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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ravitysworm]

游戏零工在中国

平时很少谈自己的研究，这次破例简单总结了下手头进行的游戏劳工调研，多数派版本见这里。

电子游戏作为高度全球化的产业，在中国却有着独特的发展脉络。它一方面包含着太多竞次、反艺术与恶意营销的元素，太多的游戏短视、无脑、重复和仇女。但从另一个侧面看，电子游戏在中国是更具大众和工人阶级元素的存在。一个以高性能3A游戏为主导的游戏市场，也必然会排斥更多只拥有低端安卓机和碎片时间的玩家。中国市场很难孵化出有想象力和毅力的工作室和开发者，却在分发、再创作和消费层面上卷入了更多的社会群体。 

网游、手游、页游为主导的游戏产业格局，发展多年的游戏公会制度，加上近年来4G、5G通讯的普及，催生了中国电竞产业的爆发式增长和商业化，也变相推动了直播、代练、陪玩/陪练、租号等二级市场中游戏零工的崛起。仅游戏直播一块，就有三百万以上的从业者。这些零工中的绝大部分类型在欧美社会都没有对应工种，但在中国，它们正迅速被主流社会所看见和承认。一系列经济和职业教育政策也在推动游戏零工职业的正规化。如今，游戏陪玩已经可以申请中国通信工业协会认证的电竞陪练师的资质。缴纳几百元人民币，通过笔试和操作后，陪玩劳工就可以获得平台的认证 ，从而有机会拿到更好的订单。 

这些零工超越了互联网研究中对数字劳工的二元定义。后者在发达国家往往指的是被公司变相剥削免费劳动的消费者劳工（Consumer labor）或玩工（Playbour），比如出于个人兴趣创作游戏模组的玩家。在全球南方，数字劳工则往往涵盖那些为微软索尼组装电子设备的制造业工人（见PlayStation War），或是在暗无天日的工作室里打工的类似奴工的游戏货币打金者（Gold farmer），这两种工人都在从事主流社会忽视的隐形劳动。但如今中国大量的游戏零工，却难以被归类到之前这些数字劳工类型里。ta们绝少仅有玩家的身份认同，是靠在第三方平台接单打游戏维生的兼职和全职工人。同时，ta们在社会上有着较高的可见度，处境也更接近外卖快递员和网约车司机等传统零工工人。 

中国游戏零工的意义不止于技术与娱乐行业内部的变革重组。在资本的涌入、传统服务业的危机和疫情所催生的失业潮前，游戏零工的出现成为一种扭曲的中下层生涯出口。并没有多少从业者真正相信其所许愿的赢家人生，但ta们还是留了下来，希冀在更大的社会衰退之前捡拾到一些风刮下的果实。 

游戏劳工与平台远程控制

过去两年，我开始参与式观察中国的游戏零工经济，特别是零工从业者的劳动过程和职业流动。与快递员等内部差异更小的零工类型不同，很难寥寥数句勾勒出一个典型中国游戏零工的画像，或者说“典型”这个词本就潜藏着太多的预设。它预设了游戏零工有统一的面孔，经历着类似的劳动控制。事实上，游戏零工与纯开发端外庞杂的游戏内容流通与再生产过程有关，根据不同平台和工种而存在分化。不同阶级和性别出身的劳工，与游戏平台、顾客的互动也大相径庭。有男陪练使用变声器装成女陪玩，希望因此能获得更高的时薪，却又面临更多隐性情感劳动和网络性骚扰。 

但除了少量在金字塔顶端的幸运儿，绝大部分游戏零工在经历迥异的劳动过程后又往往殊途同归，ta们不仅无法通过自由灵活接单实现经济自由，反而被更深地嵌入进平台的剥削逻辑里，这与媒体上常见的通过打游戏躺赢的宣传有极大出入。 

传统零工经济往往存在隐形远程控制（Remote control）的问题，劳工虽然看似具备自我支配工作的优势，平台的规则和算法却变相剥夺了这种自由。比如Alex Rosenblat研究Uber算法时候曾经发现，Uber通过高峰定价机制吸引司机到订单需求高的地区，等司机真正抵达目的地加价却已经消失。平台经济的远程控制在游戏平台得到了最为极端的展现，特别体现在对劳工日程管理的控制。一位与主要直播平台正式签约的英雄联盟女主播表示，虽然理论上直播时间随意，但为了保持稳定的观众群，直播必须每天固定时间段进行。为了避免与头部主播在黄金时段正面竞争，她的直播时间是晚上九十点一直到深夜，并没有太多调整的自由。又比如在陪玩平台上，每个劳工都有一个评定分数，定期登录是其中很重要的指标，不固定工作导致的排位下降会直接影响之后的接单。 

绝大部分游戏工人都只能专注于打一两个网络游戏，这不仅因为按照目前电竞的竞争性，玩家很难同时玩好两个以上的游戏，更因为游戏平台往往只和劳工签约一个游戏，在多个游戏下工作，也会影响劳工在单个游戏上的排位。然而，局限于少量游戏使得劳工的收入仰赖于游戏本身的寿命，单个网游热度的衰减就可以直接威胁甚至毁灭一大群劳工的生计。 

事实上，对普通游戏劳工而言，没有明星的光环加持，通过正常方式接单打单获得一份中产的收入极难实现，这就逼迫劳工另谋他路。最简单粗暴的策略就是延长工作时间，我接触到的一位西安的女陪玩为了赚钱而压缩休息时间，每72小时只睡7小时，忙碌时通宵不眠，这样一个月可以保证一万的净收入，最多的月份拿到了四万多。为了获得更高的时薪，很多陪玩甚至倾向于接通宵单，这些连续八九小时的订单往往会因为顾客疲劳而提前中止，也因此变相为劳工争取到更长的休息时间。再者，通宵订单的客户更可能是人在欧美的海外用户，主要是缺乏线下社交的留学生和金融白领，ta们接受更高的时薪，提供更多的打赏，还更可能是长期的顾客。一些劳工为了给这些海外顾客打单自费购置了网络加速器，租赁合适的游戏账户，否则无法顺畅连接游戏在海外的服务器。全球经济的不平等分布就这样通过游戏应用形塑了游戏零工的劳动过程。 

对于代练陪玩等工作来说，劳工为了抵抗高额抽成绕过平台交易是十分普遍的现象，但脱离平台也不意味着管控的消失和待遇的提升。平台以外是更广阔的游戏灰色经济圈，无数的贴吧、QQ和微信群有着更波动和残酷的行业生态，这些生态圈相比平台，存在更明显的劳动分化，接单和打单的常常不是同一人，各种群组管理人和中间人都在抽走普通劳工尤其新人的收入，一些抢手的社区甚至需要缴纳高额会费和保证金才能加入。 

游戏零工与社会再生产的危机

尽量游戏零工可能来自各个地区和阶层，但大多数仍然来自二三线城市或农村的中下层家庭，大专学历或以下，与充斥着一线城市中产和海归硕博学历的正式游戏工人有着鲜明的阶级划分。ta们并非中国的最底层，而至多归属于底层以上中产以下的三明治阶级。但学历的瓶颈，中小城市有限的就业机会和部分地区的经济衰退已经显著改变了这代人对社会流动和自身未来的预期。几乎所有受访者都把直播、陪玩、代练看作一份不错的过渡性“工作”，虽然零工意味着不稳定的工作时间、缺失的劳动保障和线下社交的中断，算上省下的通勤的成本，它的时薪和绝对收入都要超过很多线下的合同工甚至正式工。 

对自身就业前景的绝望，构成了进入和留驻于游戏零工行业的主要动机之一。来自常州的一位兼职代练员表示，除了游戏接单外，他白天在一家购物中心的游戏厅做设备维修，晚上在酒吧做安保到深夜，相比之下代练的收入已经是最高的。如果能有长期稳定的接单渠道，他愿意从事全职代练，反正“工作都一样，没啥前途”。 

相比在零工经济中自由度更大的男性，女性更可能成为全职的游戏劳工。尤其对在传统制造和服务业中受到广泛压榨的年轻女性来说，直播和陪玩产业成为了难得的经济安全港。在社会污名与家人的反对面前，很多人还是坚持选择了更轻松的游戏零工。一位受访者在从事全职陪练前先后从事过酒店前台和公司客服的工作，远超996的工作强度和日夜颠倒的加班让她决定成为全职游戏工。她不仅避免了去公司坐班，月收入也高了三四成。她和我回忆起自己的中专生涯，说当年的同班女同学不是在做淘宝客服就是在超市做收银员，相比之下她目前从事的陪玩是待遇最好的：“多亏我会打游戏”。另一位95后的南京陪玩有着类似的经历，全职打游戏前她在饭店和工厂换了很多份工作，最理想的时候也只能拿到四五千的月工资，而如今辞职后每天接单的月收入可以接近一万，已经是“小白领的收入”。对很多受困于传统行业的青年女性来说，虚拟世界的贩卖与物化比线下工作的异化更能忍受。 

中国学者在对深圳三和的田野中发现劳工阶级用零工来表达对工厂文化的排斥，而游戏零工的繁荣似乎象征着另一场紧接着的次生转型，当线下零工的压榨都变得让人难以忍受，足不出户的线上工作就成了最有吸引力的捷径。游戏零工并非线上零工的首创，网络刷单、数据标注、线上翻译、在线问卷，都是曾被形容成躺着赚钱的亚类型，但以往这些任务只能提供正式工作外的零钱补贴。依托电竞制造的巨大需求，游戏让全职线上零工的理想第一次变得不那么遥不可及。 

当然，零工青年知道打游戏并非最终的职业出路。只有极少数成员可以通过积累人脉，晋升为非正式经济的管理层，比如游戏公会的负责人。在我的研究中，一位男主播靠着积累的知名度和朋友一起注册了旗下有一百多位游戏主播的公司，但这种转型也基于劳工本人较为精英的家庭背景和作为男性创业者的优势。 

全职劳工但凡工作满一年都会意识到，ta们吸引到的粉丝和顾客开始饱和，收入上升遇到瓶颈，很快就赶不上通货膨胀的速度。打竞技游戏所耗费的精力也常常被游戏的娱乐性所掩盖，随着年龄的增长，从业者要维持从前的反应速度高质量完成订单变得愈发困难。对需要花费更多情感劳动的女从业者而言，同时与玩家沟通与打出精彩的对局愈发不可兼得，大部分人都表示两年内就会试图转入别的行业。 

疫情与游戏零工红利的消失

二月以来，疫情给全球社会带来重创的同时也养肥了电子游戏产业。虽然线下生产的停滞短暂影响了游戏主机的供应链，多国的居家令让游戏产品的利润在过去半年迅猛增长，EA、Take-Two等大厂的股价一路飞升。但这种聚焦于游戏开发端的白领叙事，却掩盖了非正式劳工在疫情下更艰难的处境。 

以比心陪练为例，今年春天开始，每次登录系统，都会有大量的陪练给我发私信求下单，浏览页面可以发现ta们的日常接单量都非常惨淡。粗略查看应用还可以发现，由于疫情下涌入太多陪练，特别是很多在家网课赚零花钱的学生，目前劳工的时薪较去年缩水很多，前两年满眼可见的50-60币时薪被20-30币取代，提现时平台扣除20%后，劳工的实际收入还要低很多。如果不按照平台的规定来获得更高的“大神分”或是通过考试成为注册陪练师，大量的普通劳工甚至很难获得接单的机会。平台推出的人工派单大厅对劳工来说也极度不友好，不止一个人向我抱怨浪费很多时间试音也根本抢不到单，还要忍受顾客的坏脾气和性骚扰。为了获得宝贵的接单机会，大量劳工不得不调低单价、推出折扣来吸引顾客，这又进一步压低了平均时薪。时薪的断崖式下降导致兼职比例和劳工轮换率的上升，这与其他零工平台的发展历史也高度一致，不可持续的盈利模式将经济成本不断转嫁到普通劳工身上。 

面对平台生态的萧条，游戏零工们也想出各种办法来弥补收入的锐减。电竞资本的涌入让目前的游戏市场充斥着上百个互相抄袭的游戏零工应用，有劳工因此同时注册多个平台来提高接单概率。也有其他从业者使用闲鱼等非传统游戏平台来省下手续费。另外的劳工则想出了更有创造力的方案，比如将代练和陪练结合，用帮忙代练拿到的帐号同时接单陪玩，赚两份工资又不违规。但这种机会可遇不可求，对总体收入的提升作用有限。 

哪怕疫情好转，平台的生态已经很难复原。经济的逆行吸走了玩家手里的余钱，不少顾客甚至是负债打赏。习惯了一局五元的玩家，也很难在短期内接受一个翻倍的价格。对大部分游戏零工而言，零工游戏平台的红利正在慢慢消失，它不再能形成对线下服务业剥削的消极抵抗模式。年纪渐长的劳工们可能会被迫回流到ta们所厌恶的行业，把零工生涯看作一段人生迷茫期的插曲，同时又会有源源不断的新人试图去填补前人的空缺。 

不论生命周期多久，这批游戏零工正在不经意间挑战着生产和再生产的界限，工作与生活的划分。对于一个自动化统治的反乌托邦而言，游戏提供了Kathi Weeks所说的“生活抵抗工作（Life against work）”的可能性，但国家和资本的种种盘剥，又在制造工作反噬人生的悖论。 

未来，游戏零工的集体行动而非个人抉择也许会改变这场拉锯的结局。目前，被打散在各个工种、平台和县市的中国游戏零工们还没有太多公会和接单群外的互助社区，大部分劳工在线下也不认识任何同行。过去两年，全世界正式游戏工人们组建工会、状告雇主、跨国联合抵抗加班文化，但这些基于工作场所密切互动的斗争经验，也难以移植到零工领域。更直接的困境在于，正式与非正式的二元划界本身就是瓦解运动的核心法则。游戏零工需要更多的外界关注，也亟需更多游戏领域的同路人。

[fangzhouzi]

中国学术腐败的新动向

——西雅图华盛顿大学演讲实录

.方舟子.

时间：2019年12月7日

地点：华盛顿大学（西雅图）东亚图书馆

主持人：不好意思啊，我们这个地方太小了，没想到这个，应该想得到的，还是我们的失误，地方太小了。我们就抓紧开始好吧？

我叫沈志佳，我是东亚图书馆馆长。我们非常荣幸，今天请到了方舟子先生来给我们演讲。方先生的经历，我想我也不用浪费时间在这儿说了，大家恐怕都已经耳熟能详了，都知道、很熟悉方先生的情形；另外，我们的海报上也有登。

方先生这些年做了很多工作，有很多有趣的故事来跟大家分享。今天他来讲《中国学术腐败的新动向》。我们现在就欢迎方先生来给我们演讲。

方舟子：这让我感到好像在中国大学的演讲，在一个教室里面，大家全挤在一块，让我感到很温馨。我声音可能比较小，因为今天没有麦克风，所以我尽量把声音放大一点。

先讲一下我个人的一些经历，再讲一讲我们中国现在面临的学术腐败的一些问题。

我是在2000年的时候开始揭露国内的学术造假的，离现在已经快20年了，是2000年的4、5月份开始的。为什么忽然会想起来要揭露国内的学术造假呢？那时我在圣地亚哥（我现在也在圣地亚哥），还没有回北京。老留学生都知道，那时候想要接触到国内的信息只能通过看人民日报海外版，是吧？当然上面没什么东西可看。但2000年的时候就开始发生了变化，中国互联网开始兴起，报纸都上网了。这样，即使我在美国也能够通过互联网及时了解到国内的信息。我比较关心中国科学发展怎么样，特别是生物学发展怎么样，我是搞生物学出身的嘛。结果一看，网络上面的信息好多都是骗人的东西。一般的人可能根本不知道，但如果是搞这一行的，一看就知道他们都是在吹牛，都是在骗人。或者是卖保健品，或者是卖某一种生物技术、高科技产品。我看这种东西在中国的媒体上就那么宣传，没有人出来说那些东西是假的；反而有搞生物的我以前的那些同行，替他们站台，替他们做广告。我当时看了就很生气。

大家都知道，我办了一个网站叫新语丝，早在1994年就开始了。那时是一个文学类网站，专供留学生投稿、发表文学作品的网站。1999年开始有点关于中国的情况，登一些跟中国现实相关的，比如关于法轮功的问题。我就利用这个平台，开始揭露中国的学术造假，就从我生物学的本行开始揭露起，一下子就引起了关注，因为中国以前没有人揭露这些。大家都知道学术很腐败，但最多就是私下骂一骂，没有人敢公开出来说；现在突然发现网上有这么一个平台，就有很多人给我投稿，所以我那里就变成了一个举报中心。那个时候每天都收到巨量的举报，几十条、上百条的举报，我不可能都给登出来。有很多是属于没法核实的，所以我只能选一选，挑出来登出去。

我们那个平台在1999年就已经被国内屏蔽过一次，后来我搞了一个镜像点，几年以后又被屏蔽了。我们镜像点寿命平均大概是一年，差不多过了一年以后，当我们揭露到某一个大人物，这个人就找到了公安哪，网信办哪，然后就把我们给屏蔽了。寿命平均是一年，到现在我们已经换了很多的镜像点，有20个左右。

我开始揭露造假的时候人主要还是在美国加州。因为能够通过网络接到各种各样的信息，包括举报什么的，再通过网络发出去，所以人在哪儿无所谓，而且在美国这边还比较安全。很多人说，你敢揭露，我们不敢，因为你在美国。也有很多人在美国，但也不敢揭露造假，所以我觉得这个其实不是关键的问题，但那毕竟是一个因素。

我1998年第一次回国，后来基本上每年都回去，跟国内的媒体、国内的学术界打交道也比较多了，交流也比较多了。我在国内认识了我的太太，结婚了，后来又有了小孩了。这时候就想，老是这么两地分居两头跑的话也没法长久的，所以我在08、09年就决定还是完全回国去比较好。一方面我小孩是北京出生的，我想让她在中国至少上完小学、上到初中，掌握了中文，不然到美国来，中文肯定就会慢慢忘记，就放弃了。所以那时的想法是回国一段时间，而且那个时候刚好是中国环境相对比较宽松、比较自由，至少允许我在那边说话了。那时候到国内的大学去做演讲没问题，不会有人把我拦下；也可以在媒体上发表文章，揭露也有一些会跟踪报道。至少，我觉得在中国还是可以做我想要做的事情，不会有什么障碍的。所以09年我就完全搬过去了。但是我留了一条后路，没有放弃美国的身份（我一直拿绿卡，没有换成美国国籍），跟移民局申请了旅行证，可以到国外两年，然后每两年续一次。

当时美国这边的东西都处理了，最麻烦的是那些书。中文的书籍都放网上托一个开书店的朋友把它们卖掉，后来被新泽西一个人全部给包走了。英文的书舍不得，觉得到了中国要看英文书比较麻烦，所以当时把英文书打包装了30多箱海运回去。海运过去还被海关拦住不放，必须以回国人才的名义才能把它放出来，而在国内我又没有接收单位。所以当时把这些书弄出来，还真是费了很大的劲。

2010年发生了一件很大的事情，就是我遭到袭击，这是我没有预料到的。因为以前在国内的风险，我能知道的是被人起诉，还有就是有些人整天在网上骂我，骂了都有20年了。这种都无所谓，但是遭受到人身袭击就成大问题了。

2010年8月的时候，就因为我揭露了武汉协和医院的一个医生，他也是华中科技大学的教授，叫肖传国。他发明了一个给小孩做的手术，是骗人的，这个手术不仅不会把小孩的尿失禁治好，反而腿会瘸了，这些我们都去调查过。我揭露了这件事以后，他老羞成怒，花了10万块钱雇凶谋害。先去袭击了记者方玄昌，因为我当时要揭露是通过他找的媒体登出来的。当时肖传国下的命令是袭击我和方玄昌，而我那时在北京深居简出，很少出门，要打我很难，要打方玄昌就比较容易，他要上下班。他就在晚上下班途中被袭击了。晚上10点多，他从公共汽车���来后，两个凶手拿钢管打他的头，打成很大一个伤口，血流了很多。但方玄昌人很壮，而且他是练武的，拿过全国高校太极拳冠军，就跟他们搏斗。即使这样也没把他打倒。后来是一个出租车司机见义勇为，刚好路过看到了停车，他一上车人马上就晕倒在出租车后座。刚好距离500米的地方有个海军医院，拉过去把他抢救过来了。

肖传国知道方玄昌被打成那个样子竟然还跑掉了，他给这两个凶手下了命令，说石景山那个人不能让他跑掉（我住在石景山），要打得更狠一点！怎么才能不让我跑掉？他们想到一招：先用辣椒水把我喷倒，就跑不掉了对吧？然后再来打。所以他们两个人当时想好的计划就是，一个先拿辣椒水喷我，后面一个拿钢管打我的头。当时我在我家附近茶楼接受完辽宁卫视的一个记者采访，走出来，把记者送到出租车走了，然后我就走路回家，到我家几分钟的路。才走了几步路，就看到一个人跳出来朝我脸上喷东西。我当时觉得特别难受，但是人没被麻倒。我反应非常快，马上就横穿马路，跑到马路那边去。当时是夏天，8月底的5点天还亮着。横穿马路的时候，我怕被车撞到，还左右看，就看到后面一个人拿着铁锤要砸我的头，就只差那么一点点没砸到。我跑到马路对面后跑得特别快，他追不上我，就把铁锤扔出去，我就感到腰疼了一下，然后听到咣当一声。我还回头看了一下，看到锤子落地，那个人跑上去捡锤子。我没停就继续跑，一下子就跑到我们小区里头，就报警了。后来这些凶手被抓住以后，我看了供词，觉得整个经过特别凶险。因为当时肖传国告诉他们说，不能让这个人跑掉，所以想到买辣椒水。但他们买的辣椒水是过期的，是三年前的。（听众插话：假货也救了你一命！）他们本来的安排是，前面一个叫许立春喷我，后面一个叫龙光兴用铁管砸我。结果喷我第一下的时候，他人比较矮，我比较高，大部分都喷到我脖子上。辣椒水是过期的，而且没怎么喷到，我就跑掉了。他又喷了一下，结果把龙光兴给喷到了。拿钢管砸我的被喷了，就愣在那里；许立春一手拿铁锤一手拿喷的东西来追我，就差那么一点点。如果是拿钢管来追我，我肯定被砸到了。所以这是非常侥幸的，就跟电影里的一模一样。

我当时看那些供词都害怕，他们跟踪我就跟踪了好几个月。我当时住在新华社的大院子里头，他们就一直在我家宿舍楼门口盯着，连邻居老太太都认识他们了，就觉得这两个人好奇怪，为什么老坐在这，后来是被抓后上了电视才认出来。我偶尔会抱女儿出去买东西，看他们的供词中还有一次跟踪我，一直跟踪到超市，一直想要不要下手。如果当时对我下手了，我女儿也肯定跑不了，我还抱着的。这人想到肖传国并没有下命令小孩也要干掉，所以他就一直犹豫，一直跟着我。我看至少这凶手还有一点良心，还能够想到把我打倒，小孩会跑不了，所以不敢下手。你想，他要没点良心的话，我两个人都完了。

从那个时候起，我就觉得国内还是没法待了。而且最后把这些人全都抓住，包括幕后指使肖传国，他被判得最重，也就判了5个半月就放出来了；放出来后，肖传国还继续在网上对我进行威胁，混淆是非，变成了他受迫害。他出来以后又去（现在还在）深圳办医院，叫肖传国医院，他觉得自己变成一个品牌了。我挨了一下打，凶手抓住了，最后五个半月出来啥事都没有，继续威胁我——中国现在这种情况，我觉得没法呆。所以那时候就想，还是再回美国比较好。但这面临一个问题，我老婆是新华社的记者，如果到美国来了，肯定工作会丢掉。所以又拖了一段时间。

2014年有两件事促使我赶快得跑。第一件事是，我在广州图书大厦签名售书。自从遇袭以后，我基本上失去了人身自由了，出去都必须有人陪着。他们搞了一个安保资金，雇了保镖，出门都必须有专车接送，没法坐公共交通。失去了基本的人身自由，这对我来说是很难受的一件事。2014年的图书签售，我一直没想做，他们总是劝说，你去做一次吧，我们肯定会保护得非常严密的，当时也有好几十名网友说要去当义务保安来保护我。但是到了广州图书大厦一看，那环境根本没法搞保护。去过广州图书大厦的都知道，它中间是一个院子，一个天庭，他们把图书签售放在一楼天庭正中央。在正中央边上就是几层楼，所以我一坐在那里签售就变成了一个目标，谁在楼上扔东西都可以砸我。刚开始没多久，就有人从四楼拿一瓶水往下砸。幸好砸偏了一点，蹭着我头皮，头皮出血了，人基本上没事。你想，要是被砸到后脑勺，人肯定就晕倒过去了。那天人非常多，好几百人来参加签售，在大庭广众之下，他就这么公开往下扔东西。都被拍下来了，视频也有，还有高清的照片，那个人的长相全都有；但是报警，公安根本就不管，因为没有造成大的伤害，就只是擦破了皮。所以在中国你没被打死、打成重伤，根本就不管你。这一点不像2010年那次，我虽然受了一点轻伤，但是大家还群情激昂的，还专门成立了一个专案小组来过问我这个案子，弄了两个中队的警力来破这个案子。后来就不行了，再过几年大家都觉得无所谓了，所以我的人身安全保障也出问题了。

2014年还出了一件事，我揭露了一个叫周小平的网络作家。他写了一篇文章，叫什么《梦断美利坚》，把美国说得有多糟，但是那些东西是编出来的。所以我写了一篇反击他的文章《梦游美利坚》，说里面的那些信息都是假的。但这个人是被当时网信办的主任鲁炜作为网络作家代表推出来，去参加中央搞的文艺座谈会的，他是作为网络作家的两个代表之一去参加的。我揭露他说，这个人不学无术，是胡编乱造的，一下子就把鲁炜得罪了。所以我这篇文章发表的当天，鲁炜就下令启动网络一级监控——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启动网络一级监控。当然现在不算什么了，但在2014年来说是比较新鲜的事——要求当天必须把我所有东西全部都封杀掉，把我所有的自媒体账号，我的微博、微信公众号当天就全部都封了；包括百度的（我本来有个百度百家的账号）也全部都没有了。

这样一来，不只是把我所有的平台全部都封掉了，我的人身可能还有危险。这件事情出来后，我马上就带领全家到美国来了。10月初发生的事，我10月底就到美国了，全家搬过来了。我下定决心还是赶快过来的好，因为呆在国内已经没意思了，被封杀了，留在中国就没啥用了。我只能到国外的平台，到Twitter，后来就以推特作为主要的一个平台了。在中国上推特还必须要翻墙，麻烦死了，我还不如到美国来，对吧？不用翻墙直接就上了。就因为这件事我就到美国来了。然后过了两年左右，鲁炜下台被抓起来了，我的平台又恢复了一段时间。2016年开始恢复，微信公众号恢复了，但是到今年又不行了，大概持续了两年多一点。今年7月份的时候，突然我所有的国内的自媒体平台全部都被封杀了。我那些平台基本上只是发表科普的东西，也不允许我做科普了，都被封杀掉了。封杀的原因，当时大家都猜测说是因为我当时质疑了一下华为。美国禁华为的时候，他们说我们有备胎不怕；我就问了一句：如果说备胎好用，干嘛不早一点拿出来，到现在才拿出来？这句话是我在推特上说的，结果被一个科技日报的记者拿去问任正非，任正非当时搞了个记者招待会，搞得他下不来台，所以就很恼火。这是大家的猜测，但是同时又封杀了一大批自媒体账号，所以路透社来采访我的时候，我还不觉得是因为这个事被封杀。我还说，应该是现在不允许有影响力的自媒体存在，只要有一点影响力的自媒体会被封杀了。我觉得光是因为我在推特上质疑了一下华为，就把我的国内自媒体全部都封杀掉（那些自媒体又没有谈华为的事），这也太荒唐了，所以我觉得不是这个原因，应该是不允许有影响力的自媒体存在。但后来我通过各种渠道打听了一下，还真是华为的原因。他们容忍不了我，老羞成怒，就是要报复，把我所有的自媒体全部都封杀了。而且，不只是封杀我的自媒体，敢发表我文章的自媒体他们也封杀。方玄昌他们搞的科学猫头鹰也有个微信公众号，就因为那段时间发了我的好几篇文章，都是跟健康有关的科普文章，一点敏感的东西都没有，全部都是关于健康方面的，也被封杀了。

另外，现在跟以前不一样，如果我回去的话，可能人身安全都有问题了。据我所知，国内已经开始大肆抓人，比如说华为的“251事件”，我回去可能就不止是“251”了。一旦被关起来的话，好几年都有可能了。所以从安全角度考虑来说，我以后还是会以美国为阵地的。至少在几年内，中国的情况不会有什么根本的变化，也可能会越来越糟。这已经不像我刚刚回国的时候，让人觉得国内还是比较宽松的，还不错的，跟美国的差距在缩短。现在，至少在意识形态控制方面的差距是越来越大。

我揭露这些造假，也是因为看不下去，没有人来揭露，我只好出来揭露。其实揭露造假并不是我的一个主业，我从来没有把这个当成主业或职业，本来就是业余的。我前面的十几年主要是做科普，出了20多本书，主要都是科普方面的。所以我的主业是做科普，揭露造假是业余在做。即使是业余在做，我也变成了众矢之的，有人说我可能是全中国最遭恨的人。这句话可能有点夸张，但毕竟造假很多，所以造假的人肯定就很恨我。特别是在学术界，还有新闻界，大帮人恨我，对我打击报复、起诉我。在国内有过十几起诉讼，他们还跑美国来起诉我。央视以前有一个记者叫王志安，找了15个人跑到圣地亚哥来起诉。说我在2014年诈骗他们的捐款，2013年在美国买房子，穿越回去了。这是一件很荒唐的诉讼，已经被法官毙掉了，他们还不服，现在又上诉到加州的上诉法院去了。他们知道这个案子肯定是不可能赢的，但背后有人给他们钱让他们来搞，就是为了耗我的律师费，大家知道在美国诉讼很贵的。这个都无所谓，都是我意料中的。忍受网上的一大堆谩骂、诉讼，这些我都是有心理准备的，但是涉及到人身安全的就需要考虑一下，包括涉及到我家人人身安全。所以在可预见的未来，我应该主要还是在美国这边。平台也是以美国这边为主的，即使再过几年国内自媒体允许发言了，我也只是把美国这边的搬过去而已，不会在那里再单独另发；因为说不定哪一天又把你全部都封杀掉，一下子在网上消失得无影无踪了，在美国这边不会，至少一直会留着。

现在在中国，我的科普平台基本上没有了，很少了，那么做科普的意义就不是很大了，因为受众范围就比较小了；而在美国这边做科普，其实意义也不是太大。而且，现在做科普还老被国内人抄袭，微信公众号就把我的文章整个抄了过去。去向腾讯投诉，他们还不受理，说没法证明那是我的东西，因为我的公众号已经没了，就等于我被封杀了以后我的东西可以随意拿去用了。所以我在推特上就干脆写一些他们不敢剽窃的东西，比如说政治方面的、人文方面的，接下来我可能会多写这些东西。科普我还会做，但是不会像以前只一门心思地专门做科普，干脆多写一点文史、文学、文化方面的东西。

讲完我个人这几年的经历，再进入今天的主题，说一下中国目前的学术界的腐败情况。刚才说了，我是从2000年的时候开始揭露中国学术造假的，现在已经过了快20年了。跟当时对比，中国学术界在学术造假、学术腐败这方面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呢？很重要的一个变化就是造假的手段越来越高级了。以前我每天收到大量的举报，如果没法核实、很难核实是不会登出去的。最容易核实的造假就是抄袭、剽窃，这是最容易核实的。把两篇论文一对照，就能够看出来他是抄的，有的论文甚至是从头抄到尾，连里面的插图他都复印了。2001年我们揭露过一个合肥工业大学的教授叫杨敬安，搞人工智能的，他就是这样的。他到国外做访问学者，把人家的论文复印一份，拿回去就发表，有好几篇都这样。这种是比较低级的、很容易认定的造假——文字的抄袭。文字的抄袭现在比较少了，为什么呢？主要的原因不是大家胆子小了，而是有种软件可以检测文字的抄袭。这种赤裸裸的抄袭、从头抄到尾的抄袭，是没法发出来的，只要软件扫描一下，马上就能够发现是抄的。所以，这种简单低级的造假方式不能说完全绝种了，但还是比以前少多了。十几二十年前大家是无所谓的，我抄袭了又怎么样？能把我怎么样？没人管，现在至少有像我们这样的网站在管这些事情。他们一方面是有点顾忌，另外一个，他文章发不出来了，所以现在的手段就变高明了。

比抄袭更难揭露的是数据的造假，但也有很容易揭露的，比如最近南开大学的校长曹雪涛就是数据造假，很容易证明是数据造假。因为两个不同的实验使用的实验结果图是一模一样的，复制一下，然后粘贴过去，所以就很容易证实这个数据不对。当然，他们常用的借口是放错图了。但是你仔细一看的话，他还不是放错图。因为他复制粘贴的时候做了一点改动，剪一下或者转一下，就想掩盖是复制粘贴的，但是仔细看还是能够看出来的。这就是明显的数据造假，这在中国是非常普遍的现象，特别是搞生物医学的。曹雪涛也是搞生物医学的，以前是第四军医大学的副校长，后来做了中国医学科学院院长和北京协和医学院校长，再后来到南开大学当校长。曹雪涛这件事之所以引起轰动，是因为他一下子被发现了64篇造假，创了一个纪录。他从2003年到今年发表的论文60多篇有这种造假。国外有一个网站专门揭露这种图片造假，就是他们揭露了这些造假，在网上把它捅出来的。如果上这个网站就会发现，里面中国人占多数，中国搞生物的、搞医学的经常这么干。我说这是PS实验技术、PS实验大法，不一定是中国人首创的，但是中国人干得最多的。像这种比较低级的造假的手段还是有，只不过跟文字的比，文字可以检测出来，图片就必须要仔细去看。

