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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rkincollapse · 4 years a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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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金援政治的本质是外交困境

1. 金援外交的起源：固步自封的旧中国

中国的文化多年来一直建立在儒家体系上，这个体系被视为一套治国驭民的方术，因此在文化上多少是过于内敛和拘谨的。所以说这个系统更适合一个偏安一隅的国家。然而当今世界却又是一个互动频繁的世界，因此在对外领域上中国就显得尤其被动。

政府一直以来的理想上是关上门独立发展，辅以一套孝悌忠信，三纲五常的法度进行自循环。但不幸远洋国家发明了航海术，此后就总有好事的人找上门，而且倘若你不开门，就用武器砸开.

中国实行了几千年的儒学，因此很难放下自己的纲常，所以在对外交流上大都只接纳技术，不接纳思想。典型的莫过于前清“洋务运动”，朝廷一面学习科技，一面巩固统治，将技术和思想分而治之，盘算着“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以至于最后搞了个半吊子的改良，最终还是落得挨打的结局。

这就是中国政治的传统生态，它试图传达一个信息：外洋都是夷狄之邦，非我华夏正统。朝廷对外邦的态度也素来是以邻为壑，以利相交。

所以我们看到每一朝政府都竭力阻止洋学流入中土。名义上是怕子民沾染异域思想，实际上还是担心这群子民见多识广。所以政府将西方一切都视为洪水猛兽，为此还要搬弄些陈词滥调，前有“蛮夷之邦乱我华夏”，今有“帝国主义亡我之心不死”。无非封闭民智，以卫王笏而已。

而但凡有“不安分”的子民涉洋，看到的却是外国人一派和气，热情好客，也就不免纳闷，且对自己的朝廷产生了质疑。所以政府也就异常紧张，愈发妖魔化其他国家和意识形态。

但自从国门被打开，中国就再也做不了世界孤岛。但政府又要在思想上锁国，所以仍旧是与世界文化脱节。既然沟通不畅，又想在群体中混得开，就只能拿出全世界都容易理解的手段：钞票。

钞票撒出去，那么再没有价值共识的人也要给几分薄面。中国历来看重面子，尤其是洋人给的面子更觉弥足珍贵。因此花钱买伙伴也就成了中国独到的特色。

2. 毛泽东时期的对外援助

中国建国后，正是毛泽东开启了对外援助的先河，而其援助的手笔之大，世所罕见，因为那正是中国最困难的时期。慷概大国的名号也是就此打响的。

根据中国的外交档案所述：

“新中国刚成立，国外请求援助的信函便纷至沓来。76 年以前，曾向朝鲜、越南、阿尔巴尼亚等 110 多个国家和地区提供过经济援助，至 1985 年，中国对外援助实际支出达人民币 411.81 亿元。其中，在对外援助中给予“同志加兄弟”国家越南的援助时间最长，数额最大。”

蒙古：

蒙古向中国提出劳动力支援，要求的工人数量达 12250 之巨，以助其建学校、医院、工厂��基础设施，另根据中蒙经济和技术协定，中国从 1956 年至 1959 年无偿援助蒙古 1.6 亿卢布。

越南：

从越南其抗击法国殖民军开始，中国便向其援助粮食。并在整个 60 年代对其进行包括基础建设，外汇，物资，军需等不附带条件的，大部分无偿的援助。

朝鲜：

引用新加坡“《联合早报》 2000 年的文章：中国对朝提供的实质援助，要比公众所了解的多得多：每年提供给朝鲜50万吨粮食，100万吨石油，250万吨煤炭。”

