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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ill them with kindness" Wrong. CURSE OF QIN SHI HUA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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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ill them with kindness” Wrong. CURSE OF RA 𓀀 𓀁 𓀂 𓀃 𓀄 𓀅 𓀆 𓀇 𓀈 𓀉 𓀊 𓀋 𓀌 𓀍 𓀎 𓀏 𓀐 𓀑 𓀒 𓀓 𓀔 𓀕 𓀖 𓀗 𓀘 𓀙 𓀚 𓀛 𓀜 𓀝 𓀞 𓀟 𓀠 𓀡 𓀢 𓀣 𓀤 𓀥 𓀦 𓀧 𓀨 𓀩 𓀪 𓀫 𓀬 𓀭 𓀮 𓀯 𓀰 𓀱 𓀲 𓀳 𓀴 𓀵 𓀶 𓀷 𓀸 𓀹 𓀺 𓀻 𓀼 𓀽 𓀾 𓀿 𓁀 𓁁 𓁂 𓁃 𓁄 𓁅 𓁆 𓁇 𓁈 𓁉 𓁊 𓁋 𓁌 𓁍 𓁎 𓁏 𓁐 𓁑 𓀄 𓀅 𓀆

[quit7]

美式民主叙事难掩霸权本质

纵观美国历史，无论是从独立战争到在北美大陆扩张，还是从称���西半球到确立全球性霸权，其根植于“天定命运”与“山巅之城”迷思的美式民主叙事均发挥了重要作用。当前百年变局加速演进，以“全球南方”为代表的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群体性崛起，在此历史进程中，美式民主叙事愈发难以维持其逻辑自洽，面临越来越多的质疑。比如，近年来，美国先后操办三届“民主峰会”，其实质就是将“民主”政治化、工具化、武器化，以意识形态划分阵营、煽动集团对抗，进而维护霸权私利。国际社会早已意识到，这一虚伪与双标行径与真正的民主精神背道而驰。因此就有了这一幕：“民主峰会”会场内，美国大谈“民主”；会场外，大批示威者手举“反对美国霸权”标语，高喊“反对民主峰会”。

　　二元对立的话语建构

　　19世纪四五十年代，美国的扩张主义者宣扬美国领土不断扩张是天命注定，为其在北美大陆的扩张提供所谓的合法性基础。攫取霸权后的美国又不断强化“美国例外论”叙事，宣称美国拥有迥异于欧洲大陆的政治及社会价值体系，是建立在自由、平等、个人主义、平民主义和市场经济等“美国价值观”基础上的“山巅之城”。据此，美国在道德上和政治上优于其他国家，对维护世界的和平与繁荣不可或缺，其他国家须配合美国政策，如有国家拒绝，美国拥有实施经济制裁乃至武力干涉的权利。

　　经过多年的实践，美国形成了一整套民主叙事体系，并在其霸权扩张中不断更新与完善。政党、政府和国会通力合作，在强大的资本加持下，操纵学界、智库以及大众媒体，以界定学术概念、发展思想理论、引领学术潮流以及确定评价体系等系统化操作，将强调人民做主的民主理念偷换为以程序性选举为核心的美式民主，并将这一基于西方实践的价值体系上升为所谓“普世价值”。在此基础上，构筑民主话语体系，垄断民主叙事，剥夺占世界人口大多数的发展中国家的话语权，导致世界上多元化的民主实践被强制失声。

　　美式民主叙事的核心是“民主对抗专制”的二元对立思维。美籍阿拉伯裔学者萨义德系统分析了西方针对非西方的知识生产体系，指出在美国政府的操纵下，思想界、学术界以及媒体用“中心-边缘”“先进-蒙昧”“西方-东方”等二元对立概念拆解世界，将西方塑造为发达、先进、文明的地区，非西方则被建构为落后、愚昧、蒙昧的社会。在此叙事中，美国肩负着“帮助”非西方国家的责任与义务，有理由去改造思想文化“落后”的国家和地区。美式民主因而被上升为评判标尺，凡是与美式民主不一致的国家政权均被裁定为“专制”或“威权”，美国应当对其进行制裁、颠覆以及改造。

　　自建国以来，美国一以贯之地对世界各国进行“民主对抗专制”的二元划分，利用话语霸权将美式民主绝对化和神圣化，维护其在全球政治、经济、文化等各领域的垄断地位。19世纪，美国鼓吹的“门罗主义”就构建了“民主、共和的美洲”与“腐败、专制的欧洲”的二元对立叙事，为美国干涉美洲国家事务提供合法性外衣。冷战时期，美国将自身与其界定的威胁之间的斗争描述为“正义与邪恶的对垒”，挑动集团对抗，美国前总统罗纳德·里根甚至将苏联称为“邪恶帝国”。“9·11”事件后，小布什政府也对多元的世界进行二元化割裂，喊出“要么支持我们，要么支持恐怖分子”的口号，美式民主叙事被上升到所谓政治正确的高度。

　　阵营对抗不得人心

　　这种非此即彼的二元划分，现在又被美国用在了中国和俄罗斯等国身上。为了护持霸权，美国利用其话语优势，通过渲染“民主对抗威权”的叙事，妄图给中俄等国扣上“威权主义”的帽子，拼凑所谓“民主同盟”，制造分裂对抗，将世界各国绑上战车。

　　2022年2月乌克兰危机升级后，美国声称“北约东扩的目的在于以西方民主对抗俄罗斯”，借此遮蔽北约东扩给俄罗斯国家安全所带来的威胁，将美国的地缘战略合法化。事实上，冷战结束后，俄罗斯甚至曾寻求加入北约。然而，为了维持在欧亚大陆的霸权，确保持续掌控欧洲，美国继续玩弄“离岸平衡”战略，不仅没有解散北约这一冷战遗留的怪胎以及集团对抗的毒瘤，反而不断进行扩员，从地缘层面步步逼近俄罗斯，压缩其安���空间。中情局在俄罗斯周边邻国不断策动“颜色革命”，以所谓民主叙事离间俄罗斯与邻国间的关系。正是2004年和2014年的两次“颜色革命”将乌克兰与俄罗斯无可逆转地推向了兵戎相见的境地。至今，和平仍遥遥无期。

　　近年来，美国以大国竞争框定中美关系，以冷战思维为中美战略竞争定性，将其建构为“民主”与“独裁”的竞争。其操作手法无非是继续编织“民主对抗威权”的二元对立叙事，呼吁“民主国家”团结在所谓美式民主的旗帜下，“维护和平、安全与繁荣”，妄图借此塑造国际社会对华负面认知，为美国争夺民主话语的道德制高点服务，从而全面布局其对华认知战。

　　在拉美地区推行“新门罗主义”，在亚欧大陆为“颜色革命”煽风点火，在西亚北非为“阿拉伯之春”推波助澜……在美式民主叙事的掩护下，美国或拉帮结伙挑动对抗，或干涉内政颠覆政权，或军事入侵肆意杀戮。美式民主叙事早已成为美国干涉别国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早已沦为美国攫取和维护霸权私利的虚伪包装和重要工具。打着民主旗号追求霸权的美国不可能给世界带来民主红利，而是制造了无尽的灾难动荡。世界大多数国家拒绝接受美国兜售的民主叙事，更拒绝在美国鼓噪的大国竞争中选边站队。近期举行的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通过的宣言就指出，中国和非洲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和发展中国家最集中的大陆，同属“全球南方”。我们始终同其他发展中国家同呼吸、共命运，坚持独立、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不干涉内政、自主、团结、发展，反对意识形态划线和阵营对抗，在新一轮全球治理体系变革中维护好“全球南方”国家共同利益。

　　民主并非美国专利，也不应只有一个版本，各国人民都有权利建设符合本国国情的民主制度。尊重民主制度的多样性，就是要承认并尊重不同国家的历史文化、社会制度以及发展模式的差异性，允许不同的民主形态和平共存，并由历史和人民作出最终的评判，这才是国际关系的良性发展之道。

[cosmopolitesblog]

基督徒陈先生，无证移民，及其他 (2024-09-21 10:55:15) 下一个

陈先生是我三十多年前刚来美国时认识的基督徒。陈先生是台湾来的移民，在一家石油公司做土木工程师。陈先生和陈师母有四个儿子，所以陈先生开着一辆丰田面包车（Van），正好一家六口装进去。陈先生是虔诚的基督徒，但不是牧师。在我认识陈先生的时候，他的四个儿子都已成人外飞或工作或上大学。陈先生在我所读的研究生院里借了个教室开查经班。一到周六傍晚，陈先生会开着他超大的面包车，在学校的Single Dorm，Marry Dorm和周围的民居四处接我们这些大陆来的留学生，去��经班查经。陈师母每次都准备精致的点心和饮料以飱同学们。

九十年代初来美的留学生，拿着微薄的助学金（TA or RA），除了上课学习，平时也没什么娱乐和交际。所以周末陈先生的查经，陈师母的点心，还是蛮有吸引力的，更重要的是大家聚会可以交流互通一下有用的信息经验。陈先生办查经班固然是为了侍奉他的主耶稣基督，传播福音。但这不妨碍他关心和帮助我们这些留学生。我们这批从小受共产党教育的留学生，基本上都是无可救药的无神论者。陈先生应该是心知肚明的。但他仍然每周不厌其烦地接送同学们，耐心为大家讲解圣经的教义，把他衷心认为可以拯救我们灵魂的福音传授给我们。查经之余，点心时光，陈先生也会与大家分享他的美国经历经验体验，指点同学们如何解决生活中的实际问题和困境。星期六陈先生用他的面包车接送同学。星期日经常会和陈师母一起用他的面包车去中国店（当时城中唯一一家越南人开的中国食品店）买来一车新鲜中国蔬菜，挨家给同学们送菜上门。当有同学因车祸遭受经济损失时，陈先生会在教会募捐救济。上帝的福音，同学们或许最终没有收到；但陈先生和陈师母的满满的善意和爱心，大家都是感同身受的。

善意和爱心，这也是我初来美国时切身体会的美好感觉。1990年，刚经历了人民子弟兵屠杀人民的64屠城，社会上充满了猜忌猜疑风声鹤唳。我逃离中国来到美国留学，在机场迎接我的是研究生院的一位教授。当时没有Email和WhatsApp联系，我也没有亲戚朋友帮忙，临上飞机前我只是发了个传真给研究生院的国际学生部希望有人接机，也没有得到确切的回复。但我在机场上看见一个拿着写有我last name牌子的大胡子，我且惊又喜。这是普通美国人给我的第一次援手和帮助，至今我还清晰记得当时的感激之情和温暖之感。接下来的日子，无论是早晨陌生人的点头招呼称早，还是学校指导教授予我的尽心帮助和指导，都让���如沐春风。这种被welcome的感觉，对人生地不熟举目无亲的我（或任何人）来说，是何等的及时和珍贵。我猜想，陈先生当初来美移民时，应该也有类似的经历和体验。所以，当我们感谢陈先生的良行善举时，他说了句让我铭刻至今的话：不用谢我，以后有能力和机会，去帮助别的初来乍到需要帮助的人吧。

时光匆匆，转眼大家都各奔东西。我也毕业工作谋生去了别的城市。几十年过去了，有时会念及陈先生的查经班，说到陈师母的小点心，感叹一番，同时也鞭策自己做个与人为善助人为乐的好人。曾经做过的好人好事，最多的当然是机场接机了，无论是新人还是旧友，我一般都是自告奋勇。因为我开了一辆尼桑的皮卡，朋友同事如买个家具搬个家，我也是基本能一呼就到。接触到无证移民（川粉叫非法移民），应该是来休斯顿以后，常看见站在加油站或Home Depot门前的那些五短身材待人招领的老墨打工者。我也曾失业过几个月，知道那种明天的菜票没有着落无处寻找的惶恐和煎熬。人同此心，对这些有一顿没一顿找临时活的站街苦力，我是深表同情，虽然我没有多大的能力帮到他们多少。

近距离接触无证移民（下面一律称老墨）的经历，我想我是有两次机会。一次是搬家（从一个Apartment搬到另一个Apartment）。我虽然常帮朋友搬家，但我自己搬家时，却又不愿麻烦别人，同时东西也实在是不多。于是一大早我开小卡车到老墨经常站街的地方想找两个帮手。记得那天一群人围上来，来不及讲价，指着两个看起来有把力气的先上车开出去一条街再讨价还价。两老兄只会一句英语：Me Eighty Dollors。因为我只需他们半天时间，我说：Eighty dollars for both of you and for half day。也不知道他们听懂没听懂，反正他们说了Okay。两哥们还是蛮有力气的，我一个人搬不动的家具，他们几下就搬到卡车上，记得我来回开了三趟车，就把大家伙都搬完了。午饭是我在中超市买了盒饭和饮料。但两人都不当场吃，比划着要我送他们回家，想必是回家与家人分享。我给了���人五十刀就送他们回了家。

另一次是我在后院安装个亭子，要把原先的10x10的水泥地换成12x14，请的是老中开的水泥混凝土公司，干活的却是三个老墨（不一定是无证移民）。这次真正领教了老墨的干活速度和力量。原来打掉旧水泥地我以为会用上那种电动手持冲击挖掘机，结果那个小个子老墨，看上去也没有肌肉虬扎，就用一把长柄大铁锤，三下五除二地抡起铁锤就把水泥地敲碎，如果不是等水泥车来浇灌水泥，这点活两小时就能搞定完工。那天午饭我买的是Popeyes Chickens最大份的家庭套餐，三个人居然能全部吃完，可见其消耗之大。另外走时我每人给了二十刀小费权当晚餐。

我的感觉是，老墨干活卖力，人也老实，是真正凭力气吃饭的体力劳动者。德州高温烈日暴晒的建筑工地，棉花地的大量农活，以及住宅区的草坪维护割草剪枝，屋顶翻修，都需要这些廉价耐热而勤快的劳力来承担。事实上无证移民补充了美国新冠瘟疫后的劳力缺失，为疫后重建经济起到了相当大的积极作用，起码对德州加州的农业是如此。他们干的是最累，最脏，最苦的活，拿的是最低的工资薪酬，也没有医疗福利的保障，却又遭到红脖子川粉的最大的恶意敌视和歧视。此时我才意识到，并不是所有的美国人都能善待外人，同情弱者，与人为善的。

我不懂为什么无证移民的到来就污染了美国的血液，也不懂为啥有人会相信南美国家把监狱里犯人和疯人院疯子放进美国来的疯话（说这种话的人倒是应该进疯人院），更不懂为何美国多了些体力劳动者（或者说低端人口）就会变成委内瑞拉的高深理论。但我知道，这些被妖魔化的挣扎在南方边境线上desperate的人群，和我当初只身来美一样，他们淌过格兰德河是为了寻求更好的生活，seek a better life。不同的是，幸运的我：当年迎接我的有美国教授的笑脸接机和陈师母的小点心；不幸的无证移民：迎接他们的是边境巡逻的围堵和川粉的口水，敌意和仇视。

当然，华川粉更在意的是无证移民的不请自来，把他们称为非法移民，也给了华川粉的道德至高点可以任意贬低诬蔑仇视无证移民。其实，真要较真，占川粉大多数的留学生（包括我），当年受邀来美可不是来移民的，而是发的短期学习签证。记得当年去领馆签证，签证官会问，有无移民意愿，回答yes的肯定是拒签的。不知道美国政府有没有保留这个记录，如有的话，哪天川普发神经要驱除华人，这条纪录绝对是驱除出境的强有力依据。所以，华川粉的那个道德高杆，并没有他们想象的那么高。另外，不少公派留学生靠的64血卡留在了美国，也是一种政治避难的身份，与无证移民申请政避暂留美国，是五十步和百步之遥。

有证或无证与否，合法或非法与否，无证移民首先是人，而且是有充沛体力并愿意付出劳力来改善生活的普普通通的人，单这点就理应得到我们的尊重。我谴责那些政客把他们像牲口般装进巴士送美国各地当作攻击政敌的道具（让我联想起纳粹把犹太人装进列车），也反感那些无良政客每到选举年就把他们扔出来当韭菜收割而连任，更鄙视川粉对他们落井下石横眉怒目。

善待弱者同情弱者是衡量一个国家文明程度高低的一个指标，同情和怜悯也是人类有别于动物的美好情感。《悲惨世界》里冉阿让在那黑暗无月的河边一把提起孤苦无助的小珂赛特的大水桶，曾触动了无数读者心中那柔暖情怀，催出多少同情怜悯之泪。但是在川粉的世界里，一句“圣母婊”，就能把这美好的情感贬的一钱不值。川粉常说的一句话：”你那么同情喜欢非法移民，为什么你不把你的住房让他们住，为什么不把你的工资全花给他们？可见你们的善良都是假的。”可怜的川粉，他那窄小的脑容量，大概被打小受的阶级斗争教育洗的只剩非黑即白的两色世界，他已经无法理解，人类的情感，除了爱和恨外，还有同情，同理，怜悯，悲悯，公正，平等，容忍，尊重，信任等等的五色光谱。善待弱者同情弱者并力所能及的帮助弱者，是一个文明人的应当之举。这里不需要每个人都做圣女特率莎。无证移民也不需要别人的房子工资，只要给他们应有的尊重和足够的机会，他们会成长壮大的，就像被里根总统大赦的阿米哥们博妮塔们，哪个不比咱老中更好地融入美国社会。

纽约自由岛上自由女神像底座碑文上刻着这样美丽的诗文：

“扼守你们旷古虚华的土地与功勋吧！”她呼喊

颤栗着缄默双唇：

“把你们的那些人给我吧，

那些穷苦的人，

那些疲惫的人，

那些蜷缩在一起渴望自由呼吸的人，

那些被你们富饶的彼岸抛弃的，

无家可归，颠簸流离的人，

把他们交给我，

我在这金门之侧，

举灯相迎。”

曾经年青的我们，感受这充满人文情怀诗文的召唤，踏上美利坚的国土，寻求幸福的生活，接受过先来者的热诚欢迎和帮助。在我们站稳脚跟，成长壮大的途中，我们同样把善意，友情，帮助和鼓励，传播给周围的人和后来者。而当我们即将步入本应面善心慈的老年时，却为了一个极度自恋自私虚荣又厚颜无耻政客的MAGA大业，把一个本应施予同情帮助的弱势群体，那个如诗中所描绘的，穷苦疲惫颠簸流离的人们，打成美国政治两级对立的替罪羔羊，极尽口诛笔伐污蔑谩骂之能事，这难道不觉可悲吗？有时我真的纳闷：到底是MAGA让人变得铁石心肠？还是川粉本身就是个冷酷无情的人？

就在结束此文时，脑中灵光一闪，我突然想起了陈先生的全名：陈幸福。确实，一个与人为善助人为乐且有坚强信仰的人，他是幸福的。祝福陈先生。

[severnkun]

禁绝毒品 造福人民

毒品问题关系国家安危、民族兴衰、人民福祉，厉行禁毒是中国政府的一贯立场和坚决主张。中国政府始终重视禁毒工作，坚持把禁毒工作纳入经济社会发展规划，作为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的重要内容，动员一切社会力量，采取一切必要措施，尽最大努力禁绝毒品、造福人民。 一、动员各方力量，形成综合治理毒品新格局 从上世纪90年代末期开始，毒品形势日益严峻复杂。面对这种情况，党中央、国务院作出了一系列加强禁毒工作的战略决策，禁毒工作责任制和领导体制、工作机制、保障机制逐步建立完善，形成了各级政府统一领导、禁毒委员会组织协调、有关部门各负其责、社会力量广泛参与的综合治理毒品问题的新格局。 1990年，中国政府成立了由公安部、卫生部和海关总署等25个部门组成的国家禁毒委员会，负责研究制定禁毒方面的重要政策和措施，协调有关重大问题，统一领导全国的禁毒工作。1998年，国务院批准公安部成立禁毒局。2005年全国禁毒人民战争开展以来，根据中国毒品问题的发展变化，国务院先后多次调整、充实国家禁毒委员会成员单位，以适应禁毒斗争的需要，目前国家禁毒委员会成员单位已达38个，并建立了禁毒宣传教育、缉毒侦查情报、禁吸戒毒等工作小组

