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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itchyparadisedaze-blog · 6 years a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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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8 -- 1959 亩产百斤到亩产万斤全纪录

按时间排列：

1958年6月8日，《人民日报》报道河南省遂平县卫星农业社5亩小麦平均亩产达到2105斤。

1958年6月12日，《人民日报》报道河南省遂平县卫星农业社2.9亩小麦试验田平均亩产达3530斤。

1958年6月16日，新华社报道，湖北省谷城县星光社王明��试验田的小麦亩产4353斤。

1958年6月23日，《人民日报》报道湖北省谷城县先锋农业社小麦试验田亩产4689斤。

1958年7月3日，毛主席对中共广东省委书记处书记赵紫阳一九五八年六月八日给广东省委的信写下如下批语：

广东省委书记赵紫阳同志最近率领北路检查团到从化县，经四天工作，给省委写了一封信，提出了三个问题：

一、对早稻生产的看法问题;二、群众路线问题;三、大字报问题。这些都是全国带普遍性的重要问题，值得一切从中央到基层的领导同志们认真一阅。红旗半月刊应当多登这样的通信。

这封信的风格脱去了知识分子腔，使人高兴看下去。近来的文章和新闻报导，知识分子腔还是不少，需要改造。这封信在广东党内刊物上发表，由新华通讯社当作一份党内文件发到北京的。其实，这类通讯或文章，完全可以公开发表，无论对当地同志和全党同志都有极大好处。

我同意赵紫阳同志的意见，早稻每亩么能收300斤已经很好，比去年的200斤增长50%，何况还有350-400斤的希望。原先的800斤指标是高了，肥料和深耕两个条件跟不上去。这是由于缺乏经验，下半年他们就有经验了。对于这件事，从化的同志们感到难受，这种难受将促使他们取得经验，他们一定会大进一步。

群众路线问题，仍然是一个值得全党注意的问题。其办法是从全省各县、全县各乡中，经过鉴定，划分为对于群众路线执行得很好的，执行得不很好也不很坏处于中间状态的和执行得很坏的这样三大类，加以比较，引导第二、第三两类都向第一类看齐，到第一类县乡去开现场会议，可以逐步地解决这个问题。这个问题，不但农村有，城市也有，故是全党性的问题，仍然需要采取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的方法去解决。

小平、彭真、震林、伯达

同志：你们看这封信是否可以发表?我看发表毫无害处。请伯达打电话给广东省委，问一下这封信是否已在党内刊物上发表，或者是用单个文件发表到各县，或者并没有发去?再则告诉他们，我们拟在红旗上发表，他们意见如何?以其结果告我为盼!

注释：

小平，即邓小平，当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彭真，当时任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震林，即谭震林，当时任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伯达，即陈伯达，当时任《红旗》杂志总编辑。

1958年7月12日，《人民日报》报道河南省西平县城关镇和平农业社2亩小麦创亩产7320斤的记录。

1958年7月18日，《人民日报》报告福建省闽侯县连坂农业社2.6亩早稻试验田亩产5806斤。

1958年7月25日，新华社报道，江西省波阳县桂湖农业社干部试验田早稻亩产9195斤。

1958年7月31日，《人民日报》报道了湖北省应城县春光农业社生产队长甘银发种的早稻平均亩产10597斤。

1958年8月13日，新华社报道，湖北省麻城县溪建园一社出现“天下第一田”，早稻亩产36900斤。

1958年8月16日《红旗》第六期发表了赵紫阳的信，题为《从化四日----给广东省委的一封信》。

1958年9月5日，《人民日报》报道广东省连县1.73亩中稻亩产60437斤。

截止1958年9月25日资料，小麦亩产最高数是青海柴达木盆地赛什克农场第一生产队的8586斤，稻谷亩产最高数为广西环江县红旗人民公社130435斤。

原来7月3号的话是白说了。

1958年9月18日《人民日报》刘少奇同志在徐水

人民日报康濯

在毛主席视察徐水以后，不到四十天，刘少奇同志又来到了徐水，在徐水视察了一天多时光。

刘少奇同志从9月10日下午四点半钟来到这儿，直到11日下午六点离开，几乎是黑夜都很少休息。我们党中央的刘副主席不顾辛劳疲累，不顾汗透的衣衫，不顾庄稼丛中灼热的阳光和铁水炉边的炙人的红火，一直精力饱满和神采焕发地走过了徐水城乡的广大地区。少奇同志的思想、言谈和容光笑貌，也就这样深深刻印在徐水人民的心头，刻印在这儿永远跃进着和沸腾着的平川和山地。

在城市化的谢坊村

少奇同志由河北省委书记处书记解学恭、保定地委书记处书记宋琏和徐水县委第一书记张国忠等陪同，在10日下午五点钟首先到了遂城人民公社的谢坊，视察了这个城市化的村子。少奇同志从村外步行进村，一眼看到牲畜比赛场上架着枪，就立即走了过去。正在那里做活的男女基干民兵，马上便围拢来欢呼鼓掌;随后又像紧急集合一样，放下铁锨背起枪，接受了少奇同志的检阅。这些满身干劲的青年，男的背着刺刀雪亮的步枪，女的背着卡宾枪，个个昂头挺胸，一动不动地睁着庄严而又兴奋欢乐的眼睛，直望住少奇同志。少奇同志向大家问好，又问大家擦过枪没有;并且接过一支枪来，熟练地打开枪拴检查了一遍，然后满意地笑着递还了枪。这时候，民兵们抑制不住地振臂高呼：

“共产党万岁!毛主席万岁!祝刘少奇同志健康!”

在少奇同志告别的时候，这一伙公社社员和民兵又一次鼓掌欢呼。接着就架起枪来，投入了紧张的生产。

幼儿园的孩子们正在幼儿公园里玩撬板、滑梯和木马。少奇同志笑嘻嘻地走过去，俯下身子和蹦跳着围上来的小孩们握手，并且听他们唱歌，同保育员谈话。随后就去到幸福院，看了老人们住的房子和墙上贴的幸福院制度，又和老人们一道坐在院里，详尽地问了院里的生活情况，同老人们闲谈了一阵，要这些为幸福感动得歇不住手脚的老人每天除了活动活动筋骨以外，还是得多多休息。老人们也跟少奇同志对答着家常话，那谈话的气氛就如同老朋友在互吐衷肠。

刘少奇同志在谢坊整整视察了两个钟头。他看了猪场、缝纫工厂、诊疗所、俱乐部、红专学校、养鱼池、发电所和粮食加工厂，也看了供销部、食堂、礼堂和名叫幸福池的澡堂。我们的领袖穿着普通的白衬衫、灰裤子和布鞋，一头灰发，满脸笑容，精力旺盛得永不疲倦。走到哪里都举起手来同大家招呼，和大家握手谈笑，朴素平易得就像我们大家庭中的一个谦和的长者，一个热情而亲切的最好的同志。他在每一个地方都看得非常仔细，问话也问得十分细致，而且随时给以指示。

少奇同志很重视植树问题。在看礼堂的时候，少奇同志发现本村建设规划上的树木少了，马上告诉村支部书记朱春生“应该增加一些”。在卫星猪场看到有树，就很为称赞，并且说：

“这是个办法!除了栽树，猪圈旁边还应该种瓜!”

支部书记朱春生对少奇同志的指示都保证一定办到。但朱春生也多少有点儿紧张，对少奇同志提出的问题总怕回答得不好。其实他都回答得相当周到。少奇同志在红专学校里详尽地了解了种种情况以后，知道朱春生在那儿教政治课，就曾问他都教的什么，怎么教的;他说他主要是讲党的总路线和报上的材料，并谈了谈具体情况，少奇同志忙说：

“对!就这么教!很好!”

少奇同志还向朱春生了解了村里劳力的情况和儿童入学的情况，而且十分关心农村的中学教育。在知道这里抓住山药高产和计划今年亩产粮食两千多斤以后，连忙告诉大家说，山药可以制糖、粉、酒、酒精、橡胶和点心，还可以喂猪，要大家好好利用。少奇同志在进村以前和进村以后，还曾先后几次兴致极高地看了多穗玉米，对这种高产作物很为称赞，并问这儿一般的玉米有没有插竹扦。少奇同志对谢坊城市化的建设也表示满意，又几次夸奖这儿的壁画画得好。

这一天，晴空万里，傍晚的金色的阳光和谢坊人的热烈的欢迎，一直紧紧跟随着刘少奇同志;而少奇同志也给谢坊带来了宝贵的力量，带来了更大的干劲和力争上游最大的雄心。

在商庄人民公社

11日上午，刘少奇同志到了商庄人民公社。首先视察了畜牧场，然后走到村边的瀑河岸上，问了问瀑河的情况，并建议在河中筑闸提高水位，以便利自流灌溉和行船、发电。少奇同志十分关心土地的灌溉，昨天在谢坊村外的机井旁边，就和年轻的锅驼机手祁家祥谈过灌溉问题，并让祁家祥给他算了算每天抽水的数量。今天在大寺各庄，又在机井旁边和女锅驼机手阎凤珍研究了一个问题。少奇同志说：

“夏天从机井里抽上来的水太凉，要是在机井边上作个大小池，抽出水来放池子里晒上一天再浇地，这样办行么?”

不仅是阎凤珍，所有的人都感到这是个很好的办法。少奇同志又说，这个办法还可以不停地充分利用抽水机器，可以储备丰足的水，可以使一眼机井保证供应一千亩地的需要。

这一天，天气同样很好，少奇同志兴趣也极高。他看了商庄的食堂，路过洗衣房就和手上水淋淋的女工握手，并告诉大家，天津有一种洗衣机，两个人操作，一天可以洗一千多件衣服。县委书记张国忠马上答应去买那种洗衣机。少奇同志还在商庄幼儿园里看了小孩们的卧室、厨房和玩具，并且笑嘻嘻地听小孩们给他唱道：

爸爸妈妈去生产，把我送到幼儿园。

幼儿园里朋友多，唱歌跳舞多快乐!

离开商庄以后，少奇同志在这个公社的大寺各庄村外走了一里多地，看了近七尺高的丰产棉花和半人多高的丰产谷子，看了梅花形的密植玉米和移栽的密植玉米，看了有名的丰产大白菜，也看了五六种耕作法不同的高产山药和沼气试验场。少奇同志对丰产地抱着最大的关怀，简直忘记了疲劳，好像也并没感觉到衬衫已经汗湿，有时甚至还取下草帽，一刻不停地又看又问。他听说这里有人给庄稼灌狗肉汤和打针——打葡萄糖，打胡麻油和棉油，不禁诙谐而风趣地说：

“那么作真有效果么?哈哈!那你们可以养狗啊!狗很容易繁殖嘛!”

在视察丰产地的时候，更多的是随时随地给予的宝贵指示。看过一些密植作物，少奇同志说：

“你们这里种大畦子的办法不错!只要畦跟畦之间留个小垅道，能进去人就行。要锄草、间苗的话，可以作个寸把宽的小锄，也可以用镊子夹。”

少奇同志还很欣赏沼气试验场的-圆锥形种植法和其它的堆形种植法，他说：

“这是个好办法!这种立体办法，不搞沼气也有好处。这可以增多土地的面积，也可以更多地吸收太阳光。凡是同样面积的立体，以球形的吸收太阳光最多最大。”

看过许多丰产卫星田和试验田，少奇同志还向商庄人民公社党委第一书记詹登科和陪同的人提议，要大家具体地算一笔账，比如说种高粱，是种一亩亩产两万斤的合算，还是种十亩亩产两千斤的合算。少奇同志说，大概是少种、多产的合算一些，不过这就要把上面的一亩和十亩所花的工、肥、水等等细致地算算并加以比较，然后得出个结论，才能说服大家。少奇同志说，“这就需要大胆试验。试验的东西不要怕失败，失败了也总是小范围的，失败了也不批评。西药六○六就失败了六百零五次。我们要有不怕失败的精神。试验成功了就推广，试验就是为了推广。”

少奇同志在商庄人民公社还作了许许多多重要的指示。他看到那里人人以特产大白菜而自豪，就笑着提出“警告”说，别的地方一定也会学习你们并且种出更好的白菜，那时候你们就得考虑白菜的市场问题啦!听说那里划了一片坏地作公墓，就建议给公墓栽花种树，并请美术家设计一下，把过去人们一见就难过的坟地变成大家看了都高高兴兴的公园。人们汇报了公社成立后不少上中农怎样献出了多年埋藏的粮食，就马上提出今后粮食多了，可以给每户社员分发一批粮食保存起来，反正人人吃食堂，存粮当然不能吃。

在离开商庄人民公社以前，少奇同志还和大寺各庄的社员们一道，参加了深掘丰产麦田和翻山药秧的劳动。这时候，簇拥着少奇同志的掌声和欢呼突然平静下来，有些社员感动得热泪盈眶和张嘴结舌。在少奇同志走了以后，翻山药秧的社员浑身��劲，宛若冲锋般地一鼓作气就把五亩秧子翻完;十八岁的姑娘阎素花说：

“这块地我就是不吃饭，一个人也要翻完呀!这是咱们党中央刘副主席翻过的地啊!”

在一穷二白的工厂和大学

刘少奇同志在11日上午去商庄公社以前，曾经视察了徐水和安新的联合钢铁冶炼厂。下午又视察了徐水大学、徐水机铁厂和细菌肥料厂。在10日晚间，县委向少奇同志汇报全县机械化电气化规划的时候，我们的刘副主席就再三强调地说过，拖拉机也好，汽车也好，发电机也好，都要有钢铁!少奇同志在徐水的时光，也就处处指示和鼓舞人们多生产钢铁;在冶炼厂和机铁厂，更是细致入微地走遍了所有的车间。

冶炼厂是在一穷二白的基础上刚刚建立起来的。到处是砖瓦铁石，是正在生产或正在修建的小高炉和土炉，是临时睡觉的帐棚席棚，是沸腾的人海和冲天的红火。刘少奇同志非常喜欢这些东西，几乎是专找红光漫天的所在视察。他在徐水县委和安新县委同志的引导下，看了每一座小高炉和土炉，拾起各种铁矿石加以比较和询问，研究小的风葫芦和大的鼓风机以及暖风室，计算每一炉的原料和成品，同炼铁工人、砸矿石的小工以及女机器手谈话，有一回甚至还踩到了刚刚出炉而火烫熏人的铁渣上。在那个露天的战场，少奇同志不仅时时高扬着手，回答人们激情的鼓掌;并且还在看过一炉出铁之后，伸出巴掌同工人握手，接着又热烈地鼓掌祝贺大家。应该说，少奇同志简直就亲身参加了那儿的炼铁。

少奇同志也和毛主席一样，视察了细菌肥料厂生产固氮菌的全部过程。在机铁厂，对那里白手兴建的高炉和十几台车床的规模以及翻砂的产品更是称赏备至。看到那里还制出了给大冶钢厂加工的机器部件，尤其惊喜交集，旁边一个同志说：

“咱们这也是蚂蚁啃骨头!”