那么，为什么中国这种造假特别多呢？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中国现在的造假已经产业化了，特别是搞生物医学的，他们会把论文包给论文写作公司。论文写作公���公开打的旗号是帮你润色论文的文字表述。到国外发表论文需要用英语，有一些人英语不行，找这种论文写作公司来改一改英文什么的，这个是可以理解的，其实也是允许的。但是中国的论文写作公司不只是帮你做文字的描述修改，连数据也帮你写，甚至连论文都帮你投，一条龙的服务。收费也不一样，看服务到哪一种程度，帮你发表这个收费可能就最高了。要是连数据都要帮你做的话，论文写作公司没有实验室，不可能真正帮你做实验怎么办呢？那就到网上去找实验图，然后改一改。我甚至看到过他们写的公司内部的一个指南，指导员工怎么样去找图、找什么样的图不容易被发现、要怎么样修改才不被审稿人发现是抄来的。这是产业化，不只帮你写，还能帮你投。为了保证投稿能够发表，他们采取的是两种办法。一种办法是连审稿也伪造。大家可能奇怪：审稿怎么伪造？其实很简单，有一些杂志是允许投稿的时候推荐审稿人的，里边列一个推荐审稿人的名单；杂志就根据列的审稿人把论文寄过去。审稿人都是正儿八经的哪个学校或者哪一行业的，那是真的。然而，列的E-mail地址是假的，是根据他原来的E-mail地址，稍微改一改，看上去像是个真的。根据这个E-mail地址寄过去，就寄到了论文写作公司。不只是中国这么干，其他地方也有人这么干，但是中国做得最多。2017年有过一个统计，2012年到2016年这段时间总共查到了490多篇伪造审稿的论文，其中一半以上（270多篇）是中国大陆的，有80多篇是台湾的。

这个是伪造审稿，另外一个方法就是跟杂志、期刊勾结，这类期刊太多了。有一些期刊只要交钱，就给你发，而论文写作公司跟好多期刊是有合作关系的。中国现在对发表论文的期刊也有一个要求，科学方面必须是被SCI收录的，工程方面要被EI收录的。但即使是被SCI、EI收录的期刊，也有很多是垃圾期刊，纯粹就为了赚钱的，交了版面费就给你发了。做得最离谱的是印度的一家期刊，叫做《印度生物技术期刊》，这个期刊是被EI收录的。前面可能做得还不错，就收进去，然后就开始赚钱了，赚中国人的钱。2014年，搞EI的公司去调查了一下，发现2014年一年，《印度生物技术期刊》95%以上都是中国人发的；而且它叫生物技术杂志，里面的论文绝大部分跟生物技术一点关系都没有，相当一部分是文科的论文，甚至有关于中国文学的论文。论文写作公司投到那里，交一部分钱，然后就给你登了。这个搞EI检索的公司发现这种情况后就宣布，从2015年开始，把《印度生物技术期刊》从EI撤掉。2014年一宣布，这家杂志马上出了12期增刊，专门发表中国的论文，把它们积下来的一大堆论文哗啦啦在12期增刊里全部发表了，一期发表八十几甚至一百多篇，趁它没被撤下来，一下子全部都发掉，最后捞一笔。

从产业化一条链也可以看出来，现在中国的学术造假已经国际化，已经跟国外的造假勾结在一起了。现在一个新的特点就是国际化、全球化，不只是中国国内的事情。国际化还牵扯到美国的一些华裔教授、科学家跟国内的勾结在一起造假，最突出的就是脚踏两只船的。说是全职回国、放弃高薪聘请毅然回国，实际上没有真正回去，在美国这边还是当全职教授，在中国那边拿的是全职的待遇。然后用他的名义申请很多资金、录取学生，可能就利用放假回去那么一个月，拿待遇很高的全职工资，而且申请来的科研经费还可以分成（中国的科研经费是可以分成的）。我们很早就开始揭露这种脚踏两只船的，已经有十来���了。千人计划在美国最近引起了注意，很多人拿千人计划回国，都是要求全职回去，但实际上他都在美国这边。现在FBI在查这些事情，也抓了好几个了。抓的时候国内就有人很不平，说这是在打压我们华人科学家。这是不是打压得看他那些造假行为是不是真的，对吧？你不能说一抓华人科学家就觉得是在打压我们华人，他本身就在造假，隐瞒在中国拿全职的情况，在中国赚钱，更不要说把美国的东西拿到中国去了。暂不说涉及商业秘密或者搞间谍工作，光说两头拿钱，在这边还隐瞒，这本身就是犯法的事。

这种事我们是揭露过很多起的，我举个例子。大概在2012年，施一公还在清华大学当医学院的常务副院长（那时候还没升为清华大学的副校长，后来才到西湖大学当校长），他引进了一批人，很多都属于这种名义上在清华工作，实际上还是在美国当全职教授的。其中做得最离谱的是一个叫王小勤的教授，他是Johns Hopkins全职的教授，施一公从2010年开始就让他去当清华的全职的教授，而且当生物工程系的系主任。但这个人实际上在清华只是上一门6学时的课，每年就上6学时的课，一年待的可能一个月都不到，大部分时间还是在美国当全职教授。但他2012年写述职报告，就敢说从1月一直到12月，每个月都在清华工作。内部有人看见就不高兴了：你一年回国就那么几天，结果你说这12个月全部都在清华大学工作。你一个美国John Hopkins的全职教授，怎么可能在清华12个月当教授？就把他那张述职报告拍下来寄给我。文章登出来后，施一公就开始去查，究竟是谁把这些信息透露给方舟子的？他们不是反省，而是查，查了好几次，最后怀疑是一个姓刘的老师透露的。因为姓刘的老师敢公开顶撞施一公，所以大家都怀疑是这个人。饶毅当时在北京大学当生命科学学院的院长，打电话给我说，他们现在在抓内奸，怀疑姓刘的干的，这个姓刘的人可能在清华大学是没法待下去了。我就跟饶毅说，我是从来不泄漏究竟是谁给我透露这些信息的，不否认也不承认；但你们实在是做得太过分了，我可以明明白白地告诉你，不是这个姓刘的干的！

这种跨国的造假已经不是新鲜事，并不是最近这一两年，为了跟中国打贸易战才开始抓中国科学家的，不是那么一回事，已经很长时间了，只不过最近可能引起了美国对这方面的重视。这是国际化的一个趋势。

从刚才说的大家可以看出来，施一公、饶毅这些人都是从美国回去的，还真正是全职回国的。他们回去以后就掌握了大量的资源，手中掌握大量的经费，就变成了一个利益集团，一个很庞大的集团。现在的学术腐败，涉及的利益越来越大，涉及的人层次越来越高，已经跟以前不太一样了。以前我们揭露的也有一些院士、校长造假，但最主要的还是一些普通的教授。现在涉及的很多是高层次的，而且这些人的表现，在美国和在中国是不一样的。像施一公回国之前还在普林斯顿当教授的时候，曾经接受过《科学》杂志的采访，说反对中国搞这种几千万经费的生物大项目，他认为搞生物科学不应该花那么多钱。结果他一回国，拿了肯定不只是几千万，那都是上亿的经费。饶毅和施一公几年前曾经在《科学》上一起发表过一篇评论文章，专门抨击中国的科研资金的发放体制，说是官本位的，发放是由官员说了算。大肆地抨击，抨击完了以后，他们觉得自己名声很不错，敢骂中国的科研资金的发放体制。没过多久，施一公就给当时主管科教的政治局委员刘延东写了封信。她爸爸跟施一公的爷爷是同事，有这么一层世交的关系，所以施一公给她写信，找她要钱。马上就批了三个亿，建了一个清华北大生命科学研究中心。他们一方面在国外骂，中国都是靠长官的意志来批经费；结果一回国就马上去找级别最高的官员，要了三个亿建一个中心。他要这些钱干嘛？买电镜。施一公搞结构生物学完全就是靠电镜做出来的，然后就一篇篇地发表论文。这是涉及到这些中国的明星科学家。还有另外一个明星科学家潘建伟，搞量子纠缠的。他弄了好多钱，光是发射那颗墨子卫星就花了一个亿，就为了做一个实验。他申请经费的时候，可以吹嘘自己有多大的价值，有什么军事方面的应用价值，什么涉及到国家安全。这就涉及到很大的利益，揭露起来就很难。

以前揭露那些层次比较低的人的时候，这些大牌教授都是比较支持的。比如说我揭露的第一个在国内引起注意的造假，所谓“基因皇后”，陈晓宁。她是洛杉矶一个医院的技术员，带了一个基因库回到中国，把自己吹嘘成“基因皇后”。我揭露陈晓宁这个所谓“基因皇后”的时候，像饶毅这些国外华人教授都是支持的，因为他们看不起这个人，连个教授都不是，回国敢吹嘘自己是“基因皇后”，当然要揭露。当时还发表了支持我的公开信。但是等我揭露到他们圈子的人，那就不一样了。揭露陈晓宁是2000年的事，06 、07年，我揭露过魏于全，是个院士。好了，饶毅他们就联名发了一封信来反对我，说我在网上揭露这些人是在搞文革，是在贴大字报。这时候他们就要反对了，因为魏于全当时是四川大学的副校长，是中科院的院士，有权有势，他们跟他也有合作关系，所以就要维护他们的圈子。所以对他们来说，你的揭假不能涉及到我们圈子的人，你揭露那些小虾米可以，不要揭露到我们这些大人物。我再说施一公的事，饶毅就老是替施一公辩护，还写过一篇文章，说我跟施一公比只有小学生的水平，根本不可能去说施一公怎么样，没有资格来评价施一公的。他说施一公他们已经爬到了科学的顶峰，已经走到山上了，我还在山下呆着。所以我老是嘲笑他们，说他们是饶毅山上的朋友。人家已经上山了，我在山下，只是一个小学生，没有资格去揭露他们。

但是比较可笑的是，大家最近有没有注意到，饶毅给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写的一封信泄露出来了。因为国家自然基金委接到了对饶毅的揭发，说饶毅有几篇论文造假，也是那种图片PS、复制粘贴的情况，很容易查证的。饶毅最近离开了北大去首都医科大学当校长，所以国家自然基金委就给首都医科大发函，说我们现在要调查饶毅的事。饶毅一看就很恼火，给国家自然基金委写了一封信，说我那个问题方舟子已经调查过了，不是我的事。他说我是小学生，没资格来揭露他们造假，结果他现在倒是把我当作一个权威拿出来，还教训国家自然基金委：你们如果看不懂方舟子的分析的话，应该好好学习，天天向上。饶毅以前揭露过武汉大学的教授李红良造假（这个人没有进入他们圈子，如果进入他们圈子，就不会去揭露了），所以饶毅怀疑可能是这个人来打击报复，就顺便举报了三个人，第一个就是李红良。光举报李红良就太明显了，人家就知道这是饶毅要打击报复，所以就顺便另外举报了两个。一个是曾是同济校长的裴刚，也是个院士；另一个是上海药物所的，新发明的一种治疗阿尔兹海默症的药，那也是造假的。饶毅这封信本来只是想私下跟国家自然基金委吵个架，他也不想把这个事捅出去。但饶毅有一个习惯，他写东西自己不自信，觉得自己文笔不好，写的东西会发给一些人看，征求意见。他把这封信发给一些人看，被一个人捅出去了。这个人就是想看热闹，把它放到网上去了，这一下就变成了重大新闻，说饶毅实名举报三个人造假。其实他的主要目的不是为了举报。饶毅很恼火，记者要采访他，他都不接受。其实他举报那几个人中，第二个关于裴刚的造假实际上是不太成立的，所以记者来采访我的时候，我说那个举报其实理由不足。我还专门写了一篇文章说为什么饶毅举报裴刚的理由不足。我不是说裴刚一定很干净没有造假，也有可能造假的，但光看那个理由是不够的。所以我不知道裴刚会不会也把我的文章当作一个证据，说我没有造假，方舟子证明过。

这种造假就涉及到了圈子的问题，很大的一个利益圈子、利益集团，而且这些人现在的地位越来越高了，而且很会搞钱。施一公现在不是到西湖大学去当校长了吗？2017年他吹牛说，2018年我们西湖大学建成，2019年年底师资力量要超过洛克非勒大学。现在2019年年底已经到了，我不知道他超过洛克非勒大学的数据在哪里。还说五年之内西湖大学成为亚洲一流的大学，进入世界一流大学的前列。他是2017年说的，我们从2018年开始算，五年的目标再过两三年就到了。他还说十五年之后要与加州理工学院媲美，成为世界最好的大学。所以只要敢吹牛就能拿到钱，政府就一定给，到最后可能大家都忘了，除了我可能没几个人记得施一公曾经公开吹过这个牛了。但我都给他记着，每过一段时间我就把这事再抖出来，问问他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进程到底怎么样了。

目前的情况就是，你只要敢吹会吹也可以混得很好，而且可以爬得越来越高。这就面临一个问题，另外一个形式的发展：这些人的地位高了以后就会受到保护，就跟公权力紧密地结合在一起；所以你去举报这些人，说这些人吹牛，没用，人家就马上把给保护起来了。比如说饶毅，他地位也够高了，他们号称实名举报了三个人造假。裴刚就不说了，武汉大学马上就出来说李红良没有造假。关于上海药物所那个药，人家上海药物所第二天就说，我们查过了没有造假。因为涉及到很大的利益，不可能真正去查。所以，即使饶毅真正实名举报，以校长的身份举报，有什么用？我们以前就揭露过河北科技大学副教授韩春雨的造假，证据很确凿也没用。对他来说，几个亿的钱已经发下去了，照样建起了一个基因编辑中心。所以，这是涉及到公权力保护造假，不仅要保护造假，还要打击揭露造假的人。中国现在对整个网络的控制越来越紧，所以要抓这些揭露造假的也很容易了。以前我接到的举报，如果举报者不愿意实名，都是匿名给登出去的；我知道他们是谁，只要我不透露，大家一般来说不知道是谁。所以，施一公就只能乱猜是姓刘的人干的，他只能乱猜，因为没法知道究竟是谁举报。现在不一样了，如果再发生这种事，施一公只要去公安局报案，公安局一看，哇，这是著名科学家来报案了，马上就能够查出究竟是谁向我举报的，然后就可以把那个人抓起来了。

最近发生了一件事，今年选中科院院士和工程院院士的时候，我接到了一个举报。中国地质大学（武汉）校长王焰新是院士的候选人，有人跟我举报说，王焰新的很多论文是重复发表。而且不仅是重复发表（如果只是重复发表相对来说还不是很严重），他重复发表的时候把作者名字都给改了，这就涉及到造假了。作者名字不一样，很容易核实的，对吧？把两篇论文��出来看，论文一模一样，但作者名字不一样，所以我就给他登出来了。然后王焰新就去找公安，公安一查就查出来了，是个叫胡斌的人给我投的稿。虽然我没有说究竟是谁，但是他马上就查出来了，就把这个人给抓了，是刑事拘留，还不是行政拘留。（目前中国警察喜欢搞行政拘留，你随便在网上说一句话，就可以把你抓了。前几天唐山地震，有个人在网上说了一句“怎么不多死几个”，马上就把他给抓了）行政拘留几天不需要检察院批准，不需要法院批准。胡斌被刑事拘留就是准备判刑的，可以通过检察院批准逮捕，最后由法院判决。这是我见到的第一起因为揭露造假而被刑事拘留的事件。就因为造假的人是校长，看到举报对他的院士评选可能会造成威胁，就把举报人给抓了。后面会怎么样，现在不清楚。为这件事我还专门写了一篇文章，结果也没啥用，王焰新还是当上院士了，还是选上了。因为他是校长，手上有很多的资源，可以以各种方式去收买院士。

中国现在评选院士跟十几二十年前也不一样了，现在院士的贿选几乎是半公开的。我们一开始提到的南开大学的校长曹雪涛，贿选是他首创的，01年他就知道怎么收买院士。那时候敢拿钱去收买院士还是个大新闻，所以有人就举报了，最后导致曹雪涛没当上中科院院士。但是后来又过了两届，过了4年，他发现自己当不了中科院院士，因为有案底了，所以就去选工程院的院士，被选上了。现在这种为了选院士去收买院士的事情已经不是什么秘密了，而是很常见的，特别是校长或院长，干这种事更方便。这完全是一种跟公权力结合的学术腐败，这种结合已经不是什么秘密，是一种公开的政治腐败。

大家总在说，为什么中国的学术腐败会那么严重？其实造假各个国家都有，包括美国也有，但为什么中国这么猖獗？而且十几二十年来，虽然低级的造假少了，但是高级的造假多了；低层次的造假很少了，高层次人士的造假反而多了。为什么会造成这种情况？我觉得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中国这种官僚专制的体制。我并不是不谈体制的问题，因为老是有人说我不敢说体制的问题，老是抓个案；其实我也在说，只不过说了也没啥用而已。如果反思，有的人就是利用这种专制的体制：我不需要向公众负责，我这个钱是找当官的人要来的，所以我向官员负责就可以了。比如说我从科技部搞了一个项目，到最后结题的时候，只要那些司长看了满意就可以了，不需要向公众交代我做了什么样的工作。中国的公众、中国的纳税人在这方面是没有权利的，我只要跟官员搞好关系就行了。所以为什么他们跟公权力能够结合得很紧，是因为官员们也能够从中拿到好处，这是互相保护、互相勾结的。最重要的一个问题就是公权力的问题，就是专制的问题，所以你没法实行真正的监督。

中国比十几二十年前好一点的是，现在搞了一套规章制度，也制定了一些关于科学道德的条例、处理学术不端行为的条例。十几二十年前没有，现在有了，被我们触动了一下，科技部也搞了一个科学道德办公室。问题是你见过这些办公室做过什么事情吗？揭过什么造假了吗？没有。也没有人真正被处理过。国家自然基金委会处理过一些资金申请报告的造假，如果只是一个普通教师，可能就会禁止你几年不能申请；但如果涉及到院士的造假，大牌科学家造假，他就不敢处理了，包括韩春雨也不敢处理。韩春雨当时吹嘘自己发现新的基因编辑的时候，国家自然基金委的主任杨卫还特批了100万元给他，后来那笔经费就没有拿回来，就这么算了。所以，想通过这种体制内的制度来监督是很难的，因为它本身就是整个官僚体系、专制体系的一部分。他们不维护造假就已经不错了，你还想让他们来揭露造假，这是很难的。

想通过民间来监督，又面临着一个很大的问题：中国目前是没有言论自由、没有学术自由的，所以，我的网站如果是办在国内的话，早就被关掉了；因为办在美国，他只能把我屏蔽掉。我的那些微信号、微博账号什么的他可以关的，就把它关掉，这是没有言论自由的。我们最近这几年接到的举报比较少，一个原因是因为自媒体兴起，有些人想到可以把这些举报直接发到微信、微博上。的确有一些人是这么干的。前几年环境比较宽松的时候还可以，现在你敢这么干，人家会以寻衅滋事把你抓起来。没有言论的自由、新闻的自由，媒体也不太愿意去跟踪报道这些事情，很得罪人，这是一方面。另外大家想一想，在中国专制的体制内，这种缺乏言论自由的现象不是现在才有的，都已经几十年了，一直是这样的，为什么只有最近的十几二十年造假这么严重？我觉得这还跟另外一个方面的原因有关，就是中国经济发展以后有钱了，经济利益大了。以前造假没啥用，大家都穷。以前中国也有学术造假，最多只为给自己弄点名声，想当官或者是当明星科学家，上上媒体，但是经济利益不大。现在经济利益大了，中国在科技方面的投资多，诱惑就大了。

这几方面的利益结合起来，中国的造假就特别严重。这种状况要改变是非常难的，要想中国的学术造假在几年之内能有改观，我是不指望的。因为一涉及到体制的问题，一涉及到经济的问题，社会方方面面的问题，就不是短期内能够改观的；也不是靠个别人的力量，甚至不是靠科学界的力量就能够改的，这是需要社会各界的人一起来共同努力的。不努力的话，那就永远没希望，所以虽然希望很渺茫，但是我还是希望大家能够尽自己的一分的力量，改变一点是一点，不然的话永远不行。你不愿意做，至少要洁身自好，不要同流合污，对吧？不要给我增加工作量。

我今天就讲到这，接下来看大家有什么问题。

问：两个问题：你怎么来定义学术腐败？学术造假抓住证据就是道理，不一定学术腐败。第二，千人计划这些人回中国拿大钱，但是待的时间短，你认为这是学术腐败，还是学术造假？

答：以前一直就有这种争论，当时我要揭露的是学术腐败，但官方就说不要用学术腐败这种说法，要说学术不端行为，说这是世界各国都有的。为什么我坚持用学术腐败这种说法呢？因为中国的造假已经非常严重，已经泛滥开去了，如果轻描淡写地说学术不端行为，就会让人觉得好像不那么严重，这是一个。另外一个，腐败关键的特点是跟权力的结合。中国的学术造假是有特点的，就是跟公权力结合，而跟公权力结合就是一种腐败。所以我坚持认为这就是一种腐败。

拿了千人计划不回国也是一种腐败，因为千人计划本身就是国家的一个项目，他们之所以能够拿了这个项目、拿了全职待遇不回国，就是因为得到了公权力的允许。这个公权力有可能是学校或者科技部的人，允许他们拿了钱不回国，就是一种公权力的腐败。所以我认为这也是一种腐败行为。而且现在千人计划名声臭掉了，美国这边就按千人计划那个表来找人。科技部本来有个千人计划的网站，现在把千人计划那个表拿掉，你到网上查也没了，找不到那里面有谁了。这是第一个。第二个，现在给千人计划都是秘密给的，都不公开了，这是不是腐败？这显然就是腐败，对吧？这已经变成一种政府的行为了。

问：如果这些学术腐败现象、这些体制得不到改进，那么10年、20年以后，中国的学术研究能不能真正地茁壮成长，能不能有真正原创的科学的突破，能不能产生自己真正的诺贝尔奖？尽管带着病在生长，有没有可能自身生长出免疫能力消灭这些腐败；或者尽管不能消灭腐败，但是带着腐败始终能够有那么多清洁的、原创的科学家，能做出真正突破的工作？

答：学术腐败会对中国科技的发展起到很大的阻碍作用，但是它没法完全让中国的科技就止步不前，只不过投入的成本可能过高了。现在跟十几二十年前比，中国的确科技进步很大，我们不否认这一点。进步很大的原因，一个是钱多了，科研经费投入以后，当然就能做出一些好的、大型的、原创的项目。另外一个就是人才也多了。虽然我一直在说很多人是假的，但这里面还是有真正回去的，愿意脚踏实地做出一些研究的还是有的，包括中国本土培养的一些也还不错的，我们不能完全否认。

所以，虽然说腐败很严重，但是进步也很大，这两个是不冲突的。只不过，如果腐败没这么严重，肯定进步更大。至于说再过十几二十年是不是会有更大的进步，我有信心，只要保持这种势头还是很有可能的。

问：您会不会有一天揭露官员的学历造假？包括习近平。全世界都在看我们国家领导人的博士学位的问题，也看不到。

答：习近平博士论文的问题，帮他写的那个人还把论文的一部分放进了自己的书，所以一对就知道是怎么样来的。（追问：但是没有公开是吧？）这网上都有。（追问：这件事情没有公开吧？）公开了，你到网上去查都有。但是我自己更关心的是学术界的问题。政界的问题、政治的腐败，这已经无可救药，我觉得没必要花太多的精力在那上面，又没用。我之所以要揭露中国的学术腐败，因为我对中国的科学还是抱有希望的。对中国的政治我不抱希望，没必要浪费精力。这是一个问题。另外一个问题，我们揭露的学术造假其实也涉及到官员，有的甚至涉及到副国级的。比如说陈竺，我揭露过很长时间了，十几年了，他现在是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我们也揭露了一些部长。中国本来是一个官僚体制，即使校长、院士其实本质上都是官员。校长有副部级的、司局级的，院士是副部级的，什么级别都是非常清楚的，所以实际上也是一些官员，不能老说我不揭露官员，也揭露的。如果不是学术界的，完全就是一个官僚，揭露起来没太大的意思，这个大家都知道。

问：请您评价一下崔永元这个人，以后能不能和解。

答：崔永元这个人以前比较复杂一点，因为他以前搞实话实说的时候，也曾经请我去做过节目，也是揭露造假的节目，揭露当时满大街都是的纳米技术。当时我还跟中科院化学所研究员叫江雷的，在那个节目上辩论纳米真假，他辩不过我，回去马上就去告状。后来这个节目没播出。所以至少崔永元在那个时候起到正面的作用。但是后来他从央视出来以后，为了谋生路还是什么原因我不知道，就看准了关于食品安全的问题；然后为了推销自己的有机食品，为了推销自己品牌的产品，开始去妖魔化转基因的食品，这就涉及到也是造假的问题了。我揭露批评他实际上也涉及到一些造假，因为他拿的那些数据很多都是假的，包括什么在转基因食物里头发现不明病原体，这种一查就能够知道是假的。这方面我觉得没有什么可以和解的。至于他后来去揭露最高法院，跟我就没什么关系了。他后来完全把自己变成一个商人，就开始卖他那个东西。我也是在继续揭露，因为卖的东西纯粹也是骗人的，就为了卖高价，然后造假。

问：您刚才提到言论自由的问题，我觉得中国的人口比较多，社交媒体现在很发达，也挺复杂的。我想请问，在中国社会，您认为自由到什么范围是比较理想的状态？

答：现在整个中国之所以监控言论，包括对自媒体控得那么严，就是怕乱，对吧？说是怕进入一种无序。其实如果真正言论放开，各种言论都允许出来，慢慢地就会形成一种有序的状态。中国目前的状况是造假的东西通行无阻，你要去揭露造假，马上把你给封掉，这才比较可怕。如果造假的东西出来了，揭露造假也可以发出来；造谣的发声，辟谣的也发声，大家互相去竞争，慢慢的也就会形成比较有序的状态。但中国现在是反过来的，被封杀掉的不是造谣的、造假的，不是；而是做科普的、揭露造假的，倒被封杀掉。做虚假宣传也是没人管的，但你如果敢去揭露这些虚假宣传，就发不出来了。

问：我看你在推特上对“华为251”这件事情也比较关注，请问：同样作为一个比较流氓的企业，华为与鸿茅药酒有什么不同？因为华为打芯片战争的时候，虽然它自己不说，但是网络风向都把华为看成中美对立的中方代表，把美国政府、高通作为美国代表，请问华为跟鸿茅药酒的本质区别在哪里？

答：华为跟鸿茅药酒的本质区别在于：鸿茅药酒背后只是地方政府，华为的背后可不是地方政府，是国家，是中央政府。这是很大的区别。我揭露鸿茅药酒，鸿茅药酒没办法把我全网封杀掉；但是我一批评到华为，就可以把我全网封杀掉。这就是一个很大的区别。

问：你刚才说对中国的科技发展还是有信心的，假设国家投资有一个优先次序的话，你觉得中国科技应该重点扶持哪些科技项目？世界处于一个竞争状态，同时又有人类共同面临的环境问题，在这种大环境下，除了揭露假的，除了要搞真的以外，有没有一个科学发展的方向或者作为科学家应该特别注意的人类的更大的问题、共同的问题？

答：你这问题太大了。对中国科技的发展，我倒是有一个想法，跟施一公以前在普林斯顿时的想法差不多。我认为中国不应该去搞那种投入非常大的大项目。为什么？投入与收益不成比例，大部分都浪费掉了，所以弄一个几个亿的项目完全不值得，没必要。但我不像施一公，他一回国马上就变了。当时要搞一个项目，叫做蛋白质计划，中国准备投18个亿，由一个叫贺福初的来领导。这个贺福初是一个学术骗子，我揭露过很长时间。当时引起争议的时候，Nature来采访我，关于生物要不要搞大项目，问我你怎么看？我说我的看法就是反对搞大项目，如果非要搞的话，也不能让贺福初这种骗子来搞，我这句话他们不敢发表。问题就在这，中国目前的这种现状最好不要搞大项目，搞大项目必然会大部分都浪费掉，必然会掌握在一帮学术骗子的手里。

问：我一直关注您的整个打假的过程，也对您个人以一己之力来对抗造假的事情非常佩服。现在有一个比较现实的问题，就是您打假十几年，越打越假，假的东西越来越多，对此您有什么看法？当然这不是您的错。第二个问题��是在打假过程中，在痛心疾首的过程中，发现每个造假的事情背后都会有大量的资金流失、科研团队精力的浪费。面对这么多黑暗的东西，你有没有从中看到一点曙光？如果从积极的方面看怎么去做？国内严格的舆论控制下，国内的学术同仁能做点什么？国外的学术同仁能做点什么？大家共同为中国将来科研的进步能够做点什么？

答：说中国现在是不是假越来越多，没有统计我不好说，但造假手段倒是越来越高明。有一个数据可以说明目前的严重的程度：中国发表的论文大概占世界论文总数的8%，但是撤稿的论文中国占了24%，这是不成比例的，说明造假还是非常严重。但在十几二十年前，连我们这种民间的监督都没有的时候，也许更严重，对吧？所以我们可能还是发挥了一点作用的，不能说完全没有用。毕竟大家都知道引用方舟子来证明自己是清白的，至少说明我们的威慑力还是在那里的，还是能够起到一点作用的。至于我们应该怎么样来帮助中国往前走，很重要的就是在交流的时候，我们应该把国外这种更好的学术规范带回去，尽量促成一个比较合理的体制的建立；不要像施一公那波人，回去以后就同流合污了，对吧？我相信有一些人回国以后，还是真正想做一点事情，而不是到处忽悠想拿钱的。之所以说这个很关键，是因为中国的一些造假，特别是学生的造假，有的是不知道什么样是规范的做法，所以有一些假不一定是有意的。还有一些知道是假，但是看到老师都这么干，所以也跟着干，就是没有一个好榜样。如果在国外的人给他们一个好的榜样，也能够起到一个推动作用。希望还是在下一代，学生还是有希望的，还是可以救一救的；至于那些院士校长，对他们来说是打击的问题，是怎么样揭露的问题，你别指望他们会变好。

问：我印象中大概七八年前，您的微博头条风口浪尖，全中国人没有不知道的，这两年没有那么轰动了。国内这几年的学术环境，各种环境的变化对您有什么影响？第二，您可能不是为打假而打假，可能有别的想法，那么今后的几年您有没有什么计划回到七八年前的状态？

答：我一开始就说过，国内的言论环境已经不像十来年前那样了。那个时候还是比较宽松的，我还是有发言的平台的，媒体也愿意跟踪报道这些造假；但是现在大家都不敢，因为搞不好整个号就被封掉了，对吧？包括媒体也不敢再去揭露这些造假。所以这是整个大环境的问题，因为中国整个在倒退，我们是很难去改变这种状况的。至于我以后会做什么，我一直在说揭露造假不是我的主业，我只是业余在做。以前主要是做科普，顺便揭露造假，以后我可能做点别的事情。我反正只会写东西，也许多写点别的方面——文史方面、文学方面，但是也会顺便揭露造假。这个我不会放弃，因为网站平台已经在那里，每天还是能够接到举报的，我不登总是不好。所以，已经在那里，就还是继续做，但是也不太可能像以前那样能够引起很大的轰动，引起很大的关注，因为环境已经不同了。

问：刚刚您提到中美交流问题，我问一下，中国最近一段时间发生的一些学术问题，包括转基因编辑婴儿，还有中国的中医药大学被除名，包括南开大学曹雪涛的事，这些是不是真的影响到了中国留学生包括硕士生博士生到美国来申请？因为网上那些事情出来的时候，一直有宣传说学校明年可能没有任何offer，您知不知道相关的数据呢？

答：对学生申请影响可能不大。如果对学生申请有影响，那是学生本身造假——申请材料的造假或者是学生发表论文的造假。学术造假对学生申请影响可能不大，但是对中国科研人员发论文的影响会很大。我知道有一些人就不愿意给中国来的投稿审稿了，因为人家不知道那是真是假，就不愿意审稿了，所以这个事影响会很大，影响着整个中国学术界的声誉。你也可以说中国整个学术界的声誉可能对学生也会有影响，因为学生找人写推荐信，找的那个人就是一个造假的，在国外名声很坏，你找他写介绍信，人家一看，是曹雪涛写的推荐信，不敢要你，也有可能的。（追问：美国现在的情况，对华人在这边找教职的是不是也有影响？）如果你是在这边读的书，我觉得可能影响不会很大，因为涉及到的毕竟还是中国国内的问题。（追问：现在政治风向上，川普要跟中国对抗，反对移民，会不会有影响？）对，可能会有影响。但高校对于少数族裔、对华人的态度应该不会受什么影响，不会受这种中美的影响，甚至他们还会抵制，还会反抗川普的这种政策。所以我觉得，从整个社会的看法来看，应该不会对高校有什么政治影响。经费可能会受影响，但经费就不是只针对华人的。

问：我有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您说到施一公还有他背后的利益集团什么的，但是你没有说到过他有任何作品或者他集团里的哪些人有过造假行为。而且我听说西湖大学我所知道的一些人回去就职的，都是真正想做科研的，有自己建实验室，都是非常优秀的，我感觉他们是真正在做科研。第二个问题，Nature最近就曹雪涛的事情有讨论，也提出过一些政策，他们推荐说中国应该采取哪些政策方针来避免或减少学术造假，您觉得他们说的是否有道理？你觉得是否应该由其他的国家来干涉或者他们用自己的想法来参与中国的这些造假的减少？

答：关于施一公的问题，你问他有没有学术造假，这方面我不知道，我也没有证据。而且，他做的那个东西可能不需要造假，因为只要有钱投入就能够做出来，做结构嘛。我批施一公的主要是他吹牛，还有同流合污地弄了很多钱，前后不一致，主要针对的是这一点，而不是说他在学术上有什么问题。因为他做那个东西，其实也没有太大的学术含量，就是解析蛋白的结构。

至于说国外能不能帮助中国在这方面有啥进步，我觉得实际上还是很难的，你总不能要求国外的学术界对中国学术界实施制裁，对吧？总不能说以后一刀切，你中国的论文我都不发。有一点国外也能够做到，我希望他们不要跟国内这些造假者勾结，这个很不好。刚才我提到造假国际化，只是说到了华人的问题，其实外国人有的也参与了中国的这种造假。中国有钱，把他们请去，然后就开始拉拢他们。中国现在在一些比较高档的期刊发论文比较容易，跟这个也有关系的。中国人会拉关系，把这些期刊的主编拉过去。还有，这个世界上没有哪国人像中国人这样崇拜诺贝尔奖获得者，所以这些诺贝尔奖获得者现在一个个都到中国去捞金、甚至去卖保健品。有一个诺贝尔医学奖获得者就在中国卖保健品。还有，一次次地开什么诺贝尔奖获得者峰会，就是骗钱嘛——找几个人，然后收很高的钱，大家去听他们吹牛，而有一些峰会还是莆田系医院搞的。所以我们希望他们不要看到中国有钱赚，钱好骗，也跟着去。在国外一些名声已经坏掉了的著名的科学家现在都到中国去拿钱了。我们搞生物这一行的一个元老沃森，就是发现了DNA双螺旋结构的那位，因为发表种族歧视的言论，他在美国名声坏掉了，现在中国把他请去专门搞了一个沃森研究所。还有发现艾滋病病毒HIV的法国科学家得诺贝尔奖以后，他在国外到处乱说话，搞伪科学的东西，被上海交大请去了。在国外没法混，当然都跑到国内去，这个影响非常糟糕。他们地位很高，但是就跟中国的一起造假。