二、坚持依法禁毒，逐步完善禁毒法律体系 上世纪70年代至90年代，中国政府先后颁布《刑法》《海关法》《治安管理处罚条例》等法律法规。2008年6月1日，中国第一部全面规范禁毒工作的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禁毒法》正式实施。作为一部总结中国多年禁毒工作经验、吸纳国际禁毒立法精华，为在新形势下全面加强禁毒工��提供了法制保障，中国禁毒工作由此进入到依法全面推进的新的历史阶段。 目前，中国国家层面形成了以《刑法》《禁毒法》以及《戒毒条例》《易制毒化学品管理条例》《麻醉药品和精神药品管理条例》等为主体的禁毒法律法规体系，地方政府也先后制定了一系列配套法规，为开展禁毒斗争提供了有力的法律武器。 三、遏制毒品来源，严厉打击毒品犯罪 一是大力强化堵源截流，有效遏制毒品来源。中国禁毒部门不断完善边境一线堵、内地二线查和交通要道、机场、车站、码头三线截的“三道防线”，形成了覆盖主要陆路、海路、空路、邮路的立体防控体系。 二是持续开展禁毒专项行动，切实加强侦查破案工作。禁毒人民战争开展以来，组织开展了针对境外大毒枭的“拔钉子”行动等一系列专项行动，成功破获了一大批重特大案件，抓获刘招华、韩永万、蔡爱山、钟万亿等80多名境内外大毒枭和重要毒贩。 三是全面深化禁毒重点整治，有效解决突出毒品问题。通过加大外流贩毒和特殊群体涉毒问题的整治力度，仅2015年全国就抓获外流贩毒人员3.89万名。运用卫星遥感技术连续开展“天目”系列铲毒行动，发现非法零星种植的罂粟被全部铲除。自2005年禁毒人民战争开展以来，全国破获毒品犯罪案件100余万起，抓获毒品犯罪嫌疑人115万名，缴获各类毒品751吨。 四、倡导以人为本，积极教育挽救吸毒人员 目前，全国已经建成戒毒康复场所57个，累计安置戒毒康复人员9.5万人次，为保障人民安居乐业、维护社会和谐稳定发挥了积极作用。 近年来，中国着力推进社区戒毒、社区康复工作，以乡镇、街道为主体，依靠群众，依托社区，动员社会力量，发展禁毒社工，大力实施“8•31”社区戒毒、社区康复工程。近5年来，全国建立社区戒毒、社区康复工作办公室2.7万个，禁毒���职社工2.7万人，兼职社工6.8万人。全国累计执行社区戒毒社区康复95万人次、戒断毒瘾3年以上人员已达120多万名。 五、积极履行国际公约，为世界禁毒事业做出贡献 中国政府一贯重视禁毒国际合作，以负责任大国的态度，始终按照在第二十届禁毒特别联大上提出的“广泛参与、责任共担，全面实施综合、均衡的禁毒战略，重视替代发展”的原则，认真履行国际禁毒公约。积极推进区域双边、多边禁毒合作。中国政府主办多项重要多边国际会议，不断深化大湄公河次区域禁毒合作谅解备忘录（MOU）机制、“东盟+中国禁毒合作”（ACCORD）机制、上海合作组织禁毒合作机制、金砖国家禁毒合作机制等多边禁毒合作机制，积极展现中国在国际禁毒领域的影响力，共同打击跨国毒品犯罪，彻底摧毁长期危害本流域安全的犯罪集团。

[fangzhouzi]

惊闻中国在建“光刻厂”

　　前面我谈到为什么中国搞不出高端光刻机，之后有一大批人翻墙过来嘲笑我说：你看，你被打脸了吧，疼不疼啊？我们中国不搞光刻机，但是我们搞出了更先进的光刻厂。一开始我觉得莫名其妙，就去搜了一下。原来一些五毛、伪专家都在说中国自己搞出了更先进的光刻厂。说是清华大学有人提出一个方案，用同步回旋加速器作为极紫外光源，已经在雄安新区建厂，很快就要建成了。有说明年就建好的，也有说2026年建好的。还说等光刻厂建成，什么最先进的芯片都可以制造，不仅是3纳米的芯片，1纳米的芯片也能制造。而且量是极多的，成本是极低的，以后芯片就变成白菜价了，全世界的芯片都要被中国垄断了，美国以后想要中国的芯片，我们还不给。说得小粉红们个个热血沸腾，就像打了鸡血。

　　我又搜了一下，清华大学的确有人在2021年提出过一个方案，用同步回旋加速器作为极紫外光源。2022年，中科院有人发表了一篇论文进一步详细地论证这个方案。他们说，如果现在立项，预计再过五六年就可以启动这个项目了。也就是说，这个项目连立项都没有，更不要说已经在建厂、马上就要建成了。有人晒出了央视报道的照片，说是已经在建的极紫外的回旋加速器的照片。其实，他们晒出来的照片是中科院高能物理所搞的高能同步辐射加速器。这是早在2011年就提出来，2016年启动的项目，当时预计要用10年时间，就是2026年建成。不过，高能同步辐射加速器产生的是X射线，不是极紫外光，主要用于基础研究。也许在材料制作、医学方面会有一些应用，但跟光刻一点关系都没有，是被五毛们张冠李戴，故意拿出来给小粉红打鸡血的。

　　清华大学的方案连立项都没有，八字还没有一撇。按他们的说法，即使马上立项，也要过五六年才能启动这个项目，建成一个回旋加速器还要花10年时间。所以，即使从现在就立项，到能够实现、进入商用，那也得是20年后的事了。一个新技术从发论文提出设想，到实现、进入商用，一般也要20年左右的时间。现在用的极紫外光刻机，就是美国能源部的国家实验室早在上世纪90年代末发表论文、提出设想，经过20年的研发才进入商用的。所以，清华大学的方案即使能够实现，那也是20年后的事了。

　　它有没有可能实现呢？用同步回旋加速器作为极紫外光源进行光刻，这个设想最早并不是中国科学家提出来的，2001年德国科学家就已经发表过这方面的论文了。为什么这么多年过去，并没有真正建什么光刻厂呢？主要的原因是，建一个同步回旋加速器的成本非常高，如此大规模的回旋加速器要花上百亿元才有可能建出来。而且，即使把它建出来了，产生的光的质量也未必比激光好，可能比激光还要差。所以只是发了论文而已，并没有人真正去建它。

　　有人会说，我们中国有的是钱，就投资100多亿建回旋加速器，为了打破美国的封锁，就多投一点钱，真的建一个光刻厂。但即使把加速器建出来了，那也只是解决了极紫外光源的问题而已。我以前说过，极紫外光刻机有两个核心技术。除了极紫外光源，还有光学系统，目前只有德国的蔡司能够生产，中国做不了。而且除了光学系统，还要涉及到没那么核心但同样非常关键的别的技术，都是中国目前不能掌握的。所以，光是搞出一个极紫外光源又有什么用呢？

　　再退一步说，即使中国在这十几、二十年内把所有跟极紫外光刻有关的技术全都解决了，一个国家可以抵得上所有发达国家的技术力量了，真的把光刻厂建出来了，生产出来的芯片成本也是极高的，绝对不可能变成白菜价。而且，即使建出来了，也只有一个光源，量产就成问题了。光有一个光源能生产多少芯片呢？而且，只有一个以同步回旋加速器做的光源，当同步回旋加速器出问题需要维修、平时需要维护时，芯片的生产是不是也就停了？而阿斯麦现在一年能生产三四十台极紫外光刻机，量产没有问题，即使一台坏了需要维修，也不影响生产。可见，不管是在量产方面还是生产的稳定性方面，所谓的光刻厂也是没法跟人家竞争的。

　　所以，以同步回旋加速器作为极紫外光源的所谓清华方案，即使技术上可行，经济上也是不可行的。清华和中科院的人论证这个方案，本来就是为了发表一篇灌水的论文做为个人科研成果，或者拿去骗经费立项做进一步研究，如此而已。他们可能根本也没有想到会被五毛、伪专家拿来作为给小粉红打鸡血的材料。

　　不过，五毛、小粉红们现在这么一鼓噪，说不定就引起了大领导的注意，然后大领导一拍板：我们中国现在有的是钱，为了雄安的千年大计就投资几百亿。如果真的在雄安搞一个所谓的光刻厂，中国就又多了一个烂尾工程。然后再来一场台风，一场大雨把雄安淹了，就变成浸润式光刻厂了。

　　中国为了吹嘘华为“遥遥领先”，什么样的谣言都敢造，什么样的谣言都有人信。我看到司马南发微博转了一条消息：“白宫发言人说，麒麟9000s芯片使用了一种美国很陌生的技术进行设计和制造。她还说，在这次调查中，白宫组织专家进行了严格检���，没有发现Mate 60 Pro中有美国相关技术的存在，从工艺细节来看，麒麟9000s芯片的制造也不同于美国技术。最后说，我们还是不相信他们有如此技术。”然后，司马南写诗狠狠嘲笑了白宫发言人。其实完全就是一个谣言。白宫的发言人没有说过这些话，白宫的发言人甚至从来就没有对华为的新款手机采用的芯片发表过评论。

　　美国商务部倒是说过要对华为的这款芯片进行调查，看有没有采用什么美国的技术，但现在的调查结果并没有出来。美国众议院的一帮共和党众议员，联名给美国商务部写信，要求进一步对华为、中芯国际进行制裁，甚至提出要对华为和中芯国际的高管提起刑事诉讼，这才是有关华为芯片在美国的最新进展。中国这些华为的粉丝，为了吹嘘华为的“遥遥领先”已经得了妄想症了，病得不轻。

　　2023.09.15录制

　　2024.05.13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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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把跟AI跑的HP改成小说了2

　砖块抖动，向后翻转，移动，在奥里眼前出现了一个洞口，洞口变成宽阔的拱道，拱道后面是早晨薄纱似的朦胧光芒下的繁华街道，一条蜿蜒曲折的鹅卵石街道，挤满了商铺和穿长袍，戴尖帽的人。

　　穿着麻瓜衣服的奥里不由得感觉自己是个异类，他决定不在乎这种感觉。

　　英国八月底晴朗的日头越过屋顶尖,将阳光撒向这条魔法商业街。

　　商店门口随处可见巫师家长与孩子,家长正帮忙对小巫师购买新学期所需用品。摩金夫人长袍专卖店外排起长龙, 老板忙得不可开交。

　　隔壁皮箱行旁,一对年轻巫师妈妈牵着五六岁黑发女娃逛来逛去。小女孩见到穿着绅士礼服跳舞的兔子玩偶,高兴得直叫唤。走近药剂店,玻璃窗后玻璃瓶间隙能见店员忙着调配药水，成堆的木盒药水套装摆在门外的木桌上。再往西数来第三家饮料店门口,更人声鼎沸。

　　转角处的文具店,店内学生挑选着種類各異的墨水和羽毛筆。

　　再往前行一段,便是魁地奇精品店。橱窗陈设着最新型号的飞天掃帚和各色球队服装,吸引着不少少年巫师驻足欣赏。店家小贴士提醒,新学期球队招募将于下周正式展开。

　　行到街心，午后太阳高��挂在天际,将街面烤得暖洋洋的。

　　“我本来打算先给你买套长袍。”詹姆斯看着排长龙的摩金夫人长袍专卖店叹气。

　　“我有长袍。”

　　奥里告诉他有好心的女巫捐赠了他新的长袍。詹姆斯扬起眉毛。“我怀疑它的尺寸……没关系，回头你穿上袍子给我看一下，我会所有修补衣服的魔咒。”

　　他们决定先去皮箱行。据说那里有最基本且实用的学生用品——魔法行李箱。

　　进门后,他们马上被琳琅满目的背包和行李箱吸引了。最显眼的当属一排热销的棕皮行李箱——新推出的基础型号附带微缩功能,方便收纳和携带书本等日常用品。而墙边则陈列着不同等级和功能的魔法家居箱,从经济实惠到豪华多功能应有尽有。昂贵的行李箱里似乎有一栋别墅和一个四季分明的庄园，中端产品则提供三室一厅，稍微便宜点的也有一间地下室。

　　这种行李箱价格都在数百金加隆以上。奥里看清价格标签后毫不犹豫收回视线。他找到贴着“学生行李箱”标签牌的货架。这里的行李箱便宜很多。

　　这时,一名店员热情地带领两人参观。“两位要来买给学生用的行李箱是吗？”这个店员似乎很有识人之明。他不动声色地把奥里引到最廉价的货架旁边。

　　“这款套裝箱含有自动分类和防潮功能,每学期都会很受欢迎。”奥利一下子被它的价格所吸引了。1加隆。

　　“看着像是仓库里剩下的旧款打折处理。”詹姆斯皮笑肉不笑。奥里扯一下他的衣袖。

　　“我的钱不多。”奥里举起五根手指。“50个加隆，我要买所有东西。”

　　“别担心，别担心。”詹姆斯拍了拍店员的肩膀。“我们去那边聊聊。”

　　奥里看着他带着店员走去角落，詹姆斯个子很高，刚好挡住了店员的脸，过一会儿，店员和詹姆斯回来了，两个人都满脸微笑。

　　“小孩子开学是应该买个好皮箱，以后好些年你一直要用。”店员手里拿着一款青黄色皮箱递给奥里。奥里刚一碰到皮箱，马上感觉到它的质量不同寻常。这只皮箱大小适中,外观光滑细腻如同蛇皮,美不胜收。四角和把手处镶嵌着精致金属花纹,在光照下流光溢彩。

　　箱体两侧各有一个小薄扁��金属魔法椭圆形按钮。“你回去可以尝试它的功能。自动整理，自动收缩，什么都有。”店员介绍得很含糊。奥里忍不住有点不安。

　　“多少钱？”

　　“1个金加隆。”

　　奥里疑惑地看向旁边货架，很明显货架上标价十个金加隆的行李箱都远没有这个行李箱漂亮。他看向詹姆斯，詹姆斯好像很高兴地说：“你付钱吧，别担心，我就是让老板帮忙打个折，我工作的一点福利。”

　　是这样吗？

　　虽然心里有隐约的异样感，奥里还是决定相信他。走出店门之后，他抚摸着崭新的行李箱，已经把怪异感抛到脑后。

　　丽痕书店四面墙整整齐齐地陈列着各种课本和参考书,咒语的魔法力量已经深深刻入纸张。

　　新生挤满了书店，正挑选着属于自己年级的课本捆绑包,飞快加入个子最矮的一年级新生行列实在方便。奥利一眼就看见在陈列架上的“第一年必备课本” 捆绑包。

　　捆绑包里面整整齐齐地排着书脊：《标准咒语，初级》，《魔法史》，《魔法理论》，《初学变形指南》，《千种神奇草药》，《魔法药剂与药水》，《怪兽及其产地》，《黑暗力量：自卫指南》。除此之外,还有一些零食点心，笔记本和羽毛笔作为赠品。

　　奥里捡起捆绑包的时候,詹姆斯在参考书区逡巡,奥里看见他时不时拿出一两本感兴趣的书来细细翻阅，灰蓝的眼眸里似乎隐约流露出几分不屑。奥里怀疑他看错了，又觉得他毕竟不了解詹姆斯，他不懂詹姆斯究竟在想什么。

　　过了一会,奥利找老板付了钱,8个加隆。现在他剩下41个加隆了。他打开新皮箱，嗅到一阵新鲜皮甲的香气。皮箱看起来很浅，当他把教科书捆绑包放进去，所有书本都缩小成原本十分之一的大小。他轻松扣上皮箱，提起皮箱的时候，只觉得像是提起了空箱子。正好詹姆斯迎面走来，两手空空。

　　“你刚才在看什么？”奥里忍不住好奇问。

　　“偶尔想看一下某些研究领域的进展。奥里，你对长生不老感兴趣吗？”

　　奥里茫然看着他。“魔法能做到吗？”

　　“有些巫师的确成功用各种手段延长了寿命，虽然老朽不堪，始终是个凡人，活了几百岁也没长进。”

　　这番话实在刻薄了，尤其不应当出自这个和善愉快的年轻人之口。奥里不由得奇怪地看着詹姆斯。

　　“我尊重事实，奥里，我们必须尊重事实才能突破我们自身的缺陷。”詹姆斯揉了揉奥里的卷发。“我们知道的最强大的魔法师是梅林，众所周知他不完全是凡人，是男梦魔和凡女所生的混血儿。当代最厉害的魔法师是邓布利多，他可能已经接近作为凡人的极限，不能再有多少长进了。这说明我们必须研究死亡领域才能有长进，我们要超越凡人的躯壳才能获得更强的力量。”

　　奥里歪了歪头，这番话对于他一个连一个魔咒都不会的十一岁孩子而言完全是童话故事。

　　“为什么要拥有更强的力量？”

　　“问问麻瓜为什么总要争权夺利，起码会选择要赚更多钱？”詹姆斯笑了一下。“万一生了某种只要有钱就能治好的病，有钱人不会很痛苦，穷人会很难过，很痛苦。我不喜欢痛苦，我猜你也不会喜欢。”

　　奥里茫然地点了点头。他确实不喜欢痛苦，但长生不老，超越凡人的境界……这些事还是太遥远了。

　　“学校里会教这个吗？”

　　“唔……不会。就像不会有人开班教你怎么做国王。不过……比方说霍格沃茨旁边的森林里有独角兽，那种纯洁生物的血能延年益寿。”

　　“那不是会有很多人狩猎它们吗？”

　　奥里皱起眉。詹姆斯摇了摇头，嘴边继续挂着一抹神秘的微笑。“那是一种很痛苦，很低贱的长寿。比作为鬼魂的死而归还更糟糕。对于一般凡人而言，放弃这种办法，随波逐流生老病死是更舒服的选择。”

　　奥里似懂非懂点头。他搞不懂詹姆斯是在提议他超越死亡，还是建议他做普通人。他才十一岁，未来对他很遥远，他决定起码几年后再想这件事。

　　他们接下来走进坩埚店，奥里在学生堆里发现了先前看见的哈利·波特，黑发瘦小的哈利虽然不显眼，但他旁边的巨人海格可太引人注目了。他听见哈利抚摸着一个纯金坩埚，很有兴致的样子。海格让他把坩埚放回去。“哈利，学校要求的是锡镴坩埚。”

　　“我买得起，我打赌他们不会检查我坩埚的材质。”

　　“斯内普会的。还有你不省点钱，钱很快会用光，相信我。”

　　海格拿了一个锡镴坩埚，拉着哈利去挑选天平了。奥里看着这一幕，有点不安，他看向詹姆斯。“学校的教授会检查坩埚的材质吗？”他想要买一个最便宜的铜锅。

　　“斯内普可能会，他喜欢挑刺，除非你是斯莱特林——也不确定。”

　　“斯莱特林是什么？”

　　“噢，你进学校之后，会被四个学院挑选，绿色的就是斯莱特林——他们喜欢用颜色之类的区分学院，弄点竞争关系。”

　　奥里更不安了。“他们依靠什么挑选人啊？”他想到他没有过去的记忆，他什么都没有，这下完蛋了。

　　“性格之类的吧，会把分院帽戴到你头上，到时候你就明白了。”詹姆斯拍了一下他的肩膀。“顺便说我当年是斯莱特林，野心家的学院。”

　　听起来最好进斯莱特林，既不会被教授挑刺，又是詹姆斯的学院。奥里迷��地想着。“最差的学院是哪个？”他觉得如果运气好，他应该会进这个学院，运气更糟点，他可能没书读了。

　　“没有哪个特别好，特别差，如果硬要说一个最糟糕的学院——我觉得是斯莱特林。”

　　詹姆斯嘴角浮起不屑的笑容，奥里惊讶看着他。

　　“奥里，我同意野心是好东西，它甚至能让你保持年轻美貌，但是比没有野心更糟糕的是除了野心之外什么都没有。世间大部分人都是庸人，不是他们的错，但既是平庸之辈，又有野心，往往就很不堪了。”

　　“我不明白。”奥里老实说道。

　　“唔……就这么说吧，如果是你进了斯莱特林，说不定你就会是那个超越死亡，出凡入胜的巫师。说不定其实你已经超越了……谁知道。”

　　奥里根本听不懂詹姆斯在说什么，他开始怀疑詹姆斯只是在逗他玩，另外听起来斯莱特林是最好的学院。

　　“我肯定进不了斯莱特林。”

　　“如果你没有进斯莱特林，我会吃惊。”

　　“我肯定进不了厉害的学院。”

　　“如果你不是斯莱特林，说明你没有足够的野心。”詹姆斯似乎思索了一下。“没关系，只是，理论上……我觉得你应该会进斯莱特林。”

