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亿万富翁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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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ill them with kindness" Wrong. CURSE OF QIN SHI HUA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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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ill them with kindness” Wrong. CURSE OF RA 𓀀 𓀁 𓀂 𓀃 𓀄 𓀅 𓀆 𓀇 𓀈 𓀉 𓀊 𓀋 𓀌 𓀍 𓀎 𓀏 𓀐 𓀑 𓀒 𓀓 𓀔 𓀕 𓀖 𓀗 𓀘 𓀙 𓀚 𓀛 𓀜 𓀝 𓀞 𓀟 𓀠 𓀡 𓀢 𓀣 𓀤 𓀥 𓀦 𓀧 𓀨 𓀩 𓀪 𓀫 𓀬 𓀭 𓀮 𓀯 𓀰 𓀱 𓀲 𓀳 𓀴 𓀵 𓀶 𓀷 𓀸 𓀹 𓀺 𓀻 𓀼 𓀽 𓀾 𓀿 𓁀 𓁁 𓁂 𓁃 𓁄 𓁅 𓁆 𓁇 𓁈 𓁉 𓁊 𓁋 𓁌 𓁍 𓁎 𓁏 𓁐 𓁑 𓀄 𓀅 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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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不喜欢那种“有钱一定是坏人”的想法。 我想的是：那些演员可能很有钱，TA们工资甚至可能超过了TA们创造的价值，但TA们本质上也还是用劳工换取工资的人。我并不认为TA们因为有钱，所以一定是坏人。而亚马逊的杰夫·贝索斯和那些明星是完全不一样的。一边是，他的钱大多数来源于股东的分红，而非劳动所得。另一边是，尽管已经富可敌国，他仍然作出了各种可耻的行径。包括：逃税、压榨他的工人的劳动、压低他的工人的薪水。 我反对亿万富翁，并不是因为有钱人都是坏人，而是因为你绝不可能靠拿工资富到“亿万富翁”那个程度，你一定是拿了别人应得的劳动的钱。如果杰夫·贝索斯公正对待他的员工，按应缴的税缴税，也公正对待那些和亚马逊合作的小企业���那我不会因为他有钱而去说他的坏话。问题就是，如果他真的按良知行事，那他绝不可能有机会敛聚到这么多钱。 sour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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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要關注】国税局从1,600 名未付税债的百万富翁处追回超过 4.82 亿美元

(芝加哥時報快訊)国税局今天宣布，在扩大与高收入个人、大型公司和复杂合伙企业相关的执法工作方面继续取得进展，这是该机构大规模转型工作的一部分。 Continue reading Untitl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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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生的18个不可管理（2）

　12.生活中的转折、奇遇

　　玩过麻将牌的人知道，你将拥有一手什么牌，完全由不得自己，该来的牌它会来，不该来的牌绝对不来，你揭的一张张牌就是一次次地转折和奇遇，这些转折和奇遇就构成了你的输赢。有人会说：输赢是一种概率，或是一种技术技巧。说这种话，证明你没有认真地玩过，你若倾家荡产地去玩玩，就会发现概率论和技术技巧起的作用微乎其微，有时候，你连续和牌，有时候一晚上都和不了几把牌。实际上，你的输赢根据当时与你打牌人的“场”、方位、时间、你自我的精神、生理、心理状态等早已注定，只不过你不知道而已。

　　每个人一生中都有几次转折，上学、参加工作、结婚、调动、搬迁、升迁、失业、��岗、出国、转业等等，还有一些特别的转折，如战争突然爆发，有军事才干的人的生活有了转折；天生一副好歌喉，被伯乐发现，从此走上歌唱道路，生活有了转折；踌躇满志，精力充沛的人遇一次车祸，或一场疾病，生活的道路也就转折了。志在仕途的人清楚，“一朝天子一朝臣”，上司的喜怒哀乐、跌宕升降会使自己的生活发生转折，中国的文化大革命使多少人的生活发生了转折，改革开放，搞活经济又使多少人的人生之路发生了转折。转折是必然的，是不以任何个人的意志而发生的，自己无法左右。

　　我们再来看奇遇。（转录）

　　1.1978年3月，乌克兰顿涅茨克附近一矿场的吊机女操作员，37岁的洛布耶娃，不幸触及380伏的高压电死亡，在停尸房放了两天后，她竟然恢复知觉，疗养了6个月后，一天她走向公共汽车站，忽然发现自己能透视一名女子的体内，“就像电视屏幕上的影像一样”。她能看见太阳射来的紫外光，也能看到柏油路下的洞。医生承认她是无人能及的诊断专家，能诊断人易忽视的病症，从未诊断错过。

　　2.陕西省长安县太平峪乡太平村村民李炳的男孩李存田，从小不会说话，虽四处寻医求药，仍未见疗效。1986年15岁时，哑孩随母亲去舅舅家，在井边玩耍时，不慎落入井中，孩子突然喊爹叫娘，大呼救命，人们救出他后，从此开始说话。

　　3.英国的亿万富翁查理.菲勒布斯，1917年3月1日出生于英国圣利亚城堡一个农民家里，由于经济拮据等原因，他出生没几天就被父母遗弃在一个农场的大路旁，正当其奄奄一息的时候，不知从哪里来的一群白鸽在两只绿鸽的带领下，从天而降，围着他咕咕咕地叫个不停，紧接着，绿鸽的主人——一个叫弗兰茨·约瑟福的农场主闻声赶来，收留了他。后来在他生意遇到困难之时，又是鸽子帮了他的大忙。为了报答鸽子的“知遇”之恩，他不仅成立了鸽子协会，用绿鸽作为自己公司的标志，还建议��合国把鸽子作为全人类幸福和平的象征，他本人被誉为“世界鸽子之父”。

　　4.建立罗马城的罗慕洛从一出生就受到篡位的叔祖父的迫害，被抛入台伯河，但他大难不死，被水流冲到岸边，一只母狼听到孩子的叫声，就来到河边，用狼奶喂活了他，后来一位牧人发现了他，把他带回家养育成人。

　　5.1971年2月12日清晨，53岁的爱迪．罗宾森驾车驶到一座桥上时发生车祸，脑袋被撞，后来他的视觉听觉渐失，从此生活在黑暗与寂静之中。1980年6月4日下午，他在屋后的一棵白杨树被闪电击中，并将电力传散到正在树旁找鸡的他身上，把他击倒在地，20分钟恢复知觉后他的视觉听觉也恢复了，晴天霹雳帮他恢复了原状。

　　转折和奇遇从现象上看，纯属偶然，但均有隐兆。精通麻衣相术的人知道，人的福相、贵相、寿相、夭相完全可以从面相上看出来。任过两年以上班主任老师地教师知道，自己的四十多个学生，谁将来能考上大学，谁能考上中专，谁将进入待业状态，谁一生将会波折丛生，基本上能下个结论，都有个定论，智言讲“三岁看老”，就是这个意思。这就是说，转折和奇遇只能发生在该发生的人身上，没有一副好嗓子的人永远也不会有成为歌星的转折；总统们再有多大的权利和支配能力，也不会有成为大科学家的转折；五十岁的牧羊人再转折也不会有成为宇航员的转折。

　　13.桃花运

　　发生在婚外，让人终生互相朝思暮想的男女纯真恋情。

　　每个人都是一把特殊的锁，同时又是一把特殊的钥匙，每个人的情恋世界是一个封锁的宝库，只有相配的钥匙才能打开。桃花运就是这把特殊的钥匙和锁相遇到了一起，打开了两人冰封的情恋世界。桃花运是在不知不觉中突然降临的，盼望和追求无济于事，当它到来时，情难自抑，心跳加速，不由自主，整个世界和人生突然变得异常美好，在不知对方的历史、人品、婚否、社会地位、经济状况的情况下，你愿与他（她）生死相依，合成一体。

　　夫妻情分、单相思、逛妓院等不是桃花运，桃花运是两块云层相互碰撞产生的霹雳闪电，万廷雷钧。它不是1+1=2，而是1+1=1，是火山爆发，原子核裂变。

　　这种情恋世界的翻江倒海由不得自己，它不是偶然巧遇，而是到一定年龄和经历后，生理场发出的一种自我感觉不到的信息波招来的，是必然的。

　　14.吃喝拉撒睡

　　饿了必然要吃，吃了必然要拉，渴了必然要喝，喝了必然要撒，困了必然要睡，这是生理的必然规律，违背了这个必然规律，其结果必然是亡。在规律面前人无能为力，只能顺其自然，沿必然而行。

　　15.享福、吃苦、受罪

　　享什么样的福，吃什么样的苦，受什么样的罪，是定数，是必然。要把这个问题讲透，需要很大的篇幅，我只提供以下资料，请你想、悟、分析。

　　1.拥有同一个父母，在同一个家庭长大，在同样的社会环境下生活，几十年后兄弟姐妹们各自的生活道路差异很大，有的一生家庭美满、经济富裕、生活幸福如意，有的坎坷不顺、家庭不幸、困难重重，什么原因导致？为什么？根源在哪？

　　2.有的一生下来，就处在贫困的境地，生在偏僻的山沟，连一件像样的衣服都穿不上，学都上不起；而有的一生下来，就处在丰衣足食，仆人精心照料的环境中，上的是贵族学校，为什么？根源在哪里？

　　3.看过小说《水浒传》的人想想，高俅为什么能发迹？林冲为什么要上梁山？根源在哪里？

　　4.有的人，一天的经济收入能超过几十个农民365天辛苦劳作的总和，有的人小小年纪就在国家的要害部门工作，有的奋斗一生也当不了一个科长，为什么？根源在哪里？

　　5.访问几个监狱中的囚犯，问问他们为什么要犯罪，为什么要坐牢，然后总结一下，看原因在哪？

　　6.假如你是一个老板，问问你的雇员“我一天的收入是你的几十倍，你为什么不向我学习，还傻兮兮地给我打工？”假如你是个打工的，问问你的老板“我整天流血流汗，你却出入于高级宾馆，为什么就不能换换身份？”

　　7.再问自己：“我为什么会这样？他为什么会那样？我大学毕业，妻子还对我不满，他只是个小学毕业的普通人，其妻却对他百依百顺？我和他的文化水平都一样，起点也一样，同在一个单位工作多年，为什么他的孩子能到国外上名牌大学，而我的孩子就不能？”

　　这样的问题成千上万，你只要能解释以上七条，就能知道，一个人一生中的享福、吃苦、受罪是人力不可为的，是必然的。

　　16.走什么样的路，成什么样的人

　　记得1972年读初中时，语文老师出了一道作文题：“我的理想。”我们全班48个同学的理想五花八门，主要有以下这些：

　　1．“我要紧握钢枪，守卫在祖国的边疆。” 　　2．“我要当海员，驾驶着战舰，保卫祖国的海防。” 　　3．“我要当飞行员，驾驶着雄鹰，飞翔在祖国的万里蓝天。” 　　4．“我要成为驾驶员，驾驶着卡车，奔跑在社会主义大道上。” 　　5．“我要当白衣天使，去温暖病人的心房。” 　　6．“我要当教师，用辛勤的汗水去浇灌社会主义祖国的花朵。” 　　7．“我要当煤矿工人，挖出更多更好的煤炭，让社会主义的钢炉24小时运转。” 　　8．“我要当建筑工人，为社会主义祖国建造更多的高楼大厦。” 　　9．“我要当医生，用我的医术解除贫下中农的疾苦。” 　　10.“我要做一个新型农民，驾驶着铁牛，奔驰在祖国的田野上。”

　　三十年后，掐指来算，除了一位实现了愿望，当了教师外，其余同学的理想均未实现。这个事实说明，一个人走什么样的路，会成为什么样的人，由不得自己做主。每个人就像一块铁料，会成什么样的器具，由不得铁料自己，而是根据铁匠的需要，煅打成型。

　　也许有人会提出异议：初中生不了解社会，不了解社会发展的趋势，他们的理想太单纯，不能以此来说明走什么路，成什么人由不得自己的理论正确。

　　好吧，那你选择50个不同年龄阶段和不同文化层次的人，让他们谈谈今后十年会走什么样的路，成什么样的人，十年后再验证一下，看看结果如何。

　　17.顺境、逆境

　　很少有人希望自己的一生艰难曲折、坎坷不顺、债务缠身、波折陡起，每个人都在尽最大努力奋斗，企望自己的一生平安顺利、风平浪静、心想事成、逢凶化吉。那么为什么还发生皇帝上吊、总统坐牢、富翁自杀、学者乞讨的悲剧呢？中国历史上有一人犯罪，株连九族，满门抄斩的情况，二次世界大战时，百万犹太人流离失所，忽遭横祸，其逆境是如何造成的？

　　再总结一下自己父辈、同辈、朋友、同事等人的状况，有人处于顺境，有人处于逆境，导致其处于顺逆的原因是什么，是长相？年龄？知识结构？信仰？性别？种族？家庭环境？社会环境？聪明程度？愚蠢邪恶？是努力不够？还是什么其他原因。 　　我的回答是：必然的，是不以个人的意愿而转移的。

　　顺逆有点像四季交替，随时空的变化而起伏升降，是不由人的，除非你���参破了其中的奥秘，像候鸟大雁一样，随时序变化而改变活动空间位置，又像佛教高僧，道教大师，做到四大皆空，超凡脱俗，不随世俗物欲及生理欲望去行事，就能控制一部分。

　　18.死后去向

　　首先摘录《读者》杂志１９９０年第２期４２页“死亡之谜新议”中的一段如下：

　　日本一家跨国公司想证实人死后是否还有脑电波存在。科学家把电极植入受试者的头骨中，与电脑接通，使电脑可以在８０公里范围内接受脑电波。在受试的１０名死者中，发现２名有脑电波，有个叫佛迪的人，死后三天，电脑荧光屏显示：“我是佛迪，告诉你，我很快乐，没有痛苦。”而“没有痛苦”这几个字出现了２０多次后，脑电波才消失。另有一个白血病患者，死后第３天，电脑荧光屏上显示：“这里是个美丽的地方，我很高兴来到这里，我感到愉快。”这个实验说明，人死后是有脑电波存在的。