问：您最开始揭露生物医药方面的造假，我想听听您介绍中国现在——不算莆田系这种医院——学术造假对于正规医院医疗医药方面的侵蚀的严重性以及状况。

答：医院的造假很严重。医院造假，先不说那些欺骗患者、用不成熟的医疗什么的，先不说这些，中国生物医学的论文造假很大一部分是医生干的。为什么医生会去造假？中国医生评职称是需要论文的，他们没有能力、没有时间去写论文，就只好造假，所以那些论文写作公司很大的客户群实际上就是医生。医生有钱，给他们钱就造假论文，这是论文的造假。另外一方面是临床试验的造假，这个有很大问题。像申请FDA批准的药，有一些临床试验现在就拿到中国去做。如果是在中国做临床的话，可靠性就要怀疑了，因为中国医院给他钱以后，你想要什么数据就给你什么数据。所以很大的一个问题是，危害到的不只是中国，还有世界的人民。中国最近推出了我提到的艾兹海默症的新药，那就是在中国做临床试验的，可信吗？所以这是很大的一个问题。

问：我想问一下关于美国教授在两边做全职的问题。我没太明白，他两边工作问题在哪儿？在国内学术圈乌烟瘴气的情况下，本身就应该引进更多国外的人回到中国来；中国高校竞争力又不行，除了出大价钱，除了一些很好的待遇，怎么把这个人请过来？您说这是学术造假和腐败，是因为它两边都是全职吗？现在国内高校名头很多，什么兼职讲席，什么兼职特聘。像清华那个，如果是兼职、特聘教授，是不是就没问题了？但是像刚才一个朋友问的，你看连施一公，饶毅回去都同流合污了，好像引回来也不能解决问题。如果都有问题，这个症结在哪儿？这个扣该怎么解开呢？

答：我并不反对中美的科学家之间有交流、有合作、有兼职，我反对的是那种实际上只是兼职，但是以全职的名义回去的，以全职的名义拿的待遇，拿的钱，拿的经费，这实际上是一种欺骗行为。我反对的是这个。的确，全职回去的也有，我们不能说全职回去的都是在骗，都是在忽悠，也不是。我只是说那些明星科学家，名气大了以后，自己把持不住了，就堕落了。当然还是有很多可能没啥名气的，他们真正是在干活的。所以交流合作可以有多种方式，我并不是一概反对，反对的只是这种欺骗的行为，这种同流合污变成造假圈子里的一员的行为。这个是要反对的。

问：您是怎么看待国人对所谓臭虫论的热衷的，为什么从最高的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到最底层在您推特下留言的监狱在押人员，都这么喜欢运用臭虫论？只要一说中国有学术腐败，那么外国一定也有学术腐败；说中国有天安门事件，美国一定有肯特州枪击事件；说香港示威警察黑警、暴乱、镇压示威者，那么法国一定有红围巾警察对示威者更狠。

答：对，这叫比烂。不跟人家比好，而是比烂，这是很常见的一种做法，而且中国人特别擅长，历来这样。这是很不好的。我为什么坚持说是学术腐败，而不说学术不端行为？你说学术不端行为，他们就可以拿来比，说美国也有；你说学术腐败，美国就没有，对吧？美国的学术不端基本上不涉及到公权力，而且它的公权力是要去抓，是要去追究、去调查的，中国就不是。所以发现比烂的行为就一定要跟他们说，你跟人家比烂没有用，应该跟他比好的才对；要看到的是自己做得不够的地方，而不是整天去揪着别人，觉得别人也一样不好。这个不对。更何况人家比你做得好，并不是一样的不好。（问者插话：对，就包括小保芳晴子那个事情，导师最后自杀了。）对，要看到的是人家对学术造假是怎么样去追究，怎么样去调查的。

问：我是访问学者，刚刚到美国不久，所以对美国的学术环境也不是很了解。您刚才提到美国是不存在学术腐败的，我想问一下，在美国从中央联邦政府到各个州政府到行业协会，有没有什么制度的保障或者法律法规，让它没有这种学术腐败滋生蔓延的可能？如果有的话，这种制度对中国有没有借鉴的意义？中国能不能学？

答：美国是有处理学术不端的制度的，比如NIH下面就有一个办公室，如果发现了造假的，报告上去就会调查，做处理。当然处理只能是从联邦的层面，比如禁止造假者几年之内申请联邦的经费。一般处理以后学校就会处理了。它是有一套的制度。中国也想搞这套制度，中国科技部也搞了一个科学道德办公室，就是模仿美国的这一方面。教育部也搞了一个条例，给各个学校发文，要求学校也要处理学术不端行为。各个学校也搞了一个组织机构，学术委员会就是处理学术不端行为的。这里的关键是人家是真干事，中国的这些机构都不管事。这就涉及到整个社会体制的问题。美国不管怎么样不是一个专制的制度，它是个民主的制度，必须向公众有所交代，公众是具有问责权的，中国的公众是没有的，所以只要跟官员搞好关系，当官的不管，你啥事都没有。所以中国成立的那些号称要调查造假的，最后可能就变成了维护造假的。中国高校有学术委员会可以调查学术不端的事，如果举报学生的造假，他们可能会去处理；老师的造假就要掂量掂量，这个老师关系怎么样？举报校长的造假有可能去处理吗？不可能的事。关键就在于中国整个是一个官僚体制，不需要向社会公众有所交代。

问：您常年致力于科学打假，但是���武学方面还一直都很缺乏这种打假的，导致武学界非常混乱，直到最近出了一位叫徐晓冬的人。我知道你还打太极拳，所以我想问一下您对徐晓冬的看法。问题二是听您说您现在都在打明星科学家这种高端人士，像低端的民科比如郭英森之类的，你们还有没有去打假？

答：传统武术的假的确非常多，而且我也不认为传统武术真的可以跟练专业格斗的人去打，我不相信。虽然我自己也打太极拳，但我最多是把它当成一种锻炼的、修身养性的方法，所以我很支持徐晓冬去跟这些所谓的武术大师、吹牛皮的大师去打。而且武术的这种打假跟学术打假不太一样，很容易验证，大家还喜欢看；学术打假其实是很枯燥无味的，很多人就不关心了。

所谓的民科，我把它叫做科学妄想家，其实我也批判过，也揭露过。我揭露造假是多方面的，不只是著名科学家，有一些名气没那么大的科学家，搞迷信的那些大师也揭露。所谓的民科或者是科学妄想家、伪科学妄想家我也揭露，这个就看有没有必要。如果他们造成了比较大的影响，那么还是有揭露的必要的。之所以大家觉得我好像在专门打明星的假、打名人的假，就是因为它造成了影响力，给大家的印象就是这样了。其实我不是只打名人、明星的假，正因为有影响力，所以更有必要去打，因为更容易引起大家对这些打假事件的关注。如果只揪住几个学生去打，有什么用处？用处不是很大。

问：你的推特我一直在看，我感觉你应该再写一本植物方面的书。

答：我总在晒加州植物，这只能说是业余的，不一定是在写书。因为我对博物学感兴趣，我每天都爬山，就住在山脚下，所以顺便帮圣地亚哥自然历史博物馆做做植物普查，这完全是业余爱好。我有一些科普文章也是在做普查的过程中有了灵感，所以我写过好几篇关于加州的植物动物什么的，至于是不是真的要出一本书，这不一定，目前没有这方面的计划。因为写书还要看受众，光是写加州的植物，估计感兴趣的人不会是很多。

主持人：谢谢大家来参加我们的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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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urorabread]

2019 Documentation & 2020 Resolution

回想起来自己已经两年没有写博客啦。这样没有记录的生活，再回想起来，竟然不记得多少回忆的瞬间：当然，如果硬着头皮想想，我还是能记起两年来的每个瞬间，可是以后呢？

2019年的这些瞬间，有些是现在想起来都觉得幸福和快乐的，有些呢，有些我只希望把那些瞬间永远的掩埋在那些时间里，然后再立上一座墓碑。

一月

想想2019年的一年，年初的时候我在哪里？刚刚去boc山里的项目，为了可视化报表的事情而加班，一直一直加班到春节前。那时候的目标很简单：和boc的兄弟们融入到一起，然后尽力把自己手上负责PowerBI和服务器所有开发的事情做完。重复地加班，在中关村的公司，和兄弟们一起奋斗的感觉是很幸福的。也是那段时间后PowerBI的从头到尾都让我有了一些底气。

二月

春节时候和教员、茄子和她的小伙伴一起去丹东旅行，冬天的旅行就是泡温泉和暖气房里的Switch游戏，后来茄子的男朋友也加入游戏，整个三天都很放松。独自回京后，在山里的办公场地转到了海鹰，从起初几天的没什么事情可做（正是这个时间里我读完了英文版全本的SQL Query Guidance），到二期可视化的内容开始：又一批暗无天日的加班。在自己的阴历生日时候，加班后请海涛和刚哥深夜烧烤，是二月份最开心的一晚了。

其实从那时起注意到伟哥每天晚上都很早下班，去住酒店，注意到他中午从不回座位，后来又听说了他和办公室里小姑娘的故事，后来的后来又发生了很多很多事情…

三月

二期的项目在三月中旬接近尾声，这个月我和yaj学会了打壁球（她打得好好），和昕桐周末呆在一起，还和龙哥去爬了次山（虽然后来再没有爬过，希望开春再去爬山）。运动又春天的一个月。

四月

项目结束后，在球台的项目做了一个差不多的项目，这个时候慢慢做一点点SQL的事情。在四月底的时候做了科技大会的项目：第一次写代码写到去厕所哭的地步，可是这次之后我学到两件事情：没有什么是真的解决不了的；永远做好十足的准备。科技大会顺利结束，期间清明节和教员去了济南，后来又去zhuozhuo家录了些合唱。看了心动的信号和喜欢你我也是两个综艺——这两个综艺最大的收获其实是：女生可以多么优秀呢？看看华尔街纳斯达克的超超：）

五月

五月是自己最黑暗的一个月：二期投产后，没有什么事情可做，整天呆在工位东想西想，完全不在状态。五月的末尾去了上海培训，其实我希望能够再去一次、再逛一次上海，希望可以覆盖掉所有五月黑暗的经历。后来八月的前奏，我写了一首歌词，又在20年的2月修改后谱了曲。

六月

六月的端午节科技大会闭幕，白天依然没事可做，东想西想下去，周末和zhuozhuo出去玩，又去TMC和人说说话。实话讲，我不知道自己6月做了什么。

七月

去美国ready之前，最后一个在海鹰的晚上，我放着海龟先生的《咿呀呀》，在楼下的椅子上哭了很久，在海鹰的日子终于结束，我又有一个新的开始。

Ready是和朋友们，和zhuozhuo一起玩耍最快乐的时候：晚上和zhuozhuo录歌，白天因为时差而醒不过来，唯一遗憾的是没有认真听课。和zhuozhuo偷偷跑了很多很多地方，后面又和yaj，然总逛遍旧金山和LA。当然在这期间我想通了：要和自己喜欢的人在一起，不喜欢的人不必勉强，不喜欢的人会吸走你身上的正能量的。

八月

Ready回来，先是自己过了很多MIP，后面就在山里，坐在新的工位上，一边做非功能项目的事情，一边做运维的熟悉。八月和九月一直在出差，去长春，顺便回家，去大连，去武汉…把zhuozhuo请到家里来玩，和教员一起，又在很多个周末做了有趣的乐器录歌，感觉自己很幸福。开始学习指弹吉他：）

九月

九月的主题应该是断舍离与零浪费。这个月里我尝试了很多很多断舍离和零浪费的方法，并且希望自己一直一直做下去，认清自己需要的东西，而不是应该需要的东西。九月的末尾搬了家，和新生活say hello。我彻底摆脱了三个月前灰暗的、停滞不前的生活。

九月的末尾我加入了乐队，编曲、排练，是民乐团之后最快乐的时候。愿意来回打车两个小时从客户去公司，每周期待两个晚上的排练，就像本科时候每周期待的PSC活动。

十月

十月的开头，我和zhuo去了甘南和阿坝，第一次上到了四千多米的高原地区，明显感觉到心跳加速，可是整个旅程轻松又愉快。十月又去了天津看反光镜乐队的live，在深夜的街上跳舞，去了陪你走一路公益活动，在深夜的地坛群魔乱舞——十月是秋游的季节，每个周末都在秋游：去石花洞，去欢乐谷过山车，去客户旁边的野外爬山…周中的晚上也有排练，试了吉他、打鼓、合成器，觉得最喜欢的还是站着弹吉他，因为可以随意晃动呀！

十一月

十一月的开头和于二狗去听了Rachael的live：这是一场我预谋好久的live，最喜欢的外国女歌手，演唱会的最后竟唱了那首<Sunday Afternoon>,那段时间最喜欢的一首歌。有人在下面喊“you saved me”。

十一月也做完了动态基线的项目，在公司跟戈哥他们呆了很多天，做完了让苗老板表扬的Presentation,跟于二狗去试了空中瑜伽，末尾又去了澳门出差，跟阿俊和mingjie讲了很多很多话，发现人不论到了什么年纪，打开心扉的时候都是不自信且孩子气的；澳门的周末zhuozhuo从深圳过来一起玩，又一起回了深圳。

十一月的末尾也交了另一个好朋友队长，开心并幸运。

alter ego perfecto.

十二月

十二月最开心的事就是去海淀二小给小朋友们讲编程一小时。与其说是给小朋友讲，不如说自己在其中学到了很多：小学生的英文水平、思辨能力、给孩子讲故事的tips…还有Alain看起来很喜欢那堂课的样子。

后来迎接beer和他的女朋友从瑞典回来，为数不多让我觉得超级和谐的一对：一起去射了箭，逗了柴犬，吃了火锅…又去听了zhuo在少年宫的合唱纪念：匆匆的每一天都那么充实。十二月“醉”了很多次，醉了之后想不起前半年的奇怪的生活和思绪，醉了也会放大所有感情的表达，奇奇怪怪地用完了很多拍立得相片…

一月

过年之前乐队音乐会这件大事终于完成，借着音乐会的完成，晚上的智能柜台的聚餐我又醉了一次：这一年就要结束了呀，心情就像一个反抛物线：如果我又回到那时的自己，我可以更快地走过来吗？如果没有回到山里的决定，我究竟什么时候可以走下楼顶呢？

其实一月还是有件不开心的事，pm把bot的事情给我之后，我一直都处于很纠结的状态：和这边的另一个dev很久也没有编译成功他的工程，虽然没有更多进展的需求，但是对于c#等等所有编程语言的不了解，像哽在喉咙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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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年的流水账就这样过去，很多很多的快乐和一些又一些的遗憾。

最大的快乐是每个周末都跟朋友们有闪光的回忆，乐队的排练和演出，和交到好朋友。但是经历了前半年心里的起伏之后，以后的我也不会容易地掉入循环之中了。  最大的遗憾是没有在课余生活那么努力地学习了，

事情多起来的时候仿佛就把重要但不紧急的事情放到了旁边。

新的一年第一件事一定是set up goal and tight schedule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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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年的主题给自己定为Productivity & Hack the Habits.

从工作以来的经历看，我感兴趣的一直在于BI相关开发，几个月来让我学习AD,System Center各种软件的时候，总是没有那么有动力；而在做数据相关工作的时候，总是喜欢自愿加班，快快完成。在学生时代我做过各种各样的尝试，那些尝试都没有给我过这样的感觉。

Responsibilities

Data Scientist in London, Other, United Kingdom | Engineering at MicrosoftJob details | Microsoft Careers

Consult with stakeholders across the organisation to design, run and evaluate experiments (ABn, multivariate test etc.)

Conduct in-depth analysis on huge datasets, and present rich and actionable insights that enables a data-lead product cycle

Research novel statistical approaches to ensure we are using the cutting-edge techniques to analyse our data  

Develop and deploy machine learning models powering intelligence product features  

Create compelling dashboards that improve team’s self-serve capability  

Educate internal customers on data insights and promote data-driven culture  

Design innovative metrics that reflect immediate and long-term impacts on user experience  

Qualifications            

 We’d like to hear from you if you

Value diversity and inclusivity in the workplace  

Are empathetic and eager to work collaboratively with your team  

Have 3+ years of experience as data scientist designing, running and evaluating experiments  

Are proficient in data wrangling using SQL and big data frameworks

Have 3+ years of programming experience with Python or R and relevant statistical packages  

Have a relevant degree (e.g. Math, Statistics, Computer Science, Engineering) or equivalent industry experience 

Ability to communicate quantitative data insights efficiently and articulate how they will impact user experience  

Have good understanding of statistics, data science and machine learning disciplines  

Are comfortable with working in agile environments  

Desirable but not required skills: 

Experience in Apache Spark

Knowledge about cloud infrastructure Azure or AWS  

Commercial experience in product analytics or growth analytics  

Proficiency in data visualisation tools and frameworks  

Experience in NLP  

MSc or PhD in quantitative fields

Knowledge of major AI/deep learning frameworks Tensorflow/Pytorch  

Responsibilities                                                          

The Data Science team within Visual Studio brings the unique IQ of understanding data through statistical techniques and building systems using cutting-edge machine learning algorithms at scale. The scientists closely work with business to design and develop novel AI solutions. They also work toward gathering deep insights and help in making data-driven business decisions. 

Qualifications                                                          

Basic Qualifications:

Undergraduate degree in Computer Science, Engineering, Mathematics, Statistics

2+ years development skills in Python, C#, C++ or Java.

Preferred Qualifications:

Masters or PhD degree in Computer Science, Statistics, or related fields (undergraduates with significant appropriate experience will be considered).

Strong academic work and professional experience in statistics, machine learning, including deep learning, NLP, econometrics.

Experience in building cloud-scale systems and experience working with open source stacks for data processing and data science is desirable.

Excellent communication skills, ability to present and write reports, strong teamwork and collaboration skills.

 三年的目标是Data Analyst/Scientist见上图, 年底的目标是：

1.职业与学习：On-prem&cloud DB\DW进一步enhancment (admin和BI两方面, admin是为了日常的运维需求)；统计建模，A / B 测试，机器学习，数据清洗；

2.技能：英文水平再有提升；

3.运动：一次性50个俯卧撑+体脂保持在18.5%，肌肉量从35kg增长到37kg;

4.音乐：每个月可以录首歌，钢琴完成K457奏鸣曲，吉他完成陈亮《无题》

Task:

-1- 职业与学习 -1-

Azure DP-100,DP-200的认证；

BP domain要求的MIP，以及DI domain的SQL/cloud DB MIP；

完成AI-Edu;

选择并完成额外培训；

-2- 技能 -2-

Word Power Made Easy和小绿书做完；

完成头马Pathway, 拿到DTM;

-3- 运动 -3-

运动法则遵循Two days rule；

保持每天50俯卧撑；

-4- 音乐 -4-

每天有30min的练习时间；

完成Yousician;

[deepvideos]

废掉一个人最好的办法，是让他用喜欢的方式过一生

废掉一个人最好的办法，是让他用喜欢的方式过一生 我们很容易喜欢一件事情，却很难一直喜欢一件事情，一直做一件事情会烦，喜欢的激情会被时间慢慢消耗，直到没有，所以大部分人都很难真正做好一件事情。 许知远的《十三邀》请到47岁的亚洲偶像木村拓哉。许知远问木村：“你有没有特别想扮演的角色？”木村回答：“那是一个专业团队无数人的努力，我没有选择的权利。”文艺青年关心自己的喜欢，职业人士关注他人的付出。《十三邀》李诞那一期，李诞问许知远为什么要做访谈节目，许知远说没办法啊，我得挣钱（养书店）。你瞧，有时候连文艺青年许老师，也知道有些事情，不喜欢，但必须做。 01 最近我们团队招聘，一个应聘者说她觉得如果不喜欢自己的工作，就很难做好，所以她想做自己喜欢的。我问她之前的职业是什么。她说瑜伽老师。“那你不喜欢吗？”“开始挺喜欢的，做了一段时间就不喜欢了。”我问她现在喜欢什么，她说喜欢做运营，报了很多网课，也把难啃的《运营之光》啃完了。于是我让她在运营的岗位上试用。试用期还没过，她就干不下去了。运营是一个特别琐碎的活儿，需要细心、耐心与决心，这些她都没有。她之前所了解的运营，是像将军一样运筹帷幄、指哪儿打哪儿，实际做起来，发现最重要的，不是你站上指挥塔怎样做，而是你如何爬上这个指挥塔。这个过程，是平平淡淡加默默无闻，无鸡血、没段子、不励志，无论是讲师做讲座，还是作家写书，都会选择性地忽略。于是，这个女孩以为自己学了很多知识，其实空有一腔志气和一碗鸡血。离职的时候，她跟另外一个员工说：“我还是要去找一份自己喜欢的工作，不喜欢的事情，我做不好。”女孩才24岁，我很想告诉她，如果你没有能力做好自己不喜欢的事，那么，喜欢就会变成弱者的借口。 02 强者谈坚持，弱者才谈喜欢 一句不喜欢，可以甩掉所有的不努力、不作为、不坚持。喜欢是什么？它代表某一个时间节点的短暂情绪，无论是你喜欢的工作，还是喜欢的人，长久相处的时候，都会发现里面包含着诸多不喜欢之处。主持人窦文涛说过一件事。 在《锵锵三人行》火爆之后，台里决定给他一档时事节目，叫《文涛拍案》。与《锵锵三人行》的风格不同，《文涛拍案》讲大案要案，内容黄暴、不设嘉宾。这个节目，窦文涛从一开始就不喜欢，然而这件不喜欢的事，他做了8年。窦文涛后来在《圆桌派》上回忆这段时光，说因为不喜欢，总担心做不好，常常一期节目反复录四五次。“有一天录完节目下班，已经是清晨6点，深圳暴雨如注，那一刻我心里只有四个字：生无可恋。”窦文涛说。你瞧，再光鲜的人、再顺利的人生、再喜欢的事，也会有那么一些时刻，心生厌倦，甚至生无可恋。这就是普通人的人生，甚至可以说是所有人的人生。 03 小到保持身材，大到养家糊口，做好任何一件事，都不能仅仅凭兴趣，而是靠专业、信念与坚持。凡事谈喜欢，动不动还要以自己喜欢的方式过一生，我敬你是个不识人间烟火的小宝贝。这样的小宝贝，我劝你敬而远之，因为他们不仅自己一事无成，还专业坑搭档、坑队友；说好听是文艺，以自己喜欢的方式过一生；说不好听点，就是情绪化，不负责任。我的副业是开咖啡馆，这个行业，只谈喜欢，不谈责任的人特别多。我一个朋友拿50万出来开店，请了一个合伙人，合伙人特别喜欢做咖啡和烘焙，开咖啡馆也一直是她的梦想。听上去很完美，对不对？但老司机要告诉你们，创业谈梦想、干工作谈喜欢的，基本都不靠谱，记住这一点，你能规避人生99%的坑。这个世界上，喜欢与爱一样，都是易耗品，像烟花一样，易冷。朋友的店开了不到半年，合伙人的激情就余额不足了。产品不上新，管理不上心，四五月正是生意旺季，她却要出门旅游，一走20天。我朋友求她：“等七月好不好，淡季你想去哪儿就去哪儿，现在好不容易有点生意。”她说：“不行，我不能为了工作放弃自己喜欢的事。”我朋友差点晕过去——姐啊，当初开店的时候，你不是说开咖啡馆是你最喜欢的事吗…… 04 喜欢，是孩子的脸、六月的天。人生漫长，诸多无奈，我们终究不可能以喜欢抵达成功，更不可能以喜欢的方式过一生。我家小美从4岁开始学钢琴，我对她没什么特别的要求，就是希望她能从小坚持去做一件看上去很美、实际上枯燥得要死的事儿。报班之前，我问过她，她说喜欢，后来每到练琴的瓶颈期，小美都恨不得把钢琴砸了。朋友来我家看到，建议我别逼孩子，还是选一个她喜欢的事情让她做，才能事半功倍，我告诉你们，这种鸡汤千万别喝。我们来分析一下人性： 喜欢是我们的本能，同时，喜新厌旧也是我们的本能，如果凡事按照本能，人人都是loser兼渣男、渣女，而教育本身，一定存在反人���的部分。音乐小王子周杰伦算是天才了，两岁会哼歌，三岁唱得有模有样，去妈妈同事家，摸了钢琴都不想走。这么喜欢，这么有天赋，学钢琴的时候怎么样？不想练琴，被他妈叶惠美打得想shi。人生实苦，喜欢并不能让它变得容易。幸运的是，我们还拥有另外一种人性：容易被成就感支配。这么说吧，喜欢，就是站在山下看山上的风景，而成就感，是半山腰的观景台。在本能的喜欢与有效的成就感之间，一定有一段上坡路，支撑你完成这段上坡路的，不是喜欢，而是信念。 05 喜欢本身，无法成为信念，只会成为我们见异思迁的遮羞布。幼稚的人谈喜欢，成熟的人谈责任。一件事，有所成，一定是10%的喜欢＋90%的责任。成功，是在喜欢与厌倦之间进行螺旋式上升；上升的成就感，支撑我们一次次对抗厌倦，到达柳暗花明的境界。过度强调喜欢的人，在第一个厌倦到来的时候，就会换一个坑位，于是，他们跳来跳去、筋疲力尽，却永远只能在山底看风景。我偶像毛姆说：“为了心灵的安宁，人最好每天做两件自己不喜欢的事。”然而，爱因斯坦老师又说：“兴趣是最好的老师。”你瞧，连神仙都打架，难怪我们听了再多道理也过不好一生。但如果让我二选一，我选毛姆，因为爱因斯坦是天才。天才横空出世，世界为之让路，而普通如我们，想要不疯魔、不报废，最好是每天心平气和地去做两件自己不喜欢的事。在日复一日枯燥的历炼中，化喜欢为信仰、化兴趣为力量，找到自己的节奏，活成鸡血本血。 以此文，敬生活、敬你们。人生总要好好活过啊，晚上加个鸡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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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媒体经常抹黑中国，因为这样好卖"

2月12日，美国脱口秀演员艾杰西（JesseAppell）在家乡波士顿组织了一场公益演出，演出视频之后引爆了社交媒体。艾杰西不但向全世界展示了武汉和全国人民抗疫的积极乐观态度，而且通过此次演出为武汉筹集了上万美元的缮款。记者就目前美国抗疫现状，以及“跨文化幽默”等话题，采访了艾杰西先生。

记者：艾杰西先生你好，很高兴有这样一个采访你的机会。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美国对新冠状病毒疫情的防控情况。最近这几天，你的个人生活有没有发生比较大的变化？你目前在波士顿的家里，当地民众的情绪目前如何？  

艾杰西：目前根据我的观察，美国越来越有当时中国疫情严重的时候，大家都隔离在家不出门的那种状态。  

但是从一月底到二月底这整整一个月，美国社会在各个层面上都没有真正重视病毒的传播。就波士顿本地来说，大家对疫情真正开始改变认识大约是3月13日左右。一个重要的现象就是NBA和各种大型体育联赛陆续停赛，民众才发觉事情真的不好了。  

NBA停赛48个小时后，马萨诸塞州州长宣布所有非关键社会的行业都要关门暂停营业，这两天管得更严了。我现在一整天最多也就是出一次家门。我家房子旁边有一条小河，我最远就是走到河边散散步，尽量避免接触其他路人，吃饭什么的基本全都是外卖，有了天天在家工作的那种感觉。  

相比其他美国人，我一直追踪武汉抗疫的讯息，北京和大陆的一些朋友在二月份的时候一直也在告诉我中国国内的即时情况，回到波士顿之后我也马上组织了公益演出，所以我的脑子进入疫情的状态已经至少7周了。中国的趋势一天比一天好，美国的趋势却一天比一天差，我觉得我的脑筋最近都快废了。  

总体来说，我觉得民众的情绪还好，但谁知道之后事态往什么方向发展？我的家人现在都很着急，现在这种情绪都开始感染到我了。我也希望生活尽快回到正轨。

记者：你在波士顿组织的援助武汉抗疫的那场公益演出，传播效果可以说是爆棚了，你虽然是个职业的喜剧演员，在那一刻有半个外交家的感觉，因为演出筹到的善款不但给中国一线医护人员不小的物资援助，也在精神文化领域向全世界展现了中国人民的乐观态度。  

艾杰西：那场演出是一月底开始安排的，当时我的感觉是生存在两个世界，中国人天天在刷微信，出不了门；美国则完全是另外一副模样，好像病毒完全不存在一样。我只有一个脑子，面对两个截然不同的情况，我也在想如何把两者打通，我做这场公益演出也是为了提醒美国人，这场疫情肯定也会马上就要来了，而且美国人需要深刻理解当时中国人面临着怎样的问题，因为这些问题美国人早晚也会遇到。  

无论如何这些故事都是美国观众需要知道的，同时我还了解到武汉当时的医疗和其他物资比较短缺，需要捐款捐物。用一个方式同时达到两个目标，我想最好的办法就是搞一个公益演出。这个演出的视频哪怕在网络上反响平平，没什么人看，那我依然会觉得它很成功，因为确实筹到了很多款项，捐了物资，也让美国人和中国人坐在同一个地方看同一个故事。当时的华人看了之后说对他们的心理也有很多的安慰。但是视频后续的影响比当天演出的影响还大，这一点让我没有想到。  

记者：非常感谢您对中国的支持。此前美国总统特朗普提到疫情的时候，频繁使用“ChineseVirus”（中国病毒）这个称谓，给中美在外交层面造成了不小的负面影响，而且也容易造成亚裔被种族歧视。你是否觉得“跨文化幽默”是一个能抹平文化和意识形态隔阂的有效方式？  

艾杰西：在这个话题上我想表达两点。第一，特朗普绝对不代表所有美国人，他只能代表他自己，他有什么，无非是他的平台大而已；第二，我希望中美双方的沟通需要更深入一点。美国媒体经常性的抹黑中国，因为这样的话语很有市场，当然这样的新闻也是有选择的传到中国的，并不代表美国当地媒体对中国的报道都是负面的，其实美国媒体还是有很多夸赞中国疫情防控得当和老百姓多么勇敢乐观的。  

作为一个喜剧演员，我知道在台上什么样的话题更能让观众笑。中西媒体话语体系的碰撞这个话题不好笑，我也很难逗观众乐。但这个问题你既然问到了，我也想借助观察者网这个平台，告诉大家其实美国媒体对华报道没有看上去的那么糟糕。  

记者：提到“如何把观众逗笑”，中文有个词叫“包袱”或者“梗”，英语相对应的叫“punchline”。你台下的观众是一群美国人或者是一群中国人，面对这样的差异，你在创作过程中的思维模式是不是不太一样？  

艾杰西：一般来说，如果我想逗观众笑，我首先觉得段子要能把我自己逗笑，自己都不觉得好笑，那观众马上就能看到我不是一个很高级的演员。在生活中，如果我看到一些事情比较好笑，我会记下来，而且我会更关注除了我之外，谁还会觉得这个段子好笑。如果某个生活体验只有美国人会懂，那这个笑话我基本只讲给美国人听。但是如果某个段子是带有一定情景作为语意背景的，比如租了房的人更懂，或者刚分手的人更懂，那在编创的过程中，即便是面对中美不同的观众，思维也不会那么不一样。  

我自己觉得好笑的，我先不评价它，而是先用手机里的档案簿先写下来，如果恰好有一个独特主题的演出，我就会思考有没有契合这个主题的段子，把之前记录的梗融合进去。当然这需要实践的验证，观众的反馈会让我知道哪些段子改编成功，哪些不成功。

记者：你可否再介绍一下当初在中国学习的一些经历，比如是如何拜到相声名家丁广泉先生为师的？他之前也确实收了不少的外国徒弟。  

艾杰西：我2012年开始跟丁老师学习相声，我是拿了福布赖特奖学金来到中国的。福布赖特基金会是中美之间一个很重要的学术交流项目，我申请的课题是“跨文化幽默”。不过那个基金项目只有一年，到2013年底这个基金项目结束了，我还是觉得这项工作很有意义，而且我也很喜欢这种生活模式，可以自我控制我学习生活的时间。我也没想到一直到现在坚持了七八年，到现在还是一直坚持做喜剧。  

记者：你之前参加了一档东方卫视主办的“欢乐喜剧人”节目。这个节目让更多的中国人认识了你。你在节目中用了一个包袱，就是讲北京和上海的生活方式的不同。根据你在中国的生活体验，你是否觉得中国的区域差异还是比较大的？  

艾杰西：这是肯定的。我感觉相比南北差异，更显著的差异是城市和农村的差异。我是在美国郊区长大的。除了北京和上海之外，我还去过杭州深圳香港等等。  

美国东西南北的人对幽默的理解也很不一样。在美国的脱口秀圈子，最有套路的段子是“纽约和洛杉矶的区别是什么”，因为讲的人太多了，所以就变成了套路，再讲的话观众就会觉得你很没水平。  

我所成长的城市是波士顿，也有自己独特的文化，它的历史相对来说比较古老，虽然人口不多，但学校和博物馆不少，还有很多文化交流的基地，医学和生物学的科研比较发达，肯定和南方、和西部有所不同。生活在美国西部的人，比如洛杉矶人会觉得波士顿和纽约的生活比较像，但是他们的这种想象未必符合波士顿和纽约人的真实体验。这就有点像苏州和上海，两个地方的人肯定都觉得自己和对方有很多不同点，但北京人未必了解。  

我对我讲的这些中国区域差异的段子比较满意的原因，不在于某个编剧或者创作人告诉我应该如何如何说，而是这些内容都是我真实体验过的。至少我自己要避免前人已经说过的套路，比如英式英语和美式英语的不同等等。

记者：目前大陆这边的脱口秀和相声的团体有很多，而且市场竞争也相当激烈。可否稍微透露一下，这个行业在美国的存在状况是如何的？  

艾杰西：竞争确实很激烈，但原因很奇怪。在美国的某些深夜秀，比如“吉米鸡毛秀”（注：美国ABC电视台的一档深夜脱口秀），还有大卫·莱特曼（DavidLetterman）等等，他们请的那些嘉宾都是老江湖了，看了四十多年的脱口秀，知道怎么表演。中国这边。只有圈内的人知道谁的水平比较高，谁的水平比较低。  

但是大媒体平台、网络公司等等很有影响力的平台，判断水准和圈内人不一样。中国现在的脱口秀演员不太靠段子的质量，而是靠关系和门路，谁和大的媒体平台走得近，谁就可以拿到敲门砖和打开市场的钥匙。真正有判断力的人在圈子内部，但是圈外的人基本上不判断谁长期来说有发展前途。  

第二点，据我所知，中国的脱口秀市场体系和全世界其他国家最不同的是，演员需要挂靠在某个娱乐公司，也就是成为某组织的一员，作为旗下的艺人来发展自己。美国的脱口秀演员上台都是soloperformance（个人表演），所以都是个体户。  

