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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熟悉的世界正在崩壞──「民主制度」或許無法逆轉，但它不曾、也不會是所有問題的萬靈丹

作者：劉庭安／我所見的世界

這週的專欄，我們來非常「政治不正確」地挑戰一個話題：「民主制度」。

作為一個出生在解嚴後的孩子，我們從小受到的教育，就是「民主制度」有多好多不容易、投票權是人民神聖不可侵犯的權力、是底層人民不被菁英侵犯的保障⋯⋯等等。

不只是台灣，全球對於民主制度，都曾經抱持著非常樂觀的期待。 1991 年冷戰結束後，代表「民主制度」的美國，打敗了代表「獨裁專制」的蘇聯。日裔美國學者法蘭西斯．福山在這背景下，也寫了一本非常著名的暢銷書，叫做《歷史的終結》。 福山認為，「美式民主制度」就是人類最好的制度——美國走在世界之前，其他國家終究也會效法美國——最終人類的歷史，將會終結在全球實施民主制度，從此再無戰亂紛爭，人人過上幸福快樂的日子。

隨著美國霸權的崛起和冷戰勝利的傲慢情緒，讓美國人加倍興奮地在全球推銷自己的政治制度。美國的眾多次殖民地，諸如台灣、日本、南韓、菲律賓、拉丁美洲各國，長期以來也都被美國「制度輸出」了一把。

但採用民主制度，真的為所有國家帶來了富裕跟繁榮嗎？且不說別的國家，光是美國自身內部的階級、種族、地域對立就按壓不著了。而領導國家的人物與其說是「政治家」，如今更像是「實境秀明星」。總統的權力不再來自妥善治理國家，而是娛樂民眾。 這就是「人類最好的制度」、「歷史的終結」了嗎？

這十年內，對於民主制度的質疑越演越烈。老牌的民主國家英國脫離了歐盟，德國難民問題失控，美國選出了個拼命「拉仇恨」的民粹主義者，日本的經濟衰落仍然看不見頭，俄國從冷戰後的民主化，又再次走回了獨裁⋯⋯。

我們普遍認為，經濟富裕和民主制度是相伴相生的，在民主指數排行榜上排名前三名，也的確是北歐的富裕國家。然而，在「專制國家」的行列中，偏偏又出現了中國和新加坡兩個經濟強盛的「異類」，這又要怎麼解釋呢？

民主制度是人類最優越的政治制度嗎？或者它正在走向敗亡嗎？

要回答這個問題，我們得先從民主的起源說起。

2,500 年前的雅典城邦

還記得初中的歷史課本上寫道，民主制度最早出現在古希臘的雅典城邦。但課本沒告訴我們的事情是，雅典的民主制度，跟現在的民主制度根本是兩回事：

首先，雅典不是每個人都有投票權的。你必須是個「有錢的成年貴族男性」才能投票，窮人、女人、奴隸是沒有投票權的。現在常有人說：「民主（Democracy）就是一人一票，票票等值」，這是錯的。最早的「民主制度」，只是菁英男性的決��方式。

雅典人搞出了這套制度，有沒有讓他們強盛起來呢？沒有。

西元前 431 年，希臘最大的兩個城邦：雅典和斯巴達，爆發了一場長達 20 多年的伯羅奔尼撒戰爭戰爭。其中雅典採用的是前述的「民主制度」，而斯巴達採用的是相對「集權專制」，接近寡頭統治的制度。

要知道，打仗打得其實是「經濟實力」，而雅典當年比斯巴達有錢得太多，照道理來說是佔絕對優勢的。然而，這場戰爭卻以斯巴達戰勝告終。到底發生了什麼事情呢？

當然，決定一場戰爭勝負的條件很多，但雅典式民主制度的弱點，卻也在這場戰爭中顯現出來——雅典城邦的海軍強，而斯巴達的陸軍強。最初，雅典的執政官伯理克利（Pericles）制定了「長牆堅守」策略，讓人民躲在城牆後面，使用雅典強大的艦隊來慢慢磨滅斯巴達。

可惜，這種龜縮政策儘管有效抵擋了斯巴達的陸軍，卻讓人民逐漸不滿，加上都市內爆發瘟疫，於是在政敵克勒昂推動下，伯理克利被推翻下台。而之後上台的克勒昂卻缺乏軍事才能，導致雅典在接下來的戰役中不斷失利。

