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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intlmedia · 5 years a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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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扒蒙牛伊利6大罪状，媒体不敢说，那就我来说

深扒蒙牛伊利6大罪状，媒体不敢说，那就我来说 7 月 11 日分佈式入口翻譯写在前面：这是一篇深扒蒙牛与伊利暗黑发家史的文章，长达6500字，但每一个字都不多余，每一个字都有意义，可能开头会有稍许枯燥，但如果可以，希望你可以认真读完这篇文章，最后你会发现，你在关心的，绝对是一件非常有意义、而且事关每一个人的事。 1、一个不得不面对的问题不知道你有没有这样的感受：蒙牛、伊利的牛奶越喝越没有奶味了。这不是错觉。这个表述还不够精准，应该是：平价奶越来越没奶味了。事实上，这是由以蒙牛和伊利为首的奶企在22年前埋下的恶果，而平价奶质量迟迟难以提升，只是其中一个微不足道的恶果。其余数不清的恶果还有诸如：毛利润高达百分之70甚至80的婴幼儿乳粉，以及买着全球价格最高的国产乳粉，依旧惴惴不安的中国父母。 10余��果然够久，人们早已忘记了蒙牛和伊利曾作过的恶。但即便在12年前蒙牛和伊利频频爆雷之时，很多人就避开蒙牛和伊利的丑闻不谈，认为蒙牛和伊利这两家“民族企业”被“整跨”了，外国同行公司就会乘虚侵入控制中国奶业，把它们整跨了就是整跨民族企业。 12年后，蒙牛和伊利更是已与民族企业牢牢粘连，在如今爱国情绪空前高涨的当下，你敢跟民族企业作对，就是与全国人民作对。但是蒙牛和伊利真的配称民族企业吗？我战战兢兢地提出这个问题，事实上，我一直认为，蒙牛和伊利的几十年发展史，对中国产生的坏处绝对大于好处，倘若没有蒙牛与伊利，中国的奶制品行业或许远比现在好。要谈蒙牛和伊利对整个奶制品行业的伤害，想要细数蒙牛伊利作下的恶，必须要从1983年谈起。 2、恶之花萌芽为什么我会把蒙牛与伊利放在一起谈？不只是因为蒙牛和伊利是如今占据垄断地位的两大奶业巨头，更因为在我眼里，这两家公司不过是同出一根的两颗果实，归根结底他们的底色是一样的，这也是为什么伊利与蒙牛的产品如此相似，除了牌子几乎一模一样：伊利推出优酸乳，蒙牛就跟着推出酸酸乳；伊利推出QQ星，蒙牛就跟着推出未来星；伊利推出了安慕希，蒙牛就跟着推出纯甄；蒙牛推出了特仑苏，伊利也跟着推出金典。甚至连出产的雪糕都几乎一模一样：事实上，蒙牛与伊利的纠葛自1983年便已被埋下。蒙牛创始人牛根生与伊利创始人郑俊怀本就出自一家公司，伊利集团的前身是呼和浩特市回民奶食品厂，1983年1月，因为持续亏损，郑俊怀被调到该厂，任厂长，试图破局。而牛根生就是郑俊怀的得力手下，当年能力出众的牛根生，很快就带领一波富有才华的年轻人实现了扭亏为盈。 1996年，伊利集团成立，郑俊怀成了董事长兼CEO，牛根生是伊利主管生产和销售的副董事长兼副总。因为牛根生能力出众，并且与下属直接接触更加频繁，伊利有一半人都牢牢听从牛根生的调遣。这下子郑俊怀慌了，眼看着自己有被架空的迹象，这怎么行？于是两年后，因为某些不为人知的原因，牛根生被扫地出门。被扫地出门后，反倒侧面证明了牛根生对厂内人才的影响之大，许多曾经的旧部都劝说牛根生东山再起，愿意辞职跟他继续干，不服气的牛根生响应手下意愿，筹措了100万后就注册了蒙牛乳业。自此，蒙牛与伊利便展开了长达20年的拉锯战，这也是为什么，蒙牛与伊利一直纠葛不休，甚至看起来就像一家企业的真正原因。就在这种相爱相生的厮杀中，蒙牛与伊利时而抱团、时而互相攻击，他们首先将其他乳制品企业击垮，而后再互相瓜分市场，形成两强双分天下的局面。但也就是在他们相爱相杀的争斗中，中国奶业走上了一条几乎不可挽回的歧路。在2000年之前，中国尚且没有一家全国性品牌，因为当时市场上只能生产低温杀菌的巴氏奶，这种奶保质期只有几天，且必须冷藏，销售半径有限，难以规模化，所以市场上绝大部分都是区域性企业。转机从1997年开始，这一年，牛根生即将被扫地出门，瑞典利乐包装公司与伊利达成了协议，我们熟悉的伊利盒装常温牛奶由此诞生。 2000年后，利乐又与揭竿而起的蒙牛达成合作，只要蒙牛与伊利每卖出去一份奶，利乐就赚一份钱，这个默默无闻的包装公司反而成为蒙牛与伊利之战中的最大赢家。自此，奶制品企业结束了分裂割据的局面，蒙牛和伊利开始进军全国，试图二分天下。常温奶的出现让光明等地方奶企产生了危机感，试图反抗，曾经反目的蒙牛伊利则沆瀣一气，共同应对地方奶企的反抗，在03年时成功打败销售额居全国首位的龙头老大光明，开始占据主导地位。 2004年，巴氏鲜奶企业们终于因为灭顶之灾般的压力团结在了一起，光明、新希望、燕塘、三元等四家以低温奶销售为主的中国乳品制造销售商，与美国国际纸业（另一家包装公司）公司达成联盟。一场鲜奶（即巴氏奶）和常温奶的大战随即爆发。资本斗争里没有温度可言，蒙牛和伊利更是把不择手段发挥到了极致。 2005年2月2日下午，由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在该委会议室召开了液体乳“鲜”字标识专家研讨会，与会人员约40人，其中包括卫生部、农业部、国标委、中国奶业协会、中国乳品工业协会、全国食品工业标准化技术委员会、三元、蒙牛、伊利、黑龙江乳业集团等有关专家或负责人。有意思的是，利乐公司传播事务总监杨斌致中国乳协领导的一封信被带进会场，并一一分发给各与会者，信中强烈地表达了支持“禁鲜”的意愿。同时内蒙政府也暗流涌动，当时这些蝇营狗苟尚且没有摆在阳光下，但也为2018年的跨省追捕埋下了伏笔。结果如蒙牛与伊利所愿，国家规定：低温鲜奶的外包装上不能再使用“鲜牛奶”等名称，而只能使用“灭菌奶(乳)”和“巴氏杀菌奶(乳)”等标准名称。此后主打“新鲜营养”的低温鲜奶被迫更名。与蒙牛伊利作对的奶企从此几乎一蹶不振，直到2008年1月1日，“禁鲜令”才被解除，巴氏奶能叫回鲜奶了，但是低温鲜奶已经丢了大半江山，回天无力，以“纯牛奶”“早餐奶”等命名的常温奶、调制奶大获全胜，几乎垄断了液态奶市场。但因为这场恶性竞争，导致各大国产奶企都不得不为了生存舍弃质量追求速度，以求在蒙牛与伊利的阴影下谋图一线生机，就在05年——08年之间的短短三年内，国产奶业就走向了不可挽回的歧路。 3、恶之花绽开即便当时在竞争中获胜，但那时的蒙牛依旧处于空壳状态，严重缺乏优质奶源，蒙牛选择从奶农手中收购低质牛奶，而后加工生产，因为中国奶牛生产严重滞后，并且缺乏优质奶牛品种，匮乏的奶源对面则是庞大的奶源需求，鲜奶争夺战一触即发。因为质量不达标，为了求速度争夺市场，往牛奶里添加各种化学物质就成了各大奶制品企业默认的潜规则。既然蒙牛和伊利这些龙头老大都不怕添加，你怕个啥？更何况只要你不努力添加抢占市场，就休想在蒙牛与伊利的阴影下存活。脂肪低了，加脂肪粉；细菌超标了，加抗生素；浓度低了，加乳清粉；发酸了，加碱面中和；蛋白质低了，加三聚氰胺蒙混。添加这些东西后的牛奶，只能保质六七个小时。因此，在将牛奶送检的车上还要备好双氧水，在检查前赶紧往里倒。在接下来的几年里，中国奶业从源头到终端都彻底腐烂，而作为恶果的劣质奶粉，则被一包又一包地被送到中国孩子的嘴里。 2008年，大头娃娃事件东窗事发，三鹿成为人人喊打的过街老鼠，三聚氰胺几乎成为一代人的噩梦，直到22年后的今天，5月份一起湖南郴州的“大头娃娃”报道，即便报道中说明了不是三聚氰胺所致，还是引发了一阵恐慌，曾经的噩梦被唤醒。如今人们一提到三聚氰胺就会想到三鹿，但各位不知道的是，当年各大奶制品企业几乎全军覆没，如今的奶业领头人伊利蒙牛也光荣上榜。三鹿只是被顶出来成了出头鸟，得以让其他品牌悄然隐退。说道这里不得不提及职业打假人蒋卫锁，其实工业原料添加的恶果早在08年以前就频频爆出，当时蒋卫锁为了揭露行业黑幕，整顿中国奶业，就自费30万元发起“中国西部乳业万里行”行动，整理出《中国西部乳业濒临崩溃边缘》调查报告。为打假，他卖了企业，丢了老婆，两个孩子因此辍学，结果社会上反倒对他攻击的声音居多，说他是在毁灭中国奶业，社会上一度传言有人要花50万元买他人头。直到三聚氰胺事件炸开，理解他的声音才多了起来，但就在三聚氰胺事件被爆出四年过后，2012年蒋卫锁就被曾主动选择与其离婚的妻子捅死，与其妻子一同捅死蒋卫锁的还有其余6名青年，当时警方对外宣称是家庭纠纷，真正原因是否为此，我们就不得而知了。为众人抱薪会被针对，被捅死，残害百姓的企业反倒顺风顺水，悄然隐退，恐怕这也是蒋卫锁未曾想到的结果。蒋卫锁更想不到的是，一些在三聚氰胺事件中的受害者，在求公道的时候反倒被倒打一耙，郭利就是典例，郭利的女儿因为长期服用添加了三聚氰胺的雅士利奶粉，导致双肾产生结石，雅士利想要私了，郭利同意，于是在2009年约了郭利在杭州当面交付赔偿金，结果郭利等来的是警方的抓捕，判刑5年，17年广东法院再审此案，改判无罪，但此时郭利已妻离子散，甚至连去看女儿的权利也被限制。资本无情无义，很快蒙牛宣布收购雅士利，蒙牛当权者在接受采访时装作一脸茫然：“我们不知道郭利是谁。” 但这些都不是最毒的，恐怕蒋卫锁最想不到的，是这起三聚氰胺事件，不仅没有提高国内奶制品水准，反倒成了蒙牛��伊利降低奶制品质量的借口。 2010年，蒙牛和伊利宣称由于三聚氰胺事件，不能往牛奶添加工业原料，所以无法提高奶源质量和制奶技术，就降低了检验标准。结果一降，就是世界最低。蛋白质含量由旧国标的不低于2.95克/100克降低到了2.8克/100克。菌落不高于200万CFU/ml（越低越好），一下子比旧国标提高了150万，反观美国和欧盟，标准都比我们高的多，美国要求牛奶蛋白质不低于3.1克/100克，菌落总数不高于30万CFU/ml。欧盟要求更高，蛋白质不低于3.3克/100克，菌落总数不高于10万CFU/ml。大家可能对这些数据不太敏感，那我就直说了——蛋白质含量低于3g的牛奶，都是垃圾。很多人说，蛋白质含量的规定是针对生牛乳，生牛乳需要加工之后才会变成市场上售卖的牛奶，在加工的时候可以通过高温闪蒸技术去除水分，增加蛋白质含量，最后到消费者手中的牛奶蛋白质含量依旧不会太低。这个逻辑没错，但蛋白质含量标准降低真正损害的，不是消费者，而是中国整个奶制品行业。自一开始，中国生牛乳的蛋白质含量就远低于世界标准，因为中国奶农多是散户，标准参差不齐，而且奶牛品种质量极低，后天饲养技术更是与国外差的不是一般的大。面对这样的落后境地，国家标准竟然随着蒙牛伊利的需求反向升级，结果自然就是中国奶业的不思进取，奶源质量低下，既然你都降标准了，我又有何理由花钱自行升级？吃力不讨好？但质量低下的奶最终还是会卖给普罗大众，结果依旧是消费者为蒙牛与伊利造就的恶果买单。更不用提一下子提高150万的菌落标准，这是对中国奶业与消费者的双重损害，这个标准的意义在哪里？以美国为例，美国要求菌落总数不高于30万CFU/ml，结果就是全行业的质量提升，对于与牛奶直接接触的设备和容器都有明确的要求。如果不是一次性设备，在每次使用之前，不仅要求充分清洗，还要求使用高温或者化学试剂来消毒。反过来再想想我们提升到200万菌落数量的后果，显然就是落后且不讲究的生产环境，毕竟你标准都这么低了，我有何理由不脏一点？很多人说经过高温消毒，牛奶中的大量细菌会被杀灭，但注意了，目前任何技术都不可能全面杀死细菌，生牛乳中含的细菌越多，最后遗留的细菌也会越多，牛奶中的细菌种类繁多，大多数不会让人体产生直接反应，但各种如果一头奶牛感染了葡萄球菌而导致乳腺炎，它生产出了一批细菌数比较高的牛奶，本来这批奶不能进入市场，但因为标准降低，这批本不合格的生牛乳得以进入市场。这批生牛乳再经过巴氏消毒，细菌数降到了合格，而后被卖到消费者手中。但是，葡萄球菌在巴氏消毒之前产生的毒素，仍然存在于牛奶中而且保持活性。如果不幸被人喝了，就有可能患上急性肠胃炎。而这只是其中一例，牛奶中可能潜藏的细菌繁多，具体后果不一而足，很多也不是当下就能反馈出来，各位可以多品尝蒙牛伊利的平价奶，长期体验一下。结果，我们拥有的只剩落后的奶牛品种、生产技术，还有被乳企利益绑架了的行业标准。但作为凶狠远超虎豹豺狼的蒙牛伊利，又怎么可能只损害一个行业而已呢？ 4、恶之花蔓延自蒙牛伊利占据垄断地位后，一切都开始变得不对劲了。他们可以绑架行业标准，可以恶性竞争打击对手，可以在三聚氰胺事件中悄然隐退，还可以不思进取，在2012年再度爆出质量丑闻： 2012年，西安的大三学生在网上发布《我在内蒙古的十天——蒙牛冰淇淋代加工点实习记录》，将在蒙牛的实习经历形容为噩梦：生产地附近就是垃圾焚烧站，宿舍苍蝇漫天，他们必须每天工作12小时，喝水吃饭也要登记，有失误就要罚款，宿舍里贴着几十条罚款规则，没一个奖励规则，生产小布丁等产品的车间里满地都是污水，雪糕掉在地上也会被捡起来继续装袋。一时间将蒙牛推上风口浪尖，蒙牛官方核查后报告属实，向公众道歉，微博则设置成不可评论。其他奶企更是乱象横生，几年前恶性竞争的后果不断爆出，经历过三聚氰胺事件后，各大奶粉企业不专注提升产品质量，反而在消费者心理上不断钻研。在多次奶粉安全事故之后，在中国家长们的心里，便宜奶粉已经约等于假冒伪劣产品，甚至可以说患上了“便宜奶粉恐惧症”，奶粉企业抓准中国家长的这个心理，不断提升奶粉价格，价格一度飙升到世界第一。这直接让卖奶粉的飞鹤、合生元毛利率接近70%，飞鹤董事长就曾直接表示：有低价奶粉，但消费者不买，认为贵的就是好。合着中国父母买着全球最贵的奶粉，附带一份全球最重的担心，还要为中国奶粉质量低下背锅。到了2018年，伊利竟然已经可以利用警方跨省追捕。 2018年3月，北京一位男作家刘成昆，因为个人公众号上连载小说《出乌兰记》，结果被指影射伊利集团高层，然后被伊利指控，由呼和浩特市警方跨省抓捕。很快，伊利本着“男女搭配、干活不累”的原则，在4月份，又指控山西女奶农郭玉珍，由呼和浩特市警方跨省抓捕。事件起因是郭玉珍在网上发文实名举报伊利压榨奶农，举报信的标题是《内蒙伊利公司如此欺压奶农谁来保护弱势奶农利益诉求》，指责伊利经常找出各种理由克扣奶站与养殖户的奶款，让养殖户和奶站遭受巨大经济损失，并且每月还变相把几千元不等的罚款摊派到奶农、奶站的奶款上，正所谓“风险共担，利润我独占”。而这种状况已经持续了好几年，但奶农敢怒不敢言，因为伊利蒙牛已经挤死其他奶企，他们不购买他们的奶，奶农就只能破产倒闭。结果刚一发声，郭玉珍就被跨省追捕。不知道跨省追捕是不是就是内蒙古的官方特色，从鸿茅药酒到蒙牛伊利，有求必应，我在之前的文章《“毒药”鸿茅药酒再登“优秀民族企业榜”，背后这三大权力机构功不可没》（文章已消失，之后有机会发给大家）中就曾发出过质疑，或许要真正彻查的，根本就不是鸿茅药酒和蒙牛伊利呢。虽然蒙牛伊利带坏了国内乳业风气，让中国奶业反向进步，枉顾消费者权益，还压榨奶农，但这并不意味着蒙牛伊利就生产不出好奶了，而是不想给内陆人生产平价好奶了。 2008年三聚氰胺事件爆出，香港对大陆奶企提出质问，时任蒙牛CFO的姚同山在面对香港媒体的新闻发布会上这样说：“我们发到香港的产品和出口的产品是一样的，保证比内地（大陆）的产品质量更好、更安全”。到了2019年，在夏季达沃斯论坛上，蒙牛乳业CEO卢敏放再次强调了这一点：我们总把最好的产品投放到中国香港、新加坡市场。从蒙牛和伊利对整个奶业、对竞争对手、对消费者、对奶农、对政府、对香港与整个内地的6种表现，6大罪状，让我不得不质疑：你们的心，是不是已经坏了？在如今两大奶企依旧顺风顺水，被册封为“民族企业”的当下，似乎已经没有人愿意质问，更没有人愿意回答。 5、后记在国内疫情逐渐缓解，各行各业开始复苏之际，我反倒扒出蒙牛伊利的这些丑闻，似乎显得有些不合时宜，甚至自己也要担忧会不会被强势的蒙牛伊利跨省追捕。但我实在看不下去所谓“民族企业”的声浪，不是什么企业都配称民族企业，更不是什么企业都值得我们自掏腰包去维护，至少那些破坏整个行业，导致中国奶业倒退，压榨奶农，枉顾消费者利益的企业不配。我写这篇文章，想质问的不仅是蒙牛和伊利为何不对自己曾经作过的恶负责，我更想问的是：蒙牛和伊利，你们的心是不是已经坏了？你们想要龙头老大的利润，想要老百姓的腰包，你们是否又愿意担起龙头老大的责任？我为什么要质问？又为什么要让他们担起责任？因为占据垄断地位的他们，踩着的，是中国奶业的命运，是大陆十几亿人的生活，是中国在世界上的风貌与名声。只要没有等来他们的回答，我的质问就不会停止。他们不说，媒体不说，那就我来说。历史不记得，我帮你记得。参考文献： [1] ��降低蛋白质指标，“生奶新标”的另一“哭点”》果壳 [2] 《放宽细菌指标，“生奶新标”意味着什么？》果壳 [3] 《向雅士利索赔：“结石宝宝”父亲郭利的十年维权路》三联生活周刊 [4] 《伊利又双叒叕跨省抓捕了！》翟振轶律师 [5] 《中国乳业20年：蒙牛伊利成“双寡头”，新品牌的机会在哪儿？》新消费内参 [6] 《勾心斗角，尔虞我诈：二十年蒙牛伊利斗争史》厨房人类研究所

#蒙牛 #伊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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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ravitysworm · 5 years a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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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下的美国工作：居家办公、零工经济与自动化

澎湃“疫论·劳动”版本：https://www.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6698738

发布以后看到最新消息，由于对劳工补贴和保护不够，Instacart平台旗下的代购员已经计划举行全国大罢工。

正文：

近日，为缓解新冠疫情导致的失业危机和全球供应链上的破坏，美国官方不断升级经济刺激方案的规模，最终拨款高达2万亿。其中最引人瞩目的计划，是给每位纳税居民1200刀的紧急支票补助。推出这种略带全民基本收入色彩的项目，说明疫情所解锁的一系列社会危机，已经危重到盖过了党派的争议。疫情下横扫全球的居家办公社会实验，赋予一部分人探索新工作、学习、生产模式的同时，也让更多行业无法不出行的劳工面临隔离即失业破产的命运。初步调查显示，美国截至3月中旬已有18%的人口因为疫情失业或工作时长减少，这一��字还将随着疫情的深化而上升。疫情打碎的不仅仅是稳定生活秩序的幻象，也注定要促发更深远、长期的工作场所、公众心态和经济模式的裂解和转型。

居家办公中的职业隔离

美国疫情的蔓延，让居家办公和视频会议成为了白领标配，也让低薪服务业的脆弱性在危机前表现得淋漓尽致。是否可以居家工作，成了进一步撕裂阶层鸿沟的引擎。

与中国一二月的情况极其类似，美国��酒店业、餐饮业、娱乐行业特别是小型本地企业在三月经历了大崩盘，直接受影响的劳工占到工作人口的十分之一。如果说健身教练和艺术家拥有较高的文化资本，还可以勉强通过网课赚点零花钱，餐饮业雇员却不存在这个选择。在主要城市下达封城令前，很多地区的餐馆和酒吧流量就已经跌到了谷底，大量合同工、小时工被解雇和停薪，绝大部分都没有带薪休假，近一半都没有医疗保险。美国私营部门中，只有30%的低收入职业可以修病假，相比之下高收入职业的比率为93%。即使雇员幸运被留用来处理外卖订单，大幅削减的小费也会让大部分服务生无法维持生计。通过虚拟小费罐（Virtual Tipping Jar）给失业的餐厅雇员募捐，是近日美国各地防疫自组织的核心项目之一。以城市为单位，餐馆劳工可以在共享文档上列出自己的基本信息、餐厅名字和电子钱包，接受顾客的打款。

服务业的停摆迅速反映到了失业指标上。过去半个月，几乎所有州的失业补助申请数量都在急剧飙升。在纽约和新泽西，潮水般涌进的失业申请让两地劳工局的网站和热线一度停摆。在俄亥俄州，非必须场所的关闭导致政府两天内收到五万名失业申请，是往年同期的二十多倍，这种烈度早已经超越了2008年金融海啸带来的震荡。失业趋势如此惊人，以至于各州劳工部门在考虑推迟发布最新的数据。

