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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十年甲A——从巅峰到谷底(1994-2003)三:问题重重
1996年甲A联赛达到顶峰之后,在资本与舆论的双重刺激下,“球队赢球”变成了非常重要的事。这里并不是说“赢球”不重要,而是说当时俱乐部或者政府开始为了球队赢球不择手段。一开始对待裁判还是像职业化前,尽量招待好,能吹点关系哨。但之后俱乐部、球员、政府与裁判的关系开始变得畸形。新华社报道:根据前北京国安俱乐部总经理杨祖武的回忆,上世纪九十年代后期,职业足坛已开始受到各种丑恶现象的渗透。而最初的变化就是从裁判开始的,“原来各地比赛时,裁判的要求还仅仅是吃、住好一点,但慢慢的就有一些俱乐部开始给裁判送钱,这一下就像是打开了潘多拉盒子,贪婪和欲望的魔鬼将中国足坛整得乌烟瘴气。之后各种传闻越演越烈,甚至到了令人瞠目结舌的地步。1999年的渝沈之战,以及2001年的甲B五鼠事件,就是这些丑恶现象肆无忌惮的丑陋表演。”
根据一些知道内幕人爆出的有关消息:1997年后,裁判的“价格”开始增加,某些重要场次,主裁和边裁的打点费用已达到十万元。裁判在收取俱乐部的贿赂后,斗胆操纵比赛的现象开始出现。
1997年,所谓的“问题哨”开始不断出现走入球迷的视线。当然,实际上从1994年起问题哨就层出不穷了。“问题哨”,就是从了解足球规则的旁观者眼中,察觉到裁判的判罚有不公正、奇怪、错误的地方。“问题哨”到了今天的中超也是非常常见,问题哨是很难处理的,因为很多时候都会以“裁判水平不当或者犯了错误”来了事。如果说97年甲A和甲B的问题哨没有一个是收了贿赂吹的哨,那肯定是不可能的。但如今已经完全没有办法再追究97年,甚至是甲A大部分疑似假球的案件了。如果当时足协就采取动作开始追查,这些假球还可以被世人证明,但这也仅仅是如果。有球迷回忆:“ 97年,无论是甲A还是甲B,裁判执法问题都成为焦点话题,多场比赛出现问题哨,而假球也开始泛滥,四川全兴在联赛最后一场放水太阳神,引来全场球迷高唱当年最流行的歌曲“心太软”,场下的广州替补球员则有节奏地跟着一起打拍子,成为当年联赛的一个笑话。”
除了甲A以外,相对来说关注度较低,而且“管理更加松懈”的甲B,在97年也有件令人耐人寻味的事情。当时时任广州松日主教练的徐根宝带领球队冲击甲A资格,但在最后一轮前,广州松日的晋级��路并不顺利,甚至有可能失败。在与广州松日竞争晋级名额的头号对手河南建业的比赛失利后,在徐根宝的自传《风雨六载》中记载:“我一身轻松地到了新闻发布会会场。对着台下黑压压的记者我说:“今天输了这场球,我们松日队冲甲A已经基本上无望。到时候我会实现我的诺言,冲不上甲A,从此以后不当教练。我就讲这些。”就这样来到了最后两轮,广州松日的对手都是两支降级球队,而河南建业面对两支上海的球队。 此时积分榜上河南建业还是河南建业32分,广州松日28分。倒数第二轮河南建业主场对上海浦东的比赛中,主裁刘庆伟出现了多次争议判罚,不仅将河南建业核心尤里安罚下,还同时给了波尔乌和安德雷库茨各一张黄牌��导致后两人下轮累积黄牌停赛。而广州松日这边则是获胜。
