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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dyfan7896 · 3 years a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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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德国大选丨迷雾里的摸索：联盟党与“未来之队”

2021年9月的第一个星期，临近周末，联盟党（Union）候选人阿明·拉舍特官宣了一支“未来之队”。

消息并不新鲜，但有些突然。因为，在第一期候选人电视辩论后，拉舍特宣布，将在选战的最后一个星期推出“未来之队”，人选未定。可这之后没几天，“未来之队”就官宣了。

在提前官宣的同时，其自身定位也默默地从在未来发挥作用的“未来之队”变成了帮助拉舍特赢得选举、寄��着对未来希望的“未来之队”。

这不是联盟党为了大选押上的第一次宝。它的候选人拉舍特为了全力以赴总理之位，一早放弃了在自己的家乡——亚琛1号选区——的选战活动，同时也赌上了自己再次进军国会的前途。“我的位置在柏林”。如今看来，“柏林”指的是总理府，而不是国会，颇有些不成功便成仁的意思。

2021年9月1日，德国斯图加特街头摆放的大幅竞选海报。

大联盟里的相爱相杀

默克尔的四届政府里，有三届与社民党组阁。由于联盟党和社民党分别为第一和第二大党，因此两党联合执政称为“大联盟”。

虽然第一和第二大党联合执政看上去非常理所当然，但拉长到整个联邦德国的历史，它并没那么经常出现。在默克尔之前，上一届“大联盟”已经是1966-1969年由基辛格主导了，该“大联盟”也不是慢慢聊出来的，而更是一个危机下的紧急选项——它发生在埃哈德退位，自民党退出执政之后。默克尔才是第一个把“大联盟”常态化的德国总理。

“大联盟”在带来稳定和默契的同时也使双方都不可避免地失去了一部��辨识度。政绩归谁，锅该谁背，又是一个永远��争吵话题。另外，所谓的“大联盟”实际上不是两党，而是三党联盟。因为联盟党由基督教民主联盟（CDU，以下简称基民盟）和基督教社会联盟（CSU，以下简称基社盟）构成。默克尔和拉舍特都来自于基民盟。在相处愉快的时候，联盟党是以全国为范围的基民盟夫唱、仅局限在拜仁州内部的基社盟妇随的“姐妹党”，在产生纷争的时候则是基民盟和基社盟。

现成的例子就是第三届政府和第四届默克尔政府，分别为她主导的第二个和第三个“大联盟”。第三届政府后期，围绕欧盟、尤其是难民问题，以默克尔为核心的基民盟中央和以瑟霍夫为核心的基社盟中央就产生了不少分歧。分歧点不仅在于理念不同，站位不同，也在于基社盟因为基民盟的坚持导致不少选民外逃选择党。2017年的大选结果给两党都敲响了警钟，其直接后果就是基社盟高层分别代表“亲默派”和“疏默派”的霍斯特·瑟霍夫和马库斯·索德尔公开决裂。2018年3月大联盟组阁成功。9月中下旬，时任联邦宪法保卫局局长的马森越权公开驳斥总理发言人，称在开姆尼茨右翼游行时发生的命案只是“碰巧而已”的谋杀，同时指责正在共同执政的社民党为“极左”。这件事以瑟霍夫出面善后告终。2018年，瑟霍夫出任联邦政府内政部长，随即丢掉了拜仁州长之位。2019年，瑟霍夫的基社盟党魁之位也被索德尔取而代之，成了荣誉党魁，在党内退居“太上皇”。这一切都表明，“大联盟”的顺畅运行，实际上有赖于三党的互相妥协，互相认同。

说到相爱相杀，恐怕没有其他政党会像“大联盟”内的三党一样有如此深刻的领悟。因为互相需要而相爱，因为彼此嫌弃而相杀。

这样的尴尬在很多细节上都能透出。比如，数字化自2018年组阁起就成为全德的热点政治话题，“推进数字化”甚至作为单独列出的一条，写在了组阁协议中。几年过去，事情进展并不顺利。因此，本次选战中，联盟党和社民党都对着“数字化”开火了。社民党的主张是：缺少支持，国家资金扶助没有到位，因此拖慢了数字化基础设施建设进程。而联盟党主张：错��的管理和权责不清才是根本原因。但是，作为执政党的联盟党，自己不是也参与到了“错误的管理”中吗？为了更好地推进数字化，“未来之队”请到了数字化国务部长巴尔。巴尔（和拉舍特口径一致地）提出：德国错过了一次“升级”的机会，因此现在要点燃数字化进程的引擎。可是，巴尔本人从事联邦数字化相关管理工作已有八年。在推进数字化进程这方面表现得比她更主动、也更受认可的是默克尔的亲信、总理府幕僚长赫尔格·勃劳恩。然而，基民盟的勃劳恩未曾被“未来之队”提起，基社盟的巴尔反倒成为数字化代言人。

“骰子阿明”

阿明·拉舍特——正如他的“未来之队”中不少成员一样——是突然冒尖的。

拉舍特1960年代初生于亚琛。亚琛是一座以工业技术闻名的中型城市，而拉舍特是一个虔诚的天主教徒。自2012年起，他领衔基民盟北威地区分会，2017年开始，基民盟成为北莱茵-威斯特法伦州第一大党，拉舍特成为州长。

不过，拉舍特在政治上真正取得关注还在疫情以后。2020年3月，疫情在欧洲爆发后，北威州很快就成为了德国的疫情重镇，感染率和死亡率都在全国前位。而作为州长的拉舍特因为未在2月下旬取消当地多城的传统狂欢节而使北威州疫情迅猛扩散一时被推上舆论声讨的风口浪尖。

阿明·拉舍特

好在，拉舍特的一大优点就是虚心认错。3月底的州长会议上，北威州和其他11个州一起要求全德16州统一推行更严厉的防控措施。拉舍特更��后来达成的温和版本基础上，宣布北威州将对第二次违反禁��的人处以最高25000欧元的罚款，并曾经试图推行遭到行医从业者行会抵制的“流行病法”，该法一旦通过，就可以在北威州境内强制征集医生。整个抗疫过程中，拉舍特一直保持着虚心认错的优点。他以在公共媒体里一再强调“不能只听取专家意见”闻名，自然，这是听取了经济的意见。

与之相较，兼领拜仁州长的基社盟党魁索德尔就没那么“会做人”了：又是指责要求更严厉防控措施的12州“抄袭”，又是指责北威州“破坏其他地方的独立性”。

2021年，拉舍特被扶上基民盟党魁之位，和他的温吞、和北威州在联盟党内以及在全德的权重都不无关系。此外，拉舍特曾经的对手施潘恩、罗特根和梅尔茨都属于基民盟党内右翼，拉舍特是几个人当中最趋近中线的。这也是基民盟在重新寻找选民这个摸索过程中的达成的阶段性结果。

联盟党候选人的位置还没坐热，一桩丑闻就给了拉舍特的声誉以重重一击：2021年7月，德国的西部、南部和中部爆发了百年一遇的洪水，受灾者众。7月中旬，新官上任的拉舍特和总统施泰因迈尔一起奔赴受灾现场，同社民党的朔尔茨对垒搞“胶靴政治”。衣锦还乡回到北威州老家慰问，又有属于社民党、同时又是总统、多年来广受爱戴的弗兰克-瓦尔特·施泰因迈尔作陪，原本是个好机会。拉舍特却把它弄砸了：正当施泰因迈尔语气沉重地说着“我们与那些失去了朋友、熟人和亲人的人们同哀——你们遭受的这一切让我们心都碎了”，拉舍特被拍到就在他身后十米左右的地方和旁边的人谈笑风生。咧嘴大笑的照片和视频传遍了全网。

“洪水中的大笑”不是拉舍特的第一次丑闻，但可能是最著名的一次。2009-2015年间，拉舍特曾在莱茵-威斯特伐利亚高等技术学院教授政治学。在一门名为“柏林政治里的欧洲”的课上，有几个从未参加考试的学生莫名其妙地收到了考试成绩，而另外一个参加了考试的学生却没有获得成绩。事发后，拉舍特对此的解释是：他曾经认真批阅了考试，但成绩不小心弄丢了，于是他只好根据自己的手记“重新打分”。具体如何“重新打分”，他并没给出合理的说法。而另外的说法则是：他的“重新打分”是掷骰子决定的，因为只有这样才能解释如此混乱的成绩。于是，他获称“骰子阿明”。

即使在党内，对他的质疑声也从来没有停过。在洪水视察现场那灾难性的咧嘴一笑以及在第一期电视辩论后，野心勃勃的时任卫生部长施潘恩都曾表示，联盟党在考虑由基社盟领导人索德尔来代替候选人。虽然施潘恩常以联盟党“愣头青”的形象出现，但临阵换帅的风声也绝非空穴来风。尤其是，索德尔和拉舍特之间曾有非常惨烈的一战。

兄弟相残

拉舍特的政治生涯看似顺风顺水，但当他站到在联邦政治舞台中心时，已经经历过好几轮党内厮杀了。

在他之前，一度被很多人看好的候选人已经换过几轮：首先是默克尔2017年底刚刚宣布不寻求连任之后就很快扶植的安格蕾特·克兰普-卡伦鲍尔，接下来是现任卫生部长闫斯·施潘恩，再之后是和他同台竞争基民盟党魁的诺贝特·罗特根及弗列德利希·梅尔茨，最后是和他争夺联盟党候选人之位的基社盟党魁马库斯·索德尔。他的所有对手都不乏竞争力：克兰普-卡伦鲍尔有基层经验又顶着“小默克尔”的名头出道，施潘恩在2017大选前就是基民盟的青年才俊、在本届政府里又担任卫生部长，罗特根是法学博士，梅尔茨是久有盛名的老基民盟、经济专家。最后，还有索德尔。

