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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播的學科性

貝爾納．米耶熱（Bernard Miège）。《傳播思想》（La pensée communicationnelle）引論，頁4-5

因此，傳播思想同時具有思辨性反思和科學生產的性質。

最常見的是，它超越現存的學科分割，或是來源於自身領域深感侷限的不同專家：

它將這些新專家和來自某些職業領域（網絡工程師、廣告從業人員、記者、溝通負責人、「戰略監測」專家 [spécialistes de la veille stratégique]）、電腦通訊服務設計師）的專業人員的思考聯繫起來；

它專注國家政策、職業策略、技術應用以及各社會機構實際中的變化；

它隨著時間的流逝而發生著深刻的演變，並且根據國家的不同而呈現多樣性（在美國，更多的關注於直接應用，而在西歐，至少在根源上，總體而言更具有批判性）；

從80年代初開始，它超越了專家圈子，在相當大範圍內擴散，達到了部分地成為意識形態的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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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view: Fuchs論社群媒體的異化

第五章〈網路，社群媒體，以及霍耐特對盧卡奇物化、異化理論的解讀〉（The Internet, Social Media and Axel Honneth’s Interpretation of Georg Lukács’ Theory of Reification and Alienation）。摘要與心得。

馬克思主義試圖處理，人的本質與其生存產生了衝突，從而揭露異化（alienation）的現實困境。作者Fuchs回歸這個基礎關切，探究何為人類的生存本質？何為社會的社會性本質？這種本質性探問至今，作者認為，Rosa 與Jaeggi 儼然棄守了「客觀社會條件是獨立於人類意識」的真偽辨識，主張「去黑格爾」、「去盧卡奇」的異化概念，乃是同霍耐特（Honneth）所指出，傅柯受尼采影響帶來社會哲學的移轉以降，突顯對普遍主義的厭惡（頁155-157）。然而，Fuchs認為，「異化」可被解讀為所有社會所具備的先驗重要性內在特徵，因此主張，批判理論應該設定一個廣泛的原則（連結唯物論、辯證道德理論），去檢視，反思，病態的社會實踐如何背離了美好的生活條件。

延自黑格爾 、米德（Mead） 對於「承認」（recognition）概念的闡釋，霍耐特區分出三種現代社會中「承認」的形式，愛（love）、平等（equality）、成就（achievement）；重塑出社會承認的三模式，家庭與朋友提供情感支持，法定權利的認知尊重，及價值共同社區賦予社會尊重。重點在於，藉由發展心理學實證「他人的承認與同情的參與先於認知（cognition）」，如此，「承認對方構成了語言理解的非認識性先決條件」，提示了社會的先驗性內在本質——溝通行動的前提在於社會承認（recognition）。

這個「承認」與慧雯老師「倫理閱聽人」（ethical audience）的概念吻合，即引用Levinas：「人與人的遭逢，是一種不可化約的關係，這種面對面的關係，使得人能夠瞭解他人的先驗性，以及他人與我之間絕對的異質性（頁109）。」其中「遭逢」、「關係」、「先驗性」的構聯顯然重疊，提取出「我—他者」的維度，能有效將他人納入自我的視野，這顯然是對社會性的肯認，早先即潛伏（低調而存在）於傳統媒體閱聽人的社會機緣，藉由社群媒體之科技機緣下放大並彰顯的現象。

（哈伯瑪斯路過！哈伯瑪斯將溝通的物化視作生活世界的殖民化，但他分別政經系統與傳播領域，主張傳播是單純、非工具性、解放性的，忽視了傳播藉由中介金錢與權力的積累，本身的工具性，成為積累與支配體系的一環。）

【註釋】

Rosa認為，我們並未異化於我們真正的內在本質，而是異化我們在空間、時間、社會、實踐、客體維度中適應世界的能力。

Jaeggi認為，異化在客體與主體的意義，分別是權力與感知／意義（sense/meaning）的缺乏；異化不是缺乏關聯，而是一種與某種事物的關係，儘管是不相關的關係。異化的概念存在兩個主要問題：如何客觀定義獨立於人類自我定義的好、與原始本質和解的概念。Fuchs歸結Jaeggi看法，自我異化（self-alienation）是個人所為之力量（power）與存在（presence）的缺乏，個人行為與慾望之認同的缺乏，或者對自我生活之參與的缺乏。

黑格爾四種「承認」的向度，承認家庭所提供愛的需要，承認公民社會、法律制度中人的自主權（autonomy），國家對個人特殊性的承認，對道德生活、團結過程的承認。

Medd三種承認：愛、合法權利（legal right）、團結（solidarity）。

3乘3結構（主體、主體間、客體 × 經濟、政治、文化）的申論

霍耐特主張一種道德一元論（moral monism）。對他而言，承認和社會性（sociality）是社會的內在品質，允許具備先驗政治意涵的道德判斷（即構成社會本身的政治絕對命令，不公正、不公平是應該在政治上有所改變的）。物化（reification）便是對承認的遺忘：我們忘記了我們的知識、存有、認知乃是基於承認與同情的參與；正是這種遺忘，造就了其他人被視作事物（things）（頁163）；此處可區分出三種物化形式：在我們與他者的關係上、自然／世界、我們自己，亦即：主體間（intersubjective）、對象／客體（objective）、主體（subjective）三種。

作者Fuchs指出，霍耐特批評馬克思是社會經濟簡化論，但霍耐特自己的理論認識中卻缺乏工作、經濟的維度，是一種無視社會物質性的哲學理想主義形式（頁159）。為了補足這部分的空缺，並開展霍耐特「人類的社會及道德存有」見解，其倫理意涵對於美好生活的考量，Fuchs引進黑格爾的辯證思維 ，提出「共同」（co-）這個向度，並（令人無比厭世的）指出，社會性是社會物質的重要向度，人類無法孤立而只能存在社會關係中，「They are producing and working beings」。物化，意指社會關係裡，忘記了承認的需要，從而羞辱、不尊重他人；異化，意指人類不能以促進共同利益的方式來掌握基本社會結構，從而使特定階級、菁英掌控並利用他人（頁165-166）。而盧卡奇（Lukács） 的「目的論」（teleological）正是為了克服工作（work）與想法（ideas）的分離；按此假定，使用價值（use-values）、集體決定（collective decisions）、定義（definitions）作為社會三領域（政治、經濟、文化）中人類社會活動提出的基礎目標（頁164）。「人類共同合作以實現某些目標」，其倫理意涵由此衍發，Fuchs強調，人類並不是互相承認彼此以圖生存而已，他們是一起在共同合作（co-operation）過程中生產社會世界（social world）。

（定罪）九宮格維度既成（頁171），作者Fuchs將Facebook放進去釐定。關於數位異化（digital alienation）如何發生？Andrejevic認為，線上社群活動生產的可轉讓性，這種數據陰影（data shadow）異化本身的關鍵，導致演算法異化，基此在數據採掘、大數據分析、統計相關性中定奪了生命機會。Fisher卻主張，異化是指存在狀態不能掌控某些東西（如勞動過程、產品等），而這種更少的異化指向更大可能的自我表達、生產過程的掌控、自我客體化的本質及連結、與他人溝通；矛盾的是，Fisher指出，使用者在「溝通���社交化、建立社交網路、分享資訊、對話友人並閱讀其貼文、追蹤及被追蹤」中去除了異化同時也加劇了剝削。按理，剝削發生於異化之際，Fuchs歸結兩方殊異觀點，Andrejevic的異化論建基於客體向度（數據）、Fisher的異化論建基於主體向度（經驗），是以在解讀上的正反面。

我最為感佩的是，作者Fuchs的分析誠然是先見之明，完整勾勒出當前Facebook引發（大眾生存）的危機意識。「在主體間與客體的層面，Facebook的異化意味著：經濟上，對於使用者數位勞動於生產數據商品的剝削，從而對數據的使用方式產生價值並失去控制；政治上，Facebook與其他通訊公司合作，形成一個監控產業體，破壞自由主義；文化上，意義創造的注意力與線上知名度的不對稱，讓使用者相較名人、強大組織處於劣勢地位（頁171-172）。」Fuchs以數位拜物教（digital Fetishism）結論當代病徵，數位媒體以線上社交的直接性掩蓋了更為抽象的數位剝削、控制、監控、排除的現實。