刘少奇同志点头表示同意。

对于一穷二白的徐水大学，少奇同志兴趣也极大。他详细了解了学校的基本情况和半耕(或半工)半读的安排，并在看了二年毕业的农业系讲授的十五门课程和一千七百九十个课时的规划以后，高兴地笑道：

“很好嘛!你们先学业务，后学基础理论，这就是从实际到理论，很对!”知道大学和县里科学研究所共有一部分仪器设备以后，又说：“好呀!你们慢慢地就会办成正规大学，同大城市的差不多，或许比那还要好呢!”

少奇同志指示县里要发展高中，以作为发展大学的后备;并且建议省委解书记帮助徐水大学解决三两个教员。然后，少奇同志向学员代表常云阁等亲切地询问了学习和生活情况，接着又看了农业系的土造化肥厂和机械系的铁工场;看到在炉边打铁的腰系油布的学生和他们制出的滚珠轴承，少奇同志兴奋地笑道：

“这才是我们的大学生啊!”

在全县人民的心灵深处

在一天多的时刻里，刘少奇同志并不只是视察了徐水城乡的几个地方，而是深入到了全县人民的心灵深处。少奇同志还曾通过徐水县委和商庄公社党委，对全县人民的生产和生活作了许多美妙而宽广的安排。

徐水县委关于最近几年全面跃进的规划草案，少奇同志不仅在视察以前就看过，而且还记得非常清楚。关于这里工业发展的布局，少奇同志就感到规划得有些毛病，并向县委作了深刻而全面的指示。少奇同志引用孟子的话“且一人之身而百工之所为备”，精辟地说明了生产规划安排的复杂性和重要性。在肯定了这里公社社员要求的实物加货币的工资制以后，也同样以孟子上述的话，指示县委必须慎重考虑实物和货币的比例，以便于满足社员们复杂的生活需要。少奇同志还指示县委对全县工、农、后勤和文教各方面的人力算一笔细账，又引证“礼记”上面的话：“生之者众，食之者寡，为之者疾，用之者舒，则财恒足矣!”让县委根据上述细账，设法使非生产人员和非生产时间尽量减少。由于徐水的公社已经在很大程度上实现了全民所有制，少奇同志又告诉大家，全民所有制还并不就是共产主义性质的，要大家学习中央关于建立人民公社的决议，充分认识只有社会产品极大地丰富了，人民的共产主义觉悟极大地提高和全民教育普及与提高了，大家都半天劳动和半天学文化，工农、城乡以及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差别都逐步消失了，这才得以进入共产主义时代;不过，少奇同志对徐水人民急迫渴望早日向共产主义过渡的热情和干劲，却给予了极大的鼓舞和赞扬。

刘少奇同志的全部指示已经快如闪电般地深入人心，社社村村都举行了狂欢庆祝和向着更高峰跃进的宣誓大会。商庄公社12日的半天多就种麦和收秋七千亩，漕河公社马上从后勤部门精简了两千非生产人员投入了生产，冶炼厂的十二号土炉创造了日产一吨半铁的新纪录。徐水人民把幸福、光荣和重大的责任当作了一件事，一个个都鼓起了直上云霄的干劲，鼓起了保证永远跃进的决心和信心。

读了人民日报，才知道“祝副主席身体健康”是从1958年开始的，不是从1966年开始的。

一年之后。

1958年10��20日《文汇报》邓小平同志视察河北省城市

据河北日报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邓小平同志和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李雪峯、候补书记刘澜涛、杨尚昆等同志，于l0月8日至14日，在河北省城市和农村进行了视察。

1O月8、9两日，邓小平同志等由中共河北省委第一书记林铁和书记处书记张承先、万晓塘陪同，视察了天津专区霸县胜芳镇人民公社和天津市郊区新立村人民公社的丰产稻田，视察了天津市鸿顺里人民公社和天津大学，并听取了林铁同志关于钢铁和农业生产的汇报。10日和11日，视察了石家庄市郊区卫星人民公社振头二街生产队和留营生产队的丰产棉花，视察了石家庄专区农业科学研究所的丰产棉花和红薯，视察了制药厂、矿山钻探机械厂、石家庄钢铁厂和煤市街居民办的工厂和食堂，并听取了中共石家庄地委的汇报。12日至14日，视察了保定专区定县韩家洼人民公社和徐水县人民公社，听取了中共正定、定县、安国、徐水4个县的县委第一书记关于人民公社等问题的汇报。

河北省今年将生产105万吨钢，140万吨铁。明年计划在这一基础上，达到年产300万至350万吨钢，250万吨到300万吨钢材，450万吨铁和 1500万吨铁矿石。邓小平同志听了林铁同志的汇报以后，对重点建设年产万吨以上的小高炉羣作了重要指示。他要求河北省把小高炉羣的建设，迅速作出全面的安排与规划。他说，这不只对今年的钢铁生产而且对明年的钢铁生产有极重要的意义。对羣众搞的小土炼铁炉，要逐步由土变洋，要选择更节省、更有前途的，总结经验，加以推广。办了人民公社，党的领导只能加强不能削弱。

今年9月上旬，河北省的全部农村就实现了人民公社化。当前正在进行组织建设和处理积累与分配的问题。邓小平同志等在视察了几个农村人民公社和听取了安国、徐水等县委书记的汇报以后指出，办了人民公社，党的领导只能加强不能削弱。在党的领导上注意不要纠缠到公社的日常具体事务中去。在组织设置上，各地可提出不同的形式进行试验，但总的原则是要永远掌握加强党的核心领导，不能削弱党的核心颔导。

邓小平同志等在这次观察过程中，很注意考察研究组织人民生活当中的问题。小平同志指出，今后有两件大事，一是组织生产，一是组织生活。他指示要办好人民公社的食堂，使人们在食堂里吃饭，一定要比在家吃得好。

小平同志指示，农村的居住条件要逐步改善。他说，解决农村住房问题并不困难，砖瓦可以自己烧，房子可以自己动手盖，只是木材需要及早准备。因此，他建议人民公社现在就要多种些树木，以便逐步解决盖房和制作家具的木材问题。社员的住房规划，各地要很好地研究，可以根据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的生活需要以及群众要求多做几��试验。公社里居民点的人口，要适当集中一些好，城市里有的东西，每个居民点都要有，这样便于消灭城乡差别。

管娃娃这一行要大发展保育员的地位十分重要

在视察石家庄市煤市街办的食堂和托儿所时，有人反映有些青年人不愿当保育员和炊事员，怕被人瞧不起。小平同志等当即指示要注意提高这些人的政治地位。他说，管娃娃这一行还要大发展，五分之一的人归她们管，因此，保育员的地位十分重要。要选拔一批共青团员和积极分子，加以训练，使她们专作保育工作，要开保育人员代表会，对工作好的加以奖励，她们的地位提高了，人们对她们的观念也就改变了。

邓小平同志等在视察天津大学时，对他们研究成功的回旋加速器、自动控制机床、电子计算机等尖端科学技术表示满意。邓小平同志指出大学实行半工半读是大势所趋，他对天津大学的负责人说：你们有几百台机床，好象一座大工厂，实行半工半读是有条件的。省市应安排学校的生产任务，学校要进一步作好生产的组织工作。今后的大学有三大任务：一是学习，二是生产，三是科学研究，三者互相联系互相促进，不可偏废。学校中搞好生产与科学研究工作，实行半工半读，即使是延长些学习时间也不要紧。邓小平同志还勉励天津大学师生要更好地进行科学研究工作。他说：大学的一个重要任务是科学研究，新大学新工厂，要办大事办新事。你们的学校三年级以上的学生约有5，000人，这些人都作研究工作，潜力是很大的。他还说，各大学研究出来的新东西，要交流经验，摆在一起大家评比，看哪个高明。但是有一条，只许明争，不许暗斗，这也是共产主义风格。经过交流经验，大家的脑筋更开阔了，开的花也就会更茂盛了。小平同志还一再告诉学校领导人，实行半工半读注意不要丢掉基础课程。

邓小平同志在视察过程中，还谈到了城市人民公社问题。他说，全国6亿农村人口都实行公社化了，只剩了5，000万城市人口，形势逼人，公社非办不可。他要求各地对城市组织人民公社作出规划，积极进行试点，总结研究经验。对城市组织人民公社问题作了若干原则指示。

天津市郊区新立村人民公社，号称亩产万斤。

又过了半年。

1959年4月29日毛泽东: 致六级干部的党内通信全文

省级、地级、县级、社级、队级、小队级的同志们:

我想和同志们商量几个问题，都是关于农业的。

第一个问题，包产问题。南方正在插秧，北方也在春耕。包产一定要落实。根本不要管上级规定的那一套指标。不管这些，只管现实可能性。例如，去年亩产实际只有三百斤的，今年能增产一百斤、二百斤，也就很好了。吹上八百斤、��千斤、一千二百斤，甚至更多，吹牛而已，实在办不到，有何益处呢?又例如，去年亩产五百斤的，今年增加二百斤、三百斤，也就算成绩很大了。再增上去，就一般说，不可能的。

第二个问题，密植问题。不可太稀，不可太密。许多青年干部和某些上级机关缺少经验，一个劲儿要密。有些人竟说愈密愈好。不对。老农怀疑，中年人也有怀疑的。这三种人开一个会，得出一个适当密度，那就好了。既然要包产，密植问题就得由生产队、生产小队商量决定。上面死硬的密植命令，不但无用，而且害人不浅。因此，根本不要下这种死硬的命令。省委可以规定一个密植幅度，不当作命令下达，只给下面参考。此外，上面要精心研究到底密植程度以何为好，积累经验，根据因气候不同，因地点不同，因土、肥、水、种等条件不同，因各种作物的情况不同，因田间管理水平高低不同，做出一个比较科学的密植程度的规定，几年之内达到一个实际可行的标准，那就好了。

第三个问题，节约粮食问题。要十分抓紧，按人定量，忙时多吃，闲时少吃，忙时吃干，闲时半干半稀，杂以番薯、青菜、萝卜、瓜豆、芋头之类。此事一定要十分抓紧。每年一定要把收割、保管、吃用三件事(收、管、吃)抓得很紧很紧，而且要抓得及时。机不可失，时不再来。一定要有储备粮，年年储一点，逐年增多。经过十年八年奋斗，粮食问题可能解决。在十年内，一切大话、高调，切不可讲，讲就是十分危险的。须知我国是一个有六亿五千万人口的大国，吃饭是第一件大事。

第四个问题，播种面积要多的问题。少种、高产、多收的计划，是一个远景计划，是可能的，但在十年内不能全部实行，也不能大部实行。十年以内，只能看情况逐步实行。三年以内，大部不可行。三年以内，要力争多种。目前几年的方针是:广种薄收与少种多收(高额丰产田)同时实行。

第五个问题，机械化问题。农业的根本出路在于机械化，要有十年时间。四年以内小解决，七年以内中解决，十年以内大解决。今年、明年、后年、大后年这四年内，主要依靠改良农具、半机械化农具。每省每地每县都要设一个农具研究所，集中一批科学技术人员和农村有经验的铁匠木匠，搜集全省、全地、全县各种比较进步的农具，加以比较，加以试验，加以改进，试制新式农具。试制成功，在田里实验，确实有效，然后才能成批制造，加以推广。提到机械化，用机械制造化学肥料这件事，必须包括在内。逐年增加化学肥料，是一件十分重要的事。

第六个问题，讲真话问题。包产能包多少，就讲能包多少，不讲经过努力实在做不到而又勉强讲做得到的假话。收获多少，就讲多少，不可以讲不合实际情况的假话。对各项增产措施，对实行八字宪法，每项都不可讲假话。老实人，敢讲真话的人，归根到底，于人民事业有利，于自己也不吃亏。爱讲假话的人，一害人民，二害自己，总是吃亏。应当说，有许多假话是上面压出来的。上面“一吹二压三许愿”，使下面很难办。因此，干劲一定要有，假话一定不可讲。

以上六件事，请同志们研究，可以提出不同意见，以求得真理为目的。我们办农业工业的经验还很不足。一年一年积累经验，再过十年，客观必然性可能逐步被我们认识，在某种程度上，我们就有自由了。什么叫自由?自由是必然的认识。

同现在流行的一些高调比较起来，我在这里唱的是低调，意在真正调动积极性，达到增产的目的。如果事实不是我讲的那样低，而达到了较高的目的，我变为保守主义者，那就谢天谢地，不胜光荣之至。

无语。浮夸风谁负主要责任，三岁小孩现在也该知道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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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刘少奇大跃进前后言论对比录