到了最后一轮比赛之前,《风雨六载》这么记录:“就在这时,我接到了上海市体委副主任李毓毅的电话。自我离开上海去广州松日,我们已经很长时间没有通电话了。他在电话里向我转达了上海市领导的三点意见:一、根宝为上海足球作出过贡献,我们不会忘记;二、根宝在困难的时候,我们要帮助他;三、根宝如果输了,可以回上海工作,上海足球有很多事情要他做。听完这个电话,我的心里感慨万千。已经离开上海了,但是上海却没有忘记我,一直惦念着我。 在宁波赢了火车头队后,我让队伍先回广州,自己直接从宁波飞回上海。在上海,我与李毓毅副主任和当时的上海市足协秘书长胡康健碰了头。说实话,我真的不愿意放弃这个机会,既为我,也为松日队。我对他们说,感谢上海领导对我的支持和关心。既然上海领导这么关心,我希望市体委做好豫园队的工作,最后一场不要放水,要认真打。 当天下午,他们两个把豫园队主教练奚志康叫来了,希望他在队里做好工作。最后他们一致说,根宝你放心,我们最后一场一定会去认真打的。临别时,我紧紧地握住他们的手,我把我的命运托付给了家乡父老。”结果这场电话后,最后一轮广州松日轻松4:1天津万科,河南建业0:0被上海豫园逼平。河南建业和广州松日同积34分,但广州松日凭靠净胜球优势晋级甲A。比赛后,在层层记者的包围下,徐根宝说出了一句话:“谢天谢地谢人!”���句话引起许多球迷的各种想象。这几场比赛只是有上海球队的“照顾”,还是涉及比如黑哨、贿赂的问题,已经无法知晓。不过肯定的是,当联赛的“默契球”、“关系球”能够这么明显的出现时,反而就说明一些更黑暗的问题正隐藏在阴影当中。
96、97年甲A尚处于巅峰期,也是中国球市最火爆的时期之一,97年虽然疑似假球和问题哨开始出现,但是很大程度被当时的火热的足球环境遮住了,而且97年国内足球最大的事件是最强国家队在1998年世界杯预选赛失利。相比于国家队失利来说,国内联赛出现的“疑似”问题并不是非常凸出。但一切从1998年开始就不同了。
1998年的国内联赛,首先受到了去年世界杯预选赛失利的影响,球迷对国家队的失望情绪带到了联赛上,上座率有所下降。而且,假球、赌球、黑哨的现象比1997年更加严重,1997年尚且只能说是“疑似”,但1998年“假球”、“黑哨”的问题却开始逐渐成为一个浮现在表面的事实。
《中国足球内幕》记载:1998年的延边敖东队曾在联赛中连续遭到裁判的不公正判罚,一次是门将被误判被红牌罚下,一次是补时阶段被判禁区内手球被罚点球,延边球迷难以接受裁判的判罚,先后两次游戏,集结于自治州政府门前,向中国足协“讨回公道”,毁坏了公共财物,最后,中国足协当时的的专职副主席王俊生发了一封道歉信了却此事。此外,新浪网回忆其中一场比赛写道:1998年8月9日,前卫寰岛主场对垒延边敖东,延边敖东在先入一球的情况之下遭遇了难言的“特殊照顾”,最终前卫寰岛队依靠一个有争议的点球2:1反败为胜。重庆大田湾球场记录了延边人面对中国足球复杂环境的无奈与悲情,敖东中场领军人物高仲勋也终于在走向更衣室的通道内向着电视机镜头爆出了惊人之语。此后很长一段时间内,我们都会看到这个吉林汉子在愤懑中绝望的呼喊出那句话——“中国足球没戏了!”
同年,甲B联赛8月22日踢了一场普通的比赛,云南红塔3:2战胜了陕西国力。但是这在陕西国力的主教练贾秀全眼里,这场比赛一点都不普通:因为在这场比赛前,队内的巴西外援向球队反应,有人打电话想要花钱买通球员打假赛,让他们输给云南红塔,外援们把这通电话录音下来给贾秀全听,这让贾秀全本来就对球队会不会有队员打假赛产生了怀疑。当天比赛,后卫隋波发挥失常,球队的3个失球中有2个和隋波的发挥有非常大的关系,而且隋波本来就和云南红塔的队员就有些关系,这让贾秀全笃定隋波就是收了贿赂打假赛!比赛后的新闻发布会,一开始贾秀全只是气愤地说球队里某些个别球员表现奇怪,当时拥有极大影响力的央视5台节目《足球之夜》的主持人刘建宏追问贾秀全具体是哪个球员,贾秀全当着所有人的面说出了:“三号隋波!”