本文偶也提及抗爭（struggle）的可能。我總覺得，問題都是老問題，這大概是法蘭克福批判學派永遠佔有一席之地的理由。只是意識到新現象裡的老問題怎麼解決？那就是正義、倫理的永恆提問，對於臉書，歐盟近日設下更為嚴格的準則去保障隱私權，將自由與民主奉為圭臬的美國可能要畫出政治紅線，保障真正公平的選舉環境，看不下去臉書販賣／榨取使用者的個資，各國政府或可以課以重稅以饗社會福祉。

雖說結構問題總得回到制度面去解套。但這可能不代表，個人就不需要去面對結構。在本文中，提到「化己為所用」（self-appropriation）這個概念，實踐self-appropriation，意味著我們可以在這個世界、在我們的社會關係裡有所累積，如此，方在自我行動中存在、掌控自己的生活、挪用社會角色、認同自我的慾望、參與世界。先不管這種提議有沒有思考上的漏洞，但這麼積極，未免也太疲倦艱難，太理想主義了，我覺得。

【註釋】

黑格爾認為，世界恆常不是其所呈現，其真相隱藏於眼前的存在之後，本質乃是建構存有真相的背景（background）。現實性（actuality）作為存在，以一種現象的真相相應其本質；現實性統一「本質／內在」與「存在／外在」。

盧卡奇認為，物化是階級、菁英分離了人與社會的本質的過程，導致人與本質存在產生了衝突，一旦人的本性被征服、變形、殘廢，我們才能說出客觀的社會異化條件。

P.S 我以為，面對徒勞最好的方法可能是徒勞以對，那面對異化最好的方法可能就是異化本身。直到現在，我還是很驚訝，使用者針對祖克柏及其臉書的全球性跳腳，彷彿無數人付出了信任，真切的生命，美好的事物等等之類的；我下載了關於臉書蒐集使用者個資的檔案（天知道這就是全部），裡面有照片、對話紀錄、動態等，順手打開幾個，因為有夠無聊與佔空間的，就刪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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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攝影小史〉閱讀心得

一、攝像裡頭的生命

　　曝光過程使得被拍者並非活「出」了留影的瞬間之外，而是活「入」了其中：在長時的曝光過程裡，他們彷彿進到影像裡頭定居了。

（班雅明〈攝影小史〉頁24，許綺玲譯）

這句話令我想起天文攝影中的長時曝光技術，夜空裡的星圖，star trail。以及，1889年，梵谷去世前一年畫下的〈星夜〉（Starry Night）。

資料來源：http://bokayeh.deviantart.com/art/Startrail-above-a-village-624950816

Vincent van Gogh: The Starry Night

二、視覺意象與圖說

　　報導與真實性並不總是能連上關係，因報導中的相片是靠語言來相互連結，發揮作用的。……。這裏，一定要有圖說文字的介入，圖說藉著將生命情境作文字化的處理而與攝影建立關係，少了這一過程，任何攝影建構必然會不夠明確。

（班雅明〈攝影小史〉頁54，許綺玲譯）

班雅明討論相片與圖說之間的關係。令我想起，卡爾維諾（Italo Calvino）在《給下一輪太平盛世的備忘錄》探討〈準〉這章，提及影像在於當代，對於創作的衝擊，文字或者語言仍然扮演著如何的角色，以下摘錄：

　　我們生活在一個意象不斷在周圍流轉的世界裡，最強勢的媒體將這個世界轉變為意象，並且藉著玩弄鏡子的幻術將它變成多重的世界，這些意象被剝奪了內在的必然性，那種必然性使每個意象具有形式也有意義，引人注意，有可能成為意義的來源。這雲霧一般的視覺意象驟然消逝，像夢一樣，不在記憶裡留下痕跡，不消褪的唯有疏離與不安的感覺而已（頁85，蕭麗君譯）。

　　文字連接可見的蛛絲馬跡與看不見的、不在場的事物，我們渴望或害怕的事物，就像脆弱的臨時吊橋，懸在深淵上空。……。基於這個理由，適切地使用語言得以直接、專注而慎重地接近看得見和看不見之事物，並敬重那些不以文字作溝通的（呈現或沒呈現出來的）事物（頁105- 106，蕭麗君譯）。

或許得以呼應班雅明注意到圖說的意義，他認為，缺乏圖說的攝影將不夠「明確」，在另外一篇也提及呂哈梅曾言：「我已經沒辦法隨心所欲地思考。流動不停的影像已取代了我自己的思路。」這一句，在卡爾維諾筆下得以更推進一步，討論的是「意象」，當視覺意象如夢遠去，將不在記憶裡留下痕跡，徒然剩餘的，只是某種疏離及不安。正如班雅明憂慮的「不夠明確」，卡爾維諾探究文學技藝中的「準」，是以，看不見的、不在場的事物，關於渴望或者害怕的那些，文字將能扮演著「脆弱吊橋」的意義，在於直接地接近看得見與看不見的事物，從而提醒著我們，那些不以文字作溝通的事物。

在傳播科技進展下，身處於影像浸泡的當代，陶醉，直到麻痺於視聽的感官世界。如果回到媒體的觀點，媒體協助我們感知這個世界，並在某個向度上，接近真實；但卻在另一方面，像是麥克魯漢所言，我們如同水仙花自戀一般耽溺於影像的內容，沈迷於媒體中介以後的影像內，攬鏡觀照卻除了自己（看得見的），關於身旁的大千世界（看得見的與看不見得）卻一無所悉，終於，跌落於鏡面，自我失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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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械複製時代的藝術作品〉讀後筆記

　　班雅明描述「自然的靈光」，是靜歇於夏日正午的遠山弧線、樹枝投影，雖遠猶近，直到事物在空間裡「拉近」於我們自己而衰退，破壞而消散；對於事物的複製品而言，儘管取消了「真實性」的意義觀念，更在於揭開其面紗，能夠掌握其「獨一性」，從而感受到具有「事物皆同的感覺」。

　　這樣的說法，神秘猶然蠱惑著我們理解網路時代中的影像。總是在第一時間流散傳佈的影像，靜態或者動態，如今已然取代「複製」這個動詞，並傾向稱之為「分享」（sharing）的表達方式，大概說明了當代對於「真實性」意涵的觀念更形薄弱，社群媒體協助大眾之芸芸個體拉近這個世界的圖像，誠然體驗著「事物皆同的感覺」。但就理解而言，228事件紀念日四天連假中種種衝突場合，及至先前俄羅斯大使於土耳其遭致暗殺的場面，前者為符合某種媒體格式而紛爭的肢體表演（如鬧場人士的空氣假摔），後者清晰照片中暗殺者西裝畢挺整體畫面太過乾淨顯得虛假等（AP Images臉書上的各種tag）——這些所謂影像的「靈光」，自然的靈光，雖遠卻近在眼前，或應悲傷，或應震驚，卻像是班雅明指出電影相較於舞台劇對於演藝靈光的抑損，我們的感覺同等於瀏覽劇照一般，隨之煙消雲散。

（左）槍手當眾槍殺俄羅斯大使。（右）新書發表會上鬧場人士空氣假摔。

 　　我認為「靈光」的含義，能夠呼應John Berger在BBC紀錄片Ways of Seeing（1972）第一集中，探討繪畫及當代繪畫複製品，其中，攝影機讓藝術可以傳送，但也摧毀了其原本的含義——正如班雅明所謂藝術作品／真品的「此時此地」；Berger前面也述及，繪畫與建築之間原先不可分割的關係，教堂或小禮拜堂中，「圖畫的唯一性是它所處位置的唯一性的一部分，圖畫周圍的一切都是對其含義的肯定和鞏固。」

　　繪畫本身最重要的兩點就是，它們的圖像是無聲（silent），靜止的（still）。有時，這種不被打擾的寂靜和靜止會特別引人注目。似乎，完全靜止，安靜的繪畫變成了一條通道，將其所代表的時代和觀眾所處的時代連接了起來；有一些東西以比光更快的速度穿過那條通道，湧現在觀眾眼前，令人懷疑起時間的存在（底線註記為筆者為強調所加）。