而在此之後，雅典城邦內更陷入了無窮無盡的「黨爭」和「政客內鬥」，公民大會選出了好幾輪的領導者，「長征」了多次，最後都被斯巴達給勦滅了。

這場曠日費時，長達 20 幾年的戰爭，最終以「民主富有」的雅典城邦敗給「專制貧困」的斯巴達結束。這樣的結果可能讓我們現代人不解，但其實雅典和斯巴達之戰，早已���2,500年前，便展現出「民主制度」的各種毛病：

富有且相對民主的雅典，把能量都耗在內鬥上。由於缺乏具有權威的領袖，在戰爭期間，雅典的決策始終搖搖擺擺，缺乏決斷。且由於民主制度是人人負責，其實就相當於沒有人負責。公民們投票選出了譁眾取寵，只會討好選民的無能政客，而這些政客最終帶領雅典走向毀滅。

蘇格拉底和柏拉圖

我們小的時候，應該都曾讀過兩位西方哲人——蘇格拉底和柏拉圖的故事。他們都正是誕生於前述伯理克利「雅典式民主」時代的哲學家，同時，他們都是反對民主制度的。

蘇格拉底之所以被處死，是因為他公開批評政府、反對民主制度，並告誡年輕人不要讓雅典被暴民統治，因而被在伯羅奔尼撒戰爭失敗後的雅典人「公審」，並在多名雅典政治人物的「運籌帷幄」下，被雅典的法庭以「不虔誠」和「腐蝕雅典青年思想」的罪名審判，洩憤處死了。

而他的學生柏拉圖，親眼見證了雅典的戰敗和老師的死亡，在他書寫《理想國》（The Repubic）的時候，也同樣鄙視民主制度——柏拉圖認為，理想上一個國家的統治者，應該是不受既有階級限制的「哲學家皇帝」，他必須有同理心去理解底層人民的辛苦，也必須有上層階級的統治眼光和手腕。

他將「哲學家皇帝」定義為「那些愛好真理的人」，並且需要兼備「專業」與「德性」——他曾說過：「既然船隻航行需要由船長來領導；醫病需要醫生，均非人人都可以進行，那麼統治亦然。」《理想國》裡也有很大部分的篇章，在講述如何透過「教育體制」，培養出適合擔任統治者的「哲學家皇帝」。

在柏拉圖眼中，這樣的理想君主是沒辦法透過民主制度選出來的，因為人民並沒有如此的眼光。柏拉圖認為，民主制度產生暴民，而暴民選出暴君。透過民主制度產生的暴君甚至更可怕——因為他是沒有辦法被推翻的。

因此在雅典滅亡後的整整一千多年裡，民主制度一直被藏在歷史的垃圾堆裡。甚至許多著名的思想家，像是彌爾頓、洛克、孟德斯鳩、伏爾泰，以及被視為「啟蒙運動代表人物」、「現代民主思想奠基者之一」的盧梭（Jean-Jacques Rousseau），其實都認為民主制度是不可行的：

舉例來說，雖然盧梭的《社會契約論》（Du contrat social ou Principes du droit politique）一直被當做近代民主制度的理論來源之一，但連當年的盧梭自己，也認為民主制度不可行——

在《社會契約論》中，盧梭強調「天賦人權」，全體公民為主權者，國家代表主權者的「共同意志」和「共同利益」，是基於主權者自願放棄個人自由，立法規範全體，而達���「集體自由」的手段，且���果政府或掌權者違反了公意，公民就有權利重新尋找統治者。

然而，盧梭同時也指出，多數人民是愚昧、盲目的，國家必須要由道德「賢者」來統治，絕對的民主制度，需要太多預設條件和「美德」，實現全民民主非常困難。

就連在民主聖地美國，最早的開國元勳們，在提到民主的時候，也總是將之與動盪、愚蠢、暴民政治聯繫到一起。而美國最早的政治制度，其實也是為了「防範民主」，而不是為了「推廣民主」而建的。

而儘管隨工業革命後，民主已成歐美不可抵禦的浪潮，古希臘人對於民主制度的憂慮卻也一一成真：遠的不說，後來屠殺了數百萬猶太人的希特勒，就是靠全民選舉上位的，百分之百正當合法，但百分之百地殘暴血腥。