毛泽东、刘少奇大跃进前后言论对比录作者：黄岭峻整理文章来源：文革研究网乌有之乡：2007-11-21 资料来源主要为网上《毛泽东力纠五风》一书，该书引用的是当年的报纸和文件等第一手资料，以及吴冷西等人的回忆。部分资料来源为薄一波的书。资料来自不同的段落，以A、B、C、D等分开。 ——黄岭峻一、跃进前及跃进初（1958年8月以前）甲、刘少奇的有关言行及相应报道 A 1958 年6月14日，刘少奇在同全国妇联党组织负责人的谈话中说：“中宣部印了一本有关空想社会主义的资料，其中有一段是康有为《大同书》写的。康有为27岁（一说25岁）写《大同书》，要破除九界，即国家界限、男女界限、家庭、私有财产………。毛泽东讲话时，也提到康有为的《大同书》（按：毛泽东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一书中说：‘康有为写了《��同书》，他没有也不��能找到一条达到大同的道路。’《毛泽东选集》第四卷，第1471页－－笔者注）空想社会主义者的想法，在那时没有实现的条件，现在马克思主义者抓住了阶级斗争，已经消灭阶级或正在消灭阶级的过程中，这样，把空想社会主义者不能实现的空想实现了。” 刘少奇在谈话中把托儿所、公共食堂等这样一些生活服务组织视为“大家趋向共产主义”。他提倡家务劳动社会化、解放妇女劳动力、办食堂、托儿所、洗衣房等服务性事业。他说：“可以搞很多事业，象空想社会主义者所说，小孩子多大年龄就到什么地方去，到处有花园，老人有养老院，还有戏院、小学、图书馆、电影院……搞得好可以达到这种境地。我们到共产主义不要多远，十五年可以赶上美国，再有四十年、五十年中国可以进入共产主义。’” B 1958年6月30日，刘少奇在同《北京日报》编辑谈话时说：“共产主义社会的基层组织，现在开始实验”（按：当时搞农业合作社小社并为大社，有的包括工、农、商、学、兵内容，但还没有“人民公社”的名称，刘少奇称之为“共产主义社会的基层组织”－－笔者注）。“恐怕不能象现在这样，种地的净种地，做工的净做工，现在就要搞工农商学兵。”他还作了解释，“不能搞单打一，现在农业合作社已经开始办工厂、商店、银行、服务事业、洗衣房、食堂、学校，都归它。以后就在工厂、农村、学校发枪操练，工农商学兵都有了。他提出：‘我看，三、四十年之后，可以到共产主义社会，你们看，要不要这么长？” C 1958年7月5日，刘少奇在北京石景山发电厂同工人谈话时说：“工厂要办食堂、托儿所、洗衣店，办学校、办农场，发点枪给大家操练。总之，工农商学兵全都自己干。”又说：“这样下去，我们的国家，我们的民族大有希望，不要几年就好了。现在苦干几年很有必要，不然过不了关，苦干几年就不那么落后了。现在赶上英国不是十几年，二年三年就行了。明年后年要超过英国，这不是假的。十五年超过美国的问题，其实也用不了十五年，七、八年就行了。大家干劲这么大嘛！不计上下班，干完就算数，有这么股劲，我看七、八年就行。”又说：“一是党的领导，一是大家努力，好好干，大有希望。中国进入共产主义不要好久，你们大家都可以看到共产主义。” D 1958年7月19日，刘少奇在天津讲话中提出：“在并社时，‘一乡一社’、‘政社合一’。”他说：“一个乡一个社，将来是否叫社，农庄也包括不了，因为有工业、有学校、有商业、又有民兵，生孩子也有人管，实际上是共产主义的基层结构，这是组织起来的公社，有工业、有农业、有学校，生老病死都在这里，这是共产主义公社。”（许全兴：《毛泽东晚年的理论与实践》，中国大百科出版社，1993年版，119、120、175、176页） E 1958年7月14日到18日，刘少奇到山东省寿张县视察，报导说：“少奇同志还非常关心共产主义生活方式萌芽的出现。他说，现在有的地方组织了公共食堂、托儿所、缝纫组等等，使家务劳动社会化。”（1958年8月4日《光明日报》） F 1958年8月6日，刘少奇派中共中央农村工作部副部长陈正人，带着康有为的《大同书》，到河北省徐水县搞共产主义公社试点，陈正人传达了刘少奇同志关于搞试点的指示，还把康有为的《大同书》送给一些人。（赵云山、赵本荣《徐水共产主义试点始末》《党史通讯》1987年第六期）徐水县委第一书记张国忠立即宣布“跑步进入共产主义”，成立公社，树木归集体，房屋也由公社统一分配，社员实行工资制，社员和干部大搞实验田，计划一亩山药产120万斤，一棵白菜500斤，小麦亩产12万斤，皮棉亩产5000千斤。这些将要发射的卫星庄稼，是在迈向共产主义的人民公社殿堂上空飘扬的鲜明耀眼的红旗，也只有人民公社才能竖起这样的红旗。试想想，一个二分地沼气山药堆就得花去成百个人工，成本更是不可计算，这除了几万人的人民公社，那一个普通农业社能够办得到！（康濯：《徐水人民公社颂》1958年9月1日《人民日报》） G 1958年7月14日到18日，刘少奇到山东寿张县视察，报导说：少奇同志在参观了台前社亩产将达3万至5万斤的玉米，3万至5万斤的谷子，30万斤地瓜和宏伟社亩产15000斤籽棉的丰产后，赞扬他们说：“你们压倒了科学家，他们没敢想的，你们做到了，这是个革命。”这一讲话一传出，全国各地的实验田丰产田纷纷把原来亩产千几斤、几千斤的牌子换为几千斤、上万斤甚至十几万斤的牌子。假报导的丰产数也由亩产几千斤一跃报导亩产数几万斤，都顺着刘主席的爱好大胆地吹起来了。 H 1958年8月，刘少奇派人到山东寿张县进一步了解那里的高额丰产情况，写回的调查报告说：“今年寿张县的粮食单位产量，县委的口号是 ‘确保双千斤，力争三千斤’，但实际在搞亩产万斤粮的高额丰产运动，一亩地要产5万斤、10万斤，以至几十万斤红薯，一亩地要产一、两万斤玉米、谷子，这样高产的指标，当地干部和群众，讲起来象很平常，一点也不神秘。一般的社也是8千斤、7千斤，提5千斤指标的已经很少，至于亩产一、两千斤的根本没有人提了。”（刘西瑞：《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1958年8月27日《人民日报》）乙、毛泽东同期的言论和中央的决议 A 吴冷西回忆说： 1958年3月，在成都会议期间，毛主席找我谈话，毛主席说：“河南提出苦战一年，实现四、五、八水利化，除四害和消灭文盲。辽宁要实现三自给（即粮、菜、肉自给）。我怀疑是错误的。河南提出今年办四件大事，有些可能做到，有些可能做不到。就算都做到，也不要登报。人民日报硬是要卡住。否则这个省登，那个省登，大家抢先，搞得天下大乱。一年完成不登报，两年完成恐怕也不要登报。各省提口号恐怕时间长一点比较好。我就有点机会主义，要留有余地。” 毛主席说：“现在报纸报导要调整一下，不要尽唱高调，要压缩空气，这不是泼冷水，而是不要鼓吹不切实际的高指标，要大家按实际条件办事。提口号，定指标要留有余地”（吴冷西：《忆毛主席－－－我亲身经历的若干重大历史事件片段》新华出版社　1995年版63、64页） B 1958年4月中旬，在武昌会议期间，毛主席专门找我就人民日报的宣传问题做了五点指示（吴冷西：《忆毛主席》）： 1　近来报纸的宣传反映实际不够，但也有不实之处。如指标、计划讲得过头了。现在要调整一下，要压缩空气。鼓干劲的话要讲，但不要华而不实。 2 　报纸在宣传的时候要慎重，比如说绿化，不能说种一些树就是绿化，要成活，成片，成林，象在飞机上看到湘南、粤北那样郁郁葱葱才算绿化。又如水利化，有的说一年实现的，有的说三年实现的，其实都不能叫“化”，只是改变一些面貌。又如说“四无”，应当相信可以实现，但也不是一两年或三五年可以实现的。一个 “化”，一个“无”不要随便宣传已经实现了。即使订规划、提口号，也要留有余地，在时间和空间上说得活一点。否则，说一年或两年完成，那不是以后没事干了吗？要留给后代子孙一些事做。现在说苦战三年基本改变面貌，其实只是初步改变面貌，能否做到还得看一年。 3　报纸的宣传要搞深入、踏实、细致。我们讲多快好省的方针，报纸上不能只讲多快，不讲好省。我们是讲好大喜功的，大而无功，其实不是好大而是好小，不实就是无功。报纸对一些问题，要由小见大，要把许多杂乱无章的事情加以概括，从理论上把事情说清楚。报纸的评论，应带理论色彩，这就是深入事情的本质，抓住了规律。这样把纲提起来，才能使干部和群众方向明确。意识形态上和上层建筑的重要性就在这里。 4　现在全国出现高潮，出现许多新鲜事物，但也鱼龙混杂，泥沙俱下。记者、编辑要提高政治思想水平，能对眼前彩色缤纷的现象做出政治判断，有远见卓识，这不容易，但应努力做到。 5　报纸的问题带有普遍性，不仅人民日报存在，省报也存在，今年夏天要召开全国报纸的总编辑会议，讨论新闻宣传如何改进。此事要告诉陆定一同志，并报中央书记处。（此事我都照毛主席的意见办了。后来陆定一同志说，夏天太忙秋后再说）（吴冷西：《忆毛主席》70、72页） D 毛泽东说：我们争取在十五年或者更长些时间，在钢铁和其它重工业产品上赶上或超过英国（中国确实在钢铁产量上，用十五年的时间，在七十年代初超过了英国。见薄一波的书）（刘少奇说：现在赶上英国不是十几年，两年三年就行。明年后年超过英国，这不是假的。刘少奇讲：我国十五年超过美国的问题，其实也用不了十五年，七、八年就行了。大家干劲这么大嘛！） E 毛泽东说：我们的方向，应该逐步地有次序地把工业、农业、商业、学校、民兵，组成一个大公社，从而构成我国社会的基本单位。（刘少奇说：共产主义的基层组织，现在开始实验。恐怕不能象现在这样，种地净种地，作工的净作工，现在就要搞工农兵学商。） F 毛泽东说：公共食堂、托儿所等社会性的服务组织，过去已经有了。（即在旧社会的中国、世界资本主义国家早已经有了，不是什么新鲜事……。）（刘少奇说：公共食堂、托儿所、缝纫组，是共产主义生活方式的萌芽。）二、在大跃进中、后期（1958年9月以后）的言论比较甲、刘少奇的言行和当时的报道 A 中共徐水县委作了一个《关于最近几年全面跃进规划草案》，送刘少奇看，少奇同志不仅在视察前看过，而且还记得非常清楚，于是少奇同志于1958年9月10日至11日到徐水视察，作了许多深刻而全面的指示：第一，少奇同志感到徐水的“工业发展布局”的“规划仍有些毛病”，于是引用孟子的话“且一人之身而百工之所为备”，精辟地说明了生产计划安排的复杂性和重要性。在肯定了这里公社社员要求实物加货币的工资制以后，也同样用孟子上述的话，指示县委，必须慎重考虑实物加工资的比例，以便满足社员们，复杂的生活需要。第二，少奇同志指示徐水县委按照《礼记》上面的话，修订规划，设法使非生产人员和非生产时间尽量减少。报导说：少奇同志还指示县委对全县工、农、后勤和文教各方面的人，力算一笔细账，又引证《礼记》上面的话“生之者众，食之者寡，为之者疾，用之者野，则财恒足矣！”让县委根据上述细帐，设法使非生产人员和非生产时间尽量减少。第三，少奇同志指示县委要发展高中，以作为发展大学的后备；并且建议省委解书记帮助徐水大学解决三两个教员。少奇同志在知道徐水大学和县科学研究所共有一部分仪器设备以后，指示说：好呀！你们慢慢地就会办成正式大学，同大城市的差不多，或许比那还好呢！第四，由于徐水的公社已经在很大程度上实行了全民所有制，少奇同志又告诉大家，全民所有制还并不是共产主义性质的，希望大家努力，争取早日进入“共产主义时代”。少奇同志对徐水人民急迫渴望早日向共产主义过渡的热情和干劲，都给予了最大的鼓舞和赞扬。第五，少奇同志还对徐水全县人民的生产和生活作了许多美妙而宽广的安排。（康濯：《少奇同志在徐水》1958年9月18日《人民日报》）由于少奇同志做了许许多多的重要指示，到了9月13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兼财政部长李先念等人到徐水视察时，徐水县已经实现了“一县一社，县、社合一”。一县一社，即一县一个公社，全县统收统支，统一核算，共负盈亏，原来各社队的收入统一交县，支出统一由县核拨，供给标准，工资水平全县基本上一致。徐水人民公社已经消灭了生产资料私有制的某些残余，徐水全县没有一个小商贩，他们全部实行了供给制。（李先念《人民公社所见》1958年10月 17日《人民日报》）青年一代不懂什么叫“共产风”，不知道什么叫“穷队和富队拉平”，“搞平均主义”，“刮共产风”等等，看了刘少奇在河北徐水县搞的“共产主义公社试点”的经验情况，看了李先念的简要介绍，就略知一二了。 B 1958年9月16日到18日，刘少奇到河南视察，9月24日人民日报以《少奇同志在河南视察时具体阐述过渡到共产主义的几个条件》为题目报导了这一重大新闻。这是当时办人民公社急待解决的问题，因为刘副主席在9月3日的人民日报社论中，已经强调，有条件的可以立即过渡到全民所有制，条件还不成熟的最慢不能超过三、四年或五、六年。那么，要创造那些条件才能过渡到共产主义呢？人民日报将刘少奇在河南视察时的指示，提纲式的归纳为以下几条：－－－每个人都应当参加体力劳动；－－－对小孩子必须强调社会教育；－－－要由低级到高级实行供给制；－－－工厂办半工半读到大学；－－－工厂也可以实行半供给半工资；接着人民日报详细的报导了少奇同志具体阐述过渡到共产主义的条件：第一，使社会上所有有劳动能力的人都进行劳动，特别是体力劳动。每个人都应当担负起力所能及的劳动，体力劳动是搞吃穿的，每个人都吃穿，有人不能负担，别人就要加重负担。少奇同志特别强调说，毛主席说过，马克思、恩格斯都说过。这是过渡到共产主义的一个必要条件。第二，搞好食堂、幼儿园、缝纫厂，把妇女从家务劳动解放出来，参加生产。（按：在这之前，刘少奇把办食堂、幼儿园、托儿所、缝纫组放在第一条，说它是“共产主义萌芽，现在放在第二条，把它当作过渡到共产主义的条件之一了。－－－笔者注）第三，要搞技术革命，我在河北看到两个小高炉炼铁厂，一个厂要五百人砸矿石，另一个厂一部矿石粉碎机解决了问题，搞技术革命就能节约大量劳动力。第四，改进社会的劳动组织，也能节省很多劳动力。（按：这条很要紧，现在报纸上只登一句话作提纲，到19日，少奇同志视察江苏时就具体阐述了。－－－笔者注）第五，要提高技术水平和文化水平。报导说，少奇同志十分称赞河南的人民公社实行供给制。当吴芝圃谈到许多公社都实行供给制时，少奇同志说：这要由低级到高级，一半供给，一半工资的做法是很好的。报导又说：少奇同志说，学校办工厂，工厂办学校，也是过渡到共产主义的一个条件。少奇同志指示，要采取新的办法办工厂、办教育。他说，你们建立新工厂，不要照搬老工厂那一套，目前，公社实行劳动工资加奖励，除了吃粮食等以外每月发几块钱，��员就高兴得不得了了。公社可以这样做，那么按这个办法，工厂为什么不可以呢？工人也是农民，农民也是工人，为什么不可以这样呢？新工厂也可以办学校，招一批初中生，就在这里上课，一个工厂就是一个高中。一天读几小时书，做几小时工，工厂即是学校，学校即是工厂。半工半读可以搞到高中，也可以搞到大学。要建立制度，每天六小时劳动，二小时上课，要比较稳妥，搞它八年到十年，一直到大学毕业，这样学生也多了，工人也多了，将来出来，即是大学生，也是技术工人。这也是过渡到共产主义的一个条件。《人民日报》报导还说，刘少奇在河南视察时，还“听取了新乡七里营人民公社、修武人民公社和遂平人民公社党委的汇报，并作了重要指示。”