　　这篇报道是否属实，请大家自己去证实。我只是告诉你，人死后仍有来世。

　　很多人不相信人有来世的，他们被物质世界的表面现象所迷惑，被自己的常规思维所束缚，被肉眼、肉耳、肉身所限制，被有限的科学知识所桎梏，把一切自己所不能理解的东西统统斥为迷信，邪术，不承认有负宇宙，有36维空间，把凡是自己看不见、听不到、感觉不到、科学未经证实、专家未经肯定的东西都视为虚无缥缈、不存在、不可信。这不能怪他们，应该来说是正常的，因为截止目前人类社会浩如烟海的智慧宝库中，还没有一本书或一种哲学或一种思想详细阐明宇宙的奥妙，尽管各大宗教的经典中论及来世的篇章不少，但无法令人信服，只能半信半疑，而现代科学技术也未全面证实人有来世，有些拥有特异功能的人，尽管能有超现实的能力，但要么不知其奥秘，要么没有能力描述，给人一种扑朔迷离，真假难辨之感。

　　那么《生命禅院》能否讲解清楚，令人信服呢？也很困难，原因不在于能否解释清楚，而在于我们的修炼层次。比如，我说太阳光是五颜六色，五彩缤纷的，大自然中有什么颜色，太阳光就有什么颜色，你就无法相信。当我们谈到复平面，虚函数时，中小学校的学生就无法理解，因为无法用生活实际中的事例讲解��你要告诉一个苹果加一个苹果等于两个苹果好理解，但你要告诉1+（-1）=宇宙，就会莫名其妙，不知所云。所有的中学生都知道化学元素周期表，当门捷列夫首次把元素排列出来时，不要说常人，就是化学家们都无法相信，原因是好多元素尚未发现，尚未证实，你门捷列夫怎么知道它们的存在呢？你怎么知道地球上就只有这么些元素呢？那么是不是由于人类还未发现就认为门捷列夫是异想天开，胡乱拼凑呢？不能，不管你相信也好，不相信也罢，化学元素周期表是一种秩序、必然，就像每个人的体细胞有23对染色体，多了，少了就不是人了。宇宙中的一切都有固定的程序和运行的秩序。那么为什么排列出化学元素周期表的人是门捷列夫，而不是其他什么人呢？

　　佛教讲，人有肉眼、天眼、慧眼、法眼、佛眼，肉眼我们好理解，因为我们的眼都是肉眼，那么慧眼呢？我们也好理解，比如“伯乐相马”，伯乐在识马方面有慧眼，他知道什么样的马是千里马，什么样的马是百里马，什么样的马是劣马，有些政治领袖能慧眼识英才，比如李世民识魏征；那么天眼呢？我们也可以理解，比如哈勃天文望远镜，电子显微镜，激光镜等就是天眼，能看到常人看不到的遥远世界，看清常人看不到的微观世界，看到墙壁、皮肤后面的东西，这样的眼就是天眼；

　　那么法眼呢？相对不好理解，因为只有知道宇宙秩序、物质结构、任何一个事物或人的过去未来的人才拥有法眼，我们上面讲的门捷列夫，他在化学元素这一领域已具备了法眼，牛顿在力学这一领域拥有一定的法眼，释迦牟尼在物质结构领域有法眼，几千年前在《华严经》中讲述到：“一一微尘中，各现无边刹海；刹海之中，复有微尘；彼诸微尘内，复有刹海；如是重重，不可穷尽。”比如地球宇宙是大宇宙中的一粒微尘，银河系是旋河系中的一粒微尘，太阳系是银河系中的一粒微尘，地球是太阳系中的一粒微尘，任何一个单个物体是地球上的一粒微尘，分子又是物体的一粒微尘，原子又是分子的一粒微尘，电子又是构成原子的一粒微尘，依次为质子、中子、光子、介子、超子、变子、反粒子等，“如是重重，不可穷尽，”几千年前的释迦牟尼怎么能够看得如此精微呢？因为他有法眼；

　　那么佛眼呢？这是最难理解的一个层次，这已经牵扯到反物质、负宇宙、36维空间、时空观、有无观，虚实观等。爱因斯坦曾经说：“对我们这些有信念的物理学家来说，过去、现在和未来三者之间的界限只不过是一种幻觉，尽管它是一种顽固地存在着的幻觉。”这就表明，爱因斯坦已在佛眼的边界上绕过，爱因斯坦之所以伟大，原因在此。对拥有���眼的人来说，时间是不存在的，所谓“看破红尘”，只是对有佛眼的人而言，普通人根本看不破，也无法看破。

　　释迦牟尼在菩提树下“顿悟”成佛，那么什么是“顿悟”，什么是佛呢？

　　中国南传佛教讲“顿悟”，实际上是对“顿悟”的一种误解，是把人引向歧路。真正的“顿悟”指的是在量变达到极限点突然发生了质的变化的那个临界转化点。比如，一壶冷水，在火上加热，逐渐由冷变温，当其温度达到100度时（我们先忽略海拔高度）就变成了沸水，没有前期的加热过程，冷水根本不可能一下“顿悟”成沸水。任何人不经过修行修炼，别梦想“顿悟”成佛。自然规律不会以人的意志而转移，释迦牟尼“顿悟”成佛，是因为他长久地修行修炼，量变已经达到了极点，必然成佛。有个笑话讲一个人，吃了九个馒头才吃饱，当他吃下第九个馒头感到饱的时候，他一下后悔了：“早知道这第九个馒头能吃饱，前面的八个馒头根本不用吃，白白浪费了八个馒头，我真笨。”笨吗？确实笨，不是一般的笨，已经是笨的平方了。

　　什么是佛呢？简单讲，就是已经拥有了佛眼的人，已与宇宙的思维相通的人，与“道”合而为一的人，已明白了真主-佛祖上帝用意的人，已超越了时空，拥抱了永恒的人。

　　我讲了上面一大堆，其目的只有一个，就是要告诉大家，人有前世、来世，生命是生生息息不断演化转换的，比如人，所谓“死亡”，只是指肉体死亡，结束运载使命，回归尘土，而生命的灵体将去向另一空间，就像人坐船从此岸到彼岸，到达彼岸后，就弃船上岸，船的任务完成了。肉体就是运载生命灵体从此岸到彼岸的“船”。

　　言归正传，死后的去向人人不知，是必然的。那么人“死”后到底去向何处？依据每个人灵体的质，死后各自去向以下十个世界：千年界（《圣经》描述的复活后的世界和伊斯兰教祈望的天堂）、万年界、极乐界、阳极黑洞体（返回人间）、家畜界、动物界、植物界、阴间、冰冻层、火炼层，再没有其他去处。

[rushidao]

圣贤教育 改变命运 DVD

每周或每天，多抽点时间，看看这套节目，认真改过，我们坚信，你的命运，一定会改变，一定得到幸福美满！希望您能将此片，推荐给更多的朋友和亲人！

此影片也称为弟子规说明书，公益节目，人天欢喜，为父母，子女，亲友，身心健康，平安，赠送的最佳礼物。被誉为今天每一个中国人，都该观看的影片，可叹多少人，无缘来观看。

请受益于此套光碟的您，不吝说出您的观后感，您的真实感受,将带给另一位，不知名的他或她，不同的人生轨迹，或许因为您的一句话，他们的一生将重新改写！

影片简介 

光碟内容

1.为什么观看这部纪录片《趋吉避凶》

2.重新认识中华传统文化

3.为什么爱上杀人犯

4.我被十三所学校开除

5.小皇帝长大以后

6.红包医生的��悔

7.愧对先祖的问题

8.女大学生之祸

9.此生必看的科学实验

10.人和动物可以沟通

11.化肥,农药和激素的世界

12.我们全家活下来了

13.人间最可敬爱的人

14.为什么不会做父母

15.为什么不能借钱

16.借钱享受，祸患无穷

17.母鸡打鸣的故事

18.情人害人

19.夜总会纵欲之后

20.国际红色通缉令

21.人间最可敬爱的人

22.女人此生必看的一堂课

23.九零后的坏女孩

24.不懂胎教的女超人

25.大火烧掉凶财

26.明星吸毒

27.三岁的吸烟儿童

28.大无赖变成大善人

29.走下刑场的忏悔

30.我是怎样做亿万富翁的太太

31.富和贵是怎样来的

32.偷税的恶果

33.亲人为何残杀

34.麻将之祸

35.单亲妈妈的忏悔

36.世界企业家们必看的一堂课

37.我不再上访了

38.董事长学做儿子

39.一个癌症患者的反省

40.一个女大学生的反省

41.乞丐老人的忏悔

42.我不敢再恨父母了

43.结石是怎样得的

44.美金陷阱

45.天理不容的媳妇

46.情人，堕胎，黄毒

47.离婚不能解决问题

48.感谢糖尿病， 感谢“弟子规”

49.海豚，鲸肉和鱼翅

50.此生必听的一堂音乐课

51.色情泛滥对现代人的伤害

52.三精成一毒 专伤不洁女

53.卖身求享受最可耻

54.地下妈妈的故事

55.血腥的商品

56.答记者问

57.忏悔到底有什么好处

为什么我要观看这部影片？

这是一套非常难得的光盘，至少应该反复看三十遍。有许许多多的官员、企业家、专家学者、明星、各界知名人士、还有老师、家长、大中小学生、广大的城市和农村居民，都在反复的观看这套节目。

许多人不仅全家观看，还会大量的赠送给家亲眷属、同事朋友。谁不希望命运安稳、家庭幸福呢？问题是很难得到真正的方法，看到真实的榜样！这套节目就给出了答案。

希望更多的人群，像我们一样真实受益。从此改变命运、化解灾难、 趋吉避凶、永得吉祥！更多的人好了，我们的家庭、社会和国家就会更好，这个世界就会更和谐。这就是一套光盘的力量！

这就是送出去这套节目，对他人的意义，对社会的意义！

今天，中国人应该���全世界的好榜样，向古圣先贤学习，重新认识人类的瑰宝 - 中华传统文化，他所传承的完全是自然规律，是天地自然的真理。天下的人们，应天天播放这些节目，来让大家认真学习。

这是生活教育的必修课，好好珍惜这个稀有难逢的缘���，为自己和家人修福，为他人和社会造福！总之，没有比这再好的礼物了！

这是一套应该广为流通、反复观看、长久珍藏的人生教材，的确是家宅宝典，幸福指南， 不仅今生受益，而且福被子孙，光照万代！

最好建议

有钱而得不到幸福的人们

没钱而羡慕奢华的人们

准备离婚的人们

已经离婚的人们

家里常常吵架的人们

已经管不了孩子的人们

吃喝玩乐放纵享受的人们

病苦缠身的人们

久病不愈重病怪病的人们

缺医少药没钱看病的人们

找情人的人们

混迹黑社会的人们

不会做父母的人们

不会做夫妻的人们

放纵男女欲望的人们

赚钱不要命的人们

企图自杀的人们

借钱消费的人们

崇洋媚外不想做中国人的人们

不孝父母的人们

贪污受贿的人们

坑人骗人的人们

从事色情行业的人们

不会做女人的人们

影视界的人们

自己永远正确总是别人对不起自己的人们

心怀怨恨的人们

不知道感恩的人们等等

[happyqueenvoid]

两年内美国12个的亿万富翁过世

没有一个死于新冠

疫情已经造成了美国超过一百万人死亡，而且感染率仍然居高不下。社会运作被严重破坏，劳工阶级家庭承担了最沉重的代价。但亿万富翁和大企业却在疫情期间获得巨大的经济利益。    资本主义积累过程本身不断创造出可抛弃的“多余”人口。在美国，资本家找到了卑鄙但合法的方式来“抛弃”这些剩余人口，疾病大流行是其中的方式之一。

一个明显的例子是，在过去两年中，有12个美国的亿万富翁过世，其中没有一个死于新冠。富裕的美国资产阶级拥有更大的人均居住面积和更良好的社区基础设施，不需要在人员密集的工厂或办公室打卡上班，并且享受昂贵而优越的医疗服务。其结果是在疫情造成大量死亡的两个阶段（2020年底至2021年初，2021年8月至11月），居住在高收入郡县的居民因新冠致死的几率还不到低收入郡县的20%。所以富裕的美国人总是说他们身边没有谁因为新冠丧生。由此可以看出美国在新冠疫情中的阶级不平等。

美国现在以“个人自由”“恢复社会正常运转”的名义放弃了绝大多数有效的疫情防控手段，实际上资产阶级精英们关心的只是让给他们赚钱的生意运转起来。

[xinguozhi]

打压之下中国亿万富翁扎堆新加坡，加速财富转移

加美财经     2022-11-16 https://www.caus.com/detail/68143 彭博社报道，中共二十大和严格的新冠疫情管控，迫使中国富豪和企业家出走海外，新加坡成为他们新的聚集点。当地的豪车销售和房价上涨，这个趋势不会停下来。加美编译，不代表支持文中观点或者确认其中事实。 对中国亿万富翁来说，最热门的葡萄酒俱乐部之一不是在上海的办公大��顶上，也不是在北京的四合院里。而是在新加坡市中心。它位于一条六车道高速公路旁一栋不起眼的黑白平房里。 走过布满酒瓶背景墙的接待台后，访客进入一个两层楼的建筑内，摆着藤椅和桌子，银行家和加密货币企业家在这里聚集。 Circle…

[jekyll-hong]

