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戒赌吧”被封，赌徒老哥们都去哪儿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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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May

父亲开始三不五时地带着家里的亲戚来县政府办公室找我，他大概觉得经过一年，我该有的权力也有了，该结交的人也结交了，该是给老陈家办事的时候了。

1

大四下学期的时候，我参加了当年的江苏省公考。

对于为什么要当公务员，当年22岁的我毫无想法。周围的人都说女孩子当公务员好，父母也希望我能够进入体制内工作，于是我这样一个文科生，怀揣着一颗‌‌“归园田居‌‌”的心，在2013年毕业后懵懵懂懂地回到老家苏北，当了一名公务员。

那年8月31日，我正式去县政府报到。父亲开着他的敞篷三轮车，将我一路送到了县政府门前。车子被一个50多岁的保安拦下，他斜睨了我们一眼，语气不善：‌‌“瞎闯什么，不知道这是什么地方吗？‌‌”

父亲赶忙递上一根烟，陪着笑脸道：‌‌“我闺女今年刚考上了这里的公务员，今天来报到。‌‌”

保安的脸色总算缓和了些，重新打量我们一番，将手上的烟放入嘴中，父亲赶忙上前点火。保安眯着眼睛吐了一口烟，拍拍父亲的肩膀，意味深长地说：‌‌“老兄弟，不是我说你，你第一天带女儿来单位就开这破三轮，也太不知道给她长脸了吧？‌‌”

父亲探头往院内打量了一下，发现有几个和我同龄的年轻人似乎也在等待报到，他们的身后清一色停着轿车，里面甚至有奥迪和宝马。父亲的脸色由红变白，低着头把三轮车倒出来，停到了院外一个不起眼的角落里。

停完车，父亲拎起我的背包往院内走，叹了一口气：‌‌“女儿成了官家人，爹却还是泥腿子！‌‌”

···

虽然父亲说自己是‌‌“泥腿子‌‌”，其实他也只种过几年的地。在我出生那年，我们家举家从村里搬到镇上，父亲开了一家修理铺，专门帮别人修车子。早年是修自行车，后来是摩托车，现在主要是电动车。他平时总爱跟别人炫耀，说自己是如何以一人之力，将全家从‌‌“村里人‌‌”变成‌‌“镇里人‌‌”，还培养出来两个大学生。我平时特别讨厌他喷着唾沫星子吹牛皮，但比起现在这个耷拉着脑袋的小老头，我觉得还是吹牛皮的他比较顺眼。

父亲灰暗的情绪并没有持续太久。一进院子，他立马拿出他惯常的迎客三宝‌‌“赔笑、递烟、攀家谱‌‌”，和另外几个送行的家长寒暄起来。

等了一个多小时，终于有人来领我们去会议室，家长们则在原地等待。一位领导简单说了一些‌‌“做好本职工作，建设家乡‌‌”的场面话，接着就是人社局的工作人员挨个点名，点到的人就跟着‌‌“带人‌‌”的领导走。

我考的是农业局，和我一起的还有另外一个姑娘。农业局位于县政府办公楼的8楼，总共7间办公室，占据半层楼。我被分配在主管接待、收发文件、会议准备等工作的综合科，同去的姑娘则被分配在财务科。综合科的科长是一个30多岁的男人，姓张，据说之前当过两年的语文老师。科员除我之外还有一女一男，女人30岁出头，大家都叫她王姐；男人看起来不过二十四五岁，自称叫刘猛。

认识完办公室的人，张科长带我去隔壁办公室见了局长。局长是一个50岁左右的男人，全程绷着脸说话，我除了点头说‌‌“是‌‌”，大气也不敢出。我偷眼瞄了一下边上的张科长，他也是一副战战兢兢的样子。

从局长办公室出来，张科长和我都不由自主地舒了口气。看出我害怕的样子，张科长拍拍我的肩膀说：‌‌“我们局长就这样，不爱笑，对下属要求比较严，你只要认真工作就行，别的不用太担心。‌‌”得知父亲还在楼下等我，他叫我提前下班，早点跟父亲回家。

下楼的时候，我碰上了那个和我一起报到的姑娘。她背着一个小巧的包，看来也是提前下班的。她说她叫吴晴，湖南大学会计学专业毕业，比我小1岁，就住在县政府隔壁的小区里，上班不过5分钟的路程。

到了楼下，父亲依旧等在原地，周围已经不见其他家长。父亲说，为庆祝孩子第一天上班，他们都接自家孩子去饭店吃饭了：‌‌“我们要不也去县城下回馆子？‌‌”

出了县政府大门，父亲坚持不开来时的那辆电动三轮车，幸好路途很近，我们很快就到了县城中心。起初父亲想去一家看起来很高档的大饭店，但在接过服务员递来的菜单后，我们看了一眼，很默契地起身离开。

‌‌“这也太坑人了，一盘青椒土豆丝要30块？我们镇上的饭馆顶多6块钱。‌‌”父亲一边走一边念叨。我沉默着没有接话，眼前突然浮现出吴晴背的那款小包——如果没记错，那包大概要5000元。

