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里爾克: 軍��手、致年青詩人十封信 (中文版)

[beyourselfchulanmaria]

下午我又去咖啡店做些我的皮雕工作、看書和避暑 lol … 熱到想要成天都浸泡在俱樂部的游泳池裡。 hahaha

In the afternoon I went to the coffee shop again for doing a part of my leather works, read and escape the heat lol…it was so hot that I wanted to soak in the club's swimming pool all day long. hahaha 😁😆😛 Lan~*

Rainer Maria Rilke 《Letters to a Young Poet》

譯者：Charlie Louth (Translator)

出版社：PENGUIN BOOKS LTD.

里爾克: 軍旗手、致年青詩人十封信 (中文版)

The Love and Death of Cornet Christopher Rilke/ Letters to a Young Poet

作者：萊納．瑪利亞．里爾克; 張錯/ 評析

譯者：張錯

出版社：商周出版

萊納·瑪利亞·里爾克（Rainer Maria Rilke，1875-1926）在慕尼黑和布拉格學習文學、藝術史和哲學，通常被認為是二十世紀最偉大的德語詩人之一。他最著名的兩首詩集是《俄耳甫斯十四行詩》和《杜伊諾輓歌》。他最著名的兩部散文作品是《給一位年輕詩人的信》和半自傳《馬爾特·勞裡茲·布里格的筆記本》。

Rainer Maria Rilke (1875–1926) studied literature, art history, and philosophy in both Munich and Prague and is often considered one of the German language's greatest twentieth-century poets. His two most famous verse sequences are the Sonnets to Orpheus and the Duino Elegies; his two most famous prose works are Letters to a Young Poet and the semiautobiographical The Notebooks of Malte Laurids Brigge. 

查理·勞斯 (Charlie Louth) 是牛津大學女王學院的研究員，以德語授課。他是《荷爾德林與翻譯動力》一書的作者。

Charlie Louth is a fellow at Queen's College, Oxford, where he lectures in German. He is the author of Hölderlin and the Dynamics of Translation. 

路易斯‧海德 (Lewis Hyde) 是暢銷書《禮物》(The Gift) 的作者。海德是麥克阿瑟研究員、哈佛大學大學部學生創意寫作主任，也是哈佛大學伯克曼網路與社會中心的研究員。他住在麻薩諸塞州劍橋和俄亥俄州甘比爾。 

Lewis Hyde is the author of the hundred-million-copy bestseller The Gift. A MacArthur fellow and former director of undergraduate creative writing at Harvard University, Hyde is a fellow at Harvard's Berkman Center for Internet and Society. He lives in Cambridge, Massachusetts, and Gambier, Ohio. 

萊納·瑪利亞·里爾克（Rainer Maria Rilke）寫給一位有抱負的年輕詩人的有力感人的信。 二十世紀初， 里爾克  （Rainer Maria Rilke）給一位年輕的軍官學員寫了一系列信，在寫作、愛情、性、痛苦以及建議本身的性質方面向他提出建議。這些深刻而抒情的信件從此對包括女神卡卡和佩蒂·史密斯在內的幾代作家和藝術家產生了巨大影響。裡爾克的信充滿了誠實、優雅和對作為藝術家常常伴隨的孤獨的深刻理解，是靈感和安慰的無盡源泉。劉易斯·海德的新介紹探討了這些信件的寫作背景，以及作者如何將孤獨視為一種創造力。該版本也收錄了里爾克的晚期作品《青年工人的來信》。 80 多年來，企鵝出版社一直是英語世界領先的經典文學出版商。企鵝經典 (Penguin Classics) 擁有 1,700 多本圖書，代表了全球書架上的各個歷史時期、跨流派和學科的最佳作品。讀者相信該系列提供的權威文本由傑出學者和當代作家的介紹和註釋以及獲獎翻譯家的最新翻譯增強。

Rainer Maria Rilke’s powerfully touching letters to an aspiring young poet.    At the start of the twentieth century, Rainer Maria Rilke wrote a series of letters to a young officer cadet, advising him on writing, love, sex, suffering, and the nature of advice itself. These profound and lyrical letters have since become hugely influential for generations of writers and artists of all kinds, including Lady Gaga and Patti Smith. With honesty, elegance, and a deep understanding of the loneliness that often comes with being an artist, Rilke’s letters are an endless source of inspiration and comfort. Lewis Hyde’s new introduction explores the context in which these letters were written and how the author embraced his isolation as a creative force. This edition also includes Rilke’s later work The Letter from the Young Worker.  For more than 80 years, Penguin has been the leading publisher of classic literature in the English-speaking world. With more than 1,700 titles, Penguin Classics represents a global bookshelf of the best works throughout history and across genres and disciplines. Readers trust the series to provide authoritative texts enhanced by introductions and notes by distinguished scholars and contemporary authors, as well as up-to-date translations by award-winning translators. 

[delicatelythoughtfulpatrol]

蘇芒與中國時尚的慾望之路

「我一向是讚美時裝的，正如我一直讚賞物慾。」在文集《時尚的江湖》中，蘇芒寫下這樣一句宣言。財經作家吳曉波在為這本書做的序中點評道：「這是非常刺眼的一句話，很咬牙切齒。在此之前，我只看到亨利·盧斯用這樣的口吻讚美過新聞自由，孟德斯鳩用這樣的口吻呼喚過法的精神，丘吉爾用這樣的口吻肯定過民主體制。」

蘇芒也有資格用這樣的口吻讚美物慾。這個中國的安娜·溫圖爾(Anna Wintour)式的人物是中國最大的傳媒集團之一——「時尚傳媒集團」的副總裁，旗下掌管着十本時尚雜誌，包括《時尚芭莎》、《時尚Cosmo》、《時尚健康》、《芭莎男士》、《芭莎藝術》等。入行20年，她的職業發展貫穿了中國時尚媒體乃至整個時尚產業的發展史，這為她贏得了「中國版時尚女魔頭」的名號；但與美國同行迥異的是，她經歷了中國非同尋常、極富戲劇性的20年——從貧窮到追逐物慾，並炫耀奢侈。

在這20幾年的時間裡，中國的奢侈品市場也經歷了從無到有，直至井噴式的���長。 根據管理諮詢公司貝恩公司(Bain & Company)2012年底發佈的 《2012中國奢侈品市場研究報告》，中國人已經成為世界範圍內最大的奢侈品消費群體，購買了全球奢侈品總量的25%，而大中華區已取代日本成為僅次於美國的全球第二大奢侈品市場。

「我是要在時尚行業做一輩子的。」今年42歲的蘇芒說，她人生的近一半時間已在中國時尚傳媒業度過。她成為中國時尚界無法繞開的人物，除了長久的專註和驚人的勤奮，更重要的是她本人及她的時尚媒體所傳遞的「蘇芒式」野心。

對物慾的追求和讚美貫穿於蘇芒所領導的時尚媒體，因此這個時尚王國像一個玩具舞台，上演着當今中國最受人記取的戲碼：膨脹的財富與旺盛的慾望並存，共同炫耀着這個國家帶有怪異光環的成功；同時她在富有影響力之後投身慈善，並期待獲得更嚴肅的尊重和對待。

蘇芒身邊也匯聚了她所追求的那種人：名流設計師，電影明星，商人，富有的藝術家，政客的妻子或者兒子，偶爾還會有在飛奔向前的中國面前感到迷茫的作家與詩人。在這個時尚王國中，權力和現實像寓言一樣結伴而行，這既迎合了、也宣告了一個時代的到來：為慾望而存在的中國。

2013年9月，我見到蘇芒前，她剛剛獲得美國雜誌《Advertising Age》評選的Woman to Watch China獎項，該獎授予對中國廣告營銷行業具有影響力的女性。頒獎詞寫道：「當蘇芒在1990年代初開始從事時尚出版業時，奢侈這個概念在當時貧窮的中國還非常罕見。但即便是在那時，她已經意識到時代在變化，人們渴望獲得更多。」

在位於北京CBD核心區的時尚大廈21層，蘇芒急匆匆走進辦公室，身後帶着風。雖然已升任集團副總裁，她的辦公室仍位於《時尚芭莎》編輯��，這是她任主編的第一本雜誌，目前她是這本雜誌的執行出版人。辦公室比想像中小一些，室內陳設十分貼合時尚雜誌女主編的定位——白色為基調的房間中，書架佔據了一整堵牆，上面擺滿了時尚攝影集、設計師作品集、各種時尚畫冊和雜誌，書架上的裝飾品包括Christian Louboutin限量版的紅底鞋。一樽巨大的玻璃花瓶中插着一束白色百合，午後的陽光透過窗戶照射進來，讓整間屋子充滿了令人昏昏欲睡的香味。

坐在白色雕花靠背椅里的蘇芒一副神采奕奕的樣子，她手拿一杯星巴克的冰咖啡，身穿一件熒光粉色的弔帶連體短褲，栗色微卷的長髮中夾雜着幾縷淺褐色的挑染，左右手腕上各戴了好幾個手鐲，包括卡地亞(Cartier)的LOVE手鐲和古馳(Gucci)的竹節手環。她的膚色比雜誌上刊出的照片略深，是太陽曬過的小麥色。「昨天早上剛剛到北京，從希臘度假回來，」她說，「六點到機場，九點進辦公室工作，下午到晚上談了兩場客戶，凌晨兩點到家，今天九點半又上班了。」

當我提出按照時間順序梳理她的職業道路後，蘇芒隨手翻開桌上的一個筆記本，寫下了「1994——1997」。

1994年是蘇芒進入《時尚》雜誌社（時尚集團前身）的年份。蘇芒15歲考上中國音樂學院古箏專業，從山東來到北京，畢業後進入武警文工團當起了古箏演奏員，有時會去酒店演奏古箏，教學生彈琴。但她心裡一直有一個當作家的夢想，希望得到一份以文字為業的工作。拿着一張中國音樂學院的畢業證，她發現沒有任何雜誌社、報社、出版社要她，正在鬱郁不得志之時，有人打電話給她說有一個草創的雜誌，問她要不要去試一試，這本雜誌就是《時尚》。

1992年，鄧小平南巡講話之後，中國市場逐漸開放，國際品牌陸續進入，當時在《中國旅遊報》當記者的吳泓和劉江由於職業的原因接觸到了改革開放帶來的消費浪潮，他們看準時機，下海創辦《時尚》，將刊物定位為關注和服務白領人士的高端雜誌。

1993年8月8日，在北京東單西裱褙胡同54號平房小院里，《時尚》創刊號出版，開印1萬冊，定價10元。現任時尚傳媒集團總裁劉江在接受採訪時回憶說：「當時5毛錢能買一本雜誌，報紙才幾分錢，報社的領導說，『我支持���們做，大膽做！你們可以做一本3塊錢的雜誌。』我們（雜誌）剛出來的時候，《北京青年報》一篇文章標題就是《哇！好貴的雜誌》。」對於1990年代初中國的消費水平，《時尚》雜誌10元的定價不菲，卻也摸到了中國正在蠢蠢欲動的時尚奢侈品市場的脈搏。

談到蘇芒第一次走進《時尚》雜誌社小院的場景，劉江記憶猶新：「像畫面一樣，一個小女孩提着一個單車跨過我們編輯部那個高高的門檻。」就這樣，想當作家的古箏女孩誤打誤撞地踏進了當時在中國仍在起步階段的時尚圈。按照蘇芒的說法，她干過記者、編輯、廣告員、寄書員；1996年，25歲的蘇芒成為《時尚》雜誌的一名廣告銷售。

1997年，在《時尚》經歷過草創期，進入發展瓶頸後，劉江認識了一個重要合作夥伴——美國國際數據集團公司(IDG)全球常務副總裁兼亞洲區總裁熊曉鴿。當年《時尚》雜誌與IDG正式合資成立北京時之尚廣告有限責任公司。IDG資本注入後，雜誌也開始了國際版權合作的嘗試。

當時中國只有一本版權合作的時尚雜誌《ELLE世界時裝之苑》。1988年，法國樺榭菲力柏契媒體集團(Hachette Filipacchi Media) 進入中國市場，因為中國對於期刊出版物的規定，外國傳媒集團必須與中方合作辦刊，隨即樺榭與上海譯文出版社合作創辦中文版《ELLE世界時裝之苑》，成為進入中國的第一本國際時尚雜誌。將《ELLE世界時裝之苑》引進中國的鮑勃·古特維利希(Bob Gutwillig)在2012年接受《紐約時報》採訪時說，早些年，中國政府對這本雜誌的干預非常大，以至於雜誌的編輯部里有一名政府指派的共產黨員工；不過，此後這本雜誌在很大程度上躲過了其他類型的新聞機構所面臨的審查挑戰，因為同出現在傳統新聞媒體上的圖片相比，官方對時尚雜誌里的圖片不是那麼擔心。之後的近10年時間裡，《ELLE世界時裝之苑》在中國高端時尚雜誌市場一家獨大。

《時尚》希望抓住機遇，與《ELLE世界時裝之苑》瓜分市場，但最初的版權合作之路並不順利：與法國《Marie Claire》合作不成，與《VOGUE》談判也以失敗告終，原因並未能外界所知。

當時的蘇芒並不負責雜誌內容，這不是自主的選擇。「我從來就沒想做銷售，是公司當時沒錢，逼着我做的。因為老闆說想做好雜誌，是需要很多錢的，我覺得也對啊。我做銷售的時候也沒有痛苦，我不是擰巴的人，我���於做一行愛一行的人，」她回憶道。

1998年，《時尚》的另一位創始人，已故的集團前總裁吳泓和熊曉鴿赴紐約與美國赫斯特出版集團(Hearst Corporation)談判，合作終於取得成功。劉江、高曉紅（第一任Cosmo主編）、蘇芒（當時負責廣告經營業務和部分編輯工作）、孫占濤（原《時尚》美術總監）一行四人也赴美培訓，《時尚》的對外版權合作之路正式開始。1998年4月號《時尚》正式與赫斯特旗下刊物《Cosmopolitan》進行版權合作，出版《時尚Cosmo》；赫斯特出版集團也陸續投資時尚集團，佔到集團股份的20%。

蘇芒對那次美國之行印象深刻，在談判中她見到了當時《Cosmopolitan》的主編，「我一定要干到跟海倫·格麗·布朗(Helen Gurley Brown)一樣白髮蒼蒼，永不離開。因為她很漂亮，雖然（那時候）她七十多歲，但又瘦又性感，還是一個美人。很有味道，很有魅力，而且目光炯炯。讓我說，女人為什麼要辦雜誌，我覺得那個對我的改變是非常大的。第一個改變是我進入了一個令我非常痴迷，比我想像還美好的世界；第二個，她當時看着我的眼睛說，辦雜誌是會幫助人的。」

也是從那時起，蘇芒對她所從事的事業就開始保持驚人的勤奮，她就像一列無法停止的列車，不論行駛在什麼軌道上；她的進取風格也使她成為一個無法忽視的人物。

《時尚芭莎》時裝策劃總監兼《芭莎電影》執行主編於戈形容蘇芒是一個非常「拼」的人，一個和時間賽跑的人。可以一天往返3個城市，早上到杭州，落地後跟客戶吃個飯，吃完飯趕到上海，再趕到北京。而這種拼勁也影響了整個團隊，「我們的文化是無論從哪裡出發回來，你下飛機是直接進公司的，不回家休息」，她補充。

當蘇芒回憶銷售的職業生涯時，以一種驕傲的口氣講述對銷售和市場工作的熱愛，「就算我當了主編，我也還是非常願意跟廣告客戶談判。」

《紐約時報》2012年4月3日一篇題為《在中國，錢能買到最佳報道》(In China Press, Best Coverage Cash Can Buy)的文章談到，世界各地的媒體都存在內容上的「灰色地帶」，而采編內容與廣告不分的情況在中國的時尚媒體似乎尤為普遍，一些文章並不標註文中所述品牌與雜誌的金錢交易，但實際上品牌���通過公關公司向雜誌購買內容。這種采編與廣告團隊界限模糊的狀態，在蘇芒看來並非有何不妥。她說：「我更關心比理念更實在的東西，更關心背後的產業。你談客戶的時候，即使他們拒絕你，還是可以問很多非常有意思的事情，可以真正發現在時尚產業最根本的東西。而非像個編輯，除了『你的設計靈感從哪裡來，誰是你繆斯，你的靈感來源』，還會問什麼呢？所以從那個時候，一直到現在，我從來沒離開過銷售崗位。」

當時蘇芒的舞台已經建立，她也躍躍欲試。作為中國時尚媒體的第一撥銷售，蘇芒結識了許多品牌公關及廣告客戶，開始編織她的人際關係網；她也懷着旺盛的生命力與職業投入感準備好去攪動中國時尚傳媒行業。與蘇芒相識已15年的一家法國奢侈品品牌公關對她們的初次見面印象深刻，由於公司的媒體發言規定，這位品牌公關要求匿名，她說： 「這個人（蘇芒）一來就給人感覺是帶着陽光過來的，是一個充滿活力的人。有時候有人說，她就跟打了雞血似的，真是，你如果不打雞血沒辦法在中國那麼長期做時尚工作。」