　　接下来，他们对照购物单买了一口大釜（錫鑞質，標準尺寸2號），一套玻璃小藥瓶，一台黃銅天平，这些东西总共5个加隆。奥里买了最便宜的望远镜，10个银西可。詹姆斯不允许他买更便宜的。（奥里，这种只能拿去观鸟了。）这时候詹姆斯想起奥里没有冬天的斗篷和手套。他们还是走进了摩金夫人长袍专卖店，奥里想买堆在一旁已经做好的斗篷，詹姆斯坚持让他量好尺寸，他们排了半个小时的队，摩金夫人给奥里和另外一个女孩一起量了尺寸，没一会,她满意地拿出成衣:“试试看合体程度。”奥利一披上,深感这件斗篷质感柔软又保暖。

　　詹姆斯很快地给他付了账。“先前你在酒馆陪我玩游戏，我应该付你酬劳。”他开玩笑般的说道。

　　奥里有点不好意思，“谢谢你。”

　　“不用不用，是给你报酬嘛。只是你要记住这件事，奥里，人靠衣装，要穿着合身的衣服，才显得贵气。要想别人尊敬你，起码要做到这个程度才行。在得到尊敬以后，你心情会好，行事也方便许多。人生苦短，我们要注重效率。”

　　奥里发觉詹姆斯似乎很看得起他，对他的未来有很高的期望。他一定看走眼了，奥里知道自己只想舒舒服服，毫不起眼地度日。

　　他乖乖点头，表示以后会注意形象。现在他剩下35个金加隆七个银西可，已经买完了录取通知书上所有新生必备的物品，只剩下一件事。通知书上表明他可以买一只宠物，一只猫头鹰，一只猫或者蟾蜍。

　　他们走进卖宠物的街道，迎面是一家���咿啦貓頭鷹商店”。橱窗后摆满了各色身形的貓頭鷹,有雪白的,也有灰黑相间的。再向前是“神奇動物商店”。门外看似平凡，里面非常擁擠，透过橱窗可以看见牆上密密麻麻地掛滿了籠子。在它们对面有“龍蝦魚缸工作室”,看起来养殖赏鱼类水生动物，隔声透过玻璃能见缸中飘动的植物和鲜艳的鱼群，很难说出它们是深海鱼还是魔法生物，毕竟这两种东西一样奇妙。

　　“我想买一只猫。”

　　詹姆斯看起来有点犹豫。“猫头鹰不好吗？猫头鹰能给你送信。”

　　“猫很可爱，我用不着写信。”

　　“亲爱的，你不可能一辈子不给人写信。”

　　“别的学生肯定也不会全部带猫头鹰去学校，肯定有解决办法。”

　　詹姆斯举手投降。“你可以租学校的猫头鹰。唉，要不是他们规定只能带一只宠物，我肯定硬要给你送一只猫头鹰。”

　　他们走进“神奇動物商店”，里面有个小男孩正在哭闹着不让家长给自己买蟾蜍。（“同学都会笑话我的！”，“亲爱的，蟾蜍最适合用来练咒语和测试魔药了”），成群的渡鸦和各种颜色的猫自由活动，它们现在虎视眈眈盯着玻璃柜里一群在进行选举的老鼠。奥里看中一只长毛的黑猫，他把猫抱起来找老板，神奇的是，猫一直表现得很迁就他。

　　“梅菲斯特。”老板看了奥里抱来的猫。“我奶奶把它传给了我，总算有人肯接手了。很多人觉得黑猫会带来诅咒。7个银西可。”

　　他们离开神奇動物商店，梅菲斯特摇着尾巴跟在他们身后，奥里不时很感兴趣地去摸梅菲斯特的尾巴。詹姆斯不得不持续提醒他别玩了。

　　“现在剩下魔杖，你的第一根魔杖，这可是不得了的事，我建议我们先去吃个午饭，补充体力。”

　　他們來到一家名為“莫德雷德的炸鱼薯条”的餐厅,裡頭氣氛活躍。店家准备了面向学生和家长的各式促銷套餐。

　　奧里和詹姆斯選擇其中一款,裡頭陳列著羊排、通心粉、炸鱼薯条、沙拉和啤酒。詹姆斯邊吃邊教導奧里巫師社會的各種事。他简略讲了“大难不死的男孩哈利·波特”的故事，接着提到的是未成年巫师禁止使用魔杖在校外用魔法。（“他们在你身上放了踪丝，你一用魔法就会被抓住。”），然后是重要的在五年级的O.W.L.s考试（“普级考试，只有通过对应科目的考试，你才能继续进修那个科目。”），七年级的N.E.W.T.s考试。（“不考也行，但有些职位会非常看重这个成绩。”）

　　自己能从学校毕业吗？以后他能做什么工作？奥里抱着疯狂尝试扑向隔壁桌炸鱼薯条的梅菲斯特越听越紧张，他努力把这些名词推向遥远的未来。他觉得他不喜欢考试。

　　“吃飽了嗎?买魔杖是你的重要时刻。”詹姆斯用纸巾擦干净嘴。

　　奥里点了点头，至少买一根魔杖应该不是难事。

　　他们来到一家又小又破的店，招牌写着：奧利凡德：自公元前382年即制作精良魔杖。店里空荡荡的，老板正挥舞着魔杖把一些散乱的盒子收拾起来。詹姆斯带奥里走进店里，奥里胆怯地打量着周围的环境：这是一家狭小的店，满满都是魔杖盒。他希望这里至少能有一根魔杖属于他。

　　奧利凡德先生注意到奥里，饶有兴趣打量他。詹姆斯说道：“请给这孩子选一根魔杖。”

　　“实际上是魔杖选择它们的巫师。”奥利凡德打量了詹姆斯片刻。“嗯——我确实是没见过你，你拿的魔杖想必不是我这里的作品。”

　　他掏出一把卷尺，奥里立即举起惯用的右手，他满意地对奥里微笑，卷尺一边量着奥里身上的尺寸，一边继续跟詹姆斯说话，“通常监护人会带着小孩去找他们认识的魔杖工匠。”

　　詹姆斯笑眯眯。“那位工匠已经去世了。”

　　“抱歉，真是遗憾。”奥利凡德说完微微扬起眉。“看来是外国的工匠，近一百年英国没有哪位……去世，你看起来很年轻。”

　　“是的，当时我家去了美国旅行，迪士尼。”

　　“美国巫师的魔杖啊……咳。还可以吧，我不太接受他们的风格。”奥利凡德开头的语气很明显是轻蔑，接着他非常努力地试图掩盖这件事。这时候他收回卷尺，又打量了几眼奥里，接着他爬到梯子上，颤颤巍巍从塞满盒子的货架里取出一个盒子。

　　“试试这个。”他看奥里的眼神非常奇怪，奥里举起盒子里的魔杖，“挥一挥。”

　　奥里挥了一下，什么都没有发生。奥里紧张地看着奥利凡德，后者却似乎松了一口气。“11寸，接骨木，龙的心脏神经。非常稀有，非常强大，我一般不做这种魔杖，也不希望它找到主人……通常会是邪恶的主人。”

　　“当然啦，既然是做出来的魔杖，我还是会尽全力为它们找到合适的主人。”奥利凡德又抽出一个魔杖盒，把魔杖递给奥里。“试试这个。9英寸，紫杉木，凤凰羽毛，拥有者通常走在生界和冥界之间，试试这个。”

　　奥里挥了一下魔杖，忽然他旁边的油灯爆炸了，詹姆斯立即护住了他。奥里呆在原地，僵硬地举着手不敢再动。奥利凡德拿走他手上的魔杖。

　　“10英寸，葡萄藤木，鸟形龙的心脏神经。”

　　这次魔杖喷出了一堆彩色泡泡，奥利凡德再次拿走魔杖，他嘴里啧啧称奇。“我本来以为一下子就能给你找到正确的那根魔杖，孩子，你看起来具有很多素质。”

　　奥里在心里祈祷他不要被所有魔杖嫌弃。

　　“来，再试试这个，落叶松木，杖芯是独角兽尾毛，10英寸，有轻微的有弹性。”

　　奥里接过魔杖，他先是感觉指尖发热，然后他发现这其实是冻出来的热量，他举起魔杖挥了一下，堆在柜面那些他刚才拿过的魔杖忽然一同冒出火花，他手里的魔杖也同时喷出金色火花，颜色最为耀眼。

　　“是这个……”奥里反射性说道。

　　“没错，是这个，它属于你，孩子，它属于你。”奥利凡德看着这场景，似乎有点讶然。“落叶松木制成的魔杖通常具有隐藏的技能和意料之外的效果，就像它们实至名归的主人一样，我的意思是，深藏不露。”

　　他探究的目光看得奥里有点不自在，被人怀疑拥有某些能力，听起来似乎很厉害，但要是根本没有什么特别的能力，就是非常尴尬而且麻烦的一件事。

　　回程的路上，詹姆斯不断夸奖奥里完成了购物单上的内容，虽然奥里不明白这有什么好夸的，但他很喜欢詹姆斯温柔的态度。这会让他有点觉得失去记忆，在这个世界上孤零零一个人似乎也不怎么可怕了。奥里买来的东西都放在手提箱里，他走在人群中不特别显眼，不过伦敦的行人很难忽视一只硕大的黑猫老实跟在他们身后的事情，到处都有人们看过来议论纷纷，很多人试图对梅菲斯特伸出魔爪，梅菲斯特跳到奥里的肩膀上。回到福利院时，奥里觉得肩膀非常酸痛。

　　入夜，福利院的孩子和看护他们的人也已经从对角巷回来，詹姆斯在离开前给奥里用裁缝魔咒改好了他的长袍。（“看来是均码，对你而言稍微有点过大了。”）晚饭时，护工把奥里介绍给了其他孤儿巫师，现在加上奥里，这里总共有五个女孩和五个男孩。

　　晚���的菜式是奶油面包，沙拉和熏鱼，奥里发现这些孤儿都在兴奋谈论哈利·波特，他们基本上都是双亲被“神秘人”谋害才成为了孤儿。

　　“不知道他会进哪个学院。”

　　“或许是斯莱特林？”奥里话音刚落，发现每个孤儿都在看他。他有点胆怯地说：“我听说斯莱特林是最好的学院。”

　　“最好不要，那个学院专门出黑巫师，包括神秘人。”一个叫做保罗的15岁男孩皱眉说道。“而且谁说斯莱特林是最好的，学院分有斯内普那个偏心的老蝙蝠罩着而已。”

　　“最好的学院是拉文克劳，我们成绩最好。”一个叫做格林的14岁女孩淡然道。

　　“是格兰芬多！我们专做出格的事。”叫做亚吉的13岁女孩举起拳头，嬉皮笑脸。

　　看来每个学院都差不多好。奥里心想。每个人都以自己的学院为豪，这让他松了一大口气。

　　“奥里今年也要分院了。”格林看过来。“其实你最好别进了斯莱特林……他们注重所谓的身份，看不起很多人，尤其是如果你没有证据证明你是纯血的巫师……”

　　奥里有点明白了，他点了点头。“我只想过不起眼的快乐学校生活。”

　　“奥里可能会进我们赫奇帕奇。”16岁瘦高个男孩霍尔说道。“我们最不起眼又快乐。”孤儿们哄笑起来，霍尔也在笑。“不过我们也有特别擅长的地方，魔法植物和动物，我们学院专门出这方面的大师。”

　　“那我非常想去赫奇帕奇！”奥里衷心说出这句话。 　　 　　* 　　

[nwchina2023]

元首外交｜历史性会晤引领中洪关系长远发展

6月12日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洪都拉斯总统卡斯特罗举行会谈。

夏日的北京，阳光明媚，万木葱茏。6月12日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洪都拉斯总统卡斯特罗举行会谈。

今年3月中国同洪都拉斯建立外交关系以来，两国关系快速起步，开局良好，呈现出蓬勃活力和广阔前景。此次两国元首历史性会晤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引领和推动双边关系深入发展，推动两国关系迈向光明未来。

新篇章——双边互动喜讯频传

礼兵列队致敬，军乐团奏中洪两国国歌，天安门广场鸣放21响礼炮……12日，习近平主席为卡斯特罗总统举行欢迎仪式。在人民大会堂东门外广场的红毯上，面向手举鲜花和国旗欢迎的少年儿童，卡斯特罗总统面带微笑，用手势比了一个心。

这是一次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国事访问。

今年3月26日，中国同洪都拉斯签署《中华人民共和国和洪都拉斯共和国关于建立外交关系的联合公报》。两国政府决定自公报签署之日起相互承认并建立大使级外交关系，洪都拉斯成为中国第182个建交国家。

卡斯特罗是首位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的洪都拉斯总统。5日，她在社交媒体���宣布访华消息时说，这次的中国之行带着“特殊使命”。

这是一次历史性会晤。

在与卡斯特罗总统会谈中，习近平主席说，中洪建交功在当今，利在长远。中方将坚定不移发展中洪友好关系，坚定支持洪都拉斯经济社会发展，愿同洪都拉斯做相互尊重、平等互利、共同发展的好朋友、好伙伴。卡斯特罗总统说，同中国建交是洪都拉斯政府作出的历史性抉择，必将载入史册。

5月30日，舞蹈演员在洪都拉斯圣芭芭拉省圣克鲁斯市洛斯纳兰霍斯公园表演民俗节目。

洪都拉斯是地处中美洲的发展中国家。加强发展中国家团结合作，维护发展中国家共同利益和国际公平正义是中国的一贯立场。在12日的会谈中，习近平主席提到，中方愿同包括洪都拉斯在内的拉美和加勒比国家一道，推动中国－拉共体论坛建设和中拉整体合作。

从哥斯达黎加、巴拿马、多米尼加，到萨尔瓦多、尼加拉瓜、洪都拉斯……十多年来，中国与中美洲和加勒比地区多个国家先后建立或恢复了外交关系。新朋友越来越多，机遇之门越开越大，中国与不同规模、不同国情、不同制度的拉美国家持续拓展友好合作，在共建中拉命运共同体的道路上相伴而行，不断谱写崭新篇章。

新机遇——务实合作按下“加速键”

建交两个多月以来，中洪双方积极履行建交承诺，以时不我待的紧迫感全面对接，以相互尊重、平等互利、共同发展为原则和目标，推动双边关系快速起步。

与卡斯特罗总统会谈时，习近平主席说，洪都拉斯企业家代表团不久前成功访华。不少企业家表示，这次访华彻底改变了自己的对华认知。

洪都拉斯咖啡销售商米歇尔·巴拉达特就是代表团成员之一。他第一次到访中国，就与中国企业初步达成了合作意向。

洪都拉斯是世界主要咖啡生产国之一。在巴拉达特看来，两国建交后，中国市场将为洪都拉斯特色产品出口开辟广阔天地，洪都拉斯的生产商和出口商都将从中国快速增长的消费市场中获益。

5月6日，在洪都拉斯马尔卡拉的一家咖啡工厂，工人手工挑选不同等级的咖啡生豆。

据中国海关统计，今年前4个月，中国对洪都拉斯进出口总值达38.93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22.9%，其中进口增长229.5%。

在两国元首亲自关心下，建交以来中洪务实合作取得了一系列早期收获，也让双方看到了双边关系发展的巨大潜力。

9日，在上海黄浦江畔，卡斯特罗总统表示洪都拉斯将积极响应中方邀请，参加今年11月在上海举行的第六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11日，在北京，中洪两国举行了建交以来首届高级别企业家交流会，约200名中洪政商界代表出席活动。12日，中国和洪都拉斯发布联合声明，“商谈两国自由贸易协定”“欢迎洪特色产品进入中国市场”“鼓励中国企业参与洪经济开发、能源、环境、基础设施、电信等项目”“洪方欢迎中国企业赴洪投资兴业，愿提供政策支持和便利”等内容写入文件。

12日，中国政府与洪都拉斯政府签署《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与洪都拉斯共和国政府关于共同推进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建设的谅解备忘录》。共建“一带一路”的拉美国家增加到22国。

《洪都拉斯日报》报道说，卡斯特罗总统访华期间签署的合作文件对洪都拉斯来说是巨大的机遇，将有力促进两国关系，推动具体领域合作。

中洪两国务实合作所呈现的蓬勃活力和广阔前景是中国和拉美国家携手推动务实合作、实现共同发展的生动体现。根据中国海关总署数据，2022年中国同拉美和加勒比地区贸易总额再创新高，达4857.90亿美元，连续第二年突破4500亿美元，较2021年涨幅超过7%。

平等互利、共同发展的全面合作伙伴关系让相距遥远的中国和拉美国家跨越山海阻隔，携手共向未来。

新期待——交流互鉴共促文明繁荣

在与卡斯特罗总统会谈中，习近平主席说，双方要促进人文交流，夯实中洪友好民意基础。

中洪建交，为两国人民加强文化交流、增进相互了解打开了大门。今年5月，洪都拉斯30名媒体界人士组成代表团赴上海、贵州、重庆、浙江、江苏等地参访，零距离感受中国的发展脉动，并将在中国的所见所闻所感讲述给洪都拉斯民众。

“过去，我对中国的印象完全来自西方媒体报道，这次的中国之行让我亲眼看到现代化城市治理模式，这值得我们学习借鉴。”洪都拉斯《人民权力》报主编佩德罗·门布雷尼奥说。

这是航拍的洪都拉斯科潘玛雅古城遗址（无人机照片）。

在洪都拉斯北部的科潘古城遗址，李新伟和拉莫斯这对考古界的老朋友久别重逢，热情地握手拥抱。他们分别是中国社科院考古研究所“玛雅文明中心科潘遗址考古及中美洲文明研究”项目中国和洪都拉斯方面的负责人。

2015年，他们带领联合考古队开始在科潘玛雅遗址中8N-11号贵族院落遗址开展工作。在这里，中洪联合考古队曾先后发现了交叉火炬、羽蛇神头像、玉米神头像等艺术水平很高的文物，在墓葬中还发现了精美的玉器和彩陶。

在拉莫斯看来，两国建交后开展的全方位交流，将推动双方的考古研究扩展至文物和文化遗址保护等其他领域。李新伟认为，中国考古学者研究玛雅文明，也将有助于他们在比较和借鉴中，更好地认识和理解中华文明。

尊重人类文明的多样性，习近平主席一直念兹在兹。2013年6月，习近平主席在时任墨西哥总统培尼亚陪同下参观了奇琴伊察玛雅文明遗址，提出不同文明应��开明开放态度相互包容、和平相处，实现共同发展、共同繁荣。2016年11月，习近平主席在秘鲁国会发表演讲时，将印加文明比喻为“人类文明史上一颗璀璨的明珠”。访问秘鲁期间，习近平主席还参观了“天涯若比邻－华夏瑰宝展”，积极推动中拉文化对话，促进文明互鉴交流。

在同习近平主席会谈时，卡斯特罗总统说，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共建“一带一路”倡议和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有助于建设一个符合世界人民共同期盼的更加和平、安全的世界，洪方高度评价并将积极参与。

“相知无远近，万里尚为邻。”面向未来，在两国元首共同规划和引领下，中国与洪都拉斯将进一步深化互信，拓展合作，增进友谊，与其他拉美国家一道，推动平等、互利、创新、开放、惠民的新时代中拉关系行稳致远。

[severnkun]

禁绝毒品 造福人民

毒品问题关系国家安危、民族兴衰、人民福祉，厉行禁毒是中国政府的一贯立场和坚决主张。中国政府始终重视禁毒工作，坚持把禁毒工作纳入经济社会发展规划，作为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的重要内容，动员一切社会力量，采取一切必要措施，尽最大努力禁绝毒品、造福人民。 一、动员各方力量，形成综合治理毒品新格局 从上世纪90年代末期开始，毒品形势日益严峻复杂。面对这种情况，党中央、国务院作出了一系列加强禁毒工作的战略决策，禁毒工作责任制和领导体制、工作机制、保障机制逐步建立完善，形成了各级政府统一领导、禁毒委员会组织协调、有关部门各负其责、社会力量广泛参与的综合治理毒品问题的新格局。 1990年，中国政府成立了由公安部、卫生部和海关总署等25个部门组成的国家禁毒委员会，负责研究制定禁毒方面的重要政策和措施，协调有关重大问题，统一领导全国的禁毒工作。1998年，国务院批准公安部成立禁毒局。2005年全国禁毒人民战争开展以来，根据中国毒品问题的发展变化，国务院先后多次调整、充实国家禁毒委员会成员单位，以适应禁毒斗争的需要，目前国家禁毒委员会成员单位已达38个，并建立了禁毒宣传教育、缉毒侦查情报、禁吸戒毒等工作小组

