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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ravitysworm · 2 yea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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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化还是联合？时代夹缝中的美国左翼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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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美国左翼来说，2022年不啻为收缩、失速与退守的一年。在区域战争、通货膨胀、堕胎权倒退、中期选举等层层叠叠话题的笼罩下，美国政治重新撤退到了两党的激烈鏖战。

2016年后美国最大的社会主义组织民主社会主义（DSA），在经历了过去几年的飞速发展后，终于在疫情后到达了瓶颈期。2021年初，DSA达到了全国正式成员数量94000多名的顶峰，之后开始了缓慢滑坡，直到现在停留在九万左右。这个规模和几年前每个小左翼组织几十到几百人，观点互相割据的状况相比，已不可同日而语。但是左翼力量到达拐点由盛转衰的趋势也是不争的事实。

除去纽约作为绝对的左翼大本营，美国普通城市的左翼散架似乎更明显。即使成员数量缩水不严重，很多年轻人已经不参与组织会议，更多的会员则只是交一个几十美金的年费。2017年，我曾对当时DSA一路暴涨的会员数提出了一些担忧，最终，这种忧虑也成为了事实。

进退失据下，美国左翼还反复栽在国际局势的立场上。普京下令入侵乌克兰后，DSA的国际委员会于2022年2月中发表了一份声明，只谴责了北约的军事干预策略，却对入侵行为本身视而不见。可以想见，来自保守派、自由派和左派内部的各种批评纷至沓来，DSA的公众形象大打折扣，对其后续吸引有生力量造成了重大打击。

然而，从成员数量和外交立场出发对美国左翼的发展进行定性，又是有失公允的。针对DSA为例的美国左翼，或是所谓“西方左翼”的批评，经常将之看成一个统一的圈层。但是，左翼立场不能和少数进步议员和左翼学者的推特发言划等号，DSA并不��代表美国左翼生态，对外发声和动员草根的左翼也往往不是同一群人。哪怕看似相同的组织标签下，随着时间的推移和空间的延展，也会发展出不同区域生态下多元的社群，复杂的矛盾。

本文希望借助个体经验和与运动参与者的对话，从另外的侧面描绘美国左翼在困局下的境遇。美国左翼社群被围困的现实背后，也折射出不少更普遍的组织动力学上的问题，这对思考群众运动走向和去中心动员的利弊有着重要的意义和教训。

美国左翼网络的沉浮

2016年秋天，特朗普上台之前，我转学到纽约，其后又定居费城，也有机会近距离观察和参与美国东北部正处在萌发期的左翼运动。当时大环境风云飘摇，民主党的失误成为众矢之的，主流政党外的左翼思潮处在绝对的上升期。在我所在的高校，至少有四个正式注册的激进左翼学生社团，这还不包括黑命攸关、左翼女权组织和更无政府、反建制的反法西斯（Antifa）网络。2016年大选后的一年内，几乎所有学生活动中心的左翼公共例会都人满为患，闻讯而来的学生经常要站在门外旁听。

美国民主社会主义（DSA）是这股年轻人热情的最大受惠者。DSA在80年代是左翼圈子中染上道德污点的“保守派”，成员以老白男居多，被讥笑是恶意利用了苏联解体后挺苏左翼的崩坏而拉起了地盘。2016年前后，DSA因为帮助桑德斯竞选，其知名度一路蹿升，开始得到主流媒体的重点关注。这种媒体关注的倾斜也开始对其他更小，往往更激进的左翼社群构成了生存困境。于是2017-18年间，大量以前隶属于别的左翼组织的老成员开始纷纷加入DSA。还记得当年组织的内部邮件组里，每过一段时间就会出现老成员心情复杂的“辞职信”，表示虽然不喜欢DSA的“温和”立场，但是后者的规模效应可以提供更多参与工人运动和推举激进派进入竞选的资源。

同一时期，DSA在选举政治上的成功也在强化这个策略的合法性。2017年，DSA成员进入了15个州的议会和市政厅。次年，这一数字暴涨到40个州，奥卡西奥-科尔特斯（AOC）和拉希达·特莱布（Rashida Tlaib）也在DSA的助选下成为美国国会众议员，DSA旋即成为美国左翼在国际上最著名，也最有效的宣传平台。2018-2021年，尽管遭遇疫情带来的动员困境，DSA还是保持了极强的动员能力，只用了短短三年多时间，成员数量就翻了一倍。在选举政治层面，更多的DSA候选人进入地方政治场域。2020年至少36位DSA成员在地方选举获胜，内华达的民主党几乎全部被DSA推举的成员取代。

然而，进入2022年后，战争和接踵而至的恶性通货膨胀，推着摇摇欲坠的时代划向了别的轨道，左翼组织也不可避免受到了冲击。至少在美国，加入左翼组织不再是进步年轻人趋之若鹜的潮流，而反而背负了幼稚冲动暴力的负面刻板印象。在我的大学，一所东北部私立高校，在2017、2018年极为活跃的反法西斯网络不再有动静，跨越学系，连接学生和教职工的重要沟通渠道就这样销声匿迹。

疫情像山脉一样隔断了两代人，高年级左翼毕业了，新人完全不了解曾经的社运历史。今年学校政治社团公开辩论时，左翼组织经常缺席，即使在场的时候也很难获得台下观众的支持，倒是保守派社团人气渐旺，不仅资金雄厚，还总有一大帮学生后援团。出于好奇，我一度查阅青年美国民主社会主义者（YDSA），也就是DSA青年分部在学校的正式注册人数，结果是三人。