隋波,成为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被公开质疑打假球的球员,打假球,这件事第一次被公开摆在了世人面前。但是这件事情最后不了了之,因为没有任何证据能够证明隋波有收贿赂打假球,隋波本人也极力否认,至今如此。当时记者与社会都要求足协公布录音带的内容,但都被足协找借口打压下去了,足协宣称隋波没有打假球,却没有公布任何实际的证明,当时存在的各种疑点没有被破解,隋波究竟是打没打假球,因为足协的息事宁人的态度,导致此事至今都无法得到解释。
同年,甲B第21轮,也就是倒数第二轮,重庆红岩0:4负于云南红塔,辽宁天润2:4负于成都五牛,明显拙劣的比赛过程激起一片公愤。因为从过往比赛的实力来看,重庆红岩和辽宁天润怎么都不该输给云南和成都两支保级球队这么大的比分,这明摆着就是要让另一个保级对手河南建业降级。《中国足球内幕》写道:这个故事真正的动人之处在于,当时整个行业的潜规则都认定,河南建业在前一个赛季的搅局,把自己放在了所有球队的对立面,而故事的发展过程却演变为,以重庆红岩、成都五牛和云南红塔为主的“烟草商”,最后联手干掉了河南建业这个“房地产商”。在本质上,这与3年前成都万人空巷等待“保卫成都”,其实没什么两样。唯一的区别仅仅在于,人们对足球的看法已经开始产生了价值观的巨大变化。3年前,人们给一场假球,赋予保卫城市的悲壮色彩;而短短的3年后,人们却要把陈亦明和他的重庆红岩队送上道德审判的法庭。这一年的重庆看台上出现了“假踢”的标语牌,西安的球场边树起了“假B”的横幅。这个微妙的演变就像中国人曾经无比狂热地追捧国产牛奶品牌,也曾经无比愤怒地因为三聚氰铵而抵制所有国产奶粉。
21轮比赛后,中国足协在完全不打招呼的情况下,猝然作出对陈亦明、王洪礼两名主教练吊销高级教练员证书的严厉处罚。云南红塔主教练陈亦明对此��示非常不服,他公开宣言要进京“申冤”,而且他还答���了央视5台《足球之夜》主持人张斌约他做直播的要求,陈亦明甚至宣言:“我能说出中国足球到底有多黑!”据《中国足球内幕》记载:“这个消息经央视隆重预告,便有了一档足球节目8000万人守看的盛况。”全国的球迷都在等待着陈亦明在央视直播上爆出惊天猛料。
然而,到了直播之时,面对主持人张斌的提问,陈亦明却突然一改之前的狂妄,总是避开张斌的提问,张斌不断提问试图让陈亦明在节目中说出真相,但陈亦明却始终没有正面回答过张斌的问题,他在镜头前留给观众一句非常经典的话:“一切尽在不言中。”
之后,内幕人爆料,陈亦明在直播前就接到了足协高层的电话,高层警告他不要爆出足球联赛得到丑闻,面对高层的压力,最终陈亦明还是选择了妥协。而因为“疑似”假球的最大失利人,也就是河南建业在甲B最终降级,河南球迷与河南建业队员因为假球造成的降级,情绪激动,言辞激烈,但都挽回不了降级的事实。
同年,甲A联赛赛季结束后,已经降级的广州太阳神爆出消息,球员董国智、谭恩德、温俊武、彭锦波被球队开除。原来自从联赛广州太阳神1:2输给八一队后,俱乐部就开始怀疑当时有球员打假球,就开始调查这些球员,最后是公安部门正式调查这几人,怀疑他们涉嫌参与赌博集团控制的赌球。董国智最后只承认赌球但没有承认打假球,而另一个被开除的球员温俊武此后坠入深渊,最后因赌债杀人,连捅对方三十多刀,迅速被抓,被判死缓。