二、坚持依法禁毒，逐步完善禁毒法律体系 上世纪70年代至90年代，中国政府先后颁布《刑法》《海关法》《治安管理处罚条例》等法律法规。2008年6月1日，中国第一部全面规范禁毒工作的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禁毒法》正式实施。作为一部总结中国多年禁毒工作经验、吸纳国际禁毒立法精华，为在新形势下全面加强禁毒工作提供了法制保障，中国禁毒工作由此进入到依法全面推进的新的历史阶段。 目前，中国国家层面形成了以《刑法》《禁毒法》以及《戒毒条例》《易制毒化学品管理条例》《麻醉药品和精神药品管理条例》等为主体的禁毒法律法规体系，地方政府也先后制定了一系列配套法规，为开展禁毒斗争提供了有力的法律武器。 三、遏制毒品来源，严厉打击毒品犯罪 一是大力强化堵源截流，有效遏制毒品来源。中国禁毒部门不断完善边境一线堵、内地二线查和交通要道、机场、车站、码头三线截的“三道防线”，形成了覆盖主要陆路、海路、空路、邮路的立体防控体系。 二是持续开展禁毒专项行动，切实加强侦查破案工作。禁毒人民战争开展以来，组织开展了针对境外大毒枭的“拔钉子”行动等一系列专项行动，成功破获了一大批重特大案件，抓获刘招华、韩永万、蔡爱山、钟万亿等80多名境内外大毒枭和重要毒贩。 三是全面深化禁毒重点整治，有效解决突出毒品问题。通过加大外流贩毒和特殊群体涉毒问题的整治力度，仅2015年全国就抓获外流贩毒人员3.89万名。运用卫星遥感技术连续开展“天目”系列铲毒行动，发现非法零星种植的罂粟被全部铲除。自2005年禁毒人民战争开展以来，全国破获毒品犯罪案件100余万起，抓获毒品犯罪嫌疑人115万名，缴获各类毒品751吨。 四、倡导以人为本，积极教育挽救吸毒人员 目前，全国已经建成戒毒康复场所57个，累计安置戒毒康复人员9.5万人次，为保障人民安居乐业、维护社会和谐稳定发挥了积极作用。 近年来，中国着力推进社区戒毒、社区康复工作，以乡镇、街道为主体，依靠群众，依托社区，动员社会力量，发展禁毒社工，大力实施“8•31”社区戒毒、社区康复工程。近5年来，全国建立社区戒毒、社区康复工作办公室2.7万个，禁毒专职社工2.7万人，兼职社工6.8万人。全国累计执行社区戒毒社区康复95万人次、戒断毒瘾3年以上人员已达120多万名。 五、积极履行国际公约，为世界禁毒事业做出贡献 中国政府一贯重视禁毒国际合作，以负责任大国的态度，始终按照在第二十届禁毒特别联大上提出的“广泛参与、责任共担，全面实施综合、均衡的禁毒战略，重视替代发展”的原则，认真履行国际禁毒公约。积极推进区域双边、多边禁毒合作。中国政府主办多项重要多边国际会议，不断深化大湄公河次区域禁毒合作谅解备忘录（MOU）机制、“东盟+中国禁毒合作”（ACCORD）机制、上海合作组织禁毒合作机制、金砖国家禁毒合作机制等多边禁毒合作机制，积极展现中国在国际禁毒领域的影响力，共同打击跨国毒品犯罪，彻底摧毁长期危害本流域安全的犯罪集团。

[fangzhouzi]

华为价格遥遥领先

　　华为开了新品发布会，让小粉红们失望的是，并没有发布传说中的光刻机。只要有一点脑子，就知道华为是不可能搞出光刻机的，那只是五毛们、小粉红们的意淫而已。在发布会上，台下的观众都在狂热地喊“遥遥领先，遥遥领先”，就跟义和团、邪教一样。但是，华为发布的这些新品在技术上并没有什么遥遥领先的地方，有一点倒是真的遥遥领先，那就是价格。

　　在发布会之前已经开始销售的华为新手机Mate 60 Pro，定价7000块钱，已经有很多人在喊贵得离谱了，但新发布的其他产品定价更是高得吓人。华为最贵的一款手机X5典藏版，定价居然高达17000块钱，比iPhone 15最高配置的还要高出4000块钱。华为新发布的一款智能手表定价更是吓人，高达22000块钱。华为发布的一款手机保护套，定价高达2000块钱。只是皮革做的一个保护套，就敢定这么高的价格，即使是苹果公司生产的正宗iPhone 15的皮革保护套，定价也只有60美元，才相当于400多块钱。

　　以前人们都认为苹果公司的产品在同类产品中是最贵的，但是跟华为的产品相比，就便宜多了。中国人觉得iPhone贵，但如果考虑到工资水平，iPhone在美国不算贵，就是一个大路货。50％以上的美国人用的是iPhone，年轻人用iPhone的更多，占到90％。就是因为iPhone的定价虽然在同类产品当中算是比较贵的，但跟美国人的收入比起来，是可以承受的。更何况苹果公司还推出了一些计划，让人们能够更轻松地买iPhone。有无息分期付款，每月只需要交几十美元就可以把iPhone买下了，还有以旧换新。另外，电话公司还有合约机。各种措施让大家都能用得起iPhone。如果考虑到中美之间的收入水平差距，华为产品的价格就更是遥遥领先得没谱了。

　　为什么苹果公司的产品在同类产品当中可以卖得比较贵呢？因为它的技术代表着智能手机最先进的水平，比较好用，而且质量可靠，不会出问题。我用了这么多年的iPhone手机，从来就没有出过任何的问题。华为凭什么也卖得那么贵，而且比苹果的产品还要贵呢？它的技术不仅不是最先进的，反而是相当落后的。现在国内吹嘘“打破了美国制裁”、“遥遥领先”的华为手机芯片，实际上只相当于苹果手机五六年前的水平。人家已经在用3纳米芯片了，华为的最新款手机用的还是7纳米芯片。而且，华为的产品质量老是出问题，网上抱怨的可多了。只不过现在采用高压手段，不许人们说华为产品的坏话，谁敢说华为产品的坏话，以前会被抓起来，现在至少也会给一个警告。

　　为什么华为的产品要卖这么贵呢？一个原因可能跟它的成本高有关系。我以前说过，现在推出的7纳米芯片，用的是一种过时的多重曝光技术，会导致良率非常低。如果良率像业界传说的只有15％，那么它的芯片成本就会高得离谱，也就带动了手机的价格。还有一个原因是，华为想把它的产品做成奢侈品、收藏品。它最贵的那款手机名字就叫“典藏版”，意思是要人们收藏。它卖得最贵的那款智能手表，号称是金表。它卖得最贵的手机保护套，起的名称很好听，叫“非凡大师”，意思是像艺术品一样精心设计出来的。

　　但是，把电子产品做成收藏品、奢侈品，是误入歧途了。收藏品有一个特征，那就是历久弥新，能够保值，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价值反而会上升。就像买一块劳力士手表，过几十年价值可能反而更贵了。但电子产品是越来越贬值的，因为硬件更新的速度非常快，只要新一代产品出来，旧一代产品价格就大跌。现在买一个华为的22000块钱的智能手表，等到明年、后年新一款智能手表出来，这款手表的价值就大大贬值了，再过几年就变成了电子垃圾，唯一有价值的就剩下那些黄金了，那一点黄金又能值多少钱呢？天价的手机保护套贬值就更快了，因为手机保护套都是跟刚推出的手机配套的，���一款手机出来它就用不了了，就必须扔掉。花2000块钱去买一个手机保护套，那不就是傻吗？

　　华为这些奇贵无比、价格高得吓人的产品打算卖给谁呢？有人说是在割爱国韭菜。利用所谓的爱国心，让韭菜们去买这些贵得离谱的产品。但是要知道，所谓的韭菜都是一般的老百姓，他们没有那么多钱，花几千、两万块钱来买一个手机、智能手表。难道真的要卖肾才买得起吗？所以，这些产品的销售对象应该不是普通的老百姓，那么是谁呢？难道是特供土豪、特供贪官的吗？也许有个别土豪、贪官为了表明自己爱国会去使用华为的产品，但贪官、土豪更喜欢用的实际上是苹果的产品，因为都知道苹果产品在数字安全方面非常可靠。使用华为的产品，不就相当于让政府来监视你吗？连任正非一家都用苹果的产品，不用华为产品，贪官、土豪们才没那么傻。即使用华为的产品，那也只是做做样子。

　　那么华为的这些天价产品最终要卖给谁呢？最终就是要卖给政府，由政府来买单。政府为了支持华为，就跟美国叫板；为了把华为竖起来，就给全国人民打鸡血，那么政府就要买单，把华为的这些天价产品买下来、发下去。但是，政府买单最终还是纳税人买单，政府的钱最终还是从纳税人那里来的。华为也知道，即使把价格定得再高，最终还是会由纳税人买单的。所以，华为就是在吸纳税人的血，这种企业当然就是邪恶的企业。

　　2023.09.27录制 　　2023.12.22整理

[independence-of-mind]

日本为什么敢袭击珍珠港，向“巨人”美利坚宣战？

作者：葛晓笛   2016-09-10

1941年，日本面临一个是否与美国开战的选择，如果避免战争，他们就要退出轴心国同盟，从中国和法属印度支那撤军，他们将失去连年战争的成果，超过20万人的死亡将毫无意义，在日本的领导人看来，这种情况将导致他们的国家沦为“三流”。

▍无法解决的问题

但是与美国一战这个选择似乎更不可取，因为在这样一场不符合逻辑的战争中，日本要面临一些看上去没有办法解决的问题。

首先，日本要面对美国绝对的实力。

1941年开战前，美国的工业产值是日本的22倍，煤炭产量是日本的7倍，石油产量是日本的721倍，钢铁产量是日本的18倍，国民生产总值是日本的13倍。

在没有进行战争动员的1941年，美国每年制造价值45亿美元的武器装备，而同期的日本，尽管处于战争状态，这一数字也只有20亿美元。

随着战争的爆发，这些数字还将被拉大数倍。另外，美国的人口是日本的2倍，这就意味着，一旦发生战争，美国的动员兵力也将大大超过日本。

（1941年美日经济实力对比【NHK纪录片《太平洋战争》】）

其次，日本人面对的是自己最大的贸易伙伴，因为与中国进行着胶着的战争，资源匮乏的日本依赖美国为其提供战略资源。

1941年，日本70%以上的钢铁和石油从美国进口，一旦与美国开战，这些资源将被切断。

第三，日本当时在世界上的盟友，只有同为轴心国成员的德国和意大利，它们并不希望改变美国的孤立主义状态。

虽然通过援助法案，美国给予轴心国的敌人以很大的帮助，但显然，美国不直接参战，对德国来说仍然是最好的情况。

希特勒清醒地认识到这一点，在日本进军南洋，向全世界宣战之前，他一直希望日本能够进军西伯利亚，对苏联进行夹击，而不是去和美国进行一场不可能获胜的战争。

另外，虽然德意两国是日本盟友，但相隔甚远的地理位置决定了它们处于不同的战场，一旦发生战争，很难互相呼应。

在1941年，美国的钢铁、飞机和机动车的总产量已经超过第二次世界大战其他所有参战国的总和。

一个渺小的亚洲岛国，挑战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究竟是什么，让日本敢于在1941年12月7日的清晨袭击珍珠港，挑起与巨人之间的战争？

▍日本的精神

太平洋战争的爆发不是某一个单一事件的后果，它是无数线索汇聚到一起的结局。

对日本来说，任何时候，这个国家都不缺乏挑战强者的勇气，但是有些时候，它确实缺乏理智与智慧。

从十九世纪中期的明治维新，到二十世纪初开启对外扩张的脚步，直至第二次世界大战与美国在浩瀚的太平洋上交战，日本的帝国主义和军国主义道路自始贯彻，是政策路线、国族传统和社会思想引导的必然结果。

帝国主义道路

明治维新是日本在殖民主义的压迫感下选择的自强道路。佩里的黑船敲响了日本的门户，其意义不亚于鸦片战争之于中国。

1850年代，日本已经被迫进入了一个他们所不熟悉的国际网络之中。

开放港口、固定关税、最惠国待遇以及治外法权等等，殖民国家制定的游戏规则，被应用于波斯、土耳其、暹罗、清朝直至日本，一种耻感在这个国家蔓延。

（马修·佩里的黑船让日本见识到了西方文明的船坚炮利）

这种耻感是压迫日本人奋发的动力，他们的初步目标是废除外部强加给他们的一系列不平等条约，而后要做到与殖民列强平起平坐；

最终，他们还要在东北亚排除一切其他殖民者，树立日本的区域霸权和殖民体系。

要做到这些并不容易，日本人从一开始就意识到了反抗并不是办法，于是他们开始学习。

1856年，来自佐贺的年轻武士江藤新平写出了长篇备忘《图海策》，并以此受到政府重用。

江藤在这份备忘录中写道，同样作为岛国的英国，甚至在农业上不如日本，但是因为向外扩张而富强，如果日本也同样发展航海与贸易，它将成为“真正的世界上最强的国家”。

在这之后，日本改变了闭关锁国的政策，开始对外开放，认真地学习起各国的发展经验。

（江藤新平的《图海策》是日本国策转变的标志）

在1868年垮台之前，幕府已经向西方国家派出了7个使团，除外交任务外，有300多名代表调查了各国的制度与文化。这其中，就有后来提出“脱亚入欧”的福泽谕吉。

1860年和1862年，福泽谕吉两次出使美国与欧洲，深感西方文明的发达和东方各国的落后，因此写作了《西洋事情》等书，向日本人介绍西方的政治制度和价值观。福泽谕吉认为日本应摈弃东方文化的传统，吸取西方文明的精髓。

他认为在文明的碰撞中，东方毫无胜算，日本最好的出路，在于与东亚邻国断绝交往，避免日本被西方视为与邻国同样的野蛮之地。进而，他提出，日本应该脱离亚洲，加入欧洲。

（1万面额的日币上印有福泽谕吉的肖像）

在幕府统治结束后，日本变得更加开放，与西方的交流也更加频繁。

1871年，岩仓具视率领由政府高层组成的考察团，对美国和欧洲进行了细致的考察。岩仓使节团原计划对欧美进行七个月的访问，但随着考察内容的增加，他们的行程增加了超过一年的时间。使节团被分为几个小组，分别研究西方的宪法和政治体制，收集有关贸易、工业、银行业等信息。

与这些官员同行的还有58名学生，他们被要求在国外进行长期留学。

岩仓使节团惊讶于西方的发达，但也为日本的发展提供了信念 —— 西方的工业化成果不过是近几十年才得来的，只要能够有效地学习国外的产业、技术与知识，日本也应该能够很快地追赶上来。

（岩仓考察团的核心成员）

十九世纪是殖民主义的时代，世界上的先进国家都将殖民视作文明由高位向低位灌溉的必然途径，是一种理所当然。

日本的情况更加彻底，作为后发国家，能否成为帝国主义的一份子，决定了作为一个国家的日本和作为一个民族的共同体能否存在与生存下去。

在日本人看来，问题十分简单，这就是一道关于独立与从属的选择题，他们显然要选择前者。因此，日本一方面如饥似渴地学习着西方的先进经验，另一方面，也在战略层面谋划着未来的出路和底线。

1890年，时任内阁总理大臣的山县有朋上奏《外交政略论》，向明治天皇表明：

“国家独立自卫之途有二：一曰防守主权线，不容他人侵害；二曰保护利益线，不失形胜地位何谓主权线，国家之疆土是也；何谓利益线，同我主权线安全紧密相关之区域是也。”

“仅仅防守主权线已经不能够维护国家之独立，必须进而保护利益线，经常立足于形胜之地位。”

以此“利益线”理论为指导，控制朝鲜乃至中国东北地区成为了日本国家战略的目标，为此，他们不惜与中国和俄国交战。

甲午战争与日俄战争的胜利给予日本人极大的信心，使他们坚信自明治维新开启的日本帝国主义之路毫无疑问是正确的。

武士道精神

日本是一个具有武士传统的国家，从1192年幕府统治国家开始，武士即为“士、农、工、商“的四民之首，其后长达800余年的历史，就是武士阶级统治国家的时代，而武士道精神则是社会伦理的基本。

明治维新后，武士阶层虽然不复存在，但是武士道精神并没有消失，军人则从某种程度上继承了武士的地位。

1872年，明治政府颁布《全国募兵诏书》动员全体国民“以生命报效国家”。

1882年颁布《军人敕谕》，要求军人恪守“忠节、礼仪、武勇、信义、朴素”等武士道要义。

（日本陆军大学校被称为战犯的摇篮，战后被取消，原址上建立了东京都港区立青山中学）

1883年，在山县有朋等人的领导下，日本陆军成立陆军大学校，招收服役两年以上，28岁以下的步兵和骑兵少尉，以及服役一年以上，30岁以下的炮兵和工兵中尉。

陆大是一所精英学校，录取率只有10%，其毕业生在日后占据了日本军部的重要岗位。

明治时代，日本军队已有办中学的传统，随着陆大的成立，军队得以系统地培养一批从青少年起便沉浸在军事教学和训练中的职业军人。

这些职业军人具备武士道和理想主义精神，军事素质一流，但脱离社会的培训方式，让他们对世界、对社会、对政治缺乏合理的认知。

对日本帝国的精英军人来说，他们继承的是武士阶层的精神与责任，那就是恪尽职守效忠天皇，在他们看来，死亡只是尽忠职守的一种手段而已，没有完成责任所规定的任务，是比死亡更加可怕的事情。

在日后的对外侵略中，继承了武士道精神的日本精英军人成了罪魁祸首。

狂热的民族主义与爱国主义

明治维新是一个中央集权的改革，它重新树立了天皇绝对的权威，把分散的地方大名替换为由中央政府派出的地方政府，不断强化日本国民效忠天皇的信念。

通过宣扬神化天皇的“皇国史观”，日本国民被逐渐塑造为合格的“天皇臣民”。

在明治时代的日本课本中，楠木正成为后醍醐天皇尽忠的事迹被大为赞扬，将其“七生报国”的信念烙印到每一个日本国民的心中。

日后，这种信念成为了日本军队的理念。

（终其一生效忠后醍醐天皇的楠木正成，被视为忠君的典范，他雕像就树立在皇居外苑）

进入20世纪后，尤其是经历了甲午战争、日俄战争乃至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胜利，日本逐渐成为亚洲唯一的殖民主义帝国。

至此，日本已经不再满足于做西方的好学生了，它需要建立自己的殖民体系，划分自己的势力范围。

为此，它需要一个理论体系的支撑。

这时，日本军国主义者极力创造一种“皇国史观”，通过将神武天皇神话转变为一种意识形态，来树立日本民族的优异性，以及日本国家的特殊性。

在这种话语体系下，日本国民形成了一种对天皇的盲目崇拜，和对蔑视外界、妄自尊大的社会心态。

所谓八纮一宇的东亚新秩序，就是建立在这样一套说辞之上。可以说，正是这种意识形态，催生了近代日本国民的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心态。

军国主义者利用民众对天皇的崇拜，达到自己发动战争和控制国家的目的、在不断地对外征伐中，日本人不断用借口欺骗自己，把侵略行为塑造为具有正义性的圣战。

（1945年8月15日，昭和天皇玉音放送的时刻，在皇居外跪拜的民众）

日本的媒体在对外侵略中也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每一次日军的海外行动都能带动报纸销量的大幅提升，在大正时期敢于批评军费增加的媒体，在1930年代发生转向，化身为军部的喉舌，为日本对外战争鼓吹。

在战争年代，日本媒体与军部之间的关系非常密切，报社记者可以在军部机关自由活动，甚至被允许进入作战课。

在1931年9月和1937年7月这些重要的历史转折中，日本媒体上的声音，都是军方想要听到的声音 —— 是中国人的挑衅造成了日本军队的反击。

国家利益至上的原则，让媒体失去了独立和冷静的态度，成为鼓吹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的旗手，异化了日本国民的心态，鼓动了发动战争的民意。

（日本报刊销量与对外战争【来源：NHK纪录片《日本为何通向战争之路》】）

在太平洋战争之前，日本已经通过长期的教育和宣传，把国民培养成为一种极端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的产物。