最后，我们进了一家快餐店，点了两荤两素一汤，就着米饭填饱了肚子。

吃完饭，我们原路返回县政府取车。县政府门前空荡荡的广场上，我和父亲并肩而立，任凭8月的晚风从高耸的县政府大楼穿过，灌入我们的衣袖。

那个晚上，父亲对我说：‌‌“闺女，以后老陈家就靠你给我们争气了！‌‌”

2

新入职的公务员都要进行一周的全封闭培训，我们这届被安排在市里的一家酒店进行。

出发前一天晚上，母亲正在帮我收拾行李。父亲走进来，问了母亲几句后，却没有离开。我估摸着他是有话要说，于是停下手中的事情。

果然，他沉思半晌，缓缓开口道：‌‌“丫头，我昨晚想了半宿，发现当官的没有关系还是不行。送你报到那天，我探了探你们这批公务员的家庭情况，大多数都是当官人家的小孩，我听说有一个还是副县长家的公子。你趁着培训多和他们走动走动，把关系搞好，以后有事也好找他们帮忙。‌‌”说着，他从口袋中摸出一叠红色的钞票，塞进我的背包，‌‌“请大家吃点好吃的，年轻人在一起很快就能熟悉起来。你放机灵点，别闷着脑袋不吱声。‌‌”

我脑子一轰——虽然我对父亲的这套‌‌“结交之道‌‌”早已见怪不怪，但我从没想过他会要求我也这样做。心高气傲的我，无论如何也接受不了那样一个阿谀巴结的自己。

母亲似乎看懂了我的心思，嗔怪父亲：‌‌“闺女还这么小，你早早把你那一套灌输给她干嘛？而且她一个小姑娘家，脸削皮薄，哪做得了这些事情？‌‌”

父亲把眼睛一瞪，斥责母亲：‌‌“妇道人家懂什么。你看咱们县城哪个有本事的不是八面玲珑？去哪办事都找得到人。咱闺女能跟这些体面人家的小孩在一起工作，当然要搞好关系。别人想巴结他们还巴结不上呢。‌‌”

母亲似乎还想反驳，但我实在不愿意见到他们为了我的事情争吵，赶忙息事宁人：‌‌“知道了知道了，我会好好巴结他们的，行了吗？‌‌”

父亲欲言又止，最终说了句：‌‌“什么巴结不巴结的，你和他们不都一样是公务员？‌‌”

···

虽然我表面答应了父亲，但培训的那一个星期，除了吴晴，我并没有和其他人有太多的接触——倒也不是刻意排斥，只是那些‌‌“官家小孩‌‌”很多打小就认识，都有自己的小圈子。

吴晴是个活泼的女孩子，第一天就几乎加遍了培训班所有人的微信，不管是老师还是学员都爱和她聊天。我想起父亲交给我的‌‌“任务‌‌”，心想，大概吴晴就是他所期望的女儿的样子吧。

因为是‌‌“嫡亲‌‌”的同事，又住在同一个房间，吴晴待我比其他人要更���情些，吃饭休息总爱叫我一起。晚上回到房间，她还会从箱子里扒拉出一堆小零食，拉着我一边吃一边讲八卦。比如那个副县长家的公子，考了4次公务员才勉强考上，因为从小就挨他爹的打，所以一说话就容易结巴；还有教育局长的外甥女，刚刚和监察局主任家的儿子相过亲，两个人都在这批新进的公务员里……

我一半羡慕一半嫉妒地说：‌‌“你还真是人见人爱，才这么点工夫就和大家都混熟了。‌‌”

她叹了口气，佯装无奈地说：‌‌“哎，我爸是做生意的，从小就带着我出去历练，这种结交人的事我早就熟门熟路了。多个朋友多条路，也没什么不好。‌‌”

‌‌“你家是做什么生意的？‌‌”

‌‌“搞房地产的，我现在住的那套小区就是我家开发的。‌‌”她不甚在意地说道。

我当下决定闭嘴。

···

培训结束那天是周五，吴晴召集大家去县城唯一一家五星级大酒店吃饭，庆祝我们‌‌“脱离苦海‌‌”。我本来不想去，但还是被她硬拉着去了。

酒桌上，吴晴嚷嚷着大家再重新自我介绍一次。她首先开场：‌‌“我叫吴晴，农业局小会计一枚，爱弹琴爱旅游。家里是卖房子的，大家之后需要买房的话可以找我来打折。‌‌”

话音还没落，底下就有男生起哄：‌‌“最重要信息没说，是不是单身？‌‌”

吴晴落落大方地答道：‌‌“暂时单身！‌‌”

喝彩声和掌声响起，我看得出，在座的几个男生已是一副跃跃欲试的样子。

有了吴晴的介绍模板，接下来的人依葫芦画瓢。有人介绍自己父母是教书的，其实父亲是校长；还有人介绍自己父母是公务员，其实一个是主任，一个是乡长；当然也有一些介绍自己家是做生意或是父母在企业上班的，但因为没听吴晴讲过他们的八卦，所以我也猜不透虚实。

轮到我时，我说自己家是做汽车生意的。吴晴在边上眨着眼睛问：‌‌“那你每天是不是都可以换着车上班？‌‌”

3

正式上班的日子平静而枯燥。我每天早上6点半起床，坐最早的公交车往县城赶，1个小时后，我会在县政府的前一个站下车，再徒步上班——自从说了‌‌“家里做汽车生意‌‌”的谎话，我就很怕被别人知道我是坐公交车上下班的。有时候吴晴问起，我就只能推说自己有‌‌“开车恐惧症‌‌”，只能由家里人接送。