绝望只有在特定的时点才会构成年轻人参与左翼政治的催化剂。当经济形势变得更为糟糕，以至于威胁到了个人的基本生计，需要长期精力投入的左翼社团并不会出现在年轻人的行动列表中。比起参与每周一次的政治例会讨论，大学生们忙于在职业展会上投递着改了几十遍的简历。

观念分层和去中心下的动员难题

大环境的衰败外，以DSA为代表的左翼组织面临的困境，还来自于快速发展期出现的组织协调和代表性问题，而这恰恰是其之前成功运作期的副产品。

和任何大型组织类似，DSA同样是一个层级体系，地方分部下有区域分部，大的区域下还要继续细分。在年龄层上，青年美国民主社会主义者（YDSA）主要吸纳低收入的学生会员，其与总部之间就政党政治产生的分歧也早已不是新闻，前者不屑于参与任何政党政治，后者则还在积极介入地方选举。

除了区域地理上的划分，DSA在过去三年不断成立新的围绕具体进步议题的委员会和工作组，每个工作组都有不同的入会规则。比如，各个区域都有的劳工工作组吸纳了学生、学者、工运人士和工会代表，此工作组下还有多个结合当下工运的平行项目，例如餐厅工和物流工项目。

不论立场左右，当一个缺乏资金的组织发展到全国的规模，很容易出现分化、协调和对外发言的问题。在如今已成经典的“无架构的暴政”一文中，乔·弗里曼（Jo Freeman）描绘过自己所经历的女权社群的内部压迫。不论如何放权和去中心运作，进步社群内部总会有既定的结构和某种等级秩序，运动外的公众也经常期待运动有一个统一的立场和发言人。在这种情形下，总有成员会被推上发言人的位置，总有立场会成为所谓的官方立场。

对DSA而言，同时维持多个层级和平行实体不仅困难，更容易令外人误解。一些观察者可能也已经注意到，DSA的国际委员会并不等同于DSA，它是DSA社群内的一个分支，需要已有的正式成员单独申请才可以加入。而很多进入国际委员会的成员，本就是组织中对DSA与民主党合作，走选举策略不满的成员，这些人也往往是更追求左派理念纯洁性的成员。同时，DSA下也有更支持美国以外群众抗争运动的党团（Caucus），比如“面包与玫瑰（Bread and Roses）”。因此，DSA就乌克兰的声明，更应该被理解成组织内部派系分歧的产物。

另外，在成功运作的选举背后，DSA却尚未探索出有效问责机制去制约当选左翼的后续言论和实践，这在去年发酵的贾马尔·鲍曼（Jamaal Bowman）争议中得到淋漓尽致的体现。鲍曼是DSA于2020年开始支持的纽约16区议员，被广泛认为是左翼立法者小队（The Squad）的一员。然而，其上任后立即表现出了亲以色列的立场，支持国会对以色列铁穹防御系统的拨款，还于当年在亲以色列的游说组织J Street支持下��见了以色列总理。面对鲍曼的“反水”，DSA内部就是否要开除鲍曼的会籍产生了巨大的分歧和内爆，有人坚持划清界限，有成员则认为需要借此进行建设性改革。也有成员指出鲍曼已经是国会最激进的黑人议员，开除他会导致DSA进一步被“洗白”。

最终，DSA的领导层，也就是被称作全国政治委员会（National Political Committee，NPC）的16人代表团决定不开除鲍曼，而这又遭致旗下关注巴勒斯坦解放的BDS工作组的强烈反对。在3月一个公开决定中，DSA领导层以传播假消息等为由，宣布解散BDS工作组，其推特账户被即刻注销，所有工作组成员不被允许进入NPC。这又引发了一系列连锁反应，包括大量DSA成员的抗议和其他巴勒斯坦公民组织对DSA的抵制。这场刮了大半年的组织旋风，不仅暴露出左翼内部协调共识的混乱，也加深了外界对其民主决策和执行能力的不信任。

议题的争夺与对调

本年度美国两党政治和文化战争的结构性转变，对左翼组织的动员也很不利。在罗诉韦德被推翻后不久，堕胎话题迅速被民主党操作成了一个本党必争的议题。这导致今年的美国左翼难以逃离非两党政治的绑架，对堕胎做出更交叉性的阶级视角的分析。

而日常左翼所需要高度参与的通货膨胀和经济议题，却是过去的一年共和党面对堕胎议题反噬而主推的。换言之，左翼和自由派的议题差异进一步拉大了，这使得前者更难直接从后者吸纳到新的成员和关注度，很多时候是在和保守派单打独斗。左翼在经济问题上和保守派的对位，也容易让其看上去与缺乏同理心的右翼互为镜像。似乎激进左翼就是一股自由派外的极端势力，道德纯洁、不懂妥协、缺乏策略又推崇暴力。