　　從Berger更為清晰的說明裡，我們或許可以大膽地推論，靈光的存在，其意義之一，正是建立起觀看者／閱聽人與影像內容的連結。回過頭來看，當代社群媒體環境中，諷刺的是，正是主張「連結」的「分享」機制對於影像的剝蝕，我們在於形色螢幕裝置中不自禁地編輯，放大，擷取，調色，其後傳輸，流傳，散佈，靈光黯淡終至消殞——基於傳播科技對於「閱聽人觀展／表演典範（Spectacle/Performance Paradigm）的應許，媒介生活（media life）時代脈絡到來，生活裡時刻產生並充斥「使用者自製內容（user generated content）」，閱聽眾浸淫於無數而紛異影像的感覺，卻愈顯疏離與無感。

　　從這篇藝術品的複製討論看來，班雅明對於新科技的出現，樂觀，傾向科技決定論。若以此歸類，很難不去聯想到旗幟明顯的傳播學者麥克魯漢，班雅明比喻畫家與攝影師對於實景觀測的對比，巧似巫師與外科醫師在於醫病關係上的遠近；有趣的是，相對而言，從媒體科技切入，麥克魯漢提出招致後人詬病的中央神經系統理論，主張西方世界的讀寫科技一如外科醫師操刀的疏離感，直到進入電的時代，中央神經系統受到科技的延伸，我們深度涉入，參與我們每個行動的後果（McLuhan, 1964, p. 4／鄭明萱譯，2015）。兩者同樣對於新科技提出觀點，同樣採用「外科醫師」為喻，但就時代的方向而言，攝影是朝向疏離，反之，電路時代則是擁抱涉入；班雅明時代考慮繪畫、舞台劇與電影，麥克魯漢時代著眼於報紙、電影與電視——統合於今日傳播媒體的觀點，回顧線性歷史的發展，是否暗示彼此承接，而能從感官機能的層次發現，疏離到頭也就涉入，涉入極致反成疏離，形成某種否極泰來的回歸，驗證了麥克魯漢的觀察，媒體過熱而致反轉的現象。

　　不過，更值得一提的是，班雅明對於電影特性的指認，「不僅在於人如何出現在鏡頭前，也在於攝影機如何呈現人周圍的世界。」他連結佛洛伊德的心理學觀點，認為電影畫面透過特寫放大得以孤立出個別元素，隱藏於熟悉事物的細節悄然現身，過去日常而平凡、稍縱即逝的事物便得以分析。此處，老師上課則是以「光學無意識」解釋，所謂無意識的經驗世界，無意識記憶，羅蘭巴特的刺點帶來的觸動。此外，班雅明探討大眾參與藝術，一反傳統藝術要求觀看者的專心，電影應用震驚效果讓觀眾散心，獲致消遣；麥克魯漢顯然同意，相較於電視，電影歸類於熱媒體——高解析度延伸某一個單一感官，在資料數據全然充滿的狀態下，熱媒體要求的參與度低。

　　在歷史的重要轉型期，人類感官必須面臨的任務向來都不僅僅以視覺管道為主，即不只以觀注的形式為主，反而需要在觸覺感受的引導之下慢慢適應。

（麥克魯漢，《認識媒體：人的延伸》頁98，鄭明萱譯）

 　　除卻感官層面的問題，回到影像的「複製」討論，我認為，早於70年代的Berger作出的小結至今仍頗具啟發且動聽。攝影術發明以降，藉由攝影機的移動（movement），繪畫的含義得以傳送，從而容易操弄與轉變，為其周圍文字與背景音樂（比方，Twitter與Facebook上未曾稍歇的附有縮圖的新聞連結與評論短句，專職者則是「小編」）；Berger為我們指出，繪畫被複製以後，將可能成為一種持續傳播的訊息，並與周遭所有訊息彼此競逐著，昔日是報章頁面，今後是裝置螢幕，圖像的含義將視其旁側內容而異——藝術品的複製品可以被任何人用於達到他們自己的目的——然而這不必然負面，「圖像可以被當作文字，我們可以用圖像交談，複製品應該讓我們更容易地把藝術體驗與其他體驗直接聯繫起來。」

　　今年初，針對美國新任總統川普就職，其白宮新聞秘書長Sean Spicer聲稱其典禮出席人數最多，但這與流出的照片、影片、華盛頓運輸局的統計並不相符，其後，總統助理兼顧問的Kellyanne Conway在NBC節目上辯稱Spicer並未說謊，而是提供了「另類事實（alternative facts）」。牛津字典選出2016年的年度字則是「後真相（post-truth）」，形容對於公眾意見（public opinion）的形塑，訴諸於情感與個人信仰（personal belief）更甚客觀事實。這值得我們警醒，影像浸泡下的疏離與無感持續擴張下，抵達了後真相的時代，恣意標舉「另類事實」的氛圍，無助於人與人、人與社會間的連結，缺乏溝通致使彼此理解的機會更為渺茫。

（左）川普2017就職典禮。（右）歐巴馬2009就職典禮。資料來源：衛報。

 　　於今，班雅明對於法西��的責難，依然適用；他對「為藝術而藝術」的批評，是藝術與現實的疏離，不啻是今日的「另類事實」，甚至川普在各種場合的激情演說，其誇張手勢作為某一種宣示，不免比對到「首領崇拜」的意義上，一種政治的美學化。就此，彷彿班雅明的憂鬱陰影籠聚而來，今年初逝世的Berger當時是說，「只要我們能意識到發生了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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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is-)understanding media: 50年以後McLuhan

這學期課堂演講，講師蕭旭智老師以「誤解媒介（mis-understanding media）」為題，講述McLuhan名著《認識媒體》自1964年出版至今，超過50年，回頭檢視McLuhan提過的諸多洞見。 

（由於書讀得不多，不太能夠有什麼反饋，僅摘述一些內容，聊做筆記。）

老師以所謂海德格式的問法中介於McLuhan之間，對媒介提出一個「本體論」的問題。 

當代社會追求的目標，知識可以被量化，要求操作化、具體化、客觀化，規範作為環境。與此不同。

先談「物性（thingness）」，以瓶子為例說明，可以盛裝不同內容物，如水、咖啡或者沙子，我們並不因內容物不同而以為瓶子物性有所不同。再以DM說明媒介的性質，並非如PChome以去背方式陳列單獨商品，而是IKEA式將物品置入各種主題空間擺設，是從其「環繞周邊」促發社交活動，透過技術實踐物性，我們遂知道「如何使用」。自此衍發兩個問題，一是這些技術如何被使用，二是與周邊形成什麼關係（物理性與化學性）。

媒介是雲（cloud），如氣象一般的存在，得以指稱大自然的變化；媒介哲學是自然哲學，是存有哲學，是一個生態系統中的溫度、水、空氣、陽光。如電影【全面啟動】中的陀螺，媒介是確認我們存有（being）的錨，我們仰賴媒介確認自身存有的狀態，形構了人際關係，亦即，與外在世界的存有意義。易言之，媒介作用於我們感官之間，中介了我們與環境之間的關係。

McLuhan所謂的「內爆／內破壞」，是因爲「資訊過載」，到最後產生麻痺而無感，自始無差別、無意義，end of social，真實完全消失。所謂「extension」為擴張、延伸，作為意志之延伸。

突然爆炸，這便是速度。這些媒介可以真正「加速」多少？如今，可以出現的會是可以「加速」的，而能形成存有狀態的那些；換言之，速度成為我們現在的地平線。當媒介與自我間的鴻溝持續加大，抵達爆炸以後，媒介便取代自我。 

海德格認為，最容易理解的媒介正是「語言」，以所謂上手的狀態。媒介就是語言，以一種語言的方式讓外在與我們產生的關係；母語會是那個上手的媒介。

做夢囈語用什麼語言？

當代所謂媒介都是指information system下的媒介。（腳踏車、時鐘等都不再是了）

Digital memory，回憶的紀錄，是不規則的、不精確的。現在的人會說我記憶體不足，彷彿記憶可以被抹除（格式化）。 

德國Kittler回頭去找，於information system之前，1800/ 1900年代的德國，媒介會是「話語網絡（discourse networks）」，是所謂「母親的嘴巴（mother’s mouth）」，當時城市出現、核心家庭興起，小孩的照顧者獨為「母親」，母親成為小孩與世界唯一中介物，在此motherhood教導小孩一口標準德文至關重要，詩人故亦參與公務員體系（台灣日治時期，文人加入公務員，追求文藝的脈絡相似）（德國小學生的古典文學底子也深），這種對於「母親的愛」的追求，追求愛中的呵護、觸碰、擁抱，影響浪漫主義流派的誕生，如歌德《少年維特的煩惱》。

（曾聽過紀大偉老師討論諾貝爾文學獎的講座。紀老師便曾指出，各國大學文學系的創辦與殖民歷史有關，文學代表母國文化，故而透過文學系培養官僚，擁有文學學位的官僚足堪代表母國，品味、教養、智識，得以出任殖民地區公務人員。）

這邊岔開話題。。。

從這邊看到了，萌萌所謂「子女教養，父母決定」絕非事實。國家政府會介入，戴立忍的【不能沒有你】，國家介入，父親與女兒分離，女兒產生分離焦慮、自閉不語等。

尼采試著使用打字機（最後失敗，改以口述，請人聽打）。原先語言存在聲音與視覺（【他們在島嶼寫作】中，作家王文興關在小廚房「創作」，用筆戳紙產生聲音，一日只兩三字、一年千字而已。），書寫取消了聲音僅留下視覺。 

P.S 傅柯、布希亞部分聽不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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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bster的public attention

學期走到現在，我最喜歡的是Webster發表於2011、2012年這兩篇。

Their visibility and meaning may vary across the culture, but they will constitute the stuff of a common, twenty-first-century cultural forum.