可以居家办公的人口集聚于高薪行业

低薪服务业的遭遇，进一步折射出居家办公的例外而非常态性。根据劳工部的统计，全美劳动力即使早就去工业化，目前也只有29%的非农劳工有条件居家办公，而那些没法在家工作的职业基本都集中在受到极大冲击的低薪服务业。居家办公人群的相对高薪、高教育特质，也意味着在种族上的职业隔离，白人和亚裔能够远程办公的比例高过非裔和拉丁裔。由于大量就业于科技工程领域，37%的亚裔可以远程工作，这个比例对非裔和拉丁裔只有20%和16%，而后者私家车拥有率更低，通勤时间更久，对公共交通依赖性更强，因此居家办公特权和接触病毒几率本就呈反比。再者，由于非裔和拉丁裔存款更少甚至很多人负债，即使同样遭遇灾难性失业，他们也会更快陷入绝境。

在疫情发生前，美国全天居家工作的劳动力比例大约为5%，也即800万人。假设疫情让有条件的人全部选择远程办公，也只新覆盖到人口的不足四分之一。一些州强制规定半数以上人口在家办公，对很多人就意味着在家失业。传媒和硅谷所津津乐道的大规模远程办公实验，根本不能代表疫情下美国普通人的生存状态。

零工经济的雪崩

对比传统服务业的大规模停薪失业，处在传统雇主雇员结构外的零工经济（Gig Economy）则面临着收入骤降或劳工权益的进一步倒退。主要城市封城后，叫车平台订单基本消失。还在其他城市坚持接单的劳工，由于公司不负责医保和提供医疗防护，不得不自费购买价格翻倍的口罩和手套。餐厅堂食的关闭，也并未反向带动外卖需求的上升：大部分人都在本地超市的大抢购中囤积了足够的余粮。走投无路的餐厅已经要求外卖订餐等平台帮忙售卖礼品卡来维持现金流。

此次疫情危机，几乎所有零工平台的主要应对策略，不是出台补贴劳工的政策，而是增减应用功能和算法规则，来试图改变消费者与劳工的互动模式，这和英国官方笃信的轻推理论和游戏化设计有异曲同工之处。比如跑腿平台TaskRabbit降低风险的方式，是直接把顾客的任务取消费用给免除。这虽然可以鼓励有症状的顾客及时取消订单，却让劳工面临白跑单和被恶意销单的风险。Uber和Lyft平台的方式则是粗暴把拼车功能直接拿掉，这降低了乘客间传播病毒的概率，却未必让劳工更安全。由于拼车比单人订单时薪高，为了获得同等的收入，司机必须完成更多的订单才能下班。考虑到上涨的订单需求和手下愿意继续工作的劳工数量不匹配，超市代购服务Instacart直接取消了低评分购物者获取订单的限制，来鼓励平台劳工在疫情期间多接单。零工平台们仅仅通过调整后台代码，就可以声称为防疫做出了贡献。

3月17日通过的全国性紧急援助法案，强制规定零工经济平台应给予劳工最多14天的带薪病假。但在绝大部分州，网络平台劳工都没有合法的雇员地位。加州今年1月生效的AB5法案将Uber，Lyft和Doordash劳工视为正式雇员，但目前零工平台通过上诉等渠道，纷纷拖延执行这一规定。19日，愤怒的司机在Uber总部门口聚集，抗议公司不提供薪资补偿，这大概是各地宣布封城后的第一次线下集会。即使获得雇员地位的承认，如果减少的收入来自于订单不足、平台规则更改、或者在家照看孩子的义务，劳工也无法获得任何补贴。即使幸运因为感染获得两周带薪病假，由于绝大部分零工雇员要么没有医保，要么加入的计划自付额度很高，在天价账单前薪资补偿也是杯水车薪。

但疫情归根结底，也只是既有并发症的显影器。即使在今年以前，整个零工经济的运行模式都已无法持续，低价便利与保护劳权成为跷跷板的两面不可兼得。算上油费保险等投入成本和等待客户的时间，所有零工平台劳工的实际小时工资都远低于最低工资标准。随着时间推移，零工经济的相对收入也在下滑，越来越多的人需要打多份零工才能过活。基于全美27个主要城市的网络零工平台数据显示，从2013年2018年，仅出行平台司机的平均收入就跌了一半以上，在一些城市的跌幅更是超过七八成。由于生活成本高企，小时工资停滞不前，全职工作已经无法维生，大量之前的全职劳工被迫找了别的工作，因此只有换成兼职。出行平台的劳工流动率也高得惊人，2017年一项研究曾估计只有4%的Uber司机工作满一年还在坚持。

即使把小时工资压到最低，赶走大量全职司机和解雇内部程序员，Uber和Lyft还是只能靠一轮又一轮的风投过活，创办至今从未真正在账簿上盈利过。在社会学者、Hustle and Gig作者Alexandrea Ravenelle看来，多以灵活、就业共享共赢为卖点的零工经济，本质上是包装成进步的倒退（a movement forward to the past）。

讽刺的是，零工经济在过去十年的崛起，本就是2008年金融危机后美国资本主义自我调适的结果。估值10亿以上的科技独角兽公司们，试图把被主流经济结构甩下的不稳定就业人群吸纳到自己的盈利体系中，一边宣扬自己高效解决就业，为波动型经济带来缓冲区，一边用参与、自主、社区等进步派理念，把经济风险由企业转嫁给劳工。在技术民族志者Alex Rosenblat看来，零工平台是在把一种较高的职业地位和标签，强行与更低的经济回报、更高的职业风险相捆绑，最终打造出一种类似于用爱发电的自我剥削意识。后金融危机时代的这类困境解决模式，终于在另一场危机的滩涂上土崩瓦解。

疫情与加速的自动化

传统零工经济模式的破产促发的更深远的转型，还在于未来服务业中全面加速的自动化。与全世界机器人发展的核心地带中国相比，美国机器换人的规模本并不大，机器人的密度也远低于日韩。中国的治理模式使得政府可以更方便地雇佣科技公司进行AI和大数据开发，隐私保护的不健全也使得面对疫情时，从面部识别到体温枪等各种自动化手段可以无障碍推广到全国。2月，中国浙江也率先采用了无人机来递送医疗物资。虽然制造业中的工业机器人众多，自动化在美国都市空间的入侵速度却并不高，因为城市经济长期��赖大量低薪服务业人口，来保证周边高薪金融科技白领的日常所需。各种服务业和移民工会，也会确保它们旗下的劳工至少有一份有尊严的工作，不会轻易被机器所裁汰。然而，新冠病毒的来袭，无疑改变了企业衡量经济风险的天平，使其进一步意识到都市人员流动的危险和自动化的优势。

为了避免医护感染，美国第一名新冠病例就是由医疗机器人进行隔离治疗，病人通过机器人与治疗医师沟通。尽管社区传播并未因此被阻断，使用机器人的思路可能在未来被大规模效仿。病毒在金属、木制品等表面依然可以存活数小时至数天，但机器人比人类传播病毒的可能性显然是低多了。除了养几个维护机器的员工，企业也不再需要为机器人突然病倒而担忧。

事实上，美国多数企业面对疫情的举措，从餐饮、银行业的应用交易和免下车服务，到健身领域的家用智能健身器，就已经体现出自动化取代人力的色彩。2月末，亚马逊在疫情严重的西雅图开设了第一家只有清洁工和管理员的全自动结帐超市，顾客的购买由摄像头自动记录和扣款，不需要结帐即可离开，最大程度避免了人群的排队聚集。亚马逊正试图将这项技术卖给其他零售商，让无处不在的监控摄像头加速取代目前美国社会尚存的350万收银员。

年轻一代对机器换人接受甚至推崇的态度，也在推着自动化的浪头往前冲刺。以上述自助结帐技术为例，就可以看出不同代际对自动化的支持度呈现极大差异。商业调查公司CivicScience于2018年做过统计，当收银员和自助结帐台均存在的情况下，35岁以下的受访者只有不到四成会选择收银员，而在55岁以上的人里，这个比例却高达四分之三。

刨除老年人学习新技术的陡峭曲线，千禧一代对社会交往模式的偏好也在重塑着美国未来工作的前景。传统社会学和管理学理论预设人们渴望更多面对面接触和交流的机会。上世纪90年代，星巴克等美国咖啡店设置店内工作休息区，就是依据普特南式美国公共生活衰落、急需重建公共空间的假设。二十多年后，WeWork抱着同样的哲学在全球城市中扩张，希望新经济下原子化的科技和文创劳工通过在开放空间集体办公交友，重新回归线下沟通和公共生活。甚至SoulCycle这类健身俱乐部也曾打着白领社交而非锻炼的口号。

但年轻一代的选择却打碎了这套理论。他们需要的不是真正的沟通，而是周围有陌生人一起孤独的感觉。比如社会学者David Grazian在调研美国多个WeWork共享办公空间就发现，大部分用户只是为了端着咖啡、抱着电脑在一边独自工作，对空间提供的啤酒畅饮、社交活动不感兴趣。在零工经济下，选择不沟通甚至成为了一种可以单独加价的商品。2019年，Uber推出了新功能“安静模式”，乘客可以让司机不和自己主动说话，但只有单价更贵的Uber Black和Uber Black SUV才能开启。这完全倒置了整个服务业依赖于情绪劳动加成的逻辑，主动减少而非购买情绪劳动服务成了一般大众更主流的选择。如果普通劳工能够提供的人际沟通都成了负资产，无人驾驶看上去才是更自然的未来。

Creator的汉堡机器

也许正是因为年轻人群对自动化的高接受度，越来越多的城市消费空间冒出了机器人的身影。早在2017年，创业公司Creator就在旧金山开设了第一家全自动汉堡店。因为节省了人工成本，门店卖的汉堡单价更偏宜。2018年，Cafe X推出了机器人咖啡师，每个机器人每小时可以做一百多杯标准意式咖啡，现在它们在圣何塞和旧金山机场都设置了分店。机器人调酒师虽然还未普及，但已经出现在赌场、邮轮、自动驾驶汽车等处。不出意料，这些高自动化的服务业公司受到疫情冲击较小。Creator针对此次疫情的声明，也反复突出了其自动化流程减少病毒传播风险的特色。

对人工的需求当然不会在短期消失，而只是在不同工作间流转。因为疫情和自动化减少的传统服务业岗位，会逼迫更多人加入更无保障的零工经济大军。Instacart计划在未来三个月招募30万代购员，来替居家办公的人群采购超市物资。消失的零工经济岗位，又会进一步将人从城市空间的前台推向幕后。换言之，在都市空间和其他人直接沟通的工种变得稀有，在电商仓库操纵监督分拣机器人，在电脑屏幕后分析处理软件的职位又会陆续增加。近日，由于网络订单暴增，亚马逊仓储中心新招募了10万人，很多是因为疫情而濒临失业的劳工。与此同时，因为太多的人工审核员轮班休息，各大社交平台的删贴机制均出现故障，对机器自动审核的依赖导致无数帖子和账户被错误封杀。机器依然需要人工来调控，但随着劳工从城市公共空间褪去，剥削也变得更为隐蔽。

目前，美国官方的紧急救助方案与无条件的UBI存在着根本性区��。不像UBI的无条件发放，支票补助只囊括了符合标准的纳税人，按照报税额度确定资格，这虽然针对性排除了高收入群体，却导致因为种种原因不报税的人难以拿到补助。依赖复杂的税务系统也将极大延后支票的发放，导致更多人在补助到款前就资不抵债。在共和党推出的一个前期方案中，低收入群体甚至只能拿到中产一半的补助额。

不像每月按时发放的UBI，美国纳税人的支票补助有且只有一次，总体救助计划也以本年末作为期限。官方依然将当前的疫情比喻为例外状态，而非长期不可逆的总体型质变。然而，即使疫情退散，需求回弹，美国的城市经济也很难再复原成过去的样貌。被取代的服务业劳工只有一部分还会回归岗位，零工经济在不可持续的资本积累模式下也将进一步自噬。人们对人际沟通和公共空间所自带的风险将有不同以往的预判，这种预期将进一步重塑这个社会工作场所的政治。

#劳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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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ekyll-hong · 5 years a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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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现代化的陷阱》摘录

对改革以后的中国，西方世界的看法很不一致。乐观者认为，在持续的经济改革推动下，中国国力不断增强，正在成为世界上的经济强国。持此论者所持的依据往往有二：一是以自己对中国北京、上海、广州、深圳等现代化城市的观感为依据；二是中国官方的统计数据与《人民日报》的报道。悲观者则认为中国社会矛盾丛生，弊病百出，中国政府如果没有能力改变现状，最后的结果是走向崩溃。

由于中国政府垄断了所有媒体，并将媒体的作用定义为“党的喉舌”。在信息不对称的情况下，即便是生活在中国的外国人，对这个庞大的国家也难窥其全豹。

中国政府乐于向世界展示每年的经济增长率以及几个亮丽的“现代化橱窗”，如上海、北京、广州、深圳等经济发达的城市。“经济增长”构成了政权合法性的基础，也成了不少乐于与中国政府在研究项目上合作的外国学者对中国的发展持乐观看法的依据。至于中国政府习惯性地对统计数据造假这一特点，却被这些学者出于一些利益考虑而被有意忽视。

中国政府学会了通过利益控制让国际社会形成对中国有利的舆论，一些学者在批评了中国政府后被拒发入境签证，不能进入中国，因而影响其学术生涯。这间接起了“引导舆论”的作用，尤其是一些研究中国的学者发现赞扬中国能够赢得中国政府好感，并从中国政府那里获取一些“材料”，而这是他们获得研究基金的必要条件，也是他们在学术界赢得地位的“资本”。于是在中国政府与这些学者之间形成了一种值得注意的“循环”：垄断了各种信息供给的中国政府��所有研究资料的权威提供者，而一些外国学者根据这些资料所做的研究，不管与中国的现实有多大差距，又被中国政府有选择地登载在《参考消息》及其它各种介绍国外的中国研究的报导中。中国政府藉此向本国民众证明：中国经济建设的成就已为外国学者的学术研究所论证并认可！

中国部份经济学家对“改革”造成的严重分配不公了然于心，但出于利益驱动，他们竭力为这种“改革”作“学术”辩护。为此他们提出了一种“代价论”：要容忍腐败，用“体制外资源（金钱）来赎买体制内资源（权力）”。他们认为，通过这种方式就能促使中国经济尽快转轨。有几位著名的中国经济学家甚至公开提出“经济学家就是要与利益集团相结合”，最典型的代表人物就是与中国政府关系比较密切的香港大学张五常教授。

1998年以后，对“改革”的反思逐渐成为中国思想界的一种潮流。但这种潮流只持续了两年左右，从2000年开始，便受到政府日益严厉的打压，此后在国内的媒体上已得不到任何表达机会。

1989年发生的“六四”事件是中国改革的分水岭。“六四”以前中国政府的改革思维与“六四”以后有很大的不同：首先，“六四”以前的改革以“创新”为目的，政治上淘汰毛泽东思想的教条、经济上则改变计划经济体制；而“六四”以后则以“巩固、完善和深化”现行体制为目的，强调“稳定压倒一切”。“六四”以前多以港澳台、美日欧的成功经验为借鉴，对外界保持谦逊和开放的心态，表示要学习西方民主制度的长处；而“六四”以后则将前苏联和东欧的“失败教训”引以为戒，呈现自负、保守的特征，戒备并与美国为敌（实质是排斥以美国为代表的现代民主政治），理论上公然赞美威权体制，表示民主政治不适宜中国国情。

近年来中共努力造成这样一个现实：没有任何有组织的力量能取代中共统治中国，中共政权的灭亡必然会导致中国的崩溃。由此推出的逻辑结果就是：为了中国不陷于崩溃，就得容忍共产党通过“改革”达成的利益分配格局及在此基础上形成的“市场经济+极权政治”。国际社会也因此对中国采取了“绥靖政策”，要求中国改善人权，建立民主政治的呼声越来越弱。

中共的意识形态战略以丑化西方民主政治为核心内容：

在学校里加强对学生的思想教育，通过语文、历史、政治这三门课灌输给青少年许多��治谎言。

加强对媒体的控制。中国政府垄断了几乎所有媒体，迫使新闻从业人员自觉认同“党的喉舌”这一角色，也使有良知的知识精英没有任何舆论阵地可以依托。

对知识分子采取“收买”与“打压”并行的策略。自90 年代中期以来，中国政府用各种学术荣誉与物质利益为诱饵，将绝大多数知识精英纳入了体制内。对那些少数持批评态度的知识精英，采取各种打压措施，如规定各类媒体与出版社不准发表与出版这些人的文章及作品，让所在单位以各种理由将其开除或解聘。这种策略极其有效地消弥了当代知识精英的批判意识。

中国知识精英在80 年代最大的幻想是：中产阶级一旦成熟以后，就会要求政治上的民主权利。这一幻想至90 年代后期完全破灭。中共政权的政治策略是将经济精英与服从的知识精英纳入体制之内共享利益，并非建立新的民主政治。

其实，中国官僚阶层的危机感比中国的知识精英们要强烈得多，自90 年代以来，中国的“资本外逃”现象日趋严重，不少高官早已将搜刮来的财富存入外国银行，其亲属也已经在国外定居。据统计，中国每年因留学而产生的资金外流高达40多亿美元。

希望通过中共内部的权力更替来改变中国现在的危局，只是一厢情愿的想法。中国未来的前途只能依赖于人民本身的觉悟，以及他们的政治能力。

中国从1978年开始的经济改革，其形式是由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轨，其实质则是对社会资源重新配置，对各种利益关系重新调节。资本的原始积累从开始进行到基本结束，总共只用了将近20 年时间，其时间之短，积累速度之快，积累财富之多，在世界上都堪称绝无仅有。

至今为止，中国已有三代身份迥异的富翁：第一代是为当时社会体制所排斥的人，如出身于地主富农等“黑五类”家庭、或是劳改释放犯人。这些人为生计所迫，不得已干起了当时为社会所轻视的“个体户”；第二代则是80 年代中、前期“下海”的知识分子与技术工人，这些人凭借自身的一技之长，投身于市场；第三代富翁是1985 年推行“价格双轨制”后的“下海”者，这类人中有不少与政府官员沾亲带故，甚至本身就是政府官员。

第三代富翁的财产规模之大，积累速度之快，均非前两代富翁所能企及。因为他们能凭借权力瓜分“价格双轨制”下的巨大差价--仅 1988年，价格双轨制所产生的差价就达1000 亿元之巨。到1991年以后，这些人又凭借权力和已积累的资本介入“股份制改造”、“开发区圈地运动”，以世界罕见的速度积累了巨额财富。

西方国家成立股份制公司和中国的国有企业股份制改造，在原始动机上存在着一个根本性的差别：西方国家仅是将股份制作为筹集社会资金的一种手段，而中国政府则是将其视为改变国有企业经营机制的一大法宝。按照中国经济学家的构想，对国有企业进行“股份制改造”意味着企业的产权归股东所有，企业的经营发展与利润分配都在广大股东的监管之下；企业经理既要对上（董事会）负责，也要对下（职工）负责；因为企业职工通过持有公司股票这一形式成为企业的主人，自然会有归属感并加强对企业经营者的监督，这就可以迫使企业“建立自我发展和自我约束机制”，从根本上增强企业的活力。他们乐观地预言：经过“股份制改造”，国有企业的所有弊端必将消失。

最初，社会的反应比较冷淡。直到1990年，在深圳的股市中“炒”出了一批百万富翁后，许多人才痛感到失去了致富良机。在一片狂热中，民众只注意到股票那巨大的增值功能，很少去探究上市的股份公司究竟是如何获得效益的。同时，各地方的当权者受到启发，竞相争搞“股份制改造”，认为这样可以回避二级市场的风险，最低限度还可以通过只赚不赔的“原始股票”捞一把。至于被列为“改造对象”的国有企业是否能“改造”以及“改造”后该如何运作，这些都不是他们所考虑的。

从1991年下半年起，在各地政府或明或暗的支持下，各地的股份制企业以每年成百家的速度增长，所谓的“内部股票”一时泛滥成灾，四川还一度出现了一个以乐山为中心、遍及绵阳、德阳、自贡的“内部股票”交易市场。然而，这种不规范的“股份制改造”埋下了许多隐患：

大多数股份制企业只是“翻了个牌”，并未从低效运转的状态中解脱出来。这些国营企业搞“股份制改造”的真正目的并非是为了“重塑企业机制”，而是想通过发行股票筹集资金并藉此捞一把。

企业的股东们并未成为企业真正意义上的“主人”，他们关心的也不是企业的效益，而是股票在市场上转手之后可获得的差价。股东大会除了在制定分红方案时起有限的作用外，在选举企业的董事会成员方面并未享有应有的权力。董事会成员往往由公司的原经营班子和几个有关的政府部门官员组成，董事长、总经理也都由政府委派任命。

“股份制改革”这张所谓的“王牌”失灵，还有一个相当重要的外部原因，那就是中国大陆缺乏和“股份制”这种企业体制相适应的社会环境，尤其是没有股份制企业赖以生存和发展的法治环境。

中国的股票一级市场是“实践在先，法规在后”，总是在发现一些问题后才匆匆忙忙地出台相应的法规，这就给“内部人士”的寻租提供了大量可乘之机。股票二级市场也同样极不成熟，企业的进入和退出都没有完备的规范，加之政府对证券市场的违法行为监督不力，通过内幕消息或凭借资本实力操纵股市行情的事情时有发生。

“圈地运动”大体可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采用非市场化手段——行政划拨；第二阶段是非市场化手段和市场手段——行政划拨和土地有偿转让——相结合，但仍以前者为主。

深圳特区在全国各省市中，最早认识到土地的价值，于1987年率先在全国采取公开拍卖的方式，试行土地使用权有偿转让，使用期限为50年。

“圈地”首先于广东兴起。港资以深圳为基点，不断涌向珠海、汕头、广州以及整个珠江三角洲，各市、县纷纷建立“开发区”，仿效深圳搞土地使用权有偿转让，以此吸引外资。一时间，“开发区”遍及全国，台资投向厦门、福州；大连、天津、青岛则吸纳日本和南韩的资金。各地政府都将“引进外资”列为主要政绩。截至1993年3月，县级以上的开发区达6000多个，占地1.5万平方公里。

“圈地热”导致后果是土地供给总量严重失控、土地供给方式失调。所谓“供给总量失控”，不仅是指土地供给的绝对总量，更是指各地方在缺乏能力的情况下盲目划地，造成开发区的面积与开发能力很不相称的局面。所谓“供给方式失调”是指土地供给方式采用行政划拨，从而使权力进一步市场化，为不少人进行“权钱交易”提供了绝好的机会。

据房地产业内人士分析，中国房地产业的平均利润率在15%以上。中国的大富豪也异常集中在房地产领域。2002年，福布斯中国公布的100名富豪中，40多人涉足房地产业；前10名富豪中，7人有房地产业。与之相映成趣的是，福布斯全球富豪榜中，前500名富豪中只有30几人是地产商。

中国房地产业的暴利主要来自于如下五条渠道：

房地产商与政府官员勾结，使用各种“灰色手段”拿到土地。据业内人士透露，仅用于批地一项的贿赂成本就高达地价的30%左右，这在房地产业内早已不是什么秘密。

掠夺城市拆迁户的利益。房地产开发商在付出高额的“灰色交易成本”后，为了保持利润，只能“从羊身上拔毛”，其拔毛的方式之一就是想方设法降低拆迁成本。因各地主管拆迁的政府官员都是拆迁的隐蔽受益者，自然毫无例外地为房地产开发商撑腰。甚至有些房地产商在拆迁过程中收买黑恶势力介入，发生许多恶性事件。