《中国现代化的陷阱》摘录

对改革以后的中国，西方世界的看法很不一致。乐观者认为，在持续的经济改革推动下，中国国力不断增强，正在成为世界上的经济强国。持此论者所持的依据往往有二：一是以自己对中国北京、上海、广州、深圳等现代化城市的观感为依据；二是中国官方的统计数据与《人民日报》的报道。悲观者则认为中国社会矛盾丛生，弊病百出，中国政府如果没有能力改变现状，最后的结果是走向崩溃。

由于中国政府垄断了所有媒体，并将媒体的作用定义为“党的喉舌”。在信息不对称的情况下，即便是生活在中国的外国人，对这个庞大的国家也难窥其全豹。

中国政府乐于向世界展示每年的经济增长率以及几个亮丽的“现代化橱窗”，如上海、北京、广州、深圳等经济发达的城市。“经济增长”构成了政权合法性的基础，也成了不少乐于与中国政府在研究项目上合作的外国学者对中国的发展持乐观看法的依据。至于中国政府习惯性地对统计数据造假这一特点，却被这些学者出于一些利益考虑而被有意忽视。

中国政府学会了通过利益控制让国际社会形成对中国有利的舆论，一些学者在批评了中国政府后被拒发入境签证，不能进入中国，因而影响其学术生涯。这间接起了“引导舆论”的作用，尤其是一些研究中国的学者发现赞扬中国能够赢得中国政府好感，并从中国政府那里获取一些“材料”，而这是他们获得研究基金的必要条件，也是他们在学术界赢得地位的“资本”。于是在中国政府与这些学者之间形成了一种值得注意的“循环”：垄断了各种信息供给的中国政府是所有研究资料的权威提供者，而一些外国学者根据这些资 料所做的研究，不管与中国的现实有多大差距，又被中国政府有选择地登载在《参考消息》及其它各种介绍国外的中国研究的报导中。中国政府藉此向本国民众证明：中国经济建设的成就已为外国学者的学术研究所论证并认可！

中国部份经济学家对“改革��造成的严重分配不公了然于心，但出于利益驱动，他们竭力为这种“改革”作“学术”辩护。为此他们提出了一种“代价论”：要容忍腐败，用“体制外资源（金钱）来赎买体制内资源（权力）”。他们认为，通过这种方式就能促使中国经济尽快转轨。有几位著名的中国经济学家甚至公开提出“经济学家就是要与利益集团相结合”，最典型的代表人物就是与中国政府关系比较密切的香港大学张五常教授。

1998年以后，对“改革”的反思逐渐成为中国思想界的一种潮流。但这种潮流只持续了两年左右，从2000年开始，便受到政府日益严厉的打压，此后在国内的媒体上已得不到任何表达机会。

1989年发生的“六四”事件是中国改革的分水岭。“六四”以前中国政府的改革思维与“六四”以后有很大的不同：首先，“六四”以前的改革以“创新”为目的，政治上淘汰毛泽东思想的教条、经济上则改变计划经济体制；而“六四”以后则以“巩固、完善和深化”现行体制为目的，强调“稳定压倒一切”。“六四”以前多以港澳台、美日欧的成功经验为借鉴，对外界保持谦逊和开放的心态，表示要学习西方民主制度的长处；而“六四”以后则将前苏联和东欧的“失败教训”引以为戒，呈现自负、保守的特征，戒备并与美国为敌（实质是排斥以美国为代表的现代民主政治），理论上公然赞美威权体制，表示民主政治不适宜中国国情。

近年来中共努力造成这样一个现实：没有任何有组织的力量能取代中共统治中国，中共政权的灭亡必然会导致中国的崩溃。由此推出的逻辑结果就是：为了中国不陷于崩溃，就得容忍共产党通过“改革”达成的利益分配格局及在此基础上形成的“市场经济+极权政治”。国际社会也因此对中国采取了“绥靖政策”，要求中国改善人权，建立民主政治的呼声越来越弱。

中共的意识形态战略以丑化西方民主政治为核心内容：

在学校里加强对学生的思想教育，通过语文、历史、政治这三门课灌输给青少年许多政治谎言。

加强对媒体的控制。中国政府垄断了几乎所有媒体，迫使新闻从业人员自觉认同“党的喉舌”这一角色，也使有良知的知识精英没有任何舆论阵地可以依托。

对知识分子采取“收买”与“打压”并行的策略。自90 年代中期以来，中国政府用各种学术���誉与物质利益为诱饵，将绝大多数知识精英纳入了体制内。对那些少数持批评态度的知识精英，采取各种打压措施，如规定各类媒体与出版社不准发表与出版这些人的文章及作品，让所在单位以各种理由将其开除或解聘。这种策略极其有效地消弥了当代知识精英的批判意识。

中国知识精英在80 年代最大的幻想是：中产阶级一旦成熟以后，就会要求政治上的民主权利。这一幻想至90 年代后期完全破灭。中共政权的政治策略是将经济精英与服从的知识精英纳入体制之内共享利益，并非建立新的民主政治。

其实，中国官僚阶层的危机感比中国的知识精英们要强烈得多，自90 年代以来，中国的“资本外逃”现象日趋严重，不少高官早已将搜刮来的财富存入外国银行，其亲属也已经在国外定居。据统计，中国每年因留学而产生的资金外流高达40多亿美元。

希望通过中共内部的权力更替来改变中国现在的危局，只是一厢情愿的想法。中国未来的前途只能依赖于人民本身的觉悟，以及他们的政治能力。

中国从1978年开始的经济改革，其形式是由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轨，其实质则是对社会资源重新配置，对各种利益关系重新调节。资本的原始积累从开始进行到基本结束，总共只用了将近20 年时间，其时间之短，积累速度之快，积累财富之多，在世界上都堪称绝无仅有。

至今为止，中国已有三代身份迥异的富翁：第一代是为当时社会体制所排斥的人，如出身于地主富农等“黑五类”家庭、或是劳改释放犯人。这些人为生计所迫，不得已干起了当时为社会所轻视的“个体户”；第二代则是80 年代中、前期“下海”的知识分子与技术工人，这些人凭借自身的一技之长，投身于市场；第三代富翁是1985 年推行“价格双轨制”后的“下海”者，这类人中有不少与政府官员沾亲带故，甚至本身就是政府官员。

第三代富翁的财产规模之大，积累速度之快，均非前两代富翁所能企及。因为他们能凭借权力瓜分“价格双轨制”下的巨大差价--仅 1988年，价格双轨制所产生的差价就达1000 亿元之巨。到1991年以后，这些人又凭借权力和已积累的资本介入“股份制改造”、“开发区圈地运动”，以世界罕见的速度积累了巨额财富。

西方国家成立股份制公司和中国的国有企业股份制改造，在原始动机上存在着一个根本性的差别：西方国家仅是将股份制作为筹集社会资金的一种手段，而中国政府则是���其视为改变国有企业经营机制的一大法宝。按照中国经济学家的构想，对国有企业进行“股份制改造”意味着企业的产权归股东所有，企业的经营发展与利润分配都在广大股东的监管之下；企业经理既要对上（董事会）负责，也要对下（职工）负责；因为企业职工通过持有公司股票这一形式成为企业的主人，自然会有归属感并加强对企业经营者的监督，这就可以迫使企业“建立自我发展和自我约束机制”，从根本上增强企业的活力。他们乐观地预言：经过“股份制改造”，国有企业的所有弊端必将消失。

最初，社会的反应比较冷淡。直到1990年，在深圳的股市中“炒”出了一批百万富翁后，许多人才痛感到失去了致富良机。在一片狂热中，民众只注意到股票那巨大的增值功能，很少去探究上市的股份公司究竟是如何获得效益的。同时，各地方的当权者受到启发，竞相争搞“股份制改造”，认为这样可以回避二级市场的风险，最低限度还可以通过只赚不赔的“原始股票”捞一把。至于被列为“改造对象”的国有企业是否能“改造”以及“改造”后该如何运作，这些都不是他们所考虑的。

从1991年下半年起，在各地政府或明或暗的支持下，各地的股份制企业以每年成百家的速度增长，所谓的“内部股票”一时泛滥成灾，四川还一度出现了一个以乐山为中心、遍及绵阳、德阳、自贡的“内部股票”交易市场。然而，这种不规范的“股份制改造”埋下了许多隐患：

大多数股份制企业只是“翻了个牌”，并未从低效运转的状态中解脱出来。这些国营企业搞“股份制改造”的真正目的并非是为了“重塑企业机制”，而是想通过发行股票筹集资金并藉此捞一把。

企业的股东们并未成为企业真正意义上的“主人”，他们关心的也不是企业的效益，而是股票在市场上转手之后可获得的差价。股东大会除了在制定分红方案时起有限的作用外，在选举企业的董事会成员方面并未享有应有的权力。董事会成员往往由公司的原经营班子和几个有关的政府部门官员组成，董事长、总经理也都由政府委派任命。

“股份制改革”这张所谓的“王牌”失灵，还有一个相当重要的外部原因，那就是中国大陆缺乏和“股份制”这种企业体制相适应的社会环境，尤其是没有股份制企业赖以生存和发展的法治环境。

中国的股票一级市场是“实践在先，法规在后”，总是在发现一些问题后才匆匆忙忙地出台相应的法规，这就给“内部人士”的寻租提供了大量可乘之机。股票二级市场也同样极不成熟，企业的进入和退出都没有完备的规范，加之政府对证券市场的违法行为监督不力，通过内幕消息或凭借资本实力操纵股市行情的事情时有发生。

“圈地运动”大体可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采用非市场化手段——行政划拨；第二阶段是非市场化手段和市场手段——行政划拨和土地有偿转让——相结合，但仍以前者为主。

深圳特区在全国各省市中，最早认识到土地的价值，于1987年率先在全国采取公开拍卖的方式，试行土地使用权有偿转让，使用期限为50年。

“圈地”首先于广东兴起。港资以深圳为基点，不断涌向珠海、汕头、广州以及整个珠江三角洲，各市、县纷纷建立“开发区”，仿效深圳搞土地使用权有偿转让，以此吸引外资。一时间，“开发区”遍及全国，台资投向厦门、福州；大连、天津、青岛则吸纳日本和南韩的资金。各地政府都将“引进外资”列为主要政绩。截至1993年3月，县级以上的开发区达6000多个，占地1.5万平方公里。

“圈地热”导致后果是土地供给总量严重失控、土地供给方式失调。所谓“供给总量失控”，不仅是指土地供给的绝对总量，更是指各地方在缺乏能力的情况下盲目划地，造成开发区的面积与开发能力很不相称的局面。所谓“供给方式失调”是指土地供给方式采用行政���拨，从而使权力进一步市场化，为不少人进行“权钱交易”提供了绝好的机会。

据房地产业内人士分析，中国房地产业的平均利润率在15%以上。中国的大富豪也异常集中在房地产领域。2002年，福布斯中国公布的100名富豪中，40多人涉足房地产业；前10名富豪中，7人有房地产业。与之相映成趣的是，福布斯全球富豪榜中，前500名富豪中只有30几人是地产商。

中国房地产业的暴利主要来自于如下五条渠道：

房地产商与政府官员勾结，使用各种“灰色手段”拿到土地。据业内人士透露，仅用于批地一项的贿赂成本就高达地价的30%左右，这在房地产业内早已不是什么秘密。

掠夺城市拆迁户的利益。房地产开发商在付出高额的“灰色交易成本”后，为了保持利润，只能“从羊身上拔毛”，其拔毛的方式之一就是想方设法降低拆迁成本。因各地主管拆迁的政府官员都是拆迁的隐蔽受益者，自然毫无例外地为房地产开发商撑腰。甚至有些房地产商在拆迁过程中收买黑恶势力介入，发生许多恶性事件。

掠夺农民赖以生存的土地。中国农民只有土地使用权而没有所有权，农村土地成了县、乡、村三级干部肆意支配的对象。

大量偷税漏税。多数���地产开发商向税务机关申报的是“微利”甚至“亏损”，而从房地产商那里获取利益的政府官员们对此睁只眼闭只眼，从不积极追查。

榨取购房者的财富。房地产开发商交付的房屋质量常常低于销售时的承诺，收取的各种附加费用更是多如牛毛。

中国政府大量出让土地本是为了积累建设资金，同时也是想通过此举促进城市居民住房的商品化，以改善住房条件。但是，由于土地“一级市场”实行的是供给双轨制，这意味着大部分土地是通过行政划拨流入的“二级市场”，没有多少收益。而有限的有偿转让部分，因缺乏公开的评估标准，使当权者在此过程中，为了居中牟利而压低地价，随意处置，导致收益大量流失。另外，虽然政府出让了很多土地，但民众的住房条件并没有得到多大的改善。房地产市场上，因大众化住宅（面向中低收入群体）无利可图，开发商纷纷建造豪华公寓和高级住宅，以高收入群体及富豪为销售对象。

目前，中国的房地产业的一个根本问题就是一次性支付的高房价与国民相对较低的工资收入。

始于1978年的经济改革，一直试图绕开“所有权”这个足以从根本上动摇人们对于“社会主义制度”信念的问题——因为“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本质特徵一直被理解为“生产资料公有”——但由于改革每深入一步，都要受到这一问题的困扰，中国政府和“奏折派”经济学家就发明了许多富有“中国特色”的词汇和方式，使社会资源非国有化。其用心之良苦，只有对中国意识形态领域斗争历史的残酷性有充份的了解，才能深切理解中国的经济学家们为什么要在“名”与“实”上煞费苦心。但是在社会纪律非常松驰的情况下，这一系列在“所有权”边缘所作的改革，都被一些掌握经济、政治权力的“内部人士”利用，寻租以牟取私利。

