种下的种子一样。其次，牲畜的数量必须减少到适合牧场的承受能力，同时放牧必须被好好的管理以保护草场。最后，牧场本身的面积必须一步步的增加。

牲畜的减少并不必然意味着收入的减少。实际上，如果我们使牲畜数量和土地资源相适应，并进行良好的管理，我们就能使产出（牲畜的出售和畜产品的出售）在质和量来两方面增加，从而使收入提高。

我们的目标应该是在不破坏植被或者改善植被的条件下，利用单位面积土地生产出尽可能多的肉、羊毛、牛奶或者其他动物产品。好的管理意味着：首先要使牲畜数量降低到土地能承载的水平。具体的数目随着牲畜结构而变化，从而使饲料投入最小，产出最大。

首先，牧草是一种类似于空气和水的充足资源，而财富却是通过个人拥有的牲畜来测量，这就导致牧民片面追求牲畜数量的习惯。其次，牧民们习惯上使手头有大量的老牛，因为它们能够经受住饥饿和寒冷。尽管这些老牛浪费了大量的草料，但是却为牧民们提供了保险，如果需要一些紧急的花销——生病、婚丧等等，他们可以把老牛卖掉。最后，价格体系也促使人们保留一些年迈的牲畜，因为市场上质量不高的肉和高质量的肉具有同类价格。

责任制在草原上是一种最糟糕的组合方法——私人所有的牧群在公共所有的草地上吃草。没有人会去照料这些土地，因为没有人会对它负责。每个人都因为土地既是公共的又是免费的，企图养更多的牲畜，从而得到更多的收益。

农业现代化的钥匙是农业机械化。没有机械化，农村的剩余劳动力就不能摆脱土地去从事其他类型的生产活动；没有机械化，农业就不能为工业提供足够的消费品。

政策的制定者提出通过实行“责任制”及推广所谓“科学种田”以提高农业生产率。“科学种田”指的是通过改变动植物组成，促进更好更多的肥料，应用先进的灭虫剂，注意田间管理，田间套种，密植，精耕细作。但是“科学种田”加艰苦劳动根本不可能解决土地生产力的问题。中国的粮食产量已经比较高了，“科学种田”和艰苦劳动可能会使产出翻倍，也可能翻三番，但是想要翻四倍则不太可能。即便能够翻四倍，也是远远落在世界水平之后。

对农业机械化的最通常的异议是：农村已经有过多的剩余劳动力，机械化解放出来的劳动力并不能找到足够的就业机会。机械化，习惯上被认定会导致无法接受的失业。

土地的低生产率和与日俱增的、离开土地的经济机遇导致了一系列问题。首先，健壮的劳动力到其他地方谋生去了，留在农村的主要劳动力成了老人、孩子、病弱者和妇女。不可能将土地耕作好，导致低产出，没有能力管理土地的人则开始抛荒。其次，部分由于健壮劳动力的减少，农业基础设施——梯田、排水渠、灌渠——的修建都被忽略了，秸秆肥料、粪便囤积等措施也都在迅速减少。

劳动力短缺在三种情况下是明显的：

那些副业、工业、采矿业发展迅速的乡村

在大多数大城市和许多中等城市周边的乡村

在那些人少地多的地区——东北、西北和内蒙古

大寨是山西省的一个山村，毛泽东把它选为农村发展的典型，主要是因为那里实践了合作与自力更生的精神。毛死后，邓小平和他的同僚们批判大寨，指责它的成就是虚假的。最终在1983年，大寨进行了自上而下的全面重组。改革者宣称，大寨村民从此过上了好日子。他们提高了作物产量，开发了新的、繁荣的副业，提高了人均收入和生活标准。然而，实地调查的结果并不支持上述观点，中国的媒体一直虚假的宣传着大寨，一面诋毁集体的成就，一面鼓吹改革的成果，两方面都罔顾事实。

当前的报道多从总收入、个人收入、工厂企业这几个方面肯定大寨的改革。但需要注意的是：首先，这些增长数字都没有修正通货膨胀的因素。其次，改革前后的情况不能通过数字直接比较，它们描述的是不同的事情。改革后，货币收入占收入的绝大部分，而在改革前，货币收入只占一个人总收入的60%-75%。改革前，合作社成员作为集体经济的拥有者之一，基本享有免费的保障服务，这些利益的价值是难以估算的；此外，还有考虑公社积累资金在固定资产上投入的回报，如修路、修建排水渠、灌渠等水利设施。最后，一些改革后的新兴企业确实带来了收入的提高，但同时，不少改革前的工程已经衰落，甚至破产。

在70年代，中国30%的农村沿着大寨的模式，发展的很好；中间的40%则显示出很大的潜力，但仍存在不少问题；剩下的30%，或者歪曲使用或者根本不采用大寨的模式，这部分农村确实很穷。联产承包责任制解决了最后30%的发展问题，于是政府开始在全国推广，掀起了一股新的风潮，却不管中间的40%和发展最快的30%是怎么想，强迫他们必须走同一条路。

党的13大上，出现了一个在理论上新定义的社会主义阶段——“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所有的一切事物只要有利于推动生产力的发展，它就是社会主义的。

自从1983年实施改革以来，大寨人对两极分化已不再陌生。那些承包企业或用政府廉价贷款购买卡车和拖拉机的人都暴富起来，每年家庭收入超过1万元。而那些缺少资本、信贷或劳动力的人却只能维持最低限度的生活水准。一个前妇女领袖耕种了3亩地，1986年卖掉600斤粮食收入100元。此外，她和她的丈夫还有每人72元的养老金，但她却从未看见这笔钱。

原来公社中人们通过按劳分配共享集体劳动成果的分配制度，很快变成了一种分层的分配制度：少数居于顶层分享非劳动所得；中间的大部分变成了雇佣劳动者，靠工资生活；最穷的那部分多是缺乏劳动能力的残疾人。资本、资产的多寡——包括拥有的或支配的生产资料，而不是劳动量，成为决定收入水平的主要因素。

曾经是中国农村合作经济标志的大寨，现在走入了它的对立面。成熟的改革使现在的大寨成了中国整个农业面临危险的代表。新的政策在农村毫无疑问刺激了可观的副业生产高潮，但越来越清楚的是，改革政策对土地、对种植业、尤其是粮食生产缺乏“持久的动力”。当非农企业——煤矿、货运、拖拉机——繁荣起来时，农业一点点衰败下去，基础建设被破坏掉了，随之土壤肥力下降、产量下降、技术支持减弱。如果很多村庄都无法种植足够多的粮食养活自己，粮食短缺就会最终达到无法用其他替代资源弥补的地步。

中国农村改革中的一个问题是，人民公社的失败案例是否在总体数量上多于成功案例？我的结论是否定的。我认为，在中国这样一个大国里，合作化能取得30%的成功已经是非常难得的成就，那意味着有2亿4千万人进行了很好的合作。既然这么多人都能够进行合作化，那么合作化确实是中国农民的一条可行出路。

如果说，农业合作社是行不通的。那么，在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已经实施了5、6年后，新的制度有没有使人均粮食产量增加？答案显然是：没有。1983年至1988年真实的作物年产量一直徘徊在3.5亿吨到3.8亿吨之间，计算出的人均粮食拥有量为345千克，并不比1978年的平均数字高多少。

