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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何必须保卫“改革开放”？

作者：许章润，著名法学家，清华大学法学院教授、博导

来源：2018年1月9日在“2018新年期许论坛”上演讲修订稿

1978年重启的大转型，是中国近代史上的“第三次改革开放”，连同此前两波“改革开放”，一个半世纪里，它们风雨兼程，构成了秦汉大转型之后，两千年来中国历史上最为重大的变革。时至今日，本当是最后收束时段，期期于踢出临门一脚，却没想不进则退。不仅“改革空转”，虚与委蛇的“假改革”流行，而且，打着改革旗号的“反改革”，不期然间，均同时出现。犹有甚者，“WG”势力沉渣泛起，从怀念那个扭曲时代的审丑起步，已到公然否定“改革开放”的地步。实际上，不惟难见“进一步改革开放”，而且，政道理念与治道策术方面多有倒退之迹。因此，号曰“改革开放”四十年，改变中国，影响全球，可照此后退之趋势，大家不得不担忧会否回到M时代，那个亿万国民觳觫偷生的酷烈人世。因而，当下时代急务，如执政党及其领袖所宣谕，既在继续推进“改革开放”，则必须首先奋起保卫“改革开放”，捍卫“1978”。否则，不进则退，伊于胡底。

为何必须“保卫改革开放”

在“改革开放”这面大旗下，过去四十年间，基于现代性方案、旨在解决“中国问题”而逐渐凝聚成型的基本共识，不少已然遭到颠覆或者抛弃。例如，全体国民政治上和平共处而非敌我两分的国族理念，着重于民生而非仅只国家主义光荣政治的价值导向，集体领导的权力配置与逐步走向政治改革而非重归个人崇拜与强化威权统制的大转型进路设计，内政导向的富强国策及其以建设与发展为中心而非过早大投入介入全球治理的立国路线，积极融入并建设现代世界体系而非东怼西怼的国家理性，凡此种种，这几年间均且多所修正，甚至名存实亡，而偏离了根本解决“中国问题”的“改革开放”路线。事实证明，上述共识基于百年立国的生聚教训，实为国族自强更张、文明复兴的底线，而颠扑不破者也，岂能扭曲抛弃。由此，它催逼出了必须保卫“改革开放”这一时代急务。

“民权元年”以还十年，高层看起来大致谨慎，在庇护金字塔尖的百分之一大捞特捞的同时，却又多少展示了努力与社会和解的基本善意。也正是在此时段，社会与思想乘隙获得了一定的发育空间，权力与权利的平衡意识逐渐影响官民两界，而这就是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的理念起步，也是以“高抬贵手”的方式在夯实其社会基础。最近几年间，（某些地方基层）执政风格仿佛一改前辙，公子哥派头羼杂地痞习气，而日益粗鄙化。它立基于公开的血统论，诉诸制造公民等级的社会达尔文主义，铺张赤裸裸的国家主义，强化旨在排斥大多数公民分享政治的专政格局，而分享政治与政治的分享性本当为逐渐趋近之公民理想，也是必当恪守兑现之国家理性。置此情形，中国遂成“政治后裔”们的政治殖民地和Z家大观园私宅。权力过度伸展之际，社会发育终止，思考自由遭受重创，而党政一体、党国一体、军政一体、经政一体乃至于君师一体的国家形态，却大步回归，在此百年难逢之和平时代的某些领域造成了某种“准军管状态”，实乃匪夷所思。由此，它催逼出了必须保卫“改革开放”这一时代急务。

犹有甚者，大家必须清醒认识到的是，中国过往三十多年“改革开放”积攒的家底子，几年来支撑起了政制铺展及其外向格局，实际上却多所挥霍。照此内政日紧趋势与外向型国家政策取向，钱不会自动从天上掉下来，终有难以为继之日。鉴于萧条前景的现实可能性，可见未来时光里，会不会出现诸如委内瑞拉式的家当挥霍殆尽之情形，而导致全面萧条，实在亟令吾人高度怵惕。此刻有钱，是过去几十年慢慢积攒下来的，皆为民脂民膏，自当首先用于内政民生。而目前的外向型政策，伴随着民资外逃、民企投资断崖式下降、国企效率不振、国民经济信心低落等等，坐吃山空，是早晚的事。那时节，收不上银子，不仅难言维*稳，遑论民生，还可能引发非常政治重来。时不时的，“打土豪分田地”之嚣嚷震天而风声鹤唳，以及更为不堪之“彻底消灭私有制”云云，令好不容易刚刚过上几天好日子的良善国民胆战心惊，其因在此。实际上，1978年之重启“改革开放”，其动机之一，也是一种权宜之计，就是以“改革开放”为“聚财之道”，而终究指向富强愿景。如果连这一条基本共识和维系政治合法性的兜底之处都难再保的话，那么，吃紧之际，面对财政困境而利用“打土豪分田地”的狂躁以竭泽而渔，杀肥，亦且绝非不可能。置此情形下，不明就里与别有用心地缅怀“WG”，回到“WG”，就可能成为一种选项。君不见，有人鼓噪“建国一百周年时向全世界宣布，中国废除私有制，进行第二次公有化”，以及什么什么理想“就是废除私有制”等等，凡此一经发酵，与失意草根的愤懑两相激荡，而可能引发大规模的社会动乱，亦非耸人听闻。由此，它催逼出了必须保卫“改革开放”这一时代急务。