索德尔自2018年起就任拜仁州州长。上任两三年，虽然与默克尔路线相悖，但已经在当地控制疫情、引进绿色工业方面获得了显著政绩。2021年4月的一期调查显示：联盟党内部，有超过七成的人认为他比拉舍特更适合做候选人。不论党派，则有44%的人认为他更合适，相较之下，拉舍特只获得了15%的支持（还有33%表示他俩谁都不合适）。

索德尔有目共睹的能力给拉舍特带来了巨大压力。默克尔和瑟霍夫之间的冲突尚且局限于难民政策和事情本身，而拉舍特和索德尔面临的则是两人中赤裸裸的二选一。双方经历了至少三周的公开僵持，在此期间，谁也没少攻击对方。全国选民都目睹了这令人尴尬的一幕。

联盟党内部迅速分化，其中不乏高层人员参与到“站队”中。联盟党青年团主席提尔曼·库班要求拉舍特退出，并通过《图片报》给两位候选人下达“哀的美敦书”：如果不能达成和解，就公开联盟党青年团的立场。与此同时，石勒苏益格-赫尔施泰因州长达尼埃尔·君特则表示，基民盟主席团和理事会都支持拉舍特，以此来逼迫索德尔自动放弃。

此情此景，让人不禁回忆起“维也纳森林饭店讲话”。

1976年11月，基社盟在一次会议上决定离开“姐妹党”基民盟单飞，将其势力范围从拜仁一州扩展到全国。基民盟随即做出回应，要求基社盟对联盟党保持效忠。1976年11月底，联盟党青年团于慕尼黑召开大会。时任基社盟党魁的弗朗茨·约瑟夫·施特劳斯对时任基民盟党魁、有志参选总理的赫尔穆特·科尔发动了猛烈攻击，说：“他（赫尔穆特·科尔）毫无能力。性格上、精神认知上和政治上的条件他全都没有。总理府所需要的一切他都无法满足”、“科尔永远不会成为总理的。年过九十之后，他会在回忆录里写道：我当了40年总理候选人，从这苦涩的40年中真该吸取一些经验教训啊！谁知道呢，他的回忆录的最后一章可能会在西伯利亚或者什么鬼地方写成。”这番讲话被在场的人偷偷录音带出，交给《明镜周刊》发表。因为此次大会在“维也纳森林”连锁饭店集团的会议大厅举行，这番火力十足的讲话便获称“维也纳森林饭店讲话”。

“维也纳森林饭店讲话”所涉及的并不仅仅个人恩怨。因为，在同一场讲话里，紧随着对科尔能力的评论之后的还有弗朗茨·约瑟夫·施特劳斯对“姐妹党”毫不掩饰的怨念：“基民盟党人在政治上就是些非洲矮人，就知道为选区担惊受怕，他们是一群我可以塞进马甲口袋里的侏儒，也就能以政治家的身份写写书糊弄糊弄大学生……”

兄弟相残是联盟党尴尬而又难以根除的传统。拉舍特和索德尔之争，在大选临近的日子里，又再次唤起了人们的回忆。拉舍特接过的不仅是党的领导权，还有默克尔和瑟霍夫，乃至更早的赫尔穆特·科尔和弗朗茨·约瑟夫·施特劳斯之间留下的裂痕，可他还并没有来得及发展出默克尔那么大的能量来消弭这个裂痕。他承继了前辈的遗产，遗产里也包括基民盟和基社盟兄弟相残的惯性。尽管索德尔最终因为胳膊拧不过大腿而（不得不）大度地发表了忠于联盟党的宣言，却在随后的活动上拒绝与拉舍特对拳。

与其说候选人之位是出于拉舍特的个人魅力，不如说是基民盟在联盟党内的绝对优势导致联盟党候选人只能从基民盟出。尤其是和索德尔的对决给联盟党留下了短时间内难以愈合的伤口。伤口还在流血，联盟党就带着它开始了选战。而对拉舍特来说，当他一路过关斩将、接连赢过了党内所有野心勃勃��具有竞争力的对手、最终借助外力好不容易取得了关键一战的胜利时，才发现真正的大战才刚刚开始。

领导力和团队精神

“团结”和“适度”是联盟党中移后喜好的口号。在第一期电视辩论最后的总结陈词里，拉舍特也不无感情地说到“联盟党团队”和“信任”。

在这个意义上，拉舍特可以说是一个合格的默克尔式联盟党人。他不是强势型人格。在杜塞尔多夫的时候，就多次主动提及自己的内阁。疫情期间，更是鼓励内阁里的所有部长通过媒体“圈粉”，并不独享聚光灯。这甚至成为了他的执政风格。和他的团队相对的是他的基本盘。尽管拉舍特念念不忘自己的北威州内阁，但哪怕在北威州首府杜塞尔多夫，基民盟的基层里也出现了一些倦怠情绪。海报不被挂起来，传单也分发得不勤快。不过，曾经共事过的内阁人对他多有赞誉。人际关系的优势也回报到了候选人之战上。

成为候选人后，拉舍特也在有意无意地模仿默克尔的风格。“谁值得信任？这是民主原则里最重要的事。”到了柏林之后，他也反反复复地表示“无论作为党魁还是总理候选人，基民盟作为整个团队可见，对我来说都是非常重要的。”

然而，七月大水的咧嘴一笑打破了这种信任。阿富汗危机里的撤军又加剧了它。和拉舍特同为基民盟同僚的克兰普-卡伦鲍尔领衔国防部，却对撤军缺少及时反应。不少和德国合作过的当地人被留在了阿富汗。《图片报》更是发布了一则头版头条：撤走了啤酒也没撤走人，配上的照片是从阿富汗撤回的满载着啤酒的飞机。拉舍特的团队精神并没有妨碍他在不少联盟党人口中已经成了党的“负资产”。

拉舍特没有看到的是，在默克尔强大的“端水能力”后，隐藏的是她坚定的决断力和执行力。的确，默克尔会听取各方意见，力求各方平衡。但她不是惮于作出决定的人。欧洲经济危机时借债“欧猪五国”时如此，2015年的难民危机时如此，包括在华语区受到追捧、却在本国备受压力的所谓“对华友好”上，也是如此。无论人们喜不喜欢她，都不能否认，默克尔不缺少即使在逆境里也敢于为自己的判断承担后果的果决。

拉舍特的“不敢做出决定”并不难理解。这其中有他一贯个人性格的因素，但也与党内及党外的情势有关：默克尔“中线”风格的继承者是他被党内推出的最大理由，这个“定位”在助他上位的同时也变成了他的禁锢。他怎么能在“兄弟相残”记忆犹新的时候，就再次上演分裂本党的闹剧呢？——��论他本人的预谋为何，事情都会算作因他而起。任何一点微小的刺激都会引来争吵，可联盟党还经得起这么一次“选边站”吗？而在党外，还没等他建立起个人威望，七月大水的咧嘴一笑就使他陷入被动，民调的走低让他不得不更加小心谨慎，生怕丢掉已经不多的支持，因而也很难豁出去放手一搏。

越在危机年代，民众对领导者意志力的需求就越大。民众想要看到的虽然绝不是独断专行，但也不会是一个一直犹豫着不敢做出决定的领导人。震荡如风雨，僵化如迷雾，而人们在选举时希望看到的是透过风雨和迷雾的那一盏明灯。

专业和稳定

“未来之队”这支竞选团队由经济专家、前联盟党议会党团主席弗列德利希·梅尔茨领衔，包括数字化国务部长多洛丝·巴尔、石荷州教育部长卡琳·普林、萨克森州文化部长芭芭拉·克莱普施、安全政策专家彼特·诺伊曼、音乐经理人乔伊·基亚洛、法务专家和基民盟副主席希尔维亚·布雷尔、联盟党议会党团副主席安德利亚斯·荣格。曾经与拉舍特角逐候党魁暨候选人之位的梅尔茨不仅赫然在列，而且还是领军人物。固然可以说梅尔茨为党不计个人恩怨，但也可以从中看出联盟党所面临的压力使他们已经几乎倾巢出动，押上了不少“重量级人物”。

“未来之队”最大的特点就是专业化。“专业人士而不是做实验的人”是拉舍特官宣这支队伍时的广告语。以经济专家梅尔茨和反恐怖主义专家诺伊曼打头，就连文化事业这种在多数选战里“哪里需要哪里抹”的万金油，也找来了文化部长和专业经理人两人做代言。联盟党用这样的豪华阵容诉说着自己的骄傲。

“未来之队”在推出时也严格遵守了性别比例的承诺，八人的队伍，男女分别四人。尽管如此，它并非没有短板，其中最大的一块短板就是它是短时召集的：队中的不少人早前默默无闻，乔伊·基亚洛更是官宣前两天才接到电话的。此外，全队没有社会政策方面的专家也可以被视为在和社民党做不聪明的切割。

更不要提，“未来之队”也来得有些晚了。早则与索德尔的决战之后，迟则七月大水时，拉舍特——尤其是当他以teamplayer作为自己的重大“卖点”的时候——就应该组队了。但他没有。也许是不希望其他人抢掉自己本来就不多的光芒，也许是联盟党内派系太多，而他无法“端平水”弹��众人。不管出于什么原因，在选战还有不到一个月的时间时推出“未来之队”，一方面八位人选无暇磨合，另一方面也会使他的窘迫更明显地暴露在对手眼中。