一个被改革者频繁突出的观点是：集体化时代，毛泽东提出的“以粮为纲”的政策被夸大执行，严重限制了农村的多样化经营。合作社有时过分注重粮食生产以至于损害了矿业、工业，尤其是水果、家畜和农副业。

中国一直是一个农业大国，工业投资的积累来源只有农业，没有其它选择。政府规定的谷类和其它农业产品的价格保持较低的水平，以保证城市有低价粮食供应，也使城市工人们的工资保持较低水平。这样的政策提供了低价的原材料，有了廉价的粮食和原料，工业的积累速度就可以保持高水平。机器、设备、农药和化肥等又流回农业作为投入。此外，国家在农村基础建设上进行直接投资，以帮助农村的发展。

1980年以后，国家直接农业投资和向农业提供产品的工业投资都大大减少。这两项指标的减少导致了对农村生产条件改造的后退，因此，尽管粮食和其它农业产品的价格有了显著提高，但是剪刀差却加大了。

改革者声称毛泽东强迫农民进行合作化，因而合作化运动对农业生产造成了严重的破坏。确切地说，在合作化建立期间是存在着命令主义。干部们在许多农民并不了解合作化意义、不愿意进行合作化的情况下，就匆忙让他们入社。这与自愿实行的精神相违背，在很 多地方严重的阻碍了合作化运动。

合作化组织需要更多的自治，尤其是在他们的资源和投资分配的管理上。我敢说，如果当时合作社的权利能赶上80年代包干到户时个人得到的权利的一半，合作化成功的比例将远远超过当年的数字。

命令主义，一般表现为日常运行中官僚主义的干涉，在很大程度上是中央集权制的一种延伸，使得党内中央集权制风气抬头。中国的官员声称他们有权管理所有事务，甚至人民生活的小事。这是非常封建的传统，普通民众对此极为反感。

在清算集体财产过程中普遍存在的无耻的剥夺使得那些有“钱、力、本事”的所谓特殊家庭迅速先富起来。在瓜分集体资产的时候，有影响有关系的那些人——公社干部和他们的亲戚、朋友、亲信——可以大折扣的买到拖拉机、卡车、井、泵、设备等，这些都是公社成员们在几十年里积累下来的。这些人不仅能够给资产开低价（经常是实际价值的三分之一甚至还少），而且能够很容易得从国家银行拿到贷款，最后也经常没有按条件还贷款。

集体经济要想生存下去并壮大起来，必须有稳定的政策土壤。信贷政策、价格政策、投资政策、 机械化政策、科技政策、所有制政策、医疗保险政策以及许多其它方面的政策，必须都要有利于集体经济。文化导向上必须鼓励“集体第一、个人第二”的伦理原则。

中国内部走资本主义道路的阻力巨大，可以这样来概括：金饭碗，铁饭碗，瓷饭碗。

“金饭碗”指的是那些国家系统中政府各级机构的官僚主义者享有的对经济的管理和控制的特权，以及由此而来的坚实的工资，福利收入，和非法暴利收入。

“铁饭碗”指的是终生有保证的工作，适用于所有国家企业中的正式工人。改革者把这种工作保证视为提高劳动生产率和实现现代化的主要阻力。改革者希望把岗位竞争与企业破产的“魔棒”投向这些工人。他们要改变生产关系，把受到终身雇佣的工人推向劳动力市场，把他们的劳动力变成商品——就像资本主义国家必须的一样。但是从工人的观点看来，终身的工作保障及相关的权力是革命的最基本的成果。是需要珍惜和保卫的东西。

“瓷饭碗”指的是使用土地的权力，这一来源的收入是脆弱的。不像工人的工资和政府官员的薪水，农民的收入是从土地的回报中获得的，它更多是由汗水、病虫和天气决定的。

没有农业的雄厚基础，其它产业的繁荣发展只能是一句空话。

3号我幸运地全天呆在广场上，那儿不再聚集着学生。当时只有离散了的小群学生们还滞留在广场中，其中大多数来自外地。大量的首都学生已经离开了，但没有回学校，而是去了社区和工厂去组织动员，依旧活跃的他们还试图发起大规模的群众运动。

在广场的一角，3日清晨那儿有个记者用喇叭在叙述前夜的事件，其中很多比较怪异。起初，一队身着短裤和T恤的兵士从长安街跑来，佯装成平民，试图进入广场。自然他们没有携带任何武器，但他们并没离开长安街太远就被挡住并往回赶。西边一辆小货车紧急刹车，但还是撞开了一道栅栏，还撞伤了四个骑车的人，其中一名当场死亡。趁人们阻拦货车之机，与之伴随的三辆汽车溜走了。人们在车里发现了身着便衣的士兵，他们带有武器和用于捆绑脖子的钢索。可以说，这是一次秘密军事行动，只不过由于司机的刹车和事故意外地暴露了。这在3号成为大新闻。

我是住在城区东北角的，靠近三环路，那儿不是一个主要的入口。但夜晚仍有人聚集在那里，有一两千吧。他们到公交车站徒手把车推到十字路口，来封锁四方的交通。由于其间还会有些缺口，他们就让运煤的卡车、货车停在那里。还有一队骑摩托车的人在支持学生们，他们出没于夜里，300个壮汉在绕城巡逻，显得狂热无比。

不久，有传闻散布说人民大会堂西边确有士兵。这是第一次报道士兵距广场如此近，我们便过去调查。毫无疑问，大会堂北台阶的西侧有一些凹陷处，就在那里有200名士兵。有人在那辱骂他们，也有人试图鼓动他们。但是士兵们有规定禁止和人们交谈，因此他们都不好意思地背坐在那，从而避开人们的指责。我们走的非常近去瞧他们，就在那时候——大概是下午两点，8000名军人从大会堂中冲了出来。看起来就像是一湍由防暴武装力量形成的急流，虽然没有带什么明显的武器，但每一个人都有一个小包——其中不是手榴弹就是催泪弹或者是武器。他们出动显然是要进入广场的。接着，他们化作三股形成八列，往北奔向街道。人们出现了，似乎从天而降，刹那间他们就塞满了街的北端。有年轻人还冲过去用身子去撞士兵，有些还反弹回来摔倒了。士兵们继续前进着，但人民也坚持朝南行进，到最后，尽管后面的队伍还在向前推但士兵们还是一步也前进不得。这8000人的队伍滞留着就像一架手风琴，军官命令他们朝左运动，于是便往左边移动，接下来又一道命令说：“不，不，不要那么远，回到中部来！”巨龙就这么在街上进进退退。

我们沿一条与长安街平行的小路向西去，到达下一个十字路口时，突然有大群大群的人涌到街上来，还一边尖叫着：“催泪瓦斯！催泪瓦斯！”有武装警察已经在中共中央的办公地——中南海前施放了催泪瓦斯。

我们回到了广场。那时候政府已经指明了一个逮捕天安门前演说者的办法，并开始谴责学生们竖立反映民主政治的雕塑。许多人认为那是自由女神的一个翻版，当然，它是从自由女神那获得了某些启发，但确是一件相当中国化的雕塑。她头上没有桂冠，双手擎着一把火炬。这传达出了学生们在民主进程中的许多想法，广播最初指责她为外国干涉和嘲讽中国文化的表现。