国有企业的“三座大山”是债务过重、企业办社会、冗员过多。这三大问题中，由于企业办社会和冗员问题牵涉到中国政府经常强调的所谓“安定团结”，并非是纯粹的经济问题。政府与企业之间互相埋怨：企业抱怨政府部门始终不肯给他们彻底松绑；政府则不断发布各种报告与统计数据，证明企业的毛病出在内部，与政府行为无关。 

所谓国有企业改革，有两个根本性的问题无论如何都回避不了。一是产权问题，二是企业的运行机制和外部环境是否相容的问题。

80年代，由于“老左派”的干扰，政府高层无论从理念上还是策略上都无法接受“私有化”这一提法。为此，理论界动足了脑筋，先是将“所有权”变为“产权”，“私营”变为“民营”，使“产权重组”这一举措避开“私有化”的恶名，免受攻击。

国有企业在产权关系上，名义上的“产权所有人”——人民——连自己到底拥有多少财产都说不清，更无从支配。其结果是国有资产的财产权利私人化和财产责任公有化。所谓“财产权利私有化”，是指企业的管理层对国有资产享有等同于支配私人财产的权利这一事实；而“财产责任公有化”是指不管是出于什么原因产生的亏损，企业管理层均可不负责任，而由国有资产的所有者——人民——来承担。这种既拥有支配财产权利却又无须承担财产风险的现象是中国国有企业病根所在！

国有企业运行机制和市场经济体制不相容的第一点在于：国有企业经理层所受到的约束不是来自市场，而是来自上级，即政府主管部门。在这种体制下，面对任用、考察厂长的方式和标准，厂长们必然要产生对上的依附性、服从性和被动性。企业搞得虽好，但可能得不到提拔，个人待遇也不会有大的改观。而苦心经营与上级领导的关系，即使把企业搞坏了，甚至弄得资不抵债，但位子照样坐，待遇照样拿。

国有企业运行机制和市场经济体制不相容的第二点表现在它缺乏资本经营的概念，在资金问题上和银行的关系不但无助于中国完善市场经济体制，还破坏了市场经济的游戏规则。不少国有企业长期以来在企业发展的问题上长期依赖国家拨款、给政策，缺乏资本经营的经验。实行“拨改贷”（企业资金由国家拨款改成由国有企业向国有银行借款）以后，许多国有企业的固定资产投资和流动资金几乎全部来源于银行贷款，这就造成了很多国有企业高达75%以上的负债率和极高的利息成本。这样，银行和企业之间就形成了一种恶性循环：企业需要银行借贷，而借贷的高利率加上借贷成本又使企业不堪重负，于是从拖欠贷款到逃废利息。银行的烂帐则不断增多，信贷资金周转率下降，削弱了银行的应急偿付能力，一旦触发挤兑风潮，就会导致金融风波。

据国有资产管理局调查，造成中国国有资产流失的原因，主要是中国目前处于新旧体制转轨时期，新的管理体制尚不完善，许多政策、法规还不健全和配套。流失的渠道则有下列多种：企业经营亏损和管理不善，造成国有资产流失；在进行中外合资、合作和股份制改造中，国有资产流失；资源性国有资产流失（主要指对各种矿产资源、森林、草场的乱砍滥伐和掠夺性开采）；境外国有资产流失（指境外国有资产管理者利用手中权利，采用转移资产、参予炒股票和期货等活动，侵占国有资产）。

1994年，国家审计署对煤炭、 电力、化工等行业的187户大中型国有企业的国有资产流失情况进行了调查，据���算，因企业身的原因造成的国有资产流失占流失总量的70～80%，手法有下列数种：

通过不提折旧和大修理基金，费用支出挂帐等方法，搞虚盈实亏，或通过虚列、多列成本，截留转移收入，搞虚亏实盈。

偷漏国家税收和私设“小金库”。

趁新旧制度转轨和产权变动之机，有意少计国家资本金，低估国有资产或低价出售国有土地使用权和房产等等。

在股份制改造中，对国有资产不评估或者低估国有资产的价值。

集体企业无偿占用国有资产导致国有资本累积性流失。

公开侵吞国有资产。

对外贸易中逾期货款不能收回，大量外汇滞留损失在外。

国有资产在担保中流失。

1949年中共建政之初，中国就面临着庞大的失业人口没有工作的问题，当时是采取低工资、多就业的方法，消化了大量过剩劳动力。但是长期以来，中国工人的工资构成并不包含医疗、养老、子女教育、住房等社会福利在内。在计划经济体制下，政府一直实行“低工资、低消费、高积累”的政策。从1952年到1978年，职工平均工资年均增长仅为0.38%，而积累率却由1952年的21.4%增长到1978年的36.5%，显而易见，国有资产的很大一部分是靠国企职工牺牲其消费与未来积累形成的。一旦国有企业开始改革，就面临着偿付职工退休金、医疗保健、住房补贴等历史债务问题。对这一问题，中国政府在90年代上半期还不敢公然采取完全放弃职工利益、让职工承担转轨成本的做法。但到了90 年代后期，随着国有企业的破产加速，中国政府的政策也开始改变，一方面有限度地承认社会失业现象存在，另一方面大刀阔斧地进行养老、医疗、住房等多项改革，让职工承担社会转轨的高昂成本。根据中国政府公布的数据，早在1996年6月底，中国已有76.9%的职工和94.7%的离退休人员参加了社会保险。但事实表明，社会保障体制的运作根本没有落到实处。许多个人账户只是一个名义账户，并没有资金，由此形成了一个行内人士称之为“空账”的现象。2004年，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理事长项怀诚公开提到：中国社会保险的个人帐户缺口保守估计，达到1万多亿。

中国当前的寻租活动主要集中在几个“点”上：权力的集中点；体制转换的交汇点；监督系统的乏力点；法律政策的滞后点；人、财、物需求的关节点。

轻视公德重视私人关系是中国传统人际关系的一个特点，“礼尚往来”这一诫律更是使人际关系中的利益交换具有一种道德含义，“法不责众”的心态一方面使人们在犯罪之时有了从众的心理基础，另一方面也使社会惩罚失去了应有的效果。

事实证明，腐败的泛滥使中国社会付出了昂贵的“成本”。首先，这种“成本”表现在对政府机能的侵蚀和对社会资源的巨大耗费上。各级政府都有人不遵守规章和法律，不惜牺牲国家和人民的利益以换取一己的私利。其次，这种“成本”还表现在意识形态方面，具体就是社会成员是非感的丧失，人们对种种利用职务和职权为己谋利的行为采取了惊人的宽容和默许。社会风气空前败坏，群体犯罪现象相当严重。

大规模的资本外逃，既有私营企业主担心中国大陆境内政治不稳定而将资本转移国外的，但其中更多的是腐败公职人员在从事“洗钱”，通过各种途径给自己贪污受贿的黑钱披上合法收入的外衣，以便公开挥霍和享受这些非法所得，并用来投资和增值。

资本外逃主要是通过下列几种途径：

非法直接汇出或将外汇非法带出国外，利用跨国经营中的到国外投资，对外贸易业务和补偿付款等经济活动伪造发票，以出售特权（如许可证和配额）或重大商业信息收受国外贿赂和回扣，并在国外开立私人帐户等。

低估出口发票或高估进口发票，提前结汇或推迟收汇，在公司内或关联企业间实行转移定价，在境外设立投资公司或注册贸易公司。

通过各种融资渠道进行资本外逃。

毛泽东时代强制社会成员遵守的社会主义奉献型经济伦理，到80年代中期就陷入土崩瓦解之中，并被一切围绕实利作取舍的价值判断标准取代。结果导致了社会严重混乱脱序的局面，不少社会成员连最起码的道德都丧失殆尽。这其实是经济改革和法制建设不同步的必然结果。中国政府在经济改革的同时，没有进行相应的政治法律制度的建设来规范人们的逐利行为，才导致如此混乱脱序的状态出现。

中国企业商业伦理关系中存在的主要问题有：

企业经营者对商业伦理的熟悉程度不够，对商业伦理规则处在低水平的自发遵循状态，对商业伦理的重要性的认识与对实际生活中非道德商业行为的高度容忍形成强烈反差。

经营者们期待诚信、公正、合乎人情的商业伦理关系，但是利益和现实功用的驱动往往使大家屈从于违反道德价值的现实。

良好的商业伦理体系为经营者所向往，但不良道德习气则被主要归咎为社会环境；经营者缺乏内在的道德自省，是企业经营中非道德现象蔓延的重要原因。

商业伦理规则的制度化不够。制定规则的主要推动者是企业的高级管理层与上级单位，缺乏对企业全体成员的道德诉求的整合，从而存在着将商业伦理规则作为某种工具性的管理手段，使其难以成为企业从业人员��衷接受的共守规则。

市场经济的道德秩序，主要是由经济伦理的第一层次——职业道德和经济信用构成，这两者构成了人们的行为准则，使人们的经济交往有了规范。

职业所固有的社会性质和地位，主要是指职业和职务集中地体现着社会关系的三大要素——责、权、利。“责”是指每种职业都意味着承担一定的社会责任；“权”是指每种职业都享有一定的社会权力；“利”是指每种职业都体现和处理着一定的利益关系。

职业道德是一种软性的行为规范，在经济伦理体系中居于第一个层次。作为“中坚”的道德规范，它本身受良心和社会成员个人素质的制约，同时又调节着人们的自我行为、人际关系和一切非法律关系的交往，是全体社会成员都需恪守的道德规范。在公务员之外所有的职业当中，以医生与教师这两大行业职业道德的败坏对社会影响最为恶劣。

中国计划经济的经济管理方式消失以后，它的两个基础仍然存在：第一，从中央政权到乡政权那庞大的党政部门和垄断性国有机构的组织架构并未解体，只是作了某些合并、或更换一些名称。这些机构拥有的可以随时插手日常经济活动的权力从未被取消或否定过。第二，党政干部和垄断型事业机构的员工依然享有相当高的政治社会地位。

政府或其他垄断型机构对经济活动广泛的行政性干预，表现为90年代行政管理与公共服务业的商业化趋势。“创收”成了屡屡见诸于官方文件的一个专门名词，普遍做法就是利用机构本身拥有的权力和机会来交换各种直接或间接的经济利益，诸如行政机构借故摊派、新闻媒体实行“有偿报道”、大专院校办“培训班”、中小学收“高价生”等等。在机关事业机构未相应缩编的情况下，这类活动可以在短期内有效地减轻财政负担，增加机关事业部门员工的收入，起到稳定官员队伍的作用。因此，中央政府对这一现象“睁只眼闭只眼”，从未认真禁止。

到80年代后期与90年代上半期，中国已出现了严重的经济信用失常。其中最有代表性的三种行为是：一、经济合同失效。典型的表现是中国企业之间互相拖欠贷款或服务费（俗称“三角债”）的现象越来越严重。二、假冒伪劣商品越来越多，充斥全国市场。三、企业的财务报表弄虚作假越来越严重，且与会计师事务所审计时的弄虚作假互为表里。

大量事实表明，中国目前在经济交往中发生的硬性违约，并不完全是企业生产经营不景气或自身资金紧缺而造成的硬性拖欠，从而使经济合同成为一纸空文。许多经济主体在成立之日开始，就有意设置陷阱，利用欺诈手段和另一方进行经济交往，一旦骗子面目败露，这些人就会卷款潜逃，��匿踪迹，根本没有想到日后承担义务、履行合同的问题。

商业欺诈行为在中国目前广泛存在的原因，根源在于当代中国信用观念缺乏：既缺乏传统的道德范畴的“信用”，又缺乏现代法律意义上的契约意识。加之众多社会管理者政治道德不彰，肆意伸张个人利益，从而导致不少人把坑蒙拐骗看作是市场经济的交易谋略，认为市场经济就是骗子经济，可以自由行骗，不讲信用。更令人深思的是一些地方政府当被骗者上门求告时，对本地的经济信用失常行为不是进行制裁，而是采取放纵的态度，深层意识里甚至认为拖欠有理，拖欠有利，拖欠出效益，有的还对失信者采取保护政策。

在经济信用失常和大量经济行为失范现象的背后，起深层次作用的是所谓“地方保护主义”。1996年1月，国家经贸委主任、全国打假办主任徐鹏程接受《中国质量报》记者采访时就谈到，地方保护主义成为严重影响“打假”的一个深层次问题。有些地方“上动下不动”，对本地发生的销售假冒伪劣商品违法行为不管不问，甚至纵容包庇；“打假”打外不打内，涉及外地的案件查的多，对本地的案件不查或者敷衍塞责，避重就轻；对外地到当地查办的案件故意推诿刁难，制造种种障碍。有的地方由于有地方保护主义作后台，制假售假违法者气焰嚣张，暴力抗拒执法。有些传媒甚至引经据典地论证，国际上某些地区、某国在经济起飞时期，是如何依赖大规模制假售假积累了资金，才有了后来的发达兴旺。这种思想上的误导，无异于对经济信用失常行为加以鼓励。

中国政府本身就是一个虚假信息的制造者与提供者，统计数据造假与“为维护党与政府形象”而制造假新闻均算得上举世闻名，不少政府官员更是具有两面人格的人物，在公开场合说假话已经成为官员人格的一部分。兼具政府机构功能与民间组织代表这二重角色的行业协会本身就需要在不同的场合代表不同的利益主体，必须能够轻松自如的随时进行角色转换。在这种情况下诞生的信用中介机构如会计师事务所等，既缺乏信用观念，又缺乏外在的信用压力，违规做假账已经成为公开的秘密。一些客户为了达到他们的目的，迫使会计师事务所造假，如果会计师不协助客户造假，就有可能失去业务。

在市场经济发达的西方国家里，经济信用从来就被放置在很高的位置，这一点有其深厚的文化根源。如休谟认为，人类社会之所以能生存，就是靠了三条自然律：一是对私人财产占有的尊重；二是对财产占有者转让财产的社会公认；三是承诺的兑现。