掠夺农民赖以生存的土地。中国农民只有土地使用权而没有所有权，农村土地成了县、乡、村三级干部肆意支配的对象。

大量偷税漏税。多数房地产开发商向税务机关申报的是“微利”甚至“亏损”，而从房地产商那里获取利益的政府官员们对此睁只眼闭只眼，从不积极追查。

榨取购房者的财富。房地产开发商交付的房屋质量常常低于销售时的承诺，收取的各种附加费用更是多如牛毛。

中国政府大量出让土地本是为了积累建设资金，同时也是想通过此举促进城市居民住房的商品化，以改善住房条件。但是，由于土地“一级市场”实行的是供给双轨制，这意味着大部分土地是通过行政划拨流入的“二级市场”，没有多少收益。而有限的有偿转让部分，因缺乏公开的评估标准，使当权者在此过程中，为了居中牟利而压低地价，随意处置，导致收益大量流失。另外，虽然政府出让了很多土地，但民众的住房条件并没有得到多大的改善。房地产市场上，因大众化住宅（面向中低收入群体）无利可图，开发商纷纷建造豪华公寓和高级住宅，以高收入群体及富豪为销售对象。

目前，中国的房地产业的一个根本问题就是一次性支付的高房价与国民相对较低的工资收入。

始于1978年的经济改革，一直试图绕开“所有权”这个足以从根本上动摇人们对于“社会主义制度”信念的问题——因为“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本质特徵一直被理解为“生产资料公有”——但由于改革每深入一步，都要受到这一问题的困扰，中国政府和“奏折派”经济学家就发明了许多富有“中国特色”的词汇和方式，使社会资源非国有化。其用心之良苦，只有对中国意识形态领域斗争历史的残酷性有充份的了解，才能深切理解中国的经济学家们为什么要在“名”与“实”上煞费苦心。但是在社会纪律非常松驰的情况下，这一系列在“所有权”边缘所作的改革，都被一些掌握经济、政治权力的“内部人士”利用，寻租以牟取私利。

国有企业的“三座大山”是债务过重、企业办社会、冗员过多。这三大问题中，由于企业办社会和冗员问题牵涉到中国政府经常强调的所谓“安定团结”，并非是纯粹的经济问题。政府与企业之间互相埋怨：企业抱怨政府部门始终不肯给他们彻底松绑；政府则不断发布各种报告与统计数据，证明企业的毛病出在内部，与政府行为无关。

所谓国有企业改革，有两个根本性的问题无论如何都回避不了。一是产权问题，二是企业的运行机制和外部环境是否相容的问题。

80年代，由于“老左派”的干扰，政府高层无论从理念上还是策略上都无法接受“私有化”这一提法。为此，理论界动足了脑筋，先是将“所有权”变为“产权”，“私营”变为“民营”，使“产权重组”这一举措避开“私有化”的恶名，免受攻击。

国有企业在产权关系上，名义上的“产权所有人”——人民——连自己到底拥有多少财产都说不清，更无从支配。其结果是国有资产的财产权利私人化和财产责任公有化。所谓“财产权利私有化”，是指企业的管理层对国有资产享有等同于支配私人财产的权利这一事实；而“财产责任公有化”是指不管是出于什么原因产生的亏损，企业管理层均可不负责任，而由国有资产的所有者——人民——来承担。这种既拥有支配财产权利却又无须承担财产风险的现象是中国国有企业病根所在！

国有企业运行机制和市场经济体制不相容的第一点在于：国有企业经理层所受到的约束不是来自市场，而是来自上级，即政府主管部门。在这种体制下，面对任用、考察厂长的方式和标准，厂长们必然要产生对上的依附性、服从性和被动性。企业搞得虽好，但可能得不到提拔，个人待遇也不会有大的改观。而苦心经营与上级领导的关系，即使把企业搞坏了，甚至弄得资不抵债，但位子照样坐，待遇照样拿。

国有企业运行机制和市场经济体制不相容的第二点表现在它缺乏资本经营的概念，在资金问题上和银行的关系不但无助于中国完善市场经济体制，还破坏了市场经济的游戏规则。不少国有企业长期以来在企业发展的问题上长期依赖国家拨款、给政策，缺乏资本经营的经验。实行“拨改贷”（企业资金由国家拨款改成由国有企业向国有银行借款）以后，许多国有企业的固定资产投资和流动资金几乎全部来源于银行贷款，这就造成了很多国有企业高达75%以上的负债率和极高的利息成本。这样，银行和企业之间就形成了一种恶性循环：企业需要银行借贷，而借贷的高利率加上借贷成本又使企业不堪重负，于是从拖欠贷款到逃废利息。银行的烂帐则不断增多，信贷资金周转率下降，削弱了银行的应急偿付能力，一旦触发挤兑风潮，就会导致金融风波。

据国有资产管理局调查，造成中国国有资产流失的原因，主要是中国目前处于新旧体制转轨时期，新的管理体制尚不完善，许多政策、法规还不健全和配套。流失的渠道则有下列多种：企业经营亏损和管理不善，造成国有资产流失；在进行中外合资、合作和股份制改造中，国有资产流失；资源性国有资产流失（主要指对各种矿产资源、森林、草场的乱砍滥伐和掠夺性开采）；境外国有资产流失（指境外国有资产管理者利用手中权利，采用转移资产、参予炒股票和期货等活动，侵占国有资产）。

1994年，国家审计署��煤炭、电力、化工等行业的187户大中型国有企业的国有资产流失情况进行了调查，据测算，因企业身的原因造成的国有资产流失占流失总量的70～80%，手法有下列数种：

通过不提折旧和大修理基金，费用支出挂帐等方法，搞虚盈实亏，或通过虚列、多列成本，截留转移收入，搞虚亏实盈。

偷漏国家税收和私设“小金库”。

趁新旧制度转轨和产权变动之机，有意少计国家资本金，低估国有资产或低价出售国有土地使用权和房产等等。

在股份制改造中，对国有资产不评估或者低估国有资产的价值。

集体企业无偿占用国有资产导致国有资本累积性流失。

公开侵吞国有资产。

对外贸易中逾期货款不能收回，大量外汇滞留损失在外。

国有资产在担保中流失。

1949年中共建政之初，中国就面临着庞大的失业人口没有工作的问题，当时是采取低工资、多就业的方法，消化了大量过剩劳动力。但是长期以来，中国工人的工资构成并不包含医疗、养老、子女教育、住房等社会福利在内。在计划经济体制下，政府一直实行“低工资、低消费、高积累”的政策。从1952年到1978年，职工平均工资年均增长仅为0.38%，而积累率却由1952年的21.4%增长到1978年的36.5%，显而易见，国有资产的很大一部分是靠国企职工牺牲其消费与未来积累形成的。一旦国有企业开始改革，就面临着偿付职工退休金、医疗保健、住房补贴等历史债务问题。对这一问题，中国政府在90年代上半期还不敢公然采取完全放弃职工利益、让职工承担转轨成本的做法。但到了90 年代后期，随着国有企业的破产加速，中国政府的政策也开始改变，一方面有限度地承认社会失业现象存在，另一方面大刀阔斧地进行养老、医疗、住房等多项改革，让职工承担社会转轨的高昂成本。根据中国政府公布的数据，早在1996年6月底，中国已有76.9%的职工和94.7%的离退休人员参加了社会保险。但事实表明，社会保障体制的运作根本没有落到实处。许多个人账户只是一个名义账户，并没有资金，由此形成了一个行内人士称之为“空账”的现象。2004年，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理事长项怀诚公开提到：中国社会保险的个人帐户缺口保守估计，达到1万多亿。

中国当前的寻租活动主要集中在几个“点”上：权力的集中点；体制转换的交汇点；监督系统的乏力点；法律政策的滞后点；人、财、物需求的关节点。

轻视公德重视私人关系是中国传统人际关系的一个特点，“礼尚往来”这一诫律更是使人际关系中的利益交换具有一种道德含义，“法不责众”的心态一方面使人们在犯��之时有了从众的心理基础，另一方面也使社会惩罚失去了应有的效果。

事实证明，腐败的泛滥使中国社会付出了昂贵的“成本”。首先，这种“成本”表现在对政府机能的侵蚀和对社会资源的巨大耗费上。各级政府都有人不遵守规章和法律，不惜牺牲国家和人民的利益以换取一己的私利。其次，这种“成本”还表现在意识形态方面，具体就是社会成员是非感的丧失，人们对种种利用职务和职权为己谋利的行为采取了惊人的宽容和默许。社会风气空前败坏，群体犯罪现象相当严重。

大规模的资本外逃，既有私营企业主担心中国大陆境内政治不稳定而将资本转移国外的，但其中更多的是腐败公职人员在从事“洗钱”，通过各种途径给自己贪污受贿的黑钱披上合法收入的外衣，以便公开挥霍和享受这些非法所得，并用来投资和增值。

资本外逃主要是通过下列几种途径：

非法直接汇出或将外汇非法带出国外，利用跨国经营中的到国外投资，对外贸易业务和补偿付款等经济活动伪造发票，以出售特权（如许可证和配额）或重大商业信息收受国外贿赂和回扣，并在国外开立私人帐户等。

低估出口发票或高估进口发票，提前结汇或推迟收汇，在公司内或关联企业间实行转移定价，在境外设立投资公司或注册贸易公司。

通过各种融资渠道进行资本外逃。

毛泽东时代强制社会成员遵守的社会主义奉献型经济伦理，到80年代中期就陷入土崩瓦解之中，并被一切围绕实利作取舍的价值判断标准取代。结果导致了社会严重混乱脱序的局面，不少社会成员连最起码的道德都丧失殆尽。这其实是经济改革和法制建设不同步的必然结果。中国政府在经济改革的同时，没有进行相应的政治法律制度的建设来规范人们的逐利行为，才导致如此混乱脱序的状态出现。

中国企业商业伦理关系中存在的主要问题有：

企业经营者对商业伦理的熟悉程度不够，对商业伦理规则处在低水平的自发遵循状态，对商业伦理的重要性的认识与对实际生活中非道德商业行为的高度容忍形成强烈反差。

经营者们期待诚信、公正、合乎人情的商业伦理关系，但是利益和现实功用的驱动往往使大家屈从于违反道德价值的现实。

良好的商业伦理体系为经营者所向往，但不良道德习气则被主要归咎为社会环境；经营者缺乏内在的道德自省，是企业经营中非道德现象蔓延的重要原因。

商业伦理规则的制度化不够。制定规则的主要推动者是企业的高级管理层与上级单位，缺乏对企业全体成员的道德诉求的整合，从而存在着将商业伦理规则作为某种工具性的管理手段，使其难以成为企业从业人员��衷接受的共守规则。

市场经济的道德秩序，主要是由经济伦理的第一层次——职业道德和经济信用构成，这两者构成了人们的行为准则，使人们的经济交往有了规范。

职业所固有的社会性质和地位，主要是指职业和职务集中地体现着社会关系的三大要素——责、权、利。“责”是指每种职业都意味着承担一定的社会责任；“权”是指每种职业都享有一定的社会权力；“利”是指每种职业都体现和处理着一定的利益关系。

职业道德是一种软性的行为规范，在经济伦理体系中居于第一个层次。作为“中坚”的道德规范，它本身受良心和社会成员个人素质的制约，同时又调节着人们的自我行为、人际关系和一切非法律关系的交往，是全体社会成员都需恪守的道德规范。在公务员之外所有的职业当中，以医生与教师这两大行业职业道德的败坏对社会影响最为恶劣。

中国计划经济的经济管理方式消失以后，它的两个基础仍然存在：第一，从中央政权到乡政权那庞大的党政部门和垄断性国有机构的组织架构并未解体，只是作了某些合并、或更换一些名称。这些机构拥有的可以随时插手日常经济活动的权力从未被取消或否定过。第二，党政干部和垄断型事业机构的员工依然享有相当高的政治社会地位。

政府或其他垄断型机构对经济活动广泛的行政性干预，表现为90年代行政管理与公共服务业的商业化趋势。“创收”成了屡屡见诸于官方文件的一个专门名词，普遍做法就是利用机构本身拥有的权力和机会来交换各种直接或间接的经济利益，诸如行政机构借故摊派、新闻媒体实行“有偿报道”、大专院校办“培训班”、中小学收“高价生”等等。在机关事业机构未相应缩编的情况下，这类活动可以在短期内有效地减轻财政负担，增加机关事业部门员工的收入，起到稳定官员队伍的作用。因此，中央政府对这一现象“睁只眼闭只眼”，从未认真禁止。

到80年代后期与90年代上半期，中国已出现了严重的经济信用失常。其中最有代表性的三种行为是：一、经济合同失效。典型的表现是中国企业之间互相拖欠贷款或服务费（俗称“三角债”）的现象越来越严重。二、假冒伪劣商品越来越多，充斥全国市场。三、企业的财务报表弄虚作假越来越严重，且与会计师事务所审计时的弄虚作假互为表里。

大量事实表明，中国目前在经济交往中发生的硬性违约，并不完全是企业生产经营不景气或自身资金紧缺而造成的硬性拖欠，从而使经济合同成为一纸空文。许多经济主体在成立之日开始，就有意设置陷阱，利用欺诈手段和另一方进行经济交往，一旦骗子面目败露，这些人就会卷款潜逃，隐匿踪迹，根本没有想到日后承担义务、��行合同的问题。

商业欺诈行为在中国目前广泛存在的原因，根源在于当代中国信用观念缺乏：既缺乏传统的道德范畴的“信用”，又缺乏现代法律意义上的契约意识。加之众多社会管理者政治道德不彰，肆意伸张个人利益，从而导致不少人把坑蒙拐骗看作是市场经济的交易谋略，认为市场经济就是骗子经济，可以自由行骗，不讲信用。更令人深思的是一些地方政府当被骗者上门求告时，对本地的经济信用失常行为不是进行制裁，而是采取放纵的态度，深层意识里甚至认为拖欠有理，拖欠有利，拖欠出效益，有的还对失信者采取保护政策。

在经济信用失常和大量经济行为失范现象的背后，起深层次作用的是所谓“地方保护主义”。1996年1月，国家经贸委主任、全国打假办主任徐鹏程接受《中国质量报》记者采访时就谈到，地方保护主义成为严重影响“打假”的一个深层次问题。有些地方“上动下不动”，对本地发生的销售假冒伪劣商品违法行为不管不问，甚至纵容包庇；“打假”打外不打内，涉及外地的案件查的多，对本地的案件不查或者敷衍塞责，避重就轻；对外地到当地查办的案件故意推诿刁难，制造种种障碍。有的地方由于有地方保护主义作后台，制假售假违法者气焰嚣张，暴力抗拒执法。有些传媒甚至引经据典地论证，国际上某些地区、某国在经济起飞时期，是如何依赖大规模制假售假积累了资金，才有了后来的发达兴旺。这种思想上的误导，无异于对经济信用失常行为加以鼓励。

中国政府本身就是一个虚假信息的制造者与提供者，统计数据造假与“为维护党与政府形象”而制造假新闻均算得上举世闻名，不少政府官员更是具有两面人格的人物，在公开场合说假话已经成为官员人格的一部分。兼具政府机构功能与民间组织代表这二重角色的行业协会本身就需要在不同的场合代表不同的利益主体，必须能够轻松自如的随时进行角色转换。在这种情况下诞生的信用中介机构如会计师事务所等，既缺乏信用观念，又缺乏外在的信用压力，违规做假账已经成为公开的秘密。一些客户为了达到他们的目的，迫使会计师事务所造假，如果会计师不协助客户造假，就有可能失去业务。

在市场经济发达的西方国家里，经济信用从来就被放置在很高的位置，这一点有其深厚的文化根源。如休谟认为，人类社会之所以能生存，就是靠了三条自然律：一是对私人财产占有的尊重；二是对财产占有者转让财产的社会公认；三是承诺的兑现。

1978年中国开始改革时，面临的最大问题其实就是发展战略的选择。应该说，中国当时（甚至在现时某些决策者的头脑中）还错误地将经济上单纯的数量增长看作是“发展”。其实比较一下西方国家的经济发展战略理论，就可以看出在发达国家的经济学理论里，经济增长和发展从来就是一个内涵不同的概念：增长是一个经济单纯的数量增长的经济过程，而发展则是随着产品的增长，包括收入分配、经济结构、经济体制及社会制度变化在内的复合的社会发展过程。

中国改革开放初期选择发展战略的社会心理基础：以效率优先为基础的“先增长，后分配”的经济增长战略。这种模式本是西方的传统战略，其伦理依据是：在经济增长初期，收入分配不公平有利于资本形成和经济增长，以收入悬殊为激励机制的利润最大化是最终目标，为达到这一目标，可以付出社会、政治、文化等方面的巨大代价。至于经济增长的好处，可以通过“涓滴效应”慢慢流入下层贫苦阶层。也就是说，“先增长”，把“蛋糕”做大一点，再来谈分配，一些社会问题自会获得改善。

上述战略理论在发展中国家实践的最坏典型以南美的巴西、墨西哥为代表，引发了一系列灾难性的后果，被称为“没有发展的增长”，一些国家已进行战略调整，转向注重公平优先的发展模式。当时中国在计划经济体制下，人们己习惯了那种“平均主义”造成的均等分配。为了唤起社会的活力，理论家们求助于利益机制，认为只有这样才能打破那种一潭死水般的局面。但没有想到的是：他们呼唤的“机会均等”没有到来，而由于机会不平等造成的经济不平等却以快得惊人的速度出现了。耐人寻味的是，面对这样不平等的社会现实，还有人强调目前中国的贫富差距并不大，认为分配不公的说法只是“根深蒂固的平均主义分配观至今仍然影响我们对新时期收入差距的看法”，“在很大的程度上是用平均主义眼光看问题”，对“把中国贫富差距过大，解决这一问题当成当务之急”，“当作主要矛盾对待”的看法“不敢苟同”。

持上述观点者犯了两个不应有的常识错误：一是对中国经济转轨时期的财富流向缺乏了解，忽视了公众对现实生活的实际感受；二是在谈论“公平”问题时却忽视了“公平原理”中最基本的要素，人们不是根据现在生活是否比以前好一点来衡量自己得利与否，而是根据一个人得到的利益与这个人对社会的贡献是否成正比，即所谓“既讲奉献也求收获”的原则。

令人不能忽视的是一部份人对目前这种不平等的反映，一方面是决策者们并没有试图通过立法来矫正这种不平等，理论界对这种不平等也甚少进行伦理追问；另一方面则是有人提倡通过“红卫兵运动”来“均贫富”。尤其是从90年代末起，中国民众对毛泽东与毛时代的怀念随着社会不平等的增长而与日俱增，毛泽东成了中国底层社会要求“平等”的一面旗帜。这对于研究中国的学者来说，无论如何都是一个不应被忽视的信号。

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显示，全国公款消费1980年为186亿元，1990年为741.2亿元，1993年则猛升至1283.5亿元，到1999年公款消费则高达 2000多亿。如果说在90年代中期以前，社会还对公款吃喝表示愤怒，那么到了90年代后期，无论是什么人，都已经不认为吃喝玩乐算腐败行为。一些纪检干部认为用公款吃喝以及接受他人请吃请喝并不是贪污腐败行为，并以此作为界定自己行为的分界线。

从1978年以来，中国一些有终极意义的社会价值目标己发生本质性的变化：

第一、“公”、“私”观念的畸变。

原来提倡的“集体主义精神”土崩瓦解，所谓“大公无私”、“先公后私”这一类道德要求原本就没有真正进入人的思想意识，被从形式上驱逐出去的“私欲”却以一种极端的形式外化成人们的行动。这一点尤其在政府和企业官员的行为上充份表现出来。

目前中国人在公有财产私有化上所持的是这样一种态度：拿的人认为，“公家”的，不拿白不拿；我拿公家的，关你什么事，有本事你也拿。其它人大都抱着另一种态度：那是“公家”的，又不是我个人的”，鲜有检举者。即便有个别检举者，一部分也是因为自己利益受损，而不是因为正义感的驱使。

这一世态的变化是与中国近半个世纪以来经济伦理的变化有直接关系。中共建政以后，对中国传统经济伦理彻底扬弃，在其新建立的经济伦理中，除了“按人口分馒头”这一思想确实深入人心之外——这一分配法则忽视人的能力差异，大大迎合了素质低下人群的弱者心理——其余所谓“大公无私”、“公而忘私”、“先公后私”这类社会主义理想经济伦理，虽然一直见诸于报刊等宣传材料上，但其实并未能真正深入人心。此外，还有一个不可忽视的原因：即当时中国民众除了少部份生活资料之外，没有私有财产的存在，政府亦对这种普遍贫穷状态从道德层面加以肯定。

必须着重指出的是，不能忽视中国在上一世纪50年代通过政治暴力强制性地实行财产转移（在农村打土豪、分田地，在城市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将私人企业收归国有），实际上已将“把手伸进别人口袋里”这种隐性经济伦理合理化。这种隐性经济伦理观念在中国一直存在，水浒英雄名之为“替天行道”的“劫富济贫”，就是这种隐性经济伦理的一种表现和阐释，且被民间视为英雄美德，沉淀在民众心灵深处。鲁迅在“阿Q正传”里描写的阿Q对“革命”的理解，以及大跃进时期一些乡镇干部对共产主义的荒谬解释，就是流氓无产者意识对这种隐性经济伦理观念的一种粗鄙的直白式发挥。

只有充份了解在这种隐性经济伦理状态下的民众心理基础，才可能较好地理解这一事实：中国改革开放以来，所有权主体缺位的国有资产为权力阶层大肆掠夺的这一过程在中国基本上没有遇到文化上的反抗。不少人在自己没有能力加入瓜分国有资产行列的时候，可以痛骂腐败现象和腐败者，但一旦自己具有了参加瓜分的“资格”和能力，便也毫不犹豫地把手伸进“国有资产”这一只口袋里。国民自律精神如此之差，其原因就在于整个社会缺乏一种健全的公私观念。

第二、金钱至上和商品拜物观念的形成。

中国历代思想家几乎都对“财富”怀着一种深深的畏惧，商鞅、韩非等对后世有很大影响的思想家都提出了“富国不求足民”的思想，认为老百姓富足不仅不足以言治，反而对国家有害。于是中国在鼓励老百姓“安贫乐道”方面形成了一整套道德信条，这种对财富的鄙视到了毛泽东时代被发挥到了极致，外化到政治上就是极端轻视经济活动，过份强调政治教化。到了毛泽东的晚年，这种思想发展成了他的两个重要观点：“穷则革命富则修”和“越穷越革命”。

物质贫乏的民族对财富的梦想也是贫乏的。在改革开放以前，中国人无论是对富裕本身的理解，还是对富裕的向往，都很原始。就在提出“允许一部份人先富起来”的口号以后的两三年中，大多数中国人还都不知道百年难得一见的致富机遇已经悄悄来到面前。“万元户”的出现，对中国社会产生了强烈的冲击，唤醒了人们被压抑已久的物质欲望。十几亿处于长期贫穷状态中的人，其物质欲望一旦释放出来，就形成了一种前所未有的金钱饥渴感，那种在政治压力下被迫退缩回意识深处的“常识理性”，一旦没有了外在约束，就以极快的速度膨胀起来。追逐金钱的活动，在中国从未形成这样一种全民参予、铺天盖地、势头汹汹的潮流；而对金钱意义的张扬，也从来没有达到这样一种藐视任何道德法则的地步。