美國人發明的「半調子民主制度」

看到這裡你可能會想：「不對啊！世界上現在最強盛的美國，實行的不就是民主制度嗎？你說民主制度有缺陷，那為什麼美國這麼強盛呢？」

首先，我們要先釐清一點，那就是美國並不是因為民主制度而強盛的，世界上有很多實行民主制度依然貧困混亂的國家，政治制度跟國家富裕，從不能簡單劃上等號。

舉個例子，離美國不遠的阿根廷，在 20 世紀初的時候，還是世界第七大經濟體。在 1912 年，阿根廷更實施了當時拉美諸國最先進的民主制度。到了 1946 年，平民支持的貝隆（Juan Domingo Perón）透過民主選舉方式上台。

一上任，他便開始積極實現政見，具體地「實踐人民的意願」——沒收外國資本、提高關稅壁壘、提高勞工的基本薪資。

但他「實踐人民的意願」結果，卻是毀滅性的：沒收外國資本導致資產外逃、提高關稅導致對外貿易衰退，提昇勞工薪資，導致企業和國家的負擔加重，造成了惡性通貨膨脹。 直到今日，阿根廷仍盡失往日榮光，變成了一個經濟失敗、財政不彰的落後國家，半數的阿根廷人處於貧困線下——在「民主制度」下，阿根廷的政客投多數選民所好，實行了災難性的政策。你說「實踐人民的意願」有錯嗎？沒有啊。但是往往人民不知道什麼才是對的。

把鏡頭帶回美國。是的，美國的政治制度的確為它的繁榮���定了基礎。

但是，美國一開始實行的是「共和制」而不是「民主制」。我們常常把這兩者混淆，但依據孟德斯鳩的理論，共和指的是「權力分散制衡」，而民主指的是「人人均有權力」。這兩者其實是不同的。美國的開國元勳們，其實更一直是把民主制度當做洪水猛獸，堤防死守的：

在美國最初打敗英軍時，其實並不是一個統一的國家，而是由北美 13 州的民軍組成的軍事聯盟，民軍領袖們，相當於一個個的「軍事貴族」。但為了要凝聚一個統一的國家，開國元勳們搞出了一套「兩院制度」，來擺平各方的利益。美國有兩個國會：參議院和眾議院——在參議院，每個州有兩個席位；而在眾議院，席位按照每個州的人口分配。

「這樣的話，豈不是人口少的小州，在參議院佔便宜了嗎？」沒錯。因為共和制度的重點，就是「權力均衡」，弄出一套所有利益相關者都可以接受的制度，公不公平倒在其次。

常有人認為民主制度就是「一人一票，票票等值」。但就算在最強盛的美國，也從來就不是一人一票，票票等值。在一開始，只有富有的白人男性才有投票權，黑奴跟女人都只是白人男性的財產，是沒有投票權的。直到 1920 年代，才達成真正的「人人可以投票」。

不提小州在參議院選舉佔便宜，美國總統的選舉，由於每州的選舉人票是贏者全拿，所以有好幾次都發生某候選人贏了全國超過半數的選票，卻輸了總統選舉。譬如這次柯林頓輸給了川普。

你說這樣公平嗎？當然不公平。但是共和制度的精神不在於「公平」，而在於搞出一套所有人都能接受的利益分配制度。

「想出兵打誰就打誰」的美國總統，權力制衡只是空談

而美國憲政中最重要的「權力制衡」（checks and balances）原則，其實也沒有真正有效地制衡被稱為「全球最有權力的個人」——美國總統。

最明顯的例子，在「戰爭權」上： 美國《憲法》第一條（第八款）中即明文規定，將宣戰權歸於國會：“ To declare War, grant Letters of Marque and Reprisal, and make Rules concerning Captures on Land and Water⋯⋯ ”。

然而，在美國歷史上，對外進行的大大小小共 100 多次戰爭中，其實真正透過國會對外宣戰的，一共只有 5 次：1812年美英戰爭、1846年美���戰爭、1898年美西戰爭、1917年介入第一次世界大戰、1941年參與第二次世界大戰。（資料來源）