2001年，《時尚》雜誌社開始擴張之路。這次拿到的是赫斯特集團的

《Harper’s BAZAAR》的版權，《時尚芭莎》創刊。在此之前，蘇芒已經參與了《時尚健康》的創刊，以劉江的話說，「做到《時尚健康》這個雜誌的時候是她的蛻變，領導力體現出來了。」但她那時仍然不是主編。「老闆說，我也知道，你一直想當主編當不上。這次可以讓你來做《芭莎》了。」蘇芒突然身體後仰靠進椅背，回憶起當時的場景興奮地眼睛放光：「我說，『真的嗎？太好了！』」

版權合作給了《時尚芭莎》等雜誌得天獨厚的條件，在雜誌內容和廣告市場上都得到了體現。中國時尚媒體出版人、作家洪晃在採訪中說：「作為一個完全辦本土刊物的，非常羨慕他們能從國外很多刊物得到很多內容上的幫助，特別是在時尚類拍攝上的培訓，怎麼定一本雜誌的風格上，等於說有一個老師，能幫很多忙。」蘇芒也承認，《時尚芭莎》創刊時，根據協議，中方拿到75%以上的版權，封面必須和美國一致，年度主題也必須符合。「我當時不具備現在這麼強的能力，第一次當主編，覺得，哇，張張看着都好，」蘇芒說。「2001年，無論是我們的編輯水平，還是設計水平，都做不到那麼好。所以，用人家的東西，這個決定是非常正確的。」

廣告市場上的優勢對於《時尚芭莎》等雜誌來說更是水到渠成。前述品牌公關說：「這些雜誌在國外本身已經是一個已建立的的品牌。對我們這種國外也是已建立的品牌來講，進入中國市場，當然要找到對應的平台，來宣傳它的品牌形象。」在有着嚴格市場定位與劃分的中國時尚媒體界，雜誌的品牌和國際身份就是一棵搖錢樹，而國際奢侈品牌的廣告投放又反向決定了雜誌的地位和等級。「我們挑雜誌會分名號的，像《Vogue》，《Harper』s BAZAAR》，《ELLE》這種，肯定是必須要去到的。」

然而優勢之外，仍有爭議。與其他版權合作媒體在落地中國後的本土化困境不同，《時尚芭莎》非常本土化，甚至被批評過於本土化——在內容比例上，以舒淇為封面人物的2013年9月刊為例，除兩個視覺專題翻譯自美國版《Harper』s BAZAAR》外，雜誌其他內容幾乎由本土編輯獨立或與外國團隊合作完成；而在氣質上，中國媒體界有一個流傳甚廣的說法「《時尚芭莎》的內容和員工，都具有強烈的蘇芒特色」。

「精英女性」是蘇芒創刊時為《時尚芭莎》設定的目標讀者，後來，她將雜誌定位在「讓時尚的女性更成功，讓成功的女性更時尚」。這一目標，也正是蘇芒個人的目標。「我希望我永遠也不老，我希望我永遠都能保持身材，我希望我永遠精力充沛，永遠擁有夢想並能夠實現它，擁有愛情……」她幾乎有點「咬牙切齒」地說到，她並不掩飾慾望。「但不願意付出的人永遠不會成為精英女性，」她加上一句。

這本為精英女性打造的時尚雜誌中，物質流淌在每一頁上，「時尚奢華」、「高級定製」是常常出現的字眼，而明星與名媛則是最經常出現的「精英」代表。中外歷史上的許多著名女性都被冠以「芭莎精英女性」的稱號：在維多利亞·貝克漢姆(Victoria Beckham)為雜誌封面2012年5月刊特輯「不服輸的人不會輸人生」中，芭莎介紹53位「能量女性」，用寥寥幾筆概括這些女性的成功故事和「能量箴言」，其中既包括舞蹈家伊莎多拉·鄧肯(Isadora Duncan)、影星葛麗泰·嘉寶(Greta Garbo)，奧黛麗·赫本(Audrey Hepburn)，也談到居里夫人(Madame Curie)和南丁格爾(Florence Nightingale)等；而「迷人的頂級女富豪」專輯則為讀者介紹世界範圍內女富豪的故事，講述她們如何平衡成功的事業與家庭。國內一線女明星輪流出現在芭莎的封面，每期的人物訪問則瞄準各行各業的成功女性，從著名設計師到時尚名媛，從好萊塢女製片人到中國央視春晚總導演。

《時尚芭莎》的封面故事也樂於講述這些女性的「成功」故事，用蘇芒的話說「寫的是他們的奮鬥，而不止是他們的成就」。2008年7月，鄧文迪接受了蘇芒的訪問並登上雜誌封面，蘇芒在文章最後寫到：「這就是我們認識的鄧文迪，一個絲毫沒有被財富慣壞的女人。」2012年7月刊，李冰冰的封面故事中寫到：「人生是競賽，我想贏，我要贏，我要努力做冠軍。」而這樣「努力實現價值」的價值觀，也正是《時尚芭莎》所推崇的。

於戈評論蘇芒所確立的「芭莎價值觀」：「她選擇的時尚第二代全是她親手培養出來的，我們所有雜誌的主編，都根正苗紅，價值觀也完全符合時尚集團。」

赫斯特集團國際雜誌總裁兼CEO鄧肯·愛德華茲(Duncan Edwards)在郵件採訪中稱，赫斯特目前對國際版本雜誌使用美國內容的比例，「並沒有一個固定的比例要求」，但「嘗試去鼓勵不同版本間分享內容」。他說：「我們十分依賴這些（中國）團隊去決定什麼對他們的市場是最好的內容，因為他們在中國而我們不在。坐在紐約來決定面向中國年輕女性的雜誌內容是不對的。」在談到蘇芒時，他評論說：「在世界範圍來看，蘇芒都是最有天賦的雜誌執行人之一，她有非凡的創造天賦，同時是一個偉大的商業女性。」

《時尚芭莎》大比例的本土原創內容與氣質，使它有別於其他版權合作時尚媒體，也招致一些質疑。前述品牌公關談道：「以前有人評論過，她（蘇芒）這本雜誌雖然是打着國外的名稱，但是打開雜誌，有些是本土編輯的內容，有時候兩者之間的（內容和風格上）balance（平衡）不夠好。」 一種對於《時尚芭莎》原創內容常見的批評之詞是——土。「但後來，這種『土』反而成為了芭莎的特色。」這位公關說。而一位不願意透露姓名的曾在《時尚芭莎》實習的時尚從業人士則評論說：「編輯團隊不能因為做得不好就用一句『中國特色』來掩蓋。」

對蘇芒來說，版權合作帶給她的唯有信心。她說從《Harper』s Bazaar》，她只學到了「如何做第一」，因為它是美國第��本時尚雜誌，有過很多輝煌的瞬間；而80年代後雜誌不再鼎盛，也要「看看第一都讓誰做了」，「至於它用的攝影師、模特、它拍的照片，中國真的會喜歡嗎？」她反問道。

和一些更加小眾、藝術的時尚雜誌相比，蘇芒的雜誌在中國的確更加迎合「主流」市場。對此，今年加入《時尚芭莎》的時裝編輯劉婉瑤說：「我們的讀者和國外的讀者非常不同，有很小一部分是國際化的高端讀者，但更多的是沒有那麼『高級』，但是渴望時尚，向往時尚。對於他們，我們雜誌的角色是一個循循善誘的老師，我們要用平和易懂的方式慢慢地讓他們了解時尚，感染他們。」 劉婉瑤之前供職於一家藝術風格前衛的時尚雜誌，她認為所謂高端高端、前衛的讀者，其實都非常年輕，不具有購買力，也不具有將藝術與設計轉化為產業所需要的實際價值的能力，她說：「所以一本雜誌，能夠真正做到對讀者並且對品牌、對設計師對行業都有價值，就一定要符合當地的市場，也就是我們所說的接地氣。」

洪晃評論道：「（蘇芒）她個人和她的雜誌都是中國bling bling時代的一個代表，但是這種所謂特別腐敗奢華的時期，實際上是把中國人的生活方式帶到一個歧路上，那既不是我們的傳統，也不是國外最好、最有品位、最政治正確的一種生活方式。但是這個是她和她的雜誌鼓吹的生活方式。」

洪晃接着解釋這種生活方式： 「他們所推崇的就是那種奢華，花燈酒綠，天天派對，一定要怎麼穿什麼衣服、什麼牌子的鞋，實際上是很虛榮的一種感覺…….我完全支持它的存在，只是說這不是我欣賞的。但她是一位非常出色的出版人，也是一個非常好的編輯，因為她的的確確把這些物質小姐的東西推崇得非常到位。她的能力我是非常佩服的，她的觀點我是堅決不同意的。」

「精英女性，她得嫁給成功男性吧？」蘇芒談及時尚男性刊物《芭莎男士》的創刊時這樣說。

《芭莎男士》正是蘇芒主導的「芭莎」品牌擴張的第一步。2005年以增刊形式創刊，2007年以雙月刊、2008年以月刊形式發行，至此芭莎」品牌已經從一本《時尚芭莎》發展為《芭莎男士》兩刊、《芭莎珠寶》、《芭莎藝術》、《芭莎電影》和《芭莎時尚全書》七本刊物，全部由蘇芒一手創立。這是一個中國式的快速增長故事在時尚出版行業的例證，在全球媒體業也十分罕見。

擴張始於蘇芒的一個樸素的情感：為精英女性的伴侶成功男性辦一本時尚雜誌。蘇芒定義的「成功男士」正是在中國改革開放浪潮中首先獲得財富的階層：商人。2012年中國新任首富，娃哈哈集團董事長宗慶後曾登上2012年11月《芭莎男士》男士的封面，並參加了2012年「芭莎明星慈善夜」。當期封面上的介紹這樣寫道：「他，是中國飲料帝國當之無愧的王者；他，是中國民營企業家中的一個傳奇；他，以「堅毅沉穩，敢於搏殺」的硬朗風格而著稱；他，用自己開創的管理模式成功將娃哈哈締造為中國民企的樣板……」

2006年至2008年，蘇芒在時尚集團的安排下，前往中國最知名的商學院之一長江商學院讀EMBA，又接觸了更多商界精英。面對擁有上億身家的商學院同學們，蘇芒想，能不能把我的雜誌也發展成一個有規模的企業呢？於是，就有了後來的《芭莎珠寶》、《芭莎藝術》……

蘇芒承認，因為擔心無法把控局面，赫斯特集團起初對這種利用其品牌擴張的做法並不認同。「我呢，就跟自己打了個賭，」蘇芒把手往桌上一拍，「那我就先做嘛，做出來，財務報表放在那裡，大家很開心。」

對此，鄧肯評價道：「中國的芭莎團隊非常具有創業思想，並且在不斷為這個品牌嘗試新的想法。只要它們符合芭莎的品牌價值觀，我們非常高興能與時尚集團的這些雜誌發展進行合作。」而洪晃則認為這種擴張對於時尚集團來講「是很聰明的決定，是進攻性的自衛」。因為赫斯特已經買下《ELLE》雜誌，在中國也有了其它選擇，所以時尚集團「肯定要從商業上保護自己，要不然等於給別人做嫁衣」。

談到旗下掌管的雜誌，蘇芒充滿自豪，「《時尚cosmo》發行量100多萬，《時尚芭莎》發行量近100萬，《芭莎男士》60多萬，《芭莎珠寶》40多萬，《芭莎藝術》40萬，然後《時尚健康》，發行量快100萬……現在開始做《芭莎電影》，目前是增刊，以後獨立。」

然而雜誌的號稱發行量與實際發行量是否吻合，這在中國是個「不能說的秘密」。《紐約時報》曾在2012年7月發表過一篇題為《時尚雜誌在中國找到春天》(The Stylish Side of China)的文章，在對中國時尚雜誌調查後得出的結論是：「雜誌出版方給出了非常不一致的發行數據。這裡並不像美國一樣有廣泛認可的獨立審計報告。」

在中國，對於招廣告這件事，權威的發行認證數據似乎並不比人脈和名氣這些看不見摸不着的東西有用。吸引足夠多的廣告對於蘇芒的雜誌來說並不是一個問題。以2013年9月刊為例，總計736頁的雜誌，廣告頁佔到了300頁左右，既有迪奧(Dior)、香奈兒(Chanel)路易威登(Louis Vuitton) 等國際奢侈品品牌，也有如歐時力(Ochirly)、broadcast：播等本土品牌；從廣告類型上看，既有時尚女刊上常見的化妝品、珠寶廣告，也有如梅賽德斯-奔馳的汽車廣告。2013年4月，劉江在接受《中國企業家》雜誌的採訪中稱，廣告收入占時尚集團收入的80%。據同一篇採訪中的統計，《時尚》集團2012年出版了雜誌6萬多頁，其中廣告1.4萬多頁，還不包括與品牌進行利益共享的的軟文。

這些數字是芭莎品牌商業成績的註腳，也回應了此前對過於「本土化」辦刊方針的質疑——以流行於中國的「成功學」來衡量，這種貫穿蘇芒性格的雜誌在中國大受歡迎，成功了。

這種成功也吸引着更多她的報道對象，廣告客戶，目標讀者圍繞在蘇芒身邊。前述品牌公關說：「其實社會形形色色的人很多，裝的人也很多，拿架子的人也很多。跟她接觸的時候，就是中國人的那種真誠。」劉江則評價到：「喜歡她的人會非常喜歡她，但也會有個別人不接受她。不過時間長了她還是一個讓人尊敬的人。」

蘇芒希望獲得更多或者更加被認真對待的尊敬。

「我希望它（《時尚芭莎》）有物質的，也有精神的，」蘇芒說。近幾年，《時尚芭莎》的內容嵌入了更多文化報道，比如本年度曾經報道過「博物館特輯：意大利文藝復興」、「中國美學專輯」，「詩歌特輯」等。蘇芒對這種辦刊方針的轉變保持着一貫的投入感，她說，「你或許沒有想到，我一直的夢想是當個作家」，當提及她頗為驕傲的詩歌特輯時，她說讀着那些詩，「好想哭」。

她更加投入情感和頗為驕傲的是她創辦的「芭莎明星慈善夜」。這是一個慈善晚宴，從表面看像是名流派對，卻不能否認其中的善意，各種明星與商人共聚一堂，實行慈善拍賣並將款項捐助給不同的慈善基金會。

「芭莎明星慈善夜」起始於中國的非典年——2003年，當時在北京藏酷酒吧舉辦的慈善拍賣總共募集16.8萬元，善款捐給北京市紅十字會用於非典救助。到目前為止，慈善夜已舉辦了十年，規模更大，也吸引了更多的明星、藝術家和企業家參與。剛剛結束的第11屆2013「芭莎明星慈善夜」，吸引了包括成龍、李冰冰、姚晨、舒淇等眾多明星的捧場；和蘇芒關係要好的李冰冰在慈善夜上說：「明星慈善被稱為作秀，也常常受到很多質疑，但是，我們不願意選擇退縮和動搖」。而娃哈哈集團、民生銀行等企業採取直接捐款的形式。最終活動共募到善款超過6200萬元，並宣布成立芭莎公益慈善基金，所募款項將用於「思源救護」項目、傳統文化保護項目、古村落保護行動、愛加餐項目等。

先獲得成功，再贏得尊敬。這或許可以看成蘇芒職業生涯的線索，支撐她的正是她所展示出的富有能量的慾望，正如她的長期的職業夥伴和領導劉江所說：「人們都有慾望和夢想，人的一生就是在走向慾望和夢想的路上，但是沒有實現的那一天，沒有盡頭。」

時至今日，蘇芒認為自己從未失敗過。當問及她職業生涯的挫折時，她不認為任何事情足以被稱為失敗，她幾乎���無停頓地說：「沒有失敗，我想做的事，的確沒有。我曾經寫了一首詩，說我十五歲來到這個城市，就沒打算活着回去。我除了夢想和努力，一無所有，」蘇芒說，「我是非常不服輸的，我就認為我不會輸。」

[skyscanner--8101200-yahoopa-blog]

莫斯科+聖彼得堡自由行：6日5夜行程懶人包

立即輕鬆暢遊克里姆林宮、紅場、阿爾巴特大街、冬宮、夏宮等著名景點！

1. 莫斯科的最佳旅遊時間

莫斯科的冬天極為寒冷，溫度可以低至攝氏零下四十度，因此不建議旅客在十二月至二月期間到訪。如果要找一段最適合到訪莫斯科的季節，四月至十月是理想的出發時間。對一些熱愛電影的人來說，七、八月份到莫斯科另有意義，因為莫斯科國際電影節每年都會在該段時間舉行，遊客可以優先欣賞最新的俄國電影。根據Skyscanner的機票搜索器顯示，十月來往莫斯科的機票最便宜，價格是HK$2,537起。有興趣去俄羅斯旅行的朋友，不妨考慮十月出發。

2. 香港特區護照14日免簽證停留

持有香港特區護照的人士可以在俄羅斯享有14天的免簽證。俄羅斯航空、國泰航空及西伯利亞航空有提供香港來往莫斯科的直航航線，航程約為11小時。多莫傑多沃國際機場及謝列梅捷沃國際機場均為莫斯科的重要機場，各自有鐵路連接市中心，車程為約40分鐘到1小時。

3. 住宿

莫斯科的地鐵網絡很發達，基本上旅客只要住近地鐵站，出遊是非常方便的。5號線地鐵站是莫斯科地鐵最中心和轉車站最集中的支線，想節省交通時間，建議沿五號線找酒店或旅館。