随着商品拜物观念渗透中国社会各阶层的意识深处，教养、文化程度大不相同的社会各阶层，在追求金钱的过程中，其行为方式在本质上竟没有多大的差别。在富裕的珠江三角洲和深圳特区原农村，不时可以看到一些富裕却无所事事的农民在游荡。用当地人自己的话来形容，这些人是“三不象”：没田种，不象农民；没有一技之长也不从事某一职业谋生，不象工人；生活上保持浓厚的农村色彩，不象城市居民。他们的生活方式构成了这些富裕地区的一大“景观”：富有却无所事事，过剩的精力无处发泄，便寻衅闹事、打架斗殴、吸毒、嫖娼、养小老婆......等等，引发了不少社会问题。对这些人来说，财富来得就象“阿拉丁神灯”故事中那样太容易了。他们还来不及从狂喜和骄矜里清醒过来，也没有来得及训练子孙守财的本事，一部份人的财富就又随风飘逝而去。

于是，中国出现了这样一种经济奇观：一方面贫富差距日大，畸形消费能力超前发展；另一方面生产能力却没有相应扩展，第一产业——农业处于萎缩状态；只有第三产业，尤其是某一类为少数人服务的第三产业畸形发展。第二产业中，许多本应在本国市场有巨大需求的产品在舶来品的攻击下节节败退，工业生产尤其是国有企业的生产处于一种令人很不乐观的状态。

以藐视人性为特点的奉献型经济伦理，必定给在这种教义下成长的一代人的生活带来一个后果：信仰破灭以后，每个人都感到空前的虚无和幻灭。正因为这种幻灭感，才使得现在的中国人不再相信任何道德。尤其是自50 年代以来的历次政治运动，毛泽东及其领导下的中共政府用政治说教动员人们告密，这种鼓励虚伪与无耻的制度对中国传统道德产生了巨大破坏──在人类所有的恶行中，再没有什么比告密更能破坏一个民族的道德积累。

发展并非只从商品开始；它是从人民以及他们的教育、组织与纪律开始。......任何国家只要具有高度教育、组织与纪律，不管遭到怎样的破坏，都能创造出经济奇迹来。

由于中国政府完全忽视了社会公正，不顾及国有企业对职工的历史负债，90年代中后期开始进行的医疗、养老、住房、教育收费体制改革，对城市贫困家庭不啻雪上加霜。到90年代末期至21世纪初，中国已经形成一个向上流动极为困难的城市底层社会。这些城市贫困者主要由下列几类人构成：

长期失业者。

下岗待业人员。

其他靠社会救济生活者。

早年退休人员。

停产、半停产国有企业职工。

中国官方与大多数学者一般习惯于从以下三个角度来解释失业下岗问题：一是国有企业的低效率和普遍亏损；二是连年经济不景气，经济增长速度的下降；三是产业结构的转换。这样的解释造成一种幻觉：失业或下岗是由于某些暂时性原因造成，一旦这些暂时性原因（如经济不景气或国有企业的低效率）消失，这些人就会获得重新就业的机会。

中国的社会救济程度低下，主要依靠企业救济。排除那些连工资都无法兑现的特困企业，尚有救济能力的企业由企业工会负责发放职工困难补助，标准虽几经调整，但这种标准单以城市规模来划分，既未与当地经济发展相联系，又未与物价指数挂钩，在市场物价不断变化的情况下，实际上根本难以保证困难职工的生活。由民政部负责的城镇贫困者的救济，同样存在标准偏低的问题。

2000 年，中国自称已经在全国建立了社会保障系统，但实际情况远未像官方数字那样令人乐观。到2000年底，全国城镇登记失业人员595万人，因各种条件限制实际能够领取失业保险金的仅有220多万人，占37%。医疗保险的情况更糟，到2000年底，全国虽有303个地市启动了医疗保险制度改革，但仅覆盖职工4587万人，占应保人数的29%。

从90年代以来，不断有各种政府机构和学术研究机构就社会形势之类到民间进行种种调查。在这些调查中，被调查者无一例外地对当前贫富差距过大表示了强烈的不满。值得注意的是，民众对贫富分化的不满，实际上在很大的程度上是对不正当致富的不满。

对中国贫困人口来说，最让他们痛苦的还不是贫困本身，而在于他们的子女向社会上层流动的通道受阻。这首先体现在受教育机会的不均等。其次，不同阶层子女受高等教育后就业机会也很不平等。这种情况说明，贫困的代际传递在中国已经成为现实，短期内无法获得根本改变。

中国的“人口——资源”状态相当特殊，传统小农经济结构的特点就是生殖人口的无限冲动。而1949年以后建立的人民公社体制实行了大部分粮食按人头均分的分配机制，在口粮不足的情况下，单身壮劳力的口粮甚至不如多子女家庭宽裕，形成了“做得多不如生得多”的局面，这又加剧了农村人口的生殖冲动。在中国农村文化中，家庭拥有儿子的数量仍然决定着一个农户在村中的地位，村民对节育并无认识，“有权的凭权生，有钱的买着生（付超生罚款相当于买超生指标），无权无钱的就逃着生（逃离本乡以便超生）”。虽然计划生育号称是“基本国策”，但不少农村基层干部实际上却将计划生育罚款作为一种寻租的机会，听任农民多生、超生，罚款收入主要用于改善干部们的福利或修建乡村干部的办公场所。

与其他农业国迈向工业国的国家现代化进程相比，中国存在着一个相当独特的现象，在农村耕地面积总体减少与人均耕地降低的同时，农户总户数却在增长。这一现象正好与农户总数减少、户均耕地面积加大的国际趋势完全相反。人口问题的实质，是人作为生产者和消费者之间的矛盾，是人口无限增长的趋势与人类赖以生存的地球空间、自然资源的有限性之间的矛盾。人口的膨胀给整个环境带来压力，影响到人们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所面临的人口压力已成为现代化进程中最主要、也是最根本的制约因素。

中国农村的城市化道路开始于80年代初期。这条道路上有三个里程碑：1979年《中共中央关于农业发展若干问题的决定》，在该决定中，中国政府提出了农村城市化的思想；1984年，中共中央发布一号文件，允许农民进集镇经营第二、第三产业，但是国务院发的《关于农民进集镇问题的通知》中则规定不许进县城，有些大胆一点的省自行开了口子允许农民进县城；1993年《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若干决定》中提出，改革小城镇的户籍管理制度，允许农民进入小城镇务工经商。

在户籍制度的管理下，农民进城务工首先要办妥相关手续，否则就会成为城市里清查的“三无人员”——“无合法证件，无合法住所，无固定工作的流动人口”，即俗称的“盲流”。

中国工业化进程和劳动力转移不同步，大量剩余劳动力滞留在农村，使农村出现了劳动生产率低、农产品商品率低、农民收入低的“三低”现象，累积了十分突出的社会矛盾。在农村就业机会日渐稀少的情况下，农民进城寻求生存和发展的机会，实为时势使然。

大量农民工进城，给中国的城市管理带来了空前的困难。关于其社会效应，得到社会一致公认的正面效应是：

农村劳动力的流动有利于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对输出地区来说，增加了农民收入，提高了农民的消费水平，增加了农村社会购买力。农民将部份收入用于发展第二、三产业，为农村劳动力创造了更多的就业机会。一部份农村劳动力转移到非农领域后，使另一部份农业劳动力得到更多的农业资源，为发展规模经营创造了较好的条件。而对输入地区来说，从外地引来源源不断的廉价劳动力，促进了本地第二、三产业的发展，弥补了本地经济发展中劳动力的不足。

农村劳动力跨区域流动不但促进了城乡二元结构向城乡一体化转变，还有力地促进了全国统一的劳动力市场的建立，并带动了户籍、就业方面的制度改革。不少外出务工经商的农民，直接受到现代工业文明和城市文明的熏陶，开阔了视野，学到了本领。

同样，农民大量外流产生的负效应是：农村劳动力的大量外流，对农业生产带来了一系列影响。走出农村的绝大多数是有一定文化基础、体魄健壮、智力较高的青年农民，留下的多为老弱病残和妇女儿童，农村劳动力的素质明显下降。农业知识的普及和新技术的推广受到了影响；耕地撂荒或变相撂荒现象大量出现，许多地区的农田和农田水利基础设施严重老化。

农民工离开家乡之后，多在“三资”（港、台、南韩投资）企业、乡镇企业及私营企业这类劳动密集型企业工作，这些企业具有劳动强度大、超时工作多、工资低、劳动保护设施差等特点，是中国劳动争议及劳动事故多发的企业。

农村的“重新整合过程”有以下几种类型：

高工业化、低集体化类型。东南沿海地区属于这种类型，如广东佛山、中山、顺德及浙江温州等地，其中以“温州模式”最为突出。该模式的特点是地方政府比较尊重市场的主导性与民间的自发性。这类地区由于经济发展较早，经济类型的多样化以及相对独立的自主性社会力量的发育，为经济精英以及地方政治精英的成长提供了良好的条��。一方面，原来的乡镇政府基层组织仍然存在并起作用，但控制力大大削弱了；另一方面，各种有经济功能的社团组织，如园林协会、建筑协会、家禽协会、水果业者协会等行业协会日渐成熟，这种社团关系纯粹是一种市场关系或社交关系，它的发展有助于乡村的商品化和市场化。

高工业化、高集体化类型。苏南地区和京津地区有不少属于这种类型，如华西村、大邱庄、窦店这些有名的地方就是这类典型。该模式的主要特点是政企不分，基层政府既是乡镇企业的管理者，又是企业发展的资金提供者和风险承担者。在这类地区，原来的乡镇政府用行政化组织手段，大办乡镇企业，从而使经济组织和行政组织合二为一，两种组织的领导人也合二而一；基层组织的权力有继承性，原有的乡镇干部一直是当地农民信服的社区领袖。

低工业化、低集体化类型。广大中部地区及安徽、广西均属于这种类型。这类地区农业比重大，非农产业只占很小的比例，农业人口占绝对优势。在实行承包责任制以后，原来的乡村基层组织失去了对资源的垄断及分配权，行政控制能力严重弱化，陷入瘫痪、半瘫痪状态。在此情况下，己销声匿迹几十年的家族宗法组织又应运而生。

恢复宗族活动大致有两方面内容，一方面是挖掘、恢复各种复活宗法组织所需的资源，如重续族谱，维修、扩建旧的宗祠等等；另一方面则是颁布族规，成立宗族的领导机构。一般都是先成立“续谱理事会”（有的地方称“谱局”），其职责为考核、任命族长、房长、户长等宗族大小头目，并制定详细的续谱计划。理事会下设财经、联络、印刷等若干小组，分管各项事宜。族谱的内容规定从祖宗开始，所有山塘、水面、林地等财产均要入谱。续谱完毕后，请来各地族人，宣布族规和宗族成员名单，公开大摆筵席，进行庆典活动。这些有了族谱，选举了族中大中头目，构成了一定组织网络，订有严密族规，规定了宗族成员的权力和义务，并定期举行各类活动的宗法组织，已经具有实体性内容。大量调查材料显示，这些宗法性组织己日渐在农村社会生活中发挥很大的作用，成为和政府基层组织相抗衡的社会组织。

宗法活动渗透到农村生活的各方面，首先就是宗法组织对祖先祭祀的管理和对农民丧葬活动的监管。宗族对族人的丧葬事宜有成规，死者家属必须如仪，葬礼举行过程必须恭请族长和族内长老监看，不得自行变更，否则会招致无穷的麻烦。其次是宗族对生产经营活动的干预。领导者对内负责资源的分配和宗族成员工作的安排，对外则负责处理一切经济纠纷。第三，大多数宗法组织在事实上已对其宗族成员行使司法权力。几乎在每本族规中都可看到，当族人违犯族规时，将受到从规劝、罚款直到肉体惩罚的内容。依据族规对族人进行惩罚时。往往直接与国家的政策法令及社会公德的要求相抵触。第四，农村宗法组织已成为调整农村社会秩序的重要势力。村中因相邻关系而产生的财产权益争执如争山、争水、争地、争矿产等事件时有发生，并由此而产生大规模的械斗。械斗往往由宗族头目担任总指挥，一般都制定了严密的行动计划，如械斗的人力、物力的征集按家庭人口和土地的数量确定；选派青壮年，尤其是受过军事训练的退伍军人和基干民兵充当“敢死队员”，妇女、儿童则提供后勤服务等等。对械斗的伤亡者，规定了治疗、丧葬、抚恤的标准，一些宗族甚至还给死者颁发“证书”。

由于宗族文化根植于旧时代整个社会关系的基础之上，宗族组织的特点对于社会现代化所起的作用是消极的。但对中国社会威胁最大的是与宗法组织平行发展的另一种地方恶势力，即黑社会与社会基层政权相结合的地方恶势力。

从80年代以来，中国农村社会面临的最大问题是基层政权的流氓化。这种“流氓化”最突出的表现首先是基层干部的高度腐败，对农民横征暴敛；其次是干群关系高度紧张，时有暴力冲突发生。

中国历史上的封建皇权历来是建制到县，也就是说，国家财政只供养至县一级，乡村组织多是依赖当地的乡绅“自治”。中共建政以后，对乡一级组织的定性一直不很确定（毛时期设立人民公社，改革开放后人民公社解散）。现今，乡镇政府已经变成了拥有实体财政的一级政权，甚至还变换形式向村一级延伸。对应着从中央、到省、县政府庞大的机构设置，乡政府逐年膨胀，也设立了许多机构，这些部门又派生出大大小小的一批事业单位和所属企业，吃官饭的人越来越多，形成了庞大的利益集团。

绝大多数地区的村干部，其政绩几乎都要造假。这些造假是全方位的：

虚报农民收入，其后果是向农民硬性摊派高额税费。

瞒报人口增长数目。

虚报教育成绩，有的村镇在脱盲率上集体造假。

有乡镇企业的村庄，往往隐瞒该村办厂的污染情况。

制造冤案，将普通农民的抗争当作“地方恶势力”。

除了基层政权与宗族势力之外，还有暴发户和以黑社会团伙为主的地方恶势力，那些“天高皇帝远”的村镇，特别容易形成这类势力。地方恶势力的犯罪特征：一是连续性作案，越发展越大；二是区域性作案，危害一方安宁；三是暴力性作案，视人命为儿戏；四是渐进性危害，小恶成大恶。最应引起社会警惕的是已出现这样的现象：“黑社会”帮派和“白道”势力（即政府中某方面掌权人物）合流，形成一种对人民的奴役性整合力量，使当地人民的生存受到严重威胁，连起码的安全保证都没有。

这些地方恶势力的行为既不受法律约束，也不受任何道德的约束。从古至今，维持一方秩序的不外乎两种：一是法律，二是道德。自有人类社会以来，道德至少有两方面的作用。首先，它作为人类行为的规范，可以称之为“道德权力”，是法律制度的一种必不可少的补充，在法律不起作用或法律与道德相背离的时候，道德甚至可以行使类似法律的功能。这一特点在中国的传统道德中显得特别突出。其次，道德是有关个人良心的问题，也是个人用来自律的行为准则。如果将这类人的行为仅仅解释为“法制观念不强”或“没有法制观念”，那么，本应起约束作用的道德——无论是以“忠恕”为基本精神的传统道德，还是以“为人民服务”为口号的社会主义道德，在这些地区都看不到半点影子。

改革以前，中国政府对社会的控制，在城市是通过企、事业单位这两大科层组织进行控制；在农村则是通过人民公社——大队——生产队这三级组织进行控制。这种建立在计划经济体制上的社会整合体系在很长一段时间内相当有效，其代价则是全体社会成员失去了个人自由。

为什么当今的中国农村无法回到过去那种文明程度还要高一点的“乡绅自治”格局，反而让大批充满了各种社会恶习、具有严重流氓无产者意识的人成为基层统治者？封建时期的乡绅，很大一部分都受过儒家思想的教育。这种教育一般都培养两种责任：一是对政府的责任，二是遵循儒家思想的利他主义为地方服务。而这两种责任基本上是依赖“科举制”这种人才选拔制度支撑的。而中共建政初期，农村基层干部的产生机制很有特色：都是处于社会边缘的人物。这些人一无所有，未受过教育，能当上基层干部的条件也很简单，只要能绝对遵循中共组织内的上级指示就行了。由这一类人构成的基层统治网络，其遴选干部的机制后来就演变成以“任人唯亲”为主流。但在实行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以后，情况就完全不同了。农民有了经营自主权，生产优劣、生活好坏、贫富状况在很大的程度上取决于自己，更有善于利用“选举”这一形式的，将其作为表达意见的渠道。由于所在乡村不同、村干部素质也不同，同一地区的村与村之间就有了很大差别。如吉林省梨花县，村民们为实现“村民自治”而创立了一种选举方式，其特点是：乡党委和村党支部不提候选人，完全放开，权力交给村民。每个村民发一张选票。在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的村民中，参加选举者认为谁能胜任村干部就选谁。然后再经过逐级淘汰的几轮选举，由得票最多者当选。这个地方的农民对选举村长有着比较清醒的认识：他们是否能过上好日子，在很大程度上由村长个人的胆识、能力、智慧和人格决定。然而，上述这种成功运用“民主选举”的例子实在是屈指可数。首先，贿选现象蔚然成风，农村富裕者当官的现象相当普遍；其次，大多数地方的村民“选举”通常被基层政府或当地恶势力控制。

概言之，从1978年以后，中国农村的基层组织已普遍发生严重的权力移位现象，越是愚昧落后的地方，基层利益集团的剥削性和掠夺性就表现得特别突出。

恢复农村家庭承包责任制，退回到落后的耕作方式，在短期内确实起到了刺激农民提高劳动积极性的作用。但家庭承包责任制只是改变了资源的使用方式，而没有改变占有关系，政府基层干部在农村拥有对土地的绝对支配权利。农村现行的土地制度对于保证中国农民的公正底线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尽管农民的“兼业”收入在其总收入中所占的比重越来越大，但农民对于土地的依赖程度并没有减小，因为土地对于农民来说，越来越具有生存保障的功能。这主要是因为下列两个背景因素：一、80年代中后期开始，世界范围内的信息革命与技术进步，极大地改变了中国的产业结构，使得中国城市无法为庞大的低素质农村劳动力提供就业机会；二、农民工极其低廉的工作报酬使他们脱离土地生存几乎成为不可能，这加强了农民对土地的依附。在科技水平日益发达的今天，文化素质相对要高的城市人口在就业时尚因受教育不足而困难重重，平均文化素质相当低的农业人口要想从农业部门之外的现代经济部门就业，首先遇到的问题已经不是户口，而是自身的素质。

农民失去土地，意味着被拔去生存根基。大多数失地农民无法找到工作，因为城市居民的失业问题也越来越严重，那里根本没有农民们的生存空间。而中国政府的政策总是迟到：在户口对改变农民经济地位已经没有多少实质意义的情况下，中国的一些省市才开始“改革”城乡户口制度，撤除城乡人口流动的壁垒。目前，全中国流动进城就业的农民工有1.4亿，住不起房、吃不饱饭的农民工不在少数。尤其是，农民工在城市中如果因工伤事故死亡，获得的赔偿要比城市居民少得多。如此一来，土地对农民的生存意义更加重要。

对地下经济的界定有广义和狭义之分。从广义来说，“地下经济”是指官方控制不到的经济活动，这类经济活动不纳入官方统计的国民生产总值之内，不向政府申报和纳税。一般分为以下几种类型：

对外不公开的非法经济活动，如地下工厂、黑市交易、地下金融机构、走私。

对外不公开的违法经营活动，如毒品买卖、非法卖淫。

通过合法经营单位取得非法收入的经营活动，如第二职业、偷税漏税。

中国的大部份黑色财富不是用于投资从而转化为“白色收入”，而是用于奢侈性消费或通过各种途径转移到海外。

从90年代以来，黑社会价值观念渗透到中国人的社会行为方式上。这方面最典型的表现是权力之争往往借助于黑社会势力介入。中国官场竞争本来就极不正常，往往不是凭借本人的德行、能力、勤政、绩效。这种干部选拔机制已经饱受诟病，现在引入黑社会手段更是加剧了这种竞争的无序性。更重要的是，黑社会势力介入社会政治生活的恶劣做法，使得社会各界竟相仿效，加剧了公众的不安全感。

从1998年开始，中国的腐败已开始从组织化腐败向制度化腐败过渡。其具体表现为：第一，腐败已渗透到政治系统的大部分机构中。第二，腐败已成为一种制度安排，社会政治资源、经济资源与文化资源已成为利益再分配的主要对象，从而减少了现存政治经济系统内部的磨擦。第三，反腐败已在某种意义上成了要挟他人以获取利益或进行政治斗争的工具。

目前中国社会的精英层大致由政治精英、经济精英和知识精英组成。政治精英特指执政官员，其形成有延续性特点，不少人原来就在集权体制下的政治阶梯中占有一定的位置，另一些人则在改革开放后进入这一集团。经济精英由国家银行及其它国有大型企业负责人、国有大公司经理、大中型企业主管、大中型私有企业主等组成。这个集团中的前四类人与政治精英有密切的血缘关系，是从原来的政治精英转化而来的。而大中型私有企业主的背景通常有如下三种情况：一是家庭有官方背景，通过“父母做官，自己经商”的形式，更方便地获取财富；二是通过各种途径成长的民间人士。以上两种情况都与寻租活动有直接关系。第三就是一些利用市场机会获得成功的商业人士，这在高技术行业中比较突出。随着私营经济的壮大，私营企业主阶层的利益诉求也日益强烈，其政治参与热情不断上升。除了全国工商联越来越多地代表他们的利益之外，也出现了表达这个阶层利益主张的媒体——《中华工商时报》。这个阶层在非权力中心的官方政治组织——人大和政协中的席位也越来越多。

改革前，受毛泽东“知识越多越反动”说法的影响，知识分子一般被贬斥为“臭老九”。但是，由于某些人文领域的知识分子可以为毛泽东的大批判效力，所以他们仍能得到“重视”。改革以来，随着市场化过程的推进，科技知识及一些与改革密切相关的社会科学（如经济学、法学等）知识成了一种重要的文化资本。有能力的技术专家、律师、经济学者、工程师很快地垄断了社会机构中的高位，成为改革的��益者，少数人还进入了权力核心。还有一部分知识精英受经济利益和单纯功利型意识形态的支配，以其具备的影响社会舆论的能力为经济精英们服务。90年代中期以来，随着一些技术密集型产业进入中国，一些科技型专业技术人员的知识迅速市场化，其经济地位及社会声望迅速提升。目前，处于中间阶层上半部分的，包括高级知识分子（大学教授与科研人员）、中小型国有企业经理、中小型私有企业主、外资企业的白领雇员、国家垄断行业的高级职工等；处于中间阶层下半部分的，是技术和科研人员、律师、教师、文艺工作者、新闻从业者、机关干部、国有企业中下层管理人员等。