其餘包括越戰、韓戰，以及近年的波灣戰爭、反恐戰爭等無數戰役，美軍其實都是在美國總統的命令下，直接對外進行戰爭；或逕行出兵後，再由國會進行追認。

美國總統可以任意對外發動戰爭；可以不經國會與外國簽訂行政協議；可以任命聯邦的高級官員和最高司法官員；可以任意拒絕簽數國會任何法案；可以建議和委託立法。

說穿了，美國總統除了只是名義上不是皇帝，且不能世襲之外，其實就是皇帝，甚至是全世界的皇帝。

那問題來了，為什麼美國一開始要搞出一個半調子的民主制，而不直接搞君主制呢？

現代民主制度的最大妙用：防止革命

當我們回過頭去看歷史，為什麼「雅典式民主」消亡過後一千年，民主制度又被人類從歷史的垃圾箱裡挖出來，當成靈丹妙藥來使用呢？原因是，一千年後伴隨著工業革命的興起，人類發現了民主制度最大的用處：防止革命。

讓我們先回顧一下自從農耕文明誕生後，人類幾千年的歷史，基本上就是同一個循環不斷地回放：

一個「革命領袖」組織農民起義，推翻現有統治者。新帝國成立後，君主分封土地。在一開始，土地財富分配得比較平均，加上戰後人口銳減，所以每個人都能夠吃飽穿暖。

但一兩百年過去後，土地兼併越來越嚴重，形成「朱門酒肉臭，路有凍死骨」的現象。而戰後承平時代激增的人口，超過土地能夠負載的最大數字，於是一群沒飯吃的農民開始成為社會不穩定因素。

而這時候，只要碰上什麼天災人禍，譬如小冰河期、乾旱水災或是外敵入侵。這個農業帝國的平衡就會崩壞，農民起義的循環也就會再來一次。

這種革命－人口激增－生產力不足－饑荒－革命的死循環，在工業革命誕生前，是不可能消失的，因為平民要多生孩子多種地，而土地能支撐的人口數，終究是有限的。

然而，在工業革命後，單位土地的生產力激增。終於人類走到一個生產出的糧食，足夠餵飽所有人的時代了，多餘的勞動力甚至可以到工廠裡，製造更多的商品和機器。

工業革命的生產力暴增，為革命的「死循環」提供了解藥——只要統治者能夠把資源分配到所有人的���裡，避免權力和財富的過度集中，就能夠長治久安地統治下去。

在這個背景下，讓平民投票選出統治者，能讓統治者心有顧忌，在吃肉的時候，也要分點湯給被統治者喝；而人力是工業生產重要的一部分，維持雙方的平衡，對統治者也有好處。打個比方，平民是被圈養的綿羊，統治者是割羊毛的牧羊人。牧羊人無論怎麼殘忍，總會留給綿羊一條生路。維持羊群的穩定。

而讓平民投票，除了有助於分配資源、遏制權力和財富過度集中外，還有個重要的作用就是樹立「執政合法性」。

在過去，執政合法性往往是通過宗教取得。譬如中國皇帝老愛說自已是天命之子，埃及法老說自己是太陽神轉世，歐洲國王說自己是君權神授。講白了就是一句話：「你們這些老百姓都要乖乖聽我的，因為是老天爺派我來統治你們的。」

但到了工業革命以後，平民的自信與權力增加了，無條件信仰宗教的人少了，「君權神授」的那套玩不動了。政治菁英們於是用民主制度來代替「君權神授」。

用最直接粗暴的語言來解讀，就是：「反正你們這些死老百姓每幾年投一次票，投出來的不管好壞，都是你們自己選的，怨不得人。」——透過投票儀式，當權者被人民授了權，就因此有了執政的合法性。

當時，美國的開國元勳對這套體系是很有信心的。原因是執政菁英根本就不認為平民有辦法動搖自己的統治根基。

在美國開國元勳們的想法裡，反正不管平民們怎麼選，國會議員和總統還是都得從同一個政治菁英的小圈圈裡選出來——美國有五個著名的政治菁英家族，一共出了八位總統和無數的政治人物（亞當斯家族、羅斯福家族、甘迺迪家族、布希家族、柯林頓家族）。

看倌們想想，在沒有報紙、沒有電視、沒有網路的年代，真正的平民草根階層，其實是很難從政、很難打進統治圈子的——是的，你可以選擇自己要的總統和國會議員，但是這些人選早已是政治菁英圈層內定、收編後的結果。