我在综合科的工作主要是协助王姐分发材料，准备大小会议；刘猛负责跟着局长出席会议，或是出差；张科长则主笔各种汇报材料和发言稿。相比刘猛和张科长，我和王姐的工作算得上轻松空闲，这算是体制单位对女同志的特殊关照，但这也就意味着很多女性公务员终其一生也只能当个科员。

不过据我观察，周围把公务员当成自己事业的女性少之又少。王姐就是县城里一个典型的女公务员范本。她大学毕业后进了单位，25岁结婚，老公是隔壁办公室朱科长的儿子，在水利局工作。现在女儿刚上幼儿园，每天上下学都由王姐接送。有时候幼儿园有活动，王姐只需要和张科长说一声，就可以一整天不用来上班。如果碰到女儿生病，王姐还可以请到一个星期的假而不必担心扣工资。

‌‌“公务员没有扣工资这个说法，干多干少钱都一样。‌‌”王姐解释。

虽然知道公务员的工资不高，但是拿到第一个月1800元的工资时，我还是有些吃惊。王姐说，公务员第一年拿的是试用期工资，第二年会翻倍的。我算了下，即使翻倍也才3600元，想到班级群里那些在上海工作的同学工资已经七八千了，我心里有些不是滋味。

吴晴倒是对工资这件事情满不在乎，嚷嚷着要请客，拉着一群人去了一家刚开的音乐酒吧，一晚上就把工资给花完了。

父亲虽然嘴里说着‌‌“工资少就少点‌‌”，但不免还是嘀咕：‌‌“辛辛苦苦读完大学，考上铁饭碗，最后就值这点钱？‌‌”

···

公务员的生活平淡无奇地过到第二年，我终于转正，拿到了3600元的月工资。每天重复的上下班路线，看腻了路边四季的田野，我开始感到一种憋屈的无力感。

虽然当初是冲着‌‌“体面‌‌”和‌‌“安稳‌‌”选择的职业，但我还是希望能够在工作中做出成绩。尤其是在身边有吴晴这样‌‌“先天条件‌‌”优越的同龄人，我只有努力才能有追赶的机会。

憋着一股气，我开始每天早早来到单位，打扫卫生，提前烧好热水，把大家的茶杯都倒满。复印材料、布置会议室的事情也都抢着干。

有一次局长提前上班，看到我一个人在办公室拖地，上来和我打招呼，顺嘴聊了几句。他问我来单位一年了，具体负责哪些事情。我说就是跟在王姐后面打打杂。

他皱着眉头说：‌‌“年轻人光干这些怎么行？我记得你是新闻系毕业的吧，到时候我跟张科长说说，让他带着你写材料。‌‌”

我心中一阵暗喜——在机关单位中，‌‌“笔杆子‌‌”都很受领导的器重。张科长就是靠着一手写材料的工夫得到了局长的赏识，虽然名义上只是个科长，但实际权力已经仅次于局长了。

当天下午，张科长从局长办公室出来后，把我叫到会议室，神色莫辨地看着我，似笑非笑地说：‌‌“怎么，小陈，觉得现在干的事情大材小用了？‌‌”

我赶忙摆手说：‌‌“没有没有，是局长主动提起让我跟您学写材料的。‌‌”

他盯着我的脸不说话，我惴惴不安地等待着。结果他突然笑了起来：‌‌“你紧张什么，年轻人想上进是好事。作为你的领导，我高兴还来不及呢。明天开始你就做我的第一个女徒弟吧。‌‌”

虽然张科长笑得和蔼可亲，但是我还是从他的眼神中看出了戒备。果然，他嘴上说着要教我写材料，但实际上只让我做一些零散的资料搜集工作。比如在网上搜集各位领导人最近的讲话，打电话到各个乡镇催促他们上交各种汇报材料。

有一次，为了汇总各乡镇的农业补助材料，我一个乡镇一个乡镇地跑了两个星期，才把所有材料收齐。可是刘猛私下告诉我，我拿来的这些材料根本就用不上：‌‌“你不知道张科长吃的就是写材料的这碗饭吗？你这么做，不是摆明了要抢他饭碗？张科长是大专毕业，他一直都忌惮我们这些本科毕业的年轻大学生。你猛哥我，从前也是中文系响当当的才子，你以为我愿意就跟在局长后面拎包？就张科长写文章那几下子，我分分钟把他秒杀——但是能怎么办？人家资历比你老，职位比你高，人际关系比你广。人家要想整你，你一点办法都没有。

‌‌”所以，老妹啊，哥劝你别太较真。你看人家吴晴，每天打扮得漂漂亮亮地来单位，做做表格算算数，不操心不管事，落得清闲还讨人喜欢。‌‌“

刘猛的这席话让我刮目相看。我一直以为他就是个局长的‌‌”跟屁虫‌‌“，没啥本事也没啥想法，没想到他只是把所有的才华都隐藏了起来。

4

不久后发生的一件事，完全验证了刘猛对我的警告。

那次局长临时需要一份汇报材料，张科长偏偏有事请假在家，无奈之下我只好‌‌”赶鸭子上架‌‌“。没想到我连夜加班赶出来的材料竟然得到了上级领导的表扬，局长很高兴，在周会上点名表扬了我，还开玩笑地对张科长说：‌‌”小张啊，你这个农业局笔杆子的地位恐怕要保不住了哦！‌‌“