所以按照我的标准，严格来说中国并没有脱口秀的市场，只有明星的市场。对这个行业的人来说，真正赚钱的不是脱口秀的门票，而是各种签约和接广告，这样才能挣到钱。在这个运作体系下，脱口秀表演本身倒是次要的，谁的广告接单比较大，谁就是成功的脱口秀演员。当然会讲一些段子这是最基本的，但如果要在中国生存，必须要在错综复杂的的商业人际关系中找到门路。找谁签，签约多长，和谁合作多长时间，要搞得很明白。  

我个人到目前为止还是保持了个体户的这个感觉，比较难。但是我还能活下来，那是因为我2012年开始说脱口秀的时候很多人还不在，我搞得比他们早一点，把坑占住了。当更多的人进入这个圈子的时候，先不说我水平怎么样，至少我混了一个脸熟，和各个俱乐部的负责人都认识。当然了，对未来我的发展来说，可能签到某一个公司会更好一些。目前有一些我比较愿意合作的公司，给他们办活动，比如和“单立人”脱口秀的关系特别好，“石老板”的创始人也是我的好朋友，还有和办“吐槽大会”的笑果文化公司合作得也很愉快。在办活动的过程中也涨了很多知识。  

不管怎么样，我觉得脱口秀在未来的发展前景会很好，五六年前中国观众可能只知道黄西，王自健等等。但是现在脱口秀演员多了，观众的选择从“喜欢和不喜欢脱口秀”变成了“喜欢哪个脱口秀演员”，这样就可以帮助演员确立自己独特的风格，拓宽了个人表达的空间。这种竞争才是有益的，因为竞争的是风格和作品，而不是谁站了脱口秀的C位。  

记者：你是一个外国人，这样一个身份是在中国做脱口秀算不算一种优势？  

艾杰西：我有一些优势也有一些劣势。我上台一说话，可能观众比较好奇。因为观众想看你的脱口秀，首先心里想的是“我为什么要看你的表演，你值得我花费时间看”。我作为一个外国人，吸引到一批中国观众可能没有那么难，好奇心在一开始是一个大的帮助。  

但是随着时间的拉长，这个优势可能会转变为劣势。因为中国观众会发现我的生活经验和他们的不一样，喜剧最重要的其实是“同感”。比如我想表达生活中的烦恼，讲一个在地铁上的段子，我想提供给观众的不是“外国人坐地铁会怎样”，而是“一个有烦恼的人在地铁上的事情”，因为我和他们住在同一个城市，地铁上也会发生大家都会碰到的类似的事情。另外一个是语言的障碍，我现在中文说到这个水平大家觉得已经很好了，但事实是显然我的英文更好。很多中国人看起来很容易的表达技巧，很多我都还没有掌握，所以语言的压力始终还是存在的。  

比如上次录《欢乐喜剧人》的时候，演员们还要了录一段有关商业赞助的话，“大家好，欢迎来到欢乐喜剧人第六季，我是艾杰西，本节目由xxxx赞助”，就是这段广告词。说实话，这些“非人类”的语言太考验我了，我背得很费劲，当时感觉很丢脸，能读出来确实耗费了很大的工夫，我说不出中国人的那种绕口令的感觉。  

对我来说一个很大的优点恰恰是面对美国观众的时候，可以在他们面前自如地用两种语言切换，而很多中国的脱口秀演员在美国做不到这一点。他们可能说得还不错，但美国人意识不到他们背后有着多么辛苦的付出。  

记者：提到中国的喜剧演出团体，你知道郭德纲吗？他领导的德云社在中国占了相当大的相声演出市场。你拜了丁广泉先生为师，从相声辈分上讲，你和郭德纲是平辈的了。  

艾杰西：他是《欢乐喜剧人》的主持人，我每次录制节目的时候会见到他，有过一些互动。  

记者：再问最后一个问题。刚才你的部分回答也涉及到这个问题，即亚裔在美国的脱口秀市场上是不是比较难站稳脚跟？好像在美国从事这个行业的亚裔是比较少的。  

艾杰西：亚裔在美国喜剧圈发展比较好的除了黄西，还有几个。SNL周六夜晚秀，是一个美籍华人，在他们的编剧团做卡司，还有个RonnyChen，但我不知道他的中文名字是什么，还有一个新加坡人叫JinxYeo，做得也不错。按照人口的比例，亚裔从事这个行业的人确实还是少的，到底是因为圈内的种族歧视的问题，还是亚洲的家长不让孩子做喜剧类的工作，这些原因还需要进一步分析，很复杂。  

最近在美国崭露头角的华裔脱口秀演员：新加坡人JinxYeo  

我一直以来认为不管是什么种族肤色的人，都可以成为一个很出色的喜剧演员，可能刚开始起步很难，以后也会面临一些瓶颈，但到了一定的高度之后，大家就会发现逗别人开心真的是一件很高级也很高尚的工作。  

记者：感谢你抽出时间接受我们的采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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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喜欢上已有伴侣的人 从一开始自己的气势就输了…” 我觉得这句话挺对。 ​​​[爱心] #vision #shenzhenlifestyle #shenzhen #bouquet #flowers#florist #naturelovers #naturephotography#bouquets #shenzhenflowers #floralcourses#shenzhencourse #深圳花艺课 #花艺课#flowersalon #flowercourse #深圳 #花艺沙龙#鲜花 #深圳鲜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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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球迷采访：曾在荷兰念书的她，也在那里爱上了足球和小飞侠

大家好，欢迎来到每周五的《女球迷采访》栏目。今天的主人公KIRA(懂球帝id：@kirakiral)是一位有17年球龄的资深球迷，曾在荷兰和伦敦留学的她对罗本和西班牙国家队情有独钟，还同时喜欢着皇马和巴萨。另外，女子力十足的她还有一门独家手艺哦~

首先向大家做个自我介绍吧~

我是KIRA，来自深圳，2018年从LSE(伦敦政治和经济学院)毕业，球龄17年，最爱看世界杯(从2002年开始看)。平时喜欢和朋同样喜欢看球的球友聊聊比赛，自己的话喜欢健身，做做饭之类的~

从2002年开始看球，所以那会儿带你入坑的是国足咯？

嗯嗯，我记得看的第一场球是2002年世界杯，中国对巴西的那一场，那是第一次接触足球，也是第一次接触世界杯。

那场比赛给我的印象太深了，虽然那时候年纪太小，非常出彩的进球已经不记得了，但是给我留下最深最深印象的是，巴西队花式的传球和国足坚持到最后一刻的精神，足球是个很传奇的体育运动，球场上可以发生很多你想不到的契机，可能从那个时候开始我就已经爱上足球了吧。

所以在世界杯以后，就开始看各种联赛了吗？

更具体来说，其实是在出国读书以后才开始看的(因为国内读高中的时候实在是没时间)。我的本科在荷兰、研究生在英国，当时在国外就感觉那里的足球氛围特别浓厚。

你最喜欢的球队是？

国家队的话，最早就是2002年的巴西和中国，联赛的话，当然是大名鼎鼎的巴萨和皇马！

哇哦~为什么会同时喜欢上这两支死敌球队呢？

因为姻缘吧哈哈哈哈！机缘巧合真的很重要，2014年的欧冠，我和几个同学看的是现场直播，皇马和马竞得嘛。

那时候的皇马真的是巨星云集了，但是马竞却领先了快80分钟吧！就当所有人都以为不可能的时候，发生了大逆袭(有同学已经打电话汇报欧冠冠军是马竞了)。这不得不叫人佩服教练在补时阶段的换人眼光和团队的配合。我觉得皇马的比赛已经不仅仅是一场比赛了，就像是一场表演，让所有观众(至少是我)非常享受。

会喜欢上巴萨，可以说更多是出于2010的世界杯，当时西班牙的每一场我都看了，毕竟是黄金一代最全的集合~每一个配合、���球、进球、战略性犯规我都觉得好经典，感觉都能成为其他球队效仿的对象了。

进球的瞬间固然是激动人心的，有时候是决定性的，但是那毕竟是一瞬间完成的。但是传球在我看来真的是一门艺术，是表演、是学问，我相信只有自己把传球当成一门艺术，肯于去研究它、享受它，而不仅仅是为了进球而传球的球员才能成为真正的球星吧！

至于死敌的关系，我认为巴萨和皇马之所以是死敌，是因为他们在遇到的那一刻注定要分出一个胜负来。如果双方里的任何一方不拼尽全力的话，配合达打不成、技巧展现不出来，这一场比赛也不会成为一场表演，豪门也不会成为豪门。

正是因为这两支球队在遇到强敌时候表现出来的高水准，他们的每一次换人、每一次进攻、甚至是每一次犯规都那么吸引人。而且皇马里面一直有我喜欢的球星啦，不管是现役的还是退役的！

所以你最喜欢的球星是？

退役的是罗本，现役的是莫德里奇~

其实西班牙黄金一代的组合我也超级喜欢的！他们在一起的配合，不管是在国家队里面还是在巴萨里都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但是如果一定要我说一个人的话呢，那就还是罗本了~

会喜欢罗本，也是和你在荷兰上学有关系了？

有些关系吧，在荷兰4年，走过罗本曾经待过的地方，真的是特别特别能感受到罗本成长的足球史。这种身临其境的感觉，更加能让我和巨星又离得进了一步。

可惜我并没有现场看过罗本踢球，我去过埃因霍芬和格罗宁根，都是罗本曾经踢过球的地方，有时候可以看到一些少年在那里训练或者踢球，那时就会想到，可能当年的罗本也是这些少年中的一员吧。

在国外的话，感觉那里的足球氛围和国内有哪些不同呢？

当时我就感觉老外(尤其是荷兰人)每个人都是球迷，我经常能看到小孩子们下了课就去踢球、我身边的同学们组队去踢球，足球场其实在荷兰非常非常的常见、普遍，这种自发的热爱使得当地形成了一种很浓厚的氛围。孩子从很小就把足球当成一种业余爱好，他们只是因为发自内心的喜欢，并没有想过什么争名夺誉之类的，这也许就是荷兰足球一直是世界强国的一个原因吧！

如果有比赛的话，当地的酒吧肯定是爆满，在马路边，人们自发地把马路、窗户或者自己的家装饰起来，装饰得就像是要过国庆节一样！如果自己国家队在重大赛事中进了球或者得了奖牌，那更不得了了，商店老板还会给出打折~

哈哈，像英国也会这样吗？

差不多，但是毕竟伦敦嘛，不会像荷兰的小城市一样装饰满大街都是。不过，我记得去年世界杯期间有个运输公司打出了广告：如果英格兰得了冠军，给一定比例的留学生免费把行李寄回国！

话说…一年一度的法国超级杯下个月要在你的家乡深圳举办了，有现场看球的计划吗？

是啊，在龙岗大运那边~现在还不确定能不能去呢，就算不去我也一定会看直播！

如果能去到现场的话，最期待见到谁呢？

之前在中英电影节见到郑恺~

我觉得哈，还是很期待姆巴佩的表现的，想看看从去年的世界杯到现在他成长得怎么样了，包括球技和球品。去年的世界杯看得出他是个天赋极高的孩子，但是还缺少大赛的经验，他的巅峰时刻也还没到。所以这一次特别特别想见证下他这一年的成长。我感觉他以后肯定会走得很远，所以不想错过这位小天才成长里的重要的一步~

除了足球之外，你说自己还喜欢健身、做饭？

是的是的，都是坚持了很久的~平常一周会去三次健身房。

做饭特指做甜点蛋糕之类的哦，我喜欢分给身边的人吃，以下都是我朋友圈里面的，绝对原创~嘻嘻~

那么又到了最后一个问题了~现在有男朋友吗，喜欢什么类型的男生呢？

嘻嘻，心有所属了~喜欢能包容我的、脾气好的，有共同话题的男孩子。

所以蛋糕都会分给他吃嘛，哈哈哈~

如果我觉得他变胖了就不会了！我的蛋糕主要还是我爸妈吃咯嘻嘻~

哈哈，那么也感谢你接受本次的采访，辛苦啦~

你是喜欢足球的妹纸么？想成为懂球帝每周五中午的主角么？想把自己的足球故事讲给更多人听么？那就来报名《女球迷采访》吧！欢迎大家积极在评论区和“懂球妹”圈置顶贴下面联系小编@Forzaban ~等你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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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公司疯狂IPO：想象中的一夜暴富 现实中的流血上市

@巴伦写道：

划重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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腾讯《潜望》作者：王潘

编辑：高宇雷

图片制作、校对审核：腾讯科技 孙实

2017年10月17日上午，在美国纽约时代广场，投行摩根士丹利总部的一间会议室里，摩根士丹利一位负责承销的老板正当着众人的面驱逐另外两家投行高管离开。

“你们两家投行的人，都给我滚出去！像你们这样的小机构，有什么资格坐在这里和我们这样的核心投行一起讨论定价？”

一位当时在场的投行人士告诉腾讯《潜望》，听到这样的话，现场的几十人都惊呆了，被驱逐的人更是一脸错愕——所有人都知道投行在同一个IPO项目上会暗地里掐架，这次实在是太明显了。

当然，在巨大利益面前，不会有人真的离场，发生争执的投行人士还是很容易被“劝和”，大家还是坐在一起开始讨论趣店的发行价。趣店CEO罗敏推门进来，在几家投行的建议下，只用了几分钟讨论，很爽快地敲定了定价24美元，然后转身离开，让CFO杨家康负责各大机构的额度分配。

接下来，为了争抢趣店的投资份额，5家投行差点在会议室里打起来。其中一家中资投行没有为自己的客户要到太多份额，指着一家外资投行的鼻子骂，问对方凭什么要那么多，是不是歧视中国人。

过去两年，类似的疯狂在中国和美国同步上演，“导演”不同，但“剧本”却是出奇的相似。

2018年7月9日上午，在中国香港中环的香港联交所敲钟大厅内，凡客创始人陈年从人群之中笑着向我走来。雷军是凡客的主要投资人，以“情怀”营销而为人所知的陈年在现场当然不会吝惜对于“老板”的溢美之词。但是当听到我问他“怎么看小米IPO当天跌破发行价”时，陈年脸色大变，扭头就走。

陈年作为雷军好友，曾深度参与了小米的发展。有小米内部人士告诉腾讯《潜望》，2015年是小米上市前压力最大的一年，雷军在当年11月的小米发布会上一度哽咽，满怀深情地说出那句“我所有的向往”，作为文青的陈年就是幕后的主导者之一，但是此次策划随后被指太过煽情，小米此后的发布会没有再走类似的路线。

小米上市现场火爆异常

在陈年的身后，是小米的股东、员工、亲友、合作伙伴和媒体记者。大厅内人满为患，快门声此起彼伏，几乎是一个大型人类排列组合的合影现场。“请大家尽快离场，不要逗留，港交所接下来还将举行其他公司的上市仪式。”这���经是港交所发出的第四次催促了，但是并不管用。

小米带几百人出入上市仪式，让港交所很慌乱。有了前车之鉴，比小米晚几天上市的公司，则被严格限制了人数，比小米晚4天IPO的51信用卡，在敲钟前一天还在担心是否能把所有人带进去。

7月12日，映客比小米晚3天上市，当天一共有8家公司同时在港交所上市。映客CEO奉佑生告诉腾讯《潜望》，映客原本计划是在6月底之前就完成IPO的，但是由于小米一路插队，被开绿灯，导致同时期赴港IPO的其他企业被延后了两周左右。“我们是3月交表，小米是5月交表，最后他们比我们先上。”

当很多公司选择去港交所IPO时，美国的纽交所和纳斯达克也不甘落后，他们包揽了绝大多数金融科技企业和电商企业的IPO。而中国大陆的A股市场，也成了很多新经济企业IPO的新选择，尤其是科创板的推出，更让不少企业跃跃欲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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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2017年下半年至今的两年时间内，中国近百家新经济公司完成IPO，这在中国互联网历史上是空前的，这是一场资本的狂欢，更是一场前所未有的造富行动，它所创造的身家超1亿元的富翁数成千上万。有投行人士打趣说，2018年在北京、上海、香港和纽约这几座城市的上空，飘着的都是钱。

回到小米上市的现场，这家公司当天邀请了几百人到现场，上市仪式结束半小时后，大家依然不肯离开，全都在合影留念，港交所催促也无用。最后，港交所只好将室内灯光渐渐调暗直到熄灭，才看到一群人从漆黑的屋内走出来。

他们不会知道，背后是这家公司未来一年以内仅有的光亮。不同于之前科技公司的上市，最近两年上市的公司，大多经历了上市前的暗礁险滩，上市后的股价低潮。

互金闯关

2017年，由P2P平台信而富在纽交所IPO开始，中国金融科技企业去美国IPO的序幕正式拉开。可以说这是中国金融科技行业的IPO大年，尤其是2017年下半年，完成上市的中国新经济公司中，大多数都是金融科技公司，包括趣店、和信贷、拍拍贷、简普科技、乐信等。

2016年9月9日，即将出任趣店CFO的杨家康从前东家所在的城市广州飞到北京，参加趣店的IPO启动仪式。不得不说，从一年以后正式IPO时资本市场的反馈来看，这被证明是一次成功得不能再成功的IPO。

一位投行人士告诉腾讯《潜望》，在趣店IPO前一天，5家投行聚集在纽约摩根士丹利总部，各家投行为了自己的客户争夺趣店的投资份额，用于现场登记的Excel表格改了又改，因为超额认购太多倍，300亿美元认购一个只有10亿美元的案子，大家都想买到趣店的股票，趣店CFO杨家康不得不在现场���说各家的客户都少要一点额度，不停地说抱歉。

趣店能够获得美国各大基金看好的重要原因在于，有阿里巴巴的加持。原本趣店希望投行不要向客户兜售趣店背靠阿里的故事，但是讲这个故事既简单直接又很管用，各家投行几乎是信手拈来。这个故事太完美了，完美的不像是真的一样，以至于万一哪天出现瑕疵的事，就会被无限放大。

2017年10月18日晚，趣店在美国纽约包下一家酒店的顶层，一百多人一边俯瞰曼哈顿的夜景，一边观看舞蹈表演，举杯同庆趣店于当天上午在纽交所成功上市。只用了3年就做到市值超过110亿美元，这几乎已经创下中概股公司IPO的新纪录，他们没有理由不开心。

不过，在大家觥筹交错之间，却不知道大洋彼岸的中国，一场主角是趣店的关注和讨论即将登场。时年34岁的罗敏，因为这场IPO身家上百亿，却也同样因此，在接下来的两周里每天都面临铺天盖地的质疑。如果只是媒体的声音，罗敏或许还可以不在意，但是如果这样的讨论引起整个行业环境的变化，这将直接影响趣店的业务。

更早前，由于北京监管层出台文件，叫停行业内校园市场相关业务，罗敏迅速砍掉这部分业务，相应裁撤了1000多地推人员。一位趣店内部人士告诉腾讯《潜望》，2017年1月23日，趣店在三亚举办年会，罗敏在台上演讲时没忍住掩面痛哭，那些曾经他亲自招来的应届生们，如今早已不是同一个战壕里的兄弟。

2017年12月1日夜间，在趣店IPO之后的第43天，《关于规范整顿“现金贷”业务的通知》正式下发，趣店股价应声下跌。尽管当时就有短线投资者向趣店表达不满，但是也有很多长线投资者表示不关注当前股价，看好趣店的长期发展。

上述政策的出台，直接导致了五六家公司的IPO计划泡汤。实际上，所有人都知道这件事不能怪趣店，监管出台是早晚的事，趣店只是促使监管政策早些出台了而已，但是这对正在准备IPO的公司而言，却会产生实质的影响。

一位互金投资人告诉腾讯《潜望》，当时一家对外号称是技术输出，实际依靠现金贷超高年化利息赚钱的创业公司，已经在和投资人商量去纽约IPO时顺道带大家去附近哪些地方游玩，但在上述通知出台后，再也没有了下文。

12月1日晚上，乐信CEO肖文杰在深圳飞往北京的飞机上，当飞机落地，他的手机被铺天盖地的微信和未接来电轰炸了。

肖文杰告诉腾讯《潜望》，就在前一天，自己还和投行开完会，决定下周一正式开始启动路演。不过乐信和投行判断，监管政策有可能在周五（12月1日）下班前出来，到了下班时间还没出来，自己就放心去北京了，但一下飞机，自己彻底傻了，怎么也没想到监管层会这么拼，竟然连夜加班出台这项政策。

马上就临门一脚完成IPO了，却不想发生这样的“黑天鹅”事件。因为上述政策的出台，投行要求乐信必须清楚评估该政策对公司业务的影响，原定于下周一的IPO路演不得不取消。眼看着圣诞节就要来了，乐信聘请的投行、会所和律所大家都想着节前可能已经无法完成IPO，甚至已经开始商量要去哪里度假。所有人都在释放一个信号，乐信IPO可能要黄了。

肖文杰一度有些绝望，但是走到这一步已经没有退路，他只好拽着内外部团队拼命赶进度。最终，几个团队一起，几乎一直通宵熬夜，花了近两周时间才完成评估。

这两周，乐信负责IPO的团队成员即便完成手头的工作也只能待在香港不能回来，害怕被其他同事问“不是去上市了吗？你们怎么回来了？是不是没戏了？”这样的问题。乐信首席风控官刘华年从深圳去香港办完事以后，肖文杰叮嘱他干脆回家歇息几天，不要去公司了，以免被同事问起来不知如何回答。

接下来，肖文杰团队还要与时间赛跑，必须在圣诞节前一周赶到香港、旧金山、纽约等多地完成路演，说服投资者下单，在节前完成IPO。

12月21日上午，乐信终于在纳斯达克挂牌上市，当日股价最高涨幅一度达到65%。经纬创投合伙人肖敏告诉腾讯《潜望》，乐信IPO那天，整个敲钟现场气氛压抑极了，完全没有富途上市时那么轻松，尽管两家公司都是开盘之后暴涨。

敲钟当天，肖文杰没有丝毫的兴奋，他太过疲惫，只想一切结束早点回酒店睡一觉。就在上市前一天，他还在投行的引荐下，在纽约见了7家机构。其中最后一场是去见一家大基金，对方的首席信息官和首席风险官见了肖文杰团队，简单聊完几个问题就走了，肖文杰没有抱任何希望。他甚至抱怨这个会安排得有些多余，还不如不见。结果见完刚回到自己住的酒店，这家基金打电话给投行，他们要下单。

参与乐信IPO的华兴资本投资银行董事总经理Claire Yeh告诉腾讯《潜望》，乐信原定于12月8日上市，但是由于月初的监管新规，导致节奏被打乱，最后拖到了圣诞节前才完成IPO，几乎可以说是大门关闭前的“最后一分钟”。要是再晚一天，美国就进入圣诞周，美股开始休市，投行和律所四处休假，IPO一事只会被束之高阁。

“围猎”美团、小米、拼多多

如果说2017年是互金企业的IPO大年，那么2018年则是百花齐放的一年。小米、美团、拼多多、蔚来汽车等数十家企业都在这一年完成了IPO。其中，小米、美团、拼多多、腾讯音乐、爱奇艺这5家估值均超过200亿美元的公司同一年IPO，在中国互联网历史上从未有过。

2018年4月，雷军就在想如何为小米IPO造势。一位小米联合创始人告诉腾讯《潜望》，在小米董事会的讨论中，雷军打算将小米硬件综合净利润率定为永远不超过3%，但是遭到投资人的反对，他们认为3%太低，因为哪怕汇率波动一下就可能使公司亏损，这才建议改到5%。

上述小米联合创始人告诉腾讯《潜望》，这一决定被小米的承销商们得知后，大家又一致向小米建议，公布这个消息对小米IPO不利，最好能够低调处理，但是雷军比较坚持对外公开，承销商也不好再做劝阻。

这段时间，眼看着小米就要前往香港上市了，全世界的资本都在关注，而自己却与这件事没有关系，富途创始人李华心有不甘，希望能够参与其中。但是李华也知道，小米参与投资了自己的竞争对手老虎证券，并且是第二大股东，所以对与小米的合作并不抱有希望。

不过，李华得知富途的一位设计总监曾在小米工作，与小米联合创始人黎万强关系很好，是后者的得意弟子之一。李华希望借助这层关系参与小米IPO，就让这位总监给自己和黎万强拉了个微信群。

5月的一个下午，李华与富途控股金融及企业服务总裁邬必伟从深圳飞到北京，直接前往小米五彩城总部，去见黎万强。结束之后，二人又被介绍去见了小米CFO周受资，周受资当时正忙于小米CDR的事宜，只留出了15分钟，但是在简单交流后，他当即表示同意富途加入小米IPO承销团。由于当时小米绝大多数承销商已经确定，富途算是赶上了末班车。

邬必伟告诉腾讯《潜望》，实际上，当时小米完全可以随便找个理由拒绝富途，但是后来却证明，选择富途是无比正确的决定。在小米IPO认购中，通过富途一家的认购额就覆盖了小米全球公开认购的份额。

当然，小米投资的老虎证券虽然不是承销商，但也参与了小米股票打新。这两家互联网证券公司，此后还在多个IPO项目上狭路相逢。2019年上半年，这两家互联网证券公司也先后在美股上市。

在美团点评IPO过程中，尽管美团和富途有共同的股东腾讯和红杉资本，但是当时双方并没有直接的联系。论私人关系，老虎与美团也更有渊源，因为老虎证券创始人巫天华与美团点评CEO王兴是清华的师兄弟。

8月一个周五的晚上，老虎证券创始人巫天华和他的投资人一起，与王兴夫妇在北京共进晚餐，与其说这是一场业务合作交流，还不如说是同门师兄弟之间的创业心得交流。因为在整个美团IPO过程中，王兴很少亲自参与事无巨细的事，通常只会在一些大事上出面拍板。在此之前，巫天华通常会通过微信把老虎证券为美团打新做的很多宣传发给王兴，后者一般会很客气地表示感谢。

第二天周六一早，巫天华又与美团负责具体业务的人见了面，随后又去见了美团负责运营、商务、法务、产品、技术、市场等各个部门的人。要与美团走完整个过程，需要进行不少的沟通和对接，首先就要拉不少的群。在腾讯《潜望》的追问下，巫天华现场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搜到近20个与美团打新相关的微信群。

邬必伟向腾讯《潜望》透露，富途有了做小米IPO的成功案例，美团到香港路演时，就通过红杉资本介绍找到美团的高层，希望能成为其承销商，原本顾虑可能会被拒，但是谈下来发现很顺利。最终，美团上市时，富途平台的认购数据比此前的小米还要好。

拼多多的IPO，从时间上来讲是夹在小米和美团之间完成的。拼多多联合创始人达达告诉腾讯《潜望》，拼多多从当时超过3亿的用户量来看，事实上已是一家公众公司，上市不是目的而是手段，早日让公司面对公众的监督，这样拼多多或许可以做得更好，所以“忽然有一天公司管理层决定上市”。

2018年6月，拼多多负责上市的团队正与投行等几家中介机构对首版招股书进行结案，却突然传来公司被“围堵”。6月13日，拼多多上海总部大楼被14名商家围堵大堂，他们以“维权”为名，试图冲撞、击打大楼保安人员，强行翻越闸机，抢占电梯，部分商家身着“非法冻结钱款”字样的服饰，并与工作人员发生肢体冲突。据拼多多当时的披露，现场聚集的14名问题商家中，7家存在售假情况，6家存在商品描述不符情况，1家存在虚假发货情况。

达达告诉腾讯《潜望》，拼多多内部讨论认为，应将“新加坡治理模式”引入至平台整理规则中，对于真正的假货应该进行根绝、歼灭式的打击，所以当时除了聘请新加坡前外长杨荣文担任公司独立董事之外，还制定了整个行业最严格的规则。“这触动了制假、售假商家的利益，这些商家的反弹是非常厉害的。有商家纠集人员跑到拼多多来打牌，阻止员工上班，还有员工自己住的家里也被人上门威胁，泼上红油漆，写下‘欠债还钱’的大字。”不过，这件事并没有影响拼多多的IPO进程。

参与了拼多多打新的老虎证券创始人巫天华告诉腾讯《潜望》，过去一年自己参与了众多IPO案子，发现CEO全程参与的很少，有些CEO也很少出来见投行，但是黄峥却是很有个性的一个人，不但自己全程不参与，还不去美国敲钟，这在以往从来都没有过。

而王兴尽管同样是第一次敲钟，也和黄峥一样低调。一位美团内部人士告诉腾讯《潜望》，尽管美团和小米上市时体量差不多，但是美团的舆论声量明显不如小米，因为王兴偏向低调，不想出风头，但是雷军几乎拉来整个圈子的朋友为自己造势。

一位雷军的好友向腾讯《潜望》透露，2018年5月3日，小米向港交所递交IPO招股书，雷军这天却在做着一件重复而低效的工作：他亲自出面，挨个给自己的圈内好友、被投项目的创始人发微信、打电话，希望对方能够回应他那封公开信《小米是谁，小米为什么而奋斗》，也以自己的角度写一篇《XX是谁，XX为什么而奋斗》的文章。

5月4 日，复星集团创始人郭广昌、暴风集团CEO冯鑫、火星财经创始人王峰、真格基金创始人徐小平、小鹏汽车董事长何小鹏、华米科技CEO黄汪、优客工场创始人毛大庆、猎豹移动CEO傅盛等数十位雷军好友都发文回应雷军的公开信。雷军应该很享受这些人的回应，他喜欢被人众星捧月。

7月7日晚，小米上市前两天，雷军与几位小米高管一起围坐在香港维多利亚港附近的一家露天酒吧，一边喝啤酒一边回看当天凌晨结束的俄罗斯世界杯1/4决赛巴西对阵比利时。不过，雷军的心思却不在世界杯。

据一位知情人士告诉腾讯《潜望》，当晚雷军自比“苦心人”越王勾践，亲自在沔商总会（注：雷军家乡湖北省仙桃市原名为“沔阳”）、王峰十问智库群等多个微信群发布了蒲松龄描写“项羽灭秦”和“勾践灭吴”对联的下半句：“苦心人，天不负，卧薪尝胆，三千越甲可吞吴。”

在一家企业IPO过程中，人们看到的，往往都是企业和投行想让你看到的。实际上，光鲜与华丽背后，往往暗潮涌动，诸多环节都会存在竞争与博弈。

在2018年这波IPO大戏中，连交易所都站到了台前来拉客户。为了拉拢小米、美团等去香港上市，港交所总裁李小加不顾众多反对声音，很坚定地推动了“同股不同权”制度的产生；拼多多创始人黄峥不想去美国敲钟，纳斯达克为了吸引拼多多前来IPO，历史上首次采用了中美两地同时敲钟的方式；最特别的是纽交所，为了IPO早餐会能够迎合中国人的口味，他们在西餐之外还加入了蒸饺、扬州炒饭等中式菜品，味道也很正宗。

一位参与蔚来IPO的人士告诉腾讯《潜望》，蔚来（英文名“NIO”）上市前，股票名称“NIO”原本已经被一家美国公司先���留了，但是为了说服蔚来到纽交所来上市，纽交所找到这家美国公司，进行多轮游说，���于劝对方放弃了这个名字。

然而，最精彩的博弈通常都来自投行。在企业IPO过程中，企业需要聘请投行、会计师团队和律师团队辅助公司完成上市，其中投行主要从事证券发行、承销、交易等工作。通俗地说，就是帮企业在IPO过程中把股票卖给各大基金客户。

投行与投行之间通常会因为分工、承销费分配以及投资额度分配起争执。投行与企业之间，也会在定价方面诉求不一致，投行希望定价低，以便基金客户赚到钱，以后对方才愿意跟自己继续合作，但企业通常希望定价高，这样募资同样的额度稀释的股份就更少。

高盛和摩根士丹利（业内称“大摩”）是全球最强势的两家投行，但与此同时确实也拥有其他家比不了的资源优势。如果一家小企业聘请了高盛或大摩，往往自己就容易丧失话语权，最终可能成为“待宰的羔羊”。如果企业体量足够大，更容易吸引投资者，承销费也将很可观，这样谁也不想丢单，这也就意味着，企业的话语权相对要强，比如小米、美团、拼多多这样的公司。

投行圈广为流传的一个故事是，2017年，有一家规模较小的中国公司赴美IPO，因为聘请了强势的大摩，导致公司几乎丧失了话语权，这家公司感觉到事态不对，赶紧想办法半路聘请几家新的投行参与到项目中，大家一起抗衡大摩，不然在定价环节，可能只有被对方通知的份。

但如果是大项目，供需关系可能发生逆转。一位接近拼多多IPO项目的人士告诉腾讯《潜望》，2018年6月，有报道称拼多多将向SEC（美国证监会）递交招股书，文中提及了几家承销商的名字，其中一家并没有参与该项目的国际大投行也被错误地写了进去，这家投行看到报道后主动找到拼多多，说既然写错了不如把我们也加上，但囿于份额以及具体操作时间限制，拼多多只好婉拒了对方。

一家全球顶级投行既是小米又是美团的承销商，该投行一位内部人士告诉腾讯《潜望》，小米的定价区间当时被几家承销商认为偏高了，所以当时雷军做决策面临很多的不同意见，但是美团的价格并没有很高，加上自身话语权很强，承销商也就很少出现反对的声音。

上述人士告诉腾讯《潜望》，在香港讨论小米定价区间的过程中，当时有投行想压价，建议雷军把价格定低一些，雷军就在现场给对方讲了一遍“新物种”的故事——“小米是全球罕见的同时能做电商、硬件、互联网的全能型公司，是独一无二的新物种”。听完后这家投行仍然表示，定价还是有些高了，于是雷军在现场又把“新物种”的故事讲了一遍，对方有些无语，只好选择沉默。

这是一个戏精出没的行业，投行经常会在企业管理层面前“争宠”。一位投行人士告诉腾讯《潜望》，2018年秋天，在中国香港一家投行的会议室内，某中国大陆公司聘请的几家投行人员齐聚，该公司CEO走进来，其中一家投行的负责人赶紧上去迎接，赞扬对方穿得帅，让座、端茶倒水、“这是我们做的，这也是我们做的，这家机构答应下单1000万美元也是我们拉来的”，其他投行的人看到这副阿谀奉承的样子，心中暗自开骂。

而在私下里，一家投行见到了企业的管理层，就可能偷偷跑去告状，说其他的投行哪里做得不好，做事拖延，对接投资方没有尽全力等等。所有的“演技”背后，都打着利益的算盘，那就是希望在金主面前能够有个好印象，以便最终能分到足够多的份额。

趣店IPO前一天，五大投行几十人聚集在大摩纽约总部办公室，CFO杨家康开始与投行讨论承销费分配，当听完杨家康的分配决定后，有两家投行表达了强烈不满，其中一家投行的负责人向杨家康抱怨分到太少，“这么少，竟然这么少，我真的很失望”，然后在现场咬着牙用单手一瞬间将一支笔折成了两段，现场的人都心跳急剧加速，害怕他站起来打人。