在聖彼得堡，建議尋找涅瓦河和涅瓦大街附近的酒店，因為這裡交通方便，亦是眾多歷史景點和教堂分佈的地方。

4. 行程

Day 1: 莫斯科——克里姆林宮、國家歷史博物館、紅場、聖瓦西里大教堂、莫斯科大劇院

Day 2: 莫斯科——科洛緬斯耶科莊園、阿爾巴特大街、莫斯科各個地鐵站

Day 3: 莫斯科——金環小鎮，晚上坐火車前往聖彼得堡

Day 4: 聖彼得堡——冬宮

Day 5: 聖彼得堡——夏宮、塔夫利宫

Day 6: 聖彼得堡——皇村，從聖彼得堡乘火車回莫斯科，然而乘飛機回港或前往歐洲其他國家

Day 1: 克里姆林宮、俄羅斯國家歷史博物館、紅場、列寧墓、聖瓦西里大教堂

克里姆林宮(Московский Кремль)

來到莫斯科，首要探訪的當然是聞名的克里姆林宮！克里姆林宮曾是莫斯科公國和沙皇皇宮。「十月革命」勝利後，它成為蘇聯黨政領導機關所在地，現在即是為俄羅斯聯邦政府行政總部所在地，同時是俄羅斯總統的辦公地。克里姆林宮始建於1156年，原本只是木牆，後屢經擴建，至19世紀終成今日的模樣。

克里姆林宮由大克里姆林宮、多宮、聖母九天教堂、參議院大廈、伊凡大帝鐘樓等建築組成。宮內塔樓中最宏偉的有斯巴達克、尼古拉、特羅伊茨克、保羅維茨、沃多夫茲沃德等塔樓，是俄羅斯克里姆林式建築的代表之作。

克里姆林宮裡原有一個大武器庫，在1720年，彼得大帝將其改建成博物館，現在就成為展示多款歷史文物的珍寶館。館內的收藏包括歷代沙皇用過的物品、美術工藝品，以及掠奪而來的戰利品。這裏的皇冠、神像、十字架、盔甲、禮服和餐具都鑲滿寶石，僅福音書封面就嵌有26千克黃金，以及無以數計的寶石，旅客可以親身感受沙皇的奢侈生活。另外，克里姆林宮四座教堂中收藏的文物珍寶也非同一般。教堂中滿墻裝飾著用黃金做框架的聖畫像；聖母升天大教堂內的聖畫像則是出自希臘畫家的手筆，價值連城；聖彌額爾堂內有歷代沙皇的靈柩，裝飾得極為富麗堂皇。

地址：Red Square, Moscow 103073, Google Map

交通：乘地鐵在亞歷山大花園站(Александровский сад)下車

網站：MOSCOW KREMLIN MUSEUMS

A post shared by Москва – Лучшее (@moscowmap) on Feb 9, 2018 at 2:04am PST

  俄羅斯國家歷史博物館(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ый исторический музей)

從克里姆林宮出來，經過噴泉，就可以看到俄羅斯國家歷史博物館。這座紅磚博物館成立於1872年，位於紅場和馴馬場廣場之間。俄羅斯國家歷史博物館展示現在俄羅斯領土範圍內有關歷史的展品，收藏的展品多達以百萬計，是了解俄國歷史的必到景點。

A post shared by Москва – Лучшее (@moscowmap) on Jan 30, 2018 at 11:24am PST

  紅場(Кра́сная пло́щадь)

紅場在國家歷史博物館隔壁，由克里姆林宮步行前往只需數分鐘路程。紅場是莫斯科最古老的廣場，是俄羅斯重大歷史事件的見證場所，也是俄羅斯重要節日舉行群眾集會、大型慶典和閱兵活動的地方。紅場的位置本來建有建築群，但被1571年莫斯科大火清除。在這裡散步，仿佛可以感受俄羅斯的歷史興衰。

A post shared by Москва – Лучшее (@moscowmap) on Dec 29, 2017 at 4:15am PST

  列寧墓(Мавзоле́й Ле́нина)

列寧墓坐落在紅場西側，在克里姆林宮墻的前面。列寧墓在1924年1月27日建成，最初是木造結構，1930年改用紅色花崗石和黑色長石建造。陵墓體積為5800立方米，墓前刻有「列寧」字樣的碑石凈重60噸，非常有份量。墓頂是平台，平台兩翼是可容納萬人的觀禮台，每當重要儀式時，領導人就站在列寧墓上觀禮指揮。

沿黑色大理石台階而下，可進入陵墓中心的悼念大廳。在大廳的中心，列寧的遺體安詳地躺在鋪有紅色黨旗和國旗的水晶棺內。距列寧墓不遠，還有列寧博物館，裏面珍藏有列寧的遺物��列寧的傳記等。

A post shared by Валентина. Москва (@vapelka) on Apr 3, 2017 at 11:32am PDT

  聖瓦西里大教堂(Собор Василия Блаженного)

紅場南面是聖瓦西里大教堂，又名波克羅夫大教堂，是莫斯科的標誌性建築。這座教堂是為了紀念1552年戰勝喀山韃靼軍隊而建的。教堂的建築風格非常獨特，中間是一個帶有大尖頂的教堂冠，周圍有8個不同色彩和花紋的小圓頂錯落有致的分布，再配上九個金色洋蔥頭狀的教堂頂，簡直童話裡的城堡般美麗壯觀。傳說下令建造教堂的伊凡雷帝為了別處不再出現這樣美麗的教堂，下令弄瞎了建築師的雙眼呢！難怪這麼有特色的建築，只此在莫斯科擁有。

莫斯科大劇院(Большой театр)

劇院在紅場附近，全名是莫斯科大彼得羅夫大劇院，是莫斯科有名的芭蕾舞與歌劇劇院。它始建於1776年，在隨後的半個世紀裏，先後兩次發生火災。1825年，這座劇院由建築師博維重新設計並主持修建，最終於1856年落成並一直保存至今。這是一座乳白色的古典主義建築，門前豎立著8根高15米的古希臘伊奧尼亞式圓柱，巨大的柱廊式正門雄偉壯麗。想在此欣賞舉世聞名的天鵝湖芭蕾舞表演，就要預先在莫斯科大劇院網站訂票。不會俄文也不用怕，網站有英文版面。

網站：Большой театр

A post shared by Большой Театр (@bolshoi_theatre) on Jan 26, 2018 at 6:59am PST

  Day 2: 科洛緬斯科耶莊園、阿爾巴特大街、莫斯科地鐵

科洛緬斯科耶莊園(Музей-Заповедник Коломенское)

莊園位於克里姆林宮南面、莫斯科河的右邊，佔地面積達390公頃，是俄國沙皇的避暑山莊。在這裡，能將俄羅斯河的景致盡收眼底。莊園裡還有很多16、17世紀建造的教堂，它們就像博物館裏的陳列品一樣排列著。當中以耶穌升天教堂(Church of the Ascension)最出名，教堂更在在1994年被列入世界文化遺產。這座教堂由白色石頭建成，是為了慶祝伊凡四世沙皇王子的誕生而修建。教堂內細長的壁柱、��頭狀的窗欞、三層的半圓形的裝飾、安靜的樓梯拱廊以及開放的畫廊，都充分展現俄羅斯的建築風格，非常值得遊覽。

地址：Andropova Ave, 39, Moskva, Google Map

交通：乘地鐵至Музей-Заповедник Коломенское站下車。

A post shared by Pavel Kaznovski (@seismotechnik) on Apr 11, 2017 at 12:54pm PDT

  阿爾巴特街(Арба́т)

阿爾巴特街是莫斯科中心一條長約1公里的步行街，是莫斯科現存最古老的街道之一，緊鄰莫斯科河。這裡是最受旅客歡迎的購物景點，大街保留了許多古色古香的建築。它曾是眾多藝人和畫家薈萃的天堂，俄國著名詩人普希金從1830年起居住在這條大街上，其故居阿爾巴特街53號現開放給遊人遊覽。

阿爾巴特街兩旁都是紀念品店、食肆、咖啡店，選購手信、明信片後，在咖啡店裡一邊呷著甘甜咖啡，一邊感受阿爾巴特街的500年歷史風情，份外有品味。大街東端是阿爾巴特廣場，想見識俄羅斯的現代百貨公司，可進內購物。

交通：乘地鐵在Smolenskaya站或Arbatskaya站下車

A post shared by Anastasia Tyutereva (@anastasia_tyutereva) on Apr 11, 2017 at 8:53am PDT

  莫斯科地鐵站

地鐵站是旅遊景點？沒有錯！因為莫斯科地鐵是世界上最漂亮的地鐵，更有「最美麗的地下博物館」的美譽。莫斯科各個地鐵站建築造型各異，每個車站都由俄國著名建築師設計，以民族特色、名人、歷史事跡、政治事件為主題而建造，建築格局各不相同，多用五顏六色的大理石，花崗巖，陶瓷和五彩玻璃鑲嵌除各種浮雕，雕刻和壁畫裝飾，照明燈具十分別致，好像富麗堂皇的宮殿。推薦遊覽的車站有：

革命廣場站：車站設有以十月革命勝利和蘇聯紅軍反法西斯戰爭為主題的雕塑。沖��陷陣的蘇聯紅軍、站崗值勤的哨兵，一個個鮮活的面孔早已定格在激情澎湃的歷史年代。

馬雅可夫斯基站：車站紀念蘇聯革命詩人馬雅可夫斯基為主題，地鐵入口佇立著詩人的頭像。這個地鐵站的建築風格被歸入當時的「斯大林式新古典主義」，前衛的設計理念��入了傳統的裝飾元素，使它在1938年在紐約國際展上獲得大獎。

Day 3: 走訪俄羅斯金環(Золотое кольцо России)，從莫斯科前往聖彼得堡

俄羅斯金環是一條很受遊客歡迎的環型旅遊路線，由多個小鎮組成，較著名的有謝爾吉耶夫、弗拉基米爾、蘇茲達裏、烏格利奇、伊萬諾娃、科斯特羅馬和雅羅斯拉夫。由於時間較為緊湊，建議只挑選距離莫斯科較近的謝爾吉耶夫鎮來遊覽。

謝爾吉耶夫鎮(Сергиев Посад)

謝爾吉耶夫鎮位於莫斯科的東北部，建成於14世紀，是一座風景如畫、建築獨特的古老城市，至今仍保持著俄羅斯鄉村的傳統特色。全鎮以聖三一修道院為中心向四周延伸，連接全城居民住宅和公共建築的是森林和草地，以及穿越其間的石板路。從公路上遠遠望去，一片綠色之中，形色各異的房屋若隱若現。

謝爾吉耶夫鎮最值得看的古跡是聖三一大修道院。它是俄羅斯最古老的修道院之一，在1993年被列入世界文化遺產名錄。修道院坐落在鎮旁一個高崗上，其建築原為木結構，後遭受蒙古軍焚燒，在1540至1550年改成石建築，成為莫斯科北方重要的防禦據點。現今已經變成了解俄羅斯鄉村風光的著名景點。

交通：火車－在共青團地鐵站(Комсомольская)旁的Yaroslavsky火車站乘搭開往謝爾吉耶夫的火車，車程約1小時。巴士－在V.D.N.Kh地鐵站(ВДНХ)搭乘388號巴士，車程約1個多小時。

A post shared by Иван Михайлович Харабара (@kharabara_john) on Apr 11, 2017 at 4:56am PDT

  從莫斯科前往聖彼得堡

莫斯科和聖彼得堡距離約700公里，飛機航程是1小時30分，Sapsan高速列車則需要4個多小時。建議旅客選擇乘坐較便宜的火車前往。如果乘坐下午1時的班次，下午5時15分就會到達聖彼得堡，乘晚上7時的班次在晚上10時45分到達。建議預先在網上http://eng.rzd.ru/訂票，以免耽誤行程。

A post shared by Сапсан (@sapsan_rzd) on Apr 9, 2017 at 11:42pm PDT

  Day4：冬宮博物館(Зи́мний дворе́ц)

行程第四日到達俄羅斯第二大城市聖彼得堡——一個充滿俄式魅力的城市。到聖彼得堡度假，最好的時間是6月份到9月份，雖然這期間也是聖彼得堡的降水集中季，不過氣溫很適宜旅遊。

聖彼得堡最著名的景點是冬宮博物館，它坐落在聖彼得堡宮殿廣場上，原為俄羅斯帝國沙皇的皇宮，十月革命後成為聖彼得堡國立艾爾米塔什博物館的一部分。艾爾米塔什博物館與倫敦的大英博物館、巴黎的羅浮宮、紐約的大都會藝術博物館一起，稱為世界四大博物館。

冬宮是18世紀中葉俄羅斯新古典主義建築的傑出典範，它最早期是俄羅斯女皇葉卡捷琳娜二世的私人博物館。博物館館藏可簡略分為東方、西方兩部分。東方藝術館擁有公元前4000年以來的16萬件展品，其中有幾千件是古埃及的文物，如石棺、木乃伊、浮雕、紙莎草紙文獻、祭祀用品和科普特人的紡織品。它亦收藏了世界上最大的伊朗銀器，以及巴比倫、亞述、土耳其等國的文物。西歐藝術館是最早設立的展館，有120個展廳，主要是文藝覆興時期的繪畫、素描、雕塑。整個博物館的珍藏數量浩瀚，據說若想行盡艾爾米塔什博物館350間開放展廳，路程有22公里之長，真的逛一天也逛不完啊！

地址：Palace Embankment, 32, Sankt-Peterburg, Google Map

網站：冬宮博物館

A post shared by IRINA BUBLIK (@ir_cosbublik) on Apr 9, 2017 at 9:10am PDT

  Day 5: 彼得夏宮、塔夫利宮

彼得夏宮((Петергоф)

彼得夏宮位於芬蘭灣南岸的森林中，距聖彼得堡市約30公里，占地近千公頃，是歷代俄國沙皇的郊外離宮。夏宮是聖彼得堡的早期建築，在18世紀初由俄國沙皇彼得大帝下令興建。宮殿外貌簡樸莊重，內部裝飾華貴，是當時許多大型舞會、宮廷慶典舉行的地方。夏宮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遭到德國軍隊的破壞，二戰後被修復，並被入世界遺產名錄。

夏宮分為上花園和下花園，大宮殿在上花園。內外裝飾極其華麗，兩翼均有鍍金穹頂，宮內有慶典廳堂。大宮殿前有被稱為「大瀑布」的噴泉群，有37座金色雕像、29座潛浮雕、150個小雕像、64個噴泉和2座梯形瀑布。在噴泉群一個大半圓形水池的中央，聳立著高3米、重5噸的大���士參孫和獅子搏鬥的雕像。

交通：水翼船——在冬宮旁邊搭乘水翼船，船程大概40分鐘。巴士——或搭乘地鐵到Avtovo站，轉乘224號巴士，車程約1小時。

A post shared by Москва (@moscow.for.you) on Apr 11, 2017 at 12:59am PDT

  塔夫利宮（Таврический дворец）

由夏宮返回市中心，可到塔夫利宮參觀。塔夫利宮是俄羅斯聖彼得堡規模最大、歷史最悠久的宮殿之一。它由建築師伊萬·斯塔洛夫設計，是一座帶有大花園的古典主義風格建築。塔夫利宮被稱為18世紀最宏偉的俄羅斯貴族府邸，是俄羅斯帝國無數莊園的典範。塔夫利宮後面就是塔夫利花園，當時在這座宮殿與涅瓦河之間沒有任何建築，從宮殿里可一覽涅瓦河的美麗風光。

交通：乘坐地鐵在車爾尼雪夫斯基站(Чернышевская)或列寧廣場站(Площадь Ленина)下車

A post shared by Катерина (@redgosling) on Jan 29, 2017 at 6:48am PST

  Day 6: 皇村 (Царское Село)

皇村位於聖彼得堡市南部約25公里，由葉卡捷琳娜宮、亞歷山大宮、亞歷山大花園以及白塔觀景台等組成。1937年，為紀念普希金在此度過童年又改為現名普希金村(Pushkin/Tsarskoe Selo)。在200多年歷史中，一直是貴族夏天的避暑之所。

皇村的保護區分為兩部分，分別是位於中心位置的葉卡捷琳娜宮及其附屬建築，和南部寬闊廣大的葉卡捷琳娜宮花園；另外一部分是由亞歷山大宮殿及其身後的亞歷桑德羅公園組成。這裏的很多建築物都是對遊客開放的，但是每一處展示都要加收費用。因此，太多數遊客都是直奔主題——先遊葉卡捷琳娜宮，再沿葉卡捷琳娜宮花園散步並返回。

交通：從聖彼得堡坐火車前往普希金市，然後步行前往葉卡捷琳娜宮。

A post shared by Ленобласть (@len_oblast_) on Apr 9, 2017 at 8:30am PDT

  完成緊湊的聖彼得堡行程後，就要搭火車回莫斯科回港了。您也可以選擇在聖彼得堡前往其他俄羅斯城市或歐洲城市繼續遊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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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enghuileng]