毛泽东当政时期，中国的外援除了周边几个“兄弟国家”之外，还遍及非洲各国，以及印度支那国家，包括缅甸，老挝，印度等。

中国的援助有个特征，就是倾其所有，毫无保留。因此各国很容易会认为中国地大物博，物阜民丰，又正值加持着社会主义光环。因此大家提出条件也就毫不谦让。

这期间最大的壮举，莫过于中国在饿殍遍地的三年大饥荒中，还保持着庞大的对外援助甚至是粮食援助。而各个受援国对中国提出的要求却并非是救其所急。

— — 首先在 1959 年到 1960 连续两年粮食减产减产的情况下，中国援助几内亚 10000 吨大米，援助刚果 5000 吨至 10000 吨小麦和大米。

其中最特别还是对阿尔巴尼亚， — — 62 年中国因粮食紧缺向加拿大进口小麦，载着小麦的轮船正由大西洋驶往中国途中，正逢阿尔巴尼亚要求粮食援助，中国便立即改变航向驶向了阿国港口。 — — 此举被称为世界外交史上绝无仅有的事例。

因为长期接受中国赠与，阿尔巴尼亚的物资超过了自身所需，导致“浪费现象，不胜枚举。” — — “援助的化肥被乱七八糟地堆在地里，任凭日晒雨淋。”“马路边的电线杆，都是用援助的优质钢管做的。援助的水泥、钢筋用来到处修建烈士纪念碑，全国共修建了 1 万多个。”

同样荒唐的事件也见于对越南的援助，在《关于中国1955年援助越南议定书》的附件中，中国援越清单上除基础生活品外，竟包含葡萄干、酒及香烟这一类奢侈品。这完全脱离了援助乃是救急的宗旨。甚至在 70 年代对越自卫反击战中越军使用的武器都是中国制��，军粮袋上印的还是＂中粮＂。

不过最阔绰的援助举动，还是动用外汇以及使用举债的方式做支援，例如中国不能制造蒙古提出的纺织厂设备，就不惜动用紧缺的外汇到英国为其订购。

此外为支援朝鲜战争，中国向苏联举债 56.76 亿卢布（加利息 5 亿卢布）。并于此后对朝鲜的战时费用一笔勾销，还赠送朝鲜 8 万亿元人民币（旧币）。派出数千工程技术人员帮助朝鲜进行战后重建。

（数据自《对外援助六十年》）

总的来说，毛泽东时期的对外援助带有膨胀，虚妄，乃至于荒诞的色彩。中国初建社会主义，免不了浓烈的乌托邦氛围，认为不但要光耀自己，还要解放他国，这才算得世界大同。同时正值“东风压倒西风”的两大意识形态阵营竞赛，要体现我方的优越性，就不能在硬实力的比拼中落下风。

其次又正逢苏联走了“修正主义”，因此恐怕在社会主义中也要体现“南风压倒北风”，证明中国比那走岔了道的前辈更具社会主义的嫡系正统。所以很多在西方和苏联那里得不到援助的国家都来求援中国，而这个新一代的“老大哥”也几乎有求必应。

3. 邓小平怎么看待第三世界

实际上，金援对于取得国际支持是有帮助的，尤其在国际公投上。然而充大头式的援助毕竟难以为继，政府内部也看出外交政策应该改变。 — — 时值尼克松主政美国，开始与东方暗通款曲，这位总统于 72 年正式访华，同时中国的对外援助也在 73 年开始放缓。

领导人的权利嬗递让外交政策做出了根本改变，这在于继任者邓小平认识到援助要量力而行，这一点当年王稼祥对毛泽东提过，但未获采纳。邓小平认为中国应该依赖多边外交而不是拉阵线搞对抗，因此他淡化了意识形态冲突，并重新整合外交关系。

如果说毛泽东的治国态度是反复无常且过分理想化的。那么邓小平就是一以贯之且理性的。至少在他统治的时期，所有政策都围绕着一个核心，就是不应站在意识形态的理想主义上。

邓小平在 1978 年曾有一番表态：“如果中国翘起尾巴来了，在世界上称王称霸，指手画脚，……肯定就不再是社会主义国家了。”

同时在 1982 年他再次声明：“很多朋友说，中国是第三世界的头头。我们说，头头可不能当，头头一当就坏了。搞霸权主义的名誉很坏，当第三世界的头头名誉也不好。这不是客气话，这是一种真实的政治考虑。”

而他在 1984 年又再次重申了这个态度：“我们千万不要当头，这是一个根本国策。这个头我们当不起，自己力量也不够。当了绝无好处，许多主动都失掉了。”