最严峻的时刻

2018年6月27日凌晨一点半，在投行的带领下，雷军、小米联合创始人王川、小米CFO周受资一行抵达波士顿进行投资路演，向波士顿当地投资者推介小米股票。早上7点半开始，雷军团队一共参与了七个路演会。

一位参与了小米波士顿路演的人士告诉腾讯《潜望》，不少美国投资者都知道小米，会问及小米如何与苹果竞争，但是也有投资者没有提前做好功课。其中一场路演，小米CFO周受资花了不少时间介绍小米，介绍完之后一位投资者上来就问小米手机系统和安卓系统是否能够共生，一旁的雷军略显无语。

而一周前小米在香港的路演更加备受瞩目。6月21日中午，香港港岛香格里拉酒店5层的一间会议室门口挤满了人，现场进行严格的邀请准入制，每家想进去的基金都需要在门口先登记，两三百人陆续步入会场，未被邀请的机构却只能被挡在门外，有人上前去说明情况，希望临时被放行，但还是被拒。这样的热闹盛况，很多香港投资者都是第一次见到。

12点45分，一身西装的雷军准时出现在现场，小米IPO香港路演正式开始。他走到台前演讲，频频爆出他“发明”的小米概念词：“小米全球独一无二”、“小米应该是腾讯乘苹果的估值”、“小米是新物种”……惹得现场投资人大笑不止。有机构表示小米的定价高了，雷军略带苦情的回了一句：“总不至于连550亿美元都不值吧？”

虽然路演现场热闹空前，但真正到了要掏钱下单的时候，各家却畏首畏尾，盘算着自己的利益得失。一家参与了小米认购的基金总裁告诉腾讯《潜望》，虽然小米对外宣称近10倍的超额认购，但是实际上是个人投资者较为踊跃，机构投资者并没有那么踊跃，很容易就认购到额度。小米IPO前公开募集最后一天，现场的机构认购刚刚满额，而他管理的机构拿到了100%的配额。“要是3月份的时候，你跟雷军说17港元，估计他理都不想理你，人家那时候觉得自己要25港元。但真正大家要认购的时候，他确实比较被动。”

这家机构还参与了美团的认购，上述总裁告诉腾讯《潜望》，美团虽然没有像小米那样造势，但是美团是一家纯正的互联网公司，更容易获得基金认可，下单认购比小米要火热很多，王兴相对也要强势，基金下单他主要选择了长线基金。

这家机构还希望参与拼多多、富途等企业在美股的认购，但是发现额度都很难抢，拼多多还认购到一部分，富途直接没分到额度。

IPO前，拼多多受资本追捧程度远超想象，各家机构抢着要买入拼多多，一家证券公司更是先斩后奏，先在自家App上宣传用户可以参与拼多多打新，然后再去问拼多多要份额。

黄峥很少参与IPO过程，他只在香港参加了两三场路演。上述接近拼多多IPO项目的人士告诉腾讯《潜望》，比起台面上的路演问答，大家问着重复而无趣的问题，一家国际知名基金负责人私下说的一番话更让黄峥印象深刻。对方说自己看到阿里在自身一些项目的部分投资条款里，拼多多被单独列为一条——“禁止投资”，比如你要投资蚂蚁金服，就不能投资拼多多，这反而坚定了自己投资拼多多的兴趣和信心，“说明阿里担心搞不定你们”。

拼多多路演完，连投行都傻眼了，想不到会超过20倍认购。由于超额倍数太多，拼多多当时有权在区间最高价基础上提价20%。一位拼多多IPO团队成员跑去问黄峥，提价可以多募超过1亿美元，黄峥直接回复“不提价”。

“公司文化里有一条叫做本分，本分的意思就是当你有能力‘占人便宜’时，出于本分的价值观你不去这样做。“拼多多联合创始人达达向腾讯《潜望》解释不提价的原因，“本分对我们就应该是从头到脚的贯穿，每个细节都该去执行，不能说你制定这个文化自己都不遵循”。

高光过后

上市，对很多公司而言，有了更多的融资通道，创始团队和老股东也有更多的机会选择适时退出，看起来是一件好事。

映客是少有的IPO市值较一年前预期更高的企业，2017年映客准备以60亿人民币估值装入宣亚国际，但是最终失败，于是只好去香港独立上市，IPO首日市值就突破100亿港币。上市那天，映客CEO奉佑生非常开心。奉佑生告诉腾讯《潜望》，自己之所以没有面临来自投资人的压力，是IPO让他们都赚到钱了。

拼多多IPO，也超出了投资人的预期。拼多多投资人、光速中国创始合伙人宓群告诉腾讯《潜望》，自己投资拼多多（当时叫拼好货）时，已经与黄峥认识十年了，知道黄峥这个人有能量，但当初不会想到这家公司能在3年间快速发展做到如此之大的规模，也没想到这么快就能去IPO。

由于光速中国投资的拼多多、美团点评、中际旭创等多个明星项目相继IPO，也使得此前的LP们有了很好的回报。宓群向腾讯《潜望》透露，正是因为LP们对光速中国此前取得的业绩满意，所以有LP还提前向自己打了招呼，希望光速中国下一支基金募资时能保证他们的额度。

谈及拼多多IPO，MFund魔量资本创始人胡泽民告诉腾讯《潜望》，自己当初投了黄峥这个项目，最后这一切就像梦幻一般，唯一的遗憾是当时投少了。

不少企业完成IPO以后，创始团队变得很有钱。洪锋是小米的联合创始人，小米IPO后他个人身家近百亿。一位熟悉洪锋的人士告诉腾讯《潜望》，有人在小米IPO之后恭喜洪锋，但是洪锋自己却很苦恼，他说现在这么有钱了，接下来该去哪里寻找新的兴奋点。

实际上，对于过去两年IPO的绝大多数公司创始人而言，他们的苦恼远比洪锋要多，因为IPO只是他们全新压力的开始。上市之后遇到的压力也许反而更大，要解决的问题一点也不比上市前要少。

拼多多上市，全员期权锁定3年。拼多多联合创始人达达告诉腾讯《潜望》，IPO完成后，压力并没有减少，最大的挑战来自某竞争对手对拼多多的围剿力度明显加大了，从去年的双十节、双11到今年的“618”，逼迫商家“二选一”的力度有增无减。

“他们不仅逼迫商家‘二选一’，还要求商家发微博骂拼多多平台上卖的不是正品且产品有问题。其中有一家我们去交涉，就问对方‘你们为什么说我们平台上在卖假货呀？这不是你们品牌自己在卖的货吗？’他们回应说‘哎呀没办法，我们也是被逼的呀！’ ”达达说。

51信用卡CEO孙海涛告诉腾讯《潜望》，自己以前以为，上市会是一件很开心的事，是一个收获很多光荣与梦想的时刻。“但是实际上自己经过了这么多困难、焦虑甚至是挑战，再去挂个牌，对自己的感觉就像完成了一个任务，谈不上开心，反而是担子更重了。”

孙海涛说，一年前启动IPO时，各方面行情都很好，所以自己很开心，预期也很高，但是最后IPO的时候，行情已经大变，与自己的预期落差挺大，甚至一度担心被投资人撤单，导致发行失败。“选择区间最低价定价，是因为有些机构也是咬着牙下单的，比如对方说在你最低价时下1000万美元，那就意味着我们哪怕要涨一分钱也要跟对方电话确认，但是如果不涨价，你就不用确认了，而你涨价对方就可能不买了。”

但51信用卡已经足够幸运，由于当时的资本市场环境很差，有一家公司原本要与51信用卡同一天IPO，孙海涛还想着敲钟当天互相道贺一下，哪知道IPO当天发现这家公司已经从名单上消失，后来才知道是这家公司有投资人临时撤资，挂牌不得不取消。

另一家2018年赴港IPO公司的CEO告诉腾讯《潜望》，在上市前，自己号召身边好友来买亲友股，公司只定了一个比较低的价，“很便宜，你们看要不要买点”。当时有很多朋友响应，少则买了几百万港币，多则上亿港币。但是两周后公司定价出来，公司估值只有原本预期的60%，他就向好友打趣说，你们看我这是在给亲友股放水，大家听了很高兴，觉得定价这么低应该能赚更多。哪知IPO以后，股价竟然暴跌不止，直接遭遇腰斩，他已经不知道如何去面对这些“被坑了”的朋友。

“敲钟前一天晚上12点多，我和老股东在香港一家酒吧喝酒，他们就像训小学生一样问我为什么这次搞砸了，是不是哪家合作伙伴没找好，哪家机构没有拉来，哪个环节没有做好。我知道如果我们IPO不是这个价格，这个局面，我完全没有任何耐心回答他们的问题。但是由于过去的投资人有那么高的期望，而我们没有达到，所以就算他们的问题再傻，想骂那就让他们骂一下好了，我就假装喝醉了没听见。”上述CEO说。

一家中国公司赴美IPO完成后，几天之内股价暴跌，单日跌幅就曾超过10%。这家公司的资本市场总监告诉腾讯《潜望》，那段时间自己压力很大，由于美股是北京时间晚上才开市，到了晚上自己的电话就响个不停，非常多愤怒的电话打进来，甚至有些一上来就直接谩骂，自己只能耐心去跟人解释。

后来，这家公司的CFO去美国见到了一家参与IPO认购的机构，该机构的负责人在一个会议室里指着这位CFO的鼻子骂：“你知道我们亏了多少钱吗？你知道我们被你坑了多少吗？”

2018年9月13日，蔚来顶着中国电动汽车第一股的光环登陆纽交所，目标直指特斯拉。上市第二日，蔚来股价一度暴涨90%，市值达到130亿美元，一家可比肩小米、拼多多的新巨头仿佛就要呼之���出。

然而，现实的魔幻之处总是难以想象。一位蔚来北美员工告诉腾讯《潜望》，2019年3月底的一天，蔚来创始人、董事长兼CEO李斌飞到美国加州硅谷，来到蔚来北美总部，在现场宣布“要进行组织优化，一心一意谋发展，聚精会神搞建设”，并宣布了要裁员40人的决定，5月还将进行第二轮裁员，两轮裁员完成后，北美总部员工数还有600多人。与之同时进行的，是蔚来在中国大陆地区的裁员，累计缩减4.5%的员工数。

蔚来裁员的背后，是其首款量产车ES8今年第一季度的交付量被认为不及预期。这背后深层次的体现，是“两个蔚来”的博弈：一个是挑剔的媒体眼中问题频出的蔚来，另一个是绝大多数车主心中无比喜爱的蔚来。批评它的人觉得它一文不值，喜欢它的人又对它爱不释手。

2019年4月21日，一位知名车评人在微博对所有蔚来车主进行恶意人身攻击，一些蔚来车主看不下去，一哄而上到微博下方评论，双方展开一场隔空骂战，一向比较“佛系”的李斌看到这一幕也怒了，他连夜要求这位车评人道歉。

李斌告诉腾讯《潜望》：“我们自己其实不是很在意别人质疑，打不还口骂不还手，但是车主会觉得不爽，甚至会跑去跟人撕，我每次看到都很不是滋味。而且往往负面的谣言更容易传播，这已经对我们的销量产生影响。”

上述几幕，在过去一年IPO的美股公司中时有发生，但对在港股IPO的公司而言几乎是普遍写照。小米上市当晚，雷军在香港君悦酒店的IPO庆功宴上放出豪言，要让IPO首日买入小米股票的人赚到一倍的钱，但现实却让他感到无力。

2018年7月18日，一架飞机从上海虹桥机场出发， 落地广州白云机场，衣着平常的雷军从经济舱走出来。一周以前，他带领自己创办的公司在港交所上市，市值超过500亿美元。

一小时后，雷军来到广州小鹏汽车产业园参观，正式开启他的广州IPO答谢之旅。在小米上市过程中，雷军的一帮兄弟都参与为公司护盘。在小米上市第二天，何小鹏耗资1亿美元买入小米股票，以实际行动支持小米。同在广州的欢聚时代（YY）创始人李学凌也买入了小米股票。

小米上市第二天，也就是何小鹏宣布1亿美元买入小米股票的当天，其股价表现一扫上市首日破发的“尴尬”，收盘报收于19港元，较开盘价17港元上涨13.1%。这天雷军特别开心，他当即就在多个微信群发了单个金额上千元的红包。

一位小米内部人士告诉腾讯《潜望》，抵达广州当晚，雷军请了七八位朋友在广州一家餐厅聚会，大家把酒言欢，结束后还觉得没喝尽兴，于是又到李学凌家喝第二轮，几个人喝完了三四瓶红酒，直到深夜才散去。第二天一早，雷军又从广州飞到武汉进行IPO答谢，与湖北首富卓尔控股董事长阎志一起，戴着安全帽走访了汉口北的工厂。

雷军在忙于IPO全国答谢的时候，也许没有预感到，小米的手机业务就要遭遇增长瓶颈了。通常来讲，第四季度是一年之��手机销量最好的时候，但是到了2018年第四季度，小米手机出货量2500万台，相比上一季度的3330万台，同比减少24.9%，可以说是“断崖式”下跌。

尤其在中国大陆市场，小米被华为和荣耀两大品牌双双完败，市场份额严重被挤压，这才导致雷军在发布会上一反常态怒怼华为。随后，一篇《雷军失态，小米失势》的文章传到他那里，他看到后勃然大怒。

实际上，在雷军自比“苦心人”越王勾践那天晚上，在众人的吆喝声下，他后来还在群里发了蒲松龄对联的上半句——“有志者，事竟成，破釜沉舟，百二秦关终属楚。”这是描写西楚霸王项羽灭秦的故事。项羽当年大概也不会想到，有个曾经完全不如自己的手下败将刘邦，有一天竟会让自己陷入麻烦。

业绩压力加上市场行情普遍不好，小米股价一跌再跌。2019年1月9日，小米很多员工几乎是倒数着这个日子的到来，到这天小米上市半年，意味着员工可以套现，很多百万千万富翁都将诞生，想着至少可以去公司旁边的橡树湾小区买套房。然而真的到了这一天，小米跌至历史最低价10.5港元，比发行价下跌38%。

雷军为拯救小米股价，在今年进行了多达11次的回购（截止到6月17日），总金额超过8亿港元。但如此频繁的回购，无法逆转大势。尤其是在6月3日，小米股价更是跌至9港元以下，相比发行价17港元接近腰斩。

当天，一位雪球网友的调侃截图在朋友圈疯传：“雷军曾说过，要让上市首日买入小米股票的投资人赚到一倍。现在离这个目标，还有四倍。”

比起上市之后遭遇的各种挑战，有公司甚至直接在上市当天就泪洒华尔街。P2P平台信而富成功登陆纽交所那天，本应是高兴的日子，但几乎所有人脸上都挂着沮丧。当天上午，信而富CEO王征宇在纽交所大厅敲完钟后，搭乘电梯回到七层与中外媒体见面，采访中说到投资人投了信而富十几年都没有退出，公司却没有让他们赚到钱，一度哽咽。

腾讯《潜望》在现场看到，眼见老板情绪有些低落，信而富的同事们相互鼓励，他们多次提到腾讯、搜狐和唯品会，说这几家公司当年也以很低的市值上市，但后来都实现了很多倍的增长。

当晚，信而富在纽约曼哈顿闹市区包下一家西餐厅，举办上市庆功晚宴，CFO沈筠卿更是没控制住情绪当场哭了出来。他辛辛苦苦一年操盘信而富上市，最后IPO市值竟远低于上一轮融资时的10亿美元估值。“我对不起大家，这当然不是我想接受的价格，公司被贱卖，我比谁都心痛。”

腾讯《潜望》在现场看到，十几分钟后，王征宇接过话筒，也没控制住情绪，泪水在眼眶里打转，他发狠地说了好几个“不容易”以及为什么不容易，他再三强调“要挣钱”，每个字都近乎咬牙切齿地从嘴里挤出。

“我们做路演面对投资人无穷多的问题挑战时，多么希望背后的数字能够给予更多的支撑，让我们能够站起来腰板挺直点。所有参与过这个过程的人，在过去48小时所经历的痛苦，你们无法想象。打铁得靠自身硬，最终要实力说话，你如果软弱，资本市场就是嗜血的性格，吃你不吐骨头。”王征宇说。

如今两年过去了，信而富非但没有复制腾讯、搜狐和唯品会当年股价暴涨的神话，还面临被强制退市的风险。那个曾经泪洒华尔街的CFO沈筠卿，也已经离开他所在的岗位。

就在昨日，信而富宣布将停止P2P业务，由香港OET公司投资1亿元人民币，转型做助贷，利用流量帮助银行等金融机构放贷。

IPO“门外人”

与上市之后遭遇更大压力的企业相比，还有更多的公司甚至无缘敲钟，它们有些已经被彻底挡在了IPO的大门之外，有些还在等待新的窗口期来临。

2018年9月19日，位于美国德克萨斯州的休斯敦火箭队来了四个中国人，他们分别代表自己的公司专程来这里赞助火箭队。其中三家公司的名字分别是腾讯、比特大陆和你我贷。这三家企业中，除了腾讯一直是NBA的合作伙伴以外，另外两家都是即将准备IPO的企业，其中比特大陆是全球第一大加密货币矿机生产商，你我贷是P2P网贷平台。

一位比特大陆前员工向腾讯《潜望》透露，火箭队老板莫雷对区块链技术很感兴趣，派他的90后小儿子代表火箭队与比特大陆旗下蚂蚁矿池洽谈了合作，并最终同意后者用比特币现金进行支付。

一周后的9月26日，比特大陆于港交所披露IPO招股书，正式启动赴港上市计划。如果你看看比特大陆的业绩，就知道他们为什么轻而易举就能赞助NBA球队了。根据招股书，比特大陆营收从2015年的1.37亿美元增加至2017年的25.17亿美元，并由2017年上半年的2.76亿美元增长至2018年上半年的28.46亿美元，其营收增速堪比火箭速度。

比特大陆的净利润从2017年上半年的8300万美元增长至2018年上半年的7.43亿美元，同比增长近8倍。这样的业绩是什么概念？通过对比我们不难发现，其净利润已经超过了同期的小米和京东，仅次于百度。而同样于2018年上市的美团和拼多多，还在巨额亏损之中。

好消息接踵而至，10月10日，胡润百富榜出炉，中国最富有的1200人中，比特大陆占据5席，完败其他同行企业，其中有两人更是包揽了“85后”首富和“90后”首富。当天，比特大陆多名员工转发榜单链接，恭喜同事入围富豪榜，一度在行业刷屏。

12月19日，在比特大陆公开招股书近3个月后，你我贷母公司嘉银集团也正式向美国SEC递交了IPO招股书，申请在纳斯达克上市。相比而言，你我贷所处的P2P行业一直处于强监管之中，其IPO与比特大陆相比更艰难，行业里另外两家P2P平台更早前在香港递交招股书，但都上市失败。但随着嘉银集团递交招股书，比特大陆和你我贷这两家公司走向了完全不一样的道路，形势如同过山车一般逆转。

腾讯《潜望》获悉，2019年1月25日，北京雁栖湖会议中心，比特大陆创始人吴忌寒在公司年会上与另一位创始人詹克团抱头痛哭，二人早已是身家几十亿的创业者，但此刻他们就像孩子一般互相哭诉和安慰，一旁的同事被这一幕惊到了，有人赶紧上前递上纸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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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特大陆创始人詹克团（左）与吴忌寒（右）年会现场抱头痛哭

一位比特大陆前员工向腾讯《潜望》透露，过去一年，比特大陆遇到了诸多麻烦，最重要的一点就是申请上市失败。

此外，2018年下半年，由于币价暴跌，比特大陆最大的营收来源矿机销售遇阻，公司业绩急转直下。两位创始人又被曝出在公司发展方向上产生严重分歧，公司的人工智能转型之路也不顺。在这样的情况下，公司不得不选择裁员，大多数同事都被HR约谈，最终从3000人裁到只剩1000余人。

吴忌寒和詹克团十分难过，曾经用区块链梦想招揽的一批批同事，如今不得不请他们离开公司了。在比特大陆，哥白尼团队主要做BCH（虚拟数字货币）开发，曾在公司内部如日中天，但在这一轮裁员风暴中，几乎在一夜之间被“一锅端”。

真正堵死比特大陆上市之路的是港交所。今年初，港交所总裁李小加在瑞士达沃斯向腾讯《潜望》谈及比特大陆等三家矿机企业的IPO时说：“你过去通过A业务赚了几十亿美元，但突然说将来要做B业务，但还没有任何业绩。那我就觉得当初你拿来上市的A业务模式就没有持续性了。那你还能做这个业务，还能赚这个钱吗？”

对比特大陆而言，李小加所指的A业务是矿机销售，而B业务则是人工智能芯片业务。稍晚递交招股书的你我贷母公司嘉银集团于2019年5月10日上市成功，但比特大陆的赴港上市计划已经彻底泡汤。

腾讯《潜望》获悉，比特大陆为提升团队士气，今年3月又给员工重新分配了期权，港交所IPO失7利之后，他们本有意前往科创板IPO，但也明白很难获批通过，接下来很可能选择去纽交所或纳斯达克IPO。

实际上，2018年上市失败的新经济公司远不止嘉楠耘智、亿邦国际、比特大陆这三家矿机企业，其他上市失败的新经济企业还有凡普金科、我来贷母公司Welab、沪江、找钢网、土巴兔、正奇金融等，其中有公司只差临门一脚了。

2018年6月23日中午，一身休闲打扮的马云满面笑容地从香港四季酒店匆匆走出，在他的身后，是一名身着西装革履、眼神犀利的保镖。几乎同一时间，雷军也在同一地点结束了小米IPO发售全球新闻发布会。

他们二人不会想到，一年以后，各自的公司又会在港股再次相遇。

就在上周，已在纽交所IPO的阿里巴巴决定在香港二次上市。特殊的时间点和形势，阿里巴巴此次上市将美国投行高盛和大摩排除在外，中金和瑞信将牵头此次上市。

如你所见，2019年，仍将是新经济公司的IPO大年。除了阿里以外，几乎所有人都在等待，字节跳动、滴滴、快手们的IPO大幕什么时候拉开，IPO的钟声不会就此停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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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云南农业大学校长盛军拿出检测普洱茶论文

　　5月16日，2018年度云南省科学技术奖励大会在昆明召开。云南农业大学校长盛军荣获云南省科学技术最高奖项杰出贡献奖，奖金为300万，获奖理由为：在普洱茶及高原特色农业创新发展上作出突出贡献。这让我想起了一件我与普洱茶、盛军都有关的事。

　　2017年7月，我在《科学世界》发表《喝茶能防癌还是致癌？》，提到普洱茶的制造工艺和存储方式让其容易污染黄曲霉素、伏马毒素、呕吐毒素等各种真菌毒素，其中黄曲霉素是最强烈的致癌物之一。这篇文章引起了轩然大波，不仅普洱茶协会宣布要代表云南600万茶农向我索赔600万元的名誉损失费，更有两个中国工程院院士陈宗懋和陈君石、中国农大食品学院副教授朱毅、“食品泡泡博士”云无心、国家食品安全风险评估中心副研究员钟凯、北京友谊医院顾中一、北京积水潭医院“烧伤科超人阿宝”、“海外美食作家冰清”、《北京科技报》记者洪广玉、“歌手王芳”和中国政法大学吴丹红（吴法天）等真真假假的“专家”以及“科普中国”、“丁香园”、“科学公园”等几个自称是在做“科普”的网站、微信公众号，出来为普洱茶洗白，攻击我“没有初中生物学常识”、“不懂医学”云云。

　　当然也少不了一些云南茶叶领域的教授、专家出来反击我，其中就有云南农业大学校长盛军，“霸气回复”我对普洱茶含致癌物的质疑：“科研人员要用数据说话。我们将组织国内多个科研单位专家，在全国各个普洱茶重点存茶地区仓库抽样老茶1万份，检验茶叶中到底有没有黄曲霉素，两个月后，以论文说话。”对盛校长的这个回应，我当时也是这么“霸气回复”的：“盛校长显然对数据采集和写论文的工作量没有概念，用两个月的时间就要完成1万分样本的数据采集和检验并写成论文发表，只有一个方法能做到，那就是现在就开始编造数据。”

　　两个月后，我们没有见到盛校长发表有关论文。现在快两年过去了，我搜索了一番国内外学术期刊数据库，发现盛校长还在孜孜不倦地做体外实验、动物实验证明普洱茶多么有益健康包治百病，但是还是没有找到盛校长发表过抽样检测普洱茶中的黄曲霉素的论文。当然有可能是我学艺不精、检索有漏，也有可能是盛校长把有关论文发表在内部期刊上，所以我在这里公开提出要求，请盛校长再次“霸气回复”我：值此你由于对普洱茶的发展做出突出贡献荣获大奖之际，请你拿出在近两年前答应要在两个月后拿出的检测1万份普洱茶老茶结果的论文。

　　如果盛校长拿不出这篇论文，那么大概有三种可能。一个可能是，盛校长本来是想在两个月内编造出一篇论文出来的，被我说破，不敢了。另一种可能是，盛校长真的去检测普洱茶中的黄曲霉素含量了，结果检测出了大量的黄曲霉素，不敢造假也不敢如实发表论文，所以就压下了。最大的可能是，盛校长从来就没有想过要去做检测工作���也没有计划要写论文，当时不过是用“霸气回复”来误导舆论，指望着两个月后风波一过，大家全忘了还有这回事了。不过我都给记着呢。

　　盛校长的那番“霸气回复”大概也算是为普洱茶的发展做出的突出贡献了，得300万大奖也是实至名归，虽然只是普洱茶协会要向我索赔的金额的一半。

2019.5.19.

附：当时没有留意过那场风波的读者也许会对“普洱茶含致癌物”有疑问，我把我当时全面驳斥为普洱茶站台的“专家”们的文章全文附后，相信可以解答所有疑问。

全面反驳为普洱茶站台的“专家”们

　　我在《科学世界》2017年第7期发表《喝茶能防癌还是致癌？》，虽然读者很多，起初并没有引起媒体的注意。到了8月底，该文关于“喝普洱茶有致癌风险”的部分被一些茶业界微信公众号摘录出来传播，用了一个吸引眼球的标题《方舟子爆料普洱茶致癌，引发了茶界轩然大波！》，让一篇科普文章变成了抨击普洱茶的檄文，引起普洱茶商的强烈反弹，成了持续多天的一大新闻事件，其高潮是云南省普洱茶协会开座谈会请了一些云南茶叶领域的教授、专家反击我，会后宣布要代表云南600万茶农向我索赔600万元的名誉损失费。然后又由云南农业大学普洱茶学教育部重点实验室、云南省食品安全管理学院、云南省生物大数据重点实验室联合发布“最新研究成果”，宣布争论有了“定论”：普洱茶不含黄曲霉毒素。

　　出来为普洱茶站台的，并不止是普洱茶商和云南的教授们，还有：

　　其专业与生物医学毫无关系、本来在这个问题上毫无发言资质的网红“歌手王芳”和中国政法大学吴丹红（吴法天），却都撰写长篇文章批评我“没有初中生物学常识”、“不懂医学”。

　　以前因为别的无稽之谈多次被我批评过的一些做伪健康科普的“专业人士”，包括打着“美国食品技术协会高级会员”招牌的云无心（其实他的专业是研究怎么把食品打出泡泡，人称“食品泡泡博士”）、国家食品安全风险评估中心副研究员钟凯、中国农大食品学院副教授朱毅、北京友谊医院顾中一、北京积水潭医院“烧伤科超人阿宝”、“海外美食作家冰清”。还有《北京科技报》记者洪广玉，更是出奇的积极，接连发表了三篇攻击我的网文。

　　几个自称是在做“科普”的网站、微信公众号，包括“科普中国”、“丁香园”、“科学公园”等。中国科协的科普平台“科普中国”最为卖力，以云无心的文章为依据判定《喝茶能防癌还是致癌？》为“不实信息”，腾讯据此将此文从《科学世界》微信公众号删除，上演了中国科协管中国科学院（《科学世界》的主管单位）的怪事。在我抗议后，才又恢复了该文的取阅。

　　两个中国工程院院士，陈宗懋和陈君石。陈宗懋是茶业界的院士，我在《喝茶能防癌还是致癌？》中已不点名批评过他。由于利益关系，在茶叶食用安全性问题上恰恰不能听这种院士的，就像在香烟是否有害健康问题上不能听烟草院士的。陈君石号称是中国食品安全领域唯一的院士，他会为中国所有食品站台，有一句震惊世界的名言：“中国食品安全的监管力度全世界最强。”不过陈君石不知道是因为年轻时功课没学好还是年纪大了健忘，在站台时经常闹出大笑话，比如闹出过把DNA当成蛋白质的笑话。这次替普洱茶站台也接连闹笑话。

　　这些反击，有的是气势汹汹地对我做大批判，例如“歌手王芳”说我是一名美籍华人，目的是要大家不要喝中国的茶，只喝美国的可乐好了。其实我虽然在美国生活，一直保留中国国籍，而且我在前面的文章中说得很清楚，我自己就有喝茶的习惯，主要是喝乌龙茶，偶尔喝红茶和绿茶，都是中国的茶。普洱茶只是茶的一个品种，在十几年前被港台的茶骗子炒成越老越好的养生茶之前，喝普洱茶的人并不多，不能把它当成中国茶的代表，质疑普洱茶的工艺并不是在一概反对喝中国茶。至于可乐，我以前在其他场合反而建议大家尽量少喝可乐这种碳酸饮料。

　　还有人说我打假都是有利益在里头的，质疑普洱茶是为了推销什么茶叶。这是把我当成崔永元了。我只是质疑了茶叶的一个品种的工艺，对其他茶叶品种都没有质疑，甚至说自己喝乌龙茶、红茶、绿茶，难道我是为了推销除了普洱茶之外的其他所有茶叶？我这利益也太大了吧？有些人大概也觉得我不可能有这么大的利益，所以要给我缩小一下利益范围。云南省普洱茶协会的包副会长说我只放过福建的茶叶，其他地方的茶叶都攻击，意思是我攻击普洱茶的目的是要推销福建的茶叶。在包副会长发此高论之前，为了不让云南人民觉得我是在跟他们过不去，我还表扬了一下云南是有好茶叶的，滇红就很不错，我每次去云南都喝它。于是有人恍然大悟，原来我攻击普洱茶的动机是给滇红代言。想必普洱茶协会不至于弱智到因此到当地政府那里去告滇红协会（有这协会吗？我是现在才知道还有个普洱茶协会）的状吧。还有人想到了我曾经推荐过“方氏家茶”，于是认定我的动机是为了推销自己家的茶。这是把方玄昌家当成我家了。他们不说，有几个人还记得我推荐过“方氏家茶”？还不如说是这些人在帮着推销。

　　有人说我质疑普洱茶是为了打击中国茶叶的国际市场。但查2016年中国茶叶出口情况，普洱茶占的份额少得可怜，只占0.89%，应该主要是出口给海外华人喝的。我如果要打击中国茶叶，不是应该去打击份额大得多的红茶、绿茶、乌龙茶才符合逻辑吗？打击一个占的份额不到1%的不是徒劳吗？

　　有不少普洱茶茶商嘲笑我没有喝过好的普洱茶，只喝过劣质发霉的普洱茶，才会说普洱茶的坏话。我去过云南很多次，喝过云南省政府招待贵宾的普洱茶，难道那也是劣质发霉的普洱茶？云南省政府会这么招待客人？

　　还有的人代表茶农要来找我算账。云南省茶科所原所长张顺高说：“这样的言辞先不说可信度有多高，但其言论对于云南的普洱茶产业所带来的影响事关重大，普洱茶产业是我省少数民族地区以及边远贫困地区农民脱贫致富的重要依靠，这关系着600万茶农的生计。这件事一定要认真对待，依法处理。”这意思是不管我说得对不对，对600万茶农的生计造成了损失，就要追究我的责任。我说吸烟致癌，是不是也会因为对烟农的生计造成了损失要追究我的责任呢？其实通过炒作普洱茶越老越好获利最大的是普洱茶商，而不是茶农，如果因为我的言论造成损失，损失最大的也是茶商，而不是茶农。那些昂贵无比的普洱茶都是多年前的老茶，又不是茶农刚种出来的，跟现在的茶农生计能扯上什么关系？

　　有的专家还有点科研人员的样子，知道要用数据说话。云南农业大学茶学院张芳赐教授说：“我们省内相关科研院所会通过更加完备的样本数据采集工作，证实方舟子在数据上的不真实性。”也就是说，先认定了我的数据是不真实的，然后再去采集数据来证明。张教授这是先有结论再找证据，知不知道这是科研的大忌？同样要去采集数据的还有云南农业大学校长盛军，他说：“科研人员要用数据说话。我们将组织国内多个科研单位专家，在全国各个普洱茶重点存茶地区仓库抽样老茶1万份，检验茶叶中到底有没有黄曲霉素，两个月后，以论文说话。”盛校长显然对数据采集和写论文的工作量没有概念，用两个月的时间就要完成1万分样本的数据采集和检验并写成论文发表，只有一个方法能做到，那就是现在就开始编造数据。

　　也有专家认为这个问题早就解决了，采集数据是做无用功。云南农业大学教授周红杰称，早在2012年，该校的研究团队就通过模拟发酵实验表明，在普洱茶的发酵过程中，虽然初期黄曲霉能在茶样中生长繁殖，但在后期黄曲霉的生长明显受到抑制，发酵终止时，不产黄曲霉毒素。原来普洱茶的发酵过程这么神奇，这么善解人意，绝不会产生黄曲霉毒素……难怪媒体反复引用周教授的神奇理论。不过周教授的说法存在一个大坑：普洱茶是所谓后发酵茶，在储存过程中还在不断发酵，一直到喝它的时候发酵才终止。难道周教授的意思就是喝普洱茶的时候热水让普洱茶发酵终止？那样当然不会再产黄曲霉素了，但是此前已经有的黄曲霉素还是会被喝下去的。

　　云无心则认为连实验都不用做，从理论上就可以证明普洱茶中含有黄曲霉素的“概率极低，低到几乎不可能”。为什么呢？他的理由是：“黄曲霉素的生长条件是黄曲霉作用的基础物必须是含有蛋白类、糖、脂肪为主的物质，虽然普洱茶也有极少量的蛋白、淀粉和脂类物质，但含量实在太少。并且，在发酵过程中，普洱茶中少得可怜的蛋白质被水分解成氨基酸，微量的淀粉又被转化为碳水化合物，更少的脂类物质在厌氧发酵中由于多酶体系的作用转化为醇类物质，成了芳香类物质的一种。由于缺少转化黄曲霉毒素的物质条件，因此普洱茶几乎不可能出现黄曲霉毒素。”