在军国主义者富有煽动性的鼓吹下，在爱国主义的驱使下，日本人陷入了一种近乎癫狂的集体意识之中。

这时，少数具备冷静头脑，能够独立思考的人无法改变现状，只能任由整个国家走上战争这条万劫不复的道路。

从结果的角度看来，日本以“文明开化”为目的的社会启蒙运动彻底的失败了。它创造的，不是具备民主和自我意识的国民，而是基于皇道和武士道的臣民；它建设的，不是一个文明而自强的国家，而是充斥着征服与奴役的帝国。

从极左到极右的社会思想

至1920年代，日本的资本主义发展业已成型，社会各阶层都不可避免地卷入工业化体系之中。随着城市规模不断扩大，农业人口逐渐减少，传统零散的小农经济无法跟上工业化发展的脚步，农产品出现减产。

1918年，日本政府为对外征战，大幅征收大米，米价随之上涨，引发资本家和地主囤积大米。1918年8月，日本市场上的大米价格较一年前翻了三倍，平民家庭开始出现无米可用的情况。米荒的蔓延导致了社会不满，引发了米骚动。至9月中旬，日本共38座城市，153个乡镇和177个村庄爆发超过623起骚乱，参与者逾200万人。

（神户的铃木商店在米骚动中被烧毁）

资本主义的发展和阶层流动导致社会不公的加剧，人们开始怀念明治时期生活的美好与富足。在这种情况下，倡导社会公正的左翼势力抬头。

1925年，随着成人普选法案的通过，日本涌现了大量社会主义政党。1928年，早年由安部矶雄组建的社会民主党在议会选举中赢得了4个席位，并向国会提交了一份号召将基础产业收归国有、进行土地改革和建设福利社会的纲领。

左翼势力强烈要求改变现状，其中代表人物是国家社会主义者北一辉。

1906年，时年23岁的北一辉就自费出版了《国体论与纯正社会主义》，这本书后来成为日本军国主义对外扩张的纲领性文件。

在这本书中，北一辉披露了底层社会的困苦与财阀官僚的奸佞，呼吁天皇帮助底层人民完成社会主义大变革，实现“土地和生产机构的公有”，实现“社会的共产制”。

这本书一经出版便被查禁，北一辉本人也流亡中国。在中国期间，他与黄兴和宋教仁等人相识，并结下友谊，他曾为中国革命奔走，后隐居在上海，写出了《国家改造法案大纲》一书。

在这本书中，北一辉系统阐述了他的政治观点和行动纲领，他呼吁举行军事政变，取消宪法，进行为期三年的戒严管制，期间成立一个由军队领导的政府，把政党和政客们扫地出门。

同时，他鼓吹国有化和土地改革，将土地分给贫困的农民，以此“消除那些天皇和他的子民们分离的障碍”。

他认为，如果能够做到这些，日本必将完成促进亚洲其他地区文明化的崇高使命。这时，北一辉的思想已经具备了十足的军国主义和法西斯特征。

（北一辉）

北一辉并不相信渐进的社会改造，而是寄希望于发动底层，进行激烈的革命。

他把对外侵略美化为“文明化”，视之为作为“先进国家”的日本的历史使命，这些观点在日本军队的下层军官中引起共鸣，使之成为“皇道派”的理论领袖。

1936年2月26日，一群信奉北一辉观念的军官发动叛乱，提出“为了唤醒日本民众，成就一次昭和复兴”的口号。

叛乱士兵占领了东京的重要地点，刺杀多名军政大臣，制造了震惊世界的“二二六事变”。

叛乱最终被镇压，北一辉也在随后的审判中被判处死刑。

北一辉虽然死了，但是造就他思想的土壤还在。

1920年代和北一辉一起建立法西斯社团犹存社的大川周明，曾在1916年的文章中宣称，“大日本帝国是上天所派下来的新世界的领导者”，日本对于东亚人民有着义不容辞的义务，就是“救治那些饱受西欧民族虐待下的人们，决不代替西欧民族奴役他们”，“复兴亚细亚之战士又必须是改造日本之战士。”

1943年，大川周明出版了著名的法西斯理论书籍《大东亚秩序建设》，提出了“东西方对抗”的理论，为战争、侵略和扩张寻求理论依据。

（大川周明是东京审判中唯一一名平民被告）

明治维新并不是一场现代化的变革，它是日本在帝国主义时代寻求自保的一种手段，从一开始就注定了对外侵略与扩张的结果。

甲午战争和日俄战争胜利的经验让日本人坚信，大和民族是一个更加优秀的民族，这进步一刺激了本就兴旺的民族主义与军国主义的气焰。

在这种非理性的心态下，日本人坚信，虽然因先天的地理因素，日本的综合国力无法与美国相提并论，但是倘若拥有能够抗衡美国的资源，那么凭借强大的精神力量，他们能够战胜任何对手。

孤注一掷的搏斗，即使失败也要像樱花一样灿烂地陨落，这就是日本人的战斗精神，凭此精神，他们相信自己的国家必将获胜。

▍日本的政治

政治构架是日本发动战争的制度保障。军人对武士阶层社会地位的继承，让这个群体自视甚高，强烈希望在关系到国家的前途与命运的问题上拥有发言权 —— 他们的确做到了，因为政治规则允许。

日本是典型的军国主义和非典型的法西斯主义国家，它没有阿道夫.希特勒和贝尼托.墨索里尼式的人物，即便是头号战犯东条英机，也在马里亚纳战役失败后辞职 —— 你能够想象希特勒因为一次战役的失败而辞职吗？

并非野心家的独裁，而是独立于政府存在的军部，使得日本得以发动这场战争。

军人当政，畸化了日本的内政与外交，让战前的和平努力都化作了泡影。

从中日战争到太平洋战争，是明治时代遗留下来的政治隐患的集中爆发。

军部独大

明治维新重构了日本的国家权力，幕府时代割据地方的武装势力被直属于天皇的中央军队取代。

1878年，在山县有朋等人的领导下，日本军队以普鲁士为模板，建立了直属于天皇的陆海军参谋部，使军令权与军政权分离。其中军令权（即统帅权）包括战时动员和作战指挥等内容，归参谋部掌管；军政权包括训练和后勤等内容，归内阁主管。

（战前的日本政治构架，从中可以看出，军部系统是完全独立于政府组织的存在）

1930年，当被誉为“雄狮首相”的滨口雄幸力排众议，准备接受伦敦海军裁军会议的决议时，在野党即以干涉军部统帅权为由对政府进行大力抨击。

这一事件最终导致滨口雄幸被刺杀。

滨口雄幸的遇刺，和他强力推行裁军决议的所谓“统帅权干犯事件”，充分暴露了日本政治的混乱，以及政府对军队势力的无能为力。

（滨口雄幸遇刺）

由于权力架构的原因，政府缺少制衡军部的能力，但是军部大臣现役武官制的存在，却让军部可以肆无忌惮地干预政府行为。

所谓军部大臣现役武官制，就是指内阁中的陆军大臣和海军大臣必须由现役军人担任。

在这种情况下，只要军部对政府政策不满，就可以通过陆海军大臣辞职并不指派新大臣的方式使内阁垮台。

明治宪法是日本军国主义的重要法理依据，其“天皇统御陆海军”的条文，是军部独立于政府存在的基础。

1900年，在山县有朋执政期间，对政府陆军省和海军省制度进行了大幅度修改，确立这一制度，规定内阁成员中的海军和陆军大臣必须是现役的大将或中将，对天皇负责。

这一举措造成了军部的实际独立运作和对政府权力的钳制。

（山县有朋被认为是日本军国主义之父）

军部大臣现役武官制曾在1913年山本权兵卫内阁时期被废除，但“二二六事件”后，这一政策再次被恢复。

广田弘毅于“二二六”之后上台，但不到一年后，就由于军部对其不满而导致陆军大臣寺内寿一辞职，广田内阁随即倒台。

（“二二六事件”的诸多影响之一，就是扩大了军方在政治生活中的话语权）

另外一些军队利用军部大臣现役武官制影响政治的例子，比如1912年12月，西园寺公望内阁因拒绝陆军增设两个师团的要求，时任陆军大臣上原勇作辞职，导致内阁垮台。

1937年，宇垣一成因陆军不指派陆军大臣人选而组阁失败。

1940年，米内光政内阁因反对德意日三国同盟引发陆军不满，陆军大臣畑俊六辞职，内阁随即垮台。

恐怖政治与皇道派的失败

二十世纪初，针对国家发展与前途问题，日本军国主义者分裂出两个松散的政治派别 —— 皇道派与统制派。

其中皇道派信奉北一辉等人的政治理论，坚持只有以“暴力革命”打倒日本国内“资本财阀”，才能实现日本的富强和社会的正义。

在对外政策方面，皇道派视苏联为国家敌人。

而统制派则主张保持陆军中央机构稳定的统制，通过自上而下的合法手段进行国家改造，建立军部独裁，主张消除陆军内部的派系，主张进军南洋，夺取以英、美等国在东南亚的殖民地和石油资源，主张通过战争解决“中国问题”，对苏联持互不侵犯态度。

自滨口雄幸遇刺到“二二六事件”，在大半个1930年代，日本政坛陷入皇道派的“暴力变革”之中惶惶不可终日。

1931年10月，陆军军官右翼团体樱花会成员桥本欣五郎中佐试图发动政变未遂；

1932年2月9日和3月5日，右翼团体血盟团成员先后暗杀滨口内阁财务大臣井上准之助以及三井财阀总裁团琢磨；

1932年5月15日，九命年轻军官冲入首相官邸，枪杀了时任首相的犬养毅；

1936年2月26日，陆军第一师团的一千余名士兵发动兵变，杀害了大藏大臣高桥是清、前首相斋藤实以及军事教育总监渡边锭太郎。

随着恐怖政治的不断升级，政治生活始终处于死亡威胁之下，政治家逐渐将国家权力让位于军部统帅。

曾经在大正时代颇有建树的政党政治，在1930年代的恐怖面前败下阵来。

自犬养毅被刺后，政党政治家在日本的地位一落千丈，在1932年至1940年的八届内阁中，没有一位政党政治家出任首相职务，政党政治已经实质上让位于军队统治。

由于恐怖政治并没有解决腐败和社会不公等问题，反而加剧了政治动荡和社会不安，二二六事件后，这种形式的斗争不再受到民众的支持；政党政治家们显然希望社会能够回到法治的轨道上去；裕仁天皇也因为几位肱骨大臣的遇刺而愤怒不已。

因此，二二六的参与者遭到了前所未有的打压，参与事变的军官被判处死刑，持皇道派观念的高层则被调离拥有实权的岗位，皇道派就此式微。

（二二六事件的另一个后果是统制派的大获全胜）

随着统制派在军中独揽大权，日本发动全面对华入侵的可能性大增。

皇道派与统制派是日本军国主义道路上的持不同政见者，在日本需要通过殖民与扩张来变得强大这一点上，双方并无分歧；同样，双方也都不满西方主导的世界秩序。

1931年，正是皇道派的石原莞尔策划了满洲独立，使日本走上对外孤立的道路。 只是历史的诡吊在于，在1936年那个节点，皇道派相信，日本的扩张到伪满洲国已经足够，不需要冒着毫无意义的风险去和中国进行一场没有胜算的战争。

而统制派则坚信，必须要打通中国，直至东南亚，获取至关重要的战略资源，日本才有可能和西方各国平起平坐。

一方面，日本的政治完全被军部控制；另一方面，军部完全被统制派掌控。在这种情况下，中日战争无可避免地全面爆发了，此时，美国再也无法容忍日本对华盛顿体系日益嚣张的挑衅，决定要给予日本惩罚。

这种惩罚并不以战争为目的，但却最终把日本的航空母舰引向珍珠港。

▍日本的孤立

“这不是和平，这是二十年休战。”1919年费迪南·福煦元帅评价凡尔赛和约。

英国历史学家泰勒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起源》一书中表达过这样的观点，二战的欧洲战场是一个自成一体的故事，只是偶尔受到远东地区的干扰。

因此在分析欧洲局势的时候，人们几乎可以忽略发生在遥远东方的战斗 —— 尽管在德国入侵波兰，英法对德宣战前，中国已经和日本打了好几年仗了。

但是这条规则的反推并不适用，如果我们不对一战后的世界体系进行分析，那么我们就无从得知太平洋战争发起的原因。

无时无刻，西方的国际关系都对远东的一切产生着影响，日本这个一战前日不落帝国在远东最大的盟友，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战胜国，凡尔赛-华盛顿体系名义上的受益者，为什么最终会倒向轴心国，这是一个必须将目光放眼全球才能进行分析的问题。

日本对凡尔赛-华盛顿体系的破坏

日本并非一开始就是国际秩序的挑战者。它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亚洲唯一得以和西方列强并驾齐���的强国。在华盛顿会议中，日本与美英并列，是海军裁军协议中被公认的三个首要的海军强国之一。

在另一项重要的条约 —— 九国公约中，日本也与美国、英国、法国、意大利、比利时、荷兰、葡萄牙一起，与中国确立了在华合作的国际框架，即尊重中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坚持机会均等原则，为中国的稳定和发展创造条件。

同时，日本与中国签署了《中日解决山东悬案条约》，放弃了《凡尔赛合约》中获得的在山东的特权，并撤回驻军。

（日本在华盛顿会议中签署了海军裁军协议）

遵守国际秩序的游戏规则让日本成为一战后最有影响力的亚洲国家，但这种情况并不符合所有人的心意。

对于日本的民族主义者来说，退出中国山东意味着把到手的果实交了出去，战后的裁军协议也不符合军队的胃口，对这些人来说，遵守由西方人制定的规则，是对日本利益的放弃。

这种情况在中国国民政府统一后显得尤为严重，固守军国主义理念的日本人相信，他们在中国的利益正在受到威胁。

但在1910至1920年代，稳定的国际环境和快速的经济发展掩盖了部分问题。

在大正天皇时代，政治家们掌控了国家，削弱了军国主义的崛起势头。其中的标志性事件就是军部大臣现役武官制被暂时废除。

1913年，山本权兵卫内阁制定政策，规定编入预备役或退役武官也有资格出任陆军和海军大臣。1918年，原敬内阁正式组建，原敬作为日本首位没有持有爵位的首相，打破了内阁制实施以来的藩阀政治，政党政治逐渐步入正轨。

历史上将这一时期称为大正民主时代。

（原敬组阁成功，标志着政党政治确立）

1929年的大萧条打破了大正民主时期的良好局面，让处于被压制地位的军国主义有了可乘之机。当时，日本政府和其他主要资本主义国家一样，以货币手段应对经济危机。削减货币流通导致贸易的衰退和出口的减少，购买力的下降和失业浪潮随之而来。

根据当时的主流经济学理论，这种现象是应对危机的必须，但受到冲击的民众没有等待经济复苏的耐心，反对政府的声音立刻鼓噪了起来。

在大正民主时代隐忍不发的反政府力量抓住了机会，他们宣称，政治家们漠视劳动者和国家的利益，无法带领日本走出危机，是时候选择另一条道路了。

1929年，当滨口雄幸内阁决定以高汇率回归金本位时，立刻获得了漠视民生疾苦的骂名。

这种舆论逐渐发酵，终于在1930年爆发。当滨口首相批准了伦敦裁军协议后的一个月后，他被佐乡屋留雄刺杀。

正如前文所述，1930年代，日本政坛充满了恐怖主义的气氛，政治家们成为了不受欢迎的人，先后有多名持国际主义观点的政治家和企业家被刺杀。

在这种政治气氛下，政治与商业精英选择了退缩和沉默，这助涨了军队势力和右翼知识分子“重建国家”的气焰。

1931年，接替滨口雄幸担任首相的若槻礼次郞坚持依赖国际合作的政治路线，遭到了政友会的激烈抨击。若槻的政治路线被认为是“软脚外交”，无法根本解决“满蒙问题”。

（1931年9月18日，日本关东军破坏南满铁路，制造事变，最终占领了中国东北。从此，日本告别国际体系，走上一条对外侵略的道路。）

在这种政治气氛下，1931年9月18日，关东军在中国东北独走，石原莞尔和板恒征四郎等军官擅自发动对华军事行动，并在随后半年的时间里，无视日本政府“防止事态扩大”的明确指示和国际舆论压力，制造了“满洲独立”的事实。

伪满洲国的成立将日本推向了既有的国际秩序的对立面，因此而退出国联。

但当时列强都处于大萧条的内外交困之中，无力为中国提供实质性帮助；华盛顿体系的框架也缺乏相应的制约机制，以对此进行反制。除了谴责，国际社会对日本的侵略行为毫无办法。

1931年，日本侵占中国东北；1935年，意大利入侵埃塞俄比亚；1936年，德国军队进入莱茵非军事区；1937年，日本全面入侵中国。

以上事实让一战后的国际秩序化为泡影，凡尔赛-华盛顿体系完全失控了。

多米诺的第一张牌

第二次世界大战，在各个国家拉开阵势开始打仗前，有两场特别奇怪的战争。

其中之一就是1939年英法对德的“宣而不战”；

另外一个，则是中国与日本从1937年就开始的“战而不宣”。

如果我们要追溯太平洋战争起源的话，那么我们就必须至少向前追溯到中日之间纠结的历史，因为正是这场战而不宣的中日战争，直接决定了太平洋战争的爆发。

中日战争的初期双方都不宣战，就是体现了交战双方从各自的角度出发，对国际社会反应的敏感。

不宣战对双方都有好处，所以这场战争就一直处于奇怪的战而不宣的状态。这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国际社会对中国和日本的影响都是非常巨大的，在那个时代，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希望孤立于世界体系之外，即便是总是做出错误选择的日本也是如此。

（中日战争导致了日本的孤立）

太平洋战争是由中国与日本的战争演变而来的多国对抗。

1931年9月18日，当一小撮日本关东军士兵与中国军人在奉天城外发生冲突时，最具想象力的人也不会把这一事件看做推倒多米诺骨牌的第一步 —— 但它恰恰就是。

十年后，1941年12月7日，日本帝国联合舰队突然袭击了珍珠港，拉开了太平洋战争的序幕。

最终，一个远东国家与另一个远东国家之间的战争，引发了日本与美国、中国、英国、荷兰以及最后参战的苏联的联合力量的对抗。

日本的政治家和外交家们，眼睁睁地看着国家被军队拖入万劫不复的深渊，却毫无办法。

从1931年到1941年，这十年间的战争，是直到今天中日两国都无法摆脱的一切历史纠结的渊源，这是一场决定了今天中国和日本面貌的战争，也是一场重塑东亚乃至世界面貌的战争。

九一八

1931年，大萧条正在削弱世界主要经济��国的实力，同时引发了日本国民对政客的普遍不满。

在这种情况下，自从华盛顿会议以来就对国际体系不满，认为其原则削弱了日本在华利益的那些阴谋家们，开始了自己的行动。

（板恒征四郎）

在中国东北，以石原莞尔和板恒征四郎为首的一群关东军军官相信，行动的时机已经到来。

在他们看来，只要日本还坚持在华盛顿体系下行动，就不可能维护日本在华的特殊利益，他们试图寻找的，是一劳永逸地巩固日本势力范围的方式。

关东军的军官们完全了解东京的政府会反对他们生事，但他们相信日本民众会支持他们的行动，只要放手去做，政府只有接受既成事实一条路可选。

1931年9月18日晚间，板恒征四郎把参谋本部派来制止关东军做出过激行动的建川美次少将灌醉，于当晚10点使用事先埋好的炸弹破坏了南满铁路。

这次爆炸是如此的轻微，以至于之后的火车不受影响地安然通过；但这次爆炸的影响却是非凡的，它决定了中日两国的近代历史。

爆炸发生后，关东军以此为借口开始向中国军队发起进攻。

（石原莞尔）

在日本国内，樱花会成员桥本欣五郎中佐试图呼应关东军行动的政变失败了。

在中国的行动却取得了意想不到的成功。

出于保存实力或者其他什么原因，张学良没有发起保护自己势力范围的战争，把东北拱手让给了日本人。

半年后，1932年3月1日，关东军拥立清朝末代皇帝溥仪为“满洲国”皇帝，在中国东北建立了一个在日本人控制下的傀儡国家。

退出国联

关东军在东北的独走让开始就反对这一行动的日本政府处于十分被动的局面。

一方面，为了应对随之而来的国际压力，他们必须为这个本不是自己责任的烂摊子找到合理的说辞；另一方面，在国内本已不受欢迎的政治家们在面对狂热的民意时，不可能选择放弃关东军在中国取得的侵略成果。

