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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菲•刘易斯：女权主义常在。回应Caitlín Doherty和Becca Rothfeld

原文链接：Sophie Lewis: Feminism Lives. A response to Caitlín Doherty and Becca Rothfeld. 16 Aug 2023

翻译：bnuuy

近期，新左翼评论的博客SideCar刊登了两位才华横溢的思想家——Caitlín Doherty和Becca Rothfeld——有关女权主义的一番交流。新左评论联系我进行回应，我因此写下这番文字。（博客的编辑部门决定不予出版。）感谢Emma Heaney和Rosie Warren鼓励我写下这篇回应，感谢Grace Lavery鼓励我仍把这篇文章发布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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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itlín Doherty的“一种女权主义风格”和Becca Rothfeld的“一种行动主义实���”重复了一种并不新奇的姿态：批评者将视野狭隘地对准那些最为反动的成分，便可以将女权主义的现状斥责为糟糕的。当前，女权主义政治思想对Doherty而言“极为无趣”，“毫不令人激动”；对Rothfeld来说“乏善可陈”，“枯燥和缺乏想象力”。在Rothfeld不乏感叹的描述中，挺身而进式女权主义在Sheryl Sandberg的同名书出版十年后仍然占据主流。或许如此。但即便是Michelle Obama也在2018年批评了“女强人教义”的精英主义。就像Rothfeld去年在漂流杂志感叹的那样，毫无疑问，“Pussy Hats令人尴尬”。但如果一个人只着眼于资产阶级主流，又同时与这一主流进行认同，为一种疏离、犬儒的自我安慰式姿态寻找攻击对象是很容易的。

我认同Doherty对一种或可被称为“女性悲观主义”意识形态的感受：这是一种聚焦痛苦、伪装成激进女权主义、被Alice Echols称为“文化女权主义”的意识形态（也催生了近期Andrea Dworkin的重新流行）。但我还想更进一步说，写下《替罪羊》和《交媾》的Dworkin以她的卓越风格试图（但未能成功）“恐吓到无声屈服”的并非只有女权主义的敌人。她的目标还包括其它女权主义者：像犹太裔女同性恋社会主义者Joan Nestle，她在1981年美国作家大会为一场“关于色情制品和情欲”的专家会谈录影，并对Dowrkin“反对阴茎的一连串布道”感到恼火至极，会后径直回家打出了一篇标题为“我的母亲喜欢做爱”的声明，为自己阶级的女性辩护。“我的母亲在67岁的年纪仍然想要性，并对自己没有牙齿之后能做的事情大开玩笑。我的母亲 … 是一个喜欢做爱的工人妇女，她相信若自己愿���，便有权在身体里放一个阴茎。”

相比而言，Doherty对自己同代“30岁上下的女性”感到“尴尬”，因为她们在2010年后的十年间将女权主义作为自己“主要的政治身份”，但这种女权主义（哪种女权主义？）事后证明极易被笼络。她描述自己抛弃“妇女运动”，转而追寻一种“由对资本主义的批判驱使的行动主义方案”，而女权主义近似几何式地与其“交叉”。在20多岁的时候捍卫一种非反资本主义的“妇女运动”无疑是令人尴尬的，但这真的是那时候唯一存在的女权主义吗？在我的记忆中，事情并非如此。与现在一样，那时有聚焦性工作和妊娠去罪化的英语系女权主义，她们呼喊“面包，玫瑰，也要【替代疗法用的】荷尔蒙”，占领无人的房屋，要求为所有人提供性别肯定医疗保健，起诉警察，并与那些为逃离核心家庭的人提供庇护的收容所和公共项目一同对抗财政缩减。

#MeToo的支持者并非像Doherty说的那样只有职业女性。Madeline Lane-McKinley在2018年指出，一直以来都有一个“自下而上的MeToo运动”，这一运动由草莓采摘工，洗碗工，医护工，以及酒店保洁工的集体诉讼驱动。哪些人的强奸得以写入新闻头条，这背后的阶级政治必须被指出，且已经被指出过。但是，演员不论富裕与否，也不应在一个强奸是默许劳动条件一环的产业工作。同理，Rothfeld在她对Doherty的回应中正确地坚称，多布斯案后的美国女权主义运动需要加倍努力争夺生育自由，“通过地下网络分发避孕药”以及跨过州境将需要晚期堕胎的人偷运到诊所。但是，跨性别女权主义在两篇文章中均未受提及，这让我感到担忧。

近几年，英国和美国爆发了一阵试图掐灭跨女气质——以及青少年跨男气质——的厌女症（包括女权主义的厌女症），这显然是今日女权主义政治对抗的焦点之一，并与对终止妊娠劳动权的攻击密不可分。针对二者的反抗式动员规模壮观。在我居住的费城，多布斯案的判决提前流出后，一个跨性别女性占显著多数的队伍立刻投入行动，不意外地借助常年在法外创造集体身体主权的经验，与怀孕的兄弟姐妹们一同强化生殖正义的政治网络，而后者中的许多人现在正在以行动回报这一团结。

从我的位置看去，马克思女权主义正处在一个黄金时期，特别是因为它激发了大量自称的“跨性别马克思主义者”，藉此机会复兴围绕家务劳动价值形式的停滞辩论，同时扩展和变革由Silvia Federici等人普及的“社会再生产理论”。“家庭废除”的性别解放前景重回讨论桌，与此同时还有（来此Verónica Gago和同伴们）对“女权主义罢工”的策略性讨论。我们正在见证围绕“女权主义国际体”的理论对话（Gago, Ewa Majewska），围绕“反顺性别的女权主义”（Emma Heaney, Cameron Awkward-Rich），“家庭废除”（Tiffany Lethabo King, M.E. O’Brien），“去殖民女权主义”（Françoise Vergès, Thenmozhi Soundararajan），以及“【监狱】废除女权主义”（Angela Davis, Beth Richie）。

如她们自己所言，Doherty和Rothfeld共享的愿景是看到“与女人作为女人的整体性经验进行的理论互动”。但当代女权主义理论呼唤我们果断接受的恰恰是：有些女人（women）压根就不是女人（Women）。换言之，女性化和去性别化等种种历史过程，与通过殖民强加的顺性别指向，共同生产了多元的女性身份，其中一些常常是非白人的女性身份永远不可能成为“母亲”——这里，“母亲”是一个私有权意义上的亲属关系机构。这些性别压迫在资本主义的整体中同时、并列存在。“今日女权主义描述的问题究竟是什么？” Doherty问道。其中一个问题便是顺性别劳动分工——把本可以是愉悦的性别差异（differences）转换为可以让价值流动的性别差分（differentials）。谈到女权主义，杀死、嘲弄或打击一个目标永远是容易的。但是，不论是在文字里还是在街头上，一个令人惊异的政治联盟正在对资本主义进行去自然化，并寻找将照料共产化的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