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澳门最著名赌场酒店叫什么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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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nljcom · 2 years a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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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ujiaogonghong · 4 years a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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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十年甲A——从巅峰到谷底(1994-2003)四:甲A的覆灭(4)
到了甲A末年2003年联赛,假球、黑哨、赌球问题都上升到了10年甲A的最高峰,这一点从甲A末年的最后一轮就能非常清楚地看出来,好像所有一切都要在最后的最后画上一个最完美的结局,只可惜这个“完美”代表的完完全全是贬义的意思。
到了甲A最后几轮的时候,争冠以及保级的竞争都是非常激烈。争冠方面,上海国际和上海申花一直紧咬对手,上海申花仅仅保持着1分的积分优势,上海国际则紧随其后。而另外一边,由于足协早早宣布2004年将会改组中超联赛,所以足协也提早公布了2004年中超联赛准入资格以及所谓的“中超资格积分”。这个“中超资格积分”即是2002年甲A的排名x0.5+2003年的排名,最后资格积分以递增排列,积分前12的球队晋级2004年中超联赛,也就是资格积分越高,就越有可能无法参加2004年中超联赛。但是,这个中超资格积分存在着严重的漏洞,其最明显的漏洞就在于2002年排名x0.5这里。打个比方,A队和B队再2002年分别排名第1和第10,则两队分别为0.5和5分,这样一来,即使2002年A队和B队两队排名相差9名之多,2003年只要B队排名高于A队5名就可以超过A队。如此一来,2002年的排名成绩的权重就变得非常之低,只要2003年重要场次发挥的好,完全有可能让一些球队逆转局势,靠2003年的稍微高的排名比过其他球队。除此以外,只要是稍微了解足球联赛的球迷都知道,联赛里大部分球队的积分差距不会很大,所以在可能降级区域的地方经常容易出现好几支球队分差不大并且在为排名争得你死我活。因此,这些可能降级区的球队只要稍微赢下1场重要比赛,就可以拉开与其他球队的积分差距从而排名上升。
于是,“中超资格积分”的设置的不合理性,就更加促使球队为了在2003年赢下“那一场”比赛而不择手段。当然,这些规则漏洞还是比较明显,其最深的漏洞,就是球队可以为了使与自己相竞争的球队排名降低,而故意输球!比方说,A球队排名第11,B球队排名第9,C球队排名第10。A球队与B球队实力相近所以它们两个是竞争对手,而C球队可能另外一年的联赛排名非常高,所以已经保证可以晋级中超。那此时A球队对阵C球队,A球队故意输球,让C球队从而超过B球队,让B球队排名第10,以缩小A队和B队之间的差距。正由于“中超资格积分”计算两个赛季的排名,才使得“靠输球来获取晋级优势”的策略得以形成。
不合理的晋级规则还遇上了不合理的排名规则。2002年甲A结束后,北京国安和深圳平安同积52分、天津泰达和沈阳金德同积34分,而两队相互之间的比赛的净胜球也完全相同。结果第一次遇到此种情况的足协,只好出了一个抽扑克牌比大小的主意,最后深圳平安靠抽到梅花Q大过北京国安抽到的黑桃J而获得第二名,天津同样也是抽牌大过沈阳而排名高过沈阳。本来足协就没有合理地想到排名规则��否有疏漏,仅仅比较积分、互相比赛之间的净胜球这两项会不会太��的问题,再加上2004年中超资格积分又是包括2002年的排名,如此重要的大事结果就用抽扑克牌如此儿戏般的举动来决定一个俱乐部的一年甚至两年的努力。
到了2003年末代甲A的最后一轮时,争冠的上海申花55分第一,上海国际43分第二;争夺中超资格的剩下天津33分第11,重庆26分第13。而最后一轮的对阵是:深圳健力宝vs上海申花、上海国际vs天津康师傅、重庆力帆vs青岛贝莱特。
争冠的上海国际与争夺中超资格的天津队正好在最后一轮相遇,这是其中一个巧合,而另一个巧合就是重庆队与青岛队相遇。这时,“中超资格积分”设置的不合理性体现出来了,“靠输球来获取晋级优势”的策略这时可以发挥作用。原来,最后一轮之前三队的2003年积分排名是:天津33分第11,青岛32分第12,重庆26分第13。而三队2002年的排名是:重庆第6,青岛第8,天津第10。因此最后一轮之前三队的“中超资格积分”都是16分。而此时对于重庆队来言,如果重庆赢下青岛,由于积分的巨大差距,赢了排名也依然是第13,反而导致青岛队的排名也一定不会变化,从而导致重庆降级无缘第二年中超。而重庆与青岛打平,晋级也是理论上可能。相反,如果重庆输给青岛,青岛积分上升到35分,而另一边如果天津与上海国际打平,有较大可能重庆依然降级,但假如天津输给上海国际,则天津铁定降级。这样一来,就算重庆力帆不想用如此丢人的“输球晋级”的方法也不行了,因为现行规则下重庆力帆赢球反而会害了它自己!
这个“输球晋级”的规则漏洞,据《中国足球内幕》记载,是澳门庄家发现的。书中记载道:“当时媒体爆料,这是一名球迷发现的bug。实际上,普通球迷怎么会发现这个漏洞,正是对规则研究细到毫巅的澳门庄家,在日常计算降级概率时才发现了这一玄机,但庄家不好直接出面指明,只好借球迷之口来报料,目的是为了提醒中国足协。庄家为什么要提醒中国足协,是因为全世界的合法庄家都希望能有一个健康有序的赛制,这样才能保证博彩顺利进行。其实真正合法的庄家特别是像必赢这样的大庄家,根本不可能去操纵比赛,因为庄家赚的钱是水钱(佣金),它只是提供一个平台让两方去博弈。消息扩散后,中国足协一开始根本不信,后经老郎仔细计算才发现这个严重问题,急忙发文件通知各队要注重体育道德,不要搞不正之风。但很多俱乐部却认为,首先是中国足协搞了不正之风,连规则都出了这么大漏洞,下属球队为什么不合理利用规则。���如重庆力帆俱乐部很感兴趣,求胜不容易,求败还难吗?当时担任俱乐部副总经理的吴政说:“我们会好好准备比赛,肯定不会做违背足协规则的事情。”而此时,中国足协除了尴尬地沉默,也实在想不出其他的补救措施了。”
重庆一方决定施行“输球晋级”的计划,于是,不只是重庆球迷开始为青岛“加油”,连记者都开始为重庆输球而出谋划策,比如制造点球、主动申请红牌之类。《中国足球内幕》记载比赛当天:“11月30日两队在大田湾的比赛打响,可以容纳2万名观众的体育馆座无虚席,让青岛队受宠若惊。他们完全享受的是主队待遇,“青岛必胜!”“姚夏雄起!”“李章洙看你的了!”重庆队派出了大部分主力,但在最关键的中后卫位置上,很少上场的赵爽首发。比赛刚一开始,青岛队便轻易地掌握了主动权,如潮水般向重庆腹地发起猛攻。前8分钟青岛队居然获取了6次射门机会,但非偏即高,只有一脚软绵绵地打门,打在了门框范围之内。对此,重庆队门将李健似乎还有一瞬间的“纠结”,他稍微迟疑了一下,将球扑出底线。满场球迷因此齐声叹息。主队为客队没有进球而如此扼腕,在那种环境中绝不幽默。”对于青岛来说,由于他们已经基本确定晋级中超,不论输赢都不会影响他们的晋级,所以青岛也很默契的接受重庆方面“送上门来”的胜利。
另一方面,上海申花、上海国际和天津方面为了确保能够保证自己的夺冠、晋级利益,进行着见不得人的交易。在李承鹏等记者所著的《中国足球内幕》中,估计上海申花、上海国际、天津队、深圳队四队之间为了最后一轮达成的交易总额至少1200万。书中并没有直白的把人名和俱乐部名字写出来,却提到一次“以足智多谋著称”的某人代表“某座城市来送钱的”,而该座城市“为了夺得末代甲A的冠军,这座城市下了死命令,不惜一切代价把这个具有历史意义的荣誉拿回来”。并提到此人带着200万前去见“某队”的主教练和四个球员,结果因为某些原因交易告吹。从后来的揭露以及打假扫黑风暴透露出的信息,可以知道“足智多谋”的某人就是当时上海申花总经理楼世芳,而“某座城市”就是上海市,而他拜访的应该就是上海国际队。这四支球队究竟经历了多少谈判、��易才最终达成什么样的目的,现在已经无法探究了。根据不同的知情人士透露,有人说上海申花的楼世芳与天津泰达的老总张义峰有交情,他们达成了一致的协议,让申花夺冠让天津保级;有人说楼世芳的操纵1200万的黑金联合天津泰达去买通上海国际的球员,甚至1200万的现金还是用火车运送;有人说天津泰达张义峰带着1200万直接找到上海国际的总经理王国林要求对面放水;有人声明上海国际老总徐泽宪以及主教练成耀东都非常想要末代甲A的冠军,根本不会接受贿赂答应放水,却也有人说天津方面早就和上海国际高层在赛前达成一致,要打假球做掉重庆;还有人说上海国际与深圳达成了协定,要让深圳阻击上海申花,好让上海国际夺���。总之众说纷纭。