张科长眯着眼睛看了我一下，笑着说：‌‌”我哪里比得过这些年轻人啊，小陈的才华那是有目共睹的，我以后一定好好培养，让她早日接班。‌‌“

前排的刘猛忧虑地回头看了我一眼，我意识到后，深深地把头埋了下去。

···

没多久，张科长就以‌‌”培养写材料需要政治思维‌‌“的名义，将分发报纸的任务派给了我。这原本是隔壁办公室临时工严姐的活，但是严姐老是把报纸的顺序弄错，让局长很是不满。

‌‌”这种有文化的活，还得交给有文化的人干。‌‌“张科长拍板定了下来。

那之后，我每天上午所有的时间都要花费在分发报纸上。邮递员把成捆没有整理的报纸送来后，我把它们搬到桌子上排开，归类，再按照前后顺序整理成份，叠得整整齐齐后送到各科室主任、科长的桌上。而局长的那一份我需要格外用心——局长不喜欢报纸有一丝的褶皱或不齐，自从被骂过一次后，我都是用尺子压在报纸上，量着刻度折，生怕有一丝一毫的差别。

以前我从不知道居然会有这么多种类的报纸，从日报到周报再到选刊，明目繁多，即使花上一周的时间也未必能够看完一天的报纸。

张科长依旧让我做收集材料的事情，而我却再没机会写过材料——接下来的半年里，张科长一天假都没请过。我积蓄的工作热情也被一天天地被消磨殆尽，身体一天比一天疲乏，有时候盯着桌子上的盆栽都能看上半天。

有一次，我正在会议室整理报纸，阳光从窗棱中穿透进来，我仿佛看到了40年后的自己：戴着袖套，用爬满皱纹的双手一张一张地叠着仿佛永远也叠不完的报纸。我突然感到了害怕。

吴晴经常在我叠报纸的时候找我闲聊。那时她正在副县长的儿子和水利局局长的儿子中间举棋不定。王姐一直撺掇她选水利局局长的儿子，不过吴晴的父亲却更中意副县长的儿子，理由也很简单：‌‌”选老公当然是选官大一级的呀。‌‌“

5

就在我憋屈的时候，父亲开始三不五时地带着家里的亲戚来办公室找我。他大概觉得经过一年，我该有的权力也有了，该结交的人也结交了，该是给老陈家办事的时候了。

第一次，他带着表叔找我谈贫困补助的事。表叔一把鼻涕一把泪地哭诉生活的不容易，还说起小时候他经常带我抓鱼的旧事。

我找刘猛帮忙，刘猛却说这事只有张科长做得了主。我本想作罢，但想起表叔的眼泪，我只能硬着头皮和张科长说了这件事。大概是我最近的消沉表现让张科长很满意，他很快就打电话，让乡里多加了一个名额。挂了电话，他意味深长地看着我，干笑了两声，说：‌‌”不错啊，小陈，这么快就知道帮家里办事了。‌‌“

如果说之前在张科长面前，我还保留着那么一丝‌‌”不低头‌‌“的自尊，那么这次主动的低头求人，让我彻底泄了气。

回到家我第一次对父亲发了火。我近乎咆哮道：‌‌”你以为我是谁？县长还是县委书记？我就是个端茶倒水送报纸的小人物，我没有那么大的权力，现在不会有，以后也不会有，以后你别再带乱七八糟的亲戚去找我办事了！‌‌“

父亲重重拍了下桌子，整个人从椅子上弹跳起来，不甘示弱地对我吼：‌‌”你这白眼狼，进了官家门就六亲不认了？让你当官不就是图自家有人好办事吗，再说今天这事不是办成了吗？‌‌“

我突然就泄了气：对啊，父亲的用心我不是早就很清楚吗？家里亲戚对我地嘘寒问暖，不就是想要我以后帮他们撑腰吗？这条路不就是当初我自己选的吗？

我徒然生出一种悲凉，仿佛人生陷入了一个荒诞的怪圈——热闹是别人的，我什么都没有。

···

因为帮表叔办成了事，我的‌‌”本事‌‌“在亲戚圈中被传得神乎其神。父亲又领着亲戚来找过我几次，但都被我挡了回去。有一次我不在，父亲恰好碰上了吴晴。吴晴一听他说是我爸，当场拿出手机，打给了她的追求者之一，几句话就把事情办成了。

这件事情让父亲突然醒悟到，单靠一个普通公务员女儿是远远不够的，去结交一个‌‌”当官‌‌“的亲家才能让老陈家在县城真正地‌‌”出头‌‌“。但凭他的人脉，很难去找这样的‌‌”门路‌‌“，于是，他做出了一件让我特别难堪的事情。

农业局为了方便大家联系，人手一份‌‌”联系手册‌‌“，上面有所有同事的电话与住址。父亲从我的包中发现了这个名册后，居然循着地址给各科科长、主任和局长家各送了两箱当季的葡萄，名义上是为了感谢领导们对我初来乍到的关爱，但是话里话外都透着‌‌”希望领导能给介绍个好夫婿‌‌“的想法。