　　这段话几乎一模一样地出现在歌手王芳更早一些发表的文章中。其实是两人都在根据普洱茶商的宣传材料写文章。这暴露了云无心和歌手王芳一样对营养学、生物化学、微生物学极度无知。他说普洱茶在发酵过程中淀粉被转化为碳水化合物，说明他不知道淀粉本身就是碳水化合物。云无心也许查完书后会说，这是笔误，想说的是淀粉被转化为单糖。但是单糖不是更容易被霉菌利用吗？就像氨���酸更容易被霉菌利用一样。认为蛋白质转化成氨基酸，淀粉转化成单糖后就不能被霉菌利用，就不会有黄曲霉素，这是无稽之谈。退一步说，假如普洱茶像云无心说的，由于蛋白质、淀粉、脂类含量低就几乎不可能有黄曲霉素，但是他又承认在湿仓条件下普洱茶会有黄曲霉素，难道湿仓保存的时候还往普洱茶里添加蛋白质、淀粉、脂类了？

　　既然普洱茶这么神奇，不可能产生黄曲霉素，那么怎么会有人检测出普洱茶含有黄曲霉素呢？除了我在此前的文章中已经引用的两篇国内期刊论文，我后来又查到了五篇国际和国内的期刊论文，现在先把这些检测到普洱茶含有黄曲霉素的论文列在下面：

　　论文1：广州某茶叶市场普洱茶中多种生物毒素污染现状调查，《癌变 畸变 突变》 , 2011 , 23 (1) :68-71

　　广州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研究人员抽查了广州市场上的70份湿仓普洱茶样品，发现全都能检测出黄曲霉素、伏马毒素和呕吐毒素。论文英文版发表在Journal of Basic & Applied Sciences, 2014, 10, 349-356

　　论文2：渥堆中普洱茶品质形成及陈化中真菌毒素状况的研究，南昌大学食品工程专业硕士学位论文，2013

　　从南昌市场采集了60份湿仓普洱茶，全都能检测出黄曲霉素、伏马毒素和呕吐毒素。

　　论文3：Development of an HPLC-Based Method for the Detection of Aflatoxins in Pu-erh Tea,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Food Properties, 18:842–848, 2015

　　云南农业大学副校长徐昆龙实验室的论文，抽查了云南5个地区15家茶厂的生普和熟普各1份样品，共30份样品，用酶联免疫法全都查出黄曲霉素，用HPLC法绝大部分查出黄曲霉素。

　　论文4：A high selective immunochromatographic assay for rapid detection of aflatoxin B1，Talanta 85 (2011) 736–742

　　中国农科院油料作物研究所抽查市场上几种食品，其中普洱茶样品共5份，用HPLC法全都查出黄曲霉素，最高达59ng/g，比花生中黄曲霉素含量都高得多。稀释10倍后用单克隆抗体法查出4份含黄曲霉素。

　　论文5：荔湾区茶叶批发市场普洱茶中黄曲霉毒素B_1污染调查，《中国卫生检验杂志》 , 2014 (14) :2088-2089

　　从广州荔湾区茶叶批发市场共检测普洱茶样品140份，检出阳性8份。其中普洱熟茶82份，检出阳性6份，普洱生茶58份，检出阳性2份。

　　论文6：发酵茶中多种真菌毒素超高效液相色谱-串联质谱法的测定，《现代食品科技》，2016, 8:322-327

　　抽查广东中山市市场普洱茶样品10份，其中2份查出黄曲霉素B1。

　　论文7：ELISA法测定发酵茶和植物香料真菌毒素的污染，《中国热带医学》，（2011）11: 1381-03

　　深圳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研究人员抽查深圳市市售湿仓发酵茶（应该就是普洱茶）60份，其中黄曲霉素B1污染水平超出标准规定限值（20μg/kg）的有10份。

　　面对这些检测出黄曲霉素的论文，为普洱茶站台的人想出了种种辩解方法。最早想出的一个说法是，这些都是湿仓存储的普洱茶，属于保存不当，才会产生黄曲霉素，如果是干仓存储的普洱茶，就不会。这些论文中，的确有三篇（1，2，7）写明是湿仓存储的普洱茶，其他的论文并没有提到普洱茶的存储条件，怎么能都视为湿仓呢？里面有的明显抽查的是干仓，例如论文3抽查的是云南5个地区15家茶厂的普洱茶，难道云南茶厂全都不知道应该怎么保存普洱茶？所谓“湿仓”是人为做旧，加速普洱茶的陈化，也就是说“干仓”普洱茶时间放久了结果也一样，而普洱茶偏偏讲究的是越久越好。就像动物毒理实验，往往是大剂量的，你不能因为人在日常生活中不会一下子摄入那么大剂量的毒素就认为毒理实验不能说明问题。

　　在食品发酵过程中，既不严格控制发酵条件，也不接种有益菌群让其大量繁殖抑制有害菌群，靠“天然”发酵，必然容易污染有害真菌。即使是严格控制发酵条件生产出来的发酵食品，长期保存后同样会污染有害真菌。茶叶是很好的微生物培养基，更容易污染。普洱茶号称越老越优质，理论上应该是越容易受真菌毒素污染。不仅是普洱茶，任何后发酵茶（所谓“黑茶”）都存在同样的问题。退一步说，就算能够找到一个完全抑制有害真菌生长的发酵条件制定出普洱茶储存标准，在茶厂里可以做到，出厂后怎么做到？普洱茶等后发酵茶和其他茶类不同，不烘培干燥、不密封低温保存、没有保质期，出厂后放在商店卖、卖出后放在消费者家里保存，都还在继续发酵，这些储存环境千变万化，怎么可能做到“标准化”保证不会污染有害真菌？顺便说一下，红茶被称为“发酵茶”，这是不准确的通俗说法，和普洱茶不同，红茶的生产过程是不经过微生物发酵的，而是由茶叶自身的茶多酚氧化酶进行氧化，是氧化茶，不是发酵茶。如果红茶在生产、保存时意外发酵了，那就是变质了，在这样的红茶中也能检测出黄曲霉素。例如2017年抽查过闽北产的红茶，大约7%含有黄曲霉素。变质发酵的红茶或其他茶叶能污染黄曲霉素，普洱茶实质都是变质茶，怎么反而冰清玉洁呢？

　　“海外美食作家冰清”说这些论文能查出黄曲霉素，是因为研究人员故意找污染了黄曲霉素的普洱茶来研究检测黄曲霉素的方法，她大概以为黄曲霉素是可以用肉眼看出来的，不然怎么故意去找呢？还有人举出有的论文没能从普洱茶查出黄曲霉素，来证明普洱茶都不会产生黄曲霉素。这个逻辑很奇怪。我们并没有说所有的普洱茶都含有黄曲霉素，而是说它的制造工艺和存储方式容易污染包括黄曲霉素在内的各种真菌毒素，有的研究没能发现普洱茶中含有黄曲霉素，并不能以此就否定能检测到黄曲霉素的众多研究。普洱茶的储存环境变化很大，有的适宜黄曲霉生长，有的适宜别的霉菌生长，这没有什么奇怪的。黄曲霉素只是真菌毒素中比较出名、比较引起关注的一种，但是真菌毒素还有很多种。那些没查到普洱茶含有黄曲霉素的研究，往往查出了别的真菌毒素。例如，陈君石说国外检测过普洱茶，没检测出黄曲霉素，举了一篇澳大利亚的论文。我查了一下，原来是陈君石没看清楚，那是奥地利，不是澳大利亚（Identification and quantification of fungi andmycotoxins from Pu-erh tea.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Food Microbiology 166 (2013) 316–322）。他们抽查的是奥地利市场上的普洱茶。中国出口茶叶都是要检测黄曲霉素的，超标了就不让出口，所以国外研究人员抽查普洱茶没有查出黄曲霉素是不奇怪的，中国已经给他们把过关了。但是奥地利的这次抽查虽然没有发现黄曲霉素，却发现了另一种致癌物赭曲霉素，含量高得吓人，是咖啡检测标准限值的20倍（因为茶叶检测标准不查赭曲霉素，所以用咖啡检测标准做比较）。这就说明了普洱茶的生产、储存环境很容易受各种有毒真菌的污染，即使没有黄曲霉，也很可能有其他的有毒霉菌。有人用基因序列和代谢物分析方法测过，普洱茶里的真菌至少有390种，细菌至少620种，怎能保证这些微生物都是无害的呢？

　　深圳市计量质量检测研究院最早想到了拿检测方法做文章，声称茶叶（不止是普洱茶）不可能含有黄曲霉素，多年来他们从来就没有在茶叶中检出黄曲霉素，别人能查出来是因为使用了酶联免疫吸附法，容易把本来不含有黄曲霉素的样品判断为含有黄曲霉素，导致假阳性。陈君石、朱毅等人也都跟着这么说，看来也都是根据普洱茶商的宣传材料统一口径。但是上述论文只有2篇用到了酶联免疫检测法，而且用别的检测法做了验证，其他的论文主要是用精确的高效液相色谱法检测的（简称HPLC）。在我指出这一点后，云南农业大学赶快开了一个报告会宣布他们最新的发现，声称HPLC检测法也和酶联免疫吸附法一样骗人：

　　“现已证实，茶叶中的茶多酚和茶色素严重干扰检测结果，酶联免疫吸附法和高效液相法检测茶叶（包括普洱茶）黄曲霉素误检出率100%。国际期刊和国内期刊论文以及近期媒体报道的所有检出黄曲霉毒素的样品都是使用这两种方法。最准确的液质串联法检测普洱茶黄曲霉毒素结果都是未检出。”

　　他们推荐的“液质串联法”更准确的说法是液相色谱-串联质谱法。他们说用这种方法都检测不出普洱茶有黄曲霉素，举的例子是奥地利、西班牙的检测结果。我没有查到西班牙的检测结果发表过论文，奥地利的检测结果上面提到了，的确是没有检测到黄曲霉素，但是论文里写得很清楚，用的是HPLC法，而不是液相色谱-串联质谱法。陈君石看错了国家名称，还可以说是没看清，而云南农大的人则是干脆连论文都不看，就在那里想入非非了。他们说茶叶中的茶多酚和茶色素会被HPLC法当成黄曲霉素，奥地利的研究人员用HPLC法却没查出普洱茶中含有黄曲霉素，难道他们检测的是不含茶多酚和茶色素的假茶叶？徐昆龙实验室用HPLC法检测，也有7份普洱茶样品没有查出黄曲霉素，难道检测的也是假茶叶？

　　云南农大的人说所有检出黄曲霉毒素的样品都是使用酶联免疫吸附法和HPLC这两种方法，用液相色谱-串联质谱法都检测不出来，这也是不查论文就在那里乱说。上述论文4先用HPLC检测出5份普洱茶样品全都含黄曲霉素，之后将样品稀释10倍，用高度特异性的单克隆抗体方法检测，有4份检测出黄曲霉素，1份因为本来浓度就低、稀释后低于检测下限值。可见HPLC是相当精确的。论文7虽然研究的是酶联免疫吸附法，但是对检测结果用高效液相色谱-串联质谱法做了验证，结果吻合。论文6则用的就是高效液相色谱-串联质谱法，论文标题就写着的。可见即使用高效液相色谱-串联质谱法也是能检测出黄曲霉素的。

　　在这次报告会上，云南农大校长盛军说他们发明了一种改良过的酶联免疫吸附法，要用它来检测1万份普洱茶样品。这种酶联免疫吸附法经过了怎么样的改良，别人为什么就要相信它比HPLC法还精确，语焉不详。检测结果既可能有假阳性（没有显示有），也可能有假阴性（有显示没有）。假阴性比假阳性可怕，因为假阳性可以用别的方法验证来排除，而假阴性他们就会当真，不会费心再用别的方法验证。也许云南农大所谓改良酶联免疫吸附法的“优点”就是假阴性？

　　为普洱茶站台的人没法否认至少部分普洱茶含有黄曲霉素了，就说普洱茶中的黄曲霉素含量很低，吃了没事。云无心继续高喊着他发明的“谈毒性不谈剂量都是耍流氓”的伪科学口号，给我们算了一笔账，说普洱茶中的黄曲霉素含量很低，往高了算也只相当于从粮食中摄入的总量的1%。“如果你担心喝普洱茶会致癌，那么吃饭导致的致癌风险比它要高100倍！”洪广玉也说，大米、玉米等粮食每天摄入的量大，它们中的真菌毒素污染才是主要风险；食品中真菌毒素限量国家标准中对茶叶没有限量要求，说明茶叶中的真菌毒素不是问题。

　　云无心的“往高了算”其实是往低了算，检测出的黄曲霉素含量有比他用的值高得多的，这且不说。关键是，我们不能因为黄曲霉素在发霉的粮食中含量高，而在普洱茶中含量相对较低，就认为可以放心地喝普洱茶而不用担心里面的黄曲霉素。粮食中的黄曲霉素我们当然也应该尽量避免，不要去吃发霉的粮食。市场上的粮食不可能都完全去除黄曲霉素，在一定限值内我们也只好接受，因为我们不可能因此不吃饭。但是我们是可以不喝普洱茶的，普洱茶并不是必需品，喜欢喝茶的人完全可以选择其他风险较低的茶叶品种。云无心、洪广玉将非必需的普洱茶与必需的粮食做对比，认为我们既然不能不吃饭，就没有必要担心普洱茶，这是什么样的强盗逻辑？粮食的生产过程不需要发酵，在生产和储存过程中反而要尽量防止发酵，而且有国家标准和检测部门防止黄曲霉素超标的粮食上市。而普洱茶是发酵食品，不仅不防止发酵还要创造发酵条件，这个过程就容易污染黄曲霉素，而目前并没有国家标准来规范普洱茶中的黄曲霉素，监管部门也不监测普洱茶中的黄曲霉素防止受黄曲霉素污染的普洱茶上市，所以喝普洱茶摄入黄曲霉素的风险要比吃粮食的风险高得多。

　　食品中真菌毒素限量国家标准中对茶叶没有限量要求，并不能说明是因为茶叶中的真菌毒素量太少，所以不必考虑摄入风险。国家标准中对调味品有真菌毒素限量要求，难道调味品的摄入量比茶叶还大？云无心、洪广玉也拿调味品中黄曲霉素摄入量算一算，肯定远远低于从粮食中摄入的黄曲霉素总量的1%，是不是也要认为从调味品中吃点黄曲霉素没事，要求取消调味品检测黄曲霉素的国家标准？国家标准不检测茶叶中的黄曲霉素，恐怕是因为行业利益，否则很多普洱茶都经不起查验真菌毒素，都得下架。中国出口茶叶是要求检测黄曲霉素的，国内自己喝的就没要求了，反正中国人命在这些院士、专家眼里不如外国人值钱，对吧？

　　陈君石说国内权威机构的专家算过了，即使天天喝被黄曲霉素污染的茶，全国每年也只是增加370例肝癌，他说，这个只是一个理论数字，消费者即使天天喝受黄曲霉素污染的普洱茶，也不会引起肝癌。陈院士拿致癌风险评估来保证天天喝受黄曲霉素污染的普洱茶也不会引起肝癌，这也是笑话。且不说致癌风险评估非常粗糙、各家数据不一，他的算法就大有问题。他用的是普洱茶中黄曲霉素含量8.52微克/千克来算的，说这是最高含量。其实普洱茶测出的黄曲霉素有比这高得多的，我上面举的论文4测出的黄曲霉素最高是其7倍，增加肝癌人数岂不是要变成2000多人？普洱茶在发酵过程中除了污染黄曲霉素，还会污染其他真菌毒素，其中很多也是致癌物，这个风险陈院士怎么算？即使新增加的病例较少，怎么就可以认为不引起肝癌？就认为吃了没事？世界卫生组织在关于黄曲霉素的两份文件中都明确指出，黄曲霉素作为能导致肝癌的致癌物，应该尽可能地避免摄入，检测标准中规定的限值是为了方便管理设定的，不能把它当成安全剂量。致癌物没有安全值，是个常识。请这些院士、专��回炉去学学教科书。例如李云主编《食品安全与毒理学基础》第236页：“WHO等权威机构规定，对于经流行病学确认的已知致癌物，在制定食品中最大容许量标准时不必考虑最大无作用剂量，而是容许量越小越安全，最好为零含量。”只有在中国才会出现院士、教授、专家、记者一起高喊“普洱茶黄曲霉素少，吃了没事”的怪事。

　　陈君石说：“不能因为普洱茶可能被黄曲霉毒素污染，就说‘普洱茶不能喝了’，这个结论是不成立的。因为不少食品都可能含有致癌物，难道熏肉、烤鸭都不能吃了，酒也不能喝了吗？如果只要有一点风险就取消一类食品，那么最后我们就没有食品可以吃了。”我从来就没说过某类食品含有致癌物就要取消，我文章中说得很清楚：“含有致癌物的食品不一定就一点都不能碰，只不过需要了解其风险，在美味和健康之间做出权衡。”何况有些含致癌物的食品有别的好处，比如少量喝酒能降低心血管疾病风险、红肉富含某些营养素。对那些对健康没有好处的，或有更安全的替代品的，尽量少碰。普洱茶就属于这一类，因为它即使含有对人体健康有益的物质的话，其他茶叶品种完全可以取代它。当然，普洱茶不会因为被发现含有致癌物就没人喝了。吸烟能致癌是众所周知的，也没见中国香烟市场萎缩。但是管理部门应该规范市场、做好监管。普洱茶出厂前应该检测黄曲霉素、伏马毒素、赭曲霉素等已知致癌物，应该密封包装、应有保质期。至于消费者买了普洱茶后愿意过期保存、饮用，迷信普洱茶越老越好，那是其自由，别人管不着。

　　陈君石、洪广玉一面为奸商站台，说吃点致癌物不会让人得癌症，一面又假惺惺地做为消费者着想状，说要加强监管防止变质的普洱茶进入食品领域。但是普洱茶并没有保质期，连明显发霉长毛的普洱茶他们也引用云南农大的研究说检测不出黄曲霉素，坚决反对在茶叶中监测黄曲霉素，那么请问怎么知道普洱茶是不是变质？怎么监管？根据中国食品安全法，所有的散装和预包装食品都必须标明保质期，只有五种食品被国家标准豁免可以不标保质期：酒精度大于等于10%的饮料酒；食醋；食用盐；固态食糖类；味精。这是因为微生物在这类食品中无法繁殖，就不太可能变质。普洱茶既不属于这类食品也不在豁免名单中，不标保质期就是非法的。食品安全领域的院士是在为一种违反食品安全法的食品站台。

　　普洱茶涉及到巨大的行业利益，对它的质疑遭到反弹，甚至遭到封杀，都是意料中的。更会有“专家”、“检测机构”、“专业网站”或者被收买，或者是自愿，为普洱茶茶商站台、洗白。这场争论让人们更看清了那些所谓“科研人员”、“检测机构”、“科普专家”、“科普网站”是怎么无视公众健康，为了商家利益误导公众的。这样的“科研”、“科普”、“辟谣”是要害死人的。

　　2017.9.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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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间中医推拿按摩绝技绝活的挖掘保护和传承

民间中医推拿按摩绝技绝活的挖掘保护和传承 中华精髓博大精深，民间中医源远流长，春亮推拿，天下无痛，赵氏整脊，寿延十年。黄河儿女善男信女，推拿疗法坊间盛行，我走过很多地方，见识过不少民间中医推拿按摩高手，他们默默地坚守在自己的茅屋小诊，一干就是二十年，一坚守就是一辈子，他们身怀绝技，默默付出，以手为药，妙手回春，让老百姓花最少的钱，解决最大的问题，所谓高手在民间，也许这就是真实的写照。 在陕西汉中西乡县的一个村落，有一位推拿老者，年近七十有余，身体健壮，精神抖擞，精气神让人敬佩，破碎的推拿小屋里挂满了被尘土覆盖的锦旗，仔细一看还有七十年代的锦旗，由此可见尊者行医足有半个世纪，每天全国各地的患者络绎不绝，门口小轿车排到街尾，他的特色就是正骨推拿，针对疑难杂症，颈椎病、错位滑脱、脊柱变形侧弯、腰椎病等筋骨病立竿见影，效果好的一次根除，永不复发，他技术这么高，收费却很便宜，几百块钱就能看好病，很多被治愈的病号感慨的说，老爷子真是大善人，治疗费还没有我的路费贵呢，实在不好意思就买烟买酒送礼品以表达治病之恩。但是老人家很有个性，从不收徒弟，喜欢喝两口，脾气不好，看不顺眼的、人品不好、嚣张跋扈的有钱人他都冷眼相待，甚至拒绝看病。这是我在陕西游学拜访印象比较深的一位民间推拿尊者。 在山东蓬莱三仙山附近有一位民间踩跷老太太，六十多岁却如同青年，笔直的脊柱从背影看上去像是三十岁，他身体硬朗，气血充足，脚上功夫厉害，用自己赚的钱，培养了两个大学生，左邻右舍，人人敬之。他性格刚烈，说话高傲，早年间，为了把母亲的病治好，他半路出家学习中医外治法，后又用所学所悟治好了亲戚朋友的疾病，大家一致建议让他行医做善，开店接诊，治病救人，只因一个无心点拨，一个女流之辈，便踏上了中医之道，他一生踩跷再无波澜，蓬莱大地安身三寸诊舍，一推一揉百病消，脚功推拿病无踪，用一双神奇的双脚治好了很多病人，踩出了一片天地，都知道他很累，大家不到万不得已不去找他踩跷。后来他听从王春亮老师的建议，把技术发扬光大，造福更多的人，便广开师门，收徒传艺，兢兢业业，认认真真，口传心授把自己的精华毫无保留的传授给有缘人，他是学员的慈母，但是只要一上课他就是不可违背的严师，有时候都能把学生骂哭，是很常见的事，这些年，他培养了很多优秀的民间中医脚功推拿高手，他们奋斗在全球华人之中，包括加拿大的西班牙的学员，王春亮推拿导师评价顾老师，他是我们的榜样，是民间推拿界名副其实的铁娘子，我们要学习顾老师这种坚韧的精神，把中华瑰宝传承下去。 在深圳罗湖区有一位年轻的推拿女老板，大学毕业之后和男友开推拿店创业成功，目前拥有两家推拿连锁店，并且在深圳两人挣钱共同买房买车，年收入过百万，明年准备继续扩大规模，把推拿店开到香港，他就是年轻漂亮芳龄23岁的张婷，只因爸妈当初看不起自己的穷男友，或许他是为男朋友在父母面前争一口气，证明自己的眼光没有错。张婷从小家境优越，但他体弱多病，小时候爸爸每天抱着她到社区附近的小儿推拿店做推拿强健身体，耳渲目染，张婷从小就对中医按摩产生了浓厚的兴趣，直到大学毕业还是忘不了推拿按摩，于是商量男友不靠父母一起创业，干出个样子给他们看，男友说我们所学的专业和这一行牛嘴不对马口，深圳房租又如此之贵，一旦失败怎么办，岂不让他们看笑话，并且多家知名公司都在邀请我们，我们上学的目的不就是将来找一份好工作吗。凭着一股执着和死缠烂打，张婷最终还是得到了男友的支持，于是两个人在网上查阅资料，北上山东王春亮推拿学堂学习推拿，最终成为别人的老板。张婷的创业励志和美好的爱情故事成为现代年轻人的榜样，都说宁愿坐在宝马车里哭，也不愿坐在自行车上笑，张婷的人格情怀值得所有年轻人去认真的学习，我们也期待张婷的婚礼早点到来，早日结婚，早生贵子。 强则盛，弱则衰，民间推拿按摩疗法有病治病没病保健养生健体，简单好学，法无定法，穴无定穴，直指人心，直达病灶，是永不消失的事业，是光彩的事业，是全人类受益的事业，我们只争朝夕，民间推拿按摩高手，一代更比一代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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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真之路寻找大隐于市的推拿按摩高手

求真之路寻找大隐于市的推拿按摩高手 中华精髓博大精深，民间中医源远流长，春亮推拿，天下无痛，赵氏整脊，寿延十年。黄河儿女善男信女，推拿疗法坊间盛行，我走过很多地方，见识过不少民间中医推拿按摩高手，他们默默地坚守在自己的茅屋小诊，一干就是二十年，一坚守就是一辈子，他们身怀绝技，默默付出，以手为药，妙手回春，让老百姓花最少的钱，解决最大的问题，所谓高手在民间，也许这就是真实的写照。 在陕西汉中西乡县的一个村落，有一位推拿老者，年近七十有余，身体健壮，精神抖擞，精气神让人敬佩，破碎的推拿小屋里挂满了被尘土覆盖的锦旗，仔细一看还有七十年代的锦旗，由此可见尊者行医足有半个世纪，每天全国各地的患者络绎不绝，门口小轿车排到街尾，他的特色就是正骨推拿，针对疑难杂症，颈椎病、错位滑脱、脊柱变形侧弯、腰椎病等筋骨病立竿见影，效果好的一次根除，永不复发，他技术这么高，收费却很便宜，几百块钱就能看好病，很多被治愈的病号感慨的说，老爷子真是大善人，治疗费还没有我的路费贵呢，实在不好意思就买烟买酒送礼品以表达治病之恩。但是老人家很有个性，从不收徒弟，喜欢喝两口，脾气不好，看不顺眼的、人品不好、嚣张跋扈的有钱人他都冷眼相待，甚至拒绝看病。这是我在陕西游学拜访印象比较深的一位民间推拿尊者。 在山东蓬莱三仙山附近有一位民间踩跷老太太，六十多岁却如同青年，笔直的脊柱从背影看上去像是三十岁，他身体硬朗，气血充足，脚上功夫厉害，用自己赚的钱，培养了两个大学生，左邻右舍，人人敬之。他性格刚烈，说话高傲，早年间，为了把母亲的病治好，他半路出家学习中医外治法，后又用所学所悟治好了亲戚朋友的疾病，大家一致建议让他行医做善，开店接诊，治病救人，只因一个无心点拨，一个女流之辈，便踏上了中医之道，他一生踩跷再无波澜，蓬莱大地安身三寸诊舍，一推一揉百病消，脚功推拿病无踪，用一双神奇的双脚治好了很多病人，踩出了一片天地，都知道他很累，大家不到万不得已不去找他踩跷。后来他听从王春亮老师的建议，把技术发扬光大，造福更多的人，便广开师门，收徒传艺，兢兢业业，认认真真，口传心授把自己的精华毫无保留的传授给有缘人，他是学员的慈母，但是只要一上课他就是不可违背的严师，有时候都能把学生骂哭，是很常见的事，这些年，他培养了很多优秀的民间中医脚功推拿高手，他们奋斗在全球华人之中，包括加拿大的西班牙的学员，王春亮推拿导师评价顾老师，他是我们的榜样，是民间推拿界名副其实的铁娘子，我们要学习顾老师这种坚韧的精神，把中华瑰宝传承下去。 在深圳罗湖区有一位年轻的推拿女老板，大学毕业之后和男友开推拿店创业成功，目前拥有两家推拿连锁店，并且在深圳两人挣钱共同买房买车，年收入过百万，明年准备继续扩大规模，把推拿店开到香港，他就是年轻漂亮芳龄23岁的张婷，只因爸妈当初看不起自己的穷男友，或许他是为男朋友在父母面前争一口气，证明自己的眼光没有错。张婷从小家境优越，但他体弱多病，小时候爸爸每天抱着她到社区附近的小儿推拿店做推拿强健身体，耳渲目染，张婷从小就对中医按摩产生了浓厚的兴趣，直到大学毕业还是忘不了推拿按摩，于是商量男友不靠父母一起创业，干出个样子给他们看，男友说我们所学的专业和这一行牛嘴不对马口，深圳房租又如此之贵，一旦失败怎么办，岂不让他们看笑话，并且多家知名公司都在邀请我们，我们上学的目的不就是将来找一份好工作吗。凭着一股执着和死缠烂打，张婷最终还是得到了男友的支持，于是两个人在网上查阅资料，北上山东王春亮推拿学堂学习推拿，最终成为别人的老板。张婷的创业励志和美好的爱情故事成为现代年轻人的榜样，都说宁愿坐在宝马车里哭，也不愿坐在自行车上笑，张婷的人格情怀值得所有年轻人去认真的学习，我们也期待张婷的婚礼早点到来，早日结婚，早生贵子。 看书治病--让人敬佩的乡村好医生。在沂蒙山区有一位年轻的乡村医生他是全科大夫，因为常年出诊而骑坏好多辆摩托车，风里来雨里去，山路又崎岖难走真的很辛苦，每当看到老人们的病痛，他别无选择，真的是难以割舍，都有感情了，这一坚守自己都老了，把青春献给了大山，他是新时代最可爱的人。当下疑难杂症越来越多，在临床工作中经常遇到难题而束手无策，西医疗效不佳，让人头痛，后来他通过学习王春亮推拿手法中西结合运用于临床取得了满意的效果。有一次一位大娘患病，连续输液几天不见好转，实在没辙建议到大医院接受治疗，大娘家没钱舍不得，就这样靠着，眼看不见好转，他心急如焚，突然想起王春亮老师的推拿按摩全书，真是临时抱佛脚，赶紧找来连夜翻查，抱着试试看，按照书上写的他一边看书一边给大娘治病，结果第二天大娘就出现好转，连续操作三天大娘康复，而且没有花钱。后来大娘把这一件事传了出去，他的无私敬业精神，高尚的医德医风让人们动容，他敢为人先，摸索中成长，在当地同行成为美谈。后来谈起此事他感慨的说，当时也没想那么多，就这么做了，真是书到用时方恨少，都怪自己学艺不精，以后要好好研究学习中医调理知识，让这一技艺发挥更大的作用。 强则盛，弱则衰，民间推拿按摩疗法有病治病没病保健养生健体，既能解急，又能治缓，简单好学，法无定法，穴无定穴，直指人心，直达病灶，是永不消失的事业，是光彩的事业，是全人类受益的事业，我们只争朝夕，民间推拿按摩高手，一代更比一代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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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马逊中国发布2018图书排行榜