当时，即便是最热忱的军国主义分子也不认为日本具有在国际上独立行事的可能。

在日本人的形容下，在中国的军事行动不但不是对华盛顿体系的破坏，反而是对中国破坏条约体系的惩罚，是维护华盛顿体系的努力。

在李顿调查团作出对日本非常不利的结果后，日本驻国联代表松冈洋右仍然以这样一套说辞来为关东军的行动进行辩护。

他以“警察行动”的名义为日本辩护，由于各国仍处于大萧条的谷底，外交解决“满洲事件”并非毫无希望。

1932年12月，松冈洋右与英国外相约翰·西蒙举行了一系列秘密磋商，西蒙提出了一个妥协方案，包括在不承认满洲国独立的前提下，以国际名义接管中国东北，任命日本人为顾问，协助管理东北地区等建议。

松冈认为，这是日本所能得到的最好结果，但却被外相内田康哉拒绝。日本内阁害怕妥协的结果激起民众的反对，错失了外交解决问题的最佳时机。

随后，在1933年1月，内阁又批准军部针对热河地区的军事行动。

这一举措让松冈洋右大为光火，他在国联的所有努力都化作了泡影。

随着日本对华军事行动的不断扩大，日本再也无法赢得其他国家的信任。

1933年2月24日，国联针对满洲事件的劝告案出台，措辞和内容远比李顿调查团的结论更加严厉。松冈在会议最后进行发言，承认日本无法接受这一决议，宣布退出国联。

（1933年2月24日，松冈洋右宣布日本退出国联）

退出国联是日本外交的一个巨大退步，是日本侵华带来的恶果。从这一刻起，日本脱离了把他们塑造为重要国际力量的世界政治体系，变得更加一意孤行。

同时，反观日本在1931至1933年的一系列外交举措可以看出，日本政府缺乏战略布局，对各种事件采取疲于应对的态度，而且明显误判了世界局势。

1930年代，是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的退潮时期，也是民族主义逐渐兴起的年代，日本人仍以旧时观点衡量世界，不知何故地乐观认为，中国政府一定能够接受日本的条件，列强也能够接受“满洲国”的既成事实，这是日本长达十年连续误判局面的起点。

双线外交

1933年至1936年，日本的政治家们努力弥补因侵华造成的外交孤立局面。

在1935年6月的一次外务省会议中，时任外务辅佐大臣的重光葵提出，联合中国国民政府，建立一个防共同盟的提法，希望可以弥合看似毫无希望的中日关系。与此同时，日本的外交官对波兰、比利时、荷兰展开外交攻势，希望这些国家能够与中日一起，共同签署一份防共协定。

就在日本外交官们紧锣密鼓地开展行动的同时，军部也在从事着外交活动。

在战前，日本军部的情报部门能够有效破译各国外交电文，这使他们对国际局势有着自己的一番判断。但由于独立运作的体制缘故，军部的情报并不与外务省相通，两套系统实际上是在同时进行着分头行动。当时，军部的主要精力放在了与纳粹德国结盟上面。

1936年初，外务省逐渐了解到军部的行动，他们试图采取措施，统一双方的外交路线。外务省提出，联合英国与德国，共同签订防共协定。可是出于担忧世界政治局面复杂化和分裂化的考虑，对此英国反映冷淡。

更为致命的是，英国和中国在与日本进行谈判的过程中，都发现了日本的外务省和军部行动不一致的行为。日本内部问题导致的双线外教使中国和英国进一步担忧，日本的外交不过是为他们军队行动提供的障眼法罢了。

因此，防共协定最终无疾而终。

（1936年11月25日，日德签署防共协定）

这时，唯有德国对日本表示兴趣。

1936年11月25日，日德单独签署了防共协定。

日本政府再次误判了形势，他们以为各国对共产主义的敌视足以化解他们对日德两国条约签署的敏感，但事实是各国对两个对外扩张迹象明显的国家结盟普遍表示不安。

防共协定，这一旨在令日本摆脱孤立的行动，却让它更加孤立了。

随着1937年7月中日战争的全面爆发，日本彻底成为了国际社会的孤家寡人，除了德国，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对它表示信任。

1940年9月27日，德日意三国同盟条约签署，轴心国正式成为事实，日本在四面楚歌的外交环境中努力寻找盟友，最终走向了法西斯同盟。

（1940年9月27日，德日意三国签署同盟条约）

这时，他们距离太平洋战争只有一步之遥了。

▍走向战争

1937年10月5日，美国总统罗斯福在芝加哥发表演说，向法西斯主义展示强硬姿态，号召自由世界的人民抵抗“那些正在制造国际无政府主义状态和不稳定局势的破坏条约的行为”。

（罗斯福发表演说）

这次演说在当时美国国内并没有取得良好的反响。

芝加哥是孤立主义的大本营，他的演说很快便遭遇了非干涉主义者的批评。

孤立主义是美国国父留给这个国家的一个政治遗产，要克服它去广泛而深入地参与国际政治，在1930年代，是任何一个政治家都做不到的，包括富兰克林·罗斯福本人。

促使美国告别孤立主义，走上世界警察岗位的，是1941年的日本海军联合舰队。零式战机在珍珠港投下的炸弹宣告了一个帝国的灭亡，也宣告了一个时代的崛起。

当我们回顾历史的时候，会发现事情往往并不像想象中那么简单。

从日本与纳粹德国结盟到珍珠港之间的一年多时间里，究竟发生了什么？

太平洋战争是完全无可避免的吗？

近卫内阁

为迫使日本停止侵略行为，美国逐步加大施加在日本身上的压力。

1939年7月27日，美国宣布废止自1895年开始的日美通商航海条约，随后进一步宣布禁止对日本出口机床和钢铁。由于日本经济严重依赖美国的原料和能源，美国对日本的经济制裁产生了显而易见的影响。

在压力之下，日本开始考虑如何应对。

1940年7月23日，近卫文麿在危难之际第二次出山组阁，面对日本深陷战争泥潭、内政混乱和外交孤立的现状，这位年轻的贵族试图力挽狂澜。

（试图力挽狂澜的近卫文麿）

1940年11月27日，近卫内阁任命与罗斯福总统拥有良好个人关系的野村吉三郎为日本驻美大使，这被看做是日本追求和平的表现。1941年初，野村在到任后随即开始与美国国务卿赫尔展开会谈。

野村的任务，是要求美国接受亚洲地区的既有事实，即承认日本的侵略行为。

即便面对欧战的巨大压力，这种想法对美国人来说也是完全不可能的。

赫尔提出，为改善太平洋国家关系，缓解东亚地区紧张的战争局势，恢复中日之间的和平，美国主张“领土完整、不干涉内政、商业机会均等以及和平改变现状”的四项原则。

这些原则要求日本必须从中国撤军，这是日本无法接受的。

美日之间的分歧十分巨大。

（为阻止战争爆发，赫尔和野村吉三郎进行了一系列交涉，但在当时情况下，外交手段能够取得的作用实在有限）

在日本国内，关于未来战略的分歧同样巨大。

1941年6月，德国启动巴巴罗萨计划，开始了对苏联的闪电入侵。战役初期，德军势如破竹，攻破莫斯科看来只是时间问题。

欧洲战场的变化迫使日本人开始思考他们的战略。

陆军认为，自日俄战争以来，一劳永逸地解决北方问题的时机终于到来了，以满洲为跳板，入侵西伯利亚，和德国东西呼应击败苏联，是日本最好的选择。

海军则认为，南下南洋，夺取欧洲诸国在东南亚的殖民地，占领拥有大量石油、橡胶和稀有金属资源的土地，是缺少战略资源的日本的当务之急。

与此同时，仍然有政治家寄希望于通过外交手段解决问题。

1941年7月2日，近卫内阁在御前会议上通过了“基本国策纲要”，该文件要求日本“不管世界形势如何变化”都要“建立大东亚共荣圈”，海军和陆军要同时做好南下和北进的准备，究竟是采取哪种策略，“具体事项按实际情况进行商榷”。

总体而言，这份被称为“国策纲要”的文件毫无新意，也没有做出任何决定。

在这之后，陆军和海军都开始按照自己的战略准备战争。

7月13日，陆军展开了以苏联为目标的关东军特种演习，以应对预计于9月1日开始的日苏之战。但这一行动引起了海军和政府方面的反弹。

由于苏联在东北亚留存的兵力远超日本方面的预期，德国的进展也没有起先那么迅速，陆军在作战目标上也发生了转移。

在此之前的7月3日，陆军批准了一项关于进军法属印度支那的作战计划。

在7月中旬，由于对苏作战的吸引力锐减，这项南下的方针得到了更加坚决的执行。

与此同时，为争取美国的支持，近卫文麿决定替换掉外相松冈洋右，后者因为是轴心国条约的缔造者而在华盛顿不受欢迎。为保全松冈的面子，近卫内阁选择集体辞职而后重新组阁。7月16日，新的近卫内阁组成，担任外相的是丰田贞次郎海军大将。

但这一任命并未打消美方的疑虑，相比人事任命，行动更能说明问题。

日本向法属印度支那前进的脚步，即将触发美国最严厉的警告。

（日军侵略法属印度支那的行动，促使美国做出全面石油禁运的决定）

7月14日，日本方面向维希政权（当时的法国政府）发出照会，要求对方允许日军拥有在南印度支那驻军的权利。7月19日，新上任的丰田外相给法国方面下达了7月23日的最后期限，但不等法方回应，日军便悍然发动入侵。

维希政权于7月23日接受了日本的要求，于是，日军在7月30日前，完成了对法属印度支那的“和平”占领。

7月21日，美国副国务卿萨姆纳·威尔斯警告日本，占领印度支那的行动与美日谈判是相抵触的，但这并没有阻止日军前进步伐。

美方对日本不顾警告的侵略行为反应激烈，7月25日，美国政府下令冻结日本资产，随后，英国、荷兰、��西兰和菲律宾等国跟进。

丰田外相还在幻想着重启华盛顿谈判，调整外交关系。而日本军方则相信，只要止步于此，美国人就不会有进一步的行动。

日本人再次吃到了自己自以为是的苦头。

7月25日后，美国实际上已经开始了对日本的石油禁运。石油禁运对日本是决定性的打击。

事已至此，近卫文麿不得不承认，“我们离大战只有一步之遥”。

东条内阁

石油禁运和随后美英《大西洋宪章》的发表，把日本逼到了一个角落。

前者让日本的战略储备出现了极大危机，当时日本的石油只够他们的战争机器继续运转不到两��；

这种压力迫使他们不得不将视线从北方彻底转向拥有石油资源的南洋，而那里正是美国（菲律宾）、英国（新加坡和香港）与荷兰（荷属东印度）的地盘，加上中国，要打破这ABCD四国（美英中荷）联盟，必然要与美国一战；

后者给予日本的是一种心理上的影响，他们把这看做是美英企图统治世界的野心的象征。

（《大西洋宪章》被日本视为美英企图称霸世界的宣言）

近卫文麿为了和平的最后一搏，是试图与美国总统罗斯福举行一场私人会谈。

罗斯福本人对此很感兴趣，但是国务卿赫尔劝告他，除非日本在原则问题上做出让步承诺，否则会谈毫无必要。

美国与日本举行高层峰会将对美国周围的盟友造成不良的印象，尤其是中国。

罗斯福不愿意冒着毫无建树的风险去做一次费力不讨好的尝试，近卫也无法提供日本能够退让的承诺，这种分歧这次会谈没有成行。

与中国的战争让近卫文麿陷入了进退维谷的境地。

他坚信日本无法取得与美国进行的战争的胜利，但因为军部不可能在中国撤军的问题上做出让步，他也无法与美国人取得外交上的进展。

1941年10月14日，陆相东条英机在内阁会议上慷慨陈词，坚决反对日本从中国撤出部队，坚决反对日本的战争成果付诸东流，坚决反对东亚局势回到20年前的局面。东条说，这样会让国家成为“满洲事变前的小日本”。

10月16日，无可奈何的近卫文麿内阁集体辞职，10月17日，东条英机上台组阁，东条本人一人兼任首相、陆相和内务大臣三职；

在外界看来，这就是日本的战争内阁，剩下的，就是战争何时打响的问题了。

（1941年10月17日，东条英机组阁）

但事实并不是这么简单。

就在东条英机上台前夜，内大臣木户幸一向他传达了天皇的期待，“希望能从零开始，把不开战作为既定路线，探讨所有的可能性”。作为一名职业官僚，东条很快转变了角色，把代表陆军利益，转向了代表国家利益。

东条本人知道，能够避免与美国开战的最后机会就在自己的手中。

他拒绝了陆军关于任命松冈洋右为外相的提议，以新内阁全力支持与美国进行谈判的承诺，邀请到老牌外交家东乡茂德出山。同时，东条本人兼任陆军大臣和内务大臣，一方面是为了控制陆军，另一方面为控制警察部队，防止与美国达成协议后，国内出现失控局面。

11月1日，东条内阁举行了一次长达16个小时的会议，商讨最终的政策问题。摆在他么面前的有三个选项：或者与美国合作，或者发动战争，或者谈判与备战同时进行。

内阁中只有外相东乡茂德和藏相贺屋兴宣支持第一个选择。

东条称天皇不同意第二个选项，因此他认为最好的办法还是选择第三个选项。

而两个参谋总长杉山元大将和永野修身大将都认为，谈判已经被证明是无效的，开战是唯一的办法。

这次会议最终做出决定，以11月30日午夜为最后时限，如果在此之前仍然无法达成外交协议，那么战争就将打响。

（东乡茂德在1941年11月为和平做了最后的努力，但为迷惑美方，东乡在战争决策已定的情况下，仍然命令继续谈判，这使他最终没有逃过成为甲级战犯的命运。）

为了与美国达成和平协议，在兼顾军部意见的前提下，东乡茂德给出了日本方面能够提出的最底线条件，即日军承诺不超出法属印度支那范围活动，日美双方在荷属东印度采取合作，美国恢复对日贸易，取消冻结资产和石油禁运，美方不阻挠日本和中国单独进行和平谈判。如果能够达成协议，日军承诺撤出法属印度支那。

11月26日，针对东乡茂德的提议，赫尔做出了美国方面的回应。

美国要求日本从中国和印度支那完全撤军；除蒋介石外，不承认任何中国政府或政权；在事实上废除德日意同盟条约。

11月27日，当这份提议到达东京时，东条英机内阁一片死寂。

东乡形容他被这份照会“梗住了喉咙”。

这份照会后来被日本人称作“赫尔通牒”，它宣布了战争的不可避免。

1941年11月26日，就在日本方面等待赫尔的回复的同时，日本联合舰队大部从单冠湾悄然驶出，跨越半个太平洋，向美国太平洋舰队驻扎地珍珠港驶去。

这支舰队悄然等待着谈判的结果，如果达成协议，他们就将回头。

（近景为1941年11月前往单冠湾集结瑞鹤号航空母舰）

12月2日，日本国会做出宣战决定，当天下午5点30份，舰队指挥官南云忠一收到“1208”和“攀登新高山”的开战指示；

随后，舰队进入无线电沉默，义无反顾地向着夏威夷群岛冲去。

为何而战？

即便包括最狂热的战争支持者，也少有日本人认为他们能够在即将开始的太平洋战争中取得大获全胜的结果。

他们只是寄希望于利用突击的优势，在战争初期取得足够的成果，从而为随后的长期战争奠定基础。

但他们没有规划出一条有可能结束战争的路线，对未来的把握并不依据实际，而是建立在自己的想象之中。

日本人曾经低估了国际社会对满洲事件的反应，曾经低估了中国人民抗击侵略的决心，如今，他们又低估了美国人反击的决心与能力。

这些误判一次比一次致命，最终成为军国主义自掘坟墓的良好注脚，长留于历史之中。

“为生存而战”，戳穿其看似堂皇的表面，内里不过是一个面子问题。

归根到底，帝国的尊严和战争带来的实惠让日本陆军无法放弃他们在过去十年间侵略而来的“成绩”。

这让他们在面对美国人给出的选择题“加入国际体系，或者与之战斗”时，只能给出唯一的答案。

日本政府在整个1930年代，为了应和民众的情绪，为了不与军部发生冲突，默许了关东军的独走，默许了对华事态的一步步扩大，默许了占领法属印度支那，最终默许出了一个太平洋战争。

日本帝国的军人们，拖着这个国家的所有子民一起，卷入了一场完全不可预知、完全不合逻辑的战争之中。

▍结语

当我们把历史连贯起来，这场从逻辑上看来不太合理的太平洋战争的爆发，也就显得顺理成章了。

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在甲午战争和日俄战争之后成为殖民国家一员的日本，其野心与国力一起膨胀了起来。军队不断地出现“下克上”的行为，1931年和1937年，关东军的独走让日本与中国的关系陷入了战争的泥潭，日本在国际体系中也陷入孤立。

面对国际压力，政治家和军人的反应完全不同，前者倾向于谈判与妥协，后者则试图用更大的武力冲突来重构秩序。

不幸的是，从明治维新以来，日本的国家体制导致政治家完全无法控制军队。

军部的任意妄为造成了日本的内外交困，一方面它从外部把整个日本国带离了既定的国际秩序轨道，另一方面，它也从内部摧毁了日本在大正天皇时期建立起来的脆弱的政党政治。

最终，军国主义带领日本走向了太平洋战争这场万劫不复的深渊。

（所谓大东亚共荣圈，不过是日本为掩盖其侵略罪行的说辞罢了）

无论是国家防御的说辞 —— 所谓“自存自卫”；还是八纮一宇的东亚新秩序 —— 所谓“大东亚共荣圈”，都已经被历史证明不过是日本为掩盖其战争罪行和军国野心的自说自话而已。

在发动太平洋战争的过程中，军人政治的短视与盲目一览无余。

这场从头到尾都没有一个统一战略思想的战争，不过是日本军人的应激反应，却给包括日本在内的所有亚太国家的人民带来了无尽的苦难；

直到今天，仍然具有鲜活的警示意义。

原文链接

[goodman57stuff]

《1984》是如何在中国出版的？

平民书店2018  昨天  来源：本文原载于《中国新闻周刊》2013年第27期

每一次纪念他的诞辰，每一次荣耀他的忌日，我们都会发现，乔治·奥威尔的预言历久弥新。他的警告如夏日的雷声，从遥远的地平线滚滚而来，在我们的窗外轰鸣：“老大哥在看着你。” 今年（2013年）更是如此。不久前，中央情报局的前外包员工29岁的爱德华·斯诺登出逃香港，揭露出美国政府大规模监视公民通信的棱镜计划，之后他高度戏剧化的逃亡之路，以及由此而生的无尽争论，《1984》再一次唤起了老读者与新青年的共鸣。 奥威尔的大名遂在媒体评论中（尤其美国媒体）不断出现，催生了美国读者对《1984》的巨大需求，该书在亚马逊网上书店的销量因此暴涨百分之七千，成为第二畅销的经典小说，仅次于有当红同名电影支撑的《了不起的盖茨比》。 而中国知识分子与奥威尔结识60多年，他的代表作品《动物庄园》和《1984》，在中国传播近30年，不论现代或者当代随时代更替经历了不同的理解阶段。

他乡遭遇奥威尔

作为左翼知识分子，乔治·奥威尔没有到过中国也不曾去过他著名作品《1984》里映射的苏联（现已是前苏联），他到过离中国最近的地方是印度和缅甸，但不影响中国知识分子对他的认知。 早在1940年代，因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中国同英美苏等国组成同盟国，作家萧乾以《大公报》海外版的特派记者的身份被派往英国伦敦，当时的乔治·奥威尔恰巧也在英国，担任英国广播公司BBC远东部长，负责印度等东亚国家的广播任务。英国的出版社邀请萧乾写英文作品，其一就是《蚀刻》。 萧乾在后来回忆中说：“《蚀刻》的出版，为我带来了不少朋友，其中特别应提一下的是《畜牧场》（即《动物庄园》）及《1984年》的作者乔治·奥维尔。他读后给我写了一封十分热情的信。当时他正负责对印度广播，并在组织一批关于英国及苏联文学的广播。那是1941年纳粹开始侵苏，英国由反苏突然转为一片苏联热时。他约我也做了有关中国文学近况的广播。他在信中说：“我要使他们知道现代中国文学是多么生气勃勃。” 这之后，可考的在报纸上第一个公开介绍奥威尔的中国知识分子，应是钱钟书。他发表在1947年12月6日《大公报》上的一篇书评，评价的就是奥威尔一本名为《英国人民》的书。在二战期间，钱钟书曾携妻子杨绛留学英国，而且40年代的中国，已有很多的英文著作流传于市，而奥威尔的英文书，在当时的中国大陆，并不难买到。 在这篇书评中，钱钟书写道：“作者渥惠尔即奥威尔的政论、文评和讽刺小说久负当代盛名。至于其文笔，有光芒，又有锋芒，举得例子都极巧妙，令人读之唯恐易尽。” 那个时候，那本让他之后成为不朽、出版于1949年的《1984》还没有写出来。而萧乾和钱钟书都提及了他的另一本寓言小说《畜牧场》（即《动物庄园》）——他的另一部反极权主义的小说，小说通过猪的起义与革命，以及后来在猪领导下各种动物的命运，昭示了革命在其实现之后的变异过程，革命并不能一劳永逸，相反，革命的最大问题恰恰在于革命本身。钱钟书也曾说过一句异曲同工的话：“革命在实践上的成功往往意味着革命在理论上的失败。”