這兩篇都在談數位媒體時代的public attention，以指認出當代媒體環境下的閱聽人行為。2011那篇先用Giddens的結構化理論框架檢驗媒體環境的二元性（duality），將閱聽人、媒體、measures這些傳統既存於媒體環境的客體，分而治之，重新闡明其於數位時代，巨觀結構中的微觀行動，其中體現能動及社會意涵（implications）。2012這篇則是追究閱聽人碎片化／分眾化（audience fragmentation）現象的實際內涵，以Nielsen的數據進行網絡分析，就當時（2009年資料）脈絡，綜合閱聽人的電視與網路使用；在文章中，有提到幾個相當有意思的名詞，像是content aggregators（內容聚合者）說明Netflix、iTunes、Google提供的服務；如今，跨媒體、跨平台的媒體使用是顯而易見的媒體環境，但如何突破過往限縮於單一媒介、單一視角（media-centric或user-centric）的研究模式，Webster在2012 這篇初出了一個嘗試與示範。

尤其，作者有一個論點，我頗為認同，就是「媒體劇目」（repertoires）僅能描述what，Webster認為，許多研究都著重在劇目的大小（size），而鮮少說明其組成（composition），也就是how，閱聽人如何去分配其中的attention。究竟閱聽人的媒體行為，媒體劇目的形構是什麼，如何形構，因此長出了之後的長相；此外，縱然藉由媒體接觸（exposure）的測量，雖然看出媒體劇目的集中化，卻依舊不能清楚是什麼樣的內容去影響了閱聽人。

在整個檢驗過程中，Webster也指出長尾理論的盲點，長尾理論假設媒體環境並不相交而能推導出創造出更多文化的見解，事實上，media content在不同平台不斷被複製，除了閱聽人媒體劇目的重疊，更在其內容本質上的劇目重複，亦即，永遠有hit，而那些繁不勝數的利基媒體終將消殞，「贏者全拿」仍然是文化消費的最終特徵。維繫這個hit有幾個客觀的原因，一、媒體品質並非均勻分佈，易被複製、常常免費，而on-demand服務更近一步去消減了less desirable offering的綑綁，造就一方面只去消費市場最佳的diet，另外也是更有效去簡化無數的選擇以聚焦在那麼幾個選項裡。二、social media近一步助長了虛擬參與的社會討論，連結閱聽人聚集在主要的討論中，這種分而計之、聯而繫之的加乘效果。三、media measure的介入，像是「推薦機制」這類雖然不可靠的wisdom of crowds，但無論如何還是聚集了public attention。

呼應本週不插電主題

Webster, J. G. (2011). The Duality of Media: A Structurational Theory of Public Attention. Communication Theory, 21(1), 43-66.

Webster, J. G. (2012). The Dynamics of Audience Fragmentation: Public Attention in An Age of Digital Media.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62(1), 39-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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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謂Power Law？

Power Law好像沒有什麼好記的中文名字，「冪次現象」是我所能查到的最廣用的中文翻譯，但大多數人聽到這四個字依舊是一頭霧水。不過也許換個角度，我把它改叫「長尾理論裡的那條曲線」，或許大部分的人就有印象了。這並不是在亂扯，最早開始談論長尾理論的文章〈Wired – The Long Tail〉裡，就明確的說到Power Law這個字眼。不過在解讀它的商業意義之前，還是先來了解一下這是什麼東西吧。

根據Wikipedia 上的說明，Power Law其實是指下面這個函式：

其中o(xk)是代表big O為xk的任何x function，你就姑且忽略當作不存在吧。為什麼叫Power Law，因為Power指的就是次方的意思。這個函式裡面，即使x的值只增加一點點，對f(x)的影響可是以次方級數影響著。例如今天若a=1，k=2，我們得到一個f(x)=x2，不難看出x如果變成2倍，對f(x)的影響可是2的平方：4倍。換句話說，今天x如果變成c倍，對f(x)的影響則是c的k次方倍。

19世紀的義大利經濟學家Pareto研究了個人收入的統計分佈，發現少數人的收入要遠多於大多數人的收入，提出了著名的80/20法則，即20%的人口佔據了80%的社會財富。 個人收入X不小於某個特定值x的概率與x的常數次冪亦存在簡單的反比關係：P[X≥k]～x^(-k)，上式即為Pareto定律。

當中的Pareto Distribution是直接從個人收入統計找出來的分配，根據Wikipedia列舉的例子，還有好些現象也呈現了Pareto Distribution：

人類居住地的分佈 ( 城市與鄉鎮的數目對比，城市數目極少，而鄉鎮很多 ) 網路TCP封包的檔案大小 ( 多數封包是小檔案，僅有少數為大檔案 ) 投資股市的個體戶獲益 ( 賺大錢的僅為少數人… ) 砂粒的體積 流星的體積 森林火災的影響面積

[guandachen]

擺盪於行動者（agent）與結構（structure）之間

structuration（結構化）；structurational（結構的）

well informed：個人的選擇（討論不在籍的選舉，投票行為）

有一些是結構性的因素，作出的dimension（非主流政黨、女性），體現出agent再解讀資訊的事實。 

Giddens把結構和行動兩個字合併在一起，鑄造了一個新的辭彙：structuration，因而強調了結構裡含有行動，行動中也產生結構。Giddens認為要破除結構與行動的二元對立，就要界定結構為包括行動與結構兩層意義的雙重性（dualism），其指的是社會結構既是人類行動所建構，但同時也是建構的媒介（洪鎌德，1998：122）。 

紀登斯在《社會學方法的新規則》中指陳：「談到結構的雙元性，我是指社會結構既是人類行動所建構，但同時也是建構的媒介」（Giddens, 1976；轉引自許殷宏，1998）。

個人仰賴結構以實踐行動／能動（agency），並在這樣做時，再現（reproduce）與改變這些結構。結構與行動於相互因果關係（reciprocal causation）的連續過程中相互構成。

Webster（2011）使用Giddens的結構化理論，試圖去解釋數位媒體時代的「公眾注意」（Public Attention）。他指出，數位媒體的環境特徵有三點，媒體內容與服務增加、新舊媒體綜合於數位網路以提供需求、對於消費產品的公眾注意是有限的；簡言之，無限媒體相對於有限注意力之間的鴻溝將持續擴大。

紛異個體的需求對於某些媒體供給（offer）作為public attention跨越空間的實踐，對此測量，得以揭露其文化顯著性，提供起點去了解公眾品味、社會影響、數位媒體碎片化或公眾關注的集中程度。此外，public attention也藉由人們重複使用（或拒絕）媒體供給展現在時間跨越上，揭露人們沈浸眾多的傳播類型，看見文化消費（cultural consumption）以及數位媒體可能導致社會極化（social polarization）的程度。在這實踐中，時空維度是交織在一起，且總是難以輕易解開的（Webster, 2011: 45）。