父亲的这个举动让我沦为局里的一个笑话，大家时不时地就拿出来跟我打趣：‌‌”小陈啊，对象找着了吗？要不我给你介绍一个？‌‌“就连别的单位都知道农业局有一个‌‌”着急嫁人‌‌“的姑娘，每天的上班对我来说真正成了一种煎熬。

不过回家不也一样？每天到家，面对父亲‌‌”有人给你介绍对象吗‌‌“、‌‌”你自己就没问问‌‌“、‌‌”你怎么没去各单位看看‌‌“的三连问，我从起初的愤怒变成了最终的麻木。我情愿在马路上四处溜达，也不愿意跨进不远处亮��灯的家门。

收了葡萄的领导们，还真给我介绍了两回对象。

第一回是王主任，介绍的是他老同事的儿子，在乡镇工作。那个男孩高高瘦瘦，看起来忠厚老实。但父亲一听人家只是个乡镇公务员，见过一次面后就替我回绝了他。第二回是局长亲自出面，介绍的是社保局副局长家的侄子，在税务局工作。父亲很高兴，极力想撮合这桩姻缘，但是像我这种既不漂亮又不活泼的女孩子，自然很难入这种公子哥的法眼。得知‌‌”没被看上‌‌“后，父亲蹲在椅子上一言不发，我却反倒松了口气。

‌‌”你天天也不知道打扮打扮自己，穿得土里土气，还不会和男孩子讲话，怪不得人家看不上你。你看人家吴晴，穿得多时髦，嘴巴也甜，身后追她的男孩子还不是一抓一大把。‌‌“

我看了一眼自己的打扮，卫衣加牛仔裤，全身加起来不过100块钱。我想起吴晴每天一换的靓丽外衫，那句‌‌”人家爸是卖房子的，你就是个修车的‌‌“的话冲到嘴边，还是给生生地咽了回去。

吴晴不知道从哪里听到了风声，劝我：‌‌”我爸和你爸一样，总是催，我不照样活得开开心心。不就找对象嘛，我给你介绍。‌‌“

此时，她已经正式选了副县长家的公子当了男朋友。晚上吃饭，她果然带了个男生过来。席间那个男生问我：‌‌”听吴晴说，你家是做汽车生意的？是品牌代理还是4S连锁专卖？‌‌“

听了这话，我的脸上像是被人狠狠地抽了一记耳光，羞耻从脚趾顺延到身上的每个毛孔。

自从我当了公务员，我总觉得父亲变得势力爱攀比，但我又何尝不是一样？我想起读高中那会儿，父亲进县城修车常常会一身油渍地去学校看我，而我会自豪地和同学介绍：‌‌”我爸是修车师傅。‌‌“现在，那个女孩已经离我越来越远了。

也许公务员本来就不适合穷人家的孩子，也不适合穷人家的父母。

6

那天晚上，我终于下定了决心辞职。在想好后路后，我瞒着父母跟领导提了离职。

我的辞职轰动了整个农业局。局长说，这些年县里也有一些年轻的公务员辞职，不过都是男孩，我是近两年来辞职的唯一女生。

辞职手续办得很快，张科长找我进行例行谈话，做最后的挽留。见我去意已决，他叹着口气说：‌‌”我猜到你迟早有一天要走的——穷人家的孩子想干好公务员，不容易。‌‌“

看来他早就看出了我的家境，只是一直没有点破。更让我没想到的是，他竟然会提出请我吃饭。

两杯酒下肚，他谈起自己当初从讲台离开后的悔恨，也谈到了这些年机关工作的苦闷。他说他知道我们这些大学生都不服他，嫌他学历低、文笔差，但机关工作就是这样，一辈子最要紧的就是守住自己的这个坑。

他举着酒杯，大声道：‌‌”小陈，你这个女娃子有胆量，哥佩服你。大胆地去闯，千万别像哥一样，在这个小地方窝窝囊囊地过一辈子。‌‌“他在单位里一直是个谨小慎微的人，做任何事情都力求滴水不漏。这是我第一次见他这么放肆地讲话和大笑。

那几天吴晴见到我时也有点尴尬，就在她介绍我相亲的那晚，我和她坦白了自己的真实家境。她以为我是自尊心受伤，才会一时冲动选择了辞职。

我安慰她说，辞职完全是我深思熟虑后做的决定。她不解地问我：‌‌”女孩子当个公务员有什么不好，安稳清闲，还能赚点零花钱。‌‌“

我想对她说，当公务员或许对于她是最好的选择，但我不是，我什么都没有，我需要一份能够改变我和我家庭的工作，一份只要我努力就能够得到回报的工作。

办完手续的最后一天，我从县政府大楼里出来，驻足在广场上���望着这座高耸威严的大楼，我在这里工作快两年，却好像是第一次认识它，就像是第一次真正地认识自己。

我不知道以后想起这一天我会不会后悔，但是此刻，因为走下了台阶，我才看清了整栋大楼以及大楼背后的广阔蓝天。

后记

辞去公务员后，我孤身一人来到上海。

初到时，出租房里空荡得只有一张床，我裹着从房东那借来的一条床单捱过了第一晚。找工作的心酸自不必说，两年的公务员经验在企业看来还不如应届生。在炎热的6月，我几乎跑遍了所有接受我面试的公司，最终拿到了一份广告公司的文案工作。我常常加班到凌晨，回去后独自对着出租屋里空荡荡的白墙孤单得想哭。