具体作了哪些指示报导没有具体讲。但从毛泽东1958年10月派吴冷西和田家英率领调查组到新乡七里营人民公社和修武人民公社的调查报告看，可以认证刘少奇指示的后果：实行一县一个公社，全县统一核算，统一收支，共负盈亏，贫队和富队一齐拉平；实行全民所有制，搞供给制，实行十六包；实行消灭家庭，搞男女老少分别编班，分开做事，分开居住等等。 C 1958年9月10日至11日，刘少奇到他的“共产主义试点公社”河北徐水县视察，当他听到有人说，给山药灌狗肉汤，亩产可以收120万斤时，即说道：“那么作真有效果吗？哈哈！你们可以养狗啊！狗很容易繁殖吗！”（ 1958年9月18日《人民日报》） D 1958年9月19日到28日，刘少奇到江苏视察，在常熟县和平人民公社，他参观中稻丰产实验田，他问党委书记：亩产可以打多少？回答说：可以打1万斤。少奇同志说：“1万斤，还能再多吗？你们这里条件好，再搞一搞深翻，还能多打些。”（1958年9月30日《人民日报》） 1958年9月19日到28日，刘少奇到江苏视察，又大谈“如何建设美好的共产主义生活及培养人民共产主义精神”问题“如何建设美好的共产主义生活呢”？刘少奇指示“应该做好五件事”：第一，要使社会上所有的人都参加力所能及的劳动；第二，彻底把妇女从繁锁的家务劳动中解放出来；第三，大规模地进行技术改革，改革各种劳动工具，提高劳动效率；第四，改善社会的劳动组织，例如，规模较小的农业合作社转变成规模较大的人民公社实行“组织军事化、行动战斗化、生活集体化”，农村劳动组织大进一步的改进，这种改进，大大有利于农村劳动力的调配，大大有利于农村生产的发展。又例如，实行郑州提出的“男女换班，老少换班”，即使女人能做的事不再由男人去做，使老人能做的事不再由青年和壮年去做，以使男女老少能够各自担任自己力能胜任的工作。第五，发展多面手，一人多艺，提高劳动者的文化技术水平。做好这五件事，不仅可以解决劳动力紧张的困难，而且将会使整个社会的劳动制度，劳动组织发生根本的变化。乙、毛泽东同志同期的言论和中央的决议 A 毛泽东说：中国是个大国，但是个大穷国。今年大跃进，但即使根据现在报的数字，全国农民年平均收入也只有70元上下。全国工人每月平均工资也只有60元左右，现在有些县委（按：指山东寿张县。刘少奇7月14日到那里视察，作了重要指示后，他们提出“苦战三年过渡到共产主义”的口号，详见吴冷西《忆毛主席》 137页）不知天高地厚，说什么苦战三年就可以过渡到共产主义。这不是发昏说胡话？说是“穷过渡”，马、恩、列、斯哪里说过共产主义社会还是很穷的呢？他们都说过渡到共产主义社会必要条件是产品极为丰富，否则怎么能实行按需分配呢？有些同志（指刘少奇，下同）要“穷过渡”，这样的共产主义有什么优越性和吸引力呢？毛泽东又说：现在人民公社搞的供给制，不是按需分配，而是平均主义。中国农民很早就有平均主义思想，东汉末年张鲁搞的“太平道”也叫“五斗米道”，农民交五斗米入道，就可以天天吃饱饭。这恐怕是中国最早的农民空想社会主义。我们现在有些同志急于向共产主义过渡，这非常危险。北戴河会议规定了过渡到共产主义的五个条件，哪一条也不能少，缺一条也不能向共产主义过渡。谈到这里，毛主席很动感情地说：反正我不准备急急忙忙的过渡。我今年65岁，即使将来快要死的时候，也不急急忙忙过渡。毛泽东强调：“过渡要有物质条件，精神条件，还要有国际条件。不具备条件宣布过渡也没有用。要划��两条线：一条是集体所有制，和全民所有制的区别，一条是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区别。不要轻易宣布向全民所有制过渡，更不要轻易宣布向共产主义过渡。 ” 毛泽东还说：“我们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不仅把杜勒斯吓了一跳，也把赫鲁晓夫吓了一跳。不过看来赫鲁晓夫还比较谨慎，他现在只讲12年内准备向共产主义过渡的条件，并没有说到那时就要过渡。我们有些同志（指刘少奇）头脑发热，想抢在赫鲁晓夫前头过渡，这很不好。苏联同志建设社会主义已搞了41年，我们才搞了9年就想当先锋，还不是头脑发昏？人有老中青，水有溪河湖海，事物都有一定的量度，有相对的规定性，从量变到质变要有一个过程，不能随意想过渡就过渡。”（吴冷西：《忆毛主席》－－－我亲身经历的若干重大历史事件片段，新华出版社1995年版111－112页。以下应用简称《忆毛主席》） B 毛泽东1958年10月对田家英、吴冷西说：毛泽东说，我们共产党人的最终目标是建立共产主义社会，这是没有问题的。现在的问题在于：什么是共产主义社会？现在并不是人人认识一致，甚至在高级干部中也各说各的，其中有不少胡说。因此公社化过程中的具体做法，真是八仙过海，各显神通。你们这次下去调查要带两本书，一本是中国人民大学编辑的《马恩列斯论共产主义社会》，一本是斯大林写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出发前要把这两本小册子通读一遍，至少把人民大学编的那一本看一遍，要你的助手也这么办。毛泽东郑重地说，他的意思不是要我们搞本本主义，按图索骡，对号入座，也不是要我们照本本宣传，而是想使我们对马恩列斯关于共产主义说过什么有个大致的了解，下去调查中面对眼花缭乱的实际情况，能够保持冷静的头脑。不能道听途说，人云亦云。要深入实际调查研究，实事求是，心中有数，头脑清醒，做冷静的促进派。毛主席还交代，下去调查时不要各级领导作陪，要找生产队长就找生产队长，不要公社书记，大队长参加；要找群众谈话时就不要干部参加；要找县委书记也只请他本人来谈，因为人多了谈话就有顾虑（同级干部如此，上级干部更加如此），找群众谈话时要有各个阶层的人物，尤其要注意中农的态度。还可以找下放干部谈话，他们可能顾虑较少。总之，要了解各种人的想法。助手中可以选一两个女同志，那样，同农村妇女谈话比较方便。他吩咐我们下去不要张扬。我带的一组用新华社记者的名义，田家英那一组用中央办公厅工作人员的名义。（吴冷西：《忆毛主席》） C 毛泽东听取了田家英和吴冷西调查刘少奇去过的七里营等地回来后的实情报告后，发表评论说：〈一〉一县一社太大了。平均分配会损害富队富社的积极性，还是要搞“按劳分配” 毛主席谈到一县一社时提出，一县一社太大了。��委管不了那么多具体事，而且全县各地生产水平很不平衡，平均分配损害富队富社的积极性。我们现在还是搞社会主义还是按劳分配。凡是有利于发展生产的就干，一切不利于发展生产的就不干。供给制只能搞公共食堂，而且要加强管理，粗细粮搭配，干稀搭配，农忙农闲不同，要学会勤俭过日子，不能放开肚皮大吃大喝，那样肯定维持不下去。其它只搞些公共福利事业，不要采取“包”的办法，量力而为。延安时期搞供给制，是属于战时共产主义的办法，是不得已而为之，不能作为分配方式的榜样，所以全国解放后，就改行工资制了。〈二〉两种所有制的接近是一个很长的历史过程，千万不能把两者混同起来。谈到修武县的全民所有制，毛主席说，修武不同于鞍钢，产品不能调拨，只能进行商品交换，不能称谓全民所有制，只能叫集体所有制。千万不能把两者混同一起，修武县委书记提出的问题，表明他实际上是不赞成搞全民所有制的，县里的产品不能全部调给国家，不可能也不必要，他作为一县之长，不能不慎重考虑，尤其是国家对县，在平常年景也不能完全保证按照县里的需要调拨给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遇到灾年更加不能保证，这也是明摆着的。他提出的问题使我们想到：如果生产力没有高度发展，像北戴河会议关于人民公社决议中指出的，产品极端丰富，工业和农业都高度现代化，那么，生产关系上从集体所有制过渡到全民所有制，分配方式从按劳分配过渡到按需分配，是根本不可能的。这两种所有制的接近，是一个很长的历史过程。〈三〉把夫妻分开搞集体住宿，不是给国民党对我们的诬蔑帮了忙吗？当我们汇报到有些公社搞集体住宿时，毛主席很生气地说，那种搞法不是给国民党对我们的诬蔑帮了忙吗？凡是这样胡搞的地方，我都支持群众起来造反。这些干部头脑发昏了，怎么共产党不要家庭了呢？要禁止拆散家庭，还是一家人大、中、小结合的好。（按：所谓搞“集体住宿”即刘少奇的“男女换班”“老少换班”的做法，把男女老少分别编班集体住宿，“搞军事化生活”，“以便男女老少各自能够担任自己力能胜任的工作”，就是共产主义“家庭革命”的办法，这就是刘少奇鼓吹的主意－－－笔者注）〈四〉几千万人上山，农业可能丰产不丰收，食堂又放开肚皮吃，怎么得了？谈到群众大炼钢铁的干劲很大，地里庄稼没人收时，毛主席说：1070万吨钢的指标，可能闹得天下大乱。从北戴河会议到年底只有四个月，几千万人上山，农业可能丰产不丰收，食堂又放开肚皮吃，怎么得了？这次郑州会议要叫大家冷静下来。（吴冷西：《忆毛主席》95－－－103页）吴冷西回忆说：1958年11月6日，毛泽东特意找我专门指示：“人民日报和新华社天天作报导，发表议论，尤其要注意头脑冷静，要当促进派”。还说，他对报纸宣传有一点意见，过几天空一点了再谈。（吴冷西：《忆毛主席》104页） D 1958　年11月22日，毛泽东就人民日报和新华社的宣传报导，找吴冷西长谈，吴冷西回忆道，毛主席说：“做新闻宣传工作的记者和编辑，看问题要全面，要看正面，又要看到侧面，要看到主要方面，又要看到次要方面，要看到成绩，又要看到缺点。这叫做辩证法，两点论。现在有一种不好的风气，就是不让讲缺点，不让讲坏话，不让讲怪话。任何事情都有两面性，好的事情不是一切都好，也有坏的一面；反之坏的事情不是一切都坏，也有好的一面，只不过主次不同罢了。听到人家说好，你就得问一问是否一点坏处也没有？；听到人家说坏，你就得问一问是否一点好处也没有？大跃进是好事，但浮夸风就不好。” 毛主席强调，做新闻工作无论记者或编辑都要头脑冷静，要实事求是。下去采访，不要人家说什么你就报道什么。要自己动脑筋想想是否真实，是否有理。毛主席说到，据一些省委反映，人民日报在大跃进中搞各省进度表（如水利工程完成土石方进度表），放“卫星”（粮食和钢铁的高产“卫星”）等报道方法，对各地压力很大。结果“你追我赶”，大搞浮夸，这要引以为戒。毛主席讲了上面这些话后，又归纳为三个意见。他说：第一，要实事求是，报道时要弄清事实真象，不是新闻必须真实吗？一定要查清虚与实，是虚夸、作假，还是真实、确实。新闻报道不是做诗写小说，不能凭想象虚构，不能搞浪漫主义。第二，现在要下明矾，把混乱的思想加以澄清。听说人民日报有一篇社论讲人民公社从集体所有制过渡到全民所有制时把时间缩短了，说三、四年，四、五年就行了，不要北戴河决议上写的“或者更长一些时间”那半句话了。那半句话是我加上的。当时的想法是谨慎一点好。现在看来还是太急了。你们删去那半句话就更急了，不知是听了那一位政治局委员的意见。（按：毛泽东的意见非但不听，就连写上中央《决议》的话也敢删掉，可见这位政治局委员非同一般，实权在毛之上－－－笔者注）第三，要考虑国际影响，今年我们宣传上吹得太厉害，不但在国内搞得大家头脑发昏，而且国际影响也不利。毛主席说：“我在成都会议上就曾说过，不要务虚名而得实祸，现在就有这个危险。杜勒斯天天骂我们，说明他恐慌，害怕我们很快强大起来。美国人会想到是不是对中国发动预防性战争。这对我们不利。何必那样引人枪打出头鸟呢？何况我们的成就中还有虚夸成分呢！即使真的有那么多的成绩，也不要大吹大擂，还是谦虚一点好………。” 毛主席说：“新华社和人民日报，记者和编辑头脑都要清醒，多开动自己的脑筋，独立思考，不要人云亦云，随声附和。要调查，追根到底。要比较，同周围比较，同前后左右比较，同古今中外比较。唐朝有位太守，他审理案件，先不问原告和被告，而要先了解原告和被告周围的人和环境，调查好了才去审问原告和被告，这叫做勾推法，也就是比较法。记者和编辑要学会这种调查研究的工作方法，其实这也是思想方法，是实事求是的方法。记者，特别是记者头子－－－这时毛主席指我说，－－－像你这样的人，头脑要清醒，要实事求是。”（吴冷西：《忆毛主席》　108－1 13　页） E 毛泽东召开一系列重要会议采取一系列措施力纠“五风” 第一节　郑州会议 1958年8月下旬，中央政治局北戴河会议以后，从9月开始，毛泽东相继视察了河北、河南等省的一些农村，发觉在人民公社运动中，由于受刘少奇的《高举人民公社的红旗前进》的社论和他在河北、河南等地鼓吹“穷过渡”等讲话的影响，出现了一大堆混乱思想。有许多人急于宣布向共产主义过渡，急于实行全民所有制，主张消灭商品经济等等。针对这种情况，他于11月2日至10日在郑州主持召开了中央和地方部分领导人参加的会议，即第一次郑州会议。着重研究解决人民公社化运动中发生的种种问题。会议期间，毛泽东多次讲话，带头提出了一些纠正“五风”的意见：一、强调划清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集体所有制与全民所有制的界限，肯定现阶段我国是社会主义社会；肯定人民公社基本上是集体所有制。针��当时普遍存在混淆两个社会发展阶段，混淆两种所有制的思想情况，毛泽东为会议安排的第一个议题，就是对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要不要划一条线，什么叫建成社会主义。他在讲话中指出，现在我们还是社会主义。大线是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小线是集体所有制和全民所有制，这两条线一定要划清，不能混淆。他也肯定人民公社的性质，目前基本上是社会主义的集体所有制。毛泽东反复强调要划清两个社会阶段和两种所有制的原则界限。对于澄清混乱思想，遏制严重泛滥的“共产风”是有积极作用的。（毛泽东以上讲话内容，见他4日和10日讲话稿）二、指出取消商品经济是违背客观经济规律的。强调社会主义商品经济要大发展。毛泽东在会上多次批评刘少奇和陈伯达等人主张取消商品经济的错误观点。他说：现在我们有些人大有消灭商品生产之势，有不少人向往共产主义，一提商品生产就发愁，觉得这是资本主义的东西，没有区别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商品的差别，没有懂得利用其作用的重要性。这是不承认客观法则的表现。毛泽东在讲话中强调：现在还是要利用商品生产，商品交换，价值法则来做为一种有用的工具。我们国家是个商品生产不发达的国家，现在又很快的进入了社会主义，社会的商品生产，商品交换还要发展，这是肯定的，有积极作用的。10日，毛泽东在会上讲述斯大林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一书时说：有些同志读马列主义书时是马克思主义，一碰到实际问题就要打折扣，避开使用还有积极意义的资本主义范畴－－－商品生产、商品流通、价值法则等来为社会主义服务。第三十六条（指会议起草的《十五年社会主义建设纲要四十条》1958－1972的36条－－－引者注）的写法就是证明，尽量用不明显的词句来蒙混过关。他说：有一些可怜的马克思主义者，要剥夺农村的中小生产者，我国也有这种人。