我在讀這篇文章時，一直在思考，為什麼James G. Webster會選取「public attention」這個概念作為檢視的對象。就我自己之前讀到的，在���位媒體、數位匯流的今日，使用「媒體多工」概念去描述閱聽人媒體使用的「行為」，使用「媒體劇目（repertoire）」概念去涵蓋閱聽人的「媒體使用」，他們都是某種程度去回應這個數位媒體時代。我想了很久。這篇文章使用「結構化理論」架構去探究「結構（structures）」與「行動者（agents）」，所以作者要談論的對象必須是體現某一種流向，「它」基本上必須是動態的——誠如慧雯師在課堂中說華人圈很好理解的「陰陽」概念，結構化理論是一種擺盪，成為一種動態的指涉——所以，閱聽人媒體使用的行為「本身」是作者試圖觀測的東西。這個東西是我們在闡釋閱聽人媒體使用行為避不開來的說詞，也就是「視線（sight）」——「閱聽人視線流落何方」，這是今日媒體使用研究的人齊心關注的核心，不知是否可以這樣說，當這個視線被賦予的主體能動之時就體現出「注意力（attention）」的內涵，所以public attention才會是這個結構化理論探究數位媒體時代的對象。

以下摘錄，我覺得有意思的內容：

網紅？

傳統媒體有三個動機，啟發（enlighten）、灌輸（indoctrinate）、獲利（make profit），新的內容產製者（content providers）除了延續這些動機，尚尋求益處（benefits）與名聲（reputation）或單純惡名（notoriety）。

之前媒介生態學，討論使用twitter的模式，出現使用者短評與新聞連結、影片連結這種特徴，是使用者透過使用回過頭來去定義了媒體本身的樣貌。

並非是資訊科技（information technology）的特徵（features）決定人怎樣去使用它們，而是他們提供人們選擇以某些方式利用的能供性／可承受性（affordances）。

各種搜尋引擎、youtube、spotify等音樂串流服務。

將使用者指向主流故事或產品是許多協議（protocols）的共同點。

推薦機制；公共背書／支持（public endorsement）；協作過濾系統（collaborative filtering systems）；特定類型（particular ilk）；選擇性暴露（selective exposure）

這些推薦模式可能將消費偏向更可接受的娛樂和資訊的方向，推展到極致，得以促成了極化（polarization）的過程。

傾向將「人氣（popularity）」作為消費指南。

智慧（wisdom）是實現在大量不同個體獨立做出決策或預測時。不幸的是，大多數使用者資訊制度（user information regimes）違反了這些原則。

重大變化可以重新定義觀眾而重組媒體環境本身。（電視開始是家戶而非個人的。）

對於客製化的服務，人們常常自我揭露更多。

Webster, J. G. (2011). The Duality of Media: A Structurational Theory of Public Attention. Communication Theory, 21(1), 43-66.

[guandachen]

用感覺去讀精神分析

1

以夢說明，由於它黯存於潛意識（subconscious）、無意識（unconscious）層，夢境的真實無法被說明指涉，無人知曉之境而難以言喻；「夢的理論」則是透由如符號、規則、模型、狀態等方式，抵達明朗清晰的意識層（conscious）。精神分析弔詭之處在此，以理性去意會非理性的潛意識。

精神分析指認出，藉由壓抑並非假裝，乃是失憶、講錯話、做夢那一些，這讓心理機制正常運作。因此，精神分析的方法，是從述說出來的完整故事，試圖尋找可能的解釋，存在其中的關聯性得以理性之詮釋；亦即，是在表現上進行討論，賦予一個解釋的模式。（慧雯師：「我常常覺得精神分析很雞婆。」）

在Freud分析兒童心理的著作《小漢斯》中。某日，父親循往例帶小漢斯前往公園，小漢斯拒絕之後再到公園，聲稱公園裡的馬會踢死他。Freud前往小漢斯的家，透過與小漢斯對話，詢問以拼湊故事而發現——小漢斯認為自己被馬的後腳踢死——這個說法並非憑空杜撰，而是出自小漢斯家門對面不時會發出馬車噪響；這一切的連結在於，父親之所以帶小漢斯去公園散步並延長時間，是小漢斯母親即將臨盆，希望小漢斯不要待在家裡添亂，他們亦時時告知小漢斯即將為人兄長，母親需要照顧小妹妹；家門馬蹄噪音與是這些情節綰合——小漢斯感受到被剝奪與母親相處的時間（戀母情結），感受到父母對自己的愛護不復從前——在潛意識裡構聯起來���小漢斯覺得自己失去父母愛護，無能為力，只能成為馬蹄之下的犧牲者，無依可恃。

在精神分析中，摸不到的才是真實，並非對立於虛構的意義，而是真實不能逼視的意義。近一步言，常常，藉由理論去看見真實，基本上是看到理論長相的那個真實，比方電影女主角被男演員與導演矇騙出演性侵這件事[註1]，倘若我們是藉由人權、性別理論去看這個事實，總之會是（偏向╱長成）不該容忍、接受的真實；儘管至此，真實是什麼（女主角是否知情、性侵一是屬實與否、片場真實狀況為何），我們一無所悉。正如此，從而出現「過剩的真實」，造就「真實支撐了幻想，而幻想保護了真實」，我們透過理論瞥見了真實，幻想因而成立，在這個幻想中讓真實存在了。

黃冠華這篇給予我們一個說法。試圖考察出來，不同於在對感官主義式新聞在意識層面的批判，侷限在生產端理解它（透過自律），而是去回應，在這之間，忽略掉了（無法解釋的）觀看者持續追逐觀看的基礎動力。

2

實然面（說的故事）建構到應然面（長相）這種沈積效果。事實上，Case by case，意義在其中巡迴往復。

見證災難並非基於理解災難事件本身的事實或真相，讓我們體認到生活在災難的現實當中；重要的是，見證到災難與大規模的死亡所召喚出來的集體情感，頓時讓大眾主體變得可見、具體。（黃冠華，2013，頁107）

各種災難發生以後，拚命轉台，讓視線瀏覽於各家新聞頻道、平台，明明已知死傷慘重、震央何處⋯⋯

「你到底在意什麼？」

台南永康小年夜地震，維冠大樓倒塌。觀眾不斷觀看電視，監視搜救進度；同時間，是在這個有效的距離，感受那份安全感。「專注於（他人）災難景觀的背後，我們不正是某種程度上保持了安全距離，企圖轉移、解離自身災難的可能——迴避對自身而言難以承受的真實」（黃冠華，2013，頁110）。那個距離在道德上是冷酷地層層累加，新聞畫面尤令人不忍，陳列一排塞妥紙鈔、標記父母兄弟姊妹名字的紅包，年節團聚失落，家人安好破滅，恰是這份巨大傷痛，觀眾體受著見證災害而不致傷害與恐懼的快感。

媒體報導小燈泡事件，許多母親氣憤小燈泡母親，不解其異常冷靜而沒有歇斯底里、發瘋的表現，這些母親執著於案發現場小燈泡母親與小燈泡的距離，懷疑她未盡母親保護責任；這些母親同仇敵愾，往往是投射回到自身，是否有盡到母親的責任，自己對子女的保護足夠與否這種壓力之上。老師課堂提醒，洪仲丘事件中的洪慈庸表現也雷同。事實上，新聞記者也傾向搜索那些符合閱聽人想像的痛苦、瘋狂的受害人反應。如何破解，可能也就要回到實然面的鬆動（power of story? ），方可以透過沈積去擴張應然面的可能。

Alain de Botton申論災難新聞的意義，「死亡的念頭能夠讓我們看待事物的先後順序而獲得重新安排，撥開日常生活的煩擾，而使自我當中較有價值的部分再度浮現出來。看見人生真正值得害怕的事物，能夠在驚恐之餘，致力追求內心知道自己應當追求的人生。」

P.S老師提到，科幻電影使真實以一種很特別的方式現身。在《鐘點戰》中，時間與壽命連結起來，成為貨幣；在我們的真實世界中，有錢人有能力透過資本以他們的勞力節省自己的時間。

黃冠華（2013）。〈幻想與旁觀他人之痛苦：媒體感官消費的精神分析考察〉，《新聞學研究》，116，91-126。

[註1] 巴黎最後探戈性侵片段 假戲真做掀爭議

[guandachen]

媒介生態學：社運

以「生態」面向作出思考的媒介生態學，強調媒介並非是異於人的客體，而是與人的位置等同，是媒介與人共同之力造就出新環境，而因為人的選擇讓媒介得以走入或離開社會，這改變了從前主流傳播研究只關注傳播效果，及批判理論學派只關注傳播內容的檢視，轉向不同媒介所具有獨特傳播形式入手（吳裕勝，2015）。