也就是同年,9月27日,在甲A联赛成立后5年内夺得4年联赛冠军的国内霸主大连万达队,在足协杯半决赛第二回合,对阵辽宁天润。这场比赛,裁判俞元聪出现了多次争议判罚,明显偏向于辽宁队,不仅大连队多次点球机会没有判罚,还将一粒点球判越位吹掉,这些判罚让大连万达俱乐部上下和球迷都非常气愤。最后,在平局的结果下,大连万达在点球大战上输给了辽宁队。这场比赛后的新闻发布会,主教练徐根宝发言结束准备离场,但没料到此时大连万达的老板王健林突然走了进来,王健林是这么说的:“我本来不应该参加新闻发布会,中国职业足球联赛搞了5年,虽然有进步,但比赛场上黑暗面很多。因此,我郑重提出两点:一点,万达队足球俱乐部将对本场比赛的执法全力申诉;二,基于目前的现状,搞足球还不行,因此我正式宣布,今年联赛后万达将永远退出中国足坛,以示抗议。”
王健林是认真的,这也吓坏了足协,足协很快停止了俞元聪的一��执法资格,并向万达赔礼道歉,但是没有作用,这年结束后万达集团逐渐退出了大连足球队,1999年实德集团加入,2000年,大连万达彻底变身为大连实德,大连万达成为历史。自然,王健林不可能只是简简单单因为这一场球的判罚而要退出足坛,在综合多个足坛人士的分析与内幕人的爆料,可以得出,当时万达集团与大连市政府、足协因为各种关系产生了种种矛盾,国内赛事各种层出不穷的黑幕也让王健林对足球彻底死心。假如放到今天,夺得8次联赛冠军的广州恒大,突然因为一场比赛的争议判罚而突然宣布退出足坛,这会被看作几乎不可能的事情。但是同样的事,在1998年就这样上演了。
《文摘报》有文章回忆:王健林之所以愿意接手大连足球,除了出于本人对这项体育运动的热爱之外,也是因为当时大连市政府急于通过足球打造改革形象。任举一回忆,当时每逢焦点赛事或是阶段性的总结会,市委、市政府的相关领导都要到现场作动员,并经常去训练基地看望球员。1996年,大连队去天津进行客场比赛,市里的五大班子都要到机场送行。王健林的足球事业得到了市里的大力支持。据知情人表示,1997年,为了解决郝海东的转会问题,市里的领导出面,通过和部队的关系,成功让万达足球俱乐部将部队编制的郝海东招进队伍。1996年新年到来时,因为万达足球队在此前一年的甲A比赛中没有夺冠,任举一收到了时任市长薄某某(大连市长)手写的贺年卡:“你要带领全队从零做起,把丢掉的冠军从上海申花手里夺回来。”然而,重视同时也意味着控制。多位熟悉王健林的人士向记者证实,王健林与薄某某在球队的管理上爆发过多次冲突。有一次,王健林希望政府能够拿出100万元奖金奖励球队。“我记得薄某某就有点发火了,说你这个盖房子我跟你优惠不是钱吗,你发的那奖金就算是政府发的了,别得寸进尺。”任举一说。
可以见得,当时足球的许多问题,并不全是足协方面放任的,而是因为各地政府的“老虎”将爪子捞进了足球圈里,导致俱乐部的利益已经不是被单单一个企业掌控或者多个企业掌控那么简单,而是牵扯了许多更加复杂的事情。
如果说1998年的假球只是摆到了众人眼前,但没有被官方承人,那么1999年的假球,则是直接将中国足球推到了风口浪尖。
1999年甲A联赛还剩最后倒数3轮的时候,有7支球队有降级的可能,这其中降级可能最大的球队是沈阳海狮。因为最后三轮的对手分别是:吉林敖东、鲁能泰山、重庆隆鑫。三支全是联赛中上游的球队,实力明显强过沈阳海狮。于是,沈阳海狮的俱乐部高层为了不让球队降级,找到了足协副主席南勇,让其帮忙沈阳保级。于是倒数第三轮,沈阳海狮3:0大胜吉林敖东,吉林敖东的三个失球全是低级失误,这场比赛收到了广泛的质疑,而在十多年后的足坛打黑风波中也证实这场比赛确实为假球。