而说一千道一万，之所以今日亟需保卫“改革开放”，就在于放眼世界体系大历史，迄而至今，中国这一波大转型尚未完成，有待接续奋斗，正处于收尾时段。换言之，“现代中国”的立国进程尚未完结，既有政体不过是一种过渡政体，作为这一政体表征的现行宪法，只能是一部临时宪法。必要等到立国进程结束，“现代中国”完型，中国文明的优良政体挺立，几经折冲樽俎后宪制定型，为万世开太平的真正的立宪时刻方始到来，“临时宪法”始望为“永久宪法”所取替。因而，这一波“改革开放”走到今天这一步，即将水落石出，而有待临门一脚，必是矛盾最为尖锐而危机四伏之际。利益格局固化，道德动机阙如，更可能因为利益冲突加剧，而调转回头。左右为难、惊慌失措之际，可能，据有些人的一己之念，为保大观园之私，不惜祭出刀枪也。由此，它催逼出了必须保卫“改革开放”这一时代急务。

一句话，“改革开放”走到今天这一步，不进则退。倘不赶紧保卫“改革开放”，就有可能往回走，但愿不是耸人听闻。

新极左

在此提醒大家的是，恰恰在此关口，几经作业，一种新型意识形态“新极左”逐步浮出水面。从邓时代的“不争论”，有意回避意识形态，去意识形态化，而以经济建设和“奔小康”这一发展主义与民生主义统辖，到此刻的主动再意识形态化，并且不时挑起意识形态之争，主要表现为对于一系列基于现代性的立国建政共识所进行的价值批判，对于“WG”之借尸还魂，其之来势汹汹，是近两三年出现的一个重要现象。这一波再意识形态化，并非简单径直回归M思潮，亦非教条搬用马列原典。一味斥责其“左”或“极左”，实在太过低估了包括学院这些教授在内的文宣打手们意识形态的建构力度，也轻视了自左翼颠覆“改革开放”共识，从而维护其所希冀缔造的政统正当性的修辞技巧。

在我观察，此一可用“新极左”概括的意识形态作业，内涵相当驳杂，可谓左右开弓。既含有WGM左极权思潮，亦糅合了某些西方白左理论，更采纳了20世纪的西方右翼理念，甚至将陆王心学牵连附会。它们几经混搭，调剂酝酿，终于发酵成今日模样。其理论面相，目下尚未完全定型，但不再是简单的WG式极左，毋宁，一种更具修辞力的“新极左”，则属无疑。旧日WG式左翼思潮，比如，强调阶级阵线阶级斗争，着力于区分姓资姓社，凸显红色江山及其接班人脉络，鼓噪斗争哲学全面内战，乃至于最近倡说的“继续革命”云云，均为基本要点。除此之外，左派学者之集体右转，勾连上了施特劳斯与施密特，乃至于特朗普和某种法西斯主义极右翼观点，狐假虎威，指东打西，为此“新极左”意识形态添砖加瓦，而较旧式极左略胜一筹，粗鄙依旧，而智巧有余。因此，装点为民族主义的国家主义，以重建社会秩序和伦理秩序面目而出现的威权宰制，表现为自我殖民的“北*京*排*华”而实则深埋于权贵裙带们阶级意识中的社会达尔文主义，看似以富强为导向而实际上涌动着帝国思维的霸业冲动，冒充为心学的唯意志论，凡此种种，遂一一登场，实为此番“新极左”推波助澜的产物，亦为其基本义理结构。说来好笑，本来，帝国研究之为热点，对于帝国霸业图景的热衷，均为右翼思潮，却主要出现于今日中国左翼理论作业日程，正表明此种“新极左”意识形态的右翼底色，而一以巩固既有格局并取悦于权力为目的，其心态，其姿态，不打自招矣。

与此同时，努力培植小市民多愁善感的伪浪漫主义，以此作为廉价的心灵麻福散，经由意识形态导演与市场娱乐化操弄，双管齐下，满世界飘荡，正在成为催眠全体国民，并且甚至早已影响到一般知识界的市侩哲学。汉语知识界之平庸，既是长年钳口政策的恶果，亦为从业者自甘堕落所致，更是政治权力努力培植没心没肺的技术型专家的价值导向使然。自诩自由主义学人之学养贫乏而又汲汲于推杯换盏，实为置此情形下不自觉之自动入彀者也。这一取向与结构，要说有什么大不了，也没什么大不了，不过就是“面包加马戏团”。但是，当下的操作是以商品经济时代消费主义娱乐化出现，经此包装，这便颇具颠覆性与裹挟力，从而，遂成新极左意识形态的侧翼。从当年满大街流行之“说《论语》”廉价劝世文，到装神弄鬼的国学热、礼拜大师、参禅悟道，再到后来的娱乐至死，迄至此刻所谓“退一步海阔天空”、“用心去爱就会原谅一切”，使劲儿摧残智商、愚弄情商，均为其表象。

诸君，凡此商品消费主义小市民多愁善感，于常态政治条件下的亿兆生计，可谓调料，并无不当，适为所需，不惮其多，唯恐其少。俟诸中国这波必将前后延宕两百年的大转型完成，一般不再有啥要命的事，成天介儿的将会是此类市民娱乐，充盈市井的必是此番市民社会的常态常情，可预期者也。否则，对于多数温饱有余的市民阶层来说，起居于刻板作息时序，则平庸时代的无聊时光怎能打发。可问题在于并且仅仅在于，面临大转型收束时段这一非常时刻，一方面打压以直面问题要害而进行深度严肃思考的国族心智，乃至于连“宪政”也成了敏感词，另一方面却又神剧满屏、伪娘娇喘、催眠有加，则其祸心自现，而于国族心智、心性、心志与心灵，适为一剂麻药矣。其所针对和解构的是真实甚至酷烈的历史叙事与前瞻性愿景期待，消弭的是直面现实而正视中国大转型有待最后收束的政治意志，诋毁的是几经摧残而亟需养育的国族道德心气，实在祸莫大焉。

置此情形下，对知识界噤声日严、言论口子越收越窄，与上述种种并行呼应，共同以阻隔对于政治德性的自然法式追问，对于生活方式的超越性伦理审视，而造就一种承认现实之无可奈何，暗示“认命”的犬儒主义生活哲学，作为此种“新极左”意识形态的侧翼，遥相呼应，可谓智巧矣。