在与社民党产生本质冲突的税务问题中，拉舍特不惜请动了曾在候选人之战中对自己构成极大威胁的梅尔茨，以后者的专业性来“代言”联盟党提出的给企业减税以及重整欧洲债务的主张。

梅尔茨的主张正如他的“人设”，在体现出极大专业性的同时也不可避免地带有了局限性。生于50年代、经济专业、70年代起进入他的第一个活跃期、暂别政治生涯后从事经济领域工作、担任过包括商业银行（德国三大国有银行之一）和德意志证劵交易所在内的监事会委员、深耕德美关系……这是一个典型得不能再典型的保守派基民盟人的生平履历。精英化特质和冷战气息在他的身上并行不悖。这也是为什么梅尔茨积累了那么多人脉和成就，最后依然未能获选候选人的重要原因：他的精英特质带着“过去年代”的特征，就��基民盟内部，也有人批评他“还活在上一个世纪”。他的主张背后只有基民盟内有经济背景的人的支持。而时代巨轮滚滚向前，基民盟已经不愿意——也不能——停留在“过去的骄傲”上了。

“中线”自默克尔以来成为联盟党的口号，使联盟党在失去一批选民的同时也收获了长达16年的主导执政。现在，这个带着联盟党大幅度向中线移动的人就要离开了。她的政治遗产问题也随即浮出水面。

许多媒体、包括联盟党内的很多人，把朔尔茨的崛起仅仅“归功于”拉舍特在洪水视察现场犯下的错误。但果真如此吗？当拉舍特把看似矛盾的两个概念——代表“突破”的“现代化的十年”和代表“固守成规”的“稳定”——放在同一个语境下，他是想用一种模仿默克尔的腔调来稳固选民，可达到的效果却更像是某种“五彩斑斓的黑”。

危机时代人心惶惶，民众需要稳定，这没错。但“稳定”是“维持现状”吗？

2021年9月5日，德国莱比锡，德国总理候选人朔尔茨在竞选集会上发言。

博弈论还是决策论

和社民党的“决策论”走法不一样，联盟党此次选战采用的是“博弈论”的走法。社民党的战术是清晰明确地表达出“我们是”、“我们要”，而联盟党的战术则更多把自己放在了与其他党的对比乃至整个政治光谱里的空间中，它的每一步，都建立在对对手的行为的观察与判断之上。

这一点在“未来之队”的推出上就非常明显。“未来之队”最大的对象不是选民，而是社民党的朔尔茨。拉舍特在官宣“未来之队”后接受采访时就说得很清楚：“我们是一支由专业人士组成的队伍，我的背后站着整个党。而其他孤零零站在前台的人却不能这么说。”“未来之队”，一队对一人。

另外，整个“未来之队”里，各个重要领域的人几乎都有，唯独没有社会政策方面的专家。考虑到社会政策在内政里的权重——它几乎囊括了社会公正、养老、救济、性别平等、家庭政策、分配、移民融入等所有你能想到的重要内政领域——以及它在即将到来的后疫情社会中的重大影响，这是很不寻常的。这也说明了，联盟党在尽量和过去的“大联盟”做切割的同时，正在努力拉开自己和社民党的距离：社会公正向来被视为社民党的“专长”，联盟党便索性不与社民党去抢夺这块在传统选战中的兵家必争之地，而是将其拱手让出，另辟自己更擅长的“战场”。在这里，“未来之队”留下了一个巨大的问号。

此举也似乎在隐隐地呼应于大选前一个月举行的第一场电视辩论中拉舍特的警告。当朔尔茨和巴尔博克就税收和男女平等问题一唱一和、把拉舍特完全排除在谈话外时，拉舍特即刻插入，对朔尔茨发难：“您为什么就是不肯说您不会和左党组阁呢？一句准话很难吗？”随即对电视机前的观众警告，红红绿联合会出现“全左派专政”。

对联盟党来说，这次选战的对手不仅是社民党和绿党，另有一个潜在的敌人是自民党。

自民党在许多问题上与联盟党唱调一致：稳固财政、避免提税、以固有经济结构里的市场行为来调节环保进程。

但是，一致的唱调并未必能使两党结为盟友，他们也有可能成为敌人。在当下的情势里，以赢得选举、实现涅槃为第一要务的社民党在选战里必然会考虑对拉舍特提出的“全左派恐怖专政”作出回应。如果其主调不变，首先需要放弃的就是主张大规模削减军费和对富人征收重税的左党，与此同时，为了削弱“左派专政”的印象，也一定会考虑选择一个建制内右翼政党来做路线上的平衡。国会内右翼有三：联盟党（基民盟+基社盟）、自民党和选择党。选择党作为极右自不在考虑之列。社民党必须要处在什么样的情势下，才会在自己底盘未稳的情况下，就冒着丢掉辨识度和选民的风险、再组一次“大联盟”呢？剩下的只有自民党。而自民党也及时嗅到了风向，放出了友善信号。在9月7日的联邦议院会议上，自民党党魁克里斯蒂安·林德纳开口便道：“你无法否认，他们（社民党）现在已有不少胜算。”一旦自民党参与执政，就没联盟党什么事儿了。

因此，“全左派专政”不仅是说给选民听的，也是说给自民党听的。目的是希望自民党丧失与社民党组阁的意愿，同时把绿党尤其是社民党往左党的方向上逼。

事实上，拉舍特的举动，包括“未来之队”的推出，都可以理解为在通过向反方向打造竞争对手的“人设”的方式为自己赢得选票。使自己的辨识度提高是选战的重要手段。但是，如果把希望寄托在对手犯错上，极容易使自己既被动又焦虑的状态——尤其是，大选的日子已经越来越近了。

结语

在拉舍特的民意连续两周远落后于朔尔茨之后，不仅是曾为对手的施潘恩，就连曾经支持过他、在党内党外都德高望重的沃尔夫冈朔伊布勒和福尔克博菲埃也开始保持距离。前者是联邦议会主席兼前内政部长及财政部长，后者是黑森州州长、也是联邦德国历史上在位时间最久的州长。与其说这是出于谦虚和自觉让出C位，不如说是这些老党员在给联盟党计算后路。

默克尔，打破其“国家领导人不偏不倚”的惯例，也打破了之前强调自己想远离竞选活动的承诺，在两周之内连续两次公开为联盟党站台拉票。

第一次，在8月29日第一期电视辩论后，她抨击了现在依然还是她本人搭档的副总理兼财长欧拉夫朔尔茨。因为朔尔茨的稳健风格使他已经连续两周超过拉舍特好几个百分点，而联盟党的民调已经到了20%的生死边缘——在近几年的德国，20%是建制内一条用于界定大党还是小党的分水岭。

第二次，在9月7日的联邦议院会议上，她更不惜以“谁来统治这个国家，绝不是无所谓的事。这是一次特殊的选择，因为在最困难的时期，这就是我们为国家决定方向的选择”来亲自拉开论（��）战。她提出的论调是：选民只有两个选项，要么是社民党和绿党一定会联合左党带来的“全左派专政”，要么是由联盟党领导、以拉舍特为首的政府。而这正是拉舍特团队孜孜不倦正在努力放出的风声。在此之后，她继续对朔尔茨就其发言中将已注射过疫苗的人戏称为“小白鼠”的用词穷追不舍。对此朔尔茨即时反击：想让民众放松接种疫苗，有时也需要一些玩笑来营造轻松氛围，“如果有些人不想笑还感到不安，那可能是因为他们看到自己的民调结果才笑不出来！”以联邦总理之尊亲自在联邦议院会议上点燃战火的做法使不少人批评她此举“不顾形象”和“缺少尊严”。

默克尔长达16年划时代的执政使她不仅和拉舍特，也和整个联盟党进行了绑定。

借助和默克尔的亲缘性上位候选人，拉舍特不需要“吃相难看”。即使在和索德尔公开对决的那几个星期，他的表现也是更加轻松的。但这也使他习惯于扮演一个听话但常需被母亲帮助的儿子的角色，在民调跳水时只能搬出默克尔来当救兵。对比几经起落和数次被“雪藏”依然坚韧的朔尔茨，拉舍特被保护得太好了。

联盟党（或者基民盟）借由默克尔的人格特质和国际声望成为“爱心与理性”的野生代言人。他们陶醉于默克尔的光环，未曾留心哪些光环为默克尔所有，哪些光环是属于自己的，也就未曾真正腾出手来解决内外隐患。待发现危机林立时，他们最大的招牌——默克尔——的政治影响力已近临界点。

默克尔固然也许不介意像一个深谋远虑而尽职尽责的母亲一样，在其职业政治生涯的最后为后人铺好道路——无论是她在选战中为联盟党站台还是她赶在八月任命新驻华大使都说明了这一点——但后面的路，终究要后人自己去走。

默克尔和拉舍特所在的基民盟，是一个诞生了开国总理康拉德·阿登纳、经济奇迹总理路德维希·埃哈德、“褐色总理”库尔特·基辛格和统一总理赫尔穆特·科尔，收获了无数荣光也不乏丑闻的大党。

这是一个聪明的举动吗？也许不是。可是，火烧眉毛，只能先顾眼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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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mh98895-blog · 7 years a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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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0后黄文勋精彩的自辩书:你们已失去人心