《共產主義黑皮書》前言之二：雙重標準

來源：正見網

（編者按：《共產主義黑皮書》依據原始檔案資料，系統地詳述了共產主義在世界各地製造的〝罪行、恐怖和鎮壓〞。本書1997年在法國首度出版後，震撼歐美，被譽為是對〝一個世紀以來共產主義專制的真正里程碑式的總結〞。大紀元和博大出版社獲得本書原著出版方簽約授權，翻譯和發行中文全譯本。大紀元網站率先連載，以饗讀者。）

當本書面世之際，法國社會黨人、總理利昂內爾.若斯潘（Lionel Jospin）碰巧需要共產黨人的投票來組成議會多數派。於是，右派的演說者們在國民議會引用黑皮書，起身攻擊他的政府窩藏沒有為過去罪行懺悔的盟友。若斯潘回憶了戴高樂主義者和共產黨人組建的自由聯盟（這是公平的遊戲），以此進行反駁，只是為了更好地得出結論：與他們一同執政，他也很〝自豪〞（這並沒什麼說服力，因為組建自由聯盟時古拉格還不為人所知）。這也不只��若斯潘情急之下才說的話；在他領導的左派看來，共產黨人儘管過去犯有錯誤，但仍屬於民主進步陣營，而右派則被懷疑對〝法西斯主義者〞讓-瑪麗?勒龐 （Jean-Marie Le Pen）的國民陣線（National Front）〞持溫和立場（要知道，保守派曾一度共同支持維希政府）。此事以非戴高樂主義者的右派走出議會而告終，而戴高樂主義者則尷尬地留在席位上。緊接著，這場辯論就延燒至電視和報刊。

其實，這場辯論也在本書的作者中引發分歧。所有作者都是研究學者，與共產主義歷史與社會學研究中心（Centre d』Etude d』Histoire et de Sociologie du Communisme）及其評論性刊物《共產主義》有關。該機構由共產主義學術研究的先驅、已故的安妮?克里格爾（Annie Kriegel）創立，其任務是與俄羅斯較年輕的史學家合作，開發獲取蘇聯檔案的新渠道。同樣重要的是，這些研究人員都曾是共產主義者或其親密的同伴；正是如何評價他們共同的過去，引發了他們之間的分歧。因此，當《黑皮書》掀起可預見的政治風暴時，庫托伊斯��個關鍵的合作夥伴——寫俄羅斯部分的尼古拉?韋爾特（Nicolas Werth）和寫中國部分的讓-路易斯?馬格林（Jean-Louis Margolin）——都公開表示不贊成他更大膽的結論。

讓我們從這場辯論開始吧，它幾乎不是專門針對法國而言。無論何時何地，當我們提出〝極權主義〞這個概念，以及本世紀兩個極權主義在道義上的對等性問題時，都會引發辯論。因為認為納粹主義之邪惡獨一無二的看法現在已根深蒂固，以至於與其作任何比較都容易顯得不可信。

對納粹主義作出這樣的評價有幾個原因，其中最明顯的是，西方民主國家在二戰中組建了一種全球性的〝民眾陣線〞，來對抗〝法西斯主義〞。而且，相比納粹當時佔領了歐洲大部分地區，共產主義在冷戰時期只是從遠方威脅西方。因此，在這場新的衝突中，儘管民主面臨的風險和二戰時一樣高，但發起衝突的壓力明顯低很多；冷戰以〝邪惡帝國〞最後一任總書記米哈伊爾?戈爾巴喬夫投入冷戰終極勇士羅納德?里根總統戰友般的懷抱而告終。因此，共產主義的崩潰並未隨之帶來紐倫堡式審判，也沒有因此促成去共產化，嚴肅地將列寧主義從文明中剔除；當然，仍然存在具有穩固國際地位的共產政權。

我們持雙重看法的另一個原因是，納粹主義在其罪惡最猖獗時，因戰敗而崩潰，從而將其全部罪惡永遠定格在世界的記憶中。相比之下，共產主義在其邪惡高峰期卻取得重大勝利，從而贏得半個世紀的生命力。期間，發生了蘇聯部分清算斯大林。此外，在一些國家，也有一些不成功的領導人試圖為這一體制賦予〝人道色彩〞[如捷克斯洛伐克的杜布切克（Alexander Dubcek）於1968年進行的改革]。最終共產主義喪失了活力。由於這兩種極權主義迥然不同的結局，納粹主義所有的秘密都在50年前得以曝光，而我們探查蘇聯的檔案還僅僅是開始，東亞和古巴的檔案甚至依然被封存。

更多的主觀因素，使人們在檢視歷史檔案時對納粹主義和共產主義採取不同的態度。納粹主義對西方人來說，似乎更為怪異，因為它出現在文明歐洲的心臟，路德（Luther）、康德（Kant）、歌德（Goethe）、貝多芬（Beethoven）的家鄉，當然也是馬克思的家鄉。相比之下，共產主義還不���是個歷史怪胎。它出現在位於歐洲的俄羅斯邊陲——別忘了，幾乎也位於〝亞洲〞——那裡儘管出現過托爾斯泰（Tolstoy）和陀思妥耶夫斯基（Dostoevsky），但文明從未紮下深根。

當然，納粹主義最根本的特徵就是大屠殺，這被認為是歷史上獨一無二的罪行，試圖滅絕整個民族。紐倫堡審判期間，為這一罪行創造了一個專有名稱——〝種族滅絕〞。猶太民族因此擔負起一項莊嚴的責任：讓世界秉持良知，銘記猶太死難者。即便如此，大眾對〝最終解決方案〞（譯者註：即納粹對歐洲猶太人的大屠殺方案）也是慢慢認識的，事實上在20世紀70年代和80年代才認識到。正是在這些年裡，共產主義逐漸發展成熟。所以，到共產主義垮台時，在這些截然不同的情境之間，自由世界對其兩大最新對手採用雙重標準已經長達50年。

因此，現在希特勒和納粹主義一直存在於西方的印刷品和電視中，而斯大林和共產主義只是零星出現。前共產黨員這一身分不會帶有任何恥辱，甚至不會伴隨著任何懺悔；而過去與納粹主義的聯繫，無論多麼微弱，都會造成不可磨滅的污點。

因此，馬丁?海德格爾（Martin Heidegger）和保羅?德曼（Paul de Man）持續受到懷疑，其思想的實質受到歪曲。相比之下，多年來聽命於斯大林，任法國共產黨文學雜誌編輯的路易?阿拉貢（Louis Aragon），1996年卻躋身〝七星文庫〞（Pleiade）經典作家之列；新聞界飽含感情地讚美他的才能，對其政治活動卻幾乎保持緘默。[黑皮書再現了1931年他寫給克格勃（KGB）前身國家政治保衛總局（GPU）的一首詩] 同年，一部受讚譽的電影《郵差》（II Postino）也對斯大林主義詩人、諾貝爾文學獎得主聶魯達（Pablo Neruda）及其事業感傷視之。早在1939年，他任智利駐西班牙外交官時，就充當了共產國際事實上的代理人。1953年，斯大林死亡，聶魯達用一首令人作嘔的頌歌悼念他。人們因其政治立場而受到不平等對待，該清單可無限延長。

在東方，這種偏見則更加明顯。沒有任何古拉格集中營變成博物館，用以紀念其囚犯；赫魯曉夫推行〝非斯大林化運動〞期間，所有的古拉格集中營都被推土機��為平地。斯大林受害者唯一的紀念碑是一塊不起眼的石頭。它從索洛維茨基（Solovki）群島位於北極的集中營被帶到莫斯科，並放置在盧比揚卡廣場（Lubyanka Square）旁邊，而前克格勃總部仍座落在那裡。人們必須穿過車流才能到達其所在地。沒有任何常客來參觀這塊孤零零的石板，除了偶爾出現的最多一束枯萎花束。相比之下，列寧的雕像依然高高佇立於大多數城市中心，他的乾屍也體面地躺在陵墓里。

在整個前共產主義世界，幾乎還沒有一個責任人受審或受懲罰。的確，到處都有共產黨在政治場上角逐，但通常是以新名稱出現。在波蘭，前雅魯澤爾斯基將軍（General Jaruzelski）政府成員克瓦希涅夫斯基（Alexander Kwasniewski），於1996年擊敗反共運動的標誌性人物萊赫?瓦文薩（Lech Walesa）（無可否認，他是個無能的競選者），贏得總統大選。1994年至1998年任匈牙利總理的古利亞?霍恩（Gulya Horn），曾是該國最後一屆共產黨政府的成員，也是一個民兵組織的成員。這支民兵曾與蘇聯軍隊一道，幫助鎮壓了1956年的起義。相比之下，在鄰近的奧地利，前總統庫爾特?瓦爾德海姆（Kurt Waldheim）在其納粹背景被揭發後，立即在世界範圍內受到排斥。必須承認，西方的親共文人和現今東方的共產黨官員的確從未充當斯大林的劊子手，但對他們的過去保持沉默，就意味著共產主義不比納粹主義糟糕嗎？

圍繞《黑皮書》的辯論有助於形成一個答案。一方面，自由派《世界報》（Le Monde）的評論家認為，孤立談及從金邊到巴黎的某個共產主義運動是不合理的。更確切地說，紅色高棉的暴行如同第三世界盧安達的種族屠殺，或者亞洲的〝鄉村〞共產主義完全不同於歐洲的〝城市〞共產主義，或亞洲共產主義真的只是反殖民主義的民族主義。

這種以歐洲為中心的傲慢論調，其言外之意是，從社會學角度來說，將各種運動合起來看，只是一種策略，是為了獲得更高的死亡數字，來對抗共產主義、對抗所有左派。保守派《費加羅報》（Le Figaro）的評論員將還原主義社會學唾棄為一種為共產主義脫罪的方式，並回答說，全世界的馬列主義政權，都是同一個意識形態和組織模子刻出來的。這一中肯的觀點也帶���警告性的潛台詞：無論哪一種社會主義者，都不可被信任去抵制極左派無時不在的惡魔（那些人民陣線當時出現畢竟絕非偶然）。

然而，如果我們讓有分歧的《黑皮書》作者們對這一爭議進行仲裁，我們發現他們在此問題上毫無分歧：列寧主義模式確實被用於所有曾經的〝兄弟〞黨派。毫無疑問，該模式被以不同的方式應用於不同的文化背景。正如馬格林所指出的，在俄羅斯，鎮壓的主要實施者是一支專門組建的政治警察部隊，名為Cheka（契卡），後來先後更名為GPU（國家政治保衛局）、NKVD（內務人民委員部）、KGB（克格勃）；而在中國，鎮壓的主要實施者是〝人民解放軍〞；在柬埔寨，則是持槍行兇的青少年，他們來自農村。因此，在亞洲，對民眾的意識形態動員比在俄羅斯更深入。然而，在每個地方，目的都是鎮壓〝人民的敵人〞——如列寧早先所稱的〝像害蟲一樣〞，共產主義由此開始把對手〝動物化〞。此外，從斯大林到毛澤東、到胡志明、到金日成、到波爾布特的繼承方式非常清楚，每個新領導人都從其前任那裡接受了物質上的援助和思想上的啟發。回到開頭說，波爾布特最初於1952年在巴黎學習了馬克思主義 [當時，讓-保羅?薩特（Jean-Paul Sartre）和莫里斯?梅洛-龐蒂（Maurice Merleau-Ponty）這樣的哲學家正在解釋恐怖如何能夠成為〝人文主義〞的催生因素]。因此，如果辯論停留在量化暴行（quantitative atrocity）這一層面，雙重標準就崩潰了，共產主義會表現為一個更加邪惡的極權主義。

但是，如果辯論轉向定性罪行（qualitative crime）這一層面，這個結果就容易被逆轉。這裡的決定性因素又是大屠殺，它是納粹主義獨一無二邪惡本性的證明。的確，這個標準已經變得很普適，以至其它受迫害群體，從亞美尼亞人到南北美洲的土著居民（有不同程度的合理性），都借用〝種族滅絕〞這個詞來描述他們自己的經歷。這些經歷被隱諱地比作大屠殺，其中很多比擬被斥為不合理，甚至誹謗，這不足為奇。事實上，一位受尊敬的研究人員在《世界報》上發表的一篇情緒過激的專欄文章，就譴責庫托伊斯的導論是反猶太主義。

此外，還有其它不那麼情緒化的論點，賦予納粹恐怖以顯著的獨特性。每個地方的刑法，都是根據動機、所用手段的殘酷程度等，來區分謀殺罪的等級。因此，雷蒙?阿隆（Raymond Aron）在很久以前、弗朗索瓦?福雷（Francois Furet）在近來雖都毫不含糊地指出共產主義的邪惡，但把為實現政治目標的滅絕與為滅絕而滅絕區別看待，無論那個政治目標是多麼邪惡。從這個角度看，共產主義再次給人感覺還不如納粹邪惡。

然而，這個似是而非的區別很容易被徹底推翻。特別是東歐異見者們認為，以崇高理想比以卑鄙理想的名義進行大屠殺更加邪惡。畢竟，納粹從未假裝善良。相反，共產黨人則吹噓其人道主義，數十年來欺騙了全世界數百萬人，因此犯下最大規模的殺戮卻不受懲罰。再者，納粹也沒有以意識形態儀式將其受害者斬盡殺絕；相反，共產黨人則通常強迫其獵物在簽字的口供里認〝罪〞，從而承認共產黨路線的政治〝正確〞。最後，納粹主義是個獨一無二的案例（墨索里尼的法西斯主義並不真正具有競爭力），而且它沒有向全球蔓延。相反，共產主義的普遍性允許它如癌細胞一般在全球擴散。

阿蘭.貝桑松（Alain Besan?on，譯者註：法國歷史學家）強力表達的最終立場是，殺人就是殺人，無論意識形態動機為何；對於同樣死去的納粹主義和共產主義受害者來說，這是不可否認的事實。漢娜?阿倫特（Hannah Arendt，譯者註：美籍猶太裔政治理論家）的《極權主義的起源》一書也表達了這樣的絕對對等性：兩種體制屠殺其受害者，並不是因為他們做了什麼（比如反抗這個政權），而是因為他們的身分，無論他們是猶太人還是富農。從這個角度看，一些人認為，小資產階級的〝富農〞一詞更有彈性，因此不如生物學上的〝猶太人〞一詞更有致命性；這種區分是無效的：社會階級和種族劃分同樣是偽科學。

不過，這些定性的觀點沒有一個能〝成為定論〞，這與通過實證確定的受難者人數不同。既然對於政治〝邪惡〞的程度沒有共識，一些研究人員會聲稱，所有的價值判斷僅僅是表達其持有者的意識形態偏好。

因此，這些〝實證主義〞社會科學家斷言，道德問題與了解過去無關。一個例子是，近來有一本書專門講述現代歐洲的政治告密風。該書的導論提供了一些很有意思的事實：1939年，蓋世太保僱用了7,500人，相比之下，NKVD僱用了366,000人（包括古拉格人員）；共產黨使告密成為一項義務，而納粹���則沒有。但該書並未從這些對比中得出任何結論，相反，卻告訴我們，在這兩種制度下，全體民眾被指定將告密作為〝日常實踐〞，並且這是為了自我晉陞的緣故，而不僅僅是意識形態的緣故。我們還被進一步���知，在革命前的俄國農村，告密之風盛行；在法國雅各賓派掌權時期、英國清教徒受迫害時期、西班牙宗教裁判所時期以及美國麥卡錫主義盛行時期，告密達到頂峰。其實，這篇導論中列舉的所有〝獵巫狂潮式〞的告密風確實有一些共同的特徵。

然而，問題是，這種觀點將無處不在的政治和意識形態簡單歸結為人類學問題。隨著這一目的的達成，編輯們泰然自若地向我們斷言，與漢娜?阿倫特的觀點相反，〝納粹／蘇維埃的相似之處〞還不足以使告密成為〝『極權主義』所特有的一種現象〞。更重要的是，納粹／共產主義制度與西方制度的差異〝不是定性的，而是定量的〞。由此暗示，把共產主義和納粹主義兩者的恐怖等量齊觀，實際上成了冷戰時期的謊言。這正是25年來基於〝修正主義〞和社會還原主義的蘇維埃學研究的意識形態潛台詞。

同樣地，這種就事論事的方法認為，共產主義的恐怖，並非特別具有共產主義性質，似乎納粹主義的恐怖也不特別具有納粹性質。所以，在人類學的大片灰色模糊的區域中，血腥的蘇聯實驗被普通化了；蘇聯只是普通改朝換代的產物，邪惡程度和任何其它政權不分伯仲。但這顯然是胡言亂語。要想對過去有任何真正的了解，我們必須回到道德判斷的問題上——事實上，作為人類，我們也必須這樣做。

道德主要是一個永恆真理或先驗規則（transcendental imperatives）的問題，然而，在20世紀，情況已不再如此。它首先是個政治忠誠的問題，也就是關於如何劃分左派與右派的問題。他們可大致定義為：一方以富有同情心的平等主義原則為優先，另一方則強調審慎的秩序。然而，這兩個原則都不能完全單獨應用而不摧毀社會體系。因此，一方面，人們面臨著追求平等的不可抗拒的壓力，另一方面，等級制度在功能上也有其存在的必要性，這令當今世界陷於持久的緊張之中。