随后倒数第二轮,鲁能泰山因为是要争冠,无法被沈阳海狮买通,沈阳海狮用尽盘外招,最后也只拼得1:1的比分。这场比赛过后,沈阳海狮积25分排名倒数第二,因为武汉红桃K已经提前锁定了降级名额,所以沈阳海狮只剩下最后一轮有保级的可能。当时,沈阳海狮的一个保级竞争对手,是广州松日,积27分。为了能供成功保级,沈阳海狮花钱两头买通,先是找到重庆隆鑫的主教练李章洙,想要贿赂他但是被拒绝,但李章洙肯定没有想到他没有接受贿赂但是他手下的球员会。而另一边,沈阳海狮通过足协买通了陆俊,陆俊又作为中间人买通了广州松日的高层。结果,在1999年甲A最后一轮比赛前,最终降级的名额就已经提前注定了,沈阳海狮肯定会赢下重庆,广州松日肯定会输给对手天津泰达,沈阳海狮保级,广州松日降级。
12月5日在重庆主场,重庆隆鑫上半场1:0领先沈阳海狮,然而中场休息后风云突变,先是比赛延迟了6分钟,这6分钟就是为了拖延比赛结束的时间好确保最后比赛结果,然后下半场重庆隆鑫球员明显未尽全力,主场观众大声呼喊“假球”,沈阳海狮连进2球逆转重庆。而在另一边,广州松日2:3输给天津泰达,广州松日降级。当时相对于重庆与沈阳的比赛,广州松日这边的假球并不是很明显,但重庆与沈阳的比赛太过明显,引起了全国激愤,此次事件被称为“渝沈之战”。
比赛后球迷和记者都称“渝沈之战”是假球,但足协不认为。足协经过调查后得出结论,这场比赛只是消极比赛,并对两队罚款,于是“渝沈之战”就这么不了了之了。《中国足球内幕》记载当时足协的调查过程非常地敷衍:
12月17日,距离渝沈之战仅仅12天时间,足协终于还是硬着头皮组织了专案调查组,并指定央视、《中国体育报》和《足球》3家媒体的9名记者,随团报道。当时,专案组的成员手里已经拿着一大堆材料,无非是12天时间内对各路相关人员的例牌询问。比如说,问李章洙,为什么上下半场重庆队的表现判若两队?李章洙回答,当队员听到四川那边已经进球时,情绪发生了变化。这简直像是一个冷笑话,在成绩上早已无欲无求的重庆队,真不知道还有什���比分会对他们产生刺激?又比如说,问程鹏辉,为什么重庆队显得缺乏斗志?程鹏辉差点没笑出来,他很想调侃一下无聊的提问者,但一想,这毕竟是个严肃的话题,于是想了想回答,我们俱乐部也对球员的表现很不满意,已经专门召开全队会议,让队员们进行深刻的反省总结。提问者的目的,其实往往就是提过了问题,并且记录了答案。事实上,以新闻办主任冯剑明和监察部主任秦小宝为首的特别调查小组,在出发前便已经明白了,自己究竟能有多大作为,他们一段时间来一直勤于记录,甚至不放过每一个时间点上的每一个细节。调查组肩负重要使命,但与其说他们的真正使命在于查出真相,还不如说,他们必须为此积累丰富的写作素材,为足协将来处理此事时,提供最为详尽的书面材料,以表示足协的确一直在“作为”。
12月21日,调查组及随团记者一行,降落在沈阳桃仙机场。海狮集团董事长助理章健和俱乐部总经理许晓敏等人,以一种对待中央工作组的虔诚态度,进行了热烈欢迎,并表示,一定积极配合调查。次日早上,“积极”的海狮俱乐部果然叫来了一大堆球员。没人知道,他们是不是头天晚上连夜背好了台词,但是,把他们逐一回答调查组的说法,稍加润色,便是一篇反映海狮队奋斗不屈、以弱胜强的优秀通讯。
调查组还调查过沈阳海狮的坊间盛传的180万贿赂金,但当然在财政处依然一无所得。调查组很快返回北京,随后足协公布结果的时间也不断后延,直到2000年3月17日,103天之后,处罚结果终于出来。对两个俱乐部各罚款40万,同时警告了比赛监督王有民,罪名大概是任由海狮队的球员在开场前花了7分钟来检查装备。足协似乎从来都在回避一个逻辑,如果他们有问题,那就绝不是罚款这么简单,如果他们没问题,那么又有什么理由来罚他们的款呢?而避开这个逻辑的最好办法,就是通通以“消极比赛”论处,连假球都不是,因为假球是行为上出了问题,而消极比赛不过是态度上出了问题。……这是一个皆大欢喜的结尾。3天后,两家俱乐部各将40万打入足协指定的账号,相关财务人员为两家填好了回执,上面写着3个字:已收讫。