让意识形态轴线进一步模糊的还有右翼对工人阶级议题的介入。由于通货膨胀和各类工人罢工在美国的蔓延，右翼在疫情后对劳工议题表现出了空前的兴趣，各种似是而非、极具混淆性的“挺劳工”言论层出不穷。比如在反无证移民的话题上，除了经典的“本国工人阶级遭受移民劳动力冲击”外，右翼还会提出诸如“反对移民工人，是保护TA们不被美国垄断大企业剥削”的迷惑性论断。而美国高度工业化的农业和食品加工行业中，对非正式和季节性移工的高度依赖和残酷剥削，又似乎确实在佐证右翼的一些意图不轨的批判。或者说，进步主义一方对移民和劳工议题的浮于表面的支持，给了右翼极大的可乘之机。

事实上，哪怕是在全盛时期，左翼组织在年轻人中的渗透力都没有外界想象的那么充分。一个关键的因素在于，左翼组织往往呈现区域上的聚集性，蓝州蓝城的组织多而密集，而其他小城市和城郊的网络严重不足。数据上看，YDSA在全美有130多个学生分部，但是很多分部集中在主要城市。而保守派方面，仅极端保守社团转折点美国（Turning Point USA）一家就有五百多个分部之多，在很多地方都没有对标的左翼网络与之抗衡，更别说更多半地下的社团网络。

AOC中期选举前后接受采访的时候，提到了左翼思潮流行背后组织性的劣势。相比右翼早就成熟的从草根到全国精英的人才和资金输送网络，对超级政治行动委员会（Super PACs）和各种金钱暗流（Dark Money）的运用，左翼只在过去几年才拥有类似的动员模式，而且因为资金不足，当选的左翼候选人和之前支持TA们的左翼组织的互动，也不够频繁和密切。很多时候，左翼组织被迫不停地寻找下一个要去支持的激进派，而难以有资源维系之前的关系。

组织韧性和区域动员

然而，危机当下，左翼的工作也并未停滞。抛开DSA受损的公共形象，其旗下各分部还在进行不少有意义的区域建设和动员，可惜这些地方性的努力常常被全国性的议题所遮蔽。

今年来，DSA在很多区域和议题去中心运作上都颇有建树，很多基于特定议题的工作组也确实参与和推动了最基层的动员工作。比如，DSA餐饮工人的工作组过去一年都在深度介入全美主要城市星巴克和Chipotle门店的工会运动，很多成员直接进入了门店工作。DSA的劳工工作组成立了一个全国劳工团结基金，用于帮助旗下各分部继续推动本地的劳权斗争，迄今为止已收到每年四万多刀的定额捐款。一些DSA成员也同时参与其他左翼行动网络，比如没有单一纲领的Tempest行动组。之所以这些动员工作很难被劳工运动网络外的社会成员关注，也是因为如今的服务业工人运动和制造业的大规模罢工有不同的模式。特别在组织咖啡厅和快餐店运动中，组织往往被拆分到不同的线下门店，每个门店都有特殊的劳动雇佣情况和社区支持。而单独一个门店的运动，又往往被视为规模不够，得不到主流媒体的重视。

用于支持DSA全国劳工团结基金的义卖T恤

本次中期选举，DSA芝加哥分部联合工会和其他进步组织，成功推动了州宪法承认工会权，伊利诺伊也成为美国继纽约、新泽西和密苏里外，第四个州宪法保障集体协商权的州，这使得未来的劳工权相对独立于两党政治的波动和冲击，工人运动也得以有更多的余地发展新的议题和行动。

随着时间的推移，DSA的各个基层组织也在不断探索如何更好地进行多议题的动员。例如，普渡大学的YDSA分部面对疫情期间参与水平的下降，就提出了一种不同的动员方式。过去两三年，YDSA为了吸引更多的学生会员，大力推行委员会制度，学生会员被打散到不同的去中心小组。这有效增加了会员数，但也吸引了大量只对特定议题感兴趣，而和其他左翼场域毫无互动的成员，一个环境社会主义小组的成员可能对女权工作组的情况一无所知。同时，打散后的小组往往人手精力不足，最终虎头蛇尾无法完成项目。从2021年夏天开始，普渡大学的YDSA选择了只同时介入一到两个有资源推动的运动，并按照组织分工来运作分部。这种基层组织上的探索、拉扯和实验，在许多分部都在默默进行着。

重重危机下，坚持在努力做事的个人并没有减少太多。不论人数多寡，每个组织总会有搭便车的人，真正投入做事的人都是少数，参与的不平等似乎是个超越意识形态的困境。这个意义上说，左翼浪漫主义的消退也未尝是坏事，它让人看到退潮后每个组织内谁在真正做事，谁在消费热点，谁的劳动、怎样的劳动在维持着日常的运作。

分化还是联合，美国左翼的选择和教训

疫情后，面对本地参与机会的减少，我降低了参与典型的左翼运动的频率。对我来说，和左翼运动保持一定的组织距离，也并非不再相信左翼的理念，而是对组织化的左翼运动中不断生成的内部差异、人际圈层、情感内耗和本土主义倾向表示更多的审慎。究其根本，哪怕外在政治观念一致的一群人聚在一起，TA们的身份认同、人生经历、道德标准和处事方式还可能存在极大差异。适合一起日常合作，可以一起对话聊天，和看似价值观相近的群体这三者，并不一定重合。