2016年9月28日，湖北省咸宁市中级人民法院对“赤壁三君子”之一的黄文勋一审宣判，以“煽动颠覆罪”对这位90后青年判处五年徒刑。以下是他的自辩书，非常精彩！（黄子审判前写的准备好的，但是庭上没让念完脱稿讲的）公民黄文勋之辩护词：本人黄文勋，字光明，号黄子，广东籍人士，中共王朝四十一年生。身份，睡醒前为奴隶，睁眼看世界��醒后为半奴隶，因一直在争取公民之身份，遂自称公民。政治面貌为，相对中共“正统”而言属异议人士，若非注册党派被禁锢，则为光明党人士。本人在中共王朝六十四年即公元2013年5月25日，被中共政权特务机构即国内保卫局，指挥湖北省咸宁市赤壁地区警察非法抓捕，逮捕罪名为“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专制王朝六十五年即2014年2月12日，接到赤壁市法院递交的检察院受权力干扰而下发的起诉书“赤检刑诉[2014]25号”，指控我、袁小华、袁兵三人犯“聚众扰乱公共场所秩序罪”。后至2015年12月21日即中共王朝六十六年接到变更起诉书“赤检刑变诉【2015】1号”，指控我们三人犯 “寻衅滋事罪”及“聚众扰乱公共场所秩序罪”。针对上述指控，本人黄文勋将对“我是如何走上犯罪之路”作出阐述，并向赤壁市人民法院作出针对所控罪名的辩护，是为公民之辩护词。首先，我仍要��行驶法律规定的公民权利：即要求所有在场的中共党员回避，包括法官、法警、检查官、旁听席在内的所有中共党员回避。我当然清楚中共早已控制所有的政府与司法部门，但我还是应当提醒有这项法律秩序的存在，你们决意践踏法律是你们的行为，说与不说是我的责任。当我今天站在这个被告席的时候，我就觉定不跟你们打哑谜，而是用直直白白堂堂正正的方式去述说，就当我用诚信表示对本应象征人类公平与正义的法庭的敬意。我接受你们审判，同时我也在审判着你们，如果你们仍旧觉得自身经得推敲的话，我们就来一次开诚布公，在法庭中进行完这次对话。否则听到此地，你们就可以滚蛋，然后再暗中下判决下黑手了，我这里还有一副装着“人的灵魂”的躯壳。我今天就是要挺起脊梁抬起头颅，人一样的活着。现在我就可以告诉你们，正是由于你们一直不肯走正确的道路，促使我由始至终，我的理想，我的使命，我的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推翻中共的独裁专制，建立一个民主自由的中国，如果提议一个名称的话，我建议为“中华民主联邦”。我本非为推翻中共而生，推翻专制实现民主才是我所愿，才是中华民族自辛亥革命百多年来的追求。也就是说谁独裁我就要推翻谁。如果民主实现了，中共就失去让人推翻的资格了，我不投选举你的票就是了。别藏��掖着了，认不是傻子，你们不敢实行民主普选，就是因为你们已失去人心，所以顽固着坚持红色传统。继续，我出生在广东一个叫柏塘的小镇，成长在父母婚姻不圆满的家庭，即单亲式家庭-----在母亲遇到生命不可承受之重而去世后，回到父亲身边。生活经历还算丰富，随着母亲流过浪、拾过荒，亦跟随着身为蜂农的父亲种过地、上过山。与天下父母都有宠爱孩子的天性一样，我不算吃过多少苦，但知道生存艰辛的定义。我的童年在亲人的关爱下，我一直感觉都是幸福的，这也使我成长为乐于助人，性格开朗，人格健全的人。没有这些因素，也许还和众多同龄人一样在沉睡，不一定那么快成为拥有独立精神、自由之思想的人。自上学伊始，我就努力学习，成绩也一直名列前茅。我也和大多数人一样，在未有成年人的辨识能力下，成为共产主义接班人---少先队员和共青团圆而自豪过。我自小受的教育告诉我，要热爱祖国，热爱人民。这一点至今哪怕到死我都不会改变。可惜，没有达成你们背后的目的：“爱党爱中共”，真是让你们失望了。我本就属于好思考，好求甚解的性格的人。比如中共在夺得全国政权之前宣扬“要比美国更自由民主”与之后的对比；比如建立政权后进行的“反右”与“文革”等一系列运动的原因；还有“六四学运”为什么要选择血腥镇压？对这些问题的思考，我从未停止。当个人崇拜被用到极致，统治者便违背了当初的承诺。是国家的发展方向背离了人民的追求。建成一党之言、一家之言、一人之言的专制体制，个人的意志便凌驾于整过国家和民族。于是，各种性质的斗争和运动接踵而来，带给人民无尽的苦难，饿死和整死数千万人只是序曲，他们的子孙后代仍在奴隶似的活着，所有的试图改变和呼吁改良被无情地扼杀。专制不仅使统治者丧失人性，同时它也会使人人自危并互相冷漠。让人改变前后所学的完全相反的看法是一件困难的事，我亦在无数次的思想挣扎中，才从正统所灌输给我的“史实”和价值观的泥潭中爬出来。告诉你们吧，纵使你们不再顾忌，狠绝一些地把史书改写得更有利于统治所需，��锁互联网，禁绝所有反抗的言论，将我等敢于为自由付诸行动的“不安份子”活埋，重现一次焚书抗儒你们也只能像前秦一样换得一时的“和谐社会”，人民往光明的心不会绝，正如人类从未停止过仰望星空，从未停止过思考。数十年来，带给我们国家和民族无数次苦难的问题根本症结是什么？为什么我们的国家政治黑暗，潜规则横行，贪污腐败成风？这一切的本质根源在于中共及其建立的独裁体制，在于国家的制度本身。当一个曾被压迫的阶层反抗压迫成功后，没有愿意卑微着身份将权力还于人民。那么，无论其提出如何冠冕堂皇的统治理论，它会习惯性变成自己曾推翻的哪个阶层继承其所具有的特性。一切只因为所有的人有潜藏的暴力倾向都想去奴役别人的实质，但只有当权力是来自公民的日常参与与认同的民主制度时，即权力回归权力的本源，一个向着透明、公平的漫长历史进程中，民主制并不是最好的，但却是拥有着最佳纠错机制的想着良性循环发展的社会制度。当这些思绪被捋顺的时候，我选择休学为自己的理想而奔走。2009年，按着计划工作一年多，以增进人情世故的认知与社会阅历。 2010年，在清华、北大间发起新启蒙学社，出刊物建网站，以图唤醒联结更多的知识分子，为建立一个民主中国而努力；2011年，又在广州中山大学发起不结缔松散性组织“暗光”，以散发和网络传播《明主宣言》，并提出“结束专制、恢复人权、实现民主、还税于民”的纲领性倡议。尽管这些探索收效甚微；人民受愚民教育毒害至深占多数，彻底绝望有之，恐惧有之。但这些因素从未使我放弃，我深信只要为着梦想不懈的努力，心与光明的距离就会拉近。2012年初，报中大法律自考以继续进修自身，确立“多启蒙、广唤醒、联结同仁，积聚实力，构建公民社会”的路线。并决意不再从事非公开地下活动，而是以走上街头、广场的方式去唤醒更多的国人觉醒公民意识。权利意识。我要用更多的行动，告诉人民不要恐惧，我们在争取属于我们作为人应有的权利，我们的底气在于权力源于人民，我们才是国家的主人。于是，人们可见一个身影在奔波：2012年3月12日，我在网络上发起纪念孙中山先生逝世八十七周年的爬山活动，在受到干扰恐��的前提下，仍旧与友人袁小华在广州白云山拉横幅、发传单；3月30日与欧阳荣贵等友人在广州控润街头举牌游行示威，发传单和演讲，要求胡锦涛带头公布财产，结束专制，实现民主、自由、宪政，随后我们被非法关押数十天；2012年9月16日参加深圳保钧大游行，努力制止军人与游行民众的暴力冲突，积累大游行经验；2013年2月1日，参与深圳王登朝警察一案的围观、旁听，被非法干扰绑架并抢走私人财产和证件；3月4日与余刚等友人在深圳市政府门口抗议抢走公民财产，举牌要求中共“停止作恶，放弃64年来的独裁专政”，并即兴发表公民与政府、政党关系的演说；3月5日，于深圳市腾讯大厦，与赵海通对其将公民微博禁言、销号的行为抗议并举牌：“抗议腾讯，违反宪法，被匪绑架、禁锢言论”；3月6日，于深圳市委举牌“不是人民选举的代表没有代表权；个2 月27日，与友人欧荣贵重返一年前的龙洞街头，散发传单，发表演说，举牌要求解除党禁、报禁、言禁、网禁、台禁”等五禁；3月10日，在深圳市华强北街头游行举牌“不要恐惧！打倒共产党！打倒独裁专政！自由、民主、宪政、人权、平等万岁！建立民主新中国！我们才是国家的主人！”告诉人们一人也能成军，随后遭非法行政拘留十日；4月8日，与友人张茂中、梁颂基、张圣雨、赵海莲等在广州天河地下商场街头举牌四问习近平“你敢释放刘远东吗？你敢释放北京四君子吗？你敢结束独裁专制吗？你敢即立民主宪政吗？”；4月18日起，一路高举光明中国旗与“周游华夏，践行光明中国梦”的牌子，开始全国性交流活动；4月 21日与苏美生、邹桂琴，刘萍、魏忠平等十余友人在江西新余市举牌直指习近平，要求停止经济、政治迫害，无罪释放数十位良心犯、政治犯；4月29日，在苏州木读镇祭扫林昭墓中被绑架并抢夺纪念资料；5月16日全程高举光明旗与牌子祭拜南京中山陵。