有些同志急于要宣布全民所有，废除商品，实行调拨，那就是剥夺。商品生产不能与资本主义混为一谈，要看它同什么经济联系，商品与资本主义联系就出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联系，就不是资本主义，就出社会主义。（毛泽东 11月9、10日在郑州会议上讲话文稿）三、实事求是，不许说慌虚报；坚持走群众路线，不许强迫命令。毛泽东提出，要把改进干部工作作风，注意工作方法当成重点。他强调：提倡实事求是，不要说慌，人民是骗不了的。他修改会议决议草案时，专门加了一节《工作方法》：在人民公社中，由于群众生活的集体化程度更多了，干部工作作风的好坏，对群众生活影响更大了，必须特别注意坚持走群众路线的工作方法，不允许用简单化的行政命令手段处理有关群众切身利益的问题。对工作中的成绩和缺点要采取老实态度，反对虚报成绩，隐瞒缺点。第一次郑州会议起草了《关于人民公社若干问题的决议》（草案）。四、建议读两本书，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澄清混乱思想，统一思想认识。会议期间，毛泽东给中央、省、市、自治区、地、县四级党委委员写了一封信，建议读两本书，一本是斯大林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另一本是《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论共产主义社会》。他在信中写道：要联系中国社会主义经济革命和经济建设去读这两本书，使自己获得一个清醒的头脑，以利指导我们伟大的经济工作。现在有很多人，有一大堆混乱思想，读这两本书就有可能给予澄清。（毛泽东：《关于读书的建议》1958年11月9日）毛泽东在这次会议中，反复倡导读马列的书，力求用马列主义的基本原理，武装党员干部的头脑，以统一思想和行动，这是一种高屋建瓴的领导艺术。第一次郑州会议起草了两个文件，一是《十五年社会主义建设纲要四十条》（1958－1972年），二是《郑州会议纪要》，后改为《郑州会议关于人民公社若干问题的决议》，根据毛泽东的意见，这两个文件都没有下达，而后提交武昌会议和八届六中全会修改、审议。11月12日，毛泽东致信邓小平说：“郑州会议就是一个为武昌会议准备文件的会议。”由于当时中央领导层许多人对于当时的经济发展形势仍存在不切实际的估计，继续坚持工农业生产的一些高指标，对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存在的问题严重性还缺乏足够的认识，尽管毛泽东在会上提出了一些很好的思想主张，但第一次郑州会议仅仅为纠“五风”错误开了一次头。第一次郑州会议结束后，11月13日，毛泽东致信刘少奇、邓小平，要求中央政治局、书记处同志，再加若干同志，在几天内开三至四次会： ①　讨论第一次郑州会议起草的两个文件。当作问题提出，征求意见。 ②　讨论斯大林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中“意见书”部分的第一、二、三章，各省也要照办。毛泽东说：这样做，是为了对武昌会议先做准备。所谓当作问题提出，即对每一个问题，都提出正反两面。例如，对一条线划清界限问题，提出划线好，还是不划线好？对商品问题，提出现阶段要商品好，还是不要商品好？其它问题以此类推。尽管毛泽东辛辛苦苦力纠“五风”，对刘少奇和邓小平等人进行耐心的沟通，然而他们在意么？没有。郑州会议结束后不久，他们照样利用人民日报鼓吹浮夸风。　 11月21日，人民日报以显著标题报道��广东又一个实现粮食平均亩产1000斤以上的省份。平均亩产粮食1600斤，30 多万亩晚稻特大丰收，比去年亩产增加2.2倍。 “共产风”、“高指标风”，他们照旧鼓吹，有增无减。第二节　武昌会议为继续纠正“五风”，1958年11月21日至27日，毛泽东在武昌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人民公社问题和1959年国民经济计划安排问题。毛泽东在会上多次讲话，关于纠正“五风”的意见，有以下要点：一、批评抢先过渡到共产主义的空想，再次肯定我国现阶段的任务是建设社会主义。毛泽东说：现在有的人吹得太大了（按：指刘少奇），我看不合事实，没有反映客观实际。社会主义建设我们没有经验，苏联建设社会主义已搞了41年，我们才搞了9年。现在一吹，吹得那么厉害，想当先锋，这不是头脑发昏？人有老中青，水有溪河湖海，事情都有一定的度量，有相对的规律性，从量变到质变要有一个过程，不能随意说过渡就过渡。从社会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不但要具备有物质条件和精神条件，而且还要有国际条件，这是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二、指出人民公社有两种可能性，要么亡，要么不亡。毛泽东在21日的讲话中指出：人民公社还是要议一下，总得有那么个决议，或者搞个指示。杜勒斯、蒋介石他们都说，我们不搞人民公社还不会亡，一搞这个东西，就一定会亡。你不要说他没有道理，总有两个可能性，要么亡，要么不亡。他说这一句，在我脑子里头，一直在考虑这个问题。人民公社究竟怎么办才好？经过这次讨论，如果是多数人，比如十个人里头有六、七个人，都说那个办法比较好，那个办法就比较可靠了。显然，毛泽东是要集思广益要大家出主意想办法，认真研究如何办好人民公社。三、强调要“压缩空气”，把根据不足的高指标压下来。 11月21日，毛泽东就压缩工、农业生产的高指标问题说：“我们再一次唱个低调，把脑筋压缩一下，把空气变成低调空气。先搞少一点，如果行，有余力，情况顺利，再加一点。这有点泼冷水的味道，右倾机会主义了。”他说：“不要务虚名，而得实祸。现在要减轻点任务，水利建设，去冬今春全国搞五百亿土石方，而今冬明春要搞一千九百亿土石方，多了三倍。还有各种各样的任务，钢、铁、铜、铝、煤炭、运输、加工工业、化学工业，需要多少人力财力，这样一来，我看起来，中国非死一半人不可，不死一半，也要死三分之一，或者十分之一，死五千万人。死五千万人，你的职不撤，至少我的职要撤，头也成问题。要不要搞那么多，你多了也可以，以不死人为原则。你们一定要搞，我也没有办法，但死了人不能杀我的头。　明年　3000　万吨钢（按北戴河会议决定 1959年钢产量为　2700－3000　万吨－－－笔者注），究竟要不要定这么多？搞不搞得出？要多少人上阵，会不会死人？这次会议要唱个低调，把空气压缩一下。胡琴的弦不能拉得太紧，有断弦的危险。” 11月23日，毛泽东在会上第二次讲话强调说：“我们的脑筋正在这里压缩空气。物质不灭，空气还是那么多。但是，压缩成液态或者固态，使它凝一点。关于生产指标问题，他说：以钢为纲，带动一切，究竟什么指标为好？北戴河会议后两个半月的经验，对我是一个很好的经验，就想到恐怕明年2700到3000万吨难于办到，我们是不是可以用另一种办法，把指标减低？”他还说：“你说服我是可以的，你打我通是可以的，但是，你得打我才能通，你得说我才能服。你们现在说的那些根据我还不能服，我不仅要做机会主义，我已经是机会主义，我就是站在机会主义的立场上，为此而奋斗，不牵累别人，将来算起账来的时候，不打你们，打我。因为我在这里反冒进，以前别人反我的冒进，现在我反人家的冒进。”（按：毛泽东这里讲的“你”、“人家”、“别人”指的是刘少奇）由于当时许多领导干部头脑发热，武昌会议压缩工、农业生产主要指标仍然偏高。但毛泽东在会议上讲的这些话，确实反映了他当时要求压缩不切实际的高指标的心情。四、批评弄虚作假的浮夸风，要求经济事业越搞越合乎实际。毛泽东在会上专门讲了反对作假的问题，他强调提出：我看我们的经济事业是要越搞越细密，越搞越合乎实际。他要求人们讲老实话，说现在有一种空气，只许讲成绩多，脸上有光，得到奖励。要讲实话，比如讲牛的尾巴生在屁股后面，这是老实话，动物的尾巴总是要生在后面的。（毛泽东1958年11月23日在武昌会议上的讲话）五、强调破除迷信不要把科学破除了。毛泽东在23日的讲话中提出：破除迷信，现在有些人把科学破除了。比如，第一条科学人是要吃饭的。这不但是科学，这是自然规律，客观法则，存在于人的思想意识之外的，没有一处地方证明人可以不吃饭。他强调指出，凡迷信一定要破除，凡真理，凡科学一定要保护。六、指出有一部分“资产阶级法权”的残余，现在还有用，不能破除，我们要保护它，使它为社会主义服务。毛泽东说：资产阶级法权，目前只能破除一部分。三风五气、老爷架子、工资过高过大的悬殊、猫鼠关系，这些东西要破除，彻底破除，反得越干净越有利，另一部分，工资等级、上下级关系、国家还带有一点强制性，则不能马上破除。社会主义时期，有一部分资产阶级法权，现在有用，因为它有用我们要保护它，使它为社会主义服务。（毛泽东：在武昌会议上的讲话1958年 11月23日）。第三节　中共八届六中全会 1958年11月28日至12月1日，中共八届六中全会，在武昌举行。根据毛泽东的意见，全会审议通过《关于人民公社若干问题的决议》，一方面，对人民公社给予充分肯定；另一方面，从理论上和政策上阐述了一系列重大问题。比较集中地体现了前一时期党中央和毛泽东纠正“五风”错误的认识成果。一、批评企图超越社会主义阶段的空想，重申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集体所有制和全民所有制的区别。强调大力发展生产力。《决议》指出：无论由社会主义的集体所有制向社会主义的全民所有制过渡，还是由社会主义向共产主义的过渡，都必须以一定程度的生产力发展为基础。我们既然热心于共产主义事业，就必须首先热心于发展我们的生产力。首先用大力实现我们的社会主义工业化计划，而不应当无根据地宣布农村人民公社立即实行全民所有制，甚至立即进入共产主义等等。接着《决议》还分析了那样做的危害性。《决议》中的这些精彩文字都是毛泽东修改时加进去的，是专门对刘少奇和邓小平等人在《高举人民公社的红旗前进》的社论以及刘少奇在山东、河北、河南、江苏等地视察中所鼓吹的错误做法而进行的批评。为使读者研究，现将毛泽东在《决议》中加进去的文字转录如下：“必须指出，集体所有制对于今天的农村人民公社的生产发展，仍然有它积极的作用。集体所有制向全民所有制过渡的迟早，取决于生产发展的水平和人民的觉悟水平，这是客观存在的形势，而不能听凭人们的主观愿望，想迟就迟，想早就早。因此这个过渡只有经过一个相当长的时间，才能在全国范围内分期分批地实现。如果看不到这些，把成立公社和实现全民所有制混为一谈，过于性急，企图在农村中过早地否定集体所有制，急忙地改变为全民所有制，那也是不适当的，因而是不可能成功的……”。每个马克思主义者，必须清醒地认识到，由社会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是一个相当长和相当复杂的发展过程，而在这整个过程中，社会的性质仍然是社会主义的。社会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是经济上发展程度不同的两个阶段。社会主义的原则是“各尽所能，按劳分配”。共产主义的原则是“各尽所能，按需分配”。共产主义的分配制度更合理，但是，这只有产品极大丰富了以后才可能实现。没有这个条件而否定按劳分配的原则，就会妨害人们劳动的积极性，就不利于生产的发展，不利于社会产品的增加，也就不利于促进共产主义的实现。因此，在人民公社社员收入中，按劳分配的工资部分，在长时期内，必须占有重要地位，为了促进社员劳动的积极性，也为了使社员在生活中的复杂的需要比较容易满足，公社必须努力使社员所得工资逐步增加，并且在若干年内，必须比供给部分增加更快。即使已经由集体所有制过渡到全民所有制以后，由于社会产品还没有丰富到足以实现共产主义，人民公社在一个必要的历史时期内，仍然将保留按劳分配的制度。企图过早的否定按劳分配的原则而代之以按需分配的原则，也就是说，企图在条件不成熟的时候勉强进入共产主义，无疑是一个不可能成功的空想。无论由社会主义集体所有制向社会主义的全民所有制过渡，还是由社会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都必须以一定生产力的发展为基础。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合生产力性质，只有生产力发展到某种状况才会引起生产关系的某种改变，这是马克思主义的一条基本原理。同志们要记着，我国现在的生产力发展水平还是很低，苦战三年，加上再努力若干年，全国的经济面貌可以有一个很大的改变，但是那时离开全国高度工业化，全国农业机械化，电气化的目标，还将有一段不少的距离：就是离开社会产品大大丰富、劳动时间大大缩短、劳动强度大大减轻，还有一段很长的距离。而没有这些，当然就谈不到人类社会的更高发展阶段－－－共产主义。因此，我们既然热心于共产主义事业，就必须首先热心于发展我们的生产力。首先用大力实现我们的工业化计划，而不应当无根据地宣布农村人民公社“立即实行全民所有制”，甚至“立即进入共产主义”等等。那样做，不仅是一种轻率的表现，而且将大大降低共产主义在人们心目中的标准。使共产主义伟大的理想受到歪曲和庸俗化，助长了资产阶级的平均主义倾向，不利于社会主义建设的发展。（《关于人民公社若干问题的决议》1958年12月10日中共八届六中全会通过。1958年12月人民日报有关刘少奇的“穷过渡”、“跑步进入共产主义”的论调，请参阅本论著前面的有关文章）二、批评企图否定商品生产和按劳分配的错误观点，强调继续发展商品生产和继续保持按劳分配的必要和重要性。《决议》提出：继续发展商品生产和继续保持按劳分配的原则，对发展社会主义经济是两个重大原则问题，必须统一认识。有些人在企图过早的“进入共产主义”的同时，企图过早的取消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过早的否定商品、价值、货币、价格的积极作用。这种想法是对于发展社会主义建设不利的，因而是不正确的。这是我们以决议的形式，对商品生产和按劳分配这两个发展社会主义经济的重大原则的明确肯定。三、批评浮夸风。要求发扬党的实事求是的作风，把经济工作越做越细。《决议》指出：目前社会主义建设中值得注意的一种倾向是浮夸。这是同我们党的实事求是的作风不相容的，是对我们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发展不利的。我们的经济工作必须越做越细致，我们的各级领导工作人员必须善于区别事物的真相和假象。区别有根据的要求和没有把握的要求，对情况的判断必须力求接近客观实际。尽管毛泽东一再强调“压缩空气”，降低生产指标，但会议通过的《关于一九五九年国民经济计划的决议》规定的粮、棉、钢、煤等四大指标仍然偏高。如钢的产量由　2700－－－3000　万吨降为　1800　万吨左右，仍没有足够的能量抵抗刘的热情并降到应该的合乎实际的数字。