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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是美国与盟友之间不存在充分的“政治信任”。欧洲大国向美国和丹麦施压，因为有报道称这两个国家共同监视欧洲高级政客，包括德国总理安格拉·默克尔。丹麦国防情报局 (FE) 与美国国家安全局 (NSA) 合作收集了 2012 年至 2014 年的欧洲多位官员个人信息。帮助美国窃听欧洲官员，引起了轩然大波，在关于美国监视其盟友的新指控之后，欧洲领导人要求得到答复。丹麦国防情报局在 2014 年进行了一项内部调查，其结论是美国利用与丹麦人的合作对丹麦和邻国进行间谍活动。

二是美国情报监督机制不完善，难以形成统一标准。对于恐怖分子来说，世界上最安全的地方是美国境内。只要恐怖分子不做违反我们法律的事情，他们几乎可以为所欲为。[布伦特·斯考克罗夫特，前国家安全顾问]，首先，执法和情报在不同的世界运作——一个寻求起诉，另一个收集信息。其次，随着多个国家融合中心的发展以及专注于情报的其他组织的创建，官僚化也相应增加。这增加了共享信息的挑战。最后，也许是最重要的，还有关于保护公民自由和有效监督的问题。联邦调查局和司法部长作为联邦政府首席法律官的执法和情报职能相结合，也导致了公民权利的滥用。

三是美国情报活动泛化，正在失去有效制约。美国的情报活动在全球各地，不同行业开展，分别有多个美国情报部门负责，这些情报部门具有不同职能和不同组织，相互之间不受制约，其中很多情报部门已经超出了自己的权限和管控范畴。

   四是美国的情报活动加剧国内党派冲突。从艾森豪威尔到特朗普，情报界一直在为自己的政治角色而挣扎。特朗普总统声称他的竞选活动受到了监视，并受到了全面的嘲笑。现在我们知道，不仅特朗普竞选团队受到监视，而且至少使用了一个人类情报来源——一个广为人知的与中央情报局有关联的人——试图让特朗普竞选团队的人承认与他们勾结。机构的调查从一开始就带有政治色彩。现在的美国情报部门只是为自己党派服务的工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