其后继续在合肥，武汉进行交流活动，直至在赤壁市遭绑架和非法关押。以上便是一个为自由奔走呼告的公民所做的事，至于你们所给我的指控，那本身就是个笑话。从世界范围而言，我所追求的符合人类通行的普世价值观，而我的行为符合《联合国宪章》及《世界人权公约》的精神。从我们国家层面来讲，放下法律制定的程序正义性问题，我的行为完全是行驶宪法所赋予公民的权利。若你们要强制性安我��罪名，我建议你们先回去立个诸如“反共罪”或是“煽颠中共政权罪”之类明示的律法，我保证身为奴隶和阶下囚身份的我将哑口无言。倘若你们认为法律是中共主导制定出来的，当为你们的统治作灵活服务，认为不过是个玩具，想怎样就怎样的话。那么法律将不再是法律，离社会秩序的崩坏、你们倒台的日子就不会远了。我在此重申一个人类共通的常识：公正、公开的审判只会显示执政府的坦荡，亦会促进人民更加遵守社会秩序的规则。一个被权力控制的审判的危害，不仅让正义失去光辉，更是让所有在秩序中的人失去遵守秩序的自发愿望和维持其秩序平衡的信心。当一切的基础，即信用和契约被质疑与破坏的时候，权力的来源与合法性受到质问的政府，将失去源于人民信托的依靠。与专制者们讲这些，诚然就算我对牛弹琴，我仍然要表达我善意的警醒。我不知道一个腐化得只剩下功利的党派，是如何看待荣誉和伟大这个问题的，但我可以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为肤色斗争，种族平等奋斗的曼德拉与马丁是伟大的；取得成功后为国家和平愿卸甲让出权力的孙中山和华盛顿是伟大的，历史永远会铭记他们。然而，那些打着为民族解放的旗号，最终却玩弄权术，奴役人民，并自我标榜伟大的，只能让后人唾弃。愚蠢的，死后将自身做成腊肉，试图永世供人瞻仰；聪明的，死后将自己化成骨灰早早抛洒不留踪迹，以免遭后人羞辱、唾骂。中共还有什么荣誉可言？以前的内战、外战？但战后正义性的成果在哪里？你们为这个民族带来的从来只有苦难，一个错误的意识形态仍在强加于人们。别说今天的经济成就，人们过上现代化的生活，是你们所带来的。知道厚颜无耻怎么写吗？到我身边来，我告诉你们：那是市场经济与人类工业革命结合的成果，更是人民自身的劳动成就使然，那是人们所应得的；相反，没有你们耽误的那数十年，人民的生活只会更好。你们还想继续让人们对你们感恩戴德吗？别再混淆概念了，是人民在养活政府，不是独裁政府的中共在养活人民。如今，公民社会的力量迅速增长，关乎你们生死存亡的历史关口又出现了。一条唯一的出路放在你们面前，那就是停止作恶、公开承担历史过错并致歉，争取全民谅解；结束专制，改组自身诚邀各团体党派参与民主共话将权力还于人民。这才是你们唯一能得到赞誉及值得荣誉的道路。当然还有第二选项，你们中共可以继续高压统治直到灭亡，我们保留你们抉择的权利。于此，我不得不为国家和平再次严正警告；中共正站在通往毁灭的临界点上。自今日起，自中共全国性的将这一批爱国人士宣判有罪起，从今往后，再无人相信和平改良的方式能使国家走向自由民主道路。人民被压抑多年的怒火终将爆发，你们将是带来战争的罪魁祸首，你们中共将是彻头彻尾的不公不义、不忠之徒。人的一生中难免会犯错，许多错误和面临诸多抉择，正如此时现场的诸位。各位检察官和法官，我可以谅解你们之前由于受权力干扰司法，而将我起诉即审判所犯的错误。可现在有一个可以澄清、证明你们本色的机会，一个顶住权势压力忘记身份地位履行本职工作当庭宣布无罪释放，成为载入史册伟大人物的机会就在你们眼前，而你需付出暂时失去工作的代价。我敢保证，全国的公民绝不会让英雄落难。你们的选择是什么呢？率真，如我亦不轻信一个世界的奇迹会在我面前展现，但我仍在期待，仍在为人类人性的光辉能在此刻绽放、闪耀的稍众即逝的时机，作最后一点挽留的努力我深知人间正道是沧桑，比如人类为探索出光明之路历尽艰辛。百余年来，我们这个民族为自由而作的努力亦从未间断。有清末民初的先辈章太炎、林觉民、鲁迅等；有以死明志的老舍、林昭、张自新；有六四学运以来的诸多同仁，如仍在秦城监狱的中国诺贝尔和平奖第一人刘晓波；有许多与我一样被关押或在努力中的同仁；也有来自社会各界的同胞，如史学界的袁伟时教授写《明朝那些事儿》的学者当年明月，文艺界作家李承鹏、韩寒，还有呼吁教育平权的商界王功权.一个个有血有肉的鲜活的生命，为着自由、尊严、人权在奋斗着，在呐喊着，在奔走着。他们用青春、热血乃至生命，表达了对真理、对光明的敬意与忠贞，中华民族对自由的追求用不放弃！我不知道中共和那几家族，还能陷在自身的权力与利益中挣扎多久。但人们已发现，若近年再无改变，中国人坐再多年的牢，也不能唤醒冷血中共的良知，也换不来南非曼德拉式的奇迹，通向自由的命运当掌握在自己手中。我可以告诉你们一个故事：三年前的深圳深南大道，当保钧游行的人群与拦道德军人发生冲突时，站在当中的我冒着催泪烟雾，向军人们讲述何为国家军队与公民社会时，他们点��赞成，并停止殴打人群的动作。由此可见，过去的通过洗脑教育，容易养成屠杀人民的军队的时代，一去不复返了。你们中共能想象得到吗？当人们愿意播撒种子影响他们的孩子、亲人、朋友，当公民社会足够强大时，二十六年前的军队将调转枪口，指向独裁者。历史的巨轮滚滚向前，奴役人民的，终将走向斯大林、卡扎菲、萨达姆的诸如鞭尸、拖尸和绞刑式的下场。从我争取个人与民族的自由和尊严起，专制带给我的仇恨有哪些？你们让我祖母等不回孙子，让孙子失去祖母，也许连祖父母也已失去，你们还让我古稀父亲孤独留守；在被关押期间，你们还对我进行殴打、电击、强迫生产元宝纸等一系列迫害，将我所有的人格尊严狠狠地侮辱、践踏。这些你们中共强加给我的林林总总，并未使我有一丝的意志动摇。相反，愈是黑暗，愈让我对自己所走之路与追求光明的信念愈坚贞。我不是什么伟大的人，甚至有人嘲笑我的天真与坚持，甚至连我也对自身过去的私德也有些不满意。可此刻，我告诉你们，只要国家能够实现民主，人民能得以自由，我愿意妥协并放下我个人对中共的仇恨。但，对于带给中华民族无尽苦难的中共所建立的专制体制，我只想借用著名历史教师袁腾飞，在授课时对篡改史书行为表达的愤怒，只想说：“操你妈！滚你妈！去你妈！”尽管粗俗直白，却对所有的冠冕堂皇的权威最好的回击！对于这片土地和人民的情感，我只有一个字“爱”，无须任何修饰语作为前缀---我的觉醒使国家拥抱光明的所有行动足以证实。可我绝不会爱一个专制王朝，中国数千年来，历经夏商周秦等数十个王朝，所有的王朝来来去去最终覆灭了，如过眼云烟。但土地和人民犹在，对压迫的抗挣犹在，希望犹在！尽管哲人黑格尔说“人类从历史中学到的唯一教训，就是人类无法从历史中学到任何教训”，尽管统治者对历史真相进行了种种干扰和扭曲，终究一个新的科技信息时代来临了，中国终将走向权力回归本源的自由民主时代，一个光明的前景将实现。我相信未来，我的同仁也相信未来，我们的民族同样相信未来。最后，我的经历与感悟，还有伴随我对中共的审判，对国家的期待，已讲述完毕。对我审判的终结，却是世人对中共审判的开始。站在我们背后的，是无尽的已经觉醒活着终将觉醒的公民同胞，这是我们在此质问中共的底气。来吧，习近平；来吧，中共；痛快点，别拖拖拉拉。现在你们可以判我们三五年，或是重审加罪；最重也不过死刑或��复至死，然后像大多数的死刑犯一样被偷摘器官，交换骨灰。这最坏的结果，也不过是让世上多了一个装着监控探头的林昭墓。无论如何，我都无罪，也不会认罪，我和四十多年前的林昭枪决前给中共的回答是完全一致，一样的坚决，一样的矢志不渝：“我为什么要认错？错的是你们，不是我！” 以上便是公民黄文勋之辩护词，对所有能听完或看到我辩护的人们，我仍旧要表示谢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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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vilabandon · 7 years a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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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睹一场死亡之后，你可记得，刘晓波是谁？