本来，汉语学术、思想与文化的持续发育成长应足以支撑国族政治身躯的发展，适相比配，这个叫做中华民族的政治存在才能身强��健。可随着言论管控日严，这一势能减弱乃至于终将窒息，则无脑政治势必莽撞，如同无眼跛脚巨人用力过猛，踉跄之下，必有扑倒之虞。毕竟，时至今日，再也无法用经济蛋糕消泯民族的道德愿景，更不能以此取代抹煞伟大国族和亿万公民的政治理想，反智主义与心灵鸡汤式的多愁善感是市民生活的万应灵丹，却不应用作麻醉国族政治自觉的廉价毒药。

因此，这一波新极左意识形态，包括何新式的精神疾患式臆想、强世功厚脸皮往上贴的东拉西扯、孔丹们这些自以为是而实则半吊子的政治后裔们早已过时的粗鄙操作、搬弄些现代西方白左和右翼思潮的学院跪舔一族的拼拼凑凑，终于构成了其理论作业和思想表达形式，需要引起知识界的高度警惕，而将建构理性刚健的国家伦理与法治国理论，首先是符合常识、遵循人道、不违人性的政治理性，作为中华文明复兴的应有之义。

中产阶级必须担负政治责任

至此关键时刻，中国的中产阶级必须自觉实现政治成熟，担当起主导性社会政治力量的历史职责，尽速登上中国历史舞台。

依照某种官方意识形态，“工农联盟为基础，工人阶级为领导”这一基本架构，奠立了政权的正当性基础。但是，我们知道，至晚1950年代中期以还，中国的资本阶级不复存在，本来与资本阶级相对应方始存在的工人阶级，自此变成了孤家寡人式的“城市产业工人队伍”，吃喝拉撒悉由单位做主，生老病死皆在围墙之中，以单位人的孤立状态直隶于国家，实际是附属于各级政府及其企业。这不是什么工人阶级，毋宁，一种二十世纪的“城市工业啬夫”而已。就是说，中国政治版图上，本来就弱小的所谓“工人阶级”，至此不复存在。

这一波“改革开放”以来，外资和民资崛起，意味着资本阶级重新登场，有可能自反面重构工人阶级，可“招商引资”的官方路线决定了权力必与资本抱团取暖，共同对付劳工阶级，包括严禁真正工会与劳工援助团体活动，而使得工人阶级终难成型。同时，由于“砸三铁”与国有企业经由改制而完成了权贵化过程，将原有城市产业工人队伍彻底打散，导致在资本阶级重新崛起的同时，遂以三亿没有任何国民待遇的农民工填充进原有的产业工人队伍，不仅再度造成孤立无援的个体面对庞大权钱一体的权贵体系的格局，而且，是一个召之即来挥之即去的、涣散的、从而必定是廉价的二等公民劳工群体。经济学家名曰“蓄水池”，谓为“比较优势”，道尽其真相，却又荒唐至极。

换言之，在此情形下，所谓的工人阶级依然不存在，因此工农联盟也不存在，农民更是在半个多世纪里承受了中国社会政治变局的多数苦难。因而，当下权力所依赖的阶级基础遂成真空，实则以权贵资本自家人小圈子为基础，表现为“政治后裔”们全面占领国家、全面垄断原始资本积累的利益收成之后，以一个小圈子内部既得利益为基本盘，而继续占领这个国家并分享既得利益的固化局面。那边厢，与“打江山，坐江山，吃江山”实质并列的，是明面上铺陈的所谓“人大代表”，其之自编自导自演，毫无代表性，不仅是“高贵的陌生人”，而且，多半时候，适为人民的异己性存在。

“政治后裔”们投身“改革开放”，挟带着天然优势，早已从当年的共同奋斗者变成今天“改革开放”红利的最大占有者，不意间，几番辗转腾挪，已然丧失了政治感，更是毫无政治激情，完全不再有任何推动改革开放并将这波大转型推进到底的政治德性和道德动机。利益格局锁定，最大的利益动机便是固化利益格局，坚守基本盘，表现为“打江山，坐江山，吃江山”的心理结构，心照不宣，心知肚明，而使得“进一步改革开放”遂不可能。换言之，置此情形下，拒绝分享利益分成，希望永固基本盘，成为这个社会之所以走到今天不进则退的根本原因所在。因此，此时此际，既需要重启利益动机，以利益撼动利益，以权利制约权力，还需要启动道德动机，用充盈文明自觉的历史意识、强劲的国族心性与健全的良知战胜政治市侩主义。

在此，谁能破局？如何破局？如前所述，陈义于“政治后裔”们，已然是无用功。草根阶级吗？不，他们是可以收买的，也是可以恫吓住的。MM雨，小恩小惠，实际上已经收买了。其生聚，其甘苦，历来只是历史进程的参照因素。城镇市民阶层，一种市民社会的群众，前政治与无政治的存在，因无阶级自觉，消泯于“搞点儿小菜菜吃吃”，不成气候。至于民间零散出现的大量维权行动，激于义愤，息于治安，止于民生，并不足以重启“改革开放”。另一方面，城市底层普遍的不满已然弥漫，并开始出现了“WG遗民”们回归旧时革命记忆乌托邦、诉诸阶级斗争与暴力革命等旧时话语工具的现象，再不有效扭转，以主导性阶级意识同化含摄，则危乎殆哉。