军队依旧滞留于大会堂，大多数军人坐在街上，精疲力竭，医科院校的学生们在试图让他们感觉轻松些。他们为他们的水壶灌水，给食品，以此来结交这些人。后来，当太阳渐渐落山时，军官们指示队伍回到大会堂去。

我们是在九点多离开广场的，到家已10:30了，然后精疲力竭地睡去。那个时候西城一带已经开火了。第一起人员伤亡肇始于27军的部队在长安街西端的军事博物馆前向人们开火。在两点左右，我们被东城猛烈的交火惊醒了，不仅有枪声，还有炮声，象是坦克的炮。装甲车也有火炮，但那都称不上炮兵武器。我们听着声音就感觉军队从东西两面过来了。

中国的电视节目采取“把尾声当作开端播出”的方式。他们先播出周日下午人们焚烧坦克和武器运送车辆的画面，士兵们说：“在周六下午，人们就是如此对待我们这些可怜的军人的，我们没有其它选择只能还击。”这给人一种错误的关于事情进展的印象。那看起来人民好像是在主动进攻而军队只不过是被迫防卫。但实际上，当这些车辆到达广场，它们就已经扫清了路障并杀了差不多2000人，而且当他们控制了广场后还接着在杀。

士兵们确实没有杀光广场上的所有学生。的确，那不是真正意义的灭绝行动。大概还有4500位学生幸存下来，他们围在人民英雄纪念碑和士兵们谈判，求得脱身，这被同意了，但其中大多数没有走。有人在离开时被后面追来的坦克碾死，我想大概有11个死了，坦克从后面冲来，从他们身上开过去。但有可靠消息说还有100多人拒绝离开，依旧留着广场上反抗着。

但是，不管广场上发生了什么，主要的屠杀是发生在长安街的东西两边。有小巴士的司机描述了自己看到的情景。他说军队在前面开火，后面还有救护车在捡尸体，带走藏匿起来。他认为至少有100人在那被杀了，至于其它地方他没有谈及。

当然，所有的数据都只是估计，大概会有些夸大，因为你所面对的是那么可怕的屠杀，你会极度恐惧，自然很容易把数字想得很大。

下午5点我回去广场，看看那儿还在发生着什么。广场完全无须忧虑，有两排士兵把守着长安街，他们后面有一队坦克，再之后就是一大片的装甲车。还有坚持从东边过来的人群，最大胆地去向军队靠近，朝士兵们叫喊着，大多数试图劝说他们停止屠杀。一旦那聚集了200到250个人，士兵们便会开枪把他们解决掉。我只看到了最后的这一幕。由于军队不让救护车进入，人们只能通过三轮车带走尸体——其中有些人有平板车。其实这些杀伤完全是不必要的，因为整个长安街都已经被控制下来了。

5月20号或21号，北京附近可以动用的军队——38军拒绝开枪，拒绝向人民动手。当士兵们试图进入市区时，他们为路障和人群所阻，如果不杀人以夺路进城，他们只能驻扎在那。后来这支开枪的部队据说是27军，它是军委主席杨尚昆过去的嫡系部队。在北京的人都说他们来自沈阳，他们在行军前与新闻隔绝，他们被告知说人们在杀战士、在虐待他们，因此他们被唆使去保卫自己、去保卫军队。

民众已经深刻理解了邓——在他们的印象中，每次一旦问题出现，邓就会做出果断决策，好像是要去解决它，然而，最终结果总不尽人意。然后他又做出决定，却比前面的更加糟糕，就如此进行一系列国事决策。10年前，邓是很受欢迎的人物，他似乎把中国从文化大革命中解救了出来，通过引入新的言论自由的标准、自由市场和解放性的改革把中国再次推上正路。然而现在，10年过去了，这里纯粹只有军事专政。

学生们是进步者联盟——中间人士、中间偏左人士甚至中间偏右人士联盟中的一部分。如果单独依靠自身力量，学生们是不可能改造中国的。要改造的话，他们必须溶入人民中，一旦他们溶入其中，他们就须面对农民权利和工人权利的实质。他们必须捍卫农民使用土地的权力、反对价格剪刀差保护他们的利益；他们必须和工人站到一起，支持拒绝向管理者上交权力，保住他们的“铁饭碗”，因为工人工作的权利是从革命中获得的。

[independence-of-mind]

在平壤购物：朝鲜资本主义世界大冒险 | 纽约时报

TRAVIS JEPPESEN   2019-02-21

平壤，晚上9点左右。

我和我在朝鲜的看管人S的车开进了清流馆空荡荡的停车场，这家餐馆位于宁静的普通江畔。

那是2017年的春天，当时我并不知道，自己是旅行禁令生效之前最后一批访问朝鲜的美国人之一。

那是我五年来第五次访问这个国家，大家都认为美国游客很难去朝鲜，这促使我抓住一切来这里的机会。

前三次我是以普通游客的身份旅行，出奇得容易（尽管会遭到严密的监控和管制）；然后是2016年的夏天，我报名参加了金亨稷师范大学(Kim Hyong-jik University of Education)为期一个月的沉浸式朝鲜语课程。

现在，我又回到朝鲜，白天另外再上两周的语言班，晚上则悄悄在酒店房间里为我要写的书做进一步的笔记。

这是不到一年的时间里，26岁的S第二次被分配来照看我，已经变得像个朋友了。

来到这个国家几次后，我听说年轻的情侣晚上会经常到普通江这一段散步。“我们来这里约会吗？”我开玩笑说。

S笑了。“是的，没错，”她说。“我们今晚和K同志有个约会！”

K（在本文中，我用名字的首字母来指代几个关键人物，以免他们及其亲属遭到报复）是安排我此次访朝行程的国有旅行社的负责人。

他曾提议带我去他最喜欢的餐吧喝上一杯，那家店位于平壤东部，不远处就是主体思想塔。蜡烛形状的塔高达170米，樱桃红色的火焰灯彻夜点亮。金正日在1982年下令建造它，作为送给他父亲、朝鲜开国领袖金日成的70岁生日礼物。

在平壤，司机得持有特别许可证才能在晚上11点后在外面逗留，9点出门感觉已经晚了。

我们下了车，去欣赏晚春的夜景。除了S和I，还有分派给我们的另一名向导P，以及司机。

通常来说，导游的任务是照顾一大群人，但因为负面消息层出不穷 —— 那是朝鲜与西方关系最糟糕的一段时期，新闻里全是试射导弹和监禁美国大学生奥托·瓦姆比尔(Otto F. Warmbier)（他在朝鲜被监禁17个月期间陷入昏迷，后来死亡）之类的消息 —— 本来就不高的旅游数字更是出现了暴跌。

在接下来的两周时间里，我将是他们负责的唯一外国人。

经过除了我们之外空空荡荡的停车场，我们看到十来个人影在一辆敞开式卡车后侧和河之间穿梭，他们在把似乎是太阳能板的东西卸下，搬到河边，让它们漂浮在平静的水面。

我之前已开始注意到市内许多公寓阳台上的太阳能板 —— 对有经济能力的人来说，这是解决电力短缺一种便利的方法 —— 因此也知道，放在水上是一种给它们降温的办法。

但是由于数量很多，看上去就像是让这些太阳能板浮在水面作展示，仿佛它们是待售的商品。正当我纳闷看到的到底是什么时，P对着她的朝鲜同胞高叫起来：“jangmadang! jangmadang!”