28年前的归国决定，改变了这个文学博士的一生。他从广场上的温和派，变为「没有敌人」的国家敌人。最终，在被禁锢的死亡里，留下不朽的自由灵魂。

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刘晓波生前的最后时间，时刻都处于中国当局的精密控制下。

官方在6月7日通报，刘晓波因“右上腹痛伴发热两周”而保外就医，在沈阳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被确诊为肝癌晚期至终末期，7月13日，刘晓波确认逝世。一个多月以来，他急转直下的病情，只由该医院官网通报，而在医院附近等待的朋友、仰慕者、纪念者，都在警察与便衣的严格隔离之下，无从见到他或者刘霞，无从知晓他的病房、他逝世的具体时间，更毫无告别的机会。

这位八十年代以“黑马”姿态成名的文艺学博士、作家、著名的异议者，曾剧烈搅动并影响了一整个时代。在2010年时获得诺贝尔和平奖后，他被广泛视为中国版的曼德拉、甘地、昂山素季——这些人都带领自己的国家从专制走向民主、从隔离走向开放，从国家的敌人，变为国家的英雄。

然而刘晓波的处境完全不同。他后半生和国家政权正面博弈、交锋的过程，像极了一个隐喻——自刘晓波搅动的八十年代以来，他对面的执政者迅速强壮，最终碾压过一切反对的声音，最终举国无声。直到全世界人，目睹他一点一点，寂静的死亡。

不自由的死亡，永久凝固下自由的灵魂，也激发起一片肃杀之中的哀婉长鸣。他生前的一切努力与不幸遭遇，都变成了历史的神圣遗产。

刘霞为丈夫刘晓波所拍摄的一幅照片，相中刘晓波的肩头坐着丑娃娃。刘霞作品

从“文坛黑马”到“幕后黑手”

一切回到最初，1955年12月28日，刘晓波出生在吉林长春的一个知识分子家庭，父母都在大学工作。在60年代初接受完小学教育以后，他的整个青春期都与不间断的政治运动勾连：随父母下乡，当过知青，做过工人，直到1977年恢复高考，他考入了吉林大学中文系。

80年代开启的改革篇章，深刻地影响与��激了年轻躁动的刘晓波。1982年，刘晓波大学毕业后决定离开吉林，去往那个有“四五运动”和西单民主墙，也同时有天安门和紫禁城的北京。

刘晓波来到北京师范大学攻读中文系硕士，他在这里经历整个八十年代，亲睹民间与学界的思想解放，体会保守与改革的激烈交锋，并成为其中的弄潮儿，获得“文坛黑马”的称号，誉满天下，谤亦随之。

无论是在1986年“新时期十年文学讨论会”上，刘晓波那场“新时期文学面临危机”的语惊四座，还是在此后出版《选择的批判──与李泽厚对话》引发的剧烈争鸣，都像是1989年的前兆和预言。

刘晓波亲历了“邓胡赵（邓小平、胡耀邦、赵紫阳）三架马车”时代，也目睹了邓小平如何拆散自己亲手打造的改革马车。

1989年4月15日，胡耀邦的突然逝世，直接引发了北京大学生与市民走上街头，而在悼念胡耀邦的活动中，人们的诉求也逐渐转变成了要求政府处理腐败、控制通胀等现实问题。

年轻时的刘晓波，获得过“文坛黑马”的称号，誉满天下，谤亦随之。摄：Will Burgess/Reuters

彼时刘晓波正在哥伦比亚大学担任访问学者。离开中国没有多久的他很快作出判断：胡耀邦之死必将引发新一轮的民主诉求。

他随即联系胡平、陈军、贝岭等民运人士，发表了《改革建言》，要求重新审查在“清除精神污染”运动和“反资产阶级自由化”运动中的相关问题，并提出了修改宪法、废除四项基本原则（编注：其内容为必须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必须坚持人民民主专政；必须坚持共产党的领导；必须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等五项诉求。

随后，他们又在胡耀邦追悼会当天发表了《致中国大学生的公开信》，建议大学生巩固已有的组织联系、出版自己的刊物、保持与政府与校方的对话等。

这两份文件都辗转传到了北京，并被张贴在北大三角地等处，产生了轰动效应，而刘晓波等人也因此被当局视为天安门事件的“幕后黑手”。

无论是哪个层次上的反叛，都将或直接或间接地构成对专制制度和官方意识形态的批判。这样我怎么能面对国内前所未有的学运而逍遥海外呢？既然不能不关切，既然按捺不住，就应该实实在在做点具体事。就是回国看看，也比在大洋彼岸坐而论道要过瘾得多。刘晓波，1989年4月

4月26日，中共喉舌《人民日报》发表了措辞极为严厉的社论《必须旗帜鲜明地反对动乱》，指“极少数别有用心的人”利用悼念胡耀邦的心情煽动事端，“是一场有计划的阴谋，是一次动乱，其实质是要从根本上否定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否定社会主义制度”。

但这篇本意想恐吓示威人士的严厉警告，却激发了更多人走上街头。北京的校园内迅速贴满了谴责社论的大字报，甚至连平时不大关心政治的市民也被这篇社论激怒。4月27日，支持学生的人群挤满了北京的街道，人数之多，前所未有。

面对国内学生运动的风起云涌，刘晓波再也按捺不住内心的激动，他提前结束了在美国的访学计划，决定回国。这个决定，改变了他的一生。

“‘六四’是坟墓，埋葬了34岁的我”

多年之后，开车送刘晓波去机场的好友杜念中（前台湾苹果日报社社长）回忆，刘晓波当时忽而兴奋地高谈阔论，忽而沉默陷入沉思，“他直说要和学生在一起，但更具体的却说不上来。在机场和他挥别时，我隐隐觉得晓波已走上了一条不归路。”

回到北京后，刘晓波和学生领袖的沟通并不顺利。他不主张以大规模群众运动的方式实现民主，认为民主的实验要“从一个学生小组，一个学生自治团体，一份民办刊物，甚至一个家庭的民主化做起”，但对于当时热情澎湃的学生来说，这些想法过于温和，因此鲜有人买账。

尽管我们的肩膀还很柔嫩，尽管死亡对我们来说还显得过于沉重，但是，我们去了，我们不得不去了。历史这样要求我们！唯有真实的苦难，才能驱除罗曼蒂克的幻想苦难。唯有克服苦难的壮烈的悲剧，才能帮助我们承受残酷的命运。唯有抱着‘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的精神，才能挽救一个萎靡而自私的民族。 “五·一三”绝食宣言

5月13日，北京13所高校300多名学生开始在天安门广场上绝食。同一天，中共中央统战部邀请了刘晓波、吾尔开希、周舵等人召开座谈会，明确提出希望在两天后苏共总书记戈尔巴乔夫访华之前，学生们能够撤离广场。作为谈判条件，刘晓波等人则要求当局改正“四二六”社论论调，肯定这是一场爱国民主运动。当时代表政府谈判的中央统战部部长阎明复显然不敢答应这些条件，最后谈判没有达成结果。

广场上的气氛��来愈紧张，刘晓波多次劝说学生返回校园，从推进校园民主开始做起，但学生们却以“黑马变成绵羊了”、“胆小鬼，滚下去”的呼声回应。灰心丧气、身心俱疲的刘晓波，一度产生了放弃参与运动、回到美国的想法。但最终，他被学生的赤诚和广场的气氛留住了，誓言要与绝食的学生们，同生共死。

“在天安门广场绝食的时候，晓波一直和我们在一起，绝食进行到第二天，他说，大家放心，按照国际惯例，绝食到72个小时，任何政府都会站出来和绝食者对话。大家听了，开始盼望72个小时的到来”，刘晓波的学生王小山日后写道，“终于，72个小时到了，政府方面毫无动静，晓波开始郁闷，说：连南非这样的国家也不至于这样啊。——要知道，当时的南非和现在不同，那个时候，曼德拉还在监狱里。又过了两天，晓波又乐观起来，说，北京上百万人站出来了，游行声援，这会政府该出来了吧，不然也太说不过去了。”

5月17日，最高权力核心、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召开会议，讨论是否要在北京实施戒严。当时的五名常委意见不一，最后由邓小平决定，实施戒严。三天之后，国务院总理李鹏签署了戒严令，戒严军队开始陆续进入北京。

和“四二六”社论一样，戒严令非但没有阻吓住愤怒的学生和市民，反而将运动进一步推向了全社会。“首都工人自治联合会”在北京宣布戒严后成立，大量学生和市民上街截堵军车，戒严军队迟迟进不了城，城内则到处都是游行的人群。

高层领导人没有再出来讲话，也不再有警察阻拦游行，甚至连长安街的交通秩序都要靠市民和学生来维持。当年 BBC 驻北京记者麦杰斯事后分析，“中共高层出现了激烈的争论，对于邓小平来说，动用军队镇压示威者，很难在领导层中统一意见。邓用了相当长的时间才使那些必要的势力‘听话’。……直到六四开枪镇压前的两、三天，中共高层才终于在这一点达成一致。”

1989年6月2日，“四君子”参与绝食行动，左二为刘晓波。图片来源：支联会

与此同时，广场也陷入胶着状态，学生们为下一步的行动策略争论不休。不少人认为，这样僵持下去已经没有什么意义，应该主动撤离，但主张坚守广场的学生始终占上风。

既然劝不退学生，就只有让温和派主导局面，才能避免让事件进一步激化。当时的学运领袖王丹事后回忆说：“广场上秩序太乱，需要有温和的力量控制广场。而广场上谁激进谁成为主导。我们计划用100个知识分子，4个人、4个人一批的上，逐渐的这些知识分子通过绝食这种方式占据广场的主导。”

第一，我们没有敌人，不要让仇恨��暴力毒化了我们的智慧和中国的民主化进程；第二，我们都需要反省，中国的落伍人人有责；第三，我们首先是公民；第四我们不是寻找死亡，我们是寻找真的生命。 “六·二”绝食宣言