但不管后人如何猜测最后一轮之前这四队到底之间经历了什么样的交易,一个恐怖的传言在末代甲A的最后一轮前就已经几乎传遍了整个中国足球圈,即“足协或者政府已经内定上海申花是冠军,天津将会赢下上海国际保级,重庆会被做掉降级”。有新闻报道:作为上海台的解说员,唐蒙在现场解说了这场比赛,他在回忆起当年的情况时,也听到了不少流言。其中最重要的一条流言就是,泰达俱乐部赛前做中远工作,要求放水,“泰达集团从来都不缺钱,这是一个财力非常雄厚的俱乐部。作为他们城市、俱乐部在国内的地位,无法接受球队降级、无缘中超的现实。”唐蒙表示,他在解说这场比赛前不想被这些传闻影响,“这些东西也没法在转播中提到。”无论如何,这些传言、流言绝非无中生有的。
于是到了最后一轮见分晓的时刻,重庆力帆已经几乎类似于“大张旗鼓”地明确表示出要采用“输球进中超”的策略,重庆的球迷不仅要保佑青岛能够帮他们一把,还要保佑上海国际赢下天津,而在另外两边,上海申花、上海国际、天津泰达的球迷也同样在期待着最后夺冠、晋级的愿望能够实现,但很可惜,无论如何总会有输家出现。重庆对青岛的比赛中,青岛一方“识趣”地拼命进攻球门,于是8分钟到12分钟短短5分钟内就取得了3:0的领先,这让全场重庆球迷喜笑颜开。而在另外一边,上海申花上半场就被深圳的李毅攻入一球,申花0:1落后,此时似乎场面都在向“国际夺冠,重庆保级”的结局发展。然而,42分钟天津进了上海国际一球,对于此球,《中国足球内幕》记载到:“然而,那天在8万人眼皮底下打进第一个球的是天津人张烁,那是第42分钟,没有队员能够清晰地回忆起那个进球发生的过程,除了国际队门将江津。“我看见两个中卫都倒地了,我很孤立,想去扑救却无能为力。”混战中失分,这是国际队员赛后唯一的总结。”之后,拥有夺冠水准的上海国际,却始终没有发挥出应有的水平,尽管上海申花那边下半场被深圳又连进3球0:4落后,都无法改变上海国际0:1落后却怎么样都无法挽回局势的现实。之后80分钟天津再进1球,这球直接一锤定音,判定了重庆和上海国际梦想破灭的死刑。最终重庆1:3青岛,深圳1:4上海申花,上海国际1:2天津。比赛结束后必然是一边天堂一边地狱,《中国足球内幕》记载重庆那边的反应是:重庆大田湾体育场,一个球迷隔着警察冲着场地中的记者们,声嘶力竭地喊叫:“都是假的!都他妈不要脸!国际队不要脸!中国足协更不要脸!这都是中国足协做好的套,让申花队拿冠军,让国际队放天津,不让力帆队上中超,不是足协自己打自己的耳光吗?”几个警察迅速冲上去摁住他,但他的声音依旧在风中传送,最后变成哭号。“送战友”骤然在体育场上空响起,掩盖了一切声音,或者,还有真相。
直到差不多十年后,末代甲A的部分故事才在中国足坛打假反腐风暴中被揭露出来。首先,上海国际队内肯定有球员收了贿赂打了假球,而这几个球员分别是:祁宏、江津、申思、李明(小)。这四个球员几乎就是整支球队的中流砥柱,如果他们收了贿赂决心要让比赛有利于天津,那么上海国际怎么样都赢不了比赛就是一个挺正常的事情了。到了2012年祁宏、江津、申思、李明被判刑时,新华网是这么报道的:“沈阳市中级人民法院判决认定:被告人申思、祁宏、江津、李明原系上海中远汇丽足球俱乐部球员。2003年11月30日,四名被告人在中国足球甲级A组联赛上海国际队同天津泰达队比赛前,接受王勇(另案处理)提出的给付四名被告人800万元人民币,帮助天津泰达队获取比赛胜利的请托。次日,四名被告人作为上海国际队主力队员参加了全场比赛,最终,天津泰达队以2比1的比分取得比赛胜利。当晚,四名被告人先后到上海市卢湾区淮海中路282号香港广场公寓式酒店一房间内,分别收受王勇给付的200万元人民币。”此王勇是谁?早在判决出来之前,就已经有媒体猜到他是谁了。四川在线天府早报报道:“王勇、沈世芳、沈义峰等被关押在沈阳市东陵区看守所,他们都涉嫌末代甲A的黑金。”当知情人对记者说出这些“陌生”的名字时,记者不禁纳闷,这些人都是谁?知情人接着对记者说,为了防止造成不必要的麻烦,看守管理人员为他们改了名字——王勇,其实就是大家熟悉的南勇,沈世芳就是楼世芳!沈义峰就是张义峰。
其实,早在当时许多球迷就已经或多或少地猜到,足协肯定知晓末代甲A的全部真相。毕竟假如真的有涉及多达1200万的贿赂费用,这么大的交易足协难道一点风声都打听不到吗?如果足协知道真相却不揭露,那就肯定是因为足协也有官员接受了贿赂收到了好处。这也就是问什么球迷们不需要去寻找证据却十分相信“足协内定了末代甲A的冠军”的说法。李承鹏的采访上讲:据李承鹏介绍,当时足协确实知道这里面的内情,但没人真正站出来主持正义。他曾和南勇说过这次联赛的混乱,结果南勇当时的回答是:“那关我什么事?我现在主管的是国字号。”2005年荷兰世青赛前,李承鹏同杨一民乘坐同一架飞机前往阿姆斯特丹,他在飞机上向杨一民重新提及这件事时,杨一民也只是哼哼哈哈,没有做直接回应,“他们都是知情的,但究竟在里面做了什么,我也不清楚。”
足协知情,其实更意味着这起假球不是一场普普通通的,由俱乐部企业贿赂球员就结束的事情。为什么上海申花不惜花1200万都要获得末代甲A的冠军呢?许多球迷、记者分析这是上海市政府追求政绩导致的。李承鹏的采访上讲:“可能跟上海市的某些领导,还是有直接关系的。那么大的背景和动静,有关领导不可能不知情。有些俱乐部的领导,也是奉旨行事。但凡假赌黑,必然是经济问题,经济问题背后一定是权力。”……不少媒体赛后指出,上海两支球队打的都是假球,他们其中很多人从中受益。“这不是简单的一个经济受贿,而是权力的斗争。当时是三场比赛、六支队伍,甚至有可能更多,每支球队背后都代表着相应的城市、国营单位和私营单位。”……李承鹏至今都搞不明白的是,申花当年为什么那么想夺得这个末代甲A的冠军,“可能跟上海市的某些领导,还是有直接关系的。那么大的背景和动静,有关领导不可能不知情。有些俱乐部的领导,也是奉旨行事。但凡假赌黑,必然是经济问题,经济问题背后一定是权力。”……李承鹏说,申花、泰达都有国有企业背景,而中远(上海国际)则是纯粹的民营企业,“在中国足球圈里,民营企业的球队和国营企业的球队有很多区别。在假赌黑方面,大型国有企业的就叫运作,另外一个(民营企业)就叫假球。”
末代甲A的最后一轮比赛就这样结束,许多中国球迷一代人的记忆中的十年甲A就这么结束了。最后,重庆力帆虽然在“中超资格积分”上被淘汰降级,但是趁云南红塔准备退出足坛,据报道重庆花费3800万收购了云南红塔的2004年中超资格以及它的青训队伍,结果重庆依然屹立在2004年的中超联赛上。多年后的足坛打黑风暴中,2012年判定了末代甲A的许多结果,上海申花因为与陕西国力比赛中贿赂对手,被判决剥夺2003年甲A联赛的冠军;天津泰达与上海申花还因此被罚款100万元并在2013年中超联赛直接处罚扣掉6分;上海国际的徐宪泽对足球心灰意冷,到了2005年初也正式退出了足坛,上海国际几年后来变成人和集团的玩物,在陕西、贵州、北京流浪。回顾末代甲A最后一轮的闹剧,从重庆与青岛的“欢迎客队赢球”,到上海国际与天津的假赛,再到上海申花与深圳的“输球夺冠“,竟然没有一场符合现代体育所倡导的“体育精神”或“奥林匹克精神”。但总的说来,重庆选择输球也是合理利用规则,至少没有触犯底线,而上海申花、天津泰达一方,则是被证实为了谋取利益而使用了非法的手段。结果到最后,2003年的甲A在历史上,没有留下任何冠军,只留下令人印象深刻的最后一轮的疯狂,以及当时盛行的假赌黑的种种现状。
本文由羽角宫弘撰写,大部分资料来源于网络,其余部分资料来源于中国足球研究院的成员的成果,有取自中国足球资料(旧网)或者中国足球研究院 - CFA足球大数据,也有取自研究院成员(如津门虎等人)的博客的。在此向中国足球研究院致敬。特此声明,本文未经笔者同意不得转发,当然就算你转了笔者也没办法(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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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eterchiublack · 7 years a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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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文贵事件述评
《中国战略分析》2017.10.31