直到十多年后得到现在,经过足坛打黑球迷才明白,足协在这场假球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这其实也可以解释很多当时甲A球迷想解释但无法得到解释的问题:为什么足协制止不了、调查不出假球呢?原来是因为足协就涉入其中,而且还是足协高层涉入。
如果说,球队或球员为了自己的利益使用非比赛手段来获取胜利已经令人唾弃,那么,赌球之风盛行足坛则更是令所有足球人士不寒而栗。赌球,在1997-1999年假球黑哨开始盛行之初时,还没有露出它的锋芒。其原因可以从这几方面探讨:一,假球黑哨相对来说,更容易被球迷们“观测”到,球员比赛中的反常表现,或者裁判的奇怪举动,都会被球迷看在眼里。然而赌球不一样,如果一场比赛中有人下注赌输赢,但是比赛中的球员、教练、裁判没有涉及赌博,那么真正在这场比赛涉及赌博的只有隐藏在社会各处的赌民,而如果想要接触中国足球赌球的黑暗面的话,也至少要接触这些赌民才可以。更不用说假如比赛上有人涉赌,裁判或球员用微小的变动来改变比赛的走向,有时要么无法被人发现,有时要么最多被怀疑是假球、黑哨。二,此时,中国足球的“赌博业”还尚处在刚刚成长的阶段,所以相对来说在当时还不是非常受足球界的重视。
那么,中国足球的“赌博业”,到底是从何时开始的呢?首先,对于内地来说,在改革开放以前,赌博业已经几乎无迹可寻,改革开放后,伴随着经济水平不断上升,中国的地下赌博、地下赌场赌庄就屡禁不止,这是一个无法否认的现实。其实中国社会的赌博历史并不短暂,很多历史学者都对赌博史有所研究。但不管怎么说,赌博在历史上有它的传统,这个传统不是一个能够短期迅速解决的事。而在港、台、澳,赌博业更是猖獗,尤其是澳门,赌博业是被官方认定的合法行业,澳门在亚洲乃至全世界都是数一数二的著名赌城。而离港、澳最近的两广地区,就必然或多或少有受港澳的赌博业影响。而在亚洲的东南亚地区、港澳地区,赌球已经成为一个相对成熟的行业,而被之后中国赌球届所熟知的“盘口”,或者称其为“亚洲盘”,也就是从这些地区里不断成熟的赌球业中出现的。
据某记者报道的某个曾经涉赌的足球人士回忆,早在1994年甲A出现之前,内地两广地区,尤其是广深地区,就已经有许多人参与港澳地区的赌球活动,但那时由于港澳还没有回归,想要参与赌球必须经由中间人,而且最后钱到了港澳还能不能给回来还是个问题。港澳成熟的赌球业也影响了广深地区,到1994年甲A联赛成立之时,据该人士讲,国内多数地区还没有多少赌球的赌庄、还尚不知赌球为何物的时候,广州已经有地下庄(又称黑庄)为甲A联赛开出盘口。之后,随着甲A联赛在中国越办越火,加之中国球迷数量不断增多,赌球业开始遍布全国,源自港澳、东南亚地区的盘口也随之���火爆”全国地下赌庄。而随着甲A的地下赌球开始逐渐增多,内地市场的大肥肉也开始被那些真正拥有大型“赌庄”的庄家们注意到,也就是外围博彩公司。所谓的外围博彩,其实就是大规模的非法赌庄。该人士说:“到了1998年前后,当时每一轮的甲A和甲B联赛,都已经有了自己让球比例和盘口,但由于庄家并不统一,所以每个地方庄家开出来的盘口比例并不相同,比如,同样某轮一场甲A联赛上海vs北京,广东地区的盘口是上海让半球,北京地区则可能是上海让平半,而上海则可能是主队让一球,更重要的是,这些盘口都只在很小的范围内有效,如果没有门道和相熟朋友牵线,即使你很有钱,但是并没有下注的地方,也没有受你钱的庄家。”