美國政治菁英通過牢牢掌握住兩黨的「提名權」，自信能夠避免民主制度的弊病：讓無知的暴民毀掉國家。對於政治菁英來說，選民像散沙一樣四散全國，根本不可能形成什麼「統一的意見」。選舉的作用只是每隔四年來做場戲，走走過場，確認正當性；同時給兩黨施加點壓力，照顧一下百姓。

可惜，當初設想良好的制度，現在面臨崩潰了。

現代民主制度的崩壞

時間走到 2018 年，現代民主制度已經像是一頭無人控制的猛獸，遠超過當初設計者的想像了。

由於網路、電視、媒體的興起，交流信息變得空前的容易，這也使得廣大的平民，能夠快速凝聚共識，對政治菁英施加壓力。那怕，平民所凝聚的「共識」，可能是錯誤的，甚至是災難性的。

拿前年的「英國脫歐」打比方，貧困郊區的窮人想要報復倫敦的富人，並認為英國脫歐後，能夠「把消失的工作拿回來」——但其實，英國脫歐後，富人的損失遠沒有窮人慘，窮人的工作機會反而更加少了。

脫歐公投當時，英國的政治菁英們不斷地對貧窮地區的選民呼籲，要他們不要衝動，不要投票脫歐——但是沒有用，民主制度還是實踐了「選民的意志」。那怕，選民的意志終究害慘了自己。

在英國旁邊的德國，也正在遭受民主制度的反撲。

全球 GDP 排名第四的德國，境內有將近 1,300 萬名接受社會福利的窮人。說是「窮人」，但說真的，他們一點都不窮。

一對有兩個小孩的德國夫妻，如果失業在家，能夠從政府得到每個月將近 2,000 歐元的補助，足夠維持一家的開銷。而部分人長期失業在家，日子過得反而比出去認真工作還要好，索性就賴在家裡遊手好閒當懶漢了。

你說所有失業者都是真的找不到工作嗎？其實並不是。德國許多地方都需要勞工，甚至還得從外國招募員工。但對於那些躺著吃福利的人來說，領失業救濟過得比工作還要爽，為什麼要去工作呢？

為什麼會造就這種畸形的福利體制，說到底還是因為民主體制。政客們為了要爭取選票，一旦給出去的福利，就不能收回來，門檻還得越來越低——這便給國家財政造成了巨大負擔。如果有任何政治人物看不下去，想要反其道而行因而得罪選民，則無異於政治自殺。

越過太平洋，我們來看看全球民主聖地：美國。 2017 年美國選出了一個非典型的總統：唐納．川普。說他「非典型」，是因為他不是傳統的兩黨政治菁英家庭出身，而是靠著網路傳播，靠著草根平民的支持上位的。

這是美國的開國元勳們從來沒有想過的事：平民百姓真的可以靠民主制度，造統治階級的反。

唐納．川普的支持者雖然老是被美國的主流媒體「黑」，說是又老又窮又失業的憤怒白人男性——但這不正是民主制度的支持者們，老是愛掛在嘴���說的，「底層人民的聲音」嗎？

很有意思的是，之前歐巴馬和柯林頓的支持者，大都是沿岸城市受過良好教育的高收入選民。講白了，就是「既得利益者」和「富裕菁英階層」。他們一天到晚喊著民主價值，但民主制度真正讓平民選出了一個能代表底層心聲的唐納．川普，菁英階層卻又哭天搶地的說「民主已死」。

說白了吧，民主從來就是一塊遮羞布——只要選出菁英階層滿意的人物，那就是「民主精神」，就是「公民素質」；但只要選出了讓他們跌破眼鏡的人物，就是「暴民政治」，就是「民粹主義」，就是「民主已死」。

現代民主走到今天這一步，各式各樣的缺陷已經千瘡百孔，暴露無疑了。我們對民主制度逐漸失去了信仰，但挺無奈的，似乎找不到更好的制度去取代它，也只能湊活著用了。

就像盧梭說的，真正嚴格的民主制度從前不存在，以後也不會存在。民主制度太依賴於人類的美德和睿智，但這兩樣東西，在任何時代都是稀罕物。

所以，將來的世界會生成怎樣呢？

雖然預測未來是一件很困難的事情，但我們不妨猜上一猜：

首先，目前仍然是獨裁的國家，將來要實現民主化幾乎是不可能的了。就上我先前說的，工業化後現代民主的誕生，主要的原因是為了要遏制革命的發生。統治者通過給人民分蛋糕，鞏固執政合法性，穩定被統治的臣民。