中国对工人阶级的定义主要是指国有企业的职工。随着改革开放的日益深化，中国的工人阶层其实已包括两类人，一类是国营与大集体企业的职工，另一类是在“三资”企业和乡镇企业工作的职工。改革开放前，工人与国家的关系体现在两方面：一是管理方与工人在车间发生的工作关系，即生产关系、劳动过程、工人控制生产过程的问题等；二是在国家主导的再分配过程中，工人与所在单位之间的分配关系，涉及到工资、医疗保险和养老金等。双方的利益冲突不是劳动制度，而是政治专制下的严苛控制。

在改革过程中，随着产业关系模式的多元化，工人与厂方的关系也出现了以下几种类型：

集体协约型，这种关系多出现于国营与集体企业内。这类企业虽设有管理部门、党组织、职工代表大会与工会，但并不能形成互相制衡。企业的经理时常兼任党的书记，工会主席没有必要的权力。这种机制赋予经理极大的专断之权。

西方国家在中国建立的合资或独资企业的人力资源管理模式。这类企业拥有充足的资金，因此能支付较高的工资、提供更清洁、先进与安全的工作环境，并给工人提供优厚的住房条件与其他待遇。企业的管理层与工人的关系往往是非对抗性的，工人的不满情绪常常是针对中方经理，埋怨他们低能、腐化、任人唯亲。

亚洲国家（或地区）在中国建立的“三资”企业或中国本土的私营企业内劳资关系的“返祖”现象。所谓“返祖”是指劳资关系退回到19世纪工业革命时期的状态，工人们报酬微薄，往往被迫每天连续工作10至12小时乃至更长时间，周末不能休息，工作环境既差又不安全，工伤事故频繁。

现代社会的一个基本特征就是社会管理具有多元参与性，在社会的决策过程中，各阶层都要有自己的利益诉求渠道。因此，协调社会的中间层能否参与决策往往是多元化参与的关键，而中间层参与社会公共事务决策主要依赖于各种社会组织。但是，现有的社团组织大多数并不是应社会群体的要求自发组建的，而是属于由政府供养的“代理人”型社会团体。

截至2002年年底，登记在册的全国性及跨省、自治区、直辖市的社团1712个，全国共登记社会团体13.3万个。这些社团可分为三类：一是党政机关为加强对某些领域或行业的管理而设立的，如私营企业协会、工商联等；另一是各企事业单位创办的，如服装行业协会、装饰行业协会等；还有就是校友会之类的联谊性社团。在这些社团组织中，除校友会的民间联系色彩较强，基本不受政府控制外，其它的各种协会均受政府的严格控制。它们主要领导人由政府委派并享受公务员待遇，以“半官半民”的身份参与社会活动，面对政府时它们代表企业，面对民众时他们却代表政府，俨然“一身而二任”的面孔。

中共政府一直奉行落后陈腐、任人唯亲的干部选拔机制，既没有一套合理的考试制度，也缺乏公开的民主机制，往往是由领导“发现”人才或组织部门“关怀”人才，甚至是“一把手”拍板选择“接班人”。

媒体是推进政治民主化的重要工具，也是对政府及各种公共权威进行社会监督的重要手段。中国的新闻媒体一向受党的严格控制，一直有泛政治化的特点。1998年，中国大陆的新闻出版界曾经历了短暂的有限宽松期，敏感的外国传媒称之为“北京的春天”。但近年来，随着经济形势疲软、失业失业人员增多、贪污腐败急剧蔓延，新闻主管部门又加紧了对传媒的控制。2000年1月，《南方周末》的总编江艺平被迫“辞职”，就是政府对传媒偏离“主旋律”严重不满的一个例证。现阶段，中国政府正在与网络作顽强的斗争，从2002年8月1日起，中国政府开始实施《互联网出版管理暂行规定》，这一规定的内容极为宽泛与模糊，凡政府不喜欢的内容都可以被纳入这一规定。

尽管中国的改革进程错综复杂，其理论也被政府蓄意弄得暧昧不明，但从已经形成的社会利益分配格局来看，这场改革的主线就是对毛泽东领导的“化私为公”式革命实施逆向变革——即“化公为私”。作为改革主导思想的“放权让利”就是以“私”为杠杆，推动经济发展。

中国的改革可说是危机推进型改革。邓小平支持改革的动机只是为了化解社会经济危机，而不是要改革社会制度。这种改革动机与100多年前晚清洋务派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改革类似。号称改革“总设计师”的邓小平在80年代初其实并未形成清晰的改革方略，被政府奉为改革指导思想的“邓小平理论”，其核心无非是把毛泽东的“马克思加秦始皇 ”——即“公有制经济+极权政治”——中的经济制度换成了资本主义经济。不过，为了让公众在观念情感上能够接受，改用“市场经济”这个词代替了“资本主义经济”。邓小平没有认真解决经济体制与意识形态之间日益扩大的分裂，他只是凭借自己的政治权威选择了两个极其短视的方法：一是“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二是“不争论”，以为如此就可永远回避这一矛盾。

“六四”事件后中共痛定思痛，把事件的根源归罪于西方民主思潮，并由此确定了全力镇压民主要求和丑化民主制度的意识形态战略。整个90年代，从小学到大学一以贯之的政治思想教育一直在为这一战略服务。通过持之以恒的意识形态教育，“民主”这一概念在中国被弄得面目全非。一谈“民主”，或是中共政府宣传的“民主集中制”下的“少数服从多数”，或是将其等同为“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式的群众运动，让民众产生“民主”就是“动乱”的联想。

由于领导层的既定方略以及为领导层服务的智囊们胆识所限，中国经济体制的改革只设定了一些阶段性目标，如“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建立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等等。由于改革时期社会形势变化太快，每一具有特定内容的目标都只不过领了两三年风骚而已，只有90年代中期中共“十四大”确定的所谓“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一说法的寿命最长，从1995年以来直到今天仍被当局悬为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

表面上看，似乎是邓小平的亲属大张旗鼓地下海经商为权力寻租活动开了先河。邓在世时，指责他放纵权力进入市场（即指其子女经商）的声音就不绝于耳。一些人认为，邓的家庭观念很强，因“文革”时期子女遭受了许多痛苦，��于补偿心理，对子女经商并不约束。于是上行下效，造成了腐败之风蔓延。

实际上，中共自建政以来就不断鼓吹“接班人理论”，其核心就是要承认政治高干的子女们与生俱来就享有继承父辈垄断性权力的特权，这一说法其实是为处于中国政治制度核心的权力传承机制张目。经过“文化大革命”以后，上一代的政治权力显然不便再通过“父传子继”的方式直接继承，因此，作为赎买政治继承权的补偿，经济资源就成为了最佳选择。

中国政府无法克服腐败，是因为腐败已成了维系中共政权的重要凝聚力。任何政府如只能借助政治高压来稳定社会，就必须给官员们足够的利益，以换取他们对专制政府的效忠。当局表面上并未直接给其官员们太多利益，官员们的工资并不比普通职工高多少，他们获取的大量利益除了附着于职务上的各种“待遇”之外，主要是通过权利寻租，此外还有介于合法、非法之间的“灰色”收入。目前中共政权之所以打击腐败，并不是真要杜绝腐败，他们一方面是借遏制腐败安抚民心，但更重要地是担心腐败会导致政权的软化。因为政府各级官员牟取利益之举往往是以损害政策与法律为前提的，最后的结果必然是国将不国。

邓小平的“猫论”与“摸论”是为了对抗当时党内高层的教条主义者而提出的“理论”。这种“理论”对消解“两个凡是”之类的教条确实起了重要作用，但用于指导各种改革政策的制定，后果就是机会主义泛滥。一个国家的政府在施政方针上过度地不讲原则，只是根据当时的短期利益不计后果地作出权宜之择，必然会留下相当多的后遗症。最直接的结果就是政策摇摆不定、朝令夕改，让公众产生极大的不信任感。

笔者以为，党内的“保守派”与“改革派”其实只是大家幻想出来的一种派别对立。可能在某一具体政策上，二者的看法不完全一致，但在面对人民抗议时采取专制手段维护政权稳定，在面对少数有识之士对社会的深刻批评时采用钳制舆论与人身迫害的手法上，二者其实无所谓“保守”与“改革”之分。“保守派”是以防止中国走上资本主义道路为借口，要求更大的权力，以便由他们来坚持“正确的”方向。而“改革派”则是以发展经济为由，拒不实行政治体制改革，只是热衷于利用自己掌握的权力瓜分社会资源。“保守”也罢，“改革”也罢，不过是政治集团内部争夺利益的旗号而已。

笔者认为，由于言论空间的狭窄，由于争论的真正主题被有意掩盖，20世纪末中国最引人注意的所谓“自由主义”与“新左派”之争，是一场看起来非常热闹，其实却混乱不堪的“思想争论”。许多问题不是越争论越清楚，而是越争论越糊涂。首先，“新左派”刻意回避对专制政体的必要批判，相反却对现存专制政体的“母体”——毛体制与“文革”赞不绝口，因此为当局所宽容。“新左派”实际上是通过这种变相的“帮闲”来赢得了他们的话语空间。其次，自由主义主张的民主与宪政是“六四”以后中共意识形态战略加以禁止并长期加以丑化的对象，根本不可能公开讨论。同时有不少经济学者，以西方经济学在中国的传人自命，提出了一些适应权势集团需要、为目前利益格局张目的“理论”，受到传媒追捧、互相唱和。这在很大程度上使得社会公众尤其是大学生们认为自由主义学说就是鼓吹“腐败有理”。

中共政权之所以能维持稳定，是由于民众对中国政府及社会主义制度还存在极大幻想。在许多民众心里始终存在着一个理想中的中国共产党与一个对人民极其负责的中央政府，许多民众把目前中国存在众多严重问题的原因简单化地归结为：中央的“经”是好的，只是被下面这些“歪嘴和尚”念坏了。笔者以为，这种现代的“圣君贤相”幻觉其实是传统的“反贪官不反皇帝”的进化版，在中国有极深厚的民间基础。其实，这种植根于“圣君贤相”的期盼忽视了现代政治的一个基本特点：专制政权初创时期的领袖往往是铁腕强人，其个人的超常规权力经常超越制度的常规性权力，于是国家兴衰、民众安危往往取决于强人领袖的个人意志；而这种政权进入成熟期、结束了强人政治后，制度的力量就远远大于领袖个人的力量，领导者的个人意愿往往只能服从制度的常规性权力。

在考虑当代中国问题时，还需要考虑两个至关重要的因素：

在有现代化武器作后盾的暴力政府的压迫下，反抗者既不具备有组织能力，且因信息管制也使得民众没有争取社会同情的可能性。

民众既然无法对抗体制，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就只能报复社会。而这种个人暴力的使用方向是盲目的，其施加对象往往是社会上的弱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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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lmedia · 5 years a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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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扒蒙牛伊利6大罪状，媒体不敢说，那就我来说

深扒蒙牛伊利6大罪状，媒体不敢说，那就我来说 7 月 11 日分佈式入口翻譯写在前面：这是一篇深扒蒙牛与伊利暗黑发家史的文章，长达6500字，但每一个字都不多余，每一个字都有意义，可能开头会有稍许枯燥，但如果可以，希望你可以认真读完这篇文章，最后你会发现，你在关心的，绝对是一件非常有意义、而且事关每一个人的事。 1、一个不得不面对的问题不知道你有没有这样的感受：蒙牛、伊利的牛奶越喝越没有奶味了。这不是错觉。这个表述还不够精准，应该是：平价奶越来越没奶味了。事实上，这是由以蒙牛和伊利为首的奶企在22年前埋下的恶果，而平价奶质量迟迟难以提升，只是其中一个微不足道的恶果。其余数不清的恶果还有诸如：毛利润高达百分之70甚至80的婴幼儿乳粉，以及买着全球价格最高的国产乳粉，依旧惴惴不安的中国父母。 10余年果然够久，人们早已忘记了蒙牛和伊利曾作过的恶。但即便在12年前蒙牛和伊利频频爆雷之时，很多人就避开蒙牛和伊利的丑闻不谈，认为蒙牛和伊利这两家“民族企业”被“整跨”了，外国同行公司就会乘虚侵入控制中国奶业，把它们整跨了就是整跨民族企业。 12年后，蒙牛和伊利更是已与民族企业牢牢粘连，在如今爱国情绪空前高涨的当下，你敢跟民族企业作对，就是与全国人民作对。但是蒙牛和伊利真的配称民族企业吗？我战战兢兢地提出这个问题，事实上，我一直认为，蒙牛和伊利的几十年发展史，对中国产生的坏处绝对大于好处，倘若没有蒙牛与伊利，中国的奶制品行业或许远比现在好。要谈蒙牛和伊利对整个奶制品行业的伤害，想要细数蒙牛伊利作下的恶，必须要从1983年谈起。 2、恶之花萌芽为什么我会把蒙牛与伊利放在一起谈？不只是因为蒙牛和伊利是如今占据垄断地位的两大奶业巨头，更因为在我眼里，这两家公司不过是同出一根的两颗果实，归根结底他们的底色是一样的，这也是为什么伊利与蒙牛的产品如此相似，除了牌子几乎一模一样：伊利推出优酸乳，蒙牛就跟着推出酸酸乳；伊利推出QQ星，蒙牛就跟着推出未来星；伊利推出了安慕希，蒙牛就跟着推出纯甄；蒙牛推出了特仑苏，伊利也跟着推出金典。甚至连出产的雪糕都几乎一模一样：事实上，蒙牛与伊利的纠葛自1983年便已被埋下。蒙牛创始人牛根生与伊利创始人郑俊怀本就出自一家公司，伊利集团的前身是呼和浩特市回民奶食品厂，1983年1月，因为持续亏损，郑俊怀被调到该厂，任厂长，试图破局。而牛根生就是郑俊怀的得力手下，当年能力出众的牛根生，很快就带领一波富有才华的年轻人实现了扭亏为盈。 1996年，伊利集团成立，郑俊怀成了董事长兼CEO，牛根生是伊利主管生产和销售的副董事长兼副总。因为牛根生能力出众，并且与下属直接接触更加频繁，伊利有一半人都牢牢听从牛根生的调遣。这下子郑俊怀慌了，眼看着自己有被架空的迹象，这怎么行？于是两年后，因为某些不为人知的原因，牛根生被扫地出门。被扫地出门后，反倒侧面证明了牛根生对厂内人才的影响之大，许多曾经的旧部都劝说牛根生东山再起，愿意辞职跟他继续干，不服气的牛根生响应手下意愿，筹措了100万后就注册了蒙牛乳业。自此，蒙牛与伊利便展开了长达20年的拉锯战，这也是为什么，蒙牛与伊利一直纠葛不休，甚至看起来就像一家企业的真正原因。就在这种相爱相生的厮杀中，蒙牛与伊利时而抱团、时而互相攻击，他们首先将其他乳制品企业击垮，而后再互相瓜分市场，形成两强双分天下的局面。但也就是在他们相爱相杀的争斗中，中国奶业走上了一条几乎不可挽回的歧路。在2000年之前，中国尚且没有一家全国性品牌，因为当时市场上只能生产低温杀菌的巴氏奶，这种奶保质期只有几天，且必须冷藏，销售半径有限，难以规模化，所以市场上绝大部分都是区域性企业。转机从1997年开始，这一年，牛根生即将被扫地出门，瑞典利乐包装公司与伊利达成了协议，我们熟悉的伊利盒装常温牛奶由此诞生。 2000年后，利乐又与揭竿而起的蒙牛达成合作，只要蒙牛与伊利每卖出去一份奶，利乐就赚一份钱，这个默默无闻的包装公司反而成为蒙牛与伊利之战中的最大赢家。自此，奶制品企业结束了分裂割据的局面，蒙牛和伊利开始进军全国，试图二分天下。常温奶的出现让光明等地方奶企产生了危机感，试图反抗，曾经反目的蒙牛伊利则沆瀣一气，共同应对地方奶企的反抗，在03年时成功打败销售额居全国首位的龙头老大光明，开始占据主导地位。 2004年，巴氏鲜奶企业们终于因为灭顶之灾般的压力团结在了一起，光明、新希望、燕塘、三元等四家以低温奶销售为主的中国乳品制造销售商，与美国国际纸业（另一家包装公司）公司达成联盟。一场鲜奶（即巴氏奶）和常温奶的大战随即爆发。资本斗争里没有温度可言，蒙牛和伊利更是把不择手段发挥到了极致。 2005年2月2日下午，由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在该委会议室召开了液体乳“鲜”字标识专家研讨会，与会人员约40人，其中包括卫生部、农业部、国标委、中国奶业协会、中国乳品工业协会、全国食品工业标准化技术委员会、三元、蒙牛、伊利、黑龙江乳业集团等有关专家或负责人。有意思的是，利乐公司传播事务总监杨斌致中国乳协领导的一封信被带进会场，并一一分发给各与会者，信中强烈地表达了支持“禁鲜”的意愿。同时内蒙政府也暗流涌动，当时这些蝇营狗苟尚且没有摆在阳光下，但也为2018年的跨省追捕埋下了伏笔。结果如蒙牛与伊利所愿，国家规定：低温鲜奶的外包装上不能再使用“鲜牛奶”等名称，而只能使用“灭菌奶(乳)”和“巴氏杀菌奶(乳)”等标准名称。此后主打“新鲜营养”的低温鲜奶被迫更名。与蒙牛伊利作对的奶企从此几乎一蹶不振，直到2008年1月1日，“禁鲜令”才被解除，巴氏奶能叫回鲜奶了，但是低温鲜奶已经丢了大半江山，回天无力，以“纯牛奶”“早餐奶”等命名的常温奶、调制奶大获全胜，几乎垄断了液态奶市场。但因为这场恶性竞争，导致各大国产奶企都不得不为了生存舍弃质量追求速度，以求在蒙牛与伊利的阴影下谋图一线生机，就在05年——08年之间的短短三年内，国产奶业就走向了不可挽回的歧路。 3、恶之花绽开即便当时在竞争中获胜，但那时的蒙牛依旧处于空壳状态，严重缺乏优质奶源，蒙牛选择从奶农手中收购低质牛奶，而后加工生产，因为中国奶牛生产严重滞后，并且缺乏优质奶牛品种，匮乏的奶源对面则是庞大的奶源需求，鲜奶争夺战一触即发。因为质量不达标，为了求速度争夺市场，往牛奶里添加各种化学物质就成了各大奶制品企业默认的潜规则。既然蒙牛和伊利这些龙头老大都不怕添加，你怕个啥？更何况只要你不努力添加抢占市场，就休想在蒙牛与伊利的阴影下存活。脂肪低了，加脂肪粉；细菌超标了，加抗生素；浓度低了，加乳清粉；发酸了，加碱面中和；蛋白质低了，加三聚氰胺蒙混。添加这些东西后的牛奶，只能保质六七个小时。因此，在将牛奶送检的车上还要备好双氧水，在检查前赶紧往里倒。在接下来的几年里，中国奶业从源头到终端都彻底腐烂，而作为恶果的劣质奶粉，则被一包又一包地被送到中国孩子的嘴里。 2008年，大头娃娃事件东窗事发，三鹿成为人人喊打的过街老鼠，三聚氰胺几乎成为一代人的噩梦，直到22年后的今天，5月份一起湖南郴州的“大头娃娃”报道，即便报道中说明了不是三聚氰胺所致，还是引发了一阵恐慌，曾经的噩梦被唤醒。如今人们一提到三聚氰胺就会想到三鹿，但各位不知道的是，当年各大奶制品企业几乎全军覆没，如今的奶业领头人伊利蒙牛也光荣上榜。三鹿只是被顶出来成了出头鸟，得以让其他品牌悄然隐退。说道这里不得不提及职业打假人蒋卫锁，其实工业原料添加的恶果早在08年以前就频频爆出，当时蒋卫锁为了揭露行业黑幕，整顿中国奶业，就自费30万元发起“中国西部乳业万里行”行动，整理出《中国西部乳业濒临崩溃边缘》调查报告。为打假，他卖了企业，丢了老婆，两个孩子因此辍学，结果社会上反倒对他攻击的声音居多，说他是在毁灭中国奶业，社会上一度传言有人要花50万元买他人头。直到三聚氰胺事件炸开，理解他的声音才多了起来，但就在三聚氰胺事件被爆出四年过后，2012年蒋卫锁就被曾主动选择与其离婚的妻子捅死，与其妻子一同捅死蒋卫锁的还有其余6名青年，当时警方对外宣称是家庭纠纷，真正原因是否为此，我们就不得而知了。为众人抱薪会被针对，被捅死，残害百姓的企业反倒顺风顺水，悄然隐退，恐怕这也是蒋卫锁未曾想到的结果。蒋卫锁更想不到的是，一些在三聚氰胺事件中的受害者，在求公道的时候反倒被倒打一耙，郭利就是典例，郭利的女儿因为长期服用添加了三聚氰胺的雅士利奶粉，导致双肾产生结石，雅士利想要私了，郭利同意，于是在2009年约了郭利在杭州当面交付赔偿金，结果郭利等来的是警方的抓捕，判刑5年，17年广东法院再审此案，改判无罪，但此时郭利已妻离子散，甚至连去看女儿的权利也被限制。资本无情无义，很快蒙牛宣布收购雅士利，蒙牛当权者在接受采访时装作一脸茫然：“我们不知道郭利是谁。” 但这些都不是最毒的，恐怕蒋卫锁最想不到的，是这起三聚氰胺事件，不仅没有提高国内奶制品水准，反倒成了蒙牛和伊利降低奶制品质量的借口。 2010年，蒙牛和伊利宣称由于三聚氰胺事件，不能往牛奶添加工业原料，所以无法提高奶源质量和制奶技术，就降低了检验标准。结果一降，就是世界最低。蛋白质含量由旧国标的不低于2.95克/100克降低到了2.8克/100克。菌落不高于200万CFU/ml（越低越好），一下子比旧国标提高了150万，反观美国和欧盟，标准都比我们高的多，美国要求牛奶蛋白质不低于3.1克/100克，菌落总数不高于30万CFU/ml。欧盟要求更高，蛋白质不低于3.3克/100克，菌落总数不高于10万CFU/ml。大家可能对这些数据不太敏感，那我就直说了——蛋白质含量低于3g的牛奶，都是垃圾。很多人说，蛋白质含量的规定是针对生牛乳，生牛乳需要加工之后才会变成市场上售卖的牛奶，在加工的时候可以通过高温闪蒸技术去除水分，增加蛋白质含量，最后到消费者手中的牛奶蛋白质含量依旧不会太低。这个逻辑没错，但蛋白质含量标准降低真正损害的，不是消费者，而是中国整个奶制品行业。自一开始，中国生牛乳的蛋白质含量就远低于世界标准，因为中国奶农多是散户，标准参差不齐，而且奶牛品种质量极低，后天饲养技术更是与国外差的不是一般的大。面对这样的落后境地，国家标准竟然随着蒙牛伊利的需求反向升级，结果自然就是中国奶业的不思进取，奶源质量低下，既然你都降标准了，我又有何理由花钱自行升级？吃力不讨好？但质量低下的奶最终还是会卖给普罗大众，结果依旧是消费者为蒙牛与伊利造就的恶果买单。更不用提一下子提高150万的菌落标准，这是对中国奶业与消费者的双重损害，这个标准的意义在哪里？以美国为例，美国要求菌落总数不高于30万CFU/ml，结果就是全行业的质量提升，对于与牛奶直接接触的设备和容器都有明确的要求。如果不是一次性设备，在每次使用之前，不仅要求充分清洗，还要求使用高温或者化学试剂来消毒。反过来再想想我们提升到200万菌落数量的后果，显然就是落后且不讲究的生产环境，毕竟你标准都这么低了，我有何理由不脏一点？很多人说经过高温消毒，牛奶中的大量细菌会被杀灭，但注意了，目前任何技术都不可能全面杀死细菌，生牛乳中含的细菌越多，最后遗留的细菌也会越多，牛奶中的细菌种类繁多，大多数不会让人体产生直接反应，但各种如果一头奶牛感染了葡萄球菌而导致乳腺炎，它生产出了一批细菌数比较高的牛奶，本来这批奶不能进入市场，但因为标准降低，这批本不合格的生牛乳得以进入市场。这批生牛乳再经过巴氏消毒，细菌数降到了合格，而后被卖到消费者手中。但是，葡萄球菌在巴氏消毒之前产生的毒素，仍然存在于牛奶中而且保持活性。如果不幸被人喝了，就有可能患上急性肠胃炎。而这只是其中一例，牛奶中可能潜藏的细菌繁多，具体后果不一而足，很多也不是当下就能反馈出来，各位可以多品尝蒙牛伊利的平价奶，长期体验一下。结果，我们拥有的只剩落后的奶牛品种、生产技术，还有被乳企利益绑架了的行业标准。但作为凶狠远超虎豹豺狼的蒙牛伊利，又怎么可能只损害一个行业而已呢？ 4、恶之花蔓延自蒙牛伊利占据垄断地位后，一切都开始变得不对劲了。他们可以绑架行业标准，可以恶性竞争打击对手，可以在三聚氰胺事件中悄然隐退，还可以不思进取，在2012年再度爆出质量丑闻： 2012年，西安的大三学生在网上发布《我在内蒙古的十天——蒙牛冰淇淋代加工点实习记录》，将在蒙牛的实习经历形容为噩梦：生产地附近就是垃圾焚烧站，宿舍苍蝇漫天，他们必须每天工作12小时，喝水吃饭也要登记，有失误就要罚款，宿舍里贴着几十条罚款规则，没一个奖励规则，生产小布丁等产品的车间里满地都是污水，雪糕掉在地上也会被捡起来继续装袋。一时间将蒙牛推上风口浪尖，蒙牛官方核查后报告属实，向公众道歉，微博则设置成不可评论。其他奶企更是乱象横生，几年前恶性竞争的后果不断爆出，经历过三聚氰胺事件后，各大奶粉企业不专注提升产品质量，反而在消费者心理上不断钻研。在多次奶粉安全事故之后，在中国家长们的心里，便宜奶粉已经约等于假冒伪劣产品，甚至可以说患上了“便宜奶粉恐惧症”，奶粉企业抓准中国家长的这个心理，不断提升奶粉价格，价格一度飙升到世界第一。这直接让卖奶粉的飞鹤、合生元毛利率接近70%，飞鹤董事长就曾直��表示：有低价奶粉，但消费者不买，认为贵的就是好。合着中国父母买着全球最贵的奶粉，附带一份全球最重的担心，还要为中国奶粉质量低下背锅。到了2018年，伊利竟然已经可以利用警方跨省追捕。 2018年3月，北京一位男作家刘成昆，因为个人公众号上连载小说《出乌兰记》，结果被指影射伊利集团高层，然后被伊利指控，由呼和浩特市警方跨省抓捕。很快，伊利本着“男女搭配、干活不累”的原则，在4月份，又指控山西女奶农郭玉珍，由呼和浩特市警方跨省抓捕。事件起因是郭玉珍在网上发文实名举报伊利压榨奶农，举报信的标题是《内蒙伊利公司如此欺压奶农谁来保护弱势奶农利益诉求》，指责伊利经常找出各种理由克扣奶站与养殖户的奶款，让养殖户和奶站遭受巨大经济损失，并且每月还变相把几千元不等的罚款摊派到奶农、奶站的奶款上，正所谓“风险共担，利润我独占”。而这种状况已经持续了好几年，但奶农敢怒不敢言，因为伊利蒙牛已经挤死其他奶企，他们不购买他们的奶，奶农就只能破产倒闭。结果刚一发声，郭玉珍就被跨省追捕。不知道跨省追捕是不是就是内蒙古的官方特色，从鸿茅药酒到蒙牛伊利，有求必应，我在之前的文章《“毒药”鸿茅药酒再登“优秀民族企业榜”，背后这三大权力机构功不可没》（文章已消失，之后有机会发给大家）中就曾发出过质疑，或许要真正彻查的，根本就不是鸿茅药酒和蒙牛伊利呢。虽然蒙牛伊利带坏了国内乳业风气，让中国奶业反向进步，枉顾消费者权益，还压榨奶农，但这并不意味着蒙牛伊利就生产不出好奶了，而是不想给内陆人生产平价好奶了。 2008年三聚氰胺事件爆出，香港对大陆奶企提出质问，时任蒙牛CFO的姚同山在面对香港媒体的新闻发布会上这样说：“我们发到香港的产品和出口的产品是一样的，保证比内地（大陆）的产品质量更好、更安全”。到了2019年，在夏季达沃斯论坛上，蒙牛乳业CEO卢敏放再次强调了这一点：我们总把最好的产品投放到中国香港、新加坡市场。从蒙牛和伊利对整个奶业、对竞争对手、对消费者、对奶农、对政府、对香港与整个内地的6种表现，6大罪状，让我不得不质疑：你们的心，是不是已经坏了？在如今两大奶企依旧顺风顺水，被册封为“民族企业”的当下，似乎已经没有人愿意质问，更没有人愿意回答。 5、后记在国内疫情逐渐缓解，各行各业开始复苏之际，我反倒扒出蒙牛伊利的这些丑闻，似乎显得有些不合时宜，甚至自己也要担忧会不会被强势的蒙牛伊利跨省追捕。但我实在看不下去所谓“民族企业”的声浪，不是什么企业都配称民族企业，更不是什么企业都值得我们自掏腰包去维护，至少那些破坏整个行业，导致中国奶业倒退，压榨奶农，枉顾消费者利益的企业不配。我写这篇文章，想质问的不仅是蒙牛和伊利为何不对自己曾经作过的恶负责，我更想问的是：蒙牛和伊利，你们的心是不是已经坏了？你们想要龙头老大的利润，想要老百姓的腰包，你们是否又愿意担起龙头老大的责任？我为什么要质问？又为什么要让他们担起责任？因为占据垄断地位的他们，踩着的，是中国奶业的命运，是大陆十几亿人的生活，是中国在世界上的风貌与名声。只要没有等来他们的回答，我的质问就不会停止。他们不说，媒体不说，那就我来说。历史不记得，我帮你记得。参考文献： [1] 《降低蛋白质指标，“生奶新标”的另一“哭点”》果壳 [2] 《放宽细菌指标，“生奶新标”意味着什么？》果壳 [3] 《向雅士利索赔：“结石宝宝”父亲郭利的十年维权路》三联生活周刊 [4] 《伊利又双叒叕跨省抓捕了！》翟振轶律师 [5] 《中国乳业20年：蒙牛伊利成“双寡头”，新品牌的机会在哪儿？》新消费内参 [6] 《勾心斗角，尔虞我诈：二十年蒙牛伊利斗争史》厨房人类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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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zr1031-blog · 8 years a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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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洪森：揭开周恩来之谜