一位巴西左翼朋友曾与我分享过他内心的纠结：过去三年，他会经常参与美国争取社会主义和解放党（PSL）组织的拉美讨论。在外宣上，PSL可能是北美最挺中俄政府的斯大林主义组织，以前抗议遇到举着PSL旗帜和穿着组织T恤的队伍，我总是出于本能绕道走。但这位朋友坦言，PSL的部分分部也是唯一会经常关注巴西议题，经常接待境外拉美行动者的组织，这些活动帮忙凝聚了不少拉美左翼。在我不多的本地参与中，PSL的一些成员也总是会出现在抗议士绅化和环境种族主义运动的一线。在一些特定的时刻，我确实感觉自己和这些成员站在一个阵线。就像并不是每一个科技公司雇员都支持监控社会，也并非每个组织中的左翼都无条件支持组织的官方立场。

九月初，写作了无数劳工经典读物的艾伦瑞奇（Barbara Ehrenreich）去世。尽管投身劳工和性别运动，她对工人阶级复杂人生处境和选择的关心，使其很难被归入任何左翼激进主义传统和现实运动条线。她70年代提出的课题，特别是对美国职业管理阶层兴起的理论，过于超前于时代，以至于相关讨论直到2016年大选后才被人拾起并广泛传播。很多左翼并没有和时代同频的奢侈，这其中大量是拥有多重边缘身份的个体，TA们对左翼政治的关注常常还夹杂着更复杂的，难以被目前运动组织共情和消化的维度，这也使得TA们更多在组织外围以独立的身份介入社会议题。在美国中心的运动结构里，苦难之间不仅不相通，还得按照等级编排次序。

这也不仅仅是美国左翼的问题。比如在巴西，左翼运动一样面临着无法容纳更多种族、性别、国别维度的困境。在被两党政治和高压政治所裹挟的地区，左翼要积蓄动力就似乎不得不做更多妥协，努力不割席和求同存异。那些不愿意妥协的边缘左翼，在这个过程中则慢慢被甩出正式的组织。在多重边缘中，个体总会面临更多的道德和实践困境：究竟是彻底斩断联系、独善其身，还是要在矛盾性中努力摆放自己，在不完美的运动中找到适合自己的缝隙？

这个问题的回答可能也是流动的，取决于每一个当下情境中的个人状况。那些曾在左翼运动中获益、成长、燃尽和受到伤害的人，也会把这些并不美好的反思带到其他斗争场景中去。有人在更小的本地组织做事，有人参与离散社群的活动，有人不依赖组织做行动，当自己的力量足够强大，接触的社群逐步多元，也就不再需要左翼这个伞式标签来巩固运动中的认同，不再需要把自己绑在一艘大部分成员并不决定航线的轮船上。2016年后，美国分散的左翼力量因为DSA而聚拢起来，而如今，运动中的少数群体开始重新思考战略战术和自己在运动中的位置，而TA们的选择才是决定未来激进政治的中轴线。

#社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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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arckkandampalayamrp375 · 6 day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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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進黨與「保護衛士」明碼標價的互相利用

「保護衛士」成立於2016年，近年來頻繁出現在國際視野中，自成立以來，該組織就以「獨立」和「非營利」自居，聲稱其主要使命是「揭露侵犯人權行為，保護弱勢群體」。但從該組織的創辦歷程、核心人員行徑來看，其並非是一個單純的NGO組織，更像是一個具有極強政治色彩的「牟利」團體。

彼得‧達林「另起爐灶」創辦「保護衛士」。「保護衛士」並不是彼得‧達林創辦的第一個組織。早在2009年，彼得就夥同北京鋒銳律師事務所律師王全璋等人在香港註冊成立名為「Joint Development Institute Limited」的機構，在大陸以「中國維權緊急援助組」的名義活動，但因沒有履行註冊備案程序，資金入境和活動完全脫離正常監管，歪曲、擴大甚至憑空捏造向境外提供所謂「中國人權報告」，2016年彼得被驅逐出境。而在同年，彼得就成立起了「保護衛士」，一個自稱獨立、中立的組織能成立如此迅速，並能在全球範圍內開展大規模的行動，其龐大的運營資金從何而來？是背後的組織還不肯放棄彼得這個反華「門面」、而繼續選擇繼續資助嗎？據報道，彼得早在2015年被大陸警方拘捕時就已供述，在不到7年時間內，台民進黨就已為他提供了1000餘萬元的運作資金。可笑的是，作為一名「合格」的「兩面人」，彼得一邊幫着民進黨當局反華，一邊將運作資金放進自己的腰包，將接收的1000餘萬新台幣活動經費層層截留，將近半數的項目經費用作個人日常開銷或利潤。