而民主化的發生有兩個重要的前提：

第一個前提：人民有辦法推翻政府。

直到一百年前，餓壞的農民還可以揭竿而起，用鐮刀和土槍打敗正規軍。政治菁英才搞出了民主制度這套東西，作為平衡雙方的工具。然而到了今天，一群烏合之眾的貧民幹的過正規軍的機槍、坦克、甚至導彈嗎？隨著平民和政府的武力差距越來越大，迫使執政者分享政治權力給平民的動機只會越來越小。

第二個前提：統治者需要人民。

在過去，統治者需要平民生產。平民是被圈養的綿羊，統治者是割羊毛的牧羊人。牧羊人無論怎麼慘忍，總會留給綿羊一條生路。畢竟羊群要是造反了，就沒有羊毛可以割了。然而時至今日，隨著工業自動化的逐漸發展，人力作為生產資源的重要性逐漸降低，「生產羊毛」的變成了機器。對於統治者來說，還有什麼動機要分權沒有生產價值的平民呢？

簡單來說一句話：你打不過我，對我也沒有利用價值。那我幹嘛要分享權力給你？

而當前已經民主化國家的人民，就比較「幸運」了：因為民主制度一旦建立，賦權於民，要再收回就很難了。對於老牌的民主國家來說，由於政客的執政合法性來自於選票，更會持續不斷地去討好平民。

隨著網路的興起，平民更可以高效地集結在一起，力量甚至會蓋過傳統政治菁英的小圈子。

但衍生出的壞處是，民主國家的政治，越來越像是一場沒有營養的真人秀。因為對於艱深的治國議題（外交、經濟、國防、法律等等），絕大多數的大眾是沒有那個專業知識和熱情，去一一鑽研了解的。

於是政客自然而然傾向找些能夠挑動平民情緒，或看似「利多」的空洞口號，例如：「福利」、「減稅」、「正義」、「禁槍」、「拼經濟」、「拚外交」、「讓全世界看見我們」、「讓我們再次偉大」⋯⋯，來吸引平民的眼球和認同。

於是不分中外，當今民主政治下的政客們，一個個都變成了「娛樂明星」：因為他們的權力來源是「娛樂平民」，而不是真正長治久安地把國家治理好。現在唐納．川普動不動就要炒個新聞，每隔幾小時就要發一條推特，就是最好的例子。

當然，說到最底，「民主」還是比「專制」有著無可替代的好處：至少防止統治者殘害百姓的這條底線，民主制度相對容易守住。在民主國家裡，國家機器去大規模傷害平民的機率被降到了極低——因為統治者一旦這麼做了，就會很快遇到執政合法性流失的危機。

只是，如果平民透過這樣的制度，不斷地犯下短視的錯誤，不斷地傷害自己呢？

結語

今天的專欄裡，我們簡單回顧了民主制度的起源，以及為什麼民主制度在近代又重新回到了歷史舞台。

人類的政治制度從來都不是一成不變的，而是隨著社會演化而調整。在過去兩三年，我們見證到民主制度從神壇上走了下來，老牌的民主國家一個個陷入混亂。

但其實，不是民主制度失靈了，而是民主制度從來就沒有真正的存在過，也從來就不是能解決問題的萬靈丹。

當初，民主制度是為了要解決特定社會問題，被政治菁英們從「歷史的垃圾堆」中給挖出來的。而隨著世界的不斷變化，原來的這套東西，也開始慢慢顯得不合時宜，變得不合用了。

我們所熟知的世界正在崩解，但新的秩序還正在建立當中。這中間一定會有一段時間的陣痛期，但我們仍然可以樂觀的期待。

※本文由換日線網站授權刊載，原標題為《 我們熟悉的世界正在崩壞──「民主制度」或許無法逆轉，但它不曾、也不會是所有問題的萬靈丹》，未經同意禁止轉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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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簡介：

劉庭安，1988年生，實作型的理想主義者，2017 世界經濟論壇的全球傑出青年 Global Shaper。曾任 IDEO 中國區商務主管、麥肯錫的產品分析師。現於一家電動車新創獨角獸任職，並為 Q School的創辦人，致力為台灣教育出下一代的創新領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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