因而，此时此际，鉴于“工人阶级领导，工农联盟为基础”早已名存实亡，政治后裔们为核心的权贵资本德识卑污，上述诸种社会因素涣散，表明中国的历史进程和政治发展，呼唤新兴中产阶级在捍卫经济权利的同时，必须赶紧走上政治前台，自觉提升政治地位，在政治实践中实现政治成熟，争取政治主导权。而这是一个中产阶级培养政治感觉，提升政治责任意识，实现政治成熟的伟大斗争，也是一个对于全民族的自我政治教育进程，目的和结果是且只能是全体公民政治上的和平共处。为此，中产阶级必须意识到自己是中国这个大转型收束时段的国族政治意识的担当者，激发自己“有志于政治领导权的阶级所必须具备的强烈权力本能”。在此，如果说执政基础及其代表性的话，那么，不是别的，就是这一新兴中产阶级，将它做大做强，并自觉以此为基础，才能获得执政合法性基础。实际上，作为改革开放的共同受益人，“中产阶级”意味着最大的统一战线，最为稳定也最希望稳定的社会力量，从而，也是最有可能担负起政治责任的政治力量。所谓的“人民”不仅要还原为具体的生民、族民、市民、国民与公民，特别是选民，才能彰显人民的主权者位格，而且，必须具体化并坐实为此刻所谓的中产阶级，才有政治意义。在此，中产阶级的阶级意识的培养和觉醒，从而作为体系化的力量之获得自家的政治意识，其实不是别的，就是作为这个国家的主要纳税人应当享有相应的代表性的权力意识。因此，对于中产阶级之为主导性社会政治力量的呼唤，就是在将人民坐实，从而，坐实真正的主权者位格。其之发育成长，可能，才是破解利益动机固化、道德动机不足，从而重启“改革开放”，而首先是“保卫改革开放”的基础所在。因此，爱护中产阶级，千万不要摧残他们，是这个国家的福旺所在，也是真切的执政基础。什么“三个代表”“四个全面”，还不就是基于他们并为了以他们为核心的生民之福吗！

笔者此番陈言，多受马克斯·韦伯及其身处其中的德国近代历史的启发。有感于十九世纪末期容克贵族既得利益集团不肯退出历史舞台，却又衰朽不堪，早已落后于时代，难能迎应急迫内政转型与扑面而来的世界体系的挑战，而市民阶级未老先衰，早为市侩所染，工人阶级尚未成熟到足以担纲领导者角色，导致德国难以发育出成熟的民主政治与国族心智，纵便外表强健，实际上却无主导性力量，一有风吹浪打，必然不堪一击，韦伯乃呼吁德国新兴的市民阶级，也就是德国的资产阶级，以及以资产阶级为轴心的整个中产阶级登上历史舞台，而重启社会发育与政治建设进程，以此为锚，动静出处之际，德国这艘大船方始有望平稳远航。而后来国家社会主义极左民粹叠加纳粹，彻底扭曲了这一历史进程，裹挟中产阶级，正是违乎此道，遂至灾难连连也。

既集大权，请办大事

过往五年，以“反腐”为旗帜的政制行动展现了秉具政治担当的政治意志，于吏治整肃方面已见行政效果。与此同时，大国互动刚柔相济，以亚开行为标志的全球财经布局有条不紊，怼南海硬是怼成了既定事实，叫美日奈何不得，凡此事功，非牛人不能为，亦且有目共睹（不过，却又催化出一个美日印澳的围堵，另当别论）。正是在此进程中，总统制式的集权仿佛完成，格局已现，则“既集大权，请办大事”，遂成此刻国族历史进程发出的激切时代政治呼唤。

那么，什么是大事？朝野左右，自有看法。但是，不是什么“解放台湾”，也不是一味无谓怼日怼美，则无疑义。若以“武统”而实现一统，期期以为大事，可谓阴招，高级黑。另一方面，所谓“反腐永远在路上”，如同“改革永远在路上”，既是决心，也是遁词，不成其大也。毋宁，如舆议所言，实施官员财产阳光制度、全面减税、扶贫、振兴乡村尤其是乡村基础教育、建立合宪性审查机制、推动司法独立意义上的司法改革、强化人大预决算权力、设置专职人大代表并坐实人大代表选区、容忍多元媒体与建立现代大学制度，凡此种种，均为“大事”，不妨一件一件，即刻起步，慢慢办。

尽管如此，对于身处今日这一历史节点的中国来说，最大的大事，悠悠万事，惟此为大，置于两千年历史长河而堪为其大者，就在于最终完成这一波已然延续百七十年的历史大转型，于进一步坐实现代中国“1.0版”的基础上，建设“2.0版”现代中国。

此话怎讲？原来，现代世界历史三百多年，中国近代历史百七十年，是一个“双元革命”的浩瀚进程。此即所谓“民族国家—文明立国”与“民主国家—自由立国”，两元并立，支撑起现代国族大厦，也奠立了现代世界体系的基础。前者为现代国家的“1.0版”，是要在文明立国的基础上建构民族国家，彰显文明的主体性。后者是现代国家的“2.0版”，旨在自由立国的基础上建设民主国家，实现“立宪民主，人民共和”的政治主体性。两相叠加，双元接续，建立起的是现代政治国族，一个亿兆生民的共和家园。其中，民族国家所建构的主权体列国体系与民主国家公民理想所倡扬的永久和平，二者紧张并立，构成了所谓“现代秩序的世界体系”，而为现代文明之现代生活也。

现代中国是现代世界历史进程的有机参与者，亦为现代世界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此一进程与体系，具体到吾国情形就是，中国之为民族国家早在“1911”奠基，历经第一共和与第二共和接续奋斗，第次坐实，蔚为大观，有待收束。而中国之为民主国家，正在建设进程之中，有望于未来一两代人的奋斗中，力争理性和平，随着这波大转型之收束而毕竟其功。由此，“文化中国—文明立国”与“政治中国—自由立国”，两维挺立，邦安国固，国泰民安。因而，“中国”与“现代中国”不是别的，是文明与政治的统一体，人民与城邦的共同体。抑或，以“大事”促大事，需要尽快启动现代国家的2.0版本，如此方能促使这一波中国历史大转型平稳落地，现代中国最终加冕，而为此现代世界历史收束。此为世界历史国族的赤县神州之天命，亦为当下国族政治进程的内在脉络之启示，有待此刻展现充盈历史意识之强劲政治意志，而起脚迈步也。