对周恩来的评价，综观各种见解，可归为三类：一是以中国官方为代表，努力塑造周恩来光辉形像﹔其次是民间犹爱周恩来的某些人，认为周恩来有人情味。三是把周骂得一钱不值，指他卑鄙无耻、毫无人性，在毛泽东面前摇尾乞怜，为虎作伥。曾任毛私人医生多年的李志绥就说周在毛面前低声下气，是个人格低下的人。这三种评价都可以用到周恩来头上，各自都可以找到一些事例来印证，但都不能对矛盾现象自圆其说。笔者经过近二十年的怀疑思考和材料收集，觉得可以对周恩来的矛盾现象，作出综合解释了。为着行文方便，将基本上依照历史本身的行程，进行分析。 ◇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之谜一九二四年，周恩来从法国途经莫斯科回国抵达广州。他一到广州，就被任命为刚成立的黄埔军校政治部代理主任（不久便是正主任）兼国民革命军第一军政治部主任，军衔为中将。周时年二十六岁，可谓少年得志、意气风发。他到底何德何能，出国所谓留学数年，归来便获如此重任？其实一切的关键在于周恩来归国途中，怀里揣著一封推荐信。写信人是第三国际执委书记、斯大林密友、保加利亚共产党领袖季米特洛夫。收信人是当时苏联派到中国协助孙中山训练军队、建立黄埔军校的鲍罗廷。鲍罗廷一见此信，二话不说，就任命周恩来担任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兼国民革命军第一军政治部主任，并授中将军衔给这位从未上过战场的青年人。季米特洛夫当时还是世界共产党情报局主席，周恩来恰恰是中共特务组织创办人。他在法国以及在德国留的什么学，受的甚么训，不是十分清楚吗！对第三国际来说，周恩来是操纵中共的工具，而对中共来说，周是第三国际的代表。当时中共完全受莫斯科和第三国际控制，他们赏识谁，谁就能在中共占据要津，这己是公开的秘密，就连中共党史也无法遮掩这一事实。周恩来旅欧期间除了成为季米特洛夫亲信之外，还利用旅欧支部，建立了以他为首的帮派体系。这一帮派体系对他一生的重要性，我们只须看看名单就知道：朱德、叶剑英、邓小平、陈毅、李富春、李立三、李维汉、聂荣臻、蔡和森（归国后任政治局委员、一度任中央书记）、恽代英（归国后任中共广东省委书记）、陈延年（陈独秀之子、广东区委书记）、向警予（蔡和森之妻，归国后任政治局委员）、蔡畅（蔡和森之妹，中央委员）。（上述名单凭记忆所及） ◇不倒翁之谜国共合作破裂，蒋介石在上海对中共大开杀戒，中共开始公开筹建自己的武装力量。周恩来的背景和作用，就变得异常重要起来。他遵照第三国际指示，和朱德、贺龙、叶剑英等策动南昌起义（在这之前，周恩来领导的中共广东省委已经下设军事部，因此中共军队的真正创始人是周恩来）。不久，毛泽东搞了秋收起义。毛的草根性和自发性，使他选择到偏避山区占山为王。周恩来遵循第三国际指令去攻打广危b，仅至半途，入马己损七八成，余部只好由朱德率领去井冈山借毛泽东地盘躲避。周恩来仍去上海、广州等大城市策划城市暴动、搞暗杀。按苏联观点，社会主义革命要取得成功，只有发动城市起义。周恩来虽然屡战屡败，人马十损其九，却始终坚定不移执行第三国际的指示，斯大林对毛泽东盘据山区非常不满，指责其是“富农路线”。周恩来奉命从上海赶去江西瑞金，亲自坐镇，派陈毅夺了毛泽东兵权，撤了毛的职务并逐出政治局。盲从斯大林的结果，连江西根据地也瓦解了，不得不撤转移，进行长征。由于连打败仗，士气低落，人心涣散，每天都有大量士兵开小差。十万人的队伍跑到遵义，只剩下二万人，这支队伍面临彻底瓦解。中共每次出现重大失误都有人被抛出当替罪羊。第一次是陈独秀，第二次是瞿秋白，第三次是李立三。二、三次左倾路线的具体领导人和执行者都是周恩来，但他在党内的地位丝毫未动摇。至于这第四次所谓王明路线，周在军事上的责任更大。奇怪的是，毛泽东和王稼祥在遵义会议发难时，矛头直指博古，未伤及周半句。周恩来在遵义会议上，起先只是做和事佬，让剑拔弩张的双方心平气和讲话，会议开了一天一夜之后，到第二天，周恩来转而支持毛泽东。新成立的领导核心三人军事小组中，周恩来依然名列其中。排名顺序是毛泽东、王稼祥、周恩来。周恩来垮不了的原因，查看一下参加遵义会议成员的名单就知道，周恩来的势力几乎占了八九成，毛泽东如同时挑战周恩来肯定赢不了，说不定自身还要遭遇厄折Ｔ僬f，即使他能赢，所赢的结果，只能是这支溃不成军的部队一分为二，变成周恩来的军队与毛泽东的军队，那同样意味着大家都将被蒋介石消灭。其次，这支军队需要苏联物资上的援助，要使这份外援不断，领导层必须要有莫斯科信得过的人。毛泽东果然不负众望，取得长征胜利。胜利的得来并非像中共所宣扬吹嘘的那样，是由于毛的英明指挥，毛碓实也打了一二次小胜仗，但最终能摆脱蒋介石围追堵截，靠的是心狠手辣的大阴谋。长征起先的意图是兵分两路，突围到新疆或内蒙古中苏交界处，在那儿背靠苏联建立根据地。蒋介石当然不会让中共打了如意算盘，因此一直马不停蹄沿着中共的逃跑路线围追堵截。毛接手指挥权后，以党中央名义电令红四方面军，继续按原定计划北上，还装模作样约定了会合地点，使红四方面军行踪完全暴露，吸引了蒋介石调军围追，他和周恩来却悄悄溜向陕北延安。张国焘所率领的红四方面军，在人数上比毛的一方面军要多得多。被骗作诱饵的红四方面军几乎全军覆没。毛、周为了遮掩自己的卑劣用心，反过来倒打一耙，说张国焘擅自率军逃跑，另立中央，给张国焘安上个阴谋家的罪名。毛泽东到延安脚跟甫稳，喘息方定，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将王稼祥踢出局。毛不相信来自莫斯科的人，但对两虎共存的局面来说，又必须要有一个能起缓冲作用的中间人物，这个人物既不能与莫斯科关系太深，（太深毛泽东不信任），又不能有自己的势力和组织系统（周恩来不放心），但在党内却要有相当资历。毛泽东挑选了刘少奇，刘原先一直从事地下工作，地下组织已基本上被蒋介石捣毁，他与毛共过事，到过莫斯科开会，在党内无自己的势力，却有相当资历。这是一个可以充当中间人的角色。毛把刘少奇扶植上来之后，经过数年经营，曾打��清洗一批周恩来的势力，这就是所谓的延安整风，半个世纪前的整风，至今讳莫如深，有关档案拒不公开，至今只传闻周恩来在整风时作过检查，看来他的实力并没有受到重创，因他的地位依然稳固如旧。 ◇刘少奇最恨谁？直到如今，海内外舆论仍把中国文化大革命看作毛泽东与刘少奇之间的权力争斗，或者是毛泽东路线与刘少奇路线的斗争，如果真是这样，文化大革命开始半年，刘少奇就被打倒了，毛已取得了权力斗争的胜利，为什么迟迟不结束文化大革命，一直持续到他去世，由别人来结束？如果持续的目的是铲除刘少奇的残余势力，为什么被打倒的各级干部，在林彪垮台后绝大多数都“解放”，重新被起用？把文化大革命看作毛刘之间的斗争，显然无法回答这样的问题。还有：头号走资派刘少奇被交给红卫兵狠斗乱打，最后惨死狱中﹔二号走资派邓小平却被保护起来，下放在江西农场养老﹔三号走资派陶铸下场和刘少奇一样﹔四号走资派谭震林大闹怀仁堂，当面拍桌骂江青，却安然无事。这些现象又该如何解释？根据上文所述，免受红卫兵疯狂冲击的都是周恩来嫡系。俗话说，打狗看主人。毛泽东如对周的嫡系也同样毫不留情，那等于是同周及其派系公开决战，毛可把刘少奇轻易置于死地，却无把握能击垮周的势力。因此不能不有所忌讳，只能借打刘余风，顺势扫一下周的阵营，不敢直接对阵开战。中共直至如今仍羞羞答答不愿公开承认毛周之间在文革的争斗，甚至很荒谬地坚持说周是毛的亲密战友。他们如此宣扬时，显然忘了这是有损于周的“光辉形像”的。毛发动罪恶的文化大革命，周始终是他的亲密战友，岂不同样罪责难逃！可是他们也无法为了周的“光辉形像”，去宣扬他和毛之间的冲突。因为在文革中，周恩来确实做了大量支持维护毛泽东的事。他只在一个地方竭力抵抗毛：即全力维护他那帮派体系的地位和权势。这是他至高无上的原则。为了这一原则，他可以迎合毛泽东，也可以抵抗毛泽东。为了这一原则他可以牺牲任何社会正义与理想。至于这帮派体系之外的人，因他这一原则遭受牺牲更是不在话下。在刘少奇问题上，最清楚不过地暴露了他这个有着“光辉形像”的“伟人”，实际上是个权欲私心极重、保护自身第一、而又性格懦弱的人。如前所述，刘少奇在中共党内并没有自己的帮派势力，他是靠毛提拔又大肆吹捧毛起家的，文革中打倒他及其叛徒集团也仅仅六十一人，其中地位最高的只是中央书记处书记兼北京市长彭真和原任公安部长、文革前调任总参谋长的罗瑞卿。其余大多属文教宣传系统。刘少奇凭这几个毫无实力的人马就反毛泽东，莫非利令智昏？或者他反毛只是毛的猜疑从而蒙受沉冤？据目前所掌握的材料，刘少奇虽然没有明目张胆反毛，但架空毛的举动确实己有数年。大跃进失败，全国陷入大饥荒后，６１年召开七千人大会。会上刘少奇虽然未点名，却直截了当地说领袖不是神，也有犯错误的时候，我们不应该盲目跟随，喊万岁是封建主义等等。毛被迫在这次会议上作了检讨，并宣布退居二线，不再过问经济问题。文革前，毛想把姚文元的文章放在《人民日报》或《北京日报》发表，被置之不理。这表明刘、彭己不把毛放在眼里。与光杆司令相差无几的刘少奇哪来的这份力量，竟能迫使毛泽东收敛气势，处于半退隐状态？结论很简单，刘脱离了毛的阵营，和周恩来结成了联盟。（六零年后，邓小平把中央书记处工作全部交给副手彭真处理，自己一心玩桥牌，在政治局会议上一言不发，坐得离毛远远的，不当与毛直接冲突的马前卒）。他们俩结成联盟，中央高层权力就基本被被控制住。七名政治局常委之中，毛只剩下林彪一个死党，而林彪自建国以后，几乎从不过问政治，政治局会议极少参加。一个原因是他脊髓神经受过枪伤，身体十分虚弱，怕风怕光怕冷怕热，另一方面他深知伴君如伴虎，自己又有功高震主之嫌，不如退避三舍。如此，在政治局常委之中，毛实际上成了孤家寡人。至于军队中的势力，刘少奇虽没有半点，但周恩来却至少和毛泽东旗鼓相当。而在八大元帅之中，周恩来的势力远大于毛泽东。（原是十大元帅，毛在庐山会议砍去了他的忠臣彭德怀，罗荣桓在文革前病逝。因此十大元帅到文革时只有八人：朱德、林彪、刘伯承、贺龙、陈毅、叶剑英、聂荣臻、徐向前）。按照周刘的盘算，他们釆取逐步架空毛的战术定可稳操膀券。在党内高级干部中，毛的威信大挫之后，刘少奇的威信逐年上升，至文革前己达到和毛并驾齐驱的地步（老百姓家中挂的领袖头像也是毛泽东和刘少奇并列）。可是他们设计的棋步中，走了一步最大的错著：他们为了麻痹毛，为了遮c自己的用心，却在舆论方面大捧特捧、大吹特吹毛泽东。毛是个权力第一的人，他怎么会满足于舆论上做个帝王？６５年窃听器事件使毛感到自己的地位危险，下决心搞文革反攻。窃听器事件，最早是文革初期红卫兵揭露杨尚昆罪行的大字报披露的，但详情披露得不清楚，大字报只是说杨尚昆对伟大领袖毛主席搞特务手段，在毛主席的办公室安装窃听器。据李志绥的书中说，窃听器事情暴露的过程是这样的：毛的专列停在长沙车站，车上的随从人员下车到月台上散步。通信兵XX在月台上见到张玉凤，就模仿毛泽东的口音和张玉凤开玩笑，该通信兵所模仿的话是毛泽东在车厢里和张玉凤打情骂俏的话。张玉凤大惊失色，立即返回车厢报告毛泽东。毛泽东将该通信兵叫上车厢询问，该通信兵说是罗瑞卿布置的。毛再问罗瑞卿，罗瑞卿说是杨尚昆根据政治局会议的决议要求他在毛的车厢里安装窃听器，以便政治局成员及时了解毛主席的指示好贯彻执行，罗瑞卿并且拿出政治局有关该决议的文件给毛泽东看。毛看了之后没作声，似乎没当一回事，但回到北京就决定搞文革并说服了林彪支持他。毛为了方便自己部署反击，以提拔罗瑞卿去当总参谋长的方式，赶走了老跟在自己身边的公安部长。罗瑞卿以为毛可被甜言蜜语蒙住，还在《红旗》杂志上发表文章大肆吹捧毛。他们以为毛被架空，自己又被塑造成毛思想的最佳继承者，如此毛将无反击之力了。他们低估了毛泽东。毛泽东精心部署的反击方式是他们没有料想到的。毛利用对手为了麻痹自己所搞的个人崇拜，借力打力，干脆走出北京，躲在上海和杭州，直接通过广播电台来发动文化大革命。毛命令中央电台广播北大聂元梓的大字报，煽动千百万无知的民众和狂热的青年造反，让全国迅速处于瘫痪态。毛此时在民间已如同神。民众只要知道有谁竟敢不敬这位神，非蜂拥而上，咬死他撕烂他不可。为了以防万一，毛在号召全国造反的前夕，以拉练演习的名义，将北京卫戍区的部队调走，密令林彪把三十八军开入北京。对林彪来说，不参与这场权力斗争，不调军救驾，刘周得势照样会清除他。因此林彪从六三年起也参加了神化毛的大含唱，不能让接班人的形像专利只属刘周一派。毛调兵入京，与其说真的决心同周恩来作军事决战，还不如说是摆开一个决战的架势。毛深谙周恩来的性格。果然，周恩来在出他意料的反击和毛打算蛮干的架势面前，惊慌失措一阵之后，可耻地退缩了，他选择了抛弃刘少奇，以求自保。周恩来的退缩使毛乱中求胜的险棋轻易就得逞了。俗话说，会打架的，不如不要命的。毛泽东小时候被他爹打过几次，在他念初中时还被他爹揍过。有一天，他爹又要揍他，毛走到池塘边说，你再打，我就跳下去淹死。他爹被他的眼光吓住了，从此以后不敢再打他。这次胜利，对毛的一生极其重要，使毛尝到了破罐子破摔豁出去干的甜头，毛不按常理出牌，爱走极端，好耍无赖的个性，和此事件有莫大的关系。中共为周辩护的观点称，周这么做是为了顾全大局。中国那时工厂停工，学校停课，到处枪炮轰鸣打内战，死了不知多少人，哪里还有什么大局可顾？民间尚有不少平头百姓，为了捍卫刘少奇不惜丢掉性命，相比身居要津、手握大权的周恩来，谁更有社会正义、更关心国家命运? 周恩来背叛了刘少奇，也背钣了众多敢于以生命作抗争的民众。所谓的顾全大局，戳穿了只是为了保全他自己和官僚小集团利益。周恩来的儒弱，毫无政治理想和为人原则，在危急关头首先明哲保身的性格，使毛泽东轻易获得了搞掉刘少奇的胜利。但毛泽东并不善罢甘休，对毛来说，只有搞垮周恩来，绝对权威的地位才能真正巩固。因此，就在刘少奇迅速垮台的同时，毛就部署了对周的攻击，第一次是利用一个名叫联动的红卫兵组织，在北京街头贴大字报，揭露周恩来一九二七年“四．一二”大屠杀期间被捕后，在报上刊登伍豪（周当时代号）脱党启事以求释放。依文革时的极左政治，凡被捕发表脱党声明的，便是叛徒。对这一经历，周恩来自己是这样解释的，他被捕后，国民党士兵并没有认出他，以为他是一般党员，他的黄埔学生、白崇禧的弟弟白洋闻讯到狱中把他领出来释放了他。至于脱党启事，他说根本不知道，是他出狱之后，白洋为了对上有所交待以他名义登的。北京街头大字报所公布的叛徒材料，假如揭露的是别人，被揭露的人立刻会被打入十八层地狱，但揭露到周恩来头上，却是贴大字报的该红卫兵组织“联动”头头，被按上反革命罪名全数逮捕。外界不知情的人，还将此事件解释为，毛泽东不能忍受红卫兵胡来搞到他的亲密战友周恩来头上。事实上，大字报的材料就是江青、康生提供给红卫兵的，整个事件都是毛泽东躲在杭州一手策划的。北京街头的大字报出红卫兵还冲进中南海包围了国务院，将周恩来围困了一天一夜，无论周怎么劝说，红卫兵就是不肯撤走。结果军队中有人出来保周了（据周三年后亲口告诉到北京来访的美国记者斯诺，说军队中有人听说他在中南海被围困，就带兵入京和红卫兵发生了冲突，军队开枪打死了人）。在杭州密切关注事态发展的毛泽东，看到有火并危险，就翻手将贴大字报和发动围攻中南海的联动头头以反革命罪抓起来，以表明他和此事件无关。这使毛泽东更加清楚地认识到，周恩来在军队中势力和影响不搞掉，是不可能打倒他的。因此，毛泽东在文革中第二次搞周恩来的行动，就是通过林彪和中央文革小组王力、关锋、戚本禹提出揪军内一小撮走资派的口号，想以此把周恩来在军中的力量肃清。但遭到周恩来的军中势力激烈抵抗，大有决战之势，这就是文革中著名的大闹怀仁堂和武汉兵变。有关怀仁堂“右派造反”事件已经广为人知，这里按下不表，我们来看看半年之后，６７年夏天发生的武汉兵变。毛要军队支持地方上的左派，武汉军区偏偏支右，毛派中央文革小组组长王力到武汉发动揪军内一小撮走资派。武汉军区司令陈再道、政委钟汉华干脆把王力抓起来。他们听说毛本人也到武汉督阵，就发动几十万市民包围武汉机场，要把毛拦截下来，毛见势不妙，赶紧脱身。要周恩来出面去平息事态。周到了武汉对陈再道说，把军权交出来，跟我去北京包你没事。陈大麻子就乖乖跟着周去北京。去了之后果然没什么事。因为毛泽东见势不妙，抛出王、关、戚作牺牲品，称纠军内一小撮是毁我长城，要王关戚“还我长城”，这三个傻瓜就被投进监狱了。揪军内一小撮虽然放弃了，但军内的分裂已经形成，为了平息和安抚军界，也为了巩固四人帮的地位，毛只好以牺牲林彪来换取军队团结。军队中的力量难以触动，毛就打算在舆论上搞跨周恩来，这就是批孔批周公的由来。但同样是以毛的失败告终，周是如何粉碎毛的进攻的，这方面材料中共丝毫未透露。因而海外舆论就把毛的被迫退让看作是江青瞒着毛在搞周恩来，把罪名全泻到江青头上。其实江青在受审时已一语道破：“我是毛主席的一条狗，他叫我咬谁，我就咬谁。” 第三次反周，毛动用江青亲自出马。毛此时手中的大牌已出尽。而周恩来只是炮制了《红都女皇》事件作为反击，江青落得个里通外国，出卖党和国家机密的罪行，立刻威信扫地、气焰难再。毛的取胜仅仅靠天相助，比周多活了八个月，但他还是无力也无足够的时间全扫周的势力，只是打倒了邓小平。这场胜利且又是那么短暂，毛一死，接管天下的还是周的势力。所以说，毛周争斗的结果，最终取胜的还是周恩来。然而，无论作为人还是作为政治家来说，周恩来真的胜利了吗？不少人为周辩解道，当时周若同毛公开对抗，不但保不了别人，连他自己也要垮台。可是至少从目前公开的事实来看，根本不应得出这种结论。从毛在文革中多次想打倒周恩来，却不能成功来看，我们完全完全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他若多分勇气，多为全民族利益着想一下，而不是为虎作伥，中国百姓何至于遭受十一年之久的文革苦难！假如周同刘少奇一样也迅速垮台，文革也可早早结束，可偏偏这个怯懦的人又拥有那么大的权势，两军相持不下，民众陪绑陪斩十一年。周恩来一生如有后悔，定会后悔抛弃刘少奇，作可耻退让吧！刘少奇惨死狱中之际，口里叫骂、心中最恨的恐怕不是毛泽东，而是周恩来吧！ ◇周恩来的演技一九七零年夏在庐山召开的中共九届二次会议上，毛泽东突然借故批判陈伯达，并株连林彪，向与会者传递了毛对林彪不满的信息。会议结束后，周恩来并没有马上返京处理事务，而是留了九十九名党政军高级干部下来，听他讲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的报告。会上周不谈当前形势，却回顾历史，披露了当年派陈毅去夺毛泽东军权的事实。这段历史与会者毫无所知，他们一直以为周是毛的亲密战友，现在听到周抖出这段往事来，极为震惊。当然周在抖出之前有段引子，说毛泽东思想用词虽然通俗易懂，但学一遍二遍是不能真正理解的。然后就交待了自己曾犯过的严重错误，最后总结自己犯错误的根源，是由于年纪轻轻就当了大官，官瘾重，怕违背莫斯科指示丢官，就盲目执行莫斯科路线。周恩来称这是他一生中最严重的教训。周恩来在这次讲话中，明的方面至少披露了二条信息：他在党内的地位曾高于毛泽东﹔他和毛泽东之间有过严重的节。当时令听众吃惊的是，周使用了“做官”“官瘾”之类的词，此类词在中共建国后通常只被使用在旧社会的官僚头上，也就是只被使用在敌人头上，共产党称自己的官为干部。这种禁忌直到七九年底才打破，那时《光明日报》发表一篇文章标题是《不可按长官意志支配经济》，引起举国轰动。轰动的不是文章的内容，而是标题中的“官”字，百姓说这下不得了，共产党干部也被称为官了。因此这篇谈尊重经济规律��文章，居然在全国起到了精神解放的作用。此后，老百姓用官来形容共产党，已成流行词汇，不觉有什么特别了。可以想见，周恩来七零年在讲用会上使用这一词作自我批判，听众会吃惊到何等程度。表面上看来是周恩来严于自责，但在座者都是中央委员，都是官场上混出来的，头脑岂有如此简单？且周恩来挑选留下的听众都是实力人物，充充门面的工农兵委员，他是不会邀请他们来听此报告的。好几年之后，一位在场的听众、某军区头头回忆此事时说： “我当时非常震惊﹔一是第一次知道这段历史的震惊，二是感到有点不对劲，好象毛主席和周恩来也不那么友好。但当时不敢多想，这种事想多了，万一不慎说出口来，会给自己惹大麻烦。后来到了批林批孔想把火引到周总理身上去，我对庐山会上的报告就恍然大悟，看来总理早知道毛主席要搞他。” 这才是周恩来所谓严厉自我批判的真正用意。他在会上再三反复强调毛的话不是一下子就能理解的，实际上是暗示听众对这次庐山会议要往深处多想想。周明白毛在军中不满和对抗的压力之下，不得不牺牲林彪，这样他与毛之间，将处于直接冲突了。他要让中共高级干部事先有个心理准备，当毛想清除他时，他们将支持谁，周恩来特别强调自己当年怕丢官就盲目服从最高指示，这实际上暗示在场的官僚，你们不要因怕丢官就盲目服从最高指示，一旦铸成大��，终生后悔。周恩来另一不寻常举动是，作完报告之后，送了一份抄件交庐山档案馆保存，并且只是作为一般保密文件保存，实际上就是允许他的讲话流传。类似的高姿态，表现在周恩来身上己有好多次。在遵义会议上他同样也是以自我批评的方式达到了目的。当博古和毛泽东、王稼祥、彭德怀等争执不下，博古坚决不肯认错让步时，周恩来站起来发言了，他说军事失利，作为军事部长的他应该承担主要责任，因此请求党中央解除他军事部长的职务。周恩来这一高姿态表演，既使博古失了靠山，又使自己博得赞扬，博古被迫让步交权，博古交权就完蛋，周恩来依然稳坐中央核心。以道德面貌、谦谦君子的形像遮盖自己的真正目的，是周恩来的拿手好戏。当然我们也不能说他毫无道德。当不损害他的根本利益时，他能表现出道德，可是一但利益攸关时，道德就成了他的手段。他玩得是如此娴熟，表演得如此成功，活着时，几乎没人能辨别出来。周恩来“人情味”的表现同样如此。试举一例：西安事变中，周向蒋介石表达了中共的几点主张，周讲完之后并非如同外界所说的，拿出协议书伙同张学良威逼蒋签字，而是话锋一转，聊起了家常，话题自然转到孩子身上，蒋介石说己和经国断了音讯很久，很想他。周恩来装作不知情的样子，说这件事我们可以通过苏联关系，一定替蒋校长找到并送回令公子。谈判关键时刻聊起了家常，无意中谈到了孩子，难道是偶然的巧含？这分明是周事先精心策划的结果，即使蒋介石也未必能当下识破他的用心，否则就不会接他的话题了。协议就是在这种表面上充满人情味，实际上暗含威胁的气氛下签的。这就是周恩来！他即使处在优势地位，给你下药时也一定裹着糖。周恩来还有个形像是铁面无私。中共最爱宣传周恩来清正廉洁，从不徇私情。我们不会否认这一点。可是周的私心不表现在钱财和帮助亲友上，不等于他就没私心。他的私心表现在权欲上，表现在只重自己的官位，置国家民族利益于不顾。作为总理，亵渎了总理的职责，其祸害甚至比贪官污吏更大，如果不贪财就是好官就值得赞扬，那么“四人帮”中的张春桥，其清正廉洁的程度丝毫不亚于周恩来，中共为何把他投入狱中？显然中共在这方面是双重标准，首先取决于你是谁的人，其次才是品质问题。周恩来有时还以铁面无私来掩盖他的冷酷无情没有人性。如本文开头提到的孙维世一案，周恩来的理由肯定是：“既然党组织掌握了材料，认为她和苏联勾结，我作为一个党员必须服从组织的决定，不能因为她是我的继女就袒护她。”实际上呢，他心里很清楚，毛泽东、江青想通过孙维世打开缺口，搞到他与苏联仍有勾结的材料。周恩来为了显示自己心中无鬼，就批示同意逮捕孙维世。同类的表演，周做过无数次。长征刚开始时，红军把印刷机都拆下来带走，可是偏偏要抛下早已失去权势，又重病缠身的瞿秋白，这分明是置他于死地。通知瞿秋白留下的就是周恩来，他是以党中央决定的名义通知他的。牺牲瞿秋白，对周恩来而言，就是少了一个能证明他领导革命多次失误的重要证人（瞿秋白在国民党牢狱中写《多余的话》，未伤及周恩来及任何共产党人半句）。被抛离长征队伍的还有周恩来的密友陈毅。陈毅得罪了博古和苏联顾问李德，周恩来同样没替老友说一句话。还有，为了不暴露长征行踪，出发前，他们杀了上万名被怀疑不可靠的士兵和下级军官。这就是闻名中外的万人坑事件。周是当时主要领导人之一。在利害攸关时，周这个人就毫无道义。抛弃牺牲朋友，是周的一贯表现。正因他骨干里是个极自私而又懦弱贪权的人，文革开始，他抛弃刘少奇、贺龙等行为就不足为奇了。当然，他也有过许许多多所谓顶着压力，保护受害者的故事，其中没有一个会因此动摇他的权位，反而使他更得人心，在与毛较量中，又多了一个筹码。结论近半个世纪，中共通过对舆论的彻底垄断，拼命为自我吹嘘，美化自己的道德形象，似乎只有共产党人才有高尚的道德，高尚的情操。可是到如今，他们手中只剩下周恩来这一"光辉形象"，然而这个"光辉形象"是那样苍白，那样经不起怀疑，以这样的形象作为全民的道德资源，中国的道德水准怎能提高呢？不充分揭露毛泽东的罪恶，中国的人性就不能真正觉醒；同样地，不抛弃周恩来这样的"道德楷模"，就难以激发中国人的道德勇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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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zumi2009-blog · 8 years a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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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白/右白】短篇05