在政治手腕上，毛泽东通常是一将功成万骨枯，因此赌注都是押得过大的。而邓小平的政治目标则在于政权的长期存续。他善于总结经验，不但对毛泽东造成的毁灭性动荡收拾残局，还在其后观察苏联解体和东欧剧变的影响，他发现在一个阵营中当出头鸟的代价很大，正如社会主义苏联和那些东欧小国的决裂，以及这个大国怎么在军备竞赛中被拖垮。 — — 这一切都为他制定政策提供了帮助。

所以他对第三世界持保留态度，因为打交道的实利不多，而亏损却无止境。他明白重要的不是援助，而是合作，中国不能成为彻头彻尾的散财童子。因此他强调的是“南南合作”。 1979 初中美建交，同年中国援外金额比率锐降，这也是邓小平对毛泽东时期的诸多荒唐政策的一个纠错。

更重要的一点是，邓小平具备外交上的斡旋能力，懂得如何与世界打交道和国际参与。他修正了中国病态的意识倾向，而此举也得到了大部分国家的认同。中国很难得的，至少在利益考量上抱有了对世界的开放态度。

4. 近代“向东看”金援外交

邓小平是罕见的不依赖于金援外交的领导人。并且二三十年来基本上无人反对他的路线。这并不是仅仅是因为统治者权威，更深层原因是他的政策对他所代表的政党是有益的。

但中国有个很大的特点是，政党内部一直伴随着激烈的斗争，因此大多数领导人都会对自己的地位忧心忡忡。

自从邓小平之后，中国的权力高层对自己的处境担忧再度提升，且由于权力的稳固很大程度上仰赖于外部环境。因此每一代领导人都拼命寻求中国与国际世界的平衡。但后继的领导人们在国内外的掌控力都远低于毛泽东和邓小平，因此大都会回到第三世界去寻找缓冲。

“AidData”网站统计从 2000 年到 2014 年，中国共计外援 3620 亿美元，折合人民币 2.45 万亿。140个国家地区接受经济援助和贷款服务。从 2011 年开始，中国对外援助金额开始超过美国，2009 年中国对外援助金额几乎是美国的��倍。（援助内容包括无偿援助和优惠贷款）

发达国家对欠发达经济体援助和债务减免，不过是国际上的常规操作。日本，德国，美国都是如此，正如他们常年对中国进行援助。不过这些行为会基于一套评估机制，会考虑受援国的政治和经济风险，因此很多国际组织并不理解中国这个发展中国家的做法。

例如津巴布韦因为长期拖欠 IMF 、世界银行和非洲开发银行等金融机构款项，大家都停止对其发放贷款。此后总统穆加贝便开始了“向东看”的外交政策。在与中国打交道之后，津巴布韦也的确成了中国的“全天候朋友”。

实际上，非洲，亚洲，乃至发达国家，大都在“向东看”，终究是因为东方好面子，好说话，因此钱也更好拿。中国的援助遍及全世界，四年时间中对俄罗斯援助 4000 亿美元，委内瑞拉 650 亿美元，印尼 500 亿美元，拉丁美洲 1180 亿美元，巴西 100 亿美元，厄瓜多尔 120 亿美元，非洲 600 亿美元，安哥拉 74 亿美元，中东国家 550 亿美元。

且从 2000 年开始的 15 年间，中国还向 51 个非洲国家提供了 1666 个官方援助项目，其中 1110 个被定义为官方发展援助项目。

参看这些数据便可以看出，不止津巴布韦，中国的很多贷款都提供给了诸如肯尼亚，赞比亚，委内瑞拉这一类主权评级低劣的国家。除此外还有很多援助资金游离于国际金融体系之外而无从考察，例如对朝鲜的援助。

其实国际机构难于理解中国的风控机制，根本在于他们不了解中国的政治生态。政府慷慨的本意是花钱买平安，同时是购买国际上的赞成票。如果观察那些国际会议中的支持者，就会发现原来大都是有“经济支援”的国家。