“Jangmadang! jangmadang!”我欢快地附和道。

陪同的人立即止住了笑，低头看向地面。他们一时间忘了我是个学语言的学生：jangmadang是我不该知道的一个词。

Jangmadang通常翻译成“集市”，是指所谓的“艰苦征程”时期出现的非官方市场，后者是朝鲜政权给整个90年代中后期困扰这个国家的饥荒的正式名称。

起初它们是非法市场，朝鲜人赖以获得其月度配给的公共食物分配体系崩溃后，这种市场蓬勃发展起来。

在金正日统治后期，政府开始勉强接受它们的存在，并采取措施予以监管：征收摊档租金，控制价格，并对出售的货物加以监控。

在金正恩治下，针对民营企业的这类限制措施已经几近取消，jangmadang不再是形成初期的那种促狭的集市摊档，而是大量合法、非法、半合法的市场，售卖各种商品。

从近年的脱北者和侨民口中可以了解到，如今在朝鲜，只要有钱什么东西都能买到。

但由于政府尚未想出与这种新兴资本主义形式公开和解的方式，和外国人谈论jangmadang被认为是一项禁忌。

这真可惜，因为jangmadang的兴起可以说是朝鲜近些年来意义最重大的里程碑。过去几年来，全国的经济发展来源于此。

朝鲜人或许被禁止同外来人谈论这个，但他们不再怯于炫耀自己的消费习惯，任何在近几年目睹过平壤街头展示的人都会认同。

对于一个完全与外界隔绝、半数民众挨饿的国家，万宝龙手表、雷朋太阳镜和巴宝莉时装很难符合对它的刻板印象。

尽管极端贫困仍在困扰大量人口，朝鲜社会不再是贫与富的简单画面，而是拥有日益多样化、复杂化的多个社会经济阶层。日益壮大的上中产阶级在平壤最显而易见，但其它地区也出现了暴发户阶层，如港口城市清津以及和中国接壤的许多地方，那里合法和非法贸易在继续繁荣发展。

我在和向导们的尴尬沉默中煎熬着，努力想要重新开始谈话，但想不出从太阳能板这个话题能引出什么有意思的东西。

一个人影渐渐朝停车场走来，使我得以摆脱独自挣扎。

那是个37岁的男子，身穿杜嘉班纳(Dolce & Gabbana)法兰绒衬衫，脚蹬荧光色耐克鞋。若不是胸前郑重地别着印有金日成和金正日笑脸的胸章 —— 朝鲜所有成年人都必须在公共场合佩戴这种胸章 —— 我意识到，他很容易会被当成一名韩国同胞。

“K同志来了，”S叹着气宣布道。“终于。”

艰苦征程的成因有很多，但很可能主要原因在于1991年苏联的垮台。

在朝鲜战争之后的几十年中，苏联给朝鲜提供了用以维继政权的援助，如以人为压低的价格出售石油，换取做工粗糙的朝鲜产品。

对俄罗斯联邦而言，与朝鲜继续这种贸易援助在政治上毫无道理，更不用说在商业上。

根据一项估计，1990年至1994年间，朝鲜和俄罗斯的年度贸易额从25.6亿美元骤降至1.4亿美元。之后数年中，洪水导致危机恶化，朝鲜经历了灾难性的饥荒，60万至100多万人因此丧命。

由于粮食短缺，政府无法通过配给计划提供粮食，朝鲜人开始放弃官方的中央计划经济。

全国各地的市场如雨后春笋般涌现，销售各种各样的东西，从食品、香烟、日用品到非法外国出版物应有尽有。

根据丹尼尔·图德(Daniel Tudor)和詹姆斯·皮尔逊(James Pearson)的著作《朝鲜机密》(North Korea Confidential)，这些摊点通常是由中年已婚女性经营的，她们令人不安地“使国家卷入了市场化”，被迫向当地的党干部缴纳“摊点税”。

2009年，在金正日治下，政府实施了一场灾难性的货币改革，试图关闭市场，并禁止国内市场活动。这引起了公众的广泛不满，一名劳动党高级官员被当作政府决策的替罪羊处决。

尽管如此，朝鲜政权未能兑现喂饱国民的承诺，在某种程度上，jangmadang提供的灰色市场填补了这一空白。

如今，朝鲜有400多个被批准的市场，拥有大约60万家商贩。货币改革令许多商人失去了财富和积蓄，此后交易的首选货币变成了美元和人民币。

根据一项调查，大约90%的家庭支出都是在这些市场；它们实在太普遍了，以至于人们造出了“集市一代”这个词，他们从小就知道有它的存在。

在金正恩的领导下，市场活动得到容忍；而且正如我在访问该国时亲眼目睹的那样，它们已经慢慢地进入了官方行业。

在密切观察朝鲜的人士当中，越来越多的人认为它的经济正在经历一场悄无声息的革命。

韩国经济学家金炳连(Byung-Yeon Kim)在2017年出版的《揭开朝鲜经济面纱》(Unveiling the North Korean Economy)一书中，率先提供了有关这种转变的确凿数据。

金炳连说，朝鲜非正式经济中，普通工人的收入是拥有正式工作工人的80倍。

在国有企业中，大约有23%的员工同时从事一些非正式的工作。在朝鲜所有的企业中，至少有58%的企业雇佣所谓的“8/3工人”，他们为了不去上班并参与非官方的市场活动而向企业支付一定费用；这些资金对这些企业来说是一种重要的收入形式，帮助它们继续支付正式员工的工资。

这种程度的系统性腐败代价高昂：从1996年到2007年，人们用于贿赂的支出估计占家庭总支出的5.2%至10.7%。

尽管存在普遍的腐败，据一些人估计，在最新一轮制裁于2017年秋季生效之前，朝鲜经济的年增长率超过4%。

“朝鲜的社会主义经济体系实际上已经崩溃，”金炳连写道。

但这种转变很难与该国自诩为社会主义天堂的形象调和起来，朝鲜一直在向外部世界和自己的人民展示这种形象。

韩国国立首尔大学(Seoul National University)硕士研究生彼得·沃德(Peter Ward)的研究重点是朝鲜经济，去年夏天在朝鲜旅行了将近一个月，研究政府出版物和学术期刊。

在研究过程中，他发现该国颁布了新的规定，解除了对“订单合同”使用的限制，只要它符合国家的目标即可。沃德在他最近的播客中解释说，订单合同涉及国有企业与客户协商制定价格。

换句话说，它们是一种市场力量，只是换了一个名字而已。

他解释说，这种变化并不局限于任何一个部门；相反，在经济的几乎每个部门，供求经济学都在被国有企业的管理层和员工运用着。

每个朝鲜公民一出生都会被分配到一个被称为“出身成分”(songbun)的分类，它对本人是保密的。

在这个系统中，有三个主要的类别 —— 忠诚、动摇和敌对 —— 还有51个子类别作为限定。

这个分类是决定公民一生际遇的主要因素。它和家族出身有关，基于一个人的父母、祖父母或曾祖父母在建国期间 —— 甚至更早 —— 所做的事情。

那些在1945年朝鲜解放前与金日成在游击战中并肩抗击日本占领者的人，被赋予了最高级的出身；他们的许多后裔如今占据着政府最高层职位。

那些被打上“敌对”标签的人可能是前地主的后代，可能是与日本殖民者合作的人的后代，也可能是在韩国有亲戚的人或基督徒的后代；他们大多被派往朝鲜不适宜居住的山区，被禁止进入平壤或其他大城市，被迫以农民或体力劳动者的身份勉强度日，几乎没有任何进一步发展的机会。