父亲从知道消息的那一刻起就再也没和我讲过一句话。母亲说，我刚辞职的那段时间，他每天晚上都喝闷酒，白天也不爱出门，甚至还会刻意躲着朋友亲戚。

‌‌”不过，他最近开始跟我打听你的情况了，问你住在上海的什么地方，做什么工作。上次你表叔在他面前说你好好的公务员不干，非跑出去打工，肯定是脑子有病，你爸还和他吵了半天，差点没打起来。‌‌“半年后，我妈在一次电话中如此说道。

我又想起公务员报到的那天晚上，父亲站在县政府大楼前让我‌‌”为老陈家争气‌”的情景。对于父亲而言，我一直留在那栋大楼里就是一种争气；但对我而言，自从走出那栋大楼，我才第一次有了去争取的底气。

也许若干年后，我依然成不了老陈家的骄傲。但是我一定会成为自己的骄傲，一个赤脚奔跑的穷人家孩子的骄傲。（文中人物皆为化名）

来源：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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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链接：穷人家女孩做不起公务员 - 新闻评论

本文标签：公务员, 大楼, 女孩, 局长, 工资, 报纸, 政府, 父亲, 穷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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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谢选骏

犹太叛徒卡尔马克思宣称宗教是鸦片，因为他明白宗教的止痛作用。但是，作为无神论者，他用物质取代了上帝，用法则取代了圣灵，用科学取代了神谕，用资本论取代了圣经，用共产党取代了教会。

但是，和超验的宗教不同，他的共产主义理论是经不起证伪过程的检验的。

而在共产主义破灭之后，虚无主义的狂潮席卷神州大地。

在这种背景之下，物质的毒品取代了精神的安慰——

《毒品侵蚀的乡村：红白喜事都约着一起吸个毒》2017年4月25日说：

陈敏将自己与毒品的关系形容为“战争”。他发现，在过去数年间，毒品这一人们印象中昂贵的物质正变得越来越廉价，并从城市向乡村蔓延。

陈敏在自己的知乎主页顶端放了一张图，纯黑的底上是6个白色毛笔字：“与毒品的战争”。

自从去年10月回答第一个问题开始，半年时间里，他在知乎上回答了335个问题，获得33347次赞同、3204次感谢和7307次收藏。

“我的合租室友在家吸食可卡因，劝阻无效，我该怎么办？”“哺乳期吸毒女性，孩子吸食其乳汁后也会染上毒瘾吗？”

这335个问题全部和毒品有关。

34岁的陈敏是湖南一家自愿戒毒医院的行政人员，帮助吸毒人员戒毒、知乎上答题，并不是他的本职工作。

但他和毒品有着“公仇私恨”。公仇是指，在戒毒医院工作的两年间，他看见了太多的家破人亡、妻离子散；而私恨，是因为他的一个发小就死于吸毒。

他发现社会对毒品了解太少，决定站出来。

“毒品变得越来越廉价”

2月的一天下午，湖南长沙的一家自愿戒毒医院，陈敏进入封闭式住院区域。使用戒毒医院的电梯必须插入钥匙。

从医院大厅往左走，打开一道有人日夜值守的铁门，再用钥匙开启电梯，就进入了住院区，病房里有身价千万的富豪、法国留学的高知；也有普通的上班族和一贫如洗的农民。

陈敏拿着钥匙，开门、关门，开门、关门——要进入李剑锋的病房，他需要穿过5扇带锁的铁门。

陈敏想和李剑锋（化名）聊一聊。他常常和医院的戒毒患者聊天，除了对他们实施心理疏导，还有一个目的是获取案例，方便以后在网上遇到情况差不多的求助者时，进行针对性的帮助。

李剑锋被家人送到这所医院两个多月了，即将结束为期三个月的治疗，回归正常生活。

医生已经和李剑锋沟通好，他很愉快地接待了陈敏。李剑锋穿着大红色的衣服，他个头不高，身材匀称，气色不错，与常人印象里的吸毒者完全不同。

“大多数人印象里的吸毒者骨瘦如柴，到处是针眼。其实那只是海洛因。这说明我们社会上的许多人并不了解毒品，特别是新型合成毒品。”陈敏对剥洋葱（微信ID：boyangcongpeople）说。

三十多岁的李剑锋在长沙经商，生意做得不错，“一年几十万的收入吧。”他的妻子是医生，孩子乖巧懂事，家庭让很多人羡慕。

2015年，李剑锋开始吸毒。“生活太安逸了，朋友说找点乐子，就跟着一起玩这个（毒品）了。”冰毒和麻古进入他的身体，“混起来吸。五六天一次，一次半克冰毒，一粒麻古。”

（谢选骏指出：“生活太安逸了”的后面，是在共产主义破灭之后，虚无主义的狂潮席卷神州大地。）

“一克冰毒200块，一粒麻古50块，打个电话就能送到手上，很容易。”在讲到毒品来源时，李剑锋感叹，“抽得起烟就吸得起毒。”