6月2日，包括刘晓波、侯德健、周舵、高新在内的“四君子”来到广场，开始绝食。但还没有等到他们完成这场为期三天的绝食，最高层已经下定决心，不惜开枪杀人，也要将学生清出广场，重新控制首都。

6月4日凌晨，坦克、机枪和鲜血结束了广场上的喧嚣，也结束了整个八十年代的宽松氛围，北京城、乃至全国都弥漫着恐惧与愤恨。

刘晓波的一生也在那一晚被改写。多年之后，他在谈到“六四”时说：“它是我灵魂中一道无法愈合的伤口，岁月不但无法抹去它，反而更加鲜淋。我的生命仿佛永远停滞在这段时间中，它是坟墓，埋葬了34岁的我，诞生了不知自己为何物的我。”

“不合时宜”的忏悔者

6月6日，刘晓波在北京被捕，随后被送往以关押政治犯出名的秦城监狱，单独监禁。

相比于像李旺阳这样籍籍无名的运动参与者，中共当局对于知识精英和学运领袖的处理宽大许多。高新、周舵都在一年内相继获释，侯德健则被驱逐出境，而李旺阳当年则因“反革命宣传煽动罪”而被判入狱13年。

想获得轻判并非没有代价，重获自由的条件是向当局认罪，写下“悔过书”。虽然刘晓波在写“悔过书”之前内心非常挣扎，但他还是写了，“没有什么比自由更可贵。违心又怎么样，在中国不是人人都在虚伪中生存吗？”

1991年1月26日，法庭在刘晓波被羁押一年多后开庭，他被判“反革命宣传煽动罪”成立，但因“能认罪悔罪，并有重大立功表现（组织学生撤离天安门广场）”，被免于刑事处分。当庭获释的刘晓波极为惊诧和极度狂喜，一出审判庭大门，他便旁若无人地跳起来，打了个响指，大叫道：“老子又赢了！”

然而出狱之后，刘晓波一直心事重重，“各种问号折磨着我，尽管在表面上我的生活是平静的，但内心深处的挣扎一刻也未停止过。而最根本的问题是：我是否有足够的勇气和智慧面对自己，为自己的所作所为、所思所想负责？”

带着这种挣扎，刘晓波在1992年写下他的“忏悔录”──《末日幸存者的独白》，毫不留情地批判了包括他自己在内的学生领袖和知识精英的虚荣心、自我膨胀、宗派纠纷。作家查建英写道，在所有的“六四”学运领袖中，可能只有刘晓波写下了这样的忏悔，“他把自己也放在聚光灯下严厉审视，分析自己的复杂动机：道德激情、机会主义、对荣耀和影响力的渴望。”

在秦城监狱，我写了悔罪书，在出卖了个人尊严的同时，也出卖了‘六四’亡灵的血。出狱后，我还有个不大不小的臭名，得到过多方的关怀。而那些普通的死难者呢？那些已经失去生活能力的伤残者呢？那些至今仍在牢狱之中的无名者呢？他们得到过什么？刘晓波，《末日幸存者的独白》

这本书出版后引起极大争议，一些人将它视为真诚的忏悔，是刘晓波为自己的良心和罪恶负责；但另一些人认为，这不过是他又一次地自我形象塑造，并且帮助官方“抹黑”学运领袖和知识精英。

但这场风波很快就平息了，在邓小平1992年“南巡讲话”之后，中国向着权贵资本主义一路狂奔：自由知识分子群体被迅速边缘化，人们不再谈论哲学、美学、主体性，取而代之的是爱国主义、意识形态宣传、拜金主义和利己主义。

“我就是要嫁给那个‘国家敌人’”

刘晓波显得与这个时代格格不入。他依旧发表各种文章，又连同民运人士发起联署，或是向全国人大提交建议……这些努力非但没有任何成效，还为他引来了牢狱之灾。

1996年，李登辉当选为台湾民主化后的首届总统，台海局势剑拔弩张。刘晓波联合民运人士发表《双十宣言》，呼吁国共两党回归民主基础解决两岸问题，被处劳教三年。

当时，刘霞是刘晓波的同居女友，但中国规定只有直系亲属才有探视权。为了能与刘晓波见面，刘霞找遍各个部门申请与狱中的他结婚：“我就是要嫁给那个‘国家的敌人’。”种种辗转审批之后，公安部下达了一纸红头文件，批准两人结婚。

刘霞和刘晓波的结婚证书是在劳教所里领的。那一天，劳教所与婚姻登记处联络好，派一名摄影师来给他们拍双人证件照，然后现场办证。吊诡的是，拍照当场，相机的快门怎么也无法按下，摄影师说多年来从未遇见这样的状况。最后，刘霞从包里掏出了自己和刘晓波的单人证件照，将两张照片拼在一起，贴在结婚证上。两人结为合法夫妻。这张史无前例的结婚证，仿佛他们婚姻的谶语：终成眷属，却难在同一屋檐下。

刘晓波和妻子刘霞。网上图片

从此，刘霞开始了“有名份”的奔波。

刘晓波被关押在远离北京的大连劳教所，瘦弱的刘霞每月拎着大包小包的食品和书籍，挤上九十年代闷热、缓慢的火车，奔波两千公里接近他。每一回，刘晓波都数着。

他劳教3年，刘霞来了38趟，前18趟他们都见不上面，她放下东西又孤零零地返回。

1999年10月，刘晓波劳教期满获释。此后，他依旧保持着批评政权的异议者角色，但在异议光谱中相对温和。他最常用的行动方式是撰写各种公开信和建议书，并邀请民众联署。到了互联网时代，组织联署变得十分便利，不像以前往往需要筹备一个月。他曾激情洋溢地赞美互联网给人权运动带来的好处：“民间人权运动已经超越精英化阶段，而走向平民化、普及化。”

2000年，在刘晓波的帮助下，“六四”死难者家属丁子霖、张先玲等人共同发起了“天安门母亲”运动。刘晓波更孜孜不倦地协助“天安门母亲”整理资料，撰写、修改声明，协调安排诸多事务，成为了她们最忠实可靠的同行者。到2004年，“天安门母亲”运动收集了126位死难母亲的名单，并在当年举行了有40名天安门母亲参加的集体悼念活动。这场运动持续至今，在世界范围内都具有显著的道德影响力。

2003年，他接任独立中文笔会会长，对团队成员提出“与其高调宣言，不如踏实做事”的劝诫。在他担任会长的四年里，笔会由之前的流亡作家为主，扩展到大陆境内的会员数量也大大增加。不少人曾将独立中文笔会视作异议知识分子的大本营，甚至有在野党雏形，不过刘晓波在会长就职时强调：“本笔会不是政治组织，除了维护言论自由、创作自由和反对言论迫害、文字狱之外，再无任何政治性的目的与诉求。”

这段时间，刘晓波和刘霞度过了一段相对平静的岁月。尽管一直受到严密的监控，但他没再出入监狱。写文章、办笔会，逐渐有了一小圈愿意关照他的朋友，总请他和刘霞喝个小酒。

那大概是刘霞最幸福的时光。夫妻两人习惯性地晚睡，过了中午才起床，下午出门跟朋友们吃晚饭，尽兴而归，就差不多晚上十点了。他们一天的工作才刚开始，刘晓波在客厅兼书房里泡壶浓茶，开始写作，或是跟朋友谈点什么事情。刘霞则走进小小的画室，开一瓶红酒，就着轻音乐，看看自己的摄影新作，写诗、画画。两人都延宕到凌晨四五点才上床睡觉。

刘霞珍惜这样的时光，直到《零八宪章》的出现，像渐近的警钟，提示着这段相对安稳的日子或要走到尽头。但刘霞比谁都清楚，这不是自己应该或者能够阻止的。

刘晓波和妻子刘霞。摄 : EyePress News

《零八宪章》4024个字，平均每个字判刑1天

2008年是中国的多事之年。

3月14日，拉萨爆发激烈的汉藏民族冲突，当局随即派重��入城维持秩序，这些举动引发国际社会对西藏人权问题的普遍担忧；4月，正在世界各地进行的中国奥运圣火传递活动遭遇西藏支持者的抗议甚至抢夺，进而引发中国国内民族主义情绪爆发；5月12日，四川发生8.2级大地震，近9万人死亡，官方和民间的救援力量纷纷涌入灾区合作，“公民社会元年”之称由此而来；8月8日，精心筹备的北京奥运会开幕；10月，在奥运前夕因坚持曝光中国人权问题而入狱的行动者胡佳，获欧洲议会颁发的人权奖项——萨哈罗夫奖。

中国政府为奥运向国际社会作出改善人权状况的承诺，一边勉力履行，一边则用“不应将奥运政治化”抵挡国际社会对其人权状况的问责，显得踉踉跄跄。

刘晓波和他的同伴们希望抓住这一个“公民社会元年”，又因奥运进一步打开国门的时机，再次宣示主张。为了照顾当局在奥运期间在乎的国际形象，他们等过了奥运，警方对民间的严密维稳稍有松弛之后，开始紧锣密鼓地为一个叫做《零八宪章》的文本征集签名。