本文由旅美著名维权律师滕彪撰写,是迄今为止,关于郭文贵“爆料”最严谨的分析。文章首发《中国战略分析》2017.11,此为删节版。 http://www.freefq.com/dig/rac/index_2.html     2017.10.25   (删节版将首发《中国战略分析》2017.11)
    【提要:郭文贵的敛财之路,是一条官商勾结之路。其爆料,真实成分十分有限,为吸引眼球,其言论极端、离奇、色情、肮脏,对质疑者百般羞辱诽谤。郭赢得数量众多的粉丝也反映了人们痛恨腐败、对政治黑幕的好奇、“廉价变革虚假希望”以及“强人崇拜”等心理。郭并不真正追随民主、法治,爆料虽有一定影响,但与中国体制变革无关。郭文贵事件反映出的政治伦理等问题值得人们去讨论和反思。】     滕彪,德性、政治与民主运动——郭文贵事件述评, 《中国战略分析》,2017.10.31 。         2017年中文网络最重大的事件,无疑应该是郭文贵事件。这位挑起反腐大旗的亿万富豪,口才极佳、阳光帅气、个性突出,赢得粉丝无数。曹长青称之为“中国人里极为罕见的英雄”,郭国汀说:“文贵不但是个天才,而且是终结中共暴政的天使。”有人称郭文贵“将彻底改变中国的历史,把14亿人拉入人类主流文明。”有人说郭一人爆料带来的震荡,超过了海外28年的总和;还有网友称“郭文贵已成为中国勇士的代名词”,应该得诺奖。一时间郭被奉为民族英雄、民运领袖;他的形象被安置到各种传奇英雄的海报上,俨然称神入圣。     郭式敛财        郭文贵说:“我赚钱是天才”,“没从国家拿一分钱”,“没有一分钱是犯法得来的,没有一分钱是不干净的。”        姓名:郭文贵,或郭浩云,或吴楠(国安代号),或Miles Kwok。出生地:山东聊城莘县。出生时间:1967年2月2日或1968年10月5日或1970年。     郭文贵声称自己曾因援助八九民运而被当局以煽动反革命罪羁押;但根据山东濮阳市人民法院1991年的一份刑事判决书,当年无业的郭文贵,答应帮他人购买100吨汽油,却以"濮阳市石化局"的名义与他人签署协议,三次骗得7150元人民币,后被控诈骗罪、阻碍执行公务罪。郭文贵因拒捕袭警,其唯一的弟弟郭文斌亦持刀伤警,遭击毙。     郭文贵的发家路线图已有很多分析报道:“郭文贵出身基层,学历低,靠三寸不烂之舌游走官商界”,靠着国安后台和政府背景,“横行中国呼风唤雨。”(香港壹周刊)但他的“第一桶金”似乎还是个谜,按照章立凡的分析,“他入狱前是小打小闹。出狱后成为香港‘零售女王’夏平的司机,很快成为裕达总经理(夏为董事长),随即夏退出,郭任董事长。谁会把这么大资产白送?只有一种可能——代持。联系其身份,郭代持的是特殊部门的党产。”之后,郭文贵利用其“特殊实力和狠辣风格”(《财新》),偷听偷录、色情陷阱、黑道流氓、行贿诈骗、伪造文书、操控司法,有国安高层的特殊手段和保护伞,其商业对手纷纷败阵,郭的��家史可谓惊心动魄。     根据多方报道,郭文贵1992年开发裕达国贸,欠下银行巨额贷款,很多至今还没还清。欺诈哄骗百姓,用黑恶势力逼迁,给村民带来巨大损失。兴建裕达国贸的6000万美元,竟是从台商林鸿道诈骗而来;陈志瑶和陈耀东两位台湾建筑界名人也遭郭文贵骗走1亿多新台币。陈志瑶任职于郭文贵公司期间,一度被郭插赃嫁祸、被控制人身自由,被用枪指吓、严刑拷打、差点被迫签下文件而入狱。(《新新闻》)陷入郭文贵色情圈套的河南省交通厅长石发亮被判无期徒刑;郭当时勾结的郑州市委书记王有杰,后来被判死缓,但郭“积极配合调查”,得以脱身。按照郭的合作伙伴曲龙的说法,郭文贵在裕达开发过程中结仇过多,可能是导致他三哥离奇地被人割喉的原因之一。    郭介入郑介甫和赵云安之间的天津华泰之争,谢建升、郑介甫逃亡,赵云安、李明炯入狱,郭与合伙人曲龙反目,通过国家安全部副部长马建、河北政法委书记张越让曲龙获刑15年。     郭文贵得到张越、马建的协助,偷拍了“刘志华香港嫖娼”录像,导致北京副市长刘志华落马。兴建“盘古大观”时,“被人周街追装修费”的郭文贵,竟制造假税务证明、假承包装修合同、假发票等,从北京农行弄出32亿元巨额贷款;这次骗贷得到了保监会主席项俊波的支持。(《壹周刊》、《财新》)    2008 年 5 月至 2015 年 7 月间,郭控制的“裕达系”还采用伪造虚假购销合同、签订虚假股东会决议、伪造虚假增值税发票复印件等方式,先后 44 次从原开封银行等4家银行骗取贷款 14.95 亿元。(《新京报》)     政泉控股与北大方正之战,双方相互爆料,郭文贵利用国安马建的关系在方正集团的会议室内装了窃听器,并对李友行踪进行全方位监控,最后郭文贵的昔日盟友李友败阵,获刑四年六个月。郭在电话里对李友尖笑:“友兄,我告诉你,这个世界亲爹为了利益都可以卖儿子,可以为了房子把老婆卖了,你太天真了,我他妈太爽了今天,我看到你这样!”令人后背发冷。          被郭文贵称为“没有贪污一分钱”、“绝对爱国善良”的马建,在狱中详述了从郭文贵那里受贿共6000多万元,然后利用手中特殊权力为郭文贵牟利。比如,郭文贵的公司于2008年因建筑违规,马建派人以国安部的名义给相关部门发函,为郭文贵挽回数亿元的损失。在民族证券收购过程中,马建以国家安全的名义多次发公函并派人协调,迫使首都机场、北京产权交易所等单位为郭文贵接手民族证券提供便利。    2013 年,郭文贵通过马建、英国前首相布莱尔,骗取个别阿布扎比高层的信任,进而以投资中国金融资产为饵,与阿布扎比王室成员成立阿中基金。据网络各方面的信息分析,该“阿中基金”很可能是由郭代持的国家安全部的小金库,但郭的投资失误,损失6亿美元,后来马建被抓,郭仓皇出逃,财产被冻结,无力还债;为躲避追杀,逃到美国。     郭文贵的敛财之路,是一条官商勾结、违法犯罪之路。有媒体总结,郭犯有行贿罪、诈骗罪、骗取贷款罪、职务侵占罪、骗购外汇罪、侵害公民个人信息罪、洗钱罪、故意销毁会计凭证罪、伪造文书罪、非法拘禁罪等。“他賺的每一分钱都滴着鲜血。”(温云超)这说的当然主要不是政治和商业对手的血,也主要不是其家人、员工、合作伙伴的血,而是普通民众的血。八弟三哥惨死,多名家人、企业高管、员工入狱、遭恐吓、受酷刑;企业资产被冻结;马建的马仔、国安部处长高辉不明不白死于狱中;但郭文贵的逼迁、骗贷、行贿、洗钱、从事特务活动,真正受害者是大量没有姓名的村民、股民等。郭经常提及杨改兰,俨然成了一切悲惨百姓的代言人,殊不知杨改兰们的悲剧,原因恰恰是郭文贵、老领导们的巧取豪夺,是郭文贵们卖力维护的强盗体制。     郭氏爆料         郭文贵说,“诚实是最大的武器”。他多次赌咒发誓:爆料有一条不实就认罚10万美刀,“如有不实就去剖腹自杀”,“我背后就是佛,所有我当面说得话和背后的话,若有半点不同,大家可以杀我。”人们以为,郭有在中共商圈摸爬滚打的经验、国安部的特务身份,一定掌握大量的高层腐败材料;“保命保钱报仇”也使他有破釜沉舟的动机;同时,雄厚的财力、出色的口才、对自媒体的运用,都会使他的爆料锦上添花。     但郭文贵迄今为止的各种“爆料”,真实成分十分有限,绝大多数无法证实或已被伪,成为笑料。《纽约时报》:“郭文贵的指控未经证实,他的一些说法甚至是荒诞的,很容易被揭穿。”《金融时报》:“郭文贵的一些声称前后矛盾或毫无证据,西方记者对此很失望,但狂热的郭粉不在乎。” 《华尔街日报》:“郭先生的很多指控很难独立证实。”        郭文贵所爆王岐山亲戚姚庆的照片,经章立凡考证,实为呼伦贝尔市政协副主席姚庆,两人毫无关系。郭当作“关键证据”展示的姚庆账户信息,把美元兑人民币以及兑港币的汇率算颠倒了,出现1人民币=6.83272美元的笑话。     网友发现,郭文贵放出的海航乘机信息中,一名叫刘欣的女士身份证号为“110105198006292956”,但根据中国身份证编号规则,第17位数字单数特指男性,双数才是女性。此外,郭公布的孟建柱女儿孟海晶的护照号码E20888361,其实是河北男子王某的护照号;孙立军的儿子孙尚华的护照号则属于吉林女子杨某;性别全搞错。    郭文贵拿出一些A4纸说是贯君和刘呈杰的DNA检测报告,称两人DNA的相似度只有2%到3%,但人与人之间99%的DNA序列完全相同的,这是基因学的常识。事实上DDC公司根本没有做过这个报告,造假团队下载拼接而已。    他展示一份《中共中央办公厅关于调整针对特大犯罪嫌疑人郭文贵宣传工作策略的批复》,该文件被指在行文格式、内容等设计上有诸多错误,显系伪造。     他多次移花接木,弄混了北京電視台主持人、生于1975年的王芳,和周小平夫人、生于1985年的歌手王芳。郭文贵声称的名为赵月琳的中共高官“情妇”的照片,其实是台湾知名的健身网红蔡昀洁。两名被指是政法委高官的“情妇”照片,则是在网上随意就能搜索到的减肥广告女模特儿及旗袍女模特儿。他列举的公安部内保局长孙力军在澳大利亚的房子,结果有两套属于音同字不同的另一个孙利军。    郭文贵所爆王岐山与当红明星范冰冰开房的“范冰冰裸露床照”,被“万能的推友”识破,其实是把电影《苹果》剧照截图调转了180度。    