在對共產主義和納粹主義的暴行進行任何量化評估時，正是上述這種局面，給予了共產主義對納粹主義永久的質的優勢。共產主義一開始就宣稱致力於實現普世的平等，而納粹只抬出了不知廉恥的民族利己主義。正是這一���徵，使納粹在西方國內政治中受到關注。在小的方面，它們的行為是可比的，但它們的道德光環是對立的。這樣，我們就涉及到辯論的關鍵點：一個��道德的人〝不會把左派視為敵人〞（no enemies to the left）。以此觀點看，抓住共產主義罪行的罪行不放，只會〝給右派以可乘之機〞——如果反共產主義的真實意圖確實不是反自由主義的話。

本著這一精神，《世界報》的主筆認為，《黑皮書》不合時宜，因為把共產主義與納粹主義等同視之，就消除了〝讓極右翼合法化的最後障礙〞。極右翼是指勒龐（Le Pen）。誠然，勒龐的政黨和歐洲其它地區散布仇恨的類似排外運動，代表著一種令人恐慌的新現象，這當然令所有的自由民主主義者感到擔憂。但絕不能由此得出結論說，共產主義的犯罪歷史應當被忽略或最小化。這樣的觀點，只不過是新的歷史條件下薩特（譯者註：其法語原名Jean-Paul Sartre，法國20世紀的哲學家，法國無神論存在主義的主要代表人物，西方馬克思主義最積極的鼓吹者之一）出名詭辯的變種。這種詭辯聲稱，應當對蘇聯集中營的罪行保持沉默，」pour ne pas descsperer Billancout」 [目的是不讓法國比揚古（Billancourt）的汽車工人陷入絕望]。對此，薩特曾經的同事加繆（Albert Camus）很久以前回應說，事實就是事實，否認它，就是嘲弄人性和道德的原則。

事實上，這種詭辯的持續存在，恰恰說明了《黑皮書》為何如此適時應景。那麼，究竟是書中什麼內容激起了反響？本書並未自稱具有獨創性。對於共產主義所造成的人員傷亡，它根據我們現今所知提供了一份清單。只要可能，我們都以檔案為依據，其它情況下則利用了可得的最佳間接證據，並適當考慮了量化的難度。而且，正是這份清單的嚴肅性賦予本書以力量；的確，當它帶領我們從一個國家來到另一個國家，目睹了一場又一場的恐怖時，累積的影響勢不可擋。

（待續）

（大紀元 ）

原文鏈接：《共產主義黑皮書》前言之二：雙重標準 - 情系中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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採訪：龔哲、林倩

翻譯、整理：龔哲

《東方历史評論》微信公號：ohistory

編者按：盡管地球表面的70%都被水覆蓋，但历史敘述卻一直是陸地中心論的。海洋史作為一個新興的历史學學科，試圖改變人們固有的思維方式，從海洋的視角出發重新講述世界历史。作為人們觀念中“大陸文明”的典型代表，海洋與中國文明之間的關系更是長期未得到足夠重視。如何從海洋的視角思考中國文明的過去和未來，是這個人類走向海洋的時代帶給我們新的智識挑戰。

林肯·佩恩（Lincoln Paine）教授是美國著名的海洋史學者，供職於著名的緬因州海事博物館，至今已出版專著5部，發表論文、書評百餘篇。他的《海洋與文明》（The Sea and Civilization: A Maritime History of the World）一書引人入勝地敘述了文明的興衰與海洋之間的聯系，敘述了人類航海事業的發展历程，是一部關於航海者的壯麗史詩。此書曾獲美國《選擇》雜志2014年度“傑出學術著作獎”，中文版已於2017年4月由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在上個月林肯·佩恩教授來華期間，《東方历史評論》對其進行了採訪，以下是訪談內容。

東方历史評論：什麼是海洋史？您認為海洋史的重要性體現在哪里？

林肯·佩恩：什麼是海洋史，這是作者和讀者在接觸世界海洋史之前都會面臨的問題。首先海洋史是世界史的一個分支，涉及對背景、態度、喜好各不相同的人群之間複雜活動的綜合研究，在地區、國家和區域層面上比傳統史學所做的劃分更為複雜。海洋史研究的前提，是通過研究發生在海上或與海洋有關的事件，為研究人類事務提供一種獨特視角。它的主題很多，包括船舶、貿易、移民、探險、海軍戰爭和海洋觀念等等。

許多事情都發生在海上，但卻長期被從事民族、地區和區域研究的傳統历史學家所忽略，這是我強調海洋史重要性、並寫作《海洋與文明》一書最重要的原因。如果不從航海活動的角度出發，人類历史上的許多事情都得不到有效解釋。還有一點非常重要，那就是海上發生的事情比陸地上要快的多。如果你觀察不同的移民方式，��發現在移動相同距離的情況下，在海上用幾個星期就可以穿行數千英里，在陸地上遷徙相同距離卻需要幾百上千年。在美國的西進運動中，許多人是乘船到達西海岸的，這在當時是一種比橫穿美洲大陸更快捷也更安全的交通方式。獲得通往海洋的道路意味著你能使用和發展航海技術，這能帶給你許多被固定在陸地上的人所不具備的優勢。

對於中國來說，有一點非常有趣，就是中國人常常將自己理解為是一個以陸地為基礎的民族，它的历史學家們也不斷地這麼強調。當然這個說法一定程度上是對的，但不像人們習慣上認為的那樣正確。原因在於，盡管政府曾主動採取措施限制海上貿易，中國沿海的居民依然在不斷地推動貿易發展。他們並不關心政府究竟說了什麼，因為他們有聚財的沖動。有的東西也只有通過貿易才能獲得，例如佛教寺廟中的必需品舍利子和香。有了消費者和消費需求，自然就會有人參與商業活動，這些商業活動被政府稱為“走私”，但對參與者來說只是貿易而已。政府對沿海地區也沒有直接有效的控制，因為他們不感興趣。中國在海洋進行的商業活動很容易被人們誤解和低估，即使在明清海禁的年代，中國東南沿海“沒有得到政權保護的商人”也在新加坡、印度尼西亞和菲律賓建立了自己的商業領地。在馬尼拉、巴達維亞和馬六甲，中國商人和工匠的數量遠遠超過了歐洲定居者。更不要說海上交流在中國文化的形成過程中所起到的重要塑造作用了。

到了近代，特別是19世紀的工業時代，但歐洲人開始發展處一套精密的戰船糢型時，才對中國造成了麻煩。海岸線被打開，中國在世界上的權力和影嚮力大幅下降，但這僅僅是到了世界历史的這個階段才發生的事情。說中國在近代遇到的問題是因為它不重視海洋也有些誇大。人們忘記了，即使在沿海受到了限制，中國依然成長為了一個非常巨大的帝國，清帝國向西擴張獲得了不計其數的領土。我們說青島、上海、香港、澳門都是歐洲人建立的城市，但中國人也同樣建立並發展了烏魯木齊，而且是頂著俄國人的擴張取得的成就。對於中國人來說，這一時期他們的興趣在陸地而不在海洋。總之，如果你僅僅從海洋的尺度看世界，你將會錯過一部分历史；但如果你忽略了海洋的尺度，你將會錯過甚至更大一部分历史。

東方历史評論：在公眾的历史觀念里，常常將古希臘等西方文明視作是海洋文明，而中國和印度等東方文明被視作是大陸文明或農耕文明。請問您是如何看待這種劃分的？

林肯·佩恩：我再次強調這是一種人為建構的劃分方式。人們得出這樣的結論是因為近代以來歐洲人在海上格外成功的時候，恰恰是亞洲人在海上不太成功的時期。這樣的結果最主要的原因是歐洲的政府對海上貿易更感興趣，而印度洋和東亞的力量則將主要精力放在了陸地上。在19和20世紀，種族優越論最清晰的物質表���就是海權，歐洲人有能力將自己的海上霸權延伸到海外，創造並維持在另一個半球的殖民帝國。這就帶來了一種非历史性的概括：希臘人和英國人是海洋民族，羅馬人和中國人是陸地民族。這是歐洲中心論世界觀在海洋史領域的表現，它掩蓋了要複雜的多的實際情況。以中國為例，蒙古貴族統治下的元朝在航海方面沒有任何問題。蒙古人很明顯不是一個海洋族群，沒有任何航海傳統，他們所使用的航海技術明顯要歸功於中國人。中國人絕對是具有海洋文化的，盡管這種文化可能只是地方性的，沒有轉變成一種全民性的文化。但世界上的很多地區也沒有一種全民性的航海文化，卻依然進行了許多成功的航海活動。

另一方面，人們強調中國從明朝開始實行的海禁政策，以此來證明中國的陸地屬性。中國人封閉了自己的海岸，將沿海居民內遷，認為這樣可以保護他們免受海盜的襲擊，說我們不需要貿易，也不想招惹外來侵略者。事實上這樣的政策並不是中國獨有的。“徵服者威廉”在1066年入侵英格蘭後，這位來自海洋的徵服者很快就被其他新的海洋徵服者的陰影籠罩。他擔心自己受到其他海上入侵者的攻擊，因此關閉了邊界，遷走了所有海岸上的居民，因為他們不想讓自己的民眾被擄走，不想耗費資源去保護他們。我們還知道，南美洲的西班牙人也曾經封閉他們的海岸線，從而保護自己免受那些來自加勒比海島嶼上的荷蘭人的侵襲。在1807年，參與拿破侖戰爭的英法雙方經常肆意扣留、徵用途經本國港口的美國船只。美國政府對此非常惱怒，卻又無力保護自己的商人。於是國會在托馬斯·傑斐遜總統的建議下通過了禁運法案，規定所有美國船只都不得駛往外國港口，從而保護商人不受別國侵犯。然而商人們對此並不在意，他們寧肯冒著被抓捕的危險也不願被完全禁止貿易。這一禁運政策的經濟後果是災難性的，港口貿易量大幅下降，經濟的蕭條持續了數年。在古典時代，希臘人通常被視為是一個海洋力量，而羅馬人被視為是陸地力量。但如果你閱讀亞里士多德和柏拉圖等希臘哲學家的著作，會發現他們非常厭惡海上貿易。柏拉圖認為，為了消除海上貿易中必然會出現的腐敗現象，城市的位置應該選在距離海洋至少15公里的地方。還認為海上貿易會影嚮農業發展，帶來異端思想、有害的宗教和道德觀念，總之是非常糟糕的。

總之，你完全可以指出一些中國人說過或做過的特定事情，然後說這是陸地文明或海洋文明的典型行為。但如果你觀察那些人們假定的“海洋文明”，會發現其實他們也在做同樣的事情。認為存在固有的大陸民族或海洋民族的觀念是荒謬的，它掩蓋了很多原本複雜的多的情況。

東方历史評論：既然如此，是什麼影嚮了近代以來東西方在海洋活動上的不同走勢？

林肯·佩恩：這是個非常複雜的問題，有太多因素都發揮了作用。有的因素來自中國自身，我剛剛提到了清代中國的西進，這在那個時代同樣是極為重要的。中國政府將自己的大部分能量都用到了這里，因此並不關心海上發生了什麼。從歐洲的角度看，歐洲的殖民主義從產生到高潮經历了幾個不同階段，其中西方真正全面占優的階段只發生在19世紀，這也是最野蠻、給今天留下的直接性負面後果最多的時代。這是快速工業化、對市場和原材料的追逐造成的。

在這一階段的殖民活動中，歐洲內部的競爭同樣造成了很多擴張。當時德國是一個新的參與者，在這之前它不但沒有參與殖民，甚至都還不是一個國家。從19世紀70年代開始，德國人宣布他們也要參與殖民，也要爭奪地盤。利奧波德二世的比利時也參與進來，再加上葡萄牙人、荷蘭人這些舊的力量，空前的刺激和競爭由此產生。世界上其他地區的消極因素固然很重要，但我認為你需要觀察這些歐洲的競爭者本身，理解他們為何要積極參與殖民並嘗試去控制更多。

東方历史評論：您在書中提到，近代歐洲海上擴張的一個重要特徵是商業與海軍政策緊密結合的“海商複合體”（naval-commercial complex）。您認為這種“海商複合體”對於近代歐洲海上力量的崛起有多重要？

林肯·佩恩：近代歐洲帶給了世界許多全新的文化和法律，其中有一項影嚮尤為深遠的新事物，就是統治者與商人之間不斷發展的共生關系。那些不斷地將大眾權力收到自己手中的民族國家政府利用其獲取的權力來推動海上擴張，建立更強大的海軍，同時利用這些海軍來保護或者擴展商業活動，這種糢式即是所謂“海商複合體”。

這種海商複合體的一個典型表現就是東印度公司。曾經有兩個主要的東印度公司——荷蘭東印度公司和比它稍早成立的英國東印度公司，但荷蘭東印度公司是真正先來到東方的那個。荷蘭東印度公司所扮演的角色是荷蘭政府海外政策的集中執行者，享有貿易、締結條約、宣戰等權力，基本上是作為政府的手臂，但它不參與到政府直接發動的遠徵當中。這些商人將自己武裝起來，組建海軍來保護貿易的安全，因為那時的國家政府還不像今天這般強有力。

後來隨著國家實現了一元權力，發展出其他更複雜有效的獲取財富方法，例如英格蘭銀行的建立。這些政府逐步將更多權力掌握到自己手中，收回了一些貿易公司的額外權力，例如宣戰等等，留給他們的本質工作只是從事貿易。於是你發現在19世紀，所有的東印度公司都破產了，貿易不再被壟斷。一些私人貿易者依然以公司的形式從事貿易，但他們不再像原來那樣具有軍事或外交職能。在歐洲擴張的初始階段，政府與私人企業幾乎是不可分辨的；後來政府就成了掌握和使用武力的唯一機構，而商人在做著完全不同的事情；到了21世紀，各國的海軍政策與海上貿易之間曾經盛行的緊密關系幾乎已經不複存在了。你可以對殖民历史的不同階段進行比較，它們非常不同，需要根據各自情況分別考察。

此外，殖民主義不僅需要從歐洲人自身的因素看待，也要從殖民地人民的實際情況來看。無論是印度尼西亞、西非、印度還是中國——盡管中國並不是真正意義上的殖民地，去看看殖民者和被殖民者之間事實上是一種什麼樣的關系。殖民力量要想存在，只有在被殖民的人們願意同他們合作的情況下才行。被殖民者願意同他們合作，是因為他們並不一定將這些殖民者視為是惡人，有時他們能從這種合作中獲得很大的好處。今天也是這樣，你能看到在很多事情上人們都有共同的利益關系，這些利益關系可能是跨民族的。

同樣，你也不能籠統的說，是英格蘭人在1500年到1950年間做了這些事情，因為英國並不自始至終代表英格蘭。英格蘭人會告訴你，他們是一個偉大的聯合王國，即使在政治上也是一個並不同質的統一體。如今越來越多人開始強調蘇格蘭人在英國海外擴張中的作用，這些不同的殖民參與者是如何行動的，這點非常重要。因此，我們不能僅僅以一套空洞的糢式來討論這些事情，我們需要從事實出發將其區別對待。

東方历史評論：剛剛談到了殖民的历史，西班牙和葡萄牙曾經是歐洲海上擴張的先鋒，後來他們的領先地位卻被英國人取代了，您認為是什麼造成了西班牙和葡萄牙海上霸權地位的衰落？

林肯·佩恩：這也是個非常複雜的問題。如果你閱讀那個時代的英文文獻，看看英國人是怎麼描述西班牙人的。你會看到其中充斥著“黑色神話“（Black Legend）”：強調西班牙人的腐敗、懶惰、糟糕的水手、低效的政府……英國人確實很不喜歡西班牙人，他們的記述中充滿了諸如此類的描寫，將他們描述的一無是處。美國人對西班牙人和葡萄牙人的評價也受到英國人影嚮。然而今年來的很多研究開始重新評估，西班牙到底發生了什麼？事實上，西班牙人在美洲的帝國比英國人多延續了一百年，英國人早在西班牙失去他們的殖民地之前就失去了美國，但西班牙人來到美洲要比英國人來這兒早100年。因此你很難簡單地說誰的殖民更加成功。我們今天是在西班牙帝國已經消亡或者衰落的時代來看历史，如果時間倒退回1550年，回到西班牙海上活動的全盛時期，你談論的會是一些完全不同的東西。

還有葡萄牙人。葡萄牙人從來都不在這個討論的範疇中，無論是人口還是海外殖民地的數量，葡萄牙人的帝國並不大，或者說他們從沒有建立過一個真正的殖民帝國。只有西班牙曾經急劇擴張過。葡萄牙人所致力於的，並不是建立��個領土廣袤的帝國，只是獲得一些小塊據點來從事貿易，例如霍爾木茲、馬六甲和澳門。他們盤踞澳門直到1999年，整整四百多年，對於這樣一個僅擁有少量人口的國家來說不是一件易事。他們每年只需派幾千人前往世界各地，取得的結果卻非常可觀，如今像巴西這樣的大國大部分人都是葡萄牙裔。 

東方历史評論：法國學者弗朗索瓦·吉普魯曾將13-21世紀的東亞和東南亞海域稱作是“亞洲的地中海”。認為這一時期的東亞存在一個與歐洲的地中海類似的海上活動圈。請問您是如何看待“亞洲的地中海”以及這種海洋史研究中的地中海範式的？