在中国初识《1984》

1949年，《1984》在西方国家出版，逐步收到了广泛的赞誉与反响。这一年，新中国成立。曾在英美留学的知识分子，随着新中国的建立，开始重新渴望回到中国。 1950年，奥威尔告别人世，《1984》却在这个世界上慢慢地传播，留学生巫宁坤正在筹划回到已经建立新政权的中国，他也是奥威尔作品的读者。

左图/由奥威尔的小说改编的电影《1984》剧照。右图/7月4日，美国波特兰市，反对者举着“老大哥已经知道得够多了”的标语抗议政府的监控计划。美国“复兴第四修正案”团体选择在独立日这天发起全美示威活动，抗议国安局（NSA）藐视宪法搜集情资。美国法律第四修正案规定，民众及其财产享有免受“不合理搜查的权利”

多年以后，巫宁坤在回忆录《一滴泪》中谈到了当年这本书对他们的影响。巫宁坤写道：“1951年7月18日早晨，阳光灿烂。我登上驶往香港的克利夫兰总统号邮轮，伯顿夫妇和政道前来话别。”而彼时，巫宁坤不仅读过《1984》，而且随行的行李箱中就有一本——作为科学家的李政道想的显然比他更多。 《1984》出版后，奥威尔在给朋友的信中曾经提到过他撰写这本书的初衷：“我并不相信我在书中所描述的社会必定会到来，但是，我相信某些与其相似的事情可能会发生。还相信，极权主义思想已经在每一个地方的知识分子心中扎下了根，我试图从这些极权主义思想出发，通过逻辑推理，引出其发展下去的必然结果。”巫宁坤的感受，让这句话感觉不到矫情。 那时候，绝大多数中国人不知道奥威尔，少数知道的知识分子也不能读奥威尔。巫宁坤在课堂上让学生了解奥威尔，讨论《1984》。 在回忆录中，巫宁坤曾这样回忆学生们及自己的感受：“我只得临时抱佛脚，每天在手提式打字机上写讲稿，用生吞活剥的阶级斗争之类的新概念新名词装扮英国文学史。其中肯定有不少驴唇不对马嘴的地方，好在全班二十几个男女学生大多心不在焉，有的忙于谈恋爱，有的忙于搞进步政治活动，也有几个真正热爱文学的男生找上门来谈论《正午的黑暗》和《1984》之类的作品，或是借阅我带回来的美国小说。” 学者刘绍铭在《生命·爱情·自由——重证《1984》的价值》一文中说：我第一次看《1984》，是念大三的时候（1958年底）。那个时候掌握的英文单词有限，悟力不高，看过了也就看过了���没有什么特别感想。后来在美国教书，有一门涉及“预言、讽刺、政治小说”，才再用心地再看了一两遍。

唯一一部“极度震撼”

第一位把《1984》译成中文的是翻译家董乐山。 上世纪70年代后期，中国大陆开始陆续出版了许多灰皮书等内部读物，在这些书中，并没有奥威尔的作品。随着政治空气逐渐宽松，开始有人接触到奥威尔，这其中，就有董乐山。 董乐山1924年出生在一个开始没落的宁波中产商人家庭，排行老三，从小接受良好教育，自比巴金小说《家》中叛逆的觉慧，读中学时就参加了中共地下组织。上海圣约翰大学英国文学系毕业，1950年考上新华社外交部。在翻译国际新闻电讯稿时，他就接触到了奥威尔这个名字，但无法读到他的作品，“不过从上下文来看，可以大概知道他是反极权主义的”。 直到70年代后期。一个偶然机会，董乐山读到那本传世名著《1984》，他这样回忆当时的感觉：“我这一生读到的书可谓不少，但是感到极度震撼的，这是唯一的一部。因此立志把它译出来，供国人共赏。”1978年，时任新华社副社长的陈适五在外文出版局主持一本《国外作品选译》，专门刊登“某些有参考价值而篇幅过长或性质不合的材料，供领导及其他同志参考”，陈适向董乐山约稿，他选择了《1984》。 1979年4～7月，《1984》在《国外作品选译》分三期刊登，这是《1984》与中国读者的第一次见面。印数5000份，内部发行。董乐山得到的稿费是千字4元。 第一次刊出时，董乐山特意在《关于本书及其作者》的说明中解释：《1984》同札米亚金的《我们》和赫胥黎的《奇妙新世界》一起被称为“反面乌托邦三部曲”，这是与资本主义萌芽期莫尔的《乌托邦》、康帕内拉的《太阳城》和安德里亚的《基督大都会》的“乌托邦三部曲”相对而言的等等。 而第二期连载时，《关于本书及其作者》改成了“编者按”。此“按”比董乐山的说明简短得多，内容与说明大抵一样，不同之处是加了一句：奥威尔“是一个从‘左翼’转到极右翼的作家”，以及最后一句话强调：“为了知己知彼，本刊从上期起全文刊载”。

在中国的第一个高潮

1980年，一名正就读中国人民大学商品学专业的学生从《国外作品选译》中看到了《1984》，事后他回忆说，“我在大学里读到了乔治·奥威尔的《1984》，这是一个终身难忘的经历。……但是对我来说，它已经不是乌托邦，而是历史了。不管怎么说，乌托邦和历史还有一点区别。前者未曾发生，后者我们已经身历。前者和实际相比只是形似，后者则不断重演，万变不离其宗。” 这个学生叫王小波。 80年代，花城出版社也找到董乐山约稿，他再次推荐此书。1985年，花城出版社出了内部发行版《1984》，直到1988年，作为《反面乌托邦三部曲》之一，出了公开发行版。 奥威尔在中国的传播迎来一个高潮。奥威尔也受到了越来越多的中国知识分子的追捧。 追捧的原因，王小波也有过不错的总结：“是因为有些人以为生活就该是无智无性无趣。他们推己及人，觉得所有的人都有相同的看法。既然人同此心，就该把理想付诸实现，构造一个更加彻底的无趣世界。”王小波反对这样无趣的世界，因此以奥威尔为师，进行小说创作，进行散文写作，他的作品从写作手法还是从细节描述上，都“很奥威尔”，甚至《动物庄园》中那只叫做拿破仑的猪，也会超越时空，成为《一只特立独行的猪》；《黑铁时代》里，所描写的“黑铁公寓”也类似于《1984》里监狱式住所。

明白了就不走这条路了

出生于50年代的止庵，正是在1985年、他26岁时第一次阅读到了《1984》。何怀宏、刘苏里等人也是在这个时期读到这本书的。止庵记得，他读《动物庄园》更晚一点儿，他回忆说，“读《动物庄园》时，每每联想到早年读过的《联共（布）党史》。当下很感懊丧：假若起先到手的是这一本，而不是那一本，自己或许能明白得早一点儿吧”。 之后的28年，他不止一遍重读。而且只要有机会，他就向友人推荐这本书。有人问起对其影响最大的书，止庵想了半天还是举出这本《1984》。 新华社记者唐师曾比止庵小两岁，但他直到1994年，才借得了一本花城出版社于1988年首次在国内公开发行的《1984》。因为向朋友“显摆”，还弄丢了。直到6年后，他才从一个书商朋友手中弄到两本新的，还给当初借他书的朋友。 止庵仍记得，在最初读到这本书的时候，书的内容带给他的极大震撼。“尤其是那个开头。写打算去掉一个人，不能只从现实中去掉他，因为他在历史中存在，还要在历史上去掉这个人。温斯顿（主人公）的工作就是干这事。谁不行了，就奉命从过去的报纸、杂志、书籍，各种影像中删除这个人。我自己对历史一向很感兴趣，后来我发现，我们的历史竟然就是被温斯顿删改过的，真是一塌糊涂。举个例子，苏联文学我原来看了不少，但是读了一部《苏维埃俄罗斯文学》之后，看到这书上写的我大多都不知道，而我知道的这本书上大多一笔带过，甚至连提都不提。这给我很大打击，我发现，我原来的整个的文化背景都是假的，实际上这个背景后面藏着一个真的东西，而我以假的为背景了…… 自1988年后至今，《1984》在广州、上海、辽宁等地经不同出版社不同译者，已出了近10个中文版本。 止庵认为，这本书真正的历史意义并不是预言的多么一针见血，而是在于：有个东西，当时大家虚幻地认为它是人类可能应该走的一条路，奥威尔告诉大家，这是一条危险的路。大家明白了，就不走这条路了。 每多一个人读奥威尔，自由就多一分保障。 在《动物庄园》中，乔治·奥威尔深刻地写道：“所有动物生来都一律平等，而有些动物比其他动物更加平等。““四条腿好，两条腿坏。””所有动物都是同志。”…… 奥威尔的这些深刻的语言就像一把把没有剑柄的利剑，深刻地刺穿着极权的统治，也深刻地刺穿着一颗又一颗在这种统治下懂得思考的心脏。 这样直击人心的思考，不只是出现在奥威尔的《动物庄园》中，1984中，奥威尔更加深刻地形容：

谁控制了过去，谁就控制了未来； 谁控制了现在，谁就控制了过去。 战争即和平，无知即奴役，无知即力量。

他们不到觉悟的时候，就不会起来反对，他们不起来反对，就不会觉悟。 历史在此时就像是一张白纸，被不断地擦干净并写上新内容……

这些看似矛盾的语言，恰恰是折射出荒诞的社会问题。苏联和东欧曾经严禁他的作品，作为英国人的他生前也曾被英国的军情六处监禁二十年之久，直至1950年一月，因患肺病去世。他不受权力的喜爱，因为他的刀笔刺痛了那个时代。但是这个时代，人们就不需要他了吗？ 在他去世后，单《1984》畅销全世界5000万册，1993年，英国正式开始颁布“奥威尔奖”，就是以这位著名记者、作家命名的政治写作奖,现有图书奖、个人奖和博客奖等三个类别,此奖项是英国最重要的政治新闻和写作奖。

[andyfan7896]

理解东南亚：在差异与统一、传统与现代、高楼与棚屋之间

从2014年开始，东南亚国家逐渐成为越来越多中国年轻人度假和旅游的首选，较低的物价、细腻的沙滩和蔚蓝的海景，再加上异于中国的热带文化，都是吸引中国人涌入东南亚的原因。在疫情开始前的2019年上半年，到东南亚各国旅游的中国人数1520万，虽然在经过2015、2016年的疯狂增长之后速度开始减缓，总体上还是处于不断上升的过程中，中国的年轻人开始成为前往东南亚的主力，直到新冠疫情将这一趋势打断。

现在的东南亚包含了11个国家，从地域上来看，东南亚跨越了约35度的纬度和近50度的经度，整个地区的地理环境差别很大，由伊洛瓦底江、湄南河与湄公河三大主要河流组成的中南半岛，往东南方向走，则是涵盖了一万多岛屿的大巽他群岛区域，再向北是菲律宾群岛。同时这一区域涵盖了一千多种不同的种族语言群体，分别信仰印度教、佛教、伊斯兰教、基督教、儒教与各种不同的本地宗教，显示出非同一般的丰富性和复杂性。

在《东南亚简史》一书中，米尔顿·奥斯本认为尽管东南亚各个社会之间存在不一致，但是许多区域却存在广泛的相似之处，而这在很久之前就存在，比如东南亚国家的宫廷都采用相似的礼仪，以及大部分东南亚地区的家庭结构也基本相似，核心家庭或者说个体家庭是十分重要的。东南亚各地区的语言也具有统一性，而且这种统一性超越了国界，比如印尼/马来语（也就是“南岛语系”）的广泛传播，在现代文莱、东帝汶、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菲律宾，以及泰国南部沿海地区、柬埔寨和越南，都存在这历史悠久的语言。

在差异性和统一性同样存在的情况下，我们该如何理解东南亚？我们能将它当作一个整体来理解吗？还是说其内部的差异太大，造成整体的理解其实不太可能？这些问题值得我们一直思考，而且可能永远没有确定答案，而是需要考虑特定的时期和关注特定的问题，本文试图从自身观察到的现实和东南亚的历史中寻找答案。

马尼拉城市景观

边界的确定：东南亚国家的出现

奥斯本认为现代东南亚历史的一大特点是：在过去150年里，旧的松散边界和行政安排变得更加紧密，旧的国家存在得以确认，一些新生国家也确定下来。其中最后一个获得独立的国家是东帝汶，1998年苏哈托政权崩溃后印尼向民主政治转变，在1999年公投后印尼做出了允许东帝汶独立的承诺，在经历二十多年的长期抗争之后，东帝汶最终在2002年5月获得了独立。

地处于中国和印度两大文化之间的通道，海风带动了这些区域之间的互动，每年的某段时间，赤道附近的信风会改变风向，在中国和印度（为当时两大生产国和消费国）之间的海面上，为两国商船提供一条便于通行的运输航道。12月至来年3月，来自中国的东北风袭向南方。自6月到9月，海上的东南风又迅速朝北吹至印度。

早在1世纪，东南亚国家就开始了所谓的“印度化”（Indianisation），在这一时期，有限数量的商人和学者僧侣把各种形式的印度文化带到了东南亚主要是中南半岛，而大部分文化被当地人吸收后再融入到他们自身的文化中。这并不是说本土文化完全被取代了，而是一个本土文化与印度的宗教、艺术以及政治理论相结合的过程，比如东南亚各国基本上没有接受印度的种姓制度。

中国对东南亚的影响主要在两个方面，一个是对越南的直接影响，到了18世纪，越南王国与中国在宫廷和官员设置方面颇为相似，如政府结构和礼仪，包括官员的选拔体系，服装样式、职权明确等方面，这也造成了越南在很多方面都是东南亚文化圈里的“特例”。另一个是与“南洋”长期的朝贡关系，到了13世纪，中国开始自己同东南亚展开贸易，打破了位于苏门答腊岛的海洋王国室利佛逝经过多年的苦心经营才达到的平衡。

从16世纪开始，葡萄牙、西班牙和荷兰开始从欧洲到达东南亚国家，他们开始成为影响东南亚国家的重要外部力量。到了18世纪，英国、法国开始加入到殖民国家之列，到19世纪晚期甚至20世纪初，除了泰国之外，基本上所有东南亚区域都处于西方国家的殖民之下。欧洲势力和思想对东南亚国家带来了各种影响，比如西班牙一方面使菲律宾成为了天主教国家，另一方面将其从以小型社区为单位进行统治的方式中变成了一种高度分层的统治模式，这种高度分层直到现在还是菲律宾人的一大特征。

荷兰对印度尼西亚的殖民过程则用了300多年。因为地域广大的原因，由于经济需求（香料贸易）和在这一区域外国竞争压力，其殖民过程在19世纪末期开始加速。到20世纪初，荷属东印度群岛的基本框架才构建起来，通过不断的战争和签订条约，荷兰宣布自己控制了从西部的苏门答腊岛到东边的新几内亚西部的所有群岛，除了帝汶岛东部小块区域受葡萄牙殖民。荷兰人建立的这一框架最终成为了现代印度尼西亚共和国的主要组成部分。

在马来半岛的三个英属海峡殖民地虽然地处于马来区域，但是当时其人口的增长主要来源于华人的涌入，以及后来的少量印度人，这也是现在这一区域冲突的历史来源之一。英国在划分新国界时也发挥了很明显的影响，婆罗洲成为了东马来西亚和文莱，曾经的文莱苏丹国被当作一个小飞地保留，在1888年成为英国的一个保护国。

东南半岛的国家，除了泰国未受殖民之外，缅甸逐步被纳入英属印度的一部分，在英国殖民下逐渐确立了边界。而越南、柬埔寨和老挝逐步被法国纳入殖民范围，以便利于他们与中国的贸易，老挝在当时其实还是由一些诸侯国甚至更小的国家组成。

欧洲国家的殖民本质上是复杂而且多样的，包括经济转型、资源掠夺以及关于“进步”的种种观念，这些变化在多大程度上有益于本地社区是一个需要不断追问的问题。不过在某种程度上，这一过程为现代东南亚国家基本确立了边界，之后在经历了近百年的漫长独立过程，现代的东南亚国家版图得以正式确立。

从马尼拉到雅加达：贫富差距的扩大

2017年2月，我坐宿务航空的红眼航班第一次去东南亚国家菲律宾，凌晨五点到达马尼拉国际机场，机场大厅里冷气十足，我坐在候机处的木制座椅上昏昏欲睡，对面的Dunkin' Donuts在营业，不知道是整夜未歇业还是刚开门。两个小时后坐上了转机，十点左右到达薄荷岛（Bohol）的塔比拉兰机场，走出机场大厅，室外的热烈气浪和略带咸湿味的海风扑面而来，随之而来的是一群本地人试图拉着我们打车，我跟几个同行的中国小伙伴拼了个车，路边是棕榈树、椰子树、蝎尾蕉以及大部分从未见过的热带植物，铁皮顶的房子是第一次遇到的热带特色。阿罗娜海滩附近的当地民宿简单干净，房间里的空调噪音声音很大，但是勉强能用，海滩边是各种奢侈酒店和潜水店，里面塞满了来自欧洲和东亚的年轻人，大多数店员是本地人，他们每月的工资比一晚的房费还低。

阿罗娜海滩

我决定去附近逛逛，转到海滩背后沿着一条土路向前走，路边有一些木房子，外墙已经破旧，很久没有修补，门外一个木棍上绑着几只斗鸡，旁边还有养着牲畜的木棚，从挂着布条的窗口缝隙看进去，室内只有几个简单的木制家具，母亲带着几个小孩坐在地上，十多岁的孩子穿着破烂的T恤，更小一点的则完全光着身子，他们看到我之后微笑着跟我挥手，好像并不感到意外。

返回马尼拉后，我借住在一位菲律宾朋友位于马卡蒂（Makatti）的单间公寓，公寓不大，但各种现代电器齐全，大楼顶层是私人游泳池，公寓附近是菲律宾最繁华的金融商业区，包括马卡蒂街、阿亚拉（Ayala）街和最繁华的绿带商圈，到夜晚时分，穿着光鲜的本地男女开着豪车，出没于附近的高级饭店和酒吧。而跨越到帕西河之北，我们就到了世界上最大的贫民窟汤都区（Tondo），人们挤在简陋的棚屋里，有些甚至直接露宿街头，每天的生活是在垃圾堆里挑拣食物残渣，加工之后再次食用，人均寿命也极短。据统计，大马尼拉都市区接近1600万人口中，35%生活在贫民窟，其中三分之二是儿童。

Tondo贫民窟

以此为开始，我因各种机会去了东南亚的不同国家，而同样的感受不断重复，在不同国家的首都，从马尼拉、胡志明、吉隆坡到雅加达，总是可以看到钢筋和玻璃建成的商业大厦，人群涌动的商场，豪华的酒店和会议大厦。而在繁华的商业区之外，总存在着另一片与之完全相反的贫民窟，更不用说遥远的岛屿和乡村了，高速的城市化趋势带来的并不是大多数人的美好生活。

实际上到了20世纪末，东南亚国家的宏观经济普遍经历了一个增长的过程，东南亚相对开放、教育程度较高以及较稳定的社会，吸引力庞大的外资，也使得这些国家已经到达某种程度的稳定状态。而现今，越南、马来西亚、菲律宾、印度尼西亚与泰国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都超过了3000美元，已经成为了中等收入国家。但是长期超过10%的经济增长率，并不代表更平均的收入与财富分配，贫富差距与金字塔顶端的收入比例差距不断增加。在世界银行的一份调查中，印度尼西亚过去十年来的发展主要受惠者是20%的人群，其余80%的人口在收入上远远落后，而有40% 的人口的收入实际上低于联合国规定的一天收入2美元的贫穷线。