1978年中国开始改革时，面临的最大问题其实就是发展战略的选择。应该说，中国当时（甚至在现���某些决策者的头脑中）还错误地将经济上单纯的数量增长看作是“发展”。其实比较一下西方国家的经济发展战略理论，就可以看出在发达国家的经济学理论里，经济增长和发展从来就是一个内涵不同的概念：增长是一个经济单纯的数量增长的经济过程，而发展则是随着产品的增长，包括收入分配、经济结构、经济体制及社会制度变化在内的复合的社会发展过程。

中国改革开放初期选择发展战略的社会心理基础：以效率优先为基础的“先增长，后分配”的经济增长战略。这种模式本是西方的传统战略，其伦理依据是：在经济增长初期，收入分配不公平有利于资本形成和经济增长，以收入悬殊为激励机制的利润最大化是最终目标，为达到这一目标，可以付出社会、政治、文化等方面的巨大代价。至于经济增长的好处，可以通过“涓滴效应”慢慢流入下层贫苦阶层。也就是说，“先增长”，把“蛋糕”做大一点，再来谈分配，一些社会问题自会获得改善。

上述战略理论在发展中国家实践的最坏典型以南美的巴西、墨西哥为代表，引发了一系列灾难性的后果，被称为“没有发展的增长”，一些国家已进行战略调整，转向注重公平优先的发展模式。当时中国在计划经济体制下，人们己习惯了那种“平均主义”造成的均等分配。为了唤起社会的活力，理论家们求助于利益机制，认为只有这样才能打破那种一潭死水般的局面。但没有想到的是：他们呼唤的“机会均等”没有到来，而由于机会不平等造成的经济不平等却以快得惊人的速度出现了。耐人寻味的是，面对这样不平等的社会现实，还有人强调目前中国的贫富差距并不大，认为分配不公的说法只是“根深蒂固的平均主义分配观至今仍然影响我们对新时期收入差距的看法”，“在很大的程度上是用平均主义眼光看问题”，对“把中国贫富差距过大，解决这一问题当成当务之急”，“当作主要矛盾对待”的看法“不敢苟同”。

持上述观点者犯了两个不应有的常识错误：一是对中国经济转轨时期的财富流向缺乏了解，忽视了公众对现实生活的实际感受；二是在谈论“公平”问题时却忽视了“公平原理”中最基本的要素，人们不是根据现在生活是否比以前好一点来衡量自己得利与否，而是根据一个人得到的利益与这个人对社会的贡献是否成正比，即所谓“既讲奉献也求收获”的原则。

令人不能忽视的是一部份人对目前这种不平等的反映，一方面是决策者们并没有试图通过立法来矫正这种不平等，理论界对这种不平等也甚少进行伦理追问；另一方面则是有人提倡通过“红卫兵运动”来“均贫富”。尤其是从90年代末起，中国民众对毛泽东与毛时代的怀念随着社会不平等的增长而��日俱增，毛泽东成了中国底层社会要求“平等”的一面旗帜。这对于研究中国的学者来说，无论如何都是一个不应被忽视的信号。

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显示，全国公款消费1980年为186亿元，1990年为741.2亿元，1993年则猛升至1283.5亿元，到1999年公款消费则高达 2000多亿。如果说在90年代中期以前，社会还对公款吃喝表示愤怒，那么到了90年代后期，无论是什么人，都已经不认为吃喝玩乐算腐败行为。一些纪检干部认为用公款吃喝以及接受他人请吃请喝并不是贪污腐败行为，并以此作为界定自己行为的分界线。

从1978年以来，中国一些有终极意义的社会价值目标己发生本质性的变化：

第一、“公”、“私”观念的畸变。

原来提倡的“集体主义精神”土崩瓦解，所谓“大公无私”、“先公后私”这一类道德要求原本就没有真正进入人的思想意识，被从形式上驱逐出去的“私欲”却以一种极端的形式外化成人们的行动。这一点尤其在政府和企业官员的行为上充份表现出来。

目前中国人在公有财产私有化上所持的是这样一种态度：拿的人认为，“公家”的，不拿白不拿；我拿公家的，关你什么事，有本事你也拿。其它人大都抱着另一种态度：那是“公家”的，又不是我个人的”，鲜有检举者。即便有个别检举者，一部分也是因为自己利益受损，而不是因为正义感的驱使。

这一世态的变化是与中国近半个世纪以来经济伦理的变化有直接关系。中共建政以后，对中国传统经济伦理彻底扬弃，在其新建立的经济伦理中，除了“按人口分馒头”这一思想确实深入人心之外——这一分配法则忽视人的能力差异，大大迎合了素质低下人群的弱者心理——其余所谓“大公无私”、“公而忘私”、“先公后私”这类社会主义理想经济伦理，虽然一直见诸于报刊等宣传材料上，但其实并未能真正深入人心。此外，还有一个不可忽视的原因：即当时中国民众除了少部份生活资料之外，没有私有财产的存在，政府亦对这种普遍贫穷状态从道德层面加以肯定。 

必须着重指出的是，不能忽视中国在上一世纪50年代通过政治暴力强制性地实行财产转移（在农村打土豪、分田地，在城市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将私人企业收归国有），实际上已将“把手伸进别人口袋里”这种隐性经济伦理合理化。这种隐性经济伦理观念在中国一直存在，水浒英雄名之为“替天行道”的“劫富济贫”，就是这种隐性经济伦理的一种表现和阐释，且被民间视为英雄美德，沉淀在民众心灵深处。鲁迅在“阿Q正传”里描写的阿Q对“革命”的理解，以及大跃进时期一些乡镇干部对共产主义的荒谬解释，就是流氓无产者意识对这种隐性经济伦理观念的一种粗鄙的直白式发挥。

只有充份了解在这种隐性经济伦理状态下的民众心理基础，才可能较好地理解这一事实：中国改革开放以来，所有权主体缺位的国有资产为权力阶层大肆掠夺的这一过程在中国基本上没有遇到文化上的反抗。不少人在自己没有能力加入瓜分国有资产行列的时候，可以痛骂腐败现象和腐败者，但一旦自己具有了参加瓜分的“资格”和能力，便也毫不犹豫地把手伸进“国有资产”这一只口袋里。国民自律精神如此之差，其原因就在于整个社会缺乏一种健全的公私观念。

第二、金钱至上和商品拜物观念的形成。

中国历代思想家几乎都对“财富”怀着一种深深的畏惧，商鞅、韩非等对后世有很大影响的思想家都提出了“富国不求足民”的思想，认为老百姓富足不仅不足以言治，反而对国家有害。于是中国在鼓励老百姓“安贫乐道”方面形成了一整套道德信条，这种对财富的鄙视到了毛泽东时代被发挥到了极致，外化到政治上就是极端轻视经济活动，过份强调政治教化。到了毛泽东的晚年，这种思想发展成了他的两个重要观点：“穷则革命富则修”和“越穷越革命”。

物质贫乏的民族对财富的梦想也是贫乏的。在改革开放以前，中国人无论是对富裕本身的理解，还是对富裕的向往，都很原始。就在提出“允许一部份人先富起来”的口号以后的两三年中，大多数中国人还都不知道百年难得一见的致富机遇已经悄悄来到面前。“万元户”的出现，对中国社会产生了强烈的冲击，唤醒了人们被压抑已久的物质欲望。十几亿处于长期贫穷状态中的人，其物质欲望一旦释放出来，就形成了一种前所未有的金钱饥渴感，那种在政治压力下被迫退缩回意识深处的“常识理性”，一旦没有了外在约束，就以极快的速度膨胀起来。追逐金钱的活动，在中国从未形成这样一种全民参予、铺天盖地、势头汹汹的潮流；而对金钱意义的张扬，也从来没有达到这样一种藐视任何道德法则的地步。

随着商品拜物观念渗透中国社会各阶层的意识深处，教养、文化程度大不相同的社会各阶层，在追求金钱的过程中，其行为方式在本质上竟没有多大的差别。在富裕的珠江三角洲和深圳特区原农村，不时可以看到一些富裕却无所事事的农民在游荡。用当地人自己的话来形容，这些人是“三不象”：没田种，不象农民；没有一技之长也不从事某一职业谋生，不象工人；生活上保持浓厚的农村色彩，不象城市居民。他们的生活方式构成了这些富裕地区的一大“景观”：富有却无所事事，过剩的精力无处发泄，便寻衅闹事、打架斗殴、吸毒、嫖娼、养小老婆......等等，引发了不少社会问题。 对这些人来说，财富来得就象“阿拉丁神灯”故事中那样太容易了。他们还来不及从狂喜和骄矜里清醒过来，也没有来得及训练子孙守财的本事，一部份人的财富就又随风飘逝而去。

于是，中国出现了这样一种经济奇观：一方面贫富差距日大，畸形消费能力超前发展；另一方面生产能力却没有相应扩展，第一产业——农业处于萎缩状态；只有第三产业，尤其是某一类为少数人服务的第三产业畸形发展。第二产业中，许多本应在本国市场有巨大需求的产品在舶来品的攻击下节节败退，工业生产尤其是国有企业的生产处于一种令人很不乐观的状态。

以藐视人性为特点的奉献型经济伦理，必定给在这种教义下成长的一代人的生活带来一个后果：信仰破灭以后，每个人都感到空前的虚无和幻灭。正因为这种幻灭感，才使得现在的中国人不再相信任何道德。尤其是自50 年代以来的历次政治运动，毛泽东及其领导下的中共政府用政治说教动员人们告密，这种鼓励虚伪与无耻的制度对中国传统道德产生了巨大破坏──在人类所有的恶行中，再没有什么比告密更能破坏一个民族的道德积累。

发展并非只从商品开始；它是从人民以及他们的教育、组织与纪律开始。......任何国家只要具有高度教育、组织与纪律，不管遭到怎样的破坏，都能创造出经济奇迹来。

由于中国政府完全忽视了社会公正，不顾及国有企业对职工的历史负债，90年代中后期开始进行的医疗、养老、住房、教育收费体制改革，对城市贫困家庭不啻雪上加霜。到90年代末期至21世纪初，中国已���形成一个向上流动极为困难的城市底层社会。这些城市贫困者主要由下列几类人构成：

长期失业者。

下岗待业人员。

其他靠社会救济生活者。

早年退休人员。

停产、半停产国有企业职工。

中国官方与大多数学者一般习惯于从以下三个角度来解释失业下岗问题：一是国有企业的低效率和普遍亏损；二是连年经济不景气，经济增长速度的下降；三是产业结构的转换。这样的解释造成一种幻觉：失业或下岗是由于某些暂时性原因造成，一旦这些暂时性原因（如经济不景气或国有企业的低效率）消失，这些人就会获得重新就业的机会。

中国的社会救济程度低下，主要依靠企业救济。排除那些连工资都无法兑现的特困企业，尚有救济能力的企业由企业工会负责发放职工困难补助，标准虽几经调整，但这种标准单以城市规模来划分，既未与当地经济发展相联系，又未与物价指数挂钩，在市场物价不断变化的情况下，实际上根本难以保证困难职工的生活。由民政部负责的城镇贫困者的救济，同样存在标准偏低的问题。

2000 年，中国自称已经在全国建立了社会保障系统，但实际情况远未像官方数字那样令人乐观。到2000年底，全国城镇登记失业人员595万人，因各种条件限制实际能够领取失业保险金的仅有220多万人，占37%。医疗保险的情况更糟，到2000年底，全国虽有303个地市启动了医疗保险制度改革，但仅覆盖职工4587万人，占应保人数的29%。

从90年代以来，不断有各种政府机构和学术研究机构就社会形势之类到民间进行种种调查。在这些调查中，被调查者无一例外地对当前贫富差距过大表示了强烈的不满。值得注意的是，民众对贫富分化的不满，实际上在很大的程度上是对不正当致富的不满。

对中国贫困人口来说，最让他们痛苦的还不是贫困本身，而在于他们的子女向社会上层流动的通道受阻。这首先体现在受教育机会的不均等。其次，不同阶层子女受高等教育后就业机会也很不平等。这种情况说明，贫困的代际传递在中国已经成为现实，短期内无法获得根本改变。

中国的“人口——资源”状态相当特殊，传统小农经济结构的特点就是生殖人口的无限冲动。而1949年以后建立的人民公社体制实行了大部分粮食按人头均分的分配机制，在口粮不足的情况下，单身壮劳力的口粮甚至不如多子女家庭宽裕，形成了“做得多不如生得多”的局面，这又加剧了农村人口的生殖冲动。在中国农村文化中，家庭拥有儿子的数量仍然决定着一个农户在村中的地位，村民对节育并无认识，“有权的凭权生，有钱的买着生（付超生罚款相当于买超生指标），无权无钱的就逃着生（逃离本乡以便超生）”。虽然计划生育号称是“基本国策”，但不少农村基层干部实际上却将计划生育罚款作为一种寻租的机会，听任农民多生、超生，罚款收入主要用于改善干部们的福利或修建乡村干部的办公场所。

与其他农业国迈向工业国的国家现代化进程相比，中国存在着一个相当独特的现象，在农村耕地面积总体减少与人均耕地降低的同时，农户总户数却在增长。这一现象正好与农户总数减少、户均耕地面积加大的国际趋势完全相反。人口问题的实质，是人作为生产者和消费者之间的矛盾，是人口无限增长的趋势与人类赖以生存的地球空间、自然资源的有限性之间的矛盾。人口的膨胀给整个环境带来压力，影响到人们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所面临的人口压力已成为现代化进程中最主要、也是最根本的制约因素。