即使大多数朝鲜人不能明确知晓，凭着自己的居住地、祖先是做什么的、从通常自上学期间就开始得到的机会和遭到的歧视，通常每个人都可以感觉到自己的出身成分是什么。

出身成分显然是警察国家机构的一个明确组成部分，历史上一直和朝鲜传统的中央计划经济联系在一起。有证据表明，随着朝鲜进一步走向自由市场，这种政治阶级制度也在受到侵蚀。

在2017年上一次访问朝鲜之前，我在首尔花了3个月时间采访脱北者。

其中一位是2006年离开朝鲜、现年30岁的金范希（Bomhee Kim，音）。她的童年恰逢饥荒年代，在那段时间里，她亲眼目睹了出身成分制度是如何开始像这个国家一样分崩离析。

她告诉我，一切都始于1994年7月8日金日成的去世 —— 好像伴随着伟大领袖的去世，不可避免地总会有大规模灾难。对当时只有五岁的金范希来说，这完全说得通。人们在全国各地的领袖塑像前举行了大规模的悼念活动，纷纷落下眼泪。好像神也为之动容一样，天降倾���大雨，毁坏了那年的庄稼收成。

到1997年，国家规定的对金日成的三年悼念期结束的时候，在他的儿子和接班人金正日的领导下，宣传口径转向了奋斗与忍耐的信息。

朝鲜的工资一直很低，低到几乎没有意义的程度；所有的必需品，包括食物，原本都应该由国家的公共配给系统提供。

随着俄罗斯撤走援助，配给很快就耗尽了。“父母告诉我，有一天，我们不再得到政府发的食物，”金范希回忆说。“从现在开始，我们不得不靠自己奋斗了。”

金范希记得，她渐渐习惯了家乡的地上和附近的山里躺着死人的景象，人们会到山里去寻找任何能吃的东西，包括老鼠和树皮。

公共分配制度崩溃后，饥饿的民众别无选择，只能违反宪法，开始自己做生意。

由于通往韩国的路被地雷密布的非军事区阻断，数不清的朝鲜人越过边境逃往中国。

中朝边境也成了那些留下来的人的生存途径，各种贩子经常带着食物、商品和现金，以及像DVD这样的更非法的商品，在边境上往返，实际上让朝鲜人接触到了更广阔、更富有的世界。

金范希家里的地方离一座金矿很近，这时的朝鲜已经足够腐败，所以如果你认识合适的人，就能从矿工那里直接买到金矿。她的父母以黑市价格搞到了未提炼的金子，在家里进行提炼后，以官方价格将纯金卖给边境那边的中国投资者，获得了利润。

她的父亲后来干脆用钱贿赂领导，不再去上班 —— 随着经济的崩溃，所有的行业都陷入了停顿，所以上班也没什么可做的。

与此同时，金范希的母亲开始在jangmadang出售自制的食品。

从朝鲜偷带出来的视频揭示了这些早期市场的样子，它们是在大城市泥泞的边缘地带或隐蔽小巷里的原始集市，商人们把商品摆在地上铺的油布上、或装在普通的袋子里，自己则蹲在或站在货摊旁，如果有官员过来，他们可以很容易地把商品兜起来跑走。

无家可归的孩子（他们的父母要么死了，要么抛弃了他们）自发形成了狄更斯小说里那样的帮派。

他们会在集市上四处游荡，从购物者的背包里偷他们想得到的东西，分散小贩的注意力，以协助同伴们偷摊上的食物。

他们经常遭到毒打，甚至在与敌对帮派的战斗中被打死。

还有一些孤身一人的孩子，有的只有两三岁，人们可以看到他们从成堆的动物粪便中拣出未消化的玉米粒，当场吃下。

金范希11岁的时候会在放学后骑自行车去批发市场，用1000朝鲜元（按如今的非官方但普遍采用的汇率，约合12美分）买100块糖，然后跟母亲一起在偏远农村地区的jangmadang上把糖果卖掉，赚取10%的利润。

朝鲜的社会主义再也没有从这种市场经济的入侵中恢复过来。

虽然出身成分从未消失 —— 特别糟糕的出身仍是提高社会经济地位的一大障碍 —— 但现在，人们可以想办法绕开它。

与我交谈过的另一位年轻脱北者能够得到在平壤居住所必须的许可证，当然不是因为她父母的出身成分 —— 他们的成分不坏，但也不太好 —— 而是靠他们的钱和商业关系买来的。

这位脱北者要求我隐去她的名字。

她在中国边境上的一座城市长大。在整个21世纪的头10年里，边界的管理比今天更松散，这种市场非常繁荣。

这名脱北者会弹钢琴，曾梦想在首都学习音乐。虽然她母亲的生意做得很好，但还是支付不起相当于1万美元的贿赂，让女儿进入朝鲜最好的音乐学院。

所以她做出了次好选择，与音乐学院的一位教授直接谈妥。这位教授早就不再去上班，而是开始私下教授精英家庭的孩子。每月支付了食宿费和学费后，她可以住在教授家的一个空余房间里，在平壤学习钢琴。

据金炳连在近期的脱北者中进行的一项调查显示，政府雇员的平均月工资略低于2200朝鲜元，约合26美分；而在jangmadang工作的人平均月收入为172750朝鲜元，约合21美元。（为了更好地理解这些数字，平壤目前的大米价格是每公斤4200朝鲜元，约合51美分。）

虽然历史上的情况是，脱北者从韩国给他们仍生活在朝鲜的穷亲戚们寄钱 —— 这个情况类似于生活在美国的古巴流亡者 —— 我已从几名脱北者那里听到了近年来的一个新现象：

富有朝鲜人每个月给他们在韩国读书的脱北子女寄几千美元。

这些人属于中上阶层和上层，他们不只是在jangmadang卖东西，还在纺织和海鲜等行业用具有全球竞争力的价格从事贸易。

如今，在国有企业担任管理职务的个人几乎可以从事任何他或她想做的盈利活动。

这些活动都能得到政府部委官员的“批准”，这些官员本质上是一种拿回扣的商业伙伴，他们然后再给自己的上级送回扣，这种做法一直延伸到统治家族及其伙伴。

一些报道朝鲜的记者把朝鲜政权比作收取保护费的黑手党。

当我们的车越过宽阔的大同江上的大桥进入东平壤时，路口的红灯让我们停了下来，前面可以看到一座有弧线屋顶的长长的建筑。“那是柳京健康中心，对吗？”我问坐在副驾驶座上的K同志。

“是的，是的，”他点头答道。

“街对面的那个呢？”我指着一幢有闪亮的蓝色反光立面的新建筑问道。“那也是柳京吗？还是它有别的名字？”