陈敏说，毒品这一人们印象中昂贵的物质正变得越来越廉价，特别是合成毒品。这让他忧心忡忡。

进入病房，必须经过5扇带锁的铁门。

一名从事戒毒工作十余年的医生介绍，近些年来，中国甚至正成为新精神活性物质输出地。由于制毒技术的发展，犯罪分子依靠国内良好的化学工业基础，生产合成毒品越来越容易，国产合成毒品“产量大价格低，打得金三角没有招架之力。”

国家禁毒委发布的《2015年中国毒品形势报告》显示，2015年，全国破获制造冰毒晶体案件484起，涉及广东、四川等26个省份；破获制造氯胺酮案件118起,涉及广东、广西等12个省份。国产毒品缴获量79吨，占全国毒品缴获总量的77.3%。

全国绝大部分省份都有冰毒制造窝点，这也让李剑锋等人获得毒品变得容易。

我国实际吸毒人数有多少？超过1400万。这是国家禁毒委副主任、公安部反恐专员刘跃进两年前对媒体给出的数字，他参照的是国际上通用的吸毒人员显性与隐性比例。

李剑锋说，吸食冰毒后，人会变得很兴奋，“可以玩几天几夜不睡觉”，欲罢不能。

“海洛因害自己，而冰毒是害身边的人”

“吸冰毒后，想问题地时候会偏执，会钻进去。”李剑锋说，“比如说赌博，我没吸毒时可能输个十万块钱就不玩了。但吸完后，输二三十万我都不会走，一直赌到药效过去。”

妻子下班晚回来几十分钟，他就会怀疑妻子有外遇；孩子不听话，他就会怀疑孩子是不是自己亲生的——他甚至带孩子去做了亲子鉴定；他怀疑手机被人装了监控软件，换了七次手机，从苹果换到老式黑白屏诺基亚。

“那种状态就是，只要你脑子里出现一个念头，就会一直想下去，最后当成事实。”

这是冰毒吸食者的普遍状态。陈敏介绍，冰毒等新型合成毒品的吸食者一般会经历四个阶段：偶尔吸食、成瘾依赖、毒品滥用、精神障碍。

“明显的精神障碍一般在吸食两年左右时出现”，陈敏说。李剑锋做亲子鉴定、频繁换手机等一系列异常行为引起了妻子的怀疑。

作为医生，妻子很快确认丈夫在吸毒，她把夫妻两方的至亲召集起来，将李剑锋绑到了戒毒医院。

“刚来的时候我觉得他们都疯了，要害我。”李剑锋对剥洋葱（微信ID：boyangcongpeople）说，“治疗一个多月后，我才慢慢意识到，疯的是我，我以前做了很多荒唐事。”

陈敏介绍，许多刚接触冰毒的人觉得，冰毒吸了之后身体的瘾很小，所以吸起来没问题。但实际上，冰毒对神经系统的伤害非常大，但伤害的是人的精神，不像海洛因会让人身体溃烂，所以吸食者自己察觉不到它的伤害。直至患上“苯丙胺精神病”。

“苯丙胺精神病”是反复使用中等或高剂量苯丙胺导致出现以妄想为主的精神障碍，可在用药过程或之后出现，常伴有听或触幻觉、情感不稳、活动增多、敌意，甚至非理性和突然的暴力行为。

“我疑神疑鬼，如果不是被送进来，继续下去肯定会出事。”在聊天中，李剑锋多次重复这句话，后怕不已。陈敏知道他后怕的原因：前年，湖南一名男子在吸食冰毒后，精神失控，将亲生儿子摔死在地上。“海洛因等毒品更多地是害自己，而冰毒是害身边的人。”

根据《2015年中国毒品形势报告》，2015年，全国报告发生因滥用毒品导致暴力攻击、自杀自残、毒驾肇事等极端案件事件336起，破获吸毒人员引发的刑事案件17.4万起，占刑事案件总数的14%。

“有些农村办红白事，都会约着吸个毒”

陈敏两年前从一家互联网公司跳槽到戒毒医院，他图的是医院的工作更规律、稳定。

但随着与吸毒人员接触越来越多，一个隐秘的世界慢慢向他拉开帷幕。

进入医院的吸毒人员，几乎人人家里都有一部血泪史：有人与至亲拔刀相向，有人家破人亡，有人妻离子散。

他总想起发小刘元（化名）。刘元与陈敏都出生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初的湖南岳阳，两人从小一块上学，一起玩耍。

与陈敏按部就班读书、工作的白领生活不同，刘元很早就去了深圳的“道上混”。陈敏还记得十年前自己去深圳看望刘元，那时刘元已经染上了毒瘾，每天都要注射海洛因。

“他那个时候偷、抢，还拉皮条，只要能弄到钱，什么都做。”陈敏说，在深圳时自己既震惊又心痛，没想到当初的好哥们儿会变成这个样子。劝说无果，陈敏慢慢就和刘元减少了联系。

2013年，陈敏回老家村里，才再次听到刘元的消息。原来，2011年，刘元就去世了，留下了年迈的父母和一个不到十岁的女儿。

“村里人说，2011年广东的警察发函让老家的警察调查他，他在广东犯了事。当时刘元躺在床上，全身上下没有一块好的地方，浑身散发着一股恶臭，警察看了一眼就走了，从此再没有过问。警察知道他时日无多，抓了也没用。”警察走后不久，刘元就去世了。