林肯·佩恩：我並不是地中海範式的粉絲。亞洲的海域與地中海沒有多少相似之處，有大量地理和文化上的理由可以說明這點。沒有人會把波羅的海叫做“北歐的地中海”，因此我認為“亞洲的地中海”是一種西方主義的手段，是一種方便西方人理解它而創造出來的概念。比起歐洲的地中海，東亞和東南亞海域在地理和文化上更加多元，在政治上也被過度簡化了——歐洲的地中海之所以作為“地中海”被單獨區別開來，是因為它曾經被一個單一帝國所統治，成為羅馬的地中海。但所謂亞洲的地中海卻從未以任何一種方式被一個單一力量統治過，它總是被成千上萬的較小勢力所競爭。即使在民族國家時代，你也能看到在朝鮮、日本、中國和東南亞的海域之間存在著巨大的差異。因此我認為作為一個历史空間，將它稱之為亞洲的地中海對於我們認識和研究它並沒有多少幫助。

當然，有一點必須值得註意，就是當1500年前後歐洲殖民者到達亞洲海岸的時候，這里確實已經存在一個非常古老且高度發達的貿易網絡。這點與美洲大陸完全不同。在西班牙人到來的年代，美洲在海洋貿易方面如同一張白紙，這里沒有預先存在的貿易體系，沒有港口城市和造船技藝，西班牙人可以自由地建立專屬的海運網絡，而且幾乎將其他人統統排除在外。亞洲的季風海洋則不同，歐洲人首先要適應和融入這里舊有的商業體系，與亞洲人合作，還要面臨東方帝國的競爭。許多葡萄牙人的船都由亞洲人掌舵，尋找亞洲商人作為代理商。相比美洲大陸，亞歐大陸東西兩端的居民有更多的相似性。他們都有較完備的國家機器、較高的識字水平和技術複雜度。美洲的原住民雖也有自己的技術、城市、王國和政府，但卻是與亞歐大陸完全不同的一套系統。亞歐大陸東西兩端之間的相似性比它們和美洲大陸之間的更多，但這種相似性也僅止於此。

東方历史評論：您在書中用相當一部分篇幅來描寫历史上的海上絲綢之路。如今中國也提出了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的構想，您如何看待這一構想的历史基礎？

林肯·佩恩：我不認為海上絲綢之路是否有历史基礎這件事情非常重要。我認為這是一個重要的標志，表明中國將積極參與到海洋活動中。當然這不是一個新的構想，從上世紀90年代起就有人提出過，但這不重要。重要的是中國的海上貿易網絡正在飛速發展，對海洋的重視日益提高。如果中國想在亞洲沿海獲得港口和貿易基地，例如在巴基斯坦，這里的人只會無比地歡迎他們。當然，英國在19世紀用更野蠻暴力的方式做過這些事情，美國在20世紀也做過同樣的事情。如今這樣的貿易網絡，如果中國不控制它就沒有別人能控制。從一個历史學家的立場看，這一戰略構想能讓中國人重新談論起海上絲綢之路，提醒中國公眾海上活動的重要性，以及他們與其他國家的海上交流已經有上千年的基礎。這能讓人們學到更多历史知識，我認為很好。

東方历史評論：您的書中較多涉及船舶制造、海上貿易和海軍海戰，對海洋觀念史涉及較少。如今中國南海地區形勢緊張，公眾對於海權問題的興趣越來越大。現代海洋法是怎麼來的，您能否給我們做更多介紹？

林肯·佩恩：是的，將海洋視為是等同於陸地領土的政治空間並加以劃分，強調不僅要對遠隔重洋的大陸進行政治控制，還要對海洋本身進行控制，這是一種歐洲擴張時代才有的新觀念。在西方的法學傳統中，羅馬法是一個重要的淵源。羅馬法對私人權利、公共權利和其他領域的權利進行了區分。海洋被認為是全人類的共有財產，任何人都可以在海上航行。盡管羅馬人也稱地中海為“我們的海”，但這不是對所有權的描述。

在中世紀時期的地中海，一些國家變得越來越強有力，特別是熱那亞和威尼斯，他們開始對海域進行劃界，將其據為己有，同時試圖確保所有的貨物都通過其港口，以便在港口徵收關稅和其他費用。這是中世紀的新發展。到了15世紀，西班牙和葡萄牙開始依靠教會的力量來劃定各自的海域和海權，於是有了各種各樣的分界線，例如教皇子午線。到了17世紀，荷蘭緊隨葡萄牙加入了對印度洋的競爭。作為後來者，荷蘭人對西葡兩國劃定的界線非常不滿，聲稱任何人都有權在任意海域進行航行或貿易。當時雨果·格勞秀斯（Hugo Grotius）撰寫了《海洋自由論》，詳細闡述了這一立場。英國人起初也贊成這一觀念，用來論證德雷克入侵西印度群島的合法性。但後來荷蘭人經常闖入北海的英國傳統海域捕魚，於是英國出現了另一位律師約翰·賽爾登（John Selden），他撰寫了與格勞秀斯針鋒相對的《海洋主權論》，宣布支持領海觀念，也贊成其他國家將各自的部分海域封閉起來。荷蘭人表示反對，說我們的貿易範圍是不受限的，我們想要自由的貿易和捕魚。然而當荷蘭人控制印度尼西亞後，所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告訴英國人說，你們不能在這兒貿易。慢慢的他們開始限制印度尼西亞的原住民，禁止他們在各個島嶼間活動，只有荷蘭人被允許從事壟斷貿易。格勞秀斯和賽爾登的著作可以被視為是現代海洋法的起源。

雨果·格勞秀斯

下一個真正的大變局發生在兩次世界大戰後，杜魯門總統宣布了美國在離自己海岸線200英里內海域的專屬經濟權，在這片海域內我們能探索石油、捕魚等等。其他國家認為這是一個合理的方案，於是宣稱了各自的專屬經濟區。如今中國南海並不太平，北冰洋也一樣，而且參與角逐的大國更多，不過影嚮這些海域爭端的海洋法只是過去六十年才形成的，即使追溯到格勞秀斯時代也只有400年而已。法律是永遠在變的，但它只會變得對那些能夠從中得利的人更加有利，這也是所有法律改變的方式。

東方历史評論：如今全球史寫作在历史學界非常流行，您是如何看待全球史和海洋史之間的關系的？

林肯·佩恩：海洋史的寫作方式很多，不一定非得是全球史，但很容易將海洋史以全球史的範式來處理。因為我們用來思考陸地历史的邊界概念，在海洋史研究中往往是糢糊的。在民族主義範式的陸地历史研究中，邊界的確立是非常重要的。但如果你要研究加勒比海地區的历史，你會發現英國、法國、荷蘭和西班牙人的領地邊界是相互交錯的。從區域角度講，如果荷蘭人要研究荷屬加勒比的历史，他們肯定要研究加勒比海上的荷屬島嶼。但這些島嶼有時候由荷蘭人控制，有時又屬於英國人或西班牙人，所以如果你只講荷蘭人的历史就會變得很迷惑。但現在，從區域視角出發的海洋史學家開始把大海和大洋盆地視作一個完整的研究單位。人們發現，加勒比海是一片屬於它自己的空間，這里島嶼之間的關系盡管會被各自歐洲母國間的決議所影嚮，但也有自己的發展邏輯和存在基礎。你不能只研究在荷蘭發生了什麼，還要研究在倫敦、巴黎、邁阿密、牙買加、巴巴多斯發生了什麼。這時我們會發現，這塊地區事實上與歐洲和加勒比海都有聯系，這里各種觀念的流動方式與你僅僅從宗主國或民族國家的視角看到的東西是截然不同的。

總之，海洋史研究要在沒有參照系的、易變而虛幻的政治邊界下進行，這使我們必須考慮跨文化和跨國度的聯系，這是一種明智的做法。到目前為止，如何對世界海域進行劃分，如何將其變成界限清晰的海灣、海峽和大洋並加以命名，仍然是一件爭論不休的事情。以陸地和政治邊界對世界大洋進行隨意劃分，本身就是一種冒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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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eyourselfchulanmaria]

▪︎ Only someone who is ready for everything, who doesn't exclude any experience, even the most incomprehensible, will live the relationship with another person as something alive and will himself sound the depths of his own being.

▪︎ If your daily life seems poor, do not blame it; blame yourself, tell yourself that you are not poet enough to call forth its riches; for to the creator there is no poverty and no poor indifferent place.

▪︎ The only sadnesses that are dangerous and unhealthy are the ones that we carry around in public in order to drown them out with the noise; like diseases that are treated superficially and foolishly, they just withdraw and after a short interval break out again all the more terribly; and gather inside us and are life, are life that is unlived, rejected, lost, life that we can die of.

▪︎ If you will stay close to nature, to its simplicity, to the small things hardly noticeable, those things can unexpectedly become great and immeasurable.

▪︎ I beg you, to have patience with everything unresolved in your heart and to try to love the questions themselves as if they were locked rooms or books written in a very foreign language. Don’t search for the answers, which could not be given to you now, because you would not be able to live them. And the point is to live everything. Live the questions now. Perhaps then, someday far in the future, you will gradually, without even noticing it, live your way into the answer.

─ Rainer Maria Rilke 《Letters to a Young Poet》

[meitukong]

| 微信第一風尚自媒體 |

範主說：低調，低調。

（商務範出品，轉載請註明）

維（奚）密（夢）大（瑤）秀（摔）落（跤）幕已經兩天了，網絡上與維密&超糢相關的話題仍有一定的討論熱度。

今天，福布斯公布了2017年度最賺錢超糢榜。讓吃瓜群眾大吃一驚的是——

“金·翹臀珊”同父異母的妹妹，真人秀出身的社交網紅超糢Kendall Jenner↓

以2200萬美元的年收入

（也就是我幾輩子的收入吧）

打破了連續15年穩坐”超糢首富”寶座，年收入1750萬美元的Gisele Bundchen↓

成為了2017年最賺錢（diǎo）的糢特

真是一個”網紅”當道的時代啊罒ω罒。

而wuli人見人愛，花見花開的表姐劉雯，作為唯一上榜的亞洲糢特，依然穩坐榜單第8名，年收入650萬美元。

回想起今年9月福布斯最賺錢中國明星榜單中，前五名範冰冰、鹿晗楊幂等人分別以2-3億收入登頂的數字來看…

還是做明星賺錢啊！

emmmm…支持奚夢瑤進軍娛樂圈(oﾟ▽ﾟ)o。

不過今天，範主不是來講哪個中國糢特賺錢最多，而是來看看哪個中國糢特最專（低）業（調）。吃瓜群眾們，小板凳都搬起來呦~

劉雯

作為MDA（Model.com）New Supers榜中唯一的亞洲面孔，劉雯的實力是有目共睹的。國際T台上，她與Karlie Kloss、Kendal Janner、Miranda Kerr同等級別，就連網站對她的介紹也是”China’s biggest supermodel”。

在微博上，她有2000萬+粉絲，個人簡介十分謙虛低調，只有”糢特劉雯”四個字。

範主有的時候其實還蠻佩服表姐的，她經常活躍在大眾視野中，活動行程炒雞滿（總是能在Chanel與Vogue的活動中遇到表姐），但糢特事業從未受到過影嚮。

先來感受一下大表姐的台風

↓↓↓

今年是她第六次為維密走秀，很多人吐槽表姐的毛球翅膀吃藕，但是範主覺得表姐駕馭的很好，朋克天使Leomie Anderson的互動也讓人印象深刻。

除了維密，光是今年9月的米蘭&紐約時裝周，劉雯就走了四場。從左至右依次為Tod’s、Bottega Veneta、Michael Kors和Anna Sui。

今年美版Vogue三月刊請了七位灸手可熱的超糢演繹，封面大片一排美腿，其中唯一的中國面孔就是劉雯。

還給比維密貴好多的內衣品牌LA PERLA做代言↓

這幾年真人秀節目火到不行，很多明星都在真人秀中”蹭流量+撈金”。但表姐除了2015年很有話題度的《我們相愛吧》，之後就很少出現在真人秀節目中。

2016年一整年也只參加過一期《天天向上》和一期《全員加速》。

大部分時間還是投身到秀場、各種廣告拍攝和品牌活動中。

生活中的表姐經常喜歡發一些”歲月靜好”的圖片，每次看表姐微博或INS都覺得非常舒服，沒有網紅的浮誇畫風。

孫菲菲

MDA中，孫菲菲列位於Industry Icon。在中國超糢中，她是最低調的一個，很少活躍在大眾視野中。

微博介紹”國際超糢孫菲菲，2008年世界精英大賽季軍”，有460萬+的關註。

Elite精英糢特大賽可不是《天使之路》這樣的選秀節目，也比新絲路糢特大賽逼格高了許多檔，Naomi Campbell、Gisele Bundchen都是從這里走出來的。

中國區總冠軍、全球季軍的名次已經是孫菲菲實力最好的證明。

在MDA的Trending榜單中（一個幹大事糢特的榜單，最為吸睛的就是孫菲菲↓

因為就在一周前，孫菲菲拿下了雅詩蘭黛的全球代言人，比大幂幂的”亞太區代言人”還是高了很多個level的。不愧是低調的”藍血鹿”。

之前表姐劉雯也是雅詩蘭黛的全球代言人。孫菲菲與劉雯私下里也是很好的朋友。之前劉雯代言雅詩蘭黛時，孫菲菲還在微博上”調戲”表姐在第五大道的廣告牌↓

兩個人走的路線也都是國際化高端路線，還都很踏實低調，算是”志同道合”啦。

而且孫菲菲平時微博的畫風也都”雲淡風輕”，經常是裸妝出鏡，做做陶藝、逛逛花市。就像是文藝小女生愛做的事↓

偶爾還曬一曬她的攝影師男友，和普通的情侶一樣甜蜜恩愛，這波狗糧範主吃下了。

今年，孫菲菲已經上了兩次Vogue China的封面。

作為首位登上意大利版《VOGUE》開年刊單人封面的中國糢特，孫菲菲的國際影嚮力非同一般。

不只是代言雅詩蘭黛。2013年7月，孫菲菲就拿下了Prada 2013秋冬女裝代言，成為品牌首位亞洲代言人。

去年又拿下了Valentino 2017的春夏廣告，

2014年孫菲菲出席Met Ball紅毯，一席Tory Burch藍綠色禮服端莊高雅，連續兩年都被評為Met Ball紅毯最佳著裝。

雖然不走維密，但Hermes、Chanel、Louis Vuitton、Dior、Balmain、Balenciaga、Lanvin、Prada…孫菲菲走過的國際大牌數不勝數。她��上有一種雲淡風輕的冷靜氣質，將High Fashion的高級感表現得淋灕盡致。

雎曉雯

而去年才首次在維密亮相的雎曉雯，這幾年在High Fashion領域的表現則一直不錯。在MDC中同樣列位Industry Icon。

雎曉雯的微博粉絲只有90萬+，她的介紹也和表姐一樣，十分低調的”糢特雎曉雯”↓

雎曉雯的長相不算是糢特圈又美又仙的類型，眼睛小、眼距寬，與何穗站在一起分分鐘被”秒殺”↓

有時還會讓人想起鼻祖超糢呂燕↓

但鏡頭前的雎曉雯有著精靈一般的表現力↓

為《T Magazine》拍攝的封面大片別有一番韻味。

動態表現力直擊心靈，一個”波浪眉”一個眼神就讓人印象深刻。

去年，雎曉雯還得到L’Oreal Paris的全球代言人，逼格也是蠻高的。

今年的維密大秀也表現得很好，身材比例也很棒，Pink系列活潑青春的風格很適合她，之後的糢特之路定是前途無量。

秦舒培 & 何穗

在MDA中，Money Girls中也有兩個級別，分別是級別較高的Contract Girls和級別較低的High Earners。其中，秦舒培和何穗都是在Contract Girls之中。

因為與陳冠希和前夫的情感問題，以及在微博上”手撕林志玲”，秦舒培仿佛自帶”八卦體質”，大家對她的評價也褒貶不一。

微博上粉絲關註的人數和其他人比不算多，只有150萬+，簡介為”超級名糢秦舒培”。

2010年秦舒培首度進入MDA Top50榜單，給人留下印象最深刻的要數2012年參加維密大秀，扮演”豹紋小貓”。

當時還流傳出她與秦舒培PK表姐劉雯完勝的帖子，也是醉醉的↓

在代言方面，秦舒培2010年成為了美寶蓮全球代言人↓

曾���是第一個與Karl Lagerfeld一同為Chanel高定謝幕的中國糢特（2009年秋冬高定）。

今年還和Karlie Kloss、Martha Hunt一起為Swarovski 2017春夏拍攝了一組時尚大片↓

最近在《天使之路》中，也擔任過兩期的評委。感覺當了媽媽之後的她，更加溫柔穩重了，還是蠻有氣質的，對於選手的評價也都很中肯。

微博上何穗有450萬+粉絲，簡介是”國際超糢何穗”↓

何穗則一直都是維密的”親閨女”。從2011年開始，何穗已經連續走了7年維密。

而且從2015年，每次大秀都是兩套翅膀；每次還都分到很美很仙的衣服，讓人羨慕不已，當然她本人甜美的氣質也最適合走仙女路線。只不過今年年底仙女照好像得罪了攝影師，表情也是一言難盡…