郭“913直播”称:姚依林在其妻子洪寿子葬礼上,与杭州女孩萱萱做爱被外孙女撞见。然而姚依林1994年就去世了,其妻洪寿子2001年仍能参加其子姚明伟的葬礼。章立凡揶揄道:死人姚依林如何在活人洪寿子的追悼会上淫乱?     郭在华��顿的记者会上展示的“绝密文件”《国务院办公厅、中央国家安全委员会办公室关于2017年度秘密增派何建峰等27名国安部人民警察赴美执勤工作方案的批复》,文件编号不符、单位级别不符、与正式公文字体和落款、文件用词、盖章格式不符等,漏洞百出。网上可以查询到国办函〔2017〕80号和〔2017〕83号 ,时间都在8月,而这份国办函〔2017〕82号,日期却是4月21日;而且末尾一个是电子印章,一个更像是胡萝卜章。这种秘密特务工作竟然由国务院办公厅、中央国家安全委员会发“批复”,而且竟然有人偷出原件交给海外的郭文贵,实在说不通。     最大的笑料大概是,他声称烧掉了三份对“许多人的生命有着巨大的威胁”的“绝无仅有”的文件,原因竟然是哈德逊研究所取消了他的演讲。一个正在办政治避难、最需要真料的偷录狂,竟然赌气烧掉可以“保命”的绝密文件,这只有两种可能:要么是弥天大谎,要么是智商过低。         郭文贵说:“我没有任何犯罪记录”、“没有任何人起诉我”。但他早在1989年就入狱,美联社报道指,郭文贵在中国国内涉嫌包括绑架、诈骗和洗钱在内的19宗刑事案件,以及100多起民事案件。郭在海外还涉嫌监听记者、政要,跟踪和威胁民主人士和媒体人士,伪造文件等。潘石屹、胡舒立、范冰冰、黄艳、许晴、博讯等都对郭文贵提起了诉讼。郭文贵对员工马蕊实施多次强奸和非法拘禁,性质极其恶劣,有马蕊保留的物证(内衣、验孕结果及堕胎药等)、有助理王雁平和马蕊的录音、有美联社、路透社等大量主流媒体报道,郭竟能矢口否认。《新京报》等报道称,“盘古董办秘书丁某,2010年被郭文贵强奸。此后,每两周郭文贵都要与其发生性关系。据丁某称,郭文贵与多名盘古公司高管、秘书都长期保持性关系。2010年10月,郭文贵酒后在餐厅门口看到盘古餐饮部秘书陈某,指示两名保安将陈某带到酒店房间内,欲强行与其发生性关系。陈某激烈反抗,郭文贵未能得逞。”“郭文贵对强奸身边女员工并不感到羞耻,还多次向外人吹嘘他的强奸逻辑:‘只有霸占了女人的身体,才能霸占女人的心,才能放心把工作交给她。’”。           不必一一罗列,上面这些足以说明郭文贵撒谎成性。帮助他制造爆料视频的弗瑞德牧,也现身讲述了造假过程。郭文贵拿钱收买其他团队造假、收买某些媒体人、民运人士充当吹鼓手的,部分证据已经被公开。郭喜欢说,“就算我是杀人犯,也不影响我爆料啊!”听起来没错,但“撒谎”会影响。撒谎太多,失去公信力,爆料如何让人信服?不算中共五毛的话,质疑郭文贵的人全都支持郭文贵报真料,希望郭的爆料或线索能够冲击中共腐败体制,至少让中共丢丑。但大半年下来,真料极有限,笑话一箩筐,自摆乌龙,自丢其丑。     郭氏人格        表面上,郭文贵的语言滔滔不绝,有个性、有感染力、有冲击力,并且不乏深刻见解。不过冷静分析郭的话语举止,倒是有以下特点:    极端。郭称“我准备他们的料准备了28年”、推文“一个月阅读270亿”、“爆假料就当众剖腹自杀”、“核弹级爆料”、“爆料可引发上千万人上街,那就没有19大了”、“基辛格跟我太熟了,中国的事儿他都听我的”等,耸人听闻,夸张无度。     色情。他津津乐道于性爱细节,“怀孕小手”、“爆肛”、“肛裂”、“玩人家一家四代”、“带着月经带还要做爱”、“处女阴道里养红枣”等,同时伴随着猥琐表情,在直播时也无法控制,越说越亢奋,越说越露骨。他编造范冰冰、董卿、许晴、梅婷等明星的绯闻故事,明显属于恶意诽谤,目的就是靠下三路、黄段子、靠明星的知名度、靠网民的猎奇心理吸引注意力。    离奇。“马航370失踪之谜”、“雷洋之死”、“中美大战”、“绝密文件”、“三次立国家一等功”、“无人机暗杀”等等,他能在接受傅才德采访时突然接到“习办”电话,能“随时随地拿到中共的高级文件”。夸张、淫秽、离奇,都是郭氏吸睛大法。    撒谎。前一节已有论述。推友@pandaluvbamboo 眼中的郭文贵:“一张口就满嘴跑火车,两小时不打半个磕巴,三句话里能带四个谎,从中南海到曼哈顿,土共洋人通吃。”     谩骂。郭氏单口相声中杂夹着数不清的造谣、诽谤、谩骂和对女性的歧视、羞辱。(郭曾说“我最尊重的是女性”。)面对马蕊的强奸指控,他不但不思悔改,矢口否认,反而对受害者百般羞辱:“有人強姦豬,都不會強姦她去。就馬蕊那長相,她強姦豬,豬都得自殺。”人品之恶毒,可见一斑。    肮脏。郭文贵痛恨一切批评质疑他的人,睚眦必报;每次都用他给起的��辱性外号来称呼:夏痔疮、章痔疮、癞蛤蟆李、乱伦彪、韦屎、屎诺等。不论是训斥员工,还是脱口秀,他在出口成“脏”方面似乎独具天赋。    自恋。喜欢炫富,炫耀自己和名人高官的交往,喜欢自拍、晒健身图片。这种自恋有时候达到狂妄和自我造神的程度,粉丝们把他捧成英雄、领袖、圣人,欣然接受。郭文贵哄骗马蕊时说的原话:“你应该把我当成神,知道了吗?否则就是灾难性的错误,我就是你的核心力量。”    轻诺寡信。郭爱打赌、爱许诺、爱发誓。他曾许诺的推特党旗设计费50万美元、5亿美元给以色列公司研发��墙软件、悬赏10万一条假料、斥巨资状告国际刑警组织、不少于200家全球知名媒体参与的新闻发布会、到美国国会作证······无一兑现。     煽情。他的语言具有很强的煽动性,简单、夸张、坚定、不容置疑、脸谱化、口号漂亮、情绪饱满、善于表演,利用一些人的猎奇心理、窥淫癖、强人崇拜心理,巧妙操控受众,吸引一批又一批的郭粉山呼万岁。他自称草根,消费杨改兰、泛亚、e租宝事件,装扮成一切穷苦人、受冤者的代言人。     专制。郭习惯了在家里、在公司当老大,对孩子、对员工、对生意伙伴往往飞扬跋扈;结交的都是权贵、富豪,对普通百姓极端蔑视。马建承认,曾动用国安关系为郭文贵大量删除网络负面报导。据《新京报》,2012年11月22日,得知原河南裕达公司员工黄峥在网上发帖令郭不满,郭文贵六哥郭文存将黄峥从广州骗至北京盘古酒店,赵广东等人对其实施人身搜查、殴打,造成黄峥多处淤青,逼迫黄峥删帖并写下悔过书。郭来到推特上也企图搞一言堂,怂恿和发动郭粉不择手段攻击对他质疑批评的人。        言行反应人格、心理,下面这些名词是从网上搜集整理的:     “谎言癖”是怪僻型人格障碍的一种特定类型。说谎成瘾,即使在不需要说谎的时候仍然会说谎,有意编造一些幻想性的故事、一段很神奇的经历来让对方相信,以欺骗行为来达到一种内心的满足。    “秽语症”,就是指通过语言性性活动而获得性满足的习惯和癖好,也叫猥亵语言症,一般为法律和习俗所限定不宜公开的与��有关的语言。    “专制人格”也叫威权人格:对弱者夸耀自己的力量,排斥、拒绝,而对权威者又卑躬屈膝,绝对服从;对上谄媚、柔弱,对下跋扈、残暴;外表强,内心弱;遇弱者要行使独裁,遇强者甘被奴役。     “自恋型人格障碍”表现为具有自我重要的夸大感、要求过分的赞扬、缺乏同感、不合理地要求他们顺从他的期望、在人际关系上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而占有他人的利益、举止傲慢等。     “表演型人格障碍”的表现有,常以自我表演、过分做作和夸张的行为引人注意,自我放任、不为他人考虑,情绪外露、表情丰富、娇柔做作、易发脾气,情绪���变、易极端、易激动,思维肤浅、不习惯于逻辑思维,言语举止和行为显得天真幼稚。     “边缘性人格障碍”的特征有“不稳定的人际关系、不稳定的情绪、不稳定的自我意象和明显的冲动性”,如冲动性的酗酒、挥霍或药物滥用,不合宜地爆发强烈的愤怒、或对愤怒难以控制,極端的思考模式(非黑即白、要么极好要么极坏),等等。(据@heheguoqiang(老斯基)曝光,郭文贵四年前因精神问题在香港跑马地的养和医院就医,被确诊为“边缘性人格障碍”。)    上面六个名词有点超出我的专业领域,不好置评。郭文贵的人格是否属于以上几种分类,或者程度之轻重,读者可自行分析判断。     郭氏粉丝        比郭文贵本人更有分析价值的,是郭粉现象。除了拿钱的民运小丑和水军以外,郭粉的人数的确不少。郭文贵爆料为何能吸引这么多支持者?     令狐补充认为,“为什么郭文贵在twitter上有如此多各色各样不管不顾一味死撑的脑残粉?直接真切的理由是’支国苦赵久矣’。”中共政权剥夺公民的选举权、言论自由、信仰自由,官商黑疯狂勾结,一切公权力腐败透顶,城管、警察滥用暴力,贫富悬殊,道德沦丧,生态环境被破坏,数十年野蛮专制,积累了太多的怨气乃至仇恨。突然间发现这样一个“战神”在挑战中共,在一厢情愿的心理投射之下,在人多势众的放大效应之下,成为郭粉,顺理成章。郭像是一个高明的催眠师,利用强烈的心理暗示,把观众们带入事先拟定好的剧本,故事越离奇、细节越夸张、情绪越亢奋、目标越宏大,越能达到煽动效果;质疑者被打成特务、人渣、“伪类”、“蓝金黄”,再找一些所谓民运、公知、媒体人之类的“托儿”跪舔吹捧、奋力配合,就迅速造成了郭网红万众追随的景象。