　　　　*继续短篇03的世界观，不要在意大哥的武力值　　　　*很出戏的枪战……而且很难写　　　　*反正是练笔啊练笔（躺）　　　　*奥修被研究所抓走为前提，为了节省时间不写乱七八糟的转折只写梗了　　　　====== 　　　　以下是作者脑洞太大的分界线　　　　====== 　　　　 *大量私设，少量与原作不符，以本文内逻辑通顺为优先　　　　*话说我就写个短篇哪来这么多设定　　　 ====== 　　　　1.关于庇护所：　　　　原先是用于防止战争爆发，国家之间使用核弹而设立。庇护所与地面间浇筑了数百米的混凝土，期间间隔铺设了近十米厚的钢板，能有效隔绝核辐射。在世界各地，相似的庇护所大约还有十几处。在地面上无法居住人类之后，大约有百分之五至百分之十的人类搬入庇护所，进入庇护所的条件是在某一领域做出杰出贡献的研究人员及其家属，因此庇护所居民一半以上都在研究所工作。　　　　（辐射系列既视感？没玩过辐射不是很清楚�� 　　　　2.关于研究所：　　　　集结了各个领域内顶尖人才，肩负着延续人类科学技术以及文化的使命，研究范围极其广泛，但由于地面以上大气内弥漫着的毒气，轻重工业等其他领域并没有太大进步，比起之前有革命性进展的只有能源开发使用以及生物科学领域。　　　　3.关于毒气　　　　弥漫于大气中的毒气，正体是一种蛋白质类病毒，通过皮肤角质层之后能够攻击细胞膜上通道蛋白，使其变性之后成为与病毒相似的物质，并能够再次攻击未受攻击的蛋白质。在正常情况下，肺泡上皮细胞的细胞活性物质更容易捕获并溶解该种蛋白，因此暴露在地面以上的空气中时，最初出现的症状便是咯血和呕血。病毒入血之后，将会疯狂攻击人体正常细胞，首先出现的便是全身毛细血管及大小动静脉破裂，患者将会因快速失血而休克死亡。死亡后病毒仍会攻击，直到全身空腔脏器及实质性器官全部溶解。　　　　（机理其实和朊病毒一样我会说？）　　　　4.关于研究所对于亚人的研究：　　　　为了解决地面以上无法居住的问题，研究所捕获了未受病毒攻击的生物，分析基因组序列并提取其染色体与人类染色体融合。实验大致分为四个阶段。第一阶段为基因组测序及分析，第二阶段为将获得的染色体片段与人类基因组融合并克隆出能够在地面以上活动的亚人，第三阶段为分子靶向药物的研究，第四阶段为临床人体实验。分子靶向药物的机理与病毒本身相似，可以自行诱导细胞膜上通道蛋白变性，并产生瀑式级联反应，直到全部原型蛋白全部消失。老哥的实验已经进行到第四阶段，在找到实验对象之前被迫终止（全人类塔塔利化事件）。　　　　====== 　　　　以下是正文的分界线　　　　====== 　　　　　　门板被擂的震天响，屋内丝毫动静都没，寂静的像是座死城。敲门声持续了数十分钟后，门外的脚步声远去了，过了片刻再度响起。　　　　“……蠢货弟弟！在的话就给我出声！” 　　　　随着一声枪响，门上的电子锁被击碎了，装了消音器的手枪发射的声音如同爆竹，伴着报警器急促的响声，大哥一脚踹开了房门，抬手拍在了门口的指纹识别装置上。屋内的主控系统认出了主人的指纹，瞬间安静了，温暖昏黄的灯光在同一刻亮起。　　　　“人呢？在吗？” 　　　　“……呜……” 　　　　卧房内传来一声重物落地的声音，大哥冲进了卧房，某个他担忧了很久的家伙裹着被子摔在了地板上，脸上纵横交错着鲜红的压痕。　　　　“……你是蠢的吗？” 　　　　“大哥？你怎么……咦你怎么端着枪来着？” 　　　　“……” 　　　　反正他是无话可说了。　　　　“还不是因为担心你这个蠢货。” 大哥把枪扔到了一边，“不小心把你家门锁给爆了，改天喊人来修吧。” 　　　　“……大哥你那个暴脾气什么时候能改一改啊，这都第几次了……” 　　　　足以容纳双人的大床上，散乱的扔着些穿过一两次的衣服。大哥捡起一件来，却发现那不是自家弟弟的尺寸……虽然身高相仿但是肩膀却要宽阔少许，这样的身材他只能想到一个人。　　　　某个不在此处的某人。　　　　哈克拖着被子站起身，琥珀色眸中是消不去的困倦。他顺手拧开了桌上的药瓶，倒了两片药就着烈酒吞了下去。大哥刚想阻止便被他按住了手背，素来懒洋洋的没什么精神的琥珀色眸中缓缓的沉淀了些许厉光。　　　　“我知道你想说什么，大哥，你阻止不了我的。” 　　　　“我什么时候阻止过你了。” 　　　　哈克微微的侧过脸，看向衣着有稍许散乱的自家兄长，后者忽然摘了眼睛，按在了他的脸上，然后后退了一步，上下打量着。　　　　“嗯，不错，不愧是我弟弟，确实很像呢。” 　　　　“……？” 　　　　“换衣服吧。你要去救人不是吗？指纹和虹膜认证可以黑进数据库修改，所以只要外表上看上去差不多就行了。” 　　　　大哥把外套脱下，扔给了哈克，转身出了房间门，准备合上门是，却听他低声说道。　　　　“……你不阻止我吗？” 　　　　“从小到大，哪一次不是我在支持你？” 　　　　大哥低低的笑了一声，眯起那双与他相似的浅琥珀色的眼，斜倚在了门框上。　　　　“其他的不提，逃课去网吧的时候，还有准备辍学在家潜心钻研黑客技术的时候，支持你的人一直只有我不是吗？” 　　　　突然提到了很久以前的事情，哈克忽然沉默了，垂着眼睛不知在想些什么。　　　　“我是觉得，弟弟长大了，有自己的想法了，这很好，没什么问题。我能做的就只有支持弟弟的行动，因为要是连我也反对你，你就真的变成一个人了啊。” 　　　　没有朋友也没有家人，只有他们兄弟二人相依为命，若不是兄长的全力支持，他可能早已不是现在的自己了吧。　　　　“……我以为，大哥你会反对我和奥修特尔的事情。” 　　　　“你说那个？”大哥直起腰，无辜的耸了耸肩膀，“挺好的啊，有哪里不对吗？” 　　　　“……奥修特尔是男人，而且又是亚人……甚至连人类都不是，我以为…��” 　　　　“比起那个，我更担心的是另外一件事啊。” 　　　　老哥走到了近前，伸出手，按住了他的头顶，用力的揉了揉。那宽厚的手掌带着他熟悉的温度，他想起很久以前的小时候，他被同班的人欺负了以后，大哥也是这样摸着他的头安慰着他。　　　　那究竟是多久以前事情了呢？久的好像……已经跨越了生死那般。跨越了两条时间线成为了神明的自己再度回首尚为人时的往事，充斥在心脏处的是某种说不清道不明的惆怅。　　　　“你知道为什么我执意让你住在我的楼上吗？我只是觉得，像你这么孤独的人，如果有一天熬夜猝死在自己屋子里了，说不定很久很久也不会有人发现，尸体腐烂了被淹没在电脑的管线之下，尸水渗透过楼板从我的天花板上淌下，这样至少我会成为第一个发现你死去的人。” 　　　　“不大哥你能不能别说的那么恶心……” 　　　　 “我是认真的。”大哥从上衣口袋里抽出只烟，咬在嘴里，犹豫了半晌，最终还是没点燃，“比起这件事，笨蛋弟弟被别的男人拐走这点其实也不算什么，再说有个人来照顾你一下也蛮好的。我是没法一天到晚看着你不熬夜不喝酒不喝咖啡，所以就算不是年轻漂亮的小姑娘也没关系，只要我家可爱弟弟开心就好。” 　　　　“喂大哥你不要用介意的表情说着不介意的话啊！” 　　　　其实兄弟斗槽也蛮有意思的……从小到大也只有他家老哥能跟得上他的思维，一个卖傻一个吐槽对方，合拍的很。　　　　“管这些。你打算什么时候去研究所？” 　　　　“……尽快吧。还有些准备工作。” 　　　　“也好，跟我来。” 　　　　大哥朝他招了招手，拾起被他顺手甩在了沙发上的黑色手枪，顺手插进了腰带里。哈克回头看了眼贯穿了整个电子锁表面的巨大裂痕，眉角抽了抽，最终还是不打算追究为何自家老哥也是个暴力分子。　　　　毕竟更夸张的东西也不是没见过，人形高达都造出来了……研究所的疯子还有什么是不敢做的。　　　　大哥的屋子布局和自己的相似，只是墙上挂满满的都是新婚照以及小千的涂鸦。他盯着墙上幸福的笑着的二位新人，想着的却是要是自己的照片墙上能挂着某个人的大头照那该有多好。　　　　说起来，回到这条时间线上这么久了，自己却是从未留下过关于那人的任何一段影像。虽说是习惯了另一个时间线上过于低下的生活水平，但这并不是理由。　　　　“0.44毫米口径的沙漠之鹰，配上研究所出品的铜芯马格南弹，里面灌入了特制的腐蚀毒素，对，主要成分就是庇护所以外大气中弥漫的那个。这种火力的手枪在近距离上一枪就是一个血洞，毒素入血的瞬间就能沿着血管将整个人完全腐蚀成一滩看不清外形的血肉。” 　　　　大哥摸出一大盒子弹扔在桌上，又去铝合金的箱子里翻找着。　　　　“……” 　　　　“伯莱塔92F，使用的是9毫米派拉贝鲁��弹……不过被研究所的人换成麻醉弹了。平常我们配的就是这种，用来对付意图逃跑的亚人还不错，因为精度比较高。如果用来对人的话应该会造成更大的伤害吧，毕竟亚人的身体更结实，所以麻醉弹的剂量会比较重。” 　　　　“……” 　　　　“汤姆森冲锋枪……啊就是那个芝加哥打字机，不过弟弟你又不去抢银行所以这个应该……” 　　　　“等等等等老哥啊！为什么你家会有这么多危险品！研究所原来是这么危险的地方吗！” 　　　　哈克赶紧按住了自家兄长的手以免他又掏出什么危险的东西。想来需要带着危险武器上班的地方也一定是个具有对等危险等级的地方，只是他委实想不出到底有什么地方需要用到能把人身体腐蚀成血肉的武器。　　　　“太轻敌的话是会死掉的喔，我亲爱的弟弟。” 　　　　大哥合上箱盖，连箱子带武器一起塞进了哈克的怀中。　　　　“弟弟你和亚人关系处的太好所以不会连最基本的常识都忘了吧。亚人和人类——至少是现在——是没办法和平相处的。我们从来没有把亚人当做是与自己地位平等的物种，在这种情况下和平共处只会是笑话。” 　　　　“……但是他们和我们并没有太大的区别。” 　　　　“或许吧。”大哥笑了笑，并未反驳他，“但是从基因上来说，亚人对于人类有天然的服从性，甚至为了进一步削弱亚人的自我，我们减少了亚人的脑容量，只为了保证人类在智力上的绝对优势。在这种前提下，你还敢说亚人和人类没有太大区别吗？” 　　　　“……” 　　　　“单个的个体并不能说明问题，你和亚人能够友好相处不代表人类这个种群能像对待自己的同胞一样对待亚人。就连在同样身为人类的条件下，人类的各个种族间依旧存在战争与冲突，更何况我们与亚人属于不同的种族。” 　　　　看着那双清澈的琥珀色瞳中漫上的茫然，大哥拍了拍自家弟弟的肩膀，弹了一下他的额头。　　　　“研究所里的亚人确实是毫无尊严的活着，所以他们对于人类同时抱有着怨恨与敬畏。但是弟弟你和他们不一样，对于你来说和亚人相处说不定比和人类相处更容易吧。” 　　　　“……大哥你这是在变相的损我吗？” 　　　　“不，怎么会呢。” 　　　　大哥从冰柜里取了瓶冰镇的很好的伏特加，向玻璃杯的杯底加了两块冰。透明的酒液注满了杯子，大哥递了一杯给他，杯沿与他的碰了碰。　　　　“这是送别的酒喔，不论你成功与否，我大概都没法见到笨蛋弟弟的那张笨蛋的脸了吧。所以……放手去做吧，大哥会支持你的。” 　　　　“……” 　　　　哈克沉默了许久，将杯沿靠近唇边，眼眸中多了一抹晦涩。　　　　“要是大哥知道了我到底想做什么的话，就不会说这样的话了吧。” 　　　　“嗯？你说什么了吗？” 　　　　“没……”哈克深吸一口气，“那我走啦，大哥。” 　　　　====== 　　　　一边是你仅剩不多的亲人，另一边有着你最亲近的友人甚至恋人，当两边只能选择一边的时候，你会选择哪一边呢？　　　　====== 　　　　大哥所在的研究所他也不是第一次来了。只是以前的数次均是作为访客而踏入，但这一次，他假扮了自己的大哥走进这里。　　　　扮演别人这种事他是轻车熟路，兄弟二人相貌倒是相似的很，说话方式也没什么本质的区别，非要说的话比起另一条时间线上的某次还要容易的多。只是他对大哥的研究不甚了解，真的被问起还是有穿帮的可能性。他确是更倾向于潜入进去把人偷出来，只是若是情况不允许开打的可能性也不是没有。　　　　他确实习惯了战斗，但是要他对上研究所的重重封锁以及研究所自卫队依旧心虚的很。他单手抚上额头，在外人眼中空无一物的额上覆着冰冷坚硬的假面。他依稀记得人类走上末路的根源就是这东西，只是现在这东西在他手里了，不知另一位最初的神明还是否能够影响全人类的生死存亡。　　　　“水户？你在发什么呆？” 　　　　“……！啊……抱歉。” 　　　　“记录数据的时候不要走神啊。” 　　　　哈克的额上挨了一记观察板，同组的研究员和善的笑着，没有计较他的发呆。　　　　安逸的生活使得他的神经都松懈了不少在战场上培养出的那一点危机意识都被拿去喂了齐玛玛。哈克按了按腰间的枪套，稍微定了定神，然后叹了口气。　　　　“你今天脸色不太好啊，需要去休息一会吗？” 　　　　“……有吗？” 　　　　“反正就是例行的数据记录，交给我就好了，你去休息吧，水户。” 　　　　“麻烦你了。” 　　　　倒是方便了他的行动……哈克把手里的表格递了过去，掩饰着眼神一般的低着头匆匆闪进了实验室走廊尽头的休息室。为了伪装，他还是对自己稍微施加了一点伪装的术——成为继任的解放者这么多年来，他唯一学会的术也只有这个。　　　　说来这么些年来他一直披着别人的假面活着，这样下去迟早要连自己原本的模样究竟为何都要忘记了。伟大之父也好解放者也好，都不是能以人类之心驾驭的身份，他只是想回到以往的平静生活而已，只是这世界并不允许。　　　　哈克反锁了休息室的门，从公文包里取出电脑开了机。入侵这里的网络对他来说倒是件小事，有台电脑逛别人家服务器数据库就跟在后花园散步一样，只是在破译数据库的加密事忍不住多扫了两眼那些成山的实验报告，施加在亚人身上的实验除去残忍以外只能以“毫无尊严”来形容。研究员们从未将亚人当做是同胞而是更下级的生物来看待，亚人冲破防护杀伤研究员的事故报告并不比实验事故中亚人的死亡报告少太多。　　　　亚人对于人类有天然的服从性……这句话在血淋淋的事实面前简直如同笑话。拥有自我的生物在高压之下除了自我毁灭便是极力反抗，这一点无论是人类或是亚人都没有例外。　　　　他看到资料库中有一组被编在了一起的一家三口。为了研究亚人与人类是否拥有相似的家庭关系，两位毫无感情的异性亚人被强制结合了以后孕育了后代……然后从母亲的怀里夺走了亚人的幼体。最后的结局是男性亚人冲出了牢笼杀死了研究员，从研究员手中夺回了他们的孩子之后便被处以了死刑。