中国农村的城市化道路开始于80年代初期。这条道路上有三个里程碑：1979年《中共中央关于农业发展若干问题的决定》，在该决定中，中国政府提出了农村城市化的思想；1984年，中共中央发布一号文件，允许农民进集镇经营第二、第三产业，但是国务院发的《关于农民进集镇问题的通知》中则规定不许进县城，有些大胆一点的省自行开了口子允许农民进县城；1993年《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若干决定》中提出，改革小城镇的户籍管理制度，允许农民进入小城镇务工经商。

在户籍制度的管理下，农民进城务工首先要办妥相关手续，否则就会成为城市里清查的“三无人员”——“无合法证件，无合法住所，无固定工作的流动人口”，即俗称的“盲流”。

中国工业化进程和劳动力转移不同步，大量剩余劳动力滞留在农村，使农村出现了劳动生产率低、农产品商品率低、农民收入低的“三低”现象，累积了十分突出的社会矛盾。在农村就业机会日渐稀少的情况下，农民进城寻求生存和发展的机会，实为时势使然。

大量农民工进城，给中国的城市管理带来了空前的困难。关于其社会效应，得到社会一致公认的正面效应是：

农村劳动力的流动有利于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对输出地区来说，增加了农民收入，提高了农民的消费水平，增加了农村社会购买力。农民将部份收入用于发展第二、三产业，为农村劳动力创造了更多的就业机会。一部份农村劳动力转移到非农领域后，使另一部份农业劳动力得到更多的农业资源，为发展规模经营创造了较好的条件。而对输入地区来说，从外地引来源源不断的廉价劳动力，促进了本地第二、三产业的发展，弥补了本地经济发展中劳动力的不足。

农村劳动力跨区域流动不但促进了城乡二元结构向城乡一体化转变，还有力地促进了全国统一的劳动力市场的建立，并带动了户籍、就业方面的制度改革。不少外出务工经商的农民，直接受到现代工业文明和城市文明的熏陶，开阔了视野，学到了本领。

同样，农民大量外流产生的负效应是：农村劳动力的大量外流，对农业生产带来了一系列影响。走出农村的绝大多数是有一定文化基础、体魄健壮、智力较高的青年农民，留下的多为老弱病残和妇女儿童，农村劳动力的素质明显下降。农业知识的普及和新技术的推广受到了影响；耕地撂荒或变相撂荒现象大量出现，许多地区的农田和农田水利基础设施严重老化。

农民工离开家乡之后，多在“三资”（港、台、南韩投资）企业、乡镇企业及私营企业这类劳动密集型企业工作，这些企业具有劳动强度大、超时工作多、工资低、劳动保护设施差等特点，是中国劳动争议及劳动事故多发的企业。

农村的“重新整合过程”有以下几种类型：

高工业化、低集体化类型。东南沿海地区属于这种类型，如广东佛山、中山、顺德及浙江温州等地，其中以“温州模式”最为突出。该模式的特点是地方政府比较尊重市场的主导性与民间的自发性。这类地区由于经济发展较早，经济类型的多样化以及相对独立的自主性社会力量的发育，为经济精英以及地方政治精英的成长提供了良好的条件。一方面，原来的乡镇政府基层组织仍然存在并起作用，但控制力大大削弱了；另一方面，各种有经济功能的社团组织，如园林协会、建筑协会、家禽协会、水果业者协会等行业协会日渐成熟，这种社团关系纯粹是一种市场关系或社交关系，它的发展有助于乡村的商品化和市场化。

高工业化、高集体化类型。苏南地区和京津地区有不少属于这种类型，如华西村、大邱庄、窦店这些有名的地方就是这类典型。该模式的主要特点是政企不分，基层政府既是乡镇企业的管理者，又是企业发展的资金提供者和风险承担者。在这类地区，原来的乡镇政府用行政化组织手段，大办乡镇企业，从而使经济组织和行政组织合二为一，两种组织的领导人也合二而一；基层组织的权力有继承性，原有的乡镇干部一直是当地农民信服的社区领袖。

低工业化、低集体化类型。广大中部地区及安徽、广西均属于这种类型。这类地区农业比重大，非农产业只占很小的比例，农业人口占绝对优势。在实行承包责任制以后，原来的乡村基层组织失去了对资源的垄断及分配权，行政控制能力严重弱化，陷入瘫痪、半瘫痪状态。在此情况下，己销声匿迹几十年的家族宗法组织又应运而生。

恢复宗族活动大致有两方面内容，一方面是挖掘、恢复各种复活宗法组织所需的资源，如重续族谱，维修、扩建旧的宗祠等等；另一方面则是颁布族规，成立宗族的领导机构。一般都是先成立“续谱理事会”（有的地方称“谱局”），其职责为考核、任命族长、房长、户长等宗族大小头目，并制定详细的续谱计划。理事会下设财经、联络、印刷等若干小组，分管各项事宜。族谱的内容规定从祖宗开始，所有山塘、水面、林地等财产均要入谱。续谱完毕后，请来各地族人，宣布族规和宗族成员名单，公开大摆筵席，进行庆典活动。这些有了族谱，选举了族中大中头目，构成了一定组织网络，订有严密族规，规定了宗族成员的权力和义务，并定期举行各类活动的宗法组织，已经具有实体性内容。大量调查材料显示，这些宗法性组织己日渐在农村社会生活中发挥很大的作用，成为和政府基层组织相抗衡的社会组织。

宗法活动渗透到农村生活的各方面，首先就是宗法组织对祖先祭祀的管理和对农民丧葬活动的监管。宗族对族人的丧葬事宜有成规，死者家属必须如仪，葬礼举行过程必须恭请族长和族内长老监看，不得自行变更，否则会招致无穷的麻烦。其次是宗族对生产经营活动的干预。领导者对内负责资源的分配和宗族成员工作的安排，对外则负责处理一切经济纠纷。第三，大多数宗法组织在事实上已对其宗族成员行使司法权力。几乎在每本族规中都可看到，当族人违犯族规时，将受到从规劝、罚款直到肉体惩罚的内容。依据族规对族人进行惩罚时。往往直接与国家的政策法令及社会公德的要求相抵触。第���，农村宗法组织已成为调整农村社会秩序的重要势力。村中因相邻关系而产生的财产权益争执如争山、争水、争地、争矿产等事件时有发生，并由此而产生大规模的械斗。械斗往往由宗族头目担任总指挥，一般都制定了严密的行动计划，如械斗的人力、物力的征集按家庭人口和土地的数量确定；选派青壮年，尤其是受过军事训练的退伍军人和基干民兵充当“敢死队员”，妇女、儿童则提供后勤服务等等。对械斗的伤亡者，规定了治疗、丧葬、抚恤的标准，一些宗族甚至还给死者颁发“证书”。

由于宗族文化根植于旧时代整个社会关系的基础之上，宗族组织的特点对于社会现代化所起的作用是消极的。但对中国社会威胁最大的是与宗法组织平行发展的另一种地方恶势力，即黑社会与社会基层政权相结合的地方恶势力。

从80年代以来，中国农村社会面临的最大问题是基层政权的流氓化。这种“流氓化”最突出的表现首先是基层干部的高度腐败，对农民横征暴敛；其次是干群关系高度紧张，时有暴力冲突发生。

中国历史上的封建皇权历来是建制到县，也就是说，国家财政只供养至县一级，乡村组织多是依赖当地的乡绅“自治”。中共建政以后，对乡一级组织的定性一直不很确定（毛时期设立人民公社，改革开放后人民公社解散）。现今，乡镇政府已经变成了拥有实体财政的一级政权，甚至还变换形式向村一级延伸。对应着从中央、到省、县政府庞大的机构设置，乡政府逐年膨胀，也设立了许多机构，这些部门又派生出大大小小的一批事业单位和所属企业，吃官饭的人越来越多，形成了庞大的利益集团。

绝大多数地区的村干部，其政绩几乎都要造假。这些造假是全方位的：

虚报农民收入，其后果是向农民硬性摊派高额税费。

瞒报人口增长数目。

虚报教育成绩，有的村镇在脱盲率上集体造假。

有乡镇企业的村庄，往往隐瞒该村办厂的污染情况。

制造冤案，将普通农民的抗争当作“地方恶势力”。

除了基层政权与宗族势力之外，还有暴发户和以黑社会团伙为主的地方恶势力，那些“天高皇帝远”的村镇，特别容易形成这类势力。地方恶势力的犯罪特征：一是连续性作案，越发展越大；二是区域性作案，危害一方安宁；三是暴力性作案，视人命为儿戏；四是渐进性危害，小恶成大恶。最应引起社会警惕的是已出现这样的现象：“黑社会”帮派和“白道”势力（即政府中某方面掌权人物）合流，形成一种对人民的奴役性整合力量，使当地人民的生存受到严重威胁，连起码的安全保证都没有。

这些地方恶势力的行为既不受法律约束，也不受任何道德的约束。从古至今，维持一方秩序的不外乎两种：一是法律，二是道德。自有人类社会以来，道德至少有两方面的作用。首先，它作为人类行为的规范，可以称之为“道德权力”，是法律制度的一种必不可少的补充，在法律不起作用或法律与道德相背离的时候，道德甚至可以行使类似法律的功能。这一特点在中国的传统道德中显得特别突出。其次，道德是有关个人良心的问题，也是个人用来自律的行为准则。如果将这类人的行为仅仅解释为“法制观念不强”或“没有法制观念”，那么，本应起约束作用的道德——无论是以“忠恕”为基本精神的传统道德，还是以“为人民服务”为口号的社会主义道德，在这些地区都看不到半点影子。

改革以前，中国政府对社会的控制，在城市是通过企、事业单位这两大科层组织进行控制；在农村则是通过人民公社——大���——生产队这三级组织进行控制。这种建立在计划经济体制上的社会整合体系在很长一段时间内相当有效，其代价则是全体社会成员失去了个人自由。

为什么当今的中国农村无法回到过去那种文明程度还要高一点的“乡绅自治”格局，反而让大批充满了各种社会恶习、具有严重流氓无产者意识的人成为基层统治者？封建时期的乡绅，很大一部分都受过儒家思想的教育。这种教育一般都培养两种责任：一是对政府的责任，二是遵循儒家思想的利他主义为地方服务。而这两种责任基本上是依赖“科举制”这种人才选拔制度支撑的。而中共建政初期，农村基层干部的产生机制很有特色：都是处于社会边缘的人物。这些人一无所有，未受过教育，能当上基层干部的条件也很简单，只要能绝对遵循中共组织内的上级指示就行了。由这一类人构成的基层统治网络，其遴选干部的机制后来就演变成以“任人唯亲”为主流。但在实行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以后，情况就完全不同了。农民有了经营自主权，生产优劣、生活好坏、贫富状况在很大的程度上取决于自己，更有善于利用“选举”这一形式的，将其作为表达意见的渠道。由于所在乡村不同、村干部素质也不同，同一地区的村与村之间就有了很大差别。如吉林省梨花县，村民们为实现“村民自治”而创立了一种选举方式，其特点是：乡党委和村党支部不提候选人，完全放开，权力交给村民。每个村民发一张选票。在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的村民中，参加选举者认为谁能胜任村干部就选谁。然后再经过逐级淘汰的几轮选举，由得票最多者当选。这个地方的农民对选举村长有着比较清醒的认识：他们是否能过上好日子，在很大程度上由村长个人的胆识、能力、智慧和人格决定。然而，上述这种成功运用“民主选举”的例子实在是屈指可数。首先，贿选现象蔚然成风，农村富裕者当官的现象相当普遍；其次，大多数地方的村民“选举”通常被基层政府或当地恶势力控制。

概言之，从1978年以后，中国农村的基层组织已普遍发生严重的权力移位现象，越是愚昧落后的地方，基层利益集团的剥削性和掠夺性就表现得特别突出。

恢复农村家庭承包责任制，退回到落后的耕作方式，在短期内确实起到了刺激农民提高劳动积极性的作用。但家庭承包责任制只是改变了资源的使用方式，而没有改变占有关系，政府基层干部在农村拥有对土地的绝对支配权利。农村现行的土地制度对于保证中国农民的公正底线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尽管农民的“兼业”收入在其总收入中所占的比重越来越大，但农民对于土地的依赖程度并没有减小，因为土地对于农民来说，越来越具有生存保障的功能。这主要是因为下列两个背景因素：一、80年代中后期开始，世界范围内的信息革命与技术进步，极大地改变了中国的产业结构，使得中国城市无法为庞大的低素质农村劳动力提供就业机会；二、农民工极其低廉的工作报酬使他们脱离土地生存几乎成为不可能，这加强了农民对土地的依附。在科技水平日益发达的今天，文化素质相对要高的城市人口在就业时尚因受教育不足而困难重重，平均文化素质相当低的农业人口要想从农业部门之外的现代经济部门就业，首先遇到的问题已经不是户口，而是自身的素质。

农民失去土地，意味着被拔去生存根基。大多数失地农民无法找到工作，因为城市居民的失业问题也越来越严重，那里根本没有农民们的生存空间。而中国政府的政策总是迟到：在户口对改变农民经济地位已经没有多少实质意义的情况下，中国的一些省市才开始“改革”城乡户口制度，撤除城乡人口流动的壁垒。目前，全中国流动进城就业的农民工有1.4亿，住不起房、吃不饱饭的农民工不在少数。尤其是，农民工在城市中如果因工伤事故死亡，获得的赔偿要比城市居民少得多。如此一来，土地对农民的生存意义更加重要。

对地下经济的界定有广义和狭义之分。从广义来说，“地下经济”是指官方控制不到的经济活动，这类经济活动不纳入官方统计的国民生产总值之内，不向政府申报和纳税。一般分为以下几种类型：