很多不认同郭爆料的人不想趟浑水,更使郭粉的声势看起来远远大于公开质疑者。“广义人权民主活动人士和网络活跃人士很多对此保持沉默,可能是因为畏惧心理,害怕得罪那个惹不起的网红和为之站台江湖名人以及他们共同制造出的汹汹民意。”(沈良庆)         “无论官方说什么大家都不信。无论如何胡说八道,但反对官方的,大家都愿意相信。”(章立凡)原因当然是中共撒谎太多、作恶太多,尤其是腐败问题。我曾总结过“中共腐败定律”:1,官场逆淘汰,不腐败是例外。2,腐败的概率和数额,与官员实权大小基本成正比。3,腐败被惩处的概率和轻重,与官员或其靠山的实权基本成反比。4,腐败是全局性、制度性的;而反腐是权力斗争,是非制度性的。不妨再加一条:5,越高层的腐败,越难以找到证据,有的甚至不构成违法犯罪。比如家族垄断、亲友洗钱、法律或政策性的倾斜、职务范围内的内幕信息、以正常买卖和招投标为名、用司法判决作来掩盖,等等。有了这几条,要说王岐山、孟建柱不腐败,那是幼稚;要说习近平、马建、“老领导”不腐败,那同样可笑。任何人随便声称任何一个高层官员腐败,准错不了。但郭的特殊身份(国安、流亡富豪、网红),加上有鼻子有眼的细节,加上真真假假、偶有真料,愿意相信的当然少不了。宫廷政治、信息黑幕之下,人们对高层内幕、小道消息总是充满好奇心。     推友@WYW688(王铁人)说,‏挺郭除了满足对中共敢怒不敢言的心理、听官场名人下三路的猎奇泄愤心理,更契合了多数国人心中不必付出就可以让中共倒台的愿望,这一切就如同给有毒瘾的人抽鸦片。@xcityonfire(六四广场‏)则认为,挺郭者并非集中于社会底层,而是拥抱“廉价变革希望”的中层,体制内外“中产”群体。挺郭者中不乏教授、维权律师、作家、记者、白领等。鲍彤先生称“郭文贵就是我的老师,郭文貴打開了我的眼界”,让他认识到了中共的黑暗,这让人啼笑皆非。1949年入党、经文革冲击、做赵紫阳的政治秘书、亲眼看到六四屠杀、入狱七年,竟然不知道党是黑的?刘晓波死无葬身之地、法轮功、巴拿马文件、709律师、重庆唱红打黑、毒奶粉、聂树斌、李旺阳没有让他认识到党的邪恶,郭文贵这个“国安特工、铁杆专制拥护者、恶迹昭昭的诈骗犯、洗钱者和强奸犯”(刘水语)倒成了启蒙老师?     “廉价变革希望”的确占了当下中国潜意识市场上巨大的份额,涵盖了社会各界、体制内外、中产和底层,维权甚至“民运”人士。他们对专制体制有不同程度的痛恨,对政治愿景有不同的设想,对改变现状有不同程度的渴望,但他们都反对革命、主张改良,反对激进、主张渐进。三个代表、胡温新政、人权入宪、先法治后民主、党内民主、体制内健康力量、四中全会重提依法治国、中产阶级、公民社会发育、互联网、劳教被废、习近平是习仲勋儿子、老虎苍蝇一起打、王立军事件、周永康落马······这些都是他们贩卖过的“廉价变革虚假希望”——100次被抽脸,101次冒出来。顶郭是这种心态的一次集体发作而已。拥抱这种廉价幻想,往往伴随对真正反抗者价值的贬低,伴随着自己不付代价的搭便车心理,伴随着中国可以不经过抗争、不经过革命性动荡就能顺利和平转型的美梦。     这次网络义和团,也反映出群民的“强人崇拜综合症”。对领袖、超人、英雄、圣人的膜拜,超过了一定的度,就会成为专制的沃土。而且在一些人那里,“强人崇拜”往往不分善恶,希特勒、斯大林、本拉登、萨达姆、习近平,只要有权、有名、有钱到一定程度,都被当作 “成功者”、“伟人”甚至“神”去崇拜。对超级富豪网红郭文贵,郭粉不关心他财富积累过程的罪恶、不关心他的道德、人格、政治立场;崇拜本身是一种需要。“圣人崇拜、英雄崇拜之外,还有痞子崇拜。痞子崇拜还是愈演愈烈,毛太祖时达到高峰。对郭文贵的痞子崇拜,规模小得多,也会很快结束。”(宁文忠)@PhilGo2(曉非‏)说,“单说郭粉因虚假希望的投射而饥不择食,并不能完全解释这些煞有介事的顶郭言行以及对质疑者荒诞透顶的低级谩骂。长期浸淫于极权环境下,对丑恶的熟稔和对文明的无知塑造了这些人——憎恶显而易见的邪恶,却又轻易被另一种邪恶所吸引。尤其令人难以忍受的是,他们一拥而上时竟然毫不掩饰自己糟糕的审美。”     与腐败、荒淫、谎言、酒精、奢侈品、语言暴力形影不离的郭文贵,是中共党国体制所生产出来的恶之花。“一个撒谎成性的黨,近百年来就在人群中搜罗���培训’脸不变色心不跳’的稳定撒谎者,六亿人民时就聚集培训了成千上万这样的撒谎者,因此打败了另一个黨国。现在14亿人了,训练出郭、王这样的撒谎高手,本不是奇事儿。”(李伟东)推友@tongyimubiao(统一目标)说,郭文贵集中了国人之恶,“欺骗,残忍,势力投机,无知狂妄,贪婪小气,愚蠢狡猾,无法无天,傲慢骄横,暴躁易怒,嚣张跋扈,猥琐卑劣,下流无耻,两面三刀,睚眦必报,撒谎成性,反复无常,不择手段,花言巧语······郭粉在郭文贵身上不是找到了希望,而是找到了内心真正的自己,郭文贵说出了他们平时不敢说出的假话谎言,表达出他们不敢表达的厚黑观念。”作家茉莉提到,她认识的一个人心仪郭文贵,完全不在乎郭的恶劣人品,这个女人说:邪恶就是美。    ‏ “群众从未渴求过真理,他们对不合口味的证据视而不见。假如谬误对他们有诱惑力,他们更愿意崇拜谬误。谁向他们提供幻觉,谁就可以轻易地成为他们的主人;谁摧毁他们的幻觉,谁就会成为他们的牺牲品。”(勒庞)生活在极度奢华、也极度恐惧中的郭文贵,自然渴望得到认同和赞美,对一切批评质疑都无法容忍。吴仁华只是提出善意的建议、胡平只是轻微质疑,都遭郭文贵破口大骂。有什么样的偶像就有什么样的粉丝,郭卫兵们更加不堪;不但质疑者被谩骂、被抓特务,连挺郭不力的、甚至旁观不语的也未能幸免。官商勾结、谎话连篇、拥独裁者为圣人的国安特务倒成了民主领袖,成了判断别人是不是特务的标准;这种荒谬逻辑竟然还有大量郭粉不假思索地接受。反抗群氓和暴民,绝不比反抗暴政更容易。霍弗在《狂热信徒》中说过,“(狂热者)无法被说服,只能被煽动。对他而言,真正重要的不是他所依附的大业的本质,而是他渴望有所依附的情感需要。”“当我们在一个群众运动中丧失了自我独立性,我们就得到一种新自由——种无愧无疚地去恨、去恫吓、去撒谎、去凌虐、去背叛的自由。” 前不久被热议的禁书《巨婴国》,指多数中国成年人在心理上还是婴儿。这让我想到大前研一所描述的“低智商社会”,不读书或者只有幼稚书籍,对各种谣言缺乏起码的辨别力,容易受媒体操纵,人云亦云,得过且过,从不深入思考,沉湎于文化快餐、社交网络、电子游戏之中。粉丝也影响偶像,郭粉也在某种程度上强化了郭的偏执、跋扈和臆想。     郭氏“革命”        何清涟认为,“郭氏推特革命”,缘于追随者对发起者的有意误解,却“包含着未来中国革命的诸种隐喻”。郭的支持者说,我们不管郭文贵的历史、他的动机、他的人品,凡是反共的我们都应该支持,郭文贵反共,所以我们必须支持。         问题一:凡是反共的我们就都应该支持吗?敌人的敌人就一定是朋友?希特勒、ISIS也反共,我们要支持希特勒?伤害中共的就是我们的朋友?看历史的话,对中共伤害最大的当属毛泽东。有人根本不去理会村上春树的语境和本意,说什么鸡蛋与墙,要永远站在鸡蛋一边。这种非此即彼的选边站思维也相当低级。纳粹被灭前夕、本拉登被围剿时属于弱者,难道要站在他们一边?“反共不等于就站到了道德的至高地。我們反共是因为中共所为有悖公理正义,我們反对一切对自由和美好人性的威胁,反共并非终极目的——何況郭文贵并不反共。”(雪笠)我的朋友陈年老酒说得精彩,“敌人的敌人不一定是朋友,敌人的奴才一定不是朋友。”         问题二:郭文贵反共吗?不能否认,郭文贵有一些听了过瘾的反共言论,比如“这个体制是杀人的体制,是魔鬼的工具”,“不腐败就不能活的体制”,在华盛顿记者会上还说出“我要推翻这个政权”。但相反的话他说得更多:他赞习近平为“千年圣君”,强调“共产党员99%都是好人”,明确表示和民运切割,反复强调“不反政府”等等。高智晟律师评论说:“郭文贵满嘴胡诌说中国官员多数是好的,坏种只是极少数人,这是他不可饶恕的狡黠和不义的继续。”“郭七条”对中共体制的维护,远远大于伤害。他发明“盗国贼”一词,潜台词其实是:盗国贼是个别的,共产党是好的,干部的多数是好的,而且习近平是不知情的。事实当然是“以习主席为核心的党中央在以黑治国以警治国,习主席兼中共总书记在以贪反贪以黑反贪。”(何岸泉)郭故意掩盖问题的核心:腐败的是“盗国党”用暴力维持的专制体制。有人呼吁郭文贵参与民主运动、推翻一党专制,郭的回答是:“文贵无法苟同,更不可接受。中国虽然现在存有这样那样严重的问题,但绝大多数共产党人和中国人还是积极向上的,在过去几十年里,中国共产党、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共同在生产经济、社会发展、文化生活等方面创造了鲜有的奇迹,大家有目同睹······”         问题三:郭文贵希望中国成为法治国家吗?好像是。如果有法治,其家人员工受酷刑、财产无保障、生命受威胁的事情就可以避免。但假如有法治,他能勾结高官、骗贷骗迁、操控司法、大肆敛财吗?