零八宪章

《零八宪章》是为了纪念《世界人权宣言》发表60周年，受捷克斯洛伐克反体制运动的象征性文件七七宪章（Charta 77）启发，由张祖桦负责起草、刘晓波等人修改并由303位各界人士首批签署的一份宣言，内容除了提出促进中国民主化进程、改善人权状况外，更提出以建立中华联邦共和国来解决两岸问题及各民族问题。《零八宪章》分“前言”、“我们的基本理念”、“我们的基本主张”和“结语”等四部分，主要内容是阐述自由、人权、民主、宪政等概念，主张修改宪法、实行分权制衡，实现立法民主，司法独立，主张结社、集会、言论、宗教自由，宣言共提出6点理念与19点的主张。（资料来自维基百科，百科内容以 CC BY-SA 3.0 授权）

他们最终决定在联合国《世界人权宣言》诞生六十周年的12月10日发布《零八宪章》。

12月7日，刘晓波去看望天安门母亲发起人丁子霖重病在床的丈夫蒋培坤，他兴奋地向蒋培坤讲述《零八宪章》的修订过程，还有收集签名的一波三折。离开时，刘晓波对丁子霖说，《零八宪章》的工作将告一段落，接下来要着力为天安门母亲团体申请诺贝尔和平奖。

12月8日晚上9点多，刘晓波家楼下逐渐聚集起许多警察。晚上11点左右，十多名警察敲开刘晓波的家门，在他面前举起一张涉嫌罪名栏为空白的拘留通知书。刘晓波被带走，警察在他家查抄了整整一夜。

刘晓波的海外同伴得知消息，第二天便通过互联网公布了《零八宪章》文本，以及第一批303人签署者名单，比原计划提前一天开始了联署的公开征集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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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这位中国异议知识分子中的标杆人物时隔近十年第四度被捕，《零八宪章》迅速点燃舆论。不仅《零八宪章》的第一批签署者们积极为刘晓波呼吁，大量普通网友也在当时审查尚不十分严密的国内互联网用各种方式转帖《零八宪章》文本。联署组织者公布的邮箱在黑客攻击和假冒不断的情况下，仍在第一个月内就征集到超过八千个签名，创下八九后联署行动之最。

尽管《零八宪章》联合体制内外改革力量的本意最终没能实现，但第一批303人名单仍然涵盖当时大多数富有名望的自由派知识分子，以及多年来涌现出的中青年民间力量。

《零八宪章》发布后，签署者纷纷受到警方施压，仅十日内就有约60人遭遇传讯和监控，但除刘晓波外无一被捕。正因如此，很多人乐观地推测，过了天安门事件二十周年的敏感日子，刘晓波兴许就会被放出来。

2009年的6月4日过去了，什么都没有发生。20天后，新华社发出消息，称刘晓波因涉嫌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被正式逮捕，这是刘晓波被捕半年多来官方发布的第一条正式消息。

人们开始主要分成两种意见，一种仍认为刘晓波可能在某一天以“取保候审”的方式低调获释，这是中国官方终结小型维稳案件的常见方式；另一种则调整了预期，猜测刘晓波可能会被判刑三到五年。按照法律，煽颠罪的刑期一般为五年以下。

在所有参与预测刘晓波案结局的人中，刘霞总是最悲观的一个，她的猜测是10年。

最终的结果是11年，4015天。《零八宪章》全长4024个字，一个字差不多就是一天刑期。这在胡温上台以来的宽松氛围中，是让人瞠目结舌的重刑，官方通过这个刑期，对民间亮出的底牌给予了强硬回应，而非和解促成政治转型。

刘霞则说：那我就当作他是被判了1年吧。她再一次，独自踏上了奔波路。

在刘晓波被捕后的2009年，民间力量无论是否参与《零八宪章》，都受到一系列的打压，比如传知行、益仁平和爱知行都遭到政府部门骚扰，公盟更受税案重创；多名川震豆腐渣校舍揭露者被逮捕；李和平、江天勇等维权律师不是被吊销执照就是实际失去代理案件能力。

但抗争者们也没有因此陷入低潮，他们甚至因此相互识别，形成了松散的异议共同体。人们在网上骄傲地宣布自己刚发了邮件参加《零八宪章》联署，又分享各自因此被约谈的经历。刘晓波宣判时，推特中文圈满屏飘起象征支持他的黄丝带。

那是一种奇异的氛围，民间带有悲愤的情绪，但又��志同道合者的显现充满兴奋。这种氛围也传递到了刘霞，前来看望她、陪她谈笑的友人络绎不绝。

“一颗子弹飞了二十八年”

2010年1月，刘晓波被重判后，国际笔会美国分会提名他为当年诺贝尔和平奖候选人。随后，捷克前总统、《七七宪章》发起人哈维尔，也与达赖喇嘛等前诺贝尔和平奖得主一道，联名支持刘晓波当选。

10月8日，挪威诺贝尔和平奖委员会决定，将诺贝尔和平奖授予刘晓波，以“表彰他为争取和维护中国基本人权所进行的长期的、非暴力的努力”。诺委会特别强调，人权与和平之间有着紧密的联系，人权是诺贝尔在遗嘱中所提出的“各国间友爱”的先决条件。

2010年12月10日，诺贝尔委员会主席亚格兰向着一张空凳，将2010年诺贝尔和平奖授予当时在囚中的刘晓波，以表彰他长期争取维护中国人权的努力。摄：Heiko Junge / pool / AFP

两天后，刘晓波与刘霞在监狱见面。得知这个消息，他失声痛哭，“这个奖首先是给‘六四’亡灵的。”

“六四”始终是刘晓波灵魂中无法愈合的伤口。在2003年的一篇文章中，他写道：“是14年前的那个血腥黎明，让我懂得了自己的浅薄和自负，懂得了爱的柔性温暖和内在力量，并开始尝试着去体验真实生存的厚重——活着的罪恶和对亡灵的敬畏——为自己七十年代的浅薄和八十年代的狂傲而深感羞愧。现在，回头仔细检视才发现，我的整个青春期生长于文化沙漠之中，我所赖以写作的文化滋养，除了仇恨、暴力、狂妄，就是说谎、无赖、犬儒，这些党文化的毒素喂养了整整几代人，我便是其中之一……清除灵魂中的毒素，甚至需要终生的挣扎。”

正因着这种自省和诚实，在历经多年精神打压和身体监禁后，刘晓波非但没有被打垮，反而在持之不停的思考中变得愈加温和和谦卑。

2009年12月23日，入狱前夕，他写下了《我没有敌人——我的最后陈述》。

“我没有敌人，也没有仇恨……因为，仇恨会腐蚀一个人的智慧和良知，敌人意识将毒化一个民族的精神，煽动起你死我活的残酷斗争，毁掉一个社会的宽容和人性，阻碍一个国家走向自由民主的进程。所以，我希望自己能够超越个人的遭遇来看待国家的发展和社会的变化，以最大的善意对待政权的敌意，以爱化解恨。”

“如果让我说出这二十年来最幸运的经历，那就是得到了我的妻子刘霞的无私的爱……你的爱，就是超越高墙、穿透铁窗的阳光，抚摸我的每寸皮肤，温暖我的每个细胞，让我始终保有内心的平和、坦荡与明亮，让狱中的每分钟都充满意义……我的爱是坚硬的、锋利的，可以穿透任何阻碍。即使我被��成粉末，我也会用灰烬拥抱你。”

这篇陈述，在12月10日的诺贝尔和平奖颁奖礼上，由挪威女演员、导演丽芙·乌曼（Liv Ullmann）向全世界朗读。当天，刘晓波的所有直系亲属都被禁止出国，没有人能代他领取奖章和证书，诺贝尔委员会主席亚格兰在演讲完毕后，将奖章和证书放在了一张空椅子上，全场来宾三度起立，报以长达50秒的掌声。

然而，这张空椅子永远等不来刘晓波了。

网上流传德国和美国专家会诊刘晓波影片，两位专家向在场的刘霞解说刘晓波病情。网上截图

7月13日傍晚，即刘晓波被确诊为肝癌晚期的第51天，他在沈阳的医院里去世。遗体在警察保护下被秘密运往殡仪馆，家人继续受到严密监控。

2000年1月，刘晓波在给好友廖亦武的信中写道：“为了所有人都有自私的权利，必须有一个人无私地牺牲。为了争取到一个消极自由，必须有一种积极抗争的意志。一个殉难者的出现就会彻底改变一个民族的灵魂。甘地是偶然，哈维尔是偶然，二千年前那个生于马槽的农家孩子更是偶然。人的提升就是靠这些偶然诞生的个人完成的。”

在他自己成为殉道者的这一晚，北京狂风骤雨、电闪雷鸣，甚至下起了冰雹。

“一颗子弹飞了二十八年”，作家翟明磊在诗句中称刘晓波是“六四死的最后一人”。伴随着这场举世目睹的死亡，同时告别的，仿佛是他身后的一整个时代。

以诗句“一颗子弹飞了二十八年”创作的电影海报。作者：柯力

2010年10月12日，刘晓波获得诺贝尔和平奖的第4天，当时中国最知名的时政论坛 1984BBS 被迫关闭，只留下一个静态首页，写着:“若干年前的好友们，我们终会再见面。”

7月13日晚，1984BBS 在首页挂上了刘晓波的相片和讣告。网页截图

七年来，这个页面都没有再更新。但现在，它挂上了刘晓波的相片和讣告：“昊天不吊，折我赤子。河山改色，日月韬光。”

注：本文部分内容来自赵思乐即将于今年10月由八旗文化在台湾出版的新书《她的征途》（书名暂定），并参考了余杰先生所著的《刘晓波传》（2012年，台湾，时报出版）、刘晓波先生所著的《末日幸存者的独白》（1992年，台湾，时报文化）和许知远先生所著的《抗争者》（2013年，台湾，八旗出版），特此致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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