对外不公开的非法经济活动，如地下工厂、黑市交易、地下金融机构、走私。

对外不公开的违法经营活动，如毒品买卖、非法卖淫。

通过合法经营单位取得非法收入的经营活动，如第二职业、偷税漏税。

中国的大部份黑色财富不是用于投资从而转化为“白色收入”，而是用于奢侈性消费或通过各种途径转移到海外。

从90年代以来，黑社会价值观念渗透到中国人的社会行为方式上。这方面最典型的表现是权力之争往往借助于黑社会势力介入。中国官场竞争本来就极不正常，往往不是凭借本人的德行、能力、勤政、绩效。这种干部选拔机制已经饱受诟病，现在引入黑社会手段更是加剧了这种竞争的无序性。更重要的是，黑社会势力介入社会政治生活的恶劣做法，使得社会各界竟相仿效，加剧了公众的不安全感。

从1998年开始，中国的腐败已开始从组织化腐败向制度化腐败过渡。其具体表现为：第一，腐败已渗透到政治系统的大部分机构中。第二，腐败已成为一种制度���排，社会政治资源、经济资源与文化资源已成为利益再分配的主要对象，从而减少了现存政治经济系统内部的磨擦。第三，反腐败已在某种意义上成了要挟他人以获取利益或进行政治斗争的工具。

目前中国社会的精英层大致由政治精英、经济精英和知识精英组成。政治精英特指执政官员，其形成有延续性特点，不少人原来就在集权体制下的政治阶梯中占有一定的位置，另一些人则在改革开放后进入这一集团。经济精英由国家银行及其它国有大型企业负责人、国有大公司经理、大中型企业主管、大中型私有企业主等组成。这个集团中的前四类人与政治精英有密切的血缘关系，是从原来的政治精英转化而来的。而大中型私有企业主的背景通常有如下三种情况：一是家庭有官方背景，通过“父母做官，自己经商”的形式，更方便地获取财富；二是通过各种途径成长的民间人士。以上两种情况都与寻租活动有直接关系。第三就是一些利用市场机会获得成功的商业人士，这在高技术行业中比较突出。随着私营经济的壮大，私营企业主阶层的利益诉求也日益强烈，其政治参与热情不断上升。除了全国工商联越来越多地代表他们的利益之外，也出现了表达这个阶层利益主张的媒体——《中华工商时报》。这个阶层在非权力中心的官方政治组织——人大和政协中的席位也越来越多。

改革前，受毛泽东“知识越多越反动”说法的影响，知识分子一般被贬斥为“臭老九”。但是，由于某些人文领域的知识分子可以为毛泽东的大批判效力，所以他们仍能得到“重视”。改革以来，随着市场化过程的推进，科技知识及一些与改革密切相关的社会科学（如经济学、法学等）知识成了一种重要的文化资本。有能力的技术专家、律师、经济学者、工程师很快地垄断了社会机构中的高位，成为改革的受益者，少数人还进入了权力核心。还有一部分知识精英受经济利益和单纯功利型意识形态的支配，以其具备的影响社会舆论的能力为经济精英们服务。90年代中期以来，随着一些技术密集型产业进入中国，一些科技型专业技术人员的知识迅速市场化，其经济地位及社会声望迅速提升。目前，处于中间阶层上半部分的，包括高级知识分子（大学教授与科研人员）、中小型国有企业经理、中小型私有企业主、外资企业的白领雇员、国家垄断行业的高级职工等；处于中间阶层下半部分的，是技术和科研人员、律师、教师、文艺工作者、新闻从业者、机关干部、国有企业中下层管理人员等。

中国对工人阶级的定义主要是指国有企业的职工。随着改革开放的日益深化，中国的工人阶层其实已包括两类人，一类是国营与大集体企业的职工，另一类是在“三资”企业和乡镇企业工作的职工。改革开放前，工人与国家的关系体现在两方面：一是管理方与工人在车间发生的工作关系，即生产关系、劳动过程、工人控制生产过程的问题等；二是在国家主导的再分配过程中，工人与所在单位之间的分配关系，涉及到工资、医疗保险和养老金等。双方的利益冲突不是劳动制度，而是政治专制下的严苛控制。

在改革过程中，随着产业关系模式的多元化，工人与厂方的关系也出现了以下几种类型：

集体协约型，这种关系多出现于国营与集体企业内。这类企业虽设有管理部门、党组织、职工代表大会与工会，但并不能形成互相制衡。企业的经理时常兼任党的书记，工会主席没有必要的权力。这种机制赋予经理极大的专断之权。

西方国家在中国建立的合资或独资企业的人力资源管理模式。这类企业拥有充足的资金，因此能支付较高的工资、提供更清洁、先进与安全的工作环境，并给工人提供优厚的住房条件与其他待遇。企业的管理层与工人的关系往往是非对抗性的，工人的不满情绪常常是针对中方经理，埋怨他们低能、腐化、任人唯亲。

亚洲国家（或地区）在中国建立的“三资”企业或中国本土的私营企业内劳资关系的“返祖”现象。所谓“返祖”是指劳资关系退回到19世纪工业革命时期的状态，工人们报酬微薄，往往被迫每天连续工作10至12小时乃至更长时间，周末不能休息，工作环境既差又不安全，工伤事故频繁。

现代社会的一个基本特征就是社会管理具有多元参与性，在社会的决策过程中，各阶层都要有自己的利益诉求渠道。因此，协调社会的中间层能否参与决策往往是多元化参与的关键，而中间层参与社会公共事务决策主要依赖于各种社会组织。但是，现有的社团组织大多数并不是应社会群体的要求自发组建的，而是属于由政府供养的“代理人”型社会团体。

截至2002年年底，登记在册的全国性及跨省、自治区、直辖市的社团1712个，全国共登记社会团体13.3万个。这些社团可分为三类：一是党政机关为加强对某些领域或行业的管理而设立的，如私营企业协会、工商联等；另一是各企事业单位创办的，如服装行业协会、装饰行业协会等；还有就是校友会之类的联谊性社团。在这些社团组织中，除校友会的民间联系色彩较强，基本不受政府控制外，其它的各种协会均受政府的严格控制。它们主要领导人由政府委派并享受公务员待遇，以“半官半民”的身份参与社会活动，面对政府时它们代表企业，面对民众时他们却代表政府，俨然“一身而二任”的面孔。

中共政府一直奉行落后陈腐、任人唯亲的干部选拔机制，既没有一套合理的考试制度，也缺乏公开的民主机制，往往是由领导“发现”人才或组织部门“关怀”人才，甚至是“一把手”拍板选择“接班人”。

媒体是推进政治民主化的重要工具，也是对政府及各种公共权威进行社会监督的重要手段。中国的新闻媒体一向受党的严格控制，一直有泛政治化的特点。1998年，中国大陆的新闻出版界曾经历了短暂的有限宽松期，敏感的外国传媒称之为“北京的春天”。但近年来，随着经济形势疲软、失业失业人员增多、贪污腐败急剧蔓延，新闻主管部门又加紧了对传媒的控制。2000年1月，《南方周末》的总编江艺平被迫“辞职”，就是政府对传媒偏离“主旋律”严重不满的一个例证。现阶段，中国政府正在与网络作顽强的斗争，从2002年8月1日起，中国政府开始实施《互联网出版管理暂行规定》，这一规定的内容极为宽泛与模糊，凡政府不喜欢的内容都可以被纳入这一规定。

尽管中国的改革进程错综复杂，其理论也被政府蓄意弄得暧昧不明，但从已经形成的社会利益分配格局来看，这场改革的主线就是对毛泽东领导的“化私为公”式革命实施逆向变革——即“化公为私”。作为改革主导思想的“放权让利”就是以“私”为杠杆，推动经济发展。

中国的改革可说是危机推进型改革。邓小平支持改革的动机只是为了化解社会经济危机，而不是要改革社会制度。这种改革动机与100多年前晚清洋务派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改革类似。号称改革“总设计师”的邓小平在80年代初其实并未形成清晰的改革方略，被政府奉为改革指导思想的“邓小平理论”，其核心无非是把毛泽东的“马克思加秦始皇 ”——即“公有制经济+极权政治”——中的经济制度换成了资本主义经济。不过，为了让公众在观念情感上能够接受，改用“市场经济”这个词代替了“资本主义经济”。邓小平没有认真解决经济体制与意识形态之间日益扩大的分裂，他只是凭借自己的政治权威选择了两个极其短视的方法：一是“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二是“不争论”，以为如此就可永远回避这一矛盾。

“六四”事件后中共痛定思痛，把事件的根源归罪于西方民主思潮，并由此确定了全力镇压民主要求和丑化民主制度的意识形态战略。整个90年代，从小学到大学一以贯之的政治思想教育一直在为这一战略服务。通过持之以恒的意识形态教育，“民主”这一概念在中国被弄得面目全非。一谈“民主”，或是中共政府宣传的“民主集中制”下的“少数服从多数”，或是将其等同为“大鸣、大 放、大字报、大辩论”式的群众运动，让民众产生“民主”就是“动乱”的联想。

由于领导层的既定方略以及为领导层服务的智囊们胆识所限，中国经济体制的改革只设定了一些阶段性目标，如“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建立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等等。由于改革时期社会形势变化太快，每一具有特定内容的目标都只不过领了两三年风骚而已，只有90年代中期中共“十四大”确定的所谓“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一说法的寿命最长，从1995年以来直到今天仍被当局悬为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

表面上看，似乎是邓小平的亲属大张旗鼓地下海经商为权力寻租活动开了先河。邓在世时，指责他放纵权力进入市场（即指其子女经商）的声音就不绝于耳。一些人认为，邓的家庭观念很强，因“文革”时期子女遭受了许多痛苦，出于补偿心理，对子女经商并不约束。于是上行下效，造成了腐败之风蔓延。

实际上，中共自建政以来就不断鼓吹“接班人理论”，其核心就是要承认政治高干的子女们与生俱来就享有继承父辈垄断性权力的特权，这一说法其实是为处于中国政治制度核心的权力传承机制张目。经过“文化大革命”以后，上一代的政治权力显然不便再通过“父传子继”的方式直接继承，因此，作为赎买政治继承权的补偿，经济资源就成为了最佳选择。

中国政府无法克服腐败，是因为腐败已成了维系中共政权的重要凝聚力。任何政府如只能借助政治高压来稳定社会，就必须给官员们足够的利益，以换取他们对专制政府的效忠。当局表面上并未直接给其官员们太多利益，官员们的工资并不比普通职工高多少，他们获取的大量利益除了附着于职务上的各种“待遇”之外，主要是通过权利寻租，此外还有介于合法、非法之间的“灰色”收入。目前中共政权之所以打击腐败，并不是真要杜绝腐败，他们一方面是借遏制腐败安抚民心，但更重要地是担心腐败会导致政权的软化。因为政府各级官员牟取利益之举往往是以损害政策与法律为前提的，最后的结果必然是国将不国。

邓小平的“猫论”与“摸论”是为了对抗当时党内高层的教条主义者而提出的“理论”。这种“理论”对消解“两个凡是”之类的教条确实起了重要作用，但用于指导各种改革政策的制定，后果就是机会主义泛滥。一个国家的政府在施政方针上过度地不讲原则，只是根据当时的短期利益不计后果地作出权宜之择，必然会留下相当多的后遗症。最直接的结果就是政策摇摆不定、朝令夕改，让公众产生极大的不信任感。

笔者以为，党内的“保守派”与“改革派”其实只是大家幻想出来的一种派别对立。可能在某一具体政策上，二者的看法不完全一致，但在面对人民抗议时采取专制手段维护政权稳定，在面对少数有识之士对社会的深刻批评时采用钳制舆论与人身迫害的手法上，二者其实无所谓“保守”与“改革”之分。“保守派”是以防止中国走上资本主义道路为借口，要求更大的权力，以便由他们来坚持“正确的”方向。而“改革派”则是以发展经济为由，拒不实行政治体制改革，只是热衷于利用自己掌握的权力瓜分社会资源。“保 守”也罢，“改革”也罢，不过是政治集团内部争夺利益的旗号而已。

笔者认为，由于言论空间的狭窄，由于争论的真正主题被有意掩盖，20世纪末中国最引人注意的所谓“自由主义”与“新左派”之争，是一场看起来非常热闹，其实却混乱不堪的“思想争论”。许多问题不是越争论越清楚，而是越争论越糊涂。首先，“新左派”刻意回避对专制政体的必要批判，相反却对现存专制政体的“母体”——毛体制与“文革”赞不绝口，因此为当局所宽容。“新左派”实际上是通过这种变相的“帮闲”来赢得了他们的话语空间。其次，自由主义主张的民主与宪政是“六四”以后中共意识形态战略加以禁止并长期加以丑化的对象，根本不可能公开讨论。同时有不少经济学者，以西方经济学在中国的传人自命，提出了一些适应权势集团需要、为目前利益格局张目的“理论”，受到传媒追捧、互相唱和。这在很大程度上使得社会公众尤其是大学生们认为自由主义学说就是鼓吹“腐败有理”。

中共政权之所以能维持稳定，是由于民众对中国政府及社会主义制度还存在极大幻想。在许多民众心里始终存在着一个理想中的中国共产党与一个对人民极其负责的中央政府，许多民众把目前中国存在众多严重问题的原因简单化地归结为：中央的“经”是好的，只是被下面这些“歪嘴和尚”念坏了。笔者以为，这种现代的“圣君贤相”幻觉其实是传统的“反贪官不反皇帝”的进化版，在中国有极深厚的民间基础。其实，这种植根于“圣君贤相”的期盼忽视了现代政治的一个基本特点：专制政权初创时期的领袖往往是铁腕强人，其个人的超常规权力经常超越制度的常规性权力，于是国家兴衰、民众安危往往取决于强人领袖的个人意志；而这种政权进入成熟期、结束了强人政治后，制度的力量就远远大于领袖个人的力量，领导者的个人意愿往往只能服从制度的常规性权力。