K转过身来面对着我。“你去过那里？”他不相信地问道。

那不是他的公司经营的旅游线路上的正常一站。实际上，他并不知道外国人是否可以进到那里。

我的确去过那里，那是在过去的一次由K同志的竞争对手安排的访问中。

新健身俱乐部的设施令人印象深刻。

一层的一个商店出售各种奢侈品：定制西装、丝绸领带、精美的皮夹、闪闪发光的劳力士手表。一个零食店出售各种各样的进口软饮，包括越南包装的可口可乐系列产品。

与某些评论人士散布的观念相反，这些不是只为给外国人留下好印象而摆样子的地方，那天在男更衣室里的20几名顾客，看上去真的被我和选择与我一起来享用这些设施的同团另外一名外国男子的突然出现吓了一跳，这些设施包括传统的朝鲜桑拿汗蒸幕，其豪华程度远远超过任何我在首尔偶然光顾过的地方，里面还有一个带有人工瀑布的室内游泳池。

K若有所思地点了点头。“这是……柳京健康中心的附属。”他的用词小心翼翼。“但这里带斜面屋顶和室内溜冰场的主楼……你也到过那里吗？那是给普通人用的。”

最近两次访问期间，我开始越来越频繁地听到“普通人”这个词。

它通常带有一丝贬义，显然是指下层阶级：工薪穷人，农民和劳工，那些没有幸运地受雇于某个被认为可获利且有地位的场所的人，那样的话他们就得以进入街对面那样的地方；它也指那些缺乏精明头脑和关系的人，那样的话，他们可能会在jangmadang的灰色市场世界或者国有企业管理高层中出人头地。

我们的车开进了停车场。一间卖进口处方药的商店和另一间服装、家具和家居用品综合商店之间的一道楼梯把我们带到了目的地，K同志最爱的餐吧大同江啤酒吧(Taedonggang Beer Bar)。

里面全是木、铜、镀铬的华丽装饰，雅致的昏暗灯光，身着礼服的调酒师。若非平板电视上正播放着牡丹峰乐团(Moranbong Band)的演唱会，而不是球类游戏，我可能已经在想象自己身处芝加哥或波士顿某处的高档体育酒吧了。

店里客人不少，包括朝鲜的雅皮士，经过一天疲惫的工作后，他们松开了领带和中山装衣领。

有一种当地说法形容这些人：dongju，即金主。

这些人无疑不是“普通”人，虽然他们也代表着平壤民众中日益壮大的一个比权贵低一级的群体：新富阶层。他们不大会去市场看摊，而是从摊位收租，并在名义上受雇于官方部门的同时，参与jangmadang的其它经济活动：从负责运送中国走私货物的物流，到经营商店和企业，从这类货品的销售中获利。

我的看守人们和我选了张桌子坐下，K同志则去吧台点了几份啤酒和一份泡菜煎饼。S虽然名义上仍是导游，但最近升到了管理岗位。

我问她没旅行团的时候她一天都在干嘛，最近基本上都没什么旅行团。

她害羞地笑了笑，说：“噢，坐着，想想打发时间的新点子。办公室的一些男同事《魔兽世界》已经打得很娴熟了。”

像我见到过的大多数朝鲜人一样，她不想过多谈论她工作时一整天都干了什么，但根据我之前访问朝鲜时她无意中吐露的内容，以及她无休止地响起的智能手机，我已经拼出了一幅朦胧的画面。

S的家庭远非普通人家。她所称的做“商人”的父亲曾在海外某朝鲜大使馆待过多年（K同志也是）。她和父亲都会时不时出国到中国、非洲和拉丁美洲旅行（K同志也是）。她做厨师的母亲经营着自己的餐厅，特色是欧洲和美国菜，并提供外烩服务。

有一次，S直白地问我在目前生活的德国是否有认识的生意人，这人要有比较大胆的作风，不太在意违反制裁。

我问她感兴趣的是哪类业务。她不假思索地提到了法国化妆品、IT服务（她告诉我她的兄弟是个天才程序员）、用于制作假发的人发。

“什么都行，真的，”她说。

在金正恩2011年继承权力之后，其政府的核心是所谓的“并进”政策：经济和军事（如核武器）同步发展。这在很多方面是他父亲军事第一政策的继续，该政策不仅扩大了朝鲜常备军的规模，还让军方要员掌握了前所未有的重权。

但在2018年4月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上，金正恩宣布了一条令人吃惊的消息：“并进”政策正式结束。开发核武器的计划已经完成，并取得了“胜利”。

虽然外界一直在争论，金正恩在多大程度上想要弃核，但值得注意的是，在他春季宣布消息之后，军方高层出现了人员调整，可能表明金正恩的决定在军方导致了某种不和谐，军事机关也普遍出现降级。

金正恩继续宣布，向前迈进的唯一关注点将是发展经济，同时启动外交程序维护朝鲜半岛的稳定与和平。除在新加坡与唐纳德·特朗普(Donald Trump)进行简短会晤外，金正恩迄今已和韩国总统文在寅(Moon Jae-in)进行过三次长时间的会谈。文在寅曾反复表示，他相信金正恩的意图是真诚的。

众所周知，想弄清朝鲜政权的目的是什么会很困难，但在经济自由化与外交政策转变之间，乐观的解读是，金正恩想要开放朝鲜。

曾撰写过多部朝鲜现代史专著的芝加哥大学教授布鲁斯·康明斯(Bruce Cumings)���这一问题尤为乐观。“有史以来第一次，我开始相信，金正恩正朝着邓小平1979年在中国选择的方向迈进，”他对我说。

“我认为他的理想是创造一个安全的环境，使朝鲜可以用中国和越南的方式，对世界经济开放。这在很大程度上是1月以来与韩国和美国的外交动态背后的原因。我认为实际上过去25年来，这一直是朝鲜的目标，但他们发现很难明说出来：在苏联解体后，以某种方式让美国来解决它的战略性问题。”

为让经济实现有意义的增长，朝鲜将需要美国和联合国取消经济制裁，允许朝鲜获得商品以及尤为关键的资金。

但正是基于这一原因，许多人对金正恩的举动深表怀疑，鹰派朝鲜观察人士认为这是要糊弄美国，让它取消制裁，自己不需要付出任何东西。

问题仍然在于，铁板一块的朝鲜政治体系能否经受住市场经济带来的破坏力量。

这个等式的关键可能是“金主”这些人已经让自己成为一个复杂金融体系的组成部分。

鉴于朝鲜公布的可靠数据很少，很难判断到底有多少人属于这个正在崛起的经济阶层。然而，有一件事是清楚的：正如金正恩已经开始依赖金主，金主也依赖于金正恩政权的生存。

生于俄罗斯、在朝鲜读过书的安德烈·兰科夫(Andrei Lankov)认为，在苏联的垮台过程中，中产阶级对体制的不满发挥了关键作用，与此不同的是，金主担心朝鲜政府的崩溃，以及随后同朝鲜半岛的统一，那将意味着朝鲜不得不与韩国这个全球经济巨头竞争，让朝鲜人处于次一等地位或者更糟。