他的不义之财,不都是因为他在这种腐败体制下如鱼得水的本事吗?郭文贵从体制中攫取巨额利益、深度为国安工作,即使偶然成了政商恶斗的失败者,也没停止过与体制勾兑。或许根本就不存在什么郭氏“革命”,只有郭氏勾兑。他在自己公开的8月26日致中共最高层领导人的一封亲笔签名信中写道:“文贵谦卑而真诚的珍惜(孙力军)副部长、孟书记和各级领导给我的这个机会,我一定以身相报······为习主席奉献自己的一切!”“能否将文贵现在的影响力与资源尽快转化为报答于习主席中国梦!”“能否站在国家利益习主席国际大策略的基础上给文贵一个明确的目标任务,戴错立功,用结果表达拥习爱国呢!”特工,爆料,勾兑,舔习,推特党,政庇,“三姓家奴”嘴脸,跃然纸上。         有的支持者愿意退一步:不管他主观意愿,只要客观上起到了反共的效果,我们就应该支持。赖建平律师说:“郭文贵爆料凝聚起28年来一股空前的、人民集体抗争的共同意志。”也有人认为不过是一地鸡毛,如推友@jimwujq(弗里德里希)‏:“郭某人爆料,目的是私利,手段是厚黑,本质是权斗,过程是不义,结局是皆输,于中国大陆民众的法治自由民主诉求没有任何进步意义。”到底如何评估郭爆料的客观效果?     郭的爆料当然给中共造成一些麻烦或恐慌,让一些人更认清了中共的腐败和黑暗。这从当局的应对也可以看出来:通过国际刑警红色通报、派官员来谈话、释放曲龙、获取并发布郭文贵的大量私人谈话音频、组织针对郭文贵的诉讼和抗议、发动水军、黑客攻击、抓捕传播郭视频的网友等等。(The Diplomat评论说,“就算郭所声称的东西全是假的,中共也不愿意这些谣言流传。”)但郭集中火力猛攻的那些人——王岐山、孟建柱、傅振华、孙力军等等,几乎没有受到什么影响。对海航当然有影响,但海航被媒体爆料早在郭文贵之前,郭并没增加多少可证实的、有价值的东西;私生子云云,只是一说而已。就算王岐山、孟建柱等人被双规,又如何?(黑帮政治的黑幕操作之下,如何证明那是爆料的结果?)就算七常委全都抓了,又如何?常委换了一茬又一茬,专制依旧在、腐败更猖狂。郭希望的不过是换成他老领导这一派的人,然后继续腐败,继续选择性反腐。我们要改变的是腐败体制、一党专政,与高层换人游戏基本没关;饱虎走了,换成饿虎,甚至更坏。     郭说他的核弹级猛料爆出来,会有千万人上街,这是痴人说梦。不要说他根本没有猛料(或者赌气烧掉了),就算真有,能比天安门屠杀、法轮功、天津大爆炸、巴拿马文件、709、朝鲜核爆、雾霾、股灾更大?难道没有郭爆料,大家就不知道中共有多腐败?难道知道了中共腐败,就能上街?就算千万人想上街,又如何组织协调?“这种对胡言���语的相信和起哄,对于打击中共没有任何作用,制造不了任何混乱和撕裂,反倒是郭卫兵来势汹汹地压制了真正有效和冷静的民主革命思维和策略。愚民从来抵御不了极权,甚至从来都是极权的帮凶。”(李伟东)        再退一步,有些郭粉说得比较直白:和中共斗,你们那些和平、理性、诚实、文明的手段永远没戏,28年来一事无成;中共是流氓政权,唯有比中共更流氓、更凶狠、更不择手段,才能打败中共。反郭的人犯有道德洁癖,道德制高点是有了,但在政治博弈上却是幼稚的。     在复杂的政治现实中,只重视道德当然太过迂腐,纠缠于运动领导者的私德也没有必要。但“道德洁癖”指的是道德上过分苛刻,而我们讨论的郭文贵和网络义和团却是公然的假恶丑。而且这里谈的不是私德,而是公德。涉及政治事务,公德当然要考量,何况犯下洗钱、强奸、绑架诸多罪行的前特工?何况是拥戴独裁的勾兑者?     目的正确,可以不择手段?一、谁来判断“目的”?依据什么判断?何况郭的目的其实不是大多数郭粉的目的;二、谁来判断“正确”,用什么程序、什么标准判断?反共就绝对正确吗?反共就等于民主?民主就正确?何况郭未必反共;三、目的正确可以不择手段,恰恰是与枪杆子里出政权、成者为王败者寇、毛氏中共哲学、极权主义原则相通的;四、不择手段是什么手段?造谣、暗杀、假钞、恐怖主义?这些方法有效?就算成功,如何保证建立的新制度不是更可怕的?“在一个专制社会,当理性、和平不能推动制度转变,人们本能地会相信流氓对抗强权的强大力量。但以流氓对抗流氓,其后果必然是走到民主转型反面——社会野蛮化和诞生新的独裁者。”(刘水)“郭文贵所用的手段与共产党如出一辙。······不道德的过程不可能得到道德的结果。”(王力雄)         民主力量靠什么挑战中共专制?若论资金、技术、组织性、人数,都不如中共的万分之一。但在道义力量、合法性、公信力方面,中共则是先天不足。当然仅靠道义是远远不够的,但是得道多助,物质���力可以积累,时间在我们这边。民间道义力量和公信力的积累,要靠行动与牺牲、靠勇气和人格的感召、靠冷静的理论探索与观念的传播、靠长期合作和民间组织建设、靠时间的积累。如果郭文贵这种撒谎成性、恶行累累的罪犯小丑都要支持,如果为了钱而给郭文贵这样的人站台并且吃相难看,如果违背基本的民主精神去配合“小独裁者”造神,如果一切流氓手段、邪恶方法都去采用,那么民间的道义力量和公信力将被迅速消耗,还剩下什么去战胜专制、建立民主?         又有人说,你也是从事民主人权工作的,这次为什么要违背民意?那我要问了:如何判断民意?支持郭文贵真的属于多数、反映民意吗?民意(多数)就一定正确吗?少数(或极少数)就一定错误吗?民意就一直不变吗?文革时公开反毛的有几个?多数就能剥夺、压制少数声音吗?从事民主人权工作为什么就必须“顺从”民意?事事顺从民意,还有什么独立思考的必要?        还有不少人说:就算不支持,大家看戏就好,何必站出来反对。我相信前面说了这么多,答案应该已经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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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ujiaogonghong · 4 years a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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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十年甲A——从巅峰到谷底(1994-2003)四:甲A的覆灭(3)
而就在中国足坛在陷入儿戏般的“打假扫黑”事件的同时,赌球已经慢慢地渗入到了中国足球的各个角落。1998年世界杯后、2001年中国队进入世界杯、2002年中国队参与世界杯,中国社会的足球气氛是越来越浓厚,当国家队的表现越来越好之时,当国家队能够代表祖国在国际层面上争光之时,无数平时不看球、不了解足球的普通人也开始去了解足球,去了解中国足球。再加上自从1994年甲A成立以后不断积累的球迷基数,到了2000年至2003年这段时间,中国球迷的人数差不多达到了历史巅峰。同时,自甲A成立以来,地下赌庄开始为甲A开盘,到1998年以澳彩为主的合法博彩业开始为足球比赛开盘,再到1997与1999年香港、澳门相继回归,赌球之风是愈演愈烈。
随着越来越多人开始赌球,越来越多的地下赌庄都开始参与赌球,使得大量球迷、赌迷的资金流向非法赌庄、国外赌庄的手上。2003年南方体育报道:“根据一些行内人士预测,中国内地热衷于参与赌球的人数大约为200多万,每年数以10亿计的资金主要流向两处,一处是境内外的博彩公司,另一处则是分布在全国各地的地下赌庄,两股势力为了一块肥肉明争暗斗,目前看来,作为合法势力存在的博彩公司占据了上风。”看着中国内地市场有如此之大的蛋糕可以分享,以澳彩为首的境内外的博彩公司纷纷开始对国内足球比赛开盘。2002年年底及次年年初,澳彩正式宣布对中国甲A联赛开盘。
面对势不可当的赌球,只能采取两种方法组织,一种就是靠司法机关用法律手段对其进行最为有效的打压,这是主要手段。另一种就是体育界足球界的各个机构以及单位进行严格排查、规章以及审查有无人士涉及赌球,再加上社会各界对反赌的宣传,这是次要手段。可问题是,如果次要手段没有有效地实施,那司法机关如何对赌球进行有效打压?2001年,中国体彩在全国十二个省市发行足球彩票,试图用政府合法的足彩来阻止地下赌球的蔓延,然而此举在历史面前表明是失败的。江南时报2004年报道写道:“体彩发行至今这10年多的时间,历经了一个很大的发展,到2002年,年销售额突破200个亿,但去年彩市出现下滑,体彩只卖出150亿,作为体彩彩种之一的足彩,其销量也呈逐期下滑的趋势。2002彩季,广东一个省过亿元的销量,居然是现如今全国的销量总额。足彩的下滑除去市场因素,还有玩儿法单一、规则不尽合理等硬伤制约,今年2月18日起开始发行的进球彩可谓丰富了玩儿法,但仍然不见有很大起色,说明这个市场确实有饱和之嫌。……靠足彩遏制赌球,只能是多种选择当中的其中一种,意大利的足彩搞了那么多年,在世界上几乎是最成功的,赌球不还是常见的事?”