在考虑当代中国问题时，还需要考虑两个至关重要的因素：

在有现代化武器作后盾的暴力政府的压迫下，反抗者既不具备有组织能力，且因信息管制也使得民众没有争取社会同情的可能性。

民众既然无法对抗体制，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就只能报复社会。而这种个人暴力的使用方向是盲目的，其施加对象往往是社会上的弱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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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罗斯知名企业家京科夫宣布放弃国籍

俄罗斯知名企业家、此前跑到西方国家的亿万富翁奥列格·京科夫宣布放弃国籍。京科夫称，他不想再与俄罗斯当局和支持“杀害、抢劫乌克兰和平人民”的所谓“同胞”有任何关联。 “我比你们（支持普京的俄罗斯人）更爱护俄罗斯，我是俄罗斯真正的英雄。” 更精彩：点击我查看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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桥水创始人达里奥谈中美国力的升与降

在新冠变异毒株“奥密克戎”肆虐，世界政治和经济仍处于混乱局面的情况下，迎来了2022年。世界和市场的发展方向在哪里？日本经济新闻（中文版：日经中文网）就此采访了全球最大的对冲基金管理公司桥水基金创始人雷·达里奥（Ray Dalio）。 记者：您指出美国国力在下降。 达里奥：在实际利率为负的情况下，国家大量印钱，钞票充斥市场，对通货膨胀的担忧不断加剧。作为世界基础货币，美元的购买力下降，对于持有美元债券的各国投资者来说，这也是一大弊端，反映出美国国力减弱。 除此之外，百年一遇的疾病大流行以及洪涝、干旱等自然灾害也接连不断，对美国政治带来的风险扩大。保持国内秩序的体系也并未发挥出有效作用。回顾一下历史，面临这些问题的国家往往会陷入内战或战争。虽然美国并未达到陷入内战或战争的地步，但目前正面临该阶段之前的财政性风险、政治性风险、社会性风险。 记者：另一方面，您为什么预测中国的主导权会扩大？ 达里奥：中国的财政收入超过财政支出，教育水平和生产效率也不断提高。国内的社会秩序稳定，争端也很少。我无意进行社会主义比资本主义优越等方面的讨论，但美国的民主主义确实面临着考验。 我研究了公元6世纪的唐代以后中国的各个朝代，发现中国人非常擅于从历史中吸取教训。杰出的皇帝或领导人在国家的沉浮周期中只发挥一部分作用。目前的领导人也身处其中一个周期，该周期处于国力上升阶段。 记者：有人批评中国政府强化管制，包括对高科技企业加强监管，以及限制儿童玩电子游戏的时间等。 达里奥：中国国内的问题可能外国人很难理解。在过去的34年里，我与中国政府官员建立了一定关系，从这样的角度来解释的话，他们认为美国是一个崇尚个人主义的国家，而在中国，国家是家庭的延伸，领导人是管教严厉的家长，我觉得这样解释比较容易理解。 正因为如此，政府才会干预玩电子游戏的时间，并对处理数据的高科技企业进行监管，防止他们以国家规定跟不上的速度扩大金融服务业务。为了防止马云等亿万富翁企业家的势力过大而犯下危害国家的错误，便站在家长的角度进行监督。不过，共同享受国家的繁荣，并不等于回到邓小平时代以前的共产主义。 记者：现在也观点批评中国侵犯人权。 达里奥：不是说人权问题不重要。不是说我支持按照儒家思想进行家长式管理的中国政府。我是美国人，相信美国梦，信奉我们国家的政治体系。但也会充分理解他们的体系。 中国的人权问题不只是我们对冲基金公司要面对的问题，全世界超过4万人的对华投资者、无数的银行和国内外企业都要面对这个问题。美国人和中国人在商业上已经是盘根错节地联系到一起，相互分离对双方都是损害。我相信中美两国相互理解不仅对产品生产具有直接的倍增效应，还会有助于世界的和平与繁荣。 记者：为恢复国内秩序，打造与中国对峙的国力，美国该如何去做？ 达里奥：左右两派相向而行的超党派政策非常重要。此外，政治上的中立派必须发力。政治性割裂不能再进一步加剧。我相信人的力量比政治体系更重要的理论。 同时还要提升教育体系。教育水平将反映到国力上。这里所说的教育，不只是在学校里学习的科目，还包括文化、修养、礼仪等广义的范畴。高水平人才不知道会从世界上哪个地方冒出来，因此从国外吸纳尽可能多的人才也非常重要。国内体系公正、教育水平高的国家将聚集全世界的优秀大脑。 美国拥有世界知名的优秀大学，但国内教育质量存在严重不平衡。富人可以在子女教育上花费资金获得优质教育，而穷人就享受不到。公共教育方面，由于各州都依赖不动产税，富人居住地区的公立学校保持较高水准，而穷人所在地区的公立学���就没这样的好处。解决公共教育面临的结构性问题也非常重要。 记者为日本经济新闻（中文版：日经中文网） 伴百江 雷·达里奥（Ray Dalio）：全球最大对冲基金管理公司桥水基金（Bridgewater Associates）的创始人。2021年年底出版了新作《Principles for Dealing with the Changing World Order（不断变化的世界秩序）》。以“现在正发生的，历史上也曾多次发生”这一事实为基础，从历史到现在，试图解决国家所面临的问题。现年72岁。

[happyqueenvoid]

两年内美国12个的亿万富翁过世

没有一个死于新冠

疫情已经造成了美国超过一百万人死亡，而且感染率仍然居高不下。社会运作被严重破坏，劳工阶级家庭承担了最沉重的代价。但亿万富翁和大企业却在疫情期间获得巨大的经济利益。    资本主义积累过程本身不断创造出可抛弃的“多余”人口。在美国，资本家找到了卑鄙但合法的方式来“抛弃”这些剩余人口，疾病大流行是其中的方式之一。

一个明显的例子是，在过去两年中，有12个美国的亿万富翁过世，其中没有一个死于新冠。富裕的美国资产阶级拥有更大的人均居住面积和更良好的社区基础设施，不需要在人员密集的工厂或办公室打卡上班，并且享受昂贵而优越的医疗服务。其结果是在疫情造成大量死亡的两个阶段（2020年底至2021年初，2021年8月至11月），居住在高收入郡县的居民因新冠致死的几率还不到低收入郡县的20%。所以富裕的美国人总是说他们身边没有谁因为新冠丧生。由此可以看出美国在新冠疫情中的阶级不平等。

美国现在以“个人自由”“恢复社会正常运转”的名义放弃了绝大多数有效的疫情防控手段，实际上资产阶级精英们关心的只是让给他们赚钱的生意运转起来。

[kexink]

疫情暴发以来，美国亿万富翁财富值激增超过1万亿美元。“我们的企业薪酬规定为少数人带来繁荣，为多数人带来动荡生活。”

[silicone0001-blog]

男版“魏璎珞”，从流浪汉到亿万富翁 如今央视为他点赞！

流浪是一个人落魄的终极形态。但是在深圳，有这样一个人，他不仅没有被流浪所打败，甚至自发图强击败了贫穷。他的坎坷经历与传奇故事在深圳豫籍同乡中广为流传。

 李贵宾出生在河南一个贫困的山区里。13岁那年离家出走，孑身一人南下广州。举目无亲，无家可归，为维持生计，流落街头，风餐露宿，辗转一个多月，无奈回到了他的家乡。贫穷的家庭状况致使他两度婚姻失败，两次婚姻都很短暂，每次婚变的根源都是因为一个“穷”字。

李贵宾说：因为我的命运，命运很苦，到处被人看不起，激起了一定要改变命运的想法。我必须出来，必须走出来，我一定要出人头地赚到钱！！！

是的，他做到了，从06年初不顾众人反对毅然选择互联网，整整一年一个订单都没有接到，依然选择坚持，到07年开始订单连年翻番，再到09年成为阿里巴巴年度三大网商之一，再到如今，集团董事长！

 正是这些磨难使李贵宾先生努力创立了现在的公司，但任何一个成功的人都不会满足于现状。李贵宾亦如此。在国家大力发展通用航空产业时，李贵宾率先看准这一蓝海市场开始布局，成立了天天飞航空产业平台。他致力于改善人们的出行方式，实现人类自由飞翔的梦想。

如今，他成立的天天飞航空产业平台被称为通航产业的“阿里巴巴”，价值上亿!

 他即使在流浪，也没有放弃。逆风翻盘，向阳而生。

接受阿里巴巴以及央视采访时，李贵宾先生却非常谦虚，直言道：成功绝对不能靠运气，成功绝对是靠自己的能力和实力，运气只有一次，能力和实力让你每次都能遇到好运气。

有道是“穷则独善其身，富则达济天下”，李贵宾先生身价亿万，是个成功的企业家，同时，他也是个知感恩的人：包机送流浪记回家、为村里修路、每年的感恩父母活动...等等等，滴水之恩，涌泉相报，行善路上，他未曾停歇。

 一个人可以贫穷潦倒，但要有一颗善良的心。

一个人也可以富有无比，但更要有一颗善良的心!

逆袭路上，李贵宾还在继续！下一个目标：2020年天天飞在美国纳斯达克上市！

[seven7ye]

穷途末路入狱在即瘟龟末日狂吹 推卡卖币破产蚂蚁骗局只进不出

日前因无力偿还PAX债务的瘟龟，已陷入蔑视法庭和恶意破产的司法绝境，末路难行的瘟龟为了继续榨取蚂蚁钱财，又吹嘘起了喜支付的的商业销售，举办Gclub卡抽奖，连环爆推自己Hpay、GTV、Gclub、Gfashion，妄图收割最后一波韭菜。

事实上所谓的Gclub卡只是瘟龟逃避诈骗法律风险的幌子，除了购买价高质次的Gfashion衣服毫任何作用，其购卡汇款的显示也是政治献金。瘟龟吹嘘的Hpay更是没有任何许可，根本不可能得到商家的承认，因为瘟龟这所谓的GTV、GB这些SEC早已给打上了非法的标签，现在瘟龟给它换成Gclub卡，想掩耳盗铃躲开监管部门的监控，此外虽然瘟龟表面上卖的会员卡，但实际上暗中却借Gclub知名行GTV股权欺诈之实，无论是Gclub还是Hpay的本质都是非法骗局。

交罚款还是进监狱？如今已成了瘟龟每日必须面对的难题。在利用个人破产换来苟延残喘的宝贵时间后，瘟龟争分夺秒吹牛骗钱，换着花样推销喜币和Gclub骗局，谎称：“喜币一定是全世界最稳定、最安全、最快捷、最低成本，永远不可剥夺的私人财富的创造者，大家要推广Hpay，形成一个使用的圈，国家主权只要有一个，哪怕是马尔代夫、尼日利亚的这些小国家接受Hcion，那个时候你们可以狂欢了。”瘟龟现在的Hpay的意思是商家接受喜币买你的东西，但是反过来想想，商家凭什么信瘟龟？又凭什么信一个游戏币？这就是一个彻头彻尾的骗局，没有一个国家给他发金融牌照，没有一个国家给他弄第三方的支付牌照，这是一个不能兑现也卖不出去的币，所谓的喜币和喜支付美好前景完全建立在瘟龟的嘴上，不仅没有合法的交易牌照，更是没有一家酒店和商场承认，只能去买质次价高的鸡翻身冒牌货。Gfashion一件卖多少钱？25万美元，瘟龟真是穷疯了，这么多钱可以在美国买一套小公寓了，换你会去买瘟龟的夹克？爱马仕的夹克都比瘟龟卖的这破玩意便宜23倍，瘟龟的诈骗名目层出不穷，却无一不是有去无回的诈骗和陷阱。

瘟龟自作聪明企图以破产逃避惩罚，表面上申请个人破产，背地里仍在绞尽脑汁以G系列、喜币、Hpay等名义继续诈骗蚂蚁的钱财，自鸣得意的瘟龟嘴里还叫嚷着：这个喜币是越不用越值钱，越搁越值钱，显然自己觉得Hpay把银行都代替了，自己本身就是银行，每天用那一串又一串的谎言来满足自己那种怪异的心态。瘟龟为了应对PAX案件的罚单时推出的“Hpay”圈钱项目，并准备挪用农场的资金，对于信誉丧失的瘟龟不可能得逞，必将被自己精心编造的谎言骗局所吞噬。

俗话说人不要脸天下无敌，树不要皮必死无疑，这句话对瘟龟来说真是特别适用。千老赖郭文贵以申请个人破产为由，拖延债款和欺诈法院，可以说将老赖的嘴脸展现的淋漓尽致。瘟龟破产案，个人总资产3850美元，其构成为联邦政府的两次COVID疫情纾困金及纽约州的2次低收入退税补贴。瘟龟啊，你蒙谁呢？就靠这点钱，你是怎么做的游艇，吃的大餐？犹记得瘟龟直播时美滋滋的向众人炫耀：我拥有世界最大的空客飞机，我拥有世界最好的全球快车飞机，我还拥有全世界最好的纽约希尔顿的大房子，我又拥有全香港最大的房子。既然拥有这么多套房子，却明目张胆的申请破产，瘟龟真的以为美国的破产局就由着你骑在头上吗？美国破产局已声称：郭文贵破产案令人生疑。自称的亿万富翁貌似刻意制造“自我贫困”，紧急申请破产意在躲债。郭文贵呈报的个人财务文件毫无意义，纽约法庭曾多次裁定郭文贵蓄意逃债抗法。为维护破产程序公平公开，特申请指派检查员在全球范围调查瘟龟资产，以及调查瘟龟在破产过程中是否诚实尽责。

瘟龟实际就是谎言痞，张嘴就是谎言，没有一句真话。瘟龟利用蚂蚁们的信任吸干蚂蚁们最后一滴血。蚂蚁们及时醒悟，切莫要再被瘟龟的花言巧语蒙骗了，立刻申请法律救助，瘟龟入狱指日可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