回首一望，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作为现代世界历史大转型中与英国革命、美国革命和德国革命并列的八大典型案例之一，“西班牙模式”涵括西班牙、葡萄牙、希腊、智利、南韩与中国台湾等诸种情形。其之起步于右翼极权，而终于民主政治，堪为奇迹。尤其是专政者凭借个人权势与声望，以良知回应历史，借集权而还民权，力挽狂澜，启动民主转型，实现光荣革命，进而完成和平过渡大转型，实足彪炳千秋。

江河汤汤，人世泱泱，瞻前顾后，东西映照，立足当下，在此可得陈言者，一句话，“既集大权，请办大事”。

为此，配合上述诸项可得即刻动手的“大事”，作为一种过渡性处理，则坐实法理上的最高权力，使事实上的最高权力向法理上的最高权力靠拢，亦为选项。此不惟重申全国人大是中国的最高权力机关，而非只是工作机关，宪法之不可摇撼，更在坐实宪法第35条规定的各项基本公民权利之神圣不可侵犯矣。

临了再说一句，“政治后裔”们自1978大步后撤，固守经由“改革开放”而形成的既得利益格局，排斥其他阶级阶层的分享与参与，说明其心智与德性，已退化为小市民的政治市侩主义。逮至诉诸赤裸裸的社会达尔文主义，钳口日紧，等于重拾专政理路，表明不足以担纲历史进程。正因为此，国族建构未能从1.0版本进入2.0版本，经济建设主导到达此刻这一程度后未能转换为民主国家的政治建设轨道，表明政治后裔们的政治感丧失，政治德性隳颓。因而，启动已然延续百七十年的大转型之临门一脚，完成国族天命，要求“既集大权，请办大事”。否则，毕竟还如马克斯·韦伯所言，“一个大国的最大危险莫过于被一群政治上毫无教养的市侩所领导。”

转自《苍山夜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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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年前的网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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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晓波贵宾