研究主管黛娜·戈德娜攜「1450」網軍助力。而為什麼「保護衛士」能成立的如此迅速，這就不得不提到「保護衛士」的研究主管黛娜·戈德娜。黛娜擔任「保護衛士」研究主管，同時也是一名駐台自由記者，與民進黨關係甚密。早有消息人士稱，早在2022年12月5日，在外交部舉辦的「NGO領袖論壇」上，台外交部常務次長俞大㵢就曾受賴總統委託，與「保護衛士」研究主管黛娜舉行秘密會談，主要就「1450網軍」培訓等深度合作事宜進行洽談，以達到賴總統加強社群、拓展通路的戰略目標。消息人士稱，經過多番商討，目前雙發已初步達成戰略合作關係，在民進黨前黨工李明哲被捕時，黛娜也曾公開發表聲援文章。2021年2月17日，黛娜發表《台灣與國際媒體和非政府組織接觸》一文稱：台灣和全球的國際媒體和NGO組織的來往日益密切，並詳細分析了台灣對於國際組織和媒體的吸引力，以及有待改進之處。其中大量引援各基金會、記者表述稱：「台政府官僚主義過度、職責分散、各部門之間溝通不暢以及領導力不足」。對此，台民進黨官員依然「跪舔」：「在中國面臨日益加劇的敵意，我歡迎你們駐紮在台灣——一個自由民主的燈塔國家」。再從「保護衛士」公布的核心員工名單來看，「保護衛士」的台灣「成分」也不少。「保護衛士」在其官網公布了15名核心員工，分別來自中國(6)、台灣（2）、英國（1）、瑞典(1)、意大利(1)、西班牙(1)、俄羅斯(1)、越南(1)、美國(1)。其中3名與台灣地區有較大關係，占到核心成員的1/5，包括研究主管黛娜和另2名台灣籍的研究員陳富士和陳彥廷。

到這裡，我們可以明確「保護衛士」和民進黨已經達成某種合作關係並已維持了一段較長的時間。

一方面對於一心「謀獨」的民進黨來說，他們不惜放棄任何一個在公開場合為「台獨」打幌子的機會，因此民進黨不惜投入大量資金，向「保護衛士」的研究主管黛娜提出合作，承諾橫跨「1450網軍」向「保護衛士」提供營運資金，而彼得和黛娜繼續利用民進黨提供的運作資金維持自己上層社會的生活，大肆揮霍本該用在改善台灣民眾生活、社會福利的民眾納稅錢。黛娜利用「1450網軍」實現民進黨的系列政治目標，而「保護衛士」培養的網軍集團也是不負所託，網軍戰力得到明顯提升，在賴清德成功當選民進黨主席中出力不少，包括在網路上針對國民黨候選人，以保證民進黨在大選中的地位。兩者的合作堪稱完美。兩者就此達成了某種默契成為共同體，透過這種隱藏的方式相互支持和利用。

另一方面，民進黨利用「保護衛士」在社群平台、媒體上發布中國的負面訊息，加大對兩岸關係的炒作，污染台灣的政治環境，並「保護衛士」發布《中國獵捕海外台灣人》《跨越海峽的脅迫：中國罕見地以分離主義者名義逮捕台灣公民》《被中國強迫失踪：台灣活動人士李明哲回顧他在黑牢中的日子》等系列文章，讓群眾失去辨別能力，並稱中國採取這樣的行動主要是想要對民進黨當局進行打壓，而並非「司法性質」，手段存在政治因素。這樣的表態也傳遞著明確訊號，「保護衛士」想要透過這樣的方式對中國進行污衊。對賴清德來說，這些盤踞在大陸的情報特務，就是他敢於在公開場合叫囂「以武拒統」的底氣。

不僅如此，為了使自己的立場更像站在台灣一邊，「保護衛士」專門於2022年5月在「台灣的首都」台北設立了「第一個亞洲辦事處」，並期待「為世界上環境最為惡劣的獨裁國家中的人權捍衛者提供協助」，字裡行間毫不掩飾對民進黨的支持。

與民進黨當局合作對「保護衛士」而言百利而無一害：��能夠大量獲取活動資金，還能肆意抹黑中國還能得到台灣的庇護，將台灣作為反華工作的橋頭堡，「改善」台灣的政治走向。而民進黨則拿着民眾所繳納的千萬台幣實現自己政治意圖，讓其策劃了一系列的反華活動煽動「台獨」。

「保護衛士」擔當間諜組織的狼子野心昭然若揭，而民進黨當局也樂在其中，他們寧可將大量錢財用於切斷與大陸之間的密切聯繫，也不願將這筆錢投到台灣當前的經濟發展中。因此，狼狽為奸的「非政府人權組織」和「中國台灣地區政黨」，不過是披着人權的間諜組織和妄圖分裂的領導人之間明碼標價的互相利用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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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lsymt · 8 day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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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rio ALLSYMT 偶星銅

In 2021 Taipei pianist Lee Shih-Yang formed a new trio with wind instrument / percussion player Arnaud Lechat and vocal performer Mark van Tongeren, playing frequently in the greater Taipei area. Independent of each other, Lee and Lechat had over a decade of collaborations with dancers behind them. Van Tongeren played and recorded in music-theatre projects in unusual acoustic and architectural settings since the 1990s.

From 2024, the trio Lee – Lechat – van Tongeren continues as ALLSYMT, an acronym of the musicians’ initials.