他们充分认识到他们周围的贫穷 —— 以及他们中许多人是从“普通人”起家的事实 —— 因此认为，维持现状符合他们的利益。

在这种情况下，金主很难被认为是一个持不同政见的阶层；他们只是想让政府不要管他们，这样他们就能发财了。

喝了一轮啤酒后，K同志告罪说他不得不提前结束此次聚会。因为他第二天早上要去南浦出差。

在我们起身离开之前，他送给我一件礼物：一个昂贵的打火机，上面印着千里马的图案，千里马是亚洲神话中的一种长翅膀的马，以惊人的飞行速度著称。

它令人想起金日成在1950年代末提出的千里马运动，那是一场类似于中国的大跃进和苏联的斯达汉诺夫运动(Stakhanovite Movement)的大规模劳工运动，旨在通过“思想激励”来刺激经济的快速发展，比如给超额完成任务的人授予千里马骑手的头衔。

此外，政府还鼓励员工少喝汤，以减少上厕所的时间。

千里马运动被誉为朝鲜历史的里程碑，但一些外部观察人士声称，它所带来的不过是疲惫、营养不良的朝鲜民众和一系列粗糙、劣质产品，只是昔日政府经济措施失当的又一个例子。

K还递给我一盒绿色的香烟。“这是平壤的新潮品牌，”他笑着说，然后压低了声音:“精英就抽这个。”

我大声念出生产它的公司名称:“Naegohyang”。—— 我的家乡。

在收银台前，我打算买单，但K同志挥了挥手，从他的杜嘉班纳衬衫胸前口袋里掏出一叠厚厚的50美元钞票，抽出一张拍在桌上。

女服务员的手指在袖珍计算器上舞动，而后找钱给他，其中有美元，还有几千块印着金日成笑脸的朝鲜元。

K同志满脸怒容地把美元装进口袋，把朝鲜元推回给女服务员，我们慢悠悠地走到停车场，司机正在那里等着。

（Travis Jeppesen是一名作家，其最近的著作是《在平壤与你再次见面》(See You Again in Pyongyang)。本文是他为《纽约时报杂志》撰写的第一篇文章。）

https://cn.nytimes.com/asia-pacific/20190221/north-korea-black-market-economy/

[brucebai]

斑马会员：在存量博弈中寻找一个会员新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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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到斑马会员创始人李潇的时候，他刚刚送孩子上学回来。由于小朋友就读的学校离公司并不远，这位老板“阴差阳错”地成为每天到达公司最早的那一位。

“就像你如何把A部门的业绩和B部门的业绩平衡好一样，如果你认为两个地方一样重要，想平衡没那么难”，当被问到事业和家庭是否很难平衡的时候，李潇给出了这样否定的答案。

这种否定几乎贯穿了整个访谈。不会盲目跟从你的观点、自己的思路也不会被轻易打断，口中的信息一闪而过，捕捉需要十分精神，这是李潇给人的第一印象。

这位从江西走出的青年已经是一位十分成熟的连续创业者。大学期间成为淘宝店主，28岁做到淘宝燕窝单品销量第一，32岁成立零食类垂直电商格格家，33岁追逐社交电商浪潮，成立以美食为核心的全品类电商平台环球捕手、会员服务平台斑马会员。

如果人生真的有上下半场之分，李潇可能已经用10年跑完了20年的路。

提及原因，李潇说这并非家庭影响也并非不喜欢原来的建筑专业，他表示，如果非要挖的话，这可能是性格原因，“我10岁就开始住校了”。

生活上不拘小节，业务中果断坚决，这是斑马会员员工对他的评价，也体现在李潇每一次创业的决断中。

从格格家到斑马

时间回到2014年。

那时拼多多还没有出现，京东、阿里巴巴、聚美优品扎堆登陆纳斯达克，国内电商交易规模和快递业务量相继成为全球第一。

这是纯电商“黄金十年”坐标中刻度极多的一年，也是李潇旗下“燕格格”连续创下淘宝燕窝单品销量第一的第三年。强劲的增长、尚未消失的流量红利、相对较低的获客成本，对于此时在大平台之下聚集的商家来说，以流量为核心逻辑的生意依旧好做，但是天花板已经清晰可见。

同是淘系品牌的三只松鼠，其创始人章燎原便在2014年说了一句耐人寻味的话：“再通过电商建立快消品牌的机会几乎没有了。可能机会存在，但方法不一样了”。此后，他又发言称：平台电商红利期已关闭，即使他本人也很难再创立出另一个三只松鼠。

后面的上市故事清晰可见，这同样也是“淘系品牌”继续向上发展的第一种思路。去淘化，抢夺线下市场，茵曼、裂帛、御泥坊的路径也是如此。

另一种思路则是横向扩大，由单一品类裂变至全品类，而李潇想到的是第三种，跳出淘宝再创业。他瞄准的是进口食品类目，在细分领域和巨头竞争。

“燕窝相对而言还是一个比较小众的市场，吃一次的人很多，但吃三次以上的人很少。如果我们不下沉做格格家，一年两三千万的利润，其实过得很舒服。不过我那个时候刚30岁左右，不可能退休，还是想继续做点事情”。

显然，李潇有更大的野心和动力，但垂直类电商这条路并不是那么容易走通。

正如乐蜂网、尚品网暗淡消逝一样，垂直类电商很难给用户创造出有别于京东、淘宝平台商家更多的价值，而在获客成本逐步提高的大背景下，大的B2C平台靠用户复购和高转化，而小的垂直类电商只能靠融资，孰高孰低，高下立判。

对于关闭格格家的决定，李潇说得异常坦白。

“我们当时做到一定程度以后发现，虽然格格家客单价可以做到200多，但是获客成本高且流程长。对于一个创业公司来讲，比较难让用户沉淀在app里面。在跟大平台竞争时，烧钱是烧不动的”。

这次转舵并非全无收获。

在用户端，由于持续聚焦燕窝、阿胶、花茶等高端食品，李潇沉淀出了一批高消费、高收入的女性用户，而他们也成为李潇后面创业项目的种子用户。

当微信朋友圈逐渐成为人们社交必需品的时候，格格家已深入到微信体系做生意，分享到社交流量的巨大红利——最初的环球捕手便是格格家基于微信的分享产品。

“其实就是在格格家的平台上加了一个分享可以获利的模块，别人通过购买会给分享者一点佣金，相当于淘宝客，我们可能会根据分享所带来的对平台的影响力支付广告费，分享者会有两方面的收入”，李潇说。

在2016年至2018年的时间里，格家网络分别获得真格基金、广发信德等机构融资，环球捕手也发展为独立的app，经营品类从美食拓展至全美妆护肤、水果生鲜、乳饮酒速食、滋补保健、母婴童装、百货家居等多重品类。

而在流量端口，借鉴云集的礼包模式，参考传统零售的销售佣金逻辑，在合规的前提下，环球捕手推出了自己的奖励机制。将30至50元不等的返利提供给推荐新会员注册的老会员。

这种奖励效果异常明显。

环球捕手微信指数一度超过450万，平台2018年用户突破4000万，GMV突破百亿人民币。坏处是引来了不少质疑——环球捕手公众号随之被腾讯关闭。

在访谈中，李潇没有过多提到这段风波，他只是说，“事实上我们没有做多级分销，也没有违规行为。当时很多人告诉我，这件事情上肯定存在商业上的壁垒、竞争。不过我们没有在这上面纠结太久，当时所有人都觉得我们离了这些就活不了，那后来的斑马会员就是活给他们看”。