发表于 2007-6-3 13:21 资料个人空间短消息加为好友民主中国纪念十八周年专辑的王怡这篇文章谈到六四的影响提要：纪念六四十八周年专辑：六月，仍旧是这个共和国最残忍的月份。“六四”不是历史，“六四”也不仅仅是一件国家罪行。“六四”是一场持续至今的全民族的精神创伤。今天，六四构成了统治的一部分，构成了怨恨的一部分，也构成了怯弱的一部分。六月是最残忍的月份：纪念“六四”屠杀18周年王怡 1922年，第一次和第二次世界大战之间，也是共产党兴起和法西斯兴起之间。艾略特写下被誉为现代诗里程牌的长诗《荒原》。诗中采集欧洲文明的各种意象，来表达二十世纪初人类精神的幻灭与虚空。第一句就很有名，“四月是最残忍的月份，在死去的土��里，混合着记忆和欲望”。全诗最惊心动魄的场景，是艾略特借用《旧约•以西结书》所记载的一个异象。当时以色列民族因他们的罪受到上帝的诅咒，先知以西结割下他的头发和胡须，三分之一在城中用火焚烧，预示以色列人将有三分之一死于灾荒；三分之一用刀砍碎，预示着另外三分之一将死于战火；三分之一随风飘散，预示最后三分之一的以色列人将流离失所，被掳他乡。如此绝望的时代，先知以西结被耶和华的灵引导，被放在一个布满骸骨的平原上。先知说，“他使我从骸骨的四围经过，谁知在平原的骸骨甚多，而且极��枯干。他对我说，人子阿，这些骸骨能复活吗？我说，主耶和华阿，你是知道的”。到此为止，即使我不是以色列人，而是一个中国人，我也不可能不哭。三年前第一次仔细读到这一段，我想到出生之前死在饥荒中的我奶奶，死在青海劳改营的我爷爷，我甚至迄今都不知道他的名字。我更加想到我的青春期，我在16岁那一年看见了“六四”屠杀。三个月后，是我的初恋。好几年里，我曾被一个题目死死的吸引，就是“1989年的爱情”。我一直无法把我16岁的初恋，和一场屠杀分得清清楚楚。多少次我恨这个世界，为什么我的青春从一开始就显得那么卑微，甚至那么可耻。革命与爱情的相互纠缠，是我可以想象的。我从小就看这样的故事长大。小时候，我曾跟父亲一起去电影院看郑义编剧的电影《枫》。那一个恋人跳下楼去的镜头，很多年来都会进入我的噩梦。这世上有哪一个少男少女，曾经幻想自己初恋那一年，有一场现场直播的屠杀呢。这些年有一些以六四为背景的作品，关锦鹏《蓝宇》中的北京故事，一对同性恋者的激情，屠杀不过被摆在一个冷漠的位置，甚至被可耻的摆在一个催情的位置。张艾嘉的电影《心动》中，两个香港中学生，在他们初恋的一个回合里，回家刚好看好六四屠杀的新闻。但和他们的爱情比起来，北京的任何事也遥远得几乎可以被忽略。我想这两位香港导演，只是当“1989年的爱情”是擦肩而过的噱头，但他们无法真的理解这件事。不错，六四屠杀，被说出的真相至今远远不够。但在另一层面，“六四”更多地是被作为一个政治事件或历史事件被言说，却很少被作为一个精神事件被探讨。“六四”对整整几代人心灵的影响和精神的宰制，六四之后，多少人的灵魂就从此活在一个布满骸骨的荒原上。叫我18年来，常常想到自己的灵魂就哭泣，想到这个世界的虚假就痛恨。我读过许多关于“六四”的宏伟叙事，但我的确很少读到那些细微的、私人的精神创伤。近年来令我落泪的个体精神史，是一位基督徒作家施亮的小说《安魂曲》，和我的朋友汪建辉的小说《十七年》，尽管读过的人可能不多。一位老诗人曾对我说，我们都是89一代。因为我尽管虚长几十岁，但我们一样是在共产党开枪之后，才开始彻底觉悟的。我很感谢这句话，但它依然指向的是政治层面的一场精神地震，而不是生命意义上的个体苦难。老先生，不是的，在六四面前，我们不是一代人。直到今天，我丝毫不了解“六四”对于赵紫阳是一种怎样的苦难，对于李锐又如何？对于天安门前的大学生和流亡者们，那种种苦难又有什么迥异。甚至我的父亲，他的灵魂在那一年到底经历了什么？我也不知道。这几年我在海外，见到王丹、吾尔开希、封从德等流亡的学运领袖。我和他们有一个相同的梦想。但我却很清楚他们的89，和我的89是完全不一样的。作为一个“后天安门”的青年知识分子，我最想表达的，其实不是一种同仇敌忾的义愤，而是对一个当年的未成年人来说，屠杀到底意味着什么。意味着这18年来纠缠不休的怨恨，不但针对共产党政权，也更加针对整个成年人的世界。从父亲，到老师；从校长，到县长；从统治者到反抗者，整个父权世界，在我面前所有道貌岸然的长辈。在那一场屠杀的前后，联合起来糟蹋了我的青春期。这就是六四屠杀之于我的个体磨难。近年来，我在文字上仍尖锐地流露着这种怨恨。在我的文集《美得惊动了中央》的后记中，我这样写下： “我之所以能成为一个知识分子，只因我在精神上是六四之子。有人说你才多大。我想说，我是谁啊，我是屠杀现场的一个未成年人。当初你们杀人，不能避着我这样的高中生吗。就像你们做爱时都避着我们一样。没有。没有就要付出代价。” 大约两年前，我与89年的学生领袖任不寐有一场争论，在《一个人的反对党》中，以一种傲慢的语气写下：在谈论1989的时候，有一个尖锐的、至今未被理解和区分的事实，那就是——我这一代人当时是未成年人。有人曾问我你当时不过是一个高一学生，六四和你有什么关系？六四给你的创伤到底在哪里？我说，如果有人当街杀人，围观者中既有成年人，也有小孩子。你说这件事跟小孩子有什么关系？大人津津乐道一天可能就把这事忘了，小孩子却要做一辈子噩梦。在1989年及其以后，整个社会没有人来顾及未成年人的精神史，没有人去考虑未成年人的灵魂。整个杀人现场没有把儿童清场。甚至整个社会合谋在整整一代孩子的面前作伪证。并用谎言一遍一遍地为我们洗脑。我花了多少年时间和整个青春期的流浪，来寻找正确的知识，来遗忘被强迫背诵的答案，来认识你们这一代被高举的苦难。所以当你说“我们”都应该忏悔，应该为十五年来的半吊子的言论而愧疚时，我想你说的“我们”是指89一代。我想你没有资格把我、把余杰、把这一代青年知识分子都囊括进来。你们在广场呐喊的时候，在屠杀之后无论选择的是谎言、沉默、转身或者流亡，你们都和共产党人一样，并没有对未成年人负责。就像吵架的父母，双方都没有残留对子女的责任心。因此我没有义务接受你的邀请与你一道忏悔，一道卑微。你的忏悔仅仅是你的，不是我的。我甚至也可激愤的借用你的口气，说在1989年，除了未成年人，没有人是无罪的。“连一个义人都没有”。