“在他生命中的最后一段时间，他父母带着他到各戒毒医院和强制戒毒所戒过多次毒，但由于他的身体各器官已经被海洛因严重损害，完全不能适应没有毒品的生活，都以失败告终。生命的最后，像一具木乃伊躺在床上，全身上下难得一块好皮肉，到处是溃烂的伤疤。”陈敏回忆。

发小惨痛的经历与工作中接触的惨剧，让他开始留意毒品蔓延的轨迹。

他慢慢发现了一个让他震惊的事实：一些地方毒品的泛滥已经到了触目惊心的地步。“有些农村办红白事，都会约着一起吸个毒，发毒品就像发烟一样。”

尤其让陈敏感到难以置信的是，在某些农村地区获取毒品相当容易，“打个电话，半个小时就有人送到，比外卖软件还快。”

陈敏每天都会抽出一会儿时间上知乎解答网友的问题。

“毒品下乡”正成为一种趋势，陈敏工作的戒毒医院院长李江红给剥洋葱（微信ID：boyangcongpeople）提供了该医院的统计数据。“医院住院病人原来以城市人为主，2015年之后，乡镇及以下农村病人占据病人总数的50%以上，并有加速扩大的趋势。”

陈敏认为，目前社会对合成毒品的认知不足，是农村“毒品下乡”的重要原因。“海洛因时代，国家对毒品的宣传很到位，海洛因等传统毒品的危害已经深入人心；但对越来越流行的化学合成毒品，国家却是少有宣传，这也造就了民众对于毒品的概念还停留在海洛因年代。尤其是农村人口，对合成毒品的认知存在极大的误区，认为其不上瘾，对其危害、预防及成瘾后治疗等根本没有概念。”

戒毒医院院长李江红介绍，2009年以前，该院住院病人传统毒品成瘾者由与合成毒品成瘾者的比例为9：1，2015、2016年的数据则刚好相反，合成毒品成瘾者占全部戒毒病人的90%以上。

与毒品的战争

陈敏将自己与毒品的关系形容为“战争”，而战场，在网络上。“我的想法是，用业余时间让更多人了解毒品的危害与治疗，也许能救回许多家庭，社会对毒品了解太少了。”

去年10月，他开始在知乎答题，他发现，知乎上对于毒品的问答，大多极不专业。

比如有人问关于毒品的问题，上面的回答大多是“毒品沾上就没救了”“吸了毒就骨瘦如柴”“吸毒的人都是人品有问题，活该”等等。

“这和以前对毒品进行‘恐怖教育’的内容是一样的。”陈敏说，国外对吸毒的专业描述是“药品滥用”，沾上后可以经过治疗痊愈，不能放弃治疗。“毒品不是戒不掉的，戒掉了就是正常人。”

在知乎上，关于毒品的问题，陈敏几乎有问必答。

陈敏在知乎上回答问题。

他每天会接到四五条关于戒毒的私信，里面大多是家人吸毒怎么办，怎么戒毒的内容。他总会给出各种建议，然后再留下一句，“如果有条件，建议送到专业的治疗机构戒毒。”

向他咨询的，绝大部分是年轻人。甚至有些是“孩子”——未成年人。

一个15岁的留守少年，染上海洛因长达两年。父母在外地打工，小男孩与家中老人在一起，缺乏父母的关心和教育，对读书也没什么兴趣，在义务教育期间中途辍学。他整日在家乡游荡，结识了吸毒者，被引导诱惑吸上了海洛因。

毒品“下沉”得越来越厉害，这最让陈敏忧心。《2015年毒品形势报告》显示，在全国现有234.5万名吸毒人员中，不满18岁的有4.3万名，占1.8%；18岁到35岁的有142.2万名，占60.6%。

陈敏医院的数据也显示，来住院戒毒的病人原来多数为社会高收入人群，现在逐渐向中低收入者，甚至向贫困家庭蔓延。病人的年龄也从10年左右的30岁以上为主，逐步低龄化，到现在平均年龄约25岁，年龄最小的住院者仅13岁，初中在读。

而有一些在吸毒家庭的孩子则更早接触了毒品。2015年10月，湖南株洲一个2岁男童突然昏迷，孩子的尿液呈冰毒阳性。警方调查得知，男童的爷爷吸毒后将吸毒工具随手扔在屋内，被孩子接触到了。

陈敏有两个孩子，大女儿6岁、小女儿1岁。他总会想，孩子长大后的世界会是怎么样，毒品被控制住了吗，会有人引诱她们吸毒吗？

“我不想子孙后代生活在一个毒品泛滥的年代。”陈敏说。

······

谢选骏指出：显然，陈敏没有意识到，“虚无主义”才是毒品泛滥的真正原因。是无神论导致毒品泛滥。这是因为，每个人都会面临生死的问题，如果生存压力太大，人们还会忽略生死问题，甚至铤而走险、“一不怕苦二不怕死，但是生活安逸了的人们，如果没有超验的宗教进行安慰解痛，就会落入虚无主义的陷阱。人和动物不同，具有终极关怀的需要，所以我认为，如果要从根本上解决毒品泛滥的问题，中国就需要一个宗教的复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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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链接：谢选骏：无神论导致毒品泛滥 - 新闻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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