從2013年起，何穗成為資生堂全球代言人，雪一樣的肌膚，讓人無法抗拒啊…

2011年Ralph Lauren秋冬秀場上，無論是簡潔的黑白配，還是濃艷的中國風刺繡西裝，何穗都演繹的十分完美，霸氣而不失柔美的女性特質。

封面大片也經常驚艷了範主。

不過近幾年，何穗的糢特人設一直沒有突破”維密”的甜美風，似乎離High Fashion的”高級風”漸行漸遠。

這幾年綜藝節目也頻頻見到她的身影，《今天吃什麼》、《奔跑吧兄弟》、《我的新衣》、《青春旅社》、中都有她的身影。

奚夢瑤

奚夢瑤的微博上已有580萬+的粉絲關註，自從維密秀場摔倒之後，粉絲數量增長了許多。她在微博上簡介為”超糢”。

作為MAC Money Girls中High Earners等級的糢特，奚夢瑤在國際超糢的等級上，並沒有上面幾個糢特高。

但2010年，奚夢瑤為Givenchy高定走秀，在時尚圈引起很大關註↓

同年拿下Givenchy 2010年秋冬季廣告，成為品牌啓用的第一位亞洲糢特，起點還算蠻高的。

Christian Dior、Elie Saab都對她青睞有加↓

還曾在俄羅斯品牌Valentin Yudashkin秀場上穿過透視裝走台↓

2013奚夢瑤登上維密的舞台，連續走了五年，在第三年就拿到了翅膀，Pink環節表現尚佳，”天使之路”也算走的蠻順的。

這次奚夢瑤的服裝算是中國軍團中最美的一件了，她搞了一個”大事件”…大概是無緣下一次維密了。

不過奚夢瑤最近幾年本身也有些”心不在焉”，頻頻出現在各種真人秀節目里，還投身到電影事業中，想必留給專業訓練的時間也會少了許多。

個人形象也越發從”超糢”向”網紅”傾斜，年初給男人裝拍了一組大片，畫風也是略迷醉，與往日超糢風格的時裝硬照相差甚遠。

不過奚夢瑤這幾年也算是攢下了好人緣，與圈內明星交友甚好。這次摔跤大家紛紛力挺她。

謝娜以”腳傷”為名為她解釋↓

袁弘更是搬出了胡歌當年在紅毯摔倒一事來安慰她。

走”賣慘”人設路線，也引起不少網友質疑。

[fenghuileng]

習近平，給你推薦一篇拍案叫絕的好文(圖)

大陸直連看禁聞:https://j.mp/jproxy

梁新

這是中國共產黨在另外空間的狀態。

【人民報消息】習近平，今天看到一篇好文《共產主義不是出路而是絕路》，對你實現復興中華民族之夢絕對有指導作用。

2007年十七大，你被指定為胡錦濤的接班人，並擔任他的副手。在那五年里，你對高層的情況基本熟悉了，心裡基本知道誰是什麼人，他跟著誰跑。

2012年11月十八大，你接任中共黨總書記和中央軍委主席職位，2013年3月全國人大會議你接任國家主席和國家軍委主席職位。經過了難以想像的拼搏，躲過了一次又一次的暗殺。

2016年10月24日到27日在北京京西賓館召開中共十八屆六中全會，會議公報宣告：「全黨同志緊密團結在以習近平為核心的黨中央周圍」。有評論說，樹立「習核心」意味著政治和機構改革的大後退，習近平將建立毛鄧式的強人政治。

如何解釋「強人政治」？就是一言九鼎。實際上一言九鼎也好，強人政治也好，都是中性詞，「順天者昌、逆天者亡」才是真正的標準。所以，關鍵是看這個強人往哪邊強，是順著天理強，還是逆著天理強。

走到今天這一步，習近平，你成了「習核心」，有些人忿忿不平。他們並不知道這個稱號對你來說是個雙面刃。「核心」意味著終身責任制。

你若走正了，你站在神的一邊，就能名留青史，並得到榮耀；你若走歪了，你與神背道而馳，還不是遺臭萬年那麼簡單，因為這是個前無古人、後無來者的時代，宇宙在更新在淘汰，每個人都給機會，每個人的生命都只有這一次機會！

中國有句話是「捧殺」，你的權力越鞏固，從某種意義上講你越危險，因為那些無法撼動你的力量會變個手法來謀殺你，來躲過你的清理，那就是整天向你獻忠心、捧你。很多人就是這麼被捧殺的。

1949年10月中共非法建政時你還沒有出生，你出生於1953年6月，這個時候毛岸英的「蛋炒飯」都過去了，很多次運動你都不知道，等運動到你父親頭上時，你小小年紀13歲就成了鬥爭對像。那個時候沒有人會想到有一天你會成為「核心」。這可不是真讓你當邪黨的核心，而是讓你有能力解體它，而不是改造它。你改造不了的，在另外空間，中共有它的實體，是一條紅色惡龍。在人的空間，它的表現形式是個黨組織。

2月9日，我看到大紀元編輯部的一篇特稿《共產主義不是出路而是絕路》，令人拍案叫絕。特此推薦給你，如下：

共產主義不是出路而是絕路 ──大紀元編輯部特稿

一百多年前，共產主義的幽靈在歐洲上空出現。從《共產黨宣言》的發表、巴黎公社的出現，到蘇聯、中共等共產黨政權的建立，共產主義思潮曾泛濫一時。人類意識形態領域形成了共產極權制與民主自由制兩大絕然對立的陣營。

一百多年的歷史顯示，共產紅潮所到之處，伴隨著戰亂、饑荒、屠殺和恐怖。共產運動重創了人類幾千年的文明，造成了一億人的非正常死亡，更多人遭受肉體與精神的苦難。「人間天堂」的假說，將十幾億人帶入了「人間地獄」。其對信仰的迫害、對道德價值的摧毀、對生態環境的破壞，造成了惡劣而深遠的影響。

共產主義學說和共產黨體制，本是人類在過去探尋出路，希冀化解危機。但事實證明，它非但不是解決問題的出路，反而給人類帶來了巨大的災難，把人類引向毀滅。

在共產主義逐漸瓦解的今天，仍有不少人對此種學說抱有幻想，甚至有人抵制它的消亡，共產主義思潮在自由社會中仍以不同方式出現。因此，辨識共產主義意識形態的本質，杜絕共產思潮之禍害，對所有國家和個人都至關重要。

一、共產主義的產生

共產主義的出現和傳播與人類社會的兩個重大變化有關。其一是工業革命。在工業化國家裡，經濟危機周期性爆發，每次都造成大量工人失業、通貨膨脹、企業和銀行破產，社會貧富分化嚴重，社會的矛盾也在不斷激化。人們在苦悶旁徨中掙扎，對現實感到失望，從而進行反思，而當時的政治、經濟、社會政策與機制還無法提供一個很好的解決辦法。在這種背景下，社會主義思潮漸漸興起。它把矛盾根源歸咎於私有制，認為僱傭關係是赤裸裸的剝削關係，而社會主義的一個目標就是要消滅私有財產、消滅「階級差異」。馬克思和恩格斯斷言，資產階級和無產階級的矛盾只能日益尖銳，資產階級必然滅亡，因此提出要用暴力推翻全部現存的社會制度。

第二個相關事件是1859年《物種起源》的發表。進化論假說，推動人背離對神的信仰。共產黨把「物競天擇」的理論帶入階級鬥爭之中，使「鬥爭」成為共產黨維持政權的手段和動力。在追求經濟平等的驅動下，共產主義所描繪的烏托邦幻景迷惑了不少追隨者。

共產主義運動起源於19世紀西歐的工人運動，以卡爾·馬克思所著的《資本論》、《共產黨宣言》為理論基礎。自從1917年蘇俄共產黨誕生後，共產黨政權在多國相繼建立，它們發動暴力革命，在各地製造了連續不斷的衝突和動蕩，並且深刻地影響了世界範圍的社會秩序。

追求美好本是人之天性，無可厚非，尋求解決問題的可能方法亦屬正常，但是，共產主義宣揚無神論，宣揚階級鬥爭、仇恨與暴力，摧毀人們幾千年來的信仰、文化與傳統，則將人類引向了一條災難之路。

二、共產主義的背後

《共產黨宣言》開篇寫道：「一個幽靈，共產主義的幽靈，在歐洲遊盪」。共產主義並非光明的學說，它起源於黑幫組織，實質信奉魔教。它背後是魔鬼的化身。

據美國國會圖書館館長、著名歷史學家詹姆斯．畢靈頓等學者的系統研究，共產黨起源於18世紀德國巴伐利亞的光照幫（Bavarian Order of the Illuminati），光照幫幫主亞當．魏薩普（Adam Weishaupt，1748-1830）是個魔教信徒，信奉撒旦路斯弗（Lucifer）。「正義者同盟」，便是光照幫滲透和控制的一個外圍組織。1847年6月，「正義者同盟」在倫敦召開第一次大會，宣布改名為「共產主義者同盟」。同年11月，共產主義者同盟「委託」馬克思和恩格斯撰寫宣言。次年2月21日，《共產黨宣言》出版，共產運動開始興起。

光照幫的邪教綱領以及「為達目的不擇手段」的教義均被共產黨完全繼承。例如，《共產黨宣言》宣稱：「共產黨人不屑於隱瞞自己的觀點和意圖。他們公開宣布：他們的目的只有用暴力推翻全部現存的社會制度才能達到。」列寧曾說：「我們必須使用所有詭計、陰謀、欺瞞、狡詐、非法手段、隱蔽手段，並掩蓋真相。」

殘暴與欺騙，是共產黨政權的共性。共產主義學說，以創建「人間天堂」蠱惑人心，實際卻敵視人類。對人類的仇視，是所有共產主義思想「導師」的共同特點。近年披露的文獻和學者研究顯示，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都是撒旦的信徒，或者說皮相為人，撒旦為魂。

1. 信奉魔教的馬克思

卡爾·馬克思早年是基督徒，但是在大學期間加入了由喬安納·薩斯卡特（Joana Southcott）���持的撒旦教會，成為魔教的一員。

馬克思在給父親的一封信里寫道：「一層外殼脫落了，我的眾聖之聖已被迫離開，新的靈必須來進駐。」而馬克思的兒子艾德加於1854年3月21日寫給他的信中，開頭一句竟然是「我親愛的魔鬼」。

此外，馬克思在詩作和所創作的劇本中幾次寫下「渴望向上帝復仇」，並多次流露出對世界的「仇恨」。例如，他在《絕望者的魔咒》詩中寫道：「在詛咒和命運的刑具中，一個靈攫取了我的所有；整個世界已被拋諸腦後，我剩下的只有仇恨。」

馬克思學生時代寫過一部劇本《Oulanem》，其中宣稱，他為了將人類拖入地獄而存在。他寫道：「我年輕的雙臂已充滿力量，將以暴烈之勢，握住並抓碎你──人類。黑暗中，無底地獄的裂口對你我同時張開，你將墮入去，我將大笑著尾隨，並在你耳邊低語：『下來陪我吧，朋友！』」

馬克思仇視德國人、中國人、猶太人，認為他們都是「小販」。他稱俄國人為「飯桶」，稱斯拉夫人為「垃圾人種」，是「反動」種族，應該立即在世界革命風暴中毀滅。他稱人類是「垃圾」，他們「粗言穢語」，是「一群混蛋」。

一方面，馬克思在���作中聲稱為無產階級奮鬥，另一方面他卻稱無產階級的人為「蠢蛋、惡棍、屁股」，稱黑人為「白痴」。

實際上，馬克思憎恨所有神明，他並不信奉「共產主義」。他只不過是利用「共產主義」為圈套，引誘無產階級和知識分子去實現撒旦教的理想而已。最具諷刺性的是，對於共產黨的綱領性文件──《共產黨宣言》，馬克思稱之為「糞──污穢之書」。

2. 殘暴的列寧

1917年「二月革命」後，流亡在外的列寧回到俄國，發動「十月革命」政變，推翻了臨時政府，奪取了政權。共產主義對人類的仇視，從蘇共這裡開始演變為實實在在的暴政和屠殺。

如同馬克思、恩格斯信奉撒旦教一樣，青年時的列寧也是如此。列寧的親密朋友兼同事托洛茨基在其寫的《青年列寧》一書中提到，列寧16歲時，曾��頸上扯下十字架，向它吐口水，再將它踩在腳下──這是撒旦教中常見的一種儀式。作家阿麗德娜多次見過列寧，她寫道：「列寧是個邪惡的人，他長著一對狼一樣的邪惡的眼睛。」

「對革命而言，保證成功的可靠手段是消滅統治階層和文化階層。」列寧奪權後，便依此行事。1917年，他親自建立了秘密警察組織──「契卡」（即「肅清反革命及怠工特設委員會」，「克格勃」前身），並授予其全權逮捕、偵查、判決和執行的絕對權力，推行紅色恐怖政治。1918年，蘇俄建立了第一個勞改營，此後勞改營的數量在蘇維埃俄國和後來的蘇聯大幅度增長。

列寧親自發起並由政治局集體決定，將一大批具有很高文化水準的知識分子驅逐出境，還鎮壓了要求實行自由選舉、自由貿易等的喀琅施塔得水兵。1922年，列寧在黨的十一大上表示：「凡是公開宣傳孟什維克主義者，我們的法庭應一律予以槍決。」同年8月蘇共通過了《關於行政驅逐》法令，至當年年底，有二百多萬人被驅逐或被迫逃亡國外。

列寧的殘暴，還表現在其對沙皇尼古拉一家實施滅門槍決。1918年7月，被關押的末代沙皇尼古拉一家未經審判，就被蘇維埃執行委員會下令開槍打死，共有11人被處死，屍體經過焚燒和硫酸毀容。而正是這個沙皇，在列寧流放期間，給予了他寬鬆自由的生活條件，每月還為他提供8盧布的津貼。

俄國思想家普列漢諾夫看出了列寧殘忍狂暴的面目，他臨終時口授了一份《政治遺囑》，其中提到，「列寧為了達到既定目標什麼都幹得出來，如果有必要，他甚至可以同魔鬼結盟。」「列寧為了把一半俄國人趕進幸福的社會主義未來中去，竟能夠殺光另一半俄國人。」

3. 獨裁者斯大林

斯大林是列寧的繼任者。他曾說：「最大的歡樂就是和一個人發展友誼，直到他信任地把頭靠在你胸口，你就可以一刀插在他背上──這是無與倫比的快樂。」

斯大林15歲時開始信仰馬克思主義，背棄神，走向撒旦。日後，當斯大林以革命者的身分進行寫作時，他用的第一個筆名是「惡魔」，另一個筆名則是「惡魔般的」。

1912年，「斯大林」成為其新的筆名，意思是「鐵人」。就連列寧都說，斯大林是「黨內最冷酷無情之人」。而蘇共黨內的重要領導人布哈林曾這樣評價斯大林：「他不是人，而是魔鬼。」

1930年，蘇聯建立了「古拉格」，即蘇聯「勞改營管理總局」。蘇聯勞改營後來成為各社會主義國家勞改營的典範。這些勞改營因為極端惡劣的條件而臭名昭著。在斯大林1953年去世前，全蘇聯共有勞改營170所，遍布各個地區和角落。據統計，在1930年至1940年間，由於飢餓、勞動強度過大、遭受非人待遇等，有50多萬名古拉格勞改犯死亡，包括許多詩人、作家、學者、科學家和藝術家。

在斯大林統治時期，發生了餓死800多萬人的大饑荒。上世紀30年代的大清洗演變成對黨、政、軍、中央、地方幹部的全面清洗和鎮壓，共有200多萬人被鎮壓。據蘇聯政治局委員雅科夫列夫的估算，死於斯大林暴政的人數約為2000萬。

4. 暴君毛澤東

毛澤東，是中共供在「神壇」上的暴君。毛澤東一生都喜歡整人，他與馬克思、列寧、斯大林同樣嗜好暴力。毛澤東好鬥，「與天斗，其樂無窮；與地斗，其樂無窮；與人斗，其樂無窮」，「鬥爭」，給中國帶來了無窮的災難。

毛澤東執政期間，發動了一波接一波的政治運動：土地改革、鎮反、三反五反、整風反右、大躍進、反右傾、文化大革命。這些荒唐而瘋狂的運動，造成數以百萬甚至上千萬中國人的非正常死亡，同時毀滅了中華傳統文化，破壞了中國社會的道德根基，可謂慘絕人寰。

1957年，毛澤東訪問蘇聯，當時世界上幾乎所有的共產黨都派了代表到莫斯科參加會議。毛澤東在會議上公開講：「大不了就是核戰爭，核戰爭有什麼了不起，全世界27億人，死一半還剩一半，中國6億人，死一半還剩3億。」

毛澤東肆無忌憚地說出了一個真相，那就是共產主義者對生命的漠視。共產黨的暴力傳統是一脈相承的。只要共產黨存在，它的暴力本質就不會改變。

縱觀數千年的歷史長河，人們都普遍敬畏上天、信仰神明，相信有天理在衡量人間的善惡。因此，人們能夠珍視生命、心懷惻隱、約束自己的言行，這對維持人類的道德水平與社會秩序起到了重要的作用。然而，共產黨卻要從根本上打掉人們對上天與神佛的信仰，而把那些狂妄兇殘、毫無道德底線的領袖們推上神壇，頂禮膜拜，並用政權權力強制執行，如毛澤東要人民不信神而信他。這是徹底的魔教表現。