在媒介生態的視角下，是「環節」而非「元素」，那是說，每一個人都不能說是這條鏈子，彼此環環相扣，各為環節，失去任一環節，這條鏈子就完全不同。鏈子散掉就得重新編織。整個生態因此重整。在這個前提下，許多媒介生態學會以「社運」作為對象討論，是因其衝擊力夠大、時間較短而邊界清楚、動態關係的展現（生態學需看歷時、變化、答案（成功與否）、策略變動）。

本來不存在的因子（invisible）：主流媒體看不見。

以三一八學運為例，蘋果日報壓對寶率先報導，蘋果即時新聞創造了其他媒體忍受界線的高點擊率，其他媒體開始對蘋果所創造出的點擊率回應而跟隨報導，亦即，此際其他媒體並非因為關注到社運本身，而是是就收視率為由報導（固有對應方式），得一直等到最後，這些媒體才有可能去看到社會運動者，採訪意見領袖、做民調，此刻，又回到他原來的方法上。

媒介生態學一般的特徵，著重於科技、媒介組織、人使用媒體的習慣、技術條件本身的長相，以符合我目的方式使用這些媒體。

不像臉書可以上萬字，Twitter有140 字的貼文限制，使用者產生了主流的貼文形式——個人發言加上一條短網址（通常refer到新聞媒體，給予事實）——成就使用者的論述架構完整性，即時性的平台性質從而建構。相對而言，YouTube即時性不強，但影音發揮了更長效的能耐，上傳以後可以累積長久的觀看次數。簡言之，平台的基本結構與使用者習性去定義了平台。

[guandachen]

今天上課內容，我擷取並分成兩個部分，討論如下：

Part 1

1.「對於我們而言，全世界的機場都長得一樣了。」

前提是由時間去進行移動，在移動的時間裡，可以搜集到更多的地理名稱，然而看似去過愈多的地方，空間彷彿加大了，時間彷彿不再重要，實際卻是在花費的時間裡，到哪都做了類似的事情，而且移動越是越多地方，這些地方長得是越加相似，時間與空間於是乎誰也沒有真正變多。

2.「全球化移動：個人意志的亂流」盲流與觀光客的概念意義：討論人處於既有空間脫離的心理結構：協助我們去思考控制的機制，什麼是require的。

我個人偏愛書中Bauman的譬喻，新精英如「精靈」般快速移動，飄忽不定而無所定著於物理空間、物質世界；而精靈在奇幻文學裡的描述大概都有一些固定的特徴，沒有道德感、玩樂享受先行、長生不老但有些生存限制。我的想法是，這個譬喻顯然蠻精準的，沒有道德感可以是「商人無祖國」、「鈔票沒顏色」，玩樂享受先行可以是「打工換宿」、「當選某一個海島島主」（標題是全世界最爽的工作），長生不老或許是去韓國整形、去中國換腎、八仙粉塵爆炸案中的國外植皮。這些合在一起，可能就是電影【享受吧！一個人的旅行】（Eat, Pray, Love），英文片名直指美食、靈修、愛情，影評人藍祖蔚老師批評如下：

《享受吧！一個人的旅行》描寫旅遊作家Elizabeth Gilbert因為婚姻觸礁，愛情困頓，決定到羅馬、印度和峇厘島三地旅遊，找回身心靈的平衡。很會處理「吃喝玩樂」的細節，但是從冥思到祈禱，以及愛情的迷惘與追尋，卻顯得憋手憋腳，捉襟見肘，毫無光采。一部開啟心靈和肉體歡愉的電影，一部周遊各地集合了風光美景及煽情音樂的歡樂遊記，卻始終解答不了生命困惑的電影，拖泥帶水拍了兩小時又廿分鐘，把原本應該備妥的「享受」，還成了「折磨」。

（引自：http://4bluestones.biz/mtblog/2010/10/post-2073.html）

臉書、IG各種社群媒體就像全球化現象中環繞地球的太空垃圾（繞地球軌道上運行，但不具備任何用途的各種人造物體）：飯店床上鋪陳戰利品、餐桌食物擺盤、與各種異地奇人異事自拍。呼應了所謂觀光客所害怕的第二自我盲流。這條界線委實模糊，對於華人明星而言，在尼泊爾結婚是永結同心，到泰國拜四面佛代表事業成功，出演好萊塢代表國際巨星，但看看他們的作品、八卦版人物關係圖、好萊塢角色，根本沒有一點道理。而這一切竟然跟全球化��關，我覺得太神奇了。

Part 2

（昔）人形監獄：想要逃離，需要守規矩才會感受到安全。少數監視多數。

（今）即時監視、即時監控：自行加入，非常功能性，生成安全感；自己創造安全感的來源。去中心，沒有唯一的依循準則；而是這些clue來自別人的經驗，應用到自己身上。難以被規格化。

好幾年前，歐洲掀起一股討論「被遺忘權」。（當然，人權人言言殊。對於謝啟大而言，同志跟蟑螂是一樣的生存意義；對於護家盟而言，台灣罪犯（謝啟大在維基百科上的其中一個標籤）的話顯然比同志更值得採用。）

因為當大學報記者，我第一次開始大規模無所不用其極搜尋陌生人個資。在這個過程中，我發現，同輩人基本上很好找，找到關鍵的線索，網路上可以摸索到自國小開始的個人生命軌跡，長輩就難上許多，最多就是任職公司、任教學校等社會脈絡。此外，我也記得，大三那時，無名小站要關了，很多人在臉書上表達鬆一口氣，過往總總屁孩行徑的成長期尷尬可以一筆勾消，再也不用設定成永久上鎖。

回過頭來，認真想一想，其實這種安全感的清晰、堅固、持久程度（彷彿婚姻），真的很艱難的主要原因，原來也跟全球化浪潮有關。時下父母甚至從晾小baby照做起，目前也已經出現小孩成年後控告父母侵犯個人隱私的案例了。所以媒體在這個浪潮底下，是一種配合的機制，還是一種產物的體現，或者跟媒體無關呢？Bauman書中強調移動，而沒那麼明顯指認媒體，是可以的嗎？

[guandachen]

如果問對了問題，就可以分辨命運（fate）和目的地（destination）的不同，以及漂流（drifting）和旅行（travelling）的差異。

Zygmunt Bauman《全球化——對人類的深遠影響》引言，頁6（張君玫譯）。

[guandachen]

敘事理論

105.11.3

敘事的理論地位會較符號學更廣泛一點，有兩三個核心特徵。

語言研究對傳播這麼重要，至少在表面上傳播的文本是使用語言符號，傳遞內容意義。

人在任何情況下只能透過符號（廣義的語言）來傳達資訊，既然如此，必定會出現的公共性。對於「難以言喻，無法表達，說不出來」，並不代表沒有，基本上是一種私人的狀態，如「我好難過」。維根斯坦認為，這就不能算是語言的範疇，無法討論，只表達了我表達不出來，如果有一個人跟你說了一句話，「s的感覺又來了」事實上是沒有傳遞出去的，稱之為私人語言，不可能被任何分析家或者對方所接受。

語言有一種公共性，換言之，語言基本上是有自己的結構。一個外國人講：「夜市、師大、我去了、昨天」，我們還是會聽得懂，是因為我們會自己組織成：「我昨天去了師大夜市。」這代表了語言其實是有一個結構，語言結構在這裡彷彿成為一個外在的結構，我是透過、使用、符合語言（外在限制），但同時他又必須透過我的「實踐」，產生使用語言的人vs語言的結構。

此處，語言取得了一個反身性，以「我自己/某某某（名字）」對另外一個對象來說明我自己時，也就是站在別人的位置來說明自己這個對象，透過語言將自己對象化、客體化，令主體產生一種錯位的可能。對於主體的說明，透過語言，可以成為客體、對象。