全会期间，毛泽东于12月1日，撰写了《关于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是不是真老虎的问题》一文。在写到事物的两种可能性时指出：虚假的可能性同现实的可能性又是两件东西，又是统一性的两个对立面。冲天干劲是热，科学分析是冷。在我国，在目前，有些人太热了一点，他们不想使自己的头脑有一段冷的时间，不愿做分析，只要热，是不利于做领导工作的……。 12月9日，毛泽东在六中全会上讲了12个问题对继续纠正“五风”提出了以下意见：－－－对“苦战三年，基本上改变农村面貌”的口号有怀疑。毛泽东指出：“本来是苦战三年改变农村面貌，但是后头不知道那一天就推广到全国去了。我的意见就是说，我对这个口号有怀疑，苦战三年基本上改变农村面貌，我曾经是有怀疑的，在4月武昌10个省委书记开会的时候，我提出过这个问题。我说，可以不可以改为苦战三年，初步改变农村面貌。把这个基本改变全国面貌的口号时间拖长一点，无疑是当机会主义，这样的机会主义我很愿当，当了有味道。” －－－指出围绕人民公社问题，有一大堆思想搞不清楚。这个决议的主要锋芒是向着急这方面的。毛泽东在讲到党内外争论时说：“最近围绕人民公社这个问题，有各种议论。我看，大概可能有几十万干部对这个问题，有一大堆思想搞不清楚。一人一说，十人十说，大体上有几说，一说就是性急了一点，纷纷宣布自己是全民所有制，纷纷宣布两年或三年或四年进入共产主义。缺点是太急了一点。我们这一回作这个《决议》主要锋芒是向着急这方面的，就是说，不要太急，太急了没有好处。” －－－要求做到计划要留有余地，让群众的实践超过计划。毛泽东认为，马克思主义对立统一学说，在我们国家1958年有一个很大的发展。他说：“现在要搞一个空气压缩机，把空气压缩一下，我们脑子里的空气还是那么多，但是，压缩一下，要留有余地，提出的计划要低一点，让群众的实践超过我们的计划。我看这也是一个辩证法的问题。” －－－强调要估计人民公社和人民政权存在着巩固和垮台的两种可能性。毛泽东指出：“巩固和垮台这两种可能性都存在。他说，我倒是借这个机会讲一下这些倒霉的事情，无非是人民公社垮台，共产党垮台、崩溃、分裂，剩下一些游击队。他强调：不过，我们有一条马克思主义基本规律管着，就是说，我们这些倒霉，尽管怎么样，总是暂时的，就整个说，是局部的。帝国主义、世界上的资产阶级，一定要灭亡，是永久的，以后就没有了。而社会主义事业，有损失，有失败，因为我们搞的不好。那种挫折、那种分裂、那种失败，甚至灭亡，都是暂时的，不久就要恢复。” 毛泽东的这番话是就人民公社问题说起的一方面，他希望人民公社巩固，力求它巩固；另一方面他又担心人民公社垮掉，或者要作垮掉的思想准备。他进而引发出对共产党和社会主义发展的两种可能性的论述，反映了彻底的辩证唯物主义者的深邃认识和郑重态度。毛泽东这番话是在三十多年前说的，然而，对于我们今天正确看待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挫折、失败，仍然具有震耳发聩的指导作用。第四节　第二次郑州会议党的八届六中全会以后，1959年2月下旬，毛泽东赴河北、山东、河南三省调查研究，发现八届六中全会《决议》做出的关于纠正“共产风”的决定精神并未贯彻，“一平、二调、三收款”的现象仍然相当严重。于是，毛泽东于2月27日至3月5日，在郑州召开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即第二次郑州会议，专门研究纠正 “共产风”的问题。在会议中，毛泽东对“共产风”进行了更严厉的批评。他说：“从去年9月人民公社成立后，刮起了一股共产风，主要有三条：一是穷富拉平，二是积累太多，三是猪、鸡、鸭、（有的部分，有的全部）无偿归公社，还有部分桌椅、板凳、刀锅、碗筷等无偿归公社食堂，还有大部分自留地归公社……。这样一来，共产风刮遍全国。他批评说：无偿占有别人劳动成果，这是不允许的。我们对民族资产阶级的生产资料都还采用赎买政策，怎么可以无偿剥夺农民的劳动成果呢？这样做，实际是抢产，没给钱，不是抢是什么？这样下去，一定垮台！” 他又说：“我代表一千万队长干部，五亿农民说话，坚持右倾机会主义（按：当时如果谁反对刘少奇推行的‘共产风’就被他们批判为右倾，所以毛泽东这样说－－－笔者注），贯彻到底，你们不跟我贯彻，我一个人贯彻，直到开除党籍，要到马克思那里告状！” 为了引起大家重视，在3月5日的发言中，毛泽东严厉的批评说：“共产主义没有饭吃，天天搞共产，实际上是抢产，向富队共产。旧社会谓之贼，红帮谓之抢，青帮叫偷，抢和偷的科学名词叫无偿占有别人劳动成果。他把‘共产风’上纲为‘左’的修正主义，冒险主义。他批评说：误认社会主义为共产主义，误认集体所有制为全民所有制，误认按劳分配为按需分配，想快反而慢。武昌会议时，价值法则、等价交换已弄清，但根本不执行，等于放屁。” 毛泽东讲的这些话，显然是对刘少奇和邓小平等人拒不执行武昌会议精神和八届六中全会精神的批评。毛泽东在会上多次讲话，他强调要整��公社内部的所有制，进一步解决“共产风”问题。一、指出人民公社的集体所有制，需要一个发展过程，目前必须以生产队所有制为基础。毛泽东说：现在，许多人还不认识公社所有制有一个发展过程，在公社内部，由队的小集体所有制到社的大集体所有制，需要一个过程。他强调，目前人民公社以生产队所有制为基础，有极大的重要性。这就有力的批评和纠正刘少奇所鼓吹和推行的，一律实行公社所有制和全民所有制的错误做法。二、坚持按劳分配原则，纠正平均主义和过分集中两种错误倾向。毛泽东在分析一平、二调、三收款的现象后，指出：“上述两种倾向，都包含有否认价值法则，否认等价交换的思想在内，过头热是不对的。”为纠正这两种倾向，他提出了整顿和建设人民公社的方针：“统一领导，队为基础；分级管理，权力下放；三级指标，各计盈亏；分配计划，由社决定；适当积累，合理调剂；物资劳动，等价交换；按劳分配，承认差别。”（按：刘少奇搞的则是：全社统收统支，统一核算，共负盈亏，各大队、各小队的收入统一交公社，支出由公社统一核发，供给标准、工资水平公社基本一致－－－笔者注）三、指出“共产风”的实质就是无偿占有别人劳动成果。毛泽东指出：“公社化后刮起了‘共产风’，即是说，在某种范围内，实际上造成了一部分人无偿占有别人劳动成果的情况，是我们所不许可的。他严厉的批评这种行为是强盗行为，是旧社会上海青帮、红帮流氓集团的偷、抢行为。在共产党内绝对不允许这样做。我们对民族资产阶级还采用赎买政策，我们怎么可以无偿占有人民的劳动成果呢？他在一个文件批语中指出：这是‘左’倾冒险主义思想行为。”（毛泽东 1959年2月28日对山西省委《关于整顿和巩固人民公社的决议》的批语） E 　为反“五风”，毛泽东向省、地、县、社、队致公开信（《党内通信》1959年4月29日）省级、地级、县级、社级、队级、小队级的同志们：我想和同志们商量几个问题，都是关于农业的。第一个问题，包产问题。南方正在插秧，北方也在春耕。包产一定要落实。根本不要管上级规定的那一套指标。不管这些，只管现实可能性。例如，去年亩产只有三百斤的，今年能增产一百斤、二百斤，也就很好了。吹上八百斤、一千斤、一千二百斤，甚至更多，吹牛而已，实际办不到，有何益处呢？又例如，去年亩产五百斤的，今年增加二百斤、三百斤，也就算成绩很大了，再增上去，就一般说，是不可能的。第二个问题，密植问题。不可太稀，不可太密，许多年青干部和某些上级机关缺少经验，一个劲儿要密植，有些人竟说愈密愈好。不对，老年人怀疑，中年人也有怀疑的。这三种人开一个会，得出一个适当的密度，那就好了。既然要包产，密植问题就得由生产队、生产小队商量决定。上面死硬的密植命令，不但无用，而且害人不浅。因此，根本不要下这种死硬的命令，省委可以规定一个密植幅度，不当作命令下达，只供下面参考。此外，上面要精心研究，到底密植程度以何为好，积累经验，根据因气候不同，因地点不同，因土、肥、水、种等条件不同，因各种作物的情况不同，因田间管理水平高低不同，做出一个比较科学的密植程度的规定，几年之内达到一个实际可行的标准那就好了。第三个问题，节约粮食问题。要十分抓紧，按人定量。忙时多吃，闲时少吃，闲时半干半稀，杂以番薯、青菜、瓜豆、芋头之类，此事一定要十分抓紧。每年一定把收割、保管、吃用三件事（收、管、吃）抓得很紧很紧，而且要抓得及时，机不可失，时不再来。一定要有储备粮，年年储一点，逐年增多，经过十年八年奋斗，粮食问题可能解决。在十年内，一切大话、高调切不可讲，讲就是十分危险的。须知我国是一个有六亿五千万人口的大国，吃饭是一件大事。第四个问题，播种面积要多少的问题。少种高产多收的计划，是一个远景计划，是可能的。但在十年内不能全部实行，也不能大部实行。十年内，只能看情况逐步实行。三年以内，大部不可行。三年以内，要力争多种，目前几年的方针是：广种薄收与少种多收的高额丰产田同时进行。第五个问题，机械化问题。农业的根本出路在于机械化。要有十年时间，四年以内小解决，七年以内中解决，十年以内大解决。今年、明年、后年，这三年内，主要依靠改良农具，半机械化农具，每省每地每县都要设一个农具研究所，集中一批科学技术人员和农村有经验的铁匠木匠，收集全省、全地、全县各种比较进步的农具，加以比较，加以实验，加以改进，试制新式农具。试制成功，在田里实验，确实有效，然后才能成批制造，加以推广。提机械化，用机械制造化学肥料这件事，必须包括在内，逐年增加化学肥料是一件十分重要的事。第六个问题，讲真话问题。包产能包多少，就讲能包多少。不讲经过努力实在做不到而又勉强讲做得到的假话。各项增产措施，实行八字宪法，每项都不可讲假话。老实人，敢讲真话的人，归根到底，于人民事业有利，于自己也不吃亏。爱讲假话的人，一害人民，二害自己，总是吃亏的。应当说，有许多假话是上面压出来的。上面，一吹，二压，三许愿，使下面很难办。因此，干劲一定要有，假话一定不可讲。以上六件事，请同志们研究，可以提出不同意见，以求得真理为目的。我们办农业、工业的经验还很不足。一年一年积累经验，再过十年，客观必然性可能逐步被我们认识，在某种程度上，我们就有自由了。什么叫自由？自由就是必然的认识。同目前流行的一些高调比较起来，我在这里唱的是低调，目的在真正调动积极性，达到增产目的。如果事实不是我讲的那样低，而达到了较高的目的，我变为保守主义者，那就谢天地，不胜光荣之至。三、遇到困难后（1960年以后）的言论比较刘少奇说：三分天灾，七分人祸。毛泽东同志同期的言论 “我是中央主席，都有我的份。”（薄一波） “1958、1959年，主要责任在我身上。”“我是主席，不能驳，我看不对。”（薄一波） “凡是中央犯的错误，直接的归我负责，间接的我也有份，因为我是中央主席。” 四、在七千人大会上国家主席，党的副主席，在大跃进期间的一线领导人刘少奇讲了：三分天灾，七分人祸。１月３０日毛泽东在会上就党的民主集中制问题作了重要讲话，並作了自我批评，对几年來工作中发生的缺点、错误承担了责任。２月６日下午全体会议上，邓小平讲了党的工作问题，代表中央书记处，对几年來工作中的缺点错误作了自我批评，承担了责任。周恩來讲了国內经济问题，从国务院工作的角度作了自我批评，对几年來的问题承担了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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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同样对经济通了六窍 1、开放，河蟹朝从来就是坐赢8方宾，外交局面的打开主导者是M，几次重大争议也是M拍板的2、从政治路线转经济路线，是被他打倒的人提出来的，最后��位很不厚道的人被他们定位为“一个好人”3、经济特区同样不是他的主张，这个也是被打倒的派系提出的 4、大锅饭是刘少奇的杰作，集体和家庭联产这两种早在大锅饭时期就已经是M考虑过的问题，最后被某人捅到刘少奇那里，结果就不了了之5、而小岗村这玩意是邓的打手的杰作，也就一骗子改开能拿出来的真正的旗帜MS多是那个“好人”的作品话说，邓到底他懂些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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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路线转向经济路线是华国锋提出的。特区是四人帮提出的。小岗村你在军史区或者网上搜索下就知道，年年吃返销粮救济款吃到现在。现在还是有名的贫困村。=============================== 要注意，你现在的科普对象不是什么资深人士。黑话不要太多。听这么多做什么，反正你也不懂。你只要知道，当年的事，多数都是“走资派”们搞出来的。然后“走资派”们把自己搞的破事，泼到老毛身上。老毛的接班人出的好点子，变成了设计师的大手笔。就是这样。=============================== 修养他儿子对毛家还算不错吧，你们不要黑他了……工贼的儿子要走的路是他老子当年的路，这个路同样不待见于要party内换旗一派，现在不停说的要继续深化改开，不走回头路，更多的是指工贼的路，因为嗡嗡嗡余孽在party高层内已经没有力量了。在这种情况下，工贼这边和毛家矛盾当然小了打击毛家，工贼这边更是自寻死路。=============================== 实际上不需要什么干货。只要这么想：刘少奇学过经济么？刘少奇解放以前负责过经济工作么？如果没有，他怎么学会搞经济的呢？ ...修养解放前长期是负责白区工作的，从未搞过经济建设。所谓的白区工作，也就是地下工作，主要是指白区的党组织建设、工运和学运。严格说的话，还有情报，不过这一块一直由伍豪和康生亲自掌控。而太祖，从上井冈山起，就没有停止过领导经济建设工作，因为不会搞经济建设，朱毛红军根本站不住脚，更不可能发展壮大。在太祖被临时中央排挤出核心领导层之后，担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主席时期，更是主要负责苏区的经济建设和政权建设。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太祖在这一时期为了打破国民党的经济封锁，搞了许多发展私营经济、搞活对外贸易的措施，这是具有突破性的意义的。我严重怀疑，天尊搞的改开、发展私营经济的路子，是在借鉴和模仿太祖在苏区时的做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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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itchyparadisedaze-blog · 6 years ago