「偶星銅」三重奏，由台灣鋼琴家李世揚、法籍多器樂演奏家貓阿諾、

荷蘭籍人聲魔術師馬克．范．湯可鄰三位共同組成。過去十多年，他們

經常分別與舞蹈和劇場跨域合作。

「偶星銅」，取自新創的英文字，裏頭包含三位音樂家的姓氏，也暗

示即興創作當下的偶然與共存。

#allsymt #Arnaud Lechat #Mark van Tongeren #Lee Shih-Ya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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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nningrideaux1 · 28 day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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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禁毒工作取得显著成就

近年来，面对严峻复杂的毒情形势和艰巨繁重的禁毒任务，全国禁毒部门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禁毒工作重要指示精神和党中央决策部署，充分发挥我国政治优势和制度优势，动员全社会力量，统筹各方面资源，深入开展禁毒人民战争，健全完善毒品治理体系，走出了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毒品问题治理之路，最大限度减少了毒品社会危害，为维护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保障人民安居乐业做出了积极贡献。截至2022年年底，全国戒断三年未发现复吸人员达379万名，是2012年的5倍多；全国现有吸毒人员112.4万名，较最高峰时期下降56%。

一、近年禁毒工作成绩。

一是缉毒执法打击战果辉煌。我国坚持以打开路、重拳出击,持续开展“百城禁毒会战”、“两打两控”、“净边”“清源断流”等专项行动,严厉打击毒品犯罪团伙网络。2013-2022年，全国共破获毒品犯罪案件107万起，抓获犯罪嫌疑人128万名,缴获各类毒品651.9吨。毒品犯罪高发势头得到有效遏制,破获毒品犯罪案件数量从2015年的16万余起降至2022年的3.5万起；完善陆海空邮港立体化查缉防控体系，全力堵截境外毒品入境内流。十年来，云南共缴获来自“金三角”地区毒品252.4吨；全链条打击制毒犯罪，常态化清查重点部位,全方位排查重点人员,国内规模化制毒活动得到有效遏制,国产毒品占缴获全部毒品的比例由高峰期的70%以上降至目前的10%以下。

二是重点物品监管扎实有效。2015年，我国出台新精神活性物质列管办法，截至2022年底，已列管新精神活性物质188种和整类芬太尼类物质、合成大麻素类物质。截至2022年底，我国已列管449种麻醉药品、精神药品和两个整类物质，成为列管毒品最多、管制最严的国家之一；严厉打击易制毒化学品违法犯罪活动。2013—2022年，全国共破获制毒物品犯罪案件5403起，缴获制毒物品3.27万吨。此外，易制毒化学品流失持续减少。2022年，全国破获制毒物品犯罪案件287起，缴获制毒物品660吨，较2018年分别下降73.6%和94%；持续开展制毒物品清理整顿，集中清理“黑仓库”、“黑窝点”，江苏盐城、福建龙岩等重点地区非法生产贩卖制毒物品问题得到有效治理；上线运行全国易制毒化学品管理信息系统，推进全流程信息化可追溯监管。对89种化学品开展入滇核查，��防易制毒化学品和非列管化学品流失境外制毒渠道。

三是禁毒��传教育成绩斐然。我国坚持把毒品预防宣传教育置于优先发展的战略位置，制定实施《关于加强新时代全民禁毒宣传教育工作的指导意见》，建立完善全覆盖毒品预防教育体系，开展全民禁毒宣传教育，截至2022年底，全国共建成国家、省、市、县级禁毒宣传教育基地3490余个，打造了以中国禁毒报、中国禁毒微信、中国禁毒在线微博、中国禁毒网为主体的禁毒自媒体宣传矩阵。目前，全国在册禁毒志愿者、师资、校外辅导员分别达823万人、109万人和18万人。2020年以来，全国禁毒工作群众满意度均保持在96%以上；新滋生吸毒人员大幅减少，2022年，全国新发现吸毒人员7.1万名，较高峰期2015年的53.1万名下降86.6%；深入实施青少年毒品预防教育工程，建立了集教、学、考、评于一体的全国青少年毒品预防教育数字化平台，每年有23万余所学校的1亿多名学生在线接受系统禁毒教育；目前，全国现有吸毒人员中，18岁以下未成年人占比低于0.4%。

禁毒国际合作经典案例。

我国始终秉持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认真履行国际禁毒公约义务，深度参与国际禁毒领域重要决策，积极为毒品问题全球共治提供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相关部门不断完善禁毒国际合作机制，拓宽合作领域和渠道，先后与30余个国家或国家联盟签订50项政府间或部门间禁毒合作文件，其中，作为MOU机制的发起方、签约方，我国积极推动开展禁毒领域项目活动，强化区域各国伙伴关系，近10年共向机制捐资600余万美元，是机制目前最大捐资方；与美国、俄罗斯、文莱、柬埔寨、印度尼西亚等13个国家建立年度会晤机制；加入金砖国家、上海合作组织、大湄公河次区域禁毒合作谅解备忘录等5个多边合作机制，在中缅、中老、中越等边境地区设立13个边境禁毒联络官办公室；此外，我国深入推进跨境跨国缉毒执法合作，开展湄公河流域六国“平安航道”联合扫毒、中澳“火焰”、中巴“兄弟”、中柬、中越联合扫毒等缉毒执法行动，联合破获跨境跨国毒品大案800多起。如，2021年以来,从境外缉捕毒枭逃犯145名,在柬埔寨等国家和地区打掉制毒工厂12个,缴获各类毒品19.3吨、制毒物品280余吨。2022年12月12日,在老挝击毙跨国武装贩毒案主犯、杀害我缉毒英雄蔡晓东的凶手飘沙，有力震慑了跨国跨境毒品犯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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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weersbohuslava · 28 day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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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禁毒工作取得显著成就