根據《共產主義黑皮書》的統計，在20世紀，共產主義革命的死難者，在全球總計為近1億人，其中蘇聯2000萬、中國6500萬、越南100萬、北朝鮮200萬、柬埔寨200萬、東歐100萬、拉丁美洲15萬、非洲170萬、阿富汗150萬，死於未掌權的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約1萬。許多學者認為，以上數字要低於實際死於共產暴政的人數，如中國至少有8000萬人。

如果不是魔鬼上身，如果沒有對人類的極端仇恨，怎麼可能製造這樣大規模的屠殺？而且這樣的悲劇發生在幾乎所有共產黨執政的國家裡。在正常社會中，這些共產黨的領袖們早已被視為十惡不赦的殺人魔、變態搶劫犯。所以，共產黨在組織形式上是流氓黑幫，背後是魔鬼的化身。

三、共產主義的「黨國體制」

共產主義體制實行的是黨高居於國家之上的「黨國體制」。共產黨在整個國家體系中無處不在，黨凌駕於一切行政機構、宗教團體和社會力量之上。黨是真正的決策者。黨控制著一切經濟資源、個人發展機會甚至人的思想。黨性高於人性，黨的需要高於一切，黨的正確性不容挑戰。

但是，黨的領袖們也知道自己不可能永遠正確，因而，他們只能用不斷的清洗和製造恐怖來消除那些指出他們錯誤的聲音。在共產黨的早期，他們會給對手扣上「修正主義」、「托派分子」、「反革命」等帽子，現在的罪名則「與時俱進」地變成了「煽動顛覆國家政權」。

毛澤東自己明明認識到「大躍進」犯了左傾冒進的錯誤，可是，當彭德懷指出這種錯誤時，毛就必須把彭德懷打倒。其背後的邏輯很簡單──如果彭德懷比毛澤東更正確，那麼彭德懷就更有資格領導人們奔向「共產主義天堂」，毛就應該把最高領袖的位置讓給彭了。所以當你提出與最高領袖不同的意見時，「篡黨奪權」的帽子，非你莫屬。

「文化大革命」時，劉少奇被打倒，也是因為他在1962年的「七千人大會」上，向黨的各級幹部證明了他比毛更正確。毛因此不得不退居二線。但是，當毛一旦捲土重來，劉就必須被置於死地。

由於共產黨在執政過程中錯誤不斷、罪行累累，欠下了無數血債，因此中共隨時都有失去權力的不安全感，尤其恐懼在失去權力後被追究罪責。

這種「不安全感」決定了共產黨必然會監視自己的百姓（如喬治·奧威爾在《1984》中所描述的「老大哥在看著你」），建立「一言堂」宣傳系統以美化自身，為自己的暴行辯護並禁止百姓發出聲音；在內部強調「黨性」，以保證領袖的意志可以貫徹執行；通過洗腦教育奴化人民，讓人民誤以為除了「黨的領導」別無出路等。

四、對內的鎮壓

「黨國體制」的建立，離不開暴力和謊言。對內鎮壓人民，是共產黨政權的通用手段。

「十月革命」後， 1917年11月，全俄立憲會議選舉舉行，列寧的布爾什維克只獲得了四分之一的選票。於是惱怒的列寧用機槍解散了立憲會議，開始用暴力清洗反對派和被懷疑為潛在反對派的所有人，執政的第一個月就殺死數十萬人。

1918年6月，蘇聯強制實行共產主義政策，導致經濟大崩潰。大陸學者的研究論文記載，「到1921年，俄國的重工業產量只有戰前1913年的20%。1918年至1920年，彼得格勒失去75%的人口，莫斯科的人口也減少了50%。」

為了壓制民眾的不滿，列寧決定實行恐怖統治，僅僅從1918年到1922年2月，殺人不少於200萬。斯大林上台後，更開始了令人談之色變的大清洗。從政府到軍隊，一半以上的黨員被逮捕、清洗，軍隊高級將領從元帥、一級集團軍將領、二級集團軍將領到軍長、師長，每級軍官被槍斃的比例都超過百分之六十，甚至達到百分之百。

如此清洗運動，在中國也同樣發生過。從毛澤東奪取政權後不久製造的「高崗事件」，一直到「文化大革命」，不僅那些替中共打下江山的人難逃噩運，大量的普通人也在整肅中家破人亡。

共產主義信奉的是弱肉強食的「社會達爾文主義」。最高權力不需要民主選舉的授權過程，也不需要中國古代的「君權神授」的神聖加冕。只要誰在暴力和欺騙上技高一籌，誰就可以戴上最高權力的王冠。

所以，從斯大林、毛澤東、江澤民到金正恩，因無「安全感」而懷疑、因懷疑而清洗、因清洗而屠殺、因屠殺而更無「安全感」，共產權力的運作便進入了一個死循環。

1999年，當上萬名法輪功修鍊者聚集在中南海紅牆外和平請願，希望擁有信仰自由和煉功自由的時候，江澤民出於對權力的不安全感發動了持續至今的傾國家之力的對法輪功的迫害。江澤民在當晚寫給政治局的信中，連法輪功是什麼都沒有搞清楚，通篇都在講煉法輪功的人太多了，擔心幕後有高手指揮、有敵對勢力在背後等。這些杯弓蛇影的猜測，便是江澤民的鎮壓理由。

到了2011年，中共用於國內鎮壓的「維穩」費用超過軍費開支，足以說明中共和百姓處於戰爭狀態。中共認為，鎮壓百姓需要投入的資源比對外保衛國家領土和主權所需的資源更多。

共���黨的屠殺機器一旦開動，便難以停止。只能用更大的屠殺來製造更大的恐怖，以恐嚇人們不去追究上一次屠殺的責任。在恐懼中，人們的不滿雖然會被暫時壓下，但是，下一次爆發只會更加猛烈，而這又將導致更大的屠殺。這就是共產黨暴政解不開的魔咒。

五、對內和對外的欺騙

單純依靠暴力的政權難以持久，於是，謊言出台，成為中共暴力的潤滑劑。凡是維持政權較長時間的共產黨，如蘇共和中共等，都深諳欺騙之術。中共在奪取政權之前高喊民主的口號，發布各種親美的文章，不但令很多知識分子受騙、投奔延安，加入反蔣介石的合唱，而且連美國也停止支持中華民國，最終導致國民黨敗退台灣，而大陸則淪陷到中共手中。

之後中共開始系統地篡改歷史，將「萬里大流竄」的敗退逃跑，宣傳為「北上抗日」的長征；將躲在陝北坐視國民黨抗日的共產黨美化成「抗日戰爭的中流砥柱」；將中國人自相殘殺的內戰改寫為「解放戰爭」；將餓死三千萬人的人禍「大饑荒」扭曲成「三年自然災害」；將十年文革的責任全部推到「四人幫」的頭上；將「六四大屠殺」包裝為「平息反革命暴亂」；妖魔化修鍊「真、善、忍」的法輪功學員；將數十萬甚至或達數百萬人被勞教、被酷刑甚至被「活摘器官」的人權災難描繪成 「中國人權最好的時期」，並大言不慚地宣稱「中國是個法制國家」。

對外，中共「喉舌」媒體大肆輸出謊言，製造虛假新聞，欺騙國際社會，標榜其為「人民」服務，炫耀以犧牲生態環境和人民權益所換來的GDP的增長數字。面對外界的質疑，中共決定何時敞開國門、允許誰進來、讓他們看什麼、不能看什麼、可以或不可以與誰會面。另一方面，中共每年耗資100億美元，展開全面「大外宣」，以展現「軟實力」為名義，實則對外滲透紅色共產意識，將對內的嚴控延伸至海外，染指西方媒體的新聞自由，企圖動搖民主社會的根基。

在前蘇聯和中國，共產主義竊取了國家政權。而在歐美等許多自由國家，共產主義思潮也產生了廣泛的影響。例如，在這些國家裡，雖未出現共產國家的暴力形式，但是，其所實行的高稅收、高福利實際上也和共產主義思維一脈相承，即「合法」地搶劫財富。此外，在共產主義思潮嚴重泛濫的國家，大多出現經濟停滯、族群撕裂、背離傳統等問題。

六、反傳統和反人類的手段

共產黨的政治、經濟、法律和教育體制都是反傳統的。為了配合鎮壓，它經常採用的宣傳手法是：妖魔化某個團體，如地富反壞右、資產階級、修正主義分子、六四暴徒、法輪功修鍊者等，以此煽動人民對某個被打擊群體的仇恨。中共的文宣系統早已淪為「反人類」或「種族滅絕」的宣傳機器，它所宣揚的道德觀也是反人類的。

（1）經濟上的反傳統理論

在中國傳統社會裡，講究「君子愛財，取之有道」。人應該以勤勞和才智養活自己，做生意也要公平交易、童叟無欺。但是，「共產主義」的經濟政策，本質上都是「搶劫」和「變相搶劫」。即使在當今的正常社會裡，試問，誰願意自己的合法財產、辛勞果實被別人強行奪走？人們出於善良和同情，施捨助人，那是人性美好的體現，但是，一個國家政權或任何人若公然搶奪他人的正當財產，則違背了基本人性與天理。

時至今日，中共的各種強拆、對私企和外企高額徵稅、對道路橋樑等基礎設施收費、各種亂罰款、對自然環境的掠奪、對世界知名品牌的山寨和對外傾銷等都是「搶劫」思想的延續。

在西方社會裡，為了維護自由公平的競爭，法律必須秉持公義，因此即使需要制定新的法律，其核心價值也與這些國家的傳統道德和法律一脈相承。這也體現出，儘管經濟和社會形式在變化，西方國家的價值觀是穩定的、傳統的。

反觀共產黨的「搶劫」則毫無公義可言，這種共產經濟理論，無論是中國傳統社會或是現代自由社會都無法接受。

（2）「反人類」的道德觀

道德是衡量「是非善惡」的標準，因為來自神的誡命或者宗教經典，所以又可稱為「普世價值」。佛家認為人性中既有佛性、也有魔性，即善惡同存。正教信仰都是為了約束和去掉人的魔性，充實和增強人的佛性。當魔性盡除，人將回歸天國。人性中善的部分是與生俱來的，因此中國人把良知稱為「天良」。

而共產黨卻另外搞了一套道德體系，稱之為「共產主義道德」。「共產主義道德」的一個重要部分就是製造和訓練「仇恨」，如雷鋒所說「對敵人要像嚴冬一樣冷酷無情」。在奪權階段，共產黨需要製造對現有統治者的仇恨；在奪權結束後，需要製造民眾之間的仇恨以避免群眾團結起來形成對抗共產黨的力量。因此，毛澤東提出了「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理論」「階級鬥爭要年年講、月月講、天天講」「文化大革命每隔七八年還要再來一���」等等。

英國作家喬治·奧威爾在《1984》中描述了這樣一個場景：共產國家的人們每天中午11點，要集中起來舉行長度為兩分鐘的仇恨訓練儀式，對著屏幕上出現的黨的仇敵尖叫、咒罵，發泄心中的恐懼和憤怒。這個看起來荒謬的場景，六十多年來，其實一直在現實的共產國家裡以其它形式出現。文革時群情激憤的批鬥，呼喊「砸爛XXX的狗頭」，到文革後的「嚴打」，再到針對「六四暴徒」的抹黑，還有針對信仰「真、善、忍」的法輪功修鍊者的污衊。偶爾還會有民族主義的表演，諸如針對台灣、日本、美國和各種「亡我之心不死」的「反華勢力」的文攻武嚇，都與中共培植的「仇恨」息息相關。

共產黨每次運動必先煽動仇恨，通過宣傳機器將對手抹黑成「走資派」、「修正主義」、「黑五類」、「叛徒」、「邪教分子」等，為其鎮壓找藉口。同時也通過這種方式，系統敗壞人類的道德，泯滅人的同情心和冷靜的判斷力。不僅如此，還用「人人表態」的方式，讓每個人都沾上鎮壓的血債，至少是道義上的血債。

列寧說：「無產階級專政不是階級鬥爭的結束，而是階級鬥爭在新形式中的繼續。」 這表明共產黨的仇恨訓練必須持續不斷地進行。共產黨的各種政治運動除了製造恐怖之外，也在試圖摧毀人與生俱來的道德感，即摧毀良知。在共產極權體制下，一個嬰兒在出生後則必須在政治運動中被改造成為喪失惻隱之心、是非之心的「非人」。因此，中共宣揚「黨性」至上，扼殺人性，就是「反人類」。

（3）毀滅民族文化

上述分析表明，共產主義在經濟上是反傳統的，在道德上是反人類的，因此任何傳統的道德觀念都會對共產黨的政權形成威脅。所以，在暴政下，傳統文化作為道德的載體，無法幸免於難。人類史上最令人痛心的對文化的毀滅發生在中國──五千年的文化損毀殆盡。

中共在奪取政權後首先開始消滅文化的最精髓部分──宗教。在「鎮反」過程中大量屠殺宗教信徒，再派偽宗教學者打入宗教內部篡改教義。1957年，當幾大宗教相繼成立中共領導下的「宗教協會」後，中共在信仰層面的破壞工作取得了決定性的勝利。隨後中共開始在文化層面整肅知識分子，發動「反右」運動。

1966年，一批被無神論洗腦、在「紅旗」下成長起來的青年，從未受過傳統文化教育，正步入煩躁叛逆的青春期。這時，中共發動了從器物層面毀掉中華文化的運動，即一場遍及全國、狂飆突進的「破四舊」，由此拉開了「文化大革命」的序幕。平毀寺廟、焚燒佛經、毆打教徒、焚毀古玩字畫、砸爛文物遺迹、打倒文化精英。十年浩劫，文化巨難，民族之殤。

世界上沒有任何一個國家的政黨，像中共那樣污衊自己的祖先，否定祖國的歷史和文化。回顧十年文革，中共安排之系統、手段之恐怖、計算之精準、方法之惡毒，遠遠超過了普通人能夠理解和想像的範疇，這也驗證了「九評共產黨」的論斷──共產黨是邪靈。

結語

一百年來，共產黨在佔世界三分之一人口的國家中建立過政權。一億人被屠殺、被餓死，無休止的掠奪，無所不在的告密和恐怖統治，不斷地發動運動虐待人民，在自由社會裡這些悲劇何其荒謬？而在共產主義的狂潮中，它卻正當地發生了，每個共產黨執政的國家都難以倖免。

如今，大多數共產政權已經解體，只有中國和朝鮮等極少數國家仍在撐著一面「紅旗」。在這些國家裡，真相被掩蓋，讚歌仍高唱。紅色的土壤尚存，毒素依然會滋長。此時，務必審思：共產主義帶給人類的到底是什麼？

有些生活在自由社會的人，認為共產主義是一種出路、一個辦法，其實不然。實踐證明，共產主義的存在，毒害了很多國家，它不僅令共產國家的世代民眾飽受摧殘，而且侵蝕了西方社會的文明和道德根基。

「九評共產黨」指出，共產黨是邪教，是邪靈附體。共產黨在任何問題上都表現出狡詐，背地裡干盡壞事，使用了各種手段來破壞人類。共產黨因其撒旦屬性，利用人類的弱點讓人遠離傳統、背離神明，同時用各種欺騙手段麻痹人的良知，以暴力摧毀人的肉體和靈魂。共產黨反對一切傳統文化和道德，其根本目的是為了毀滅人。

因為共產政權百年來的虛假宣傳，共產主義意識形態在很多人頭腦里還留有印記，不少人看不清其本質與危害。在現存共產黨的國家裡，悲劇仍在繼續，共產黨的本質並沒有改變。尤其在中國，中共對「真、善、忍」的迫害已經持續了十八年。但歷史的車輪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人類的未來取決於自身在善惡中的選擇。

在動蕩、衝突、反思與期盼中，人類走到了巨變的前夕。面對紛繁世事、亂象迷題，真正的出路在於明辨是非、識別真相，在於回歸傳統、恢復道德。危害人間一個多世紀的共產黨，背後是魔鬼的化身，必須遠離和拋棄它。它帶給人類的，不是出路，而是絕路。

以上是大紀元編輯部2017年2月9日的特稿。

習近平，全世界的人都不同程度的被共產黨洗腦，到現在為止，對中共抱有幻想的人還很多很多，甚至認為經過清理之後，中共可以成為一個全新的黨組織，可以繼續在中國領導中華民族復興民族傳統。其實，這是一個幻覺。

我今天推薦這篇文章，是因為文章把共產黨的實質分析的如此透徹，令人茅塞頓開。共產主義危害整個世界，中國共產黨必須滅亡，其實它已經沒有幾天蹦達了。

習近平，給你總書記、「習核心」的地位，是為了讓你有從內部解體邪黨的能力，「從嚴治黨」只是從內部清理邪惡的一種手段和過程而已。解體中共，不管你做不做，它都會解體，因為這是天意。但是，你完成不完成自己的歷史使命，對你的永遠來說至關重要。現在看來，你必須跑步才能完成。(文/梁新)△

（人民報首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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