如果中国没有这些“国际声援”，按照自己薄弱的外交能力，在很多场合就容易出现一边倒的劣势。所以很多冠以“贷款”，“投资”的项目最终会被“免除”，大家早已了然于胸。给付钱找个名目，很多时候是给自己留颜面，实际上就是一种利益让渡，到期后不是债务展期就是免除，如果不这么做，很多国家索性就赖账了，反而更觉难堪。因此中国也就顺势而为，来个账目减记，大家都有台阶下，道义上还可以说是国际主义精神。

当然，政府另一方面也不能让民间看出自己在国际上的窘境。因此还得依赖媒体去玩弄辞藻，将政府的一切举动都粉饰为“深谋远虑”。

但这样的援助持续下去，各个国家难免形成惯性，彼此也就很容易达成一种默契，那就是拿中国的钱天经地义，就跟当年阿尔巴尼亚说过的一样。因此外援的本质就改变了，大家觉得既然你要当金主，那么给钱就是义务，所以对外援助也就逐渐变成了保护费的代名词。

中国是一个大国，但在国际上却是一个规矩的小弟，这缘于政府这些年在国际上给自己的定调。既然社会有社会的规则，国际也有国际的规则，那么小弟就应该交保护费，如果一段时间欠缴，或者说对外哭穷，那么免不了一顿敲打，挨几个耳光。因此只要对外援助一停，领土争端就来了，贸易争端就来了，好朋友冷落了，恶语相向的人多了，赞成票没有了，平时热络的圈子也没有自己一席之地了。 — — 大家的意思很明白：既然当了凯子，就要懂得规矩，就是告诉你别不识抬举。

金援外交的特点乃在于持续对外供血，一旦输血管道断了，仰赖你照顾的“老朋友”们可就心中不平衡，认为你背信弃义，或是修正主义，或是敌对国家了。到那时搞不好还要联合起来反对你。很多人应该还记得早年那些盟友们翻脸的例子。

然而几十年一轮回，中国既然重启了金援外交，那么自然也有满足不了对方预期的情况，所以“翻脸潮”也就随之而至了。

5. 国际只是更大的社区

实际上，国际不过是一个更大的社区，展现的无非是每个人与外界打交道的能力。

国际和人际是一回事，自重者人恒敬之。无论东方或是西方，哪怕彼此的立场不同，长久交往的基础还在于共同的价值观。就像世界各国几千年来也战争不断，但大家打完之后还是能坐下来交流。

但中国从不试图融入世界。这就像人们你来我往，打交道或做生意，公务之外也免不了还有把酒言欢的时候。唯独中国像一个促狭的个体，办完公事便自我隔离，一点性情都不愿暴露，乃至于大家愈发觉得这个人阴私诡谲。

中国政府的奇怪之处在于他们和这世界上任何国家的价值观都不同，包括俄国和朝鲜。或者说根本不重视价值观，而只讲兵法和博弈，因此很多时候让人感到无所不用其极。而且官员们神经异常敏感，总担心他国意图颠覆自己。因此不停宣传“国与国之间只有利益”。

就算国与国之间存在利益冲突，那么在公益，人文，科学等领域总还可以抱着豁达的态度，好比中国与世界这些年的交往中，洛克菲勒基金捐资了协和医院，司徒雷登成立了燕京大学，日本援助中国脊髓灰质炎疫苗��默沙东公司转让乙肝疫苗等等，也没见捎带什么意识形态。

并且微妙的是，作为援助大国，中国同时又是世界上最大的受援助国家，仅从 1979 年到 2003 年,中国接受的 ODA（政府开发援助）总额为 1072 亿美元。世界银行 30 年间对中国提供低息贷款 500 多亿，而援助国大多是美国，澳洲，欧盟，日本等走资本主义的邪路帝国。

而中国反手就可以将这些钱支援俄国，朝鲜，亚非拉，培养反西方阵线。正如慈禧以洋人的技术“师夷治夷”，这也不得不说是中国古老智慧的精湛了。

一个人或者一个政体本身的对外开放代表了他自身的底气和格局。层次越低的外交，越需要鼓动民族主义和花钱买朋友。观测中国的外交史，凡是对外援助多的时候，就越是外交困顿之时。所以判断政府的外交能力，只需要看他对外付款的积极性就够了。