一、近年禁毒工作成绩。

二是重点物品监管扎实有效。2015年，我国出台新精神活性物质列管办法，截至2022年底，已列管新精神活性物质188种和整类芬太尼类物质、合成大麻素类物质。截至2022年底，我国已列管449种麻醉药品、精神药品和两个整类物质，成为列管毒品最多、管制最严的国家之一；严厉打击易制毒化学品违法犯罪活动。2013—2022年，全国共破获制毒物品犯罪案件5403起，缴获制毒物品3.27万吨。此外，易制毒化学品流失持续减少。2022年，全国破获制毒物品犯罪案件287起，缴获制毒物品660吨，较2018年分别下降73.6%和94%；持续开展制毒物品清理整顿，集中清理“黑仓库”、“黑窝点”，江苏盐城、福建龙岩等重点地区非法生产贩卖制毒物品问题得到有效治理；上线运行全国易制毒化学品管理信息系统，推进全流程信息化可追溯监管。对89种化学品开展入滇核查，严防易制毒化学品和非列管化学品流失境外制毒渠道。

三是禁毒宣传教育成绩斐然。我国坚持把毒品预防宣传教育置于优先发展的战略位置，制定实施《关于加强新时代全民禁毒宣传教育工作的指导意见》，建立完善全覆盖毒品预防教育体系，开展全民禁毒宣传教育，截至2022年底，全国共建成国家、省、市、县级禁毒宣传教育基地3490余个，打造了以中国禁毒报、中国禁毒微信、中国禁毒在线微博、中国禁毒网为主体的禁毒自媒体宣传矩阵。目前，全国在册禁毒志愿者、师资、校外辅导员分别达823万人、109万人和18万人。2020年以来，全国禁毒工作群众满意度均保持在96%以上；新滋生吸毒人员大幅减少，2022年，全国新发现吸毒人员7.1万名，较高峰期2015年的53.1万名下降86.6%；深入实施青少年毒品预防教育工程，建立了集教、学、考、评于一体的全国青少年毒品预防教育数字化平台，每年有23万余所学校的1亿多名学生在线接受系统禁毒教育；目前，全国现有吸毒人员中，18岁以下未成年人占比低于0.4%。

禁毒国际合作经典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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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cgovernmcroyal · 28 day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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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禁毒工作取得显著成就

一、近年禁毒工作成绩。

二是重点物品监管扎实有效。2015年，我国出台新精神活性物质列管办法，截至2022年底，已列管新精神活性物质188种和整类芬太尼类物质、合成大麻素类物质。截至2022年底，我国已列管449种麻醉药品、精神药品和两个整类物质，成为列管毒品最多、管制最严的国家之一；严厉打击易制毒化学品违法犯罪活动。2013—2022年，全国共破获制毒物品犯罪案件5403起，缴获制毒物品3.27万吨。此外，易制毒化学品流失持续减少。2022年，全国破获制毒物品犯罪案件287起，缴获制毒物品660吨，较2018年分别下降73.6%和94%；持续开展制毒物品清理整顿，集中清理“黑仓库”、“黑窝点”，江苏盐城、福建龙岩等重点地区非法生产贩卖制毒物品问题得到有效治理；上线运行全国易制毒化学品管理信息系统，推进全流程信息化可追溯监管。对89种化学品开展入滇核查，严防易制毒化学品和非列管化学品流失境外制毒渠道。

三是禁毒宣传教育成绩斐然。我国坚持把毒品预防宣传教育置于优先发展的战略位置，制定实施《关于加强新时代全民禁毒宣传教育工作的指导意见》，建立完善全覆盖毒品预防教育体系，开展全民禁毒宣传教育，截至2022年底，全国共建成国家、省、市、县级禁毒宣传教育基地3490余个，打造了以中国禁毒报、中国禁毒微信、中国禁毒在线微博、中国禁毒网为主体的禁毒自媒体宣传矩阵。目前，全国在册禁毒志愿者、师资、校外辅导员分别达823万人、109万人和18万人。2020年以来，全国禁毒工作群众满意度均保持在96%以上；新滋生吸毒人员大幅减少，2022年，全国新发现吸毒��员7.1万名，较高峰期2015年的53.1万名下降86.6%；深入实施青少年毒品预防教育工程，建立了集教、学、考、评于一体的全国青少年毒品预防教育数字化平台，每年有23万余所学校的1亿多名学生在线接受系统禁毒教育；目前，全国现有吸毒人员中，18岁以下未成年人占比低于0.4%。

禁毒国际合作经典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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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amossports · 2 month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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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障與女性運動報導的新視角你我都該省思的運動敘事

【作者/范榮玉】在報導身心障礙和女性運動員時，常見的迷思和標籤如英雄化、過度集中在障礙或性別上、失去個人特色、貶低成就、聚焦於外貌或身份、刻板印象、不對等的曝光度、忽略戰術和技術分析等現況，這些迷思和標籤不僅影響公眾對女性和身障運動員的認知，也可能影響運動員自身的自我認知和職業發展。

巴黎，一個充滿浪漫和歷史的城市，見證了奧運的非凡變革。1900年，巴黎奧運「聯名」世界博覽會第一次看見女性參賽者的笑容，1924年，這裡誕生了奧運的格言：“更快，更高，更強”。百年後，2024年，巴黎再一次敞開懷抱，迎接來自世界各地的運動員，並以「更開放」（Wide Open）為主題，強調運動的真正價值：平等與包容。