到了1998年,世界赌球业的发展带动了中国内地的赌球业,其中表现最为突出的就是被人怀念又质疑的1998年世界杯。1998年法国世界杯对于中国球迷来说有非常多怀念的情节:星光璀璨的世界杯,史上最强中国队失之交臂的世界杯,以及一些“可疑”,或者说被人怀疑的比赛,如决赛法国3:0巴西。总体来说,1998年世界杯在中国的关注度,胜于1994年及1990年世界杯,再加上国内联赛的风生水起,国内的足球的气氛可谓达到极盛。但是足球气氛的极盛并不是都是代表好的一面,短时间的大量球迷数量的激增,代表了许多以前没有足球基础或者阅历的人刚刚成为球迷,而这部分球迷与许多资深球迷一样,都容易踏入赌球的陷阱,一开始只是小赌怡情,之后就是无法自拔,最后就是赌得家破人亡。而加速赌球在内地的迅猛发展的,就是澳彩的横空出世。澳彩,即澳门彩票有限公司,是隶属于澳门“赌王”何鸿燊的澳门旅游娱乐有限公司的子公司,其早在1989年就正式成立。澳彩在1998年世界杯前,在澳门政府的同意下取得了足球搏彩彩票的专营权。 澳彩靠1998年世界杯,向亚洲乃至于全世界赌民推广了兴起于东南亚和港澳地区的“亚洲盘”,也趁势让澳彩成为数一数二的足球博彩公司。
《中国足球内幕》写道:“澳彩将亚洲盘几乎成为亚洲市场乃至全球市场最被认可的体育博彩游戏。”随着中国地下赌庄逐渐涉及赌球,足球博彩业开始在内地发展,中国足球行业逐渐抵达巅峰状态,赌球开始慢慢地向中国足球的方方面面渗透。可惜的是,在赌球刚刚兴起的同时,足协、体育总局、各俱乐部都没能采取最为严厉、果断的行动去断绝赌球对足球比赛的影响。虽然明面上足球人士都反对赌球,虽然足球界不是法律机构无法去直接打击赌博或者赌球的发展,但从之后的历史足以看出,足球界对赌球的��以轻心,甚至是摸棱两可的态度,绝对是日后赌球发展越来越迅速,影响越来越严重的重要原因之一。
1997年到1999年,短短三年时间,国内足球气氛迅速陨落,这么严重的问题是谁造成的?除了足协,其他人难道一点责任也不负吗?从政府官员,到媒体记者,到球队高层,到教练,到球员,到裁判,到球迷,到赌球的人,一条条关系链,一条条利益链,把中国足球慢慢推向“假赌黑”的深渊。
到了2011年,《足球之夜》主持人刘建宏在反思足坛打黑反腐风波之前的中国足球,这样说道:“可以说“渝沈之战”是最关键的一次机会,因为那一次可以说是中国足协的某些人在公然挑战着法律的底线,道德的底线,但是“渝沈之战”不了了之,于是人们看到,既然这样的事情都可以被默认、被纵容,那么中国足球就有更多的人前赴后继,于是便进入了一种失控状态,我们看看现在公布的案情,百分之九十都是发生在“渝沈之战”之后,为什么呢?这恐怕是个非常值得我们深思的问题。”
本文由羽角宫弘撰写,大部分资料来源于网络,其余部分资料来源于中国足球研究院的成员的成果,有取自中国足球资料(旧网)或者中国足球研究院 - CFA足球大数据,也有取自研究院成员(如津门虎等人)的博客的。在此向中国足球研究院致敬。特此声明,本文未经笔者同意不得转发,当然就算你转了笔者也没办法(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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