　　12月21日，亚马逊中国隆重举办“挚爱阅读——2018亚马逊年度阅读盛典”，发布基于亚马逊阅读数据产生的2018年度阅读榜单，并联合新华网及众多国内知名出版机构发起并揭晓“40年·25部影响力外译作品”书单。 　　根据亚马逊中国2018年销售数据，经管类新书《原则》位居2018中国年度纸质书畅销榜、纸质书新书榜和Kindle付费电子书新书榜三份榜单之首。《月亮与六便士》夺得Kindle年度付费电子书畅销榜及Kindle Unlimited电子书包月服务年度借阅书榜的榜首；《毅力：如何培养自律的习惯（漫画版）》是2018年度阅读完成率最高的Kindle电子书；而在作家榜中，东野圭吾继续蝉联年度纸质图书和Kindle付费电子书两个作家榜的榜首。 　　此外，为了表彰在引进和出版国外优秀作品方面具有显著贡献的出版社，同时鼓励作家创作，亚马逊中国还分别颁发了“2018亚马逊中国文化交流杰出贡献出版机构”和“2018亚马逊中国年度新锐作家”两项年度大奖。 　　为回味和致敬经典，亚马逊中国还与新华网联手、并联合读客文化、中信出版集团、上海译文出版社、商务印书馆、新经典文化、磨铁图书、译林出版社等出版机构发起“40年·25部影响力外译作品”推选活动，最终通过16000余位网友票选发布，《百年孤独》、《小王子》、《傲慢与偏见》、《飘》等25部经典外译作品入选。 　　为了助力中国文化“走出去”，将中国优秀文学作品介绍给全球读者，亚马逊在不断丰富其美国网站的中文纸质图书以及Kindle中文电子书数量的同时，亚马逊全球出版持续挑选并翻译出版优秀的中国文学作品，目前已经先后将包括贾平凹、陈忠实、路遥、冯唐、路内、虹影、韩寒、刘心武、秦明等多位知名作家的22部作品纳入翻译出版计划，其中有19部已成功翻译出版。 　　根据亚马逊中国2018年销售数据，经管类新书《原则》一举斩获2018亚马逊中国年度纸质书畅销榜、纸质书新书榜和Kindle付费电子书新书榜三料冠军。在2018年的新书榜中，经管类新书的表现尤为抢眼。在纸质新书榜前十中就包括四本经管类书籍《原则》、《高难度沟通：麻省理工高人气沟通课》、《见识》、《看人的艺术：11种以物识人术，看人看到骨子里》，其中《原则》《高难度沟通：麻省理工高人气沟通课》也同时冲入Kindle付费电子书榜前十。 　　在2018年新书榜中，漫画类作品的畅销成一大亮点。在亚马逊中国纸质新书榜和Kindle付费电子新书榜前十中，漫画类书籍均占据了三席，包括同时冲入两个榜单前十的《半小时漫画中国史2》和《半小时漫画世界史》，以及纸书新书榜的《半小时漫画中国史3》和Kindle付费电子新书榜的《镖人》，这些书籍均在亚马逊中国实现纸书和电子书同步上线，纸电相互促进作用明显。在Kindle付费电子书完成率榜前十中，漫画类作品也多达四部，包括《毅力：如何培养自律的习惯（漫画版）》、《镖人》、《新版爆笑校园》和《父与子全集》。在当下碎片化时代，具有幽默、简单易读等特点的漫画类书籍或正成为读者利用碎片化时间阅读的重要组成内容。 　　外译经典作品随着改革开放浪潮不断开拓中国读者的视野，中国原创经典作品也随着时代前进的步伐为读者带来历久弥新的阅读内容。查看2018亚马逊中国年度纸质图书畅销榜和Kindle付费电子书畅销榜，中外经典读物仍是2018年读者阅读的重要组成。《罗生门》《慢煮生活》《局外人》《月亮与六便士》《世界美术名作二十讲》《自控力》《非暴力沟通》《烟花人间》等中外经典读物均冲入纸质书畅销榜前二十，而Kindle付费电子书畅销榜前二十则涵盖《月亮与六便士》《浮生六记》《活着》《穷爸爸与富爸爸》《沉默的大多数》《中国通史》、《乌合之众》等。此外，包括《百年孤独》《围城》《三毛全集》《1Q84》《张爱玲大全集》等众多中外经典书籍在2018年均推出Kindle电子书版，Kindle在满足读者阅读介质多样化的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经典著作的风靡。 　　为鼓励作家创作，为读者带来好的作品，亚马逊中国连续第四年发布“新锐作家榜”，包括许先哲、宋念申、逯薇、邱国鹭等（排名不分先后）。其中，许先哲、逯薇均以漫画和手绘的方式为读者呈现内容，宋念申、邱国鹭等则为读者带来近年大众感兴趣的历史、投资等相关书籍。该榜单是亚马逊中国根据作家出版作品数量、历年销量榜单排名及当年出版新书在亚马逊中国平台上的销售表现等多项数据综合评选而出。 　　此外，亚马逊中国还发布了多种维度的阅读城市榜。其中，从图书（包括纸书和电子书）销售总量看，北京、上海和广州是购书最多的三个城市；深圳、乌鲁木齐、东莞是人均购买Kindle付费电子书数量最高的三个城市，合肥、吉安、三明的人均借阅量最高。 　　附：2018亚马逊中国年度阅读盛典榜单及奖项 　　一、40年·25部影响力外译作品 　　1.《巨人的陨落》 　　2.《无声告白》 　　3.《岛上书店》 　　4.《丝绸之路：一部全新的世界史》 　　5.《百年孤独》 　　6.《小王子》 　　7.《月亮和六便士》 　　8.《追风筝的人》 　　9.《解忧杂货店》 　　10.《偷影子的人》 　　11.《傲慢与偏见》 　　12.《时间简史》 　　13.《飘》 　　14.《乌合之众：大众心理研究》 　　15.《了不起的盖茨比》 　　16.《人类简史：从动物到上帝》 　　17.《麦田里的守望者》 　　18.《挪威的森林》 　　19.《七堂极简物理课》 　　20.《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 　　21.《全球通史：从史前史到21世纪》 　　22.《苏菲的世界》 　　23.《富爸爸穷爸爸》 　　24.《菊与刀》 　　25.《谁动了我的奶酪》 　　二、2018亚马逊中国纸质书畅销榜前十 　　1.《原则》 　　2.《我的第一本专注力训练书》 　　3.《罗生门》 　　4.《高难度沟通：麻省理工高人气沟通课》 　　5.《慢煮生活》 　　6.《三体》 　　7.《半小时漫画中国史》 　　8.《局外人》 　　9.《半小时漫画世界史》 　　10.《解忧杂货店》 　　三、2018亚马逊中国Kindle付费电子书畅销榜前十 　　1.《月亮与六便士》 　　2.《三体全集》 　　3.《浮生六记》 　　4.《活着》 　　5.《明朝那些事儿》 　　6.《解忧杂货店》 　　7.《原则》 　　8.《房思琪的初恋乐园》 　　9.《富爸爸穷爸爸》 　　10.《沉默的大多数》 　　四、2018亚马逊中国纸质书新书榜前十 　　1.《原则》 　　2.《高难度沟通：麻省理工高人气沟通课》 　　3.《半小时漫画世界史》 　　4.《见识》 　　5.《刺杀骑士团长》 　　6.《半小时漫画中国史2》 　　7.《高兴死了！！！》 　　8.《看人的艺术：11种以物识人术，看人看到骨子里》 　　9.《今日简史：人类命运大议题》 　　10.《半小时漫画中国史3》 　　五、2018亚马逊中国Kindle付费电子书新书榜前十 　　1.《原则》 　　2.《房思琪的初恋乐园》 　　3.《半小时漫画世界史》 　　4.《高兴死了！！！》 　　5.《高难度沟通：麻省理工高人气沟通课》 　　6.《半小时漫画中国史2》 　　7.《镖人》 　　8.《思维导图笔记整理术》 　　9.《刺杀骑士团长》 　　10.《山茶文具店》 　　六、2018亚马逊中国Kindle Unlimited电子书包月服务借阅榜前十 　　1.《月亮与六便士》 　　2.《三体1》 　　3.《虚无的十字架》 　　4.《富爸爸穷爸爸》 　　5.《梦幻花》 　　6.《微习惯》 　　7.《情人》 　　8.《无声告白》 　　9.《浮生六记》 　　10.《人间失格》 　　七、2018亚马逊中国年度纸质图书作家榜前十 　　1.东野圭吾 　　2.李永新 　　3.汪曾祺 　　4.陈磊 　　5.瑞·达利欧 　　6.老舍 　　7.尤瓦尔·赫拉利 　　8.村上春树 　　9.芥川龙之介 　　10.吴军 　　八、2018亚马逊中国Kindle年度付费电子书作家榜前十 　　1.东野圭吾 　　2.刘慈欣 　　3.毛姆 　　4.王小波 ���　5.当年明月 　　6.阿加莎·克里斯蒂 　　7.太宰治 　　8.陈磊 　　9.朱斌 　　10.沈石溪 　　九、2018亚马逊中国文化交流杰出贡献出版机构（排名不分先后） 　　1.新经典文化股份有限公司 　　2.中信出版集团 　　3.读客文化股份有限公司 　　4.上海译文出版社 　　5.译林出版社 　　6.中南博集天卷 　　7.磨铁图书 　　8.华章公司 　　9.湛庐文化 　　10.商务印书馆 　　十、2018亚马逊中国新锐作家及其代表作（排名不分先后） 　　1.许先哲，代表作《镖人》 　　2.宋念申，代表作《发现东亚》 　　3.逯薇，代表作《小家，越住越大2》 　　4.邱国鹭，代表作《投资中不简单的事》 　　原文链接：《亚马逊中国发布2018图书排行榜》 http://dlvr.it/QvdJr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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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PS之谜

本文写于1994年9月首发于《电脑报》。

(一)

    WPS是一团谜。

    WPS是一个未经中国官方正式鉴定、推广，也未被中国新闻媒介宣传的中文文字处理软件。然而，1989年问世以来，它却不胫而走，在中国大地上得到���前普及。

    说不���有多少中国人正在使用WPS。迄今为止，以WPS为核心的方正Super汉卡，销量就超过了20万套，执汉卡销售量之牛耳。这还不过是一座庞大冰山浮在海面上的小小尖顶，据估计，实际流传并被使用的版本繁多的WPS软件，数量达数百万套之多。是唯一能与西文DOS、Windows等量齐观的中文软件。

    更说不清有多少中国人正学习和了解WPS。随便走进一家电脑书店，关于WPS的书籍，种类总有几种、十几种、甚至几十种之多。WPS的内容，不但被编入各种培训教材、自学读本，进而还堂而皇之地进入高等学府，被编入高校教材。各类电脑考试，WPS也往往成为题中不可缺少的内容。从1994年起，上海举办了中国计算机史上规模空前的电脑考试，第一次应试者有五万之众。这次考试的三项内容中，WPS赫然在列。WPS实实在在地主导了中国90年代文字处理潮流。

    面对WPS这种无处不在的普及潮流，中国电脑世界进入一种很微妙的境地。一向自卖自夸，各不相让的汉卡生产厂商，却一齐伸臂与WPS握手，设法使自己的系统与WPS兼容。连雄心万丈，想一脚就踢开中国文字处理市场大门的世界软件业霸主Microsoft公司对WPS也不得不格外重视。Microsoft公司在汉化MS-DOS6.0时，再三派员与WPS所有权拥有者磋商，希望解决与WPS的兼容问题。他们绕不开WPS，因为WPS事实上已成为中国文字处理行业的标准。

    WPS在中国这种蔚为奇观的大普及，可称之为WPS现象。WPS为什么有这么大的魅力，这是疑惑许多人的不解之谜。

 WPS这一名词本身，也有不少令人费解之处。WPS(Word Processing System)即“文字处理系统”的缩写。今天看来，这几个字自然而平凡。可是，查查英汉计算机词典就会知道，包括很新的词典在内，也没收进这一词条。WPS的作者，也许是不经意之间，创造了一个新词。

    与WPS关连的一些名称，扑溯迷离，蒙上一层神秘的色彩。支撑WPS的汉字操作系统SPDOS，最早的名称为西山DOS。为什么叫西山DOS，这又是一个谜。以WPS为核心的汉卡，名称更是五花八门。正式的名称现已统一，叫方正Super汉卡。不过，这种汉卡又有许多别号，如金山汉卡、PUC汉卡、Super汉卡等等。有人干脆把方正Super汉卡称为WPS系统。与WPS相关的名称如此错综复杂，隐含着许多鲜为人知的曲折故事。

    WPS的作者求伯君，其经历也如一部含谜小说，一波三折，读来令人迥肠荡气。

    坊间关于求伯君的传说很多，波谲云诡，让人不辨真伪。例如，由于WPS体系博大精深，有人认为此系统的开发定非一人之功，所以断定求伯君是一个开发小组的笔名。又如有人从求伯君名字前有香港金山公司副总裁、总工程师等职衔，认定他是香港专家、海外博士。还有人从WPS撰写构思严谨，编程娴熟老到，推断作者求伯君是编程老手；再从他当年的另一职衔——北大方正公司副总工程师推想：北大人才济济，能领衔“总”者，即便不是老夫子，也该是千锤百炼功底深厚的中年学者……如此等等。

    这些传说，各有道理，但都是闭门造车、想当然而已。

笔者初遇求伯君时，第一感觉是吃惊：这位软件专家这样年轻!第二感觉是情不自禁地拿他与另一位软件专家比尔·盖茨相比较，两人相似之处太多了——同样的高大、英俊，谈吐同样爽直、诚恳，对电脑软件同样有深深的迷恋和开阔的视野。不同的是，求伯君是中国土生土长的软件奇才，是中国软件业的希望之星。

(二)

    要解开WPS之谜，要从求伯君的传奇经历谈起。  求伯君的老家在浙江绍兴新昌县。

    人道江南鱼米之乡，美景如画。可是，如果你认为求伯君家也在富庶温柔之乡，那你就错了。求伯君家在一个至今不通汽车的偏僻山村——新昌县城南公社(乡)西山大队(村)，那里信息闭塞，谋生艰难。

    绍兴一带自古多俊才，名门比比皆是。一代人杰周恩来、蔡元培、秋瑾、鲁迅等，均出于绍兴。不过，如果你猜想求伯君也出自山高水远的书香门弟之家，那你又错了。笔者曾询问求伯君：祖上可出过名仕鸿儒?他摇头。求家祖辈都是普通农户。天才与门弟，并无必然联系。

    求伯君生于1964年11月26日。两年之后，中国现代史上的一场大劫难——文化革命开始了。

    “文革”对于本不富裕的山村，无疑是雪上加霜，求伯君家陷入无奈的穷困。因为穷，求伯君从记事起就要帮助家里干农活，放牛、喂猪、下田，样样都干。农忙时，求伯君也和大人一样从凌晨三点一直干到傍晚八点以后。因为穷，求伯君家从未买过衣服、鞋袜，只能自己种棉花，纺纱织布，制作衣鞋。求伯君一年四季单衣单裤，在寒风刺骨、大雪纷飞的严冬，他也这样走好几里山路去上学。

    还有更窘迫的时候。春荒时节，家里实在揭不开锅了，小求伯君去挖野菜，甚至于和母亲一起去讨饭……

    那是令人心酸、不堪回首的一幕。是否披露于众，我曾征求求伯君的意见。他说，如实地写吧。他直面人生，那是历史上真实的一页。苦难生活是一笔财富，它确实磨砺出一代人的钢筋铁骨。后来，求伯君在开发WPS中那种百折不回的毅力和韧性，在一定程度上得益于童年的这段苦难生活。

    山村虽穷，倒不失灵气。事实上，求伯君家乡的西山，距蒋介石故里溪口的雪窦山，不过几十里，同是浙东名山四明山的支脉。

    求伯君对养育他的山水很有感情。在国防科大念书时，他自号“西山居士”。后来，他把自己开发第一个打印驱动程序称为“西山超级文字打印系统”；把他开发的第一个中文磁盘操作系统称为“西山DOS”。这样，解开了WPS谜团中的第一个谜。

    穷山村中长大的求伯君聪颖好学，从小学到中学，成绩一直名列前茅。值得一提的是求伯君在数学方面很有天赋。他在新昌县中学念高一时，参加了绍兴地区举办的高中数学竞赛，他很轻松地就夺取了全县第一名，而且，在分数上与第二名拉开了二十多分。1980年又很轻松地考上了国防科技大学。所谓轻松，是指考前一点不紧张，不感到压力。考前，他居然还看小说呢。

    校址在长沙的国防科技大学，是中国著名学府。这所军事院校，学风严谨，为军内外培养出无数尖端人材。

    求伯君就读于该校数学系的信息系统工程专业。这个专业，是我国科学界泰斗钱学森建议开设的，他还亲任顾问和客座教授，常从北京赶到长沙给该专业学生授课。来授课的还有大数学家华罗庚等。求伯君能在这样的学府、这样的专业求学，实在是有幸。

    不过，也许是班上的同学都太聪明了，求伯君在班上似乎没有脱颖而出，成绩只是中等或中等偏上，不象尖子学生那样耀眼。如果说他在班上小有名气的话，一是他曾在1982年参加了长沙市的魔方比赛并获奖；二是他很迷恋计算机，计算机专业课成绩很好。

    国防科技大学在计算机领域也很有名，代表我国巨型计算机最高水平的银河机就诞生于该校。在这样的氛围中 ，求伯君无疑会对计算机的巨大威力产生深刻印象，他爱好计算机是很自然的。

    和其他爱好者有些不同，求伯君一爱就迷进去了，十分专一、执着，甚至敢于为自己迷恋之物作出有悖常规的事。例如，为了能昼夜到系上计算机房上机，他居然敢私自配制计算机房的钥匙，做出军校校规严禁的事。

由于这种执着，到毕业时，他在计算机软、硬件方面已有很高水平。专业课老师很想他留校，但是，其他老师却认为他总的成绩不够拔尖，于是，他被分配到北方的一个工厂。

(三)

    事情总是阴差阳错，如果求伯君当时留校，也许根本不会有WPS的念头；而当他去了北方，WPS很快开始孕育了。1984年夏天，求伯君从国防科大毕业分配到河北徐水县石油部物探局仪器厂。

    很难说这样的分配是不公平的，因为石油部门搞地球物理勘探(简称“物探”)，有数量极大的地震勘探数据，需要用计算机进行处理。石油物探局，是中国最早拥有大型计算机的少数单位之一，的确需要计算机人材。

    同时，又很难说求伯君分配在这里是合理的。因为这里已有很多人材，各届大学生堆积这里，常常人浮于事。

    很快，求伯君发现在这个厂难有作为了。他对计算机很迷恋，但上班却找不到自己特别感兴趣的软件开发工作，干活提不起精神。而下班则只能与同事聊天、打桥牌。他的桥牌技艺不错，正是这段平庸生活的产物。

    静夜独处，求伯君常常痛心疾首，他不甘心最富有创造力的青春年华如此逝去。

    当求伯君在困境中难以自拔的时候，1986年月，他因一个偶然的机缘自费去了深圳一趟。去深圳的原因，据说是去与他当时的女友——一位曾在他单位实习过的深圳大学女生相聚。但笔者认为，这次远游的结果对求伯君更为重要。求伯君第一次到深圳的心境，很象贾平凹在《浮躁》中描述的当代农村青年改革中受到的巨大的心灵冲击和观念巨变。深圳的一切都是那么的新鲜、令人激动。尤其是，当他第一次在深圳这座当时中国最开放的城市中感到计算机应用非常之广，似乎无处不用，无所不能。

    深圳之行，给求伯君很大刺激。打开了南风窗，使他看到了天地原本这样宽阔。他觉得，把自己封闭在一个小天地里实在可怜。他决定回单位就辞职，他想去闯荡世界。

    求伯君毕竟是毕业于名牌学府的青年知识分子，他不想无把握地去闯。他觉得，要把自己投入当时还未充分开放的人才市场，重要的是拥有可证明自己是人材的成果。可是，他手中当时并没有成果。这难不倒求伯君，他相信自己有能力迅速开发一个象样的软件。这个软件，他已经构思很久了。

    求伯君想开发的软件，是打印机的高级驱动程序。在当时，供各种打印机用的驱动程序功能很弱，兼容性更差。求伯君正是看准了这一点，想一举突破。

    求伯君是个热血青年，说干就干。开发软件需要的PC机他无法借到，他干脆从徐水到了涿州，物探局科技处一位浙江老乡的办公室有一台PC-XT机空闲，他就用这台机器开发软件。

    1986年12月，在物探局科技处一间几平方米的小屋里，求伯君奋力撰写他的处女作——高级打印驱动程序。这个软件工作量不小，编成后有5万行汇编程序。求伯君不能长时间占用那台PC-XT机，于是就拼命赶进度。在那间小屋里，求伯君觉得白昼和黑夜没有区别了。实在困了，求伯君就在机器边打个盹，可是在短暂的睡梦中，求伯君也没有停止思考。一次，编程中遇到一个棘手的问题，求伯君百思不得其解，在睡梦中他却突然悟到解决的方法，醒来赶紧在机器一试，果然把问题解决了。这样的事情，据说比尔·盖茨在编BASIC解释程序时也曾经历过。两位软件大师，有异曲同工之处。

    经过9昼夜的奋战，打印程序编写完成并调试通过。求伯君把自己的处女作命名为“西山超级文字打印系统”。

    西山打印系统虽是求伯君的处女作，但他作为一个优秀的软件开发者的才华和实力，却从中一目了然地显示出。我们不妨比较一下，比尔·盖茨和保罗·艾伦编写处女作——第一个BASIC解释程序时，程序也是用汇编语言编制，整个程序不到4千行，他们用了两个多月的时间。而求伯君的这一系统有5万行汇编程序，他只用了9天!

    西山打印系统开发成功，使求伯君信心大增。1986年12月底，即西山打印系统刚一完成，他就毅然辞去公职，登上了去北京的列车。他身无分文，怀中只揣有自己心血的结晶——西山超级文字打印系统。这时，他刚满22岁。

    求伯君原来的打算是先到北京探望老同学，然后南下深圳去求发展。可是，当他把自己开发的软件给同学演示后，对方大为称赞，认为这个打印系统相当不错，并建议他不必去深圳，因为当时北京中关村的电子一条街已经兴起，大有发展成为中国硅谷的趋势。

    至于去中关村哪家公司，求伯君他们几乎连想都不想就选定了四通公司。当年，四通公司是中国民办高科技企业的旗手，对有抱负、有才华的青年知识分子，Stone(四通)这名字，是吸引力异常强大的磁场。

    四通是识货的，求伯君的西山高级文字打印系统在四通的专家那里受到好评。四通毫不犹豫地买下了求伯君的处女作，直接作为商品软件进行销售，唯一的改动是加上四通的标记，改为四通西山高级文字打印系统(有趣的是，这个软件后来在社会上广为流传时，使用者不认那名牌，只称为西山打印系统)。这样，在1986年12月底，四通接纳了求伯君的软件，同时也接纳了求伯君这个人。

    四通公司当时规模并不大，只有200多人，但名气远远地超过它的经营规模。所以，初进四通，求伯君有一种兴奋和满足感。对物质待遇，他看得很淡。例如，他的西山高级打印系统，四通付给他的，总共才2000元，而且是分十个月付清。他到四通的第一个月，工资是150元，并不比他在原单位高多少。这些，他都不计较，对金钱，他不大看重，他看重的是事业成功。

    求伯君工作很努力，而且，应该说他在四通还是有一定影响的。除了西山高级打印系统外，他还干过一些其他工作并受到好评。总之，他在四通肯定不是可有可无的人，否则，后来当他提出离开四通时，四通就不会执意挽留他，并由总部领导人专门对他写下了“人才难得”的评价。

    尽管如此，时间稍长，求伯君在四通却感到不能尽兴施展。四通是一个有文化底蕴、按新体制运行的民办企业，照理说是求贤若渴，事实上，四通曾先后吸纳象王辑志(中文信息处理专家、四通打字机主研人员)、殷步九(4S排版系统开发者)、严援朝(CCDOS开发者)、王志东(中文之星开发者)这些出类拔萃的技术人材。但同时，四通也令人遗憾地失掉了象求伯君这样的软件奇才。求伯君也许是太年青了，在四通他虽然干得不错，但毕竟人微言轻。求伯君曾参与四通的拳头产品2401中英文打字机的开发工作，他编制显示驱动程序。他对自己完成的这一软件自我感觉不错，达到了速度快、内存占用小的设计要求。可是他的程序最后没有被采纳。论资排辈，是世界性的通病，连四通这样的新派企业大概也未能完全脱俗。

    求伯君最终离开四通的最重要、最直接原因，却是为了WPS。

    由于参与了四通2401中英文打字机的开发工作，求伯君对其优缺点了若指掌。四通打字机优点是易学易用、操作方便，使中国人第一次圆了使用电子式中文打字机之梦。所以一问世就受到国人无比热烈的欢迎。但是，在求伯君看来，四通打字机的缺点也十分明显。最致命的缺点是，它虽然严格说来也是一台PC机(2401的CPU是8088，采用固化的DOS3.1操作系统)，但却只能完成打字这一项工作，功能单一，甚至大材小用。此外，四通打字机的屏幕太小，只能显示三行汉字，速度也较慢。求伯君想按国外通常的方法开发一个在通用电脑上使用的、符合中国特点的文字处理软件(即WPS)，由于当时的西文汉化的字处理软件WS使用不太方便，求伯君相信自己设想的这一软件很有市场潜力。

    求伯君兴冲冲地向四通的一位部门负责人汇报了WPS的方案设想，结果是石沉大海。其中的原因，求伯君过了很久才悟出来：四通打字机当时正如日中天，占据了中国文字处理机80%的市场。从企业商业利益的角度出发，四通怎么愿意有一个WPS之类开放性通用软件出来，侵占四通打字机获利丰厚的市场呢?

想明白了这一点，求伯君很苦恼：自己在四通将会无所作为了。他更担心他的WPS方案会付之东流。

(四)

    求伯君此时不知道，在他身旁，有一个人早已在悄悄地关注着他了。关注着求伯君的是香港金山电脑公司总经理(正任香港方正电子公司总载)张旋龙。金山公司和张氏家族的经历，也颇有些传奇色彩。

    一般人想象不到，香港金山公司的创始人张铠卿老先生原是大陆人；更想象不到他原是上海地下党成员。只因张老先生是归国华侨，在文革中就难免受冲击，只好于1967年移居到香港。老先生是一位兴趣广泛的多面手，一位业余发明家。他儿子形容他：一天有五六个主意。他学过医、养过鸡、搞过摄影、办过牛仔裤作坊和纺织厂。这样的人物，最适合在香港白手起家创业。

    张铠卿是一个老资格的Ham(业余无线电爱好者)，他看准了电脑是很有前途的事业，于是创办了金山电脑公司。

    提起金山公司，也许还有人不知道。但提起Super电脑，中国电脑用户，则是家喻户晓，它几乎已成了PC兼容机的代名词。Super原是一家日本兼容机厂商的品牌，这家公司是原IBM公司的几位技术人员办起来的。Super电脑在日本并没有红火起来，因为IBM公司控告他们侵权，在漫长的诉讼后，IBM的叛逆者们胜诉了，但同时也精疲力尽了，再也无心经营这一品牌，张铠卿看准时机，买下了Super这一品牌。金山电脑公司的Super电脑在80年代中后期潮水般向大陆涌来，最多时一年要向大陆发货5万台。现在金山公司早已不做兼容机了，但人们还习惯地把众多PC兼容机厂商的机器统称为Super电脑。金山公司的汉卡仍然称为Super汉卡。读到这里，人们不难破解第二个谜，猜想到金山Super与WPS该有难以割断的关系了。

    事情正是如此。当求伯君的WPS设想在四通难以实现的时候，金山公司的张旋龙正好在与四通大做其生意，他们在工作上有接触。见过张旋龙的人，都说他有儒雅之气。简单说，他是个儒商。他原是学旅游的，曾被旅游界评为东南亚第一导游。可见，他是位人物。张旋龙的公关能力实在太强了。举例说吧，四通当时有八个分支机构，都是中国电脑界具有影响的机构，在经营上有很大的独立性，甚至互相间有竞争。在四通被戏称为“八大军区”。某年，八大机构首脑易人，被戏称为“八大军区司令换防”。可见这些机构权重一时。但是张旋龙居然与四通的八大机构打交道全都是游刃有余，它们居然都愿卖金山公司的货。这种公关和组织能力，使四通的老总们佩服不已。张旋龙于是以一种很特殊的身份在四通内部随意行走，人们称他是半个四通人。张旋龙钻在四通内部仔细观察四通的人和事，他发现了求伯君。

    张旋龙很看重求伯君的人品和才能，他俩岁数相差不大，张旋龙稍长几岁，关键在于他俩都是事业心很强的年青人。张旋龙对求伯君，可以说是惺惺惜惺惺。他们之间的友谊，一直持续到现在，张旋龙不止一次告诉笔者，他与求伯君的关系如同亲兄弟一般。

    张旋龙了解求伯君，是在一次很偶然的机会之中。1987年春季的一天，张旋龙的一批PC兼容机出了问题。兼容性不能达到客户的要求。张旋龙十分着急。因为这批机器第二天必须交货。他赶紧到四通求援。这时已是下午了，对能否解决问题，连四通的技术专家也没有把握。无奈之中，他只好请求伯君试试。求伯君当时在四通内部处理软硬件难题方面已小有名气。

    求伯君知道这是一道难题，因为涉及到要改写ROM中的BIOS(基本输入输出系统)，而改写BIOS在当时是高难度的技术，因为当时鲜有参考资料，要求改写者对PC机硬件有非常深入的了解。其难度，可以形象地举个例：生产某种PC兼容机的厂商，最核心的问题是破译该原型机的BIOS；而一旦破译并改写成功了，生产这种兼容机的最难的一关就算渡过了。

    求伯君靠他的才华和经验，果然在一个晚上解决了BIOS的改写问题。第二天一早，张旋龙再见到求伯君时，放在他面前的是完全没有故障的机器了。张旋龙既感激又觉得简直不可思议。事后，他在香港金山公司内部宣传，说四通公司有个神人叫求伯君。从这时起，他就生下了把求伯君从四通公司挖出来的念头。

    于是，张旋龙常找机会与求伯君叙谈，慢慢地，俩人关系热了起来。到后来，张旋龙找求伯君已不是为了两家公司的公务，他们开始单线联系。求伯君为WPS而跳槽到金山公司，已经水到渠成了?。在求伯君从四通到金山公司之前，还有一段有趣的小插曲。

1987年9月四通派求伯君到深圳管一个经营部。与他对口做生意的，恰是张旋龙的弟弟张小龙。即使同好朋友做生意，求伯君也赚不了钱。若干年后，他和张小龙闲聊中提到自己那段商人生涯，张小龙透露那笔生意他赚了多少多少。求伯君大笑：难怪我赚不到钱，钱都被你赚跑了。让求伯君去经商，那是缘木求鱼。而给他一个环境，让他去潜心开发软件，则是如鱼得水了。

(五)

    金山公司答应提供条件让他专心致志地开发出WPS，不用优薪高职，这已足够了。求伯君对他梦中WPS的追求，很象纯情少年追求心中的恋人那般痴迷，那怕赴汤蹈火，也义无反顾。后来的事实证明，WPS的开发过程异常艰难，求伯君为WPS吃尽苦头，可以说经历了九九八十一难。

    WPS是一个很大的程序，包括一个支撑环境——汉字操作系统在内，共有几十万行汇编程序。这样的软件，一般是由几个到几十个人组成的开发小组开发，而求伯君却是单枪匹马。

    金山公司提供的条件是：一间房子——深圳蔡屋围酒店501房间和一台PC机。蔡屋围酒店位于车水马龙的闹市区，在这样的环境中开发软件也许还没有先例，一些著名的软件开发工作，往往选择十分幽静的环境，如美国克雷巨型机研制小组，是封闭在远离城市的森林中开发软件；中国的银河巨型机更绝，部分软件开发工作是在当时极端保密的毛泽东在家乡的一处密宅——韶山滴水洞进行。WPS的开发，太与众不同了。

    求伯君干起活来十分专注，环境差异对他来说很次要。他一旦投入工作，窗外的灯红酒绿，气候的阴晴雨雪，对他基本上没有影响。他又象在涿县一样，把自己关在蔡屋围酒店501房里。不同的是这次自封闭不是九天，而是长达数百天!在这段日子里，他几乎每天都工作到深夜两三点。张小龙说他简直是个工作狂。

    求伯君挤出的是血，那么他吃的又是什么呢?求伯君没有时间和精力去做饭，也不大愿意去餐厅多破费，他最主要的食品是方便面和开水。他为开发WPS，吃了一年多的方便面，不知道这项纪录能否记入吉尼斯世界大全。1988年11月，正当WPS的开发进入最紧张的阶段，求伯君终于支持不住，病倒了。经检查是肝炎复发，一年前，他第一次得肝炎；一年后，他第三次得肝炎。这三次重病，都是在WPS1.0从孕育到完成的过程中，而WPS1.0完成后，求伯君却再也没有复发过这种病。求伯君仿佛注定要为他的WPS1.0受尽磨难。

    求伯君住进了深圳人民医院，这时，WPS1.0的软件开发工作进行了一大半，已经到了快定型的阶段。这个阶段，好比一篇长篇小说正入高潮，作家正写到得意之处，文思泉涌，妙绪联翩，要是突然在外力迫使下止笔，恐怕那灵感全飞跑了。此时的求伯君重病在身却不敢休息，他怕软件创作的灵感失去。他叫人把电脑抱进病房，一边治病，一边编制他的WPS程序。

1989年上半年，求伯君的WPS1.0开发完成，随同完成的还有西山DOS4.03。我请求伯君回忆他是某月某日完成了WPS1.0版，他认真回忆，却很抱歉地摇头，说是实在说不准。因为WPS1.0不象后来的版本那样堂而皇之地在某月某日隆重推出，伴随一次盛大的新闻发布会。WPS1.0以软件版的形式，毫不张扬在小范围内散发、试用。而且，WPS没有经过任何一个机构的评审、鉴定(同样，世界上的许多著名软件如DOS、Windows——即视窗也没经过鉴定)。总之，WPS1.0版自认为象一只丑小鸭，于1989年悄悄地就出现了。

(六)

    但是，丑小鸭实际上是一只美丽高贵的白天鹅。WPS1.0作为求伯君呕心沥血开发的软件，是一篇名著。它是中国文字处理软件的一块里程碑。说WPS是中国文字处理软件的里程碑，是因为它是通用微机上���一个专为中国用户开发的文字处理软件，在技术上有一系列的突破和创新。

    WPS的出现，立刻使人耳目一新。求伯君开发WPS，就是刻意要做到符合中国国情，符合中国用户的使用习惯。他立志要开发出中国化的文字处理软件。在这一点上，他完全成功了。WPS给人印象最深的是简单易学。求伯君的《WPS轻松学习》一书的第二章标题是：一天学会WPS。那决不是哗众取宠。一般是，自己翻翻书，不一会儿功夫就可以试着使用WPS了。求伯君自己也很欣赏WPS的这种简洁，他认为WPS没有什么花里胡梢的东西，讲究“简单实用，可靠安全”。WPS之所以能够迅速在中国普及，根本原因正在于此。

    不过，WPS的外表朴实简单，掩盖不住内在异常强大的功能。从内行的眼光看去，WPS更有许多创新，使人不能不佩服开发者求伯君的才华。

    求伯君在WPS应用了窗口技术，这是美国80年代中期以后才流行的技术，在求伯君开发WPS的80年代中后期，国内对窗口技术的报道很少。而求伯君的WPS中可以进行多窗口操作，用户可以同时编辑多个文件。问及求伯君WPS中的窗口技术的构思来源，他同样也是记不清了。

    WPS支持鼠标，自适应并支持任何类型的显示器和打印机，这些都跟上了当时国外文字处理软件的潮流而在国内堪称一流。更令人叫绝的是求伯君在WPS中独创了模拟显示功能，使用者可在打印之前看到和调整打印效果。这种模拟显示功能，构思上与国外后来流行的“所见即所得”异曲同工，但求伯君是独立设计并完成的。

    求伯群当时构思和开发WPS的环境相对而言是比较封闭的；他当时仅24岁，无论从学识上和经验上都不能与国内外的专家相比。但偏偏是他开发出了划时代的WPS。WPS的设计思想与国外的发展潮流不谋而合，使中国的文字处理软件前进了一大步。

    WPS成名后，曾有解密专家对其解密并仔细分析过。他们惊讶地发现，WPS源程序虽然长达数十万行，但却编制得十分巧妙，结构十分严密。连求伯君本人也说，WPS编制时并没有严格按照软件工程的原则，也许有不规范之处，但其结构比较合理，后来新增的功能都没有动其内核和格局。求伯君自己曾几次想对WPS动大手术改造，却难以下手。换句话说，WPS虽是一气呵成，但却设计得几乎天衣无缝。对WPS的创造者求伯君，人们除了用“天才”或“软件奇才”来形容，实在找不出更贴切的字眼? 求伯君呕心沥血开发出的WPS1.0推入市场，还费了一番周折。这是划时代的优秀中文文字处理软件，可怎么让中国的广大用户迅速用上它呢?在1989年春天，这是求伯君他们很操心的问题。

    当时，中国的软件保护条例还未出台，拷贝软件之风盛行。为了保护WPS的著作权，求伯君只好把软件制成汉卡。这个软件和汉卡在中国销售，又涉及到另一个问题：金山公司是外资公司，产品在中国销售必须按进出口的程序办理。中国人在中国开发的、为中国人用的软件，要绕一个大圈从海关进口，在我们看来实在是太繁琐了。但从法律上讲，却唯此才是合法的。为了合法在中国销售，金山公司必须在中国找一个合作伙伴，合资生产WPS和相应的汉卡。

    这个合作伙伴太难找了。求伯君他们先后找过一些著名企业，如首都钢铁公司和陕西电子公司(即现在的长安集团)等谈合作事宜，但均未谈成。今天看来，这些著名企业谢绝WPS是很失策的，因为从此放弃了一个很有潜力的大市场。但在当初，谁又能看出WPS是正起于青萍的一支狂飚呢?就连求伯君本人，虽对WPS的市场颇为自信，但这种自信，也不过是认为基于WPS的汉卡有可能卖上1000套，这样，就不亏本而略有盈利了。求伯君的“野心”实在是太小了!