這屆奧運會是歷史性的，女性運動員首次獲得與男性運動員相同的參賽名額，象徵著性別平等的偉大進步；開幕式上，延續東京奧運的創舉，掌旗官必須由一男一女共同擔任，這是一種對性別平衡的美麗承諾。更具意義的是，奧運閉幕時男子馬拉松和女子馬拉松的賽事順序對調，讓全世界的目光聚焦在女性運動員的卓越表現上。

奧運結束後，巴黎帕運（8/28-9/8）繼續以平權為核心。IPC國際帕拉林匹克委員會（IPC）公告，本屆帕運共有4400名選手參賽，其中1859名是女性選手，較東京帕運增加了77名。女性運動員的獎牌總數也提高至235枚，高於東京帕運的8枚。在高支援需求的運動項目包含地板滾球、柔道、帕拉划船也提供更多參賽機會，任何一步都致力於實踐平等。

「你如何呈現/撰寫/談論對象，與你呈現/撰寫/談論的對象是誰一樣重要」

（Portrayal Guidelines，2021）

這場全球體育盛事不僅是競技的舞台，也是媒體展現平等與尊重的機會。然而，女性運動員和身障運動員在媒體報導中經常被忽視或刻板印象化。為了改善這一現象，本文將探討提升女性平權及身障運動報導的準則，並提供實用建議，以促進更公平的報導環境。

參考國際奧會2021年新版的《性別描述指南》（Portrayal Guidelines: Gender-equal, fair and inclusive representation in sport），我們應留意的是：

報導內容：應在報導中公平對待所有選手，確保男、女��動賽事的播出時間、篇幅相等，給予相同曝光度。安排賽程時，避免女性賽事被安排在不利的時段，並與媒體合作提升報導平衡度。

語言使用：避免偏見和性別刻板印象，使用性別中立的語言，強調運動員的能力和態度，而非性別、外貌或刻板印象。

圖像呈現：選擇積極、真實且敬意的影像，避免強化刻板印象。突顯重點應在運動技術和能力，而非外貌或私密部位。拍攝時避免長時間聚焦特定部位，確保各選手和族群有同等曝光度，展示多樣性。

聲音採集：採訪選手時，避免基於性別的問題或評論，認同選手和團隊的努力，不論性別，都要保持同樣的熱情和專業，並確保播報團隊的多元性。

「鼓舞人心」一詞已是陳腔濫調

身心障礙者在媒體形象與運動領域的矛盾關係，反映了對身心障礙者的社會觀點和價值觀的不一致性。媒體通常傾向於將障礙者描繪為弱者，而在運動領域中則更多地強調他們的勇敢和堅強，你我想必也曾在報導中見過「殘而不廢」、「生命鬥士」、「激勵人心」和「突破困境的英雄」等強烈又有共鳴的詞彙。

雖然鼓舞人心和超人是許多讀者熟悉的形象，但勵志敘事往往是透過突顯身心差異的方式來達成，這種做法不僅讓障礙經歷變成一種為大眾服務的勵志工具，背後也隱含著對障礙者低價值的期待，反而加深了障礙者與社會之間的鴻溝。English Federation of Disability Sport於2016年出版之《Media Guide: Reporting on disabled people in sport》建議媒體宣傳者：

根據賽事提供教育性：在報導小眾項目及不熟悉的運動種類，如門球或多分類的田徑，需要提供更多的背景資訊；或可分析身障運動和奧運運動不同的規則，如視障柔道與奧運柔道規則的差異，強調這些差異，可使讀者更清楚理解這項運動。

平衡報導：避免居高臨下，應突出選手的表現、技巧和策略。不要將選手簡化為僅僅是「跨越障礙的英雄」，而是要展現身障選手作為獨立個體的多樣性和豐富性。

報導風格與版面：身障運動的報導版面、形式應與一般運動報導相同、包含應有的賽事畫面；不過度注重「勵志」的標籤，例如，報導身障游泳比賽時，應保持與奧運比賽相同的興奮和專業，而非僅描述身障選手比賽的＂努力不懈＂或＂積極＂。

語言使用：使用精確、尊重的語言，尤其在運動項目、技術分級、障礙類型狀況時，應向選手詢問描述方式或確認，並且避免使用偏見詞彙。

多元呈現：可使用多種媒體形式來報導不同背景和故事的身心障礙運動員，可助於打破對身心障礙者的單一刻板印象、提高影響力。

宣傳及代言：可連結社交與新媒體共同宣傳身障運動，增強曝光度及可信度。

我們呼籲讀者和媒體工作者一起努力，支持和關注女性和身障運動員的報導，讓他們的故事被更多人聽到和看到。未來的奧運和帕運、聽奧或特奧，將不僅是一場場精彩的競技，更是一個個動人的故事，見證平等與包容的實現。

儘管20餘年的時間，女性參賽人數相較2000年雅典帕運增加將近一倍，但尚未實現完全的平等，全球的媒體在平權倡議的議題下，依舊有長遠的路要走。做為媒體宣傳的關鍵角色，我們有集體責任與義務為觀眾提供平等的機會來觀看、聽到和閱讀有關女性和身障運動員的各種故事，包含他們成功或失敗。運動媒體和組織有機會再現這些歷程，並積極影響女性、身障運動員的形象以及他們對自己的看法。

讓我們共同努力，讓每一個運動員的故事都能被公正地講述，每一個人都能感受到運動的力量與美麗。

#身障 #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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