中国在历史上有挨打的渊源，往往抗争的都是民众，赔款的都是政府，从大清到近代莫不如是，政府最担心的永远是外部稳定。换句话说，内部还可以镇压，但外来势力就没那么好打点，因此每每是破财消灾。

但究其根本，还是欠缺价值观纽带。好比同样是援助国的德国日本，你就很少听到他们援助了谁却反目成仇的。

这正像一个群体中总有个成员浑身带刺，恶意揣测，因此也最容易成为众矢之的。即便是那些一直在这里拿钱的“好朋友”，也永远不会将其平等对待。所以每每出现危机无人会站在中国一边，大家都是离心离德的骑墙派，自然家财耗尽就作鸟兽散。

6. 大国外交，一览无遗

中国的体制决定了国家在整体上更带有领袖的个人色彩，例如毛泽东是讲斗争的，自然在外交上是冲突不断。而邓小平是进退有度的人，所以能和不同阵营达成谅解。

中国各代领导人中，最讲“韬光养晦”的邓小平实际是对外最不容易示弱的一个。他在保持立场之余却又具备一定的谦逊，因此让中国经历了一段“外交强盛期”。

不过在他之后，外交状况进入了一个下行阶段，尤其今年疫情的爆发更让中国在外交上严重失利。然而我们的媒体是一帮“谁当主子谁正确”的货色，所以为当前的处境辩解道：中国不再需要韬光养晦，中国不怕围堵，中国不怕锁国。

这无非是一派谵言妄语，正如一个人富于人格魅力，自然可以节约花费。如果不是在外面吃不开，脸面无光，��会闭门抱怨。全世界都看你不顺眼，难道不是反躬自省，反倒关上门在家顾影自怜？今日的中国脱离国际贸易自给自足无异痴人说梦。任何说辞不过是掩饰外交能力薄弱的困境。这就是中国的文宣， — — 即便主子暴露再多的丑态，下面一干人等还是要找出概念上的美来。一国政府能自欺欺人到如此境界，也是天下奇观。

欠缺外交能力就会在国际上失去话语权和主动性，既然政府在价值观上难以与世界趋同，因此还是只能回到斗争老路，要重新“做资本主义的掘墓人”，同时对“朋友盟国”一味补贴讨好。而且最稀奇的是，付了钱，还能把地缘政治搞得一塌糊涂，也是世所罕见。

说白了，中国现在仍不过是延续着清朝的政治传统，就是“贫内以纾外”，对外援助是刚性支出，因此只能加大对民间的盘剥力度。此外鼓唇弄舌的媒体也自有一套说辞去辩解“我大清自有国情所在”。

诸如“环球时报”这种佞臣观点也是足够奇诡， — — 反对饿肚子搞外交就是小农经济思维？那么显然全世界都还停留在小农经济阶段，因为我们委实没见哪个国家饿着百姓肚子搞援助，即便在社会主义阵营中也没见过。

不过目前看来，中国的政策很难调头。在民众极度卑顺的皇权政治下，一个领袖很容易把民族带向主观色彩的道路。其次是再次挑起了大旗，要结盟第三世界，就表示自己要当头了。

当然一方面还因为有人认为自己要超越前任，超越邓小平。既要超越，就要有所创见，正如邓小平当年否认上一代领袖的政策。不过做出改变，最终还在于手段行之有效，而反观现在的对外政策未必有多少明智之举，不过是还原了自己作为国际凯子的形象。

可以想见今后的援助请求和违约会越益频繁，形成外交上的恶性循环，因为谁都看得出来中国的困境。

然而目前最大的困境还是，除了非洲，中国还有贵州，凉山州和其他州， — — 经济的疲软已很难维系当前的援助规模。因此只能走一步看一步，看是经济先拖垮外援，还是撒钱先拖垮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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