任何東西只要被語言化，我都可以分析他。如精神分析學派，符號化的內容可以分析了，如夢境，當你描述夢境的時候，語言會幫你篩選一些東西。

（康德「範疇論」）

海德格（Heidegger）《存在與時間》(being & time)、30年代，里克爾（Ricoeur）《時間與敘事》(time & Narrative)。敘事是一種具有「情節」（plots），且在「時間」（情節化emplotment）裡面開展，組構起來。

narratable可敘事的/可說出來的：可以展開；透過時間組合推展，「把情節展開來才是關鍵」。

social tacit knowledge（默會知識；默會：默默的會意）

當我們講白雪公主的故事：很久很久以前（童話故事而非真實故事），他是白雪公主（王國、女孩有特殊地位）。

由於故事不能被這些tacit擾亂，tacit knowledge便可以幫你補齊這個故事。這有兩個層面，一是表面上；一是負責補洞，補強了讓故事可以長下去的洞（有一種是集體的偏向，意識形態）。幫故事朝向什麼方式去展現，這其中有一般人理論（如公主很漂亮），但在接收端發生了個人變化，沒有人確定每個人補的洞是一樣的。在這裡，就出現了「接收美學」，亦即在接收的時候產生了enjoy，比如補洞成功與否之間，甚至有時候成為一種「表演」，例如tacit knowledge的打破。到底一個人可不可以enjoy這個文本。比方Discovery【流言終結者】玩弄tacit。

互動文本（固定結局，經過路徑不同，所經過的tacit knowledge是不一樣的。在情節上選擇。）發展出接收美學、展演理論。

敘事是什麼：

「speaker（創作敘事者、說者、寫故事的人）」「narrater（敘事者）」是相當核心的，他會決定道德方向、態度方向，決定了道德氛圍、大範圍的道德觀，決定了故事的態度觀點、核心的價值觀。誰講了具有說服力，第一人或第三人。

聽者並非完全同意或不同意，而是透過參與。口頭的文本很難回顧，通常需要記憶。為什麼一個讀者會進入這個故事的脈絡裡面，跟著故事情節去開展。事件如何被正確的理解。

敘事能力：故事特徵：種族核心：基本框架

[guandachen]

符號學

語言一定是線性的結構

「我明天要上學。」歷時性分析，毗鄰軸、組合關係

「小明、你、我、他、我們、大家」共時性分析，系普軸、聚合關係，可選的

符號學分歧

個人傾向，心理主義，意義的分歧，能夠說服誰？符號使用的效果。解釋構通是無效的。符號被接收的狀況偏失了。無法放進結構主義中解釋，當偏移的解釋越來越多時，就無法被統一解釋。語言失效的狀況。

接收美學：胡賽爾剛好在中間

投射對象隨著你接受到的刺激而一直在變，主體變得是客體的形象。而非單獨的心理主義狀態。客體會緊抓的你能夠意向的範圍，在這個範圍裡你不會亂射，這是對象決定的，並非完全主體的。主體間隙。

[guandachen]

從效果（effect）到consequence

使用與滿足（U&G）

在 Jiyeon So〈Uses, Gratifications, and Beyond: Toward a Model of Motivated Media Exposure and Its Effects on Risk Perception〉這篇，試圖補充，黏合，過去在U&G理論中，並無法說明動機與效果之間的關聯；也就是，多大的意圖（intention）去使用media而滿足或不滿足，這篇以「風險感」作為體現物，載具，加以解決了，動機強烈與效果高低，即為何滿足的效果問題。

框架理論（framing）

相較之下，議題設定（agenda setting）只探究議題的討論程度，在框架理論中，還觀察到議題的討論方向（例如好壞）。在框架理論的研究中，主要是對於文本的內容分析（媒介內容本身），也就是，媒介內容（media content）作為自變項。

第三人效果（TPE）

先有第一人感知（perception），一開始便做在效果之上。他的對象是pre-conditon、pre-knowledge，重點便在閱聽人判斷的偏斜（主觀）上，這帶入了社會規範（norm）是其研究的基質。比較起來，框架理論的媒體不無辜，可是第三人效果的媒體卻是很中性、無辜的。

mediation（中介）；mediatization（媒介化）

「中介」（mediation）是以微觀、細緻地，究其媒介過程，其動作、型態，與現象貼合的討論。

「媒介化」（mediatization）：因為這個consequence是看不到的，需要積累這些具體而微，在大層次上，綜觀而得的結論，那個結構面上的樣子。是對單一行為在結構面上的解釋，具有一個基礎結構。

Roger Silverstone（2007）主張，中介（mediation）是一個辯證的過程，是檢視制度化的傳播媒介（如報紙、廣播收音機與電視、萬維網）所涉及符號在社會生活中流通的過程。而中介的概念，試圖詮釋「傳播過程如何改變支撐此過程的社會與文化環境，同時改變了個體與機構的參與者彼此之間，以及他們與環境之間的關係」。（Silverstone, 2005）

Couldry認為，中介所彰顯的傳播媒介之「能動性」（agency），在於探索是否有特定的「行動的場域」（field of action），因為媒介而展開或者關閉。因此，當我們思考媒介時，不應該僅是幾媒介聯想成特定的文本或者機構，而是將其視為存在於一個複雜社會實踐空間的「力場」（force field; 2006）

「中介」作為一概念，彰顯媒介成為廣義上仲要社會環境改變的代理者。例如，政治的中介僅說明媒介成為廣義上民眾與政治精英階層間政治資訊的橋樑，串聯起與特定傳播技術與傳播方式有關的社會組織、建制以及社會生活場域裡的個人。因此，「中介」並沒有預設一個探究現象的時間起點，同時也代表一個中性且多面向的過程。

相較之下，「媒介化」的主張更集中在媒介形式如何「介入」當代生活的不同層面，特別是建制化的社會實踐，如：政治、文化、宗教、教育等。

媒介化的前提是社會某種層面的實踐或意涵「被媒介化」了，因此試圖較具體的檢視「是什麼產生了改變？」正如電玩螢幕取代實體玩具，改變了遊戲甚至童年的意義；或者電視頻道生態的轉變，連帶造成民主政治運作過程更朝向凸顯政治人物個人形象，且使得政黨屬性因此改變，媒介化促使我們注意到媒介的運作過程中某種蘊含的「邏輯」（Altheide, 1995; Altheide & Snow, 1991）

唐士哲（2014）。〈重構媒介？「中介」與「媒介化」概念爬梳〉，《新聞學研究》，121，1-39

效果研究早發於，媒介到閱聽人這樣一個實證的效果討論。但「媒介化」（mediatization）並不見得有媒體，而是著重於環境可以在這個循環中，以你的方式來影響你（例如：天氣冷，所以你要多穿衣服），出自於集體行為那一種對社會的理解，這種media logic（媒體邏輯）是得以自我運作的邏輯，閱聽人基本上是被鑲嵌於（embedded）在這個media logic中。換言之，這一個浸泡在媒介，媒介猶是你穿在身上的皮膚（文化肌膚「the skin of culture」），去感受到世界冷熱，如果冷就多穿一件。這一種方式，難以成為效果研究；在理論方法上，他是有一個具體內容作為基礎，有一個結論的，屬於詮釋典範而非實證典範的。

慧雯老師課堂中提到，尚‧布希亞（Jean Baudrillard）的《波灣戰爭不曾發生》（La Guerre du Golfe n`a pas e）。

(文本p.25)

「非戰之戰」(non-guerre)的特色就戰爭形式的退化，包括人質的談判與操弄。劫持人質與脅迫正是嚇阻的最純粹產物。人質取代了戰士，成為最主要的演員。擬像的主角………只有人質站在舞台上，包括我們所有人，在世界的媒體舞台上被當作資訊的人質。

他的論點在於，透過現代媒體的形塑，擬像的功能已超越原始戰爭的「體現化」，經由「故事」的構作取得閱聽人的共識(謀)，就如同「人質」被「寫作」成戰爭的演員，我們將視線置放於他們的「虛擬死亡」時，也遁入了擬像世界。

(文本p.29~30)

我們已經不再處於從虛擬過渡到真實的邏輯裡，而是處於一種藉著虛擬嚇阻真實的超真實邏輯裡。………為了逃避真實性的劇變，我們選擇虛擬性的逃亡(逃亡於虛擬之中)，其中，電視便是那萬能的虛擬之鏡。

引自：http://mail.nhu.edu.tw/~society/e-j/37/37-01.htm

我覺得很有意思，關於這個中介戰爭。當然意思上，不是真的指戰爭未曾發生。而是指，比方，記者前往報導這個戰爭，選擇在斷垣殘壁前報導這場戰爭，並且成為一種媒介模式，任何一場戰爭都是一樣地，以同樣的方式在被報導著。

1993年，波士尼亞對塞爾維亞發動滅族戰爭時，桑塔格（Susan Sontag）前往塞拉耶佛居住，在瞭解當地需求後導演了貝克特的戲劇「等待果陀」。當時有造成一種國際上的關注力量（不過桑塔格說這並非她的原意，而是後來意識到的）。