2002年澳彩为甲A开盘后,足协却用这种方式来解决问题,《中国足球内幕》写道:“2002年年底及次年年初,当澳门博彩公司宣布正式对中国甲A联赛开盘时,中国足协第一时间想的不是怎么建立良好机制面对它,而是忙不迭地向博彩公司索要版权费,“太不像话了,怎么可以开我们的盘却不跟我们相关部门打招呼呢,怎么不交钱呢”。中国足协的小农意识在此足以影响未来10年的大事件下作祟,经过之前8年职业化,脑子里全是钱、钱、钱。那段时间,郎效农整天坐在电脑前想着怎么打报告给总局,向澳门索要版权费,他忧心忡忡,当有人提出更重要的是“立刻建立合理机制面对开盘”时,他并非没有反应,也不是没想到过开盘后对中国联赛的影响。但可以证明的是,他和整个中国足协骨子里想的还是版权费,对于怎样应对球员可能涉假,最恶搞的一个建议居然是安测谎仪。”
赌球之风之盛,不仅严重危害了社会安全,破坏了足球界的风气,更是开始严重影响比赛的公正性。这也是缺乏管束下,赌球必然导致的事情。因为如果庄家想要盈利,尤其是外围庄家或者地下庄家,就必须确保自己能够稳赚不赔。新华网2014年的文章这样分析:“赌球规则看似公平,其实背后大有玄机。庄家设置的每一个盘口,制定的每一个赔率,都建立在赌博集团超强的资讯能力、庞大的精算师和数学家团队的缜密分析之上,以确保庄家“稳赚不赔”。……以6月30日哥斯达黎加对希腊的比赛为例,某赌球网站6月27日开出的该盘赔率为1.7:2.2。也就是说,假设两边投注额分别为100万元,如“上盘”哥队胜,庄家需向赌客支付100万的1.7倍即170万元;如“下盘”希腊队胜,庄家则需支付100万的2.2倍即220万。这就意味着,在上下盘投注量相���的情况下,哥队胜庄家则盈余30万,希腊队胜庄家则亏损20万。这个看似公平的算法有一个漏洞,即当上下盘资金到达一定比例时,不论比赛结果如何,庄家都能稳赚不赔。为了控制资金流向,庄家会随着投注情况不断调整赔率诱导赌客。还是同一家网站,还是哥斯达黎加对希腊的比赛,6月30日当天,上下盘赔率已调至2.075:1.825,庄家“诱盘”成功。不仅如此,庄家还会就一场比赛开出五花八门的投注项目以分散风险,除了通常的让球盘和大小球外,还有角球数、黄牌数、单队进球数等各种赌法。民警透露,与合法的体育彩票相比,赌球网站设置的赔率极高,甚至能拿到几十倍的返还,迎合了部分人“一夜暴富”的心理。因此,尽管赌客们明知赌球存在极高风险,依然不惜铤而走险,幻想自己能够成为规则的“例外”。”而如果所谓的超强的资讯能力,就意味着俱乐部中、球员中、教练中、比赛监督或者裁判中、地方官员中、足协官员、记者中有人为了钱财或者其他理由为庄家们通风报信呢?当外围、地下庄家们发现中国足球联赛的管理如此松懈之时,怎么不会想到利用这些人,让他们影响比赛进程,从而左右比赛的数据,保证自己的资讯或者信息永远都是“正确”的呢?
《中国足球内幕》记载:2002年大连队主场对八一,赛前,大连外围的地下赌球庄家对开出的主流盘口是:大连实德队让一球(即买大连队赢,大连赢球且净胜2球或以上才可赢钱,若只净胜1球则不赚不赔)。以当时两队的实力比较和实德夺冠的战略目的来看,让一球略显“保守”。远在南方的一些地下庄家开出实德让一球半(即买大连队赢,大连赢球且净胜2球或以上才可赢钱,赢了只净胜1球依然算输钱),追捧实德的买家仍然不可胜数。不过,在大连,比赛之前很多庄家都像得到了消息——这直接从大手笔下注者的趋势都能看出,盘口从一球直接降到了半一(即买大连队赢,大连赢球且净胜2球或以上才赢钱,若只净胜1球则只赢一半钱)。也就是说,不太看好实德赢球。结果是,八一队孙新波与黄勇为本队各进一球,而实德队直到全场补时阶段才凭借外援尼古拉斯的一粒进球,爆出了八一2:1大连的冷门。该年联赛中,实德队屡屡在和一些弱队比赛时失手。据悉,每一次都有大量大连拥趸者中招。在比赛中球员并没有太过离谱的个人表现,但仍然引来了一些猜测:“为什么盘口总能预知最后的结果?”
同年,戚务生率领的云南红塔队在主场对战青岛海牛队,赛前大戚信心十足,很少夸下海口的他赛前聊天时说“拿下了”。此时的云南红塔在休赛期前排名第一,有主场之利,赛前红塔让半一(即买云南队赢,云南赢球且净胜2球或以上才赢钱,若只净胜1球则只赢一半钱)的盘口似乎��验证大戚的说法十有八九可以实现。然而比赛开始后,云南红塔似乎比对手更有高原反应,迟钝成为红塔队后防线最显著的表现。比赛不到20分钟,青岛队曲波便利用一次机会射入区楚良把守的大门,但是这个场面对于当年实力并不差且在高原成绩相当好的主队来说,没有人怀疑红塔会输掉这场球。不过,发生了很多奇怪的事情,在丢失了第一个球之后,门将区楚良脱掉了手套,然后愤然摔在地上,准备离场。这个镜头让观众闻到了不一样的味道。果然,红塔不仅没有获胜,连扳平都没做到,甚至还丢了第二个球,比赛结果是0比2,从盘口上解释,青岛倒可以让红塔半一。戚务生因此勃然大怒,关机,离场,并提出辞职。2001年他逮到了几名主力球员“卖球”的铁证,想废掉其中的一名红塔老臣,但集团负责人并不相信,大戚随即拨通了公安部治安管理局一位朋友的电话。最终,这位球员2002年初被挂牌。从某种程度上来说,这些比赛让红塔集团也失去了信心,第二年联赛结束后,红塔退出了足坛。
从上面的例子可以看出,庄家只要先摆出一个看似合理盘口,引诱赌迷花巨额下单,接着再根据��盘和下盘之间的差额来修改赔率或者盘口,使得庄家永远能够盈利,让部分赌迷亏得血本无归。而调整盘口的时机又非常巧妙,提前调整容易打草惊蛇,所以比赛中途调整盘口,就更容易得手。而被赌博牵扯进去的足球人士,就会在比赛中途,为了盘口而打出一些匪夷所思的比分或者做出奇怪的表现。久而久之,比赛就不是为球迷观众服务,不是为球队俱乐部服务,不是为中国足球服务,而仅仅只是为赌博服务。赌球的危害,不仅仅是那些热爱足球的人感受得到,更是让那些正规合法的足球博彩公司心烦不已。相对于正规合法的博彩公司,地下赌庄或者外围庄家急功近利,更喜欢采用非法手段在短时间笼获大笔财产。因此,据2003年南方体育报道:“在澳门网站投注最小可以下10元港币,小赌怡情倒也无伤大雅,但地下赌球由于一般下注都在1000元以上,这对于大多数人来说并非小数目,长赌必输,一个周末一千一注输掉上万块的大有人在。很多赌客会因此深陷其中不能自拔,他们会增加下注的场数,或者增加下注额,结果越陷越深,最后无钱还账,有些因此铤而走险,走上犯罪的道路。”
另据南方体育报道:“其实在中国内地,真正通过网络投注的赌客占很少一部分,大多数还是通过电话投注来参与赌球的。一方面由于澳门彩票不收人民币,除两广以外的地区交易很不方便;另一方面是由于很多赌客根本不���用电脑,也没有信用卡,对他们来说,分布在全国各地的地下赌庄才是更方便的赌球方式,一个电话就可以搞掂。一般情况下,外围赌庄都是分层设置,一般下注者,即散户,投注给小庄,小庄上面有稍大一点的庄,这样层层递进,最后汇集到各地的少数大庄。据了解,南方一些发达城市的大庄,一个比赛日经手的赌资通常都在几千万以上,有时数以亿计。赛前,这些大庄依据欧洲和东南亚大庄开出的赛前盘口层层下达给底层的小庄,来接受投注(俗称“接飞”)。大庄的主要盈利手段和博彩公司类似,就是在基本平衡上下盘投注的情况下,通过扣除赢盘方的佣金(俗称“水钱”)来赚钱。因此大庄必须在临开赛前一小时以内,根据接到手中的注码比例,将投注上下盘不能平衡的差额部分投向更大一级的庄家———澳彩或东南亚大庄,这样来规避风险并保证盈利。一般庄家要求赌客在一个小时以前报盘下注,双方以报盘时的赔率和水位为准,赌客不需要事先预付钱款,根据事后的输赢第二天和庄家结账,双方主要讲究的是信用,一旦发生拖欠的事情,不但合作立即中止,欠债者还会招来不测之祸。……目前,很多城市都有大量的地下盘口,而且胃口相当大,可以接上百万的下注(澳彩每次最多可以下50万港币),赌客的大多数资金都流向了这些庄家,而且这些庄家大部分都非常讲信用,赖账的已经不太多见,有点成规模经营的样子,这大大地减少了澳门彩票的收入。“