这就是我内心的一种情结，一种在屠杀面前对整个成年人世界的愤懑。而不仅仅是对共产党的仇恨。这是我的89情结与你不一般的部分。如在今年，我起草了那一封“六四”十五周年的公开信。但我内心极不愿意起草这份信。从三月份和余杰谈好由我执笔开始，我就一拖再拖，一直拖到五月中旬。不是我害怕，而是我内心的这种情结，强烈地盼望有当年的成年人、当年德高望重的知识分子，比以前更勇敢的站出来做这件事。可到5月中旬我仍没有看到丝毫动静。对我来说，动笔写这封公开信是我内心深处一次极度的失望和再次的受伤害。我愿意起草这份信，这是我自己89情结的一次舒解，也是在中共面前的一种尊严。但是在我内心，我一直对这件事是无法释怀的。因为我觉得这是一桩真正的耻辱。就是由一个当年十六岁的孩子，在十五年后执笔这封信，来邀请你们签名。对不起，这是你们的耻辱。不是我的。 1989年春天，我在四川的一个县城读高一。到4月份，街上出现了零散的游行队伍。师生们都兴奋的摆谈着国家的局势。我是班上一份油印《语文小报》的主编，我父亲是我的语文老师。那时候我读了点刘宾雁、苏晓康，一度想写报告文学。先写了一篇明查暗访学校食堂的，指名点姓骂了校长。我的英语老师偷偷对我说，骂得好，最好把报纸贴到办公室外面去。他的怂恿使我的胆子更大了。五四游行以后，我就开始筹划北京学生运动的专刊，准备采访校团委书记，其它老师和同学，让他们谈谈对反腐败、要民主的看法。我自己刻钢板，叽嘎叽嘎就干起来了。那个晚上，父亲跟我谈话，要我停止那一期专刊。我不同意。他也许是第一次如此语重心长的，企图以一种平等的态度说服我，一直说到半夜一点。大意是我们过来人，知道政治的可怕，你不可能知道。我们不能让你这么小就被卷进去。卷进去一辈子就完了。但我很倔。从小父亲对我实施棍棒式教育，成绩不够优秀，拿不到第一只有第二，都可能挨打。有一次家里买了苹果，放在床下。父亲说每天只能吃��个，不能偷吃。他们走后我就趴到床下，爱不释手的看啊，一会拿出来，一会又放回去。终于不敢吃。父亲回来后，叫我过去。问我是不是吃了苹果。我说没有。父亲不相信，因为他发现苹果被动过了。随后，他用一顿鸡毛掸子叫我开口承认自己偷吃，并写了三遍“我为什么要撒谎”的检讨书。这样的童年一直延续到初二，终于有一次我伸出手，把父亲的胳膊抓住，警告他不要再打我。从那之后，我对父辈及教育者的逆反一发不可收拾，父母也渐渐管不住我的言行。所以1989年的那个春天，父亲已不可能说服我。最后只好强行没收了油印室的钥匙。那个春天是一个转折，因为一场屠杀，我对父亲的仇恨，变成了对国家的仇恨。因为邓小平和李鹏是四川人，好多年里我都对此感到羞耻。从心里觉得四川人是中国的败类。我甚至在那一年立下一个志愿，以后要洗刷四川人的耻辱。我对当时四川省委书记杨汝岱在“六四”之后批判赵紫阳的言论，更是感到无地自容。1989年6月，整个世界忽然在我眼前崩溃了。你所有的老师都在那一天之后，就变了一个人，变成了不要脸的说谎者。你所有的父辈都在那一天之后，就变成了只敢在厨房里发牢骚的胆小鬼。这是个什么世界啊。还值得长大吗，还值得高考吗。我在16岁之前被养成的价值和道德观，几乎没有什么被剩了下来。 6月底放假，我去成都，在舅舅那里看见了一千多张成都、重庆等地民运和镇压的照片。舅舅是一位摄影师，他叫我和表哥拿着这些照片，到七楼顶上，统统烧掉。他说，不然要按着这个抓人。我被这些照片彻底震撼了，图片的尖锐和真实，超过了我在老家能看到的一切文字和画面。我悄悄的留了大约两百张，放在我的书包里。几天后我的外婆趁我不在，搜查我的行李，把这些照片找出来销毁了。当时我实在恨不能把她扔下楼去。这个怨恨甚至一直持续到两年前外婆去世。我刚刚信主，跪在地上祷告，说这件事我不再埋怨外婆了，如同我的父亲一样，其实她保护了我。他们在一个崩溃的世界里面，以一种世俗的智慧和家长的权柄，伤害了我，也保护了我。但对当时的我，这一切都是成年人世界的合谋。他们不惜把从小教导我的那个世界撕碎了。那个夏天我彻底陷入了虚无主义，尽管那时我肯定不知道这是什么意思。我不知道在每一座县城里，有多少中学生在那个夏天经历了世界的虚空与荒凉。9月开学后，我和一个外地转学来的女生开始了一场闪电般的早恋。就像邓小平说的，这一场风波迟早要来，晚来不如早来。长大后我常常反想，我的青春期的性冲突，我对异性的憧憬，和对成年人世界的绝望与反叛，在朦胧的爱情中到底占据着一个什么位置。也许我永远没有答案。我只知道，在1989年，我16岁，从此成了一个爱情至上主义者。除了爱情，整个世界在我眼里都是垃圾。爱情是我的偶像崇拜，直到它在我十年的婚姻中被不断破碎，直到我成为基督徒，逐渐把我的爱情重新摆在一个看起来最恰当、也因而最美的位置。可怜啊，在1989年，我的初恋竟然不是对一个完整世界的向往，而是对一个破碎世界的顶替。所以我对学校和家长的藐视，也在那一场早恋中达到了极限。如果我必须忍受那些道貌岸然的家伙在课堂上唧唧歪歪，必须忍受在考试中一遍又一遍地背诵党的伟大决议，甚至考上大学后还必须接受军训，老子谈个恋爱凭什么就不可以呢。所以我像一个坏孩子那样谈恋爱了。我甚至不在任何同学和老师面前避讳我的爱情。我爱那个女孩，胜过爱这个肮脏的世界，胜过爱我的父母。我甚至就为了反对“不准早恋”而偏要早恋。直到她被父母带走另一个城市。我的青春期轰轰烈烈的死掉了。那一年末尾，我听到黑豹乐队的摇滚，“无地自容”。我就躺在床上哭得一塌糊涂。我觉得自己已经老了，我的生命无地自容，几个月前的事遥远的就像一场梦。连真实的记忆也无地自容。这个被谎言和鲜血所遮蔽的国家，就像一台庞大的机器，我身边的每个人，连我的父母都是那无情转动的齿轮。要杀死自己的孩子。在那个时刻，我对自己说，我不要你们教育，从此我要自我教育。大学毕业以后，我看到弗洛伊德乐队的MTV专辑《迷墙》，我才知道，原来那就是我的1989年。最近几年，我总要在课堂上给学生们看六四的纪录和图片。有一个报道说，有人拿着王维林站在坦克前的照片，给大学生们看，问你们知道这是什么吗。竟没有一个人知道了。有人回答，是行为艺术吧。前天，我给学生们讲到六四，才想起他们大多数只有18岁，他们中的一大半都出生在屠杀之后。18年后，他们已经18岁了。18年后，我的第一个孩子也出生了。