Text

失传的屠龙术：勇士变成了恶龙怎么办？

作者：赵皓阳

（引子）

有这样一个故事：

有一条恶龙，附近的村民深受其害，每年这个村庄都会有一个少年英雄去与恶龙搏斗，但无人生还。又一个英雄出发时，有人悄悄尾随。龙穴铺满金银财宝，看到英雄用剑刺死恶龙，然后坐在尸身上，看着闪烁的珠宝，慢慢地长出鳞片、尾巴和触角，最终变成恶龙。

有句说句，这个故事现在被滥用地太多了，随便一条微博下面的评论都能看见“勇士变成恶龙”云云，我奉劝大家以后少用这个梗，会显得很没文化，太烂俗了。首先要理清楚：勇士的性质是什么、恶龙的性质是什么、勇士是一个人还是一群人、是自始至终的还是中间换了人、是成了新的恶龙还是什么别的东西……这些都需要讨论，用简单的二元模型来解释复杂的世界往往会南辕北辙。所以今天，我们就好好理清楚这件事。再附上一个大家最关心的问题：怎么办？虽然是一个不曾成功的方法论，但依然有很重要的参考意义。

（一）

毛的秘书王力，在《反思录》有一节“使毛经常睡不着觉的一个问题”：　　

毛早就发现了，从中央到基层党支部，很多都是独立王国。你不摸他，一点事都没有，还照常是模范，照常当劳动英雄，照常是人大代表，只要你去摸一下，几乎都有问题。很多是公、侯、伯、子、男的封建统治，使党脱离群众，究竟怎么办？这是使毛经常睡不着觉的问题，必须要解决的问题。

好多红旗单位，一摸几乎都有问题，土皇帝很多，他们都有天然的经济特权，超经济的政治特权。土皇帝的一句话就是法，他一句话就能捉人，反对他就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反革命，这样下去党就要被人民打倒了。

毛泽东多次说：这到底该怎么办？整党，不行；教育，不行；整风，不行；三反五反，人也杀了，大老虎也枪毙了，也撤了职，什么办法都用了，还是不行。于是才搞“四清”，大动干戈，还是不行。我什么办法都用了，最后没有办法了，就来一个自下而上的运动，把党放在一边，让群众来揭露党的黑暗面，因此就发动了文革，搞了这样一个大的尝试。

毛泽东对于文革的看重超乎想象，他��说自己人生就干了两件大事，一是成立新中国，二是文革。这其中的道理，我们现代人很难明白，因为许多史料我们看不到了，有些人也不希望我们看到，放眼全球，有哪个国家开国元勋的最后一本著作会成为禁书？

哈佛大学终身教授马若德（另有译名罗德里克·麦克法夸尔），西方“文革学”的重要创始人，著有《文革的起源》三大卷。他与费正清（John King Fairbank）共同主编的《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中用了这些话来描述嗡嗡嗡：“这场运动多半是毛个人决策的��果”是“毛对革命纯洁性永无止境的追求”以及他的“非凡权威”和“民粹主义观念”，“决定了这一运动的方式、面貌以及全部过程”。

纵使在上世纪六十年代，新中国政府是当时世界上最清廉的政府之一，然而毛泽东看到了个人主义的抬头，他担心自己过世之后，没人会镇得住这些官员，官员的子女、亲戚将会成为新的权贵阶级，带来新的压迫与剥削，这就是他死前念念不忘的修正主义，这就是他发动文革的根本动机。用他的原话：“造反有理”“天下大乱才能天下大治”

他看到了前苏联，看到了干部的子女依然干部，底层工人依然是工人，看到了新的金字塔在慢慢形成；他看到了大跃进期间自己的官僚集团是怎样欺上瞒下“扛着红旗反红旗”的时候；他看到了“四清”运动的时候，自己亲密的战友、把自己思想写进党章的亲密战友，是怎样背叛了他的理想蓝图的时候，他愤怒了：

“我身边睡着中国的赫鲁晓夫！”

可以看出，毛已经默认：勇士变成恶龙的结局无法避免，那么我们就用把《屠龙术》代代相传，不断培养起新的勇士，去取代长出鳞片的恶龙。所以他说嗡嗡嗡命要七八年来一次，后来会见外宾的时候又说二十年来一次（可能他所见到巨大的社会破坏性让他犹豫了），宛如自然循环一般不断更新。

很喜欢这样一段话：

他年轻时，因为想让中国人民不受三座大山的压迫，用了大半生的时间建立了一个新的政党和国家；当念过古稀的他发现自己一手建立的政党背叛了自己的理想、很可能会成为新的压迫人民的大山时，又用了他一生的荣耀和最后的生命去摧毁他。上这种古希��式的悲剧英雄经历着实让人着迷。

（二）

要想正视那一段历史，就必须先要了解那一段历史。学者韩少功就指出，“文革学”有三大泡沫：宫廷化、道德化、诉苦化。他说：

所谓“文革”史的宫廷化，是指叙事者们的目光始终聚焦国家高层，总是把历史写成一部领袖史。

……从总体看，毛不过是毛“群发现象”中威权最高的一个，最有影响力和能见度的一个，如此而已。最有影响力，使他对“文革”不可能不承担主要领导责任。最有能见度，则可能遮蔽了他被掣肘、被裹胁、被引导、被影响、被代理、被推动、被造就的大量隐情，遮蔽了聚光圈外的体制条件和环境制约，即看不见的历史之手。这几乎是一切领袖人物的命运。

道德化是“文革”研究中另一个普遍的毛病。

捕风捉影，有罪推定，信口开河，道德诛心，使一场严肃的反思可能降至大字报水平，沦为八卦和扒粪。于是历史清算成为一个半拉子工程，反增了清算的难度。与其说这是批判“嗡嗡嗡”，不如说这是暗中延续“文革”中常见的思维方式和言说风格……

我们历史课本是这样定义嗡嗡嗡的：“是一场由毛发动，被反革命集团利用，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运动。”我一直说我们教科书是高级黑，“反革命集团利用”——反革命集团是谁，利用是怎么利用？

有一些反革命集团是能说的，有一些是不能说的。比如说为什么第一波被发动起来的红卫兵都是红二代、红三代，是要被革命的权贵子女；为什么“老子英雄儿好汉”这种封建血统论的糟粕，反而会成为早期嗡嗡嗡口号；比如为什么运动瞬间失控，“要文斗不要武斗”的话有如一纸空文；比如为什么毛在运动之初就一直在怒斥“有人扛着红旗反红旗”“我是钟馗，有人借我去打鬼”；比如为什么大跃进中饿死人的县长、省长被判刑，在嗡嗡嗡结束后又被“平反”了？这些，都是不能说的。这些都是不能说的东西，我举一个历史上的例子，大家就明白了。

我们读史书的时候可能都会有这种感觉，就是王安石变法期间所谓的“旧党”要比支持变法的“新党”，可爱的多。旧党都是谁啊，司马光、欧阳修、程颢程颐、苏轼苏辙这一级别的，哪个都是博学大儒、风度翩翩，道德文章一样不差。新党都是些什么人呢，章惇、蔡京这一类货色，史书上都有个响亮的称号：奸臣。

旧党，就是典型的“老油条”。北宋一��是封建士大夫们过得最滋润的年代，朝廷俸禄给的足，皇帝尊敬，福利待遇各种好；没事了花前月下，吟诗作对，再玩一玩“一树梨花压海棠”的情趣play——这样养着，不优雅不风度翩翩才怪。老油条们就觉得，万事都好啊，你变毛的法啊？

但是，好是他们的好，不是老百姓的好，也不是国家的好。整个北宋王朝已经山雨欲来，冗兵、冗员、冗费就是三座大山。内部农民起义不断；外部对少数民族政权屈辱求和——这也是王安石变法的大背景。我们看一下王安石变法的种种政策，可以说非常对症下药、理念超前，如果真能做起来北宋少则富国强兵，多则成为一个崛起的大一统王朝。但是呢，变法找不到执行者。

因为变法是要损害既得利益集团的利益的，而政策的推行，又要是靠这些“老油条”——也就是官僚士大夫的。这不就是矛盾了么。所以说王安石用人只能用谁啊，急着往上爬的新官僚。这些新官僚真正认同“变法理念”吗？也未必，他们只是看到了一条便捷的上升渠道——因为整个官僚集团的老油条们都在与王安石或明或暗地对抗，而此时支持新法对他们来说是一个很好的升官途径。王安石也很无奈啊，他被自己提拔起来的人也坑了几次，但是总得有人干活啊，政策总得有人去执行啊。

而真正到了执行这一点，就给了老油条们发挥的余地了，这是他们的主场。例如“青苗法”，是由国家代替富户发放贷款，即在每年青黄不接时，由官府向农民贷款，秋后再连本带息一并归还。所定的利息2分，比农民向豪强富户借高利贷的利息低不少。此举既可免除农民所受的高利贷盘剥，又能增加国家的财政收入，利国利民。但是毫无疑问，这就触及了豪强富户的根本利益，高利贷不但是一项重要收入，更是土地兼并的关键枢纽。要知道，在皇权不下乡的年代，地方豪强和地方官吏就是一道旋转门，他们都是一个统一的特殊利益集团。于是在基层各级官吏遍开始有意无意地破坏这一举措：“务以多散为功”，“故不问民之贫富，各随户等抑配与之”；同时，官员们从中发现了另一条大发横财的道路，低息贷款演变成了官方的高利贷。朝廷规定取息2分，“而施行之际则不然也”，“出纳之际，吏缘为奸，虽有法不能禁”。以前农民向地主贷款，双方讲好价钱即可成交。现在向官府贷款，要有手续，先要申��，后要审批，最后要还贷。道道手续，都成了官员们捞取“好处费”的关卡。正如苏轼所说：“又官吏无状，于给散之际，必令酒务设鼓乐倡优或关扑卖酒牌，农民至有徒手而归者。但每散青苗，即酒课暴涨，此臣所亲见。”

可以说，王安石变法的失败，就是来自于官僚集团“老油条”们或有意或无意识的抵制。有意识的抵制就是以破坏新法为目的，就是故意搞砸你，“扛着红旗反红旗”，这是政治斗争；无意识的抵制就是特权阶级无论怎样都能从政策中找漏洞，满足自己的一己私欲，毕竟他们才是真正的政策执行者，不管新法旧法，他们的利益总归是要满足的，北宋这艘船沉不沉就再说吧。

就是因为王安石变法中许多政策损害了文官士大夫集团的利益，所以王安石在他们所记述的历史中，是以一个“臭傻逼”的形象出现的，一直到近代才有所改观。就是因为这些士大夫们掌握着话语权，损害他们利益的措施和人一定要添油加醋地大泼脏水，彻底踩在脚下不让翻案。便如朱元璋这样的一代雄主，也难免会被士大夫们的历史“洗脑”，老朱一看见臣下提“理财”这两个字就炸毛，说“理财”都是王安石这样的大奸臣才会搞，为的就是盘剥民脂民膏，想把我大明帝国搞乱、民不聊生吗？张居正变法的时候也是频繁被骂是“当代王安石”，张居正还得再反驳里面加上一句臣绝不是王安石那样的。但其实按理说王安石为官可比张居正清廉多了。毛泽东是这样评价王安石的：“在神宗皇帝时代，他搞变法，当时很多人攻击他，他不害怕。封建社会不比今天，舆论可以杀人，他能挺得住，这一点很不容易做到。”

而毛泽东，在晚年也经历了王安石类似的困局：官僚集团在阴奉阳违，提拔上来的人多是投机分子，这是一个死局。一次老人的眼科医生上门为他检查时，发现他正捧着一本书老泪纵横，无声自泣。医生赶紧上前劝慰：“千万不能哭，眼睛要坏的。”医生仔细查看，发现书打开的那页是南宋词人陈亮的一首《念奴娇·登多景楼》，老人指其中一句良久不语，词曰：

“六朝何事，只成门户私计”

（三）

对个人崇拜的事情，林彪从来是喊得最响了，而毛自己也明白“捧得越高，摔得越狠”。以他的精明“高级黑”的道理不可能不懂，因此他不止一次就这个问题批评林彪。据邱会作回忆，九大闭幕后，毛曾下令摘掉林彪在人民大会堂和武汉东湖宾馆墙上挂的毛主席语录牌，当着林彪的面说了句“这些王八蛋的东西”。1969年6月12日，中共中央下达《关于宣传毛主席形象应注意的几个问题》，明文禁止“早请示、晚汇报”；“不经中央批准，不能再制做毛主席像章”；“不要搞‘忠字化’运动”等。