在〈反後現代主義及其他〉（Against Postmodernism, Etcentera，黃燦然譯）這篇，文化評論家陳耀成訪問到桑塔格對於布希亞的看法。以下節錄：

尚‧布希亞對此提出看法：「即使政治上還剩下任何知識份子⋯⋯我也不參與那種知識份子的同謀式的孤芳自賞，認為自己有責任去做『某事』，認為自己擁有某種特權，即是過往知識份子的激進的良心⋯⋯像蘇珊‧桑塔格這樣的主體再也不能介入政治了，哪怕是象徵式地介入，但這也不是預測或診斷。」

桑塔格說：布希亞是一個政治白痴。也許還是道德白痴。⋯⋯我與「知識份子的特權」沒有任何關係。我去那裡的意圖，並非要政治介入。相反，我的衝動是道德上的，而不是政治上的。我很樂意甚至僅僅把一些病人服進輪椅。我冒著生命危險去做此決定：那���境極難忍受，而且槍��無情！炸彈四處爆炸，子彈從我耳邊掠過⋯⋯那裡沒有食物，沒有電力，沒有自來水，沒有郵件，沒有電話，天天如是，週週如是，月月如是！這不是「象徵式」的。這是真實的。我想我不會把他稱為虛無主義者。我想，他是無知和犬儒，對所謂「知識份子」有很多見解。然而世間有各種各樣的知識份子。他們大多數同流合污。但有些很勇敢，非常勇敢。但知識份子談什麼後現代主義呢？他們玩弄這些術語，而不去正視具體的現實！我尊重現實及其複雜性！在那層次上我不想亂丟理論書袋。我的興趣是理解意念演進的系譜，如果我反對詮釋，我也不是這樣反對詮釋本身，因為所有的思考都是某種詮釋。我實際上是反對簡化的詮釋，我也反對花巧地把意念及名詞掉換和粗淺地對等。

另外，桑塔格在〈戰爭與攝影〉（War and Photography，陳耀成譯）有更近一步闡釋，並嚴厲指責「傳媒化」的觀點，節錄如下：

　　一個社會或人生之所以為「現代」，是因為其空間無「資訊」——當代人生的一個中心點——所飽和。而對現代世界的批評，其實也就是描述不斷地加速、不竭地非人化和疏離化的資訊的生產過程——不論是抽象的還是數據上的，充滿侵略性的還是不必要地過份刺激我們的資訊的生產。

　　我在《論攝影》中曾提出——而麥可·伊格納提夫（Michael Ignatieff）也重提了——一個看法：即現實，或我們能夠以新鮮的情感、適恰地良知向現實反應的能力，是因這些粗鄙駭人的影像過分洶湧而受損耗。然這這看法是對這些影像無所不在的現象的一種態度保守的批評。

　　我形容這種批判態度是「保守派」，原因是它並不質疑所謂「現實」之所有或無，及我們對之做出反應之能耐。當然這理論的最激進的版本是：根本沒有現實這回事需要我們去維護，現代文化之大嘴把現實嚼碎之後再吐出來，吐出了一團穢物就是影像了。根據一些很有影響力的對現代文化的分析，我們是一個「觀覽物的社會」（society of spectacle）。任何事物都要轉為觀覽物——即是，對我們來說，變得有趣——之後，才能真正地存在。人也變為影像了：是為「名人」���世上只有傳媒，及再被表呈之物象：現實已然過時了！

　　這些俱是華美的辭藻。但對很多人來說，很有說服力，因為現代世界的一個特色是人熱衷感受走在前頭——走在其本身的經驗的前頭。這派見解特別見諸紀·狄波（Guy Debord）和尚·布希亞的作品中，但其實不限於他們。這似乎是法國人的擅長。

　　1933年夏天在賽拉耶佛，我出席了一個安德烈·格魯克斯曼（André Glucksmann）的午間記者會。他是該天早晨由一架法國軍用戰機專程把他從巴黎送抵這圍城，以示支持。出席這記者會的大約有二十位觀眾，多是當地的年輕記者、一些好奧齊的外國通訊員，還有我這湊熱鬧的好事之徒，一塊擠在這類集會常用的、以沙包支撐的房間內。格魯克斯曼向與會人士說：這是第一宗徹底地「傳媒化」（médiatique）的戰爭。他向這群昏頭昏腦的觀眾解釋說：這場戰爭的成敗與賽拉耶佛或波士尼亞境內發生的任何事情無關，關鍵是外國傳媒的報導。他說：「任何戰爭都已變成一宗傳媒事件了。」對我們那些當時困住賽拉耶佛的人來說，很難想像整個戰爭不過是傳媒化的現象。也許，格魯克斯曼雖然是有心人，但卻也不大相信自己的華麗言論，因為當天黃昏他就乘坐同一架戰機飛往巴黎了。即使他也明白，子彈槍砲是有點超乎傳媒化地貨真價實吧！有關現實死亡的報導——如同作者之死、或小說之死——都似乎有點誇大。

摘自《蘇珊‧桑塔格文選》（陳耀成編，黃燦然、陳軍、陳耀成、楊小濱譯）

其實我覺得，使用媒介化的觀點去詮釋，所謂中介戰爭這個概念時，也感到不太舒服。誠如桑塔格在文中指出，「我們是被邀請去對一切事物有所反應，但我們卻沒有足夠的能耐應付。大部分人對無切身影響的遠方災情不願多看，是正常的。」而這些並非是影像氾濫而令我們的反應頓減，我們的反應也有可能是增多了。重點是，良知受到觸動也非最終目標，影像是在呼籲、要求：制止此事、介入、採取行動。縱使我們不會徹底改變，可能掉頭不顧、翻看另外一頁、轉向另一頻道，但是這些影像仍然有著不可或缺的功能：記憶，將這些災禍存於你的記憶之中。

馬上讓我聯想到，記者前往災區的報導，或者是那種每到颱風天，走進水裡風裡浪裡，告訴觀眾這次有多嚴重之類的。對於當地人，對於新聞工作者，這一種所謂的中介的現實在他們的心理意義上根本不存在，而是具體而且古典地，想要傳達受訪者、當地人事物的真實，苦楚，悲哀，莫可奈何等事實。當然，或者我們引申其意義，我們要關注，中介，媒介化，這些概念，詮釋出來的現象事實，是否已經架空了我們正視事實的現代困境。

[guandachen]

關鍵詞：框架理論、框架效果、⽂化框架、沉默、時間、空間

“無論是 Entman(1993)提議的強調文本中某部分內容的「強調框架(emphasis frames)」，還是 D. Scheufele(1999)主張的以不同方式表述相同文本信息進而影響閱聽人理解的「同等框架(equivalence frames)」，本質上都是專研於媒介效果的「窄框架論(the narrow framing)」（D. Scheufele, 2014; 轉引自梁璇，2014）。「窄框架論」視角只關注被強調、被表述、最終作為媒介文本產生效果的「鮮明」框架。”

[guandachen]

Borah, P. (2011). Conceptual Issues in Framing Theory: A Systematic Examination of a Decade’s Literature.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61(2), 246-263. (via guandachen)

框架生產並非總是菁英驅動的過程。公民參與是在一個「公民參與商議框架」。藉由來自媒體、個人經驗及常識的現有資源，公民發展出自己對於媒介訊息的解釋，並且討論公共議題。框架的生產是一個「在不同方向行進影響著的多方面方法」。

此處提及「公民參與」，不由得想起大學時，常常在不同的課程，或者在跑報時，不時會去討論並省思「新聞功能」。記得，當時有一個派別，主張新聞應該是「公共論域」。公共論域應與Pan & Kosicki提到的框架生產，是相容且相得益彰的。進一步說，公民其實參與了新聞本身，當新聞工作者將作品放上平台以後，公民（閱聽眾）從接觸新聞到從新聞內容中獲取資訊、意義這個過程，其實是有一個框架在制約整體過程的運作的，透過來自媒體、個人經驗及知識的資源解讀新聞；亦即，這是一個「不同方向行進影響著多方面方法」的框架生產。

Citizens take part in framing by participating in public deliberation. Citizens develop their own interpretations of media messages and talk about public issues by making use of the resources available to them from the media, personal experiences, or common sense. Thus, frame production is a ‘‘multifaceted process in which influences travel in different directions’’ (Pan & Kosicki, 2001, p. 4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