36氪浙江了解到，目前环球捕手作为商城服务的一块，引入现在李潇着重投入的斑马会员平台之中。

会员制到底在玩儿什么？

“站在2019年看，环球捕手的确是门好生意，但斑马代表未来”。这是李潇的决断。

社交电商自2018年为大众聚焦以来，催生了百亿云集和千亿拼多多，诞生了拼团、分销、社群等多重模式，成为新零售的一大风口。

与云集和之前的环球捕手相比，斑马会员与他们的接近之处是在用户端口采取熟人分销的方式，但深入到用户端，斑马是另一套玩法。

36氪浙江了解到，斑马会员的会员积分体系替代了原来社交电商常用的“礼包费用”，对用户来说没有任何“门槛”。

“当用户下载斑马会员APP注册后就是V0会员，在平台购物以后会有积分叠加，300积分以下为V0会员，达到或大于300积分的为V1-Vn会员。V0-Vn会员在斑马会员平台上购物，享受的是同样的会员折扣，但积分越高的会员，能够在平台上享受到的权益会越多”，李潇说。

从斑马会员对标的中产需求切入，平台上的权益涉足机票、酒店、旅游等等，此外，还有加油卡九八折、奢侈品租包千元卡、健身卡、医美卡等稀缺商品购买权益。

以租包服务为例。斑马会员与皮具箱包租赁平台星洞合作推出998元的联名畅想卡，平台会员可以全权享受星洞奢侈品租包的权益，但在原有的星洞app上，这些权益的获得则需3998元。

如何能做到如此之低的价格，李潇开玩笑道，“可能在别的平台上，星动的获客成本需要3000，我们的会员质量高，来这里合作直接帮他们省一半获客成本，它为什么不愿意呢？”

通俗地来说，斑马会员在这里扮演桥梁角色。

上游商家与斑马会员合作，斑马会员以平台沉淀的高粘度用户来吸引商家。与此同时，合作方会给到斑马一定的��作权益，而斑马会把这些提供给消费者，从而完成诱人的会员权益。

“平台做权益卡不赚钱，这个逻辑不在这里。我的亏损是我能接受的，我是亏在产品投入、亏在品牌宣传，但这些其实是资金变资产，它并不是亏损的，这些东西都会变成未来的价值”，李潇补充道。

利用低价的权益吸引会员是斑马之“术”，而这���“术”背后的核心是效率，也是零售的本质。对于斑马会员而言，它已经抛弃了原有电商单纯的流量逻辑，而更注重用户需求、运营和复购。

李潇显然想明白了这一点。“会员制就是服务契约。应将用户和我们绑在一起，思考如何给会员最好的东西、最好的体验”，

这不仅仅是斑马需要做的事，而是所有私域电商都面对的——因为他们需要将1000件产品重复卖给1个人。

以云集为例，在云集最新发布的财报中，这家公司增长依旧强劲。2016年到2018年间，云集的活跃买家数由250万人提升至2320万人，会员数由90万人增长至740万人。

需要指出的是，云集平台交易额六成以上为会员贡献。如果看人均GMV，2018年会员为2037元，而非会员仅为483元，所以会员数量和质量成为云集增长的核心因子。

如果没有高依赖和高复购，社交电商只是走了一条老电商的路，即不停以买流量来换消费，而结果已经显而易见。

隐在平台后面的服务商

如果说会员制平台的一只手是产业共同体，即平台入驻商家+合作方，那么另一只手则是社区和消费者。

一个有趣的现象是，凡是关于斑马会员和李潇的新闻都会有极多斑马服务商们的关注，对于他们而言，李潇像是icon一样的存在，李潇开玩笑说，“那是因为我是发工资的”。

36氪浙江了解到，斑马会员目前在全国有超2000个代理公司，服务商超过十万。

代理公司与服务商是上下级关系，他们通过分享、内容制作、分销等方式，接触社交电商，实现了对传统电商模式的迭代。

目前斑马会员用户集中在国内经济排行TOP30的城市，女性用户占80%以上，其中不乏宝妈、下岗职员、社会赋闲人员等，他们有更多的时间来接触社交电商，并通过“再就业”努力为自己或家庭带来一部分收入。

收入来源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会员权益卡消费分成，二个是卖货分成。

一般而言，基于熟人关系，一个服务商会持续服务多个熟人会员，斑马一方面通过这样的方式保持客户黏性，而另一方面，服务商的收入也会跟随着客户的消费持续增加。

“这10万服务商并不是说都非常的忙，可能就是转发朋友圈，处理一下售后”，李潇表示。

与传统行业的经销商和微商相比，李潇的代理团队层级较少。那么，在不发展三级代理或多级代理的情况下，如何去触达更多人群。在执行层面，如何利用现有的服务商让会员权益更加精准地抵达至消费者手中。

李潇和他的团队正在做一个新的尝试——对于平台的代理商，不是以结果为导向，而是以行为发佣金。

                                                                  斑马会员CEO  李潇

“我们现在一年技术投入快两个亿，数据都已经沉淀下来，接下来的服务商管你卖不卖出去，我们这里会对你的朋友圈人群、服务的会员转化、购买力等做评估，由此来评判你朋友圈的价值，最终设定你宣传的KPI”。

这也就意味着，斑马会员要给10万个服务商发底薪。

李潇认为这种逻辑可行的原因很简单，平台上所有产品流量的交易额不超过5%，95%的交易额完全不需要购买任何流量。

也就是说，斑马平台上95%的业绩由会员完成，而发底薪无非是将原来老电商买流量的钱全部给到服务商，让他们去触达斑马最核心的用户，提高他们的复购率。

会否出现服务商投机取巧，恶意注册小号、服务商互相加微信，甚至导致拉新的客户并非是平台的对标的中产用户等现象。

李潇介绍，这里会有比较严格的技术筛选和控制。

斑马的下一步

总结来讲，斑马会员通过“强需求导向+高性价比”的差异化会员服务吸引用户，以高黏性带动客单价和年消费，在流量天花板和巨头林立的电商市场下生存。而在团队运营方面，对标中产用户，向同一类人做所有生意。

对于斑马的短期战略，李潇说，在代理商端，主要聚焦的是服务商的底薪制度，用户端则是会员权益的完善。

至于斑马是否会有上市计划和新的融资需求，李潇说，我们现在还没有特别着急，因为斑马基本已经实现盈亏平衡，还在快速增长的过程中，现在先把业务干好。

截至目前，斑马会员一共拥有5000万用户，其中会员超过600万。

而在具体消费者方面，目前斑马会员业绩排名的前十个城市为北京、上海、广州、深圳、杭州、成都、长沙、武汉、苏州。

“斑马是唯一做大城市的平台”。

在采访的最后，李潇提到自己很喜欢吃公司路边的小店，它说小店做标准化做一定会死掉，提供差异化服务才会源源不断引来客人。这也是斑马最终希望做到的事情。

李潇表示，我们希望斑马会员能够覆盖国内中等收入家庭80%甚至100%的日常家庭消费开支。这个产品给用户带来的是更高的效率，更好的消费体验。我们提出来的目标是能够给用户省心省力省时省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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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ruceFav 新闻-互联网 via 36氪 https://36kr.com September 9, 2019 at 12:05P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