1970年4月初，毛在审阅纪念列宁诞辰一百周年的纪念文章时，删去了“当代最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提高到一个崭新的阶段”、“毛泽东思想是帝国主义走向全面崩溃、社会主义走向全世界胜利的时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等从林彪《再版前言》中摘录下来的语句。毛还写下一段批注：“关于我的话，删掉了几段，都是些无用的，引起别人反感的东西。不要写这类话，我曾讲过一百次，可是没人听，不知是何道理，请中央各同志研究一下。”——可以看到，毛是很明白的，这些话只能徒增反感，然而“曾讲过一百次，可是没人听”。但是已经没有用了，因为毛已经成了一个政治符号，已经成了一个下面人可以扯的虎皮，某些人要借“捧毛”来捧自己，更要借“捧毛”去打压异己，毛被抬到了这个位置，就注定是骑虎难下了，这就是政治的逻辑，也是毛想打破的官僚的逻辑，然而他却被这一种逻辑所反噬，历史的讽刺。

毛提议在四届人大上修宪，不再设国家主席，权力移交给人大和国务院。这是他打烂国家机器、拆散权力的嗡嗡嗡理念的体现。然而林却对此非常紧张，认为这是对他“接班人”地位的否定。从执政理念上说，林彪虽然靠捧毛上台，时刻不忘高呼毛主席万岁、毛主席的话一句顶万句，但对毛的嗡嗡嗡理念一无所知，或是压根装糊涂。于是林打着拥护伟大领袖毛主席的名义不停地劝进：毛主席怎么能不当国家主席呢？全国人民离不开毛主席的领导。毛不想当，那是他老人家谦虚。但你们不反对，你们就是对伟大领袖毛主席不忠，你们就是无产阶级的叛徒……毛初时或许还没明白，就这么一件小事，为何从林彪到林彪的亲信轮番纠缠？后来他严厉地说出“谁想当国家主席谁当，我坚决不当，我劝你也别当”。这话一说出来，毛和林之间的裂痕已经无法弥补了。

1970年8月23日，著名的九届二中全会开幕。在会前的宪法草案修改上，张春桥要求删去“毛主席全面地、天才地、创造性地继承、捍卫和发展了马列主义”这句话中那三个吹捧性的副词。这是非常敏感的政治风向，要知道，张春桥绝对没有胆量在从党内到全国一片个人崇拜的狂热中提出这样的议题，这绝对是毛的授意。然而林嗅到了一丝政治危机，因为他就是靠捧毛起家，他的政治前途已经牢牢地与捧毛这张“虎皮”绑在了一起，他不能容许这样的趋势进一步发展。林彪在会上说：

我们说毛主席是天才，是伟大的天才。但是，有个别人反对这种提法，他认为毛主席不是夭才，甚至讲什么毛主席的学说没有发展了马克思主义。这种观点是反马列主义的。我还是坚持天才这个立场，而且决不退步和动摇……所以，摆在我们面前的一个重要任务，就是要同怀疑甚至否定毛主席、怀疑或者反对毛泽东思想的人进行坚决的不调和的斗争……

这个“个别人”指的自然是张春桥，不管林彪有没有认识到反“天才论”是毛的直接授意（我倾向于他意识到了），但是上了车就下不来了，他必须要对此进行反击。他的嫡系陈伯达也跟着出场了：“……有人利用毛主席的谦虚，妄图贬低毛泽东思想。这是绝对办不到的。在毛泽东思想教育下，已经觉悟了的全国人民，很快就识破这种虚伪、阴谋诡计……”

林彪的小弟也纷纷鼓噪，比如来自华北讨论组的六号简报：“……大家听了陈伯达同志、东兴同志在小组会上的发言，感到对林副主席讲话的理解大大加深了。特别是知道了我们党内，竟有人妄图否认伟大领袖毛主席是当代最伟大的天才，表示了最大、最强烈的愤慨，认为在经遇了四年嗡嗡嗡命的今天，党内有这种反动思想的人，这种情况是很严重的，这种人就是野心家、阴谋家，是极端的反动分子，是地地道道的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是没有刘少奇的刘少奇反动路线的代理人，是帝修反的走狗，是坏蛋，是反革命分子，应该揪出来示众，应该开除党籍，应该斗倒批臭，应该千刀万剐，全党共诛之，全国共讨之…”

毛终于坐不住了，亲自出手了，于是就有了那份著名的批示《我的一点意见》：

这个材料(指《恩格斯、列宁、毛主席关于称天才的几段语录》)是陈伯达同志搞的，欺骗了不少同志……

……（陈伯达）采取突然袭击，煽风点火，唯恐天下不乱，大有炸平庐山，停止地球转动之势……

……希望同志们同我们一道采取这种态度，团结起来，争取更大的胜利，不要上号称懂得马克思，而实际上根本不懂马克思那样一些人的当。

毛当然知道是林彪在捣鬼，但就和林彪要拿张春桥开刀一样，他也只能先拿陈伯达开刀。随即毛和中央委员们一个个谈话，形势逆转。毛的爱将许世友和陈永贵来公开自我批评，毛告诉他们读马列，读红楼梦。毛心里很明白，林彪是野心家、陈伯达是走狗，而��许世友等人，就是政治头脑欠缺的大老粗，但是忠诚度是值得信赖的。

林彪在九届二中的政治赌博失败了，毛林双方也相互摸清了对方的底牌——林：老大，你不是真心想让我接班啊；毛：林彪，我身上的东西，你一样没学会。之后，毛进而要求林的亲信黄吴李邱检讨、交代问题，又把李德生、谢富治塞进林的军委办事组里，分散林的权力。

走到了这一步，野心家林彪也只剩下一条武力夺权、阴谋政变的不归路了。

按理说毛辛辛苦苦一辈子，晚年丧子，如果真从权力继承的角度来说，把领导人的地位和国家权力交给一个完全忠于自己、自己又非常欣赏的爱将有何不可？林肯定心里不平、也委屈，您老人家的意志我都是120%的去贯彻啊，怎么就渐渐对我冷眼相待了呢？您这是图什么呢？

图一个万世从无的新时代。毛的理想，就连林都不能理解。毛是孤独的。就像《让子弹飞》里的张麻子，自己的兄弟们都去坐着火车吃着火锅唱着歌，不解地问他：“大哥，还回山里去干啥？”

林彪死后，毛大病一场。一个78岁的老人，面对自己最疼爱的学生、部下、战友的背叛，这个打击可想而知。短暂的痛苦之后，毛又一次展现了领袖的英明、果断与铁腕，拖着老病之躯去安抚军队、镇压林彪余党、平息党内舆论。林彪的政变没能得逞，他也身败名裂遗臭万年，但就和老父亲杀忤逆儿一样，这样的胜利有何意义？

毛泽东，已经一败涂地。

（五）

有人总想把嗡嗡嗡命归结于“政治斗争”、“打击异己”这是非常肤浅而简单地看法。历朝历代，哪个军政大权一把抓的皇帝需要发动全国群众打击政敌？李立三、王明、张国焘，当时在党内都比他强势或势均力敌，也没有见他发动全国群众啊。蒋委员长搞定廖仲恺、胡汉民、许崇智，软禁刺头张学良、孙立人，哪用得着发动全国群众了？政治这种东西门门道道多了去了，要真动一个刘恐怕还真用不到。

世界上下五千年，有那个统治者在执政的位置上喊出“造反有理”的口号来。

更何况，历朝历代皇帝杀功臣为的是他的儿子、孙子，为的是子孙江山万万年。毛呢？已经到了人生的尽头，长子十年前就死在了朝鲜战场，剩下一个有病的儿子和远房侄子又绝无接班可能，对于一个天天嚷嚷着“马上就要见马克思”的老人，他杀功臣为的是谁？为的是他哪个儿子？就像朱元璋搞死胡惟庸，着眼于废除千年的丞相制，毛泽东心心念的也不是刘或其他，而是刘等人背后的庞然大物——整个慢慢形成的既得利益集团！要砸烂人类几千年社会都无法砸烂的阶级固化金字塔！

然而发动嗡嗡嗡命又怎样呢？这又是一次彻底失败的社会实验。天下大乱。人类又一次求解贫富差距问题、阶级固化问题的实践，还是没有逃过失败的命运。勇士变成恶龙的问题，似乎还没有成功解决。

毛的晚年是痛苦的，他反复的说着这类话：“‘峣峣者易折，皎皎者易污。阳春白雪，和者盖寡。盛名之下，其实难副。’这后两句，正是指我。事物总是要走向反面的，吹得越高，跌得越重，我是准备跌得粉碎的。那也没有什么要紧，物质不灭，不过粉碎罢了”；“我死了，可以开个庆祝会。你要打扮得漂漂亮亮的，最好穿颜色鲜艳的红衣服或花衣服，要兴高采烈、满面春风地参加庆祝会”……

历史上但凡想动既得利益者蛋糕的，一般下场都很惨，而毛岂止是动了蛋糕，他老人家是想逆天改命啊。

毫无疑问毛的判断是有错误的，他太过于相信他的人民了，我们看毛选和毛语录，满眼解释“依靠人民才能赢得战争”“人民是智慧的，而我们是愚昧无知”这类的话，这也是为什么西方学者把毛泽东归为“民粹者”而非我国小清新们认为的“独裁者”。然而毛没有料到，在没有先锋队指引下的人民犹如洪水猛兽，一切人性之恶都被释放了出来，他后来意识到了这一点，然而当他想再组建先锋队的时候，他的生命已经油尽灯枯，来不及了。

虽然老了、倦了，甚至有些心灰意冷了，毛泽东依然用生命中最后一点精力，尝试着为人民构建一个新世界的蓝图，依然想给人民一套切实可行的方法论，想把这一“屠龙术”完善到切实可行、传之万世。“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毛泽东还在一篇一篇的写文章，一场接着一场的开会议，告诉“造反”成功的人民，怎么怎么组织革命委员会接管政府机构和公检法职，怎么怎么组织生产委员会能让工人享有民主权利又不耽误生产……他就是想留下一点最后的东西，然而他的精力真的跟不上了，提供的那些方法论也并没有切实有效地推行、实践。

比如核心内容是“干部参加劳动，工人参加管理；管理者和工人在生产实践和技术革命中相结合”的《鞍钢宪法》，是工人阶级自下而上的一次实践，强调基层工人和技术人员在生产管理中的重要作用，甚至被一些西方学者认为这是工人争取“经济民主”的重要尝试。嗡嗡嗡中期，为了解决全国大乱对生产的破坏，《鞍钢宪法》又一次被隆重推到了舞台中央，然而曾经的“基层组织神器”却没能解决全国的乱象。这似乎在向毛证明着：想自下而上的、让底层构造上层的存在逻辑和规则，逆这一人类文明社会几千年雷打不动的“规矩”，目前来看，没有走通。

他的痛苦，因为战友的背叛、因为实践的失败、因为对红色政权未来的忧心忡忡、因为出师未捷的悲凉……他说：“我一生干了两件事。一是与蒋介石斗了那么几十年，把他赶到那么几个海岛上去了。抗战八年，把日本人请回了老家。打进北京，总算进了紫禁城。对这些事持异议的人不多，只有那么几个人，在我耳边叽叽喳喳，无非是让我及早收回那几个海岛罢了。另一件事你们知道，就是发动‘嗡嗡嗡命’。这事拥护的人不多，反对的人不少。这两件事没有完，这笔遗产得交给下一代。和平交不成就动荡中交，搞得不好后代怎么办，就得腥风血雨了。你们怎么办，只有天知道。”他对女儿李讷说，自己就是供外宾参观的“展览品”。1973年11月，澳大利亚总理威特兰来访时，很想知道毛泽东对中国未来的组织结构的看法。毛泽东谢绝了这个未来的话题，而直接引向自己的生命，意味深长地说：

“周恩来和我都看不到中国革命结束了。”

（六）

列宁说过：

马克思的学说在今天的遭遇，正如历史上被压迫阶级在解放斗争中的革命思想家和领袖的学说常有的遭遇一样。当伟大的革命家在世时，压迫阶级总是不断迫害他们，以最恶毒的敌意、最疯狂的仇恨、最放肆的造谣和诽谤对待他们的学说。在他们逝世以后，便试图把他们变为无害的神像，可以说是把他们偶像化，赋予他们的名字某种荣誉，以便“安慰”和愚弄被压迫阶级，同时却阉割革命学说的内容，磨去它的革命锋芒，把它庸俗化。现在资产阶级和工人运动中的机会主义者在对马克思主义作这种“加工”的事情上正一致起来。他们忘记、抹杀和歪曲这个学说的革命方面，革命灵魂。他们把资产阶级可以接受或者觉得资产阶级可以接受的东西放在第一位来加以颂扬。

对于革命者来说，真正的死亡莫过于对其去革命化的“修饰”。李师父的塑像高高耸立在罂粟田里，殊不知，李师父就是因为反对种鸦片而死的呢？

嗡嗡嗡命是毛泽东生命中最后的绝唱；也是全世界、全人类范围内无产阶级运动的挽歌。从此之后，我们只能看到，欧洲工人无休无止的罢工，只是为了提高福利，并没有任何改造整个社会规则的诉求；我们只能看到，底层人民把所有的发��变成了打、砸、抢、烧汽车，本应该成为社会进步力量的他们，却站在了人类文明的对立面；我们只能看到，勤劳的东亚人民在血汗工厂中呻吟，便是跳楼时的那纵身一跃，也是悄无声息。

先锋队之后，再无先锋队。

革命家之后，再无革命家。

勇士屠龙的故事还没完：

尾随者返回村庄说出了这个秘密。他告诉人们：第一，我们要团结在一起去打败恶龙；第二，我们要警惕每一个英雄，不让他们受财宝吸引而堕落。尾随者受到村民们的拥戴，被称为“导师”，并率领村民再次打败恶龙。

导师去世后，参加最后一战的英雄们开始声称根本没有“英雄堕落”这回事，是导师欺骗了村民。英雄们结伙搬去了龙穴居住，并索取村民们的供养。他们把自己身上越来越多的片状物、越来越长的条状物都称作“英雄特色”，并且宣称这种变化是一切人类无可避免的宿命。

日子就这样过去，终有一天，一个绝望的村民无意间发现了导师的坟墓。村民们发掘了墓穴，突然明白英雄们所说的一切都是谎言。因为在那白石的墓穴里，水晶的灵柩间，躺着的并不是恶龙的遗骨，而是一个他们似曾相识的，凡人。这就是世上唯一一位没有堕落的英雄的故事。

毛泽东，从未背叛人民。

革命者骑在白马上，看跟到革命前一模一样的景象。还是一群人坐着火车吃着火锅唱着歌，只不过火车上的人变了。

革命胜利了吗？

革命才刚刚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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