我每年接触这些学生，我很清楚“六四”对他们而言仍旧是一场苦难。就算对“六四”一无所知，这种一无所知也是他们的精神世界继续被“六四”主宰的一种方式。但我却越来越不了解了，对他们新的一代来说，这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个人精神史？他们的荷尔蒙，和那一场18年前的屠杀和18年来的谎言，又有着怎样的牵连？六月，仍旧是这个共和国最残忍的月份。“六四”不是历史，“六四”也不仅仅是一件国家罪行。“六四”是一场持续至今的全民族的精神创伤。今天，六四构成了统治的一部分，构成了怨恨的一部分，也构成了怯弱的一部分。两年前，我被一所大学申请调动。在所有手续中，有一个学校出具证明我“没有参加过六四，没有练过法轮功”的文件。我也的确这两样都没沾边。但当我拿着这张纸，我的屈辱就和18年前那个晚上一样强烈。不同的是我已成年，不能再将怨恨单单发向一个大人的世界。可世俗的念头还是使我犹豫了，反正我又没有说谎，反正这个证明又不是我要求出的。我把它塞到文件里面，假装忘了它的存在。就像当年我痛恨的父母、老师和政府一样，假装忘了孩子们的鲜血。后来，我的调动因为安全部门的干预，在最后一刻被取消了。受洗之后，我非常庆幸这件事，当我内心软弱，甘心接受一种屈辱的时候，警察竟然帮了我。这件事也叫我知道，我所怨恨的里面，明明也包括了自己。我当自己是无辜的少年，除我之外，长胡子的人里“连一个义人也没有”。从此这18年的怨恨和重担，甚至一刻也没有真正在我里面消停过。然而其实我是谁呢，我并不是一个与屠杀无关的人。那个夜晚北京开枪的时候，我的确不在现场。但当那一纸证明递给我，我拿着它去办理调动手续。那一刻我却回到了现场。我瞧不起的人，我和他们一模一样。我甚至轻易地就抛弃了18年前的那个少年，也背叛了自己这些年来的言论和坚持。在我里面若没有自由，每一刻我都可能活在当年的屠杀现场。我就是那临阵脱逃的人，就是那卖友和撒谎的人。就如每一个基督徒，都在两千年前基督被钉死的那一刻有份。我碰巧只有16岁，我有什么可自夸的呢。因为先知以西结的时代，诗人艾略特的时代，以及我们的时代，其实就是同一个时代。也都是同一个荒原，同样地布满了骸骨。《传道书》说，太阳底下无新事。人痛恨的是可能人行出来的种种恶行，但上帝痛恨的，永远都是人心里的恶，人心里对善的亏欠。曾经在那片灵魂的荒原上，先知以西结对着骸骨发预言，叫他们复活。他说，“主对我说，人子阿，你要发预言，向风发预言，说主耶和华如此说，气息阿，要从四方而来，吹在这些被杀的人身上，使他们活了。于是我遵命说预言，气息就进入骸骨，骸骨便活了，并且站起来，成为极大的军队。主对我说，人子阿，这些骸骨就是以色列全家”。先知的这一异象，在民族的灾难和诅咒中预言了将来的复兴。20世纪初的艾略特，却在诗中悲伤的回应说，“人子阿，你不能说，也不能猜。因为你仅仅知道一堆支离破碎的意象”。从异象到意象，就是从满有盼望的图画，到支离破碎的片段。当斯宾格勒写下《西方的没落》，艾略特回到古典时代，去寻找荒原的救赎。在这首长诗中，他将人类永恒的苦难，化作当下的灵魂处境。在诗的末尾，他引用《新约•腓立比书》一节著名的经文，反复诵唱： “出人意外的平安，出人意外的平安，出人意外的平安”。几年后，艾略特重返基督信仰，成为了英国圣公会的一名基督徒。今年，最残忍的月份还是六月。因为它一开始是儿童节，屠杀纪念日之后，又是连续三天的高考。我不知道这是否也是一个预言。关于怨恨和慈爱，关于少年人和成年人，关于谎言和记忆，关于骸骨的复活，荒原的拯救，和“出人意外的平安”。两周前，我收到一封中学生的信，叫我想起18年前的自己。18年来的个体苦难，甚至在下一代人身上仍在继续。我将这封信摘录如下：王老师,我是一名高二的辍学学生。初二的时候是我的启蒙期，那时候看翡翠台香港的新闻，发觉和大陆这边的的报导模式很不一样。就这样连续看了一个暑假，然后从各种渠道弄到了一些书.从此改变了认识事物的方法，知道了新闻自由，民主，看到了国内教育的动机。初三那年，我在试卷的作文题提到了“六四”，里面骂了共产党。试卷发下来后被学校开除了。那时我就在家里待了一学期。初三第二学期找了家学校参加了中考，上了高中以后听不下政治和历史课,一塌糊涂,整个高一和高二第一学期都在茫然中度过。高二第二学期就是年后，我就离家出走一个人跑去香港看了几天。回来后我又进去学校了,我不想回去，我在里面坐不下去,但是刚好这时喜欢上了一个女生,于是我立刻表白，被拒绝了,再看看教室里的学生,看看讲台上的教育者,我心灰意冷,把心一横,离开了学校，到现在差不多有两个月了。在学校时很反感,离开这段时间整个人又不知去向,真的很茫然,昨天晚上看了你的文章《在作弊中慢慢成长》,我感受良多,如果我现在在学校，这篇文章一定能激起我的激情，但是离开学校后整个人没了底气，看到你这篇文章觉得字字珠玑,可就是"狂"不起来了。这些日子我自己有了更深的体会,我不是否定你们,我坚决拥护自由,民主,思想独立.但是以我现在的体会，在中国年纪越小的人，越早接触这些东西对他在这个社会的立足越不利啊。明白的越多,书越读不下，成绩越烂，上不了大学,或者干脆没读完高中,出来社会。这样的人在中国可有立足之地,如何挣钱,没有钱如何生活。矛盾,一百个矛盾,王老师你说你在大学启蒙,现在我自己意志消沉,总爱往偏处想,有时我多么希望自己也是上了大学以后才接触到这些东西，因为那时已有了资本。哈哈,我这人现在一摊泥.想不明白,确实很矛盾,我希望能得到你的指点。最后我想说，我不后悔接触到这些真理。” 这是我收到过最椎心、也最沉痛的一封信。老实说，这个世界我们负不了责。我们需要呼喊，也需要宽恕。需要被建立，也需要被医治。每一个人的“六四”都是一场个别的苦难，从垂垂老矣的流亡者，到这个辍学的高二孩子。但是人子阿，骸骨能复活吗，罪人能被挽回吗，这个国家还要把多少人的青春期，拿来献给这个纪念日啊。我说，主耶和华阿，你是知道的。 2007-6-3夜，为下一代的孩子们祷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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