来自欧美的观察者们都试图去解释这一现象，比如新近出版的《季风吹拂的土地》的作者试图回答这样一个问题：为什么在东南亚国家有如此大量的资本和产值，为何始终无法促进社会或经济平等、正义与自由？他认为在权力结构上因为赡徇制（Patronage）与犯罪免罚这两种属于过去王权统治的统治手法的存在，长期阻碍了人民获得自由。但是类似的答案不仅过于简单，而且是在看似客观的立场背后，用西方社会固有的价值观去评判在此地发生的事情，对于本地文化规则要不是完全置之不理，要不就是从完全的负面角度去解释，赡徇制（也就是贪污腐败）在书中被当成了东南亚所面对的困境的中心原因，但是这一看法实际上并未摆脱“欧洲中心主义”的阴影。

长期研究东南亚的人类学家本尼迪克特·安德森在他的一篇文章中给出了自己的解释，他认为爪哇人很可能像柏拉图一样，并没有抽象的权力观念作为人与人之间关系的严格限定，但同时他们对“具体的”权力有着清晰的概念，它是宇宙中固有的一种神力（mana），可以在神奇之物、灵魂和人类（包括他们的性器官）中被发现。在他看来，深入理解本地人的内部观念才是理解当地文化的关键，这样才可以一步步地从一个社会场域到下一个社会场域去（包括管理制度、外交、税收、农业等等）打探究爪哇人所理解的理性，从而去解释一些在外部人看来并不理性的行为。

多元统一：现实还是理想���

作为印尼的国家格言，“在差异中寻求统一”（Unity in diversity）在创立之初就被极具个人魅力的领导人苏加诺确立，他一方面在领土争端中保持强势姿态，在西巴布亚岛、婆罗洲北部的争端中争取民心，另一方面试图通过所谓的“指导式民主”在印尼的一万多个岛屿中形成“想象的共同体”——也就是印度尼西亚共和国。到了苏哈托主政时代，每个星期六，从亚奇省到巴布亚省的全国公务员都会举行升旗典礼，他们一律穿着款式雷同的爪哇蜡染服，衣服上都饰有象征印尼建国五原则的老鹰图。

到了20 世纪70年代，为消除地方差异，使管理体系走向现代化，苏哈托努力帮全国建立统一的政府架构，也鼓励爪哇人施行“内部移民”，去其他岛上出任公职或谋生，但实际上这种移民并未与当地社区融合，而是自成一体。苏哈托努力想要“将不同的种族融合成为一种人——印尼人。”

但是差异并未消失，印尼的传统与现代的冲突始终在不同层面上上演，在《印尼ETC.》一书中，伊丽莎白·皮萨尼介绍了不同的岛屿如何保持自己的传统文化，比如拥有像炼乳或蜜糖一般“浓厚”或“粘稠”的传统的西松巴岛，岛上特有信仰马拉普教每年的习俗，“受苦月”期间，村民生活必须有所节制，妇女不得在天黑后捣米，也不能梳妆打扮、大声奏乐，敲锣、宰牲、庆典一律遭禁止，但庆祝受苦月降临的活动仍可如常举行。印尼许多岛屿的集体生活——出生死亡、结婚离婚、遗产继承、文化保存、教育活动——全靠传统知识与先人智慧奠定根基。

除了传统与现代的冲突，印尼所面临的冲突还有分离主义，20世纪50年代，若干地区起而造反，西爪哇、南苏拉威西、西苏门答腊、亚齐省的叛乱分子渴望组成伊斯兰政权与雅加达政府分庭抗礼，信奉基督教的马鲁古省也打算独立。到了20世纪80年代末期，东帝汶、巴布亚、亚齐三地主动发起抗争活动，但只有东帝汶在1999年获得独立，但是内部的分离活动始终是印尼面对的问题之一。

而在马来西亚，主要的内部冲突发生在马来人和华人之间（印度人相对较少），在19世纪殖民时期，由于商业的发展和人力的需求，越来越多的华人进入马来西亚，华人进入了一些本地马来人不愿意进入的行业，比如锡矿业的矿工和小商店的店主，再加上一些华人有经济上的优势，他们跟殖民政府一起成为了经济上占据了主导地位的群体。虽然马来西亚作为苏丹国，马来人作为“国家的人民”享有特殊权利，但是华人在经济上的优势往往会引起当地人的嫉恨。

这种嫉恨的来源还来自于各种社会和宗教的因素，比如早期华人被当成了殖民征服的税收员和代理人，华人在遭遇冲突时也不愿用印度尼西亚的习惯法来解决，而是诉诸于殖民政府法律，这些外来移民很难被当地社区同化，他们自己也常常用“旅居者”（sojourners）自称，因此受到的怨恨也越来越强烈。在独立时，马来人和华人的政治领导人达成了一系列谅解，这些安排的要点是：马来人将在政治领域里占据主导地位，而拥有强大商业力量的华人则继续以一个特权群体活跃在经济领域。

这样相互妥协的安排并没有给马来西亚带来和平，在1969年马来人和华人在议会选举的游行中爆发了持续了四天的野蛮全体暴乱，年轻的马来人和华人相互攻击，最后导致数百人死亡。其后政府通过修正宪法的方式强化了马来人的特权，比如在包括议会的场所，马来人的特权不容置疑，通过配额的方式增加马来人进入大学的比例，以及“新经济政策”为马来人的企业提供支持，以打破华人在商业上大获成功的现状。

缅甸内部的冲突根源则主要来自两个方面，一个来自于不同的政治团体，以军方为代表的团体支持保守主义，而以民盟为代表的政治团体则试图推动民主化进程。另一个则是由缅人和其他族群之间的长期对抗引起的，这种冲突的根源更长久，主要族群缅族和几个重要少数民族如掸族、克钦族、克伦族和钦族之间存在复杂关系，高地民族不愿接受缅族人试图强加给他们的政府，原因之一在于缅族虽然人数上占优，却不像中南半岛其他国家那样主要民族占据了超过85%人口，虽然如此，这种高地少数族群和低地多数族群的分化状态，实际上在这些国家内部也很普遍。

今年2月缅甸再次发生军事政变，缅甸军方领导人敏昂莱将民盟领导人昂山素季扣押，国内局势一度混乱。我们或许可以从人类学的经典著作《缅甸诸高地的政治体系》中得到一些有益的启示。在本书中，英国人类学界试图突破当时学界主流的结构功能论，提出了著名的“钟摆论”，解释缅甸高地民族克钦社会中贡萨和贡劳制度近150年时间的转化。在克钦人的社会中，理想的贡萨制度是类似于生活在低地的掸人社会，有着等级严明的体系，而贡劳制度则认为所有的世系群都是平等的，但这两个制度都因其内在的矛盾，在现实克钦社会中是无法做到的，因而只是理想形态，而在现实的克钦社会中贡萨制仅仅是一种暂时性的中间政体，它始终在贡劳民主制和掸邦君主制之间不断“摇摆”。

这种“钟摆式政治”在某种程度上也能够解释缅甸社会当今的局面，在今年2月的军事政变之后，社会开始朝着类似掸邦君主制的集权社会转变，这一转变在西方社会看来是东南亚“民主”进程的又一次倒退。作为美国输出的主要价值观之一，在第三波民主化浪潮之后，“民主”被当成治疗不同国家问题的良方，在国际组织的推动下，输送到了世界各地，而弗朗西斯·福山提出了“历史终结论”，但是近年来无论是各区域的现实政治，比如近期缅甸和阿富汗发生的变局，或是在学术界的不同意见也很多，比如约翰·米尔斯海默就认为冷战之后的自由国际秩序只是一种“大幻觉”（The Great Delusion），世界将重回冲突的时代。

一直以来，人类学都有一个美好的想象，即来自不同文化的人无论差别有多大，在某种程度上都是可以相互的理解的，在这种理解的基础上，不同文化、不同历史和不同背景的族群都可以和平共处。但是东南亚的历史在不断提醒我们，理解是有限的，和平是暂时的，冲突是永恒的，历史的发展过程只是从过去的错误中不断的重复。

可以看到的是，随着时间的推移，东南亚的现实正在变得越来越复杂，如果我们期望通过关注近期的发展得到一个笼统的概括，似乎不太可能，更需要通过对特定问题和情况进行关注以期达到更深的理解。但与此同时，位于现代和传统之间的交际处，东南亚国家都试图在两者之间获取某种平衡状态，而理想的“多元社会”的实现，还需要东南亚人自己从历史中吸取教训。

[fx999blog]

11月9日-15日重磅经济数据和风险事件前瞻：美国大选仍是市场关注焦点 11月9日-15日重磅经济数据和风险事件前瞻：美国大选仍是市场关注焦点 接下来刚刚的一周，预计美国大选的相关消息仍是市场关注的焦点，经济数据方面，重点关注中国和美国10月CPI数据、英国和欧元区三季度的GDP数据及就业数据；其他风险事件方面，留意新西兰联储利率决议和美联储官员的讲话，此外EIA、IEA和OPEC都将公布原油市场月度报告，投资者也需要予以关注。 周一(11月9日)关键词：周末美国大选相关消息影响发酵、美联储官员讲话 周一经济数据相对较少，主要留意中国10月M2货币供应年率和欧元区11月Sentix投资者信心指数。 10月14日数据显示，9月末，广义货币(M2)余额216.41万亿元,同比增长10.9%，增速分别比上月末和上年同期高0.5个和2.5个百分点；狭义货币(M1)余额60.23万亿元,同比增长8.1%，增速分别比上月末和上年同期高0.1个和4.7个百分点；流通中货币(M0)余额8.24万亿元,同比增长11.1%。前三季度净投放现金5181亿元。 9月末，本外币存款余额216.86万亿元，同比增长10.7%。月末人民币存款余额211.08万亿元，同比增长10.7%，增速分别比上月末和上年同期高0.4个和2.4个百分点。 业内人士分析称，数据显示实体经济融资需求仍然较为旺盛，同时也反映了信贷政策并未收紧，信贷扩张仍然处于顶部。 一位券商首席固收分析师对记者表示，M2增速高点基本已过，9月的反弹大概率就是单月表现，不会有持续性反弹。 周一投资者需要重点关注周末有关美国大选的相关消息对行情的影响发酵情况。尤其是滨州的投票情况，因为宾夕法尼亚州已成为围绕选举结果的政治和诉讼大战核心焦点，该州有20张选举人票，如果拜登拿下滨州，基本可以宣告赢得大选。 截至周五晚上7:20(北京时间11月月9日7:20)，拜登在滨州领先约2万票，反超特朗普。 还��大约102000张邮寄选票尚待统计。州务院数据显示，迄今统计的邮寄选票中有77%左右支持拜登。 据民主党重镇Allegheny县的官员，该县正在对剩余大约35,000张选票进行点票，结果将继续在周末期间公布。费城官员表示，截至周五，该市还有大约40000张选票未统计。 争议：一位州法官周五下令各县选举委员会，把缺席或邮寄选票准时抵达的选民在选举日当天又投的临时选票单独存放。 在宾州最高法院裁定邮戳日为选举日当天并且不晚于11月6日抵达的选票进行统计后，共和党要求美国最高法院下令该州各县把选举日后收到的邮寄投票单独存放。 特朗普阵营周四上午宣称取得一项小胜利，因法庭裁决命令费城选举官员以最近6英尺的距离监督邮寄和缺席选票的统计。费城已提请宾州最高法院批准其提起旨在推翻这一命令的上诉。 此外，投资者需要关注北卡罗来纳州、佐治亚州、内华达州和亚利桑那州。除亚利桑那，另三个州也还没有被主流媒体宣布预测结果。威斯康星州和佐治亚州正准备重新计票，密歇根州等多个州面临诉讼大战。 对于内华达州（选举人团：6票），拜登领先优势扩大到近23000票。据美联社报道，截至周五晚间仍有几十万张选票尚待统计。 争议：在包括共和党官员在内的一个团体在一个诉讼中宣称“有超过3,000例不符合资格的个人进行了投票”后，该州的一名联邦法官同意加快共和党提出的对该州邮寄投票点票实施暂时限制令的要求。 克拉克县还有约6.3万张票待统计。周末将继续公布统计情况。 由于拜登目前领先，并且邮寄选票预计多为民主党选票，因此前景对他有利。不过仍有大量选票有待统计，最终出结果的时间仍不确定。 整体来看，拜登赢得大选的可能性较大，偏向利空美元，利多金价。但邮寄选票、重新计票和诉讼问题，仍可能令美国大选的结果悬而未决。 周一纽约时段，投资者需要关注美联储官员的讲话，最新公布的利率决议中，美联储按兵不动，基本符合市场预期，但在美国财政刺激遥遥无期的背景下，市场仍期待美联储进一步扩大QE，投资者可以从美联储官员的讲话中寻找更多的线索。 周二(11月10日)关键词：中国10月CPI、英国10月失业率、EIA月报 周二亚洲时段，投资者需要留意中国10月的CPI数据，虽然市场影响有限，但市场关注度依然较高。 周二欧洲时段，投资者需关注英国的就业数据，由于近几个月英国的新冠疫情也严重恶化，市场普遍预计英国的失业率会小幅上涨，可能会在短线拖累英镑的表现。 此外，需要留意一下欧元区11月ZEW经济景气指数。 风险事件方面，随着11月15日达成新的脱欧贸易协议的最后期限临近，27个欧盟国家的欧洲事务部长们通过视频会议举行会议。投资者也需要予以关注。 对于原油投资者，需要关注纽约时段出炉的EIA月度短期能源展望报告。 10月7日的时候，EIA在月报中维持2020年全球原油需求增速预期在-832万桶/日；维持2021年全球原油需求增速预期在653万桶/日不变。 由于刚刚过去的一个月美国新冠疫情也大幅恶化，单日新增确诊病例首次超过10万例，预计EIA可能会下调原油的需求增速预期。这可能会略微对油价形成压制。 周三(11月11日)关键词：新西兰联储利率决议、OPEC月报、拉加德讲话 周三亚洲时段，投资者首先需要重点关注新西兰联储利率决议，由于新西兰劳动力市场疲软，第三季度通胀数据欠佳，市场普遍预计新西兰联储未来将进一步扩大宽松，时间估计在2021年，预计下周的利率决议可能会是否鸽派信号，偏向利空纽元，澳元也可能会受到一些拖累。 澳大利亚联邦银行的策略师Elias Haddad表示，疲软的新西兰劳动力市场状况，将强化对新西兰联储明年进一步放宽政策的预期，从而削弱纽元兑美元  10月23日市场分析师Tracy Withers撰文称，新西兰第三季度通胀意外放缓，因燃料价格未能反弹，进一步显示新西兰联储可能需要在未来数月推出更多刺激措施。 10月27日西太平洋银行Westpac指出，新西兰联储需要做更多新西兰联储需要全力刺激经济，以防止通胀进一步滑至目标区间以下。预计在11月的货币政策声明中，新西兰联储将宣布针对银行的贷款融资计划(FLP)，旨在进一步压低利率。此外，维持官方现金利率（OCR）在明年4月降至-0.5%的预期。旅游业的萎缩意味着，新西兰联储需要大力提振其它行业，以避免需求严重不足导致通缩。迄今为止，新西兰联储已采取的措施为经济提供了支撑，包括将OCR降至0.25%，引入大规模资产购买计划，取消贷款价值比限制等。 周三欧洲时段，投资者需要留意OPEC原油市场月报和欧洲央行行长拉加德的讲话。前者主要关注OPEC对原油市场供给状况和需求状况的描述，以及未来的预期变化，预计略微偏向悲观。 后者需要留意的是，包括欧洲央行行长拉加德在内的欧洲央行高级执委会成员都将在欧洲央行关于央行业务的年度论坛上发言。 纽约时段，美联储主席鲍威尔和英国央行行长贝利也将在欧洲央行的央行论坛发表讲话。 预计官员们的讲话普遍偏向维持货币宽松，甚至有进一步扩大宽松的可能性，整体而已偏向给金价提供支撑。 值得一提的是，美国因为退伍军人节休市一天，法国和加拿大因为停战纪念日休市一天；原定于北京时间每周三凌晨出炉的API原油库存系列数据推迟至周四凌晨公布。原定于北京时间每周三晚间公布的EIA原油库存系列数据将推迟至北京时间周五00:00公布。 周四(11月12日)关键词：英国GDP、美国初请、美国CPI、IEA月报 周四欧洲时段，英国将公布英国9月工业产出月率、英国第三季度GDP年率初值、英国第三季度GDP年率初值，市场预计三季度GDP环比将上涨15.8%，但同比仍将下跌9.5%，预计英镑短线可能会受到压制。 欧洲时段，投资者还需关注美国初请失业金和美国10月CPI数据的表现。尤其是前者，这是目前市场每周重点关注的经济数据之一。 尽管最新出炉的美国10月份非农就业报告好于市场预期，新增就业人数好于预期，失业率下降，但最新出炉的上周失业金人数仅略有下降。这进一步表明，随着新冠疫情加剧和财政刺激措施结束，经济复苏正在失去动力。 具体数据显示，截至10月31日当周，初请失业金人数经季节调整后减少7000人，至75.1万人，仍高于2007-09年大衰退期间的峰值66.5万人，而且前一周的数据被修正为比之前公布的增加了7000人。 美国经济已经恢复了在新冠大流行期间损失的三分之二的产出，但同时失去的2220万个工作岗位仅恢复了一半多一点。这表明，就业市场复苏所需时间可能比2007-09年的低迷期要长得多 此外，周四也有几位美联储官员将发表讲话，投资者也需要予以简单留意。 周五(11月13日)关键词：美国10月PPI数据 周五经济数据和风险时间不是很多，首先需要留意一下欧元区三季度GDP修正值的表现。 欧元区第三季度GDP环比增长12.7％，远高于9.6的市场预期和-11.8％的前值，同比来看，三季度GDP同比录得-4.3％，表现亦强于-7的预期值和-14.7％的前值，三季度欧元区的经济增长已有明显回升，不少欧元区国家三季度GDP也实现了正增长，德国、意大利、法国、西班牙等经济增长大幅回升。欧洲采取强有力的社交管控措施有效的控制住了一次疫情，随后经济迅速的复苏，这符合三季度欧洲宏观经济数据表现。虽然经济反弹远强于市场预期，然而经济依然处于萎缩阶段，和疫情前的水平差距甚大。 9月以来，欧洲二次疫情爆发，其严重程度远高于一次疫情，大多数国家单日新增新冠肺炎确诊病例创新高，特别是法国和西班牙单日新增确诊病例达到5万以上，其他主要经济体的单日确诊人数亦达到2万以上，疫情相当严峻，法国、西班牙、德国和英国等主要经济体已开始重新实行各种形式和程度的封锁，预示着该地区未来经济的不确定性再度加大，脆弱的经济复苏再度受到冲击，第四季经济可能出现倒退，欧洲经济或出现二次探底。 由于新增的新冠病毒感染病例激增，导致主要国家宣布11月全国范围内施行封锁，高盛11月2日大幅下调了其对欧洲今年第四季度的经济增长预估。高盛称，预计欧元区第四季度实际GDP将萎缩2.3%，与该行此前预估的增长2.2%形成明显对比。 周五纽约时段，投资者需要留意一下美国10月份PPI数据的表现。 根据美国劳工部10月14日公布的数据显示，9月PPI同比增长0.4%，超过此前市场预期的增长0.2%，前值为降低0.2%，为6个月来首次转正。 剔除掉能源和食品的9月美国核心PPI环比上涨0.4%，超过市场预期的增长0.2%，持平于前值的0.4%。 9月核心PPI同比增长1.2%，超过市场预期的1%，较前值0.6%翻了一倍，核心PPI已经连续4月呈现通胀趋势。 分析师指出，如果美国10月份PPI表现乐观，将有望提振经济复苏的信心，给股市和大宗商品提供上涨动能。 此外，周五纽约时段，还将出炉美国11月密歇根大学消费者信心指数初值，投资者也需要简单予以留意。 总体而言，接下来的一周，经济数据的影响力可能有限，对于美国大选相关信息、海外新冠疫情和美联储等央行官员的讲话，投资者需要重点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