倒是北大人有眼光。当求伯君他们找到北京大学新技术公司时，对方欣然答应合作。1989年春季的一天，在北京大学的一幢简易楼里，一纸合约签成。从此，以WPS为核心的汉卡就以北大_金山汉卡的名义销售并一举成名。进入90年代后，北大新技术公司成为明星企业并发展成方正集团。这种汉卡又顺理成章地改名为方正-Super汉卡。由于这种合作关系，求伯君还担任了方正集团的副总工程师。到这里，又揭开关于WPS的另一个谜了。

(七)

    把WPS推向辉煌的是广大用户。中国的用户是很实在的，他们看到小范围流传的WPS1.0版本，惊喜地发现有这么美妙的一个中文文字处理软件问世。于是一传十、十传百，使WPS不胫而走，广为传播。WPS的大普及，是在WPS2.0版推出之后。这时，大规模的非法拷贝现象出现了。

    求伯君历来不主张对商品软件进行加密，因为那样显得小家子气。而且，从理论上讲，没有不能解密的软件。有的专家甚至认为，对软件解密比加密更简单。所以，美国微软公司等著名软件厂商，其软件一般是不加密的。对软件的著作权保护主要靠法律、靠行业内公认的道德规范。可惜，这样的环境在当时的中国并不存在，而求伯君偏偏又讲究“大家风范、承诺永恒”，他处处为用户作想，连汉卡上关键的集成电路型号也不愿抹去。于是WPS非法拷贝盗版者蜂起。

    1993年，成都一名盗贼明火执杖地盗版WPS并制成汉卡销售，结果失风进了牢房。在中国，因盗版WPS而自投监狱的已不止这一例了，WPS竟意外为电脑犯罪史提供了案例。至于说拷贝WPS作为自用的或教育培训用的，那简直数不胜数。中国的数百万台个人电脑，几乎每一台都配有WPS，而其中绝大部分是拷贝版。

    面对WPS的非法拷贝狂潮，求伯君心情十分复杂。一方面，非法拷贝不仅损害了他们的经济利益，而且也损害了WPS的名誉，因为向他反映WPS使用中的问题，都是非法拷贝软件中才出现的，使他常常有苦难言。另一方面，非法拷贝又使WPS达到几百万个人电脑用户几乎家喻户晓、人手一套的普及程度。无可奈何中，他常常自嘲：也许这会促进方正_Super汉卡的推广吧。

    尽管有无数的非法拷贝，以WPS为核心的方正_Super汉卡仍然销售了20万套，形成数亿元的产值。WPS创下了汉卡销售量全国第一、软件普及率第一的惊人业绩。这与求伯君当初销售1000套的期望值相比，简直有宵壤之别。中国的电脑用户，热情地回报了求伯君为WPS付出的辛劳。? 求伯君并未沉醉于WPS 1.0的成功，他前进的步履依然强劲，WPS的新版本不断推出。1990年9月，他的WPS 2.0推出，同时SuperⅡ型汉卡(也称金山Ⅱ型汉卡)也问世。原来的中文操作系统也由Super-CCDOS 4.03���级为SPDOS 5.00。

    1991年8月，他的WPS 2.2F及SPDOS 5.2F推出，Super PUC Ⅱ+型汉卡问世。这种汉卡又称金山Ⅱ+(增强型)和PUC Ⅱ+汉卡。

    1992年5月，他的WPS 3.0F推出，方正SuperⅢ型和Ⅴ型汉卡问世。中文操作系统升级为SPDOS 6.0F。

    1993年8月，他的WPS NT V1.0推出，方正Super Ⅵ型汉卡问世。中文操作系统也升级为DOS NT V1.0。

    所有这些WPS版本都未经过鉴定，当然也就从未评上过一次奖。与其他软件及开发者捧回一个又一个的奖杯相比，WPS和他的开发者显得有些寂寞。但求伯君耐得住这种寂寞，他默默地工作，为中国的文字处理事业不断地作出贡献。

    也许是作为对求伯君辛勤工作的肯定，WPS后来版本的推出都是异常的隆重，享受了一般软件难以相比的殊荣。WPS 3.0F及相应汉卡的发布会是在庄严的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而WPS NT及相应汉卡的发布会在珠海举行时，电子工业部副部长曲维枝等从北京亲赴珠海祝贺，部长胡启立还发来贺电。这种高规格的甚至于是“豪华版”的发布会及祝贺，把WPS NT及相应汉卡推上了荣誉的高峰。

更幸运的是：求伯君越来越受到政府的关心和重视。当年，他从原单位辞职后，户口问题一直没有解决。在很长时间内，他的户口、迁移证揣在口袋里却无法在哪个城市落地，早已过了户籍管理的有效期。原单位自然也不同意他再把户口落回去。于是，他实际上成了建国以来在科技人员中罕见的“黑人”(未入户籍的人)，成了一个不折不扣的科技流浪汉。1991年，鉴于他的特殊贡献和特殊情况，广东梅州市政府解决了他的户口问题。WPS NT的鉴定会在1994年11月17日隆重地在珠海举行。WPS成为火炬计划项目。虽是迟到的鉴定会，却体现了国家对青年知识分子的殷殷期望。1995年8月18日，求伯君获得珠海市科技成果奖的特等奖。这是全国瞩目的每年一度的大奖，因为奖品为一辆奥迪汽车再加一套高规格的住宅。其奖之重，其影响之大，远远超越了地方科技奖的范畴。求伯君此时登上了成功的高峰。

(八)

   WPS正在一步步走向辉煌的时候，求伯君不曾预料到的挫折也一步一步降临了。世界上最大的软件公司Microsoft(微软)向中国市场推销他们的王牌字处理软件Word和办公软件Office的中文版。求伯君设计了一个叫盘古的软件与之抗衡。盘古是求伯君的伤心之作。

    这个软件的正式名称是PANGO(盘古) Office。盘古是中国古代神话中的开天辟地者。不难看出，这是一个很有中国气派和中国风格的集成办公软件，是求伯君立志要与比尔·盖茨一争高低的力作。

    把PANGO软件包与微软的Office软件包作一对比，求伯君的战略意图再清楚不过了。

    PANGO软件包中的第一部分是“金山浩月”中文平台，是中文Windows平台。是与Office中的Windows对应的。

    PANGO中的第二部分是WPS，这相当于Office中的Word软件。为了满足Windows用户的需要，同时也为了增强与Office的竞争力，求伯君首次推出了WPS for Windows这一新版本。

    PANGO的第三部分是双城电子表格，这是与Office中的Excel对应的软件。至于“双城”二字，则是由香港武侠小说大师金庸提议，取张旋龙女儿之名而成。据金庸说，“双城”也是中国古代神话中一仙女之名。

    PANGO的第四部分是英汉电子双向字典，与双城电子表格一样，也是for Windows了。

    求伯君要在微软向中国的大进军中出奇兵阻击。

    微软公司的Office软件包是非常优秀的软件。1994年3月，比尔·盖茨亲自来华推广Office 4.0的汉化版。当时，微软公司还邀请一些记者在北京香山饭店试用这一软件。笔者试用后认为Office 4.0功能的确强大，叹息中国难有类似软件与之匹敌。才半年多，求伯君就跳上擂台向Office出拳回击了，真是大长了中国人的志气。大家真心希望PANGO在与Office的较量中能迅速取胜。正象当年WPS一出山就击败WordStar并斥退了Word一样。可惜，这没有成为事实，盘古软件并没有战胜Office。

    盘古软件失利的原因很多，诸如软件的功能设计、市场策划等等，但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微软件公司也的确太强大了。微软件 公司的总裁比尔·盖茨是一位传奇式人物，1997年下半年，他的个人资产接近400亿美元，遥居全美富翁之首。比尔·盖茨的财富来源于他的软件，这些软件在全世界PC机软件市场上所向披糜，无往而不胜。尤其是进入90年代，微软公司利用其在操作系统软件Windows(视窗)方面的垄断地位，迅速地把一大堆应用软件推销到世界上的每一角落。Office和Word软件，都是微软大船泊来中国的产品。

    正象WPS是盘古软件的核心一样，Word是Office软件的核心。求伯君向比尔·盖茨挑战，主要是靠WPS与WORD竞争。求伯君当时可能没有想到，这是实力相差悬殊的战斗。

    Word软件的开发，依靠庞大的软件开发队伍，可以说是一支装备精良、训练有素的一支软件大军。Word开发人员数不量得而知，但仅仅是在日本把英文版汉化为中文版的一个小组，人数就达200人之众。阵营之强，超过了中国绝大多数软件公司。而求伯君开发WPS的小组，最多时也不过10来条枪。难怪当时有人评论，求伯君与比尔·盖茨和微软的竞争，有些象唐·吉珂德向风车挑战。

    WPS Windows版的开发，果然异常艰苦卓绝，甚至可以说有几分悲壮。求伯君原来的计划是整个开发工作一年内完成。但是，从1994年开始的WPS的Windows版，一年之后还是一个很不成熟的版本。这样，在1995年推出的盘古组件，不可挽回地失利了。市场反映很差。投进的数百万巨资很少收回。一时间，求伯君陷入困境。

    求伯君告诉我，从盘古失利到WPS 97上市之前，是他非常困难的一段时期。我懂他这话的含义，全世界的软件厂商，都受到微软公司的巨大压力。有人形象地说，是生活在微软公司的阴影之下。求伯君说，在那些日子，他经常想到海边大喊大叫，向大海倾诉他在软件开发工作中的寂寞和无数的苦恼。

    在公司，求伯君却把苦恼深藏在心里，依然一脸平静地继续指挥WPS的开发。他相信WPS这个中国土生土长软件的强大生命力，他相信WPS开发组那一群堪称世界一流的软件天才的创造力，他相信失败之后还会有新的辉煌。

    一个优秀软件的诞生伴随着难以诉说的辛苦。求伯君已是过来人，他理解这一切。他知道WPS新版本的开发将旷日持久，为了鼓舞士气，他在1996年春天推出了《中关村启示录》和《中国民航》两个智益性游戏软件。于是，中国电脑界吹出风，说求伯君改行搞游戏软件了。其实，此时在珠海金山公司大楼，每晚灯火通明，WPS新版本的开发正紧锣密鼓进行。

    1996年底，WPS新版本的开发进入决战的阶段，公司的资金也日渐短缺。求伯君毅然卖掉了自己的别墅，把家安进公司大楼，此举颇有破釜沉舟的气概，求伯君前面只有一条独路了。

    1997年春天来了，春风带来了关于WPS的一个又一个好消息。试用过WPS新版本测试版的用户都交口称赞，使求伯君和WPS开发小组信心倍增。

    春华秋实，1997年秋天又来了，在这收获的季节，WPS的新版本WPS 97隆重上市了。从1994到1997，开发工作进行了整整四年!

    市场更热烈地拥抱了WPS 97。各地纷纷抢购WPS 97，形成中国软件业的新时髦。而与WPS同时推出的微软公司的WORD 97却反应冷淡，在许多软件商店，WPS 97和WORD 97的销售量相差上百倍。WPS再一次以漂亮的一拳把最强大的对手击倒。

    中国的媒体给予求伯君此举以热情支持。1997年12月中旬，比尔·盖茨再度来华。这次，中央电视台没有象往常一样把镜头对准这位世界名人，转而对向求伯君。著名主持人水均益与求伯君在“面对面”节目里交谈。事后，中央电视台领导人为之叫好，说以后要多宣传中国自己的软件明星。

    求伯君开始在全国巡回讲演，推广WPS 97。每到一处，都受到鲜花和掌声的热烈欢迎。

1997年底，我在求伯君的母校——国防科技大学亲眼目睹了那激动人心的场面。他讲演完毕后被要求鉴名、合影人群包围几十分钟不能退场。

    那些军人大学生满腔热血，他们钦佩学长求伯君(他已是母校的兼职教授了)，因为他为中国软件业争了气，为中国人争了气。他们希望自己也能成为求伯君。

    WPS 成功了，但求伯君的路还很长，中国软件业的路还很长。

1998年春节，我在彩云之南的昆阳滇池畔与求伯君和WPS开发小组的精英们见面。出自上海交大少年班的沈红宇硕士告诉我，他们第二天要去丽江玉龙雪山。望着这位充满活力的年轻的女程序员和她的年轻同事们，我觉得，WPS的故事才刚刚开始，还有更多的WPS之谜要由求伯君和他的伙伴们来破解。

来源：《电脑报》

作者：陈宗周

版权：本文由作者陈宗周授权刘韧号刊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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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s中国电影·温暖的童年记忆之1980

1980年，我尚未出生。那一年八月，广东省的深圳、珠海、汕头和福建省的厦门正式成为经济特区。

而中国的银幕也更加多彩，当红的玉女明星们纷纷交出了自己的代表作。

姜黎黎在《红牡丹》中回眸一笑，雪为肌肤，花为容貌，梨涡浅笑，成为少女偶像，她的明星生涯从此开始。主题曲《牡丹之歌》也好像是为她本人量身订做一样。《红牡丹》讲述了中国民间杂技艺人的悲苦人生，剧组为了拍好此片，到著名的杂技之乡采风，并以当地著名的杂技班班主作为原型－－可却创作出了一个不太讨好的男主角形象，他冷漠无情、贪婪成性，最终女儿也离他而去。

毕竟没有摆脱过去类型片的固定思路，有财产的人都不是好人，这样一来，剧组必然对不起那个善良的杂技班班主，等到事隔多年，想要说声抱歉，老人却离开了人世。

龚雪的《好事多磨》，像是一个中国的莎翁喜剧，从拉郎配到相爱，还真是好事多磨。男主角则是郭凯敏，一脸的绅士，一身的正气，讨人喜欢的小伙子。

李羚的《苗苗》，集青春片与儿童片于一身，年轻梦想的失落与拾起，儿童教育在“十年动乱”后遭遇的课题，都一一有所展现。片中的歌曲我现在还会唱：“小鸟，小鸟，你自由地飞翔……”这“小鸟”指的不仅仅是那些可爱的孩子们，还有年轻的苗苗老师吧。李羚后来就是电视剧《上海一家人》里的若男，当时有酒窝的姑娘总是招人疼爱。

张瑜在当年有两部电影问世，一是和郭凯敏共同主演的《庐山恋》，二是《巴山夜雨》。在《庐山恋》中，张瑜最大的成功就是展现了她的青春甜美，由于角色的海归身份，主创让她不停地换衣服，各种场合，各种色彩，让当时没有多少衣裙的女青年们好不艳羡；还是由于角色的海外背景，导演让她主动亲吻了男主角一下，呜啦啦，亲亲一点，却如同震天雷，把当时的观众震得心脏扑噔噔。迄今为止，《庐山恋》还是吉尼斯世界纪录的保持者，是全世界放映场次最多的影片。

《巴山夜雨》则没有《庐山恋》那样轻松，一艘长江客轮上，三等舱里的八个人，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故事。普通老百姓与“四人帮”斗争的一个点，存在于有限的空间与时间中。本片“以独特的创作构思和抒情诗般的艺术风格，塑造了具有鲜明个性色彩的人物群像，表现了我国人民在特定历史时期中的美好的心灵”。凭借《庐山恋》和《巴山夜雨》，当年23岁的张瑜成了金���百花双料影后。

《今夜星光灿烂》的男女主角分别是唐国强与李秀明，导演谢铁骊试图用诗一样的镜头语言，讲述一个农家姑娘成长为解放军战士的故事，其实现在看来多少有些矫情。李秀明还是很适合这样的角色的，因为她甫一出现在电影中，就是以“铁姑娘”的形象示人的，泥土捏出来的劳动妇女。

上小学时，电视上在播电影《十天》，爸爸赶紧叫我来看。他是一刻也不会忘记对我进行爱国主义教育的，恰好这又是儿童片，当然得看。现在想起来，剧情紧凑、紧张，还是很好看的。男主角是著名的“潘冬子”，那会儿是英俊少年了。第二男主角则是常戎，那个总是眉头紧锁，后来老演硬汉的常戎，敢情他小时候就长那样了，一直没变。接头暗号是“菠萝”，我也老记着。

不过，您不会想到，当年最卖座的影片，其实是《白蛇传》－－一部京剧电影。京剧虽是国粹，但拍成电影，大江南北的，恐怕接受的人不会太多。但是当时的人们，对于电影，对于古装片，对于神话传说，已经渴望到了极点，多少年了，这些东西是连碰都不能碰的呀……《白蛇传》的故事又那么有名，就非看不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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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联网人猛扎线下的一年 | 深氪·2017盘点②

文 | 王卜 编辑 | 杨轩 6月中旬的一天，IDG资本董事楼军听说了原阿里聚划算总经理阎利珉在搞一个叫果小美的项目，当天晚上就飞到成都，说：“慧空（阎利珉在阿里的花名），这一次无论你做什么我们都支持”。 IDG的钱还没进来，一天晚上阎利珉和雕爷撸完串，半夜手机“叮”，收到了雕爷打过来的100万。 今年年初，便利蜂横空出世的时候，去哪儿创始人庄辰超带着几十亿和去哪儿旧部冲进来要重塑便利店的传说，让互联网和线下零售两边的人都躁动起来。  不止是庄辰超看上了便利店、阎利珉看上了无人货架，还有原大众点评COO吕广渝做了猩便利，原京东物流总规划师侯毅做了盒马鲜生……“看不懂，但那么多有名气的人都做，他们有自己的逻辑。”一位O2O领域的高管对36氪说。 有个人名望、有“操作大钱”的能力、打过硬仗的互联网悍将团队纷纷进军线下零售，这是今年创业圈的一道奇观。 阎利珉的心中有一面中国地图，上面插满了无人货架的小红旗。理想情况下，这些小红旗应该是和美团外卖周一至周五中午的订单发出地基本相符的。 “我们还在做这张地图，明年上半年你再来我办公室就能看到了。”在2017年的最后一个月，坐在位于成都高新区的新办公室里，过去的半年在他脑海飞速闪过：融资，半年超5亿人民币；并购，成立三个月就与主打智能零售货柜的“番茄便利”合并；拓城，据官方披露数据，目前果小美已经在几十个城市铺设了数万个点位。 前支付宝首席架构师、有赞创始人白鸦最开始想服务“社交电商”，但现在，这家公司谈的都是“服务线下店”。在所有有赞商家里，到2017年底已经有75%是线下门店了。白鸦自己的预计是，未来这个比例会达到90%。 巨头们的动作更让人叹为观止。新零售不只是一句口号，阿里在今年已经花了数百亿投资和购买线下零售企业，把盒马鲜生快速打造成“新零售”样板，今年“双11”集中展示了帮助实体店数据化经营的“智慧门店”，在争夺夫妻小店这件事情上也与京东“刚”得激烈。 阎利珉对36氪表示，果小美未对外公开的投资方还有阿里巴巴“十八罗汉”之一谢世煌掌管的湖畔山南。一定程度上这代表了阿里的“态度”。吕广渝的猩便利，也是半年内融资近5亿人民币，投资方除了红杉、光速中国���机构，还有美团王兴、王慧文、张涛等个人。 腾讯也加入了线下零售战场。《财经》援引知情人士称，腾讯或入股永辉旗下的“超市+餐饮”业态超级物种。消息一出，永辉超市马上在12月11日股市紧急停牌。该人士表示，腾讯从今年下半年起就大范围接触新零售项目，尤其盒马鲜生今年进展迅速，更促使腾讯加快脚步。 还有说小米要当“新零售公司”、开1000家线下店的雷军，他推崇同仁堂的货真价实、海底捞的口碑、Costco的高效低毛利，更羡慕无印良品的禅意生活哲学、宜家的丰富产品线以及他们成功的全球开店模式。 “未来世界即将迎来‘OMO’（Online-Merge-Offline线上与线下融合）的时代，”李开复在给《经济学人》专栏里写到，而中国发展速度惊人，有望首先实现。 继线下企业主集体学习“互联网精神”后，互联网人在过去一年猛烈地扎向了线下。 短短一年，世界变天。     1 线上比流量，线下拼点位 互联网人对“流量”两个字天然敏感。而“流量”的含义已经发生了变化。 今年4月，阎利珉接到一位阿里老同事的电话。这位在杭州创业的老阿里人，提到办公室来了一个“不速之客”，要在公司里面安装一个“架子”。那时他们才知道，原来“货架”也是一门生意，而且已经有很多人在这个战场里面了。 一个多月之后，5月底，阎利珉打电话问这位老阿里，“架子”卖货卖的怎么样了。“他告诉了我两个数据——8000和5%，听完我一下子就兴奋了！” 从4月到5月底，在不到两个月的时间里，一个30多人规模的公司，在“架子”上一共消费了8000块钱，而损耗（忘记付款或者蓄意不付款）只有5%。 阎利珉在脑子里快速运算起来，在他心中，这两个数据意味着万亿规模的市场：“中国大概有6000万家实体企业，我们认为有一点规模的，比如员工在30人以上的至少有一半。就算一个月只有2000元的消费——因为是22个工作日，算下来一个企业一天100块——一天就是30亿的销售额，一年算下来就是近万亿的市场。” 而在办公室这个中国最具消费力的一群人每天至少要待8小时的地方，此前还没有任何商业行为。目前，只要一个货架公司的BD人员跟公司行政讲，无人货架能让员工更方便地买到比便利店更便宜的东西，企业都不会收取“入场费”。 “我第一次看到这么接地气的商业模式”，阎利珉说。这不就是他遍寻不着的低成本流量入口吗？想通这件事情之后，今年6月他没有丝毫犹豫地就进入了这个赛道。 “低成本流量入口+高频生意”的诱惑是巨大的，况且低客单价还有可能进展为高客单，比如货架生意从常温快销品拓展到冷链、热食和生鲜，甚至在办公室里解决一日三餐，市场规模也将随之膨胀数倍。 无独有偶，当原美团COO干嘉伟和美团最年轻的大区经理殷志华从美团出来的时候，也在思考下一种可能有巨大潜力的市场在哪里，做了很多分析，其中一个模型就是在分析一个白领的24小时，什么时段在什么场景里。他们发现不论时间还是空间都几乎被BAT和各个独角兽抢光了，白天出行有滴滴，吃饭有美团，晚上回到家购物有天猫、京东，娱乐有网游和视频网站。所以大家不约而同地盯上了办公室。后来，殷志华创办的番茄便利与果小美合并，他担任新公司总裁，干嘉伟则担任果小美战略顾问。 “过去十几年时间互联网的发展其实最终杀出来大平台的还是刚需、高频的业务，衣食住行吃喝玩乐。” 猩便利总裁司江华说，线上的机会基本看不到了，但线下一定有一个业态是映射线上的。     这些互联网人看中的是“高频”的快速消费品市场，他们切入的方式，则是通过拆解时间和空间后找到的缝隙。网易与亚朵合作的“严选酒店”，以及朱啸虎、王刚最近投资的“滴滴上的便利店”、魔急便也在同一逻辑下。有人将之称为“场景零售”。 作为竞争对手的果小美和猩便利可能分歧很多，但他们都认同的是，第一阶段是“点位之争”，拼的主要是拿钱能力和地推能力。谁的触点更多，就有更多的用户和订单。 每天早上睁开眼，果小美创始人阎利珉第一件事就是打开手机上的管理后台，看看数字又往上跳了多少——那是果小美拿下的“点位”数。他的定义是，办公室里每50个人一个“点位”，在“点位”上会放置一个或者一套货架。 前段时间，点位数每天的增量从以百为单位跳到以千作为单位了。这让他很兴奋。 几乎每天晚上，司江华都会等到BD团队归来，复盘当日遇到的困难，总结经验、调整话术。虽然是阿里“中供铁军”出身，后又加入美团点评，但目前抢占“点位”的打法与之前在B2B和O2O领域的销售和地推方式又有所“迭代”，他必须根据实际情况实时复盘。 “我们的预计是，第一阶段的点位之争，在明年年中就会见分晓”，司江华说。 据知情人士对36氪透露，便利蜂吸纳了一批链家地产的团队，以便在链家大幅关店的时候收编那些物业，尤其是位于CBD的物业。据庄辰超此前对外表示，目前便利蜂已有和在储备的门店已经达到100家。 36氪此前有报道，今年9月，便利蜂正式入局无人货架，庄辰超为此进行了一轮大规模招聘。目前便利蜂的无人货架业务也进入快速扩张阶段，单周投放货架超过一万个，到月底预计每周新增超过三万。针对无人货架业务，便利蜂还做好了长期不盈利的准备。 盒马鲜生在今年下半年也进入加速跑道。比如9月底，盒马鲜生就在北京、上海、杭州、深圳和贵州多城宣布十店同开，目前门店总数达到22家店，并且开始尝试与当地企业合作进行类联营的“模式输出”，以加快拓店速度。 但在这之后，还有第二阶段的运营之战，包括线下精细化运营和线上流量变现，以及第三个阶段的供应链之战。 流量是互联网人的看家本领，地推能力也在过去7年的O2O之战中得到了锻炼，但除此之外，他们还将跨进不甚熟悉的线下运营进阶战。挑战已至。 2 互联网人“下凡” 超级物种南京的新店来了位新收银员，短寸头、白体恤、牛仔裤，不过他没收几单，捣鼓了一下系统就离开了。他在店内各处转悠，看配货和员工排班、看SKU构成、看各个品类的动销率、看客流波峰波谷，见人就逮着聊天，待了一整天。 “这些事情是我在2016年之前肯定不会做的”，白鸦说，超级物种太火了，作为一个产品经理，他必须搞清楚是怎么回事。 另外一个更现实的原因是，他迫切需要知道如何为线下店服务——他预计这类客户将会占到有赞生意的九成。不止超级物种，他还在全家门口坐过一整天，甚至申请去参加店长培训。 “线上你玩好流量就行，因为在电商的价值链里，流量的重要性是占比最大的，其次才是商品、服务、供应链。传统零售呢，价值链没变，但是重要性的占比发生了变化，最重要的是供应链。这对于投入度和理解度的要求是完全不一样的。”白鸦说，“即便找专业的人来做，那你也得懂啊，不懂业务的CEO怎么玩？没法玩。” 有赞在今年4月发布了新产品“有赞零售”，为零售门店提供线上、线下一体化的操作和运营后台，但被很多客户“吐槽”。比如做收银系统没有设置“挂单”功能，消费者结账结到一半说我还要拿个东西怎么办？ 像这样的意见有赞在过去半年里收到了成百上千条。白鸦现在说，“有赞零售”的1.0版本只是把门店功能和电商功能“压饼一样压在一起”，根据成百上千条意见修改后的，年底推的2.0版本“才是以功能为单位，真正打通。 “零售全是细节啊！”白鸦对36氪感叹说，“不管你是用互联网的方法干零售，还是做线下零售的想应用互联网手段，一个基础的认知是，90%的手艺活儿是逃不掉的，这些手艺活儿就是进销存、流转本身。” 那么一个互联网人，要从零开始学好这90%的手艺活儿，需要多久呢？ 零售是一个古老的行当，即便是现代零售业，以日本便利店为例，它的成长周期也是以数十年计。在中国的创业环境里，这恐怕只是一个奢侈的梦想。 阎利珉的选择是避其锋芒。“我们也想过是不是果小美也可以是一个店，但是后面无情的现实让我们发现这不是一个店，这是一个梦”。  他认为果小美弯道超车的机会就是没有选择复杂的线下打法，比如说去开店，去做一件超出自己能力范围的事，也就不会因为线下的巨大风险而影响到快速争夺点位这件事。不过，他也已经开始在补足采购乃至供应链的专业团队，为后面做储备。 一旦决定要开店了，那就必须在创始团队里就引入零售专业人才，比如便利蜂和猩便利，都是非常典型的互联网与零售互为左膀右臂的创始团队构成。 便利蜂，庄辰超及去哪儿旧部之外，创始团队之一王紫曾先后任7-ELEVEN北京大区经理和邻家便利创始人。 “CC（庄辰超）一直有做连锁店的想法”，原去哪儿副总裁、货圈全创始人张泽告诉36氪，“做轻的东西做久了，他觉得重的东西是能够产生更高议价的。重资产的公司前期很难拿到钱，但一旦活下来，它的生命周期特别长。” 同样是庄辰超创立的斑马资本对便利蜂实行控股型投资，即目前便利蜂所需的所有资金都来自斑马资本，没有进行过外部融资。���期持有便利蜂可能意味着用10年、20年的时间来做这个事情。  “这个态度是我要先学便利店怎么干，如果互联网人要做零售，就得有CC这个态度，先把自己变成一个零售人，而不是我上去革命他们”，白鸦说，“互联网是一把枪，传统零售是拿了刀子身体很强壮的人，你别让他背上枪了，背上了他比你活得要久。” 猩便利类似，吕广渝和司江华互联网出身，能力上侧重融资和地推，原日本罗森资深副总裁晓村和原我厨COO夏荷的加入则补充了便利店运营和生鲜供应链方面的能力。猩便利已有自己的鲜食工厂，并且请了有几十年经验的老师傅来监督和改造工厂，建立便利店的精细化供应链。 “我们不是只想卖卖薯片就好，但在今天的中国创业，其实每一个行业的时间窗口都非常短，我们必须搭建线上线下都有经验的团队才能支撑我们的战略。市场不会停下来，让你先学习一、两年。”司江华说，“说白了我也好，LV（吕广渝）也好，都是互联网出身，也必须清楚一点，有些事我们做的了，有些做不了。 司江华如今深有感触，互补的团队组合，更容易有认知更新。一个最简单的例子是，线上线下对于爆款的陈列、展示逻辑的不同，在便利店里，最畅销的饮料是放在最里面的，来引导顾客走到最里面，动线最长，从而促成更多的购买行为；而线上的逻辑却是，最好卖的东西一定会放在最显眼的位置。 “这是一个很小的案例，但我觉得它代表线上、线下思维的不同，不能简单说对错，是一个互相之间需要去不断验证、碰撞的事情，所以我们要不断地去颠覆自己过去的思维和经历吧。” 这样的碰撞也发生在中、基层团队之间。猩便利内部会定期举办“新零售课堂”，来自零售行业的同事会分享门店选址和运营、商品结构等知识，而互联网背景的同事则会去普及什么是DAU，什么是用户和互联网产品。 “这个业务的根基还是零售，当你有了一定的触点之后，才能从零售变成流量业务。对，你不能抛开零售开始就谈互联网。要敬畏线下。”司江华说。 “敬畏线下”，这是36氪在过去几个月的采访过程中听到最多的描述。但来自传统零售的从业者，内心可能是另一幅光景。  3 传统零售冻土松动 11月20日，忙碌的周一早上，一个资深零售从业者微信群里却炸开了锅。 就在几分钟前，阿里巴巴在香港宣布，根据战略协议，阿里巴巴将投入约224亿港币（约28.8亿美元），直接和间接持有高鑫零售，也就是大润发母公司36.16%的股份。 “当初阿里入股宁波三江的时候，我就知道这不是结束，只是开始。” “家电连锁已经有了，苏宁；百货商场有银泰；超市大卖场也有了，大润发和三江。其他业态也不会远了。” ——平时“潜水”的人纷纷出来参与讨论。 如同整个行业一样，这个群今年变得比前些年都要活跃。让他们感到兴奋的是，在这个行业沉浸多年，终于又出现一个机会窗口。 “零售业冻土松动，老兵耐不住寂寞，大家唯恐错过了这一轮变革。”老沃尔玛人刘耕说。事业之余，他也运营着一个叫“零售学堂”的行业交流群，这是他平时跟同行、朋友交流下来最深的感触。  在他的老朋友里，很多都是人到中年、职业停滞，有的甚至面临失业的危机，因为曾经全靠丰富经验管理的方式在时下“场景零售”的冲击下渐渐不再好用。即便现在位置还比较“舒服”的人，也是如履薄冰，伺机转型。  一部分敢于吃螃蟹的人已经出来了。只不过像便利蜂的王紫和猩便利的晓村这种“台前”一些的角色较少，更多是在幕后。 “沃尔玛的供应链体系、采购方面的人才在新零售、新物种很受欢迎，最典型的就是生鲜领域，比如盒马鲜生、京东，（担纲的人）全是山姆采购体系出来的。”原沃尔玛中国区CFO、现银河系创投合伙人蔡景钟说。  已转型投资人多年的蔡景钟看到了“新零售”领域创投服务的市场空间，准备联合刘耕等老同事，激活多年来累积的行业资源，很快会推出一个“新零售成长营”的培训、投资项目。 黄鹏就是蔡景钟所说的那部分人中的一个。这个在采购领域10年以上的“老兵”先后为沃尔玛、屈臣氏集团工作过，前不久他接到了来自电商巨头和创业公司的两个工作机会。抱着要“做点事情”的想法，他最终选择了加入这个货架领域的创业公司，担任采购总监。   刚刚入职，他就遇到了“思维方式”上的冲击。 运营同事跑过来跟他说，希望他可以帮忙找出一些“网红爆款”。但他内心其实是不那么认同“网红爆款”这个理念的。 “我的逻辑是，互联网上受众群是无限大的，即便是万分之一的概率，这个市场都是很大的。但在这个封闭环境里，办公室只有三十个人、五十个人的时候，不能用万分之几的服务概率去做，那等于就不做生意了。至少要满足其中的30%，可能才勉强能够卖东西，满足5、60%，我的商品才能有个有效的周转。”黄鹏说。 变化还体现在工作的种种细节中。比如，在大卖场的时候往往要负责5、6000品项的采购，大进大出，末位淘汰；但现在涉及到的可能只有之前百分之一的品项，要在一开始就把好精选这一关。又比如，大卖场有足够空间，从视觉考虑往往会大面积陈列，以品项计，但现在呢，“颗粒度”缩到最小，以单品计，需要更多考虑的可能是，如何在有限的成列面上放���多的商品。甚至采购人员对接的品牌方内部团队都发生了变化，一些反应快速的品牌已经新设了“新零售”渠道这个部门。 “传统卖场开一个新店，最少三个月筹备期，这边却是一天内开几个城，可以说是按小时计的。”随着创业公司的快节奏，他的生活也发生了巨大变化，比如平时是“996”的工作时长，也没有那么多假期陪女朋友去旅游了。 “有一个新的机会，拼一下吧！”  冲击与机会并存体现在更多方面。拥有34家门店的区域零售企业生鲜传奇前不久就获得了由红杉资本领投的2亿人民币A轮融资。创始人王卫最近透露，公司已经在测试App，往“科技型”零售企业转型。 在他面前的，本应该是从区域走向全国的光明前景。但对于2017年的中国零售业，王卫最深刻的的感受却是：有些迷茫。     “行业变化太快了，竞争不在一个维度上，传统的竞争对手往往不再是对手。以为你的对手就是超市，现在发现餐饮也可能是对手，消费者去餐厅吃饭，你的菜就没人买了。所以，仅仅把商品做好，已经不够了。” “新零售”、“新物种”的出现，不仅改变了很多零售人的职业轨迹和人生，更重要的是，它正在重塑这个行业的玩法，甚至颠覆一切。  即便是互联网人，猩便利总裁司江华，也有“一日十年”的感觉，“跟之前的经历相比（节奏）快多了”。而他的老战友、上司，前大众点评COO吕广渝虽然是“中年人又重新焕发激情”，但“白头发又多了些”。 站在更广的时间维度上，投资机构们是这么总结大势所趋的：过去三年，移动支付掀起了一场巨大的风暴，培育了摩拜、滴滴等公司；之后，人工智能技术赋能的传感器、计算机视觉感知逐步穿透实体世界，将把汽车、商店、商场、诊所和学校等现实世界的场景和行为实时数据化。 自此，数据世界和实体世界将完全整合。 延展阅读： 36氪新风向 | 聊了30家新零售公司，我们认为无人货架和分众传媒讲的其实是一个故事 腾讯入股永辉？事情没那么简单，这四个变招你想到了吗？ http://dlvr.it/Q5Q6rh