为了解决外围、地下庄家的大胆举动,南方体育报道:“为了从这些地下庄家手里夺回市场,澳彩一开始采用的是暴力手段,不定期到一些地方去“灭庄”,就是把一些地下盘口消灭了,这些人都是黑社会,大多是著名的“大圈帮”。但现在在赌球泛滥的情况下,澳门感觉用武力已不能解决问题,于是想出了一些更为稳妥也更有效的手段。一种是故意停盘不接地下庄家为分担资金压力而进行的投注,7月中旬在某南方城市进行的一轮甲A赛事就由于澳彩的停盘让国内手握数千万主队注码的大庄只能眼睁睁地看着输掉几千万的资金,一场赛事就给予本地大庄沉重的打击。另一种方法就是进行接管,澳彩到上海这样的赌球重要城市开分支机构,这些机构大多以投资公司的名义注册,主要目的是拉拢地下庄家做下线,增加自己的收益。”但很明显,多如鸿毛的地下、外围庄家遍地都是,别说澳彩和其他合法博彩公司无法制止这些庄家的行为,就连公安机关都难以打击。
当足协、俱乐部、教练,甚至是博彩公司都无法监督、保持联赛的公正性之时,这个联赛其实就已经堕落成死水潭。��中国足球内幕》写道:“2003年3月13日晚9时左右,澳门彩票公司在其网页上历史性地为甲A联赛开出了盘口。……但在开盘4轮共10场甲A比赛后,澳彩公司一位主管即表示:“从目前来看,内地的地下庄家对我们冲击很大。我们从有关方面得知,现在内地的非法庄家不少,他们私下接注大面积分流了澳彩的生意,最后回笼到澳彩的投注总额有可能不到真实投注额度的1/20。”这位主管在接受采访的过程中忧心忡忡,不断提醒,散户们在黑庄那里下注是非常危险的。但内地的庄家们可管不了那么多,他们正利用澳彩给甲A开盘形成的热度肆意出手操纵比赛。问题比想象中严重得多,从第17轮联赛开始,澳彩再也不敢给陕西的比赛开盘了,国庆节过后,第18轮甲A联赛开战,澳彩的甲A盘先是开盘时间延后,周五的晚上还未出现周日比赛的盘口,再就是开盘的比赛大幅缩水,仅对其中4场比赛开盘,四川对大连、云南对陕西以及重庆对八一的比赛都由于流言较多而被迫放弃。在当年联赛最后一轮,澳彩仅对上海申花对上海国际的这场德比大战开盘,澳彩在一轮比赛中仅对一场比赛开盘在本赛季还是从未有过的事,这应该是甲A联赛已经无法控制的信号。
有试图操纵联赛来盈利的庄家,自然也有试图操纵比赛来盈利的球员、教练、裁判、俱乐部或足协高层。这其中,就以2003年陕西国力的新任俱乐部总经理王珀最为突出,因为王珀以非常高调的姿态,带领陕西国力频繁打出“可疑”的比赛,让无数球迷、足球人士都看出来,王珀就是想利用陕西国力打假球,来赢得高额赌金。王珀这种角色,被《中国足球内幕》称作为“操盘手”。单单是王珀刚刚上台的2003年,就有以下被球迷怀疑为了赌球而打的假球,2009年华商报记载了这些比赛:
2003年9月21日,四川冠城5∶1陕西国力。据《中国足球内幕》记载,王珀为了能够获得球队的全权掌控权,直接在电视台记者面前声称主教练卡洛斯“生病了”,而实际上卡洛斯则被王珀以人身威胁,被迫呆在酒店里。王珀的这种举动恐怕不是第一次了,7月14日,陕西国力的巴西外援马科斯的妻子伊莲娜在酒店被刺,凶手至今尚未归案,据《中国足球内幕》透露,此举有可能就是王珀为了让马科斯“听话”而下的手。而在总经理王珀“指挥”下,陕西国力1:5惨败四川冠城。比赛的盘口从最开始的四川队让半球,跳到让两球至两球半。据记录显示,因为比赛前有许多人逐渐知道四川冠城必将大胜陕西国力,从而下注四川队,为了让上盘和下盘的赌金平衡,也不让自己亏得太惨,澳彩在比赛中途连续调高盘口,可依然没有用。这场比赛澳彩输了多少已经查不出来,但可以知道澳彩在此场比赛后就一度封闭了陕西国力的盘口。王珀的“第一仗”打怕了澳彩。
2003年9月23日,就在陕西国力对阵辽宁队的前一天,王珀和主教练卡洛斯的矛盾已经公开化。大批支持陕西国力支持卡洛斯的陕西球迷,此时早已看清王珀的嘴脸。现代金报记载:国力踩场时,在王珀亮相后,球迷们原本躁动的情绪更为激动,都高喊,“王珀滚回去!”就在王珀愕然之际,一名叫胡建文的球迷突然从看台上跳进场地,快速奔到国力队训练的角落,指着王珀怒骂:“王珀滚蛋!”看到王珀并没有什么反应,胡建文疾步跑到王珀面前,令人惊愕地“扑通”一声跪在地上,双手不停地作揖,口中念道:“王珀,求求你滚吧!看你把国力祸害成啥了?”王珀慌忙之间赶快往后退,而胡建文紧追不舍,又跪在地上重复同样的动作和相同的咒骂。之后,胡建文被工作人员拉走。面临陕西球迷如此的排斥与辱骂,王珀却毫不为之所动。反而,面对球迷的指责,他高调声称,如果赢不下辽宁,自己就下课且终生不碰足球。然而结果是,9月24日 陕西国力4∶3辽宁中顺。《中国足球内幕》指出,有人分析认为这是王珀一方派人买通辽宁队的一些关键球员,并且买通球员的钱和从庄家手里赢的钱相比完全不值一提。辽宁队怀疑有队员放水,声明严查,但是没有后文。此战后不久,卡洛斯黯然离开陕西队,王珀彻底控制陕西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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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西球迷胡建文跪倒在陕西国力俱乐部总经理王珀面前)
之后,还有一长串的王珀2003年在末代甲A的杰作:
  2003年10月5日 云南红塔0∶0陕西国力
  2003年10月12日 陕西国力1∶2天津
  2003年10月15日 青岛贝莱特2∶0陕西国力
  2003年10月19日 陕西国力0∶2重庆力帆
  2003年10月25日 ���海国际1∶0陕西国力
  2003年11月26日 上海申花2∶0陕西国力
2003年11月30日 陕西国力1∶2沈阳金德
这其中,很多人爆料或者分析,都是王珀与其他俱乐部进行“交易”,使得“操盘”能够成功,甚至还有几次失败甚至被其他不知名的势力操盘。而在王珀极力操盘的同时,他又对外自诩为“打假扫黑的斗士”,比如0:2负重庆力帆的比赛赛前,重庆某报称客队以300万搞定了国力,王珀极力辟谣,结果国力还是以0∶2败北,遭遇三连败。此战后,王珀以揪内鬼为由,在国力实施整风,但有内部人士表示,王珀的目的是为了防止球员个人卖球,一切都要让他自己亲自操作。而这些可疑的比赛中,其中有一场是在日后的足坛反腐打黑风暴中明确公示,即国力客场0:2上海申花的比赛。这场赛前有人以国力客场逼平领头羊云南红塔为例“敲诈”。传言称国力0∶2完败后收获了100万。也就是这场比赛使得上海申花丢掉(被剥夺)了2003年的甲A末代冠军。而靠着王珀的这些种种杰作,本来就财政紧张,球队成绩一般的陕西国力队,就这样被王珀“玩”到了联赛倒数第一,铁定降级到2004年中甲联赛。对于球队和陕西球迷来说,他们遭遇了巨大的损失,而对于王珀一方的赌球操盘手来说,他们却是捞尽油水,赌球不知赚了多少钱。
本文由羽角宫弘撰写,大部分资料来源于网络,其余部分资料来源于中国足球研究院的成员的成果,有取自中国足球资料(旧网)或者中国足球研究院 - CFA足球大数据,也有取自研究院成员(如津门虎等人)的博客的。在此向中国足球研究院致敬。特此声明,本文未经笔者同意不得转发,当然就算你转了笔者也没办法(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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