女性亚人跪在丈夫面容模糊的尸体边，亲手掐死了自己的孩子后也自行了断了，而这个研究便也被迫中断。　　　　简直就像是人类会做出的反应一样。　　　　他合上了电脑的屏幕，面色虽是没有什么太大的变化，琥珀色眸中却多了一丝阴沉之色。　　　　说到底，他的想要拯救人类的愿望，究竟是否正确呢？　　　　所谓物竞天择，无法适应外界环境的人类本应该在那场劫难中被彻底淘汰了的，却因人类超出常理的毅力以及智慧而苟延残喘。　　　　成为神明之后他有时会想，是不是人类的灭亡是世界的必然选择，而他想要拯救人类的愿望才是违反了神明意志的决定……可是他也是神明啊，神明想要拯救自己的同伴有什么不对吗？　　　　可是现在的他，竟是开始怀疑起自己决定的正确与否了。　　　　说到底，亚人和人类，究竟哪边才是需要被拯救的呢？　　　　究竟哪边……才是他的同伴呢？　　　　哈克默记下研究所的地图，拎起锁在柜子里的铝合金公文箱溜出了休息室。除了自家大哥硬塞给他的几把武器以外，公文箱里还塞着把研究所出品的激光剑。想来研究所那帮神经病中间肯定是有不少星战迷的……只是这玩意大概只能当个电焊或者奶油刀来使用，刀柄里封装的电池是一次性的，为了维持激光的功率的同时牺牲掉了续航力。　　　　他委实不觉得这东西会起到什么作用，只是因为拗不过自家老哥所以勉强把这短短一截刀柄给带上了。　　　　奥修特尔被关的地方在地下三层深处的实验室内，之前在修改大哥门禁卡的权限时他顺便瞄了一眼后续的实验计划，那成串的报告申请书看的人心惊。　　　　……只能说，幸好他做决定的足够果断。　　　　哈克搭乘电梯下到了三层，空无一人的走廊倒是给了他不少方便。他闪身进了厕所隔间，打开随身带着的笔记本入侵了监控系统。标号03F-42的摄像头中映出了两名晃悠着的研究员的身影，透过防弹玻璃的幕墙只能看清连接着管线的一道黑影。　　　　哈克从白大褂的口袋里摸出个U盘来，插进电脑点开其中一个应用程序，电脑透过研究所内的网络进入了通信系统，他向那两位研究员的手机发送了一条简讯之后迅速拔掉了U盘。　　　　监控里两名研究员对视了一眼，拿起桌上的观察板反锁了门走了出去。待到脚步声远去，哈克这才走出了厕所，一路小跑的冲进了那间研究室。修改过权限的门禁卡顺利的刷开了门上的电子锁，室内的感应灯一瞬间开启，落地式的钢化玻璃幕墙被瞬间照的透亮。　　　　“奥修特尔？” 　　　　他喊了一句，被管线淹没的那人没有丝毫反应。他围着床旁绕了一圈，摘了那人脸上输送着七氟烷的氧气面罩，数十秒之后瑰色的眼眸便缓缓的睁开了。　　　　“……哈克……殿下？” 　　　　“都这样子了还有心思跟我拽语癖……好啦快跟着我深呼吸。” 　　　　奥修特尔无辜的眨了眨眼睛，乖乖的跟着哈克用力的吸气，脑血管里麻醉药的浓度迅速下降，但是手脚依然无法行动。哈克撸掉了他胳膊上的针头，捏着盐水瓶子仔细辨别着标签上的文字，然后翻着冰柜里冷藏着的注射液瓶子，摸出一只新斯的明灌进注射器打进了静脉里。　　　　“奥修特尔，研究所的人没对你做什么吧？怎么连肌松药都用上了？” 　　　　“哈克殿下所指何事？” 　　　　“……” 　　　　哈克盯着他的脸看了许久，半晌没看出破绽之后，松了口气。　　　　“看你的表情也不像有……没有就好，我们走吧。” 　　　　其实亚人低垂的刘海下和袖子遮挡的手臂上都有不少伤痕，只是哈克没注意他也不会主动提及。谁都不想对方担心自己，在这一点上二人都怀抱着相同的心思。　　　　“往哪？” 　　　　“跟着我。” 　　　　哈克从实验台上翻了个酒精棉球递给他，示意他压着静脉上的针眼。奥修特尔摇摇头，站起身，却被人抓住了胳膊强行按住了不住冒血的小洞。　　　　“就算你不爱惜身体也好歹替我想想啊，不管怎么看都是我能活的比较久，你难道就这么想丢下我一个人先走吗？” 　　　　脑袋顶上亚人的视线骤然锐利，哈克忽然意识到什么似的住了嘴，缩着肩膀一点点后退。　　　　“……啊，我开玩笑的，奥修特尔……” 　　　　“哈克殿下还在介怀那件事情吗？” 　　　　“都说了是开玩笑……” 　　　　哈克低声嘟囔着，从枪套里抽出伯莱塔插入麻醉弹的弹匣。他抬脚向外走去，却发现耷拉着耳朵尾巴的亚人没动弹，再度回头时，那人便又跟了上来。　　　　“……抱歉，小哥。” 　　　　“有什么好道歉的，都多久以前的事情了。” 　　　　“可小哥看上去还是很介意啊？” 　　　　“我是生气你随随便便就牺牲掉自己成全别人这件事……上次也好这次也好，奥修特尔，你能不能稍微自私一点？” 　　　　他只是苦笑。　　　　“好啦我也知道那不是你的风格……” 　　　　话音落了一半便戛然而止，还未从药物的作用下缓过劲来的亚人愣了下神，便眼见着理应是手无缚鸡之力的人类一胳膊肘拐在了突然闯进来的某位研究员的小腹。在对方惨叫出声之前，拉开了保险的伯莱塔已经顶在了那人的下颌上。　　　　“我不想开枪引来别人。”哈克的声音很轻，却带着丝不可抗拒的诱惑，“所以最好给我乖乖闭嘴，听见没？” 　　　　已经快要哭出来的研究员小心翼翼的点点头，哈克挟持着人缓慢移动到冰柜旁，抽了一支硫喷妥钠扎进那人的静脉里。　　　　“奥修特尔，你还有力气吗？” 　　　　哈克拖着迅速进入昏睡状态的研究员，朝着目瞪口呆的亚人挥了挥手，后者“啊”了一声，这才回过神来，拎起研究员的后颈放在了实验台上。　　　　“……小哥变得厉害了不少啊。” 　　　　“毕竟习惯了战斗嘛，虽然比起奥修特尔还是差了不少，不过对手是人类的话应该没问题的。” 　　　　“小哥这说法，就好像小哥已经不是人类了一样。” 　　　　“……已经不是了啊，不是已经跟你说过了吗？” 　　　　哈克拿起氧气面罩绑在了研究员脸上，打开了蒸发器，想了想，扒了对方那一身白大褂丢给了奥修特尔。　　　　“大哥改造过我的身体，所以我早就不是人类了……不，就算是没有经过改造……” 　　　　“就算没有……？” 　　　　“……不，只是突然想起，被改造身体似乎是这之后的事情。” 　　　　“？” 　　　　“搞定了，走吧。” 　　　　哈克从冰柜里抽了几只注射液塞进了铝合金箱子里，拿出笔记本电脑飞速的消除掉了监控的记录。待到确认奥修特尔穿好白大褂之后，一手点上了他的前额，像是在吟唱着什么一般低声的诵着咒言，浅淡的白光流过，属于亚人的特征彻底消失。奥修特尔扬起一边的眉毛，却是没再说什么，乖乖的跟上了他的脚步。　　　　“直接从大门出去是不可能的了，出入都要刷门禁卡，我能修改门禁卡的权限但是没法多带一个人……现在唯一的逃出通路是那里。” 　　　　哈克指了指头顶的天花板，解释道。　　　　“人类为了抵御可能到来的核辐射，在地下开挖了巨大的防空洞，结果在核弹爆炸之前，绝大多数的人类都被大气中弥漫的毒物杀死了。我们的头顶上是近百米的混凝土，庇护所的四角有通风管道以及电梯通往地面，而那以上没有任何人类能够存活。只要我们能逃往地面，就能够彻底逃出研究所的追捕。” 　　　　奥修特尔似懂非懂的应了一声，就差一条碍眼的甩来甩去的尾巴。　　　　“……你就没什么意见的吗？” 　　　　“在这边，小哥说什么就是什么。” 　　　　“……” 　　　　好吧，也是。　　　　哈克耸耸肩，拿门禁卡刷开了电梯，按下了最高层的按钮。他默记过地图，研究所的最顶层是停放着工作用人形机器人——被他吐槽过是高达的仿造品的那东西——而那里便有直通往地面的电梯，而他打的就是那东西的主意。　　　　电梯在静默中上升，空气中只剩下机械运行的声音。不擅长应对机械的亚人惊的浑身汗毛乍起，若是那条尾巴还在一定是根根长毛竖起。哈克刚想嘲笑一下某人的过度敏感顺带缓和一下气氛，却在电梯门开的一瞬间突然被从身后扑上来的亚人按倒。密集的枪声几乎要震破耳膜，数百发弹头在身后的钢板上跳跃，电梯内的照明灯在密集的弹雨中即刻炸裂。电梯滑轮锁死，黑暗中铜芯的弹头擦出的火光隐隐照亮了压在他身上那人的轮廓。　　　　“小哥。”在刺耳的金属声中他听见了奥修特尔低沉的嗓音，“我的手脚没什么力气，但是给小哥殿后还是没问题的，如果……” 　　　　“不必。”哈克伸手按住了他的唇，“奥修特尔，你没受伤吧？” 　　　　黑暗中他只能看清对面那人微微的发着光的瑰色眼眸和抿起的形状姣好的唇。他在腰间摸索着，抽出两支一次性针管和两支药液来。　　　　“没有。怎么了吗？” 　　　　“没什么。我要找个有灯光的地方……在这里不能贸然开灯。” 　　　　“我去当诱饵？” 　　　　“……你再说一遍试试？” 　　　　奥修特尔苦笑着，自从他被抓走了以后身下那家伙就变得强势了不少……很久以前从帝都那个阴暗潮湿的地牢里出逃的时候也是一样，明明是个懒惰的要死而且不闻世事的家伙，面对他所遭遇的危险时却表现出了前所未有的认真和气势来。　　　　“不过我倒是有个想法。”射击停止的间隙，哈克滚向电梯的角落拾起震落在一旁的铝合金手提箱，“奥修特尔，你把这个投出去。” 　　　　他递过来的是一截手腕粗细的圆柱体……正是大哥硬塞给他的激光剑的刀柄。这个除了拿来当荧光棒就没有其他用处的玩具此时多了另一项任务。奥修特尔按照哈克的指挥，点亮了光剑之后沉肩屏气，剑身脱手的时候卷起了一场小小的风暴。明亮的光芒在黑暗中一闪而过，子弹却并未追随着光点，依旧在他们的上方咆哮着。　　　　“这样就好办了，对面应该只是研究所的自我防御系统而已，这种程度的主控我不用电脑都能破解。” 　　　　哈克摸出手机，彻底关机之后切进了另一个操作系统。他的手指在虚拟键盘上飞速的敲击着，黑色的屏幕上暗绿色字符流动，几十秒之后数挺重机枪在同一时间内锁死，彻底安静的空气中只剩下弹壳落地的脆响。　　　　顶层的应急灯全部亮起，哈克松了口气，推开身上压着的那人站起身，踩着一地叮叮当当的弹头走出了电梯。大约数十挺已经锁死了的机枪对准着电梯，背后的钢板坑坑洼洼，近千的弹头卡在了钢板中央。哈克趁着应急灯的灯光将药剂吸入了一次性针管，打开手机背光灯，凑着灯光将针头准确的扎进奥修特尔肘静脉内。　　　　“这是肾上腺素。……具体就不解释了，反正可能会有点不舒服，你忍耐一下。” 　　　　哈克打完一支又给自己扎了一支，扔掉针头抽出了伯莱塔手枪，想起什么似的回头看向奥修特尔。　　　　“说起来，奥修特尔你是怎么知道外面有危险的？” 　　　　一通折腾下来两人身上伪装的术也溃散了，亚人毛茸茸的兽尾啪嗒啪嗒的敲着地面，倒是有点破坏气氛。　　　　“因为有杀气。”奥修特尔犹豫了一下，��些疑惑的看向空荡荡的研究所顶楼，“但是并没有人……” 　　　　“……不，你感觉的应该没错。” 　　　　哈克看向一具具山一般死寂着的黑色机甲，在它们的脚下竖立着一道黑影。枪口的火焰一闪而逝，哈克反射性的向前翻滚，子弹擦着手臂射入了身后的墙内，激起的火星砸入地面。肾上腺素彻底激活了全身肌肉的潜能，即使眼睛无法捕捉弹道的痕迹也能在第一时间跳离原地。哈克拔枪射击，子弹组成扇面射向黑影的方向，对方向一侧快速跑动，麻醉弹全部打在了机甲上发出了清脆的声音。他伸手去摸腰间挂着的沙漠之鹰，再一抬头黑影早已逼近了眼前。　　　　“为什么爆裂弹对你无效？” 　　　　黑洞洞的枪口已经指在了眼前，哈克的右臂淌着血，伯莱塔的后坐力使得伤口裂开，几乎握不住枪柄。要不是刚才那一针肾上腺素，他手里的枪可能早已脱手，只是那并不能对结果产生什么影响。　　　　对方枪口直指他额前，在手指即将扣下之前，斜刺里突然伸出一只手。奥修特尔拔出了他腰间的沙漠之鹰，枪口顶在下颌上连续发射，满满一弹匣总共八发爆裂弹折断了对方的下颌骨。子弹释放出的剧毒蒸汽瞬间入血，表皮融化后真皮与脂肪组织裸露在外，根根血管暴突着破裂了喷涌出血来。　　　　就连奥修特尔都被这过于惨烈的场景吓了一跳……更多的黑影从机甲身后走出，子弹上膛的声音不绝于耳，哈克摸向口袋，他放在身上的子弹并不多，此时也只剩了两个麻醉弹的弹夹。正当他寻找着可以突围的方法时，距离他最近的一人的胸膛突然爆裂开来……在近距离被巴雷特的12.7毫米弹击中的下场只能是被炸飞半个身子。黑影们惊慌的端起枪朝各个方向扫射，四下飞溅的流弹中的一颗击碎了哈克的膝盖。狙击手像是忽然失去了控制一般，巴雷特连续点射，近十道黑影像是多米诺骨牌一样委顿下去……但是其实他们只是被击碎了上身，仅留下依然站立着的双腿而已。　　　　危机解除只是一瞬间的事情，哈克抱着膝盖刚刚被奥修特尔扶起时，战斗已经结束了。藏身于黑暗中的狙击手从高处跳下，白色的大褂仿佛鹰翼般展开，那人走到他面前，盯着他不住流血的膝盖，细长的眉拧成了一团。　　　　“蠢货弟弟，怎么又把自己搞受伤了？” 　　　　“……咦？大哥？” 　　　　那人没戴眼镜，与他如出一辙的琥珀色眸中闪耀着淡淡的厉光。兄弟二人其实长的极像，只是兄长的眼睛里多了一点他所没有的果决。　　　　“发什么呆？还不快走？研究所的裁决队都追上来了，你还想磨蹭到什么时候？” 　　　　哈克苦着脸，比起自家大哥的他更不敢看奥修特尔阴沉的脸色……奥修特尔忽然扔了抢，勒起他的腰扛在了肩上，亚人坚硬的肩膀压着他的腹部差点让他连昨晚的夜食一起吐了出来。　　　　“往哪边？” 　　　　既不是右近也属于右近卫大将的语气表明了那个人不爽的心情。哈克自暴自弃的指向通往地面的电梯方向，却发现自家大哥捡起地上的沙漠之鹰，填入了整整一匣爆裂弹的弹匣。　　　　“大哥，你不走吗？” 　　　　“给可爱的弟弟断后是身为大哥的责任。”大哥将沙漠之鹰插进腰带，一左一右的端着两把MP7守在了另一架缓缓上升的电梯入口，“再说我可不是你，区区裁决队而已，还难不住我的。” 　　　　哈克抽了抽嘴角，同样是一样的爹妈，同样是死宅，为什么他和大哥总是差的那么远呢？　　　　“而且。……奥修特尔啊。” 　　　　大哥不应该知晓奥修特尔的名字，但是此时他却准确无误的喊了出来。被喊了名字的亚人停住了脚步，微微讶异的看向对方，而后者只是露出了和另一个时空某人极相似的慈祥的笑容。　　　　“余唯一的弟弟，就交给你照顾了啊，奥修特尔。” 　　　　“——！” 　　　　哈克挣扎的抬起头，惊愕的瞪向自家兄长，后者则已经冲向了开启的电梯门，闪耀的火光吞没了他的身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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